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的难点和瓶颈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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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乡村振兴的难点和瓶颈范文

“三农”工作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就要靠新农民,尤其是“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但是,目前在我国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中等职业教育的仅占0.13%;平均万亩土地仅有0.8个技术人员,万名劳动力仅有0.16个技术人员。农业生产一线急需的人才匮乏,农民素质低,已成为制约农村发展、农民增收的瓶颈,甚至成为影响农村人居安全的诱因,因此为农村培养急需的人才已是当务之急。以中等农业学校和农业广播学校为主体的中等农业职业教育是实现这一基本任务的主要力量。中等农业职业教育不仅是农技推广(管理)人才的摇篮,而且还是培训骨干农民的重要基地,是农业科技推广的生力军,在农业科研、推广工作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是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桥梁和纽带,所以在科教兴农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与价值,是其他教育层次和教育形式无法相比和难以替代的。

二、现代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呼唤中等农业职业教育的变革

(一)改变农业农村经济结构不合理状况,需要改革与发展中等农业职业教育

在资源与市场的双重制约下,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日益突出,转变农业发展思路,改变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已刻不容缓。农业经济增长必须由过去主要依靠“农业生产要素低水平重复扩张”转变为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农民素质、依靠先进适用技术的推广应用。据调查统计,在我国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初级职业教育或技术培训的占3.4%,接受过中级职业教育的占0.13%,而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占76.4%;目前我国农业科技推广人员只有130万,人员老化,素质偏低,专业技术人员所占比例不足60%[1]。如果不能率先在中等农业职业教育改革创新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发挥中等农业职业教育的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就难以改变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就难以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农业,从而实现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根本转变。

(二)农业的多功能性发展,需要拓展中等农业职业教育的领域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农业的多功能性日益凸显,特别是农业的水土涵养、生态保护、休闲观光、文化传承等功能,日益得到重视和开发。中等农业职业教育应当及时面向多功能农业,拓展教育领域,大胆改革专业设置、教学内容和培养模式等。随着我国现代农业建设进程的深入推进,中等农业职业教育应当建立与农产品区域布局相适应的办学格局,引导各办学机构紧密结合当地产业发展实际,巩固和发展自身特色优势学科。

(三)农民职业化加快的新趋势,需要改革创新中等农业职业教育结构

农业农村经济的加快发展,使得农民分工分业日益深入,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迅速发展壮大,一批新的职业在农业农村领域快速兴起。据有关部门调查结果显示:当前农业生产、加工、服务和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农村管理领域可以细化整理出种植、畜牧、水产、动物卫生、农机、农村经营管理、涉农企业、乡村旅游等8个行业203类从业人员。可见,农村产业发展和农民职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亟需改革与创新中等农业职业教育结构。

(四)农业生产的公益性,需要制订发展中等农业职业教育的激励政策

农业是我国的基础产业,具有明显的公益性,因而中等农业职业学校的运转、建设和发展必须依靠激励政策与财政投入。并且由于农业比较效益低下,工作条件艰苦,劳动强度较大,对农村“两后生”缺乏吸引力,需要国家从政策与财政上给予倾斜,切实从待遇、免除学费、补贴生活费等方面提高中等农业职业教育的吸引力,支撑其生存和发展。

(五)国家未来普及高中段教育的设想,需要中等农业职业教育发挥重要作用

到2020年普及高中段教育难点不在城市,而是在农村。受到生产、时间、地点和经济负担的多重制约,广大农民无法接受全日制中等教育,他们很难享受公平教育的机会。中等农业职业教育可以通过适当方式组织招生、教学,在农村务农农民接受农业技能教育、解决职业能力的同时也满足了接受中等教育的需求,而这恰恰是基础教育难以实现的。

三、发展中等农业职业教育的建议

要办好中等农业职业教育事业,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握当前我国加强和扶持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有利时机,加快中等农业职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一)理顺管理体制,强化政府职能

中等农业职业教育要发展,必须切实加强农业职业教育工作的组织领导,这是组织和宏观指导好农业职业教育工作的重要保证。各级农业行政部门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坚决杜绝“有利的事争着管,无利的事都不管”,共同为中等农业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健康发展继续发挥应有的作用。各级政府要把农业职业教育工作纳入当地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作为对主要领导干部进行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规定农业职业教育机构的地位和性质,明确农业职业教育的结构和标准;规定教育部门、农业部门和农业职业教育机构的义务和权利;鼓励地方和私人办农业职业教育等。加大省级人民政府对农业职业教育工作的监督和检查力度,而且应将之作为监督检查的重点。

(二)尽快启动农业职业教育立法

随着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推进,我国教育立法已经取得长足发展,先后制定并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等有关教育的法律以及一大批有关教育的行政法规、部门规定,教育正在走向一条法制化的发展轨道。但是,我国的教育立法同社会发展特别是现代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还远远不够,亟需制定针对农业职业教育的单项法规,具体规定农业职业教育机构的设置、教育经费的来源等,避免发展农业职业教育的盲目和波动[2]。为此,建议国家尽快启动农业职业教育立法,为农业职业教育发展创设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

(三)制定激励政策,鼓励中等农业职业学校招收半农半读学生

农民半农半读学习符合我国国情和农情,应鼓励农民就地就近学农务农。2009年河北、山东等省启动的“送教下乡”“双带工程”“农村大学堂”等均取得了明显成效。今后,中等农业职业教育机构(主要是中等农业学校和农业广播学校)应重点从当前农业从业人员里招收半农半读学生,对其进行中等农业职业教育。建议政府将农村籍全日制中职学生实行生活补助和中职农科专业实行免学费政策覆盖半农半读学生。

(四)强化农业产业就业准入制度,加快推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

实行就业准入制度,推行农业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是落实“科教兴农”战略方针、提高农业劳动生产力水平的重要举措。把农业职业教育与职业资格标准相挂钩,对促使农业职业教育逐步走上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具有重要意义。建议由中等农业职业教育机构承担对在职农民的职业资格培训和鉴定。主要对象是在农村有一定产业基础、有进修学习要求、具备一定学习能力的骨干农民、核心农户和大户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从业人员等。同时,应设立土地流转、规模经营门槛,规定必须获得职业资格证才有承包经营权,才给予他们在金融和农业产前、产后服务等方面享有优先权。

第2篇：乡村振兴的难点和瓶颈范文

关键词：产业布局；产业发展；城镇化；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26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8131（2016）04008309

“十二五”时期，中国产业发展环境出现若干重大标志性变化。“十三五”期间，这些重大标志性变化仍将进一步深化，并对“十三五”中国产业发展产生深刻影响。科学研判这些变化，有利于“十三五”中国产业发展更好地坚持问题导向，廓清产业发展理念，优化政策取向；也有利于更好地理解影响中国产业发展的重大战略、重大工程、重大举措，着力解决突出问题、补齐明显短板、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本文从城镇化、人口老龄化、投资消费以及国际经济形势等四个方面科学研判外部环境对中国产业发展的影响，以利于“十三五”期间积极适应并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

一、城镇人口超过农村人口，城镇化对产业需求和产业布局的影响日益广泛而深刻

2010年，中国年末总人口13.41亿人，其中城镇人口（常住人口）和乡村人口分别占49.95%和5005%本文数据凡未注明出处者，均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摘要・2015》和《中华人民共和国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相关数据整理。 。从2011年开始，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乡村人口，成为人口结构的主体和人口数量的主要增长点。同年，全国年末总人口13.47亿人，其中城镇人口占比上升到51.27%，较上年提高1.32个百分点，接近完成“十二五”规划预期目标（51.5%）。2015年，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达5610%。《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确立的目标是，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按照业已展现的趋势，到“十三五”末的2020年，中国城镇人口（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60%几无悬念。

随着城镇人口超过农村人口，城镇化特别是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对扩大有效投资和消费、促进投资结构转型和消费结构升级，进而产业转型发展的带动作用不断增强；城市化布局和形态变化对中国产业发展布局和形态变化的影响，也将日益广泛而深刻。因此，中国的产业发展应该更加重视引导产业优化布局和分工协作，促进产城融合发展。如增加城镇基础设施、住宅和公共服务需求，带动城市消费中心建设和创新要素集聚，借此降低产业创新成本和风险等。近年来，服务业日益成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引擎。但是，有些地区人口和经济布局过于分散，成为服务业发展面临的瓶颈制约。引导人口和经济布局适度集中，成为这些地区发展服务业的“必修课”。

姜长云：中国产业发展环境的变化及其影响

推进新型城镇化对中国产业发展和布局形态变化的影响，从2015年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和《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国发〔2016〕8号）精神可以看得更为清晰。未来产业转型升级和发展方式转变的进程，如果赶不上数量更为庞大、比重日益提高的城镇人口消费结构升级的进程，将难免受到产能过剩等问题的困扰，产业发展中传统领域供给过剩、新兴领域供给不足的结构性问题也会日趋凸显。随着城镇化的推进，特别是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长期影响中国产业发展的部分传统理念，也将日益丧失其存在的合理性。如“扩大国内需求，最大潜力在农村”，恐怕要被“扩大国内需求，最大潜力在城市，最大难点在农村”所取代。未来的产业政策如果看不到新型城镇化作为“最大的内需潜力所在”，不能把新型城镇化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和“重要的民生工程”，将很难走向成功。有些影响重大的政策理念也值得深入推敲。如今后“三农”问题到底是“重中之重”，还是“难中之难”，抑或兼而有之？

前文所说的城镇化率实际上是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用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度量。如用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即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中国的城镇化率则要低得多。以2014年为例，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4.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35.9%，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18.9%个百分点。蔡继明：《努力提高我国真实城镇化率》，《经济参考报》2015年3月9日。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低，是中国城镇化最为突出的“短板”。推进城镇化政策环境的改善，以及近年来中国人口特别是农民工流动向城镇地区集聚的趋势，也为推动户籍人口城镇化提供了良好基础。2010―2014年，中国农民工总量由24 223万人增加到27 392万人，外出农民工由15 335万人增加到16 821万人，在地级以上大中城市务工的农民工占比由63.0%提高到64.7%。资料来源：历年全国农民工监测报告，载于国家统计局网站（）。 因此，“十三五”户籍制度改革提速，可望通过带动人口集聚，促进消费需求的扩张和消费需求的集中化、品质化、高端化，为降低产业供求对接的成本和风险，为带动中国产业发展及其提质增效升级创造更好的条件。如人口和经济的集聚，有利于服务业的发展，增进服务消费的品质化和体验化。推进户籍人口城镇化的发展，对于扩大城镇房地产需求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人口老龄化提速、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占比下降，人口年龄结构对产业需求和产业成本（结构）的影响出现重大变化

“十二五”时期，中国人口发展的基本态势是：人口保持低速增长，少儿人口数量和占比在2010年陡降后趋稳，少儿抚养比从2011年的历史低位稳中略增；人口老龄化提速，老年人口出现数量扩大和比例提高趋势，老年抚养比增幅明显。因此，总抚养比从2010年的历史低位上升。2010年，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和总抚养比分别为22.3%、11.9%和34.2%，2014年分别上升到22.5%、13.7%和362%，可见，“十二五”期间劳动年龄人口的相对负担呈现加重趋势（张车伟等，2016，第1～20页），这为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提供了一个重要推手。

在人口总数不断增加的同时，老年人口（65岁及以上）占总人口的比重，2011―2015年5年间年均提高0.3个百分点。相比之下，“十五”、“十一五”期间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年均仅分别提高0.14个百分点和0.24个百分点。人口老龄化提速，不仅导致经济增长因难以利用人口红利而有所放缓，赛季（2016）的研究显示，日本、韩国和泰国在与当前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类似的阶段，经济都处于低速增长状态。还会带动健康养生产品和服务需求的扩张及社会需求结构的变化，乃至生产方式、消费方式的转变，并因此影响产业发展。从国际经验来看，老龄人口比率的提高，往往会推动对休闲、旅游、教育、通讯、卫生保健和护理需求的扩张（尼密・乔杜里，2007，第29页），降低结婚、购房、购车等消费需求，甚至影响大宗消费品消费需求的增速（赛季，2016）。“50后”等低龄健康老人的增加，还可能带动生活服务需求的精细化和品质化。近年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在中国引起广泛关注。从中长期看，中国最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群应该是健康养生产业群。人口老龄化提速，还容易助推产业消费需求的分化和多元化。因为相对于少儿和劳动年龄人口，老年人口的社会经验、生活阅历较多，闲暇时间较足，对老年人口的社会约束和管理手段较弱；这很容易导致人口老龄化程度越高的社会，对产品和服务的消费需求越容易出现分化和多元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特别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从中长期来看，这有利于减缓人口老龄化压力，增加劳动力供给；但在“十三五”期间，借此仍难以根本扭转人口老龄化的大趋势。据张车伟等（2016，第9页）的预测，到2020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将达1.83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3.1%；分别较2015年增加0.39亿人，提高2.6个百分点。

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2011年达到峰值、占比2010年达到峰值，之后呈现数量和占比双下降态势（见表1）。中国劳动年龄下限为16周岁，上限为60周岁，但不包括60周岁。蔡P等（2015）认为自2004年沿海地区出现民工荒后，中国的劳动力短缺现象持续存在，2004年是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此后劳动力短缺成为常态。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后，“十二五”期间数量和占比双下降，加剧了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的劳动力短缺现象，也推动了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十二五”期间，中国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从农民工月收入水平的变化上可见一斑（见图1，下页）。农民工特别是外出农民工数量增速放缓，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劳动力供给条件的变化（见图2，下页）。

前述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占比双下降的趋势及其影响，在“十三五”期间将会继续强化。张车伟等（2016，第9页）的预测显示，到2020年，中国15～59岁人口将达9.12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5.0%，分别较其预测的2015年数减少013亿人、下降2.3个百分点。受劳动力再生产周期的影响，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不仅难以增加“十三五”时期的劳动力供给，还可能因为有些夫妇为多生一个孩子，而减少“十三五”时期的劳动力供给。

值得重视的是，在劳动年龄人口中处于结婚年龄阶段的人口数量和占比，对社会需求总量和需求结构的影响往往较大。国家统计局网站提供的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中国平均初婚年龄为23.64岁，初婚年龄为20～24岁、25～29岁的人口最为密集，分别占58.7%和22.7%。20世纪90年代初期后出生的人口陆续进入这一年龄段。而20世纪90年代初期恰是中国人口增长的低谷期，这一时期的中国人口增长往往被称作“断崖式下跌”（赛季，2016）。这种主要结婚年龄段人口数量的减少，将会通过影响结婚、购房、购车和大宗商品消费等，影响未来相关产业的扩张。如增加工业“去产能”的紧迫性，加大房地产“去库存”的难度。

三、投资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出现转折性变化，培育产业发展新动力、拓展产业发展新空间的重要性迅速凸显

与“十一五”甚至“十五”时期相比，第一，“十二五”时期中国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明显提高，并超过资本形成总额的贡献率（见表2和图3，下页）。2015年，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4%，较上年提高15.4个百分点国新办举行2015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会，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2016年2月3日。 。最终消费支出包括居民消费支出和政府消费支出。2013年以来政府消费支出逐步得到有效控制和规范，由此导致居民消费对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越来越强。这与近年来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较快，并快于GDP增长有很大关系。第二，尽管投资增速有所放缓、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所减弱，但投资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不可轻视。除部分公共服务业以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少数新兴行业外，与“十一五”时期相比，“十二五”时期由于工业产能过剩、房地产库存积压等问题加重，大多数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都有所放缓。以2015年为例，在按主要行业分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制造业，房地产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以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为前四大行业，分别占32.7%、23.0%、10.1%和89%。这四大行业2010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分别为25.5%、31.4%、24.9%和20.4%，2015年分别为81%、2.5%、20.4%和14.3%。仅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略降，制造业，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降显著。

值得重视的是，近年来，第一，中国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均呈放缓趋势（见图4），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城乡消费需求的扩张，增加了产业发展的难度和产能过剩问题。“十三五”期间，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持续时间的延续，这种趋势还可能有所加剧。第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明显提升，很大程度上是由投资增长乏力被动带来的。近年来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放缓，就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这一点（见图5）。从图16可见，投资和消费拉动GDP增长的百分点在总体上都呈下降趋势，只不过投资拉动GDP增长的百分点开始下降的时间更早、下降幅度和波动性更大而已。第三，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持续，政府财政增收的难度显著加大，而在相关民生和防风险方面的支出却呈刚性增长趋势。在此背景下，增强政府投资有效性、激发民间和社会资本投入的必要性显著增强。因此，发挥消费对增长的基础作用、投资对增长的关键作用，培育产业发展新动力、拓展产业发展新空间，日益成为当前产业发展中亟待回答的问题。

图3近年来中国消费、投资和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和拉动

四、国际经济形势对中国产业发展的影响日趋复杂严峻，推进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培育对外产业竞争新优势日趋紧迫

随着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推进，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扩大，国际形势对中国产业发展的影响日益广泛而深刻。“十二五”期间，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低迷，经济复苏过程充满艰难曲折和风险隐患，全球经济结构面临深度调整，大宗商品价格和主要货币汇率波动加剧；尤其是2015年世界经济增速为6年来的最低点，大宗商品价格出现深度下跌；加之全球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国际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导致中国产业发展遭遇的外部冲击和影响增加，外部需求不振问题日趋严重。从图3、图6本图和图7根据商务部网站“商务数据中心”对外贸易相关数据整理，因原资料缺2011年货物贸易、2015年服务贸易数据，相关数据用对应年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代替，两套数据略有出入。 和图7（见下页）可见，除由于2008年开始爆发国际金融危机导致2009年、2010年中国货物和服务进出口受较大冲击外，相对于“十一五”的大多数时期，“十二五”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拉动作用明显弱化。2015年货物贸易的负增长情况，仅在2009年出现过。2015年，全国货物进出口总额较上年下降7.0%，其中出口下降1.8%，进口下降132%。同年，全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较上年增长146%，其中服务出口和进口分别增长9.2%和18.6%。“十三五”时期，尽管大宗商品价格深度下跌的问题可能会有所改变，但与“十二五”相比，国际形势对中国产业发展的影响在总体上难有根本改观，外部需求不振的状况也难有明显起色。此外，国际经济规则主导权之争的强化、各类安全威胁的增加和大国合作竞争关系的复杂化（陈和，2015），也会增强国际形势对中国产业发展影响的严峻性复杂性和不稳定不确定性。

近年来，欧美发达国家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力图摆脱以金融创新和过度消费为基础的增长模式，通过进一步增强本国在传统制造业优势环节的竞争力，培育高新技术引领、附加值更高且处于制造业价值链高端的新兴产业，抢占先进制造业制高点，增强国内实体经济实力，形成以出口带动和制造业振兴为基础的可持续增长模式（李廉水等，2015，第361、362页）。加之，部分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全球产业再分工，以及中国产业发展日益面临资源、环境约束增强和生产成本提高等多重挑战，因此全球产业分工格局面临重新“洗牌”，导致国家之间抢占产业竞争制高点的竞争日趋白热化。在此背景下，中国产业发展日益面临来自发达国家高端产业和发展中国家低端产业竞争的双重挤压。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蓄势待发，技术创新呈现信息技术、制造技术、能源技术、材料技术交叉融合、深度渗透、群体兴起的特点，导致许多领域处于产业化突破的临界点（冯飞，2014，第3页）。因此，中国产业竞争力不进则退，慢进也是退。

鉴于上述国际形势，“十三五”期间，中国传统产业特别是出口加工型产业发展和开拓国内外市场的难度及风险很可能继续加大；推进产业技术升级和创新能力提升、引导产业提质增效的重要性将更加凸显。顺应全球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潮流，促进要素和产权流动及优化重组，提高要素和人力资本质量，促进生产方式、产业组织方式和商业模式创新，借此引导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培育以技术、标准、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对外产业竞争新优势，将更为紧迫。

此外，“十二五”中国工业开放格局已经出现从“引进来”向同时“走出去”的时代转变，2014年中国已经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十三五”时期，随着“一带一路”等重大战略的实施和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推进，中国产业“走出去”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以中国企业为主导建立的国际生产协作网络，其影响将更为广泛深入地植入全球经济。这为中国企业通过参与全球竞争培育竞争优势、加快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提供了重要契机。

参考文献：

蔡P.2015.宏观经济政策如何促进更多更好就业[J].劳动经济研究（3）：331.

陈和2015.“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的基本特征[N].光明日报，20151118.

冯飞.2014.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国产业的历史性机遇[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

尼密・乔杜里.2007.服务管理[M].盛伟忠，马可云，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