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治思维与法律思维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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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论法治思维与法律思维范文

关键字： 公司，设立登记，营业执照

一、 问题的提出

我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16条规定：“申请企业法人开业登记的单位，经登记主管机关核准登记注册，领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后，企业即告成立，企业法人凭据《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可以刻制公章、开立银行帐户、签定合同，进行营业活动。”《公司法》第27条、第95条规定：公司登记机关对符合本法规定条件的，予以登记，发给公司营业执照；……，公司营业执照签发日期，为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日期。《公司登记管理条理》第22条规定：“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登记并发给《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即告成立。公司凭登记机关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刻制公章，开立银行帐户，申请纳税登记。”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我国把营业执照的签发作为公司成立的标志和开始营业的依据，而把设立登记作为公司成立即营业执照签发的前置辅助程序。所以“营业执照既是确立企业法律地位的合法依据，也是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合法证件和凭据，企业只有在企业执照核准的范围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才能受法律保护。”2从而使“营业执照的颁发被赋予了双重功能：注册企业主体资格的取得和营业资格的取得。”3结果是使公司设立登记的法律地位被弱化，而公司营业执照的法律地位被神化，并在实践中形成了公司设立登记与公司营业执照的二元冲突现象4.这使我们不禁会问：公司营业执照的功能真的如此强大吗？公司设立登记与公司营业执照的法律地位究竟如何？

二、 公司设立登记与公司营业执照法律地位的比较法上的考察

（1） 日本。日本《商法》第188条第1款规定：“发起人在公司设立时认购发行的全部股份的，须于第173条或者第173条之2的程序结束之日起的2周内；发起人在公司设立时未认购发行的全部股份的，于创立股东大会结束之日，或者第185条或者前条第4款的程序结束之日起的2周内进行股份有限公司的登记。”5日本《有限公司法》第13条第1款规定：“有限公司的设立登记，须有第12条股款的缴纳或者现物给付之日起或者前2条的程序结束之日起的2周内进行。”6但在日本《商法》和《有限公司法》中只字未提公司营业执照，公司经过设立登记得以正式成立，取得法人资格。经登记成立的公司，受到法律的保护。但“日本商法典第57条并未规定公司设立后的公告程序，与该法典第12所规定的一般的商业登记的程序在公告后才最后完成显然不同”，因为“日本在实务中通常无须公告，一般的理解也是一经登记完成就视为进行了公告”。7

（2） 德国。德国《股份法》第39条规定：“（1）在公司登记时应注明公司的商号和住所、经营对象、股本的数额、确认章程的日期和懂事会的成员。此外，应登记董事会的成员应享有何种代表权。（2）章程包含关于公司存续期间或关于授权资本的条款的，也应对此种条款进行登记。”第41条第1款规定：“在进行商业登记前，股份有限公司不作为股份有限公司而存在。在公司登记以前以公司的名义行为的人，负个人责任；数人行为的，其作为连带债务人负责任。”同时，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10条也规定：“（1）在进行商业登记时，应注明公司的商号、住所、营业对象、股本数额、公司合同的订立日期以及懂事的人选。此外，应登记懂事享有何种代表权。（2）公司合同包含对公司存续期间的规定的，此项规定也应登记。（3）在公布登记公告时，除登记的内容外，应列入依第5条第4项第1款所进行的确定，并在公司合同包含对公司公告的方式的特别规定时，也应列入此种规定。”第11条第1项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在登入公司住所地的商业登记簿之前，不作为此种公司存在。”8由此可见，在德国的公司法中没有有关公司营业执照的规定，如果登记法院对登记申请审查后，确认商事登记所必须的所有前提条件都已经具备，登记法院则可以将登记的事项在商事登记簿上予以登记，即认为商事登记已经履行，同时，法院必须将登记事项予以公布，以实现公示效力。9

（3） 美国。美国的公司设立程序简便快捷。虽然各州的公司设立程序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但美国《示范公司法》中规定了一些公司设立的普遍程序。10《示范公司法》第2.03条规定：“（a）除非公司章程中说明了迟延生效日期，否则公司组织章程归档之日公司便开始存在了。（b）州务长官把公司组织章程归档这一事实是一个确定性的证据，证明公司发起人在公司组成之前已满足了所有的条件非州通过某一程序取消或撤除公司的这一组成或者是不得不解散这一公司。”11美国《统一有限责任公司法》第206条（a）款规定：“组织章程或任何根据本法授权申报的其他归档记录必须使用（州务秘书）许可的媒介，必须提交（州务秘书）办事处。除非（州务秘书）认定一项记录不符合本法关于申报要求的形式，如果所有申报的费用已经支付，（州务秘书）应当将申报的记录归档，……。”第208条（a）款规定：“一个人可以要求（州务秘书）提供一份有限责任公司的成立证书或者一份非本州有限责任公司的授权证书。”12即有限责任公司的成立只需州务秘书把记录归档即可，不需其他证明，但公司可以请求州务秘书出具有限责任公司成立证明。13所以，股份有限公司从组织章程在政府归档之日正式开始存在。但有一些州，股份公司是从州务秘书或其他部门签发设立证书之日开始存在。14

（4） 英国。英国1948年《公司法》和1985年《公司法》都对设立证书（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和营业执照（trading certificate）作了规定，而1989年《公司法》对此没作修改。“从公司的设立证书上载明的日期起，公司开始作为一个法人实体而存在，并且可以立即行使设立的公司的各种功能。”如果是一个封闭公司（private company），则它可以从存在之日起开始营业；如果设立是就是一个公众公司（public company），则必须取得营业执照（trading certificate）才能开始营业。15“设立证书不仅是公司的诞生证书，证明一个法人的设立的事实；而且还是一个公司在遵守适当的‘产前’（ante-natal）程序后正当出生的最终证据”，“设立证书也是一个公司被授权注册的最终证据”。如果条件满足，登记机关必须发给设立证书，否则法院可以强制命令颁发。16但“在实践中营业执照（trading certificate）不经常被遇到。这是因为公众公司经常在开始时作为一个封闭公司而设立，然后当它们的懂事把他们的股份卖给公众或它们的控制股份的持有者希望出卖一部分股份给公众时被转变为公众公司。作为封闭公司，它们从成立时起就能开始营业，并且，当它们以后转变（为公众公司）也不需要营业执照。”所以，Jenkins委员会建议“公众公司和封闭公司之间在这方面（营业执照）的差异应当消除，结果是没有公司在它开始营业前应被要求获得营业执照。”17

（5） 其他国家和地区。在法国有办理企业手续的中心，有限责任公司的地位与其他形式的公司相同。公司在商事法院书记官处注册，书记官处签发称为“K bis”摘要（有限责任公司）或公司注册编号（SIREN）并在“官方民事和商事公告报”（BODACC）上公布通知（股份有限公司），这是公司成立的证明文件，公司是从注册之日起享有法人人格的。18瑞士《债法典》也规定“公司应当在其住所地的商事登记机关进行登记”，“股份有限公司在商事登记处登记后取得合法存在的权利”。19而对营业执照也只字未提。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1983年）第6条规定“公司非在中央主管机关登记并发给执照后，不得成立”。公司登记，必须核准发给执照后，始生效力。而2001年修订的《公司法》第6条改为“公司非在中央主管机关登记后，不得成立”。20明显取消了执照的签发。

从以上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公司设立登记在各国公司成立中处于核心地位。各国法律一般都规定公司从设立登记时成立并取得法人资格。虽然有的国家规定了公告程序，但它并不影响公司的成立；有的国家的登记部门在公司登记注册后发给公司注册证书，作为公司注册成立的证明；有的国家则不颁发此种设立证书，而只需在登记机关登记即可。因此，各国在公司成立中只有设立登记才是必须的。

第二，颁发营业执照只是个别现象。营业执照是公司营业的授权证书，在英国只有开始设立时是公众公司的，才要求取得营业执照，但这种要求在实践中并没有发挥很大作用。我国台湾地区以前也要求公司取得营业执照，但新修订的公司法明确放弃了这一要求。

第三，设立证书并不等同于营业执照。设立证书是公司法人因登记而成立的证明，而营业执照乃是公司经营权取得的证明。“在一般情况下，公司设立登记在先，公司营业登记在后。但对于某些特殊营业（如银行、信托业等），有时须先申请营业许可，否则亦不能进行公司设立登记。”21

第四，公司设立趋于简便、快捷。简便快捷乃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商法所追求的基本理念之一。商法在保障交易安全的基础上努力使程序简捷，以降低成本，促使效益的最大化。大多数国家都把设立登记作为公司的成立依据，公司从成立之日就可以开始营业。甚至在实践中还舍弃了公告，更不需用营业执照进行授权。

三、我国颁发公司营业执照意在何处

既然营业执照在其他国家并不象我们想象的那么重要，而在我国公司营业执照的地位却如此之显著。这使我们不禁会思考公司营业执照的功能究竟为何，颁发营业执照其意在何处，其真的能为社会带来福音吗？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国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公司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的主要记载事项有：企业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注册资金（资本）、经营范围、经营方式等。其中企业名称表明权利义务主体，住所是为了便于通知和纠纷发生时管辖法院的确定，注册资金（资本）表明公司成立时的信用基础，法定代表人表明公司在对外关系中有权代表公司的人，经营方式表明公司是从事生产还是服务或是何种销售等。相比之下，经营范围才是最重要的记载事项，它是公司企业的核心生命力之所在，设立企业的目的就是为了营业，其他事项都是为营业服务的。公司营业执照在我国被赋以重任，其主要功能有二：

第一，对公司颁发营业执照便于国家对公司进行管理控制。公司自从清末在我国诞生时开始，国家就主要是其制度的供给者和实践者。建国以后，公司又被异化为管理经济的行政化组织，其性质是计划经济链条的中间环节，其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专业化协作，扩大企业规模，实现生产集中，并最终实现国家对整个国民经济的高度集中管理并直接插手或控制企业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组建公司的动力就是为实现行政干预，直到《公司法》出台前，公司仍然没有摆脱行政机关附属的地位。22我国有关公司营业执照规定的法律法规都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制定的，自然也体现了国家行政管理的思想特点。如：扣缴或者吊销营业执照作为行政处罚的一种方式，直接决定公司的命运。

第二，营业执照中记载公司经营范围，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交易对方，维护市场交易的安全。强行性经营范围的规定当然是计划经济思想的产物，也是国家对公司经济管理的集中体现，国家对超越经营范围的交易不予保护。为了使交易对方清楚公司的经营范围，公司营业执照中明确记载了公司的经营范围，并为了外出携带的方便，工商行政管理局还给公司颁发折叠式的公司营业执照复本。

但我们不得不承认，随着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和与国际市场的接轨，在“经济人”追逐利润的驱动下，营业执照的上述两种功能越发显得苍白。

第一，扣缴或者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给市场造成了人为的混乱。我国《公司法》第27条、95条明确规定了公司营业执照签发日期为公司成立日期。这使得我国公司营业执照具有外国公司“设立证书”的作用，证明公司的成立。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即意味着公司成立被否认，即主体资格的丧失。但我国《民法通则》第46条规定：“企业法人终止，应当向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并公告。”据此可以认为在没有注销之前，公司仍然存在。然而，我国《公司法》第197条又规定：“公司清算结束后，……，申请注销公司登记，公告公司终止。不申请注销公司登记的，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其公司营业执照，并予以公告。”这又可以说明注销登记和吊销营业执照具有等同的效力，即公司主体资格的消灭。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法律适用原理，《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应优先适用。那么，这就会给实践带来麻烦。如果一公司在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仍然存在则其权利义务由谁承担？若发生诉讼，则又由谁作为诉讼的一方当事人？若由公司承担，则与公司法的规定（公司主体资格已经消灭）不符。为了解决此一问题，我国司法实践和学理上一般认为吊销营业执照是公司营业资格的丧失，而注销登记则是公司法人主体资格的丧失，所以公司在被吊销营业执照后注销登记之前，其作为一私法主体仍然存在。23虽然此种解释是颁发营业执照、吊销营业执照等一系列行政行为给市场造成混乱的较好的处理办法，但让我们觉得仍然不免有点牵强。毕竟公司存在的目的在于营业，可以说营业是公司生命的全部，如果公司不能营业，那么它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呢。其实，如果不颁发营业执照，就可以避免上述的混乱。把公司登记作为公司成立和消亡的唯一标准，注册登记意味着公司的成立并可开始营业，注销登记则意味着公司作为一私法主体的灭亡，只是在注销登记前设立一个对公司债权的公告以保护其债权人即可。

第二，公司营业执照所记载的经营范围在实践中也起不到保护交易对方的作用，反而有时却成为欺骗交易对方的手段，并且经营范围的强制性规定越来越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了。

首先，在现实市场中，有许多公司在利益的驱动下，携带假造的营业执照副本，以超越其实际经营范围与对方进行交易。如果发现履行合同的后果对自己有利，则去履行；如果发现交易对自己不利，无利可图，则退而求得经营范围的保护，从而使对方承担不利的后果，欺骗对方，危害了交易安全。

其次，经营范围在英美公司法中被称为“公司的目的”。1862年英国公司制定法的颁布，规定了有限责任制，英国判例认为，注册公司实际上是为了实现公司大纲和章程中具体规定的各种目的而设立的，因此，除这些目的以外，公司是不能独立存在的，如果公司订立的契约超出了大纲规定的范围，则该种契约在法律上是无效的，24这就是英美公司法中的“越权原则”（Ultra Vires）。Gower教授认为，此原则是为了“保证一个投资于金矿的人不至于发现自己拥有的原来是一家煎鱼店的股份，从而向那些债券投资者作出他们的投资不会浪费在未经批准和授权的事业上的保证”。25但由于该原则背离了商事社会所崇尚的快捷公平等理念，自从其在19世纪中后期确立以来，“公司的目的”就成为公司规避、司法限制和立法修改的对象。公司的目的条款从“主要目的”条款发展到“多目的性”条款，到“主观性目的”条款即公司可以从事懂事认为可以从事的一切活动，最后实现了“抽象性目的”条款即公司可以从事任何商事活动。26在司法中法院也通过各种手段（最常用的为全体股东的一致同意和反言禁止原则）努力避免越权无效后果的发生。27以至于在1991年《美国示范公司法》中规定，除非公司章程作出限制，否则，公司的业务范围是从事任何一项合法的业务。28

再次，从法理上看，强制限定经营范围是法人拟制说的产物。法人拟制说认为公司原为抽象的概念，无意思能力，因此本来不具有法人人格。公司之所以具有人格，纯粹由于法律的创造，在法律承认的范围内，成为具有权利能力的法律主体。29这样，只有在法律特别承认的场合法人才成立，并否定了法人本身的活动，将法人的活动归结为作为人理事的行为，使法人的活动限制在狭小的范围内，30即把公司的权利能力限制在经营范围之内，这本是公司特许设立主义的产物。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现代公司已经成为最主要的市场主体，其自身利益受保护的要求越来越强烈，法人拟制说显然不能满足这一要求，法人实在说由此而诞生。正如狄冀所言，“社团是先于实在法而存在并且强加于该社团的一种法律主体”，“实在的法律正和它扩展或限制个人的行为能力那样，可以扩展或限制社团的行为能力”，31法人与自然人一样都是平等的民事主体，其权利能力应一律平等。32所以，公司的营业范围不应受到强制性限制，除非是国家禁止的特殊行业国家采用法人拟制的理论设立公司。

最后，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上，我国正淡化经营范围的作用，已经抛弃了越权绝对无效的原则。我国《合同法》第50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10条规定：“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合同，人民法院不因此认定合同无效。但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规定的除外。”如果说《合同法》第50条还在一定程度上承认经营范围的有效性，则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实际上已经完全抛弃了经营范围的限制，即承认公司的经营范围不受限制，除非有法律的特别规定。

四、公司设立登记的功能

既然公司营业执照的作用在实践中是苍白的，那么其应有的功能是否可以单独通过公司设立登记而得以更好的发挥？我国1994年颁布的《公司登记管理条理》第九条规定公司的登记事项包括：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注册资本、企业类型、经营范围、营业期限、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或者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33由此可见，设立登记的记载事项包括了公司营业执照上的记载事项。公司设立登记的功能一般认为主要有34：第一，公司设立登记有利于国家对公司进行监督。通过设立登记，国家不仅可以对各种不同类型的公司的开业、营业进行必要的监督，而且还可以获得必要的统计资料，从而实现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空，同时也便于国家的征税。第二，公司设立登记可以初步昭示公司的商业信用。设立登记是一种要式法律行为，法律以强制规范要求设立登记以书面的形式和法定的格式，将公司的初步信息登记注册，使该信息以法定的方式固定化，并且公布于众，使商业交易相对人和社会公众可以通过登记簿的阅览、誊本、抄本和复印件的交付和取得登记机关的证明等途径，获得公司的初始营业信息，了解公司的信用状况，作为从事商业交易活动的参考依据。第三，根据登记注册所具有的公信力，有利于保护交易安全和社会公众的合法利益。登记事项经注册登记并公告后便赋予公信力，“所有在商事登记簿登记的事项都推定为具有合法性和准确性”，35公司可以凭借该登记事项对抗第三人，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为了确保登记公告后的登记簿的公信力，即使行为人在履行登记时因故意或过失进行情况不实的登记或者在登记后实际情况已发生变化，与登记簿所载事项相违，但在作出变更之前，行为人对相信登记真实从而进行交易的第三人不得以原有事实或已改变的事实对抗之。这样，善意第三人的交易安全就获得了较周全的保护。

因此，设立登记的功能完全可以包含公司营业执照的应有功能，并且，在现代信息网络高度发达的社会中，登记机关完全可以设置登记网络信息中心，对于需要查询的人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访问查询有关公司的登记事项，既方便又经济，从而可以进一步增强登记之功效。

五、结论-我国公司营业执照和公司设立登记二元冲突的解决

首先，我们应该取消公司营业执照的颁发，从而消除二元冲突中的一元，使问题得以简化解决，也使得公司设立登记的功能得以更有效的发挥。从上述我们可以看出，公司营业执照的应有功能都可以通过设立登记发挥出来。我国颁发公司营业执照的最终动机就是行政干预，根据布莱恩 R.柴芬斯教授的观点，市场中理性的人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产生了市场失灵，使效率降低，提高效率乃是政府干预的合理理由之一。政府干预既能提高效益又能增加成本，如果政府干预的成本大于收益，那么政府干预也就失去了效率理由；政府干预的非效率理由是实现公平和市场机制中的道德永存。36但我国行政部门通过颁发公司营业执照对公司进行过度的干预，不仅没有增加效益，反而造成了人为的市场矛盾，增加整个市场的成本；不仅没有实现公平和市场机制中的道德永存，反而导致了利用营业执照进行欺骗和实现不公平的自我保护。正如上文所述，公司营业执照的主要任务乃是表彰公司的营业范围，也即公司的权利范围。这是国家行政机关对公司营业范围强制性规定在市场经济中所产生的蹩脚与矛盾进行的拙劣补救，其实质是国家行政机关对自己管理行为的再管理。这不仅造成了国家行政资源的浪费，并且在现实中起不到管理的作用，只能造成管理的恶性循环，不能自拔。所以，对于公司的营业范围不应作强制性限定，根据经营自由原则，公司在设立时有权依法自由选择经营范围，经营范围可以是“任何合法目的”，公司自身可以对其经营范围进行限制，但该限制不能对抗第三人，经营范围的自身限制只能是划分内部责任的规则，而不具有对外的对抗效力。但属于国家依法管控的经营领域，在未获国家行政机关的营业许可之前，公司无权经营。这也是世界各国公司法的发展之趋势所在。

其次，强化公司设立登记的功能，应明确规定公司设立登记为公司成立并有权开始营业的标志，属于国家依法管控的营业，应依法获得国家有关行政机关的营业许可后方可进行设立登记。公司登记注册后便取得法律上的主体资格，具有一般的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公司与个人具有相同的权力，可以为了发展公司的业务而从事必要的活动。所有的公司都应具有平等的权利能力，但依法属于国家特别管控的除外。公司登记注册后可以进行公告，但不影响公司法人主体资格的取得。并且，为了适应现代计算机网络事业的迅速发展，登记主管机关应该建立有关公司登记的网络信息中心，可以使需求者通过互联网直接访问查询有关公司的登记事项。

    参考文献：

1 刘卫先，男，南开大学法政学院，民商法专业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公司法、证券法。

第2篇：论法治思维与法律思维范文

所谓法律人，主要是指法官、检察官、律师等受过法律专业训练、专门从事法律工作的人员，他们具有一定的法律职业技能和法律职业伦理素养。在法治社会中，法律人具有特殊的作用。同时，法治对法律人也有一些特殊要求，特别是对法律人思维有与一般民众不同的要求。与普通人的思维方式相比，法律人的思维方式包含一套完整的概念体系、一套独立的价值理念体系和一种独特的逻辑推理方式，也蕴含着一系列涉及权利、义务和责任的分配体系。而且，实体法中的思维方式和程序法中的思维方式均有其各自的特点。陈教授以刑事领域的法律格言为主线，以典型案例为载体，对实体法和程序法中法律人思维方式与普通人思维方式的差别进行了生动的讲解。

在实体法上，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国家公权力侵犯公民权利应当符合比例原则和对同样的情况应当同样对待等理念体现了相互关联的法律思维方式，在这些原则后面存在着一种对国家公权力的法律授权和限权理念。

法律人需要从尊重程序的角度思考问题，因此该书的很大篇幅都放在了对程序性理念的分析和讲解上。从静态的角度看，程序是指为达成某一法律决定所要经历的步骤、方式和程式，它是一套规则体系，是维持公平游戏的规则;从动态的角度看，法律程序则是旨在达成某一法律决定的过程，程序的正当性直接决定结果的正当性。虽然公正的程序并不必然会带来结果的正确，但程序正义在维主认的尊严和维护司法公信力两个方面具有独立的价值。利害关系人的参与、决策当局的中立以及程序的对等性、合理性、及时性和终结性构成了程序正义的基本要素。如果行为人违反了法律明文规定的程序规则，则要遭致程序性制裁。程序性制裁是一种旨在剥夺违法者违法所得之利益的制裁方式，通常是以宣告无效的方式呈现，包括违反法律程序所得的证据无效、违法提起的公诉无效以及违法所做的裁判结论无效。

在司法实务方面，该书重点对法官的思维方式进行了剖析。司法裁判分为实体性裁判和程序性裁判两种，而在实体性裁判中又有定罪裁判和量刑裁判的分野，法官在从事上述三种不同的司法裁判活动时要具备相应的思维方式。在认定事实环节中，法官应当遵循逻辑法则、经验法则和良心法则，运用自由裁量权，通过超越法律条文来发现正义。面对政治思维和媒体思维的干预，陈教授强调法官只有遵循法律人的思维方式，坚持法律的原则，通过公开、透明和带有适度对抗性的法庭审理程序，引导控辩双方参与到案件的举证、质证和辩论中来，引导社会公众更多地关注裁判理由的正当性，而不能以牺牲司法公信力为代价来迎合非法律的思维方式。

第3篇：论法治思维与法律思维范文

【关键词】道德与法治 互动式 教学模式

一、初中道德与法治互动式课堂教学概述

初中道德与法治课程本来是一项集思想、教育为一体的科目，他不仅在思想上教育学生，对学生在思想中循循善诱，让学生在该年纪有一个良好的思想观念，更在教学上让学生燃起教学兴趣，更好地学习基础知识。然而传统的教学模式往往利用老师教课、学生听课的教学方式，不仅起不到上述作用，而且让学生渐渐失去了对道德与法治课程的学习兴趣。所以在初中课堂中引进互动式教学模式迫在眉睫。

互动式教学模式就是将传统的教学模式改变为师生课堂互动过程，叫教学是为动态的发展过程。这种模式让师生之间不再是传统的古板模式，而是让师生关系更加和谐，形成学习者和教学的互动，这样不仅可以让学生对学习更加感兴趣，而且可以快速的学以致用，学习效率更高。在现在的条件下，很多学校都已经开始应用这种互动式教学模式，而且都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效果。

相对于小学阶段来说，这个阶段的学生在思想上以及心理上都有很了很大的成长，随着年龄的不断成熟，对社会中的事物认知能力也有了自己的见解。而且随着之前教育基本都是采用传统的教学模式，使得他们对传统模式产生了厌倦，再使用传统模式来教学已经不能起到良好的教学效果。互动式教学模式正好满足了这个阶段学生对外界事物的好奇心，利用各种情景等教学方式，让孩子在老师的带动下融入到各种情景中，在各种自我探索中，学习道德与法治知识，这样不仅使得教学更加简单，而且更加容易的为孩子们树立良好的价值观、人生观。但是，互动式教学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仍处于初级阶段，还需要我们的学者以及老师不断探索。

二、初中道德与法治互动式教学模式的实践

1.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师交互性教学模式最常用的教学方式之一，所谓案例教学法就是在传统的教学模式基础上，通过案例对课文中的知识进行讲解，让学生通过类似听故事的方式学习课本中的知识，通过案例感染学生、引人入胜。自觉学习课本中的知识。

例如，在《对社会负责》一课中，老师可以选择一个案例结合课本进行讲解。先把陈光标的故事讲解给同学们听，然后针对故事通过几个问题引发学生的思考以及对任务、知识的认识理解。你们佩服陈光标吗？想不想成为他这样的人？为什么他可以得到人民的爱戴和尊重？让学生自然而然地人是到对社会负责的重要性，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利用这种师生之间的良性循环事半功倍地完成教学任务。

在互动性教学模式下，老师不再是之前的引领着和权威，而成为和学生一起的参与者和引导者。老师与学生之间不再是之前的问答交流方式而是一种新型的探讨方式，让老师和学生成为朋友，师生互动，互相启迪。在这种教学模式下，需要老师更多地融入生活，在生活中不断积累。

2.辩论法

教学本身就是一种生活，这是教育家杜威很早之前就有的观点，但是在当时很少有人理解，在毕竟传统的教学模式中，教学是一个比较严肃的话题。但是，现在看来，教学本就是生活得一部分，我们往往通过生活中的人和事学到的知识更加深刻。只是，生活这个大讲堂所传授的知识没有特定性。我们通过这样的事件启发教学模式，从而有了辩论法教学模式。辩论法教学模式就是将课堂生活化，老师在讲课的过程中，针对不同的知识点，引入当下生活中的案例，和学生一同探讨生活中的各种事情，各抒己见，在辩论中，让学生明白课文中所讲授的道德与法治知识。这种辩论法教学模式可以更好地培养学生思维的独特性和独立性。

3.模拟法庭式教学法

所谓模拟法庭式教学法就是情境教学的一种，初中道德与法治教育中已经开始涉及很多法律法规学习，在学习这些方面的知识时，利用前面提到的两种教学方式很多时候找不到相应的案例，然而枯燥地讲授课程又不能很好地起到很好地教育效果。这时我们就可以利用模式法庭式教学法对该法律知识进行讲解。

例如，我们接触到的“三鹿奶粉”事件，可以采取模拟法庭式教学方式，让学生充分了解案件之后，在课堂上进行审理，学生通过分组的方式充当检察官、审判员、审判长、律师、原告以及被告等。让学生在自己的角色中充分发挥，在角色扮演中了解整个案件，并在互动中学习了解各种法律知识，不仅可以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更可以让学生对学到的法律法规有一个更加确切的认识，增强法制意识。

三、结语

互动式教学模式还处于初级阶段，由于道德与法治课程贴近生活的独特性，让这种教学模式的应用可以变得容易许多。面对其他课程以及互动式教学模式的长久发展来说，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此文希望可以为道德与法治课程互动式教学模式起到些许作用。

【参考文献】

[1] 王开秀. 初中思想品德“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探究[D]. 山东师范大学，2014.

[2] 王双燕. 初中思想品课互动式教学法研究[D]. 山东师范大学，2011.

第4篇：论法治思维与法律思维范文

【关键词】法学教育；法律；职业道德教育

一、当前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现状以及不足

1.法学教学方面的不足。目前我国的法学教学陷入了概念化、教条化和形式化之中，而忽视了对法律正义价值观的教育、缺少了一些对人类价值的终极关怀。在法学教育中向学生传授法律知识成为了主要任务，仅仅局限于解释概念、注释条文、抽象议论等具有理论深度的分析，没有将培养学生秩序与正义等价值理念给予足够的重视。甚至有一些学校开设的司法道德、法律伦理或伦理学课程对法律职业伦理的一股机理和个性特色都没有进行研究和探讨，仅仅只局限于讲授法律职业的道德规范，仅停留在教科书的“说教”层面。学校在很多方面只是主管部门履行教育职能的一种方式，而法律职业的道德方面的要求却被淡化甚至于遗忘。

2.师资力量和教学方法存在不足。目前，在法律院校进行法律职业道德或者是法律职业伦理教学以及研究执教的老师，大多数都是法理学、诉讼法的老师、哲学学科中的伦理学老师。由于这些老师大多都属于某一固定的“专业”，绝大多数以理论知识见长，对法律的实际运用所知甚少，法学教师在知识结构上的弊端越来越多地被暴露出来。他们的教学方法停留在单一教学上，传统的灌输式的教学，只限于知识、概念以及法律职业道德规范的解释，在教学过程中没有师生互动，没有真实的道德体验。

3.国家司法考试的不足。作为“准入”法律职业的一道“门槛”，国家司法考试制度有助于法律职业人员对于法律专业知识熟悉和掌握，但是不可过分地仰赖它对于法律职业共同体形成的实际意义。因为法律职业作为一种现代性的道德实践，而不仅仅是一项实践性极强的活动。这种道德实践与司法考试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这种道德实践仅仅通过“书面考试”这样一种简单的方式是体现不出来的。

二、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设想

1.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途径。①设置法律职业道德课程。伴随着全面展开的法律职业化，因此人们对于法律职业道德问题的关注也越来越高。想要实现法学教育对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指导价值，开设法律职业道德课程是其首要的任务。法律职业道德对于法律人的重要性决定了法学教育开设法律职业道德课程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的必要性，法律的事业是社会的事业，法律的教育也应该成为为社会培养服务人才的教育，而法律人才必须具备的社会道德标准的要求也必然迫使我们的法学教育需要将法律职业道德教育课程提上日程。②在法学各科教学中渗透法律职业道德教育。法律职业道德课程的开设，要求在理性认识层面向学生传授抽象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的过程，以及解决的问题能力。法律职业道德教育并不是说仅仅开设几门课程就能够解决的问题。专业人才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要求掌握专业的知识和技能，没有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无法成为专门人才。但是，仅仅拥有专业知识和技能，如果没有职业道德来规范自身行为，同样也不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专业人才。③教师的素质要求。长期以来教师在思想上形成了传授知识和理论，培养学生运用法律的实际能力的认识，而忽视了法律职业道德的培养。所以，首先，教师要转变自己的思维方式和习惯，将法律职业道德教育作为法学课程教学的重要内容。其次，法学教师要起到一定的模范作用，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帮助学生提高自己的法律职业道德方面知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最后，教师还要具备一定的实践教学素质的体悟和经验。

2.法律职业道德教育教学方法的选择。①问题讨论法。讨论法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为解决某个问题而进行探讨、辨明是非真伪以获取知识的方法，它有利于形成自主、合作、探究的教学模式，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的热情和兴趣，使学生掌握学习的主动权，积极思维，而且还可以培养学生对法律职业道德冲突和道德理论的认知，促进他们形成敏锐的判断力和推理能力，从而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②案例教学法。常用的法律教学方法是案例教学法，特别是在实体法以及程序法的教学过程中。运用案例教学法，能够尽可能的让学生快速的进入假象的角色，然后用法律的头脑进行思考和判断。因为学生能够设身处地，身临其境的假想自己为其中的角色，显然学生就会对该角色产生真实的体验，了解其中人与人之间的微妙关系。③模拟法。模拟法教学是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的产物，能够培养学生理论结合实际对各类法律问题进行分析以及综合运用的能力，能够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的工作能力，能够给学生提供独立分析思考和发挥其创造性思维能力的空间；教学内容的丰富性、教学形式的现场性、教学方法的灵活性以及教学过程的趣味性等有利于吸引学生学习的注意力，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总之，加强法律职业道德建设涉及到我国法治建设的成败，是贯彻“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内在要求之一。学校教育作为开展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场所，应该充分利用现有教学中的优势，借鉴外部经验，做法律职业道德教育领域的实践者。

参考文献：

第5篇：论法治思维与法律思维范文

全文共6288字。

如果说法院改革初期，是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居于指导地位的是实用主义、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 思想的话，那么，我们有理由可以相信，2001年最高法院肖扬院长提出要树立“中立、平等、透明、公正、高效、独立、文明”的现代司法理念，则可以说是我国法治化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这一要求的提出，弥补了前期法院各项制度建构和改革理念准备不足的缺憾。同样也正是由于前期的法院改革仅在低层面上推进，而未注意到系统改革的跟进和人的因素，改革所带来的效用正在逐步减弱。最高法院提出的《关于加强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应时出台，这涉及法院审判主体改革问题，属于诸项改革的关键之处，属“点睛之笔”。因为在各项因素中，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而法官思维方式的准确定位，无疑是法官队伍职业化的重要一环。笔者拟从法官思维方式概念分析入手，对当前法官思维方式现状及原因的分析，进而探索现代司法理念语境中，法官应具备什么样的思维方式问题，并借拙文为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工程添一砖瓦。

一、 法官思维方式的概念

先来了解一下思维的定义。所谓思维，一般意义上应该指依照逻辑推理来观察、认识、判断的客观事物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并以语言、文字的等形式加以表现 。

目前许多学者分析论证时往往将法官思维方式与法律思维方式等同起来，笔者对此不敢苟同，因为法律思维方式，可以说是最近几年才被我国法理学理论界学者从西方法学引进并加以阐述的概念，它是指人们在长期法律实践过程中，随着对法律品性认识的不断提高，系统了解了法律方法之后，逐渐形成的法律思维方法。可以说，法律思维的形成是法制（治）进化的标志，因而它要求人们使用法律思维方式来理解法律规范、法律概念和法律事实。说到底，它就是现代司法理念语境中，职业法律群体的科学思维方式。法官思维方式则是指法官在行使国家审判权的过程中，为了公正、公平地处理案件而按照一定的逻辑来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一种思维定势，它的践行主体是法官，并不涵盖法律职业群体，这类思维方式会随着法官个体因素的不同、法官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文化背景不同而有差异，是一种不断发展和变化着的法官这一特殊群体的思维方式。

二、当前法官思维方式的误区及原因

记得有位学者说起过这样一个事例：有一位女法官在审理老年夫妇离婚案件时遇到一个难题，如果严格依法判决，房屋只能判归男方所有，而女方只能流落街头无家可归。女法官脑海里想起自己是优秀党员、“三八红旗手”，于是决意将房屋一分为二判给两方当事人。这样的判决，在许多媒体或者老百姓眼里，无疑是公正的合情合理的判决，甚至许多法官也会支持或同意这样的判决。然而这其中也折射出当前我国法官的思维有一种平民式的实质性思维倾向。这里所谓实质性思维，又称实质主义思维，指法官注重法律的内容、目的和结果，而轻视法律的形式、手段和过程，也表现为注重法律活动的意识形态，而轻视法律活动的技术形式，注重法律外的事实，而轻视法律内的逻辑。与其相对的是形式主义思维。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

第一，在法律与情理关系上倾向于情理。有的法官往往以“以人为本”思想为指导来分析处理案件，其断案的基本方法是“衡情度理”，其判案的基本原则是“法本原情”、“原情论罪”，使每个案件的处理在规则的一般性和普遍性以外，考虑了事实的个别性和特殊性。

第二，在法律目的与法律字义面前，倾向于目的。常常以抽象的一般原则作为依据，运用简约、朴实的平民化而非职业化语言，依靠直觉的模糊性思维，而不是靠逻辑推理，探求法律的目的性，即使违背明文法律的字面规定也可以。这是反形式的思维。有的法官在法律解释中，可以超出文字的拘囿，根据目的需要进行“超级自由裁量”。

第三，“民意”重于“法理”，具有平民倾向，把民意作为衡量判决公正与否的重要标准。而这种民意通常是平民意志。

第四，重实体轻视程序。传统法官对纠纷的解决首先考虑实体目标，而非程序过程。

对上述我国法官思维方式存在的误区，究其原因，笔者认为：

首先是泛伦理化思维方式的影响。中国是一个受五千年儒家文化伦理思想影响的国家，古代中国人所憧憬的理想秩序是以伦理道德为基础的和谐秩序，而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法治秩序。在古代中国人看来，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主要是一种伦理关系。把政治理解和构造为“伦理的政治”，把法律理解和构造为伦理型法律。泛伦理化的思维方式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古代的法律实践。并延续至今，道德伦理观念可以说在每一个法官心中是根深蒂固的，由此导致法官在处理案件时思维方式的泛伦理化。

其次是泛政治化的思维方式的影响。所谓泛政治化的思维方式，就是凡事（包括法律问题）都仅仅从政治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思考并提出解决办法。这里所说的政治立场、观点和方法，是指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所形成的定势化的政治理论、路线、方针、政策。这种泛政治化的思维方式对法律理论和实践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不仅支配着很多人对法律性质、任务的认识，而且对国家法律体制的构造、司法机关的管理方式及工作作风、司法人员的选拔等方面都有重要的影响。譬如，在对法律的性质的认识上，强调法的政治性质，而忽视法的其他属性；在对法治的认识上，之所以强调法治，是认为法治是实现某些政治目的和任务的有用工具，而看不到法治的独立自存的价值；在解决问题的思路上，习惯于以政治运动的方式来解决诸如反腐败、执行难等法律问题；在司法人员的选拔上，强调其政治素质，而忽视法律专业素质。这种泛政治化的思维方式的根本缺陷在于，它不是按照法律自身的逻辑来思考和解决法律问题，而仅仅从政治的观点和思路来思考和解决法律问题，使法律认识和实践蒙上一层浓重的政治色彩。

第三是诉讼观念的影响。主要是法律工具主义观念。这种观念片面强调法律是达到某种社会目的的手段，强调法律仅仅是治理社会的工具，忽视了法律作为最高标准的价值，即一切手段和目的都必须服从合法性标准的指引。这一观点的发展就是把诉讼程序作为实现实体的工具，强调了诉讼程序对于实体的有用性和诉讼程序的技术性。 程序工具主义理论影响司法界最为直接的后果即是使司法人员养成“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同时，在片面的工具主义法律观念的影响下，离开合法性这个前提和要求，要求法院和法律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的现象时有发生。这极大地损害了司法的公正、公平形象。

最后是司法制度本身缺陷的影响。主要包括法官管理行政化趋势、审判权易受到行政机关的不正当干预、法官保障制度不健全及法官遴选机制不健全等方面。

综上，由于历史和现实的、观念和制度上缺陷的原因，导致我国法官存在实质主义思维方式的倾向，甚至在一些地区可以说是法官思维方式的主流。

三、现代司法理念语境中的法官思维方式及其完善

什么是现代司法理念？现代司法理念是指人们在认识司法客观规律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科学的基本观念，是支配人们在司法过程中的思维和行动的意识形态与精神指导，包括中立、公正、独立、民主、效率、公开等。 现代司法理念是法官的灵魂，是法律文化的积累，是司法客观规律的集中反映，它虽然不包括具体的法律制度，不同于普通的司法理论，但它是促使法官这一群体向职业化迈进的总的指导思想。因此可以说，什么样的司法理念，决定了法官群体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同样法官的思维方式也反映了该法官群体有什么样的司法理念。那么，在现代司法理念语境中，法官思维方式应是怎样的呢？

简单地说，现代司法理念语境中的法官思维方式应是与大众思维方式相对应的法律思维方式。法律思维方式是职业法律群体根据法律的品性对人的思维走向进行规范、概括所形成的一种思维定势，是受法律意识和法律技术影响的一种认识社会现象的思维方法。 一般认为，法律思维方式相对于大众思维方式有如特征：

首先，它是一种规范性思维方式。强调的是只有规范的行为方式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而思维方式不符合法律规范要求并作出不规范行为的人，发生纠纷或出现违法行为时，必然是以牺牲自己的利益为代价。

其次，它是一种站在人性恶的立场上思考社会现象和预测人的行为的思维方式。这是因为法律的出台是以调节各种利益关系、克服人性的弱点为目的的，它强调人们思考一切问题应从人性“恶”的角度着眼，并通过法律去规范和约束，以防止各种“恶”的情况出现。

再次，它是一种求实的思维方式。它强调证据的重要性，这与求真、求善、求美的思维方式有本质的不同，因为法官思考的问题总是时过境迁的事实，不能还原，法官也不能大胆设想，只能根据证据来分析、来判定。即法官必须以证据可以证明的事实作为判决的依据。

第四，它是一种利益性的思维方式。这是因为，法治国家的法律是以权利为本位的，法律是为维护人的权利而制定的，从而满足人们趋利避害的心理本能，法律本身也强调利益基础上权利义务的对待性。

最后上，它在审判活动中就是一种确定性的单一思维方式。这是指用法律思维方式思考某一问题时，对事实只能作是或否的判断，而不作非此即彼的判断。

既然在现代司法理念语境中，法官思维方式是法律思维方式中的一类，那么，它是否有独特之处？一位与海瑞同时代的英国著名法官曾经说过，法官具有的是“技术理性”，而普通人具有的是“自然理性”。 也就是说法官思维方式，是根据法律的专门逻辑进行的，这种独特的思维方式是在现代司法理念的指导下，经过长期的专业训练养成的，它有既不同于大众思维方式、又不同于其他法律职业群体思维方式的一些特征。

第一、运用术语进行观察、思考和判断。也有学者将之称为转化性思维方式。

法律术语有三个功能，即交流功能、转化功能和阻隔功能。也许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法官用大众化的语言来分析、判断不就更贴近人民群众吗？这是一个认识误区。其实法律是一门专门的技术，其中法律术语则是这门技术中的基本因素，是法官区别于他人的基本功，法律术语可以帮助法官之间、法官和其他法律职业群体之间交流时及时抓住问题的要害，使争议点凸显，从而提高司法效率。转化功能是指所有的社会现象，不论是具体还是抽象、不论是春秋大义还是鸡毛蒜皮，经过法官的思维，都可以转化成法律术语进行观察、思考和判断。阻隔功能是指法官并不象行政机关公务员，它没有必要通过贴近民众来赢得尊重和信任。相反，他居中裁判的角色要求与民众保持一定距离，否则会使人们对司法的廉洁性发生怀疑。法律语言还能阻隔非专业思考方式的干扰，法律的发展日益与道德与政治因素相疏离，也主要是由于法律专业文化程度的提高，而法律活动的专业化又取决于一种专门的技术知识的形成。

第二、法官只在程序中思考，严守程序逻辑，只追求程序中的“真”，不同于科学中的求“真”。

程序公正是司法公正的核心，也是法官思维方式重要特征。是指程序在思维中占据优先地位，法官以程序为依托进行思考。例如对足球“黑哨”事件，依大众思维会考虑这些没有职业道德的裁判应该受到法律的惩罚。而这起事件让法官来思考，则会考虑司法介入的程序问题，因为没有相关的司法程序，追究“黑哨”的法律责任无异于空谈。西方有法谚：法的生命在适用。这其实是和经典作家关于审判程序是法律的内部生命的表现的表述不谋而合。从审判程序在已有的制度实践中的作用来看，它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从审判程序在已有的制度实践中的作用来看，它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对于恣意的限制；其二是作为理性选择的保证；其三将是其作为国家与公民个体间联系纽带的功能；其四是其反思性整合的特性。

此外，法官依托程序进行思考，只追求程序中的真，而不是客观事实的真。在科学研究中，学者们总是在找到事物的客观事实后下结论，在没有发现真理的情况下，是不能也是不应当产生结论的。但在法院的司法活动中，即使在影响法律关系的法律事实查证不清的情况下，法官仍然要对案件事实作出最终的判断，因为司法的目的不是求真，而是求善，是对行为进行价值评判。法官当然要以合法性来思考问题，才能保证对每个案件均能做出及时的裁断。他只考虑以证据推导出的案件事实在法律上是否具有合法性，而不可能追求完完全全的事实的客观真实性。因此，实际发生的事实不被等同于法庭上的“事实”，法庭上的事实只是法庭上证据证明了的情况。法庭上的形式合理性是最高理性。

第三、法官的思维遵循“保守”和“稳妥”。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认为：“国家法官只不过是讲法律的嘴巴，仅是被动物，没有能力削弱法的强制性和严格性。”美国大法官马歇尔则把法官说成“只是法律的代言人”。形象地说明了法官的思维方式应遵循“保守”和“稳妥”。

一切规则都是昨天制定的，所有案件的事实都是以前发生的，法官从来没有执行过明天制定的法律和见过明天发生的案件。法官对待社会问题也好，对待法律问题也好，其态度是保守和稳妥，如果法官象行政官那样预测未来、设计未来，过于激进地思考问题，这会使整个社会的法治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法官的权威来源于理性的思维、超然的态度和独立的地位，他们从事法律活动具有被动性，主要表现为法官以“不告不理”为原则，非因诉方、控方请求不作主动干预。由于法官从事的是根据既有法律判断现存矛盾和冲突的工作，而且他还必须运用法律术语在程序内进行思考。所以法官会在思维方式上表现为在分析处理法律问题时应当尽可能的依照遵循先例的原则解释和适用法律，以保证法律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而不是任意改变法律规则与法律原则。也就是通常所言的较为稳妥甚至保守。法官思维方式的这一特性与法律的内在品质──稳定性有着天然的联系。

第四、法官思维方式具有规则性。也就是说注重缜密的逻辑，谨慎地对待情感和情理等因素。

由于司法是法官以法律规则为标准而对于人们行为的判断。因此，法律规则及其逻辑当然就成为了法官思维不可缺少的内容。规则性思维要求法官注重缜密的逻辑，谨慎地对待情感因素。虽然规则性思维并不绝对排斥情感因素，但它与道德思维、宗教思维的情感倾向有着严格的界限。道德思维是一种以善恶评价为中心的思维活动，而法律判断是以事实与规则认定为中心的思维活动，因此法律思维首先是服从规则而不是首先听从情感。法官也拥有情感并捍卫感情，但是都需要在法律规则的范围内，在法律术语的承载下，来谨慎地斟酌涉及情感的问题。事实上西方法律家的技术理性中也未完全排斥情感因素，鲍西亚在威尼斯的法律规则之中运用严格的逻辑推理说服夏洛克放弃诉讼请求，兼顾了法律逻辑与情感。

第五，法官的思维方式是一种确定性思维，判断的结论问题非此即彼，不同于政治思维的“权衡”特点。

卢梭说过：“法律规定了一定行为与一定后果之间稳定的因果关系，将人类一定行为固定化、法律化了。” 法官的思维具有确定性是法律内在的品质──确定性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诉讼性质所决定的，诉讼的性质要求一方胜诉，另一方败诉，所以法官的判决总是有利于一方而不利于另一方。法律必须对许多不允许妥协的问题作出决定。

第6篇：论法治思维与法律思维范文

关键词 德治 法治

中图分类号：DF02 文献标识码：A

党的十六大提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辅相成”，十八届四中全会又重申这一思想。然以德治国方略的提出并非像依法治国理论那样受到普遍欢迎，至今仍有不少人对此或持谨慎态度。表现为：一是德治法治并举，道德与法律作为社会控制方式的等同性会不会冲淡法治建设。二是德治法治关系怎样，是否会有滑入人治陷阱之忑。产生疑虑的根源在于望文生义，或是强化思维定势将事物的差异扩大为对立，未清楚“以德治国” 具体的时代内容。

解决疑难的前提在于明晰概念，必须给予以德治国以明晰的解释。粗观学者理论出现了一些认识分歧。有学者认为“德治是一种柔性的治国方略；要靠社会教育、道德榜样感染以及社会成员的自觉和信念加以推行。”亦有观点：“德治表明将道德作为重要执政工具，强调选拔执政者必须坚持德才兼备，执政者应以身作则。”也有学者从传统儒家思想“为政以德”中找共鸣，为政者要加强对民众的道德教化，“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观点一表明了道德在社会调整中的作用，侧面展示以德治国的美好前景，却混淆了德治的主体。观点二增加了执政者的“德性”思想，可惜缺乏何谓有“德性”，仅仅靠“以身作则”难免太过虚泛。观点三强调道德作用和统治者德性问题，却忽略了孔子所言的“为政以德”实则为人治基础上的道德至上：即德治优越于法治， 甚至可以仅依靠统治者道德来治理国家的，明显具有历史狭隘性。

“徒善不以为政，徒法不以自行”，应当明确道德对法的创制和实施有重大指导作用，以德治国的核心在于发挥道德在法治建设中的作用，但法律和道德在社会调控中的作用应如何整合，才能既避免道德的泛化，又防止法律的恶性扩张。因此，实现依法治国充分发挥伦理道德的作用，如何使法律与道德在调控社会过程中形成优势互补。从这一角度而言，学者讨论的德治含义难免缺乏了具体含义。

笔者提出新时代下以德治国思想含义：首先，德治应当是强调是对掌权者的要求，即掌权者应当有“德性”行使权力时应当能够符合“公共道德”的要求；其次，德治关注的是“德性”问题：诸如仁爱、正义、宽容，往往包含对善的倾向。德治关注的核心不在于人民群众的德性问题，而在于掌权者的德性问题。德弗林（lord devlin）指出，公共道德是每个社会为了维系其自身的存在所必须拥有的一套成员所共同接受的道德标准；德治的核心在于掌权者行使权力时能否符合“公共道德”的要求。强调掌权者的“公共道德”不应一笔带过，更应落实实处。

对于行政机关，其“公共道德”主要体现在合理行政方面。坚持公平公正原则，即要平等对待行政管理相对人，不偏私、不歧视；作出行政决定和进行行政裁量，只能考虑符合立法授权目的的各种因素，不得考虑不相关因素；坚持比例原则，即行政机关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应当必要、适当；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实现行政目的的，应当避免采用损害当事人权益的方式；最后，在建设“法治政府”背景下，行政机关应当坚持“法无明文规定不可为”，即从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禁止性立法转变为允许性立法：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只能做法律法规允许的事项，法律法规没有明确允许的一律视为不允许。

对于司法人员而言，一方面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依法办事，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把法律化的社会主义道德要求落实到法律实践中；另一方面，法律具有滞后性、时代性和局限性特点，“所形成的一切事值得毁灭的”，完善的法律制度绝不可能毫无遗漏解决现有问题，当法律只有原则性规定甚至无成文法可依循时，司法人员应当发挥其“公共道德”弥补法律空缺，即要统筹法律、伦理和人情的关系，关注普遍法律规则和复杂事实背后的道德伦理因素，使法律实施的结果（ 如法院裁判） 尽可能与社会主义道德的要求评价相一致，至少不与社会主义道德的价值相冲突。

对于立法人员而言，当现行法律规定不能满足现实生活需要，脱离了道德基础时，社会道德评价就会向立法机关发出校正信号，此时立法者的“公共道德”在于社会主义法的创制应当反映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对是非善恶的基本态度，体现社会主义道德基本原则，若法律不合理合情其便为“恶法”，此时“恶法”应当被创制、修改和废止。

参考文献

[1] 谢海风，薛Z.论“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的博弈[J].改革与开放，2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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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李秋心，陈桂勤.浅析“以德治国”与“为政以德”之异同[J].孔学研究，2002（12）.

[4] 皮胜.“以德治国”理论与实践研究[D].西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2（10）.

第7篇：论法治思维与法律思维范文

序

奉献给读者的这部《法哲学论》，绝非出自一时的心血来潮。毋宁说，它是我们适应现代法律科学、尤其是理论法学发展的迫切需要，经过长期的思考和探究而积累起来的成果。本书被列为"国家人文科学研究基金项目"。

当下，世界正处于20世纪和21世纪的交接时期。回顾已经过去的百年来的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到，如同其他科学一样，法学是沿着两个相辅相成的方向进展的：一是各学科之间相互渗透的强化。如法学与社会学的结合产生法社会学，法学与经济学的结合产生法经济学（经济学法学）；而法学与哲学结合的尝试，则是更为久远的事实了。二是科学部门的分化越来越细致。如古已有之的法理论（理论法学），除了法哲学和法社会学之外，还解析出法学学、法史学等等。至于部门法学（应用法学），这种渗透与分化则更为显著。如民法学与行政法学的结合产生经济法学，刑法学分化出犯罪学、刑罚学、狱政学等，并且已经获得学界广泛的认同。法学的这种演变不是偶然现象，它同现时社会的疾速前进的步伐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社会状况的复杂化的实际需要相一致，因而具有一定的规律性。面对这种科学发展之大势，我们深感到法哲学的建设确实是落伍了。对于法哲学而言，既没有完成法学与哲学的密切结合和相互渗透，更没有使之从理论法学中真正分化出来而形成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实际情况是，法哲学要么流于一种令人敬而远之的空洞的术语，要么同实证法律科学的法理学甚至法社会学混为一谈。察其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认清法哲学的特定研究对象，即法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恰恰这个特定对象，决定着法哲学在整个法学体系，包括理论法学体系中处于理论基础的重要地位。我们之所以打算写一本较为系统的法哲学的书，就是基于法律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对于法哲学的重要性的严肃认真的思考。

对于我们来说，撰写一部法哲学的专著是难度极大的。为此，我们不能不进行长期的理论准备和一点一滴积累创作的经验和成果。在我本人方面，探讨经典作家法哲学观点的著作有《马克思恩格斯法律思想史》（与李光灿老前辈合编，法律出版社 1991年出版），《列宁法律思想史》（即将由法律出版社出版）等；探讨西方法哲学观点的著作有《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修订版）》两卷本（与谷春德教授合著，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1987年出版），《西方法律思潮源流论》（纵向的学派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当代西方理论法学研究》（横向的课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黑格尔法律思想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1989年出版）；探讨中国法哲学观点的著作有《现论法学原理》（与公丕祥教授合编，安徽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中国和西方法律思想比较研究》（收入《架起法系之间的桥梁》，苏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我第一次有勇气公开发表自己关于法哲学整体性看法的论文是《法哲学体系论纲》（载《中外法学》 1992年第4期）。此外，还发表了一批其他相关的学术论文。本书的另一位主编即西南政法大学的文正邦教授，对于法哲学的探讨是颇受学界瞩目的。据我所悉，自改革开放以来，他在报纸杂志上撰写的、直接阐发法哲学的论文不下数十篇。在他编著的书和主编的《外国法学研究》期刊上，也广泛地涉及法哲学问题。我从他那里受益匪浅。再者，读者从《法哲学论》的作者名单中可以知道，我先后带培的博士研究生们对该书的贡献也很值得称道。本着师生互学、教学相长的精神，我与他们彼此之间就法哲学的基本原理进行了多年的锲而不舍和反复的切磋，其中所形成的部分见解亦凝集于书中。这使我感到十分欣慰。

从《法哲学论》写作提纲的拟定到清样的校对，王振东副教授都耗费了许多精力。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熊成乾编审、张玉梅副编审，不仅在编书技术上给予我们精心和周到的帮助，而且又同我们一起就书中某些理论表述进行了有益的、启发性的商讨。我们向他们表示深切的谢意。

虽然《法哲学论》的付梓使我们受到一定的鼓励，但我们绝不把它当作什么重要的成就，更不敢妄称其中构筑了什么法哲学的理论体系，顶多只能说是我们在探索法哲学奥秘过程中的一个初步的记录。我们深知自己才疏学浅，法哲学研究的征途还有很远的路要走。有鉴于此，我们坦率地承认，书中的不成熟之处、欠当之处乃至错误之处，很可能比比皆是。我们恳切地希望学界同仁和广大读者无保留地提出批评。

吕世伦

1999年 2月于中国人民大学

引 言

马克思曾经指出，理论只要彻底，就能掌握群众。而所谓彻底，就是触及事物的根本。恩格斯也说过，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一个民族如果缺少理论思维（即哲理思维），既不可能站在时代的前列，也不可能跃居文明的顶峰。开展法哲学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坚持法学理论的彻底性和科学性，有助于培养和提升法律工作者的理论思维。因为法哲学是关于法学世界观及其方法论的理论体系，是人类关于法的理论思维的结晶。它赋予我们以深邃的目光和高瞻远瞩的视野去探究法的根蒂和普遍性，体悟和追寻其中所蕴含的时代精神。开展法哲学研究，还可以使我们的法学理论和法律实践经验得以用法学唯物论和法学辩证法的科学体系武装起来，为法律工作者学习、掌握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铺路搭桥，开辟广阔天地，避免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有效地提高我们的思维能力和工作能力。显然，这些对于我国法学理论和法制建设的深化、发展和走向现代化，无疑具有深远的意义。

许多复杂的法理问题，若深入探究下去往往就是哲学问题；法律实践的指导原则和所遇到的疑难问题，归根到底也涉及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问题；各个部门法学理论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突破和创新，亦都有赖于相关的法哲学方法和理论之功力。因此，为了开创我国法学理论研究和法制建设的新局面，跃上新台阶，法哲学的研究和发展被提到了突出的地位。特别是值此世纪之交和即将跨入21世纪之际，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在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公正、安全、文明、健康地发展和全面进步，更需要强化和高扬法学的科学理性力量和功能，以正确规划和顺利实施我国法制发展战略，总结和吸取人类法律文明发展的宝贵经验和智慧，实现法制现代化和法学现代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法治和法学而努力，这些都离不开法哲学的研究和发展。

然而，法哲学的内容和体系博大精深，开展法哲学的研究所涉及的问题和领域不仅极其深广，而且是异常复杂的。既不能图朝夕之功，求立竿见影之效，也不能企望有坦途和捷径，更不会有既定的方式和固定的模式以供达到绝对真理的体系。它乃是一个不断地学习、借鉴、探索、创造的过程。

第8篇：论法治思维与法律思维范文

近年来，国内部分法学院系，尤其是一些开设时间较短、师资薄弱、学术积累浅的院系，对基础理论课程在本科教学中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将法学的“基础理论”视为“概论”，不重视该二级学科内各科目的教学，压缩法理学、法史学等基础理论课程的门数和学时量；同时，出于将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直接接轨的目的，增开民商法等实用性课程，将教学重心定位于讲解现行成文法的法律条文，而不重视引导学生掌握与法律条文相关的知识。如何以学科建设为中心，兼顾教学与科研团队建设，无疑将是法学院系制定下一步发展规划和人才培养计划时要解决的首要问题。这里必然要思考理论法学作为一个二级学科的建设规划，其中包括最为重要的一门课程———法理学的设置问题。

一仅在本科一年级开设法理学的若干不适

高教出版社统编的《法理学》乃是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和国家“十五”规划重点教材，国内多数其他版本的法理学教材在编撰体例、章节设置上与该教材大同小异。高教版《法理学》是目前各法学院系最为普遍选用的教材版本。作为任课教师之一，笔者认为该教材因编章冗繁、知识点众多、部分内容深奥，仅在本科一年级开设一个学期很难达到教学目的，具体问题如下：

近年来，随着该教材的三次再版，体积由“较厚”到“更厚”，内容不断扩充，第三版共设30章，总计58万字，仅在大一第一学期开设（部分学院确定为80个课时，部分学院为64学时）法理学，远远不能较为全面地讲授该门课程的基础知识。所以，任课教师多根据学生的理解能力和与部门法学习的相关性，选择较为重要的章节讲述，普遍将授课重心定位于第二编法的本体（即法学的基本范畴）部分。

另一个最为重要的结构性问题是，该教材的知识性内容（第一编法学导论、第二编法的本体、第四编法的运行）和思想性内容（第三编法的历史、第五编法的价值、第六编法与社会）之间的衔接不够紧密。根据大一新生的思维习惯和理解能力，知识性内容比较适合在第一学年讲授，而思想性内容常常使得大一新生难以消化，不解其义。

该教材还有一个不足在于法律思维、法律方法部分仅设置了一章内容（第19章，篇幅在2万字左右），这与法理学课程的基本目标之一———法律方法（法律思维、解释、推理和论证能力）的训练和优良法律头脑的培养———是极不相称的。法学思维方式引导的欠缺会使得“大学课程缺乏教育力；对内容上的要求太多，而在培养学生的认识能力上又做得太少”。[1]

该教材未设计案例内容（不过，近年来法理学的案例书籍已陆续出版）。许多使用这一教材的教师一方面受学时所限，要略去学生难以理解的章节，一方面又不得不广泛收集时事、案例，以便注解、充实需要讲解的各章节内容。

对理论法学在本科教学中比重的调整和法理学课程内容的科学分化、合理组合及重新设置是本学科建设的关键。

二法理学的两个授课阶段划分

总结数年来的本科教学经验，采纳各任课教师的授课意见和历届学生的知识需求，并参考国内知名法学院的教学模式，笔者建议把法理学划分为两个授课阶段：

法理学（一），包括导论（法学史、法学教育、法律职业）、法学基本范畴（法、法的要素、法律渊源、法律行为、法律关系、权利与义务、法律责任等）、法律方法（包括法律思维、法律解释、法律推理和法律论证）、法的运行体制（立法、行政、司法）等四个版块的教学内容。法理学（一）偏重于知识性，旨在帮助学生了解并掌握法学的基本范畴、法学方法、法律实践和基本的法律技术；培养大一新生使用法言法语的能力和规范性思维的能力。该部分课程在大一第一学期开设，用18周讲，每周3或4学时，共计54或72学时，3或4学分。

法理学（二），包括法律的历史（西方法律思想流变的概况、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的发展、中华法系向现代国家法律体系的转变等）、法治社会的价值理念（秩序、自由、平等、正义、人权保护等）、法律与相关领域的关系（经济、政治、道德、文化等）等三个版块的教学内容。让学生在完成部分部门法学习的基础上对法律问题进行更为抽象和理性的思考，以增强高年级法科学生的法学素养和理论深度。法理学（二）偏重于思想性，侧重训练学生的理论思辨能力，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洞察力。该部分课程适于在大三第一学期开设，用18周讲，每周3或4学时，共计54或72学时，3或4学分。

三两阶段授课的理由

上述课程调整方案主要基于以下三方面的考虑：

第一，法理学不仅仅是大一开设的一门入门课程。“法理学”学科有狭义和广义的理解：狭义的法理学是以法学的基本范畴和一般理论为授课内容的一门课程；广义的法理学包括狭义的法理学和法史学（制度史与思想史），即是与应用法学相对称的“理论法学”这一二级学科的另一个名称，所以法理学并非仅仅是固定的、大学本科第一学年第一学期开设的一本导论性的入门课程。将法理学分为两部分教学内容既是出于更好地实现法学本科培养目标的考虑，也与法理学作为核心课程的地位、其课程难度及教学内容宽泛等特点相适应。

第二，将法理学设置为两部分教学内容是国内知名法学院的成功教学经验。西南政法大学于1997年率先对法学基础理论课程设置进行了改革，即实行在大学一年级开设法学导论，在大学三年级开设法理学的课程模式。2005年，该校确定了法理学初阶和法理学进阶课程。[2]该模式成为国内具有代表性的课程设置模式，为多所一流的法学院所采纳，包括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3]、华东政法大学、浙江大学法学院、苏州大学法学院等。北京大学法学院在本科一年级第一学期开设法学原理作为入门课程（每周2学时，共36学时，2学分），而法学原理修完之后开设法理学（每周4学时，共72学时，4学分），在更高年级围绕法理学这门核心课程开设了多门相关课程，包括西方法律思想史、立法学、法学流派与思潮、法律社会学等[4]。笔者建议的法理学（一）、法理学（二）的授课内容和教学目标与上述知名院校的教学实践大体相一致。

第三，法理学的“两阶段教学模式”与该课程自身内容的递进性，以及与部门法学习的衔接性相适应。无论是西南政法大学开设的法理学初阶和法理学进阶课程，华东政法大学开设的法理学导论和法理学专论，浙江大学法学院开设的法理学导论和法理学研究，吉林大学法学院开设的法理学一和法理学二，还是北京大学法学院开设的法学原理和法理学，其一致之处在于，将前一部分作为法学基础知识来介绍；而在高年级结合刑法、经济法、民商法和诉讼法等课程的学习，开设后一部分内容的课程；并且，因该课程内容的合理划分，而在教学方式上采取“拼盘式”的组合授课模式———由具有不同知识背景、在知识结构上具有互补性的教师合作授课；这一课程设计更是基于法学本科培养目标的定位，即如何引导学生一方面“发乎问题，关注实践”，同时又保障“法理学不应被降格为技术”。[5]

参考文献

[1]魏德士.法理学[M].丁小春，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03.

[2]西南政法大学法理学精品课程[OL].国家精品课程网站.http：///course/details/introduc tion？uuid=8a83399b-19cc4aab-0119-cc4aacbd-

0111&courseID=B070002&column=brief，2011-4-2.

[3]吉林大学法学院本科生培养方案及法理学精品课程[OL].吉林大学法学院网站.http：//. cn/benke.aspx；中国理论法学信息网.http：///，2011-4-10.

第9篇：论法治思维与法律思维范文

关键词：大学生；法律意识；培养

一、培养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内容和现实意义

1、自觉守法意识

自觉守法是法治的重要标志和归宿，创制法律的直接目的也是法律的普遍服从。守法还是违法取决于大学生对法律的内心信服的程度，当他们有信奉法律的心理时，即使个人需要与法律规范发生冲突，源自其心灵深处对法律至上权威的深切认同，内在地驱动着他们自觉地遵守法律。因此，培植当代大学生守法意识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应该把自觉守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法律的规范性和自律性注入大学生的意识里，达到大学生自觉自愿服从法律、正确行使权利、履行义务的目的。

2、严格执法意识

即严格适法和执行法律的意识。通过强调公正执法的重要性，培植起当代大学生积极捍卫法律权威和尊严的意识，使当代大学生能够在现实的法律生活中，严格依法行使自己享有的权利和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而在具体的执法活动中，能够“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正确地处理各种社会矛盾，把法律当作唯一的是非标准和行为准则。

3、诉求法律保护意识

即各种合法权利的法律保护意识。西赛罗在《论法律》中说，罗马人自孩提时便受到如此教育:一个人要求助于正义，就去诉诸法律。因此，我们应该教导大学生摒弃避讼、厌讼、惧讼的心理，以主动积极的态度参与诉讼，树立正义观念，主动追求正当的法律程序，保障法律权利的正确实现，通过参加诉讼活动，监督司法公正。

4、法律监督意识

依法行使监督权既是现代法治的要求，也是行使公民权利的表现，大学生注重自己的合法权益，坚持以权利为本位，实现个人的理想和抱负，就必须参与法治建设，发挥主人翁精神，依照宪法给予的公民权力，利用各种途径和形式，充分行使管理国家事务、社会事务、经济文化事业的宪法监督权利。在大学的法律意识培育中，我们应该把督法意识、守法意识与依法行政、司法公正结合起来，培养当代大学生的宪法至上观念和主人翁观念，使他们亲近法制、依赖法治，最终实现法律意识的飞跃，形成强有力的法治信仰。

二、当代大学生法律意识的现状和存在问题

由于有某些社会风气、传统道德和法制教育的不足，致使大学生法律素质方面存在如下缺失:

1、法律知识不足或对法律一知半解，没有正确的法律观念

当代大学生从中小学政治理论课中了解了一些法律基本概念，知道了一些比较贴近生活的法律规范，比如《宪法》、《义务教育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而对其他法律的了解不多。就其对法律的了解深度来说.他们也是一知半解，纯粹靠死记硬背，目的是为了应付考试，而不是掌握法律的理论和精神实质。要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按正确的法律意识去处理矛盾时，他们又表现出“知”“行”脱节，知法而不能守法、用法。

2、法律工具主义价值取向严重

在对法律的社会效用的理解上，绝大部分大学生把法律理解为对人的行为的约束，是掌握政权的统治阶级用以统治社会使人臣服的工具或手段，是统治阶级意志的玩偶。现代社会的法治，也是国家尤其是司法机关用以严惩犯罪、制裁违法的有力手段。这种工具主义价值取向，使大学生们在内心深处认为他们的遵纪守法行为只是迫于国家和学校的强制，而偷偷进行的违法违纪行为只要没有被学校或司法机关抓住证据就是与强制力对抗的“伟大胜利”。有了这种错误思想，在大学生的心理底层，形成了对正确的现代法律意识教化的潜意识抵制。

3、强调权利，忽视义务、责任

大学生一般对我国法律规定的权利有了一定的了解，尤其是对于经常遇到的权利内容已基本上有了正确的认识，并强烈要求维护自己的正当权利，却消极回避个人对社会应尽的义务、责任。经常把自己的人身自由权利、人格尊严权利、物质帮助权利、受教育权利、恋爱自由权利、参与社会活动权利等等放到了自己拥有的首要位置上，要求国家、社会、他人为其实现权利和自身价值提供条件并加以保障，而在行使权利、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中，却不考虑是否侵害了他人权利，是否对国家、社会造成危害，甚至根本不清楚自己应承担哪些法律义务，权利与义务发生了严重的偏差，责任心不强。

4、法律意识淡薄，崇尚权力，对法治没有信心

当代大学生由于过分追求书本知识，法律意识十分淡薄，没有法律的思维习惯，一切强调以自我为中心，追求个性和自我发展，看问题往往主观偏激，缺乏足够的明辨是非的能力，故常常发生因一时冲动而不计后果的现象，导致违法和犯罪行为的发生。相当一部分学生还从个别现象中得出了“权大于法”的结论，对法治缺乏信心，认为法治建设是政府的事情，因而那部分学生学习目的不明确，态度不端正，视读书为日后追求名利地位和享受的“阶梯”。

三、培养大学生法律意识的路径选择

1、制总体规划，从制度上保障法律意识的培养连续实效

法律意识教育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教育系统工程。首先需要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从学校教育全局出发制定学校法制教育发展纲要，并用严格的制度强力贯彻实施，保证各级各类学校在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体制与教学计划上的连续性与升华性。目前，由于我国学校法制教育缺乏一种统揽全局的、有制度保障的法制教育模式，小学、中学与大学的法制教育内容上没有连贯性，许多地方甚至还存在着肤浅、重复的可能，无法调动青少年学习法律知识的积极性。这些弊端是造成我国当代青少年整体的法律知识不足、法律意识薄弱，判断违法与犯罪的能力不强的最主要的原因，我们应该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国家教委的领导下，利用全国法制教育资源，重新审视青少年学生的法制教育目标，确立以现代法律意识教育为主线的政治理论课改革方案，制定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小学、中学与大学由浅入深、由表及里、与其思想行为特征相吻合的整体推进方案，从制度上保障我国法律素质教育稳步发展。

2．课内课外相结合

学校的法制教育离不开整个社会的法治环境和法律文化，尤其是大学生法律信仰的形成与固化，需要良好的法治运行的社会基础和社会文化背景。最好的法律意识教化理论、最先进的法律意识教育手段，如果没有现实社会依法办事、司法公正和法律公平观念的支撑，也只是纸上谈兵，对大学生的意识产生不了多大的影响。如果我们“闭门造车”，只是学校进行法律意识的培植，而忽略整个社会对人的意识的作用，也不可能促成大学生现代法律意识的自主升华和稳定。学校的法制教育与国家的法治文明建设唇齿相依。

我国己经在立法科学化、依法行政、司法独立与公正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社会法治化程度越来越高，法治环境越来越好，优秀的法律文化逐步形成。在法律意识培植的外部环境上，取得了良好的成就。但是，对于大学生群体来说，大学生的法律意识水平普遍不高，我们应该利用广泛的社会资源，把大量的外部信息不断地输入大学生的头脑中，促使大学生不断被社会优良的正确的现代法律意识“同化”，“顺应”社会主义法治的发展。

3．法律意识培植与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互动

我国要培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人才，必须下大力气提高当代学生的法律素养和政治素养，建立大学生法律意识培植与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互动模式。具体的措施是:开展专题、专业的政治与法律融合的综合教育活动(如专题报告会)；开展法律与社会理想、道德、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紧密结合的专题讲座，即开展人生理想与法律理想、社会秩序正义、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的融合与升华的教育；还可以采取演讲比赛、主题讨论、辩论会、班会等灵活多样的意识培植方式。通过形式多样的互动性教学，及时地把已经升华为法律基本内容的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与方针政策等内容传授给学生，把权利本位、自由正义、道德升华以及程序救济等法律精神实质注入大学生的心灵深处，强化学生的法律意识、道德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升华其人生理想，使其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一代新人。这样做既使法律意识的培植具有人文关怀的精神，又能使思想政治理论更具有时代性和实践性，并为政治理论课寻找法律上的依据，不仅保障了我党的政治指导思想进法制教育课堂，而且合理利用了课时和教学资源，防止重复教学，从而增强教育合力，共同提高“两课”教学的时效性和实效性。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