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传播学的理解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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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对传播学的理解范文

>> 维纳控制论对传播学的影响 文化研究对当代传播学研究的影响 积极的受众:人本主义心理学对传播学研究的影响 从传播学的视角看播客对传统媒介的影响 信息技术革命对传播学实践应用的影响 川东北文化品牌的传播学研究 “山寨”文化的传播学解读 英美文化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 谈英美文化差异对于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 英美文化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分析 论英美文化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 探析数字出版物对高职大学生英美文化传播的影响 传播学视角下丝绸之路的跨文化传播现象研究 英美文化的差异 浅议英美文化对阅读教学的影响 英美文化对中职英语教学的影响 文化差异对英美文学的影响 英美文化对英语语言的影响 英美文化对阅读教学的重要影响 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开启传播学研究的新视野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 > 艺术 > 英美文化研究对传播学的影响 英美文化研究对传播学的影响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刘雯")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摘 要：本文基于五篇所选文献，以二战为时间出发点，就英国及美国文化研究对传播学影响这一问题，从历史、理论建构，以及到文献所截止时期得到的一些结论的角度，进行简单梳理。然后通过总结文化和传播学的异同，来解答为什么要在传播学中引入文化研究，这种引入具有怎样可行性与适用性。并在确定其取得成就的同时，对所缺失的部分给予简单的梳理。 关键词：文化研究;当代传播;美国;英国 中图分类号：G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5）11-0151-02

一、历史背景

二战使得本来就已经在一战中成为经济大国的美国，又变成了政治大国。战后，美国的社会科学又对欧洲的文化生活进行了空前的侵袭，在这种影响下，英国社会科学的优势并没有被反映出来[1]。就文章所总结，其原因主要有三点：首先，是马歇尔计划（进行经济支援而不是采取武力或对其遭遇进行旁观[2]）;其次，是随之而来的单向的文化传递;最后，是英国主张恢复战前传统、现象学和新的思维体系[1]。而在传播研究的方面，也存在着与社会科学一样的境遇，它们都被贴上美国的标签然后给予关注。而事实上欧洲在此方面发展所取得的进步则是被人误解、忽视或者曲解[3]，此种问题被James W.Carey称为“imbalance”。所以，虽然美国作为学术先锋存在很多的学术成绩，但就本文讨论的文化研究和传播学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和缺陷，笔者将主要采取理论和学者观点汇总的形式，在下文中对它们进行解答。

二、文化研究与传播学的共通点

第一，两者的定义。传播，即意义的构建，以及共享维持的过程[4]。而“文化研究”（俗称为“文化”）被Graham Murdock解构为了两个部分：1.它是“普遍的”，是所有群体在创造、重建意义系统和具体表达所述意义时的保障;2.它是忽视和怀疑其他文化的战略选择的产品，即对确定的东西进行判断和选择。而这两部分又在结构过程中产生了两个主要体系，分别是论证在环境形成的文化的复杂性和合理性，意义是如何通过传播来得到传递的[5]。综上，可以看出两者都存在着“意义构建”和“意义传递”的过程。

第二，符号的使用。这在From Mass to Popular Culture：From Frankfurt to Birmingham一文中，有着详细的解释。伯明翰学派在CCCS进行文化研究时主要是对于三种理论进行了组合的使用，它们分别是巴特（RolandBarthes）的符号学，阿尔堵塞（Althusser）的意识形态和国家机器与希洛夫（V.N.Volosinov）的与语言哲学[6]。使用这些概念的目的在于阐明文化符号和文本的多义性，但由于在文化形成中符号最基本的含义，确保了人们对于相同符号都具有基本相同的解释。有了这个基础的保证，就能把它带入之前传播学编码/解码的理论范畴中考虑，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说编码时的意义，会在被人接收后都会被再次附加意义，但是这种理解通常不会有太大的分歧（故意为之或含政治目的的解读不在讨论范围）[7]。在确定了传播学与文化研究拥有共通之处后，我们便确定拥有了一个可以把两者联系起来的平台，那就是符号传递。

三、取得的成就

当学者开始对符号的多义性给予极大重视的时候，作为20世纪7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亚文化研究出现了[6]。亚文化起着解决母体文化（parent culture）未能解决或遗留的问题的作用，在出现的一刻就一直追求属于自己的风格（style）――打破符号的一般用法，将其重新安排成不同的符号学语境。就如任何客观存在都有着与他相配的亚文化一样[8]，人们意识形态开始变得多样化，直到民族志被引入文化研究，国家文化的多样性已经得到了官方的肯定[8]。而在这之后，对意识形态的批评理论衍生出来马克思的“支配思想是统治阶级的思想”的主张，随着创造性的消费，支配的意识形态不再是“源于外部影响消极的主体，而是用同种观点附加在人们身上，并把他们变成文化。”（Hall，1989，p 51）的论调开始普及。至此，文化领域就是变现权力和差异之间关系的领域。

所以，为了明确各种文化发展的趋势和是否被这种支配所取代，文化研究开始步入了对于霸权的研究。Williams认为，霸权是强加给社会思想与行动一个边界。它通过对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控制，占用社会其他下属文化、政治要素，对它们进行多方的渗透。这也就是说没有一种霸权力量是纯粹的，它们或多或少都吸收了别的文化[10]。那么，霸权是否会使用其强大的影响力去除符号的多义性，使得它们变得统一起来？这种统一就如文化工业特征中齐一化、同质化与标准化的综合。所以，我们可以把两者结合起来讨论。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符号的多义性是符号的固有属性，它不可能被集中的文化工业所根除，商品化只能决定文化的生产和分布，但却不能对这些文化所产生的意义产生任何影响，这种情况（符号的多义性被清除）即使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可能存在[9]。

四、缺失的部分

英美学者认为，文化研究不像科学研究，它既不需要一个中心论题，也不需要一个精确的目标，而是在具体研究时对于不同问题的区别对待。Alan O’Conner认为对于文化的研究应该要包括实际情况，习俗和文化形式这三个部分。就这一点而言，英国的文化研究有着较为优秀的传承（即，有习俗组成，并伴随着特殊的文化形式，去指导实践），而美国的文化研究则多是借鉴了Grossberg的理论[10]。

美国的文化研究较为年轻，和主流传播研究中的行为主义和实用主义范式相对应的文化研究传统只存在了10到15年[11]。主要研究传播的传递和运输，James W.Carey把美国的这种传播观称为传递观（欧洲的称为仪式观）[11]，并把传播形容成创造和分享文化的一部分。Newcomb也提出从文本角度理解电视或大众媒体提供的大多数意见。两人都把美国媒介理解成美国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是，Grossberg则认为在敌对的社会群体中，传播是一种符号的斗争。学者们想要链接文化和社会进行研究，但是无论是Willian的“情感结构”、编码/解码理论、Hebdige关于青少年文化的研究都以失败告终，包括Grossberg自己想要将流行和娱乐的编码和亚文化联系起来研究，也由于亚文化中“风格”（style）这一概念的完成，宣告破产。他提出没什么能和文化、社会一样。为了替代文化研究，Grossberg提出了后现代主义。于是在美国，文化研究成为了后现论的同义词。促成这种发展趋势的有两点：第一，美国所接受的文化研究的理论多是以英国社会为例的。（在美国获得关于文化研究的文章和书籍也是有一定困难的）;第二，美国在文化研究上的相对独立性，左派传统相对缺乏。所以，在后现代主义开始以后，本只是被忽视的，文化研究中应该包含实践、习俗和文化等形式被美国自己遗失掉了[11]。同样的，Graham Murdock也在他的文章中提到了，文化研究并不能建立传播理论和现代性的双向联系。他认为，文化研究的传统是多“意义建构”的研究，和意义如何通过特殊的表达形式产生，并从日常生活实践中得到解构。缺陷在于，对于二元性关注不足，同时，也因为这种传统只提供了对文化工业的分析，但是其作为工业到底是如何工作和制造意义的却没有提及。在这个过程中，霸权要求不断通过社会活动建立权威，媒介则在组织和论述公共消费方面起着关键的作用。Graham Murdock还总结到：支配意识形态把媒介视为传递系统，从观点的出发到接收这一过程中，论述被重组了。能区分这一进程的两个基础是，第一，特殊的文化形式在支配论述中不论是作为附属、或是相反的论调、或是一个被组织的角色，都可以加入支配论述的过程中;第二，通过文本提供观众有可信性的指导或平等却具有开放性的选择权。媒体应该把文化研究的多样性作为自己的中心，努力去维护和发展其论述[12]。

五、总 结

就如笔者之前一直表达的那样，传播更像是一种手段，在承载着文化的同时，也在被文化所改变和影响着。现今的传播学已经过了以往那种“皮下注射”的时代，人们不再会被媒介直接影响，而是开始因为个人境遇的不同，产生出各种各样的不同的结果。就这个而言，对于具体问题给予不同的解决办法是绝对有必要也是必须的，前面的文章中我写到了关于美国文化研究步入后现代主义原因，其中很重的一点，就是没有把目光放在自己所处和所要解决的问题上。这并不代表着我相信这文化相对主义，即，坚信只有文化主义才能理解本族的文化。美国的问题在于以社会为例子，然后去解决自己的文化问题。美国的文化研究之所以走不出自我，这主要与美国的国家历史有关，作为一个移民国家，文化的历史积淀没有达到一定的深度，因为这样的研究其本身就有缺陷，所以其研究成果也同样不具有普遍意义。就如James Carey所说的，美国的传播学主要是研究传播的传递和运输，这种相对微观的研究[13]虽然对于传播的关注更为精准，但不能解决实质问题。

在文化研究领域连接传播理论和现代性，就必须关注和了解文化的多样性和一个阶段的文化思潮。每一种文化，或者说一个阶段的文化思潮都有它产生的根源，它最好的体现就在于表现在媒体上，也就是符号的传递上。每个个体的人组成了这个社会，每个人的命运都与时代相连。个人既是符号的制造者，也是符号的研究者。

关于符号传递问题，笔者个人的理解是，符号和传播一样，是一种“工具”。两者的区别在于，传播是意义的构建，以及共享维持的过程[4]，而符号就负责承载这个意义。符号的具有多义性，且这种多义性不会被任何的霸权力量所清除，所以，人们可以使用自己想要的符号去表达自己的看法。这就加大了原本就复杂的传播学的研究，因为想要研究传播学就必须去注重受众的改变，媒介强势或受众强势的时期已经过去，现在越发复杂的技术手段和社会关系，使得传播学的研究必须要符合社会的变迁，也就是研究不断完善的过程。

参考文献：

[1] James W.Carey，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Cultural Studies：an American view I，409.

[2]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History and Theories， p.9.

[3] James W.Carey，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Cultural Studies：an American view I ，410.

[4] James W.Carey，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Cultural Studies：an American view II ，412.

[5] Graham Murdock ，Cultural Studies：Missing Links， 436.

[6] From Mass to Popular Culture：From Frankfurt to Birmingham， Founding Cultural Studies I： The Politics of Signification， 189―197.

[7] From Mass to Popular Culture：From Frankfurt to Birmingham， Founding Cultural Studies I： The Politics of Signification， 202.

[8] Graham Hurdock ，Cultural Studies：Missing Links，438.

[9] From Mass to Popular Culture：From Frankfurt to Birmingham， Founding Cultural Studies I： The Politics of Signification， 204.

[10] Alan O’Connor， The Problem of American Cultural Studies， p.405.

[11] James W.Carey，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Cultural Studies：an American view II.p 412.

第2篇：对传播学的理解范文

关键词　传播学理论 教学思考 优化与整合 学习激情

中图分类号　G424　文献标识码　A

传播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产生和形成于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美国，70年代末80年代初引入我国。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的新闻传播教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根据教育部高等教育司2005年的统计数据，与传媒行业相关的本科专业教育点从1998年的148个增长至2005年的661个，短短几年间增长了4.47倍。特别是2000年，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调整国务院部门单位)所属学校管理体制和布局结构的决定》，我国的新闻传播教育从过去的“部门办学”转变为“中央与地方共建、以地方管理为主”的发展模式。可以说，这一学校管理体制的调整在某种程度上有力地促进了传媒相关专业教育新格局的形成。《传播学》作为这些与传媒相关专业的基础课程相继开设，一些工程技术类专业，同样开设了传播学原理方面的课程，这是与当今传媒技术的发展，传媒业的发达分不开的。现代社会，信息传播的作用越来越大，现代社会成员应该掌握传播学的基本知识，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然而，传播学教育在中国虽然已经有近三十年的历史，但传播学课程理论教学依然存在一些问题，许多专家、学者都作了一些研究，如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段京肃教授发表的《传播学教学的热与难》，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王君超副教授发表的《新闻学：走出传播学还是走出自己》等学术论文探讨了传播学教学存在的一些困境。传播学作为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同样无法绕过这些问题。笔者下面就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传播学课程教学的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加强传播学教学理念和学生对该课程教学的思想认识

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要求该专业学生主要学习基本原理和新闻学、广播电视学、以及与广播电视有关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受到广播电视新闻采访、写作、编导、播音、节目主持等方面的基本训练，具有广播电视节目策划、编辑、采访、管理等方面的基本能力。由此可见，广播电视新闻专业教育的本质在于引导学生了解媒体传播的现象，掌握媒体传播规律从而能熟练地把握媒体传播。因此，传播学理论课程的教学需要树立具有强烈专业关切精神的教学理念，教学理念是教学效果的前提和基础，是教学效果的重要保证。传播学在广播电视新闻学本科人才培养模式下，传播学课程教学的专业针对性，就是要在教学过程中考虑媒体传播作为一种传播现象的一般性特征和独特性特征，处理好教学过程中传播学理论的一般性和媒体传播的专门性之间的关系。教师在传播学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关注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需要，依据专业的特点强化教学理念，进行教学改革，提升教学效果。

教学过程包括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两部分，在加强教学理念的同时，学生对学习传播学的思想认识同样重要。许多广播电视新闻专业的学生对于《传播学》课程的学习认识不够，不太重视，完全区分传播学与新闻学，认为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本身操作性、实践性特别强，应该加强与广播电视切合紧密的课程如《新闻学》、《节目制作》、《电视摄像》、《电视节目策划》等课程的学习，完全没有必要学习《传播学》那些既枯燥又无用的理论知识。没有充分认识到传播学的理论知识对新闻传播的指导作用。所以许多同学知道媒体传播的一些传播现象，却并没有将其进行归纳总结，上升到规律和理论的层面，从传播学的角度进行思考。宁树藩教授早在1994年就曾谈到他的一个想法：“新闻学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以新闻传播为研究对象而形成的，这可说是本来意义上的新闻学；一是以报纸等新闻媒介的活动为研究对象而形成起来的，无以名之。姑称之为广义新闻学。”而且指出：前者是核心，是基础，失去前者就不成其为新闻学了。1998年，李良荣教授与李晓林也曾撰文呼吁：“新闻学需要转向大众传播学”；“新闻学转向大众传播学是必然趋势，也是必由之路”；“新闻学转向大众传播学是对传统新闻学的一次改革”。

上述学者的观点非常明确指出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学生们在学习传播学的过程中，首先要认清传播学与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之间的紧密关系，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学生们的学习态度，进而才有学习的激情和动力。

二、切合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特点优化整合教学内容

传播学教学模式既有普遍性，也有不同专业的特殊性。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传播学教学更要切合该专业特点进行教学内容的优化整合。不仅要用传播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分析媒体传播现象，更要用传播学的理论进行新闻传播的实践指导。依据专业特点优化整合教学内容才能真正达到学有所用，学以致用的教学目的。

据调查了解，目前，我国广播电视新闻学的本科教学中，使用的传播学理论教材有很大的相似性，基本上涉及到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传播类型研究，主要包括传播者、传播受众、传播媒介、传播内容以及效果研究等内容，而传播效果又着重介绍四大宏观社会效果，即议程设置、培养理论、知识沟假说及沉默的螺旋理论。这种安排基本上将西方传播学主要是美国的经验学派的研究成果介绍给中国学生，它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类本科教学普遍采用。然而。教学过程中，只向学生纯粹的介绍这些源于西方的传播学理论，肯定得不到学生的欢迎，传播学的知识体系往往游离于专业之外，并没有和专业紧密地结合。传播理论教学要以一般原理介绍作为重点，再结合实践。使学生学有所用，学以致用。教学过程中，注意将抽象的传播学理论与具体的新闻传播现象结合，使抽象问题具体化、感性化。比如，在讲解议程设置时，在学生们了解了它的本质是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势力对舆论进行操作和控制的过程之后，结合新闻实例进行讲解。例如，美国轰炸伊拉克之前，大肆渲染后者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其本质也是利用媒体进行议程设置，扰乱视听，推行其霸权政策。在讲解人际传播时。通过观看记者和采访对象的电视节目录像进行探讨分析，使同学们真正理解传、受双方之间的认知互动、情感互动，从而指导将来的新闻采访工作，做出有创意和深度的新闻作品。

传播学教学，就是要让学生在体验中理解、掌握，以及运用所学的知识，解释新闻传播现象，提高新闻传播实践能力。教学过程应该将新闻传播现象与传播理论紧密结合，从一般到特殊，从理论到实践，充分优化整合教学内容，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从而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

三、丰富教学方法，调动学生学习激情

传播学本身理论性较强，多开于专业学习的较低年级，学生的接受能力和理解能力都比较有限，所以，在教学过程

中，教学方法的采用对于教学效果的体现是很有益的。传播学教学必须要跳出理论型课程单向教学的传统模式。不仅要将传播学理论研究成果清晰的介绍给学生，还必须充分尊重传播学自身学科性质，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充分调动学生们参与思维，进行主动学习，从而提高教学效果。

经调查，教学内容枯燥、抽象、难于理解，是学生们对传播学学习的普遍印象，所以在教学中可运用多媒体技术。提供多元化的学习情境，产生多样性的外部刺激，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其中，运用多媒体技术进行教学是方法之一。运用多媒体技术将一些抽象的过程、微观的现象进行模拟，瞬间的现象进行定格，是教学内容变得具体、直观、生动而易于理解。另外，多媒体系统的超文本功能，可以把诸多的教学信息，由不同媒体形式进行有机组合，将与某一教学内容相关的不同层面的资讯系统集成在一起，实现课堂教学信息组织表达的最优化。对于广播电视新闻专业的同学来说，影像资料特别丰富，可以最大程度的发挥优势，使抽象的教学内容形象化、简单化。如，在讲授人类传播的符号和意义的内容时，播放对话、访谈类节目，借用影视的直接诱导，调动学生的参与热情，使他们进入教学内容情境之中。通过这类节目的主持人、嘉宾的非语言符号，如面部神态特写镜头，肢体动作细节描写来反映其心理活动，并通过讨论使学生掌握基本的知识点，同时对著名主持人的采访技巧也有了直观的认识。例如，笔者在教学过程中播放了湖南台鲁豫主持的栏目《说出你的故事》中的《白岩松约会电视》这期节目，因为主持人和嘉宾都是明星主持人，同学们参与热情非常高，讨论非常热烈，教学效果可想而知。

要想提高同学的参与热情，还可以采取情境教学的方式，让学生亲身模拟，直接感受教学内容，加深体会和理解。这样的教学方式不仅将同学从枯燥的被动接受的教学中解脱出来，同时可将理论直接付诸实践，使同学们学得轻松，接受愉快。如讲解传播技巧和传播效果的内容时，笔者让同学上讲台模拟了“诉诸理性”和“诉诸感情”以及“警钟效果”，使课堂气氛变得轻松活泼，同学们对教学内容记忆深刻。大众传播的教学中，针对传播热点话题，组织学生跟踪大众传媒的报道，要求学生对所收集到的材料进行整理、分析，再利用课堂时间进行讨论。这样的互动安排，充分考虑到教学目的和学生的兴趣，鼓励学生学习积极性，一般都能达到预期效果。如笔者组织同学们就“3・14拉萨事件”从传播学的角度进行了讨论分析，效果很好。

由此可见，只要教师将传播学的教学进行适当的处理，使之与新闻时事紧密结合，使同学深入教学内容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传播学教学过程就会变得轻松愉快，教学效果就会明显提升。

四、与时俱进的探讨新问题，培养学生思考分析能力

人类传播的发展过程，是一部人类在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中不断扩展自身的传播能力、不断发展和创造新的传播媒介、不断使社会信息传播系统走向发达和完善的历史。纵观人类传播发展历程，先后经历了口语传播时代、文字传播时代、印刷传播时代、大众传播时代和网络传播时代。 加拿大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这本书中，提出了著名的论断：“媒介即是讯息”，指出了媒介的决定性作用，特别是在电子化时代，媒介具有前所未有的积极的能动作用。媒介引起了人间事物的尺度变化和模式变化，媒介改变、塑造和控制人的组合方式和形态。20世纪80年代，社会形态、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使得人类社会出现全球化、信息化趋势。网络传播已经成为信息社会传播的基本形态。它突破了大众传播时代大众化、非目标性、单向、区域传播的障碍，使得传播走向个人化、目标化、双向和全球网络传播。

第3篇：对传播学的理解范文

电子计算机技术与网络的迅猛发展，使档案馆的功能发展变得更迅猛，与传统的功能相比，它又延伸出另一些特有的功能。1.文件管理移交的功能，现在档案馆很多的资料都以电子形式保存，因此，这些资料能迅速的移交、共享、保存；2.中心管理功能，随着科学技术的法展，档案资料的整理变得容易很多，那么可以根据电子资料形成电子档案馆，它的功能日后会更多；3.档案传输功能，随着计算机和网络的普及，档案馆可以用不同的渠道把资料传播出去，满足各个不同利用者的需要，它形成一个公共服务网，未来这项功能也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二、传播学引入对档案馆文化的重要意义

档案馆从社会文化的角度上来说，具有很多功能，其中文化记忆、储存、传播、教育、发展、休闲六个功能为重点。而将传播学引入到档案文化中，则会给档案馆文化带来更多重要的意义。

（一）传播学对文献编撰的影响

档案文献的编纂目的是为了使档案的信息能够记录历史、传播知识、发展文化，引入广播学的传统效果，能使档案文献能增加传播文化信息的注意力与影响力，减少在人力、物力方面的投入，档案部门统过传播学的系统，利用传播学的媒介、方法，调动各种有利的社会因素，形成使档案文献信息传递的网络，使档案文献受众的范围内增强，同时这种主动的服务也能使受众愿意更加主动的接受传播的信息。

（二）从信息的角度谈，都是信息科学

传播学与档案馆文化都是信息的科学，具有性质相同、传递过程相同的特点，从对档案文献的编纂学角度来说，可以借用传播学的方式更迅速的收集与处理档案，可以更精准的加工与传递档案，可以更好的开发与利用档案，传播学的传播方式能给档案的编纂工作作出很好的示范作用，把传播学引用到档案文化中来，能使编纂学的发展更迅速，必要的资料也会更丰富。

（三）对档案信息传播作用

档案信息的传播是引入传播学极其重要的一环向受谁传播，如何传播、传播什么是决定档案文化能否有效传播出去的关键，根据传播学本身的特点，可以把传播者定义为普通传播与专止传播，普通劳动者的传播可以见缝插针，不受任何约束的传播，对传播的时间没有限制，而专职的传播则要担负起权力与义务，比如要在信息传播中重视搜集权与编辑权，这些传播者通过种种渠道将档案馆文化的内容根据需要扩散出去。

（四）对受众的意义

档案馆文化的受众必须要介入到传播过程中，与传播传与内容都有一定的接触才能称得上受重，在引入传播学后，受重不再是被动宣传的对像，他们可以有选择的接受档案的信息，由于引入传播学的概念，受众在得到信息时立场、认知、经历、教育、爱好都不相同，对同一个信息的判断也会有不同的接受程度，甚至还会出现与传播者本意完全不相符合的状况，因此受众也因为传播学的介入受到影响。在传播的过程里，传播者与对象形成互动的关系，当传播者传递给受众信息的时候，如果不了解受众的反馈，就很难理解受众的需要、评价，就很难调节信息交流的方法，无法对传递的速度、文式做调节，累此反馈的信息也非常重要。只有做好反馈的工作，传播的工作才能不断修正，然后逐渐达到满意的传播结果。

三、如何运用传播学的理念促进档案馆实现其文化功能

将传播学引用到档案馆工作中，就必须注意传播学本身的特点，运用一些规则、技巧取豪夺，把档案馆的信息与传播学接合在一起。

（一）与媒体合作

与媒体合作才能将档案馆的资料更好的传播出去，而要与媒体合作，则必须要了解各种媒体的特点，比如电台、电视台、展览会等，每种媒介都有自己的方针、定位、受众群，要与媒体合作，要根据自己要传播的东西选择合适的途径；同时，要抓住一些历史机遇，比如一些热点话题出现时，用各种方式将档案馆里的资料适当传播出去。

（二）运用多样化的传播手段

比如可以做好网络化建设的发展，要作好档案网站的建设；建立档案联合的网络系统；建立网站的评测制度和管理制度；用社会效应带动经济效应，只有实现两个效益共同提高，才符合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加强多种宣传工作，让公众更加了解档案馆工作的意义。

（三）重视分众传播

只有了解受众的需要，才能明白档案馆的工作能如何更好的进行，因此在档案宣传工作中要提高传播的技巧，比如、针对受众的喜好、选择空间、目的进行宣传，使各个不同阶层的受众都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信息。

（四）利用大众传媒提高全社会的档案意识

第4篇：对传播学的理解范文

如何能够让学生对于一门枯燥、深奥的理论性课程提起兴趣并且理解它、学好它？传统的灌输式的教学已经难以满足当代大学生的要求，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教学创新势在必行，在教学实践中，笔者累积了一定的经验，在此谈一点个人的体会。

第一、联系当前实际，诠释理论。理论，是指导实践的依据。传播学概论的基础理论对于其他新闻业务课程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然而，传播学中包含了许多难以理解的专业性理论，诸如议程设置理论，沉默的螺旋等。导致了学生们对于传播学该如何学习无所适从。理论的诠释方法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教材中的案例与解释性资料往往已经过时，而且远离学生学习生活，没有时间上和地域上的接近性，让学生难以接近，自然难以提起兴趣。我们要改变这种传统教学，建议联系当前实际来诠释理论。最新发生的重大新闻事件，当前的社会热点，都可以成为传播学理论的诠释材料与案例。这样，能够提起学生的兴趣，在有趣的案例中理解理论，能够使得教学效果事半功倍。

第二、借助互联网，进行传播学理论的及时更新。理论是指导实践的基石，同时理论也在实践中不断得到检验。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理论也随之而得到发展与更新。由于一方面传播学来源于西方，另一方面传播学传入中国的时间比较晚，也就导致了我国传播学教科书中的许多理论已经过时，没有得到及时的更新，与时代存在脱节。这就要求我们教学工作者，要利用互联网的便利性与时效性，进行传播学理论的及时更新。在教学中，除了对教材的经典传播学理论进行讲解，还应包括传播学理论的最新动态与走向，使得理论更加具有针对性和现实性。

第三、课堂形式的创新———提高互动性。营造生动活泼的课堂气氛，也是发挥学生个性与独特性的关键。传统的灌输方式是学生所厌恶的，难以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课堂教学，应积极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启发他们的自我独立思考。一、设置思考题。恰当的思考题设置能够有效地引导学生的思考，问题设置的时候要注意问题要“小”，过大的题目让人有畏难的情绪，难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思考。二、进行理论的讨论。在学习的过程中，学生会对理论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与见解。可以通过讨论的方式来充分发挥学生的创新性，加深学生的理解。讨论式教学把教师与学生间单向的信息交流，转变为双向的信息交流方式，将学生被动的接受知识转化为主动的汲取知识。理论的理解在讨论的过程中逐步清晰起来。三、可以尝试让学生来讲解理论，充分挖掘学生潜力。通过学生的讲解实践，可以充分挖掘学生的潜力，增加对理论的印象与理解能力。

第四、教学手段的创新———多媒体的运用。多媒体教学，已经普遍被高校运用。尤其运用到许多实践性课程中。而理论课程同样可以借助于多媒体。多媒体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图片、视频、音频、FLASH 的插入，对于学生有着视觉和听觉上的冲击，在五彩缤纷的教学课件中学习理论，理解理论。在教学课件的制作中，要注意课件制作不是简单的黑板板书的电子版而已，而要注意体现趣味性、美观性、完整性。配合教师的讲解，能够有效的吸引学生。

第5篇：对传播学的理解范文

    知识社会学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卡尔?曼海姆(KarlMannheim)认为,“知识社会学是社会学最年轻的一支;作为一种理论,它试图分析知识与存在之间的关系,作为一种社会学研究,它试图追溯这种关系在人类思想发展中所具有的表现形式。”[1]1924年,德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舍勒(MaxScheler)在《知识社会学的尝试》一书中首次使用“知识社会学”的名称。他是知识社会学的奠基者。其后,社会学家曼海姆对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代表性着作是1923年出版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他进一步指出:“知识社会学最重要的特点就在于将社会与知识放在一起考察,它是一种考虑社会结构中知识根源的尝试。”[2]认识论是知识形成的一个重要工具。它被看成是社会存在的产物,是在特定历史社会背景下既有知识的定向、认识者所处的地位及社会群体的需要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在认识论、认识的主要方式和一个时代的总的社会-思想状况之间,就存在着一种根本的、虽然不很明显的联系。”[3]经验主义就是在社会的个人主义阶段兴起的。随着中世纪社会的瓦解,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开创了自由竞争的时代,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十分激进,经验主义成为人们分析问题的框架。这个时期,资本主义社会[4]的知识分子忽视了社会秩序的关联性,满怀信心地提出了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知识和经验。他们眼中的世界只是现实的片断,这种片断只涉及占统治地位的少数人,并以个人之间的竞争为特征。“潜伏于实证论之中的科学的理性概念,本身是植根于一定的世界观之中的,而且其发展是和一定的政治利益密切联系的。”换句话说,这种经验主义认识论是资产阶级所倡导的个人主义和自由竞争在精神生产领域的体现。[5]随之形成的实证主义[6]研究范式一直与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观点保持着密切关系,而且还发展了它的精神。经验主义认为人们经由观察与归纳,就能够建立知识的大厦。自然科学的解释框架被应用到人类精神和社会领域。为了保证研究的准确性和客观性,主体的体验和社会背景被排除,外部因果性范畴的使用越来越多。20世纪初,由此产生的功能学派和行为学派在社会研究领域形成一股潮流,心理学、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都深受其影响。传播学研究就是在经验主义大行其道的历史背景下开始的。

    二、传播学的危机

    从传播学本身来看,传播学尚未形成整体的、一致的理论架构,它所依赖的理论资源绝大多数都来自其他学科。如果从知识社会学的视野来考察近几年出版的传播学史论的经典着作,就更加可以印证这一点。众所周知,一门学科是否成熟,史论的发展水平是最重要的衡量标准。在传播学史方面,埃弗里特?M.罗杰斯(Everettm.Rogers)的《传播学史》广受好评。对传播学这样一个学科边界不清晰、理论线索复杂的学科,要给它写史面临的首要的问题是如何界定传播学的研究领域,如何找到传播学发展的主线。罗杰斯是如何避开这些难题的,答案就在《传播学史》的副标题“一种传记式的方法”。他通过寻找传播学产生的三大源头,描述传播学四大先驱及其创立者施拉姆的生平故事和研究经历,勾勒出了传播学早期发展的轮廓。传记式的手法虽然避开了传播学学科发展脉络不清楚的难题,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它的不成熟。我们再来分析另一本传播学经典名着斯蒂芬?李特约翰(LittleJohn.S.W.)的《人类传播理论》,自1978年第一版问世,迄今为止已经出到第九版。“对于传播学这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新学科来说,一部理论着作能连续30年高居‘排行榜’,其地位与价值也就可想而知。”[7]本着作梳理了传播理论的主题和七大理论传统。以理论传播为经,汲取了符号学、现象学、控制论、社会心理学、社会文化、批判和修辞学这七大传统中的精华;以主题为纬,探讨了传播者、信息、谈话、关系、群体、组织、媒介和文化/社会主题。这本书如社会科学理论的展览馆,琳琅满目,目不暇接。但是,我们稍做分析就会发现,主题之间,并无逻辑关系。只是将目前关于涉及传播的主题罗列出来。因此,这本着作可以看成是传播学研究的“理论汇编”,而不是学科意义上的理论建构。再来分析传播学的第三本经典着作,斯坦利?巴兰(StanleyJ.Baran)和丹尼斯?戴维斯着(DennisK.Davis)的《大众传播理论:基础、争鸣与未来》。从书名就可以看出来,这本着作把研究的范围缩小到大众传播领域。我们知道,人类传播活动千差万别,研究范围的缩小无疑降低了归纳理论的难度。相对而言,传播学领域中关于大众传播研究的最多,发展脉络比较清楚,研究范式比较成熟。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作者仍采用的是历史的视角,概述了大众传播研究的几个阶段,而不是从逻辑层面构建大众传播的理论体系。这本书与其称为大众传播理论,还不如称为大众传播理论史更确切。从这三本传播学史论的经典着作的内在逻辑可以看出,它们的经典之处就在于分别巧妙地绕开了传播学本身的不足,剪裁得当,表现出了高超的写作组织技巧。但是,这也从反面折射出传播学的研究领域边界不清、理论体系不严密的固有缺陷。国内外学者在这方面争论很多,并且有专着专门探讨传播学的危机。陶鹤山在《传播学的危机与重构》一文中指出,传播学危机的主要原因在于它的研究对象不明确,理论体系不严密。他认为传播学的危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传播学教育、传播学组织和传播学本身。”[8]梅琼林把胡翼青在其着作《传播学:学科危机与范式革命》一书中提出的问题归纳为三个方面:缺乏系统性,没有一个中心的理论;缺乏理论创新和应变性,没有一个“理论场”;研究者本身缺乏危机感,学者们很少反思。[9]实际上,传播学本身的危机才是根本,传播学教育与传播学组织的危机都是传播学自身危机的表现。

    三、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探讨

    传播学危机的成因传播学是在美国经验主义研究的直接影响下成长起来的。虽然欧洲社会科学的奠基人马克思、涂尔干(EmileDurkhe)、马克斯?韦伯(MaxWeber)无一忽视传媒问题,但因为两次世界大战的干扰和欧洲学界的悲观主义等原因,“欧洲社会学奠基人的直觉努力无人立即继承,未能被马上写入社会学研究的传统。”[10]传播学研究无意中落入了美国经验主义的窠臼。曼海姆对经验主义研究的阐释同样适用于传播学研究。我们以此为参照,梳理传播学研究的三个阶段,探寻传播学危机的根源。

    (一)一致性的打破经验主义研究是建立在一定的理论假设之上,根据这些假设去寻找事实、验证结论。事实的存在是不可否认的,因此,没有人能够否认经验研究的可能性。但是,经验研究是为了证实的目的求助于事实,这种求助本身带有目的性和功利性,包括一定的价值判断,以特定的概念体系作为背景。卡尔?曼海姆指出:“对头脑而言,这些事实总是存在于思想的和社会的背景之中。它们能够被理解和界定,就已经暗示着某种概念体系的存在。”[11]这种概念体系被告研究群体的成员认为是具有真理性的、不可动摇的。但这只是一种“梦幻般的肯定”。[12]在传播学研究的中,有两个转折点,打破了其一致性。一次是强大效果论向有限效果论的转折。在20世纪40年代,当强大效果论喧嚣尘上之时,拉扎斯菲尔德开始了着名的“选民研究”,发现媒介对选民态度的改变微乎其微。经验主义研究的结果越来越多,几乎所有的结果都支持有限效果观。媒介的有限效果观在学术圈获得越来越多的承认,形成新的概念体系。强大效果论的一致性被打破。另一次是有限效果论向适度效果论的转折。从20世纪70年代起,为了打破传播学研究的困境,弥补经验主义研究的不足,不得不再次从社会学传统中汲取营养,文化研究与社会研究兴起。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经验研究整体观缺乏的问题,把传播活动放到整个社会和文化的大背景下考察,拓宽了传播学研究的视野。但是这仍然未能解决传播学缺乏理论基础和整体建构的问题。

第6篇：对传播学的理解范文

索绪尔与结构主义符号学fSemiology)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创立的以符号分类的方式为特点的符号学是20世纪知识领域的学术高峰结构主义的源头之一。早在1894年，索绪尔就提出了符号学概念，他的主要理论集中体现在他身后的学生根据课堂笔记于1916年整理出版的论著《普通语言学教程》中。需要强调的是，尽管同属于现代符号理论，但比起继承自皮尔斯，侧重逻辑，带有浓厚的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色彩的美国符号学，索绪尔的结构主义符号学更重视结构主义分析。

索绪尔提出：为什么在语言中，尽管说话人本身、表达方式、遣词造句、观点看法等各不相同，人们还是可以相互理解?语言中相互理解的基础是什么?他首先指出了言语(speeeh)和语言(language)的差别。前者是符码(code)，是实际说出来的那些话；后者是信息(message)，是语言系统，来自于使用这种语言的社会群体所拥有的可以使他们进行交流的知识。简言之，言语是社会成员运用语言能力创造的具体产物；而语言是一种抽象系统，存在于集体心智之中，成为每个社会成员别无选择的社会惯例。在索绪尔看来，语言和言语是相互依存的，语言既是言语的工具，又是言语的产物。

索绪尔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剖析了符号的结构。他将符号(sign)分为能指(signifiant)和所指(signifie)两部分。能指是符号的外形，可能是某种声音、形象等。所指则属于一个精神或心理的范围，是关于一个事物的思想，构成了符号的思维方面。而实物叫做参照物freferent)。在结构主义符号学中，符号就是由能指和所指构成的一个双面统一体，即符号不是实物。地图不是地域。比如,我们说单词“树”的时候，实物可以使具体存在于现实当中的树。而符号“树”是由发出声音的“树”以及由此产生的心理痕迹伴随脑海中的“树”的精神意义构成的。索绪尔强调，能指和所指的链接基本上是人为的、武断的或约定俗成的。

索绪尔的符号学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他的能指和所指分析多半限于语言符号，不能解释绘画、音乐和戏剧等表现当中的所指如何构成。后来，法国符号学家巴特和意大利符号学家埃柯把符号学研究转化为研究传播的大众文化形式。尽管如此，沿着索绪尔的足迹，叶尔姆斯列夫、雅各布森以及语言学的布拉格学派对语言等符号体系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并与结构主义思潮相结合，对人文社会科学等诸多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包括英国的伯明翰学派。这对于传播学研究而言意义重大。

皮尔斯与逻辑符号学(Semiltics)

在传播学研究领域，符号学的另外一条学术演变轨迹就是发端于美国符号学家和数学家皮尔斯的符号学。尽管没有留下一部完整的著作，但是皮尔斯在大量的论文中对符号进行了深入的剖析，给“符号”概念下了确切的定义，即“所谓符号，是某种对某人来说在某一方面或以某种能力代表某一事物的东西”。

皮尔斯指出，人类的一切思想和经验都是符号活动，因此符号是关于意识和经验的理论。所有的思想靠符号，思想是对符号的操纵。所有的符号过程是三个部分的关系：符号自身、被表现的物体(Repre-sentamen]和阐释义(Interpretant)。一个意义是符号、阐释、对象三者之间的关系。任何事物只要它单独存在，并和另一事物有联系，而且可以被“解释”，那么它的功能就是符号。没有任何传播是可以在符号系统之外进行的，我们总是将符号翻译成其他符号。符号系统的陈规控制了产生意义的方法，也将意义范围限制在我们所能利用的范围。

按照皮尔斯的思路，同一对象可以有不同的再现和符号，这完全取决于主体的符号环境，如语言环境。在使用符号时，是主体将其与现实事物或者其他意义相联系，并赋予符号以一定的意义。不同的主体对同一符号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和理解。这取决于主体对符号的经验和解释水平。正如鲁迅对《红楼梦》的评价：“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在符号传播过程中，编码者和解码者都不能离开解释这一中介要素。正因为如此，符号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对应并非一次性的简单关系，而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体现出人类认知活动的主体性。

相较于索绪尔的符号学，皮尔斯的符号学的积极意义在于，它没有从先验存在又能够自我运转的符号系统H{发，去肯定能指与所指的符号意义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而是把意义建立在人类的感性基础上。

皮尔斯认为。人类所有的经验都组织在三个水平上，可以分别称为第一性、第二性和第三性。第一性指的是可以独立的、不需要涉及他者而存在的实项；第二性指的是依靠同他者相互作用而获得存在的实项；第三性指通过连接其他实项而获得存在的实项。比如，男人、女人是第一性的，夫妇是第二性的，婚姻登记处就是第三性的。在关于意识和经验的理论中，这三种水平分别对应感觉性、活动经验以及符号。

在分析非语言符号和语言符号的关系和意义产生的过程中，皮尔斯提出符号和对象的关系如下：

第一，使联系过程开始的东西如迹象(jndex)，是其所代表之物的原因或结果。迹象组成一个现象感觉得到的东西。如雪地上的脚印或火的灰烬。我们可以说，人的脸色苍白暗淡是病态的迹象，挥动的拳头是威胁的迹象，风向标是风的方向的迹象等。在所有这些例子中，迹象符号是那些被表明的事物的直接表达：他们或者是事物的一个片段或者切片。或者是从事物的相互反应中提取的。或者是由事物的原因所支配的机械效果。迹象符号的特点是与指涉对象之间没有明显的相似之处，缺乏对事物的再现。

第二，类像符号(icon)，类像的关系表明是通过类似或者是一种泛义上的类似来延续对象，但接触被中断了。例如，一幅素描、一张照片、一座雕塑等都是类像符号。一个与事物本身同质的符号是迹象，而一条对角线、一个图表、一个路标、一个电影片段则是类像。类像的表象后面，是有动机和酷似原物的，但与原物没有接近性，并不是事物现象本身内在的一部分。类像是对事物的增加和补充。而迹象是通过换喻式的脱离来对对象进行提取。类像符号通常指那些和对象有类似或者类像关系的符号，比如，充斥在我们日常生活

时空中的视听传播符号。

第三，象征符号(symbol)，是符号的符号。它与连续性和接近性都没有关系，而是重新聚合了任意性的符号：大部分语言符号、交通符号、数理符号等。象征符号的标准在于它的歧视，与对象没有自然的、必然的联系，是完成意义表达的主要符号。和类像不同的是，象征符号是通过排他性来进行自我建构，同时是隐秘的和非连续性的。功能上，象征符号要在“是”与“不是”之间作出决断，排除中间状态。换言之，一个词在场意味着所有其他的词在同一位置的缺失。

按照皮尔斯的分析方法，信息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信息是迹象信息，是一个事物所留下来的能够被感觉到的痕迹：第二类信息是类像信息，作为真实的表象：第三类信息是象征信息，是针对真实事物的话语。利用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分析传播现象。大众媒介所负载的信息洪流更接近类像式的传播，引导受众和媒介建立一种依恋的、接触的、想象的和信仰的关系。迹象符号和类像符号可能包含有对想象的暗示和指引，而象征符号则体现了主体思维。事实上，在所有的传播形式中，是象征符号在一般意义上建立了传播的秩序、稳定性和环境框架，可以说，是在原水平上发挥了传播的组织作用。而在大众传播的层面上对符号的生产机制的阐释，成为符号学不断更新的出发点。

罗兰・巴特与“神话”

符号学理论的主要创始人是索绪尔和皮尔斯，但把符号学作为一种分析工具的，当首推法国当代杰出的思想家和符号学家罗兰・巴特。他所说的符号包括影像、姿势、音乐、物体、仪式、景观，都有自己的意义系统，这其中的核心是符号。总的来看，巴特对符号学的建树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基础理论方面，二是实际应用方面。他在理论上的最大贡献，是对符号内涵意义的分析，这是巴特符号学实践的根本。他在应用上的最大成就是对许多时尚领域如服装、饮食、广告等所做的符号学分析。这些集中体现在他的两部著作中：《符号学原理》(Elementso Semiology)和《神话集》(Mythologies)。前者主要是符号理论的建构，后者主要是符号理论的应用。

《符号学原理》是一本系统严密、叙述简练的学术论著。它的突出贡献在于第一次明确界定了源于索绪尔的符号学基本概念，同时清晰地梳理了符号学的主要理论，提出了符号学的四对基本范畴：一、语言与言语；二、所指与能指；三、组合系统(即横组合与纵组合)；四、外延与内涵。另外，他还提出“意指”的概念，即“意指(slg-nification)则可被理解为一个过程，它是将能指与所指结成一体的行为，该行为的产物便是符号”。为此他举了一个经典的例子――玫瑰，在表达爱慕之际是一个符号：其能指是作为植物的玫瑰。其所指是爱情的意念。作为能指的玫瑰和作为符号的玫瑰完全不同，前者是空洞无物的，后者却是充满意味的，而使之充满意味的正是意指。

《神话集》中有一个罗兰・巴特对一幅《巴黎竞赛画报》的封面做分析的例子。这张封面上是一个身着法国军服的黑人青年敬着军礼，两眼向上，可能在凝视飘扬的法国国旗。图片的第一层能指，就包括拍摄该图片时相机的角度、色彩、景别、灯光、构图等因素，而所指就是相机前面的事物(即凝视飘扬的法国国旗。身着法国军服的黑人青年)。二者共同构成了表意过程的第一个层面，即外延意义。而表意系统的第二个层面是内涵意义，它以第一层系统，即外延意义，当成它的能指，并将另一层意义附加其上，而成为另一个所指。在这个例子中，也就是整个封面作为内涵意义上的能指，而它的所指在罗兰・巴特看来却是：法国是一个伟大的帝国，她的所有子民，没有肤色歧视，忠实地在她的旗帜下效力。这里，内涵意义隐藏了画面(也就是第一层表意过程)作为一个符号的地位。

第7篇：对传播学的理解范文

一、媒介融合对传播学专业的影响

“媒介融合”(MediaConvergence)最早由麻省理工学院的浦尔教授提出，其本意是指随着互联网的出现，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如报刊、广播、电视等多种媒介融合在一起。媒介融合对新闻传播专业人才的基本要求是具备“多元融合”的知识背景，新闻传播媒介生态环境发生了变化，要求从业人员既具有现代传播观念和全面深厚的知识结构，又具有熟练使用现代传播技术和新闻采编能力。很多专家就媒介融合时代，如何把握“融合”的度纷纷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可以看出，媒介融合要求当前的新闻传播人才不仅能应对传统媒体的采、编、播等任务，还要熟悉手机、互联网等新媒体的传播特点，熟练掌握新媒体传播的技能。以上研究虽然没有直接谈到网络传播技术方面的课程群或体系建设问题，但涉及媒体环境下传播学人才培养理念较多，进而影响到课程的设置问题，为本课题的研究间接提供了指导和参考。网络传播技术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根据媒体形式的变化，将技术融合到新闻传播学科中，以“融合”应对“融合”，建立完善“网络传播技术”课程群体系，调整优化教学内容，将会为培养应用型传播学人才提供更好的帮助。

二、“网络传播技术”课程群存在的问题

传播学专业是山东省首批名校工程重点建设专业，虽然经过长期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课程定位不够明确

由于历史原因，课程群中的部分课程仍旧按照理工类课程的教学目标设置，并没有按照应用型传播学人才的发展目标来设计。主要原因是授课教师对传播学专业缺少一定的了解，造成授课内容难度大，学生学习困难。如计算机网络技术，对传播学专业来说是一门专业基础课，要求学生对计算机网络的基本原理大致理解，不必掌握过多的原理，够用即可。

(二)课程之间衔接不良，内容重复

由于课程大纲往往由任课教师单独编写，因此难免会造成课程之间衔接出问题。部分知识点在先修课中没有讲到，但在后续课中却需要用到;或者有些内容在先修课与后续课中重复出现。如，HT-ML语言既可以出现在“网页设计与制作”课程中，也可以出现在“网站建设与管理”中，如果两者没有协调好就会出现衔接问题。

(三)部分内容不适应新媒体发展，有待更新

随着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媒体的出现，部分课程内容出现与当前实际情况脱离的现象。这主要体现在教师备课时，按照教学大纲指导的内容进行准备，没有结合行业的实际情况。而高校的教学内容往往滞后行业的发展，这样一来就造成学生对授课内容学习积极性不高，认为所学知识对今后的就业没有帮助，产生烦躁厌学情绪。因此，应适当增加新的课程内容，如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的发展，对媒体数据进行挖掘、统计分析显得日益重要，可以在相关课程增加此类内容。

(四)技术与传播理论的融合程度不深

在多年的授课过程中发现，技术类课程往往容易脱离传播理论而单独存在，成为纯粹的技术。人们往往欣喜于一种新的媒体传播技术的出现或互联网应用形式的更新，却没有对其传播方式进行深入的分析，没有从传播学的视角来审视这些日新月异的技术。从传播学角度而言，技术存在的价值恰恰在于利用它能为信息传播提供哪些服务，实现传播的目的，因此，网络传播技术课程群应该在传播学的专业理论框架下进行深度的融合。

三、“网络传播技术”课程群体系建设方案

(一)建设思路

首先，传播学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定位于应用型人才。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人才规格是面向社会生产一线，具有扎实的新闻传播理论基础，在实际工作中能熟练运用多种媒体传播技术，具有较强的动手能力。这样的人才社会需求量更大，网络传播技术类课程要紧紧围绕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这一总体目标。其次，网络技术课程群的建设要调研行业企业的实际需求，掌握当前行业采用的主流技术、发展动态，特别是行业为适应当前媒介融合的发展形势，对用人提出了哪些新的标准，知道行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再者，课程体系建设中应重视实践能力培养。传播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特别是在媒体高度融合的情况下，新闻传播工作者不仅要能提供文字、图片、声音、视频，还要深谙各种媒体形式的传播要领，而这些仅仅通过理论学习是不能掌握的，必须通过实践反复练习。网络传播技术课程群体系重构与优化过程要将整个实践课程贯穿到各个学期。

(二)课程群体系重构与优化

课程群越来越受到各高校的重视，其重构一般采用“自顶向下，逐步细化”的方法，纵向来看将课程群分为基础课程、主干课程、方向课程三个阶段，横向上看每个阶段分为传播理论、网络技术理论课、网络技术实验课三个部分，这样总体上形成了“三个阶段，三条主线”的课程群结构。第一阶段为基础必修课，主要目的是为学生学习网络技术课程打下基础。“网络传播概论”让学生了解网络传播的概念、传播方式及其相关理论，为今后学习其他课程做好准备;“计算机导论”是了解计算机的第一门课程，可以培养学生对信息技术的认知能力及学科知识;而“程序设计语言”是今后学习网络技术类课程的必备基础，培养学生程序设计的基本思想和编程能力，所以放在基础课阶段开设，同时还配备课内实验，实验规模较小，可以单独完成。第二阶段为主干课程，是课程群最为核心的部分。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出发，本着“厚基础，宽口径，精专业”的原则，无论今后学生的专业方向是选择前台美工还是后台编程方面，该阶段的课程设置都可以满足需要。此阶段的传播理论课主要是“网络传播实务”，该课程从新闻传播实务的角度明确学习技术类课程的目标，让学生从传播学的角度去把握技术类课程，而不是单纯的唯技术论。“计算机网络技术”侧重于讲解计算机网络的基本概念和应用层技术。通过安排课程实习，让学生能够动手搭建计算机网络环境，为今后的网络传播应用建立基础。“网站建设与管理”让学生掌握网站建设的需求、设计、开发、部署、测试等完整流程。而“网页设计”与“数据库技术与应用”分别为网站的前端、后台的开发奠定基础，实际工作中需要前后台开发互相配合。第三阶段将侧重方向课程的设置。课题组通过到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南京师范大学、浙江传媒学院等高校以及青岛市软件园等开展行业企业调研，结合自己的办学情况，设置为网站前台和后端开发两个方向的课程模块。根据当前行业需求，开设网站美工课程，主要讲授色彩、字体、创意以及用户体验等方面的内容。另外，还根据当前网络媒体的发展需求，开设“网络新闻编辑”课程，讨论网络新闻编辑活动的方方面面及新近发展，从理念、运行、事例到版面、图片、音视频以及新兴媒体等。这两门课都是在网页设计的基础上延伸。而在后台开发方面，承接“数据库技术和应用”课程，学生可以选择“网站应用系统开发”以及“手机媒体APP开发”两门课，为媒体行业培养后台开发人员。特别是手机媒体APP，随着近年来移动传媒业的发展，具有较大市场空间。“网络媒体经营与管理”为较高层次的媒介管理理论，可以作为该阶段学生的传媒理论选修课程。同时，该阶段实习任务设置为“网络传播毕业实习”，要求学生完成一个完整的新闻专题网站的设计、开发和部署工作，可以为PC版，也可以是移动版，以此检验学生对课程群的掌握情况。纵向来看，三个阶段整体上又有三条脉络，分别为传播理论、网络技术理论课程、网络技术实习课程。传播理论从概论、实务再到管理，层次逐渐提高;实习从课内实习、课程实习，再到毕业综合实习，难度也逐渐加大。这样，在三个阶段形成了以网络技术课程群为中心主线，同时以传媒理论为辅助主线，而又同时兼顾实习实践能力培养主线，三线齐发的课程体系。在设置课程体系的同时，各门课程的教学内容及知识点进行了详细的梳理，使得各门课程间有良好的衔接，同时增加新的授课内容以适应媒介融合发展的需要。

四、结语

第8篇：对传播学的理解范文

一

1998年夏，由戴元光、金冠军作为召集人，邀请童兵、明安香、邵培仁、徐培汀、夏鼎铭等专家教授，集会于上海大学乐乎楼，拟定了从7个分支学科和学术角度对20世纪新闻与传播学术进行历史性研究与描述的计划。其中包括理论新闻学、新闻史学史、应用新闻学、传播学、宣传与舆论学、公关与广告、台港澳新闻与传播学等。到2001年10月，由戴元光、童兵、金冠军主编，并作为新闻出版总署“十五”国家重点规划图书的《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由复旦大学出版社集中推出前5卷。分别为戴元光著《传播学卷》，童兵、林涵著《理论新闻学卷》，徐培汀著《新闻史学史卷》，单波著《应用新闻学卷》，邵培仁、何扬鸣、张健康著《宣传学与舆论学卷》。可以说，这既是对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全面而综合的学术大检阅，又是在一种宏阔的理论视野观照下的坚实的学术构建。

当时，作为《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系列专著，其整体的研究重点当然首先是在20世纪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发展与建设上。可以说，这套专著是对整个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一次总结。其中，不仅对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每一个重要现象和事实进行微观透视，还特别对于整个20世纪新闻传播学的研究状况加以居高临下的宏观把握。如戴元光在《传播学卷》第三章阐述道：“可以说，中国古代传播思想不仅在中国文明史上，在世界文明史上也占有光辉灿烂的一页。但这种发展成就并没有延续下来，明清已经开始衰败，到近现代，中国的传播思想和传播事业的发展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泱泱大国不得不引进西方的传播观念。虽从19世纪起，西方传播思想开始传入中国，但直到20世纪中叶，中国现代传播思想仍未摆脱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惯性，一些现代传播思想启蒙者屡遭磨难。在20世纪的一些年代里，中国不仅拒绝现代传播思想，甚至拒绝我们的先贤先哲们早在几千年前就提出的传播哲学观。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实行了举世瞩目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中国的学者们才又开始新的跋涉。”这段文字概括了中国20世纪传播学发展的最突出的特点，可以说对中国传播学的整体历史命运洞若观火。

作为一套学术史专著，这套专著不仅有丰富的资料性的梳理和阐述，而且对各个时期的新闻传播学成果进行了审视和评价。如对报刊自由主义理论，戴元光在《传播学卷》中充分肯定了其历史意义，同时又特别提出“报刊自由主义理论的两个错误前提”，其一是“关于理性的假定”；其二是“关于契约国家的假定”。

本套专著的主题是“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而在具体的研究中，学者们又十分注意把眼光放在未来的一个世纪上，展望和预测下一个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发展和建设。童兵、林涵的《理论新闻学卷》其“结语”为“任重而道远――又一个世纪之交”，直接提出了下个世纪新闻理论研究的一些重大课题；徐培汀的《新闻史学史卷》最后一章也是以《迈向21世纪的历史新闻学研究》做结。戴元光的《传播学卷》又把“21世纪中国传播学研究”作为最后的一个专章来讨论。中国化的传播学体系的建设是21世纪的根本目标，而新世纪中国化传播学体系的建设又必须牢牢扎根在20世纪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应该说是为新世纪整个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学术基础，尤其是对传播学体系的真正的中国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术基点。

二

也许正是由于著者对于中国传播学发展有着清醒的宏观把握以及其对未来建设的迫切性认识，所以，当此项研究工程完成之后，戴元光、金冠军等学者又进一步把传播学术史研究的眼光延伸到中华民族的全部思想发展史上。2005年，金冠军、戴元光主编的《中国传播思想史》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为古代卷（上、下）和近代卷以及现当代卷，凡四册，洋洋194万余言。这是在《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出版之后的又一填补学术史空白之作。

作为传播思想史的研究，与传播活动和行为历史的研究是有重大不同的。传播史研究所“研究”的是传播的具体活动和行为本身；而传播思想史研究，所要研究的则是在传播基本问题上，各个时代的思想家们是如何进行“研究”以及如何进行传播的程序设计的。而所谓传播基本问题，在著名的“拉斯韦尔公式”中基本体现了其全部内容，那就是：“谁（传播者）─说什么（信息）─通过什么渠道（媒介）─对谁（接受者）─取得什么效果（效果）。”因而，对于历代传播思想的研究，也就是要寻找每一时代思想家和传播大师们在这五个方面的不同思想与主张，从而进一步了解他们是如何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尤其是各个时代究竟是怎样的一种传播状况和历史走势。

就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而言，我们古老的民族文化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甚至历经劫难而繁衍不断，其中科学的传播思想以及或快或慢不断更新的传播理念所起到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正如本书“主编絮语”中所说：在我国，关于传播的理论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甚至更久远的时代。虽然在古代专制主义的制约之下，我国传播业比西方国家的发展要缓慢一些，但几千年来，中国传播业仍作为文明的重要角色，直接间接地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走向。尽管我国有几千年的漫长历史被笼罩在皇权统治之下，但传播思想仍屡屡萌发。尤其是各个时代的传播思想家启蒙家更如群星璀璨，反映传播思想的精神成果纷呈迭出。虽然也有些传播理念和思想主张还是直接服务于当时的统治者甚至是专制主义文化精神的，但是，作为整体历史进程中的具体环节，那些传播主张仍然体现着一定的历史精神。同样为我们的传播思想史研究提供着重要的文化资源。

显然，中国传播思想史的研究，是一项极其浩大的文化探索和学科建设工程。尤其是作为前所未有的第一部，金冠军、戴元光主编的《中国传播思想史》，不仅需要拓展本学科的学术空间，而且需要更高层次的文化把握与审视。如前所述，传播是文化的生命，而作为传播行为之主导乃至主宰的传播思想，无疑也就主导或决定着文化发展的生命线。所以，关于传播思想史的研究，归根结底，也就是对于中华文化发展命脉的一次全面梳理和透视。因此，在本书中，传播思想史的研究，并不仅仅是孤立地研究传播问题上的某些具体主张，而总是将一定时代的传播思想和那些代表性人物的传播理念置放在一种大的文化背景中进行有机地考辨。

比如，孔子的“仁学”是儒家传播思想的最具核心意义的观念，书中也对“仁学”的方方面面进行传播思想的解释，其别强调：“按照孔子的解说，‘仁’的含义非常丰富，所有殷商、西周以来作为统治阶层的道德观念，大致都被包容在内。我们从孔子传播思想分析，‘仁’贯穿于礼仪传播的一切过程和形式，‘仁’包括着宗法传播的孝道和忠义，也包摄着知识传播的智和为人处世的六种表德。总之，‘仁’就是‘人’，就是传播的主体和客体在传播过程中的互感关系。”（余志鸿著：《中国传播思想史》古代卷・上，第153～154页）如此理解孔子的“仁学”，既从传播思想的角度揭示了一个重大的“传播的主体和客体在传播过程中的互感关系”问题，又从整个历史文化的角度看取了“仁”的历史根源以及丰富的文化内涵。

第9篇：对传播学的理解范文

关键词 传播学；中国文学；教学

传播学经过12年试办，已于2012年被正式列为本科专业，至2013年，全国开设该专业的高校52所。根据2014年3月公布的《教育部关于公布2013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或审批结果的通知》可知，教育部确定的准予备案的专业中，传播学专业新增高校7所。然而，与该专业蓬勃发展势头形成反差的是，其课程设置却存在诸多不明晰之处，文学课程即为其一，文学教育自古就是一种通行的人文教育手段。传播学作为一门重要的人文学科，文学教育是其必不可少的教学内容。

按照专业设置的要求，传播学与新闻学、广告学等专业，基本上都开设了《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某些高校可能仅开设《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虽然从课程名称上看，这些专业的文学教育变化不大但随着大众媒体、新媒体等的出现，学生需要掌握的知识与技能日益多样化，课程名目更为繁杂，文学课不可避免地日益边缘化。比如，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传播学专业开设的文学类课程为《中国文学》（45学时），《外国文学》（30学时）；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传播系则将《中国现当代文学》（48学时）设定为新闻学专业的限定选修课，其他文学类课程设为选修课。同样，北京工商大学新闻学与广告学专业也仅开设《中国文学导论》（68学时），其他课程设为选修课。这种边缘化，既与传播学专业知识日趋多样有关，也与传统学科难以适应新时代的发展有关。传播学专业的文学教育，本身有其特殊性，它既不同于传统中文系的专业教育，也不同于以《大学语文》为代表的通识教育。然而，目前学界对于该专业的文学教育的认识却不够明晰，相关教学人员存在诸多迷茫之处。本文即以传播学专业中的《中国文学》课程教学为例，谈几点浅显的认识。

一、教材的选择

教材是教育教学的主要载体和依托，一切教学活动都以教材为核心而展开。目前，我国高校通行的中国文学史教材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面向中文系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比如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四卷本），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三卷本）（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四卷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等；第二类是文学简史或者是简明文学史，相当于过去中文系专科所使用的教材。

在实际教学中，由于课时的限制，传播学专业往往选用文学简史作为教材，或者直接选用作品选。笔者在教学中一直使用文学简史，陆续使用的教材有郭预衡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简编》（上海古籍出版社），骆玉明主编《简明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孙静、周先慎主编《简明中国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前两种教材，几乎都是其文学史版本的缩略版，可以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文学发展的基本线索，各时期文学演变的主要特征，重要作家作品在艺术创造上的独特贡献”，都得予以阐述。然而，在有限的篇幅中，能否真正做到“简”而“明”，连编者都有些怀疑。而在短短50学时左右的课堂教学中，教师真正让学生“简”而“明”地了解中国文学史，更是难上加难。或许是基于这种认识，孙静、周先慎版《简明中国文学史》在各历史时期仅“选取主要作家的代表作品作较具体的分析”，以满足实际教学的需要。

以上三种教材，可以说都是为满足非传统中文本科专业的中国文学课程教学而编撰的。郭预衡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简编》明确其“为适应大专院校文学史教学之需”，也就是针对中文专科教学而编撰。骆玉明主编《简明中国文学史》是为“适合目前高校教学情况的变化”而编撰，具体适用对象语焉不详。在笔者看来，这类文学简史除了内容上较之传统文学史简略之外，并无本质上的区别。传播学等非传统中文专业在教学课时、教学目的等方面与传统中文专科的要求有所不同，将传统中文专科教材用于传播学等专业，只能是一种权宜之计。传播学以及新闻学、广告学，甚至是文化产业管理等专业，招生规模日益扩大，相关文学类教材的需求不容忽视。然而，目前笔者还没看到此类专业的文学教材。非传统中文专业的文学教材，可以打破传统文学史以“史”为线索的编撰体例，借鉴其他文学教材的体例，探索多元化的编写方式。

二、专题化的教学体系

近百年来，中文专业的文学教育基本上沿用“文学史”为中心的教学体系。近年来，这一教学模式受到了学界的诸多批评，如“中国的‘文学教育’，主要问题出在以‘文学史’为中心的教学体系（背后确有配合国家意识形态及思想道德教育的意味，此处不赘），窒息了学生的阅读、审美趣味与思维能力。”

以“文学史”为中心的教学模式，确实有其优越性。它便于学生对文学的发展演变规律、文体文风的形成、文学流派的特征等形成清晰的认识，更有利于理解重点作家作品。但这种文史分析的方法，显然对一国文学在文学精神、价值观念、美学风格、表现手法等方面的独特性重视不够，不利于学生领略文学的整体风貌。而且，文学史模式的教学需要足够的课时作支撑，传统中文专业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往往需要200课时以上。非传统中文专业文学类课程课时远远低于传统中文专业，采取这种教学模式，很难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况且，学生需要的文学素养与传统中文专业学生也不同。因此，探索一种新的教学体系，很有必要。

笔者在传播学专业《中国文学》课程授课中，曾打破以“文学史”为中心的教学模式，采取文学专题的教学思路，以中国文学的母题、文学精神、审美旨趣、地域特色等专题为基本单元，重新编排教学内容，为学生构建一个新的中国文学知识体系。这种教学体系，较之传统以“文学史”为中心的体系，更有利于学生把握中国文学的精髓，实现“对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中国文化与西力文化有较全面的了解”的教学目标。比如，在“以文学史”为中心的教学体系中，文体文风、作家作品都处于历史发展的纵向序列之中，不论是汉赋、唐诗、宋同、元曲、明清小说，还是司马迁、李白、苏轼等，都与历史朝代一一对应。这种对应是必要的，也是认识文学的基础。但学生经过中学的语文学习，对这些知识已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中国文学的地域特征”专题，却能给学生耳目一新之感。中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异较大，地域文化特征明显，历代形成的文学作品，也具有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

三、特色教学内容的设置

文学本来就是“人学”，与哲学、文化学等关系密切。传播学专业的文学教育，应适当注重与学生所学专业的交叉与融合，在教学内容上寻找文学与传播学专业学习的关联点，从而拉近文学课程与学生的距离。笔者认为，传播学专业的《中国文学》课程，则适当增加“中国文学的传播”、“中国文学与跨文化传播”等知识模块的教学。当然，这种教学内容应适量，仅占教学内容的一小部分，可以称之为有限的针对性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