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及工程伦理学的含义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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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伦理学及工程伦理学的含义范文

 

从狭义上讲，应用伦理学专指上述广义应用伦理学双重含义中的第二层含义，即指的是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才形成的一门新兴学科。作为民主时代的道德理论，应用伦理学的任务在于分析现实社会中不同分支领域里出现的重大问题的伦理维度，通过伦理委员会的建构为这些问题所引发的道德悖论的解决创造一种对话的平台，从而为赢得相应的社会共识提供伦理上的理论支持，同时也力求使道德决断在一种严密的集体性的理性决策程序中获得质量保障。一句话，应用伦理学的目的就在于探讨如何使道德要求通过社会整体的行为规则与行为程序得以实现。本文所要探讨的应用伦理学，即是指狭义应用伦理学。也就是说，它将职业道德排除在自己的研究视域之外。

 

总之，当代应用伦理学与职业道德在研究范围上有着密切的关联。但严格说来，应用伦理学不将职业道德能够解决的问题作为研究对象，而是视职业道德为一种理所当然的预设或前提。当然，应用伦理学的研究成果，反过来肯定又会为职业道德内容的发展、完善与精确化做出重要的贡献。

 

本文认为，与传统伦理学相比，应用伦理学体系中道德规范的生成方式与基本内涵，该伦理学的价值取向、权衡模式与实践功能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应用伦理学将民主对话、民主协商的观念与方法引进伦理学，因而它己成为民主时代公民社会的道德理论与实践，是伦理学本身的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体现。

 

一、应用伦理学的产生及其出发点

 

众所周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与社会生活的变迁，在当代西方哲学界，应用伦理学己成为一门发展最为迅速、最具生命力的学科，是哲学的一个新的重要生长点。应用伦理学的勃兴，从根本上说是在社会的现实需求的推动下发生的，具体而言是为了回应社会中所出现的各种亟待解答的以道德冲突为特征的前沿性问题提出的挑战。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的社会公众开始自发地思考和讨论伦理道德问题，这并非是因为人们忽然对理论产生了兴趣，而是因为实践问题的新颖性所使然。在科技赋予人类的全新的行为可能性及这种行为可能造成的后果的威胁面前，人们一下子丧失了方向：往后看，传统的宗教、艺术观念在提供行为指南方面己经无能为力;往前看，相应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法律、法规尚未建立。于是，伦理学成了公众热忱关注的焦点，人们将哲学真诚地看成是一种以解决定位之危机为目标的智慧的反思艺术。

 

由此可见，社会公众对伦理的需求是与大量的伦理冲突、伦理悖论的出现密切相关的。解决伦理悖论与冲突的传统方式是向古代圣哲的智慧请教。然而在今天，情况就不像过去那么简单了，原因有三:一是今天人们所遇到的伦理问题大体上都是以前从未出现过的，问题的新颖性远远超出了经典作家们的理论视野。二是在民主时代里，人们不习惯惟上是从的思维方式。对民众自主意志的尊重以及民众在长期的自主文化中所形成的一种自信意识是一个公民社会的基本特点。三是在一个价值多元化的社会里，公众的道德观念各不相同。面对道德冲突，没有任何一种伦理学理论或价值观念有权宣称自己是惟一正确的指导原则，没有哪位个人、哪个团体、哪个群体可以断言自己把持着朝向道德真理的惟一通道。

 

因此，为了解决伦理冲突，在民众中间能够形成共识、达成一致的首先不是某种具体的立场、某种具体的观念，而是一个中立的程序一交往对话，共识首先只能是关涉规范与价值之多元性的处置程序，共识只能是在程序问题上才是可能的、有意义的。这样一种“中立的”程序上的共识的优势就在于:一方面它尊重并认可每位个体或族群拥有自己的道德信念、按照自己有关“好的生活”的观念理解和安排自己生命征程的自由。也就是说，它允许不同的生活方式以及有关好的生活的各种不同的方案可以并列共存，互不侵扰。另一方面，它又能够使各种不同的理念在一个共同的客观的道德视点上得到审视，从而为道德观念冲突的解决开辟一条出路。因而，程序共识在多元化社会中构成了当代伦理学的基础。

 

应用伦理学的出现使我们刷新了对道德的生成方式的传统理解，即道德准则与规范的产生不再是沿着自上而下的进路，而相反的是自下而上。这一巨大变革要归功于我们所处的公民社会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公民权利与价值的凸现导致了公民的共识与赞同之概念在政治领域中政治行为的合法性问题上拥有着决定性的意义。政治哲学必须反思:在一个人人自由、平等的环境中，社会的约束性力量如何才能赢得合法性论证?把这一疑问推置伦理学领域则道德哲学就要询问:在每个人的道德主体的地位得到认可的条件下，道德规范在主体间的约束力怎样才能赢得辩护?从政治哲学被移植到道德哲学领域并且己经成为应用伦理学的理论基石的共识理论，将古典政治学中的契约主义向前推进了一步，它的回答是:所有外在于当事人的所谓道德有效性的根基都是非法的，任何一种人类所无法支配的道德规范之主管都是虚构的;所有的道德约束力均归溯为个体与个体之间的自愿协约，道德是当事人建构的结果，当事人本身拥有作为道德的创造者的地位。

 

二、应用伦理学体现的道德权衡机制

 

于是，在应用伦理学的视野中，道德冲突的解决就并非来自于哲学家个人的学术探讨，并非凭借个人简单的道德直觉与洞见，而是来源于不同学科的专家、代表着不同利益的当事人，经过缜密的思考、周详的权衡与反复的协商所形成的共识。道德问题的权衡与决断不应只是个人的私事，而是要依靠集体(如伦理委员会)的智慧，要诉诸一种复杂的理性的权衡机制，才有可能最终形成摆脱了个人偶然性与随意性的明智合理的答案。而一旦进入集体决策的程序，则论证就不可能仅仅依赖一两个前提或原则，而是应依赖许许多多的原则与权衡因素，论证就存在于一种对不同因素的相互协调之中，存在于这些不同要素的共同作用之中。所谓诸多因素，一方面是指不同的伦理范式一如康德的理性伦理、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边沁的功利主义、叔本华的同情伦理、哈特曼的价值伦理、罗尔斯的正义原则、忧那思的责任原则、马伽利特的尊重原则、格特(BernardGert)的“不伤害”原则等等，另一方面是指社会中通过不同的群体所体现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利益要求。

 

论证就在于对这些不同的理论范式及事实因素进行综合性、整体性的考察分析，仔细地权衡各种得失利弊，从而求得一种作为最为合理答案的、且是体现了某种社会共识的道德判断。由此可见，道德共识不是指意见的偶然堆积，而是指伦理委员会成员们通过努力对不同的立场与观点进行协调，从各自差异的观点中融合而成的一种相参(kohaer-ent)的、为委员会中绝大多数成员所认可的结论。一句话，道德共识是从数量有限的伦理委员会成员的互动过程中做出的慎重的道德考量的结果，是一种能动的共识，在道德质量上绝对优先于相对独立的个体的随机回答的总和，即静止的共识。

 

在一个价值观念多元化的社会里，似乎必须放弃建立一种能够涵盖所有的问题且所有的个体及集团均能无条件认可的共识的努力。道德共识是一种妥协的产物，在最好的情况下，它能够为委员会中所有成员所认可。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只能是委员会中多数人的共识。最不幸的情况就是通过理性论证的方式也仍然达不成共识，得不到一个妥协的方案。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依靠最低限度的程序上的共识一诉诸表决且多数决定。尽管表决从本质上讲是违背自主理念的，但这种极端的情况或处置方式，却是人们以和平的手段而不是以暴力的手段摆脱道德困境、寻求问题解决的惟一途径，也是民主时代以民主方式应对冲突与纷争的惟一途径。

 

值得指出的是，在道德共识的建构过程中，除了不同的伦理范式和从这些范式中提炼出的主导的道德原则以及参与交谈的伦理委员会成员背后代表的不同族群利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之外，伦理委员会成员原有的社会共识的状态，也是一项不容忽视的内容，社会共识是道德共识形成的社会背景要素。如上所述，伦理委员会建构道德共识的过程，是一个在理性论辩中对各种相关因素进行缜密权衡的过程。这样做出来的结论自然就明显优于社会公众中随意的、受情感左右的意见的堆积。由于道德共识取决于建构程序，因此，体现着道德共识的协商结果就不是先定的，谁也无法确知它的内容。但道德共识毕竟是由伦理委员会的成员建构的，而伦理委员会的成员从本质上讲仍然是广大的社会公众的代表，他们的价值判断并不是任意的，而是取决于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文化的现实性，取决于他们所属于的文化传统与生活方式，取决于某个历史时代中由绝大多数人所共享的一般的价值观，即社会的基本信念。韦尔曼(CarlWellman)称这一社会的基本信念为公共道德。公共道德是一种被相对地普遍分享的道德，没有公共道德，便不会有道德共识。

 

特别是在当某一事项触及当前活着的人的根本利益与未来人的利益之间的矛盾，且这一矛盾己经尖锐到难以调和(如堕胎)、必须做出非此即彼的抉择之时，公共道德从时空上由近及远的价值取向就要体现出来。也就是说，人们根据公共道德的要求，就会采取当前活着的人的利益要优于未来人的利益(就治疗性克隆而言，就堕胎问题而言所以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西欧国家都逐渐放开了对堕胎的限制)、人类的利益要优于动物的利益(就动物实验而言)、本族群的利益要优于外族群的利益(就移民政策而言)的立场与态度。这一公共道德的存在现象并不违背多元化社会中各种不同的价值观念相互区别与相互竞争的客观图景。多元文化的社会是自由民主的社会，但自由主义本身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它最能体现与保障的就是自决权的价值。伦理委员会都是由具有自主能力的成人组成的，只有他们才可以做出决定，只有他们才有权做出决断，因此，成人的自主的意向、自主的决定自然就会对道德共识的性质产生重大的影响。

 

这样，应用伦理学体现的道德权衡机制也使我们刷新了对哲学家地位与作用的传统理解。因为这一机制决定了哲学家在研究探讨及商议的过程中，必须放弃自己具备着导向正确的道德判断的直接通道的观念，相反地，他(她)要认真听取其他专业人士的建议，并且一如果是作为伦理委员会的成员的话一要有妥协的意识。这种机制还决定了哲学家与其他专家一起研究商议后所达到的共识并不一定体现着某种绝对的正确，而或许仅仅是一种相对的合理。它或许并不像传统伦理学所要求的那样能够使问题得到一揽子解决，但又不是那种类似于在上帝与魔鬼之间进行选择的非此即彼的决断，而是可以达到问题的某种近似的解决，是一种将不利因素减至最低限度的最好的可能。当然，在遇到不可调和的道德悖论，即必须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之时，哲学家在汲取了拥有着不同知识背景的其他专家的建议之后，经过周密的权衡，最终只能做出放弃或牺牲一方利益或一种道德原则的决断，但是他(她)所提出的理由相对而言应当是具有最强说服力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说传统的伦理学意味着一种靠自己的力量即可解决所有问题的强的道德理论的话，那么上述的这种伦理学可以说是一种弱的道德理论。

 

三、应用伦理学的基本范畴与基本原则

 

如果说传统伦理学中的主要范畴是“善”，那么当代应用伦理学则更重视“不伤害”、“自主”、“公正”、“责任”、“尊严”等基本范畴，而这些范畴并不是应用伦理学家们心血来潮杜撰的结果，而是对当代应用伦理学所涉及的重大实践问题之基本性质的某种哲学概括。例如，有关基因工程、堕胎与安乐死的伦理论争体现了“不伤害”与“自主”范畴;有关科技时代的责任伦理的论争体现了“责任”范畴;有关人的尊严、族群的尊严及文化多元主义的论争体现了“尊严”、“不伤害”与“自主”范畴;有关生态伦理、世界伦理(普遍伦理)及国际伦理的论争则体现了“公正”范畴。基于这些不同的范畴所体现的价值规范在某些情况下发生冲突的情形，笔者认为，我们可以把“不伤害”范畴看成是应用伦理学价值规范体系的基础，是应用伦理学的主导理念，是在最大的范围之内拥有最广泛的适用性和有效性的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和最核心的价值原则，它作为应用伦理学理论体系的一种“硬梭’，不仅使诸如“自主‘责任”、“尊严”和“公正”等基本范畴的价值诉求与取向得到了展示，而且使当代应用伦理学的整体精神也都得到了体现。这一整体精神就在于：应用伦理学为社会所提供的不是一种抽象的说教功能，而仅仅是一种保护的功能。

 

与传统伦理学的主导诉求不同，应用伦理学的任务从根本上说并不在于寻求某种作为绝对知识的、可以解释一切的终极的道德真理体系，而在于对现存的不同立场进行调节从而达成共识或最终的无可争辩的基本原则。这一最终的无可争辩的基本原则就是自由、民主和保障人权。只要重温一下当代世界应用伦理学关于各个重大前沿性问题的讨论，我们就会发现所有的课题都是围绕着维护人权这个核心展开的:最近几十年来在国际上兴起的应用伦理学最根本的特征在于它是民主时代的道德理论，它将作为程序共识的基础的自主原则，也就是尊重人的自我选择的权利的原则看成是全部理论与实践的出发点;基因伦理的核心问题，就是研究如何从个体的角度防止任意的外来决定对未来人类自主权的侵害;生态伦理、科技时代的责任伦理的提出，目的在于从整体上为未来人类的生存权、发展权、幸福权提供保障;“尊严的政治”及“世界伦理’则将对现实社会中的族群之尊严与权益的尊重，归根到底对个体的尊严及权益的尊重看成是全球化时代的一项新的绝对命令。

 

总而言之，当代应用伦理学的前沿性课题的实质就在于确立尊重人权的原则，普及尊重人权的原则，协调不同族群之间、当代人与未来人之间在权益上的矛盾与冲突。另外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自由、民主和保障人权这几个支柱性的主导的价值观念并不是某些伦理权威先天预设或独断规定的，而是人们坚持应用伦理学本身体现的道德权衡程序的必然结果。

 

大的崩溃。社会生活就是在这样一种能动的机制的作用下呈现出一种平稳的状态。无论人们对社会生活的目标以及自己的生命价值拥有着怎样不同的解读，但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进程的机制本身是成熟的、稳定的，这要归功于其不断面临矛盾又不断使之得以化解的完善的、生机勃勃的自我修复的能力。

 

五、应用伦理学：民主时代的道德理论与实践

 

综上所述，应用伦理学所体现的并不是一种个人性的决策行为，而是一种集体性的决策程序，它要求调动全社会的智慧通过协商和讨论对道德冲突的各种层面及因素进行周密的权衡，从而求得理性论证基础上的道德共识。应用伦理学的一个基本精神就是，任何涉及当事人的决断都应体现当事人的意志，任何复杂的伦理道德问题都是公开的道德交谈的对象。就此而言，应用伦理学所倡导的道德上的共识理论，可以理解为是民主原则向伦理学的一种推广。应用伦理学可以看成是民主时代的道德理论，它体现了民主原则在伦理学中的应用，是一种历史上崭新的公民社会的活动，是公民社会中的一种文化发明。

第2篇：伦理学及工程伦理学的含义范文

关键词：会计治理；

“伦理单元”假设；社会困境；伦理导向会计；人文机理

中图分类号：F2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 f2011)03―0110―10

一、引言

早在一百多年前，蒲鲁东就提出把会计当成解决社会、经济和正义问题的最重要手段，0然而遗憾的是会计理论和实务通常视伦理为“世俗”的生活原则而没有给予认真的探讨，更多的是专注于规则的齐备和技术的完善，伦理思想在会计学科体系中所能找到的不过是只言片语。我们生活在以普遍伦理为基准的坐标体系中，然而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现代经济学却是建立在方法论个人主义之上的，其逻辑起点是所谓的“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经济主体，即“经济人”假设。用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理论和机制安排去指导实践，势必会带来诸如欺诈、舞弊、功利、道德风险等败德行为。我们在惊叹一件件令人震惊的败德行为的同时，似乎能够做出确切的诊断，但就是开不出像样的药方。在面对这些棘手的种种败德行为时，我们似乎只能苍白地祭出三把“尚方宝剑”：(1)增加监督人员，然而，殊不知谁又去监督“监督者”，如此延续何处是尽头；(2)提高人员素质，然而，败德行为人素质未必就低，关键是面对“经济人”假设其很容易找到自我合理化的借口；(3)增加法律规定，提高处罚力度。然而，撇开发现和执行成本的巨大不说，单就法律规范在维护秩序努力中的“碎片化”和“间断性”就足以让效果大打折扣。因此，我们认为已经充当各种权利和利益协调机制的会计，要想回避伦理问题已经是不可能了。如何实现伦理秩序与现行制度安排和技术规则的融合，已经成为我们亟须研究的重要课题，这也必然是一个渐进性的社会工程。本文努力在此方向上有所突破，并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二、伦理、休谟难题和会计“实然”与“应然”的辩证思考

会计首先是社会环境的产物，其次还得益于人们认识的不断深化。社会环境是会计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伦理的普遍性及其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始终承担着特殊的社会调节功能和管理职能，决定了伦理是最基本的会计原则。因此，对于会计理论和实务的探讨及我们日常所面对的诸多棘手问题的解决都应以伦理为基础。对于伦理，似乎每个人都“熟悉”，然而对于其深层次的内涵却很少有人说得清楚。

(一)伦理概念的界定

对于伦理概念，人们大都认为伦理和道德是一个东西，并在日常生活中混用。在中国，道德与伦理的词源涵义其实有所不同。“伦”本义为“辈”。《说》曰：“伦，辈也。”引申为“人际关系”。如所谓“五伦”，便是五种人际关系：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理”本义为“治玉”。《说文》曰：

“理，治玉也。……玉之未理者为璞。”引申为整治和物的纹理，如修理、理发、木理、肌理，进而引申为规律和规则。理是事实如何的必然规律，“理非他，盖其必然也……就天地人物事物本其不易之则，是谓理。”理又是行为应该如何的当然规则，“只是事物上一个当然之则，便是理”。因此，所谓伦理，从中国的词源涵义来看，便是人们的行为事实如何的规律及其应该如何的规范。“道”本义为道路。《说文》曰：“道，所行道也。”引申为规律和规范。“德”亦即“品德”、“道德品质”，其本义为得：“德者，得也，行道而有得于心者也。”因此，“道德”的“道”，因与“德”相结合而受到“德”的限定：是指行为应该如何的规范，而不是指事物事实如何的规律。对于一个人来说，按照事实如何的规律行事，并不能得到德；只有按照应该如何的规范行事，才能得到德。因此，

“道德”一词的“道”与“德”的词源涵义也都是指应该如何的行为规范。其区别只不过“道”是外在规范，是未转化为个体内在心理的社会规范；而“德”则是内在规范，是已经转化为个体内在心理的社会规范。由此可见，在中国，道德与伦理从词源上看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伦理是整体，其涵义是指人们行为事实如何的规律及其应该如何的规范；道德是部分，其涵义仅指人们行为应该如何的规范。

(二)休谟难题和会计“实然”与“应然”的辩证思考

既然伦理的涵义是人们行为事实如何的规律及其应该如何的规范，那么应该与事实的关系究竟如何?即能否从“是”、“事实”、“事实如何”推导出“应该”、“价值”、“应该如何”?这就是所谓的“休谟难题”。休谟难题可谓是伦理学界的哥德巴赫猜想，自提出这个难题伊始已近三百年，无数学者试图对它进行解读。通过休谟难题导出“是”(或实然)与“应该”(或应然)的问题在伦理学界又称为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问题。所谓价值判断，是指某一特定的客体对特定的主体有无价值、有什么价值、有多大价值的判断。而事实判断，是指对客观存在的本体的客观分析与判断。价值判断是规定性的，具有规范、约束和指导行为的功能，而事实判断作为对实物的描述，则不具有规定性。对于“是”与“应该”问题即实然与应然问题，伦理学、法学、社会学等领域都在进行深入探讨，但是在会计学领域却很少有人涉猎，这不是因为会汁学领域不存在这个问题，而是我们似乎都在回避这个问题。

会计学对“实然”与“应然”问题的回避，带来了会计理论与实务的诸多空白或问题。在价值科学中，一切事物分为两类：主体与客体。在会计学中，会计的主体和客体一直未能很好的被厘清，即无法逻辑一致、合理地阐明包含“会计人员、会计、经济活动三者之间关系”在内的会计“实然”与“应然”问题。

要完整地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楚相对于客体而言的会计主体究竟是什么?我们不难理解，相对于客体而言的主体是指活动者、主动者，客体是活动对象，是被动者。但是，这并不是主体和客体的定义。因为反过来，活动者、主动者并不都是主体，活动对象、被动者也并不都是客体。举例来说，活动期的火山，处于活动状态，是一种活动的东西，是活动者。活动着的火山吞没了一座山村，山村是火山吞没的对象，是火山活动的对象，火山是主动者，山村是被动者。但是我们显然不能说火山是主体，也不能说山村是被火山所吞没的客体。因为主体必须是一种能够自主的东西，是能够自主的主动者、活动者。所谓自主，是指能够基于趋利避害自主地进行选择。那么会计的主体是什么?目前会计界对于会计的对象即客体是经济活动(事物)已基本达成共识，然而对于会计的主体是什么，却或因对主体的哲学含义未知而产生谬误的理解，或因很难解释而含混不清或者完全回避。笔者认为，会计概念存在着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会计概念是指包含会计人员在内的整个会计系统，狭义

的会计概念则仅指不含会计人员的实体部分。由此，相对于经济活动客体的主体就迎刃而解了，即“广义的会计”是主体，它具有趋利避害地自主选择的特性。我们所遇到的“会计人员、会计、经济活动三者之间关系”命题中的“会计”是指狭义的会计，会计人员与狭义会计共同构成广义会计概念，从而与经济活动构成主客体关系。会计主客体的确定为进一步厘清或完整解决会计“实然”与“应然”问题提供了基础。主客二分之后，会计的“实然”与“应然”问题可以进一步分解为：会计本身(主体)的“实然”与“应然”问题和会计是刻画事物(客体)

“实然”本身，还是基于“应然”的视角对待事物两个方面的问题。

对于会计本身的“实然”与“应然”问题，会计界主要存在观点混乱和思维僵化的情况。主要表现在：

(1)认为现存的会计是会计的“实然”，而没有很好地从历史的纵向理解会计的“实然”，造成只认识会计的现存表象，而未真正认识会计的“实然”，进而一味地反对会计的所有变革(包括符合规律的变革)；(2)对于会计“应然”的关系属性定位错误，而把会计限定在自身这个狭小的区域内，与会计真正使用者的需求相背离，并用自认为所谓的会计“实然”去合理化自己；

(3)由于对会计“实然”与“应然”的错误理解，而对会计现存诸如会计信息失真、人力资本反映等问题束手无策。因此，我们认为，相对于经济活动客体的主体本身，应该基于历史的纵向去理解和认识它的“实然”，并从现存的关系属性出发，基于“实然”基础，对“应然”进行适时的修订，从而对会计本身进行适时的变革以满足解决新问题和新任务的要求。

对于会计是刻画事物(客体)

“实然”本身，还是基于“应然”的视角对待事物(客体)问题。这依然是基于价值科学的哲学基础。在价值科学里，一切事物分为主体与客体两类，客体又可分为两类：价值与事实。价值是客体中存在的对于满足主体的需要、欲望、目的的效用性，是客体依赖主体的需要、欲望、目的而存在的事物，也即客体的“应然”。“事实”亦即“是”，也就是价值的对立物，是客体不依赖于主体的需要、欲望、目的而独立存在的事物，也即客体的“实然”。举例说，“这朵花是美的”，是价值；而“这朵花是紫色的”，则是这朵花的实际存在的非价值属性，所以是事实。对于会计是刻画经济活动(客体)的“实然”事实，还是基于主体的关系用“应然”的视角对待经济活动，这一点会计理论界未有深入研究或者说回避了这个问题，从而影响了会计的深入发展。笔者认为主体(广义的会计概念)及其需要、欲望和目的等是客体(经济活动)的对立物，主体与客体是构成一切事物的两大对立面，因而既不是事实也不是价值，而是划分价值与事实的依据，是连接价值与事实的中介物。因此，对于经济活动来说，如果会计对其发生的状态的反映不因主体需要、欲望、目的的不同而发生改变，则说明会计是刻画经济活动的“实然”事实，反之，则是以“应然”的视角“对待”经济活动。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同样一个经济活动，主体对是否考虑环境的目的或者欲望不同，会计反映的就不一样，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会计是基于“应然”的视角对待事物(经济活动)。

三、会计的伦理属性与“伦理单元”假设

(一)会计的伦理属性

会计是基于“应然”的视角对待事物――经济活动，那么经济活动作为一个行为事实它又如何被会计基于“应然”的视角对待呢?也即会计的深层次伦理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的解析，我们依然要回到伦理哲学的中心问题“休谟难题”。从休谟起一直到19世纪末，都没有一个人能对其进行系统论述，直到1903年摩尔发表元伦理学革命的代表作《伦理学原理》才系统地论述了这个问题，但他只揭示了过去研究的“自然主义谬误”，而没有正面解析这个难题。从那之后，近百年来元伦理学家们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可以说，当代伦理学家麦金泰尔、福特、艾伦・吉沃思、马奇、马克斯・布莱克等人已接近解决该难题。他们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指出，“应该如何”是通过主体的需要、欲望、目的、利益而从“事实如何”产生和推导出来的。而这就是“是与应该”关系的真谛，就是休谟难题的答案，也是优良道德推导和制定的方法，其可以归结为一个道德价值推导公式：

前提1：行为事实如何

前提2：道德目的

(主体的需要、欲望、目的)

两前提的关系：行为事实符合(或不符合)道德目的

结论：行为应该如何(应该、善、正价值)

从这个道德价值推导公式可以看出，优良的道德规范绝非可以随意制定，而只能通过社会制定道德的目的，从人的行为事实如何的客观本性中推导、制定出来，即所制定的行为应该如何的道德规范的优劣，直接取决于对行为应该如何的道德价值认识的真假；从本质上来说，则一方面取决于对行为事实如何的客观规律的认识的真假，另一方面取决于对道德目的认识的真假。H整个道德价值推导过程其实是在认识行为事实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对行为进行引导和治理，从而实现对整个社会人文生态的治理。

应用到会计领域，基于“应然”视角对待的经济活动(客体)――行为事实构成的会计过程，其实质是蕴含着深层次伦理的价值判断，因此，笔者类推出会计的价值判断公式：

前提1：行为事实如何(经济活动)

前提2：主体的道德目的(伦理单元的需要、欲望、目的)

两前提的关系：行为事实符合(或不符合)主体的道德目的

结论：行为价值应该如何(会计的反映与处理)

由此，会计的反映与处理过程，是在清楚认识经济活动的行为事实规律和实质的基础上，基于主体道德目的的价值判断，其实质就是一种治理机制，即对行为事实进行符合主体需要、欲望、目的的引导和治理。治理的好坏，直接取决于对经济活动应该如何的道德价值认识的真假；究其根本，则一方面取决于对经济活动行为事实的客观规律认识的真假，另一方面取决于对主体道德目的认识的真假。对经济活动行为事实的客观规律的认识是治理的前提，如果经济活动的行为事实认识错误，治理就无从谈起；主体道德目的则决定了治理的方向或治理的优劣。据此，会计的价值判断公式为伦理秩序和现行会计制度安排与技术规则的融合提供了着力点，从而为通过会计技术渐进性地改变社会经济生活的人文生态打开了“天窗”。总而言之，会计的伦理属性是一种治理机制，它有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会计的“实然”，是我们进行会计主体“应然”思考的起点。

(二)“伦理单元”假设

会计的伦理属性是一种治理机制，其治理的好坏一方面取决于对经济活动的行为事实的客观规律认识的真假，另一方面取决于对主体道德目的认识的真假，后者直接决定了治理的方向或治理的优劣。然而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却是建立在方法论个人主义之上的，人在主流经济学研究中大多只被简化为生产要素、价格要素，其逻辑起点是所谓的“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经济主体，即“经济人”假设，而由此带来的社会人文伤害“绑架”了主体道德目的，从而使传统会计背离了其本原属性，成了社会人文伤害的“帮凶”。本文在此提出“伦理单元”假设，希望藉此修复主

体道德目的，促使会计治理方向的回归。

说到“伦理单元”假设，它是与“经济人”假设相对的一个概念。

“经济人”假设是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现代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并广泛影响到其他各个学科领域，会计领域也不例外。然而，这一假设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博弈论的兴起而遇到了巨大挑战。其中，由著名的“囚徒困境博弈”、“公共品博弈”和“最后通牒博弈”所揭示的“社会困境”，则在深层次上展现出主流经济学内在的逻辑矛盾。其一，按照标准的经济学假设，博弈主体选择对个人最有利的策略却会带来一个非帕累托最优的结局，即在整体或社会层面上未能实现效用的最优化；其二，以真实的人作为实验样本的博弈却显示，对纳什均衡的推断存在着系统性的偏离。上述矛盾事实上反映出“经济人”假设主要偏向对个人的假定，而忽视了个人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处在社会集体当中，因此，应从集体视角去研究个体，而不是从个体视角去研究集体。由此，我们提出“伦理单元”假设的概念。“伦理单元”假设是指由人组成的经济组织单元在符合道德的前提下追求单元整体善的最大化(至少大于等于零)和单元周围相关各主体恶小于等于零，其中u代表伦理单元，U代表伦理单元的各个关系主体)。如图1所示，“伦理单元”假设在伦理单元实环中，追求的是帕累托最优，即在不使伦理单元内任何人境况变坏的情况下，不可能再使某些人的处境变好；而在伦理单元虚环中，则是“准帕累托最优”，即在伦理单元周围相关各主体(实环与虚环之间的各利益相关主体)恶小于等于零的前提下追求所有主体帕累托最优。在集体视角下，经济组织形成一个整体单元是以内部道德确立为前提的，即它的效率和效果是以人文道德秩序的合理安排为基础。伦理道德也就成了集体视角下追求自身效率和福利的个体的行为规则，从而与纯粹的“经济人”相区别。在《人类的由来》一书中，达尔文用大量篇幅来讨论人类的利他行为以及同情心、内疚感、责任感等道德情感，并在“群体选择”的基础上揭示了它们的起源与进化。他认为“一个部落，如果拥有许多的成员，由于富有高度的爱护本族类的精神、忠诚、服从、勇敢与同情心等品质，而几乎总是能随时随地进行互助，又能为大家的利益而牺牲自己，这样一个部落会在绝大多数的部落中取得胜利，而这不是别的，这就是自然选择。”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伦理道德并非是一种需要人们竭力维护其吸引力的意识形态，而是人类的一种生物上的必然需求，伦理道德具有生物学上的根源，是人们获得快乐与幸福的源泉。具有佐证意义的是，对于经济组织单元内部的不符合道德的行为，在得不到物质补偿的情况下，单元内部其他人(有时候甚至包括单元外部人)会不惜花费个人成本去惩罚那些违反合作规范的人。惩罚者从惩罚行为本身获得预期的满足(善)。这一结论在苏黎世大学国家经济实验室使用正电子断层扫描技术(PET)对惩罚者的脑神经系统进行观察的实验结果中得到证实。2004年8月，《科学》杂志以封面文章的重要地位发表了有关这一实验的报告《利他惩罚的神经基础》。这如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感受一样，大多数人在发现那些违道德的行为未得到惩罚时会感到不舒服，而一旦公正得以建立，他们会感到轻松和满意。这些道德满足感带来的善及其实现机制比传统的“经济人”假设更为真实地反映了人类天性中的某些因素。

当“经济人”假设被提出并用于指导实践时，它已经潜生于社会机制当中，并已深深扎根于我们的社会意识。因此，正如著名生物学家、系统论创立者贝塔朗菲所说：“如果我们还想在这个令人担忧的时代里活下去，就必须准备好对价值体系作一次必要的翻修。”对于“伦理单元”假设的认识我们也许不能立刻转变社会已有的“经济人”价值体系，但是持之以恒的道德教化和人文关怀及符合社会发展的普世规律和原则将从根本上不断发挥效果，从而从基础上改变“社会困境”。

四、伦理导向会计体系的构建

会计最大的“实然”就是它是一个人造系统。会计可以因主体道德目的不同(即不同的需求)而存在或构造不同的会计标准体系，而能满足人类生活普遍准则或人类生活内在机理的伦理要求的会计应该是大家共同需要的会计，笔者称之为“伦理导向会计”，或“伦理基础会计”或“通用会计”。它是基于主体道德目的为“伦理单元”假设而构建的会计标准体系。

传统会计受到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的现代经济学的影响，在它的体制安排中充满了模棱两可的情景和相互冲突的效忠对象，进而使连接会计理论与实务的“桥梁”――会计准则被不同的利益相关者“碎片化”，因此，构建以符合普世准则和不同利益相关者“公约数”的伦理为单一导向的会计可以成为指导伦理单元内部的经济行为、处理伦理单元内外部关系和各种利益相关主体共同使用的通用会计。而此伦理的内在理论体系由元伦理学、规范伦理学和美德伦理学构成。因此，笔者认为，伦理导向会计框架可以分为基于元伦理学的伦理导向会计基础理论、基于规范伦理学的伦理导向会计准则和基于美德伦理学的伦理导向会计的执行与评价三部分。

(一)基于元伦理学的伦理导向会计基础理论

元伦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是”、“事实”、“事实如何”与“应该”、“道德价值”、“应该如何”的关系问题，即能否和怎样从事实(“是”)推论出道德价值(“应然”)的问题。它不做道德判断，而是判断道德判断，即通过设定道德价值理念，来推论这些道德判断是否合理。所以，元伦理学要探求的是一切道德判断背后的价值基础。而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首先界定主客体双方，然后区别和界定主客体的“固有属性”、

“关系属性”和“事实属性”。所谓固有属性，顾名思义就是事物独自具有的属性，它无论是自身独处，还是与他物发生关系，该物都同样具有的属性。反之，关系属性则是事物固有属性与他物发生关系时所产生的属性，它是自身并不具有的属性，而只有与他物发生关系时才具有。事实属性与固有属性显然也不是同一个概念。客体的事实属性是客体不依赖主体的需要而存在的属性，然而不依赖于主体需要而存在的属性，却可能依赖于主体的其他东西，因而便是关系属性，而不是固有属性。反之，客体的固有属性必是客体的事实属性。

基于此，伦理导向会计基础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亦是“是”与“应该”的关系问题，即如何从行为事实(经济活动)推论出道德价值的问题。因此，伦理导向会计应首先界定主体与客体，然后确定主体与客体的固有属性、事实属性和关系属性。通过对主客体固有属性、事实属性和关系属性的认识，进而研究界定“伦理导向会计本质”、“伦理导向会计目标”、“伦理导向会计原则”、“伦理导向会计对象”、“伦理导向会计假设”、“伦理导向会计职能”等，如图2所示。举例来说，伦理导向会计本质是指伦理导向会计本身所固有的根本属性，因此，其内涵首先来自于伦理导向会计本身的固有属性――人造系统，然后才是其需要进一步说明的关系属性。然而，关系属性又起始于客体经济活动的固有属性――经济行为，整体表示为经济行为价值的计量、报告和管理。因此伦理导向会计的本质可以界定为行为价值的计量、报告与管理的人造系统。0此外，由于元伦理学的核心问题是“是”

与“应该”的关系问题，因此，元伦理学的核心范畴无疑是“应该”而不是“善”，而不管“善”有多么重要和复杂。基于元伦理学的伦理导向会计基础理论的核心范畴理应是“伦理导向会计本质”、“伦理导向会计目标”、“伦理导向会计原则”、“伦理导向会计对象”等“是”与“应该”的相关基础问题，而不是会计的计量问题。

(二)基于规范伦理学的伦理导向会计准则

会计准则具有经济后果的性质引发了人们对准则伦理问题的关注。目前国内外学者已经在进行试探性研究，最早的如D.R.Scott(1941)提出应将伦理中的核心概念诸如公允、公正、公平和真实作为建立会计理论的主要标准。他将公平地对待所有利益集团称为“公正”；将真实和精确的没有误报的财务报表称为“真实”；将公正、没有偏见和不偏不倚的表述称为“公允”。(2002)认为，会计制度是道德秩序的一部分，会计制度自身必须有好的道德标准，能够为促使会计人员遵守会计制度提供好的理由。引有的会计制度本身的伦理意义大于技术意义，如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于1988年提出的要求公司公布退休者健康保险资料的建议。国内学者如林钟高、韩立军(2005)认为，会计准则应当以公正为伦理基础，准则的公正性表现为分配公正。这些研究较好地抵制了准则制定机构将伦理道德“边缘化”的倾向，然而，对于伦理导向会计准则的研究仅仅局限于这些是不够的，需要更深入的探讨，从而使会计准则建立在伦理的基础之上，便于会计准则在面对各种利益交错的实务中执行。规范伦理学主要通过社会制定道德终极标准(增进道德共同体中每个人的利益)，从行为事实如何的客观本性中推导、制定出行为应该如何的优良道德规范，它由道德价值、道德价值判断和道德规范三因素构成。当且仅当道德价值判断是真理，才能够制定与道德价值相符的优良道德规范，避免制定与道德价值不符的恶劣道德规范。基于规范伦理学的伦理导向会计准则同样需要在准则制定中确定道德价值、进行道德价值判断和形成符合道德价值的准则规范。正如夏恩・桑德(2000)所说，会计准则是区分禁止的行为和允许的行为的一种约束。那么经过道德价值判断而形成的符合道德价值的准则规范可以成为利益相关者(即道德共同体)的最大“公约数”。在规范伦理学中，善是道德的总原则，公正是社会治理的最重要的道德原则，人道是社会治理的最完美的道德原则。善是一切符合道德目的、道德终极标准的伦理行为，“等利害交换”是衡量一切行为是否公正的总原则。它的根本问题是权利与义务的交换或分配，即权利与义务相等是公正的根本原则，其内涵的平等是最重要的公正。人道，简而言之就是“使人成为人”的行为，视人为最高价值而善待一切人、爱一切人、把一切人都当人看待的行为。会计准则是处理各种利益关系的规范，而各种利益关系背后的人是需要通过准则去鉴定是否被善、公正和人道的对待(如图3所示)。因此，伦理导向会计准则要注重对经济后果的研究，追求善和做到平等地对待各利益相关主体和人道地对待伦理单元中物质资本所有者和人力资本所有者，根据他们的贡献来平衡权利和义务。伦理导向会计从结构上看，由概念框架和具体准则组成。概念框架体现了伦理的总规范，而具体准则则是根据基于道德的基本原则制定出来的。伦理导向会计准则的制定是一个庞大的工程，不仅其本身制定的技术内容具有高难度，单就阻止和抵制各利益主体对其的“碎片化”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三)基于美德伦理学的伦理导向会计的执行与评价

美德伦理学主要研究优良道德如何由社会的外在规范转化为个人内在美德，从而使优良道德得到实现。简言之，美德伦理学就是关于优良道德实现途径的伦理学。因此，基于美德伦理学，主要探讨的是伦理导向会计的执行与评价。伦理导向会计的执行是以伦理导向会计基础理论和伦理导向会计准则为基础的，伦理导向会计基础理论与伦理导向会计准则越科学、越合理、越符合伦理要求，那么其执行就越容易，效果也就越好。伦理导向会计与传统会计存在很大不同，因此其执行也就存在差异。其最大不同是伦理导向会计是以“行为”为中心，而传统会计是以“结果”为中心。从经济活动的“应该”

(或关系属性)来看，它包括两个维度：行为过程和结果，如图4所示。传统会计以“结果”为中心，仅反映结果，而把行为过程作为分析层，从而将行为的动机、行为者的品质、行为的认真或偷懒等作为次分析层。然而，距离反映层越远，其信息的准确性等效用就越差。而伦理导向会计以“行为”为中心，同时将结果与行为过程作为反映层，将行为的动机、行为者的品质、行为的认真或偷懒等作为分析层，从而引领会计向纵深发展。以“行为”为中心的伦理导向会计在执行中，注重引入名誉和品德内涵，通过引入名誉和品德内涵，结合会计的神秘技巧而达到伦理单元整体想要达到的目标。与执行相伴的是评价，评价不仅有利于更好的执行，同时可以将伦理导向会计作用范围向更宽广的层面延伸和辐射，并成为伦理导向会计各部分交流的“平台”，从而使伦理导向会计自身成为一个“新陈代谢”良好的系统。

五、伦理导向会计的意义与后续研究方向

第3篇：伦理学及工程伦理学的含义范文

关键词：工程师；伦理；责任

一、引言

现阶段，我们一直生活在一个充满风险的社会，几乎我们视野所及的一切都已经被工程技术改造过，或正在改造着。科学越前进，技术越进步，一方面从理论上为未来科技化的生活提供支持，使之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也通过工程技术是这种可能得以实现，不再是一种可能，并最终促进促进社会的“工程化”。在工程活动过程中，由于科学的不确定性、技术应用的不稳定性和工程人员伦理意识薄弱等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使得整个工程活动过程都处于风险之中。工程活动中出现的一些风险问题，许多都是工程师伦理问题，所以单纯靠科学与技术手段是无法从根本上预防的，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与提高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工程中的风险问题，对工程风险进行工程师伦理维度思考是非常有必要的。

二、工程师伦理概述

伦理就是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和处理这些关系的规则，而由于伦理本身包含很多方面，所以工程伦理研究的范围也相应的包括较为广泛的含义。伦理学家Floman认为工程伦理是工程师的个人信念、个人道德良心，但由于道德良心并没有一个客观公认的衡量标准，所以工程伦理问题的解决要不能只靠伦理道德的约束，更多的应该靠法律制度的制约；肖平认为，工程伦理的是在探讨在职业活动中，工程师对雇主、对公众、对环境、对社会、对未来所负有的责任，当各种利益互相冲突时，工程师应该如何选择。

三、工程师面临的伦理关系

工程师在工程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无论是工程规划设计阶段、工程施工施工过程中，还是在工程评估、工程检测阶段，有扮演者主导性的角色。但在每一阶段工程师扮演者不一样的角色，所面临的公正伦理道德是不一样的。

（1）工程师对雇主的关系：在现代经济和社会制度下，工程师大多数是是受雇于公司、企业，这也就决定了他们要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给企业带来利润，“忠诚于雇主”顺理成章的称为工程师的一个重要的职业道德准则。如果由于雇主的决策、设计方案存在问题，或者是在施工过程中为追求经济利益、提高工程效率而托偷工减料、以次充好、管理者收取商业贿赂等原因将会造成工程事故，从而对社会、公众的生命安全、财产安全造成危害时，工程师就会需要权衡这之间利益而陷入道德困境：是选择“忠实于雇主”，对社会、公众保密，还是选择冒着被解雇的风险投诉、举报雇主的错误行为，保护工程及社会、自然及其他人员的利益不受损害。处理好工程师处理好与雇主的关系，是工程师道德要求的主要内容。所以工程师一定是要忠诚于雇主，为雇主真诚服务，同雇主互信互利。

（2）工程师对社会的关系：近现代社会依赖，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以这些科学技术为依托的各种工程活动也就相应的产生，但是科学技术具有可错行，并且工程活动也是有其自身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工程师们很难完全预测出工程的最终用途，所以总是会产生出乎意料的后果，比如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爆炸、伦多的烟雾等，这些都对公众、环境产生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以此来看，工程师应当将公众的人身安全、健康，环境生态保护放在首要地位，利用自身的技术知识“为人类造福”。然而，公众对于工程师个人并没有明显的、直接的利害关系，所以当工程师面临是选择对社会负责还是选择规避责任，也会陷入伦理选择困境。

（3）工程师对同行的关系：工程师同行之间既是相互合作的伙伴，又是互相竞争的对手。为了经济利益、职位晋升、个人价值，是采用违背职业道德和法律的手段贬损和打压对方，还是会客观、公正、平等地对待同行？在某一些工程项目竞选过程中，是否存在贿赂同行的不道德甚至违法行为？现代工程项目的实施必定需要许多不同专业的工程师互相帮助共同协作才能完成，在工程的设计、决策、建造实施、监管评估过程中，工程师应该与同行之间相互学习，通力合作，形成一个团结、合作的共同体。

（4）工程师对专业的责任：现代高新科学技术的发展，要求工程师也一定具有创新精神，然而，工程师在创新进取的同时，有没有敬业守本，比如，在工程产品设计时，考虑产品的有用性了吗？是不是非法的？从事工程技术研究时，是否存在随意篡改和捏造实验数据的情况，是否会为了奖励和研究经费而抄袭其他人的研究成果，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仿造产品？在检测和评估研究成果时，是否存在会故意隐瞒对工程研究和检测结果对社会造成的危害。

四、工程师伦理风险的防范措施

面对不同的伦理关系，就要求工程师具备相应的工程伦理责任，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加之，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程师要面临更多的利益诱惑，因此采取相应措施来提高工程师伦理道德责任意识。

（1）明确工程师的伦理道德责任。各种类似“短命桥”的案例已经不在少数，造成这种事故的原因各式各样，却都与部分工程师的道德观念崩塌有着巨大的关系。明确工程师伦理道德责任，首先要明确工程师在科学技术应用方面的责任，科学技术本身存在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因此对科学技术应用产生的对社会、自然环境、人类本身可能产生的结果应该经过科学的测量和实验；其次，明确工程师在工程活动中对工程规划、工程质量检测、工程评估等中的责任，科学规划，合理检测评估，对整个工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建立公正公开公平的工程责任评价和追究机制。在中国，由于工程师大多受雇于公司企业，或者是政府，因此针对一项具体的工程，工程责任很难清除的划分到具体的人，这种责任划分不清楚，落实不到位的情况，这给工程活动主体一个推卸责任的可乘之机，因此，建立公开、公正、公平的工程责任评价和追究机制，能够从制度上划分明确工程活动主体的责任，减少工程悲剧的发生。

（3）加强工程师职业道德教育。加强工程师职业道德教育，要从两方面入手。首先，对工程师而言，提高工程师职业道德修养和意识，加强工程师伦理道德责任方面的教育。工程是自身也要注意时刻省察和提高自己的职业道德素质，加强工程师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坚守“造福于人们”的宗旨；其次针对在校工科学生来讲，应该开设工程伦理道德责任方面的课程，理论联系实际，明确未来职业的责任，提高担负社会安全的责任意识。（作者单位：中原工学院）

参考文献：

[1] 陈 .建筑伦理学[M].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2007

[2] 唐军 .追问百年―西方景观建筑学的价值判断[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4

[3] 刘则渊，王续琨.工程・技术・哲学[M].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2

[4] 徐长山.工程十论[M]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

第4篇：伦理学及工程伦理学的含义范文

论文摘要：爱因斯坦是科学道德权威的象征。他的科技伦理思想非常丰富，其中，道德是一切人类价值的基础、科技具有伦理二重性以及科学家和工程师担负着特别沉重的道义责任等三个命题构成了他的科技伦理思想的核心。这些思想对于人类在科技活动中正确把握真与善的关系具有重要启迪。

爱因斯坦是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思想家，也是科学道德权威的象征。他的科学思想、哲学思想、社会政治观点、自然观、教育观、宗教观乃至个人人格，不仅影响了当时的科学进步、社会发展和人的自我完善，而且至今仍然具有动人心魄的精神力量。正如霍尔顿所说:“爱因斯坦通过某些不同机制影响了整个社会，这远远超出了其首要关注的自身领域。”因此，对爱因斯坦的科技伦理思想进行总结，对于人类在科技活动中正确把握真与善的关系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认为，有三个命题凸显了他丰富的科技伦理思想。

1.命题一:道德是一切人类价值的基础

爱因斯坦认为，科学技术本身不能成为价值标准。“科学只能断言‘是什么’，而不能断言‘应当是什么。”“关于‘是什么’这类知识，并不能打开直接通向‘应当是什么’的大门。人们可能有关于‘是什么’的最明晰最完备的知识，但还不能由此导出我们人类所向往的目标应当是什么。客观知识为我们达到某些目的提供了有力的工具，但是终极目标本身和要达到它的渴望却必须来自另外一个源泉。应当认为只有确立了这样的目标及其相应的价值，我们的生存和我们的活动才能获得意义，这一点几乎已经没有加以论证的必要。关于真理的知识本身是了不起的，可是它却很少能起指导作用，它甚至不能证明向往这种真理知识的志向是正当的和有价值的。”显然，爱因斯坦在此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科技伦理问题:科学技术是一种外在工具理性，它不是终极目标，因而不能成为价值标准。那么科学技术的价值标准和价值基础是什么?

在爱因斯坦看来，人类一切活动的价值基础和判断标准是道德之善:“一切人类的价值的基础是道德。我们的摩西之所以伟大，唯一的原因就在于他在原始时代就看到了这一点。”“道德并不是一种僵化不变的体系。它不过是一种立场、观点，据此，生活中所出现的一切问题都能够而且应当给以判断。它是一项永无终结的任务，它能够指导着我们的判断，鼓舞着我们的行动。”众所周知，科技活动是人类的基本活动，因此，科技活动的价值基础和判断标准必然是道德之善。在价值判断中，道德之善高于科学之真，科学之真以道德之善为基础。他还说:“文明人类的命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要依靠它所能产生的道义力量。”因此，爱因斯坦得出结论:科学技术的价值基础和标准是道德。

道德在以下两种意义上成为科技的价值基础和判断标准。其一，一切科技求真活动都以追求善为最终目的。科技活动的直接目的是求真，但从更广阔的视野看，一切科技活动的目的是使人获得自由，最终趋向人类终极的善。其二，道德善恶成为科技活动的价值标准:凡是合乎善的目的、动机的科技活动就是有价值的，反之，凡是不合乎善的目的的科技活动就是无价值，甚至是负价值的。科技活动的最大的善就是使人类从“真”的必然王国”走向“真”的自由王国。

2.命题二:科技具有伦理二重性

科技具有善恶伦理二重性是爱因斯坦科技伦理学的最核心思想。比起同时代的其他科学家，爱因斯坦对此更具有清醒的认识。他的这一思想有一个孕育、发展到完善的过程。

产生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爱因斯坦目睹了科学技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造成的巨大破坏，由此孕育他的科技伦理二重性思想。在《告欧洲人书》等文中初步表现了这种思想。

发展阶段—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1935年《科学和社会》一文发表前。在《科学家和爱国主义》和《科学与战争的关系》等文中，爱因斯坦发出了科技二重性的警世语录:“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类，而不取决于工具。刀子在人类生活上是有用的，但它也能用来杀人。‑ 显然，爱因斯坦看到科学技术产生“善恶”后果。这可以从一战后他频繁参加各种反战活动中得到进一步证实。

完善阶段—《科学和社会》一文发表。爱因斯坦基于科学家的强烈社会责任感，于1935年在美国《科学》( Science)周刊上发表《科学与社会》，对科技伦理二重性进行全面、系统的阐述。这篇文章就现在看来也是科技伦理学发展史上不可多得的经典之作。爱因斯坦科技的伦理二重性思想包括:

其一，从本质上讲，科学是善的。在科学史上，对科学所蕴含的道德价值认识得最深刻的恐怕要数爱因斯坦。爱因斯坦认为科学与道德具有共同的价值内含，在他看来，一切道德、科学与宗教和艺术“都是同一株树的各个分枝。所有这些志向都是为着使人类的生活趋于高尚，把人从单纯的生理上的生存境界提高，并且把个人导向自由。”他肯定科学因其创造性、目的性特征而使其成为人类善实现的有效途径和手段。“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科学直接地、并且在更大程度上间接地生产出完全改变了人类生活的工具。”给人类带来了物质上的最大实际利益，使他们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废除了苦役，而且丰富了物质生活。此外，科学具有认识功能和实践功能，它的最终目的是指导人们能动地改造世界，使人类在对自然界的关系和社会关系中获得自由。“科学通过作用于人类的心灵，克服了人类在面对自己及面对自然时的不安全感。这一点使科学保持了不朽的荣誉。”

其二，科学的应用具有恶的性质。“技术—或者应用科学—却已使人类面临着十分严重的问题。”“以前几代的人给了我们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这是一份最宝贵的礼物，它使我们有可能生活得比以前无论哪一代人都要自由和美好。但是这份礼物也带来了从未有过的巨大危险，它威胁着我们的生存。”爱因斯坦认为，技术对人类的危险有三个方面:首先，在无组织的经济制度中，机械化的生产把部分劳动力排斥在经济循环过程之外，从而导致购买力降低，最终引起商品生产严重瘫痪的危机。“机械化的手段在无组织的经济制度中已产生这样的结果: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对于商品生产已经不再是必需的，因而被排除在经济循环过程之外。其直接后果是购买力降低，劳动力因剧烈竞争而贬值，这就要引起了周期越来越短的商品生产严重瘫痪的危机。”其次，人成为技术的奴隶。“这样了不起的应用科学，它既节约了劳动，又使生活更加舒适，为什么带给我们的幸福确是那么少呢?坦率的回答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学会怎样正当地去使用它。在战争时期，应用科学给了人们相互毒害和相互残杀的手段。在和平时期，科学使我们生活匆忙和不稳定。它没有使我们从必须完成的单调的劳动中得到多大程度的解放，反而使人成为机器的奴隶。”再次，技术和现代化武器结合，可能造成对人类的毁灭。“透彻的研究和锐利的科学工作，对人类往往具有悲剧的含义。一方面，它们所产生的发明把人从精疲力竭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使生活更加舒适而富裕;另一方面，给人的生活带来了严重不安，使人成为技术环境的奴隶，而最大的灾难是为自己创造了大规模毁灭的手段。”

爱因斯坦的科技伦理二重性思想具有如下特点:从形式上看，它不是以规范的逻辑体系展现出来，缺乏系统的理论表现，而是散见在爱因斯坦的各种言行中，这也是爱因斯坦科技伦理学的基本特点;从内容上看，它与爱因斯坦对科技在战争中的应用思考紧密联系在一起。爱因斯坦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这种特殊的经历给了这位伟大的物理学家对战争、对科技应用的深刻反思。例如，美国曼哈顿工程计划及其实施应用，使爱因斯坦陷人深深的不安和自责之中。可以说，爱因斯坦的科技伦理二重性思想主要就是建立在对战争的反思的基础之上的;而其内容也大多与战争有关。“技术进步的最大害处，在于它用来毁灭人类生命和辛苦赢得的劳动果实，就象我们老一辈人在世界大战中毛骨谏然地经卿的那样。”

“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刀子在人类生活上是有用的，但它也能用来杀人。”在这里，爱因斯坦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科技伦理思想:科技是一种工具理性，其正确应用完全取决于人类自己。而人类如何正确应用科技?爱因斯坦开出的药方:一是建立“世界政府”;二是要求科学家勇担社会责任。

3.命题三:科学家和工程师担负着特别沉重的道义责任

“新的科学革命，已经把科学家的社会责任这个道德问题，及其尖锐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为什么科技工作者担负着重要的道德责任?爱因斯坦提出三个普遍的理由:由责任感的特性决定的。“制度要是得不到个人责任感的支持，从道义的意义上说，它是无能为力的。这就是为什么任何唤起和加强这种责任感的努力，都成为对人类的重要贡献。”由科学家社会角色决定的。科学家的社会角色决定了他比普通人通晓科学知识，深知科学及其应用的社会后果，因而他们比普通人应该担负着更重要的道义责任。1931年2月16日，爱因斯坦在加州理工学院的讲演中谆谆告诫未来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关心人本身即人的命运，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商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间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在你们埋头于图表和方程式时，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由科学家的职业良心决定的。在《国家和个人良心》一文中，爱因斯坦提出一个“道德两难问题”:“一个人，如果政府指示他去做的事，或者社会期望他采取的态度，他自己的良心认为是错误的，他该怎么办?”爱因斯坦的回答是:依良心行事。“虽然外界的强迫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影响一个人的责任感，但决不可能完全摧毁它。”他强烈谴责那些不负责任和玩世不恭的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呼吁大家以诺贝尔为榜样，要有良心和责任感。坚决拒绝一切不义要求，必要时甚至采用最后的武器:不合作和罢工。对于科学异化与技术的滥用和恶用，爱因斯坦认为像牛顿这样的科学家“是不负什么责任的”。他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科学家和工程师担负着特别沉重的道义责任。”

除上述普遍的理由外，“命题三”的提出还基于他个人特殊原因。首先，基于对科技的伦理二重性特别是对于科学应用的恶的伦理性质的深刻认识而提出。他先后生活在帝国主义政治旋涡中心的德国和美国，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他深刻体会到科学对社会会产生怎样的影响。1939年为了防止法西斯德国制造出原子弹，从而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的灾难。他亲笔签署了给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信件，建议美国抢先制造原子弹控制法西斯的侵略势头，催生了美国曼哈顿工程计划及其实施。但原子弹造成后，在并非有绝对必要使用的情况下投向广岛、长崎，造成了几十万无辜平民的死亡。这件事使爱因斯坦更深刻地感到了科学家对自己的科学成果和行为负有重大的道义责任。其次，基于“以人为本”的生命价值观的认识。爱因斯坦认为，“个人的生命只有当它用来使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生活得更高尚、更优美时才有意义。生命是神圣的，也就是说它的价值最高，对于它，其他一切价值都是次一等的。”人类价值具有层次性。爱因斯坦认为，在人类价值层次谱系中，人本身具有最高价值，凸显了主体人的价值意义。

科技工作者担负的道义责任是什么?爱因斯坦回答是对人类本身负责，是维护人类的和平，使人类幸福、自由和安宁。具体包括:(1)科学启蒙。在《科学家的道义责任》一文中，爱因斯坦提出科学家不能只埋头于纯理论研究，而应关心社会问题，特别是对民众进行科学启蒙。科学家应当诚恳地、批判地考虑自己所面临的任务，并且由此相应地行动起来。“科学家通过他内心的自由，通过他的思想和工作的独立性唤醒他所处的时代……对他的同胞进行启蒙并丰富他们生活的时代。”(2)维护和平。当被问及“您觉得为我们造出原子弹的科学家在道义上应当对原子弹所造成的破坏负责吗?”时，爱因斯坦回答说:“不。”“与其说责任是在那些对科学进步有贡献的人，还不如说是在那些使用这些新发现的人—与其说是在于科学家，不如说在于政治家。”可见，爱因斯坦是否认科学家对战争后果负有直接责任的，但这并不等于说爱因斯坦否认科学家对于战争的任何责任。相反，他认为，科学家有反对战争，制止战争、维护和平的神圣职责。“我们这些科学家……必须考虑，把尽我们的力量制止这些武器用于野蛮的目的作为自己的庄严的神圣的责任。”爱因斯坦以自己的行动实践了自己的誓言。他多次声称自己是“战斗的和平主义者。”他认为战争与和平问题是当代的首要问题，他一生发表最多的也是这方面的言论。1960年出版的《爱因斯坦论和平》就有近100万字的篇幅。扬善抑恶。扬善抑恶是科学家的道义责任之一爱因斯坦说，“如果你们想使你们的一生的工作对人类有益，那么你们只了解应用科学本身还是不够的。关心人本身必须始终成为一切技术努力的目标，要关心如何组织人的劳动和商品分配，从而以这样的方式保证我们科学思维的结果可以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他的挚友冯·劳厄写信劝爱因斯坦对政治问题要采取克制态度，他回信表示不同意。认为科学家对政治问题不应该明哲保身。他认为，科学家对政治问题默不作声是缺乏责任心的表现。“这种克制岂不是缺乏责任心的表现吗?试问，要是乔尔达诺·布鲁诺、斯宾诺莎、伏尔泰和洪堡也都是这样想，这样行事，那么我们的处境会是怎样呢?我对我所说过的话，没有一个字感到后悔，而且相信我的行动是在为人类服务。”一个在自然科学创造上有历史贡献的人对待社会政治问题有如此严肃、热情，历史上没有先例。

4.爱因斯坦科技伦理思想的启示

启示一:科学和道德是统一的。科学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始终是科技伦理学的核心问题。从历史上看，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尊德性而道问学”，学问和道德浑然一体。“天道即人道”，自然规律(“天道”)与人类行为原则(“人道”)是统一的。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认为，人的知识与德行是等同的，因为“知识包括了一切善”。他提出“美德即知识”这一著名命题。到了近代，科学从物质生产中分离出来，产生了近代科学，它以独立的形态存在和发展。同时，科学与道德开始分离，科学探索世界的“真”，这是自然科学的领域;道德追求世界的“善”，这是人文科学的领域。它们两者分门别类地平行发展。现代科学哲学，从科学与道德的分离发展出“科学价值中立”的理论，它认为，科学涉及事实，道德涉及价值，从“是”(科学真理)推不出“应当”(价值的善)的原则。这一原则从休漠到康德，一直为科学界所遵从。这一界限被认为是不可逾越的。现代社会，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由于科技运用带来一系列全球性问题，人们提出科学的价值和学者的责任等问题，提出科学伦理学问题，要求科学与伦理学在新的水平上的统一。在推进科学与道德的统一进程中，居里夫人、爱因斯坦和维纳等科学家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爱因斯坦，他本人就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统一的身体力行者，他提出人类一切价值基础是道德、科学技术具有伦理二重性命题，启发着人们去认识:作为人类的理性工具，科技并不是价值无涉的，它是为人类利益服务的。但是，在用它服务于人类利益时，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可以用于为善，也可以用于为恶。关键是:人类自身要学会正确应用科学技术，实现科技与道德的统一。

第5篇：伦理学及工程伦理学的含义范文

    一、教学论跨学科研究的内涵与特征

    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ity),学界亦称“交叉学科”,该词源于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跨学科最初只是在一般字面意义上使用,随着研究的深入,由原来的多种理解逐步趋向较为稳定的公认的含义。就学术含义而言,跨学科至少可以具有或引申出三层不同的含义:一是指打破学科壁垒,把不同学科理论或方法有机地融为一体的研究或教育活动。[1]这是跨学科的基本含义。二是指包括众多的跨学科学科在内的学科群。从这个意义上说,跨学科学科不是一门学科,而是所有具有交叉(跨学科)特点的学科的总称,通常被称为交叉科学。三是指一门以研究跨学科的规律和方法为基本内容的高层次学科,确切地说,可以称为“跨学科学”或“科学交叉学”。目前在国外学者中较为公认的“跨学科”的含义是指对于典型学科之间的问题的研究。西方学者G.伯杰在经合组织(OECD)出版的《跨学科——大学的教学和科研问题》文集中对跨学科作了较为详细的诠释,指出跨学科是两门或两门以上学科之间紧密的和明显的相互作用,包括从思想的简单交流到学术观点、方法、程序、认识、术语和各种数据的相互整合,以及在一个相当大的领域内组织的教育、研究。20世纪60年代开始,由于各门学科发展自身的需要和学者学术兴趣的转移,以及社会需求的激励,迅速掀起了跨学科研究(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IDS)的热潮,并于70年代在法国召开了首届跨学科问题国际研讨会。跨学科研究被界定为:“回答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或者选择一个话题的过程,这些问题或主题用一门学科或专业来处理可能显得太宽泛和复杂……跨学科研究吸收各学科的观点并通过建构一种更全面的看法来综合它们的视野。在这种方式下,跨学科研究不是一种简单的补充,而是学科的补足和修正。”[2]这是对跨学科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界定。其余的界定,如德国着名跨学科研究专家米特斯特拉斯教授认为:“跨学科研究是一个持续的学科间的合作,一方面涉及了一个超越学科界限的科学研究和科学工作的形式,另一方面也是学科内部的相关知识和相关研究的准则,是学科间就单一学科无法解决的问题的合作。”[3]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家工程院以及国家卫生研究院指出:“跨学科研究是团队或者个人整合来自多学科的信息、数据、技术、工具、视角、概念和理论,解决某一学科和研究领域内不能解决的问题。”[4]我国跨学科研究专家刘仲林认为:“跨学科研究是科研主体在科学划分的基础上,打破不同学科之间的界限,跨越不同研究领域而进行的一种科学创造活动,是解决复杂的科学技术问题和社会问题而达到不同学科相互渗透的一个重要手段。”[5]尽管国内外许多学者对跨学科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对跨学科研究的概念表述不尽相同,但其本质和要义是明确的,即跨学科研究是来自两个或两个以上学科的研究人员组成的科研团队,运用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来解决综合的、复杂的、单一学科难以解决的问题的一种研究范式。

    教学论研究对象和解决问题的复杂性、综合性,呼唤教学论跨学科研究的产生。教学论跨学科研究,指谓以教学论的研究对象为特定领域,跨越学科之间传统边界,引进与借用其他学科的理论或方法,从新的视角、新的方法对教学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全面、综合、系统、深入探讨的一种研究范式。教学论跨学科研究既是教学论和其他学科跨越边界进行研究取得的结果,也是教学论研究领域迫切需要新的理论与方法以求拓展与突破的结果。教学论跨学科研究具有如下三个基本特征:第一,教学论跨学科研究具有综合性。客观事物本身是一个联系的整体,任何事物都不能离开其他事物孤立地存在于一个封闭的系统中,科学的发展要求人们研究问题的方法具有高度的综合性。跨学科研究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各种综合性、复杂性问题提供了新的路径。教学论研究的问题是综合和复杂的,是任何单一科学不可能对它分析透彻的,更不能对它提供完整的科学的解决方案。正因为如此,教学论研究也就走综合性、复杂性问题解决的新路径——从单学科研究发展到跨学科研究。第二,教学论跨学科研究具有互融性。教学论跨学科研究中,教学论研究者一方面站在自己的学科立场上,努力保卫自身所在的学科领地,另一方面又极力地向外扩展自身的学科疆界。扩展的结果是,教学论原有的学科边界被打破了,教学论与相关学科之间相互融合,体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融性样态。如与哲学的融合,就有与本体论、价值论、知识论、实践论的互融性;如与系统科学的融合,就有与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的互融性;与相关横向学科的融合,就有与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伦理学、美学、管理学、生态学、环境学、信息技术学的互融性。第三,教学论跨学科研究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当代跨学科研究,尤其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相结合的跨学科研究,是适应科技、经济和社会综合发展需要的产物。大量事实表明,它能卓有成效地解决现实发展中所提出的、已经或可能面临的综合性问题。现代教学论所面临的迫切的重大实践问题,大多是需要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与解决的复杂问题。单举新课程背景下新型师生关系的建构这一问题为例,该问题域已经从原来由单一教学论学科来解决,发展到了由多个学科的共同研究,这些学科涉及哲学、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学科。教学论跨学科研究主要是为解决教学实践问题的决策服务的,具有很强的解决综合、复杂的教学实践问题的能力,是教学论跨学科研究的活力。

    二、教学论跨学科研究的成就与趋势

    近30年来,我国教学论跨学科研究取得了重大的历史性的成就,教学论学科呈现蓬勃发展的趋势。教学论跨学科研究促进了教学论学科走向成熟和体系化,现代教学论正在由一门学科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数量可观的学科群,而且提高了对教学实践的解释力和指导作用,促进了教学改革的深入、健康发展。

    (一)教学论研究找到新学科视角的支持与论证,教学论的理论基础不断拓展

    由于传统意义上学科边界的存在,以往关于教学论的研究,视野相当狭窄,往往只是以教育学或心理学为理论依据,探讨了教学诸要素及其之间的关系,这不仅束缚了教学理论与实践研究者的思维,而且使得教学论研究过于片面和局限,难以从一个更广阔的视野来审视本学科的发展。在跨学科研究兴起之际,教学论研究也顺应这种新的研究取向,从多个视角来关注对教学论领域有重要影响的相关学科新成就的研究。如对哲学、社会学、文化学、脑科学、美学、管理学、生态学、信息技术学等学科领域最新研究成果的关注。通过跨越学科边界,打破学科壁垒,教学论与其他学科携手合作,不仅在量上扩充了教学论的内容与结构,而且使教学论在质上得到新的提高,也使教学论通过其他有关理论、学说成就的吸收与借鉴,拓宽与充实了教学论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有助于教学基本理论的丰富与完善。譬如,教学论跨社会学研究“揭示并研究教学活动的社会性,在理论上,将有助于弥补原来教学论研究在这方面没能展开和具体研究的不足,从而在揭示教学本质的基础上如实地说明教学活动的丰富个性。揭示并研究教学活动的社会性,将教学活动的研究置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就可能克服种种脱离社会历史实践的机械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倾向,克服自然化、个体化、形式化等抽象化的研究弊端和偏向,使教学活动成为具体的、历史的人所参与的社会活动,并具有高效性、发展性。”[6](17)又如,教学论跨文化学研究运用文化学的理论来探讨教学过程的本质、特性和规律,将文化学理论应用到教学实践的具体情境之中,揭示教学与文化、文化变迁与教学变革、教学变革过程中的文化冲突与适应及多元文化与教学等的关系,使教学论研究在“教学与文化”的并列关系之外,又开辟了一种研究领域,即教学不只是文化传承的生命机制,而且教学本身就是文化,就具有文化性。而文化本身是丰富的,所以教学从而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和使命。在这个概念下,教学中的一切现象、一切人、一切生存状态和行为方式都可以运用文化学的理论来诠释;教学中的一切问题都可以站在文化学的视角进行审视,文化学为教学论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7]概言之,教学论跨学科研究,促使教学论与其他学科“联姻”,有助于拓展与丰富教学论的研究领域,为教学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学科视角的支持与论证,促进教学论学科基础的不断拓展。

第6篇：伦理学及工程伦理学的含义范文

伦理缺失比灾难本身更可怕

日本大地震发生后，部分国民关于“小日本罪有应得”的“报应论”曾一度在网上泛滥。尽管汶川地震已经过去三年了，但当时的“间接救灾主体伦理缺失”问题在今天依然严峻。

间接救灾主体是指未直接参与到救灾工作的个人和群体。虽然没有参与救灾工作，但如果他们丧失底线道德，也会加大灾害的负面效应。

底线道德在伦理学上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人人都应当遵守的社会公德，它代表了全民的利益；二是指区分道德和不道德的临界点。面对重大灾害，每个社会成员都应通过不同方式为灾民提供支持。但在汶川地震中，却出现一些道德沦丧的现象：西安一导游趁场面混乱之机，盗走一网吧内的营业款；在全国哀悼日期间，某女在网络上视频辱骂全国人民的道义行为；重庆《旅游新报》在图片制作中，让几个女模特身体、涂上假血，在假废墟场景中模仿灾民受苦的情况……

要杜绝伦理缺失，必须加强社会公德教育和建立社会伦理规范体系，逐步引导人们学会尊重生命。

――《汶川地震救助的伦理思考》

江西师范大学伦理学祝艳

热血青春未必能响应时代号召

“”至上世纪40年代末，是专属青年人的“大时代”。在先驱们的召唤下，大学生们争相站上社会的舞台。然而，背负沉重的期望，他们未必能响应时代的号召。

五四期间，社会呼吁青年人要争取个性解放，号召“青年人不再做父母的儿女，一齐走进社会去。”然而口号终究是口号，作为远离家庭的大学生，虽然在距离上脱离了父母的束缚，但在经济上和亲情上仍受制于家庭的牵绊。冯沉君的小说《隔绝》里，大学生隽华出生在五四时代，向往“自由恋爱”。为了爱情，她曾宣称:“生命可以牺牲，意志自由不可以牺牲，不得自由我宁死。”尽管她曾勇敢地与恋人私奔，但终因摆脱不掉对母亲的爱而回家，以致最后被隔绝起来。

鲁迅曾经暗示，“只要经济上不能独立，社会地位就不能平等，娜拉们的解放顶多只能是一种时髦的姿态，而最后则不免是一种幻觉。” 在战乱的环境下，选择离开父母而自立自强，实非易事。“人的解放”这个口号，并没有让青年人找到一条快活的独立之路。

――《大时代中的青春身影》

曲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戚业菲

书本切莫轻易下乡

为了提高农民群体的文化知识水平，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于2004年启动“农家书屋”工程。然而，城市书本在抵达这些乡村图书馆后，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现象。

“农家书屋”的建设，本是为了给广大农民群众提供充足的公共文化产品，满足他们求知成才和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的愿望。可在实际操作中，我国的文化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程序是自上而下的，公共产品的品种和数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级的偏好。村民文化需求的表达机制的缺失，使得农民对文化产品的需求意愿得不到真实反映。这就造成了以下情况：有的农村进行了农业结构调整，过去栽果树，现在改养鸭，可是村里的农技书籍还在教人如何种南瓜；某些援建单位对农村阅读文化、农民阅读能力和阅读习惯缺乏深入调研，只是将自己淘汰和废旧的书运到农村充数，把一些难以读懂的理论书籍送给农民。

书屋的关键是书，为此，书屋管理者要深入农村调查，收集农民的阅读需求并做好书目推荐工作，以质优实用的出版物回馈农民群众。

――《新农村建设中的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研究》

南昌大学公共管理学于丽

女穿越，只因想逃避

随着《宫•锁心玉》的热播，穿越题材的电视剧一下子火了。然而，广电总局在4月初却表态：总局不提倡对历史表现得太随意，时下泛滥的穿越题材电视剧需要“冷静反思和讨论”。先不论穿越剧的好坏，对借此来逃避现实的女性来说，这番表态无疑是一种警醒。

现代女性最受困扰的问题恐怕就是容貌和能力问题了。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女性的工作和择偶压力很大，她们既渴望有好的脸蛋和身材以获得男性青睐，也希望在职场中出人头地。而在穿越作品里，女主角在穿越前大都姿色平平，穿越后却是清一色的美女，而且获得众帅哥的疯狂追求和成就一定的业绩。在欣赏作品时，很多女性往往把自己当成了主人公，在虚拟环境中享受现实里不可能体验到的一切。超现实的爱情和名利成了女性受众的对象，可这样的幻想却深深刺痛了她们――对残酷现实的迷茫与逃避，对功利恋爱的失望与反感，她们只能在另一时空里得到片刻安宁。穿越作品所营造的美好是虚假的，但没有人愿意说穿。

――《论网络文化视野中的穿越小说》

苏州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董胜

校外资讯

发短信，慎用“收到请回复”

每有重要内容要传达，负责人总喜欢在短信最后加上“收到请回复”几个字，若得到回复，就说明信息传达到位。但如果有人不放心回复是否发送成功，也在短信末加上“收到请回复”，那么，双方就很可能陷入没完没了的“信息确认”困境。

1978 年，美国计算机科学家吉姆•格雷提出了类似“收到请回复”短信的“协同进攻问题”：两支军队在部署完毕后，需要通信确定进攻敌人的时间。如果有一方没能准时到达，两军都无法击退敌人。然而，信件不保证总能寄到，如何让双方都确认收到信息，就成了一个难题。

事实上，用互发信息的方式达成共识是不可能的。假设某个事件能够让双方获知并确认，那么这个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就必须考虑到“最后一条信息寄丢了”的情况。也就是说，即使最后一条信息被寄丢了，也不会影响整个事件的传达。按此推理，那最后一条信息就是无关紧要的，我们也会得到一个荒谬的结论：什么都不做就能让双方达成共识。

所以，如果要传达重要信息，还是直接打电话确认吧，这样会比“收到请回复”更靠谱。

果壳网

iPhone应用程序出卖了你

植物大战僵尸、愤怒的小鸟、忍者切水果……如今iPhone的应用程序越出越多。然而，在你玩得津津有味时，你的个人信息也许就被这些程序出卖了。

4月7日，美国波多黎各区的两名手机用户对苹果公司和八家iPhone应用程序提供商提起民事诉讼，指控它们违反了《计算机欺诈及滥用法》，在未经用户授权的情况下故意获取用户个人信息(如年龄、性别、地址和独有的手机设备标识符)，并且提供给广告商。

《华尔街日报》对此进行了一项独立调查，结果发现，在被测试的101个应用程序中，56个程序都在用户未经察觉或允许的情况下，将电话的标识符提供给广告商。通过标识符和其他个人信息，手机用户的真实身份就能轻易地被分析出来。辩护律师约翰•纳沃锐说：“应用程序提供商将用户的个人信息卖给广告商，其实已经构成了欺诈罪。”

“我很高兴这件事能得以曝光，”美国电子隐私信息中心的法律顾问莎伦•尼日姆说，“虽然消费者知道使用电脑会被跟踪，但他们并未意识到iPhone也会发生这种情况。”

《连线》杂志、东西网

参与公共事件不能单靠转发

自微博开通以来，许多人纷纷投入到“织围脖”的大队中，微博推动公共事件的力量更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可是，简单地点击鼠标，并不算真正参与到事件中去。

全球民意调查中心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有71%的受访者认为微博已经明显提升了他们对政治的关注，有59.3%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对政治问题的评论是因为有了微博才增加的。公民参与政治事务的意识正在增强。

毋庸置疑，微博为公众参与公共事务提供了方便，但公众的参与显然已经简化为转发一下信息，发表几条评论。这样简单的操作代替了寻求共识的理性辩论，多元化的观点不能同时展现，公众关注的问题几乎不可避免地形成两极分化和语言争执。更令人担忧的是，对于一些匆忙批准的公共政策，在线民意似乎都是一面倒，这会让外界猜测微博上的民意很容易受到操控。著名评论家张颐武抱怨说，微博今天的混乱局面使人们开始怀疑，它是否能成为一个有承诺的平台。参与公共问题涉及个人的权利与责任，人们需要谨慎权衡。

《环球时报》、译言网

无眠精英：生前何必多睡

对于嗜睡如命者来说，“生前何必多睡，死后自会长眠”的生活方式肯定是难以接受的，但在“无眠精英”看来，这可是他们人生的信条。

“无眠精英”（sleepless elite）是科学家对这个群体的戏称，其正式名称叫“短睡者”。他们通常午夜过后才睡觉，几小时后就起床工作一整天，无需小憩或靠咖啡因提神。

匹兹堡大学的精神病学家丹尼尔•J.拜瑟指出，每100名自认为每晚只需睡5~6个小时的人中，只有5个人才是真正的“短睡者”。“他们精力充沛、性格开朗且乐观进取，并且总会去寻找比睡觉更有趣的事情。”他说。

第7篇：伦理学及工程伦理学的含义范文

关键词：西南　边疆大学　环境教育　通识教育

“环境教育”这一名词的诞生，始于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人类环境会议”，中国首次提出环境教育设想是在1973年第一次全国环保会议，它是我国环境教育的里程碑。当前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工业化程度的不断加快，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国家综合实力显著增强。然而与此同时对环境的破坏也愈来愈严重，能源短缺、环境污染、人口增长等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因此，对人们尤其是学生进行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教育就显得格外迫切和需要。要想有效解决日益严重的环境危机，必须进一步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大学生环境意识的提高对完善中国环境教育体系、提高全民族的环境意识和我国的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环境教育现状及存在问题

目前，公民对环境问题的敏感度差，正是由于环境教育不到位所致。公民认识不到环境教育的重要性，如此形成恶性循环，阻碍环境教育的发展。在许多学校对大学生环境教育和绿色大学教育状况的调查则显示：大学生对环境科技知识与常识性问题的认识不够，缺乏全面、系统和深入地把握。大学生生态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媒体宣传，学校教育远远不够；并且意识较为薄弱，绿色消费观念尚未普遍形成；虽然具备一定的生态道德观念，但并未成为大学生自觉的行为准则。实际上，这也是我国高校普遍存在的环境教育问题。

通常说的环境教育，是指以非环境专业学生为对象的环境普及教育。在环境专业教育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非环境专业的环境教育仍显得十分薄弱和不足。我国的高等教育至今还未能对广大学生进行充分的环境教育，也未将提高学生的环境意识作为一项重要的人才培养基础工程来重视，使环境教育缺乏规范性和约束力。而开展环境教育不仅能提高学校品味，增强学校竞争力和为当地社会服务的功能，并且也体现了学校与时俱进的办学方针。鉴于此，对于西南边疆大学环境教育而言，应当与德育和思想政治工作有机结合，并将环境教育渗透到高校的日常教学环节，强化环境知识与技能的普及；并努力开辟公益性的环境实践第二课堂，引导学生成为“绿色人才”，实现传统型办学向“绿色大学”办学目标的转变。

二、对当代环境问题的哲学思考

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哲学关系上。不同的历史时代人们给予了不同的回答。从中国古代“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到‘‘尊重生命，保护自然”，再到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当代语境中，“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拓宽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哲学内涵。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最终目标就是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阐述了全新的科学的社会发展模式。作为其理念支撑的可持续发展观把人类社会看作是一个“自然――经济――社会”的复合系统，其核心思想是人口、经济、社会、资源和生态环境等要素相互协调、和谐发展，实现良性循环。

社会发展的科学化首先是思维方式的科学化。科学发展观所体现的思维方式是对中国传统思维的扬弃，是对我们以往社会发展道路的总结和反思，其目的就是要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社会实践具有先导作用。从哲学的角度看，科学发展观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强调了社会发展问题上的诸多思维方式。

三、环境教育课程设置

1，环境教育的内容

20世纪70年代，英国学者卢卡斯(Locus)提出了著名的环境教育模式：环境教育是“关于环境的教育”“在环境中或通过环境的教育”“为了环境的教育”。我国学者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徐辉、祝怀新的定义：环境教育是以跨学科活动为特征，以唤起受教育者的环境意识，使他们理解人类与环境的相互关系，发展解决环境问题的技能，树立正确环境价值观与态度的一门教育科学。由于环境问题形式多样，错综复杂，因此，环境教育的内容也很广泛，包括环境科学知识、环境法律法规知识和环境道德伦理知识。

大学环境教育一部分是针对环境专业的学生进行的专业环境教育，另一部分是面向全校学生、覆盖所有专业、跨学科的普及式环境教育，教育内容以环境伦理学、生态环境与保护、环境教育与参与等为主。这是一种通识教育。因此，与中学环境教育相比，大学环境教育应该更多地关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和谐发展问题、环境决策问题以及对环境的批判性思考问题等。

2，环境教育的课程设置

“通识教育”这一概念包含了三个层面的含义，即通识教育理念、教育内容和教育模式，三者之间相互关联，其核心是通过学习统整的知识培养整全的人格。在环境通识教育课程设置上，应根据专业学科的需要，科学设置通识基础课、通识限选课和通识任选课三者间的比例，以较好达到学校环境通识教育的培养目标。

环境课程涉及的内容较多，但主要围绕环境问题的特点、环境保护措施、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三个方面展开，教学内容的选择可以采取专题形式，在授课内容的深度方面，由于环境教育是大学里的公共环境教育通识课程而不是专业课程，面向的学生来自多个学科多个专业，知识背景相差较大。所以，课程的教学内容应当难易适中，深浅得当，既要覆盖环境保护的各个领域，也要突出一些热点环境问题。根据各校教育结构和特点进行不同形式的合作，发挥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生态学、地理学、社会经济学、伦理学、教育学和美学等学科的作用，将环境教育进行有机渗透。

四、小结

第8篇：伦理学及工程伦理学的含义范文

三维伦理问题伦理的概念自在地包含着各种关系以及处理这些关系的道理、原则和规范。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各种道德现象的表现均可以用三个伦理关系加以概括,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在人与人的关系中既包含着个人与他者的关系,也包含着个人与自我身心的关系。技术是人类创造发明的成果,是联系人与自然关系的桥梁和纽带。技术与自然的关系其本质也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更深层意义表现为人与人及人与社会的关系。从上述三个伦理关系入手,我们会清晰地看到技术设计的伦理问题也必然是上述三个伦理关系的反映。尽管在技术对人、对自然、对社会的关系中表现异彩纷呈的各种现象,但归根结底,伦理问题的表现是安全、可持续和促进社会发展。在这样的认识基点上,纳米制药技术设计的伦理问题可以概括为:安全性设计、可持续性设计和社会发展性设计。安全性设计是确保人、技术、人之间良好关系的根本要求。任何一项技术发明和技术创新如果失去了安全性保障,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一个技术设计者设计的药品没有安全性就会导致病人经受更大的痛苦乃至面对失去生命的危险。合理的、适宜的纳米制药技术设计首先应该实现安全性需要。安全关涉人的健康、生命和福祉,在这个意义上,安全是具有伦理意义的概念和范畴。合成的纳米化学药品能够走向市场为患者服务的第一个前提就是安全,没有安全性的药品是“危险品”,因此,设计的药品要做到毒性最小、风险最低、安全性最高。国家为保证药品的安全性有一整套的管理规范,安全性体现人道性,安全性也是高于经济利益考虑的最高准则。可持续性设计是确保人、技术、自然之间良好关系的根本要求。自然是人类生产和生活的依托,没有自然资源的有效利用,人类就无法前进和发展。可持续性要求人类在今天要合理地、适宜地利用自然资源,不能因为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而损害后代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可持续要求做到世代公平、代内公平,可见公平是可持续的核心要义。纳米制药技术设计要考量可持续性,就应该将技术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纳入视野,将技术设计产品的可回收和重复利用作为技术设计的目标之一。技术产品对环境的影响包括对水体的影响、对大气的影响、对土壤的影响和对人们生产、生活的周边环境的影响。由于纳米级粒子材料的毒性尚未完全知晓,加之纳米级粒子在空间的弥漫,都会对生产工人以及周边的居民产生环境损害和健康影响。不仅如此,纳米药物的废物处理也是一个棘手问题,纳米载体的废物将在地下水中蓄积,形成垃圾场[2]。这些显现的问题对纳米药物的设计者提出尖锐的伦理道德挑战。社会发展性设计是确保人、技术、社会之间良好关系的根本要求。人类创造技术的直接目的是改善人们的生活,使人类的明天更美好。但如果技术不能达到这样的预期目标,也就失去了意义。社会为人们的发展提供条件,人为社会的进步发展创造手段,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技术的社会影响以及技术对社会的形塑都表明技术设计要考量技术的社会发展性设计。公正是社会发展性设计的核心概念。纳米药物设计同样存在这样的社会发展考量,如超出纯粹的治疗应用,纳米医疗将使人类增强的形式成为可能,如伸展人类的认知能力、扩展体能,从而能够丰富人类的生活和福祉[3],而从成本-效益的角度看,关涉纳米药物的研发周期长,并且因此具有高投资风险[2]。例如,接受新的药物制剂价格昂贵、速度缓慢,需要花费15年时间获得没有成功保证的新药配方的许可[2]。这些事实表明,纳米药物至少在短期内是相对昂贵的,因此成本可能增大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富裕和贫穷的鸿沟[2],并由此促成获得卫生保健的不平等。社会发展性设计就是要通过技术设计和改进实现社会的平等和公平正义[4]。安全性设计、可持续性设计和社会发展性设计三者的关系纵横交织、盘根错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技术设计的三维伦理问题,是具有普遍性的技术设计问题。而技术设计三维伦理问题提出的依据是人类基本的伦理关系以及演绎的技术伦理关系。纳米制药技术设计的三维伦理问题同样是上述问题在纳米制药领域的特殊表现,如图1所示。

二、纳米制药技术设计责任分属及性质

技术设计是技术设计利益相关者的实践行为,技术设计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需要是技术设计得以产生、技术得以实施和实现的直接动因。技术设计利益相关者是关联一系列利益需求的群体,它不仅仅是工程师或者技术人员,还包括技术决策者、技术管理者和技术成果的使用者。一般而言,人们往往认为技术设计主要取决于技术成果使用者的利益需求,但事实并非如此。技术使用者的利益需求是技术设计的原初动因,因为技术设计者的设计首先来源于客户的需要。这里的客户不仅指个人需要,也包括国家和集体需要,可见,客户作为一种主体概念,指向是多样化的。不仅如此,技术设计过程中,也关涉到诸多利益相关者的需要,如技术设计者为回避风险和责任,在设计过程中采用了简单性设计或者为了节省时间和货币成本而采用避开难点的设计。技术设计决策者和技术管理者有时也会出于经济的考虑而放弃技术标准的要求。如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的失事,技术设计的一个瑕疵是O型密封圈的弹性失效引起的[5]。总工程师已经指出不可以发射的原因,但决策者和管理者置之不理,因为这些人考虑的是他们的利益需要。利益、权利与责任、义务总是对等的,享有特定的利益必然引发相应的责任。考量技术设计利益相关者的需要,可以清楚地划分技术设计的责任,即包括技术设计者责任、技术决策者责任、技术管理者责任和技术使用者责任。技术使用者在对技术实施的过程中也存在用之不当的行为,以及行为引发的相应后果。因此,如果从责任归属的角度划分,对技术责任的担当理应包括技术成果的使用者责任。纳米制药技术设计责任是一般技术设计责任在制药实践中的具体化。在责任链中,纳米药物设计者责任、决策者责任、管理者责任以及使用者责任均内在于利益相关者责任之中。纳米制药技术设计责任分属如图2所示。每一种责任的性质与主体在技术设计过程中的地位相关。设计者责任是首要的责任,因为纳米制药技术设计者是技术标准的掌握者和操作者。技术设计者最清楚技术设计的安全性、可持续性和社会发展性设计条件是否达到和符合要求。技术设计决策者和技术管理者责任次之,因为他们是技术设计的审核者,当然,审核的标准与技术设计者执行的标准相同,审核的原则是社会效益至上原则。技术使用者责任在责任链条中是末位责任,因为技术使用者一般会按照技术设计者、技术决策者和技术管理者通过并提供的说明书进行操作和使用。当然,在技术行为中也会有超出说明书限度的失误导致的问题和后果,这种责任将由技术使用者负责。纳米制药技术设计责任的分属形成一个技术责任链,每一种主体责任都在责任链中居于一定的位次,同时,责任的性质也根据行为准则和基本要求表现各异。这三种责任有时也有交叉,有时也表现出位次的错位或交替,如技术设计决策者和技术管理者责任在前,亦即技术设计决策者和技术管理者在某个问题上没有采纳技术设计者的建议,但一般呈如表1所示的规律。纳米制药技术设计者责任极其重要,它属于技术研发责任。技术设计者的设计应坚持科学标准,采用科学方法,实现科学目标。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和设计水平,许多社会和伦理价值的因素是技术设计者必须考量的内容,如福祉、安全、可靠、可持续、公平、正义、平等。技术设计的利益相关者在实践中坚持价值导向,是确保技术设计合理和有意义的根本。

三、纳米制药技术设计责任的控制

第9篇：伦理学及工程伦理学的含义范文

关键词：科技；人文；工程；融合

Abstract: It is a vital issue related to the fate of the humankind that sci-tech culture and humanities culture become integration from opposition. How and where to integrate for them is the key of this issue ? Under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e triplism for 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 ， this paper intends to take engineering into the horizon of creating action ， and searches for the integrating responsibility of the two cultures in the field of engineering ，with phenomenology rethinking about the profound cause of separation between sci-tech culture and humanities culture .

Key words: Sci-tech；humanities；engineering；integration

自从上个世纪50年代C∙斯诺明确地提出科技与人文“两种文化”的对立以来，一方面，国内外理论界热烈讨论“两种文化”对立带来的事关人类命运的重大问题，并努力寻找“两种文化”融合的各种路径。但另一方面，“两种文化”的对立在现实中却更为加剧，这从国外近年来发生的索卡尔事件、科学大战等可见一斑，现实似乎嘲弄着理论界的努力。问题的关键在于：“两种文化”分裂的内在深层原因究竟是什么？它们究竟能不能融合？如果能融合，应在什么样的场域中融合？本文拟在“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的理论框架下，把工程纳入境域化造物行动的存在论视域，通过对科技与人文“两种文化”分裂内在原因的现象学反思，来探寻“两种文化”在工程这一场域中融合的可能性。

1 “两种文化”对立的深层原因

关于科技与人文“两种文化”对立的根源，C∙斯诺本人的描述及众多的文化学、社会学、教育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可以说众人皆知，无须赘述。笔者仅就现象学的一些思路来探讨“两种文化”对立的深层原因。

早在C∙斯诺之前，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越论的现象学》一书中，已深刻论述了现代科学的危机以及由此带来的西方文化的危机：“科学危机所指的无非是，科学的真正科学性，即它为自己提出任务以及为实现这些任务而制定方法论的整个方式，成为不可能了。……现代人的整个世界观唯一受实证科学的支配，并且唯一被科学所造成的‘繁荣’所迷惑，这种唯一性意味着人们以冷漠的态度避开了对真正的人性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单纯注重事实的科学，造就注重事实的人。……从人们对我们的文化危机的普遍悲叹出发，从在这个方面归咎于科学的作用出发，产生出一些动机，这就是对一些科学的科学性进行严肃的非常必要的批判。”〔1〕在胡塞尔看来，现代科学的科学性已由实证主义的客观性所支配，这正是造成科学危机乃至于文化危机的根源。

笛卡儿在“我思故我在”的命题中确立了主体的存在，同时也确立了与主体相对立的客体的存在，由此开创了主客体二元对立的近代认识论。在这种对象性的二元结构中，包含着物理学主义的客观主义和超越论的主观主义这两个分裂的方向。

沿着客观主义的方向，从伽利略起，现代科学开始了其将自然数学化的历程，用理念化了的自然暗中代替前科学的直观的自然。“自然本身就在这种新的数学的指导下理念化了；用现代的说法，自然本身变成了一种数学的流形。……用数学方式奠定的理念东西的世界暗中代替了唯一现实的世界，现实地由感性给予的世界，总是被体验到的和可以体验到的世界---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2〕这样，现代科学以客观化的数学外衣遮蔽了其源发于其中的生活世界，造成了其对生活世界的遗忘。“伽利略在其从几何学出发，从感性上呈现的并且可以数学化的东西出发，对世界的考察中，抽去了在人格的生活中作为人格的主体；抽去了一切在任何意义上都是精神的东西，抽去了一切在人的实践中附到事物上的文化特性。”〔3〕这种将自然数学化的思维方式与认识论中的客观主义相辅相成，导致了实证主义哲学的兴起，并逐步成为支配现代科学发展乃至于整个西方文化主流的思维方式。

沿着主观主义的方向，从笛卡儿本人开始，经过贝克莱、修谟直至康德，都一直企图建立超越论的主体哲学，“这种哲学的产生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自我，以及我的思维生活，乃是一切可能的思维成就的、一切有关客观性的意义和正当性的询问的原始基础。”〔4〕但是，胡塞尔认为他们都没有真正实现“哥白尼式转向”，因为他们没有深入研究构造一切存在物的绝对主观性，也没有深入研究把握这种主观性的方法，他认为唯有通过超越论的现象学才能真正克服笛卡儿以来的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分裂。

笛卡儿的二元论、修谟的怀疑论、康德的认识论等，由于预设了物理实体或物自体的存在，因而不可能超越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对象性结构，不可能真正解决科学知识如何可能的认识论难题：人的主体、意识如何脱出它的表象的内在性达到外部世界中的超越对象呢？这条认识论的鸿沟是无法在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对象性结构中跨越的。因此，胡塞尔的超越论首先指的就是对主客体二元对立结构的超越，通过认识者反思自身及其认识生活的原始发生过程，把构造一切存在物的认识活动追溯到无预设前提的、自明的、活生生的直观体验之境域(Horizon)，这种通过超越达到的“绝对主观性”已经不再是主客体二元对立结构中的主观性，也不是思辨构造的新产物，它是前科学的、前哲学的、非课题化的、奠基性的、主观相对的、显现于境域之中的生活世界本身，它只有通过现象学的悬搁才能达到。

胡塞尔并不是要反对现代科学，而是要现代科学重新植入它本身源发但又被它忘却的生活世界的境域中。正如德国现象学家克劳斯黑尔德所说：“在胡塞尔对生活世界的思索中包含着对现代科学精神的彻底批判。然而奇特的是，这个批判并不是从根本原则上否定科学。相反，胡塞尔所关心的只是对科学和作为科学一般基础的哲学的更新。”〔5〕胡塞尔从他后期发生现象学的观点指出，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现代科学不仅忘却了生活世界的奠基，而且排除了它自身现实发生的境域，改变了传统科学对境域的依存性质，使自身成为绝对客观性的、与直观境域彻底无关的知识体系，在这样的情形下，世界原本作为普全境域的生活世界转变成为客观自在的、无限的科学世界，成为主客体二元对立结构中对象化的客体。

在实证主义的观念里，科学世界不仅脱离了境域的束缚，而且反过来要主宰生活世界，成为生活世界的基础，使生活科学化。但是，这种去除了境域的客观世界是非人性的，它以人的自由的丧失为代价，“希腊-欧洲人的人文理想是‘自由’，自由被他们看成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整个西方的人文传统自始至终贯彻着‘自由’的理念。”〔6〕 同样，“对于胡塞尔来说，真正人性的东西是自由，它被理解为我作为先验的原-自我所具有的责任，这种原-自我是无法通过任何对象化来获取的。我对我的行为负有责任，而行为意味着一种对可能性的把握。”〔7〕这种可能性是在境域之中的可能性，境域正是在人的行为中开启自身的，它无法与人的行为分离开来。因此，在去除了境域的客观化的对象世界里，人无法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将意味着放弃人的责任，丧失人的自由，从而丧失了人本身。人的共同体在其历史境域之中原促创(Urstiftung) 的并积淀(Sedimentierung)下来的语言、文学、艺术、逻辑、历史、宗教、哲学等人文科学传统都将丧失意义。“现代的生存似乎已经分裂为在一个带有自然科学技术理性烙印的世界及其组织中的无精神生活和在一个历史地和个人地成长起来的世界及其文化产物中的充实的此在。”〔8〕这正是“两种文化”分裂的深层原因。

胡塞尔对现代科学精神的批判并不是要滋长这种分裂情绪，相反，“胡塞尔的思维具有对这两个方面的亲和力并因此体现了对这‘两种文化’的中介作用。”〔9〕我们或许可以从他深刻的思想中寻找到“两种文化”融合的思路。

2 两种工程观

“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10〕提出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概念指称的变换。关键在于工程具有不同于科学、技术的相对独立的本质特性。但是，在流行的观点中，技术是科学的应用，而工程则是科学和技术的应用。按照这种观点，既使把工程从技术中划分出来，工程的本质仍将遮蔽在技术阴影之中，工程哲学也不可能真正超越技术哲学樊篱，仍然会把工程哲学当成某种“技术的工程哲学” 来建构。把工程理解为应用科学、技术的造物实践活动，确实存在其词源学的依据。在英语中，工程“engineering”的词根为engine（机械）和inge-nious（有发明才能的），它们都起源于同一个拉丁语词根ingenerare，即“创造、智巧、聪明”的意思，其词根gen的意思为“生产、制造”；engine在古英语中又具有“to contrive”（设计出来、设计做到、发明造出）的含义。随着科学、技术在工程中的作用日益显著，“工程不仅为技术而且是科学即engineering sciences，于是engineering在原‘活动过程或结果’上又增加了‘学科理论’含义。”〔11〕总之，学界大多数人十分自然地倾向于把“工程”界定为“把数学和科学技术知识应用于规划、研制、加工、试验和创建人工系统的活动和结果”〔12〕，属于改造自然的实践范畴。

笔者十分赞成“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的理论观点。但对许多人把工程本质理解为应用科学技术的造物实践活动的观点不能苟同，我把这种工程观称之为：“科学化、技术化的造物实践论”。相应，笔者将依据发生现象学的思路，把工程纳入境域化造物行动的存在论视域，尝试形成另一种工程观：“境域化的造物行动论”。

在科学技术哲学传统的视域中，实践被理解为人们为了获取物质文化生活资料，满足人类社会需要而进行的探索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感性物质活动，它作为人类实际地处理自身与世界之关系的活动过程，总是以对人与世界关系的观念处理为范导，是在观念地处理并处理了人与世界关系之后才得以进行的有目的的、能动的、改造世界的物质活动。〔13〕工程实践作为应用科学、技术理论知识及经验的造物实践活动，首先也要以人与世界关系的观念处理为前提，在现代科学的视野中，世界展现为客观自在的、数学化的、无限的科学世界，人与这个世界的关系，构成了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对象性关系，科学、技术的认识活动，工程改造世界的造物实践活动都是在这个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对象性结构中进行的。这样，工程本质上就展现为：在科学活动建构的自然图景和自然规律的框架内，遵循技术活动建构的以自然规律为前提的“怎么做”的程序化知识，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按照数学化的方式去筹划和改造自然、构造人工物的活动，通过这种活动实现理论向现实的飞跃，实现客体的主体化，从而达到主体的目的、满足主体的需要。这样理解的工程实践正是一种对象性的活动，人类通过它可以重新把二元分离的主、客体统一起来。然而，“实践”(praxis)一词的含义极为复杂多变，其原义只与人的意志、伦理、道德行为相关。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把知识(episteme) 分为三类：实践的、制造的和理论的(praxis，poiesis，theoria) 。理论知识与认识(episteme) 相关；制造知识与技艺或技巧(techne) 相关；而实践知识与实践智慧(phronesis)相关，其目的是通过获得性的伦理能力导向明智行为，伦理能力只能通过生活在不同社会情境中的人的个体经验才能获得，这种经验不同于感觉经验，也不能光靠语言来交流，而要靠人的具体参与和亲身体验才能获得。〔14〕可见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实践是境域性的伦理行为。康德也在意志、伦理行为的意义上使用“实践”一词，反对将其扩大化。但如今，特别是在中国，“实践”一词扩大化为指称除理论思维之外的一切人类行为。

这种“科学化、技术化的造物实践论”工程观在本质上显然同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是一致的，胡塞尔对现代科学客观主义所造成危机的批判，同样适用于这种工程观。现代科学对生活世界的遗忘，必然也会导致工程对生活世界的背离，加深文化的危机，加深我们这个世界的非人性化，从而逃避人类的责任！在这种排除了人和人文文化的工程世界里，从根本上讲不可能把主客体重新统一起来，更不可能把“两种文化”融合起来。

发生现象学是胡塞尔后期思想的主要形态，与其前期的静态现象学研究先天规则结构不同，它主要研究先验主体性的自身构造和世界构造的时间过程。这种在时间中的构造是在境域中发生的，境域是人的知觉范围，它既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其有限性与知觉的现实性相关，而无限性与知觉的可能性相关；个别的境域显现着有限的事物，而境域构造具有超越自身的特征，通过不断的超越，最终达到普全的境域，构造出世界，即在境域中开启出世界。“所谓的世界就在现象学上被理解为普遍境域，也就是普全的指引联系(Verweisungszusammenhang)，所有意义指引的个别联系都共同归属于其中，而我们的行为就是由这种意义指引来引导的。”〔15〕可见，在发生现象学中，人与世界最原初、最根本的关系不再是自然主义常识观、实证主义科学观中的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对象性关系，而是境域化关系，这种关系是自明的、非预设的、非课题化的、存在论的而非认识论的关系。

笔者认为，只有把对工程本质的反思，纳入这种存在论的境域化结构中，把工程理解为境域化造物行动而不是科学化、技术化的造物实践，理解为人存在的基本方式，才能真正把握“我造物故我在”深刻含义，从而真正切近工程的本质，避免实证主义的工程观带来的危机。一切思想、文化和行为都是在生活世界的境域中历史地发生的，并在境域中彼此关联，这意味着存在“两种文化”在境域化造物行动中，也即在工程中融合的可能性，这正好体现了胡塞尔的发生现象学对“两种文化”的中介作用。

3 科技与人文在工程中融合的可能性

将“两种文化”融合起来是获得学术界多数共识的主张，但是，怎么才能把它们融合起来？在什么场域中融合起来？学术界目前存在具有代表性的两种思路：其一，主张以科技文化为主体，在其中融入人文因素，萨顿的新人文主义就是这种主张的典型，“萨顿坚信科学史是惟一可以反映出人类进步的历史。他最高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一种以科学为基础的新人文主义，即科学的人文主义。他的学术活动就是为了要实现‘全部知识的综合’，使科学史成为联系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桥梁”〔16〕；其二，主张以人文文化为主体，让科技回归人文，“在某种意义上说，人文是万学之母，是一切学问的母亲，也是今天所谓的自然科学的母亲。……我们要不断重申母体性，而且希望这些长得高大威猛的了儿子们要不断回归自己的母体。”〔17〕“科学的人文本性是什么？我认为是自由，近代西方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就在于科学丢弃了自由的理想，而沦为‘求力意志’(will to power) 的工具。……自由的科学是真与善的统一。……自由的科学是真与美的统一。”〔18〕

虽然这些主张都不乏深刻之处，但是在笔者看来，如果不深入批判现代科学的实证主义基础，不超越近代以来的主客体二元对立的认识论结构，那么，无论是在科技中注入人文，还是企图使科学回归人文，融合都是不能真正实现的。按照我们提出的“境域化的造物行动论”工程观，在工程这一场域中，为什么存在“两种文化”融合起来的可能性呢？

从胡塞尔对“两种文化”分裂的深层原因可以看到，这种分裂最深刻的原因在于现代实证科学对生活世界的遗忘，因此，要把“两种文化”融合起来的关键就在于使客观科学重返生活世界，重建生活世界的科学。现代科学因其客观化、理想化的追求，具有了非境域化的特征，重建的生活世界的科学必须重获境域化。在生活世界的境域中，境域化的科学才具备与在历史中形成的并在境域中源源发生的其它文化相融合的可能，这种融合唯有通过人的境域化行为才能实现。在胡塞尔的早期思想中，“行为”（Akt）概念指称的不是现实的行动(actus) 、活动，而是意识行为，它可分为“客体化行为”与“非客体化行为”。“客体化行为”指包括表象、判断在内的逻辑—认识的智性行为，它们是使客体或对象得以被构造出来的行为；而“非客体化行为”则意味着情感、评价、意愿等等价值论、实践论的行为活动，它们不具有构造客体对象的能力，并认为“客体化行为”是“非客体化行为”的基础，但后来，胡塞尔在他的伦理学中承认这两种行为之间存在着“一条深深的鸿沟”〔19〕。不走出这种早期的意识哲学，胡塞尔是不可能超越这条鸿沟的。这也意味着仅在意识的、观念的层面不可能超越“两种文化”的对立。

在后期转向生活世界的发生现象学中，胡塞尔的“行为”概念扩展为不仅指称意识行为而且包括身体的行为、现实的物质行动，当然，这种扩展是以暗含的方式出现的。“由于旧科学(指传统科学--笔者) 束缚在境域上，因此它们与人的前科学的‘实践技艺’相联结，如丈量术、治疗术等等。希腊人将立足于这种技艺上的知识、熟知称之为‘技术’(techne)”〔20〕这里，胡塞尔暗示着重建的生活世界的科学同样存在对境域化技术的依赖。美国技术现象学家D∙伊德认为：胡塞尔“他的后期著作，《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验现象学》(1936) 发展了一种高度体现的、知觉现象学。他宣称，科学，特别是由数学化和理想化所驱动的科学，‘遗忘’了在文化和历史的生活世界中的人类身体与知觉的存在。在分析这一危机的过程中，胡塞尔采取了暗含的期待技术哲学可能作用的两个步骤。”〔21〕这两个步骤指的是胡塞尔以铭写技术和测量技术为例，来说明生活世界的境域化技术行动在扩展生活世界境域及知识文化水平中的作用。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的“工具分析”、梅洛∙庞蒂对身体行为结构的研究、D∙伊德对技术行为在人与世界境域关系中的居间调节作用的分析等等，都极大地推进了境域化技术行为的研究。由于这些哲学家没有明确区分技术与工程，他们对技术行为的分析，在相当的程度上也就是对境域化造物工程行动的分析。

工程作为人在生活世界中构造出人工物的境域化物质性行动，它与人类基于主动性的其它创造行为一样，可称之为胡塞尔的“原促创”，它不是个人行为，而是人的共同体的行为。当一项工程完成或一个新工具被发明时，一个“原促创”便形成了，随着“原促创”的被动“习性化”(Habitualisierung)，意味着原境域的改变，新境域的发生，人工物的建造与使用正是在境域中通过造物行动的“原促创”和使用过程的“习性化”，从而构造出新境域的发生过程。任何主动的“原促创”，都要以被动的“习性化”为前提，“正是主动和被动发生的现象学才系统地将所有构造发生统合为一个总体联系，并且它坚定地提出这样一个思想：意识不是孤立的对象，而是境域并因此而构造着世界。”〔22〕同样，工程也不仅仅是孤立地应用科学技术的造物实践，而是要把人类历史上所“原促创”并通过“习性化”积淀下来的科学、技术、文化融合于境域之中，构造出人类生存的人工世界，科技与人文才能在工程中真正的融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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