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的关系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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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的关系范文

人文主义、新古典主义以及启蒙主义文流分别兴起于16世纪、17世纪以及18世纪。这三种文流都以理性著称。所谓理性，简言之，就是“把一切现象都归因于自然而不归于奇迹的倾向”[1]，这是明显区别于此前中世纪的一种思维方式。

文艺复兴掀起的人文主义思潮发源于意大利，文学上，意大利的彼特拉克创作了《歌集》，薄迦丘创作了短篇小说集《十日谈》，他们通过颂扬爱情、赞美人现世的幸福，首先把理性思维的发出者——人彰显了出来。肯定人的情感的正当性，肯定人的宝贵，这是同时期的文学作品都多少有的特点，也是贯穿文艺复兴的一个主题。人们开始关注自身，关注自身的认知能力，使用自己的心灵去感受生活，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世界。这样的理性苏醒不仅体现在人文主义文学当中，更使以理性为基础的自然科学迅速发展，形成飞跃。这些都是理性的表现形式。

新古典主义繁荣时期，理性又着重表现为个人的对立面，成为捍卫荣誉、高贵的力量。这样的思想和哲学家笛卡尔有一定关系，他认为理性就是良知，人人都有，他肯定人的理性，主张用理性克制，为古典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法国是古典主义的大本营，高乃依、拉辛、莫里哀和拉封丹是其中优秀的代表。高乃依创作的悲剧《熙德》上演，引起轰动，这部悲剧反映的就是义务和感情之间的矛盾。随后创作的《贺拉斯》，反映的也是为了民族大义放弃个人恩爱。虽然这些作品之中反映出来的已经不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理性，但是，理性在另一个侧面得到了发扬。

启蒙主义更是和理性密不可分，黑格尔说“认识理性法则的合法性称为启蒙”[2]。启蒙主义者们把自己看作是整个受苦人类的代表，把一切制度和规范放在“理性”的审判台前，批判旧的，并且描绘出一个自由平等、普遍幸福的“理性王国”。

由此可见，欧洲历史上重要的三个文流中都暗暗涌动着一个不安的力量：理性。但是，三个时期的理性又具有各自鲜明的特点。分析他们之间的区别就非常必要。

二 理性基础的区别

虽然同样是理性的思维方式，但是，三个不同时期文学的理性基础还是有相当大的区别的。明确理性基础的区别，是本文的重点。

文艺复兴的理性基础是神本主义的。这是需要论证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要明确这个问题，首先要对我们长期混淆的两个概念作出区别：教权和神权。由于中国文化自身具有相对独立的系统，也由于历史上对于“中世纪”和基督教的误解，我们一直认为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充满了“人神对立”、弥漫着社会道德和个人情感的对立，于是，人文主义的文学家通过创作，使“人发现了人”，这是一场反对神权的斗争。顺着这样的思路去理解人文主义思潮影响下的各国文学，难免对其中充斥着的宗教气氛和敬虔品质以及基督教道德感到茫然，究竟为什么属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的最早的代表彼特拉克和最后一个代表托夸多 塔索都歌颂宗教的力量？为什么法国人文主义代表拉伯雷会跟随巴黎主教出访意大利？为什么西班牙的塞万提斯会随从红衣大主教到意大利？一般，我们都会认为这是“作者思想的矛盾”，或者以”“新兴资产阶级的局限性”一笔带过，一笔勾销，就此了结。但是，这样的解释，说服力度与日俱减。

事实上，对于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潮和作品的解读需要新的分析和新的视角。区别“教权”和“神权”是最基础和最必要的一步。“神权”反映的是一种精神体系和思想体系，而“教权”反映的是一种社会体系。一个在神权之下的人，是基督信仰之中和上帝亲近的人，指的是一个人了解到自己的渺小，相信上帝比自己强大有力，一个人知道自己无法超越生老病死的终极困境，从而依靠上帝得到拯救，因此，神权仅仅和个人的思考方式、精神状态和生命体验有关，一个生活在教权之外的人也可能生活在神权之下。而教权指的是教会作为一个社会团体和机构代替人和上帝沟通，代替人作出决定，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之下，教会在更大意义上是一个政治力量。当时的罗马教会以上帝的名义各项命令，就是一个例子。人文主义者们，从但丁开始，讽刺和反对的就是作为政治力量的教会，而不是精神意义上的上帝。所以，与其说是“人神对立”，不如说是社会阶级对立，与其说是“发现了人”，不如说是回归了个人和上帝之间的一对一关系。

这样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人文主义者们从来就没有对“神权”提出置疑，在思想领域，他们并不想否定上帝。这样就很容易理解但丁让教皇下地狱，但仍旧坚持上帝的审判。德国的马丁路德写出的《我主是坚固堡垒》更是他反对教会专制，提倡“因信称义”思想的反映。人文主义的戏剧大师莎士比亚的创作主要在文艺复兴后期，他的创作既是文艺复兴的顶峰，也充满了对人文主义的反思，甚至反映了对人文主义的一种虚化。从他的悲剧《哈姆雷特》之中，我们同样可以发现神本主义基础。《哈姆雷特》之中有著名的疑问“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个问题”。当时的哈姆雷特已经完成了思考的变迁，他的思维已经从宗法责任和社会责任转移到了本原性的思考，复仇一再延宕，因为复仇相对于人性的脆弱和渺小实在是太不重要了。这是普遍达成共识的结论，但是，如果对这样的发问的思想基础进行追问，我们会发现，他疑问的基础是基督教的神本主义思想，对于哈姆雷特来说，生活在现世目睹人性的脆弱是一件残酷的事情，选择死亡？但是，死亡对于他并不是虚无，在哈姆雷特的心中，死亡意味着接受上帝的审判，自杀和他杀在上帝那里同样是杀人之罪这样的疑问和祥林嫂的困惑有相似之处。只有从基督信仰出发，才能更好的理解当时的著作。

新古典主义时期，理性的基础是人本主义的，但是，这个“人”仅仅限于国王、英雄等高贵的人。文艺复兴的起源地是意大利，新古典主义的大本营是法国，文艺复兴影响了法国，但是，法国的新古典主义并不是人文主义文学直线发展的结果，当然，也不是其直接受挫的结果[3]。法国古典主义文学的理论家布瓦洛曾经明确的对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提出了批评：

因此，首先爱理性：愿你的一切文章永远只凭着理性获得价值和光芒。大部分人迷惑于一种无理的偏激，总是想远离常理去寻找他的文思；在他的离奇诗句里他专想惊人，别人和他一样想，他便觉得跌下身份。避免这种穿凿吧；不要学那意大利，让它用假色泽使文章光怪陆离。[4]

这一段叙述中肯定并且颂扬了理性，同时把意大利的文章称为“假色泽”。可见，新古典主义文学倡导的理性已经不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们倡导的理性了。这就印证了我上面提到的：这两个时期的文学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直线发展过程，新古典主义虽然受到了人文主义的影响，但是，更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文学存在批判。当然，新古典主义也不是人文主义直接受到挫折的表现。二者之间存在的裂痕，说明理性的基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我认为，文艺复兴时期占主导地位的人文主义思潮质疑了教皇的权威，是对政治压迫的反抗，依赖的是人的政治热情。在神权作为基础的前提下，人们寻求和上帝的直接接触、对话。体现在文学作品之中，就出现了个性解放和理想主义的特点，体现在宗教之中，就是宗教改革的出现和清教徒的壮大。虽然宗教改革者们并不是对神权质疑，但是活跃在下层的宗教改革在使人恢复和上帝直接的关系的同时，也把这一切建立在人的自由意志的基础上。这就为神权的松动提供了可能。而事实上，神权也确实缩小了其作用范围。到了17世纪新古典主义盛行的时期，顺应当时法国达到高峰的封建王权，文学也已经把关注点集中到宫廷、国王、英雄等特殊强势群体的身上。沙龙文学盛行，贵族色彩浓重的文流说明，当时基督教的神权基础已经崩溃，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至高的权利：王权。国王为代表的贵族代替上帝受到普遍崇拜和颂扬。神本主义基础被人本主义基础取代。高乃依的《熙德》中的人物用理智控制感情，得到作者的肯定，拉辛的作品多从反面讽刺了缺乏理性、放纵的人。这既是对人文主义的破坏性弊病的抵制，也是人文主义的发展，是人们开始把人文主义者坚持的神权从天上转移到地下，成为古典主义者心中的王权。所以，新古典主义不仅仅是人文主义的对立面，更和人文主义有复杂的“转移性的连接”关系。

启蒙主义时期的理性基础是人本主义的，这个时候的人具有极大的广泛性，可以理解为“人类”或者“所有的人”。启蒙主义的典型范本还是在法国。这一时期有一些非常响亮的名字：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狄德罗、歌德、席勒。虽然他们最具有影响力的著作并不都是文学作品，但是，还是可以对他们的文学作品进行关注。孟德斯鸠创作了书信体讽刺小说《波斯人的洗礼》，对门第观念和上流社会的生活进行了嘲讽。启蒙主义成熟时期的《百科全书》更是对特权进行了深层的批判。值得一提的是，加隆 德 博马舍创作了关于费加罗的三部戏剧，把古典主义时期受人景仰的王权、特权拉回到可以肆意挖苦的地位。当然，还不能遗漏一个英国人——弥尔顿。他是文艺复兴和启蒙主义的桥梁，恩格斯这样说他是“第一个为弑君辩护的人”，这也印证了启蒙主义存在由贵族人本主义到平民人本主义的一个转移，由王权转到人权。

启蒙主义时期的这些作品都体现了民主的思想，我们的教科书一直把启蒙运动看作是反封建的运动，认为矛头指向的是封建阶级。但事实上，启蒙主义体现和倡导的民主的思想，是针对一切压迫者的，是针对一切不平等的制度的。它的精神核心是对于平等的要求，这种精神要素已经超越了启蒙主义盛行的那个时代。可以说，这是一种平等理性，甚至是一种平民理性。 三 理性来源的区别

人文主义、新古典主义以及启蒙主义的来源也不相同。人文主义产生在文艺复兴时期，所谓复兴，就是人文主义文学掀起了希腊文学以后的一次文学。1453年，土耳其占领了君士坦丁堡，带着古代的手抄本逃到意大利，使古代文明被重新发现和重视。人文主义文学作家提倡希腊古典文化，研究推广古典名著。其中彼特拉克还收集了许多古希腊、罗马的抄本。希腊、罗马文学和中世纪的文化形态形成了反差。和基督教文化相比，希腊、罗马的文化更强调人的力量，更注重人的生活记录。可以说，希腊、罗马文化是人文主义的理性精神来源。

新古典主义文学并没有更新的理性来源，它仍旧和希腊、罗马的文学脱不了关系，古典主义文学的作者们以希腊罗马的文学为典范，这一定程度上是文艺复兴的影响。只是，当时法国的王权达到顶峰，沙龙文学成为上层精神和文化的中心，新古典主义文学就生长在这样的温床上，也就充溢着贵族的气息，充满了对等级和王权的认同。在这样多重因素的作用下，人文主义对个人的强调与等级和民族国家发生矛盾，于是，克制个人的古典主义文学的理性就发展了起来。这是人文主义理性的受挫同时也是发展。

启蒙主义的理性来源要追溯到中国。当时，天主教内部一场关于中国的礼仪之争引起长达百年之久辩论，参与这场争论的有德国和法国的一些启蒙思想家。这使中国的思想资料进入欧洲学者的视线。启蒙主义的思想家们对这个东方文明表现出很大的热情。伏尔泰曾经说：“欧洲王公及商人们发现了东方，追求的只是财富，而哲学家在东方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和物质的世界。”学者们对启蒙主义与中国的思想渊源关系早就有文章叙述。启蒙思想家至少从四个方面吸收了来自中国的思想资料[5]，这里不一一罗列。特别是启蒙思想家崇尚的“理性”等概念实际上与中国古代哲学关系密切。伏尔泰称中国人是“所有人中最有理性的人”。指的就是中国人把万物的本原看作是“理”，没有超验和神奇的意味。虽然现在不少学者把这个看作中国思想元素中的缺陷，但是，对于启蒙主义还是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注 释：

[1]汉默顿《西方名著提要（哲学、社会科学部分）》394页

[2]黑格尔《历史哲学》701页

[3]王富仁《政权神权人权 理智道德情感》

第2篇：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黑死病；文艺复兴；社会影响；

一、 黑死病的起源

要了解黑死病与文艺复兴的关系，首先就要了解黑死病，关于黑死病，一直都是学术界感兴趣的话题。

黑死病（the Black Death）以携带鼠疫杆状菌的老鼠和跳蚤为传播途径。将鼠疫传染到人体，导致疾病发生。有关黑死病，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身体发黑而渐渐死去，而是由于它的传播速度与致命性让中世纪的人们无法接受。“黑”代表的是“恐怖”、“可怕”。因而使用用了“黑死病”这一词。

关于黑色病的来源问题，学术界的争论很多，“印度起源说”“中国起源说”“中亚起源说”[1]都是其争论的焦点。但是无论怎样那就是从东方传入到欧洲的，流传最广的要数“马可波罗带回了黑死病”。关于起源问题我们不在此做更多的争论，总之，黑死病使当时的欧洲成为人间的“炼狱”。

二、 黑死病对社会的影响

（一） 对于教会的影响

黑死病发生之时，正处于欧洲社会的转型时期。基督教生活对于当时的人来说不仅仅是一种信仰，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由于教会的集会以及一系列的活动，使得病菌更加容易的传播，大约使2500万人失去了生命，这里也包括了皇宫贵族，甚至是皇帝。这使人们重新认识了死亡，感觉是如此的震撼。在死亡面前，人们开始对基督教本身的教旨作用产生了怀疑。人们认为这是上帝对人类的惩罚，上帝不再是人类的保护者。

在当时，拿英国来说，教会死亡人数达到了50%以上，一般死亡率为40%。由于死亡人数的过多，教会发起了救治运动，但是由于条件的限制，使之更多的救治之人感染了病毒。教会人员大量短缺，于是教会采取了紧急补充的办法。但是原先的教会人员都是具有专业素养和经过培训的人员，随着黑死病的来临，人员的急剧补充，这必然导致教会人员素质的下降。更甚者，他们改变了教会的一些传统以及仪式。同时，由于“阿维农之囚”的出现，是教会的威信日益下降，其奢侈与腐化更加昭著，收取更高的苛捐杂税，以及种种附加在贫民身上的负担，人们对于基督教改变了看法，就这样，人类的“救赎者”变成了不折不扣的伪善之人。

教会的地位一落千丈，再也不是以前的那个人人敬畏的“教会”。把“万能的神”变为了“人”。这与人文主义精神完全相吻合。

（二） 对于政治的影响

在中世纪时期，教权与皇权一直都是争论的焦点， 13世纪，教皇的权力已经凌驾于世俗权力至上，并且掌握了生杀大权。世俗权力从而感到不安，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于是发生了多次教权与皇权的冲突。这次瘟疫的到来，恰好帮助了世俗权力，使得教权的威信日益下降，大批教士死亡。人们普遍认为世俗权力才是他们所要求的，趁此机会世俗权力也统一了所在地的民族，为后来发展打下了基础。

同时，世俗化的政府办事效率也大大提高。统治阶层为了更好的稳定社会，从而把压力施加到了下层人民身上，这样疾病与贫苦就困扰着穷人并且队伍不断的壮大，各个城镇成为了难民的落脚点，穷人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他们与富人的所要求的是根本不一致的，平等和自由的思想在底层人民中开始传播。这似乎就产生了一丝的人文主义倾向，但是这不足以带动社会意识形态的前进。

（三） 对于社会生活的影响

在黑死病发生的初期在中世纪的城市，由于医疗条件的限制，黑死病使许多市民大量死亡，活下来的则为躲避灾难而去了偏远的地方。此外，城市的状况更是令人担忧，整个经济的发展处于停滞的状态。[2]

由于人口的减少，消费人群也逐渐减少，这就使得货物大量的存积，使得物价下降，东西更加便宜，尤其是在粮食价格方面。这是因为，黑死病之前，特别是在公元1000年---公元1340年这段时间人口总量翻了一番，劳动的优势逐渐大于土地的优势，开始多样化的种植，特别是在经济作物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3]在黑死病来临之后，谷物的种植投资多回报小，使大量农场主放弃了谷物的种植，做起了其他产业。加之东欧的农奴制农业，也为西欧的粮食产量提供了充分的保证，因而粮食价格变得极其便宜。但是要在此说明的一点是，在前工业社会，人口与粮食是自然增长的，即使没有黑死病，人口总量依然会变化，这是人口的自我调节机制。

此外，物价的下降并不代表所有的物品价格都在下跌。特别是在奢侈品方面，价格已经高的离谱，于是一些幸存者对生命有了重新的认识，他们开始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追逐富裕的生活。这也与教会的传统背道而驰。

黑死病过后，西欧通用的拉丁语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方言的兴起，即英语，法语开始在社会上流行。教会人员会拉丁语的也相应减少，方言也在教会之中开始传播。随之而来的是兴办大学的热潮。

在生活条件方面，随着十字军的东征，东方的“沐浴”传入到西方。要知道，再此之前，西欧人的生活中很少会出现沐浴的现象。黑死病也带来了医疗的进步，出现了隔离措施，国家开始介入到公共医疗系统之中。

从这方面来看，似乎就更加贴近了人文主义，使其渐渐的趋向于文艺复兴时代。

三、 黑死病成为文艺复兴的一个契机

从上文中我们可以看出，黑死病的发生不但促进了宗教和政治的变化，就连经济也发生了变化。这随之而来的就是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的改变。

教会无法改变黑死病的现状，从而使人们不再信任宗教的力量。宗教的影响力也随之减少，人们在意识形态方面也渐渐的回归到了“人”的状态。基督教在思想的专制地位在瘟疫的重创下走向全面衰落，相伴而来的是人文主义、个人主义。

教权的渐渐衰落，世俗权力开始统治社会，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成为主要力量，基督教大一统的局势一去不复返。这带来的是世俗主义的诞生。于此同时，城市的经济发展也趋于平等，不论贫富贵贱，在人的层面都是平等的。

在意识形态方面，人们面对死亡，无法选择，于是他们就尽情的享乐，随之而来的是享乐主义的出现。这与原先的禁欲生活方式完全不同。中世纪的神学教旨以为：在上帝面前，人类极度渺小，惟有谦卑的态度，才能得到上帝的安排。但当人类面对死亡时，所处的情境都是一样的，一种新的精神诞生了。

这些东西，导致文学以及绘画艺术的再次兴盛。在文学方面从薄伽丘的《十日谈》到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特拉克的十四行诗等。在绘画方面米开朗琪罗的雕塑，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等，这些都体现了人文主义的情怀，而人文主义则是文艺复兴的核心内容。

在这要说明一点的是，在以往人们认为，文艺复兴是反宗教，反教会的活动，但是为何文艺复兴时期的壁画和文学艺术都出现在教堂之中呢？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文艺复兴到底反对的是什么？他们反对只是教会的迷信行为。在某些方面，人文主义也受到了教会的支持。这往往发生在教会实力最雄厚的地方，这也就是说教会与文艺复兴并不冲突，教会的慈善也为国家做出了一定的关系。

四、 结论

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出，黑死病虽然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也带来了社会的进步，加速了社会的发展，成为了文艺复兴的助力之一。但是，黑死病的爆发是偶然的，它既不是当时欧洲历史发展的动力，更不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助推器，它只是成为了“催生文艺复兴的最后一根稻草”。我们绝对不能将黑死病从当时欧洲经济社会和政治大环境中分离出来，过分夸大它对文艺复兴运动的影响。即使没有它，根据当时社会发展的状况，人文主义的出现也会是历史的必然。但是，历史不容假设，既然黑死病出现了，那我们也不能抹杀掉它对文艺复兴起到的作用。

注释：

①李化成：《瘟疫来自中国？---14世纪黑死病发源地问题研究述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7月

②赵红：《是灾难，更是契机和动力----试论黑死病对欧洲社会的三大影响》，《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十期

③马忠庚：《论黑死病对中世纪欧洲社会变迁的影响》，《聊城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参考文献

[1]李晓光：1348 年黑死病的起源及传播，《黑龙江史志鉴研究》，2010.11

[2]赵红：是灾难，更是契机和动力----试论黑死病对欧洲社会的三大影响，《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10月

[3]李 荷：灾难中的转变：黑死病对欧洲文化的影响，《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4]潘树林：浅谈黑死病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关系，《社科纵横》，2011 年 10 月。

[5]邵晓莉：试论中世纪黑死病对欧洲社会的影响，《西安社会科学》 2011 年4 月。

[6]薛国中：黑死病前后的欧洲，《武汉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

[7][美]约翰・巴克乐著，霍文丽等译：《西方社会史》，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8]李化成：《瘟疫来自中国---14世纪黑死病发源地问题研究述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7月。

[9]李化成：《试论黑死病爆发的偶然性》，东北师大学报，2006年第1期。

第3篇：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的关系范文

14―16世纪的欧洲，生产力水平有了很大进步，社会分工日益细致，交换成为经济发展的必然，商品经济迅速发展起来，资本主义萌芽在意大利的威尼斯、佛罗伦萨和尼德兰的一些城市里产生了，资本家和工人间的雇佣关系逐渐取代了封建的等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和发展，是用火和剑为自己开拓道路的；同时，它还用笔和舌，为自己的合理性辩护，从观念形态上向封建秩序发起了挑战。”正在形成中的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和提升政治地位，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了伟大的反对封建专制和宗教神学的“文艺复兴”运动。基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水平和资产阶级的实力，决定了文艺复兴只能是一次披着宗教外衣反对宗教的“精神斗争”，因此也往往采取反对天主教神学的形式，宗教改革就是一个明证。

就其内容和发展的阶段来看，“文艺复兴”运动没有提出明确的反封建思想，它的核心社会思潮“人文主义”的特点是重视人的价值，尊重人性，崇尚人性，要求把“人”、“人性”从宗教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宗教的禁欲主义和“小我”中解放出来，对于反对宗教的禁欲主义有很强的斗争精神。但是，它仍然没有提出反映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利益的主张。就其总体水平而言，文艺复兴还处在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的低级阶段。

到了17―18世纪，随着西欧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力量得以壮大，资产阶级对于经济和政治的利益要求增大，而封建专制制度已经成为他们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阻碍，为了摧毁封建专制制度，资产阶级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了更加猛烈的思想解放斗争――启蒙运动。

本质上，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都是资产阶级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反封建斗争，启蒙运动是文艺复兴的继续和发展，是资产阶级反封建专制的进步和深化。但我们不难发现，启蒙运动时期的反封建斗争不再是批着宗教的外衣，也不仅仅把斗争的目标指向宗教。资产阶级高擎“理性主义”的大旗，直接把斗争的目标对准了专制统治。启蒙思想家们把封建制度比作漫长的黑夜，呼唤用理性的阳光驱散现实的黑暗。他们集中力量批判专制主义，教权主义，号召消灭专制王权、贵族特权和等级制度。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提出了一系列反映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利益的原则：如天赋人权、三权分立、社会契约论和人民学说，追求政治民主、权利平等和个人自由的思想，为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的确立提供了一套完整的政治构想；为美国独立战争、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拉丁美洲独立运动，也为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到来做了理论上的重要准备。因此，和文艺复兴运动相比，启蒙运动是更高阶段更加高级的反封建斗争。

我们再用表格的形式可以更加直观地看到二者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通过前面的文字和表格分析我们发现，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虽然都是资产阶级进行的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文化运动，但是二者在背景、核心思想、主要内容、斗争形式、传播范围、影响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不同。究其根本原因，正是因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和资产阶级自身实力的变化导致了二者之间的巨大不同，特别是经济发展水平的因素显得尤为突出，即“一定的经济政治决定一定的文化”。

在平时的历史学习和教学中我们要紧紧把握住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辩证统一关系，深刻理解和灵活运用马克思辨证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因为它是我们教好历史学科和帮助学生树立科学历史思维的法宝。

第4篇：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文艺复兴；绘画美学；意大利绘画美学

中图分类号：J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8-0203-02

文艺复兴是在14世纪的意大利兴起的一场波澜壮阔的思想文化运动。它是以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为标志而全面推行的一种新的人生观和新的生活方式，并引发了学术思想、艺术和美学观念上的全面变革。文艺复兴运动波及了整个欧洲大陆，先后持续了300余年之久。这一运动预示着欧洲近代社会的产生，并为近代社会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和文化基础。

作为一个持续了近300年的思想运动，文艺复兴对艺术的冲击和影响是非常显著的。文艺复兴运动中兴起人本主义、自然主义和科学主义直接改变了中世纪以来的美学观念和艺术形式。而在14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所带来的突出影响首先冲击到的是绘画艺术，在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中，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画家，他们在艺术上取得了极高的造诣，所留下的绘画美学理论惠及整个西方绘画领域。

一、绘画题材的突破

（一）宗教

在文艺复兴时期，艺术所服务的对象和赞助人仍然是教会，所以绘画题材依然是耶稣、圣母、圣徒事迹等从中世纪传承下来纯宗教的题材。但与中世纪绘画根本不同的是，在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艺术中已经极少出现表达单纯基督教宗教含义的绘画。当时的教皇、主教、国王、贵族等都想要通过永恒不变的艺术形式使自己的形象保留下来，借以获得不朽，由此促进了世俗性艺术题材的绘画作品大量出现。面对世俗性题材的客观需要，艺术家们必须使绘画成为“一切艺术之花”，使“死人在许多世纪之后还栩栩如生”。①也就是说画家必须把写实、逼真放在创作的首要位置加以研究。

所以，画家对于耶稣、圣母等宗教人物的描绘，也不再是以超尘脱俗的神圣面孔出现，而是用现实生活中人的形象来表现神性。他们创作的重心已不仅仅是在塑造人物形象上，而是深入人物的内心情感世界，立足在常人常情来展示圣人的崇高感，由此唤起人们普遍的同情和共鸣。在文艺复兴早期卓越的画家乔托的壁画《哀悼基督》中，他将圣母塑造成一个用手臂搂住儿子的头，左手轻抚着他的颈项，悲痛不已哭泣着的普通妇女般的形象，而其他的人物也以各种形态体现着他们无法遏止的悲痛的心理状态，从而使作品具有了强烈的生活真实感，使人物形象更加富有人情味。

（二）人体

中世纪的基督教禁欲主义认为，赞美人体、欣赏人体是一种重大的罪恶，然而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们重新发现了人体美，他们在复兴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之时，巧妙地利用了基督教“上帝造人”的理论来开创对人体美的表现。这正如丢勒所说：“上帝按照人应有的样子一劳永逸地铸造了人。我认为，完美的形式和美都包含在一切人的总和之中。”②而在当时的意大利上层社会的聚会中，总是会有参与其中，那些助兴取乐的往往在聚会上受聘于画家的人体模特儿，这从客观上增强了人们对人体美的欣赏兴趣和审美能力。

可以看出，当时社会流行的享乐主义对基督教禁欲主义产生了冲击，开创了一种新的面对现世的生活方式，为绘画艺术开辟了一个全新表现人体美的创造领域。从此，无论是表现基督教思想的题材还是表现古希腊罗马的题材，都成为了不可或缺的形象。虽然当时的教会对人像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但是画家们关于人体是最难表现、最高境界之美的信念已坚定不移。正是在这种信念下驱使下，才成就了拉斐尔、提香等一批卓越的画大师。

（三）自然和谐之美

除了对人体美的发现外，享受大自然之美也是文艺复兴时期审美情感的重大转变。15世纪弗兰德斯画派的胡伯特和约翰・梵・艾克开始专门创作风景画，这对意大利绘画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

阿尔贝蒂是文艺复兴时期较早倡导艺术“师法自然”的理论家，他认为：“大自然，只有它才能充满自己的各种形象，所以我们要师法自然，并且要师法到那种程度，使观者能与哭者同哭，与乐者同乐，与悲者同悲。”③他强调大自然可以提供绘画的各种形式，绘画也当逼近大自然而进行。

自古希腊以来，“美”和“和谐”都是艺术家和美学家所追求的目标。中世纪时，这两者被理解为“神圣上帝的整一性”，而艺术的“和谐”就只是对这种整一性的模仿。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们，“这种和谐，就是指艺术客体各个不同部分相互之间及与整体之间的完全一致”。④触发这一对自然风景题材新诠释，正是来自大自然自身的和谐。

二、绘画技巧的创新

（一）透视法

早在希腊化时期，艺术家们就已开创出“短缩法”，但他们不知道为什么物体离我们远去时体积会越来越小，也不懂得如何让物体在画布上逐渐变小。正是在此基础上，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们借助当时的数学和物理知识开创了“透视法”。吉贝尔蒂发现了直线透视法，马萨乔发现了空间透视法，而佛罗伦萨画家保罗・乌切洛在研究“透视法”数学原则的基础上，在创作中把“透视法”付诸实施。在他们的努力下，过去绘画上平面的二维空间变为虚拟的三维空间，事物在空间中的比例关系逐渐明确起来，画家在画布上表现的空间同人们的视觉感受开始吻合起来，产生了逼真的艺术视觉效果。

（二）人体的数学比例

文艺复兴时期，科学技术的观念和思想方法的变革也推动了绘画艺术的更新。意大利的画家们为了更科学、准确、生动地表现人体美，将数学、解剖学与绘画人体相结合，并亲自去解剖尸体，研究人体的内在组织、肌肉结构和在运动状态下的变动等。达・芬奇就曾解剖过30多具尸体，在他的笔记中留下了大量的解剖图和文字说明，为人体比例学成为绘画科学中的重要部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达・芬奇对比例相当推崇，他认为：“美感完全建立在各部分之间神圣的比例关系上，各特征必须同时作用，才能产生使观者往往如醉如痴的和谐比例。”⑤

（三）渐隐法

在前人的研究透视学的基础上，达・芬奇通过创作实践延展了透视中的隐没透视和色透视（又称空气透视）。隐没透视是研究物体为何离眼睛越远会越模糊，而色透视则是研究物体离眼睛远近其色彩的变化规律的。达・芬奇认为：“透视学是绘画的缰辔和舵轮。”⑥在透视学和光学的理论基础上，达？芬奇发明了绘画中著名的“渐隐法”。“渐隐法”是用极为柔和的色彩与柔和的明暗对比使物体呈现渐淡甚至消失轮廓的视觉感。这种模糊不清的轮廓使得描绘的物体互相融入，从而造成一种晕光效果，使物体的层次感更加丰富。色透视法从根本上打破了人像绘画千百年来以轮廓线划分空间位置和范围的传统。

三、范畴与理论的重构

处在文艺复兴时期的美学思想总是在新旧之间徘徊。这个时期的艺术家们的创作，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同时带有新旧两种时代特征。在从中古时代到近代的转型过程中，一些新的美学命题和美学范畴出现了。

大量世俗性绘画题材作品的出现，使画家们把作品的写实性、逼真性放在了创作的首要地位加以研究。古希腊罗马艺术中提出的“模仿说”和写实精神也成为了艺术家们的倚照和借鉴对象。他们用中世纪的“镜子”比喻来说明“艺术是一面镜子，艺术反映自然”，虽然这样的解说已不符合中世纪“镜子说”的观点。

达・芬奇等人为代表的“镜子说”代表了当时新的写实和审美观念，在此基础上，“逼真”、“真实”等美学范畴产生了，这些新的美学原则奠定了近代绘画美学的基础，并直接促进了艺术领域中科学主义、自然主义精神的出现。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绘画美学理论以乔托、阿尔贝蒂、达・芬奇为代表，他们在探讨艺术的真实性上取得了高度的一致。乔托提出了画面构图的新美学观念，他认为绘画“不仅仅是文字的代用品”，“好像亲眼看到真实事件的发生，跟舞台上演出时一样”。⑦由此他的构图多主题鲜明，情景集中，多组人物趋向一个中心，显示出多样化统一而形成的和谐。

而对新古典艺术理论影响巨大的阿尔贝蒂则有着丰富的创作经验和渊博的理论修养，他倡导的艺术的“师法自然”，师法到“使观者能与哭者同哭，与乐者同乐，与悲者同悲”。这正是强调了艺术应当模仿自然，并且要真实地表现人类的情感及行动。

阿尔贝蒂的理论思想直接促成了达・芬奇关于艺术理论的宏伟构思。除了以上已经提到的“镜子说”，达・芬奇提出的透视、光影色、比例等都是绘画创造第二自然的标准，这也正是文艺复兴时期自然科学同艺术创作实践相结合而不断创新发展的结果。正如达・芬奇所说：“绘画，实际上是科学和大自然的合法女儿。”

综上所述，文艺复兴时期，因社会变革而引发的美学观念的变革，新的写实的美学追求，它所蕴含的写实性、逼真性，迫使艺术家改变了过去使用的绘画表现手法，使新的革新成果广泛应用于艺术领域，使文艺复兴的艺术以崭新、独特的形态展现在人类的艺术舞台上。

注 释：

①加林.意大利人文主义[M].北京：三联书店，1998.63.

②凯・埃・吉尔伯特，赫・库恩.美学史[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249.

③彭立勋.西方美学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53.

④凯・埃・吉尔伯特，赫・库恩.美学史[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234.

⑤彭立勋.西方美学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65.

⑥阿・阿・吉贝尔，符・符・巴符洛夫.艺术大师论艺术[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120.

⑦贡布里希.艺术的故事[M].北京：三联书店，1999.201.

参考文献：

〔1〕米凯尔・列维.文艺复兴盛期[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2〕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3〕彭立勋.西方美学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4〕B.鲍桑葵.美学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5〕约翰・阿尔伯特・梅西.文学史纲[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6〕加林.意大利人文主义[M].北京：三联书店，1998.

第5篇：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设计；disegno；理念；创造；学院

中图分类号：J06文献标识码：A

当原始人“用一块石头砸向另一块石头以便打造出有某种功能的工具时，设计就在这一瞬间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注:参见尹定邦著《设计学概论》，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版，总序部分。)但在设计与制作不分的时代里，设计还只能是一种口耳相传的技艺行为。只有等到文艺复兴这个人性觉醒的时代，因文学、艺术等人文学科的自觉才促使“设计”（disegno）作为一个概念而出现。虽然这个时代的设计（disegno）概念与我们今天的设计（design）概念还有着相当大的距离，但正是disegno概念，引导着设计行为逐步与制作、行会教育相分离，从而一步步走向今天的创意产业与学院教育。

中国目前正处于从制造大国开始向设计大国的转变之时，如何使设计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变制造为创造，是我们要思考的焦点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回到disegno，回到设计的这个起点，回顾当时艺术大师们渐离制作的路径，所谓“温故而知新”，也许能够为新时代的转变启迪出一条新的思路。

一

文艺复兴是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对于艺术而言，“disegno”的出现，也是一个极大的转折点。此前的艺术，“意味着一种技艺化了东西”(注:参见科林伍德著，王至元等译《艺术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页。)。“arts”即是所有技艺的总称。因此，即使像柏拉图（Plato，前427－前347年）已经意识到“画家的床”与“木匠的床”在对“理念”的模仿上存在着层次上的差异，但像绘画、雕塑等各种现今所称的“美的艺术”（fine arts）仍然被划分到中世纪的手工艺行会之中，受到行会的辖制。是“disegno”的出现逐渐改变了上述现状，使“设计的艺术”（arti del disegno）出现并代替“机械艺术”。

“disegno”的本义原为“素描、描画”，如15世纪的绘画理论家弗朗西斯科・朗西洛提(Francesco Lancilotti)在其《绘画论集》中之所称“disegno”（素描）、“colorito”（色彩）、“compositione”（构图）及“invent icne”（创造）为绘画四要素；切尼尼(Cennino Cennini，1370－1440)之称“disegno”为绘画的基础，乃至著名的“素描与色彩之争”（the Debate between Disegno e Colore），其中所用的“disegno”，都是“素描”之意，是指艺术家在创作规划初期所作的绘图与描述构想的行为。在对自然的模仿过程中，显然，“disegno”（素描）相比“colorito”（色彩）而言，更具抽象性，因之更少技艺性，更具理性。正因乎此，“disegno”被更多的艺术家所重视，并逐渐成为艺术最为重要的概念。换言之，“disegno”在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们所做出的提升艺术地位的努力中，适逢其会地扮演着比“colorito”（色彩）更为重要的角色。如莱奥纳尔多（Leonardo da Vinci, 公元1452 －1510）认为，“绘画是“disegno”艺术，没有“disegno”，科学便不能存在。”(注:参见［英］尼古拉斯・佩夫斯纳著，陈平译《美术学院的历史》，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33页。)其目的非常明显，即将“disegno”作为绘画与科学的共同基础，以此将绘画与科学相比附，从而将其从手工技能之中提升出来。当“disegno”具备了这个功能，当然也就开始突破单纯的“素描、描画”之意。

被誉作为“西方艺术史之父”的瓦萨里（Giorgio Vasari，1511-1574），给予了“disegno”更多的关注，也从此奠定了“disegno”在所有艺术概念中的核心地位。瓦萨里宣称：“Disegno［设计］，我们所谓三项艺术之父……从许多事物中导出了一个一般判断，即自然万物（就其比例而言极为规律）的形式或理念。因此设计不但在人和动物的躯体中，而且也在植物、建筑、雕塑和绘画中清楚地确认了整体与部分之间、各部分之间以及各部分与整体之间的比例。而这又引出了一个特定的判断，此判断在心中确立起那个后来通过手工成形之物，这也是设计。因此有人才会说，设计只不过是心智所具有的、在头脑中想像的、由理念而生的那个内在观念的视觉表现和诠释。”(注:Balduin Blown.Vasari On Technique［C］.edited G. New York：Dover Publications, 1960:205. )仔细分析可以发现，瓦萨里的“disegno”概念表面上关涉各种对各种视觉元素合乎比例的表现，但背后所指，却是“自然万物的形式或理念”，从而回到了柏拉图的艺术“模仿”理论。在柏拉图的哲学观念中，画家的“床”是对木匠的“床”的模仿，木匠的“床”则是对“床”的“理念”的模仿。因此，艺术与真实（理念）便是隔着三层，甚至低于工艺。但即使如此，柏拉图仍然认为，艺术家“试图在其作品中尽可能恰当地表现出‘理念’，他们的工作甚至可以作为立法者的范例”。这似乎又表明，“理念”宜于在艺术活动中显现自身。正因为如此，无论是古典时期，还是文艺复兴时期，柏拉图以之推断出艺术活动之低微的“理念”，相反却成为了艺术再现理论的重要概念。瓦萨里对“理念”的借用很自然地建立在这样的理论传统之中，不过，“disegno”与“理念”的这一牵连，可谓意义重大。它已经不再在于突破单纯的“素描、描画”之意，而是在赋予“disegno”一种神秘的意义。

在柏拉图，神是最大的创造者，是他创造了床的“理念”，从而给予了木匠和艺术家模仿的对象，而木匠和艺术家所做的对床的“理念”的模仿，也因为“分有”了床的“理念”而“分有”了神的创造，从而使自己也成为了创造者。柏拉图在这里实际上已经在神的创造与艺术家的创造之间建立起了联系。一直以来，创造（Creativity）这个概念只与神有关，“是一个神话概念”(注:Perspectives in Education, Religion, and the Arts［C］, eds. Howard E.Kiefer and Milton K.Munitz. Albany, N.Y., 1970:302. )。16世纪的思想家们试图从神学传统中找到证据来支持“艺术创造”和“上帝创造”之间的联系。最为有力的证据是获得经典的支持。《旧约全书》创世纪的第一句话“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原文希伯来文“创造”是br'或者作bara，这个词专属上帝的行为。在公元前3世纪中叶由犹太学者译成希腊文时，“创造”被译为poiein，poiein正是poetry（诗歌）一词的源头。公元405年哲罗姆根据希腊文《圣经》译成拉丁文本《圣经》（通称通俗拉丁文本《圣经》），“创造”又被译为creare，拉丁文creare正是英语creat（创造）的来源。所以权威的英译本将“起初上帝创造天地”译为“In the beginning God created the heaven and the earth”。通过这个对圣经翻译史的追寻，使上帝（God）、创造（Poiein）、做诗（Poesis）、诗人（Poet）和创造（Creat）之间的神秘联系被彻底发现。(注:详见邵宏著《美术史的观念》，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98－100页。)这其实也正是瓦萨里一方面称“disegno”为“一切艺术”的“父亲”，同时又称“创造”为“一切艺术”的“母亲”的原因。

至此，“disegno”与“理念”、“创造”的关系被建立起来。显然，它已经具备了更多精神层面的意义，甚至是神秘的意义。无论如何，以此为核心范畴的艺术与制作的分离、艺术的地位之不再低微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了。

二

如果“disegno”的意义仍然停留在“素描”（drawing）之上，那么，它显然不足以成为提升艺术地位的核心概念，而早为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们所抛弃。如果“disegno”仅仅作为艺术的核心范畴，那么，它也只能够是艺术理论中的一个相对重要的概念，而不能够成为现代设计（design）的源头。

瓦萨里说得很清楚，“disegno”关乎人的“心智”与“内在的观念”。“内在的观念”显然是一个极为宽泛的概念，与此相应，“disegno”也就具有着意义上的开放性。瓦萨里之后的费得里戈・祖卡里（Federigo Zuccari）、贝洛利（Bellori）和洛马佐（Lomazzo）等人，在他的基础上继续深入，干脆认为“disegno”与“理念”相同，使其成为一个更为宽泛的概念。祖卡里写有《雕刻家、画家和建筑家的理念》（L’idea de’scultori, pittori e architetti, 1607）一书，他在书中将“disegno”分为“disegno interno”（内在设计）与“disegno esterno”（外在描绘）。前者即为“理念”，是“在我们心中确立起的一种概念，它能帮助我们精确明晰地识别出任何事物，并且在实践中与所意图的事物符合一致”(注:参见潘诺夫斯基《理念：艺术理论中的一个概念》，高士明译，范景中、曹意强主编《美术史与观念史》第二卷，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26页。)，为了强调“disegno”与“理念”之间的联系，他甚至认为“disegno＝segno didio in noi”（上帝在人心中）。而“disegno esterno”则是借油彩、石材、木料等媒材来实现“理念”的行为。祖卡里的这一区分影响十分深远，法语“dessein”（设想、计划）和“dessin”（描画）两个词，正是直接来源于祖卡里的“内在设计”与“外在描画”。而1588年的牛津英文辞典首次收录的“design”一词，意为“由人所设想的一种计划，或是为实现某物而做的纲要；为艺术品、应用艺术品所作之最初图绘草稿，规范一件作品的完成。”也是包含有两个含义在内。从中，我们不难看到“disegno”与现代设计（design）之间这种语源学上的牵连。(注:参见田春、吴卫光著《设计概论》，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当然，瓦萨里、祖卡里还只是从自己的角度去阐释“disegno”，他们更多地是想以“disegno”来实现对艺术传统的改变。不过，这个改变在客观上也同样为现代设计的出现铺平了道路。

瓦萨里的一个重大动作，是以“disegno”的名义，在1563年带着一批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脱离原来所属的手工业行会，成立了佛洛伦萨设计学院 (Accademia del Disegno)，这便是西方第一所美术学院。瓦萨里对“disegno”的规定，即它与“理念”、“创造”的联系其实已经奠定了艺术与手工艺之间的分离，脱离行会不仅使艺术家获得了自由，更重要的是，学院教育首次用透视学、几何学、解剖学等理论科目替代了旧有工匠作坊里师傅对徒弟的口传身授。这无疑是一个极为重大的转变，但可惜的是，行会体制仍然存在，也仍然存在极大的权威性，学院很快成为一个新的（艺术）行会，几何学、解剖学等课程只是作为辅的课程，甚至在7年后（1570年）即被停止。瓦萨里的初衷显然并未得到实现，他因此而退出了“设计学院”。即使如此，学院一旦进入艺术领域，亦即人文主义思想一旦进入原本作为技艺的艺术领域，就不可能再退出去。瓦萨里之后的祖卡里竭力主张重整设计学院的教育，要求将教学与经营管理完全分开，希望把学院的正常活动限定为教学活动；尤其强调理论科目，注重讲座，甚至还要给优秀的学生颁奖。15年之后（1593年），当祖卡里成为圣路加学院的院长之时，他将这些措施一一加以实施。如他重视艺术理论问题的争论，用每天午饭后一个小时来做理论探讨，每两个星期开一次全体会议等等。如此种种努力，显然都可以轻易地与今天的美术（设计）学院的教学活动联系上来。

设计（美术）学院体制的建立，提供了一种不同于行会（guild）的新的艺术教育模式。以“disegno”为名的学院，所重视是对与材料、制作工艺无关的临摹素描（disegno）的教学，即是纯粹纸上功夫的训练，直接开启了其后美术学院素描教学体系的确立，形成了与行会师傅（Matrise）训练模式的对立。而摆脱了旧式行会限制的艺术家，开始作为一支主要的力量参与到设计活动当中，如拉斐尔、米开朗基罗和瓦萨里等，他们在自己从事设计的同时，还为了满足当时社会对设计的广泛需求而培养训练了一批专门的设计师。这显然已经不仅仅意味着艺术与手工艺的分离，而且关乎到设计与制作相分离、日益走向独立的行业的问题。所以，“disegno”概念的出现，不仅在推动着艺术的进步，同样也在极大地推动着设计向前迈进。

三

回顾这段历史，可以清晰地发现，设计与制作的分离，关键在于“disegno”被认为与“理念”、“创造”相关，从而成为一种关乎心智的内在观念。而以“disegno”为名的学院在实施专业教育之时，也就理所当然地以理论科目、讲座、理论探讨作为主要形式，从而远离技艺制作。在中国目前正日益从制造大国向创造大国转型的背景之下，最初的美术（设计）学院这种对精神性观念的强调，对于我们去思考如何改变我们思想观念，进行我们创意人才的培养，如何从制造走向创造，不啻有着直接的借鉴意义。

瓦萨里的“disegno”隐约表明是上帝的“自然万物的形式或理念”的再现，进而在祖卡里认为“上帝在人心中”开始，人在创造的一瞬间，再现上帝理念的人就是“上帝”。因着“disegno”概念的确立与发展，导致设计与技艺制作的分离，设计再不仅是作为一种工匠之技艺，而逐渐发展为引领人类创造的“理念”行为；从表象的背后看到的其真正的意义是人文及科学思想在与劳动技艺的相互依存的混沌中得以分离并自由发展，反过来自由心灵的创意思想对创造活动的作用地位渐渐得以明确与提升，精神文化的地位与价值得以进一步确立与彰显。以点窥面，自文艺复兴之始，人的精神性的解放，人文主义思想的丰富与发展，极大地激发了人的创造性，带来了科学、文学、艺术的普遍高涨。这种人文主义思想精神深深植根于欧美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两百多年来，它带来了西方世界科学、文学、艺术的辉煌发展，获得政治、经济强势地位和其文化自信。

依着这段历史背景走进当下我们的国情，近二十多年来，我国的经济获得巨大的发展，但至今主要依赖的还是制造业，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制造大国”。然而，中国成为制造大国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产品价格低廉，但低廉的价格绝大部分并非出自技术创新和自主设计，而是廉价的劳动力。直至现在，我国制造业一直没有走出引进―模仿―生产―再引进―再模仿的怪圈，没有更多的自主创新设计，更多的只是模仿和改进。但是，随着国内资源环境恶化，主要依赖廉价劳动力、占有大量资源，仍然停留在简单的模仿和低附加值的重复生产的简单再生产已不能继续支撑中国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制造”的低成本已不再是竞争优势。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凡是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国家，都有着将自然、人文及社会科学紧紧地融为一体的发达的创意产业。从他们的成果的背后，让我们看到的应不是先进的技术的本身，而更多的应是植根于始于文艺复兴人文精神内核的观念思想引导的技术创新和技术与文化交互作用所酿生的新的文化价值。历史学家戴维・兰德斯在《国家的穷与富》一书中断言：“如果说经济发展给了我们什么启示，那就是文化乃举足轻重之因素。”著名文化人类学家马林洛夫斯基：“在人类社会生活中，一切生物的需要己转化为文化的需要。”国与国经济的竞争，说到底还是国与国文化的竞争。我们的制造业呈现的模仿引进的怪圈，在其它行业及设计界同样如此；技术创新和自主设计的缺失从现象上看好像是创意人才的缺乏（尽管我国各类院校有如此众多的相关各种设计的院系），现象背后却是由于历史、体制、教育等导致的我们的创意人才人文思想及由其培育的创新精神的缺失，因而面对西方科技与文化的强势，基于对短期经济利益的追求，我们缺少对本土文化的自信和理论创新的勇气，这一方面进一步使企业丧失自主设计创新的信心和能力，一方面导致设计教育的基于对生产服务的急功近利，成为资本和技术的附庸，这种创意者与制造者的关系内在里重现的是类似文艺复兴时期前艺术家与行会的关系，这势必是一种恶性循环。

第6篇：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的关系范文

摘要：新古典主义是发生在十六到十七世纪欧洲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处于暂时妥协的一次思想文化潮流。它和“老古典主义”有密切的关系。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艺术家拉斐尔与新古典主义杰出画家安格尔的艺术创作也有着密切地联系，作为新古典主义的代表人物、拉斐尔的崇拜者安格尔，在其绘画形式和绘画语言上，既固守了古典主义的传统，又有了新的突破。

关键词：拉斐尔 安格尔 古典主义 新古典主义

[中图分类号]：J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1)-18-0128-01

一、对古典主义油画的概述

古典的绘画，发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绘画艺术，欧洲艺术史上曾经历过三次学习古典艺术的浪潮:第一次是文艺复兴时期，第二次是17世纪学院派绘画，第三次是18世纪末――19世纪的法国新古典主义。作为西方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思想文化运动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以发掘古典文化，研究希腊、罗马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追求科学求实精神的思想为先导，古典主义大放光彩。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都创作出感人的古典主义作品，被奉为古典绘画的鼻祖，特别是拉斐尔，被后世画家奉为不可逾越的偶像。16世纪末文艺复兴的艺术出现了衰退现象，到17世纪初，意大利学院派艺术、巴洛克艺术和卡拉瓦乔画派成为了主要的艺术流派。学院派绘画主张继承先辈大师的艺术传统，并强调绘画中的最高标准便是文艺复兴的古典主义绘画写实的特点，深深地影响了古典主义的发展。17世纪的法国古典主义，崇尚古典精神，以希腊、罗马的艺术为典范表现出严正、高贵、酷爱秩序的特点，推动了古典绘画和学院派的发展。整个18世纪艺术几乎都是在古典主义思潮影响下度过的。欧洲各国纷纷效仿法国建立美术学院，学院派成了正统艺术。到了18世纪中叶，古典主义艺术思想被庞贝古城的发掘和温克尔曼《古代艺术史》的发表所激励，欧洲对古代美术的兴趣又掀起了一阵。这又为西方古典主义艺术的普及，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18世纪，法国绘画在造型艺术中取得了压倒一切的地位。新古典写实绘画以历史上的古希腊、罗马作为借鉴，狂热地崇拜古典艺术。

二、拉斐尔与安格尔绘画艺术中的绘画语言特点

拉斐尔(Raphael Sanzio，1483―1520)，作品一直被人们视为古典美术精神最完美的体现。安格尔称他是绘画之神。拉斐尔是西方美术史上最擅长塑造圣母形象的大师。他那一系列圣母像，把感性美与精神美和谐无间地统一起来，从而传达出人类的美好愿望和永恒感情。平易近人、亲切自然是拉斐尔作品的最大特色。在他笔下，深刻的知识和精心的推敲全溶在用流利线条构成的轻松自如的艺术世界中，纯真优美、庄重自然、明快清晰、和谐简洁，这些古典美术最推崇的品质，在拉斐尔身上获得了最鲜明的体现。因而，那些推崇古典风尚的美术家，都把他当成理想的楷模，恰如雷诺兹说的:他本人成为所有后代画家的样板。

代表作品：《美丽的女园丁》(约1606)，拉斐尔以圆润流畅的线条把圣母、耶稣和圣约翰的优美形象和谐地组合起来，创造出充满人间气息的、亲切的神的世界。这一世界远离了中世纪的精神，它那纯洁、明朗、单纯、自然的情韵更接近希腊的精神。

作为新古典主义的代表人物、拉斐尔的崇拜者安格尔，在其绘画形式和绘画语言上，既固守了古典主义的传统，又有了新的突破。向文艺复兴早期艺术家学习的时候，安格尔并没有完全追随。他认为早期艺术家们没有看到中间调子，没有观察到亮部和阴影里面的一切细微之处。他认为必须使人物形象能够转动，对安格尔来说，浮雕效果是通过在物体表面的所有部分巧妙细致地上阴影的办法达到的。同时，在用色上，他不画透明的阴影，而是把阴影涂得比较厚，并且在阴影里加了白色，例如从现藏卢浮宫的油画《瓦平松的浴女》上我们可以看到他用色就比较厚。他油画上很少用当时流行那种有光泽的褐色，并且当油画表面上的调色油被光线吸收后，就去掉了那种发紫的反光，呈现出一种金黄色的调子，同文艺复兴最出色的作品十分相似。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画益发美丽。这些油画技法从他一系列的宫女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三、拉斐尔与安格尔绘画艺术中的绘画观念异同

在拉斐尔的绘画生涯中，当时的题材即是历史插曲，是对现实中一个片段的描绘。可是，在安格尔看来，题材、自然、模特儿，都只是进行独特创作的依托而已。在一幅安格尔的作品里，题材不是轶事，而是构图。1842年安格尔的《路易十三的誓言》一画受到官方的赞赏，他对古希腊罗马的艺术和文艺复兴时期大师的作品倍加推崇，不惜直接借鉴其构图和形式。安格尔对政治、宗教不感兴趣，他把对美感形式的追求代替了对事件的关注。

四、总结

虽然安格尔直接师承大卫，但是在他的画面中有更多拉斐尔的情调，拉斐尔笔下的圣母是美丽的世俗妇女形象，在她们身上体现出慈爱、善良、温顺的优良品质，还略带几分贵族的高贵气质，如他的《西斯廷圣母》，就像一首优美的颂歌，将圣母的端庄和世俗的爱融为一体。拉斐尔的画面上始终洋溢着明净的色彩、柔和的光线和宁静而优雅的节奏感。拉斐尔的优美、诗一样的绘画语言启蒙了安格尔，并且这种风格影响了安格尔的一生。安格尔的绘画风格与拉斐尔如出一辙，画面上洋溢着的也是明镜的色彩、柔和的光线和宁静而优雅的节奏感，如上文提到的《瓦平松的浴女》。安格尔在罗马期间认真研究文艺复兴时期大师们的作品，在这些绘画大师的基础上，安格尔绘画中的线条更加简练和概括，从而更多的呈现出独特的艺术个性。

参考文献：

［1］ 朱伯雄编著.世界美术名作鉴赏辞典[M].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

第7篇：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城市 旅游管理 游客 人文关怀

加强对游客的人文关怀在城市旅游管理中的现实意义

城市旅游是指以现代化的城市设施为依托,以该城市丰富的自然和人文景观以及周到的服务为吸引要素而发展起来的一种独特的旅游方式。国内外的旅游城市为了发展旅游,提高城市竞争力,纷纷凸显特色。目前,许多旅游城市在深化创优中,着力打造城市旅游品牌,而这些都必须基于实现对游客“人文关怀”的基础之上。

人文关怀,发端于西方的人文主义传统,通常意义上是指源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精神。欧洲的中世纪是一个非常黑暗的时代,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等伟大的科学家都在那个时期遭到了宗教法庭的严酷迫害,甚至被活活烧死。欧洲文艺复兴的本质就是以人文主义去猛烈冲击宗教神权的束缚,解放人的思想,恢复人的尊严,实现人的自由,从而释放人的创造力。文艺复兴给欧洲带来了深刻的变革,也给世界留下了灿烂而宝贵的文化遗产。其实,人文关怀并不是抽象的,它既是一种社会的理想,又体现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它是涌动在人们血液中的一股暖流,它会让人们在黑夜中望见火光,在寒冷中得到温暖,在孤独中获得力量,在绝望中看到希望。

人文关怀,其核心在于肯定人性和人的价值,要求人的个性解放和自由平等,尊重人的理性思考,关怀人的精神生活等。在思想政治工作视野中,人文关怀是指尊重人的主体地位和个性差异,关心人丰富多样的个体需求,激发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总而言之,关注人的生存与发展就是人文关怀,也可以说,人文关怀就是关心人、爱护人、尊重人。

人文关怀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同时也能反映人们自觉意识的提高。人文主义是以人为本位的世界观,集中体现为对人本身的关注、尊重和重视,它着眼于生命关怀,着眼于人性,注重人的存在、人的价值、人的意义尤其是人的心灵、精神和情感。人既是社会的主体、历史的主体,又是自身存在的价值主体,人不同于一般的“物”,它的根本是“内在”而非“外在”,因此,文明建设的根本是精神。人文精神倡导把情感看作人的基本存在方式,社会要关注人的精神状态和内在需求,避免人的异化。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物质文明的进步使人们的衣食之忧得到解决,市场化为人们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与物质的享受,但市场经济的实用性与功利性特征,又导致了人文精神的弱化和消解。所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现代社会的激烈竞争中,一方面是人们对精神情感关怀的迫切需要必将替代对物质生活的迫切需要,另一方面却是这种需要与社会所能提供的产品之间的深刻矛盾。因此,在1994年1月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同志对宣传工作提出了“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要求,这一思想立足于人的自身建设尤其是精神文明建设,具有深远的意义。从这一点来说,走进市场与人文关怀并不矛盾,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互动的。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旅游业本质中的人文属性日益凸显。旅游业的发展首先是基于一个物质和文化发展的社会――可自由支配的收入和闲暇时间构成旅游的物质条件,由文化精神需要驱动的旅游动机构成旅游的文化基础。当前旅游业的表现形态,侧重于人的体验、欣赏、情感表达等方式,以及由此传递出的消费需求信息,使各类旅游服务、市场、营销、规划策划、产品生产、组织管理等都建立在对其中涉及的旅游者的各种关注和需要的满足之上。经济学学科范围内对旅游消费行为的阐释已经显得力不从心,需要向更深层的“以人为本”的方向回归。旅游业必须符合旅游活动者在生理、物质和自然维度上的规律,如衣食住行的物质需要规律,人体生命新陈代谢的规律,生理力量发挥的限度的规律,对物的需求的“边际效应”规律等,更重要的还在于人的生存发展在社会、心理、精神维度上的特性,比如人格尊重、自由创造、自由发展的规律等。旅游业只有符合这些规律,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旅游者的精神力量,旅游业走向人文关怀的特质才能最大限度的释放。

第二,旅游业发展由经济上供求关系的矛盾逐步深入到人文体验。从人性的角度看,旅游需求的差异不仅体现为休闲时间的多少、经济实力的大小,而且与每个人的文化背景、经济背景、宗教背景、身体条件、个人好恶等都有联系。从心理学角度看,人不是单纯的经济动物,人的精神需要的获得和满足,才是人类的本质。从消费的角度看,生活与生产用品的消费,是用以维持人的生存和发展的,而旅游消费,希图达到的是对文化精神产品的拥有,满足的不是外在的需要,而是内在的心理满足,内心中欣赏、愉悦的需要,由我对“物”的消费达到“物”对我的完善。从行为学和社会学角度看,旅游活动一方面可以体验、娱乐、消费,支持有效的经济参与,另一方面通过经济参与“买来”旅游,成为经济回报的一部分,所以旅游消费的“再创造性”使得旅游成为经济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经济供给的角度看,物质消费不再是旅游经济的最终目的,经济“人文化”表现在经济学从强调对“物”的合理配置发展为认识到仅是物的配置已经不够,旅游经济逐渐从关注有形资源向关注无形资源扩展。

第三,走向人文关怀已经成为当前旅游业发展转型和产业优化的标志。人文关怀是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从基本生存需要到精神文化需要,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着重点不同。在前一阶段,旅游业繁荣的表面掩盖了生态环境和遗产文化的毁坏,无视游客的陋习和素质问题,忽视了旅游消费精神价值和文化内涵的缺失等。当前宏观经济增速放缓,旅游经济渡过起步增长期,正是调整旅游业航向的时机,应迅速纠正以追求经济利益而付出人文代价的心态,引导旅游活动全面转向文化经历、体验、传播、欣赏的过程,远离炫耀、从众、畸形消费。旅游业的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关,并且日益依赖于人们在具有深刻人文特征的自由时光和休闲中能够享受创造性的休息、度假和旅行的自由。旅游业建设从有形资源、设施和环境的硬件改善,逐步转向人文、环境与社会精神等的全面发展。

在城市旅游管理中对游客实施人文关怀的途径

旅游业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人的需要,促进人的全面进步与发展,因此,以人为本是导向,着眼民生是落脚点,具体体现在对资源可持续利用负责,对环境保护和文化传承负责,对旅游者权益负责,对大众民生利益负责等。旅游业走向人文关怀,既要关注人民的物质生活和需求的满足,更要关注人民的精神生活和权益的满足;既要关注作为个体的人的成长和发展,又要关注作为总体的社会的安定和进步。

第一,旅游业在区域社会财富再分配中扮演重要角色。目前旅游业被确立为西部地区的优势特色产业,中部地区的优势升值产业,东北老工业基地资源型城市的重要接续产业和替代产业,并且日益成为一些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首选产业。

第二,增加就业是社区旅游业不容小觑的发展目标。社区旅游业发展中,通过增加就业,使得各层次利益相关者主动分享发展成果,尤其是妇女、年轻人、体力劳动者等就业市场中的弱势群体。通过旅游业不同层次的岗位就业,有利于解决社区人口的生存和发展问题。

第三,旅游业发展改善了生活环境,扩大了相关产业的社会效益。旅游业与文化、农业、工业、林业、水利、地质、海洋、环保、气象等相关产业和行业融合发展,支持节约环保、低碳发展方式,改善当地的生态环境。旅游业的发展有助于信息化、标准化建设,完善旅游地公共服务,建立旅游地文明、安全、友好的社会环境。

第四,旅游活动的教育和保健作用,成为个人人文关怀的首义。旅游活动的益智性、健身性、美育性、技艺性、交际性等特征,使得旅游对个人而言,不仅是寻找快乐,也可以在放松平衡中发展,提升人的价值,领悟生命的意义。

第8篇：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的关系范文

从起初的民法学界小范围内（少数几个学者之间）开始进行的论争，现在已经逐渐广泛波及到整个民商法学界，并逐渐引起整个法学界的关注。好戏已经开锣，按照中国最古老的戏剧表演体系——傩剧的演绎方式，那么就意味着没有消极的观众或旁观者，凡有兴趣者均可加入之。其中只有中心角色与边缘角色的差别。甚至，角色的差异也会在剧情的发展过程中被淡化。但是，民法典编纂论争非纯粹戏剧，它不接纳任意演绎者的任性，它要求规范的学术推敲和论证。在已有的论争中，我们已经感受到了博大、深邃、严谨以及灵性。因此，我担心我的边缘化角色与边缘化的观点（台词）不受欢迎。然而，我发现在论争的中心角色之间，在较短的时间之内已经产生了最可怕的同化或趋同化。同化就是已经达成了共识。如果真的像徐教授所讲的那样，只是“人文主义内部的派别之争”，那么，难道说号称“世界民法典编纂史上的第四大论战”，就如此迅速地草草地偃旗息鼓了？！或者说，人文主义已经在中国民法学界胜利了？！

可以观察到，这个同化的标志：一切民法（典）都是人文主义的。我们是否可以将该判断置换为这样的表述：所有的民法规范都是人文主义的。这个判断似乎说的是“应该”，而现实中却不尽然。

一、 立法中有没有物文主义？

例一：《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的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让我们尝试着进行解释：1、加害人侵害国家的财产，应当承担民事责任；2、加害人侵害集体的财产，应当承担民事责任；3、加害人侵害他人的财产应当承担民事责任；4、加害人侵害他人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样一个令人厌烦的顺次排列可以让我们迅速看到，法律优先保护什么。

不比较不知道。《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则规定：“因故意或者过失不法侵害他人生命、身体、健康、自由、所有权或者其他权利者，对他人因此而产生的损害负赔偿义务。”《德国民法典》的这一规定，“显然”与我国《民法通则》中的规定相异。然而，从技术的层面上看，我国的规定与德国的规定没有什么差别。我们甚至可以指责德国忽略了国家和集体，谴责这个拥有整体主义（日耳曼团体精神）传统的民族偏离了航向，德国的规定完全是个人主义者的论调，或者说原子化倾向。可是一旦我们越过了技术层面，就发现了不同。这种不同所反映出来的是观念上的差异甚至悬殊。

我们必须强调，中国的立法者其首要关注的是国家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2条，1982年颁行，1999年修订），《民法通则》第106条的规定，实质上是《宪法》第12条的一个具体化表现。在中国，国家利益被强化，保护国家财产的法律使命必然要使得针对国家财产的侵害行为首先受到追究。保护财产的法律条款处于显要位置似乎是合乎逻辑的。因此，逻辑的发展就是，侵害国家的、集体的和他人的财产被置于侵害他人人身之前来加以规定。诚如徐国栋教授所指出的，法律规定行文的次序就像梁山英雄交椅的排列顺序一样重要。它所彰明的就是优先与劣后，或尊与卑的关系。次序表达秩序。程咬金被瓦岗寨众英雄推举（实际上是尊奉）为皇帝，理由就是因为他是大哥。皇位就是天下第一把交椅。也就是说，将财产保护列于优先地位绝不是随意的，相反倒是刻意追求的。所以，“物文主义”是存在的，至少存在于《民法通则》之中。然而，认为仅仅存在于《民法通则》之中，是肤浅的。“物文主义”存在于观念之中。然后，它才体现在立法之中和司法实践之中。

至此，我们再一次看到了人类社会的悲哀：钱比人贵。让我们遥想当年。在十八世纪，欧洲工厂法是保护工厂主的法律。当发生工矿事故时，受害人要举证证明工厂主有过错，否则法律不予认定。这就是所谓“危险自担说”。马克思曾经严厉地批判资本主义的“吸血”和“榨取”，应该与存在这种法律原则有关。再往前看，在中世纪，意大利诸城市国家商业繁荣，如热那亚、威尼斯、佛罗伦萨等，商人们发明了一种新的商业组织形式——海上合伙（康枚达）。这种合伙中包含了一种新的要素：有限责任。凡有钱而不能、不愿或不敢到地中海（尽管相对于大西洋来说，它几乎是风平浪静的，但航海的风险依旧有：风浪、暗礁和海盗等）去冒险的人，均可以将自己的金钱投资到海上合伙中，投资人仅以其投资额为限承担生意风险。在这里，我们不打算进一步讨论有限责任原则的贡献和危害。我们要指出的是，海上合伙的分配比例，金钱投资人获取八成，而人力（包括生命、航海技能、贸易技能和勇气等）投资人只能获取二成。这两个例子都可以证明钱比人贵，即物比人珍贵。

因此，今天的所谓“物文主义”，只不过是由来已久的人类错误（误识）的再现。尽管经过了罗马法复兴的指引，尽管得到了文艺复兴的召唤，尽管受到了启蒙运动的启迪，尽管经历了宗教革命的洗礼，尽管这一切让我们确知发现了“人”，但几百年过去了，“人”还是被“器物”所排斥、遮盖甚至淹没。发现了这一点，我们应当善待人的权利，为权利而斗争，而绝不能为不人道的规则去辩护。

二、司法现状检讨

在中国司法实践中，人的尊严（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被剥夺而不能得到司法的救济与补偿，其实例可谓罄竹难书。以侵权行为法中的所谓精神损害赔偿为切入点，试看，例二：某少女与另一游客在王府井大街玩儿“高空蹦椅”，结果因蹦椅失控而滞留空中（离地15米）长达四十分钟，经消防队员解救方得脱险。事后，两受害人以受到惊吓为由诉诸法庭，共索赔精神损失费9万元。法庭判曰：该事故未造成实际损害结果，系纯心理健康受损，不符合有关精神赔偿的法律规定，故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我们且不讨论瑕疵履行的违约责任（毋庸置疑），也不讨论违约与侵权的竟合（不可排除）。常识就能指明经营者要赔偿。甘冒风险并不包括毫无预期的“滞留空中”。英美判例法系合同法认为，当事人一方违反约定而造成相对人失望、苦恼、精神痛苦、机会丧失等精神压力、惊恐，这些无形损失或精神损害，必须估计给付实质性赔偿。而英美判例法系合同法所确立的这一原则，并非针对如本例所述的侵害，而是针对雇主未经与雇员协商而擅自变更雇员的工作岗位的违约行为，即便工作内容和报酬丝毫未动，雇员因此而生的苦恼将获法律救济；或者游客未能依约享受旅游合同中约定的诸如烛光晚餐、篝火舞会等机会丧失，法律照例给予精神损害上的抚慰。依照法律的“举重名轻”原理，顾客被“滞留空中”当然要给予法律上的人文关注。

然而，在中国有大量的人身伤害（实际的），在精神损害上得不到法律的救济，遑论所谓“纯粹的精神损害”。尽管现代医学已经证明，精神损害也是实实在在的伤害。联合国卫生组织颁布的健康标准中就包含了精神健康。但是我们目前的司法当局所关照的仅仅只是“实际的”物质性损害。看样子，我们中国对人的尊严的认识，尚须假以时日。

三、扫描行政领域

近几年来，沈阳、上海、武汉、济南、中山、深圳等城市，先后出台了所谓新的“交通事故定责规则”。这些地方性行政法规，无一例外地是要贯彻“加大管理力度”的思路，彻底整治混乱的公共交通秩序。出发点（动机）无疑是好的。警方认为，机动车辆与非机动车辆和行人均享有公共交通设施的平等通行权。因此，在特定的地点或者区域（不包括高速公路），当非机动车辆、行人违章并发生交通事故时，机动车辆一方免责。尽管这些新的规则被新闻媒体戏谑地称为“撞了白撞”规则，尽管学者批评了“新规则”，但是它们都顺利地生效了，实施了。学者们分析并抨击了这些行政立法的反人文主义（反人道主义）倾向。但这些努力丝毫没有改变一些地方行政立法的轨迹。

针对这种地方立法，有的学者从《立法法》的角度审视其适法性，质疑其是否符合《立法法》的精神，并再次引起了有关违宪（司法）审查的思考。

让我们用眼球扫描一下其他行政行为：新城区开发、旧城改造及居民拆迁、城市道路建设及市容整治、垃圾处理、饮用水改造等工程，尽管给市民带来了方便和实惠，但是市民毕竟有时感到所得到的是“嗟来之食”，有一种被“呼来唤去”的感觉。而一些“面子工程”更是缺乏人性化色彩，是做给上面的人、外地的人、外国的人看的，比如有的北方城市要在其广场上营造所谓椰岛风情，而以金属锻铸的“椰树”代之。昔有“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的讽刺，而今则有“树，以钢为贵，木则不富”的揶揄。而那种树，在我看来，直挺挺、硬苍苍、铿锵锵、冷冰冰，毫无婀娜的飘逸感，将人类置于机器人的环境。一言以蔽之，浪费纳税人的钱。

如果搬运工对货物采取野蛮装卸的方式进行装卸，货主是绝对不高兴的。如果政府的行政行为也是如此唐突、粗暴，而市民得不到人性化关注，那么能够说政府行为的尺度是人文主义的吗？

社会的管理者（政府），在督导别人做文明市民的时候，是否要先以文明“包装”、“打造”、“夯实”一下自己？！驾车（正如牧羊）的人哪，请你礼遇那些行人，想一想不开车时，你也是一个行人。你握着方向盘时，要谨慎驾驶；当你步踱的时候，别人当会同样待你。黄金法则劝戒说：你要让别人怎么对待你，那么你当怎样对待别人。也许你说你不信教，这是你的自由，但是别人信教，这也是别人的自由。也许我们都可以不信“神的”教，但是我们必须信“人的”教。正如康德所言：人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任何手段。在人类社会的维度，人自身就是唯一的目的，这就是人的尊严。

四、人文主义：一种逐渐异化的观念

人文主义或者人道主义问题，是一个哲学命题。从人文主义最初的观念“人是万物的尺度”出发，人文主义即人道主义，英语谓之为“humanism”。在理解上，它是一个存在严重分歧或歧义的词汇。我们知道，语言的特征不仅具有共时性，而且具有历时性。而正是历时性特征，语言呈现出极其强烈的时代性。语言的这种特征具体到言语也是如此。一个概念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含义，这是由于不同的观念包含在其中。人道主义一语就浸染了不同的时代特征。在中世纪晚期，由于古典文化的教师们或学生们热衷于文艺的复兴，即一种向古代文明的回归。在这种回归中，古典研究中的“人性”被用来反对想象中的中世纪经院哲学的“野蛮性”。

学者指出，在拉丁语中，“野蛮的”（barbarus）是指外族的或者操其他语言的；而“人的” （humanus）是指人们熟知及有教养的。由于古典研究是“人的”，所以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的意大利人被称为“人文派”（umaniti）的。而实际上，关键的词是“人文研究”（studia humanitats）；而且有证据证明，意大利词“人文学派”（umanista）在十五世纪以前没有被使用过（最早出现于1512年）。人道主义的（Umanismo）一词甚至是更晚一些被造出来的。人道主义这个词的文学-哲学意义是在十九世纪后期才完全确立起来。

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所复兴的，是古希腊的人文主义或理性主义。然而，人类并没有回归古希腊。“古代文化仍是现代世界的实质性基因之一，它通过晚期中世纪文化和文艺复兴而成为近代世界的形成因素，尽管复兴的古代文化已不再纯粹，但正因为如此，新古典主义（或新人文主义）与宗教改革的交织关系，才使近代现象具有高度的复杂性。”起初，当希腊之风吹来的时候，我们能够感受到挣脱神权束缚之后的那种喜悦，人的发现就是人们重新找到了自己，自我意识开始走出“童年状态”，然而人类的世俗化的进程也就这样开始了。世俗化导致人类丧失神性，缺乏宗教上的、道德上的崇高感，于是失去了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信仰。于是，人类再一次失去了乐园：心灵的乐园。这一次的迷失较之于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被上帝抛弃，具有更为强烈的失落感，尽管这一次是人类主动抛弃了上帝。人文主义起初表现的是人的精神的解放，然后是肉体的解放。在基督教的神威之下，以宗教的观念来看，这种解放就意味着放荡、邪恶、。人的精神与肉体的解放，演变到今天，却已经变成了物质（器物）主义。当然这一演变过程是漫长的。人文主义最大的异化表现就是物质（器物）主义。人的物化，不仅是观念性的，而且是制度化的。

人文主义的物质主义化在19世纪就受到学者的批评。在20世纪上半叶，俄国的托尔斯泰就曾与中国的辜鸿铭讨论过对策：抵御现代物质主义文明的破坏力量。人文主义对物质主义的直接支持在于：人定胜天，理性的人可能支配、改造并战胜一切的万物。物质主义对人文主义的异化是从科学与艺术的分化开始的。这种分化催生了心智与心灵断裂。当我们重新评估人类的精神生活时，我们发现，人们的心智越来越发达，生活就变成了单纯的心智生活，一切都围绕着物质的占有与支配，而人的心灵却越来越苍白。当今社会之中，人们的空虚与无聊就源于心灵生活的贫乏，甚至丧失。经过新古典主义的改造，人文主义的要素之一：理性主义逐渐演化为工具理性主义。当弗朗西斯??培根揭示出“知识就是力量（权力）”之后，力量或者说权力就可以通过获取知识而得到。而对知识即权力的崇拜经常表现为对武力或暴力的崇拜，对武力的崇拜顺理成章地成为对武器的崇拜。进而，“战争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 of war）当然就是这种所谓进化模式的一个划时代的标志。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将战争工业化模式作了全面的演示和实践，最后以投向长崎、广岛的原子弹暂告段落。然而，1991年的海湾战争、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向我们所展示的战争模式，则是“E时代的E化战争”（借用徐国栋教授的妙语：E时代的E方法）。杀人的手法已经愈越精妙、精准。而这些成就难道与新人文主义（新理性主义）没有联系？试问，徐国栋教授的新人文主义是否与这种新理性主义一脉相承或不同？或者学者们已经敏感地意识到这一点。

也许，我宁可相信徐国栋教授所秉持的人文主义是一种所谓“新新人文主义”。那么，“新新人文主义”就应该是心灵生活的复兴。而民法典不具有拯救灵魂的功能，至少没有直接的功效。尽管我们可以对自己所热爱的专业抱以宗教般的热忱，甚至可以像拿破仑一样把《民法典》当作“圣匣”对待，但《民法典》毕竟是世俗生活的法典。因此，通过《民法典》来实现心灵生活复兴的“新新人文主义”方案是行不通的。否则，《民法典》就成为“新新约”。

五、突破单维度进路，放眼多维度

合同法为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立法经验，后来的立法本应在此基础上更加注重可操作性、科学性。但是，近几年，在负责起草物权法、民法典部分章节的时候，梁慧星教授说他深深地感到，民法典制定的科学化还不够：没有拟定立法方案，没有讨论民法典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指导方针、价值取向，还存在着由于个人因素人为破坏逻辑性的现象。梁教授说的“没有讨论价值取向”这段话引人深思。

我们必须追问什么是民法的观念或理念？罗马法、日耳曼法的理念是什么？法国民法的理念是什么？德国民法的理念是什么？英美法之私法的理念是什么？英国哲学家A.N.怀特海在其著作《观念的冒险》（Adventures of Ideas）中说：“在思考观念史的过程中，应该从我们头脑中清除出去，因为知识总是伴随着情感及目的等等附件。同时我们也必须记住，观念是有各种不同级别的区分的。因此，一个一般观念是以各种不同的特殊形式出现于历史上的，这些形式是为不同种族的、不同文明阶段的种种特殊情况所决定的。较高级的一般观念很少接受精确的语言表达形式。人们用适用于该时代的特殊形式来暗示它们。同样的，之所以有情感的伴随物，这部分地是由于人们在高级的一般观念中朦胧地感受到了某中重要的东西，部分地则是由于人们对观念呈现的特殊形式有特殊兴趣。一些人激动于某面旗帜、某首国歌；另一些人激动则是由于朦胧地感觉到了他们的国家所代表的那种文明的形式。对于大多数的人，这两种情感来源是混合为一体的。”（第5页）

笔者以为，中国民法典制定需要从四个维度进行深度思考：

第一，从政治维度上来看，民法中有政治，民法典草案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政治生活。民法在稳定私人生活秩序之后，政治也会稳定。例如，民法中对雇佣契约进行完善的规定会对公司的运行和社会责任产生作用。从政治维度，我们还可以看到民法典的政治目的和政治功能。卡尔。拉伦茨说：“《德国民法典》的制定，是1871年德意志帝国成立的一个政治结果。”（《德国民法通论》第15页）在此之前，德国的私法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而这种状态阻碍了德意志各地区之间的商业和交易，也阻碍了个法律区域的法学家之间的交流。（第17页）另外，我们不能忘记，德意志在1861年制定了《德意志普通商法典》，它是今天适用的、 1897年颁布的《德国商法典》的先导。甚至有学者认为，正是统一的商法典促进了德国的政治统一。或者认为，德国的统一是通过商法的统一开始实现的。因为商法最需要统一，而且最容易统一，商法的技术性决定了其统一上的方便。然而，我们追随德国法，却忽视了德国民法典在实现德意志帝国（今联邦）在政治上实现实质统一的历史功勋。我们应该学习德国法学家的政治智慧。1990年10月3日两个德国统一后，《德国民法典》适用于整个德国。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德国民法典对德国进行的第二次统一。我要质问的是，为什么我们不敢在探讨民法典制定的问题上提出：以民法典统一中国！

第二，从历史维度。我国民法学者能够古代法至现代法典中进行研究，但是许多基本的含义上因为历史的变迁多有不同。例如，“权利”在法国民法典中是指个人权利，到了德国民法典中受到日耳曼传统中的团体主义的影响，权利的主体包含团体权利。二战以后，现代民法的权利概念是个人权利为常态，社会公共利益为非常态。否则将会造成个人权利被湮没的后果。而且二战以后，又出现了许多新型的主体，如跨国公司就是一例，对其理解时就不能适用单纯的人的理解。因此，审视二战以后的变化，应当对人进行重新考察。

第三，从哲学维度上看，人是否享有天然的权利，这是自然法学派和实证法学派争论之点。我们认为，虽然在国家主义之下，实证法学的观点居于重要的地位，但是自然法学关于私人权利的维护上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自然人作为人，享有一种与生命、自由、财产相关联的天然权利。

第9篇：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的关系范文

例1 西方的崛起曾被视为世界历史中最引人入胜的历程之一。这一进程始于民主与哲学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出现，继之以中世纪欧洲的君主制和骑士制度，经过文艺复兴和大航海时代，结束于西欧和北美对全世界军事、经济和政治的控制。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人们只有在遭遇欧洲探险或被殖民时才会被提到，他们的历史也就是从欧洲的接触和征服才开始的。

然而，在过去的十多年中，一些历史学家对上述概括提出了颠覆性的认识。他们认为在1500年前后的经济、科学技术、航海、贸易以及探索开拓方面，亚洲与中东国家都是全世界的引领者，而那时欧洲刚走出中世纪进入文艺复兴时期。这些历史学家认为，当时的欧洲要远远落后于世界其他地方的许多文明，直到1800年才赶上并超过那些领先的亚洲国家。因此，西方崛起是比较晚才突然发生的，这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功于其他文明的成就，而不仅仅取决于欧洲本土上发生的事情。

――摘编自杰克・戈德斯通《为什么是欧洲？―世界史视角下的西方崛起（1500～1850）》

评材料中关于西方崛起的观点。（12分）

（要求：围绕材料中的一种或两种观点展开评论，观点明确，史论结合。）

解析 这一题是典型的观点评述题，题目要求“评材料中关于西方崛起的观点”，那么首先要在两段材料的两个观点中选择一个，这里就涉及到对材料的正确理解，材料的第一段倾向于认为西方崛起是西方历史发展的结果，而非洲、拉美、亚洲是被西方文明征服的，材料的第二段倾向于认为西方的崛起主要是西方历史发展的结果，但也受到其他文明成就的影响。在选择好了观点以后一定要把它亮出来，很明显材料涉及到东方和西方，那么答题时一定不能只答一方，史实一定要偏向多角度分析，把西方崛起的表现用具体的史实列举出来，把东方的从属西方或影响西方的表现也用史实列举出来，把单一的角度多元化，并在列举时有意识地进行对比，可以更好地论证观点。

点拨 一、审提问方式

1. 提炼观点提问。碰到这类的题目首先要分析材料，材料此时虽然都是客观史料，但却都指向一个明确的观点，所以碰到这一类型的题目时我们要注意提炼出正确的观点。这类题型的观点已经提出，一般给出包含着两种不同观点的材料，要求选择围绕一种观点或两种观点展开论述，这个时候必须有鲜明的观点。

3.动态提问。这一类的材料往往是客观材料，材料多半陈述的是史实而非具体的观点，所以在组织语言时要注意先联系所学知识归纳材料，在叙述完动态的过程以后再来进行原因的探讨和问题的升华。

二、亮明观点 亮明观点时用词一定要确定。比如我认为……正确、我认为……错误等。正确、错误之后一定要用明确的语句把你的观点表述清楚，要对材料进行提练概括，尽量不要照抄材料原文。（关键词可以抄下来）

三、分析评分标准，用史实来论证观点

1. 分析评分标准：

一般的评分标准分为三等

一等（12～10分）

①紧扣评论对象，观点明确；

②合理引用史实，进行多角度评论；

③论证充分，逻辑严密，表述清楚。（强调多角度）

二等（9～5分）

①能够结合评论对象，观点较明确；

②引用史实，评论角度单一；

③论证较完整，表述清楚。（强调史实）

三等（4～0分）

①偏离评论对象，观点不明确；

②未引用史实；

③论证欠缺说服力，表述不清楚。（强调基本理解）

2. 史实要注意多角度分析：

思路一：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社会生活。

如某题要求“评关于美国对外政策的观点”，两则材料分别提出了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问题，在运用史实的时候，就要从多角度来运用史实阐明观点。

思路二：内因、外因。

如某题要求“评论材料中关于我国民主形成的观点”，材料中讲到内部生成和外部生成的两个观点，在阐述时要注意分析内因和外因的问题。

思路三：国际因素、国内因素。

如某题要求“谈谈你是如何看待‘洋族’词的兴衰与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的？”必须要从洋族一词的外来性和中国本土的接受程度来阐述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问题，这样从国际因素和国内因素的考虑有助于在最后的升华认识时提出对外国事务的理性认识和对本国盲目崇洋和盲目排外心理的认识。

思路四：与该事件有关联的多个主体（国家或组织）等。

如某题要求“评材料中关于中国的崛起是对美国的潜在挑战的观点”，必须要考虑到观点中提到的双方，既要阐明中国的立场，又要解释美国的行为心理，联系史实要广泛。

四、用理论来论证这个观点或写总结性语言，注意升华。

观点一定要有头有尾，尤其是动态提问的观点，这个结论一定要结合这道题目的内容写出，一般不要照搬政治课所学的原理，但要以政治课上所学原理为思路、为依据，用历史的语言来表达。

答案 范文一：

观点：我认为西方崛起是西方历史发展的结果，非洲、拉美、亚洲是被西方文明征服的。

史实：西方的崛起的开端是新航路开辟、资本主义兴起。思想：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资产阶级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成为思想核心，民主科学思想逐渐深入人心。政治：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和改革运动，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确立。经济：工业革命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水平，又通过殖民扩张（外交）促使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初步形成。所以西方的崛起是西方历史发展的结果。

当西方崛起的时候，亚非拉各国相对落后。比如中国明清时期是封建社会由盛转衰时期，资本主义萌芽虽然产生，但发展缓慢，受以下因素阻碍：政治上专制主义达到顶峰；经济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外交上闭关锁国政策；思想上八股取士极大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和创造力。所以亚非拉被殖民侵略，被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所以亚非拉是被西方文明征服的。

范文二：

观点：我认为西方的崛起主要是西方历史发展的结果，但也受到其他文明成就的影响。

史实：西方的崛起的开端是新航路开辟、资本主义兴起。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资产阶级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成为思想核心，民主科学思想逐渐深入人心。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和改革运动，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确立。工业革命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水平，又通过殖民扩张促使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初步形成。所以西方的崛起是西方历史发展的结果。

中国古代文明长期世界领先，对西方产生巨大影响。比如：

经济上：中国古代农耕经济发达，综合国力在清前期以前一直世界领先。

政治上：古代的中央集权制度影响到欧洲，尤其是科举选官制度影响近代西方文官制度。

科技上：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传到欧洲，对西方新航路的开辟、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为西方资产阶级战胜封建势力创造了条件，促进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封建制度的衰落。

贸易上：中国古代陆上丝绸之路连接欧洲和中国，以及郑和下西洋，都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中国是世界贸易的中心，传播了中国先进的技术和文明。

（注：如果只答西方或只答中国，最多给一半分数。西方史实和中国史实至少要各有3个角度也就是6方面史实才可以得满分，如果少一个角度的史实就扣2分。如果只有一个观点加一个史实，只能算三等文）

1. 根据材料与所学知识回答问题。

有着传统经济社会结构的近代更生常常伴随着迷惘和阵痛。历史学家陈旭麓认为，在这一过程中，“除了旧生产方式逐步解体所产生的苦难之外，还应当有新生产方式破土而出的生机和朝气。如果忠实于历史唯物主义，就不能不承认：历史的主题应当是后者而不是前者。”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我们村里有一个老婆婆，年纪已经七十多了。她天天纺棉，每天纺成几两棉纱，她很少有停手的时候。到了晚上，我们还听见她那纺车摇动的声音。有一回，她对我们说：“我年轻时候，纺纱织布，利息（收益）倒不少。到了现在，厂里出的纱和布，又细又好，价钱又便宜。还有外国运来的纱和布，大乡小镇都有得卖。我的利息就远不如从前了。”她一边说，一边仍旧摇动着她的纺车。

――叶圣陶等《开明国语课本》（1932年初版）

材料二 我的家乡余姚离宁波不远。……老百姓现在已经能够适应新兴的行业，……任何变革都像分娩一样，总是有痛苦的，但是在分娩以后，产妇随即恢复正常，而且因为添了小宝宝而沾沾自喜。……女人已经不再纺纱织布，因为洋布又好又便宜。她们已经没有多少事可以做，因此有些就与邻居吵架消磨光阴，有些则去念经拜菩萨。……有些女孩则纺织发网和网线餐巾销售到美国去，出息不错。

――蒋梦麟《现代世界中的中国・民国初年》

材料三 旧时妇女织成布匹，经纬之纱，都出女手。自洋纱盛行，而轧花、弹花、纺纱等事，弃焉若忘。……此又今昔不同之一端，而生活中又少一技能矣。……女工本事纺织，今则洋纱、洋布盛行，土布因之减销，多有迁至沪地，入洋纱厂、洋布局为女工者。虽多一生机，而风俗不无堕落。

――方鸿铠等修，黄炎培等纂《川沙县志》（民国二十六年版）

运用上述材料，结合所学知识，论证陈旭麓先生提出的观点。

1. 观点：我认为作者的观点正确。旧生产方式解体虽然产生了苦难，但历史的主题更主要的是新生产方式破土而出的生机和朝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