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新闻传播史的意义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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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研究新闻传播史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民族新闻 记者 新闻敏感

新闻敏感是新闻工作者对社会现象的观察能力，对事物发展变化的反应能力，对新闻线索的识别能力，以及对新闻事实的分析能力的综合表现，其核心就是政治敏感。民族新闻是我国新闻事业色鲜明的一个分支，在多民族共存的现实国情下，这种特殊性决定了民族新闻工作者必须具有特殊的新闻敏感。

一、民族新闻敏感的内涵

1、一般意义上的新闻敏感

“新闻敏感是新闻工作者所具备的一种发现新闻事实及其价值，判断最佳表现形式、报道时机和预测报道效果的能力，是衡量新闻工作者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①这是一般意义上对新闻敏感的界定，其具体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迅速判断某一新闻事实的政治意义以及预见可能产生的政治作用；迅速判断某一新闻事实在全局中的地位、在事物发展阶段上影响大小；迅速推断某一新闻事实引起受众的反响程度；在貌似无关紧要的事实中发现具有重大价值的新闻。

2、民族新闻敏感

对“民族新闻敏感”的概念及表现，目前学界还没有明确的界定。笔者认为，在探讨民族新闻敏感之前，首先应明确民族新闻的涵义。“民族新闻是中国少数民族新闻的简称，是对新近发生的中国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事实的报道。”②民族新闻敏感首先应包含一般意义上的新闻敏感的所有内涵，其次应根据其工作内容和性质的特殊性进行具体探讨，这对民族新闻工作的理论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

民族新闻敏感是民族新闻工作者应具备的职业素质，体现为对涉及民族元素的新闻事件的发掘、价值判断和效果预测的综合能力，是对新闻性、民族性、政治性、影响性的敏锐认知和综合考量，直接影响新闻作品的质量。

二、民族新闻敏感的特殊性

民族新闻敏感的特殊性表现在诸多方面，本文尝试从传播主体、传播内容、受众和传播效果的特殊性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1、传播主体的特殊性：少数民族新闻工作者

民族新闻敏感的产生主体也就是民族新闻的传播主体，即少数民族新闻工作者。根据《中国少数民族新闻工作者生平检索》中的探讨，少数民族新闻工作者是指“从事新闻工作的少数民族同胞。既包括在民族地区报社、电台、电视台、通讯社从事新闻采编、新闻学研究和管理的少数民族，也包括内地新闻单位的少数民族同胞，更包括主要以民族语文传播事实的新闻单位工作的少数民族同胞。同时，在以民族语文传播事实的新闻单位从事采编、校勘、科研、教学和管理工作并做出一定成绩的汉族同胞，特别是那些‘民文’、汉语皆通的汉族同胞也应当归入少数民族新闻工作者。③

概括起来，少数民族新闻工作者应包括两类：（1）从事新闻工作的少数民族同胞，（2）从事少数民族新闻工作的汉族同胞，共同特征是处于双重甚至多重文化圈，对文化差异和文化交融的认识更加深刻，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也受到多种文化的影响。此外，少数民族新闻工作者多深入民族地区，进行调查和采访，亲身感受到少数民族风土人情和文化特质，因此对少数民族地区同胞和各民族文化的感情深厚。这些决定了少数民族新闻工作者面对新闻事件时更加敏感，能够迅速感知和判断新闻事件的民族性和文化意义。

2、传播内容的特殊性：民族新闻工作的敏感点

民族新闻敏感具体表现在民族新闻工作中，主要以民族新闻作品的形式呈现，而民族新闻报道内容的敏感点也成为其特殊性构成之一。“语言文字、风俗习惯、是民族新闻的三个敏感点，如果不能采取有效的形式去反映敏感问题，久而久之，敏感问题可能会越积越深。”笔者认为，随着社会生活和媒介自身的发展，民族新闻工作的敏感点发生了变化，不再局限于语言文字、风俗习惯、三个方面，重大突发事件成为第四个重要的敏感点，民族新闻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

第一，语言文字。每一个民族对本民族语言文字都有着深厚的感情，都非常关注外民族对自己民族语言文字的态度。如果语言文字问题处理不当，就容易形成民族纠纷，进而影响民族关系的正常发展。新闻传播是以语言文字为基础的，在民族新闻工作中，语言文字因其敏感性和特殊性尤其需要重视。

第二，风俗习惯。民族风俗习惯是其所处的自然环境、经济生活、历史传统、文学艺术、心理素质、等物质生活、文化生活和思想观念的反映，是一个民族的民族性的突出表现，民族新闻工作不是猎奇的展览，而应是对民族风俗的合理展现。

第三，。融入到民俗风情、文化艺术、生活习惯、道德规范等之中，成为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 “的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和长期性，使其成为一个复杂的敏感问题。除了表现在历史上与社会各个方面发生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外，还体现在宗教本身就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④民族新闻在处理涉及的报道时，就更需要提高政治觉悟，慎重对待这一敏感问题。

第四，重大突发事件。近年来，自然灾害、公共性事件、等重大突发事件频发，尤其在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区，使民族新闻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如2010年青海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都涉及到藏族同胞，这些重大突发性事件不仅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关注，还吸引了全世界媒体的目光。

以上四个敏感点是民族新闻不能忽视和回避的内容，也成为考验民族新闻工作者专业精神和政治素养的关键点，能否正确把握敏感点的报道力度更是民族新闻敏感的衡量指标之一。

3、受众对象的特殊性：少数民族的心理特点

民族新闻敏感的特殊性还体现在其受众对象的特殊性方面。迅速推断某一新闻事实引起受众的反响程度是新闻敏感的表现之一，在民族新闻工作中就体现在对少数民族受众心理特点的重视和研究上。民族新闻的受众构成中，有一大部分是少数民族同胞，而少数民族因历史文化、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等不同因素的影响，民族心理特征也各有不同，这也是众多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家研究的内容。

民族心理特征不同，对某些事物的看法和态度就不同，各种民族禁忌就是典型的表现。这不仅会导致民族阅读习惯、收视习惯、收听习惯等信息接收行为的不同，更重要的会形成不同的理解和反馈。民族新闻工作者在选择新闻事实，报道新闻事实的过程中就必须尊重相应的民族心理特点，研究不同民族历史文化的特征，才能使新闻采写制作具有可操作性，才能获得受众的认可和接受。

4、传播效果的特殊性：民族新闻工作的重要意义

民族新闻工作是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承担着民族政策的宣传和普及的责任，还是展现各民族文化的窗口和平台。在一个多民族共存的民主国家，民族新闻事业的繁荣和发展是对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民族政策的实践，影响着各民族的沟通和交流，甚至是民族文化多样性保护工作的组成部分，民族新闻工作的重要意义就在于此。

与之对应，民族新闻工作具有一般意义上新闻工作不具有的特殊传播效果，因此民族新闻敏感也就需要更多的重视和研究。每一条新闻线索的发现，每一个新闻事件的采访，每一个新闻作品的写作和，都需要建立在民族新闻敏感的基础之上，对其重大的政治意义和文化意义进行评估。新闻敏感不仅体现在新闻业务开展之前的价值判断中，也体现在新闻业务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和结束后的效果评估中。进行实时的监测和反馈，保证民族新闻的正确价值导向，也是民族新闻敏感的价值所在。

三、培养民族新闻敏感的途径

新华社前社长穆青同志对新闻敏感的论述中提到：“记者的新闻敏感，归根结底……在于思想解放，多学习，更多地关心社会、关心人民，才能发掘更多的新闻题材。当然这不是一两天就能做到的，要不断地努力。”具体到民族新闻敏感，笔者认为可以通过以下三个途径进行培养。

1、加强民族理论学习，提高责任意识

政治敏感是新闻敏感的核心，那么对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深入理解即是民族新闻敏感的核心。民族新闻工作者必须通过加强民族理论的学习，了解更多更具体的民族知识，掌握更多更翔实的民族事实材料，才能深入认识民族新闻工作的重大意义，这也是其提高责任意识、慎重对待每一个新闻事实的基础。因此，加强民族理论的学习，提高责任意识是民族新闻工作者培养民族新闻敏感的重要途径之一。

2、研究科学思维方法，破除僵化思维

思维方法是工作高效有序开展的前提，也是激发创造性思维的重要基础。培养民族新闻敏感需要研究科学的思维方法，通过比较不同思维模式的特征和优劣，增强理性判断能力和逻辑推理能力。民族新闻工作者注意有意识地学习和应用思维方法，破除僵化思维，是培养民族新闻敏感，创作更多优秀作品。

3、深入民族地区实践，拓宽灵感来源

鲜活生动的新闻素材来源于生活实践，来源于新闻记者对事实材料的熟练掌握。民族地区地域广大、民族文化各异，这为民族新闻工作者拓展灵感来源提供了广阔的天地。诸多著名的民族新闻工作者如萧乾、萨空了、马占高、额尔德尼、张小平、丁宝臣、刘孟扬、冯特民、博彦满都等等，无不是常年深入民族地区、与少数民族同胞建立了深厚的情谊。民族新闻敏感的培养需要民族新闻工作者克服工作上的重重困难，深入到民族地区开展调查实践，亲身感受少数民族地区的风土人情、民族文化，采集更多鲜活的新闻素材，这是创作优秀民族新闻作品的必备条件。

结语

美国新闻学者卡斯柏・约斯特在《新闻学原理》中说：“一个不善于辨别色彩的人，不能成为一个画家。一个不懂得和谐的人，不能成为一个音乐家。一个没有‘新闻感’的人，不能成为一个新闻记者。⑤”新闻敏感是新闻记者必备的业务素质，对“民族新闻敏感”的准确把握，则是少数民族新闻工作者的特殊素质之一。这不仅要求少数民族新闻工作者具有鲜明的政治立场、丰富的民族知识、娴熟的专业素质，还需要有强烈的人文关怀、宏观的民族意识和开放的时代观念，唯有如此才能做好新形势下的民族新闻报道，在新的媒介环境下实现民族新闻事业的跨越式发展。

参考文献

①陈峰，《浅谈记者的新闻敏感与热点报道的关系》，《新闻传播》，2009（9）

②白润生：《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下）》，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3）

③白润生：《中国少数民族新闻工作者生平检索》，贵州民族出版社，2007

④谢会时，《对做好宗教问题新闻报道的几点思考》，

⑤冀春艳、屠善智，《五条路径培养新闻敏感》，《新闻传播》，2009（2）

第2篇：研究新闻传播史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新闻学；学科地位；学科发展

根据相关调查和资料显示，我国新闻学学科的发展还存在一些困难，对其学科地位带来了一定影响，因此，加强我国新闻学学科建设，注重新闻学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并加强新闻学理论研究、创新等，才能更好的适应社会发展，最终推动我国新闻学学科现代化发展。

1 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分析

（一）社会学科，具有一定独立性

在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得到认可之前，他必须是一门社会科学，并具有一定独立性。因此，在对某一门学科进行评定时，需要对其研究对象具有的特色矛盾性进行分析，并对其自身的学科知识、理论体系等进行分析，才能在了解社会对其学科知识认知、接受程度等基础上，确定其真正的学科地位。

当前，新闻学已经具备上述相关条件：首先，形成、发展方面的历史，有特殊的研究对象、规律、矛盾性等。在实践过程中，新闻学的研究对象、内容是：第一，各种新闻现象、新闻传播活动；第二，整个新闻传播业，而研究任务是新闻传播过程的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新闻传播者与新闻接受者、新闻控制者之间的关系；第二，传播内容和传播效果之间的关系；第三，传播活动和经济、社会发展、文化等之间的关系；第四，传播活动和传播业自身发展之间的关系。其次，比较系统的知识体系、理论体系。主要包括：第一，新闻的本质特征、矛盾关系；第二，新闻传播活动的现状、内在规律等；第三，新闻工作的方法、原则等；第四，新闻从业者的要求、职业特征等。最后，研究成果。例如：新闻学已经成为我国中的发展的社会学科，其学科地位已经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认可，并成为影响力、潜力、发展空间巨大的学科。由此可见，新闻学作为一门重要的社会科学学科，已经拥有较高的学科地位，并且，其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一种真实存在的客观事实。

（二）与传播学之间的联系

一般情况下，传播学是新闻事业进一步发展的产物，主要是指广播、电视等多种大众媒体，即在社会性大众传播业形成后产生的。因此，传播学的前身是新闻学，而新闻学的发展为传播学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并且，上述两者在某些地方是相同，也存在一些不同之处，在社会发展中具有不一样的意义。总的来说，新闻学、传播学之间的联系主要体现在如下几点第一，他们具有的科学内涵、特点不一样，理论价值、实践意义也不相同。第二，他们相互借鉴，没有门户之见，以在相互合作的基础上，共同进步、长远发展。第三，新闻学的思路很开阔，需要创新、转变观念，并借鉴其它学科的知识来进一步完善自己，并促进自身学科体系更加科学、系统。例如：对传播学的很多研究方法进行学习，通过行为科学方法、定量分析方法等，进一步拓展研究思路、提高研究效果，从而使新闻学学科研究的系统性、科学性进一步提高。第四，传播学需要注重价值取向的合理调整，严禁急功近利行为出现，并注重理论思维的增强，加强学科研究的理论增次、科学性、系统性等，才能进一步完善自身，最终提高自己的学科地位。第五，加大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发展力度，进一步扩大为新闻实践、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研究成果和研究层面，并合理运用西方传播学。

2 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发展路径

根据相关资料可知，新闻学的组成部分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历史新闻学。一般指的是新闻事业史，以对中外新闻业的产生、发展等多方面的历史进行研究。其次，理论新闻学，主要指的是新闻理论，通常是研究如下内容：第一，新闻本质特征；第二，新闻传播活动中的各种矛盾关系；第三，社会生活中新闻事业的地位、作用、功能等。最后，应用新闻学，一般指的是新闻业务，主要包括的应用知识有：第一，新闻电视；第二，新闻摄影；第三，新闻编辑；第四，网络传播；第五，新闻采访，等等。随着社会、经济等的不断发展，传媒业经营、管理问题等方面具有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因此，传媒业经营与管理也逐步成为新闻学的研究内容。

总的来说，我国新闻学学科发展路径有：

首先，新闻学学科创新的各种依据。在实践过程中，新闻学学科想要更好发展，必须对创新给予高度重视。首先，宏观创新理念提出的实际要求，一般指的是：第一，理论；第二，观念；第三，体制；第四，机制，等等，是非常重要的基础，需要注重与时俱进，才能真正树立现代化创新理念、创新精神等。在新闻学学科研究中，创新有着极大意义、价值，只有通过不断创新，才能汲取更多新的知识、获得更多实践经验，对于获得新的研究成果有着极大作用。与此同时，在总结以往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新闻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注重新闻学理论创新，才能真正构建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从而促进我国市场经济恩更快、更好发展。

其次，新闻事业发展要求新闻学学科创新。在世界各国网络愈加频繁的情况下，我国新闻事业面临的局面越来越复杂，需要注重新闻学学科创新，才能促进新闻工作方法多样化发展，从而在结合现代化信息技术、设备等的基础上，提高新闻学研究成果。

最后，注重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闻理论体系构建。在新形势下，我国新闻事业面临的是各种媒介的融合，需要注重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新的社会主义新闻理论体系构建，才能真正满足我国新闻事业、新闻学学科的发展需求。第一，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是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本质体现。在实践过程中，新闻学学科发展，需要注重新闻学理论体系体现的如下几种性质：一是，党；二是，政府；三是，人们的耳目喉舌，并严重按照国家的相关方针执行，等等。第二，具有中国特色指的是：尽量满足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需求。在进行新闻学理论系统的构建和完善时，需要体现如下两个方面应承担的历史使命：一是，新闻事业在改革开放时期；第二，新闻事业在现代化建设中，并制定可行的发展战略，等等。

由此可见，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发展，需要根据我国当前新闻传播的实际情况，全面总结以往的各种优秀实践经验，并准确掌握新闻学理论原理、相关概念等，提高新闻学理论研究成果，才能更好的发挥新闻理论工作者、实务工作者们的作用，最终推动我国新闻事业的历史性发展，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体系的重要需求。

3 结束语

总之，在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下，我国新闻学学科的建设力度变得越来越大，给新闻事业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因此，充分巩固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合理运用各种实践经验，并进一步完善新闻学理论体系，对于促进我国新闻事业更好的适应社会发展有着极大意义，也是我国新闻事业不断创新的重要保障。

参考文献

[1]吴飞.重新出发：新闻学研究的反思[J].新闻记者，2015，12：4-13.

[2]郑保卫，雷小毅.不辱使命不忘责任真情付出追求效果――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郑保卫[J].今传媒，2013，01：5-10.

[3]柴菊，胡翼青.“新闻学何以成为科学”的发问与消声：王中新闻学思想再认识[J].新闻春秋，2013，02：86-91.

第3篇：研究新闻传播史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 戈公振 《中国报学史》 启示

在戈公振、徐宝璜等学者的新闻本位观提出之前，中国的新闻学仅仅处于启蒙阶段。梁启超的一句“报馆有益于国事”既充分表达了当时知识分子“以报报国”的心志和愿望，却也限定了新闻事业作为政治变革“利器”的工具角色。同理，也框定了新闻学作为政治驾驭下“术”的隶属地位。及至五四时期，新闻事业不仅有了职业化的长足发展，而且随着西方新闻学观念的引进，新闻学科的独立意识也随之起步。在这一背景的促使下，我国新闻学教育和新闻学研究进一步发展起来，不仅一批报学系科（后改称新闻系）先后建立，新闻学也逐渐从“术”的角色定位向“学”的角色定位转型。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就是这一时期新闻学著作的优秀代表。

一、《中国报学史》的价值

（一）治史态度

《中国报学史》所呈现的历史资料之丰之细可谓“史无前例”， 作者有心治学的态度加上对经年累月的调查和积累的坚持，才有如此丰硕而详实的史料呈现。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他曾在《时报》刊登了“访求旧报”广告，高价征集所需各种中外报刊，并多次到上海徐家汇藏书楼阅读和查找有关报刊资料。他还曾特地致函马相伯、丁福保、郑振铎等人，虚心向他们请教。《中国报学史》终于在1926年底完成，并于1927年11月发行。

（二）开创新闻史学研究先河

在全书的绪论部分，戈公振开宗明义地提出：“所谓报学史者，乃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之影响之学问也。” 此前，还没有一个学者能够像戈公振这样明确地提出将报业史作为研究对象，也正因为戈公振这种筚路蓝缕的开路精神，《中国报学史》在近代中国新闻史上第一次确定了报刊史是一门值得研究的学科。也正是直到《中国报学史》的诞生，新闻学的学科框架体系才宣告建构完成，新闻学教育的三大分支才最终都找到了自己的学术源头。

（三）当代新闻实践的参考

《中国报学史》语言虽文白相间，然而书中所述现象，所提出的问题，很多仍为今天的学者所关注。作者在描述民国报界现状时说：“北京与上海为政治与商务之中心，故常有专员驻其间，所得新闻为一报所独有。”描述了独家新闻和特派记者的新闻现象；“试观各报新闻，十分之七八雷同，编制亦无大异，阅过一报，则他报即一无可阅，事实诚如此也。”尖锐地提出了当时报纸的同质化现象，这一问题仍然困扰着当今传媒行业。

戈公振先生的《中国报学史》作为中国第一部研究报刊史的专著，在编撰以及治史态度等方面上为现代的新闻史研究做了示范，同时借助戈公振的系统搜集整理工作，现代研究得以对报刊的整体沿革进行把握，从而尝试创建新的研究范式。

末尾一章中，作者提纲挈领，总结全书，指出报纸发展的趋势在于“平民化”“艺术化”“全球化”，这不仅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更值得为当前新闻工作者和研究者所借鉴。

二、《中国报学史》的不足

《中国报学史》虽然质量明显高于同时代大部分著作，但也多少存在诸多问题。例如，对报业历史上经典个案的论述不够深入和完整，对新闻史人物的研究不够彻底，采用文言文写作增加阅读难度等。需要明确的，早期新闻史著作中出现的不足仍是我们现在从事新闻传播史研究需重点注意的问题，还原新闻史事件的本来面目是我们学术研究中必须坚持并践行的目标。

三、结合《中国报学史》谈对当前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的几点认识

（一）史料素材陈旧、单一，与整个社会发展史严重脱节

戈公振先生在写《中国报学史》时十分注重史料的收集，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会发现，书中涉及的许多史料已经过时，许多说法也显得不合适。挖掘新史料是史学研究寻求突破的基础。缺乏丰富的第一手史料，很难推进史学研究，也难以得出正确结论。如果仅仅是把几位学者挖掘的史料引用来转载去，而没有主动发掘新史料的意识和勇气，那么研究就会缺乏考证与可信度，就会产生由于与社会发展史脱节而使得新闻史研究缺乏时代感与使命感的尴尬局面。

（二）新闻史研究发展比较快，传播学史研究比较滞后

新闻界中一些具有里程碑式的著作基本上都是关于新闻学的研究成果，如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就是中国新闻史学研究的权威性著作。经过几十年的积累，中国新闻史的整体综合研究取得了学科内公认的完善成果的是三卷本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方汉奇主编），1996―1999年陆续出版，共计3600多页；中国新闻史的个案研究也取得了一些质量较高的成果，如《新记大公报史稿》等；世界新闻史的研究有所进展，如《日本传播史》、《世界新闻史》等出现。而传播学史，特别是大众传播学史研究相当滞后。

四、小结

写史向来无法尽善尽美，作者无法与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术倾向等完全隔离开来，绝大多数历史著作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烙印。因此对于《中国报学史》中出现的纰漏我们不必过于苛责，对于历史的记录本来就该随着时代的进步及研究方法的改进而不断进行修订。我们应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它诸多的开创性见地及其启示意义上，再根据其提供的史料进行更加详实的研究和考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坦然接受所有现实的煽动，而是要最大限度地保持学术研究者特别是史学研究者该有的冷静和客观，让学术成果尽可能的科学而让人信服，为自己的学术研究奠定坚实的现实根基。

参考文献：

[1]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简史（第二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第4篇：研究新闻传播史的意义范文

一、研究人员和教学人员的更替

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进行和发展，新闻传播界的研究人员也在断的更替。旧的研究人员不断退休，以前的老教师也开始逐渐离开教学岗位，新老人员的更替为新闻传播学的发展制造了新的契机。一批新的研究人员和年轻教师开始走上工作岗位。他们陆续接替先前一批工作人员的工作，在他们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不断进步。在新一代年轻研究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各高校的新闻传播研究出现了一批丰硕的成果。年轻的一代作为各高校新闻院系和新闻研究的主创人员，他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视野更为开阔，知识结构较为合理，科研成果也将更为突出，为新闻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随着经济发展，新闻学专业开始在各高校普遍建立并发展，但是在发展的同时，由于基础设施和高质量新闻传播学教师的缺乏，其配套发展仍有很大的难度。

二、近年新闻传播学研究的重大进展

数套传播学的译丛（数十本）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的连续几年内陆续出版了，这对这回影响和促进新闻传播学研究和新生本文由收集整理代的持续发展。当前来看，我国新闻处奥博教学的应用教材多为翻译版本，而且这些翻译教材大多来自国外教材。传播学研究方法的研究开始受到重视。随着学术会议和交流增多，传播学论文数量和质量也大有改观。在高校各新闻传播院系中，传播学发展成果显著，作为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基础课程的地位己经得到确立。许多受到传播学界认可的教材被积极引进，并得到广发应用，这些教材多为国外教材，国内自己的研究性著作极为匮乏。随着传播学的快速发展，与传播学相伴而生的传播学批判学派也开始出现，批判学派的研究获得发展，符号学、舆论学随着批判学派的发展也有所进步。

三、发展新闻学研究的重大进展

《中国新闻事业通史》陆续出版，这是中国新闻史中提综合研究的丰硕成果，这一成果已经得到了业内的公认，并且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新闻史的个案研究在今年来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很多高质量的研究论文不断展示给大众，研究发展蓬勃进行。中国新闻史的个案研究促进了新闻传播思想的研究，各个时期的新闻传播的研究思想都在这个时间段得到了新的重视也研究，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随着最近你年来的各项发展，成套的新闻传播学教材在各主要高校的新闻传播院系出版或重新出版，这些教材注人了较新的材料和思想。随着新世纪的到来，研究人员在回顾历史、拓展研究的基础上出版了一些成套的历史性研究著作，这对于总结过去，继往开来有重要意义。

四、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融合

较强的使用性质和较弱的理论色彩是传统的新闻学研究的一大特点。现在的新闻学研究范围广泛，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报学。一切与人类相关的食物和活动中都贯穿这传播学，传播问题散发在各个学科中。新闻学和传播学在学科管理上有着众多的共同点，在学术研究中，会有很多的相同性，在学术活动中已很难区分，或者说区分的必要性已经很小。新闻学和传播学的融合已成定局。

五、研究的热门话题

第5篇：研究新闻传播史的意义范文

2016年春节后，密集调研三家中央媒体，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引发了强烈舆论反应。“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治国理政、立国安邦的大事”，站在全局的高度，点明了新的历史阶段，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关键定位和重大意义，深刻阐释了新的时代条件下“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职责使命”，为传媒教育指明了培养什么人，培养内容和方向；为传媒业界指明了为了谁、宣传谁，脚踏实际，深入基层，为了人民，宣传群众；为传媒研究明确了指导思想，引领方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传媒业要强化使命意识、担当意识。我们有责任维护国家的社会环境，传播正能量，自觉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讲话为传媒业在新的历史时期凝心聚力创新发展、澄清思想提高成效，指明了目标方向和前进道路。

2016年2・19的讲话是其继与2013年的8・19讲话、2014年的8・18讲话之后关于新闻、宣传、舆论工作又一次重要讲话。这次讲话的内容非常丰富，涉及的面也很广，需要深刻领悟。总书记指出媒体竞争关键是人才竞争，媒体优势核心是人才优势，要求我们培养的新闻人才能够察实情、说实话、动真情，结合春节期间在微信等新媒体平台颇为流行的一系列返乡记文章却发现，目前一些媒体人员在如何了解真实、如何全面准确把握真实上存在问题，这也给我们如何培养未来的新闻人才提出了问题。结合讲话精神学习，希望学院各学科要进一步强化课程的设计，在新形势下要努力提高课程的针对性和质量，能够真正培养出适应新时代需要的人才。

“2・19”讲话，给了我们理直气壮地坚持新闻观教育的信心，高校新闻院系必须把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摆在第一位，牢牢坚持党性原则，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

提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优良、党和人民放心的新闻工作队伍，同时也是对高校新闻院系提出的要求。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也是对高校教师政治素养和业务能力提出的双重要求。特别是当前传媒格局和舆论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培养忠于党的新闻工作的接班人的任务更加迫切。

我们学院积极落实对于新闻教育的战略布局，用新闻观统领新闻教育，新闻观核心课程面向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三种不同层次的学生开设，基本做到全面覆盖。根据授课对象不同，课程的侧重点也不同。本科生课程为《马列新闻论著选读》《新闻阅评》，硕士研究生课程为《新闻观研究》，博士研究生课程为《新闻观与当代社会思潮》。

2016年春节刚过，密集调研三家央媒，并在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我以为全面反映了今后一段时间党的新闻工作的总体思路。我党历来重视新闻舆论工作，新闻舆论工作在党和国家的各个历史阶段均肩负着神圣职责，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用五个事关和48个字对其进行了{度概括。今天，由于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传统媒体受到了网络与新媒体的严峻挑战，新闻媒体怎么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的中国梦鼓与呼，讲话给出了明确的回答，这就是党的领导要坚持，党性原则不能丢，正确导向不能偏，创新精神不可少，真实准确要牢记，人才竞争是关键。

2016年2月19日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和战略高度，深刻阐述了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历史地位和重大作用，深刻阐明了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使命、目标任务和原则要求，对于做好新形势下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必须完整而全面地领会其精神实质。

在社会转型深化、国家和平崛起、民族伟大复兴、与世界紧密相连的时代背景下，所讲的“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联接中外、沟通世界”这48字箴言，是新闻舆论工作的总体纲领，体现了党性与人民性的高度统一，正面宣传与舆论监督的高度统一，对内凝心聚力与对外沟通世界的高度统一，必须严格遵循，切实贯彻。

当前，新闻舆论工作不仅要坚持党性原则，尊重新闻传播规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而且要适应国内外形势发展，大力促进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发展，创新理念、内容、体裁、形式、方法、手段、业态，改革体制、机制，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切实提高新闻舆论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让新闻舆论工作发挥更好更大的作用。

第6篇：研究新闻传播史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 生态教育理论；新闻学科；范式；学科建设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4）121-0030-02

新闻学研究在国外已拥有独立的学术地位，在我国方兴未艾，但已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由于新闻学研究还在初始阶段，所以学术界对新闻学及其学科褒贬不一，新闻学的地位也得不到应有的肯定，由于观念的问题，使新闻学理论发展陷入不利状态，其发展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1我国新闻学科发展的基本现况

1980年是新闻学值得纪念的日子，上海的复旦大学，率先开设了传播学课程。至1983年，全国共发展新闻传播教育机构14家。经过12年的努力，1992年全国新闻学类院校达52所，其中新闻学类专业共开设77个。据国家教委数据表明，至1996年底，全国共有新闻类本科专业院校55所，专业点增至88个。自1995年起至1999年，在88个专业点的基础上又增加58个。此后，以国家高校扩招政策为契机，新闻学专业逐渐走向昌盛。据1999年统计表明，全国新闻学类专业院校达60多所，专业点增至140多个。教育部于2001年，正式批准设立传播学本科专业。此后5年，专业点增至335个。2005年至2006年，新增专业点202个。

2009年，全国设有新闻传播学专业的院校300多家，专业点达到新高，为881个。按专业划分，其中广告学323个，新闻学267个，广播电视新闻学188个，编辑出版学共有64个，传播学31个，媒体创意为4个。以上数据为国家备案的院校，不包括民办高校的新闻传播学专业点。新闻学研究生教育领域，始于1977年，设有新闻学硕士点的有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复旦大学等。自1985年起，人大和复旦开设博士点。1997年传播学的硕士点也开始授课，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也随后成立。此后几年，进入新闻传播学类学习的研究生越来越多。2005年，全国有权设立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的单位15家，至2008年，增至45所大学，具有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资格的大学为12所。

如今，全国现有的传播学硕士点已达60所之多。共有新闻学硕士点60个、传播学硕士点63个；拥有新闻学博士点10个、传播学博士点9个。笔者专注于中国传媒大学，1998年，始建1个硕士点，2004年，硕士点为8个，博士点为7个，而2007年，硕士点增至14个，博士点为9个。从招生人数分析。数据表明，全国从事新闻传播类专业学习的大学生，1992年，人数近1.7万，2005年，飞跃为12万多人，当前，已超过16万人之多。分析发现，2008年中国传媒大学招收研究生1，346人，是十年前的18倍，而新闻传播学类研究生，是十年前11倍。

2当前我国新闻学科发展的环境因素分析

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经济、文化与社会都进入了空前繁荣的新时期，这给新闻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发展条件，并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2.1宽松的媒体环境为新闻学科发展创作条件

所谓新闻，是政治的附属物，换而言之，也可以说新闻传播是民主的一种表现。新闻传播离不开民主政治，二者缺一不可。新闻传播，是民主精神的体现，新闻自由，是一个政党民主的延伸和拓展；新闻传播是领导者的代言，是其实现民主的主要方式之一，同时也是敢于为民主自由发言的媒体。新闻传播体现民主是其职能所在，也是其应有的品质，新闻传播本质是传播民主，弘扬国家民主政治建设是新闻传播的价值所在。

加强民主政治建设，是我国党和政府的共同心愿，国家的政治民主是大势所趋，是时代的需求，和谐的民主政治氛围，是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经之路。随着党和政府对民主政策的进一步深化，新闻工作环境越来越宽松，行政干预越来越少，媒体的发展空间会越来越大，新闻传播的职能得到了进一步提升，信息传播越来越迅速，舆论监督的功能也越来越完善，宽松的政治环境是新闻传播的沃土。“信息公开”、“社会民主”、“舆论监督”是国家民主的进一步体现。信息公开，赋予了群众的知情权和交流权；社会民主，是一个国家稳定和谐发展的基础，是实现小康社会的保障；舆论监督，是人民群众的权利，对党和政府的工作有促进作用。

2.2报刊新闻活动为学科建设提供了很好的实践经验

随着的召开，全国大力推进改革开放，使我国社会与经济发展迈入了新台阶，这给新闻业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机遇。新闻业的规模不仅从量上还是从质上都得到了提高。而且新闻思想与理念，以及报道的方式方法，甚至是管理制度方面都在不断改革中得到了提高。使新闻传播事业越来越具有科学性与规范性，具有理论高度，在获得丰厚的效益的同时，也取得更好的宣传效果。围绕都市报为中心的主要媒体与时展接轨，并关注社会、以市民为出发点，注重读者感受；对报道的内容和形式进行细致的策划；重视社会对媒体报道的反馈，在把握新闻导向的情况下，利用市场经济的发展机遇促进报业飞速发展。此外，广播电视行业借助市场发展的大好形势，根据受众各自的需求，进行客户归类，并有针对性地策划出受大家满意的节目，同时进行频道与栏目类型的划分。并策划出经典节目或者经典栏目，获得关注与利益。在改革发展的道路上，具有中国特色的传媒业表现出其强大的创造力，这些经验是一种珍贵的积累，已经成为新闻学珍贵的养料，尤其是对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的构成有着深远意义。

2.3良好的学术氛围为新闻学科建设搭建理论架构

众所周知，宽松、浓郁的学术研究氛围，是研究成果的发祥地，也是其发展的平台。新闻学的发展，需要浓郁的学术氛围和宽松的政治环境。目前，我国新闻学研究的环境呈现新的风姿，随着改革开放的大环境，新闻学也步上了大舞台，博采众家之长，吸纳国外的先进理念，在完善中求发展，成效显著。

3 我国新闻学科建设导入生态教育理论的必要性

3.1“新闻无学论”的影响还没有完全肃清

在新闻学悠久的发展历史中，新闻无学论的观点是一大阻碍，束缚了其发展进程。部分人将新闻学与政治学同等看待，部分人错误地将其归为文学，部分人觉得新闻是技术层面的东西，没有形成学科的必要……众说纷纭，但大多都觉得新闻学是没有什么知识含金量的，不可能像别的科学一样独立进行研究与学习。即使相关学者不断努力，为其争取到国家认可的学科地位，但，新闻无学论的观点已经根深蒂固，很多人依然不能正确认识新闻学的意义与价值，这一点真让人匪夷所思。

3.2飞速发展的传播学给新闻学带来的冲击与影响

这几年，传播学的发展态势迅猛，这无疑带给传统新闻学很大的影响。究其原因，首先，主要是传播学中较为深刻地探讨了社会共同性，应用较为广泛，在社会中具备一定的影响力与关注度。相比之下，新闻学一直专注于本职学科，对于社会来说，是一个较为陌生的领域。其次，研究传播学的精英越来越多，并且硕果累累，使学术界认同的同时，也被社会关注。不少学者去欧美和其他地去进行了深造学习，并在相关的新闻院校成为了主力，甚至是骨干，综合多方面的因素，传播学的声势不断扩大，尽显其光芒的同时，也给新闻带来不小的冲击。

3.3传统新闻学在理论创新方面难有突破

新闻学的探索之路发展至今，是通过长时间的经验积累形成的，然而在突破与创新方面似乎很有局限。而且，新闻学这一学科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是极具政治性的，政策方面的束缚较多，从理论方面进行创新是不容易的。所以，新闻学的探索之路明显放慢了步调，甚至是在原地踏步。导致部分研究新闻的学者选择转行，重新选择研究传播学。也有人不得不成为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双学科研究者，还有部分人期望通过对两种学科交叉性的研究，寻找到理论方面的新破突。多种情况的出现让新闻学的研究队伍不断缩水，而研究单位也在逐步减少，对于新闻学来说，这无疑都是不良趋势。

综上所述，制约新闻学发展步伐的有多种因素，这些因素使人们忽略了新闻学的意义与价值，甚至有人指出，新闻学应该归为传播学，或者变更为新闻传播学的新学科。笔者认为，新闻学暂时遇到一些发展难题，但绝不能否定这一学科的理论深度与科学内涵，从它自身的发展轨迹与理论积累。如果相关学者能够对其加以重视，并不断深入探索，拥有坚定的信念，新闻学必将会得到新的飞越的发展，并且形成与时代相协调的，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相一致的新闻学，更为完善成熟的理论体系必将会被确立。

4生态教育理论指导下我国新闻学科建设体系建设的途径

4.1重视新闻实践，丰富新闻学科建设的内容

新闻学的根本是联系实际。新闻理论、新闻史、新闻实务，以及新闻方法论等课题的基础，都建构在实际的基础上。新闻工作，要有敏锐的视角，丰富的新闻实践经验，所以新闻学科的建设，要与新闻实践紧密联系。从新闻发展史分析，新闻学术界、新闻实务界，以及新闻教育界，处在一个平面，是一种补充、互为合作的关系，因此诞生了很多新闻学家，同时还是新闻教育家，多项学术成果的交融，促使新闻实践经验，与新闻学理论融为一体。理论、实践、服务三点一线，付诸于新闻工作中，这也是新闻工作的大趋势，和时代要求。

4.2提升理论研究水平，为新闻学科建设营造学术氛围

分析新闻学科受到批评的原因，主要集中在基本概念、范畴，以及核心体系学科体系的缺失方面。与国外相比，我国的新闻学研究起步晚，发展慢，理论和概念不够清晰，有学者称其有“拿来主义”倾向，这个缺陷始于近代中国的新闻学术研究中，这与当时的社会有直接关系，政治功用也是当时新闻界的一个特征，新闻学研究多侧重于实践领域的分析和总结，对于新闻理论研究少之又少，这也是新闻学理论进展缓慢的原因之一。而解决学科的制度化问题是当务之急，每一个学科都有共同点和差异，在社会现实研究中，内容相近的学科之间，也存在着很多不同。所以说，要以学科理论为基础。随着科技的进步，数字化媒体时代的到来，新闻学科也日新月异，新闻工作者可以迅捷的得到第一手消息，无论概念建构，或者站在方法强化角度，都可以与其他学科平等对话或交流。

4.3创新新闻写作文体，紧密联系群众实际

生态新闻是时下的新闻热点，是人民群众热切关注的一项大事，所以在生态新闻的处理上，要立足分析性、思辨性于一体，语言凝练，通俗易懂，具有一种导向作用，题材可以分为：短消息、专访、群众来信、连续报道、评论、照片等，形式可以多样，诸如组织专题、图片、专栏等，灵活多样的形式，有助于增加生态新闻的凝聚力，能迅速提升生态环保的热度，以满足公众的阅读需求。新闻照片要有代表性、个性，达到一目了然的宜传效果。新闻传媒的目的是引起公众注意，求得群众的反馈，所以，在进行生态新闻的报道时，要力求形式多样，比如：报纸宣传、电视新闻、固定栏目、连续报道等，还可以与群众互动，就生态问题展开讨论，扩大生态的影响，以及生态问题对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作性。

5结论

生态新闻是新闻百花园里的奇葩，在祖国建设的时代大背景下，必定会结出丰硕的成果。总之，新闻学科是个需要与时俱进的学科，既要顺应新时代需求，还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是民族发展的新举措。构建新闻学理论体系，为我国新闻事业做出贡献，是每一名新闻人的责任。

参考文献

[1]王立新.新闻编辑学应用性教学的改革与探索[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0（11）.

[2]冯.当前高校新闻教育现状及其改革探析[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7（12）.

[3]赵振宇.试论新闻学博士生的专业动手能力[J].国际新闻界，2006（4）.

[4]陈华明，赵欣.论新闻学科创新人才的培养[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8）.

[5]黄芝晓.回归本源与时俱进――关于共建新闻学院的理论思考[J].新闻大学，2002（1）.

第7篇：研究新闻传播史的意义范文

1 对基于网络化关系的新闻学重造的必要性进行分析 

随着网络科技的发展，新闻传播也具有了革命性的变化，与此同时，新闻传播的社会形态也出现相关的变化，人们的相关交往所使用的网络在在改变。另一方面，网络化的应用，信息的交流方式也在不断扩大化，出现横向交流与纵向交流相互穿插的方式，这种方式使得社会和个体之间的差别越来越不明显。关于新闻的教育最早出现在美国，当时的教育内容主要是围绕新闻传播的技术型的课程，随着社会的发展，对于新闻事业以及新闻史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并且编制出了专业的新闻学类的教科书，在此基础上为新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通过新闻学的教育，可以培养学生对新闻的掌握能力以及使用技巧。我国对于新闻学的教育从密苏里大学对于新闻学的教育方法、教育理念吸取了很多经验，在新闻学的教育中，更加倾向于实践性的教育模式，在这一教育理念的影响下，我国的新闻教育主要强调的是公共性的服务精神，这一精神对于中国新闻教育的教学模式以及研究模式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与意义。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对于传统的报刊业等传统的新闻行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新闻学也面临着重新的变革，这一变革主要是以数字化和网络化两者的整合作为基础，在此基础上使得多种新闻传播模式并存，采用这一变革模式，可以涵盖多种文化的精华内容，而且这一过程中新的社会模式也随着产生，新闻学要想在此基础上立足发展，并且顺应这一网络化的发展模式，必须要进行一定程度的重造与创新。但是对于目前的新闻学发展概况进行研究发现大部分部门还是过多的重视富于媒体的融合以及对于全媒体课程的展开，并没有重视网络化对于新闻学的影响，其实网络化的关系不仅仅包括大众型的媒介平台，更加包括以人为主体的媒介平台和数字化的平台，在此基础上使得新闻学出现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虽然新闻学占据一定的地位，但是却没有足够的效力；（2）对于社会和媒介没有明确的界限，使得后果无法预测；（3）没有对新闻学的意义进行合理的建构；（4）没有及时改变衡量标准，缺乏相应的专业度。基于以上问题，必须要从网络化的关系出发，对新闻学进行一定程度的重造。 

2 对基于网络化关系的重造新闻学的措施进行深入的分析 

由于科技的不断进步与发展，多媒体技术以及网络化广泛的应用于人们的生活当中，所以产生了比较多的新鲜的事物，新闻学应该基于事物的发展特征，使新闻学从最初的理论型发展为网络型，在此基础上对新闻学进行重造，可以采取如下几种措施： 

（一）对新闻学的基础进行及时的转变，使人类的传播实践取代职业性的新闻实践 

要对新闻学进行一定程度的重造，首先要对其基础进行及时的转变，一定程度上使得人类对于新闻的传播实践取代职业性的新闻实践。最初的新闻学对于职业实践比较重视，所以这种及时的转变不仅可以扩大新闻传播的分析研究范畴，对于新闻传播的实际概况也是一种适应，对于新闻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基础，如果能够合理的转变和改造新闻学的基础，就可以转变传统将新闻学职业化的理念，降低传统对于新闻学的研究模式。另一方面，转变新闻学的基础，并不意味着如果将人类的传播平台作为新闻传播的基础，就可以完全忽略职业性的新闻传播实践，基于网络化的关系，规范职业性新闻的实践必须要进行重新的确定，使其呈现出比较流动的趋势，可以将新的经验以及事实作为基础，对新闻实践中所遇到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最终总结出具有利用价值的规范和准则，采用这一方法也可以让规范性的新闻学与经验性的传播学达到一致性，并且逐渐成为规范性的整体。 

（二）对新闻学的相关概念以及前提进行相应的改变 

新闻学的解释与传播的前提为社会需要论，这一前提可以将新闻传播和新闻业进行有效的联系，因为社会需要也建立在新闻传播的基础上，并且是促进新闻传播的内在动力。在新闻学的发展历程中，社会需要论对其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以及网络化的广泛运用，现代化对于新闻传播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现代化的出现也使得社会需要论在新闻传播方面出现了一些缺点，要想解决这些缺点，必须改变传统的新闻传播理念，顺应时代的发展规律与潮流，才能对新闻的传播历史以及现实的变化进行合理的解释。除此之外，新闻的真实性也需要重新重视，因为新闻的真实性也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新闻的真实以及新闻的真实性两者的理论是息息相关的，在现阶段的新闻学中，仍然是将新闻的主体和客体进行区分的，并且将新闻看作是现实生活的写照，这种想法具有一定的片面性，而且不能紧随人文的发展潮流以及社会自然科学的发展，也不能很好的适应当前网络化的社会发展趋势。 

（三）对新闻人才的培养模式以及相关课程的教育体系进行合理的转变 

要对传统的新闻学进行重造，使其顺应网络化的发展模式，就要对新闻人才的培养模式以及相关的课程教育体系进行合理的转变，在此过程中学校要对新闻学的相关课程体系进行更加清晰明了的构建，在此过程中对新闻的传播媒介进行有效的使用，基于网络化的关系，可以对现有的新闻学专业进行重新的划分，打破传统意义上对于人才的培养模式，并且用新的视觉、新的角度对人才培养的目标进行确立，调整现阶段新闻学的教育理念以及教育目标，规划具有新意的新闻学教学课程规划体系，让这一课程结构能够紧随新闻学发展的潮流与趋势，在网络化的社会中更好的发展。 

3 结语 

本文首先对基于网络化关系的新闻学重造的必要性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基于网络化关系的重造新闻学的措施进行提出，如：对新闻学的基础进行及时的转变，使人类的传播实践取代职业性的新闻实践；对新闻学的相关概念以及前提进行相应的改变；对新闻人才的培养模式以及相关课程的教育体系进行合理的转变等。相关部门对此也应提出更多可行性的措施，并且随着时代的转变，不断反思与创新不合时宜的思维模式，对新闻学进行基础网络化关系的重造与创新，使其更适用于社会的发展模式，提升新闻传播部门的实践操作能力。 

参考文献 

[1]王武彬. 2016新闻传播领域值得关注的五个研究课题[J]. 中国记者，2016，02：60-61. 

[2]张志安. 从新闻传播到公共传播——关于新闻传播教育范式转型的思考[J].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03：77-84+131. 

[3]王文捷. 另类奇幻的解构性娱乐意态的新兴[D].武汉大学，2011. 

[4]王慧辉. 民间立场上的语言实践[D].西北师范大学，2012. 

第8篇：研究新闻传播史的意义范文

摘 要：电报媒介作为一种变革性的技术对19世纪的新闻形态产生了深刻影响。在19世纪40年代以后，电报与通讯社、报纸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对新闻信息生产过程中内容的形成和传播起到了巨大的改变作用，这种作用不仅形成了具有固定流向的信息流，还改变了报纸曾经演进的路径。在这些改变中，起核心作用的就是信息编码的格式化传播。

关键词：媒介技术；媒介变革；信息流；格式化传播

中图分类号：TN917.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3）12-0096-02

诞生于19世纪前期并在19世纪40年代开始大规模商业应用的电报技术，是媒介技术史中的重要历史事件，它对新闻行业的事实呈现、要素提炼、背景信息筛选等环节产生明显的改变作用，有些甚至是结构性的改变。它是媒介史上第一项可以分为“软技术”与“硬技术”两个部分的传播技术，正是它的编码技术为当时刚刚起步的新闻事业带来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对新闻的传播过程中，除了产生了信息的量的增加，还表现出其它的方面，主要表现为：既定的编码规则硬性约束了信息传递的途径，通过电报网络拍发的信息，其内容、流动方式和呈现面貌都必须符合一定的接受机制，否则便不能传播而失去新闻的价值。

一、信息编码传播的建立

19世纪前期，探讨如何通过电力传导的方式来传递字母信息的试验很多，在技术产出中优选法则的作用下，对字母进行编码以实现传递目的的方案浮出水面。这个时期能够产生实际使用功效的编码体系主要以俄国的希林格码、德国的斯坦海尔码和高斯——韦伯码、美国的摩尔斯码、英国的库克——威斯通码为主要代表。电报网络的发展很迅速，到1865年时，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中心城市已经均架设有电报网络。

越来越发达的网络却使得一个矛盾日益凸显：电报使用频率越来越高，而存在于各国的自成体系的编码方案，由于需要各不相同的编码和解码，繁琐的重复劳动严重影响了电报信息在网络中的传递效率。为了解决这个麻烦，1865年遂由总部设在法国巴黎的国际电报联盟颁文，强制在欧洲大陆各国实施统一标准的美国摩尔斯码。拉丁语系的字母统一编码标准被确定下来。

之所以要推行美国的摩尔斯码，是由于它的编码性能要优于当时其它国家存在着的编码方案。例如，当时德国的斯坦海尔码只能传递30种信号，法国拿破仑军队曾经使用的夏普码只能编制196种信号，即使在英国铁路系统中已经全面使用的库克——威斯通码也只能表达32种信号。摩尔斯码在欧洲大陆被统一实施后，凭借大西洋海底电缆的铺通，于19世纪中期以后开始扩展到英国地域并逐渐在商用领域取代广为使用的库克——威斯通码。中国于1873年由上海《申报》开始使用的特制四码电报来传递的内容，虽是基于《康熙字典》的6800多个高频汉字，但这些高频字的编码前提也是建立在摩尔斯码基础之上的。

统一的编码体系解决了欧洲主要国家在通过电报网络传递信息时的解码障碍。过去虽然能够收到信号，但如果不是眼界开阔的编码人员，对于异国传来的信号所包含的语义通常都是无能为力的，而现实中往往缺乏这样的技术工作者。因此，在简便设计的摩尔斯电键配合下，国际电报联盟1865年的这一举措有效地提高了信息的传播效率。

历史地看，电报技术的问世带有一定偶然性，但电报与新闻资讯的结合却带有必然性。在电报进入商用领域之后，与其接驳的最重要的、数量最为庞大的、并为电报带来丰厚资本收益的信息是新闻类资讯而不是军政部门的使用。19世纪中期，报业（特别是《便士报》）恰逢其时地进入到高速扩张轨道，其所需的大量刊载新闻信息，是当时新闻行业各部门内部所属的记者队伍所不能满足的，只有远距离的异地互通，甚至国际间的互通才能弥补报业扩张中信息量的不足。联接欧洲各国的电报网络以及统一实施的文字编码体系能够提供的增量信息供给，为报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内容准备和技术准备。如果当时新闻界面临的是类似于封建割据的电报网络，新闻生产行业是无法获得今天新闻史中所描述的那样的地位的。

统一使用的摩尔斯码的表达极限在统计学上能达到拉丁字母语言自然语义的75%。19世纪末编码方式向数字式方式转变，一种新型的电报编码——博多码问世，代替了曾经作为标准使用的摩尔斯码，其结果是电报网络的信息流量进一步翻了一番，传递速度也发生了几何级的变化。编码更迭带来的量与速度变化，促成信息流动方向的日益固定化和清晰化，这些变化强化了编码对信息传播的限定性逻辑关系。

二、编码技术对信息的四种限定性传播

（一）对信息内容的筛选式传播

虽然在电报进入商业应用领域之前，党报和便士报纸的发展就已经在进行当中，但当时高级报纸的刊登内容以观念、主张的宣传和表达为主，便士报以满足普通市民的文化需求为主。在一些早期报纸（特别是便士报）与电报联姻后，内容风格开始发生一些显著的变化。这股变化起源于英国维多利亚社会时期，由于技术进步推动的铁路扩张所鼓起的经济泡沫。

铁路投资所带来的巨大赚钱效应，助涨了市场对铁路及相关相应经济数据（如铁路股票价格）的需求，于是以专门收集和传递这些经济数据为活动目的的机构和人员应运而生，规模逐渐扩大并与新闻信息报道接轨。这些人员和机构是第一批利用电报网络传递信息的。另一方面，电报公司从商业利润与编码传递效率两者的最佳结合考虑，只愿意选择能够带来比普通信息更多利润的商业信息和数据（即最初的Intelligence信息，主要为金融资产价格等）来进行编码传递[1]。在市场和新型技术的共同作用下，当时英国各地报纸，无论规模大小，其刊登的新闻信息的一个主要内容之一就是为市场提供资产价格类信息，而这也就成为英国“telegraphic news”称呼的起源。这种做法在当时的新闻信息搜集和传递中带有普遍性，不仅英国如此，法国哈瓦斯等通讯社在其快速发展过程中，也同样主要是通过电报网络收集和交换金融资产价格来获得稳定的市场需求。电报技术重点传播商业咨询的特征到19世纪80年代才开始改变。

（二）对信息传递通道的垄断把持

电报技术最大的革命意义是取消了在传统传递工具中，对空间和时间的巨大差距，从而首先取得了对文字传播的“独占权”。“电报的出现，以独立符号的形式，带来了物质运输和讯息传送的分离。[2]”这个“独占权”建立了一个单独的、公众意识所依赖的“意义”世界，与现实世界并存而成“两个世界”。19世纪40年代以后，美国的摩尔斯码逐渐侵入英国的电报网络，统一编码系统中的源源不断的电报消息成为了美国“能够阅读人群”对宗主国情况了解的最为主要途径。在中期以后进一步的技术扩张中，通过电报编码后的文字所形成的“阅读意义世界”被牢牢控制在国际电报通讯网络的信息流通渠道中。

（三）编码推动了新闻语体发生变化

文字需要经过编码才能进行传播的先行设定条件，改变了新闻信息表达的字、词甚至句子原先的表现形态。陈昌凤教授的研究则进一步证明，电报技术的使用导致不同文化的新闻叙事结构朝着“同一个方向”发展，因为“电传新闻不仅规范了新闻要报道事实，而且逐渐规划了叙事结构，形成了‘电传新闻体’”[3]。19世纪末期以后，上海《申报》新闻报道中曾经用过的早期依托《春秋》记史体式的新闻语言特征逐渐消失，源于大北电报公司对于四码电报的推广应用。

（四）推动新闻阅读习惯的改变

每个单词高昂的编码价格迫使新闻信息采编人员必须养成精炼的写作风格。直陈式、简短式的表达方式在电报通讯的黄金时期深受普通阅读群体的喜爱，但深究其中原因，他们的阅读兴趣本质上是被电报技术设定的。这种被动的绑定关系，反过来又是源于当时社会各阶层对电报技术特别是编码传递超越时空界限限制而所产生的神秘感和崇拜感造成的，凡是标有电讯字样的通讯稿件，理应被认为既重要，又真实，还应当能够具备一切阅读要素。事实上，电报稿件做到了，至少是被认为做到了。人们对电报产生了不可动摇的依赖。

三、信息编码传播的研究意义

无论是早期由于其形态比起电报设备的制造技术来讲形态简单、复杂度低，不易引起注意的编码（即使是1865年以后形成的国际统一标准协议，其形态仍然为众所周知的摩尔斯码），还是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开始出现较高复杂度的、带有二进制和三进制式数字（numerary codes）特征的编码，如反射二进制式（如格雷码），循环式（如博多码）等，都是19世纪30年代以后相继产生的四个国际通讯社的坚定追逐对象，四大通讯社以技术的力量直接推动19世纪中期以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和国家间出现的高速流动信息流。1840年法国的哈瓦斯社为整个巴黎地区的报纸提供来自欧洲其他地区的信息，1858年法国的股票市场价格信息主要由路透社提供才能到达伦敦的金融界。通讯社通过电报技术让信息变成了流动着的数据，报纸则成为了通讯社事实上的消费者，这其实是形成了一个“被动”的具有明确方向的信息流动路径而不是“自由”的信息散动。这是早期城市社会信息化进程中呈现的一个特征。

除了上述方面，电报技术还产生了另一个影响，即推动19世纪媒介变革，促进报纸运动的内部分化。

便士报在19世纪20年代以前电报尚未进入商业应用领域之前可以看作是处于自由发展期，总体特点概括为过去报纸的简约版，各方面的做法，如语言风、内容、版面设计都是模仿传统的报刊。19世纪中期以后，编码统一标准以及昂贵的拍报价格对新闻语体的格式、字数容量都有很强的塑形作用。信息和资讯的采编者为了让这些转化为能在电报网络中流动的数据，会改变写作风格和报道倾向，以适应统一编码系统的“格式化”要求。其极端体现之一是“电报缩略语”的出现和大量使用。电报缩略语源于当时信息采编者出于快速精确表达内容，根据编码需求而创造的一些特定词语。它们在信息传递的高频率使用下渗透进自然语言的使用中，进而对便士报的新闻语体产生改变作用。这样，便士报结束了它的自由发展状态，以编码式语体，较低拍报成本而符合了电报传播的技术门槛，它以快速生产周期（日报、早报、晚报）适应了信息高速流动的时代特征，在商业竞争中获得了独立竞争优势。因此不是单纯报业自身自然演变的结果，是技术力量推动的媒介新物种。

在当前基于网络编码语言的文化和表达前提下，一些新媒体的研究中容易看到一种倾向：技术总是以一种拥护的态度站在文化面前。这个倾向应如何可能予以避免呢？如果能从信息技术的发端，即电报及编码体系的确立和应用角度参照，对研究新媒体的视角的补充不无裨益。

参考文献：

Karwatka D. Claude Chappe and the First Telegraph System[J].Tech Directions，2002 （10）.

第9篇：研究新闻传播史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新闻学；传播学；国际新闻传播；国际传播

一、国际传播研究的现实状况

国际传播是一个年轻的、正在发展的、充满活力而又具有迫切现实性的新兴学科。

从国际方面看：国际传播的最初研究起源于美国。60年代末，国际传播作为一个学科在美国开始得到了承认。1971年，位于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率先开设了国际传播的硕士学位课程。70年代，国际传播研究走向国际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推动下，成立于1957年的联合国下属的教科文组织国际大众传播协会，于1978年设立了国际传播分会，作为其12个分会之一。随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先后组织出版3本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1981）、《世界交流报告》（1989）和《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1997）。1994年，国际传播分会开始出版自己的会刊《国际传播》，每半年出版一期。在每年召开一次的国际大众传播协会的近几次会议上，国际传播成为最热门的论题之一。

与此同时，民间的研究自8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在我们不完全的资料收集中，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就有十数种。如：《组织中的国际传播》、《国外新闻和世界信息新秩序》、《全球信息与世界传播：国际关系的新领域》、《二十世纪的国际新闻播报》、《传播的国际百科全书》等。90年代以后的研究著作更多。例如：《国际传播中的现实议题》、《全球新闻业：国际传播的历程》、《资本主义与传播：全球文化和信息经济》、《超越国家：90年代的国际传播》、《国际传播与全球化：批判导论》等（以上见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书目）。笔者发现，国际传播的研究以美国领先，大部分的著作也多出自美国。这一点显然与美国是一个国际传播大国，掌握了世界传播信息量中相当大的比重有关。在目前世界排名前10位的媒体集团中，美国就占了5家。

从国内方面看：在我国，国际传播的研究可以说刚刚处于起步阶段。1982年传播学才通过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介绍到中国。同年年底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新闻研究所召开了第1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5年复旦大学成立了高校第1个传播学研究机构“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1986年，在黄山召开了第2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8年，在北京，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进行了第一次社会舆论调查。经过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低潮，1993年在厦门召开的第3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确定了传播学本土化的方针，1995年在成都召开的第4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拓开了传播学更广阔的研究领域，1997年中国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对传统学科体系进行调整，传播学开始被并入原来的一级学科新闻学，称新闻传播学，下设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在传播学20年的引进、介绍、研究和本土化、实用化过程中，国际传播是发展最晚的一个分支领域，直到90年代末，才在各个高校和研究所成立专门的教学与研究机构。目前在北京初步形成了以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传播研究所等几家为主的格局。在国内传播学一百多本著作上千篇文章中，有关国际传播方面的论著只占很少的一部分。目前，我们查到的国内以国际传播为题的中文书只有3本，一是北京广播学院院长刘继南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论文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二是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院长蔡帼芬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与对外宣传》（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三是译著，即美国罗伯特·福特纳的《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及控制》（华夏出版社2000年）。有关的文章也不是很多。经初步分析，我们发现，这其中，从大的方面讲，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的研究集中在国际关系与大众传播、对外宣传与国际关系及对传播学的译介方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研究则集中在对策论、国外舆情分析、焦点问题报道等实用化内容方面。该研究中心出版了60期舆情分析报告并成立了阳光论坛，建立了自己的网站。

笔者认为，刚刚起步的中国国际传播学研究还存在许多弱点，大致说来就是研究的玄化、泛化、空化和术化。所谓玄化是指在传播学的介绍、引进过程中偏重引经据典、直译许多国外名词而缺乏对文本的中介转换，造成概念混乱，这种做法显然不利于这门学科的清晰化和本土化。泛化则表现在研究的平面化，不界定学科边界，不限定学科内容；而是把一切现象都往传播学里面装，似乎一切人类文化现象都是传播现象，一切跨越了国界的信息交流都是国际传播，结果使研究目标无法锁定和深入。空化是我们过去政治化研究传统的延续，在缺乏实证研究、量化研究、具体研究、微观研究的基础上空发议论，有的只是生拉硬套某种哲学理论，结果背离了研究的科学精神。术化则集中于对策研究，一切以实用化为目的。当然，如果的的确确搞“术化”，那应该是先基础（术）、再理论（学）再运用（学术），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从乐观一面看，尽管存在许多弱点并且刚刚起步，但国际传播学仍然是一个充满希望和前途的新兴学科。恩格斯告诫我们，“历史过程中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一旦社会上产生了某种需要，那将会比10所大学都更能推进研究的深入。国际传播发展的两大背景是人类社会的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化、以及大众传播的兴起和传播分化。这决定了国际传播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已经而且必将继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对国际传播学进行深入研究是时代的任务和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国际传播学的学科来源

国际传播并非无本之木。其学科来源，大约有3个方面。

国际传播来源之一是传播学。传播学是一门起源于40、50年代，成熟于60、70年代，并在80年代以后得到了巨大发展的新兴学科。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目录中，有关传播学的英文著作就达4000多种。从体系上看，传播学研究包括传播定义，人类传播史，传播符号、过程、结构，传播方式和媒介，传播受众和效果，传播制度与控制，国际传播和全球传播，传播学流派等内容。传播学本身就是来源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新闻学等多种学科的一门新学科，在发展的过程中又加入了控制论和信息论等新元素。从理论上看，现在形成了注重研究过程、以实证为特点的美国学派和注重研究后果、以理论批判为重点的欧洲学派。传播学与国际传播的契合点主要在政治方面。日本学者鹤木真曾把国际传播定义为“以国家社会为基本单位，以大众传播为支柱的国与国之间的传播”。另一个日本学者生田正辉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国际传播的首要特征，是它与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是一种由政治所规定的跨国界传播”。由此而来，国际传播研究的重点在于国际传播内容的价值问题、信息与问题、文化霸权问题、信息全球化及国际信息秩序问题等方面。这些课题对国际传播中的宏观问题和理论问题赋予了较大的注意。

新闻学是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二。它发韧于报刊出现后的18世纪，在19世纪末新式新闻的崛起中初步形成。20世纪上半期出现了种种有巨大影响的新闻学理论，20世纪50年代以后又开始融入了大众传播学，形成了新闻传播学。新闻学包括新闻学理论、业务和新闻传播史三部分。作为应用学科，新闻学的业务部分是一个更庞大的学科分支，大大多于、强于其理论部分。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在于新闻的业务实践从一开始就包括国际新闻部分。

然而，笔者所见，国内学者包括新闻界对国际新闻的认识存在模糊不清、界限不明的现象。国际新闻似乎是指与国内新闻相对的那部分内容，即属于“国际方面的消息”那一类。同时，面向国外的新闻报道及其他传播活动则被看作是对外宣传。其实，从国际传播的角度来看，国际新闻应该指跨越了国界的新闻，并不仅仅是来自国外的新闻，也不仅仅是对外宣传，而是双向互动的新闻。

从历史上看，在新闻报道的内容中，国际新闻从一开始就占据了较大的比重。大众报刊兴起后，国内新闻、地方新闻逐渐夺走了国际新闻的地盘。但是即使在新式新闻到达顶峰的19世纪末的美国，国际新闻仍然稳定地占据着相当大的新闻比重。随着20世纪初世界体系的形成，国际新闻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有时稍有增减。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国际新闻，实际上属于国际传播范畴；而且可以说，国际新闻是国际传播的主要组成部分。对国际新闻的认识，是国际传播学出现的基础。在新闻史中曾出现过政党报刊、言论纸向大众报刊、新闻纸转变的过程，在国际新闻传播的历程中也同样遵循这样一条轨迹。在新闻史早期，国外新闻报道主要发生在民间（即传播者主要为民营办报人）。进入20世纪后，随着国际社会的形成与竞争的激化，国家开始成为国际新闻的重要传播者，国际新闻开始明显地表露出其政治性和实用性。这时国际新闻的首要特征就是宣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各国主动认识并开始运用国际新闻进行宣传的重要时期。一战以后特别是二战之中，这种认识和运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冷战时期，这一传统得到了延续。到了20世纪末，国际新闻的宣传特征才在表面上有所减弱。

总之，国际新闻是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点，其重要特征表现为政治性和实用性。英国新闻界泰斗北岩勋爵曾任英国一战时期对德宣传总监。传播学的创始人拉斯韦尔早在1927年就出版了《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早在1931年出版的关于国际传播的两本书《国际传播：美国的态度（Calrk,Keith,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theAmericanAttitude,NY1931）、《国际传播：语言问题论文集》（HerbertNShelton,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SymposiumontheLanguageProblem,London1931），也都涉及对外宣传问题。于1984年出版了第一部中文《国际传播》专著的台湾学者李瞻本人也是一个新闻史学家。由于国际新闻只是新闻中的一个现象，对外宣传是一个实际操作问题，加之新闻学本身又是一个实用性的学科，所以在新闻学的论著中，鲜有详论国际传播者，有的也只是强调其宣传功能。所以从新闻学演化而来的国际传播研究，其侧重点主要在“术”的研究，即宣传技巧、效果以及对策研究。但是按现在我国的学科分类，国际传播要在新闻学和大众文化事业中去查找，这虽能表明国际传播与新闻学的渊源关系，但严格说来这种学科界定并不科学，也不太符合现实需要。

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三是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学最早就是国际政治学。一战以后政治学由传统的历史比较分析转向现实主义政治，于是国际政治学逐步转化为国际关系学。20年代后，现实主义政治学占据了主流。二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开始滥觞，国际关系学也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了。国际关系学包括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现状及控制、国际关系理论等几个方面。国际关系学是一门“能够帮助人们理解、预见、评价乃至控制国家间关系和国际现状”的学科。它包含两个研究层面，一是双边和多边层面的国际关系，二是宏观国际关系体系。国际关系学关注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作为国际基本行为体的利益、力量、外交战略，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国际关系的体系与结构、动力与控制及演变和预测等。国际传播在国际关系的微观和宏观层面都是重要因素。西方国际关系学者是在60、70年代开始从国际关系角度进入国际传播领域的。这一时期行为主义在国际关系学中占据了主流地位。行为主义试图从可观测、可控制的国家行为出发，建立一种“精确”和“科学”的国际关系学。创造了国际关系学分析模型的美国学者卡尔·多伊奇，在60年代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中，建立了国家外交决策系统和国际一体化的控制系统，其中大众传媒和民间舆论传播的通讯交换和控制在这一模型中占据重要地位。罗伯特·诺斯则在国家间信息传递的媒介模型之上建立了内容分析和决策心理分析理论（ContemporaryPoliticalAnalysis,1967）。所谓内容分析是总体分析，就是通过对大量的国际信息进行数据化处理和分析，直观地把握国际体系；所谓决策心理分析则是个体分析。理查德·梅里特着重在国际传播的过程和内容方面做文章，建立了包括政府行为体、非政府行为体和文化交流在内的国际传播三元交叉模型（CommunicationinInternationalPolitics,1972）。后来，一些学者进行了不少媒体与外交、舆论与对外关系的专题研究，创立了“公共外交”（PublicDiplomacy）研究领域。当然还有一些学者试图从大众传播和国际关系这两个不同的学科角度来搭建相互关系（如台湾学者周莉音《国际关系中国际传播之角色》，黎明文化公司1985），但总有些缺乏深度、缺乏理论贯通性的感觉。在近年来从国际关系学角度进行的国际传播的研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国家行为个体、国家力量及力量显示方面，有人认为传统的国家力量研究，其定量分析仅仅集中在基本实体、经济能力、军事实力和贯彻目标的意志力几个方面是不够的；应该而且必须加上国家的信息能力，包括信息的收集、整理、扩散及控制，因为信息能力也是一种重要的国家力量。二是在国际关系整体及全球化问题方面，有人认为必须加入国际传播因素。在当代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如果缺乏国际传播体系，那是非常不完整的，因为国际传播体系也是国际关系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国际关系角度出发研究国际传播，能为我们从理论和实际、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理解国际传播提供不少有益的帮助。

从以上国际传播的3个学科来源看，国际传播是一个交叉性的学科，它与上述3个学科都有渊源关系，又不完全直属于其中任何一个。其多学科性、交叉性恰恰符合当代社会科学综合化与学科分化的一般趋势。

三、深化国际传播研究的思考

对于深入推进国际传播学的研究，我们认为至少有4个方面的工作要做：国际传播的本体论研究、国际传播史的研究、国际传播“术”（技巧）的研究及国际传播学科体系的理论研究。

国际传播本体论要解决国际传播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国际传播的定义问题。我们可以说传播学研究“社会信息的传递和信息系统的运行”，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研究“国际间社会信息的传递和系统运行”?我们可以说新闻学研究“对新近变动事实的传播”，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对新近变动的国际事实的传播”，或者说是“对新近变动的事实的跨国传播”?我们可以说国际关系学是研究“国际关系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研究“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应该说上述说法都有道理，但未必全面准确地反映了现实。

在传播学的体系建立过程中，美国学者拉斯韦尔提出的5个W的体系模式很有创建性，为传播学界所广泛接受。但实际上国际传播在每个W的具体定位上都存在分歧。如在传播者方面，有人认为应该主要是指国家或国家的组织，有人认为还应包括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有影响力的个人，还有像梅里特，则提出了三元模式。在传播内容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国际新闻的传播，有人提出政治、经济和文化信息的三分法，还有人则认为应该包括一切信息。在传播工具或渠道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大众媒介，而且重点是电子媒介；有人则认为应包括人际交流的一切方式。在传播受众方面与在传播者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样，有人认为应该有特定的传播对象；有人则认为凡是面向国际社会的传播都是国际传播；而所谓国际社会，就是没有国界的社会。与上述诸方面相比，可以说国际传播在效果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最多，而且效果研究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但是，同样在这一方面，“公共领域”理论、制码解码理论、“议程”设置理论、“文化霸权”理论都在大行其道。很明显，只有对上述的分歧和争论进行梳理和明确化，才能建立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论认识。

国际传播史是对国际传播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基础。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其综合性。恩格斯说过，我们只知道一门科学，这就是历史学。一切现代社会科学都是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的，一切现代学科的建立都离不开对该学科所探讨的社会现象的历史考察。对国际传播的历史考察也是我们必须做的工作。而这方面的研究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例如关于国际传播的起源，有人从国际关系学角度出发，认为国际传播始于16、17世纪近代国家的出现和国际关系的起源，这种说法忽略了传播业的内在发展。有人从媒介发展的角度看，认为国际传播源于1835年哈瓦斯通讯社的成立和电报的出现（李瞻《国际传播》1984，福特纳《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与控制》2000），这种说法又忽略了在此之前报刊的作用。还有人则从国际政治角度考察，认为国际传播发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的战时宣传，这种看法显然比较狭窄。在众多新闻史著作中，有关国际新闻史和国际传播史的研究不受重视，往往被挤在对外宣传的角落。实际上，考查国际传播史的起源与发展应考虑其本身内在的规律，并应综合社会相关因素进行综合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