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政治经济的关系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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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哲学与政治经济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创新

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是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基础。长期以来，我们在政治经济学教学研究中受苏联范式的影响，恪守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教条，强调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忽视政治经济学的建设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生了重大的时代变迁，新经济的出现，“使知识经济成为新的社会经济形态，虚拟经济成为经济活动的新模式，网络经济成为新的经济运作方式”，同时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也使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发生了变化。因此，在新时期和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必须在坚持理论指导的前提下，适应时代变迁，推进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

一、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应处理好的六个关系

“政治经济学必须发展，任何科学的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政治经济学也不例外”，“科学的理论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在于它能够反映实践和时代的要求，随实践和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只有能够不断从实际出发，不断创新和发展的理论才是能够指导实践的理论”。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需要立足于新经济带来的现代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立足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的基本特征，使政治经济学能够与时俱进，增强政治经济学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追求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态。因此，在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中需要处理好六个方面的关系：

(一)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实现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要研究市场经济问题，但在市场经济问题的研究中政治经济学侧重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通过人与人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中的关系的考察来解释经济的本质问题。而西方经济学侧重于经济运行分析，研究资源配置及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中，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要以市场经济为中心，既要研究生产关系，又要研究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重视经济运行分析。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要以经济学为主体，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份，“借鉴西方经济学从资源配置角度研究生产方式”，实现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互补，提高政治经济学的学术生命力和对现实问题的解释能力。

(二)处理好改革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在一定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从经济改革的角度讲，在理论的号召和指导下，可以使人们更加清楚改革的目的，形成“改革共识”，增强人们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从而推动改革的深入进行。尽管30年来，中国改革的实践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我国的改革理论仍处于滞后状态。为促进改革理论的发展，应在对实际应用性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加强理论研究，把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与改革理论的创新结合起来。一是提升改革理论研究水平，不断加强对基础理论的研究，建立改革理论的创新激励机制，提高人们对基础理论的研究积极性。二是处理好改革与实践的关系，一方面要善于从改革的实践中及时地总结、提升改革理论；另一方面要善于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用理论来指导实践，并通过实践验证和修正理论。

(三)处理好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可以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这两种方法，它们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应是统一的，相互补充的；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本前提，没有定性的定量是一种盲目的、毫无价值的定量；定量分析使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定性更加科学、准确，它可以促使定性分析得出广泛而深入的结论。从当前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来看，定量分析占据主导地位，忽视了定性分析，使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失去了思想性。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中要处理好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加强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创新。

(四)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关系。改革开放之前，传统政治经济学居于中国经济学的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传统政治经济学与改革开放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相脱节，其解释和预测能力难以满足实践的需要，传统政治经济学范式‘衰落’了”。因此需要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形成新的分析范式，而在理论创新中需要吸收其他经济学分支学科的思想。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首先要处理好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借鉴和吸收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其次，要处理好与经济史学的关系，从经济学说史中吸取养分，继承政治经济学说史上的先进成分。同时从经济史的演化过程中总结、提炼经济思想，特别是要从中国改革30年的历史事实中总结提炼经济思想，以推进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发展。最后，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社会学、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的关系，通过与经济社会学、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等经济学分支学科的交叉融合，提高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力。目前经济学的学科划分太细，肢解了整体性，在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其他分支学科关系的过程中，要加强与其他分支学科的紧密联系。

第2篇：哲学与政治经济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社会经济体制；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9-9166（2010）029(C)-0034-01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市场经济诞生在西方发达国家，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西方经济学作为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建设的指导理论在我国大学的经济学、管理学等专业的教育中得到了快速的普及。随之而来的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大学课程设的地位却有所下降。大家似乎已不再区分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本文拟对这一问题进行一个回顾和总结。

一、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我国的政治经济学一般也由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部分组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走的是一条不同于前人的道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能在实践中不断地成熟和完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思想的指导下，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并成功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加入了WTO，实现了与世界经济的对接，我们的生产关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之后，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我们先后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并最终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论的进步和认识的深化大大解放了生产力。与此相应的是，我们在生产关系上也做了许多改革，提出了公有制的主导地位应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在分配制度上提出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模式。在这一时期，作为研究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做了许多修订，从哲学上说这也是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是一个不断从相对真理走向绝对真理的过程。同时也出现了一些理论上的争论，理论层面的争论主要还是和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处于探索阶段有关，也正是这些争论推动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不断前进。今天回过头去看我国早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可以说我们已经在理论上取得了许多重大突破，也正是理论上的突破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体制方面的改革提供了指导。可以相信，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也会不断趋向成熟和完善。

二、关于西方经济学

当前，国内有许多学者将西方经济学改称现代经济学或干脆称其为经济学。这种称呼的改变与我国当前的改革实践有着密切的关系，现在我国正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许多方面，正在走西方发达国家曾走过的道路。我们现在所学习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来源于二百多年前的亚当•斯密，每一个学习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亚当•斯密于的名著《国富论》其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及经济人假设奠定了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基石。在后来的经济学发展中，特别是随着新古典经济学的兴起，经济学家们抛弃了“道德人”，而将经济人作为惟一的分析出发点，而经济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分析思想也迎合了数学工具在经济学中的的广泛应用。随后，新古典经济学就走上了一条公理化、标准化、机械化的道路。这种数理化的分析方式赋予了经济学家共同的分析语言和工具，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经济分析中的争议和不确定性，但是，这种机械高度抽象化的分析方法对现实的大量问题也失去了解释力。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对社会经济现象做出解释，片面追求经济学的形式化，事实上是与经济学解释现实、指导社会实践的使命背道而驰的，这是西方经济学当前所受到的诸多批评之一。当前，尽管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已经较为成熟和完善，但是对于实际经济生活和经济政策的制定影响却非常有限，这也表明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局限性。

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

我们认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源配置。二者的研究对象不同，那么为什么还会有冲突呢？根据西方经济学的解释，土地、劳动、资本是西方经济学中所说的几种基本资源或者，按照西方经济学最大化的分析方法，各种资源根据各自的边际生产力获得报酬或者说是利润，那么利润从哪里来的呢？这必然又会涉及生产关系，涉及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这种边际分析方法最终还是回到了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范畴之中，这也说明我们无法摆脱对生产关系的研究而单独研究资源配置问题。今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重点还应是生产关系，我们要坚持与时俱进的态度，认真研究现实问题，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推向新的高度。对资源配置这样微观层次的问题，我们应更多地运用西方经济理论进行处理和解决。总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二者相互补充，相互配合共同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贡献。

作者单位：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作者简介：樊艳丽，籍贯陕西榆林，西安交大经济与金融学院08级本科生，专业：财政学。

第3篇：哲学与政治经济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国际政治经济学;经验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其研究的对象是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即政治社会关系对经济的影响，以及经济运行与发展对社会政治的影响。

经济活动不仅在国内具有政治意义，经济活动一旦跨越国界也就有了国际政治甚至是全球政治的意义。跨国的经济活动要受到其他主权国家的政治结构以及由这种政治结构产生的经济体制的影响，因为它影响到其他主权国家内社会力量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国际经济的运行和利益分配还影响国家间的实力对比和权力关系，这种实力对比对主权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权力位势产生重大影响，因为经济联系产生的权力关系限制了国家的自由性;反过来，国家间的权力关系也影响着世界经济运行体制和国际经济成果在国家间的分配(甚至包括国家内部的分配关系)。对这种国际间的政治经济现象的系统研究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IPE)研究的主要内容。如果更进一步的分析，世界经济对各国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国家关系层面，它对各民族内部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同时，民族国家原有的经济政治结构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会产生强烈的抵触、融化作用，或排斥其影响，或对其进行“扬长避短”。这实质是一种世界政治经济现象。因此，近来人们把国际政治经济学又称为“全球政治经济学”(GlobalPoliticalEconomy，GPE)①。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产生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上世纪60年代末起，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出现严重危机，国际货币危机频繁发生，世界经济出现停滞，保护主义再次在西方发达国家抬头;许多学者开始担忧，世界是否会再次出现类似20世纪30年代所发生的由于世界经济秩序混乱，各国为争夺市场，解决国内经济危机而出现的国际政治冲突。国际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再次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一些西方学者希望通过研究国际政治和经济的互动关系，研究国际经济的新变化，研究世界经济史中由于经济危机导致的政治冲突等诸方面问题，为国际制度建设与国际秩序的变革寻求政治上的答案。这些研究符合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原则，而且把研究的焦点放在了国际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上，是一种真正意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于这些20世纪后期兴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如果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划分，它们大体可以分两类:经验实证主义/还原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历史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②

一、经验实证主义方法论下的理论

经验实证主义在哲学中是指应用历史经验来证明假定与理论的正确性和精确性。在社会科学的任何领域内，假定与理论都需要从历史的经验中得到证明，都需要实证性的研究方法。然而，经验实证主义把历史的经验绝对化与教条化，并以此来推导和预测未来，把社会与历史的发展还原为一种旧的历史经验与经历。这种方法论下的理论往往带有一定宿命论和历史还原论的色彩。这种研究范式主要存在于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当中，但一些具有倾向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运用这种方法。

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体现在这两种理论上:霸权稳定理论和自由制度主义理论。这两种理论首先各自把国际政治的一些假定运用于国际经济所依赖的政治关系的研究，然后运用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如公共选择理论、公共商品理论、博弈论来说明国际经济运行规律，以及国际经济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自由制度主义和霸权稳定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强调通过制度的设计和维护，国家仍可以维持经济合作以及政治合作;霸权稳定理论强调国际权力结构是决定国际经济合作是否导致政治冲突的关键。但这两种理论共同特点是都带有强烈的经验实证主义。

1 现实主义的霸权稳定理论

霸权稳定论最初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首先提出的，后来经过吉尔平、斯蒂芬·克拉斯纳等人的扩充与修改。③其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一个开放和自由世界经济需要有一个居霸主或主宰地位的强国，霸权的衰落必然导致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削弱与瓦解。这种理论把国际政治的假定作为国际经济的政治背景的研究基础，认为国际经济处于一种冲突的国际政治的环境之中，在这种环境下，要建立和维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制，必须有一个信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霸权国存在。

霸权稳定论的作者的依据是现代经济学中的“公共/集体商品”理论。所谓“公共/集体商品”就是一种人人都可以消费的商品，而且一个消费时不影响其他潜在的消费者消费。但由于人人都可以消费这种商品而无需付费，这种商品往往供应不足，除非经济利益促使某个经济主体愿意为这种商品承担较大份额的费用，或者某个机构(如政府部门)迫使消费者为这种商品付费。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这个机构就是霸权国家。

霸权稳定论认为，开放自由的国际经济体制(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和稳定的国际货币体制)就是一种公共商品。用克拉斯纳的话来说，它是在“特定的问题领域内，经济行为体的期望所共同关注的那些原则、规章条例和决策程序”④。霸权国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和影响力建立这种国际经济体制，以确定各国的行为规范，防止欺诈和损人利己，分摊成本，抑制经济民族主义，从而达到限制冲突，维持秩序的目的。霸权国建立维持这种体制的力量在于具有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和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感召力。但是，霸权稳定论者相信市场经济本身具有的扩散财富的功能，或者说是经济发展的后来者利用后发优势以更快的速度发展的功能，加之利用“公共商品”免费搭车的特点获得更快发展，从而改变了原来的国际权力分配的格局。霸权国的实力衰落使得霸权国不再愿意维护这种“公共商品”，出于国际政治的现实考虑(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假定)而采用经济民族主义的保护政策以保护自己的权力地位。因此，国际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受到削弱，直至最终瓦解。国际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的瓦解又导致各国间争夺财富的政治冲突，甚至战争。

霸权稳定论者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就是这种必然的霸权稳定与衰落的循环往复，不论技术水平的发展如何、核武器是否存在以及相互依存关系的强弱都不会改变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这种特点。因此，这种理论具有一种宿命论的成分。这种理论是建立在对19世纪以来英国霸权兴衰的经验基础上的，并且结合美国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历加以实证。不论是政治现实主义的各种假定，还是“公共商品”中的各种假定都充斥着经验实证主义的色彩。

2 自由制度主义理论

罗伯特·基欧汉是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首创者也是这一理论最有影响的学者。在1984年出版的《霸权之后》一书中，基欧汉首次较系统地阐述了自由制度主义的思想。基欧汉认为，国际制度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体制是一个处于国际权力关系与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中间变量或干预变量，它可以由霸权国建立，但是一旦建立它便可以形成自己独立的功能，即可以促进世界经济的有效运作，减少动荡，降低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防止市场失灵和欺诈，因为国际体制中的规范、规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的行为施加影响，另外，国际体制的存在可以使国家从中预见到自己的利益实现的可能性和其他国家行为的可能性。基欧汉强调，即使国家是一个自私的自我利益的追求者，在一个无政府的世界中，即使没有霸权的存在，由于国际体制的存在，它们也能进行合作。因为相比较一个没有国际体制的秩序而言，尽管国际体制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与缺陷，却仍能相对促进国家利益。⑤

基欧汉在他的理论中没有排斥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假定，如无政府的国际结构、国家是国际主要行为体、理性行为体。但是，基欧汉同时对其中的国家利益与理性的假定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强调国家利益应是具体的，如财富的绝对增加，淡化了国家生存欲望的重要性，而更加强调相互依存对国家利益实现的作用;认为理性不应该是现实主义对利益的绝对追求，而是一种既定条件下的相对满足。他认为，如果一个国际体制下具有促进各国福利的功能(增加绝对收益)，国家可以通过理性的比较选择合作。因为没有体制的世界经济可能充斥着更大的不确定、动荡和欺诈，建立新的体制可能成本过大等等不利因素。

基欧汉的这种理论后来又得到其他一些学者的支持与补充，如阿瑟·斯坦、查尔斯·利普森、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海伦·米尔纳、当肯·斯奈德等人。⑥

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基本也是与现实主义的霸权理论的方法一致的，坚持了现实主义的主要假定基础上，强调的是固定不变的人性、不变的思维理性，所选取的历史资料也是历史时期的某个片段，如战后世界经济的一个领域或阶段，如货币领域和能源领域;并且把这种经验绝对化，作为预测未来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准绳，认为国际体制在人们的这种工具理性的学习与选择下仍然会继续延续与发展下去。因此，它同霸权稳定理论一样，在方法论仍是一种经验实证主义的。但在历史观上它却有某种进化主义色彩。但这种进化主义依以理性人的假设为基础，认为理性的人通过利弊比较(或者说工具性学习)可以创造和维持一种促进合作的国际体制，只要这种体制可以促进各国的福利(或安全)，对所有人/国家都有利。这种进化主义带有一种功能主义的色彩，以结果来解释原因，仍然带有强烈的“后此谬误”(theposthocfallacy)的特征。⑦但这种进化主义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还原论，因为它的进化动因仍可以归结为一种不变的固定人性上。

3 世界体系论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是世界体系论最系统、最有影响的阐述者。他于1974年出版的《现代世界体系》和《世界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未来的灭亡》是其世界体系理论经典的代表作品。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认为，作为一种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16、17世纪自西北欧出现以来，逐步扩展到全球范围，在这一过程中一直呈现出一种周期性的发展模式，尽管出现过霸权国家兴衰(如荷兰、英国、美国)和经济中心地理变化(从原来只限西北欧转向了包括北美、日本在内的北半球)，但其内在的本质没有发生变化，即这种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的生产分工体系(中心与外围)、均势的国家体系和意识形态是维持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

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就是一种整体上(世界性的)有效的分工方式。核心生产者提供工业品，它的优势在生产中以比较优势体现出来的低成本，外围生产者提供原材料，它的优势是强迫劳动的低成本。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中，多边的国际政治均势体系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上并构成支持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关系的基本政治结构。在世界经济的中心地区国家和准边缘国家以及准外围国家都在从世界经济中谋求积累。这就形成了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竞争。各类国家在世界经济中获取经济剩余取决于:国家的政治军事实力和在世界竞争市场有效竞争的能力。通过这种市场交换与政治强制，核心国家比边缘国家从世界经济中获取了更大的经济积累，并决定了各类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地位，即中心与依附的关系。另外，多边的均势体系使得无一核心国家能以一个世界帝国形式独占世界经济的剩余利润。因为中心国家之间(也包括各类国家之间)存在着为积累的争夺，它们力图通过各种政治经济的战略使自己成为利润最大化的地区，促进资本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流动，这既为技术的全球扩散提供了新的机会，也防止了某一国家在政治上控制世界经济，并从中获取垄断性的积累。这样，中心国家间的均势努力阻止了单一国家利用压倒优势的政治权威(世界帝国)来改变世界资本主义原有的生产和交换方式，这又维持和发展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沃勒斯坦看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还产生了一种文化，这种文化不仅为不公正的资本主义辩护，而且塑造了这一体系内所有人的思维，维护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因此，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由于经济分工、政治统治和文化影响功能不断得到了维护与发展。⑧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尽管运用了历史唯物论来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但他的方法论中仍然存在着经验实证主义的成分。因为他把16、17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绝对化了，并且通过对历史的研究来否定资本主义内在变化的可能性。这使人在其理论中看到这样一种逻辑:16、17世纪建立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尽管其中存在着巨大的矛盾，但一直在自我维护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一体系内的社会主义运动无法撼动这一体系，反而客观上起加强这一体系的作用;资本主义体系最终的灭亡只有等到它发展到最成熟时，其内在矛盾积累到最大时，由于突然的危机被一种“历史的社会主义”取代。沃勒斯坦也谈历史的发展，但他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认识却是一种经验主义永恒论，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自16、17世纪以后的变化、发展都是一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最初形态的还原，因而过分地关注维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因素。另外，沃勒斯坦对资本主义最终被社会主义取代的分析具有宿命的色彩，缺乏对人在创造世界中的主体性的分析。

二、历史主义方法论下的理论

历史主义方法论强调对事物、事件、现象的研究应根据其产生的历史条件，从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进行辩证地考查，历史的变化与发展不是一种还原式的历史循环，而是一种发展的进化论。历史主义研究方法反对用抽象死板的公式或者固定不变的因素(如不变的人性和固定的社会结构)来研究社会事物与现象，强调历史发展的不可逆转性和继承性。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在分析社会时更多的是注重历时性的(di achronic)因素，而不是像经验实证主义那样专注于共时性(synchronic)的因素。这种方法论在本体论上强调人是社会本体的塑造者，人对社会本体的塑造是历史的具体的。这种理论一般对历史的发展怀有某种不可知论的成分。认为，历史是人的实践的具体产物，历史发展有趋势性，但历史发展的具体结果需要由后人的具体实践来创造，前人无法事先预见。在西方国际经济学中，罗伯特·考克斯(RobertW Cox)的理论就是这样一种典型的历史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他的《生产、权力与世界秩序》是这一方法论下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作。与考克斯同一流派的还有斯蒂芬·基尔(StephenGill)和戴维·劳(DavidLaw)，基尔与劳所写的《全球政治经济学》(JohnHopkinsUniversityPress1988)也是这一方法论的著作。另外，英国学者苏珊·斯特兰奇(SusanStrange)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具有一定程度的这种方法论特征。

1 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主要建立在这样的论述上:不同的国际生产组织形式塑造了不同的社会生产关系，这种社会生产关系体现着一定的社会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不仅塑造了不同的国家形态、国家利益，也塑造了不同的世界秩序;但同时，也产生着经济、政治与社会矛盾，人通过反思这些矛盾，创造着新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

具体地说，考克斯提出影响人的行为三种力量是:物质能力、意识和制度;这三种力量构成的历史结构决定着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在某种历史结构下，“生产组织的变化产生了新的社会力量，它们反过来影响国家结构的变化;国家结构的整体性变化改变了世界秩序的矛盾;”特定的霸权世界秩序又可以影响国家的形态，国家形态的变化影响国内的生产组织的变化。⑨考克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法，认为生产组织形式是社会力量(阶级)产生的基础，也是其他一些人类活动的基础;生产产生的社会生产关系决定着国家的社会基础;国家形式是由社会生产关系有机决定的，是社会生产关系形成的特定“历史集团”的产物;但国家的形态还受制于世界秩序。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后，国家的生产是与世界生产联系在一起的，国家的社会生产关系处于世界性的等级式社会生产关系之中，国家的形态也受世界秩序的影响。这样，国家的形态处于国内外社会生产关系的双重历史的、具体的建构之下。这样，国家的利益和对外行为就被历史具体地塑造了。这种塑造的基础仍是特定的生产组织方式。世界秩序根据考克斯的界定是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体系。霸权的世界秩序是霸权国(如历史上的英国与美国)把本国的生产组织形式推广到世界，得到世界的认同的产物，也是其他国家的生产组织形式(通过国家这个中介)效法与服从这种生产组织形式的状态。非霸权世界秩序是各大国为使自己的生产组织形式成为世界主要形式进行竞争的秩序(两战期间的世界秩序)。因此，世界秩序从根本上说，也是生产组织形式的产物，是生产组织形式产生的权力的产物。⑩

这种世界政治经济的分析是实践本体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研究中的具体体现。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都是人实践的产物，不存在外在的给定性。物质力量、意识与制度是决定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的历史框架，这三种因素都是在人实践过程中变化的。变化的动力来自于生产过程产生的矛盾。这种矛盾最终会导致生产、国家和世界秩序的变化。在考克斯看来，霸权秩序只是这种社会永恒发展下的暂时的社会平衡，它的社会交往模式和人类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不能被固定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来的平衡会逐步打破。各阶级会从矛盾与冲突中进行反思，创造出新制度(社会运行规则)。这又会导致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的新变化。这种反思不是工具理性的思维，而是一种建立在批判基础上的创造性心智活动。有机知识分子的主观创造是一切社会变革的前提。通过有机知识分子的主观创造(思想)来教育大众形成一种普遍主观共识是建构新的历史结构的基础。这里，考克斯继承了葛兰西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强调社会的变革不仅仅是经济矛盾下的产物，物质关系的变化并不能导致社会秩序的变化，只有对人的主观进行教化，改变人的主观，形成一种集体的共同意识，才可能促进社会的变革。但这种变革不是宿命性，存在着多种可能性。

这样，考克斯没有用一种抽象不变的人性和结构来解释世界政治经济关系，更重要的是他关注世界的变化以及变化的动因，关注历史在过去是如何变化，并通过分析历史是如何变化的来观察未来的变化。并且他对这种变化的分析不带宿命论和目的论的成份，而是强调历史变化的多种可能性，强调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方向在于人的主观努力。

2 斯特兰奇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英国学者斯特兰奇建立了一种结构性权力框架的模式对市场与国家互动关系进行分析。她指出:结构性权力决定着世界经济(生产、交换与分配)如何运行，而且在这种结构性权力下的世界经济内在地体现着某种政治———“财富、秩序、自由和正义”四种价值的分配和“风险与收益”的分配，从而在世界经济运行中“谁得到什么、如何得到”之类的政治问题有了结果。即权力结构决定着世界经济，经济体制中体现出政治。

斯特兰奇认为，决定经济体制的是权力，权力决定了各种国内和国际的经济体制中四大价值观的不同分配比例;权力决定市场运行和环境。但她强调，决定经济体制的价值分配与成本、收益、机会和风险的分配的权力是一种结构性权力。这种结构性权力构成和决定全球各种政治经济结构的权力，是决定办事方法的权力，建构国家与国家、国家与人民、国家与企业关系框架的权力。结构性权力是通过对安全控制，对生产的控制，对信念的控制和对知识、信仰与思想的控制而获得。斯特兰奇把这四个文献产生出来的权力综合成决定国际经济的结构性权力。 从对结构性权力构成的四个基础的分析看，斯特兰奇强调这四种结构是相互依赖的，彼此互为基础(彼此并列，没有一个处于优先的地位)，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才构成了结构性权力。

斯特兰奇的这种结构性权力分析框架充满着实践本体论的色彩。在斯特兰奇的理论中，正是掌握结构性权力的主体(人、阶级、或国家)，把自己的利益诉求转化为一种制度安排，形成了一种经济体制，从而决定市场的成本、风险的分配，决定市场运作过程中各种价值的分配。因为结构性权力的主体可以通过强制的力量来维持稳定，可以通过控制生产的权力来决定生产的组织与分配，可以通过控制着信贷的创造与发放来抵制或促进经济的发展，可以通过思想与知识控制和传播加强强制力量，决定如何生产、生产什么，加强金融权力，诱导人们去认同现存的制度安排。因此，她眼中的国际政治经济安排是人实践的产物。

建立在实践本体论基础下的斯特兰奇理论有历史主义色彩。因为结构性权力主体历史、具体地塑造的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或者说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是由社会历史地、具体地建构，而不是可以还原的。但由于斯特兰奇没有深入探究四种结构之间内在的相互关系，尽管她也强调国际关系理论应该关注国际体系的变化，这导致她的理论没有对国际体系变化的动因进行深入的解释。虽然在后来斯特兰奇把国家、市场和技术视为结构性权力变化以及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变化的三个决定因素， 但同样也没有深入分析国家形态、市场和技术是怎样变化与发展的，以及什么是动因促使它们的变化与发展，而只是说明了这三个因素如何共同影响与决定安全结构、生产结构、金融结构与知识结构的变化。这一点使得斯特兰奇理论中的历史主义方法论带有瑕疵。有人甚至把斯特兰奇的理论说成是“似乎假设了一种社会永恒运动，但没有找到向前推动的驱动力”的理论。 这一点上斯特兰奇的理论不如考克斯的理论具有彻底的历史主义性和实践本体的特点。

三、结　语

以上以方法论标准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理论进行了概述，但这里必须强调，经验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在上述西方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的著作中并不是完全排他的，有些学者如吉尔平和斯特兰奇强调他/她的理论是用一种折中的方法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或其中的一些问题。这说明，他们都认识到用某一种方法论来研究国际/全球政治经济关系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它们只能适用于各自不同的目的，都希望用两种方法论彼此互补与折中，来更深入地研究国际/全球政治经济关系。斯特兰奇就说，“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规范性、描述性的研究方法与思考性、分析性的研究方法之间，无所谓正确与谬误之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如同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研究一样，可以兼容这两种方法”。 的确，在吉尔平这样的现实主义霸权稳定理论中也能发现一些历史主义的影子，在考克斯和斯特兰奇的理论中也能找到经验实证的成分，只是他们的理论在整体上更典型地体现出经验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而已。

注　释:

①这可以从美国学者罗伯特·吉尔平(RobertGilpin)把他近来研究国际范围的政治经济学著作(2001年)取名为“全球政治经济学”中体现出来，1987年吉尔平将其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著作命名为“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吉尔平的这两本著作: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7，GlobalPoliticalEconomy，PrincetonUniversi tyPress，2001

②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还有另一种分类，即以意识形态来分类，分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从这一角度来概述国际政治经济学可参见李滨、姚鸿《民族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流派、学术渊源与当代代表》，《欧洲》1999年第5期。

③我在叙述霸权稳定论时主要依据的是Gilpin，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Chapter3和GlobalPoliticalE conomy，chapter4中的相关内容。

④这一定义来自克拉斯纳，见StephenKrasner，InternationalRegimes，CornellUniversityPress，1983，p 2

⑤RobertKeohane，AfterHegemon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4

⑥这些人物的有关著述详见大卫·鲍德温《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肖欢容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⑦关于基欧汉的新制度自由主义的这种进化主义及其特征的分析详见AndresHasencleveretal ，TheoriesofInternationalRegime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7，pp 39-41

⑧这里作者所用的沃勒斯坦的著作是:现代世界体系(一至三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历史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ImmanuelWallerstein，“TheRiseandFutureDemiseoftheWorldCapitalistSystem”，inImmanuel Wallersteined ，TheCapitalistWorldEconomy，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9

⑨RobertCox，“SocialForces，StatesandWorldOrders”，inRobertKeohaneed ，NeorealismandItsCritics，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6;p 220

⑩以上考克斯理论阐述主要依据下列考克斯的论著:“SocialForces，StatesandWorldOrders”，op cit;andProduction，PowerandWorldOrder，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7

11. SusanStrange:StateandMarket，London:PrinterPublishers，1994(2nded )，pp 23-42

12.StateandMarket，pp 23-32

13. S Strange，“AnEclecticApproach”，inThe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ed byC MurphyandR Tooze，Boulder:Col ，LynneRiennerPublishers，1991，pp 39-40

14.“StructuredStrangely”，Christopher May，“StructuredStrangely:SusanStrange，StructuralPowerand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inTheorizinginInternationalRelations:ContemporaryTheoristsandTheirCritics，ed ，byS ChanandJ Wiener，Lewis ton:N Y ，TheEdwinMellenPress，1999，p 51

第4篇：哲学与政治经济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劳动价值论；价值创造；价值决定；本质；运行；模型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8(02)-0059-07

一、问题提出

关于数学与模型方法在政治经济学中的运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工作者之间有着分别不同的看法，归纳起来，主流的认识有两种：第一种观点认为，数学与模型方法对于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是基本无用的，数学与模型分析是一种形式逻辑，而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以辩证逻辑著称，分析的重心是经济制度而不是经济运行；第二种观点认为，数学与模型方法不是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方法，但可以起到辅助手段的作用，数学形式虽然不能用来解释生产资料所有制、产权、合约等等概念，更不能解释其体现社会生产关系的本质，但当数学逻辑形式比语言逻辑形式能够更好地反映经济现象和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时，则应当得到广泛的使用。这两种认识割裂了政治经济学系统方法论内部的哲学思维分析和数学与模型分析之间的内在联系。

就哲学思维分析而言，作为思想方法的运用和最高层次的思维，其偏重于定性分析和辩证逻辑，但实际上定性分析和辩证逻辑从来不排斥定量分析和形式逻辑，相反，定性分析和辩证逻辑的进一步发展使一定形式的定量分析和形式逻辑又作为其必然的表现。《资本论》规定政治经济学研究主要采用以“抽象法”为主的系统方法论体系。马克思说：“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1]这一方法，马克思集中地称之为“科学抽象法”。马克思这样地规定：“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1]通常科学抽象法被解释成关于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的统一的方法体系，它的内在结构是：具体――抽象――具体，也就是建立具体总体与思想总体形式之间以抽象为中介的总体联系和表现。另一方面，数学与模型分析被解释成一套关于“假定――结论”的完整的逻辑演绎形式，它的内在结构是：抽象――抽象，因而被看作是纯粹逻辑演绎。在讲到“数字公式及其意义的问题”时，列宁指出：“公式本身什么也不能证明；它只能在过程的各个要素从理论上得到说明以后把过程加以表述。”[2]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讲到“真正的实证科学”时，也明确地指出“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3]

关于哲学思维分析和数学与模型分析的科学关系，只能总体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层次中予以解决。就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哲学层面而言，哲学方法论决定了唯物史观对于劳动价值论的转化，这里，唯物史观是既定的，劳动价值论是可调整的，唯物史观具体化为方法论；而就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学层面而言，经济学方法论进一步决定了劳动价值论对于具体经济理论体系的转化，这里，劳动价值论是既定的，劳动价值论是可调整的，劳动价值论相应具体化为经济学基本方法体系，如基于劳动的演化――博弈、平均――边际分析以及成本――收益等等。[4]从“哲学”到“数学”，既实现把哲学方法论转换为经济学方法论，又实现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的内在结合，从而科学抽象法将科学实证分析方法内含于其中。所以，就劳动价值论对于政治经济学体系的表现而言，劳动价值论必然要化为唯物史观方法论基础上的具体形态的数学与模型分析，以完成对过程的各个要素的从理论上的详尽说明。这一分析包括两个基本层面：价值本质分析和价值运行分析。价值本质分析的基本内容是价值形成原理分析，包括价值的微观形成和价值的宏观形成。由于价值形成解决的是价值范畴的科学性问题，也就是围绕价值范畴的客观逻辑原则(如确定性、传递性和通约性)而展开的对于价值形成的分析，因而需要在分别不同的系统层次详察这一过程，而不能局限于抽象价值概念，泛泛而论[5]。大体说来，价值微观形成是在价值创造层次解决价值的如何形成问题，这一过程是把由哲学方法论所总体形成的关于劳动二重性的一般原理和看法具体化为“劳动创造价值”的一元论体系；价值宏观形成是在价值决定层次解决价值形成的表现问题，这一过程则是把“劳动创造价值”一元论体系进一步具体化和确定为价值量的一般决定体系。价值运行分析的基本内容是研究价值变动和表现，也就是研究各种外在因素对于价值创造、价值决定的扰动和影响，包括对价值内部构成要素的变动及其表现的扰动和影响。总体看，价值本质分析和价值运行分析是相辅相成的，共同构成经济本质分析和经济运行分析的理论基础，并作为逻辑打通经济本质分析和经济运行分析的方法基础。

二、价值创造

价值微观形成(或“价值生产”)的规定性限定价值创造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价值规定的质与量的统一性，也就是实现“劳动创造价值”和“劳动如何创造价值”的理论与逻辑统一。根据这一规定，马克思把研究劳动价值论的对象限定于人类商品生产，并构造了总体的价值创造公式：

V=V[P(L)]

式中，V代表总体意义的价值或一般抽象价值，P代表具体形式的社会生产条件或生产方式，L代表抽象人类劳动或劳动方式。

这表明价值创造并非抽象和任意的，我们将价值实体规定为无差别人类劳动是对一定条件和形式下的人类生产特别是商品生产进行简单抽象的结果，进一步是对一定形式的人类劳动方式进行抽象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价值创造的抽象形式将随着商品生产的现实差别分别取得不同的具体形态，并通过对商品生产方式的历史演变类型的概括，可以大体归纳出如下三种基本类型(如表1)。

表中，商品生产被归纳为三种基本类型，不同类型的商品生产对应不同的劳动方式以及价值创造方式。在以个体劳动为基础的商品生产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简单商品生产”中，价值的形成取得了更为直接和纯粹的形式，在这里，决定价值创造的生产条件是直接和同质的，不存在部门间的流动，因而只是单一部门内部的局部价值形成。简单商品生产类型可以说是产生于自然经济社会，而广泛存在和发展于商品经济社会，在所有制类型上则对应于个体所有制经济。在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商品生产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古典(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中，价值的形成取得了一般的形式，在这里，“资本”(以k表示)一般代替了具体形式的社会生产条件或生产方式，并在全社会范围内开始确立其主导地位。由于古典商品生产类型本身直接是商品经济社会的产物，它的进一步发展也就必然使商品经济的形式得到普遍发展乃至成熟化，简单而言，资本主义正是整体借助于对这一生产形式的特别有效的历史利用，也就是通过实现商品生产在本质方面的社会一体化，具体完成了自己的历史崛起和飞跃发展。所以，根本不同于简单商品生产类型的局部价值形成，古典商品生产类型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实现了价值的真正意义的社会形成，其在所有制类型的对应物则是资本家所有制经济。

与商品生产的三种基本类型相适应，劳动在价值创造的形态上依次采取了抽象人类劳动的直接形式、社会平均形式(马克思也直接称为“简单劳动”)以及企业形式。从表1所列示的数学模型形式看，企业总体劳动创造价值仍然以“雇佣劳动创造价值”为总体的社会约束条件，而以“个体劳动创造价值”为其一般的形式和条件。这进一步表明现代商品生产类型是在古典商品生产类型基础上的发展，它既以古典商品生产类型为价值实现的社会条件，也以简单商品生产类型为补充的规定和形式。三种基本类型的内部关系可以设定为：在历史向度上的时间大体继起以及在现实向度上的空间并存。这三种类型的现实结合相应也就可以用一个总体模型形式加以表达：

max V=V(ηαLc，hαLs)

s.t. L=ηαLc+hαLs

0≤α≤1，0≤η≤1，0≤h≤1

式中，LC、LS分别代表复杂性劳动和简单性劳动；经济系数α、η、h分别代表生产组织的经济外部化程度、经济系统的交易费用以及经济系统的交易效率[6]。

这里，商品生产类型的分野取决于经济系数的不同取值。当α=0，并且0

max V=V(Lc，Ls)

s.t. L=Lc+Ls

由于L成为Lc、Ls的简单累和，表明劳动的复杂性、简单性的区分仅仅存在于劳动内部，完全是一种功能区分，而不构成劳动类型间的分别，由此，上式可以一般写成为“V(L)”的形式。说明简单商品生产类型的判别仅仅是从劳动产品作为商品出卖这一规定进行的，就投入而言，投入要素的商品化程度相对很低，其显著特征是劳动投入完全没有商品化，而生产资料的商品化程度对应地也极低。

当α=1，并且η=0、h=1时，商品生产为古典商品生产类型。即存在：

max V=V(Ls)

s.t. L=Ls

马克思在这里一般地提到，资本主义历史过程具有使“一切生产部门的劳动都已尽可能地化为简单劳动”的趋势特点[7]。说明古典商品生产类型集中考察的是一切投入均为商品化购买要素的经济情形。并且，由于资本家事实上既是一般生产资料的交易者，也是劳动力商品的交易者，这使得商品交易本身内化为资本交易的一个内在成分，因而现代经济学所使用的交易费用概念在古典商品生产体系中或以一般地予以抽象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资本生产的总公式提供了对这一解说的系统说明。进一步，虽然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马克思提出了“流通费用”问题，但坚持其对价值创造不产生真正的影响，而相应构成价值实现的具体内容。

当0

max V=V(ηαLc，hαLs)

s.t. L=ηα+Lc+hαLs

这里，L体现为对Lc、Ls的社会加权与累和，从而实现了劳动的真正协同。经济系数α的0-1值域范围(相应也导致η、h的0-1值域范围)则决定了企业企业要素的两种基本类型：购买和投资。在这当中，尤其是劳动投入要素由于交易费用的种种因素制约，必然会在投资形式上占据很大的比重。这表明与简单商品生产基本不依赖于市场机制而古典商品生产完全依赖于市场机制根本不同，现代商品生产则谋求与市场机制的互补性发展。因此，可以概括的说，现代商品生产作为成熟商品经济类型即市场经济的产物，它的发展必然进一步使市场经济的形式更为成熟化，从而奠定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基础，相应在所有制类型上广泛对应于企业所有制经济。

三、价值决定

所谓价值宏观形成，就是指价值决定及其宏观表现，意味着价值决定本质上是一个宏观现象――也就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相应，价值宏观形成的规定性限定价值决定要进一步解决价值规定性本身――作为社会的质的规定――向社会的量的规定的转化问题，即实现价值创造和价值决定的理论与逻辑统一。根据组织商品生产客观存在的三种基本类型，可以认为劳动价值论体系中的价值决定相应具有三个基本层次或阶段，其中，在前两个层次或阶段中，一般而言，企业与价值决定无关，企业只是一般生产单位或生产和交换组织。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具体探讨了“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而实际地给出了关于第一、二层次或阶段的价值决定的递进分析。

马克思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是在整体抽象掉需求条件，也就是在简单假定供求平衡的条件下对价值决定的分析。根据这一规定，某一使用价值的价值――并且“经济学所知道的唯一的价值就是商品的价值”[8]，乃是由同一部门内的“社会必要劳动量，或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在这里，单个商品是当作该种商品的平均样品”，“因此，含有等量劳动或能在同样劳动时间内生产出来的商品，具有同样的价值量”，或者说，“一种商品的价值同其他任何一种商品的价值的比例，就是生产前者的必要劳动时间同生产后者的必要劳动时间的比例”。[1]因此，可以设定如下模型公式：

Vq=Vt.t

式中，Vq代表单位商品价值量，Vt代表单位时间价值量――也就是实现在单位商品中的劳动量，t代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9]

由于这里设定单位时间价值量为一恒定值――其本身是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所以，任意的交换价值即可以一般表现为：

Vq1=Vq2=t1/t2

进一步，马克思还一般设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决定式：

t=Q/f

式中，Q、f分别表示为商品生产量以及社会劳动生产力。

所以，马克思这样系统总结道：“因此，如果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不变，商品的价值量也就不变。但是，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每一变动而变动。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1]

这样，商品价值量的总的决定公式就可以写作(其中VQ表示为总生产商品时间价值量)：

Vq=Vt・Q/f=VQ/f

这一公式，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可见，商品的价值量与实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量成正比地变动，与这一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地变动”。[1]

在仍然保持社会需要不变的假定，以及进一步设定社会总供求平衡的静态条件下，马克思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马克思说，“这后一过程同前一过程相比，要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更高的发展”，也就是“只有不同部门的资本的竞争，才能形成那种使不同部门之间的利润率平均化的生产价格”[7]。根据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概念的科学确立，价值决定模型可以是：

max m(t)=V [k(t)]-k(t)

s.t. max f=q(t)/t；minVq=V(q)/q

其中，约束条件可以一般地解作：q/t=dq/dt；V/q=dV/dq。这也表明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m)最大化，正是通过实现社会劳动生产力最大化以及相应的单位商品耗费劳动最小化两个最为基本的条件来保障的。

从求解模型，便可得到以上一般的价值(市场价值或市场生产价格)决定关系式：Vq=Vt・t。说明正是由于资本才真正使价值决定的内在实质得以历史显露，使“价值调节供求关系”的抽象法则能够一步步在历史中发展，也就是由“市场价值调节供求关系”发展到“市场生产价格调节供求关系”。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具有系统的阐述[7]。

进一步，关于企业参与价值决定的现代商品生产，即可以在第二层次或阶段的模型公式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如下的改进：

max NU(T)=VU(Q)-LU(T)

s.t. Q=Q(T)；Q/T=dQ/dT

其中，NU、VU、LU分别代表社会净效用、社会商品效用以及社会劳动效用。

求解模型，最终得到关于市场生产价格(Vq)向市场价格(P)进一步转型的一般关系式：Vq/P=λ/f(这里λ一般表示为货币效用)。[10]

关于将社会需要因素一般纳入价值决定考虑之中的想法，最初在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得到阐述，但恩格斯便是仍然集中于围绕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两种含义的内部关系进行，即“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而“劳动对效用的关系”旨在一般放松社会需要不变假定的条件[11]。可见，价值规定由社会抽象劳动的单纯凝结关系推进为“劳动对效用的关系”，使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取得了更为现实的实现形式。

四、价值创造的运行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确立“劳动的复杂性程度”是价值创造的主要扰动和影响因素。马克思声明：“简均劳动虽然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文化时代具有不同的性质，但在一定的社会里是一定的。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经验证明，这种简化是经常进行的。一个商品可能是最复杂的劳动的产品，但是它的价值使它与简单劳动的产品相等，因而本身只表示一定量的简单劳动……各种劳动化为当作它们的计量单位的单单劳动的不同比例，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因而在他们看来，似乎是由习惯确定的。”[1]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认为，“马克思在这里确证的是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每天在我们眼前发生的简单的事实”，马克思的意思是指“一小时复合劳动的产品同一小时简单劳动的产品相比，是一种价值高出一倍或两倍的商品”，恩格斯还特别强调了马克思在这里所加的注解，即“读者应当注意，这里指的不是工人得到的一个工作日的工资或价值，而是指工人的一个工作日对象化的商品价值”[8]。因此，马克思提出复杂劳动对简单劳动的倍加命题包括两层含义：其一，从价值创造的外部实现看，复杂劳动可以要求“支付较高工资”，其全部可能的解决办法是――“在私人生产者社会里，培养熟练的劳动者的费用是由私人或其家庭负担的，所以熟练的劳动力的较高的价格也首先归私人所有……在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里，这种费用是由社会来负担的，所以复合劳动的成果，即所创造的比较大的价值也归社会所有”[8]。其二，从价值创造的运行看，由于价值构成总是可以分解为k和m或c、v、m三部分内容，因此，无论从企业决定经济运行的角度还是从市场决定经济运行的角度，复杂性劳动对简单性劳动创造价值的扰动和影响均必然具体地包含在m之中。这里集中讨论马克思倍加命题的第二方面。由此，可以设立如下的总体劳动创造价值分析模型：

m=m++ε

m=m(Ls1)

=(Ls2)

ε=ε(LC) 或m=m++ε

m=m(Ls1，Ls2，ε)

=(ILC1，ILC2，ε)

ε=ε(IILC)

或m=m++ε

m=m(Ls1，Ls2)

=(ILC1，ILC2)

ε=ε(IILC1，IILC2)

这里，剩余价值构成被解析为三部分基本内容：一般平均项(或绝对剩余)――以m表示，一般超额项(或相对剩余)――以表示，以及特殊超额项(或超额剩余)――以ε表示。对应的劳动构成是：简单性劳动的一般构成包括直接生产劳动(Ls1)和直接交换劳动(Ls2)，复杂性劳动的一般构成包括技术劳动(ILc1)和管理劳动(ILc2)，而“第二类复杂性劳动”(IILc)则应视为复杂性劳动的特殊构成[9]。

进一步而言，根据左边的分析模型，简单商品生产建立自己劳动基础之上，在这里产生了初步的社会劳动分工和产业分化，商业是个体生产者组织相对剩余生产的可靠的产业凭借形式，复杂性劳动通过相对偶然的超额剩余生产形式进行历史成长。根据中间的分析模型――其区别于右边分析模型之处在于使“ε”作为资本家社会权力或意志进入一般剩余价值生产过程，资本家劳动仅仅构成“个别价值”，它的本质是价值的社会实现。关于利息、企业主收入以及监督工资所对应的劳动性质，马克思给予的深刻剖析是：“资本家作为资本家所要执行的特殊职能，并且恰好是他在同工人相区别和相对立中具有的特殊职能，被表现为单纯的劳动职能。他创造剩余价值，不是因为他作为资本家进行劳动，而是因为除了他作为资本家的属性以外，他也进行劳动。因此，剩余价值的这一部分也就不再是剩余价值，而是与剩余价值相反的东西，是所完成的劳动的等价物。因为资本的异化性质，它同劳动的对立，被转移到现实剥削过程之外，即转移到生息资本上，所以这个剥削过程本身也就表现为单纯的劳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执行职能的资本家与工人相比，不过是在进行另一种劳动。因此，剥削的劳动和被剥削的的劳动，二者作为劳动成了同一的东西。剥削的劳动，像被剥削的劳动一样，是劳动。”[7]根据右边的分析模型――其区别于中间分析模型之处在于假定资本家意志完全退出一般剩余价值生产过程，因此，这里的IILC可以再分解为社会出资劳动IILC1和社会创业劳动IILC2。这样，现代商品生产所赖以进行的经济系数α、η、h的现实值域范围开始得到真实体现，也就是说，不仅ILC就其性质而言，可以一般选择采取市场方式或企业方式进行创造价值，而且IILC就其本性而言，也更多考虑依托于企业生产方式来进行创造价值。

五、价值决定的运行

在基本假定企业不参与价值决定的情形下，毫无疑问，在马克思看来供求是扰动和影响价值决定的主要因素。

首先，对于市场价值决定的扰动和影响而言，马克思认为局部市场供求的变动可以通过对于部门内部生产条件的筛选作用来具体影响价值决定。马克思认为，“供求以价值转化为市场价值为前提”，具体而言，它的作用机制是：第一，如果供求完全平衡，“那么，市场价值就会由中等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价值来决定”，“尽管这个价值，对两端生产的商品来说，表现为一种强加于它们的平均价值”；第二，如果求大于供，“那么，市场价值或社会价值就由在较坏条件下生产的大量商品来调节”，并且，“只要需求稍占优势，市场价格就会由在不利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个别价值来调节”；第三，如果供大于求，“那么，市场价值就由在最好条件下生产的那部分商品来调节”，但同时，“市场价值决不会同在最好的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这种个别价值相一致，除非供给极大地超过了需求”[7]。可见，这里供求通过扰动价值决定本身来影响价格，而价格总归与价值一致。

其次，对于市场生产价格决定的扰动和影响而言，马克思则认为：“当供求是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发生的时候，当商品是资本的产品的时候，供求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为前提，因而以和单纯的商品买卖完全不同的复杂化了的关系为前提。这里问题已经不是由商品的价值到价格的形式上的转化，即不是单纯的形式变化，而是市场价格同市场价值，进而同生产价格的一定的量的偏离。”[7]说明局部市场供求对于部门内生产条件的筛选作用已经一般让位于社会总供求对于市场价格的调节作用。马克思进一步地这样来分析：“根据以上所说可以看出，市场价值(关于市场价值所说的一切，加上必要的限定，全都适用于生产价格)包含着每个特殊生产部门中在最好条件下生产的人所获得的超额利润。把危机和生产过剩的情况完全除外，这一点也适用于所有的市场价格，而不管市场价格同市场价值或市场生产价格有多大的偏离。就是说，市场价格包含这样的意思：对同种商品支付相同的价格，虽然这些商品右以在极不相同的个别条件下生产出来，因而会有极不相同的成本价格。”[7]也就是说，通过供求的扰动和影响，局部价格水平与价值从而产生偏离，但就社会总体而言，价值总额仍然决定着价格总额的大小，与其相等。

《资本论》所限定的分析框架无疑是：“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来交换或出售是理所当然的，是商品平衡的自然规律，应当从这个规律出发来说明偏离，而不是反过来，从偏离出发来说明规律本身。”[7]因而它整体适合于对简单商品生产和古典商品生产进行分析。马克思指出，在这一分析中，假定供求一致和社会需要不变乃是“为了对各种现象在它们的合乎规律的、符合它们的概念的形态上来进行考察”[7]。而在“劳动对效用的关系”的分析框架里：由于企业参与价值决定，价值决定本身的说明要在价值与价格的相对偏离中进行，因为对于价值一价格关系式“Vq/P=λ/f”来说，价值决定恰恰是在一定的社会需要变化(以“λ”反映)与相应的社会供求变动(以“f”反映)中来进行的，一定的λ 、f的一定关系必然反映在确定的企业劳动协同创造价值的行为之中，反映在总是处于可变状况的“Vt”之中，而最终在一定形式的Vt(Lc，Ls)――也就是劳动时间价值量的社会选择之中体现出来。从经济主体(劳动要素的人格化)的角度，可以对这一过程在价值创造的运行上进行说明。比如一般考虑人力资本、企业家参与价值决定的情形，可以设定如下“折中”的总体劳动创造价值分析模型：

m=m++ε

m=m(LS1，LS2，ε)

=(ILLC2)，其中IILC2=IILC2(ILC1，ILC2)

ε=ε(IILC1)，其中IILC1=IILc1(LS)

其中，资本家团队(IILC1)为物质资本之间的一个特别合约，企业家团队(IILC2)为人力资本之间的一个特别合约，资本家团队与企业家团队进而形成关于社会价值生产与分配的一个特别合约[12]。

这里，“劳动对效用的关系”原理一般形成这样的分析链条：Vq―f―Vt―VQ―λ―P。可见，“企业家”――作为真正的企业因素――的加入，改变了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使价值决定不仅在宏观层次进行，同时也在微观层次进行，在一定形式的劳动微观结构中进行。在一般假定“∑ε=0”的条件下，马克思考察了价值决定的总量运行――也就是关于物质资本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从这一理论出发，价值决定(从而也就是国民收入决定)分析与经济增长分析是内在相关的，但马克思的目的只是旨在说明资本主义难以实现持久和稳定的经济均衡增长，因此，真正要实现马克思经济学的“辩证均衡”――也就是由均衡与非均衡组成的统一体系[13]，则必须一般加入人力资本分析因素，进一步，如果放松“∑ε=0”假定，那么，企业价值创造必然成为价值决定分析的中心所在，宏观经济分析甚至应该直接建立在企业价值构成的基础之上[14]。这表明只有在“劳动对效用的关系”框架里，价值决定才可能得到总体和科学的分析。

六、结束语

迄今为止的政治经济学发展始终与其对于劳动价值论的有效运用和科学拓展紧密相联系。在这当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可以被解析为：唯物史观思维方法―科学劳动价值理论体系―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政治经济学研究内容―政治经济学叙述形式。这是一个开放的唯物史观与劳动价值论相互嵌入的历史逻辑过程，因而需要劳动价值论成为一定形式的哲学思维方法和数学与模型方法进行结合的逻辑典例，也就是成为使理论与方法、方法与内容、内容与形式有机统一的理论体系。为了全面地胜任和完成这一理论使命，因此，作为对马克思理论遗产――“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的忠实继承[7]，劳动价值论不仅要强化对于经济本质分析的指导，即本身要化为唯物史观思维方法的一个具体化形式，以此为基础，而且还要强化对于经济运行分析的指导和表现，从而不可避免地要进一步化为一套完整的方法工具体系。归根结底，作为基本命题，劳动价值论的数理品质不只涉及的是劳动价值论本身的具体数学表现，更为重要的是，旨在为经济理论体系的各个主要分支提供服务乃至奠定数理基础，从而为进一步的理论经济学对于应用经济学的统领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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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杨继国.马克思经济学“辩证均衡”理论体系初探[J].当代经济研究，2005(7).

第5篇：哲学与政治经济的关系范文

论文摘要:经济学研究需要从“问题”中升华出政治经济学的“最高理论”—总体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以这一科学范式作为明确的理论指导，其主体内涵是通过劳动过程整体历史(演化)观，重建政治经济学的总体分析框架:劳动过程一价值一资本一市场经济，从而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分析内生于历史逻辑过程。这一范式并不意味着对于劳动价值论的任何的放弃，而是着眼于将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具体经济理论逻辑及现实逻辑作为分析范式中的重点。

一、引论

恩格斯指出:“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个个别发展阶段的特殊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用于生产一般和交换一般的、完全普遍的规律。其表述的涵义有二:其一，政治经济学只有“一门”，就是总体表达唯物史观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政治经济学的阶段特征没有也不可能掩盖其总体性，而只会是显露出政治经济学的内部结构随历史研究对象的发展而发展的特性;其二，广义体系与狭义体系的区分，既是相对的，又是历史发展的，因此，如果说依据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和具体研究对象的不同，一般而言，可以将诞生以来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划分为:处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和处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那么，后一体系本身又必然以前一体系为既定前提和发展条件，从而显露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经济学在本质上应具有总体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性质。总之可以说，总体政治经济学乃是政治经济学不断发展本身所形成的一种内在历史结构。

首先，简要的说，在政治经济学创立的初期(对应于经典作家的1840-1850年代的研究).为了资本主义革命批判任务的客观需要，经典作家确立的根本研究任务是，以广义政治经济学为切人，努力形成一般分析与特殊分析的结合，并最终促成“科学批判分析”。通过这一初创的研究，政治经济学被规定为关于唯物史观的总体经济学表达，是关于唯物史观的总的经济学证明和运用。这一时期的经典总体政治经济学研究著作包括《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以及《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等等。

其次，相应在政治经济学的逐步科学形成和发展时期(其典型标志和核心形式是经典作家围绕《资本论》的研究)，也正是通过一般分析与特殊分析在资本主义对象内科学结合的完成，以《资本论》这部光辉著作的系统创作为载体，总体政治经济学的科学阐释才真正具有可能。恩格斯的分析表明，《资本论》是一项“范围如此之广和材料如此之多的科学研究”，它科学地认识到“要使这种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做到全面，只知道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形式是不够的，对于发生在这些形式之前的或者在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和这些形式同时并存的那些形式，同样必须加以研究和比较，至少是概括地加以研究和比较”，而“到目前为止，总的来说，只有马克思进行过这种研究和比较，所以，到现在为止资产阶级以前的理论经济学方面所确立的一切，我们也差不多完全应当归功于他的研究。”归根结底，《资本论》的总体研究性质不仅仅是关于方法论本身的，也是对于总体方法论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内在结合的一种奠基。

第三，在政治经济学的实际运用和具体发展时期(即对应于经典作家之后的正统研究者的研究)，经典作家之后的正统研究者确实严重忽略了总体方法论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内在结合这一关涉体系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具体表现为理论与法乃至内容与方法在方法论研究上的开始断裂，致使在实际运用与理论具体操作中的批判逻辑和建设逻辑的两分研究的状况及趋势逐渐得到强化。在教学中，政治经济学被两分为“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完全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脱离，甚至在研究上直接对立，的正统研究方法日渐教条化。这一硬化的“正统’，一定程度上已经破坏了政治经济学的总体性，使“历史”成为简单和断裂的，而不是完全相反的复杂和连续、累积的。所以，诚如卢卡奇令人信服地指出:“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只有在这种把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件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把它们归结为一个总体的情况下，对事实的认识才能成为对现实的认识。”所谓总体政治经济学，乃是从总体方法论角度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所涉及对象的一种总体分析和全面理解，即总体政治经济学不仅包括狭义分析(对于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特殊经济系统分析)，必然同时包括广义分析(对于人类劳动和生产过程的总体一般分析)，或者说，在科学的总体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之内，狭义政治经济学和广义政治经济学应该是不可偏废、有机统一的。虽然政治经济学的不断发展属性，使这一结合乃至统一同时具有显著的时代性和历史阶段性特征，但总体性仍然是内在的分析逻辑。从这一意义而言，我们将要剖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总体政治经济学应该是批判逻辑与建设逻辑的有机统一，以及深层次地包括了理论与方法的有机统一分析，等等。

二、总体政治经济学分析范式的科学内涵

这一理论剖析，可集中在总体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内核方法和逻辑框架的两个有机联系方面。

先来看第一方面。政治经济学的总体性伴随着方法论的不断发展而得到发展和成熟，所以，迄今为止的总体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内核方法，作为总体方法论的具体化和经济实现形式，突出体现为一种“总体经济结构分析方法”。简单示意如下表。

表中，社会总体经济结构被表达为“生产方式十生产关系”，准确地说，是以特定形态生产方式为基础、与之相结合并反映其变化的社会生产关系。因而，社会总体经济结构在层次划分上可以区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的具体生成系统，表明生产关系生成系统本身决不只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全部，而且它作为“最高层级”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形式，必然由“较低层级”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形式所决定，这就是生产力一生产方式一生产关系的一般作用原理。根据这一分析，看来波普尔将马克思学说系统地简化为一种“决定论”来理解的真正危险之处不是在于“历史决定论”本身，而是在于人为制造了历史决定论与科学决定论的逻辑矛盾。简言之，马克思关于决定论的论述所包括的三个层级关系，即物质技术或生产力决定层级、经济或生产关系决定层级以及社会意识形态决定层级，不是相互割裂的，而是辩证的。马克思的科学叙述一再表明决定论是科学的整体决定论，其基本逻辑是:生产力对于总体社会经济系统的决定不会是简单、直接的，或者以某种线性形式进行，而是伴随有社会中介条件和过程的不断生成的一种经济结构形式的决定，本质上乃是一个生产力决定作用的逐步社会累积发展过程。

第一，社会总体经济结构的经济变迁过程指认社会经济系统的本质结构和发展结构，这一分析最终可以表明，政治经济学始终是一门关于真正意义的动态经济过程分析的历史科学。具体而言，包括劳动过程、生产组织及相应的所有制一产权一管理制度三个子系统构成内容层级。它表明:(1)社会总体经济结构的真正基础乃是特定历史形态的劳动过程(演化)结构，包括社会经济系统所需的全部技术条件和物量基础两方面内容，通过技术结构(即劳动的物质技术条件组合系统)向社会结构(即劳动的社会组织条件或分工和协作系统)的对接和转换，从而最终实现劳动物量的社会化;(2)生产组织对于实现劳动与生产方式的结合始终具有直接的社会中介作用，内生于从特定劳动过程向社会生产方式进行历史变迁和转化的过程之中;(3)因而，劳动过程和生产组织一起进一步真正构成了生产社会性质的现实基础，决定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特殊结合方式的具体形态，即表现为具体的所有制形态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社会产权形式和经济管理制度形式。

第二，社会总体经济结构的经济运行形式指认社会经济系统的形式结构，相应，这一具体分析是为了充分揭示和展现经济有机体的内在运行机理以及表层结构，从而使之具有某种程度上的数理表达特性，如可以表征为“在时间和空间里有确定位置的一个经济整体的特性的那些比例和关系”，等等。作为本质层次的外化和实现，经济运行形式对应地具体化为社会劳动形式、社会生产形式以及社会经济分配方式和形式等不同的运行层级形式。它表明:(1)就完整的劳动过程本身包含着劳动方式(作为劳动的物质技术和社会组织条件)和劳动形式(作为劳动结合和交换形式)而言，作为社会生产力的表层结构，劳动形式不过就是特定形态的劳动分工和协作或劳动技术组织条件的社会实现形式;(2)作为劳动(分工)形式的直接社会加总—“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生产的基本形式是分工”，因而社会生产形式在内涵上即表现为生产者之间的具体不同的社会经济联系形式，表现为基于特定生产组织形态的一种经济运行方式，如基于家庭生产组织的自给自足资源配置方式以及基于企业生产组织的市场资源配置方式等;(3)同样，完整的生产社会形式由于要全面反映劳动和生产组织的社会性质以及劳动和生产过程运行的社会全貌，因此系统包括以所有制、产权及管理制度为基础的或与之直接对应的社会经济分配方式和形式，这显然同时是特定社会生产关系在内容构成上的具体化。

总起来看，生产力决定社会生产过程或经济结构的变迁和运行的机制是这样的:特定劳动过程一社会劳动形式一生产组织一社会生产形式一生产的社会形式。它的深刻内涵包括:(1)总体生产方式包括劳动方式(作为微观层次上的物质生产方式)、生产形式(作为宏观层次上的物质生产方式)以及生产的社会形式(作为社会生产方式本身)三个层次⑩，从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作用运动具体化为完整生产方式内部结构的运动;(2)从劳动过程到生产过程的社会总合的经济运动，作为生产力一生产方式一生产关系一般原理的具体运用，无疑深化了既有的二重性经济理论，并可能重塑马克思经济理论体系的研究逻辑路径;(3)从科学决定论的方法论出发，作为一种“新的理论构造”，劳动过程理论的时代和现实意义在于赋予劳动价值分析的结构内涵，从而可能重塑科学劳动价值理论体系的内部理论构成关系，实现劳动过程分析和剩余价值分析的内在结合。

进一步从第二方面看，从完整劳动过程二重性(包括劳动技术过程和劳动社会过程)出发，需要将《资本论》中的狭义逻辑论证框架—作为“商品一资本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扩展为总体逻辑论证框架:劳动过程一价值一资本一市场经济。因为不仅马克思的科学资本主义批判本身就是批判逻辑与建设逻辑的直接的统一，也就是同时包括了对资本主义的“从正面，即从促进一般的社会目的的方面来加以阐述”以及“从反面来表述它的规律”两方面的内容要素，而且《资本论》本身也是劳动二重性逻辑的直接展开，也就是分别作为“资本主义本质论”和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论”。在《资本论》中，劳动技术过程的直接规定是劳动过程的自然属性，劳动社会过程的直接规定则是“资本家消费劳动力的过程”的社会属性，从而，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规定性上劳动二重性与生产二重性取得了内在的一致，并构成社会抽象劳动一资本关系基础上的“资本积累一经济结构”图式。但是，即使仅就资本主义过程而论，社会生产或资本积累过程也总会与特定劳动过程相联结并以之为基础，反过来，每一劳动过程的新形式的形成则会推进一种新的社会积累体系或结构形式。由此使得这种分析本身带有两个新特点:

第一，价值决不只限于狭义价值，而首先是一个总体价值的概念。在资本主义过程中，狭义劳动技术过程被直接简化和还原为劳动社会过程，社会总资本代表了简单劳动过程的完全的社会加总，社会价值关系体现为既定社会总需求结构下的社会抽象劳动关系。在广义劳动历史演化过程中，由于社会总需求结构不变假定的放松，价值首先体现为一种“劳动效用关系”—作为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概念，其真实内涵是总体劳动过程视阑对于简单劳动过程视阑的替代。总括两方面的论述，价值总体地乃是“劳动对效用的关系”。总体价值概念表明:价值作为社会作用中介，也是一个总体过程，是“劳动过程一商品一资本”过程与“劳动过程一企业一资本”过程的一种复合。关于前一过程，马克思给出的社会经济总揽的公式是“商品价值构成”，由此引出资本的各种物质形态，引出狭义资本总公式;相应，对于后一过程，则可以相对给出“企业价值构成”的社会经济总揽公式，由此引出资本的各种人力形态，引出人力资本的社会规定。由此，基于完整的价值概念，可以得到总体资本形态，也就是作为物质资本形态和人力资本形态的统一。

第二，直接嫁接在总体资本规定之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分析。与资本的总体形态对应，资本总体规定则作为历史规定(积累起来的历史劳动过程)和社会规定(积累起来的社会抽象劳动)的统一，或者说，乃是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这一规定使资本概念成为社会总体经济结构的最为突出的表征，从而通过总体资本的社会作用中介，经济总过程事实地裂变为“劳动过程一价值一私人资本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以及“劳动过程一价值一公有资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前一过程发展了资本和劳动的社会对立关系，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则确立了私人资本的牢不可破的社会主导地位:资本是“没有任何日期”的历史存在权，资本所有权是“一种普照的光”，“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因而拥有“支配一切的权力”;后一过程发展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生产协作关系，使得“企业所有权”能够游离于资本所有权进行经济生长，从而企业不仅作为劳动生产率单位因而作为社会经济系统的微观基础，也同时作为产权经济组织因而作为社会经济系统的现实基础和社会载体。总括两方面的论述，社会主义劳动过程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之处在于，它不仅是一个从具体劳动过程向抽象劳动过程进行社会转化和还原的价值增殖过程，而且更为重要的，还是一个在生产专业化以及生产和谐两方面均占有效率优势的价值和谐过程。根据这一观点，无疑，社会主义劳动过程对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继承和发展，不仅将体现在对于“只有作为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家才受到尊敬”乃至“作为价值增殖的狂热追求者，他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的生产经营信条的历史否定和扬弃，而且必将体现在实际劳动过程现实地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总体劳动过程中。

总之，对于总体政治经济学而言，商品不再简单地成为(或表现为)社会经济系统的基本单元形式，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历史和“被决定”的范畴，替代它的将是更为基础和根本的概念—劳动过程;而既然社会经济系统首先面对乃至需要解决的是无数个千差万别的单个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问题，那么，经济学不仅需要分析社会经济结构的各个单一形成要素，而且需要细致地理论剖析和阐明它们各自在总体结构中的地位及其内部有机联系，并努力地将之推进到经济运行的现实表层结构进行分析。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总体政治经济学分析的重点

以上的论述并不表明劳动价值论在总体政治经济学分析体系中的缺失，相反，更加凸显其中心的地位与作用，尤其是作为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内核基础。因此，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总体政治经济学分析的重点乃是在于，科学确立劳动价值论和经济理论体系的各个具体理论层面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打通劳动价值论发挥功能的两个基础:理论基础和方法基础，实现理论与方法的一体化。这一研究是通过不断理论建设和利用完整、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体系来达到的。具体而言，从理论基础的角度，劳动价值论与价格理论、企业理论和宏观经济理论之间的逻辑联系，除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系统论述的狭义价值生产、创造和转型及狭义价值流通、实现和分配诸理论，还应当包括具有广义内涵的价值创造、转型乃至实现和分配等理论;与此相应，从方法基础对应的角度，总体经济结构分析必然会进一步具体化为基本经济分析和基本制度分析等方法，前者如基于劳动的平均一边际分析方法、成本一收益分析方法，后者如基于劳动的演化一博弈分析方法，等等，从而，在总体政治经济学体系内，通过理论基础和方法基础的对接以及有机结合，最终能够实现马克思经济理论的科学意识形态功能和科学方法工具功能的完美统一。

从现实逻辑看，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分析，即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结构和层次性的认识问题，则成为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总体政治经济学重点分析中的难点问题。这是因为:其一，社会主义经济转型和发展就其实质而言，乃是社会主义总体经济结构变迁过程基础上的经济发展及运行模式的不断变革和调整，因而需要整体处理好经济变迁过程与经济运行形式之间的辩证关系，并在经济转型、发展与经济改革间创设适当的制度和结构形式作为调整工具变量和中介条件;其二，从劳动价值论的总体经济结构分析内涵出发，单纯的经济分析只是有助于经济结构的数量特征的认识，而无助于社会经济结构的深层次的质的特性的剖析，因此需要实现单纯着眼于经济利益分析的“共量化空间”与着眼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层结构分析的“制度化空间”的互补和结合;其三，与新古典对于市场的看法完全相反，马克思框架内的市场概念既非完全静态的，又非纯粹工具概念，而根本地是一种“制度演化空间”，因此，由社会主义经济转型和发展而引发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构建，既是一场涉及经济全局的深刻的大规模制度变迁，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又同时是介于经济理论和经济现实之间的巨大的中间过渡与连接地带，从而是具有设计性和灵活性的一种自觉秩序，这极大地增进了经济实施和操作过程中的异常复杂性、不确定性，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真正具有前无古人和伟大空前的经济实践的内涵属性。

第6篇：哲学与政治经济的关系范文

(一)劳动报酬

所谓劳动报酬是指劳动者借助一定的劳动工具，通过自身的脑力和体力劳动，从中获取的与自身所付出的劳动相当的价值回报，即劳动者通过创造社会价值而获得的自身价值的实现，从而为其进行进一步的劳动提供了物质基础，劳动报酬解释了劳动者劳动成果的贡献程度，是对劳动者体力及脑力劳动的证明。Krueger 认为劳动者劳动报酬是与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存量紧密相关的，它是劳动者人力资本的外在表现形式，同时劳动报酬的存在证明了劳动者人力资本价值的存在，他从劳动者人力资本的来源出发，将劳动报酬可以区分为初级劳动报酬和高级劳动报酬两种。劳动报酬的实现有多种途径，在政治经济学中，关于劳动报酬的实现，主要包括工资、实物、社会保险三个部分，其中工资是劳动者劳动报酬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它是指企业或公司依据法律法规、行业规定等，通过向劳动者支付货币工资、补助以及各种津贴等实现劳动者的自身价值，它具体包括了按日、月、年等不同支付方式的工资;而实物报酬主要包括企业或公司向劳动者提供的各种物品，比如劳动者日常生活用品、生活必需品等，这些物品的提供可以是免费的，也可以是低于成本价值的供给;劳动报酬的第三个组成部分是社会保险，它是指公司或企业通过向劳动者提供工伤、医疗、养老、救济等保险金，使本公司员工得到应有的实惠，社会保险一般由政府筹办，企业参与，是一种具有所得重新分配功能的非营利性的社会安全制度。劳动报酬是劳动者进行生产和劳动的原动力，是对劳动者体力和脑力劳动的有效证明，劳动者只有获得了合理的劳动报酬，才能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企业利益的最大化。从绩效管理模式考虑，合理解决劳动报酬问题，提高了企业的经济效益，同时提高了员工工作的积极性，促进了企业与员工关系的融洽。

(二)劳动生产率

劳动生产率是计算劳动者工作效率的一种方法，它是指劳动者在规定的时间内创造的劳动价值与其付出的劳动之间的比率。劳动生产率对于劳动者生产能力和生产效率有着直接的表现，日益成为企业衡量生产能力的重要工具。Timothy J.Coelli指出劳动生产率属于部分生产率测度指标，主要针对劳动这一生产要素进行解释，他认为劳动生产率对于劳动情况和企业生产具有重要意义，是衡量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库兹涅茨认为生产要素是影响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因素，他指出如果没有生产要素在部门之间的合理流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会变得异常困难。当生产要素在部门之间进行流动，从低收益部门流向高收益部门时，整体的劳动生产率也会随之提高。

劳动报酬与劳动生产率的政治经济学阐释

(一)劳动报酬的政治经济学解释

1.劳动价值理论。劳动价值理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从劳动价值理论出发，系统分析了资本主义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的关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分析劳动价值理论有助于研究劳动报酬的社会属性，同时作为劳动报酬的理论基础，劳动价值理论解释了劳动报酬中社会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时间内各自创造的价值。所以为了进一步分析劳动报酬的社会含义，首先有必要研究劳动价值理论的政治经济学内涵，从而为深入研究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两者之间的关系奠定理论基础。马克思提出的劳动价值理论是建立在哲学基础之上的，同时又对原有的劳动价值理论的观点进行了继承和改进。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表明劳动创造了社会价值，凝结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了一切商品的价值变动，马克思在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又引申出了商品价格变动规律、劳动价值增值过程、劳动补偿、折旧等一系列理论观点。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哲学观点出发，对原有的劳动价值观念进行了批判继承，借助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劳动价值理论对劳动报酬的影响，同时进一步研究商品价值和使用价值的二重性，这为马克思研究劳动价值理论提供了有力工具。

2.剩余价值理论。在政治经济学中，马克思、恩格斯同时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剩余劳动价值是资本家通过缩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延长剩余劳动时间而获取的价值，它是在劳动总量不变的情况下，通过调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社会剩余劳动时间之间的时间分配而得到的。剩余劳动价值同时具有劳动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规律，所谓的普遍性是指剩余价值是劳动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通过劳动者的社会劳动获取的;剩余劳动价值的特殊性则在于劳动性质的独特性，所以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过程也被定义为劳动过程、价值增值过程。剩余劳动价值从本质上体现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状况下资本家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者之间具体的劳动关系，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利润最大化原则。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报酬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学术关系，充分体现了社会生产过程中注重生产效率的提高，同时为了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各个企业家注重劳动者报酬的提高，通过提高劳动者报酬，激发劳动者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进一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价值理论在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多少也是衡量人生价值大小的重要尺度，个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越多，则对社会的贡献越大，那么他的人生价值就更容易实现。此外，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多少是衡量社会生产力水平的重要依据，劳动者剩余价值的逐步增多表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二)劳动生产率的政治经济学阐释

1.劳动生产率的理论基础—劳动价值论。劳动生产率是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成分，同时指出劳动价值理论是劳动生产率理论的基础。对于劳动生产理论的阐述，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从劳动的物质属性和唯物史观两方面展开。首先，认为劳动价值理论是劳动生产率的理论基础，因此应该把劳动价值理论作为分析劳动生产率的前提条件。其次，政治经济学把劳动生产率理论与生产力、生产关系理论联系在一起，认为劳动生产率要以社会基本矛盾相对应，即满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统一的理论，对劳动生产率的经济学分析不能只局限于劳动者生产过程中产品的产出和原料投入，同时要注重劳动者所处的社会环境，包括社会制度、文化观念、劳动者心理倾向等。此外也要关注劳动生产率变化带来的社会经济后果。

2.劳动生产率的二重性。在政治经济学中，马克思认为劳动生产率同时具有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他指出劳动生产率是静态意义上的生产率，它需要处于整个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这样对于劳动生产率的分析才有其经济学意义;同时马克思指出劳动生产的发展有其特殊规律，对于劳动生产率的分析不能局限于单独的某一阶段的发展，而要从整个社会的历史演变规律出发，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角度加以解释。马克思指出劳动生产率是生产力的外在表现形式，生产力的外在表现形式深刻反映了劳动生产率的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的统一，是从哲学高度加以解释的生产关系。劳动生产率的二重性为理解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奠定了基础，通过将生产商品的劳动区分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并对这两种劳动的生产力进行分析，得出抽象劳动创造商品的价值，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从而在根本上解决了价值的本质问题，使劳动价值理论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提高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的社会现实意义

(一)有利于激发企业活力

企业活力是企业不断创造社会价值的源动力，而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则是提高企业活力的有力保障。提高劳动报酬，按劳分配方式和企业的报酬水平有利于带动劳动者工作的积极性，从而促使劳动者更加努力的参与到劳动中来，提高企业的工作效率，最终促进企业生产率提高和产值增加。企业通过提高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效益，这又为企业员工提供了更多的报酬，促进了企业效益的良性循环。我国经过长期的企业所有制改革，原有的劳动者与企业的工作终身制在大部分民营企业中已不复存在，实行更多的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合同制。合同制的优点在于能够根据员工的表现，不断提高他们的劳动报酬和工资待遇，激发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高。此外，劳动合同制还使得在工作选择上，劳动者有了更多的自主性，会根据企业提高的薪资状况选择职业，所以提高劳动报酬也成为了企业寻觅员工的手段。

第7篇：哲学与政治经济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重商主义　重农学派　古典政治经济学　斯密革命

一、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思想

西方经济学说的前史包括西方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经济思想。这个时期的经济思想主要代表了奴隶主和封建主阶级的经济思想，大都从属于哲学、神学、政治学，还没有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到了封建社会晚期。才产生了代表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重商主义学说，而西方经济学正是从重商主义开始的。

重商主义者反对古代社会和中世纪思想家维护自然经济、鄙视货币财富的思想，认为货币(金银)是最好的财富，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都是为了获得金银，并把货币的多寡视为衡量富裕程度的标准。在财富来源的观点上，重商主义者认为西欧一些国家缺少金银矿藏，所以只有通过对外贸易，少买多卖，少支出多收入，实现外贸顺差、出超，大量金银才能不断流入本国。重商主义者强调国家的作用，认为中央集权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是国家致富的重要保证，主张国家应积极干预经济生活。如垄断对外贸易，颁布保护商业、工业的法令，奖励和监督工业生产，实行货币输入和产品出口、限制或禁止货币输出和商品进口的政策，保护关税。并和国家政权相结合进行殖民扩张等。

重商主义在历史上起到过一定的重要作用。如西欧各国所实行的重商主义政策大大增加了货币财富的积累，促进了商品货币关系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从而也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创造了必要的前提。但是由于重商主义是以流通领域和商业资本为研究对象。不可能提出社会财富的真正来源和获取方法，也没有反映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内在联系和本质。尤其是重商主义学说和政策中有关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垄断对外贸易的主张和做法，已经阻碍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因而受到了英、法两国早期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英、法两国早期古典政治经济学都认为，财富是各种物质商品而非货币。并且财富并不是来自流通而是来自生产。重农学派(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强调社会财富是从土地上生产出来的农产品，因而社会财富的真正来源是农业，其它部门，包括工业在内。都不生产“纯产品”。在经济政策上，他们都反对重商主义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主张经济自由，即实行自由竞争、自由经营和自由贸易。重农学派认为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一样都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即“自然秩序”。各种干预经济的政策都是人为的，不符合自然秩序的要求。

二、斯密革命

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出版，标志着古典经济学体系的创立。他在对重商主义批判的基础上，吸收了早期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成果，形成了自己完整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实现了西方经济学演进中的一次伟大变革。斯密革命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自由竞争、自由放任的经济体系

斯密的自由竞争、自由放任的经济体系理论是以其人性论为基础的。斯密从“经济人”的“利己心”出发，把“经济人”的“利己心”看作是一切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的本源。在斯密看来，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是一致的。资本家在从事投资时，所考虑的只是个人利益，然而结果却是最能增进整个社会的福利。人们出于利己心的这种利人的考虑。就会使人类产生一种交换倾向：人们都以利人之物来换取利己之物的。由于人们这种利己主义的交换倾向，斯密认为满足人利己心的最好途径就是实行经济自由。

在经济政策上，斯密主张自由放任。这表现在他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上。他认为，在一切自由社会里，人们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他说：“每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自身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自己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它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够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既然如此，国家就不应该去干预个人追求自己利益的自由。斯密认为自由主义原则，不仅适用于国内，也适用于国际，即主张在国际之间实行国际分工和对外贸易自由。在他看来。国际的分工和自由贸易正如国内分工和自由贸易一样，能促进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使交换双方都能得到好处。

斯密虽然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但并没有绝对化。他认为在一些情况下。国家干预是必不可少的。政府职能主要有三项：“第一，保护社会，使不受其它独立社会的侵犯。第二，尽可能保护社会上各个人，使不受社会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和压迫。第三，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在斯密看来，国家的职能只在于为私人经营创造一个安全的外部环境，充当“守夜人”角色。

(二)自我调节的市场机制

斯密认为每一种商品都有一个“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所谓商品的“自然价格”就是由自然工资、自然利润、自然地租所构成的商品价格，也就是恰好可以依照自然报酬支付工资、利润和地租的价格。这个价格就是价值。而所谓的“市场价格”就是市场上商品出售的价格。“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会经常不同，斯密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商品受供求关系变化的影响。各种意外事件固然有时会把商品价格抬高到这中心价格之上，有时会把商品价格强抑到这个中心价格以下，可是，尽管有各种障碍使得商品价格不能固定在这恒固的中心。但商品价格时时都向着这个中心”。斯密认为市场价格与自然价格的背离对于生产有自发的调节作用，即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他认为当某种商品的市场价格低于自然价格时。生产者就会相应地撤回一部分生产：当市场价格高于自然价格时，生产者又会相应地使用更多的资本去增加生产。这样通过平衡，供求就最终使市场价格与自然价格趋于一致。

斯密强调指出，一旦经济活动的完全自由被剥夺，这些理想的结果将不复存在。形成对经济活动的完全自由被剥夺的情形包括“生产者的勾结”“商人的勾结”“对土地和其他资源的独占”“所有限制竞争的法律”等。所以斯密特别反对各种形式的垄断，他称垄断是一种罪恶。垄断者使市场供给不足。使消费者的有效需求从未得到满足，他们以远远高于自然价格的价格销售商品。他们或以工资或以利润的形式提高自己的报酬，使之高于它们的自然率水平。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垄断

价格都是最高的，形成了对买者的剥夺。对经济自由的限制导致了垄断，无论它是来自政府、商人还是劳动者。斯密对此都是极力反对的。

(三)经济增长理论

斯密认为，要实现富国裕民的目标，就必须具备国民财富，即供给国民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而要增加国民财富，就必须依靠两个方法，一是分工，二是资本积累。

斯密认为分工之所以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因为分工能促使劳动专门化，提高工人的熟练程度，分工可以节省因工种转换而损失的时间，分工使专门从事某项工作的劳动者有利于改良工具和发明机械。分工唯一的不利结果是使工人终身不断重复一项简单的操作，没有机会发挥他们的智力和才能，这样分工是导致社会不平等的根源。斯密研究分工对提高劳动生产力和增进国民财富的重要作用，是把分工和协作结合起来论述的。在斯密看来，任何一种商品都是许多工人共同劳动的产物。许多工人的私人劳动(分工)通过联合(协作)。转化为单一的共同劳动，就化为一般的劳动。斯密还分析了分工与市场的关系。他认为，分工要受市场的限制，也就是说，分工的程度取决于交换的能力或市场范围。

斯密认为没有大量的资本。就难以形成经济增长。资本来自储蓄。可用来进一步提高生产力，还可以提高分工水平，扩大市场规模，因而资本积累是经济扩张的关键因素。斯密认为有四种用途。即用于获取社会每年所需的原生产物、加工原生产物为制成品、运输原生产物或制成品到需要的地方、分散一定的原生产物或制成品到消费者手中，实际上就是把资本用于农业、采掘业、加工制造业和运输业或商业。他认为这四种用途都是把资本用于维护生产性劳动，而且，这四种用途中等量资本所能推动的生产性劳动量极不相同。对增加社会财富的贡献也极不相同，它们重要性的次序同分类顺序是一致的。斯密的上述思想，是以后的经济学家划分三次产业的最初思想来源。

斯密认为分工和资本积累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则能够带来社会的变化和多样化。随着资本积累。就会出现从农业繁荣到商业繁荣的自然进程。农业的进步能够推动城镇的发展，城镇又能够为农产品提供大规模的市场，农业和城市社会的发展又为贸易和航运提供更多的机会。贸易规模的扩大将进一步刺激工业生产的发展和为出口而生产的农产品的专业化。生产力的提高，人口也随之增长，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刺激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资本积累进一步扩大。

三、斯密革命的影响

斯密革命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尽管自17世纪中叶起就出现了像配第、诺思、休谟、布阿吉尔贝尔、魁奈和杜尔阁等一批批判重商主义的经济学家，然而，直到1776年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出版，才最终战胜了重商主义

斯密革命标志着产业资本的观念最终克服了商业资本的局限，实现了西方经济学演进中的一次伟大变革。

(二)亚当・斯密把威廉・佩第开创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成为一个规模宏大的完整体系

他在吸收前人经济思想的基础上，深入研究了经济的内部联系，使古典政治经济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体系。

第8篇：哲学与政治经济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 自由 人的全面发展 人类发展指数 和谐社会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z.2015.03.072

On Development as Freedom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of the New Era of Marx "Free" Thinking Vision

ZHANG Shuangshua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650091）

Abstract All signs of civilization is respect for human dignity and freedom given. In Marx's Vision of the freedom to have a primary value of human development. Freedom is important to ensure that people's overall development. 2013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pointed to the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as measured on the basis of the past decade in all countries progress in education， health and income are being accelerated. However， economic growth alone does not automatically translate into human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2014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our people-oriented concept， which complement each other and human development. Marx pointed out that the highest form of the three social forms is fre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patterns， the development of Marx's concept of freedom for us to study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provides a guiding ideology. We want "freedom" of the philosophical concepts embodied operational indicators， while promoting scientific development also reflects the humane care.

Key words freedom; overall development of human;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armonious society

1 实践视阈中的马克思的“自由”观理论

马克思的自由思想的发展是体现了西方思想界强调的“正反合”的三一式变化图景的。即1845年以前形成期的政治哲学自由观;1845年1851年发展期的政治经济学自由观;1857年以后的哲学人类学的自由观。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义作为马克思理论体系的“三大组成”，它们的核心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

在早期的政治哲学自由观中，马克思不仅受到了德意志观念论哲学的影响还接受了法国启蒙主义的政治思潮，它突出了对人类解放的欲求和对异化的批判;在中期政治经济学的自由观中，他和恩格斯第一次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概念，客观地剖析资本主义的运行规律，认为经济自由特别是对金钱的追逐反而损害了人的其他自由;在晚期哲学人类学的自由观中，他强调自由就是恢复或回归人的类本性马克思从自由的现实性出发认为自由的实现是个艰难的历史过程，由此他把观察和批判的视野转入人的生存状况，关注实践中人的自由的真实处境。马克思的独特之处在于“将人的自由置于人类实践发展的历史中来理解。”①他认为自由是通过对不合理的现实的否定而获得的，不能通过给予的方式获得，它有一系列的历史过程。从生存论的自由观到实践论的自由观到生成论的自由观，有一点不难发现，在自由问题上，马克思是历史进步主义。

整个人类史就是一个从不自由走向自由的进程。马克思曾提出过人在历史上的三种不同的存在状态即物质绝对贫困下的人与人的依赖状态，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相对独立状态，物质极大丰富条件下的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状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是人的自由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充分发展的统一。“自由”针对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的不自由，人格的依赖性，个性的模式化等现象。“全面”针对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由异化劳动所导致的人的身体部分及能力等片面、畸形的发展状况以及少数人的发展总是以牺牲多数人的发展为前提和条件的不平等发展状况。②自由不仅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还是真、善、美的统一，更是自然、社会和自我的统一。

第一，自由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自由是人的权利且是人最根本的权利。人在行使权利时必然会对自然界、社会和自己产生影响，所以人要对自己行为的结果负责。冯友兰先生认为人生有“四大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即“顺天”、“利己”、“利人”和“事天”。按冯先生的说法：处于自由状态的人就是自然人、经济人、道德人和宇宙人的统一。③人只有在尽义务的过程中权利才能真正实现。

第二，自由是真、善、美的统一。自由有主体对其把握的内在尺度和外在尺度，即“从心所欲”和“摆脱束缚”，二者的结合才是完整的自由。主体对客体外在尺度的把握就是“求真”，主体对自由内在尺度的理解就是“求善”，“求美”。它们是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马克思说：“动物只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④从物的角度来说，自然界有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身规律;从人文的角度来说，人有主观能动性，能够认识自然并且改造自然，但是这种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必须要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即要善待自然界，美化自然界。自然界成为人化自然，人在自然界中实现和提升自己。“人类的自由，就在于达到真、善、美的统一。”⑤

第三，自由是自然、社会和自我的统一。恩格斯说：“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⑥规律是具有必然性的，但人在必然性面前并不是无能为力，人可以认识规律并且利用规律为人服务。只有当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异化力量，处于人们的控制之下，人们才能够自觉地创造自己的历史。自由得以产生，实现和发展的条件是主体同自然，同社会，同自身的现实活动的全面关系的实现。

2 基于自由发展观的人类发展指数的演进脉络

人类发展指数自1990年创立以来，是备受关注的，如今已成为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的旗舰。人类发展指数是对于发展的内涵不断探讨、研究、反思的结果。二战之后，世界的经济发展满目苍夷，各国都面临着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力的现实问题。这时，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观盛行全球，成为解决贫困，增加国家实力和国民生活幸福的灵丹妙药。在这种发展观下，资本主义发展曾一度进入黄金时期，但也带来了资源耗竭，生态破坏，社会不公平，人的异化严重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在反思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发展观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后，人们开始把关注的视野引向经济领域以外的教育、医疗、社会公正、环境等领域，形成了以社会综合发展为中心的发展观，在1987年还首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概念。

然而，以社会综合发展为中心的发展观却忽视了人在发展中的中心地位。经济的增长只不过是实现人的发展的手段，经济、政治、社会的各种制度的演变和改进也只是为人的发展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而已。我们最终要实现的是马克思的“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人的自由的扩展，人的自由是基于实质生活的自由，是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自由。⑦马克思关怀的不是抽象的自由，如果不能给贫弱者以真实的利益和自由，所谓人的自由就是一句空话。⑧自1990年以来，世界上的许多社会公共政策都是在人类发展指数的原则指导下思考、执行和衡量的，人类发展指数是超越GDP核算标准的发展评价尺度。人类发展指标包括预期寿命、教育水准和生活质量三个方面，它综合地反映了卫生和健康水平、教育水平、经济和生活水平，比较全面地反映了社会和经济的发展。⑨每一年的《人类发展报告》都是针对人类发展的某些问题进行研究的。总之，人类发展指数是衡量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的指标并随着实践进行不断的修正的。

3 马克思的以人为本价值观与科学发展

人类正在追求社会的全面发展，尤其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观主旨是提倡人的全面发展，反对异化和片面畸形发展;提倡人的行动自觉自愿自主，反对物统治人和客体支配主体;提倡人与社会和自然和谐统一，反对与之分裂对立以及提倡人的创造性能力的充分发挥。⑩这与人类发展指数的内涵是相一致的。前面我们已经提出了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人的依赖状态、物的依赖状态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状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从价值观的角度来看就是以人为本，物的依赖则是以物为本。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物本观念在当代泛滥。一方面它在提高生产力的同时也调动了人们内心的物欲与贪心：，钻制度的空子，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盛行;另一方面，当代物本主义还突出表现为官员对经济数字和GDP发展速度的热衷和崇拜：盲目扩张对资源和环境的破坏，两极分化和分配不公对社会道德和社会稳定的影响。这不符合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理想。

因此，我们要抛弃“以物为本”的片面发展观，把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视为判断政策和服务效果的最终尺度。在努力提高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尽可能多的物质财富的同时，要清醒地认识市场经济的负面因素，不让物来束缚人，让物为人所用。通过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来实现一切人的自由发展，实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我们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指导，透过人类发展指数观测各地区的人类发展水平，帮助各级政府部门制定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政策。对个人来说，也要自觉投身到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洪流中，并且对外界巨大的物质诱惑保持心灵的清明和人格的尊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注释

① 王南.追寻哲学的精神.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318.

② 韩庆祥，亢安毅.马克思开辟的道路――人的全面发展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131-137.

③ 冯友兰.境界：冯友兰谈人生.中信出版社，2012.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273-274.

⑤ 冯契.人的自由和真善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1-2.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455.

⑦ 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289.

⑧ 杨适.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述评.人民出版社，1982：78-101.

⑨ UNDP.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0.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10.

⑩ 陈刚.理论的当代意义.光明日报出版社，2008：127.

第9篇：哲学与政治经济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理论经济学；归纳法；演绎法；抽象；历史

一、门格尔的经济学方法论

卡尔门格尔1871年出版了他的经济学著作《国民经济学原理》，之后他并没有趁热打铁继续研究，而是在1873年出版了他的《经济学方法论探究》，这是因为，在他看来，德国在方法论这一道路上，越走越远：“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方法论的探究才确实是对于学科的发展来说最重要、最紧迫的问题。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这种情况可能出现在这样一个知识领域，在这里，人们已经遗忘了经由对于研究对象之性质的认识而获得的有关研究目标的准确感觉。人们对于该学科的次要问题赋予了过大，甚至是决定性的意义。有一个势力强大的学派所支持的错误的方法论原则已完全掌控了局面，人们用片面的标准来判断该知识领域的一切研究活动”。他认为，错误的方法论，将导致学科的进步受到阻碍。澄清方法论问题确实是取得科学研究进步的前提。

门格尔认为，将政治经济学，或者哪怕是理论经济学视为一门有关“国民经济的规律”的科学，不完全正确，更非特殊的历史科学。他将经济领域分为三大类科学：第一是有关经济的历史性科学即历史学和统计学；第二是理论性经济学；第三是国民经济的实用性科学。因此，他将国民经济学理解为上面的统合形成的整体，即有关国民经济的理论-实用科学的总和。认为理论经济学研究经济现象的一般规律，历史和统计学研究经济现象的个别规律，应用经济学主要研究经济政策。这三者分别从各自不同的方向研究经济学的不同领域，既不能互相混淆――即不能用历史的方法或者应用去研究理论经济学，也不能互相否定取代――三种方法各有用处。

在上述基础上，门格尔将理论性研究取向又分为两种――经验的――实在的取向和理论研究的精确取向。其中，经验的实在的取向指的是归纳法，而理论研究的精确取向主要指的是演绎的方法。门格尔否认归纳法具有严格的科学性，“亚里士多德正确的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不承认归纳具有严格的科学性。然而，即使是由培根大大的完善了的归纳方法，也只能够略提高一下经由上述途径所获知之规律的绝对性的程度而已，却永远无法提供绝对的保障。”他认为理论研究中的实在主义思想流派的研究结果，永远不可能是有关现象的严格精确的规律，只有实在的类型和经验型规律。他推崇运用精确取向即演绎法研究理论经济学――探究经济的最原初、最基本的因素，确定相关现象的测量办法，探究更复杂的经济现象从这些最简单的要素中生成的规律。但是门格尔并非完全用演绎法替代归纳法，他认为理论性研究之精确取向和实在主义取向都是正当的，“精确经济学就其本质而言，是要让我们掌握有关通过分析或抽象而设想出来的经济性世界的规律，而经验的――实在的经济学则要使我们认识到现实的人类经济现象相续、并存的规律性”。综上所述，门格尔之所以猛烈的批判德国历史学派，只是因为想要强调历史的方法不是唯一，演绎法也很重要，“即使是我们可以设想出来的具有最强烈实在主义特征的理论性研究取向，也必须靠抽象才能进行下去。因此，试图使现实存在的现象之类型和典型关系每一次都涉及到该现象之“完整的经验实在”的抱负，是完全有悖于以现实为基础呈现出来的理论性研究的性质的”。 门格尔致力于“精确的”经济学规律的研究，坚持经济学具有科学性质。

二、罗雪尔的经济学方法论

威廉罗雪尔的《历史主义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是其在哥廷根大学讲授政治经济学及政治理论史的讲稿，这本《讲义大纲》，被称为“历史学派宣言”，是德国历史学派的主要代表文献，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阿希莱在1894年将该书的序言及序论部分译成英文时，在英译本序中称它为“1843年罗雪尔的纲领”。由于罗雪尔第一个把萨维尼在法学研究中的历史方法运用到政治经济学中来，为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奠定了基础，故而罗雪尔就成了德国旧历史学派的创始人。

他在序言中说道：“熟习这门科学的专家如翻阅本书，将不致忽略贯串全书并成为它的基础的独特而严密的方法――历史的方法。”强调他的目的只在于建立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体系。罗雪尔是一名代表当时期德国的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大学教授，因此罗雪尔本人和他所代表的整个历史学派的经济思想和经济学方法也就必然充满了妥协的内容，也可以说是一种折中主义的思想。而罗雪尔的庞大的国民经济学体系，正是这种折中主义的标本。在他的这本《历史大纲》著作中，我们无法寻找到一丝经典经济学理论中的关于价值、货币、利润、工资、地租等方面的理论，因为他将他的全部精力都放在了他的历史的方法上。他将过去的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分为两大类，分别是“哲学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前者他认为是哲学家在抛去了一切关于时间和空间规定的基础上，去尽可能抽象地去寻求概念或者理论的体系；而后者则是历史学家尽可能忠实地描写现实生活，寻求与人类进化有关的记述。他认为经济学的主要任务在于指出：为何以及如何逐渐发生“从合理的变为不合理的”、“从幸福的变为有害的”。他认为后者，也就是这种历史的方法，只要不完全陷入错误的路径，永远都是具有客观真理性的，就好像那些研究记录生物学动态的生物学家一样，只不过实践家不是通过直接的命令去获得真理，而是通过一种对过去发生的现实进行一种政治学的上升，达成一种政治经济学的受益。历史方法的最高目的在于以科学的形式将人类所获得的政治成果留给后代。罗雪尔对历史的方法的道路正确性有充分的自信。

三、方法论的争论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这场在德国发生的关于方法论的争论，已过去近两个世纪，在我认为，门格尔获得了胜利。很多人对门格尔有误解，认为门格尔完全否定历史的方法，独尊演绎法，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事实上在对德国历史学派进行批判时，门格尔并未否定这种经验的实在的研究方法的正当性，他反对的是德国历史学派只重视对历史现象的记录而抛弃了对其精确性取向的研究。他首先强调的是对于经济学研究我们需要不同的方法，同时也强调基于精确研究取向的演绎法对理论经济学是根本的和重要的。现如今，西方经济学大行其道，其本质就是使用的假设演绎法，而制度经济学继承的则是历史学派的历史的方法。门格尔告诉我们，对于不同的问题，研究不同的学科，就要用不同的相应的方法。（作者单位：南京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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