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传播学的认识理解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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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对传播学的认识理解范文

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要求该专业学生主要学习基本原理和新闻学、广播电视学、以及与广播电视有关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受到广播电视新闻采访、写作、编导、播音、节目主持等方面的基本训练，具有广播电视节目策划、编辑、采访、管理等方面的基本能力。由此可见，广播电视新闻专业教育的本质在于引导学生了解媒体传播的现象，掌握媒体传播规律从而能熟练地把握媒体传播。因此，传播学理论课程的教学需要树立具有强烈专业关切精神的教学理念，教学理念是教学效果的前提和基础，是教学效果的重要保证。传播学在广播电视新闻学本科人才培养模式下，传播学课程教学的专业针对性，就是要在教学过程中考虑媒体传播作为一种传播现象的一般性特征和独特性特征，处理好教学过程中传播学理论的一般性和媒体传播的专门性之间的关系。教师在传播学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关注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需要，依据专业的特点强化教学理念，进行教学改革，提升教学效果。

教学过程包括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两部分，在加强教学理念的同时，学生对学习传播学的思想认识同样重要。许多广播电视新闻专业的学生对于《传播学》课程的学习认识不够，不太重视，完全区分传播学与新闻学，认为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本身操作性、实践性特别强，应该加强与广播电视切合紧密的课程如《新闻学》、《节目制作》、《电视摄像》、《电视节目策划》等课程的学习，完全没有必要学习《传播学》那些既枯燥又无用的理论知识。没有充分认识到传播学的理论知识对新闻传播的指导作用。所以许多同学知道媒体传播的一些传播现象，却并没有将其进行归纳总结，上升到规律和理论的层面，从传播学的角度进行思考。宁树藩教授早在1994年就曾谈到他的一个想法：“新闻学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以新闻传播为研究对象而形成的，这可说是本来意义上的新闻学；一是以报纸等新闻媒介的活动为研究对象而形成起来的，无以名之。姑称之为广义新闻学。”而且指出：前者是核心，是基础，失去前者就不成其为新闻学了。1998年，李良荣教授与李晓林也曾撰文呼吁：“新闻学需要转向大众传播学”；“新闻学转向大众传播学是必然趋势，也是必由之路”；“新闻学转向大众传播学是对传统新闻学的一次改革”。

上述学者的观点非常明确指出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学生们在学习传播学的过程中，首先要认清传播学与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之间的紧密关系，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学生们的学习态度，进而才有学习的激情和动力。

二、切合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特点优化整合教学内容

传播学教学模式既有普遍性，也有不同专业的特殊性。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传播学教学更要切合该专业特点进行教学内容的优化整合。不仅要用传播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分析媒体传播现象，更要用传播学的理论进行新闻传播的实践指导。依据专业特点优化整合教学内容才能真正达到学有所用，学以致用的教学目的。

据调查了解，目前，我国广播电视新闻学的本科教学中，使用的传播学理论教材有很大的相似性，基本上涉及到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传播类型研究，主要包括传播者、传播受众、传播媒介、传播内容以及效果研究等内容，而传播效果又着重介绍四大宏观社会效果，即议程设置、培养理论、知识沟假说及沉默的螺旋理论。这种安排基本上将西方传播学主要是美国的经验学派的研究成果介绍给中国学生，它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类本科教学普遍采用。然而。教学过程中，只向学生纯粹的介绍这些源于西方的传播学理论，肯定得不到学生的欢迎，传播学的知识体系往往游离于专业之外，并没有和专业紧密地结合。传播理论教学要以一般原理介绍作为重点，再结合实践。使学生学有所用，学以致用。教学过程中，注意将抽象的传播学理论与具体的新闻传播现象结合，使抽象问题具体化、感性化。比如，在讲解议程设置时，在学生们了解了它的本质是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势力对舆论进行操作和控制的过程之后，结合新闻实例进行讲解。例如，美国轰炸伊拉克之前，大肆渲染后者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其本质也是利用媒体进行议程设置，扰乱视听，推行其霸权政策。在讲解人际传播时。通过观看记者和采访对象的电视节目录像进行探讨分析，使同学们真正理解传、受双方之间的认知互动、情感互动，从而指导将来的新闻采访工作，做出有创意和深度的新闻作品。

传播学教学，就是要让学生在体验中理解、掌握，以及运用所学的知识，解释新闻传播现象，提高新闻传播实践能力。教学过程应该将新闻传播现象与传播理论紧密结合，从一般到特殊，从理论到实践，充分优化整合教学内容，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从而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三、丰富教学方法，调动学生学习激情

传播学本身理论性较强，多开于专业学习的较低年级，学生的接受能力和理解能力都比较有限，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教学方法的采用对于教学效果的体现是很有益的。传播学教学必须要跳出理论型课程单向教学的传统模式。不仅要将传播学理论研究成果清晰的介绍给学生，还必须充分尊重传播学自身学科性质，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充分调动学生们参与思维，进行主动学习，从而提高教学效果。

经调查，教学内容枯燥、抽象、难于理解，是学生们对传播学学习的普遍印象，所以在教学中可运用多媒体技术。提供多元化的学习情境，产生多样性的外部刺激，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其中，运用多媒体技术进行教学是方法之一。运用多媒体技术将一些抽象的过程、微观的现象进行模拟，瞬间的现象进行定格，是教学内容变得具体、直观、生动而易于理解。另外，多媒体系统的超文本功能，可以把诸多的教学信息，由不同媒体形式进行有机组合，将与某一教学内容相关的不同层面的资讯系统集成在一起，实现课堂教学信息组织表达的最优化。对于广播电视新闻专业的同学来说，影像资料特别丰富，可以最大程度的发挥优势，使抽象的教学内容形象化、简单化。如，在讲授人类传播的符号和意义的内容时，播放对话、访谈类节目，借用影视的直接诱导，调动学生的参与热情，使他们进入教学内容情境之中。通过这类节目的主持人、嘉宾的非语言符号，如面部神态特写镜头，肢体动作细节描写来反映其心理活动，并通过讨论使学生掌握基本的知识点，同时对著名主持人的采访技巧也有了直观的认识。例如，笔者在教学过程中播放了湖南台鲁豫主持的栏目《说出你的故事》中的《白岩松约会电视》这期节目，因为主持人和嘉宾都是明星主持人，同学们参与热情非常高，讨论非常热烈，教学效果可想而知。

要想提高同学的参与热情，还可以采取情境教学的方式，让学生亲身模拟，直接感受教学内容，加深体会和理解。这样的教学方式不仅将同学从枯燥的被动接受的教学中解脱出来，同时可将理论直接付诸实践，使同学们学得轻松，接受愉快。如讲解传播技巧和传播效果的内容时，笔者让同学上讲台模拟了“诉诸理性”和“诉诸感情”以及“警钟效果”，使课堂气氛变得轻松活泼，同学们对教学内容记忆深刻。大众传播的教学中，针对传播热点话题，组织学生跟踪大众传媒的报道，要求学生对所收集到的材料进行整理、分析，再利用课堂时间进行讨论。这样的互动安排，充分考虑到教学目的和学生的兴趣，鼓励学生学习积极性，一般都能达到预期效果。如笔者组织同学们就“3·14拉萨事件”从传播学的角度进行了讨论分析，效果很好。

由此可见，只要教师将传播学的教学进行适当的处理，使之与新闻时事紧密结合，使同学深入教学内容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传播学教学过程就会变得轻松愉快，教学效果就会明显提升。

四、与时俱进的探讨新问题，培养学生思考分析能力

人类传播的发展过程，是一部人类在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中不断扩展自身的传播能力、不断发展和创造新的传播媒介、不断使社会信息传播系统走向发达和完善的历史。纵观人类传播发展历程，先后经历了口语传播时代、文字传播时代、印刷传播时代、大众传播时代和网络传播时代。加拿大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这本书中，提出了著名的论断：“媒介即是讯息”，指出了媒介的决定性作用，特别是在电子化时代，媒介具有前所未有的积极的能动作用。媒介引起了人间事物的尺度变化和模式变化，媒介改变、塑造和控制人的组合方式和形态。20世纪80年代，社会形态、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使得人类社会出现全球化、信息化趋势。网络传播已经成为信息社会传播的基本形态。它突破了大众传播时代大众化、非目标性、单向、区域传播的障碍，使得传播走向个人化、目标化、双向和全球网络传播。

媒介的变化发展，使得我们必须站在时代和学科的前沿，从历史的、发展的角度，带着前瞻性的眼光关注传播环境的变化和发展，努力探求能适应新形势、新环境的传播学规律。网络传播过程的交互性、多媒体化以及媒介资源的丰富化、信息传播的全球化等网络媒体的许多打破传统媒体的新的传播特点，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不仅深刻改变了传统的传播学研究方法，同样改变着传播学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传播学教学应该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媒介环境的变化而与时俱进地树立新观念、赋予新内涵、整合新架构，不能永远停留在吸收与借鉴的层次上。譬如，“沉默的螺旋”理论在网络媒介是否依然适用?为什么?新媒介与传统媒介的关系是互补还是排斥?新媒介的普及将使媒介的使用形态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些变化对传统媒介的运作方式产生影响吗?为什么?如何产生?网络等新媒介对人类的社会生活带来哪些变化?诸多问题需要传播学教学过程中提出或者质疑。传播学教学应该根据时代的变迁，环境的变化而提出相应问题，培养学生独立的思想。批判的意识，客观的判断，并学会系统的分析。

总之。传播学是专门探讨人类传播现象和传播规律的学科，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传播学理论课程的主要任务就在于引导学生充分认识和把握传播学的一般规律，并用传播学的基本理论来分析思考媒介信息传播现象，指导各种媒介信息传播实践。传播学教学效果的保证，需要教师多费心思组织教学内容，设计教学方法以及与时俱进的进行教学改革创新。

第2篇：对传播学的认识理解范文

关键词　传播学教育　教学改革　课堂教学　建构式学习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2001年开始，教育部开始批准部分高校在本科阶段开设传播学专业，传播学教育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与新闻教育的依附程度。然而，传播学与新闻学教育的关系，传播学教育的培养目标、课程体系、教师队伍、教学模式等众多问题的不明朗影响着传播学教育，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和热议。本文将简要叙述近几年传播学专业教学研究状况，概括本科传播学教育遇到的问题和教学改革研究，并对本科传播学教育改革提出建议性意见。

一、传播学本科教育的研究现状

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即传播学本科教育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1　传播学教育大众传播化导致培养目标不明确、课程设置不合理

传播学教育的新闻化源于传播学与新闻学一直以来的界限不清晰，两者的胶着导致传播学教育与传统的新闻学教育相类似。传播学最初由新闻学界引入并为新闻工作者所研究，而新闻学界对传播理论的研究集中于大众传播相关理论。研究成果的出现及其在新闻实践工作中的理论支撑作用激发了新闻界对大众传播理论的研究兴趣，这又促进了研究成果源源不断的出现，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循环的过程推动了大众传播学教育和研究的发展，大众传播学在高校和学界得以广泛快速的传播。

然而大众传播学的教育并不等同于传播学教育。在教学中，从专业名称的确定到教学方案、课程体系的设置实际上都面临如何科学认识传播学的问题。关于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区别，近几年学术界和教育界广泛热议，而学界教育界对传播学这个学科的认知仍尚待清晰。

学科认知影响着培养目标，而培养目标又直接影响课程体系的设置。高校传播学教育与新闻学教育的培养目标与课程设置存在一定程度重合的现象，对于课程设置存在的问题，对传播学课程和新闻学进行差异化细分。在细化课程方面，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传播学专业开设了传播研究方法、大众传播与社会、大众传播与文化、传播与科技、网络传播等丰富的课程。

对于传播学教育改革的方向，除了明确培养目标、完善课程体系，教材的使用和师资结构也受到了学者的关注。刘海龙对目前高校中使用的传播学教材作了如下概括：教材引进侧着大众传播理论；泛泛的概论介绍偏多，而具有一定深度的理论考察还比较少；在理论范式的介绍方面也还不够开放，仍是客观经验主义范式一统天下的局面。

总之，大众传播教育只是传播学教育中的重要部分，大众传播化一方面使教育界和学生对传播学的认知狭隘化，另一方面，大众传播化指导思想下的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体系则不适应学科的发展和社会的要求。

2　传统教学模式弊端显著。急需引入新模式

在传播学本科教育的研究中，教学模式也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目前陈旧的教师一言堂教学模式与新时期下传播学人才培养的不适应。在学界已形成了共识。

传播学教学基本是介绍欧美传播学研究的成果，但经典的传播现象和实验则无法还原给学生，不仅理论与实践脱节，而且容易形成教师一人独讲的教学情状。由于传播学的理论知识面较宽且有一定的抽象性。在本科教学中教师一言堂的教学模式易演化成填鸭式教学。在课堂教学中学生接触了大量的知识，从学科历史、学科人物、概念、概念区分到模式、理论、研究方法等等，而灌输式的教学方式则让学生疲于记忆。在较短的课堂教学时间内。学生往往无法了解传播理论的由来，也无暇透过社会的传播现象去理解理论。

学者们深谙这种延续了几十年的教学模式的弊端，呼吁改进课堂教学和引人互动式教学模式。

1　改进课堂教学

传播理论的本质在于描述和解释传播活动与传播现象。对于本科生而言，有些传播学理论较为深奥，具有一定的抽象性。这要求传播学教学重理解和运用，在与实际的联系中理解理论知识。对此，李薇认为，对一些比较深奥的传播学理论可以变换教授方式。通过举例法、阐释法做到深入浅出，让学生搞懂理论内涵；注意深与浅结合；同时要善于把抽象的问题具体化、理论的问题形象化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引导学生将理论与现实社会、生活相结合进行思考。在教学的操作方法上。陆桂生和黄丹主张要点面结合。突出重点理论，形成传播学基础框架理论；同时向学生介绍中国传播学的发展现状，引导学生从本土化出发批判思考中国不同于西方的传播现象，学以致用。

张玲提出了一个更宏大的传播学本科教学的“渐进循环”教学模型，将“经典理论解析”、“相应案例引入”、“传播实务实践”和“学术前沿启迪”作为以课堂教学为始端的递进式教学模式。持有类似观点的学者认为，对于传播学本科教育而言，教学要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和应用能力，通过对传播理论的学习而实现对理论的活学活用。

2，引入互动式教学模式

学者们从国内国外的视角分别构建了三种互动式教学模式：开放动态的教学模式、建构性学习模式、工作坊式教学。

(1)开放动态教学模式

开放动态式教学模式是相对于传统静态的教师单向传播的教学模式而言，学者徐协认为。这种模式要求教学方式、教学手段、教学内容和教学课堂的开放。传播学教学要变学生被动接受知识为主动参与课堂教学，教师要积极创造机会让学生多动口动脑，让学生主动参与教学如提问与解惑相结合，这是教学方式上的开放。教学内容、教学时间和空间也要开放：教师和学生不能仅仅局限于课堂教学，还要注重课下的交流，从而促进学生的思考；空间的开放意味着学生要拓展第二课堂。

河南大学郭奇也论述并在教学中实践了相类似的参与式教学模式。作者引导学生积极参与教学的整个过程，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1)对学生进行全面的问卷调查；2)组织学生参与教材的选定；3)鼓励学生搜集传播案例，建立案例库，并在课堂上剖析；4)创设课堂对话情景；5)完善教学评估机制。

(2)建构性学习模式

建构性学习模式强调为了理解而学习，通过问题式学习和协作式学习来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和批判意识，让学生自主构建知识体系与意义结构。这种理论认为，知识不是通过教师传授得到，而是学习者在一定的情境下，借助他人的协助(包括教师和学习伙伴)，通过必要的学习资料，进行意义的建构而学到。

复旦大学谢静归纳出了建构式学习的两大程序：一是学生在课前必须进行大量的资料阅读，教学不局限于教材，教师比较注重论文和著作。=是重视个案研究，老师会提供很多个案。供学生课上讨论或课后分析，要求学生搜集资料、整理后在课堂上陈述与讨论。

建构性学习模式将传统的课堂演变为自由课堂，这是一种由教师确定主题并进行指导，学生课下准备资料、制作教案、组织课堂充当传授者的教学模式。自由课堂打破了教师的主导地位，教师的角色由传统课堂教学中的主导者转变

为引导和串联者。在自由课堂中，教师要为学生提供良好的情景，即自由的气氛；同学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张扬自己的个性，课堂上充分讨论。

建构主义理论下的协作学习模式已为南京医科大学的健康传播学教学所采用，并形成了一整套制度设计和评估体系，这为其它高校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经验。

(3)工作坊式教学

工作坊式教学是由高红玲提出的一种实践教学模式，并在教学中以“传播学研究方法研讨及实践操作”为教学主题的选修类课型进行了教改试点。这打破了课堂、教材和教师为中心的限制，实现“知”和“行”的对接，加速了学生学习能力的提升。

工作坊式教学有这样几个特点：1)由科研项目带动；2)教学过程也是一个合作过程，即科研项目的策划、论证以及执行的全过程中进行分工合作；3)有明确的教学主题；4)参与项目的学生应该是通过专业基础课的学习，具有参加科研的理论准备；5)由多位不同方向的教师参与组成科研教学指导中心。教师之间相互补充相互启发，给学生带来立体的知识体系。

(4)科技汇流下的数字多媒体教学

台湾文化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周庆祥认为，大学新闻传播教育在科技汇流下亦面临了教学方法转向的冲击。如何将数字化的技术融入新闻传播教育中，设计出具学习成效的数字媒体教材，并将数字教材融入新闻传播教学课程中，都必然要面对的问题和解决的难题。

在WEB2，O的时代，如何应用数字多媒体教材于课堂教学以提升学习成效，也是特别提出研究的问题。教师的角色要由教导者转化为指导者，教学方式由教导转换为互动与分享。即由老师决定每周的课程主题，提供研习素材供同学参考，再由负责该主题报告的小组针对主题搜集相关数据，制作成数字多媒体教材简报，并引导同学进行课堂讨论。

一方面，数字多媒体教学具有典型的建构式学习特点，强调学生的主动参与和教师角色的调整；另一方面，合理使用数字化技术设计多媒体教材会提高学生学习的成效；当然，新的教学模式需要在实践中加以评鉴、反省和调整。这三方面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二、从传播学视角看教学模式在传播学教学中的应用

以上几类教学模式为中国传播学本科教学改革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但我们认为有一个特殊的视角：知识的传授从本质上是一种传播行为，无论课堂传授还是其他的教学方式都是一个传播的过程。因此对于传播学教学来说，教学工作又增加了一层含义，即教学活动本身便是一种传播现象，教学工作者理应结合传播学相关理论进行分析、论证并依此选取最为有效的教学模式。

1　变化了的传播要素影响着传播效果

传播学理论告诉我们，一种传播行为会产生相应的传播效果，当评价传播教学这种特殊的传播行为时，必须以传播效果为标准检视之。

当前高校本科阶段的课堂教学是一种显著带有5w特点的单向传播模式，大部分教学时间内教师是在传授知识，而学生或被动接收或选择不接收，传者与受者缺乏普遍的沟通。更为重要的一点在于，高校经过十多年的大规模扩招后，传者和受者悄然间发生了变化。和十年前相比，传者在课堂教学中面对着更多的受者，小班教学已成为奢望，这直接导致课堂向公众性质的转变。如果说十年前教师还可以给每位学生发言的机会。那么在如今的课堂中教师已无法做到这一点。同时，学生的整体素质降低了，且一部分学生面对着专业调剂后对专业的排斥问题，而社会环境变化和信息多元化导致部分学生产生了对课堂的排斥感，于是在课堂教学中传者将面对更为复杂的受者群。

由于在课堂中更多的学生因得不到互动机会而可能降低对课堂的归属感以及现实存在的学生专业兴趣的问题，“噪音”便在课堂教学这一传播过程中产生了，无疑这影响到了传播效果。在不改变传播模式的情况下，传者会比十年前面对更多的难题。如果传者无法通过自身的权威度、传播技巧、传播手段等化解这些难题。那么整个传播过程便无法取得好的传播效果。

从上述传播理论中不难看出，由于教师在目前的课堂教学中占主导地位，因此取得好的传播效果便在很大程度上由传者决定，然而传者却不得不去面对传播过程中存在的种种难题，这与扩招前大不一样。于是从理论上看，取得好的教学效果的可能性便显著降低，且不同高校不同学科之间会有差异性。

2　改良的课堂教学要与建构式实践教学结合

解决目前高校课堂教学低效的问题，一方面在于改变目前学生在教学中的被动地位，另一方面在于规避“噪音”及条件环境变化给教学带来的难题。针对传播学教学改革，学者提出了两个方向：1)通过改进教学手段和教学内容来增加学生参与教学的机会，如通过案例教学结合课堂讨论的教学方法；2)借鉴国外建构性学习模式，彻底改变学生的学习习惯，学生在与同伴的写作中、在教师的指导下主动探索学习。

案例教学和课堂讨论可以改善目前教师、学生之间的不平衡。增加学生参与教学的机会和意识，缓解学生一味接受知识的习惯。可喜的是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已经建立了新闻与传播教学案例库，并在新闻编辑课堂上积累了成功的案例教学经验。作为此项教学改革的直接参与者，蔡雯认为探索情景式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对于讲求应用性的新闻传播学教学来说可以产生一流的教学效果。而案例教学正是情景式教学下的一种有效方法。0如果仅仅将案例教学引入传统的课堂中而不改变学生的被动地位和对教师的依赖，那么这只是对课堂教学的局部改良，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而人民大学新闻编辑课的情景式案例教学模式则带有明显的建构式学习色彩：学生为学习主体、团队合作、教师指引、情景构建。

而建构性学习模式完全取代传统教学模式将会遇到几个现实问题：1)建构式教学模式在美国主要为研究生教学所采用，而本科新生不具备研究生全面的基础知识，学生缺乏一定的知识做支撑；2)建构式学习模式下，教师的角色转变较大，不仅事先要对学生做全面的了解，教师还要在课堂中引导教学的开展，在课前学生的准备中发挥指导作用，还要对学生的学习作科学的评价，因此对教师的时间、精力和综合素质有更高的要求，加之目前大班教学的现状，显然无法整体推广建构式教学。

单一的建构式教学模式或经过改良的课堂教学均不能完全解决目前的问题。我们建议：以学期划分，将每学期的教学时间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采用经过改良的课堂教学，即通过改进传播手段和内容来增加学生的参与程度，引导学生结合社会传播现象来理解和学习理论，增加学生对课堂的归属感和学习热情。第二阶段，引入建构式学习的理念和模式，以学生为中心，学生在一定的情境下通过小组协作学习和教师的指导，通过必要的学习资料，在实践中将理论知识内化。较之于课堂教学我们称之为建构性实践教学。这里的实践教学与第二课堂、假期实践活动等有着根本的区别。建构性实践教学是正式的教学，同样依托于课堂开展教学工作，与课堂教学具有相同的地位，两者需要在学时上进行科学的划分。课堂教学在前，建构实践教学在后，学生在第一阶段课堂教学中了解一定的理论知识后，通过第二阶段的实践教学从而将理论知识真正内化，并培养学生搜集信息、协作学习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两个阶段的学习相辅相成，从不同的侧重点展开教学活动。从而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由于本科生在不同的学年和学期所学的课程性质有一定的差异，比如一、二年级时公共课、英语课与专业课并存，而专业课的教学更适合于采用课堂教学与建构式实践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同时，由于每个学期的专业课均在一门以上，如传播学专业一年级第一学期开设了传播学概论与人际传播学两门专业课，那么第二阶段的建构式实践教学对以上两门专业课进行整合，包括对教师、学生和课时和教学内容的整合与协调。如果在传播学概论和人际传播学两门课程中分别进行实践教学，由于班级学生过多而导致单个教师难以应付，因此整合两门课程成立导师组，共同协调开展建构式教学不失为一个解决办法。

教学模式做了调整就意味着对学生学习评价的模式也要随之变化，如果保持期末考试为主的评价模式，建构式实践教学则可能落于形式化。学生可能会有这样的理解：一切归根到底还是期末考试说了算。

第3篇：对传播学的认识理解范文

[关键词]文化人类学 传播学 主体性 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7-0148-05

从目前的传播学研究来看，对实际应用的层面关注的比较多，而对传播的本质、传播的哲学思考则比较少。在人类越来越依赖于传播的发展过程中，仅从操作层面去审视传播已显然不能解决更深层次的问题，我们必须从传播活动的本质、传播对整个人类社会的根本影响上，来审视一切传播现象。在这里，我们试图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认识人类传播的意义，为当前的传播学研究提出一种新的视野和理论范式。

一、文化人类学与传播学的理论渊源

尽管文化人类学与传播学不管是在学科领域、理论背景、发展历史、实践功能等方面都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但如果深入研究的话，就可以发现这两者之间还是存在着某些理论渊源的。①

在文化人类学的各种理论中，最容易与传播学产生关联的是文化人类学的传播论学派。传播论学派（diffusionist school）是西方文化人类学的一个重要流派，大约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于德国，后又影响到美国和英国。这里“传播”的英文词为diffusion，是一个取之于物理学的概念，是“扩散”、“漫流”的意思，与现在传播学中的英文词communication有所区别。但它们所关注的对象都是人类文化，即在研究对象上基本是一致的。这无疑为文化人类学与传播学架起沟通的桥梁创造了很好的理论前提。

文化人类学的传播论学派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流派，一是以德国、奥地利为主的历史传播学派，另一个是英国的极端传播学派。就学术渊源而言，德、奥传播论学派的理论先驱是德国的人类地理学家F・拉策尔（1844－1904），他通过研究地理环境与人的关系，论述了人种、文化的变迁，“其著作中已经提示了一种传播模式的思想，是为后来传播主义人类学思想的端倪。”[1] （P114） 这一学派的中坚人物是格雷布内尔和施密特，他们把文化现象看成是独立自在的东西，认为每一种文化现象（包括物质文化、社会制度以及意识形态领域的内容）都是在世界某一个地方一次产生的，然后开始向外传播，与其他文化结合，从而形成一定的文化圈。这种文化传播、借用和被借的过程，便构成了文化历史的基本内容。英国的传播学派的理论支点在于：埃及是人类一切文明的惟一摇篮。其代表人物是极端的传播论者里费斯，他认为世界文明都是由埃及传播而来，即所谓的“泛埃及论”。尽管这个学派的观点十分武断和偏激，但还是对后来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美国，以博厄斯为首的一批人类学家对这种观点进行发挥和改造，提出了“文化区”的理论，其实质是多中心传播论，主要研究各种文化现象之间的相异之处与互渗影响。对于文化人类学中的传播学派与现代意义上的传播学之间的关联，中国学者刘强认为：文化人类学中的传播学派，在对文化传播进行了许多有价值的实证研究的同时，第一次触及到了人类文化中的传播问题，“这不仅是对文化人类学理论的重要贡献，应该说也是现代传播学思想的滥觞。”[2]

在文化人类学的传播论学派产生之前以及之后近百年的发展史上，文化人类学曾出现过各种不同的理论流派，比如进化论学派、历史批评学派、文化功能学派、法国社会学派、结构主义学派、新进化论学派等等。如此众多的理论流派，预示着文化人类学完全有能力为现代传播学提供更为丰富的理论资源和知识储备。

从另一个理论层面上看，文化人类学又包括三个不同的学科：一是考古人类学；二是语言人类学；三是社会文化人类学。社会文化人类学关心的是人类社会与文化的传承问题，包括民族学和民族志两个方面。民族学是社会文化人类学中最大的分支，以系统与比较的方法来研究现存文化的类型及其发展过程；而民族志主要是收集各民族的文化资料，详细描述和记述各个社会的文化及其过程。在实际研究中，这两者通常紧密结合在一起。文化人类学的几个不同学科分别使用着不同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同样有理由、也有能力成为现代传播学研究的理论资源和知识储备。

20世纪上半叶以来，现代传播学的兴起和发展也表明，该学科一直都在有意无意中借鉴和吸收着文化人类学的知识背景和理论资源。传播学的集大成者施拉姆曾引用了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萨皮尔的观点说:“每一种文化形式和每一种社会行为的表现都或明晰或含糊地涉及到传播。”施拉姆还指出:“传播是社会得以形成的工具。传播一词(communication)与社会(community)一词有共同的词根，这绝非偶然。没有传播，就不会有社区，同样，没有社区，也不会有传播。使人类有别于其他动物社会的主要区别是人类传播的特定特性。”[3] （P2-4） 在这里，施拉姆借助于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试图揭示出人类传播的本质意义，这在某种程度上直接推动了传播学与文化人类学的整合，也开启了传播学研究的新视野。

二、回归主体性：传播学关于人及其文化的研究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传播学家们通常把传播学的母题规定为传播过程的研究，把传播学的主题界定为研究某个人传递刺激以影响另一些人行为的过程。这些研究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但却有意无意地淡化了传播活动的本质――人的一种生命活动，在不同程度上忽略了传播活动的主体――人。

当然，也有学者提出了传播学研究中人本主义转向的重要性，比如施拉姆就曾指出：“我们研究传播时，我们也是研究人――研究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他们所属的集团、组织和社会的关系；研究他们怎样相互影响、受影响，告知他人和被告知，教别人和受别人教，娱乐别人和受别人娱乐。要了解人类传播，我们必须了解人是怎样互相建立联系的。”[4] （P4） 根据这种观点，他把自己所进行的传播研究称为人类传播研究。虽然施拉姆对“人”这一主体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但其缺陷仍然是显而易见的。中国传播学者胡翼青一针见血地指出：尽管经验主义传播学在关注人的方向上已经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它还是不可能彻底超越自己。原因是不管是实证主义还是后实证主义，其理论假设都对人复杂动机的研究一筹莫展。因此，“施拉姆的传播学研究就始终没有真正建立起关于人类传播的理论体系，他的研究体系依然不得不遵从经验主义的假设和基本理论框架，他并没有真正实现着重研究人的理想。”[5]（P207） 针对这种状况，胡翼青提出了以“人”为核心的传播学研究理念。他指出：经验主义和技术主义的人文主义转向，传统与批判两大学派的融合，预示着传播学未来的出路，而“信息人”将成为未来人本主义范式的研究核心，多元方法论将成为未来人本主义范式的研究路径。胡翼青基于人类信息传播发展历史提出了“信息人”这一具有普适性的概念，这种以“人”为核心的传播观念，无疑对传播学研究及其学科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但问题在于，对整个传播学研究而言，我们是否应该有更为广阔的视野呢？关于人的本质，我们是否应该有更为深刻的认识，从而推进传播学研究对“人”这一主体性的回归呢？我们认为，文化人类学恰恰在这方面为传播学提供了理论借鉴，同时也提供了开启传播学研究新视野的可能性。

在文化人类学看来，人既是文化的创造者，同时也是文化的产物。当代人类学大师克里福德・格尔兹说，人是一种编织意义的网而又囿限于其中的动物，这个意义的网，即是文化。他认为：“文化是一种通过符号在历史上代代相传的意义模式，它将传承的观念表现于象征形式中。通过文化的符号体系，人与人得以相互沟通、绵延传续，并发展出对人生的知识及对生命的态度。”[6] （P250） 从这个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文化成为人类本质最重要的展现。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可以说，文化是如此重要，必然成为任何社会科学门类所无法规避的话题；同样，文化的范畴是如此深刻和广泛，也必将为任何社会科学提供广阔的研究空间。当然，对传播学研究而言也不例外。事实上，对于人类“文化”与“传播”之间的关系，一些当代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都给予了高度的关注。比如莱斯利・怀特在考察人类文化的发展进程时，就发现了人类传播行为的巨大影响:“人们逐渐认识到，文化是一个连续统一体，是一系列事件的流程，是一个时代纵向地传递到另一个时代，并且横向地从一个种族或地域播化到另一个种族或地域。”[7] （P23） 哈里斯则更为直接地指出：“要说明社会文化的差异和相似，最有力的解释是传播。”[8] （P187） 而露丝・本尼迪克则强调说:“在对文化整合进行理解时，有一个社会事实必须予以考虑，这就是传播的意义。”[9] （P2） 显然，人类文化与传播之间的内在关系，使得建构文化人类学与传播学之间的理论桥梁变得更为容易了。

文化人类学对现代传播学的影响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传播学对文化人类学理论资源的吸收和借用，这主要表现为对人及其文化的重视，也就是所谓传播学研究的主体性回归；二是传播学对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借用和发挥。对于传播学这样有高度实践性的学科而言，方法论上的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文化人类学与传播学研究方法论的创新

传播学研究中一直存在着欧洲批判学派与美国经验学派双峰并峙的流派结构和理论分歧。传播学中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对立的根源就在于，这两个不同阵营中的学者对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具有不同的预设，他们在方法论上的分歧表现为坚持人文主义还是趋向于实证主义。

人文主义主要致力于探求自然界和社会生活的客观规律，主要关心人文世界特别是人的内心世界。人文主义者认为，社会科学研究应该有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独立的方法论原则，绝不能盲目效仿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科学。与此相反，实证主义相信所有科学都只能采用自然科学的标准和方法。他们认为，因果律是建立在能够通过经验证实之上的，因而就排除了科学家个人的主观因素对一般规律和科学理论的影响。因此，实证主义者认为社会科学应当模仿自然科学的传统和方法，对社会现象做出因果性说明，从而使社会科学成为精密的、实证的科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传播学正是在方法论的分歧和对峙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方法论上，欧洲传播学批判学派主要继承了人文主义传统，而美国的经验学派则更多地采用了实证主义的方法。因此，在传播研究领域中，一直存在着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两大传统。质化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实地调查、焦点团体访谈、深度访谈和案例研究等；量化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内容分析法、问卷调查法、纵向研究法、实验研究法等。这两种研究模型的学术传统分别来自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10] 在传播学史上，人文主义和实证主义两种不同的方法论始终纠缠在一起，在冲突中走向融合，也在融合中持续着冲突，并在这两种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建构了现代传播学的理论体系。

传播学理论研究的踌躇不前，预示着方法论创新的紧迫性和必要性。这时候，文化人类学由于其研究方法的独特性，进入了传播学研究的视野。有学者指出：文化人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具有毋庸置疑的方法论优势，因为它采用第一手的、直接来自人际环境的资料，对文化的异同进行分析。如果说，社会学家依靠从问卷、访问和统计报告获得的第二手信息，历史学家在时间和空间上远离所研究的人和事，那么，文化人类学家则进行野外考察，“直接参与人们的日常活动，观察人们如何饮食、争吵、跳舞，倾听他们的日常交谈和嬉笑怒骂，并逐渐开始像他们一样地生活和从他们的角度来理解生活。”① 显然，文化人类学在方法论上的这种独特性，完全有可能为传播学研究方法的创新提供借鉴。尽管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论在传播学研究中并不一定能扮演救世主的角色，但其借鉴意义仍不容忽视。

至今为止，在传播学研究领域运用得最为普遍和成熟的文化人类学方法，无疑是民族志的方法。民族志是20世纪初期由文化人类学家所创立的一种研究方法。研究者主要通过田野调查，深入到某些特殊群体的文化中去，从其内部着手，提供相关意义和行为的整体描述与分析。这种方法强调，要尽可能详细地了解研究对象实际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总体把握的基础上，有重点地进行分析与解释。这就意味着研究者必须长期融入研究对象的生活之中，成为其中的一员，并直接观察研究对象的行为，同时做出理性的判断、分析与研究。在传播学研究领域，较早使用民族志研究方法的是英国的文化研究学派。早在1958年，理查德・霍加特就把这种方法运用于其著作《文化的用途》中，这被认为“开创了英国文化研究中颇有特色的民族志传统”。 之后，民族志方法被运用于大众文化研究，并深入到传播学研究中来。伯明翰学派的学者们广泛地运用了这种方法。比如，莫利于1986年出版了《家庭电视》，在这本著作中，他真正采用民族志的方法进行受众研究，选取了18个家庭作为样本，研究者们亲自走进这些家庭中进行访问。访问既针对父母也包括小孩，一般持续一至二小时。为了留有空间进行思考、提问，整个访谈过程并没有结构化。而且，由于有其他家庭成员在场，以及对采访对象有着繁复的质询方式，莫利非常自信能获得真实的情况。通过这样一种参与观察加访谈的形式，莫利了解到了“客厅政治”对家庭收视的影响以及由此造成的不同家庭成员的收视体验。[11] 这被认为是大众传播研究领域中采用比较民族志方法的经典案例。中国传播学者郭建斌曾把经验学派的量化研究方法与民族志的方法进行比较，他认为：使用量化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访问、调查时，所涉及的话题、问题，尽管也可以非常详细，但由于方法本身的限制，总是不全面的。而民族志方法所强调的是，尽可能详细了解研究对象实际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总体把握的基础上有重点地进行分析、解释。对传播学研究而言，“这与其说是一种研究方法的变革，不如说是一种研究理念的革命。”[12] 由此可见在传播学研究中引入文化人类学的方法，不仅在实践上是可行的，而且对传播学的学科发展乃至于理论体系的建构，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事实上，在经典传播学研究领域里，比如人际传播、受众研究等等，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也已经被越来越广泛地运用，甚至有学者提出了“民族志传播学”的概念。

四、文化人类学与传播学研究视野的拓展

基于以上的研究，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文化人类学的引进能够拓展传播学研究的新视野。这至少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文化人类学的引入促进了文化研究学派的兴起。这是传播学研究中最早引进文化人类学方法的领域，英国的文化研究学者理查德・霍加特和莫利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此外，伯明翰学派的另一位大师斯图亚特・霍尔。霍尔在《编码・解码》中依托于文本、关注观众解码文本的理论模式，把关注点转移到电视观众的观赏这一社会过程本身，从而获得别出心裁的研究成果。这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对莫利研究的延续。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将在未来的文化研究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第二，文化人类学的引入促进了传播学经典学派的创新和进步。民族志方法在人际传播研究中的运用，使得传播学领域产生了一个新的分支――民族志传播学，其关注的对象，就是语言社区中的人际传播。民族志传播学的先行者是著名学者德尔・海默思，他在1964年首次提出了“民族志传播学”这一术语。作为传播学的一个分支，民族志传播学有着自己的显著特征：“1. 传播实践而不是语言形式是其研究的中心；2. 在自然语境下的传播实践才是其分析的对象；3. 传播实践是具有一定模式的；4. 模式化了的传播实践是社区成员所依赖的共享资源的一部分。”[13] 由此，民族志方法在人际传播研究中的使用，有助于传播学研究者深入语言社区中直接观察搜集资料，从而揭示传播实践所隐含的模式。此外，民族志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对于大众传播研究也同样适用，并产生了诸多令人瞩目的成果。在对受众的研究方面尤其如此，以至于有西方学者把对受众的接受研究归纳为三种不同的重要范式：即接受研究、受众民族志、建构主义视野。民族志方法在受众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10] 可见，在经典传播研究中，无论是人际传播还是大众传播，民族志方法的介入都给传播研究带来了更多的新鲜内容，也促进传播学研究的创新和进步。

第三，文化人类学的引入促使了传播学研究中“仪式派”的产生。美国著名的传播学者詹姆斯・凯里在其1989年出版的著作《文化即为传播》中，对当今西方，尤其是美国新闻传播研究的发展做了理论上的综述。他认为：传播学研究领域一般采用两种观点，一是传播派，主要研究信息传播的过程，二是仪式派，他们认为新闻不是信息，人们读新闻并不是通过它了解现实世界，而是通过履行这个仪式得到类似于参加宗教仪式或民间传统活动所取得的满足和安全感。传播学者借鉴了文化人类学中的叙事文文体分析法，对新闻的叙事性质进行研究。该学派的学者认为，新闻有神话的性质，与神话一样使人们从杂乱无章的、难以捉摸的大千世界中建立起一个井然有序的、可知的主观世界，从而消除我们的疑虑，给我们一种归属感和安全感。因此，阅读和观看新闻的行为与参加宗教活动、仪式、纪念活动，有同样目的。[14] 这对传统的经验学派传播学研究格局而言，是一种突破。

第四，文化人类学的引入对当代的大众传媒研究有着巨大的贡献。关于这一点，美国学者萨拉・迪基1998年发表的论文《人类学及其对大众传媒研究的贡献》给了人们很大的启示。这篇论文以其在印度南部做的人类学研究为基础，旨在探究传媒在建构当代想象、自我和权力关系中发挥什么作用，今天的人类学家对这些过程怎样理解，以及今后的研究应该何去何从才对我们有利等问题。萨拉・迪基的研究表明：“人类学对传媒的分析越来越多，它们关心的常常是传媒中所包含的权力关系的复杂性，借助关于抵抗和统治的最新争论，说明这些观念之间的界限是可以打破的。”[15] 可见，文化人类学对深化大众传媒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新近的研究成果是美国学者柯克・约翰逊所著的《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对印度两村庄的民族志调查》。本书主要采用民族志的研究方法，考察印度乡村生活的社会语境及电视在不断变迁的印度乡村中所发挥的作用。作者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着力于关注印度村民们的实际生活，并运用西方成熟的社会学与传播学研究方法，观察、分析电视媒介对东方社会发展的影响方面。“本书的价值在于它第一次系统地分析了电视媒介对乡村生活的影响，填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① 柯克・约翰逊的研究方法对当代中国传播学的创新和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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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强. 走向文化人类学的传播学[J]. 淮阴师专学报，1997，（4）.

[3]施拉姆等著，陈亮等译. 传播学概论[M]. 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

[4]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 传播学概论[M]. 北京：新华出版社，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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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铭铭. 想象的异邦――社会与丈化人类学散论[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7]佩克・库西著，张晓翔等译. 人，这个世界[M]. 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

[8]露丝・本尼迪克特著，何锡章等译. 文化模式[M].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9]怀特著，沈原等译. 文化的科学[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

[10]常燕荣、蔡骐. 民族志方法与传播研究[J].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5卷第2期，2005年3月.

[11]蔡骐、谢莹. 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与受众研究[J]. 新闻大学，2004年夏季号.

[12]郭建斌. 民族志方法：一种值得提倡的传播学研究方法[J]. 新闻大学，2003年夏季号.

[13]蔡骐、常燕荣. 文化与传播――论民族志传播学的理论与方法[J]. 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2）.

[14]孙皖宁. 传播学研究中的仪式派――暨叙事文文体分析法介绍[J]. 新闻与传播研究，1994，（4）.

第4篇：对传播学的认识理解范文

【关键词】 麦克卢汉　全球传播　媒介技术　媒介环境学

随着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一个全新的全球化时代已经到来。信息成为全球社会发展的原动力，而传输这一原动力的媒介也在重塑我们的世界。早在上世纪中叶，杰出的传播学大师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1911-1980）就用他机警的洞见，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理解媒介的大门。他用扎根于英语文学的逻辑基础，辅以工程学的系统观点，借助生态环境学的宏大视角，将媒介作为一个宏观系统加以审视剖析。他把传播学变成当代学科的王子，从媒介出发，认识整个人类所处的生态环境。

为纪念麦克卢汉诞辰100周年，2011年6月13日，上海交通大学全球传播研究院、媒体与设计学院、都市文化与传播研究院、媒体文化与社会发展高等研究院联合主办的“麦克卢汉与全球传播”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行。会议以“麦克卢汉与全球传播”为主题，旨在纪念麦克卢汉为全球媒体与传播研究做出的奠基性贡献，促进中国经验与国际视野的结合，推动全球传播研究的发展。来自中国、美国、英国、新加坡等地知名学者汇聚一堂，来自传播、语言、文化、哲学、艺术等不同学术视野和文化背景的麦克卢汉研究者展开碰撞观点与对话。会议由上海交通大学全球传播研究院院长、媒体与设计学院院长张国良教授主持。

一、麦克卢汉：过去与未来

会议开始于对麦克卢汉对全球传播、媒介文化、学科发展以及社会进步所做贡献的回顾和展望。上海交通大学张国良教授指出，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麦克卢汉就被称为“继牛顿、达尔文、弗洛伊德、爱因斯坦和巴甫洛夫之后的最重要的思想家”，半个世纪过去，人们发现这绝非过誉之词。在信息化、全球化进程日益加速的当下，他提出的“媒介即讯息”、“地球村”、“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等论断，以及他对电子时代和赛博空间的诸多预言，一个个变成了现实。这表明，他的思想是多么富有洞察力、生命力。认真研究和对待麦克卢汉的思想遗产，必能大有益于我们进一步正确把握和运用信息传播技术，使之更好地为当今世界服务。

深圳大学何道宽教授是国内麦克卢汉著作以及麦氏所属媒介环境学派作品的最重要的中译者，为麦氏进入中国做出突出贡献。他在题为《麦克卢汉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的发言中，深入剖析了“麦克卢汉热”的三次浪潮。他指出，第一波“麦克卢汉热”兴起于1960年代，遍及全球，因其1964年的代表作《理解媒介》的出版而起，又因其思想的超前而短命；第二波兴起于上世纪90年代，因互联网而起；第三波则兴起于2010年，因互联网的第二代媒介即“新新媒介”而起，又借其百年诞辰的东风而势头更猛。何道宽教授提出要在传播学三个学派的比较研究中推进麦克卢汉研究，从哲学高度俯瞰经验学派、批判学派和媒介环境学派。其基本轮廓是：经验学派埋头实用问题和短期效应，重器而不重道；批判学派固守意识形态批判，重道而不重器；媒介环境学着重媒介的长效影响，偏重宏观的分析、描绘和批评，缺少微观的务实和个案研究。真正摆脱服务现存体制、解放传播学的，是以麦克卢汉为代表的北美传播学的第三学派——媒介环境学派。他最后总结道：“麦克卢汉是媒介研究的信使，只要媒介演化还在继续，人们对他的研究就不会停止。”

与之相应，曾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麦克卢汉研究所访学的上海交通大学谢金文教授，以亲历者的身份阐释了麦克卢汉与加拿大自然、社会与文化环境的内在关系。他在演讲中提出，正是加拿大天寒地冻的气候条件、开放自由的学术环境、国际化又不失村落文明的文化背景，使麦克卢汉能在这片土地上孕育出“地球村”等充满智慧的理论来。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苏钥机教授则通过SCI/SSCI数据分析方法，深入研究从1964年《理解媒介》问世开始，各国学者对麦克卢汉作品的引用情况。他的研究发现，麦克卢汉作品被引次数在过去半个世纪中一直保持增长，并在2005年开始显著提升。他同时排列出当今引用麦氏作品最多的7个领域，依次是传播学、教育学、社会科学、文学、社会学、心理学和人类学，其中传播学领域的刊物引用 《理解媒介》一书在47年间共被引81次，比居于第二位的教育学（41次）和第三位的社会科学（35次）之和还要多，继而明确了麦克卢汉的学术归属，即传播学。他的研究，在增进我们对麦氏理论与价值的多元理解的同时，也揭示出麦克卢汉在全球思想界的重要地位。

复旦大学殷晓蓉教授在题为《麦克卢汉与当今时代的连接——传播学视野下的三个方面》的讲演中，从麦克卢汉与青年及其思想、人文学者的另类解读、传播思想史等三个维度回顾了麦克卢汉的学术贡献。她指出，“麦克卢汉的思想特点之一是开放性，即面向各种各样的解读空间”。正是这种特性，使麦氏理论延伸出丰富多彩的解读来。她同时评价麦克卢汉学说“介于经验主义和批判学派的传统区分之外，而且从他开始，媒介形态、媒介形式本身进入了研究视野。”最后，殷晓蓉教授指出麦克卢汉研究的核心关注点是能够带来新尺度的媒介技术，同时研究并考察这些技术对传播以及传播所引发的社会发展。她建议研究者应将视角放得更为宏观，通过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来考察媒介、研究麦克卢汉。

上海交通大学硕士研究生周弛通过第四代媒介人的视角，审视麦克卢汉“地球村”、“冷媒介热媒介”、“无形无相之人”等理论的深层影响，以此对未来第五代媒介可能的文化形态和媒介生态环境做出展望。

二、麦克卢汉即媒介

麦克卢汉所产生的深层影响，还表现在他那自由不羁的思辨模式对方法论的指引。除了对麦克卢汉的贡献和未来发展做出回顾和预测外，有不少演讲嘉宾从学术范式、新型文化以及城市创意等角度入手，将麦克卢汉作为我们认识世界的媒介。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尹鸿教授引入“Mcluhan is me”的哲学思维，从麦克卢汉的学术研究范式出发，总结出麦氏的思辨方法具有“微观性弱，宏观性强；实证性弱，预见性强；客观性弱，启示性强；推广性弱，开放性强”的特点，提出“片面的深刻，深刻的片面”的观点，他指出我们目前占据“主流范式”的量化研究也许能够在特定的一个研究问题上取得极为规范的研究结果，然而这些结果有可能已经是一目了然的事实，方法很深刻但结论却不能解释全局问题；而像麦克卢汉那样大刀阔斧地思辨探索，能够取得很深刻的突破，但有时候在方法以及结论本身的问题上值得商榷。他认为这两者是否能够取得平衡很重要。他又反思了中国传播学在学术研究与教育模式上的若干问题：我们是否太过强调主流研究范式？是否更应该鼓励学生们去创新去未知领域探索，而不必强加于他们身上太多的枷锁？他鼓励倡导在学生中间强化人文知识、训练逻辑思辨，并通过开放性教育来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 彰显出麦克卢汉思想遗产的另一层重要价值。

美国罗格斯大学新闻与媒体研究学院John Pavlik教授在演讲中指出，“麦克卢汉认识到技术变革对新闻、媒介乃至社会的巨大影响，但他又绝非我们口中常说的‘技术决定论者’。”John Pavlik教授进一步模仿麦克卢汉的语气，提出“21世纪社交媒体、手机、游戏、电子阅读器皆媒介”的假说，并用微博的案例加以论证。

上海交通大学全球传播研究院王昊青副教授用《Me & Mr.M》为切入点，讲述了她个人作为“麦粉”如何受到麦克卢汉方方面面的影响，提升为一种新的价值观念，并将其引入城市创意中。

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中心William H. Dutton教授通过主持一项在全球13个国家开展的“全球互联网价值项目”的研究发现，半数以上被调查者同意或强烈同意网络言说自由（包括：尽管意见极端，但人们可以在网上表达观点；人们应该能够化名表达观点；我感觉我可以在网上自由表达观点；人们应该在网上自由地对政府提出批评）的国家有10个，其中中国的被调查者对此问题的赞同率达到55%。

三、麦克卢汉即文化

与会代表还从文化研究的层面，对麦克卢汉的卓越贡献进行了分析，并提出新的观点。

南京大学文学院高小康教授说，按照“媒介即信息”的意思，传播手段本身变成了传播的效果，也就是“买椟还珠”了。麦氏此语使我们突然领悟：当代媒体已经彻底改变了社会传播活动的功能和形态，也因此而深刻地改变了整个社会文化的特征。而麦氏《理解媒介》这部书，谈论内容远远超出了传播学意义上的媒介——从技术的发展造成“麻木性自恋”到服装、住宅、货币、汽车等等对生活方式和社会心理的影响，都是他要谈论的内容。他试图透过传播媒介的演变观察整个社会历史乃至人性的演变。高小康教授特别强调麦氏所说“内爆”概念蕴涵的人类文明向内在向度积极发展的意义。他说，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现代哲学和历史观念，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相信历史活动过程的本质是趋向无限扩张的单向性：通过冒险、探索和开发获得知识、财富和权力的增长或扩张，这种活动方向被理解为人类活动的根本价值，这种增长或扩张的过程和趋势决定了未来比过去更有价值，这就是所谓的“进步”。而当前现代文明的单向度扩张趋势已经走到极致，无可逃避地逼近了刚性限制的底线，就如“内爆”概念所提示我们的，无论人们愿意不愿意，都必须准备应对经济社会的外延增长型发展逐渐减缓、停滞，而转向平实、节俭和精细化生活方式的内卷化社会转型。

上海交通大学单世联教授指出，技术在现代社会的意义，不只是为文化生产及传播提供了一种新的更为有效的手段，而且参与改造着当代社会结构以及人的生活方式。他说：“新的信息、娱乐和政治的虚拟世界正在重组人们的时空感，抹去现实与影像之间的区别，同时制造体验与主体的新形式，个人越来越受制于一种史无前例的、涌入私人空间的声色之潮。”在他看来，如果不能有效区分真实现实和媒介现象之间的差异，那么，我们的文化将会面临新的挑战。

第5篇：对传播学的认识理解范文

关键词：文学；传播；媒介环境学

尼克•史蒂文森在《认识媒介文化》一书中概括了西方媒介研究的三种主要范式：批判范式、象征与文化研究范式、媒介形态范式。批判范式探究媒介的内容与意识形态、权力控制等因素的关系；象征与文化研究范式探究媒介的符号意义以及受众对符号的解读；媒介形态范式考察媒介本身对我们共同视野的影响［1］（P3）。从他对这三种媒介研究范式的分析中能看出，西方的媒介理论研究长期以来把关注的焦点放在媒介所承载的内容方面，正像英国传播学者大卫•霍尔莫斯所说的那样：“除了少数几个理论家，比如麦克卢汉、德博尔，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包括鲍德里亚，媒介研究的主流领域很少关注媒介的形式和某一种具体的媒介，看起来图像的具体内容以及围绕图像进行的表述具有一种魔力，这种魔力掩盖了促使内容得以实现循环的特定传播模式。传播学研究，尤其是实证主义和行为主义的传播学研究已经对人际传播中实际存在的互动过程以及信源、信宿和信息之间的双重传播模式进行了大量研究，然而，即使考虑到上面提到的那几个理论家，传播媒介的实际结构特性所产生的社会意义相对来说很少受到重视。”［2］（P5）然而随着信息媒介的技术革新，这种状况发生了变化，“从20世纪90年代起，随着互联网大肆扩张，对传播媒介的社会意义进行理论研究的必要性日益突出，于是带来了一种转机，使我们能全面理解媒介所包含的综合维度，而不仅仅是作为附属于语言学的衍生品。媒介研究似乎一直在等待一个历史性的研究对象，那就是互联网，互联网为媒介理论提供了恰如其分的视角，使其得以借助媒介来理解传播。”［2］（P5）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迫使我们把目光聚焦到媒介形式本身对人、社会、文化的影响，考察媒介形态特点所构建的媒介环境对人类社会的总体影响。这种研究范式逐渐形成一个比较紧密的学术集群———媒介环境学，成为与批判学派和经验学派并行的第三种传播学研究范式。

一、媒介环境学概述

媒介环境学虽然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北美就出现了，但是正如霍尔莫斯所言，真正形成一种流派是以互联网的兴起为契机。媒介环境学的主要源流是多伦多学派和纽约学派，多伦多学派的代表是哈罗德•伊尼斯和马歇尔•麦克卢汉，二人号称“多伦多双星”。纽约学派以尼尔•波斯曼为旗手，他最早把“MediaEcology”这个词语学术化和体制化，在纽约大学设立了媒介环境学的博士学位点，称得上是媒介环境学的学科奠基人。媒介环境学的理论立足点是“人”，认为相对于人来说，媒介并不是完全中性的，媒介的形式特性构成社会传播环境，媒介技术所提供的传播倾向对人和社会所造成的影响会进一步影响人类的思想和社会文化的样态。伊尼斯、麦克卢汉、波斯曼、尼斯特洛姆、翁、莱文森、梅洛维茨、林文刚等媒介环境学代表人物从媒介与环境互动的“人文———技术”视角考察各种媒介形态本身对人的心理、思维、感知等产生的影响，以及媒介对人类社会文化的重大影响，力求为人类传播活动的发展提供一种反制力量，提醒人们对媒介的偏向和影响做好预先准备和防范，以维护媒介环境的平衡。最能代表媒介环境学思想精华的是麦克卢汉的名言———“媒介即讯息”，媒介就是讯息本身，而不只是其物质载体。媒介是社会发展和社会形态变化的重要因素，从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过程来看，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讯息是这个时代的传播工具的性质、它所开创的可能性以及带来的社会变革。媒介构成我们的传播环境，人与媒介环境的关系就像鱼和水的关系，人是鱼，而媒介就像人生存于其中的水，媒介创造了一种完全把我们包裹住的感知环境，“结果就是我们看不到这个环境，就像鱼儿看不到水一样，这个过程建构了我们的感觉，我们与它亲密无间。自动的感知导致一种休克的状态，就像水仙花神那样麻木地沉醉于自己的倒影，我们也被自己创造的技术所控制”［3］。

国内对媒介环境学的关注始自新世纪以来，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在传播技术，尤其是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的社会现实中，张咏华、李明伟、何道宽等传播学者把目光投向新兴的媒介形态研究。张咏华著《媒介分析：传播技术神话的解读》综合分析了伊尼斯、麦克卢汉、威廉斯、梅洛维茨等人的媒介理论，着重梳理他们关于媒介技术及其影响的观点，并且对国内媒介研究进行述评，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观点。李明伟的博士论文《媒介形态理论研究》（2005）把伊尼斯、麦克卢汉、梅洛维茨、莱文森等人的思想作为传播学研究的一种范式来加以界定和阐释，系统分析了他称之为“媒介形态理论”流派的整体情况，认为“媒介形态理论是从研究不同媒介形态的特性出发，关注媒介形态（尤其是社会主导媒介）及其变化可能产生的深远社会影响这样一种研究范式”［4］（P11）。何道宽翻译了大量媒介环境学派的理论著作，连续发表多篇关于媒介环境学派及其主要理论家的评述，阐释这个新兴传播学派的源流、理论命题等；并与李明伟、美国传播学者林文刚①等人对“MediaEcology”这个学派的名称翻译问题进行了重新思考，认为其与国内本土的“媒介生态学”研究存在范式、内涵、旨趣、方法等多方面的不同，直译为“媒介生态学”会产生混淆。为了与国内媒介生态学相区别，也为了更恰当反映这个学派的内涵和主旨，最终决定依据这个学派的根本性质和研究主旨，而不是采取字面直译的方法，将其定名为“媒介环境学”。媒介环境学被中国学者视作第三种传播学研究范式，这种认识不是人为的拔高，而是基于现实传播环境所做出的客观思考。当下网络和移动终端媒介已经成为主流，多元而且发展迅速的媒介形态带来全新的传播实践和体验，全媒体、融媒体、复媒介等新概念迭出，传播学也要跟随这种变化而更新，在媒介化生存的社会中，世界和中国都需要寻求能够解释当下复杂传播现象的理论，以期获得理性的思索。“媒介环境学所关注的媒介技术及其对人和社会的影响，更贴近传播学本来应有的母题。研究面向公众和处于媒介环境中的个体与社会，有助于改变行政、市场导向主导的传播学研究格局，回应公众的需求”［5］。

二、引入媒介环境学视阈拓展文学传播学研究

媒介环境学派主导了20世纪后半期传播学的媒介转向，并将历史意识和宏观模式分析引入传播学研究，开拓了传播学研究的新视角和新领域。从目前情况来看，媒介环境学的引进译介工作在何道宽等学者的不懈努力下已经取得很大进展，我们面临的是在与国外媒介理论研究互动的基础上，如何把这个理论的研究导向本土化，结合我们的具体理论现实和社会现实，对其进行更具有现实指导性的解读和深化。媒介环境学理论走向本土化和深化的途径之一就是与其他学科进行融合交叉。研究文学与媒介环境的关系既是对文学现实处境的回应，也体现了当下学术融合和学科交叉发展的趋势，可以为文学和文艺学研究拓展新的增长领域，同时也是传播学研究本土化的体现。文学首先是一种基于媒介的艺术，文学活动与传播活动产生交叉互动的平台也是媒介。媒介的形态特征必然会影响到文学传播活动的各个环节和整体面貌。当文学传播研究开始关注媒介问题时，传统的世界—作者—文本—读者的框架开始显露出它的局限性，而作为文学发生的社会环境和物质条件的媒介，越来越显示出它对文学传播活动的重大影响力。无论是作者与媒介，文本与媒介，还是读者与媒介的关系，都对文学传播的具体形态和效果产生着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作为文学传播的第五维，媒介与文学的关系成为文学传播学的重要理论焦点和学科增长点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媒介环境学主张泛技术论、泛媒介论、泛环境论、泛文化论。换言之，一切技术都是媒介、环境和文化”，这是媒介环境学有别于其他传播学派的最重要的理念［6］。一般认为，媒介是个静态的、消极的、中性的概念，仅仅是承载信息的容器罢了，而麦克卢汉这样阐释他那句名言“媒介即讯息”：“任何媒介，无论广播还是轮子，都有一个趋势，那就是创造一个全新的环境，这样的人的环境往往带有一种难以看见的属性。我们对环境习而不察，但得到一个补偿机制，那就是注意环境的内容。”

正是在内容的诱惑之下，经验学派不遗余力地追寻着变化莫测的传播过程，试图用有限的实证主义的策略来对付无限的多变的传播现实；批判学派用寻求正义和公平的价值标杆衡量媒介传播的权力，力求媒介内容的客观公正，而没有充分注意到媒介本身的倾向性。麦克卢汉用他那警钟一样的格言提醒我们，媒介并不仅仅是告诉我们世界发生的变化，实际上它们自己才是这些变化的真正的内容和原因。所以积极地接触并且深刻分析西方的媒介研究理论，借鉴其理论观点和视角，对文学活动进行新的开掘和尝试，是目前文学传播学充实学科内涵的需要，也是扩展学科发展前途的重要途径之一。将媒介环境学引入文学研究，对我国文学传播学研究的推动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有助于拓展文学研究的视野。媒介曾经被认为是外在的物质载体，似乎是中立的，毫无价值倾向的，以至于长期被文学研究所忽视，我们的文学研究把目光更多地投向文学作品、文学流派、文学理论等研究对象。文学传播学是在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下以及传播学的促进下发展起来的新兴交叉研究领域，这个领域最初仍然倾向于关注文学传播媒介所承载的内容的传播，对文学传播媒介自身的考察不足。媒介环境学的主要学者尼斯特洛姆认为媒介环境学的核心思想是由物理学的相对论引申而来，“观察者使用的探索工具不同，对世界认识的结果不同。所以，人类要研究这个并不独立于人类存在的，随着观察者和探索工具变化的世界，就需要研究探索工具本身，因为探索工具本身影响人类对世界的认知，而媒介技术就是探索工具之一，不同的媒介技术可以影响并导致人们对世界的不同认识”［8］。

对文学而言，这些探索工具不仅仅是文学所依附的书籍、报刊、影视、网络等各种媒介物质形态，还包括语言，语言在组织构建现实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文学传播学要研究各种探索工具包括语言如何通过文学活动构建和重构我们栖息其中的现实世界。引入媒介环境学的研究视野能够激发我们从媒介形态特性的角度思考问题，换一个角度，也许一些看似毫无关联的文学理论和文学现象背后隐含的文化动因和发展轨迹可以显现出来。二是为文学研究提供更高的追求。媒介环境学研究的目的是把媒介作为环境，从中透视社会文化历史变迁的整体轨迹和规律，宏观理解社会现象和历史变革。媒介环境学是思想批评传统的一部分，这种研究目标带着深厚的人文关怀，它促使我们把目光从具体个案上移开，上升到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性分析，认识到人类能够了解的现实是观察条件综合作用之后的现实，观察条件限制、改变了我们所能了解和认知的现实；认识到媒介的局限性、人自身的局限性。正是基于这种对局限性的洞察，媒介环境学从着眼于人类文明发展未来的出发点考察媒介与社会的互动历史，力求为主流思想提供反制力量，确保社会环境的平衡。这就给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更高的目标参照，借助对媒介形态及其形成的媒介环境的研究，考察文学传播活动这个社会传播子系统与媒介的互动关系；分析在网络技术和移动通讯技术重新界定人类传播活动的情况下，如何认识文学在数字传播环境中的现实价值和存在意义；在关注文学发展命运和轨迹的同时，探索文学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制衡和推动作用，以及维持人类精神情感世界平衡的意义。三是丰富文学研究的方法。

在方法论层面上，媒介环境学以直觉洞察和宏观模式识别为主，将哲学思辨、直观体验、历史对比、模式识别等研究方法综合起来，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拓展新方法的可能性。麦克卢汉等媒介环境学者把模式识别作为理解文化和技术的手段，不是采用线性的、三段论式的论述，而是采用类似于立体主义画派的那种多维视角共存的论述方式。所以他的解释提供观点，却不提供论证，转向形而上的因果关系，从形式上直接把握某种事物之所以成为这种事物的原因。麦克卢汉的目的是超越线性视觉原理，吁求恢复多元感知的模式识别方式，重新认识关系模式，并用这种多维关系模式理解媒介。长期的文字传统把文学研究范式局限在线性逻辑推延的范围内，不同程度地忽略了其他的研究范式。因此引入媒介环境学的研究方法有助于文学研究尝试开放的多维度的研究方法和评价体系，从新的视角和标准重新审视社会、文化、历史中文学的角色、作用和价值。目前无论是在文学传播研究中借鉴媒介环境学的理论和方法，还是以媒介环境学的视阈考察文学现象和文学活动，这两方面的相关研究都需要继续加强。截止2017年1月，以“媒介”为主题词并含“文学”在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中能搜索到三千多篇文献，其中以论述新兴的网络媒介、视觉媒介等对文学的影响居多。从这些文章的参考文献能够看出，初期他们所参考的理论和方法大多来自文学理论、文化研究、美学、哲学等，即使借助传播学理论也大多是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的理论。随着媒介环境学逐渐被中国学者熟悉并接受，麦克卢汉、伊尼斯、波斯曼、莱文森等人的理论和观点正在逐渐成为分析文学传播问题的重要理论工具之一。

总体来看，目前关于文学与媒介的关系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尤其是关于网络等新媒介对文学及文艺理论的影响方面的研究成果不少，但是从宏观媒介环境的视角分析文学现象和文学发展的研究还亟需拓展，我们在研究文学传播问题时尚需开拓视野和方法，对媒介形态塑造的媒介环境与文学生产、文学接受、文学批评等的相互关系予以更多的重视。因此，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文学传播学的研究亟需从传播学的新范式中吸取富有启发性的新观点和新视角来扩展理论视野，开掘理论研究的新领域。尤其需要改变目前媒介环境意识淡薄的现象，重视媒介在文学传播活动中发挥的作用和影响，从宏观规律和微观现象两个方面对文学与媒介环境的关系进行系统梳理和研究，为数字化媒介环境中的文学艺术提供理性启示和方法支持。媒介环境学也需要通过与其他学科的对接融合拓展自己的适用性，将理论触角探入学科交叉领域，培育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成果。麦克卢汉对艺术家寄予厚望：“（媒介）环境纯粹是一套基本规则，一种总体上囊括一切的力量，这种形式几乎辨认不出来，唯一的例外是艺术家，他们一般用激情向人们解释新环境的性质，提出对付新环境需要的文化策略。”［7］（P46）文学艺术身处这个飞速变化的时代，虽然媒介环境经历着巨变，但是作为人类精神家园的文学仍然散发着它无可代替的魅力。只有参与到媒介环境的变化中去，放弃情绪化的表述，从文学与媒介的互动关系中探查其中的规律和秘密，对文学的价值和界限做出比较清醒客观的认识，才是文学以及文学理论研究的学术气度和风范的体现。

三、借助媒介环境学研究文学传播需注意的问题

“媒介即讯息”的本意绝不是让人们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只关注媒介而不关注其内容，借鉴媒介环境学来分析文学传播活动也并非意味着文学的内容不重要。文学的艺术审美价值主要还是由文学作品的具体内涵来实现的。当我们引入媒介环境学的视野之后，会发现文学的内容与媒介形式，不论是与文学的符号媒介形式还是物质媒介形式之间都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学的内容并不是独立于媒介的，相反，一定时期的媒介形态与文学内容以及文学传播的方式和效果都存在交互关系。而且从文学发生的历史来看，文学传播经历了不止一次重大媒介变革，这些变革也相应影响到文学传播活动的各个环节和因素，影响到文学的内容，可以说我们今天的文学是经历多次媒介演变的累积结果。文学发展的历史和现实提醒我们在借鉴媒介环境学的理论和方法时要充分考虑与文学研究的相互适应性，尤其要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一）关注文学主体的能动性

就像许多学者在分析媒介环境学的局限性时所说的那样，媒介不是孤立的存在，不是单独对社会和文化发挥作用的因素，媒介的作用和影响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构建多元化理解和阐释的关系模式时，仍然要全面考虑各种因素，避免将某个因素的影响夸大，遮蔽了其他因素的作用，因此做出误导性的结论。尤其要注意的是关注作为文学主体的人的作用，关注人的主观能动性。人面对媒介时不是被动的，媒介是人创造的产物，也是人选择的产物，所以人的意识、情感、思维、立场等是影响媒介如何发挥作用以及媒介如何与社会互动的重要因素，毕竟媒介的作用也好，媒介对社会的影响也好，都要借助人以及人的社会化活动为中介才能实现，从这个角度来说，人又是媒介的“媒介”。媒介环境学更多地关注媒介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在某些问题和方面忽视了人的能动性，这些局限性是我们考察文学传播研究活动时应该予以纠正的。

（二）注重间性分析

无论是线性的逻辑思维也好，还是麦克卢汉所采用的“四元因果关系”模式也好，任何处于关系性存在的事物都不是孤立的，其存在的状态和行动轨迹都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是关系性的存在。所以我们要采用主体间性的方法去分析媒介环境对文学传播的影响，既要考虑媒介技术和媒介形态对文学创作、出版、发行、阅读、反馈等环节的影响，也不能把媒介的形式和内容割裂开，还要考虑媒介对文学内容的影响；同时我们也要考虑到文学活动的各个环节和因素对媒介的影响和反作用，从多个方面，综合多种因素考察文学与媒介的相互关系。既要看到媒介形式的影响，也要看到媒介并不是个空壳，要结合内容进行分析；既要看到文学活动中的媒介，又要看到媒介环境中的文学，两者互为背景，互为主体，形成主体间性的关系。这样我们才能全面地认识文学传播活动的内涵、属性及其相关关系。

综上所述，将媒介环境学视阈引入文学传播学研究是对社会现实的呼应，是文学以及文学理论学科发展和理论生长的自然选择，文学自身需要寻求能够解释当下复杂的多元的传播活动的理论和方法。从媒介环境的角度看待文学活动，可以重新认识和理解文学活动运行的内在社会机制和艺术生产机制，重新阐释文学的文化价值和艺术规则，实现从传播学的视角拓展文学研究的视野，从文学的视角丰富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成果。

参考文献：

［1］［英］尼克•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M］．王文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4］李明伟．媒介形态理论研究［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论文，2005．

［5］陈力丹，毛湛文．媒介环境学在中国接受的过程和社会语境［J］．现代传播，2013，（10）．

［6］何道宽．媒介环境学：从边缘到庙堂［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3）．

［7］［加拿大］马歇尔•麦克卢汉．麦克卢汉如是说：理解我［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第6篇：对传播学的认识理解范文

关键词　大众传媒　量化　质化　创新

1 大众传媒的量化研究

追溯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传播学的建立主要是来自于经验实证主义的研究，这种学派以逻辑实证主义的思想为指导，倡导以美国传播学研究为范式，也就是所谓经验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这也被我们称作“传播学主流学派”。这个学派主要采用经验的研究方法，也就是在当时被人们所理解的一种所谓量化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其主要采用自然科学的一种模式来研究当时的社会现象，其对大众传媒现象特别的重视与关注。施拉姆、霍夫兰、卢因德等人着重研究大众传媒和社会的相关互动，简而言之就是研究社会的政治制度、文化以及价值观和社会变迁对大众传媒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反之还有大众传媒对社会变迁的反作用。我们知道，大众传播学研究始终关注的重点是传媒的效果研究。因此，到目前为止，传播理论大部分研究的内容都是有关效果问题，所以不难发现，传播的效果研究在整个的传播学研究中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但是我国本身对于这种经验主义传播学的研究传统是很缺乏的，因此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余年间，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是微乎其微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能揭示社会现象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由于这种传统的缺失反而造成了大量引介主流学派的动因。后来，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前进与发展，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对于传媒界的要求也不断提高，高新的科学技术影响着传媒的形式和内容，另外对于大众传媒中的量化研究也受到了人们的关注，人们开始认识到关于量化研究的重要性，大众传播学业在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而不断的发展着，很多高校中已经有了对于大众传媒量化研究的理论性研究和基础，不断地对传媒的量化进行系统的分析和研究，这样更加有利于科学地解决问题，为传媒业的发展提供一个相对开放的环境。

2 大众传媒的质化研究传统

我国的传媒文化和西方的传媒文化还有很大的不同，深受我国古代传统思想的影响，我们对于传播学的研究不够深入，只有少量的定性研究，对于大众传媒的研究只有进入量化的阶段才会分析得彻底，才能够找到大众传媒发展的根本。与美国的实证经验主义相比， 我国的这种传播学研究方式与欧洲的批判学派更为相似。但是，由于我国科学界所采用的这种定性研究有比较大的随意性， 所以缺乏相对系统的方法规范。

3 多元化的结合

通过科学的研究，我们发现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是传播研究多元化的两种主要表现。就具体的研究方法来说， 有着自然主义探究传统的是质化研究，其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会有直接的接触， 为了描述和体现一定的社会现象，必须采集一些文字和数据作为相关的资料。因此，质化研究是以对意义的解释与理解为主要目的的。相关的研究人员要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对具体的研究对象作出解释， 这样一来就必然会涉及到传媒批判学派一直强调的价值介入问题。而量化研究是从研究人员所事先设定好的假设出发， 对相关的事物进行测量以及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在这个操作过程中其可以采用相关的操作技术， 例如抽样，资料收集，数字统计等等， 通过这些具体的操作技术来检验研究人员对于某理论假设的科学性。在研究的整个过程中， 相关的研究人员必须排除自己对研究所产生的一系列影响， 尽量要求自己做到价值的中立。另外还有一点必须受到重视，那便是质化研究与我国科学界所常用的定性研究，并不是同一个概念。综合而言，无论是质化研究还是量化研究，这两者都强调经验主义的成分，都必须以系统深入的调查资料作为相关的基础。

如何采用多元化的方法：由于大众传媒现象本身便是十分地复杂， 基于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在功能方面的作用不尽相同，因此我们在一项研究中要做到深入，全面，具体，既能严抓宏观上的建构， 又可以调查事件的真实情况， 就必须采用多元化的结合方法。下面，笔者就将以收视率调查作为简单的例子来具体阐述为什么要在大众传媒的研究中采用多元化的方法。

一般来说，收视率是指在一定时段内收看某一节目的人数占观众总人数的一个百分比。如果采用量化的研究方法， 那么首先我们就要收集大量的原始数据， 接着根据基本指标和派生指标，把收集到的原始数据进行相关的归纳和汇总形成收视率指标。接着还要根据所形成的收视率指标来分析收视行为模式， 研究收视率在反映收视行为方面的局限性以及突破办法。我们在这一过程中不难看出，收视率记录的仅是观众收视行为的结果， 而并不是过程。因此，我们的收视率调查结果只能代表抽样总体中的平均情况， 并不能反映出特殊情况。

而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却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量化研究的这一不足，从而减少了某个方法其本身的局限性而出现错误结论的可能性。通过一个围观的更为细致的层面来探讨大众传媒的情况，采用相对开放式的方法来对传媒的信息进行采集和处理，整理成为有用的资料，在这种情形下，对于传播事件也同时进行相关性的研究，这样就为大众传媒的发展更注入了活力，让大众传媒在量化理论的指导下不断地向着更加成熟的方向进步，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因此，我们把质化与量化研究相结合起来便能够使事物的面貌显得更为清晰。

第7篇：对传播学的认识理解范文

一、新闻传播学在我国引进与发展的大致脉络

新闻传播学在我国的引入共发生两次。第一次是上世纪 50 年代，代表人物为郑北渭等教授，他们在其教学与研究中，都曾运用新闻传播学的相关知识。此外，复旦新闻系的《世界新闻译丛》，还曾较系统对该学科作过介绍。但在当时政治背景下，它刚刚露头很快便被中断了。

第二次引入，已过二十多年。70 年代末，复旦大学新闻系内部刊物《外国新闻事业资料》对传播学作了一些介绍。1983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出了一本《传播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随后，西方传播学著作相继在我国出现，如《报刊的四种理论》、《传播学概论》、《传播学的起源、研究与应用》、《传播概论: 传媒、信息与人》等，这构成了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初始起步。

作为新生儿和外来户，新闻传播学要在我国扎根成长，必须融入社会实践。因此，新闻传播学研究者们开始关注我国的新闻传播实践。这时期，人们用新闻媒介、传播媒介、大众传播媒介名词等来称谓新闻机构，突出了媒介本身的特点; 所引用受众、传播渠道、传播效果、双向传播等概念，给学界带来强大冲击波，新闻传播学逐渐取代了新闻学，传播信息工具取代了阶级斗争工具，受众理论促使传者本位向受者本位转变，人们开始重视与传播效果有关的各个因素和信息本身的研究，受众调查遂成为媒介改革之重要依据。

此时期，研究工作开始向纵深发展，新闻传播学的中国化和本土化已更多被人们所关注。香港中文大学传播研究中心主任余也鲁教授 1978 年 3 月在中国传播研讨会上，发表了《中国文化与传统中传的理论与实际的探索》的演讲; 1982 年首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提出了“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新”的方针; 1986 年的第二次研讨会又明确提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传播学研究者们开始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汇集、梳理、分析、运用西方传播学理论，并从我国国情和实际出发，开展一系列影响颇为广泛的大规模专题调查。

但尽管如此，这些传播学者们所研究的，主要还是西方传播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传播学的中国化和本土化还远未成熟，并与传播实践存在较大距离，还缺乏一种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

进入新世纪前后，我国新闻传播学开始呈现出起飞之势。其主要表现，是研究方向开始多元，研究内容亦日益深化。方向的多元也导致了研究方法出现多元，文化学、后现代哲学、文本分析、意识形态分析等方法，都已开始应用，因而使该学科的研究更为科学化和精确化。

二、新闻传播学在我国本土化的基本特色

经过学者们的共同努力，我国新闻传播学已开始趋向本土化，其基本特色，主要可从以下几方面来审视。

一是研究过程表现为学科由窄而宽; 论题由浅而深; 范围由小而大; 沟通由难而易; 研究方法由封闭而开放; 由单一而多元; 由非正式而为正式。

二是研究内容表现为纵向的中国传播现象和传播思想研究取得了较显著的成果; 横向的中国传播理论和传播问题的研究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对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成果亦很丰富。

三是研究学者由少而多，一大批年轻学者已活跃于学科的最前沿。

三、我国新闻传播学发展的主要亮点

三十多年的引进与发展，使我国新闻传播学呈现了很多亮点。

亮点之一，是一些早期译作的适时出现。复旦大学新闻系内部刊物《外国新闻事业资料》1978 年 7 月刊出《公共传播学的研究》和《美国资产阶级新闻学:公众传播学》两篇介绍性文章，在当时国内新闻界掀起了不小的波澜，此后整个 80 年代，人们都在应用这些译作，它们恍若璀璨之星，映亮了我国传播学的空旷夜空。

亮点之二，体现于几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讨会。1982 年，第一次全国性传播学学术研讨召开会，参加者只 20 余人，所提交论文亦无多。但会议首次提出的16 字方针，则确定了我国新闻传播学发展的基本方向，对后来相关工作的开展起到不小的推动作用。第二次全国研讨会，召开在 1986 年，已有人提出建立有中国特色传播学之主张。1993 年的第三次会议，诞生一批与我国传媒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成果。1995 年第四次会议，研究话题开始向传播学学术定位及本土化问题集中。1997 年第五次会议，香港、台湾、大陆学者首次坐在一起作学术探讨。1999 年第六次年会，开始与国际接轨，议题、规模与质量都有相当的拓伸。以上这些研讨会，都不同程度对新闻传播学在我国的发展起到了某种助推之益。

亮点之三，是受众调查在我国的兴起。早在 1979年，复旦大学一批学生就用刚学到的方法，尝试进行当今很流行的“受众研究”，尽管其调查规模尚小，但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1982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和首都新闻学会联合发起北京地区读者、观众、听众调查，则是我国首次开展的大规模受众调查，它对我国大众传播发展的影响至为深远。

亮点之四，是人们的学术界思想不断解放。过去，新闻传播学曾被冠以“资产阶级新闻学”之名。1983年还曾将其视为精神污染，指责其否定阶级斗争。直到 1992 年思想解放运动兴起，新闻传播学的命运才彻底转变。1995 年国务院学科目录将新闻学和传播学并列为二级学科; 1997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又将传播学正式列入博士、硕士专业目录，并将其列为一级学科，这是新闻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被国家承认的重要标志。

四、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几点困扰与问题

新闻传播学虽在我国又较大的发展，但也存在一些需要正视和解决的困扰和问题。

困扰和问题之一，是学术界对新闻传播学研究本土化的理解尚不一致。港台学者多从我国传统文化中探讨传播原理，资料以古为主; 大陆学者则多从传播实际来探讨传播理论，材料以今为主。近来也有人提出了上下联通、古今并用的折衷之见，这主张尚未得到绝大多数学者的认同。

困扰和问题之二，是新闻传播学者对语意的认知及对名词的翻译，都不尽相同，这常造成理解上的障碍，影响正常的学术交流。

困扰和问题之三，是那些得到政府和企业赞助的行政型、实用型传播研究，明显处于有利地位。而本土化研究则尚嫌冷淡。这是本学科尚未成熟的一种表现。

困扰和问题之四，是从事新闻传播学本土研究的学者尚少，颇需其他各学科的研究者加入。同时，研究新闻传播学的中国化，须具有深入细致地独自探求的精神，尤须仔细阅读大量文言书籍，这对年轻研究者们来说，无疑是一较大障碍。

五、对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前景的展望

虽存在这些困扰和问题，但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前景，毕竟还很光明，我们已清晰看到了如下一些令人欣喜的学术发展趋势。

一是本土化研究者正日渐增多。虽然我国的研究尚未完全消除对西方的模仿之痕，但对本土化问题的认识，已逐渐加深，并且也已形成了某种气候。

二是对西方化的指责正渐其少，西方化和本土化之争，已难再引起研究者们兴趣，人们都再将忙于建构各自的理论，研究环境愈加宽松。

三是交流合作正在日益增多。的学术沟通，正以循序渐进之式逐渐推行。因为大家都已认识到，交流与合作，乃是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最有效途径。

第8篇：对传播学的认识理解范文

【关键词】 新闻学；传播学；国际新闻传播；国际传播

一、国际传播研究的现实状况

国际传播是一个年轻的、正在发展的、充满活力而又具有迫切现实性的新兴学科。

从国际方面看：国际传播的最初研究起源于美国。60年代末，国际传播作为一个学科在美国开始得到了承认。1971年，位于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率先开设了国际传播的硕士学位课程。70年代，国际传播研究走向国际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推动下，成立于1957年的联合国下属的教科文组织国际大众传播协会，于1978年设立了国际传播分会，作为其12个分会之一。随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先后组织出版3本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1981）、《世界交流报告》（1989）和《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1997）。1994年，国际传播分会开始出版自己的会刊《国际传播》，每半年出版一期。在每年召开一次的国际大众传播协会的近几次会议上，国际传播成为最热门的论题之一。

与此同时，民间的研究自8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在我们不完全的资料收集中，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就有十数种。如：《组织中的国际传播》、《国外新闻和世界信息新秩序》、《全球信息与世界传播：国际关系的新领域》、《二十世纪的国际新闻播报》、《传播的国际百科全书》等。90年代以后的研究著作更多。例如：《国际传播中的现实议题》、《全球新闻业：国际传播的历程》、《资本主义与传播：全球文化和信息经济》、《超越国家主权：90年代的国际传播》、《国际传播与全球化：批判导论》等（以上见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书目）。①笔者发现，国际传播的研究以美国领先，大部分的著作也多出自美国。这一点显然与美国是一个国际传播大国，掌握了世界传播信息量中相当大的比重有关。在目前世界排名前10位的媒体集团中，美国就占了5家。②

从国内方面看：在我国，国际传播的研究可以说刚刚处于起步阶段。1982年传播学才通过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介绍到中国。同年年底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新闻研究所召开了第1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5年复旦大学成立了高校第1个传播学研究机构“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1986年，在黄山召开了第2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8年，在北京，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进行了第一次社会舆论调查。经过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低潮，1993年在厦门召开的第3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确定了传播学本土化的方针，1995年在成都召开的第4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拓开了传播学更广阔的研究领域，1997年中国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对传统学科体系进行调整，传播学开始被并入原来的一级学科新闻学，称新闻传播学，下设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在传播学20年的引进、介绍、研究和本土化、实用化过程中，国际传播是发展最晚的一个分支领域，直到90年代末，才在各个高校和研究所成立专门的教学与研究机构。目前在北京初步形成了以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传播研究所等几家为主的格局。在国内传播学一百多本著作上千篇文章中，有关国际传播方面的论著只占很少的一部分。目前，我们查到的国内以国际传播为题的中文书只有3本，一是北京广播学院院长刘继南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论文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二是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院长蔡帼芬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与对外宣传》（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三是译著，即美国罗伯特·福特纳的《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及控制》（华夏出版社2000年）。有关的文章也不是很多。经初步分析，我们发现，这其中，从大的方面讲，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的研究集中在国际关系与大众传播、对外宣传与国际关系及对传播学的译介方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研究则集中在对策论、国外舆情分析、焦点问题报道等实用化内容方面。该研究中心出版了60期舆情分析报告并成立了阳光论坛，建立了自己的网站。

笔者认为，刚刚起步的中国国际传播学研究还存在许多弱点，大致说来就是研究的玄化、泛化、空化和术化。所谓玄化是指在传播学的介绍、引进过程中偏重引经据典、直译许多国外名词而缺乏对文本的中介转换，造成概念混乱，这种做法显然不利于这门学科的清晰化和本土化。泛化则表现在研究的平面化，不界定学科边界，不限定学科内容；而是把一切现象都往传播学里面装，似乎一切人类文化现象都是传播现象，一切跨越了国界的信息交流都是国际传播，结果使研究目标无法锁定和深入。空化是我们过去政治化研究传统的延续，在缺乏实证研究、量化研究、具体研究、微观研究的基础上空发议论，有的只是生拉硬套某种哲学理论，结果背离了研究的科学精神。术化则集中于对策研究，一切以实用化为目的。当然，如果的的确确搞“术化”，那应该是先基础（术）、再理论（学）再运用（学术），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从乐观一面看，尽管存在许多弱点并且刚刚起步，但国际传播学仍然是一个充满希望和前途的新兴学科。恩格斯告诫我们，“历史过程中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③一旦社会上产生了某种需要，那将会比10所大学都更能推进研究的深入。国际传播发展的两大背景是人类社会的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化、以及大众传播的兴起和传播分化。这决定了国际传播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已经而且必将继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对国际传播学进行深入研究是时代的任务和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国际传播学的学科来源

国际传播并非无本之木。其学科来源，大约有3个方面。

国际传播来源之一是传播学。传播学是一门起源于40、50年代，成熟于60、70年代，并在80年代以后得到了巨大发展的新兴学科。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目录中，有关传播学的英文著作就达4000多种。从体系上看，传播学研究包括传播定义，人类传播史，传播符号、过程、结构，传播方式和媒介，传播受众和效果，传播制度与控制，国际传播和全球传播，传播学流派等内容。传播学本身就是来源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新闻学等多种学科的一门新学科，在发展的过程中又加入了控制论和信息论等新元素。从理论上看，现在形成了注重研究过程、以实证为特点的美国学派和注重研究后果、以理论批判为重点的欧洲学派。传播学与国际传播的契合点主要在政治方面。日本学者鹤木真曾把国际传播定义为“以国家社会为基本单位，以大众传播为支柱的国与国之间的传播”。④另一个日本学者生田正辉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国际传播的首要特征，是它与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是一种由政治所规定的跨国界传播”。⑤由此而来，国际传播研究的重点在于国际传播内容的价值问题、信息与主权问题、文化霸权问题、信息全球化及国际信息秩序问题等方面。这些课题对国际传播中的宏观问题和理论问题赋予了较大的注意。

新闻学是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二。它发韧于报刊出现后的18世纪，在19世纪末新式新闻的崛起中初步形成。20世纪上半期出现了种种有巨大影响的新闻学理论，20世纪50年代以后又开始融入了大众传播学，形成了新闻传播学。新闻学包括新闻学理论、业务和新闻传播史三部分。作为应用学科，新闻学的业务部分是一个更庞大的学科分支，大大多于、强于其理论部分。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在于新闻的业务实践从一开始就包括国际新闻部分。

然而，笔者所见，国内学者包括新闻界对国际新闻的认识存在模糊不清、界限不明的现象。国际新闻似乎是指与国内新闻相对的那部分内容，即属于“国际方面的消息”那一类。同时，面向国外的新闻报道及其他传播活动则被看作是对外宣传。其实，从国际传播的角度来看，国际新闻应该指跨越了国界的新闻，并不仅仅是来自国外的新闻，也不仅仅是对外宣传，而是双向互动的新闻。

从历史上看，在新闻报道的内容中，国际新闻从一开始就占据了较大的比重。大众报刊兴起后，国内新闻、地方新闻逐渐夺走了国际新闻的地盘。但是即使在新式新闻到达顶峰的19世纪末的美国，国际新闻仍然稳定地占据着相当大的新闻比重。随着20世纪初世界体系的形成，国际新闻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有时稍有增减。⑥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国际新闻，实际上属于国际传播范畴；而且可以说，国际新闻是国际传播的主要组成部分。对国际新闻的认识，是国际传播学出现的基础。在新闻史中曾出现过政党报刊、言论纸向大众报刊、新闻纸转变的过程，在国际新闻传播的历程中也同样遵循这样一条轨迹。在新闻史早期，国外新闻报道主要发生在民间（即传播者主要为民营办报人）。进入20世纪后，随着国际社会的形成与竞争的激化，国家开始成为国际新闻的重要传播者，国际新闻开始明显地表露出其政治性和实用性。这时国际新闻的首要特征就是宣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各国主动认识并开始运用国际新闻进行宣传的重要时期。一战以后特别是二战之中，这种认识和运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冷战时期，这一传统得到了延续。到了20世纪末，国际新闻的宣传特征才在表面上有所减弱。

总之，国际新闻是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点，其重要特征表现为政治性和实用性。英国新闻界泰斗北岩勋爵曾任英国一战时期对德宣传总监。传播学的创始人拉斯韦尔早在1927年就出版了《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早在1931年出版的关于国际传播的两本书《国际传播：美国的态度（Calrk， Keith，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he American Attitude， NY1931）、《国际传播：语言问题论文集》（Herbert NShelto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 Symposiumon the Language Problem， London 1931），也都涉及对外宣传问题。于1984年出版了第一部中文《国际传播》专著的台湾学者李瞻本人也是一个新闻史学家。由于国际新闻只是新闻中的一个现象，对外宣传是一个实际操作问题，加之新闻学本身又是一个实用性的学科，所以在新闻学的论著中，鲜有详论国际传播者，有的也只是强调其宣传功能。所以从新闻学演化而来的国际传播研究，其侧重点主要在“术”的研究，即宣传技巧、效果以及对策研究。但是按现在我国的学科分类，国际传播要在新闻学和大众文化事业中去查找，这虽能表明国际传播与新闻学的渊源关系，但严格说来这种学科界定并不科学，也不太符合现实需要。

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三是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学最早就是国际政治学。一战以后政治学由传统的历史比较分析转向现实主义政治，于是国际政治学逐步转化为国际关系学。20年代后，现实主义政治学占据了主流。二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开始滥觞，国际关系学也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了。国际关系学包括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现状及控制、国际关系理论等几个方面。国际关系学是一门“能够帮助人们理解、预见、评价乃至控制国家间关系和国际现状”的学科。⑦它包含两个研究层面，一是双边和多边层面的国际关系，二是宏观国际关系体系。国际关系学关注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作为国际基本行为体的利益、力量、外交战略，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国际关系的体系与结构、动力与控制及演变和预测等。国际传播在国际关系的微观和宏观层面都是重要因素。西方国际关系学者是在60、70年代开始从国际关系角度进入国际传播领域的。这一时期行为主义在国际关系学中占据了主流地位。行为主义试图从可观测、可控制的国家行为出发，建立一种“精确”和“科学”的国际关系学。创造了国际关系学分析模型的美国学者卡尔·多伊奇，在60年代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中，建立了国家外交决策系统和国际一体化的控制系统，其中大众传媒和民间舆论传播的通讯交换和控制在这一模型中占据重要地位。罗伯特·诺斯则在国家间信息传递的媒介模型之上建立了内容分析和决策心理分析理论（Contemporary Political Analysis， 1967）。所谓内容分析是总体分析，就是通过对大量的国际信息进行数据化处理和分析，直观地把握国际体系；所谓决策心理分析则是个体分析。理查德·梅里特着重在国际传播的过程和内容方面做文章，建立了包括政府行为体、非政府行为体和文化交流在内的国际传播三元交叉模型（Communica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972）。⑧后来，一些学者进行了不少媒体与外交、舆论与对外关系的专题研究，创立了“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研究领域。当然还有一些学者试图从大众传播和国际关系这两个不同的学科角度来搭建相互关系（如台湾学者周莉音《国际关系中国际传播之角色》，黎明文化公司1985），但总有些缺乏深度、缺乏理论贯通性的感觉。在近年来从国际关系学角度进行的国际传播的研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国家行为个体、国家力量及力量显示方面，有人认为传统的国家力量研究，其定量分析仅仅集中在基本实体、经济能力、军事实力和贯彻目标的意志力几个方面是不够的；应该而且必须加上国家的信息能力，包括信息的收集、整理、扩散及控制，因为信息能力也是一种重要的国家力量。二是在国际关系整体及全球化问题方面，有人认为必须加入国际传播因素。在当代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如果缺乏国际传播体系，那是非常不完整的，因为国际传播体系也是国际关系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国际关系角度出发研究国际传播，能为我们从理论和实际、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理解国际传播提供不少有益的帮助。

从以上国际传播的3个学科来源看，国际传播是一个交叉性的学科，它与上述3个学科都有渊源关系，又不完全直属于其中任何一个。其多学科性、交叉性恰恰符合当代社会科学综合化与学科分化的一般趋势。

三、深化国际传播研究的思考

对于深入推进国际传播学的研究，我们认为至少有4个方面的工作要做：国际传播的本体论研究、国际传播史的研究、国际传播“术”（技巧）的研究及国际传播学科体系的理论研究。

国际传播本体论要解决国际传播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国际传播的定义问题。我们可以说传播学研究“社会信息的传递和信息系统的运行”，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研究“国际间社会信息的传递和系统运行”?我们可以说新闻学研究“对新近变动事实的传播”，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对新近变动的国际事实的传播”，或者说是“对新近变动的事实的跨国传播”?我们可以说国际关系学是研究“国际关系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研究“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应该说上述说法都有道理，但未必全面准确地反映了现实。

在传播学的体系建立过程中，美国学者拉斯韦尔提出的5个W的体系模式很有创建性，为传播学界所广泛接受。但实际上国际传播在每个W的具体定位上都存在分歧。如在传播者方面，有人认为应该主要是指国家或国家的组织，有人认为还应包括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有影响力的个人，还有像梅里特，则提出了三元模式。在传播内容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国际新闻的传播，有人提出政治、经济和文化信息的三分法，还有人则认为应该包括一切信息。在传播工具或渠道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大众媒介，而且重点是电子媒介；有人则认为应包括人际交流的一切方式。在传播受众方面与在传播者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样，有人认为应该有特定的传播对象；有人则认为凡是面向国际社会的传播都是国际传播；而所谓国际社会，就是没有国界的社会。与上述诸方面相比，可以说国际传播在效果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最多，而且效果研究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但是，同样在这一方面，“公共领域”理论、制码解码理论、“议程”设置理论、“文化霸权”理论都在大行其道。很明显，只有对上述的分歧和争论进行梳理和明确化，才能建立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论认识。

国际传播史是对国际传播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基础。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其综合性。恩格斯说过，我们只知道一门科学，这就是历史学。一切现代社会科学都是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的，一切现代学科的建立都离不开对该学科所探讨的社会现象的历史考察。对国际传播的历史考察也是我们必须做的工作。而这方面的研究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例如关于国际传播的起源，有人从国际关系学角度出发，认为国际传播始于16、17世纪近代国家的出现和国际关系的起源，这种说法忽略了传播业的内在发展。有人从媒介发展的角度看，认为国际传播源于1835年哈瓦斯通讯社的成立和电报的出现（李瞻《国际传播》1984，福特纳《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与控制》2000），这种说法又忽略了在此之前报刊的作用。还有人则从国际政治角度考察，认为国际传播发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的战时宣传，这种看法显然比较狭窄。在众多新闻史著作中，有关国际新闻史和国际传播史的研究不受重视，往往被挤在对外宣传的角落。实际上，考查国际传播史的起源与发展应考虑其本身内在的规律，并应综合社会相关因素进行综合研究。

国际传播技巧主要研究国际传播现状和对策论方面的问题，也是国际传播学深入研究的重要内容，应该包括世界传播体系的框架及运行机制、国外重要媒体介绍、媒体信息的分类及量化、舆情分析模式、媒介事件与报道技巧、传播者形象与传播效果、国际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内容。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一方面更需要重视的是观念的变化，应从政治宣传的角度转换到报道和经营的角度，注重对象研究，收听率、收视率的研究。再好的宣传没有听众和观众只能是空谈。目前世界信息秩序不均等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除了经济技术原因外，经营方式和观念的落后恐后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最后，建立国际传播学的理论框架是一项不断带有总结性意味的工作，也是国际传播能否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分支学科或问题研究而生存发展的关键。它所包括的内容至少有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认识、研究对象和目的、带有理论抽象性的国际传播史和现状分析、国际传播各种理论介绍、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及控制、国际传播技巧概述以及国际传播的未来发展等等。只有搭建起科学的理论框架，国际传播学才能真正建立起自己的研究平台，从而在众多的分支学科中有自己的立足之地。

注释：

① 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原文：

1）Baskin， Otis W，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in Organizations， Calif1980

2）Stevenson， Robert， Foreign News and New World Information Order lowa State Univ Pr1984

3）（Mowlana， Hamid， Global information and World Communication: New Frontier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Y1986）

4）Fenby， Tonathan， The Intermational News Services: a Twentieth Century， NY1986

5）Bamouw， Erik，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Communications NY1989

90年代以后研究著作原文：

1）Matin， Lesie John， Current Lssues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NY1990

2）Merrill， John Calhoun， Global Joumalism: Journey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NY1991

3）Garnham Nicholas， Capitalism and Communication: Global Culture and the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 London 1990

4）Herbert I Schiller， Beyond National Sovereignty: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in the 1990s NJ1993

5）Ali Mohammadi，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Globalization: A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1997

② 洛特非·马赫兹：《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9年，第9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卷，第477页。

④⑤ 转引自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37页，第238页。

⑥ 国际新闻在新闻中的比重问题，是一个需要进行实证性研究的问题。在早期的报刊中，其比例无疑是很高的，例如英国第一份日报《每日新闻》，其创刊号的声明就明确指出该报是以翻译荷文、法文消息为主，“迅速、正确而公正地报道国外新闻”（见郑超然等《外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3页）。中国最早的报刊也是以国际新闻为主，有的就以《各国消息》为报名（见白润生《中国新闻通史纲要》，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26-30页）。

进入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重要报刊《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中用于国外新闻报道的页数，占其总数的22-24%。（见威廉·哈森《世界新闻多棱镜》，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77-78页）。

第9篇：对传播学的认识理解范文

关键词：传播学原理；支架式教学；教学模式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3）29-0081-03

新闻传播学科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专业，承担着为社会输送传媒、公关、宣传等领域从业者的任务。《传播学原理》是新闻传播学科最重要的课程之一，就课程性质而言，是本学科所有专业的学生都必须学习的基础课程。该课程旨在使学生系统学习传播学基本理论；深刻理解社会传播作为一种现象发生、发展和演化的内在规律；学会运用传播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分析当代社会的传播现象，指导具体的实践活动。因此，它在学科知识体系中具有基础性、核心性、高度的抽象性特点

但是在该课当下的教学实践中，传统的讲授式的课堂教学模式效果很不理想，并且仅在方法上的简单改变业已证明是不够的，需要根本意义上的教学模式的创新。

一、《传播学原理》教学的难点

目前《传播学原理》教学实践中的最大问题，就是课程具有自身特点和相当的难度，但是传统的教学模式并未对此提出有效的解决之道。

作为理论课，《传播学原理》的抽象性的确高于目前中学课程的内容水平，当《传播学原理》的教学时间设置在大学一年级时，对学生的学习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在进入大学之前，由于应试教育的现状，学生在理论书籍的阅读量和理性思辨方面的水平不一，大多数人习惯了灌输式的教学，在大学理论课的学习中出现完全找不到方向的感觉。

根据笔者去年六月对某省属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大一学生进行的问卷调查，针对《传播学原理》学习的最大困难这一提问，69%的学生选择的选项均为“内容太抽象”。这些已经接触了传播学课程大半学期的学生最主要的抱怨就是：太抽象导致难以理解。同时，80%以上的学生没有课外阅读理论书籍的习惯。考虑到这种状况在九后大学生中并不鲜见，因此本课目标与目前学生能力、状况和特点之间存在一定冲突是必然的。教师如果仍依照传统的教学思路，以教学大纲作为教学活动的框架，希望学生能够自动进入理想的学习状态，肯定会感觉效果不如人意。

事实上，教师亦普遍认为本课的施教难度相对而言比较大。总结原因时，人们往往归咎于目前高校普遍存在的实用主义思潮，认为重应用而轻理论的趋向使得学生缺乏耐心投入学习。这样的看法当然有一定道理，但是特定时期某些思潮对教学活动的影响主要是一种起宏观作用的背景因素，就课程改革而言，需要找到具体问题的直接原因并提出可操作的解决之道。

二、《传播学原理》教学与支架式教学理论

既然问题在于学生固有的学习模式和能力落后，那么教师宜考虑尝试教学模式的转换，把辅助学生提高学习能力，并最终使学生能够自主学习，提高理论思维水平，作为教学目标。

根据著名心理学家维果斯基的理论，学生的能力状况有所谓两个发展水平：第一个水平是实际发展水平，亦即学生独立解决问题时显示的能力水平；第二个水平是潜在发展水平，亦即学生在教师的指导或同伴合作条件下最终所能达到的解决问题的最高水平。在这两个发展水平之间即“最近发展区”，是实际发展水平和潜在发展水平之间的距离，这是可由教学施展作用的空间。教学不应消极地适应学生发展的已有水平，也不应提出过高的不切实际的目标，而应当走在发展的前面，不断地把学生从一个水平引导到另一个新的更高的水平。由此，维果斯基提出了辅助学习的理念，认为人的高级心理技能，如对注意的调节以及符号思维等，最初往往受外在因素的调节、辅助，而后才逐渐内化为学习者的心理工具。合适的教学应该因循从外部辅导到学生内化这一顺序进行。换言之，教师首先在学生的现有知识水平和学习目标之间建立一种帮助学生理解的支架，然后在这种支架的支持下，帮助学生掌握、建构和内化所学的知识技能，最后再逐步撤除支架，让学生独立完成对学习的自我调节。[1]

简言之，教学就是在学生实际发展水平的基础上，通过教师的指导和同伴合作，提升学生至目前能达到的最高水平。

根据调查的实际状况，可以看出在《传播学原理》这门课的学习中，学生的实际发展水平，即抽象性问题的思考和解决与课程目标之间存在差距，教师应该考虑从学生这一实际水平出发设计教学方式，而非因循从教学目标出发的旧有思路。教师最应发挥的作用是通过建立提升抽象思维能力的支架，帮助学生从现有水平向学习目标进发。人的思维活动可以分为三种：动作思维，也称实践思维，在思维过程中依赖实际动作；形象思维，用已有的直观形象来解决任务；抽象思维，是以概念、判断、推理的形式来反映客观事物的运动规律，达到对事物本质特征和内在联系的认识。在理论学习过程中，动作思维和形象思维当然并非完全不起作用，但是抽象思维的运用毫无疑问是主要的活动，这决定了理论学习活动的高度概括性和深刻性。

思维能力的核心要素是解决问题，这是因为“问题解决是人的思维活动的最一般的形式”，[2]《简明心理学百科全书》指出：“思维活动可由外部事物的知觉所激活，也可由记忆中的事物所引起。一般来说，当人需要完成某种任务而又缺少手段时，思维活动便被触发，并沿着任务所指引的方向进行。这就是说，思维活动常是由一定的问题引起的，并指向问题的解决。”[2]所以，训练思维能力的最佳途径，是向对象提出问题，并使得对象在解决过程中提高水平，教师应把引导学生学习“问题解决”作为搭建支架的中心。

所以《传播学原理》这门课教学支架的搭建，要以分析和解决传播学问题为中心，提高学生进行抽象思辨活动的能力。

三、《传播学原理》支架式教学模式的实践路径

那么，如果在《传播学原理》的教学过程中采用支架式教学模式，解决目前学生在传播理论学习方面的问题，又该如何在上课的时候贯彻执行，采用怎样具体的教学手段呢？

由于计划搭建的支架以“问题解决”为核心，在具体上课过程中学生必然经历以下几个阶段：认知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学生应通过这几个阶段学会运用概念、判断、推理等方式领会和解答传播学领域的问题。教师则要通过一些典型性环节进行安排，帮助学生完成这一过程，包括：引入问题情境――示范解决思路――引导学生独立探索――学生进行自行学习――对结果进行评价。

为了更好地完成这些环节，教师需要在以下几方面对传统教学模式进行调整：

1.从教学内容来看

依赖教材内容设计课程结构显然无法完成任务，宜转为结合教材和大纲，挑选现实生活中的传播现象和事件作为核心内容来讲授，从具体事件出发，增强课程内容的吸引力，让学生从实例入手，切实体会抽象的理论，调动学生自觉学习的积极性，提高教学质量和效果。例如，在讲解“议程设置”一课时，因这部分内容本身是一个相对庞杂的知识体系，可结合美国历年总统选举期间媒体策略发挥作用的过程，介绍大众传媒在一定条件下是如何影响舆论议程的，会使得相关问题的介绍具体化。

2.从教学方法来看

学生学会分析和解决问题需要足够的实践练习活动。因此必须考虑采用实践性的教学方法，把教学过程变成学生认识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练习过程，而不是教师讲授的过程。

（1）体验教学。体验教学强调情境的创设与亲历过程，指的是运用多媒体设备教学，通过录像、演示、音乐等方法全方位地模拟现实情境，引导学生体验，帮助他们通过领会真实情境中的问题来学习。《传播学原理》某些课程内容用非语言方式解释具有更佳效果，情境创设方法的运用正好可以补充语言的不足。例如，传播技巧中“诉诸恐惧的方法”，需要说明采用使得受众恐惧的方法说服对象是否越恐怖越好，如果教师只是简单地给出答案，说服力不够强，这时以诉诸恐惧的戒烟广告为例辅助说明，学生的记忆将会更为深刻。

（2）安排分组活动。分组学习是安排学生以小组活动的形式展开学习，这种学习并非简单的共同上课，而是以小组为单位完成明确的学习任务。在以问题解决为核心的教学中，即以问题为目标，从合作搜集整理资料，到小组研讨，再到协商进行解决任务的分工，最后归纳得出结论。分组学习的活动既包含了课下大量的活动，也可以延伸到课上，进行课堂的讨论、演示和讲评。例如，关于大一新生的网络交友问题，围绕它进行的小组工作既包括课下的资料收集和报告撰写，也包括课上的成果汇报和研讨。这一形式有助于促使学生自觉地、多渠道地收集资讯，思考问题，互相学习。

（3）布置课外调研。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传播，举凡人际传播、大众传播等现象，只有在现实生活中才能得以全面观察和研究，这种内容的学习仅凭课堂演示和纸面阅读很难完成，在理论课教学中，教师应引导学生学习在课外实践中学习理论，运用理论。前述关于大一新生网络交友问题的作业，很显然必须经由问卷调查和访谈才能得出全面的结论，这将促使学生将课上学到的知识立刻投入实践，在使用中熟悉、理解、深入体会。

3.从考核方式来看

本着辅助“问题解决”这个目标实现的原则，《传播学原理》的成绩考核应促进学生努力提高认识和分析能力。这种能力的达成不可能单纯地依赖记忆和书面的重复，所以原有的以书面考试决定成绩的做法必须改革，代之以：

（1）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最后的书面考试成绩占总成绩的比重。即不以单纯以最后的一次书面考试定优劣，尽量调整学生用死记硬背的方法学习理论课的习惯。

（2）课堂发言成绩计入总成绩。这有助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在上课前做好准备，预习内容，深入钻研问题。

（3）要求学生至期末须完成一定的课外工作，包括调研、小组讨论和读书报告等。可以考虑针对学生的个人兴趣，结合不同形式的课外作业进行考核，这对巩固课堂所学，加深印象，发展学生自己的兴趣能力，延伸思考，都会很有帮助。

四、《传播学原理》支架式教学模式需要重视与强化的典型环节

当然，目前人们习用的课堂教学模式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有意无意地采用以上教学要素，支架式教学模式与之相区别的地方，是它系统地运用这些方法形成完整的模式，教师应特别注意在以下几个典型环节方面予以重视，有意识地加以强化：

一是教师课题预热：围绕具体教学任务，调整教材，提供理论工具，提供明确的课题任务，将学生引入一定的问题情境。

二是教师提示和示范：教师并非完全放手，而是需要在过程中启发引导学生，或演示独立探索类似问题的过程和意义，帮助学生进行独立思考讨论。

三是互动：在认识――分析――解决的过程中，保证交流必不可少且应在合适的时候进行，包括师生之间，学生之间。

四是学生独立完成：支架式教学最重要的一点是引导学生协作学习，不断交流，达成对所学知识的比较全面的理解，最终学会独立探索和思考，将这一趋势延续下去。

五是教师效果评估：教师一定要在不同的阶段和不同的方面对学习效果进行评价。特别是：知识的自主学习，协作的情况和能力的提升，以便保证每一阶段学生的学习任务得以保质保量的完成。

总之，支架式教学引导学生明确学习目的，端正学习态度，激发其兴趣和潜能，以实现学生的自主学习为目的。采用这种模式，不仅能够较好地使得学生认识到学习是通过活动参与而实现的内化过程，教师只是为学习者提供学习的“支架”的辅助者，亦可有望在实质上加强学生的自主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这一点对今天其它专业的理论课教学可能同样具有借鉴意义和价值。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