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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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新闻理论体系；新闻学学科特质；新闻学核心

【中图分类号】G210【文献标识码】A

一、现状：“新闻理论体系”问题的提出与探讨

“新闻理论体系”问题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新闻理论研究方面一个日渐凸显的学术话题。最早从一些学者对我国新闻理论体系学理性的反思开始(刘建明，1991：童兵，2000)，再到一些博士生的研究课题(沈莉，1998；陈作平，2005；唐远清，2006)，甚至到国家社会科学项目的立项(丁柏铨，2002)，直到目前一些新闻理论专著的最新尝试(杨保军，2006)，“新闻理论体系”问题的研究无疑正在形成一个阶段性的研究。

“新闻理论体系”问题研究主要关注的是1978年以来我国新闻理论体系的建构与发展问题，它可以分为两种研究取向，一种是试图描述我国新闻理论体系的范式转型轨迹，一种：是直接探究建构新的高质量的新闻理论体系。这两个方面又是相辅相成，互为依托的。对新体系的建构必然要对旧的体系进行反思和批判。现择其要者，可以概括这类研究的核心观点如下：

1、高质量的新闻理论体系建构标志着一个学科的成熟。

钟情于“新闻理论体系”问题的研究者普遍持有这样的观念，认为任何一个学科，当它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定阶段、一定水平的时候，都会开始进入到一种自觉地追求理论体系建构的阶段，特别是学科基础理论体系的确立，往往标志着一门学科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而这个新阶段，对我国的新闻理论体系建设而言，还意味着对全球化进程的参与。杨保军指出： “今天的世界已经进入一个全球化时代，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尽管文化差异是事实性存在，意识形态的争端也是不可否认的现实，各国的现实状况也有或大或小的不同，但人类面临的诸多共同问题，也促使普世的东西越来越多”。

2、对板块式结构自然思维方式的批判。

我国新闻理论体系建构最早始于甘惜分先生的《新闻理论基础》，其重点主要是探讨有关新闻的一般原理和新闻事业与现实生活、与群众和与党的关系等问题，初步奠定了板块式结构框架。后来我们的新闻理论虽然受传播学的影响，不断丰富发展，但基本上都不脱板块式结构的模式，并形成了新闻、新闻事业、新闻工作三大块的模式。刘建明先生认为这种结构模式有简单堆砌之嫌，陈作平指出这种建构方法属自然思维方法，认为“这种思维方式没有将把握新闻实践共相和对各种具体形态的全面统摄作为理论研究的最终目标，而是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将解决实践问题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放在第一位，主要是对局部经验的归纳总结和一定的逻辑分析来把握新闻活动的内涵”这种经验式和随机式的研究方法客观上造成了理论内部不断分解和切割使概念不断膨胀，同时又变得支离破碎，解释力度下降。

3、按照现代社会科学理论建构的要求，积极探求稳定成熟的高质量的理论体系。

所谓按照现代社会科学理论建构的要求，就是要使理论体系具有科学的推理脉络、清晰的逻辑起点、严谨稳定的概念层级和无可辩驳的结论。

追逐着上述目标，出现了一些代表性的成果。如童兵先生的《理论新闻传播学导论》一书，试图按照拉斯韦尔的5w模式建构自己的体系，“我的使命是沿着这一公式指点的路径，逐一说明传播系统中各个子系统的相应位置、功能及其相互间的有机联系。”再比如最近出版的杨保军的《新闻活动论》一书，以新闻活动为线索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包括新闻活动自身、新闻活动主体、新闻活动对象、新闻活动媒介、新闻活动原则、新闻传播规律、新闻活动界限、新闻活动环境等。陈作平先生则提出了新闻理念、媒介功能、媒介形态的结构路径。这些探索，无疑都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和价值。

二、反思：如何讨论新闻理论体系的建构问题

通过第一部分的分析可以看出，新闻理论体系建构问题的提出，主要是不满足于传统的自然思维方式统领下板块式新闻理论的建构模式，希望寻找到一个在全球化时代更具普世性和更为科学的理论框架。而这种科学的理论框架，在目前的探索来看，很显然就是直接以传播学框架为框架，不论是以5w框架结构还是以新闻活动为贯通，这里面体现的都是一种传播学的结构思维和过程思维。

这里就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传统的板块式新闻理论体系真的就一无是处吗?板块式新闻理论体系的历史合理性在哪里?二是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区别到底是什么?可以以传播学的框架取代新闻学吗?

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板块式新闻理论体系的建构方式固然有其经验把握的随意性，但作为人类实践经验的提炼升华，自然也有其现实逻辑的依据。甘惜分先生后来在其主编的《新闻学大辞典》中把自己的理论体系概括为一个逻辑起点和两个三角。一个逻辑起点就是“新闻”，两个三角则是“新闻――传播者――受众”这个小三角和“新闻控制者――广大受众――不断变动着的现实世界”这个大三角。这种三角理论模型正反映出一种在关系中把握新闻的思路，是我们在未来的理论建构中需要继承的精神遗产。板块式新闻理论体系的另一个优势是非常适宜新思想的嵌入。在新闻理论范式转型的过程中，新的思想创新可以以一个个新板块的形式添加进去，从而形成一种“转型新闻学”的特殊样态。李良荣的《新闻学概论》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它不以所谓的理论体系构建为要旨，却以新闻学基本概念的传达为追求，以对最新的新闻理念的把握为要务。而这，正是板块式新闻理论体系的历史合理性之所在。一批学人不主张对新闻理论体系进行过早的建构，其原因也正在于此。

其次关于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区别问题。有人认为在西方不存在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区别问题，认为这是一个纯中国式的伪问题。但这正是中国独特的理论语境下所产生的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大问题：当西方希望通过报刊市场化和大众化解决了新闻的职业化和专业化问题，并在新闻理论体系中牢牢奠定了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地位的时候，传播学才形成，并以其强大的理论张力形成对新闻学内容的丰富。我国的新闻理论体系正相反，它需要借传播学的科学性来消解理论中的僵化的意识形态内容，而后再来确立新闻专业理念，而此时的传播学并不能提供这方面的内容。所以从理论上弄清楚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区别问题，就成为我们考察新闻理论体系建构的起点。

我们认为，传播学的学科特质是结构性、交叉性和开放性，也就是说，传播学讨论的是人类传播行为的社会结构性存在。具体说来，它是在社会学结构论的支持背景下，把传播作为一种

社会的结构来研究的。同时，传播学理论也是以5W这样一种结构性过程模型为基础来建构的。也正是由于传播学的这种结构性特征，才衍生出了传播学的多学科交叉性和开放性，它几乎向所有的社会科学领域开放，形成了十字交叉路口的现象。

新闻学的学科特质则是主体性、理想性和实践指向性。在传播学出现之前，传统的新闻学是在新闻业走向专业化、职业化的过程中形成的，它从新闻实践的经验中概括提炼出自己要研究的问题，主要是关于记者编辑操作规范和媒介组织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两方面。传播学出现并成熟后，对新闻学最大的贡献就是提供了一个科学的信息传播的理论基础，使新闻学摆脱了前科学的经验性研究状况，并把新闻学的逻辑起点确立为新闻信息，新闻信息的需求、生产、消费、分配和控制构成了新闻理论的逻辑演绎脉络。在我国，传播学更是具有直接的解放意义，传播、信息、受众等概念丰富了新闻的定义，并使新闻与宣传的区别成为可能。但这并不意味着传播学可以取代新闻学。新闻学属于专业应用学科，其核心是对新闻从业人员进行的专业化、职业化理念训练，尤其是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专业训练。所以，它是围绕着双重传播主体(记者编辑／媒介组织)而展开的关系研究，如果说传播学是5W模式的过程框架，新闻学却是以两个主体为顶点的关系框架，同时，新闻学中还含有传播学中所不强调的核心价值内容――新闻专业主义以及对新闻实践直接有指导意义的操作原则等内容。

所以，讨论新闻理论体系的建构问题，其根本原则是要尊重新闻学的学科特质，在这个前提下，既要保证理论体系建构的科学性，又要保证理论体系建构的简约性。

三、建构：“新闻学核心”模型图

通过第二部分的分析，我们确立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区别所在，并指出应该在尊重新闻学学科特质的前提下建构新闻理论体系。这就排除了那种把新闻学扩张为传播学或把新闻学扩张为媒介经营学和操作学的建构取向。这多少有点类似于宁树藩先生建议把新闻学区分为本义新闻学和广义新闻学的思想。但本文更愿意把这种建构取向称为“新闻学核心”建构，并用下面的模型图予以演示： (见下图)

在这个模型图中，新闻学核心由新闻本质论、新闻关系论和新闻理想论三部分构成。在新闻本质论中，主要解决新闻的本质是信息，新闻的起源是人类信息交往的需要，信息．的需求、生产、消费、分配与控制是形成新闻、新闻事业主要关系的逻辑脉络这类的问题。其知识背景是传播学的基础理论思想，如传播观、信息观、新闻生产观等。在新闻关系论中，主要包含六大关系和六大命题。六大关系是记者(新闻)－事实、记者(新闻)－受众、记者(新闻)－媒介、媒介组织－政府、媒介组织－公众、媒介组织－商业，六大命题就是新闻事实论、新闻价值论、新闻形态论、媒介属论、媒介体制论和媒介生态论。新闻就是在这些主要关系构成的社会场景中的实践呈现和功能施展。新闻理想论则是指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包含客观性原则和新闻自由理念)。它是新闻事业合法性的根本来源。

四、结语

一直以来，对新闻理论体系的研究有一种复杂化的倾向和对传播学的盲目崇拜，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确立起新闻学的学术地位。这未免走入了误区。传播学理论对新闻学理论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使得传统新闻学中呈零散经验状态的研究在结构性思维的统摄下聚合成了一个逻辑性非常强的体系，具备了一个更广阔的信息传播的结构性知识框架，从而大大提升了新闻学的逻辑性、科学性和学理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传播学的框架可以直接成为新闻学的框架，传播学的结构性思维特征只能潜隐地渗透在新闻理论体系的建构中，作为一种底色而存在。而且，正是由于传播学的存在，新闻学的学科特质才被更集中地凸显出来，而且这种学科特质最终体现在“新闻学核心”的理论建构中。

第2篇：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范文

一、研究人员和教学人员的更替

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进行和发展，新闻传播界的研究人员也在断的更替。旧的研究人员不断退休，以前的老教师也开始逐渐离开教学岗位，新老人员的更替为新闻传播学的发展制造了新的契机。一批新的研究人员和年轻教师开始走上工作岗位。他们陆续接替先前一批工作人员的工作，在他们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不断进步。在新一代年轻研究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各高校的新闻传播研究出现了一批丰硕的成果。年轻的一代作为各高校新闻院系和新闻研究的主创人员，他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视野更为开阔，知识结构较为合理，科研成果也将更为突出，为新闻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随着经济发展，新闻学专业开始在各高校普遍建立并发展，但是在发展的同时，由于基础设施和高质量新闻传播学教师的缺乏，其配套发展仍有很大的难度。

二、近年新闻传播学研究的重大进展

数套传播学的译丛(数十本)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的连续几年内陆续出版了，这对这回影响和促进新闻传播学研究和新生代的持续发展。当前来看，我国新闻处奥博教学的应用教材多为翻译版本，而且这些翻译教材大多来自国外教材。传播学研究方法的研究开始受到重视。随着学术会议和交流增多，传播学论文数量和质量也大有改观。在高校各新闻传播院系中，传播学发展成果显著，作为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基础课程的地位己经得到确立。许多受到传播学界认可的教材被积极引进，并得到广发应用，这些教材多为国外教材，国内自己的研究性著作极为匮乏。随着传播学的快速发展，与传播学相伴而生的传播学批判学派也开始出现，批判学派的研究获得发展，符号学、舆论学随着批判学派的发展也有所进步。

三、发展新闻学研究的重大进展

《中国新闻事业通史》陆续出版，这是中国新闻史中提综合研究的丰硕成果，这一成果已经得到了业内的公认，并且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新闻史的个案研究在今年来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很多高质量的研究论文不断展示给大众，研究发展蓬勃进行。中国新闻史的个案研究促进了新闻传播思想的研究，各个时期的新闻传播的研究思想都在这个时间段得到了新的重视也研究，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随着最近你年来的各项发展，成套的新闻传播学教材在各主要高校的新闻传播院系出版或重新出版，这些教材注人了较新的材料和思想。随着新世纪的到来，研究人员在回顾历史、拓展研究的基础上出版了一些成套的历史性研究著作，这对于总结过去，继往开来有重要意义。

四、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融合

较强的使用性质和较弱的理论色彩是传统的新闻学研究的一大特点。现在的新闻学研究范围广泛，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报学。一切与人类相关的食物和活动中都贯穿这传播学，传播问题散发在各个学科中。新闻学和传播学在学科管理上有着众多的共同点，在学术研究中，会有很多的相同性，在学术活动中已很难区分，或者说区分的必要性已经很小。新闻学和传播学的融合已成定局。

第3篇：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新闻学；传播学；国际新闻传播；国际传播

一、国际传播研究的现实状况

国际传播是一个年轻的、正在发展的、充满活力而又具有迫切现实性的新兴学科。

从国际方面看：国际传播的最初研究起源于美国。60年代末，国际传播作为一个学科在美国开始得到了承认。1971年，位于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率先开设了国际传播的硕士学位课程。70年代，国际传播研究走向国际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推动下，成立于1957年的联合国下属的教科文组织国际大众传播协会，于1978年设立了国际传播分会，作为其12个分会之一。随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先后组织出版3本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1981）、《世界交流报告》（1989）和《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1997）。1994年，国际传播分会开始出版自己的会刊《国际传播》，每半年出版一期。在每年召开一次的国际大众传播协会的近几次会议上，国际传播成为最热门的论题之一。

与此同时，民间的研究自8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在我们不完全的资料收集中，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就有十数种。如：《组织中的国际传播》、《国外新闻和世界信息新秩序》、《全球信息与世界传播：国际关系的新领域》、《二十世纪的国际新闻播报》、《传播的国际百科全书》等。90年代以后的研究著作更多。例如：《国际传播中的现实议题》、《全球新闻业：国际传播的历程》、《资本主义与传播：全球文化和信息经济》、《超越国家：90年代的国际传播》、《国际传播与全球化：批判导论》等（以上见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书目）。笔者发现，国际传播的研究以美国领先，大部分的著作也多出自美国。这一点显然与美国是一个国际传播大国，掌握了世界传播信息量中相当大的比重有关。在目前世界排名前10位的媒体集团中，美国就占了5家。

从国内方面看：在我国，国际传播的研究可以说刚刚处于起步阶段。1982年传播学才通过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介绍到中国。同年年底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新闻研究所召开了第1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5年复旦大学成立了高校第1个传播学研究机构“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1986年，在黄山召开了第2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8年，在北京，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进行了第一次社会舆论调查。经过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低潮，1993年在厦门召开的第3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确定了传播学本土化的方针，1995年在成都召开的第4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拓开了传播学更广阔的研究领域，1997年中国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对传统学科体系进行调整，传播学开始被并入原来的一级学科新闻学，称新闻传播学，下设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在传播学20年的引进、介绍、研究和本土化、实用化过程中，国际传播是发展最晚的一个分支领域，直到90年代末，才在各个高校和研究所成立专门的教学与研究机构。目前在北京初步形成了以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传播研究所等几家为主的格局。在国内传播学一百多本著作上千篇文章中，有关国际传播方面的论著只占很少的一部分。目前，我们查到的国内以国际传播为题的中文书只有3本，一是北京广播学院院长刘继南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论文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二是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院长蔡帼芬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与对外宣传》（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三是译著，即美国罗伯特·福特纳的《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及控制》（华夏出版社2000年）。有关的文章也不是很多。经初步分析，我们发现，这其中，从大的方面讲，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的研究集中在国际关系与大众传播、对外宣传与国际关系及对传播学的译介方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研究则集中在对策论、国外舆情分析、焦点问题报道等实用化内容方面。该研究中心出版了60期舆情分析报告并成立了阳光论坛，建立了自己的网站。

笔者认为，刚刚起步的中国国际传播学研究还存在许多弱点，大致说来就是研究的玄化、泛化、空化和术化。所谓玄化是指在传播学的介绍、引进过程中偏重引经据典、直译许多国外名词而缺乏对文本的中介转换，造成概念混乱，这种做法显然不利于这门学科的清晰化和本土化。泛化则表现在研究的平面化，不界定学科边界，不限定学科内容；而是把一切现象都往传播学里面装，似乎一切人类文化现象都是传播现象，一切跨越了国界的信息交流都是国际传播，结果使研究目标无法锁定和深入。空化是我们过去政治化研究传统的延续，在缺乏实证研究、量化研究、具体研究、微观研究的基础上空发议论，有的只是生拉硬套某种哲学理论，结果背离了研究的科学精神。术化则集中于对策研究，一切以实用化为目的。当然，如果的的确确搞“术化”，那应该是先基础（术）、再理论（学）再运用（学术），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从乐观一面看，尽管存在许多弱点并且刚刚起步，但国际传播学仍然是一个充满希望和前途的新兴学科。恩格斯告诫我们，“历史过程中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一旦社会上产生了某种需要，那将会比10所大学都更能推进研究的深入。国际传播发展的两大背景是人类社会的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化、以及大众传播的兴起和传播分化。这决定了国际传播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已经而且必将继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对国际传播学进行深入研究是时代的任务和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国际传播学的学科来源

国际传播并非无本之木。其学科来源，大约有3个方面。

国际传播来源之一是传播学。传播学是一门起源于40、50年代，成熟于60、70年代，并在80年代以后得到了巨大发展的新兴学科。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目录中，有关传播学的英文著作就达4000多种。从体系上看，传播学研究包括传播定义，人类传播史，传播符号、过程、结构，传播方式和媒介，传播受众和效果，传播制度与控制，国际传播和全球传播，传播学流派等内容。传播学本身就是来源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新闻学等多种学科的一门新学科，在发展的过程中又加入了控制论和信息论等新元素。从理论上看，现在形成了注重研究过程、以实证为特点的美国学派和注重研究后果、以理论批判为重点的欧洲学派。传播学与国际传播的契合点主要在政治方面。日本学者鹤木真曾把国际传播定义为“以国家社会为基本单位，以大众传播为支柱的国与国之间的传播”。另一个日本学者生田正辉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国际传播的首要特征，是它与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是一种由政治所规定的跨国界传播”。由此而来，国际传播研究的重点在于国际传播内容的价值问题、信息与问题、文化霸权问题、信息全球化及国际信息秩序问题等方面。这些课题对国际传播中的宏观问题和理论问题赋予了较大的注意。

新闻学是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二。它发韧于报刊出现后的18世纪，在19世纪末新式新闻的崛起中初步形成。20世纪上半期出现了种种有巨大影响的新闻学理论，20世纪50年代以后又开始融入了大众传播学，形成了新闻传播学。新闻学包括新闻学理论、业务和新闻传播史三部分。作为应用学科，新闻学的业务部分是一个更庞大的学科分支，大大多于、强于其理论部分。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在于新闻的业务实践从一开始就包括国际新闻部分。

然而，笔者所见，国内学者包括新闻界对国际新闻的认识存在模糊不清、界限不明的现象。国际新闻似乎是指与国内新闻相对的那部分内容，即属于“国际方面的消息”那一类。同时，面向国外的新闻报道及其他传播活动则被看作是对外宣传。其实，从国际传播的角度来看，国际新闻应该指跨越了国界的新闻，并不仅仅是来自国外的新闻，也不仅仅是对外宣传，而是双向互动的新闻。

从历史上看，在新闻报道的内容中，国际新闻从一开始就占据了较大的比重。大众报刊兴起后，国内新闻、地方新闻逐渐夺走了国际新闻的地盘。但是即使在新式新闻到达顶峰的19世纪末的美国，国际新闻仍然稳定地占据着相当大的新闻比重。随着20世纪初世界体系的形成，国际新闻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有时稍有增减。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国际新闻，实际上属于国际传播范畴；而且可以说，国际新闻是国际传播的主要组成部分。对国际新闻的认识，是国际传播学出现的基础。在新闻史中曾出现过政党报刊、言论纸向大众报刊、新闻纸转变的过程，在国际新闻传播的历程中也同样遵循这样一条轨迹。在新闻史早期，国外新闻报道主要发生在民间（即传播者主要为民营办报人）。进入20世纪后，随着国际社会的形成与竞争的激化，国家开始成为国际新闻的重要传播者，国际新闻开始明显地表露出其政治性和实用性。这时国际新闻的首要特征就是宣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各国主动认识并开始运用国际新闻进行宣传的重要时期。一战以后特别是二战之中，这种认识和运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冷战时期，这一传统得到了延续。到了20世纪末，国际新闻的宣传特征才在表面上有所减弱。

总之，国际新闻是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点，其重要特征表现为政治性和实用性。英国新闻界泰斗北岩勋爵曾任英国一战时期对德宣传总监。传播学的创始人拉斯韦尔早在1927年就出版了《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早在1931年出版的关于国际传播的两本书《国际传播：美国的态度（Calrk,Keith,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theAmericanAttitude,NY1931）、《国际传播：语言问题论文集》（HerbertNShelton,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SymposiumontheLanguageProblem,London1931），也都涉及对外宣传问题。于1984年出版了第一部中文《国际传播》专著的台湾学者李瞻本人也是一个新闻史学家。由于国际新闻只是新闻中的一个现象，对外宣传是一个实际操作问题，加之新闻学本身又是一个实用性的学科，所以在新闻学的论著中，鲜有详论国际传播者，有的也只是强调其宣传功能。所以从新闻学演化而来的国际传播研究，其侧重点主要在“术”的研究，即宣传技巧、效果以及对策研究。但是按现在我国的学科分类，国际传播要在新闻学和大众文化事业中去查找，这虽能表明国际传播与新闻学的渊源关系，但严格说来这种学科界定并不科学，也不太符合现实需要。

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三是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学最早就是国际政治学。一战以后政治学由传统的历史比较分析转向现实主义政治，于是国际政治学逐步转化为国际关系学。20年代后，现实主义政治学占据了主流。二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开始滥觞，国际关系学也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了。国际关系学包括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现状及控制、国际关系理论等几个方面。国际关系学是一门“能够帮助人们理解、预见、评价乃至控制国家间关系和国际现状”的学科。它包含两个研究层面，一是双边和多边层面的国际关系，二是宏观国际关系体系。国际关系学关注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作为国际基本行为体的利益、力量、外交战略，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国际关系的体系与结构、动力与控制及演变和预测等。国际传播在国际关系的微观和宏观层面都是重要因素。西方国际关系学者是在60、70年代开始从国际关系角度进入国际传播领域的。这一时期行为主义在国际关系学中占据了主流地位。行为主义试图从可观测、可控制的国家行为出发，建立一种“精确”和“科学”的国际关系学。创造了国际关系学分析模型的美国学者卡尔·多伊奇，在60年代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中，建立了国家外交决策系统和国际一体化的控制系统，其中大众传媒和民间舆论传播的通讯交换和控制在这一模型中占据重要地位。罗伯特·诺斯则在国家间信息传递的媒介模型之上建立了内容分析和决策心理分析理论（ContemporaryPoliticalAnalysis,1967）。所谓内容分析是总体分析，就是通过对大量的国际信息进行数据化处理和分析，直观地把握国际体系；所谓决策心理分析则是个体分析。理查德·梅里特着重在国际传播的过程和内容方面做文章，建立了包括政府行为体、非政府行为体和文化交流在内的国际传播三元交叉模型（CommunicationinInternationalPolitics,1972）。后来，一些学者进行了不少媒体与外交、舆论与对外关系的专题研究，创立了“公共外交”（PublicDiplomacy）研究领域。当然还有一些学者试图从大众传播和国际关系这两个不同的学科角度来搭建相互关系（如台湾学者周莉音《国际关系中国际传播之角色》，黎明文化公司1985），但总有些缺乏深度、缺乏理论贯通性的感觉。在近年来从国际关系学角度进行的国际传播的研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国家行为个体、国家力量及力量显示方面，有人认为传统的国家力量研究，其定量分析仅仅集中在基本实体、经济能力、军事实力和贯彻目标的意志力几个方面是不够的；应该而且必须加上国家的信息能力，包括信息的收集、整理、扩散及控制，因为信息能力也是一种重要的国家力量。二是在国际关系整体及全球化问题方面，有人认为必须加入国际传播因素。在当代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如果缺乏国际传播体系，那是非常不完整的，因为国际传播体系也是国际关系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国际关系角度出发研究国际传播，能为我们从理论和实际、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理解国际传播提供不少有益的帮助。

从以上国际传播的3个学科来源看，国际传播是一个交叉性的学科，它与上述3个学科都有渊源关系，又不完全直属于其中任何一个。其多学科性、交叉性恰恰符合当代社会科学综合化与学科分化的一般趋势。

三、深化国际传播研究的思考

对于深入推进国际传播学的研究，我们认为至少有4个方面的工作要做：国际传播的本体论研究、国际传播史的研究、国际传播“术”（技巧）的研究及国际传播学科体系的理论研究。

国际传播本体论要解决国际传播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国际传播的定义问题。我们可以说传播学研究“社会信息的传递和信息系统的运行”，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研究“国际间社会信息的传递和系统运行”?我们可以说新闻学研究“对新近变动事实的传播”，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对新近变动的国际事实的传播”，或者说是“对新近变动的事实的跨国传播”?我们可以说国际关系学是研究“国际关系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研究“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应该说上述说法都有道理，但未必全面准确地反映了现实。

在传播学的体系建立过程中，美国学者拉斯韦尔提出的5个W的体系模式很有创建性，为传播学界所广泛接受。但实际上国际传播在每个W的具体定位上都存在分歧。如在传播者方面，有人认为应该主要是指国家或国家的组织，有人认为还应包括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有影响力的个人，还有像梅里特，则提出了三元模式。在传播内容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国际新闻的传播，有人提出政治、经济和文化信息的三分法，还有人则认为应该包括一切信息。在传播工具或渠道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大众媒介，而且重点是电子媒介；有人则认为应包括人际交流的一切方式。在传播受众方面与在传播者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样，有人认为应该有特定的传播对象；有人则认为凡是面向国际社会的传播都是国际传播；而所谓国际社会，就是没有国界的社会。与上述诸方面相比，可以说国际传播在效果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最多，而且效果研究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但是，同样在这一方面，“公共领域”理论、制码解码理论、“议程”设置理论、“文化霸权”理论都在大行其道。很明显，只有对上述的分歧和争论进行梳理和明确化，才能建立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论认识。

国际传播史是对国际传播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基础。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其综合性。恩格斯说过，我们只知道一门科学，这就是历史学。一切现代社会科学都是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的，一切现代学科的建立都离不开对该学科所探讨的社会现象的历史考察。对国际传播的历史考察也是我们必须做的工作。而这方面的研究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例如关于国际传播的起源，有人从国际关系学角度出发，认为国际传播始于16、17世纪近代国家的出现和国际关系的起源，这种说法忽略了传播业的内在发展。有人从媒介发展的角度看，认为国际传播源于1835年哈瓦斯通讯社的成立和电报的出现（李瞻《国际传播》1984，福特纳《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与控制》2000），这种说法又忽略了在此之前报刊的作用。还有人则从国际政治角度考察，认为国际传播发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的战时宣传，这种看法显然比较狭窄。在众多新闻史著作中，有关国际新闻史和国际传播史的研究不受重视，往往被挤在对外宣传的角落。实际上，考查国际传播史的起源与发展应考虑其本身内在的规律，并应综合社会相关因素进行综合研究。

第4篇：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范文

在媒介高度融合时代,新闻传播教育哪些必须改变,哪些需坚守不二

当今媒介融合已成为传媒业界的热门话题,也是我们传媒教育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在当下中国,一谈到新媒体,我们的传媒教育可能就会考虑开设诸如网络、动漫设计等专业。这当然是需要的,同时全世界新闻传播教育界似乎也都呈现这样的趋势。但一定要认清新闻传播教育安身立命的合法性存在根基,处理好“变”与“不变”的关系。

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迪恩・米尔斯教授认为,新闻教育无论怎么演变,但有一点不能变,就是要秉承自己院系的传统,秉承新文学的传统,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特质,因为新闻学院和传媒学院的媒体有各自不同的标签,但是他们最好的标签都应该是秉承新闻界的传统。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李彬认为,新媒体时代要求我们新闻教育做出一些变化,譬如课程设置、教学形式、专业规划、培养模式等,但对于优秀的传统教育应该保持不变,即以下四点应该是持久不变的:一是政治觉悟,诸如政治胸怀、政治境界、政治眼光、政治责任等,都是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新闻人坚持的;二是文化素质,尤其文史哲等人文学科的积淀;三是实践意识,无论是在教学还是科研上,都要坚持实践意识;四是国际视野,新闻人要有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世界视野。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以锦认为,与具体的新闻传播技术相比,观念显得更重要。如果我们的传媒教育只是就技术解决技术问题,不拓宽学习的领域,就无法提升传媒大学生的层次。“传媒大学生不是新闻技工”。我们不能把我们的新媒体专业变成“新闻技工”的培训场所,因为这与大学精神背道而驰。

上海大学影视学院副院长戴元光则更是尖锐指出,传媒技术在瓦解新闻教育。把学现代技术作为新闻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应当受质疑的。以游戏动漫专业教育为例,一方面我们千百万父母为子女沉溺于游戏而揪心,另一方面我们又在热火朝天地发展游戏动漫教育。新闻是简写的历史,新闻记者是记录历史的,但却不懂历史,也不尊重历史,甚至在歪曲和玷污历史,这是我们当下新闻教育改革尤其需要反思与警醒的地方。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段京肃、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院长吴飞、香港珠海学院新闻传播系主任皇甫河旺、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董天策等均对新闻传播教育价值理性与人文主义精神的缺失表示出了强烈的关注与焦虑。

在新闻传播学系群雄并起的时代,是追求办学的大而全,还是突出自家特点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宋超认为,当前以互联网、移动媒体等为代表的新媒体所带来跨媒体、跨产业、跨国界、跨地区融合的全球传播新格局,是对媒介融合的进一步推动,作为现实社会中,包括各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传播教育同样是要进一步加强交流、加强融合。在交流中体现融合非常重要,差异性文化的互补度更高,不同的经验和基础也同样可以受到启发和激励,但融合的目的是为了形成自身的办学特色、教学个性,从而增强不同新闻院系的比较优势。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苏钥机提出,新闻传播教育没有必要四面出击,搞全面开花,各个新闻院系要结合自身资源、规模、特长、地缘等要素,给自己一个比较恰当的定位,根据院校的传统、使命、愿景、奉献等来做一些实际的安排,每一个院校在教育改革中一看自己的情况,二看社会的要求等,自己选择自己的位置,自己有自己的风格,按实际情况发挥自己所长,力求自己的进步。像美国久负盛名的哥伦比亚新闻学院,其基本上是以新闻实务教学为主,研究是有,但并不是很主要的,有一点大众传播,但焦点还是在新闻方面;而同样知名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安尼伯格传播学院,其研究偏重一点,主要是理论的,实务基本上没有,新闻传播教育办得也很出色。

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胡正荣所作的“新闻传播教育的特色化生存”的发言更是引起了大家的共鸣。他认为,目前中国高校800个新闻传播的院系都面临着“千校一面、千院一面、千系一面”的问题,大家的课程设置都是“老三样”,培养出来的学生也几乎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我们必须认识到要想真正建立一流的高等教育体系的话,最重要的是如何把中国的教育办成有高水平的,但又是有特色的教育。结合中国传媒大学的办学情况,胡教授阐释道:“怎么走一条特色化的道路,就在中国的高校里面来说,我们的新闻传播教育如何跟中国传媒大学、跟复旦大学、跟武汉大学区别开。我们培养出去的学生如何让大家知道是中国传媒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这里面两个重要的目标:如何去回答你现在面对的服务对象提出的理论问题,这个就是去解决你、引领你方向性的学术研究的学科;再一个就是你如何去回应现实的走向,现在的媒体变化非常快,如何回应现实的走向,这就使得你课程结构的设计、专业结构的设计,包括学生的培养方案可能都要设计一个面向实践的、相关度非常高的培养方案。”

在数字化媒体异军突起语境下,是培养模式与课程设置的抱残守缺,还是与时俱进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媒介系主任查理・H・贝克特教授在《网络媒体下的新闻教育》的发言中首先指出,现在我们正站在新闻学的关键点,政治和经济的改革正在加速,新闻学的教育也应该反映这种变化,并且参与到变化之中;接着他分析,“现在新兴新闻业有两大特色,首先是公众的参与……现在,公众可以参与到各个角度的新闻制作,可以和专业的新闻从业人员一起合作,或者是单干。第二个是连接性,现在每样东西可以通过网络连接,他们可以分享、传送自己的一些想法和制作……记者不再是守门员了”;最后,他主张,新闻教育是要不断地挑战新闻业者所扮演的角色、他们的价值以及新媒体的本质,敢于在传统培养模式与课程设置上不断突破陈规。

作为一种呼应,香港浸会大学传媒学院新闻系主任黄煜也比较看重技术因素对新闻教育构成的挑战,他呼吁应尽快“设立一套共通的学习成果架构及国际认可标准”,以使复合型/全能型新闻人才脱颖而出。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院长张国良认为,新闻教育改革方向就是拆除学科之间的壁垒和樊篱,致力于学科间的融合和共同发展。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院长严三九则是通过对上海新媒体行业的调查研究发现,高校相关专业的课程体系无法适应高速发展的现代传媒业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他吁请注重新技术的研究应用与创新性传媒人才的培养。郑州大学的董广安教授提倡将“教学途径”与“非教学途径”相结合,培养实用性新闻人才;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李建伟建议推行“3+N”传媒人才培养模式,使新闻学系毕业的学生都能学有所长,独当一面。

另外,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的赵心树、南洋理工大学传播与信息学院的本杰明・希尔・蒂伯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石义彬、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张铭清、深圳大学传播学院的吴予敏、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方晓红、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白贵、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的蒋晓丽等众多学者和院系负责人也都结合各自所在单位的办学状况,强调了办学特色的重要性。

新媒体时代,新闻传播院系的教育改革是“各自为政”,还是“合作共荣”

密苏里新闻学院院长迪恩・米尔斯认为,当前随着以报刊、广播、电视为教学样本的传统教学模式的日渐滞后,新闻学院要想知道如何让教育变得更加富有成效,除了与商界新闻业合作,推广、使用新的技术来更好地服务于广大民众外,还要与其他国家,譬如与复旦有机会展开合作,以探索新的方式来写新闻。

东京大学情报学环学环长石田英敬在其题目为《东京大学“情报学环”的目标》的演讲中,更是“从四个方面(新世纪知识方面的转变;技术革新尤其是通信技术的发展;对于大学以及知识和社会关系的重新定义;亚洲新时代的到来)阐述了新闻研究和教育必须打破国界“被连接在一起的”的重要性,他认为,生存在同一个历史当中,我们必须共同地去努力解决所面对的同一的问题,“所有全世界的同仁们,亚洲的同仁们,我们在研究和教育共享的世界的过程当中,希望各位能够一起为推动新闻学的研究和教育作出应有的努力和贡献”。

莫斯科国立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艾夫根・扎特斯耶夫在追忆了与中国传媒大学、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等一些成功合作历程后,提出希望在面向21世纪的项目当中,他们能够有更多的进步,能与从北京、复旦和上海大学来的各位专家学者进行多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复旦大学童兵教授在论坛上提出了复旦新闻学院的“两个期待”(期待与国内外兄弟院校的合作生生不息,并且在广度和深度上有新的发展;期待与相关学术刊物的合作,在新的学术语境下有新的拓展),一方面为复旦新闻学院的发展勾画出了美好愿景,另一方面实际上也表达了很多与会学者的期盼。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李震积极回应童兵教授的“期待”,他结合陕西经济穷省、文化大省的具体实际,提出“向西部取资源,向东部取人才;紧扣社会需求,强化实践教学”等多项自我发展规划,并吁请与东部像复旦这样的知名新闻院系展开全方位合作,他的这一愿望得到兰州大学、西北大学、民族学院、新疆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等西部众多新闻院系的同仁的较大认同,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有利于中国新闻教育水平整体提升,才能最终实现中西新闻教育“并驾齐驱”的发展态势。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姜智彬教授更是提倡国际间新闻传播教育互动互助的重要意义,并希望与世界各国知名新闻传播学院系交流机制长期化、惯例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代表了大多数学者的共同愿望。

当代中国社会以媒介社会的深刻转型向今天的媒介教育提出了挑战,在以互联网带动的数字化媒介下,传统的界限日益模糊,出现了网络融合、内容融合和终端融合,这种融合的趋势可谓浩浩荡荡,给整个传统新闻传播教育模式带来致命性的冲击。教育的最终指向是实践。新闻传播教育面对媒介融合这一传播实践该如何挑战、如何应对,已成为各国新闻传播教育者无法回避的课题。相信,复旦新闻学院借庆祝自己建院80周年之际,举办的这场为期两天的“全球知名新闻传播学院院长论坛”,一定会为今后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为未来合格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起到建设性、启示性、指导性作用。

第5篇：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高校新闻传播学教育研究

新闻传播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中的地位，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突出和重要，高校新闻传播教育为新闻传媒业的健康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巨大、直接与明显。新闻传播事业在中国，已成为联接新闻信息产业和以高科技为特征的传播技术产业的桥梁，不仅有其经济效益，而且有着重要的社会效益。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迅猛发展，给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研究带来了重大的契机。

一、新闻传播学的发展特点

1．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融合。传统的新闻学研究有较强的实用性质，但理论色彩较弱。传播学被引入新闻学界以后，许多传播学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已成为新闻理论研究的一部分。新闻学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学报，它包括广播电视、网络传播等各种传播媒体或形态，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的内容，以及广告、公共关系、媒体经营的研究等等。

这种融合不仅是原来两个学科的融合，而且与传媒活动相关的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例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法学、经济学等等，也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融合，新传媒的研究发展迅速。

2.传媒经营、新闻法治与职业道德成为新闻传播学的研究热点。近年来，中国的传媒处于大整合的时期，各媒体不再仅仅是党的机关报或国家的广播电视台，也是经济实体和利益单元，报业和广电业的集团化，传媒之间的竞争内地传媒与境外传媒的竞争，都要求各媒体的负责人懂得传媒经营。把受众接受传媒作为消费行为的研究，将传媒娱乐视为经营策略考察也纳入了传播经营的理念之中。

随着中国传播业近几年的急速膨胀，传媒每日每时与社会发生互动，矛盾冲突的频率上升，新闻官司增加，社会对传媒职业道德不规范的指责增多。因此，传媒业自身的法治建设和职业行为的规范化，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近几年，该研究扎实而有成效，涉及新闻官司的各个方面，从各种新闻侵权现象到著作权问题，从隐性采访到隐匿权、更正与答辩，就论证的范围而言已经相当全面而完善。

3．舆论监督的内涵发生变迁。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广播电视，特别是电视（包括卫星电视）的发展速度和规模空前。有的学者从行政、综合市场、专业市场三个角度看中国电视产业的市场格局，指出中国电视产业的三人发展趋势：政府导向让位于市场导向；民营电视业将成为市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电视资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时进行，形成区域性传播中心。

目前，舆论监督成为与新闻理论、新闻法治和职业道德相关的一个重要学术课题，并涉及到了社会学、政治学和公民权利的研究等等。中国的新闻学从传统的党报理论转向一般新闻学理论，其背景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环境变化，“舆论监督”的内涵发生了变迁。

二、现阶段高校新闻传播专业教育特色的研究

中国的新闻传播教育已具备相当的规模与条件，也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只要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看问题，坚持以开拓创新的精神办实事，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新局面一定能够开创。

现阶段高校新闻传播专业教育的研究当中，关于教育特色的研究最为重要。怎样形成高校新闻传播专业的特色呢？首先，要充分依托自己学校的特色，根据自己学校的性质地位和特点来办专业。这样才能把专业和学校紧紧融合在一起，充分集中和整合学校的所有学科的优势，扬长避短，突出自己专业的特色。比如一所体育学院的新闻传播专业，就正好从体育上做文章，努力探索体育新闻办学的途径，着重在培养优秀的体育新闻从业人员上突出特色。其次，要充分考虑自己学校所处地区、城市的特点，发挥地区优势，突出地区特点，在区域文化、社会、经济发展上做文章，紧密与当地党政部门和新闻传媒单位结合，办出自己的专业特色。如一些地方民族大学的新闻传播类专业，就可以充分发挥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有优势，在民族新闻的教学与研究中独树一帜，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做出有特色的突出贡献。第三，要充分调动本专业教师的积极性，发现与培育教师们有特点的教学与科研新经验、新成果，不断努力在新闻传播领域的某一方面、某一项目、某一课题上，做出新的突出的研究成果，并以此为契机，不断培育出特色。第四，突出特色，还要善于和勤于在办学中不断总结与积累经验，每学期、每学年都要认真回顾一下在办学中哪些事情是做得好的，哪些地方还有不足，师生们的反映如何，新闻传媒界和社会的反响如何，从而去发扬和推广好的办学方法、模式与经验，克服与改进不足之处。

综上所述，我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是一项正在蓬勃发展的事业，其前景十分广阔、光明。但同时，也面临着十分激烈的挑战与竞争。常有一句话叫“不进则退”，实际上现在的情况是，进步慢了，也是后退。因此，我们一定要以只争朝夕、争分夺秒的精神，努力发展新闻传播教育。我们一定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不断推进教学科研改革，为培养更多优秀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新闻传媒人才，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第6篇：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部校共建；新闻教育；模式创新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6）02-2-0071-02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广东省委宣传部与暨南大学共建新闻与传播学院院务委员会的指导下，在促进理论与实践结合，强化实战性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本文结合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部校共建”的具体做法，从理论与实践融合的角度，探究“部校共建”背景下新闻教育模式的创新。

一、强化国情观念，树立正确的新闻观

新闻建构现实世界，维护社会秩序等功能决定了新闻工作的重要性、专业性和全面性。好的新闻工作者不仅要树立正确的新闻观，把握好舆论导向，还要具备广博的专业知识和精深的专业素养。中国的新闻事业有较为长久的接受外来新闻传播理论的传统，从20世纪初中国开始出现新闻研究和新闻教育，再到改革开放后传播学引入中国。国外，尤其是美国的新闻传播研究对国内新闻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传播学的迅速发展还将新闻学的理论基础问题突显出来，在某种程度上引发了对理论与实践脱节的质疑。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部校共建”中，开设了《国情教育专题讲座》，通过强化学生的国情观念，从而加深对新闻观的认识。在省委宣传部和部校共建机构的协调下，由广东省人大、省政协、省纪委、省统战部、省发改委、省公安厅、省科技厅等省直机关相关部门负责人对学生授课，通过社会各领域情况的呈现，让学生对国家现状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与此同时，开展形式多样的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通过活动更多地从学校走向社会，了解社会，从而在实践中加深对中国的认识，深化自己的新闻观。比如，为纪念中国人民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2015年5月至6月，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与南方日报社共同策划了“抗战中的海外赤子”大型专题报道，派出8名学生与记者一道，分赴美国、加拿大、马来西亚、泰国、缅甸等地，对当地曾经参加过抗战的华侨及其后代进行了采访。其后，所采写的专题分10期在《南方日报》上发表，并被全球40多家华文媒体转载，获得阅评的表扬。在这一过程中，学生们不仅锻炼了自身的采写技能，更为重要的是，通过采访这种形式，更深入地了解了抗战的历史，强化了爱国主义的思想。

此外，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还在暑假组织学生分赴林芝市巴谊区、墨脱县等地进行采访调研，总结广东省第七批工作队的创新发展的经验等等。

通过国情讲座以及社会实践，学生有了更真实和深刻了解中国社会现状的机会。在采访和调研中，他们以自身的经历将新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在与记者和老师的互动中，使自己正确的新闻观念的形成有了坚实的土壤。

二、打通与业界联系，提升融合发展能力

新闻学界和业界是什么关系？原本清晰的分工在近年来的讨论、质疑和迷茫中成为了一个新的问题。2015年9月，新浪网副总编沈亚川在一场学术会议上就直接指出，新闻学界没有在媒体记者们受到压力的时候给予声援，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对媒体具体报道操作层面的挑剔，直言对学界的不满，引发学界和业界的关系之辩。还有近年来媒介融合背景下，一方面大量传统媒体衰落甚至倒闭，另一方面如何融合发展并没有很清晰的方向，以至于对新闻理论指导实践的作用产生不少质疑。

类似的关系之辩，具体到新闻教育问题上，依然存在。虽然高等教育安排学生实习时间，要求学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已基本成为普遍认同的做法，但如何将学界和业界真正打通，让理论和实践真正结合，让学生实践取得更好的实效，仍然是一个有待继续深入探索的问题。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部校共建”中，对此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一）新闻学子：贴近实际，拓宽实践平台

与新闻媒体合作，建立实习基地，是较为普遍的打通与业界联系的方法，优质实习基地的建设能够为学生实习提供更好的实践环境。但实践效果好坏，则可能由于实习媒体、实习时间、实习指导老师的差别，而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由学校老师和业界记者共同参与的实践能在一定程度上弥合这个缺陷。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通过与报社开展重大主题的联合采访活动，给学生创造机会接触重大题材，并通过这种专门的活动提供更好的实习、学习环境，帮助学生成长，提升业务能力。2015年12月13日至17日，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就与《羊城晚报》合作，组成“一带一路”联合采访团赴印度尼西亚开展为期五天的采访活动，期间，通过走访雅加达、泗水和万隆等地的政府部门、企业商会、高校研究所等，报道了中国和印尼之间的经贸往来、人文交流以及历史渊源等议题，探寻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如何有更多的合作机会。

除此之外，为适应当前学生不同的就业需求，拓宽实习渠道，2015年还先后与南方电网传媒有限公司、广州铁路集团有限电视台等单位建立校外实践协议。

（二）新闻教师：从教学和科研上与业界打通联系

新闻教育如何与业界不脱节？高校新闻课堂的教学情况至关重要。作为学生学习期间最主要的地方，课堂教学这一基础环节影响着学生的后续发展。一直备受质疑的“没当过一天记者却在教新闻采写”等问题正逐步在一些学校发生改变。“部校共建”给高校师资的优化提供了契机，然而如何进一步打通联系，激发“合作”“互动”“融合”的效果，则需要多管齐下，全方位着力。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通过落实媒体与教师双向挂职，让媒体的编辑、记者能将业界动态带进课堂，为课堂教学提供理论结合实践的范本，另一方，高校教师到媒体挂职，从学界视角提升业务实践，进而回归教学，提高教学和科研的贴近性。与此同时，教师承担省委宣传部等单位的科研项目，以科研项目为纽带，打通联系，比如承担广东省委宣传部重大委托课题“广东省报业发展现状和发展趋势研究”等。

（三）新闻学院：服务社会，提升影响力

理论与实践融合，不仅是新闻教学和人才培养的需要，也是高等学校发挥服务社会职能的重要落脚点。正如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共建新闻与传播学院院务委员会主任慎海雄所说：“新闻学院的学术研究要管用，能为全省新闻宣传工作提供智力支持”。这是对新闻学院服务社会的效果提出了期待。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依托广州市舆情与社会管理人文社科重点基地，积极发挥新闻传播学科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发挥高校智库的社会服务功能，不仅坚持编写《广东舆情动态》和《舆情观察》，还积极根据省委省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需求，撰写舆情报告。2015年7月以来，每月承办“广州新观察”圆桌会议，通过热点话题探讨，推动广州市的建设和发展，比如“大数据与政府治理创新”、“互联网+与产业升级”、“创新‘文化’生态：新常态下的城市发展”等。

三、制度保障，培育理论与实践融合的内生基因

新闻学院的理论探索和人才教育功能，以及新闻业界的实践功能，这两个功能并举和互动，做到理论与实践的融合、相辅相成，才能更好地培育新闻人才，促进新闻业的繁荣发展。未来是不断变化的，传统的单向的知识教育不足以给予学生与发展中的社会沟通的能力，对于新闻学院的理论创新亦是如此，离不开与新闻传播业界的沟通。理论与实践相融合，理论与实践的距离才会缩短，理论先行，指导实践才有更多的可能。正如暨南大学校长胡军所说，新闻教育要“瞄准目标，贴地飞行”。理论与实践就要实现融合。

第7篇：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范文

1982年开始，藉由施拉姆先生访华带来的研究热潮，新闻传播学科快速发展起来，召开全国性的传播学研讨会，大众传播研究占据传播学研究的主流。1986年，量化分析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运用。陈力丹1986年在《新闻理论研究的现状及历史的探讨》中总结1979年来，我国新闻传播学科发展中的40个研究话题时，有13个话题涉及到量化分析方法的应用。1987年，《新闻学论集》第11辑发表祝建华的文章《传播学定量研究方法的科学来源》，这可能是目前可以追溯到的我国新闻传播学范围内较早的、鲜明的以“科学方法论”为论证对象的文章。逐渐的，在传播学界，量化研究不再饱受质疑，而是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和工具运用起来。同时，也不仅仅局限于频率统计一类较为基础的数学和统计学手段，更多样的分析手段被引入学科研究中。例如岳南在1987年第3期《新闻学刊》上刊登了《新闻价值及其数学描述》一文，文中使用数学模型（二元一次方程）构建新闻价值这一因变量与读者需求、信息量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在这之后，在新闻传播研究过程中，数学模型的应用逐渐多了起来。如《新闻学刊》1987年第4期刊登的洪颖的文章《深度报道——党报报道结构的再次调整》，运用了模糊数学中的“隶属度”概念。在这一时期，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人员的眼界开阔了，研究也迈向了新的、更高的台阶。上世纪90年代中末期，传播学量化研究趋于多样化和多元化的发展态势。这其中，也不乏优秀的研究调查，如柯惠新、陈崇山、喻国明等人进行的亚运宣传效果调查研究。在研究中，不仅对数据进行了频率统计处理，更对数据间的相关系数、显著性进行了考量。通过路径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的方式处理数据，避免了以往采取推断式的研究方式可能产生的误差，以科学的方法对受众态度成因进行测度。这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中，是比较新颖的研究方式。在这一阶段中，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课题更加丰富和广泛，但大都停留在理论的引用和单纯借鉴上。原创性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比较少。如张莹、申凡等对1994年至2003年10年间《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上发表的学术论文的研究方法进行了统计，发现在这十年研究中，定量研究相较于定性研究方法而言，数量很少，依赖性较强，创造性不足。

二、高速发展时期

迈入新世纪的新闻传播学本身，迎来了自学科引入国内后最蓬勃发展的一段时期。依据王海龙，沈翠婷的《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量化分析》对我国2000—2009年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统计显示：这10年间，新闻传播学科立项数量增长幅度达到了惊人的331%。在这一形势下，量化研究方法在新闻传播学中的运用也变得更加的普遍和广泛。2004年，有学者以上海和昆明市民对于四种报纸的阅读情况考察为基础，考察了受众对于议程设置的敏感程度。这是一次将统计学中显著性水平测定在新闻传播领域中的成功运用。谭天对2007—2009年间，刊载在《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这三本核心期刊上学术论文的研究方法进行统计分析。最终得出结论，这三本期刊上，采用量化研究的论文数占实证研究总论文数的比例分别达到45.8%、43.6%和60.6%，量化方法呈现出单调递增的趋势。说明量化研究，在新闻传播中越来越受到大多数研究学者们的青睐和信任。

三、展望与未来

其实，早在20世纪20年代，源于西方的社会调查和统计的思想就已经传入我国。随着这么多年社会学科和新闻传播学自身的发展，量化分析的研究方法已经得到了研究者们的普遍认同。

1、统计方法应用多样化

对数字处理更加精确随着量化研究方法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统计学和数学方法被引入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中。如李春成，张少臣等对上海五所高校学生对于政府信任度进行调查，对调查数据进行多元回归方程分析和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媒介接触习惯和媒介评价作为重要变量，出现在最后的结构方程中。尤薇佳等对受众在面对突发状况时如何选择媒介和对媒介信任度的研究中使用了偏最小二乘法对数据进行处理，从正直信任、能力信任、善意信任、交互关联度和个人信任倾向五个维度出发，进行路径分析，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有效通过对于外部媒介接触条件的测量，揭示了媒介信任度这一隐变量是如何随着媒介渠道选择变化而变化。对于突发事件者如何选择媒介通道和优化信息效果提供了较好的建议。此文中使用的偏最小二乘回归（PLS），研究的焦点是多因变量对多因变量回归建模，能在自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的条件下进行建模，更易于辨识系统信息与噪声,对因变量也有较强的解释能力。

2、量化与质化研究之争仍未平息

第8篇：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范文

在经历保研过程之前，我一心认为只要能拿到校内的推免资格，凭借知名大学的头衔，再加上不低的绩点，应该很容易就会有学校接收我，结局竟然是全部败北。

第一道拦路虎

保研大家都知道，但仍有很多同学不了解保研的含义和整个流程，我也是经过了这个过程才对“保研”有了大致了解。保研，现在通常叫推免（推荐免试）。免试指不用经过全国的研究生入学考试，有些学校也不用复试（通常是专业笔试），直接进入面试阶段。保送的学生因为已经经过保送学校考核，综合实力较强，保研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的。

推免的大致过程是学校系内评估是否具有自己学校的推免资格―获得资格后递交材料申请学校（本校或外校均可，要求可以接收推免硕士研究生）―申请学校的复试和面试―学校是否录取你为硕士研究生。

每个学校、每个学院、每个系都有自己的规章制度。以我们系为例，对学习成绩排名前40%有意申请推免的同学采取综合评分制，绩点*80%+学院内部面试成绩*15%+课外活动加分*5%，如果连续两年获得校级优秀三好学生或者班干部的话综合名次前进一名。按照综合名次排列分配学校下达的推免名额。虽然此处规定各校不同，但优异的学习成绩是根本。

我当时绩点处在前40%，面试成绩比较好，排第三名，也有一定课外活动加分，所以综合名次下来前进到前十名。然而我没想到排在我后面的几位同学都是优秀三好学生的连续获得者，每个人都可以前进一名。我直接落到了保研名额的最后，也是比较悲催的事情。

关于可以申请多少学校，虽然学信网的全国报名系统只能同时申请三所学校，但是保研可以申请的学校是没有数量限制的。这是因为全国报名系统开放时间比较晚，很多学校会在本校的教务系统上开放预报名，比如南开大学，如果通过预报名的复试，表明这所学校录取你了，在全国系统开放后也要选择这所学校，通过全国系统的流程进行录取。如果预报名时没有通过复试，那全国系统开放后就可以排除这所学校，不再占用三所学校的报名名额。但也有学校是不开放预报名的，只能通过全国报名系统进行申请，比如中国传媒大学，在全国报名系统中选择的学校如果没有通过你的申请，那在48小时后可以更改为其他学校。

虽然申请学校没有数量限制，但保研面试经过确实是一个劳心劳力还费钱的过程，可能需要在几天内跑几座城市。抛开最基本的路费问题不谈，每所学校的准备时间、身体状况能否支撑长途奔波，以及有学校面试时间相同的取舍，都是需要考虑的。保研并不是一个轻松的事情，我的同学就曾经在一周内跑了广州、上海、南京还有北京的学校的面试，面完之后整个人瘦了5斤还病了一场，不过为了争取更好的前程，大家都会全力以赴。

忽视夏令营，错失先机

拿到校内推免名额后，我开始选择申报的学校。因为比较喜欢南方，我初步确定申请浙江大学和南京大学的新闻学专业。当我查阅两所学校的官方网站后吃惊地发现还没开始我就失去了机会――它们的申请早就结束了！我赶紧询问其他同学，才知道原来浙大新闻专业在暑假举办了夏令营，招收了足够的优秀学生。

我这时才了解到保研夏令营是近几年高校（特别是著名高校）招收优质生源的一种方式，利用暑假一周左右的时间，与学生较长时间地接触，介绍各导师研究方向，学术交流等，通过多种方式（例如笔试、面试、实验测试等）来考核学生。

因为我们学校内部的面试以及排名进行较晚，我当时不能确定自己是否能获得资格，再加上周围的同学没有过多交流夏令营的信息，我想当然地以为只有确定有保研资格后才能申请夏令营。

不可只知己，不知彼

错过夏令营以及提前报名的我经过综合考量之后，申请了南开大学的新闻学、北京师范大学的传播学以及中国传媒大学的国际新闻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的新闻学方向，收到了除交大之外的三所学校的面试通知，但因为北师范和中传面试时间冲突，我只能放弃中传的复试参加了另两所学校面试。

南开大学的复试较早，是笔试加面试形式。南开的新闻学是文学院下面的系支，和传播系关系非常紧密，所以笔试和面试与文学方面、传播学方向结合较多。笔试试卷100份，有50分是考察文学功底改正错别字，另50分是有关新闻传播方向的专业知识，考察课题涉及研究流程等。笔试完我的感觉还不错，因为平时的阅读以及课业训练都有积累。

南开的面试老师较多，有数十位老师坐在长桌对面与我交流。这是第一次面试，我虽然重视，但还没意识到保研竞争的激烈，心里还是抱着“应该会接受我的吧”的心态，之前大略复习了《新闻学概论》和《传播学概论》两本教材。新闻学按照我们学校老师考试的内容着重复习了名词解释、重要理论、简答等，准备了一些通用题目，比如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冲突、实习经历、为什么选择南开大学等。我当时狭隘地以为既然我选择了新闻学方向，老师问的问题应该也会限于新闻学，涉及传播学不会太多，传播学就走马观花地复习了几个重点概念，这直接导致了我面试的失败。

面试时老师确实询问了一些新闻专业知识，但他们更结合传播学方向问了专业问题、文学方向问了发散性问题。在聊完我比较擅长的新闻写作方向后，我刚想松一口气，没想到对面的老师话锋一转：“我问你几个传播学问题，第三人效应怎么解释？”

我心里咯噔一声，在传播学课本上根本没看到过这个理论。老师看我回答不出来也是一脸诧异：“你们没学过郭庆光的《传播学概论》？”我摇摇头，我们专业的传播学课本是学校老师自己编写的，其他高校课本也不尽相同，而最经典的教科书却是郭教授编写的。我解释完后老师语重心长地告诉我经典教科书还是要多读，这时候我有点慌乱了，剩下的几个问题也回答得差强人意。面试完没多久，在回家的路上我就接到了教学秘书的拒绝电话。

我没有太悲伤，窝在家里准备北师大的面试。中间有十一长假，还有中秋节，我拒绝了所有小伙伴的旅游邀请，放弃了香喷喷的月饼和精彩的中秋晚会，一个人在房间里狂背郭庆光教授编写的《传播学概论》，上网查阅北师大新新闻传播学院的老师教学方向、教授著作等。这时我已经拒绝了中传的面试，我把希望完全压在了北师大上，希望能二战告捷。

临时抱佛脚，我对这所学校的新闻学研究方向了解得还不够透彻。我当时选择方向的时候大概有传播学、新闻传播史、出版学、网络新媒体四个方向。回想起来我真的是傻，没注意到这四大方向其实就预示着北师大新闻学老师们的研究方向。我在网上搜索了以前的笔试题，按照套路准备了新闻评论题目，结果今年的笔试完全革新，考了出版以及印刷术方面的许多知识。我在学校的时候根本没学习过这个方向，只能硬着头皮凭着感觉写，结果之差可想而知。

下午面试是抽取题目二选一回答，我赶紧恶补了一下出版的知识，生怕面试抽中这方面的题目。结果我抽中的居然是互联网以及数字印刷方向，是我平常不太感冒的网络以及大数据。我再次傻眼，磕磕绊绊地组织完答案，看看老师的表情，就感觉真的没什么希望了。

面试结束后与一同面试的北师范的同学聊天我才知道，出版知识以及大数据两个方向他们平时上课内容都有涉及，也有专门的老师研究，成果丰硕。我忽略了这两大方向，虽然面试抽题有一部分运气，但主要还是专业知识积累不够，对面试学校了解不够透彻。

准备笔试、面试时，不要只限于自己所学的方向和教材，要充分了解申报学校专业老师的研究方向，因为他们的问题更侧重于本校的研究重点。在面试之前对这些有一个系统全面的了解，再有的放矢针对性复习，复试成绩以及面试结果都不会差，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

至此我的保研可以算是彻底败北。

看学长，释了怀

保研之前，我的人生算是顺风顺水。刚知道自己没被任何一所学校录取的那几天，感觉天都塌了，我难过得晚上一个人躲在被子里整宿整宿地哭，在饭桌上吃着饭都能掉泪。

第9篇：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实验示范中心 实验教学 实践教学

从本世纪初开始，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获得了飞速的发展：到2008年6月为止，在我国高校设立新闻传播学专业点达到877个，这些新闻传播学专业点分布于全国300多家高校之中，国内新闻传播学专业的毕业生急速增加。与此同时，媒体对所需从业人员的素质要求却越来越高，更倾向于使用有实践经验的毕业生，这就使新闻传播各专业的毕业生就业压力越来越大。这也给高校的新闻教育提出了新的课题：在新形势下如何在教学实践中，结合已有的设备与技术力量，在实验教学中培养和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使其在媒体工作中能尽快的适应要求。具体来说，就是要求高校在新闻传播实验教学中要努力与媒体的工作实践相结合，使学生的实践能力在实验教学过程中获得培养和拓展。

新闻传播学是一门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的学科，对学生的培养要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相互促进。实践教学是新闻传播专业教育不可或缺的支点和组成部分，是培养学生专业实践能力的基本手段。清华大学李希光教授指出：“在新闻传播学教育中，重点不是从概念到概念的空洞的纯理论的传播学理论研究，而是传授学生们最基本的新闻学原理、基本采写技能和基本价值观，使学生们在走进复杂的社会从事新闻报道前受到过严格的职业基础训练。”实践教学对检验学生专业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强化新闻传播业务能力和孵化学生创新精神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可以说，新闻传播实践教学的水平决定了新闻传播专业学生业务素质和人才质量的基本面。

一、转变实验教学理念

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实验教学中心从成立之初就一直把实践教学体系建设作为重中之重，建立了有自己特色的“一个目标两个阶段三个结合四个层次”的“1234”型实验教学体系，这就是以培养学生掌握新闻传播技术的基本能力和创新精神为目标；基础实验与专业实验两个阶段相互衔接；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相结合、课堂学习与课下训练相结合、校内实验教学与校外媒体实习相结合；基本型、综合型、设计型、研究创新型四个层次实验相配合的实验教学体系。这个实验教学体系突出了目标性原则、系统性原则、层次性原则和发展性原则。增强了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改革了学生实验成绩考评方法，形成了激励、促进学生创新的高校培养创新型、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机制。

这些成绩和经验得到了安徽大学和省教育厅的肯定和重视。新闻传播实验教学中心于2004年被省教育厅评为“省级示范中心”，这是安徽目前唯一的一个省级文科示范中心。2007年10月，新闻传播实验教学中心又被国家教育部评为“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面对媒体技术的日新月异，行业对媒体从业人员的素质要求的不断提高，我们也及时调整实践教学的思路，从过去的单纯技能的传授，转向创新思维的培养。

利用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这一平台，我们加大了理论课程讲授之外的实验教学与实践练习的力度，拓宽了实验与实践教学的涵盖范围，努力争取给予学生更多的动手实践的机会，提升他们的能力。如广播电视专业从一开始实验教学，就以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为模板，要求学生前期设计，到动手拍摄，后期剪辑自己的电视新闻。

二、丰富实验与实践教学的内容

通过教学实践，我们意识到应用型专业的实验教学单靠课堂讲授和练习的时间与内容，已经无法满足现实的需要。课堂教学的理论与实验教学的练习，受制于教学体系和实验手段，只能实现对基础知识的传授和锻炼。而新技术的了解和学生视野的开拓，必须有新的教学和实践方式加以补充。否则，即便学生有较好的基础，受制于自身的阅历和视野，在将来的就业环境中，也将处于不利的位置。因此，我们利用获评国家级试验示范中心的契机，积极拓展和延伸了实践教学所涵盖的范围，通过多种手段丰富教学内涵，开拓学生眼界，目前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归纳起来，我院所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

1、鼓励并支持学生参与创新实验项目的申报

教育部、安徽省教育厅与学校在鼓励学生创新思维，提高实践能力方面拿出了一些具体的措施，各级创新实验项目的设立就是最明显的体现。在这方面，我们积极响应学校的号召，鼓励本科生积极的参与申报工作。创新实验项目的设立，改变了以往由导师为主导，学生仅仅作为助手参与到实践中来的模式。学生在项目的寻找和选择，项目申报以及项目完成中成为主导，导师在项目中更多起到的是咨询和辅助的角色。

自2008年国家和校级大学生创新实验项目开展以来，我院每年都有学生申报成功国家级或校级创新实验项目。如广电专业的《广播电视“村村通”资源利用现状及其涉农节目的探讨---以合肥市肥西县三河等乡镇为样本》项目，除了要用到自身所学习的广播电视的专业理论知识之外，还将利用所学习的社会调查方法，通过访谈和发放问卷的方式，利用实验中心广告学调查实验室进行数据的分析和研究。广告学申报的《合肥户外广告效果调查》项目，更是与学生将来在工作中的实际操作紧密结合，通过实验与工作实践直接对接。

2、利用已有的实践平台增加新内容

积极鼓励学生利用已有的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平台，与自身专业学习结合，申报本专业领域内的暑期社会实践项目。2011年和2012年两年暑期社会实践，我院共申报实践团队38个，其中由专业老师而不是团委老师带队的项目共14个，而在由辅导员老师带队的团队中，也有两个项目直接与新闻传播学科的内容相联系。这样带有学科方向性的引导，改变了过去单纯由团委领导暑期社会实践的局面，减小了学生参与暑期社会实践的随意性和盲目性，一方面增加了暑期社会实践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另一方面，也充分利用了这一平台增加了学生对学科包含内容的理解。

互联网与新媒体技术的日新月异，带给我们便利和快捷的同时，对运用的技术要求也有了很大提高。我院利用已有的学院网站作为基础平台，结合实验教学中的内容，给予了学生更大的自主实践的空间和机会。现在我院网站的内容更新，日常运行和维护，都由学生自己进行。学生更是利用这样的机会，结合自身兴趣爱好，在教师的帮助下，在院网平台下建立了多个自主管理的频道，教师除了进行必要的内容审核之外，其他工作完全由学生承担。

3、“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的实践教学试验

作为应用型学科，课堂讲授的理论知识，实验教学中的基本技能与真实的工作状态脱节是毕业后的学生提出的最大的问题。互联网等新技术的大量运用，使业界在运用层面的知识与技术更新要大大快于高校。高校受制于教学体系和理论系统的约束，课本教材内容和实验设备的更新无法跟上业界需求，这对我们的教学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为了应对这一挑战，我院采取了“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的实践教学试验。所谓“请进来”就是请业界的资深专家和从业者来授课，或者以讲座的形式，向同学们传授业界最新的理论探索与技术更新。如广告学系自2007年以来，一直以“总监课堂”的形式，请来广告公司的资深专家进行小范围互动教学。与“纽约广告协会”建立了合作关系，每年两次由它的中国区主席带来当年最新的“纽约广告节”获奖作品，同时还有一到两位业界的著名专家来进行讲座。广播电视新闻学系与北京国际交流协会影视文化工作委员会的CNEX项目建立了合作，每年来学院推荐展播当年优秀的纪录片。新闻学系更是将“分类新闻写作”这门课程交给了各家媒体的优秀记者编辑来进行讲授。

“走出去”是通过定期的调研和采风等方式，开拓学生的视野，达到了解业界变化的目的。各个系每年都不定期的组织本系学生到业内的知名企业去参观调研，省内报业集团，金鹃广告，出版集团，广电集团都已经成为我院学生参观考察的固定对象。同时要求学生撰写调研报告。

除了市内重点企业的参观调研，广告学系和广播电视新闻学系还结合专业需要，采用外出考察采风的方式，丰富学生的实践，开拓学生的视野。广播电视新闻学系的外出采风已经成为固定的实践教学手段，广告学也已经组织了几届学生外出调研，分别去了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和赴天津参加2012中国国际广告节。学生自主管理中心的同学也已经多次赴长三角区域和渤海湾区域考察。根据计划，我们将把类似的调研考察活动固定下来，成为课堂教学的必要补充。

4、“以赛代练”的实践教学手段

针对广播电视新闻学和广告学这两门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我院积极组织学生参加面向学生的各种专业竞赛，通过参赛的形式，引导学生对实践的兴趣，锻炼自身的动手实践能力。从2008年开始，广告学系每年组织同学参加“中国大学生广告节学院奖”的比赛，最初两届还由学院提供学生参赛报名费，调动了学生的参与热情。自2009年，广告系学生每年积极参赛，每年都有多名同学获奖。广播电视新闻学系同学参加各类电视节或电影节的比赛行为，也受到学院的鼓励，每年也有同学获得各级奖项。新闻学和编辑出版学的同学，虽然没有专业性的奖项参与，但是利用实验示范中心的平台也参加了专业相关的“文科计算机大赛”、“版面设计大赛”等，并获得良好的成绩。通过各系和示范中心的鼓励与帮助，我院学生参与各种赛事的热情获得了保持和延续，参赛成为了我院实验实践教学的重要辅助手段。

结语

古人云：“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大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直接关系到学生能否被社会接纳，也直接关系到学生能否被社会接纳。新闻传播实践教学的重要性在于体现了理论教学所无法展现的直观性和综合性，落实在学生实践动手能力能否满足用人单位的需求，重在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能够应对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和市场经济对高素质创新人才的需要。它是新闻传播本科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需要我们对其进一步思考和探索，形成行之有效的教学模式和管理模式。

参考文献

①王连之，喻芳 等，《新闻传播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的探索》[J].《实验室研究与探索》，2007

②吕萌，《新闻传播实践教学与创新人才培养的模式探索》[J].《实验室研究与探索》，2012（4）

③岳山，《探索新闻传播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途径》[J].《实验室研究与探索》，2012（4）

④胡兵，《注重实训的新闻传播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J].《实验室研究与探索》，2011（5）

⑤张学波，《传媒类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与实践》[J].《实验室研究与探索》，200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