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传承及其现代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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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儒家思想传承及其现代化范文

【关键词】儒家；诚信；和谐

日本国土面积小，资源贫乏，人口众多，但却能创造出世界财富的17%。战后日本经济奇迹的出现，是一种能代表时代方向的正确的核心价值观在起作用。这所谓的正确的价值观即儒教精神的影响下形成的以忠、诚、义、俭、勇为主要特征的日本国民道德。而这种核心价值观形成的原动力就是日本传统文化。日本之所以在国际上取得成功，最主要的因素是他们的诚信原则。这对日本现代化的进展起了重要的支持和推动作用。

一、日本人的诚信状况

有人曾对日本某公司的成员进行调查，让他们选出最喜爱的汉字，结果居第一位的是 “诚”字。可见日本人十分看重诚信。日本企业中的 和谐高于一切的人际关系，不仅包涵企业内部人与人的关系，也包括企业与企业、企业与消费者、企业和国家之间的 和谐即诚信关系。而当今日本的许多企事业单位和部门，把儒家传统中的诚信理念作为维系其道德关系的指导思想，几乎所有的企业都确认自己的信条：不欺骗顾客，不搞虚假宣传、要靠诚实、守信用赢得信誉。商人在经商过程中，照规定经营，就必然会得到他人的信任。这信任正是获利的源泉。也是使的日本商品得到全世界的认可与肯定的重要因素，使得日本的经济腾飞。

二、诚信理念在日本现代社会中的作用

经济运行的前提

在现代化的经济条件下，诚信为推动现代化经济的发展起着很大的作用。诚信不仅是一种社会道德规范，而且也是促使市场经济实现合理化地运作的重要基石，因为诚信的存在才得以主体之间能够进行公平地竞争。诚信是现代市场经济能够有效运行的核心力量。如果没有了诚信，经济运行混乱，社会秩序无序。诚信使交易顺利进行，减少了交易的风险和一些不确定性的因素，降低了交易的安全度。

在央视大国崛起里，提到日本的现代企业之父，一生建立500多家企业的日本儒生号召日本人一手拿论语，一手拿算盘。一笔带过暗示了儒家思想对日本经济的重要作用（没有提日本的儒家资本主义）。实际上，明治时儒家思想的重要作用不只体现在经济领域，而是渗透到国家管理人民生活的各方面，曾经在日本明治时的重要思想家西村关于儒家思想的论述：西村的《日本道德论》（1887年）中关于立“国教”的言论如下：“国家的盛衰治乱，不外是人心的聚散离合”。“人心腐败涣散，人民主张个人私见，不顾国家大计，都足以使其国家灭亡，这可说是国民道德，即智、仁、勇衰废的结果。”“政府没有一定国教，民间也没有足以收揽全国人心的道德。”“民心没有一定方向，尊重国民道德之心也就薄弱，甚至以学才自任的人，也有对于道德加以诽谤或愚弄的。”“如果有人问拯救国家这种大病，使其恢复强壮，最有效的药剂是什么，那除了道德之教以外，别无其他答案，这是国内有识之士没有一人敢加以否认的。”日本诚信教育中借鉴了中国儒家的诚信传统。在现代社会经济发展条件下，要把社会道德主体的诚信与社会道德与法律治理结合起来，使社会道德主体的诚信规范化和制度化，服务于实际社会管理的需要。日本的社会诚信度相对较高，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日本对儒学思想的重视。

人际交往的基础

儒家思想博大精深，涉及范围非常广有哲学、政治学、伦理学和教育思想诸多方面。诚信思想则是重中之重的核心思想。诚指诚实无欺，真实无妄，不自欺。信是指诚实不欺，讲信用，言行一致。人际关系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这种无形的东西已经完全渗透到社会的每一层，每一阶，甚至已经渗透到了人的心灵深处，它不但影响着个人的行为，而且也影响和决定着社会的存在。在家里大家能和睦融融。儒学最早传入日本，可上溯到公元285年，是经朝鲜传入的。儒学从中国直接传入日本则是始于公元7世纪。儒学在日本长达一千多年的传播和发展过程中所推崇的一系列道德规范，已经渗透于日本民族的深层心理，直接影响着日本人的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培养道德责任感，塑造良好的人际关系能很好的使人与人融洽交往。普遍性的道德准则的诚信能够提高个人道德修养，化解矛盾和冲突，提升交易机会，促进人际交往，同时也是维护社会的稳定。

治理国家的根本

政府是要求言必行，所保证的事儿只有说到做到才能得到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和信任。官民相互信赖，这个社会稳定了，整个国家才会有序地发展。所以说儒家诚信传统对于道德风尚的和谐，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是十分有借鉴价值的、

诚信问题乃是人类社会实践过程中最为根本的问题。由此看来，进行诚信教育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现实问题。我们需要诚信，我们呼唤诚信，.儒家诚信思想的现代价值主要在于我们应该在批判地继承和发扬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社会发展的新的客观条件，对儒家思想进行研究为社会发展服务。日本在全社会宣传儒家诚信思想，提高人们对社会诚信的思想认识，培养人们诚信做人做事的自觉性。对诚信教育真正做到国家重视，国民支撑，教育保障。人们往往把诚信看成是思想品德教育问题，而没有把社会诚信问题看成是整个社会制度与规范建设的问题。那样的结果就会是思想品德教育乏力，社会制度建设失效，不能达成诚信与社会治理的内在一致性。

结束语

如今的日本人也许在自觉的意识中已经忘记了儒教，但在信义或诚实这些涉及行为的内在道德方面，儒教道德依然存在。自古以来，日本人就以清明之心、正直、诚实为重，这就形成了日本原始的道德伦理标准。清明之心这一伦理观对日本的道德伦理发展具有重大影响。日本以诚为中心的儒学，认为诚是发自内心的，这种诚贴近人生，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人。

参考文献：

[1]田俊.浅谈日本传统文化对日本企业管理的影响[J].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2）.

[2]刘金才.町人伦理思想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第2篇：儒家思想传承及其现代化范文

摘要：儒家文化是经历时间洗礼留存下来的文化精华，是民族精神和人们价值取向、思维方式、信仰模式和审美趣味的体现。任何民族的广告文化都受其本民族传统文化理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独特魅力对本土广告文化传播有着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儒家文化；现代广告；融合

一、儒家文化在广告中的运用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儒家文化对中华民族传统文明影响深远，汉朝以后，儒学独尊，儒家文化已经成为民族文化的代名词。广告要走进受众心灵,广告文化要发展，就不能不接受、吸纳、迎合儒家文化的有益、有利内容，将其纳入广告文化之中，成为广告文化的一部分。

儒家思想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外观表现，包含“忠孝仁义礼智信”等内容，注重“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这些价值理念均已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潜意识之中。广告主只有把广告创作与民族文化结合起来才能引发受众共鸣，激发购买欲望。

（一）“仁”的精神。“仁”可谓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孔子对“仁”的解释中，中心思想是肯定人的地位，主张爱人，强调处理好人际关系。“仁者，二人”体现一种博爱精神，这种理念是现代广告经久不衰的主题。

中央电视台近三年热播的一则公益广告讲的是一位年轻母亲在给自己的儿子讲完故事后去给孩子的奶奶端洗脚水洗脚，那个年幼的孩子见了，便跑到卫生间……当妈妈给孩子的奶奶洗完脚，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时，发现儿子不见了，回头一看，只见她的儿子正吃力地端着满满的一盆水，蹒跚地走过来童声童气地说：“妈妈洗脚。”妈妈欣慰地笑了。随后电视画面上跳出了一行字“其实,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这则广告没有华丽的文字，不刻意去说服，而是让受众去联想、领悟，去感觉，感动。正因为尊老爱幼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价值观，所以这则广告更易被受众认可，更易引起情感上的共鸣。

（二）和谐哲学。儒家，不是把天、地、人孤立起来考虑，而是把它放在一个大系统中作为整体来把握，强调天人的合一，也就是人与自然、人与人、自然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可以说儒学是和谐之学。这些思想因素用在现代广告上，那就是将商品主体与公众客体相互融合，实现主客体的统一，给与受众最和谐的审美意境。

（三）社会伦理道德。儒家创立了最完整的道德体系。孟子的五伦之一是“朋友有信”，曾子也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体现的正是中国人的伦理道德品格。礼仪之邦的中国，直到今天其社会关系仍建立在亲缘、礼仪、友情、互相信任等文化情感联系上。

2008年蒋雯丽代言了上海一家化妆品修护系列产品广告。广告里，蒋雯丽扮演的一位母亲和一位五岁左右活泼可爱的男孩进行对话，因对话中有“儿子想娶妈妈“的嫌疑，导致该广告被禁播，无论是蒋雯丽本人还是商家都因此大受影响。

从中不难看出在进行广告创作时必须遵循固有的伦理传统，否则就会引起受众的抵触心理。

（四）义利观。儒家提出了处理义利关系的准则―以义驭利。在孔子及儒家看来，义，就是按仁、礼，做应做即宜之事。在新时代，“义”演化为广义上的公平、正义和道义。众所周知，相声大师侯耀华现在被称为“侯药华”，因为他说代言的药品广告，大多为虚假广告。严重的背离了儒家的义利观，所以这些产品也就失去了市场。可见只有遵循“以义驭利”的原则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获得生存空间。

二、儒家文化和现代广告的关系

从上文的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二者是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辨证关系。

首先，儒家文化使广告创意更接近消费者心理。对儒家文化的深入理解与运用，有助于广告创意赢得消费者的好感，实现其诉求目的。广告人应紧紧围绕营销目标来充分掌握目标消费群所处的民族文化发展的情况，才能切中市场的目标，并被广大受众认同和接受。

其次，现代广告基于攻占消费者印象的目的性需要，在商品信息中有效地融入儒家传统价值观的内容加以表现。一方面，通过对广告受众固有文化价值心理的认同实现了传递商品信息的主要目的；另一方面，广告作为一种大众化的信息传播活动，在传统价值观日益遭受冲击的市场经济社会中，充分地发挥出传承文化的功能，而这种有别于“说教”方式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则可以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中的价值理念更加有效地传承下去。

三、儒家文化在现代广告应用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现代广告传播的速度快，影响的受众广，广告中儒家文化的运用一定要慎重。特别是有些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和观念是根深蒂固的，在运用时一定要考虑受众的情感，不能随意乱用，使用时要把握其中的“度”。

（一）必须遵循社会伦理道德。两千余年来，由于儒文化特别是其伦理道德理论揭示、反应了人伦的基本关系，倡导了人伦美德，且历代王朝及统治者大力推崇。因此，儒文化代代深入人心，并使之成为广大社会成员所接受和践行的最重要的中华传统文化。为此，在现代广告的运用中必须遵循儒家的社会伦理道德，否则极易引起受众的抵触心理，得不偿失。

（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于睿智的广告人来说，儒文化中存在着无止尽的创意元素，以儒家文化为创意基础可以收到很好的效果，但并非所有与儒家文化相结合的广告创意都是可行的。

因此，汲取儒家文化的精髓并克服其负面影响，创造出具有民族品牌个性、形象清晰鲜明的本土化、地区化广告，才是中国现代广告的立足之本。

（三）弘扬儒学，贵在创新。在中国广告与世界接轨的现实背景下,广告国际化趋势日益明显,在继承和发扬儒家文化的同时,也要批判和摈弃封闭、单向的传统思维方式。

应从现代化角度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传统文化加以审视，对其时代性要转换，对其超越时代性的内容要进行新的诠释，特别是对那些与现代广告有契合点的合理内核，要根据现代广告的需要，进一步加以发掘、加深、扩展，赋予它崭新的，符合时代潮流的现代化内容。

“世界上最美的东西其实在中国，只要赋予他新的时代内容和形式。”儒家文化博大精深，可运用到广告设计中的元素很多，中国的设计要想健康发展，必须汲取儒家文化元素的营养，形成“有中国特色”的设计风格。

参考文献：

[1]游唤民.孔子思想及其现代意义[M].湖南:岳麓书社.1994.

[2]钱世明 .儒学通说[M].北京：京华出版社，2001.

[3]彭立荣.儒文化社会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第3篇：儒家思想传承及其现代化范文

儒家思想 法制建设 现实意义

当前我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已经进入深化阶段，在这一阶段，我国社会的利益关系、社会结构以及民众心态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剧烈变动，并且大量深层次的问题与矛盾已经凸显出来，诸如阶层分化、贫富悬殊、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冲突，更有因此而产生的社会价值多元化及其带来的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及刑事犯罪问题，等等，使我国的社会稳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这种严峻的社会形势下，寻求缓和甚至消除这些动荡因素的利益协调和整合机制，成为社会主义改革的一项必须重视的现实使命。

中国法制建设是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环节。现代化的司法制度之建构，意味着司法文明价值体系的巨大创新，因而是一个突破固有的制度而在司法领域显示出来的深刻变革。因此，对于当代中国来说，如何发挥中国传统思想的积极意义成为当代中国法制建设的重要课题。

一、我国法制建设面临的现状

1.治安形势日益严峻，社会遭遇道德危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得到飞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然而繁荣背后，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犯罪率开始急剧上升，社会道德体系千疮百孔，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有人说我们的社会已经陷入道德危机、信仰危机、诚信危机。对于这些问题，我们近代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奉为至理的法律至上、司法独立、司法公正、程序正义等一系列西方的法律理念似乎无能为力。

2.司法成本日益增大，社会矛盾却越来越尖锐

改革开放以来，公民的法律意识、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各类诉讼案件不断增加。然而结果却收效甚微：相当一部分的公民纠纷并没有因法院的审判此而得到化解，相反的是缠讼、上访甚至是由民事案件转化为恶性刑事案件的情况时有发生。这说明现代司法在真正化解人际纠纷、协调人与人的冲突方面的作用也是有限的。

这些情况的存在使我们不得不进行反思，并积极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新途径。

二、对儒家几种重要思想及其对当代法制建设意义的分析

在我国，儒家传统思想占有重要作用，它的“和合”、“仁”等观念深入人心，而这也与我们当前“和谐社会”的理念相契合，这些思想及其现实意义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以和为贵的思想、“仁”的思想及中庸的处世观念

“和合”思想是我国古代文化的精华。孔子曰：“礼之用，和为贵”，他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提倡“贵和尚中”。当出现纠纷时，中国人通常采用“劝讼”与“息讼”的调解方式来解决问题，最终目的是使当事人相互谅解，以保持个人间的和睦与社会的和谐。

中国传统哲学主张人际关系和谐，提倡宽容，儒家“仁”的思想是这种传统主张的典型表现。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如果将古代“仁”的思想应用于刑事纠纷，必然提倡对犯罪人的宽恕并帮助其改善更生。

“中庸”思想对上面提到的问题也有积极作用。所谓的中庸就是“致中和”，就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这一思想和以和为贵的“和合”思想一致，重视当事人和谐关系的修复，并且通过调解以“劝讼”、“息讼”，避免行为人被贴上罪犯的标签，以利于其回归社会，这与我们当前维持社会和谐稳定的目标有积极意义。

2.“无讼”、“慎刑”的传统理念

中国社会是一个因血缘及地缘上的密切关系而结成的“熟人社会”、“亲情社会”，重视人际关系的讲信修睦。人们形成了“以诉讼为耻，以无讼为德”的观念。孔子就多次声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这种主张在刑事政策上表现为反对苛政、滥刑、重罚，主张恤刑慎杀，德主刑辅，这是一种“慎刑”的理念。就像宋代包拯所认为的：“治平之世，明盛之君，必务德泽，罕用刑法。”总之，“无讼”与“慎刑”的观念提倡通过协商和解来解决刑事纠纷，以保持人际关系的和谐。

今天，司法的宗旨仍然是定分止争，化解矛盾，为社会提供法治保障。古代的“无讼”观念以及古人为此理想所作的努力对我们今天社会的法制建设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3.道德教化的传统

儒家文化向来注重道德教化，儒家认为人性无论善恶，都可以凭借道德的力量进行教化。《论语・为政》就主张：“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在中国传统文化理论中，违法犯罪被认为是未受到教化或教化不彻底所致，应当再次对其进行教化，而不是一味苛求刑罚制裁，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治平”之效。当今中国社会的社会矛盾、道德的危机、信仰的危机不是仅靠法律就能解决的，法治社会的法律必须具有神圣至上的权威，也只有这样的法律，才能实现法治的目标。

儒家的上述思想，历经几千年传承，已经根植于我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其影响至今仍然广泛地存在着，具有强大的历史惯性。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社会转型的今天，中国的现代法制建设必需要立足本国的实际，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独到之处，使其能在今天的建设中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子路.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12.

[2]杨伯峻.论语・雍也.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12.

[3]杨伯峻.礼记・中庸.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12.

[4]杨伯峻.论语・颜渊.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12.

第4篇：儒家思想传承及其现代化范文

关键词：孔子儒学；政治思想；认识

孔子儒学产生的背景是顺应当时历史社会发展要求，在当时具有一定伦理思想以及治国学说，其中包含了丰富的政治思想。孔子的儒学思想经过多年发展在后期有所改变，对孔子儒学思想的认识应该结合当时孔子的思想以及后来演变的儒学思想，并将这种思想放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把握思想的内涵及本质精神，而不是过于拘泥在一些固定历史环境下形成的具体主张和结论。

一、孔子儒学思想的特质及其现代启示

孔子的儒学思想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是具有很强烈的时代印记的，其中也蕴含了丰富的政治思想，但是由于当时历史环境的约束，孔子的儒学思想中不免会有许多思想在当今看来具有落后性。但是探索其思想精髓，还是对现代社会具有一定的现实其实和借鉴意义。

（一）孔子的儒学思想中具有现实批判精神

孔子的儒学思想在形成初期十分侧重于社会制度的完善与和谐，也十分重视社会政治实践学说，孔子的儒家学说既参与到了现实政治中，但又与现实政治不能混为一谈，而是保持着强烈的批判精神，并且希望借助于道德方面的理想去转化为现实政治。研究学家认为，在孔子儒学思想中反射出的众多批判性精神都是对当时封建社会的一种反抗，表达了人们需要不断改进和完善的改革希望。孔子思想中的批判精神是从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出发，既包含了对现实社会生活中人性的负面因素和表现进行批判，也包含了对现存的政治体制和统治秩序的批判。孔子思想中的批判精神不会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落后，它会一直存在影响着后世人们。

（二）孔子的儒学思想中具有积极创新意识

孔子儒家学说中贯穿中心的有两个字：“礼”和“仁”。从这两个字中可以折射出孔子思想的创新性，虽然在孔子思想中十分推崇“周礼”，但是并没有照搬周礼的所有思想，而是将自己独到的见解融合在“周礼”中，对其进行适应社会的改造工作。

（三）孔子的政治思想注重社会制度的完善和谐

首先，从人心性的角度看，孔子的思想并没有局限于人的内心世界，而是将所有外在的事物解决都放在了内在的生命和心性上，并引导人性朝着好的方向去转变。孔子思想中强调的“礼”与“仁”相对于当时比较严苛的法学思想对比更为重视社会制度的完善及和谐。但是孔子思想是当时社会环境的产物，与现代社会制度存在很大的差距，但是去认识去思想的可取之处，对于F代社会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孔子在儒学思想中体现出的治国思想对我国目前在政治文明建设过程中以及进一步完善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各项社会制度中起到了积极的现代启示。

（四）孔子的政治思想强调了社会的伦理道德建设

孔子的政治思想与伦理道德思想是紧密结合的，这也是孔子一直以来所推崇的“王者之道”，其思想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他的大同和谐社会理想。在孔子是思想中一直强调要“仁者爱人”鼓励成员之间相互团结、关爱，希望天下统治者实行“仁政”。孔子在这些思想以及表达中都反映出了强烈的道德元素，这些积极的部分是值得我们去借鉴和学习的。

二、在发掘孔子儒学思想中现代价值时应该注意的几点问题

（一）注意将孔子的思想传统与现代政治思想理论相结合

孔子政治思想的产生以及应用是受到当时历史环境和条件的影响，是历史的产物，在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过程中，我国将西方文化中存在的一些弊端过于放大，从而极力强调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以及优势性，从而将两者对立起来，这种方式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是不能沿用和借鉴的。无论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具有其强烈的时代背景及历史约束的，但也有其可取之处，因此在借鉴思想的同时应该结合现代政治思想理论，既能正确体现出儒家思想的理念也能实现思想的与时俱进和不断创新的现代思想理念。

（二）孔子儒学思想精神永久传承

孔子的儒学思想在我国历史发展中经受到了一定的挫折，我国在革命期间也曾经掀起打到孔家店的热潮，但是在一定时期过去后，人们开始重新思量孔子思想所包含的进步性意义，人们开始意识到，对传统文化和思想并不能一味的全盘否定，而是吸取其中精神精华，剔除糟粕落后的思想。孔子儒学中所传达的政治思想虽然产生于封建社会，但其中的精神和内涵仍然值得现代社会去借鉴。

三、总结

孔子的儒家思想是封建社会时期逐渐形成的一套治国之道，其中的“仁政”思想不仅对当时的社会时局具有进步意义，同时也影响着现代社会的进步。在孔子政治思想中所涵盖的那些积极因素，会以不同的思想表现形式，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我们的精神世界和政治、文化生活。

参考文献：

第5篇：儒家思想传承及其现代化范文

【关键词】 白族；孝文化；形式

从一般意义上讲：孝文化就是关于关爱父母长辈，尊老爱幼的一种文化传统。孝是中华民族的基本道德规范，是社会要求子女对父母应尽的义务，包括尊敬、关爱、赡养老人、为父母长辈养老送终等等。从更广泛、更深刻的意义上讲，孝文化还应该包括一个人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的忠诚和尽责，对他人的关爱和帮助，这样孝文化会更加具有内涵。而且这方面的典型古今不胜枚举，如古代的岳飞、戚继光、郑成功等，今天的革命先烈，还有像雷锋、焦裕禄、孔繁森等等。

有的专家把孝分为三个层次，就是“大孝”、“中孝”、“小孝”。“大孝”即对国家、民族、社会的忠诚和尽责；“中孝”即对父母长辈的敬重和赡养；“小孝”即对婚恋家庭的负责。把三者合起来进行倡导和弘扬，中华民族的孝文化将更具生命力，更能与其他社会文化共同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服务。

一、白族孝文化的表现形式

白族主要居住在云南大理地区，白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一样，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是一个勤劳勇敢、善良智慧的民族。由于白族所处的大理地区，自古以来就是神奇、神秘又是人们神往的地方，所以白族人民与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历来就比较多，称得上是见多识广的民族，在文化交往上也自然而然的丰富多彩。特别是受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很多文化表现形式都与汉 标题 全文 刊名 按相关度排序 按时间排序

2、研究机构要积极挖掘探索，不断推陈出新

专门研究少数民族文化的机构，要深入到基层去，全面了解掌握少数民族文化的来龙去脉，然后认真地进行研究，不断总结出新的有意义的东西来，写成操作性很强的作品，让群众在具体的实践中有章可循。比如：中央电视台举办的全国青年歌手大赛，其中原生态专场比赛，像贵州的侗族大歌等，观众和评委感叹不已，还有新疆、广西、云南的许多节目，内容都非常精彩。其实这么精彩的东西，都是经过多少年的发展，经过多少专家和群众的提炼而成，已经不是最初的原始的东西了，如果我们所有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提炼都达到这样，有利于民族文化的传承。目前还有许多少数民族文化得不到及时的归纳整理，内容上得不到升华，还停留在真正的原始生态之中，例如白族的《大本曲》这么有名，这么完整，应该可以整理出在全国有影响的东西来，让全国人民更了解白族人民是多么的聪明智慧。

3、人民群众要提高自身素质，做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实践者

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必须是国家政府，研究机构，人民群众三方共同努力才能够完成，单靠哪一方面都是不行的，但这三者之间人民群众是最重要的，有时他可以集国家政府，研究机构于一身。比如，群众可以利用自己创造的财富投入到民族文化的传承中，可以在长期的劳动生活中去提炼升华自己的文化，又在自己的实践中去传承它，所以我认为人民群众对民族文化的传承最重要。这里我要强调的是，高文化素质的人，才可以传承升华出高质量的文化。由于目前我国的教育还比较落后，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相对更落后一些。而且很多民族的文化传承还是上了年纪的人在做，文化基础更差，有的连字都不认识，完全靠眼见耳听，日积月累，知道多少发挥多少，人们常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完全不依靠笔头的探索，发展进步要难多少是可以想象的，我们要呼吁，更要从自己做起，为发展少数民族的文化教育尽一份力量，不断提高少数民族的文化素质，让灿烂夺目的少数民族文化大放异彩，世代传承。

【参考文献】

[1] 熊黎明.中国传承文化的现代转型[J].云南社会科学，2001.

[2] 罗荣渠.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3] 肖群忠.中国孝文化研究介绍与摘要[J].伦理学研究，2004.

第6篇：儒家思想传承及其现代化范文

关键词： 儒家人格教育 君子人格 大学生 思想道德教育

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发展，新潮流和新思想不断冲击传统道德观念，使当代大学生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发生显著变化。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对大学生进行正确的思想道德教育，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道德价值观念，已经成为高校亟待解决的问题。先秦儒家思想有着深厚的道德传统，其人格教育思想理论丰富、效果显著，磨砺出一代又一代品格高尚、学识渊博的著名学者。高校大学生人格教育应从传统儒家思想中汲取营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学生成长为德才兼备的新时代人才。

一、当前大学生人格教育中突显的问题及原因

当代大学生道德人格主流是好的，表现出开拓进取、自立自强、竞争创新、平等公正等优秀的道德品质，但是，在大学生人群中存在一定程度的道德人格危机，如胸无大志、唯我独尊、自私自利、诚信缺失、纪律淡薄、功利主义等。具体表现有：

（一）漫无目标，行为懒散。

没有远大目标，或者说，只把能顺利毕业作为最大的目标。他们对专业无兴趣，对学习无热情；当学生干部太累，参加社团活动没兴趣，考试本着“通过就好”的原则，哪怕期末考试前也悠闲逍遥，以颓废散漫的态度对待大学生活。此外，有的学生还特别“清高”，不屑像其他同学那样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或者出去找兼职。

（二）不守诚信，恬不知耻。

部分学生平时不听课，一到要交作业就想到抄袭。考前希望老师漏题，考试时想方设法作弊，丝毫不以为耻。旷课总有各种理由，如痛经、发烧感冒、家里有事情等，利用老师的善良，撒谎不脸红。

（三）目无纪律，妄自尊大。

在这方面，有的学生甚至到了离经叛道的地步。课堂上睡觉、玩手机，早晚自习迟到旷课，节假日以“已买好车票”为理由提早回家，又以买不到车票为理由不按时回校。有的学生经常旷课，对老师与同学的提醒毫无触动，或者矢口否认自己的违纪事实。

（四）自私自利，不知感恩。

放大自己的情绪，以自我为中心，经常使唤别人帮自己做事，把别人的关心视为理所当然，把别人的劝告当做恶意，不懂得感恩人、尊重人。

大学生人格缺陷的原因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是社会因素的影响。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切以追求经济利益为最大目的的社会，把利益这一经济价值观念渗透到人生的各个方面，使大学生道德人格形成重功利性、重实用的倾向。如在人际关系交际对象、范围、程度上，取决于交际是否带来好处；在处理社会与他人的关系时，以是否有利于自己为尺度，至于对他人、对班级、对学校是否带来好处冷漠不关心。传统道德力量受到冲击，父辈推崇的利他主义、吃苦精神、无私奉献、利人利己的价值观念逐渐被利己主义、享乐主义、自私自利、拜金主义的价值观取代，使得一部分学生面对个人与集体、大我与小我、他人与自己利益冲突时失去把持方向，做出一些有悖道德之事。

二是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错误观念的影响。传统儒学崇尚君子人格，把修身放在首要的地位。现代社会，无论是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没有把学生人格发展作为首要任务，这是对传统儒学的背离。对中小学来说，升学率与学校办学水平画等号，在唯分数论的观念影响下，教师忙于研究题海应试，没有很好地顾及学生道德教育和健全人格培养，学生面对来自成绩排名的无形压力，会产生一些负面情绪，从而导致道德人格缺失。大学关注更多的是招生、就业和课程改革，而对学生健全人格的培养问题依然没有得到重视。家长层面上，职场就业竞争激烈，让孩子成为佼佼者是首要任务，而作为社会未来公民的素质培养却被忽略，不仅如此，一些家长为了不让孩子在学校里“吃亏”，会以一些负面思想教育孩子，传统仁义礼智信等儒家道德思想不再受到重视。

二、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教育的内涵

儒学提倡以“君子人格”培养社会公民，无论是《大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还是孔子所说的“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十五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执耳，七十顺耳”，都可以说明，儒家知识分子穷其一生的努力就是与理想的人生之道谋合，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天下，致力修身、奋发读书以求立足于社会，光宗耀祖，显亲扬名。先秦“君子人格”教育理念比起现代社会急功近利的教育现状更理性，更关注人的全面发展，更重视培养具有健全人格的社会公民。“君子人格”的内涵主要概括为：

（一）诚信重义的道德规范。

“诚信”是立身处世、自我修养的基本原则，也是做人的道德基点。儒家强调为人处世要符合诚实守信和道德正义的标准，说出的话必须履行，做事必须讲究道德规范。孔子告诫弟子“谨而信”，要求言语谨慎，一旦承诺别人的事情就必须做到，“信以成之，君子哉”，以诚信去做事，才是君子的人格。儒家提倡“先义后利”，反对见利忘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儒家把是否重“义”作为划分君子和小人的标准，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如果为了富贵去做不义的事情，对我来说，这样的富贵就好像浮云一般不值得留恋。孟子提出“舍生取义”，在正义面前，生命都可以舍去，这是一种多么了不起的浩然正气。汉代大儒董仲舒也坚持“重义轻利”的义利观，他提出“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种“不谋其利，不计其功”的处世观，正是儒家对义利观的最好诠释。

（二）修己安人的人生目标。

儒家在处理人际关系时主张温良恭俭让，严己宽人，通过自律实现人际关系的和谐。荀子说，“见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见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不善在身，灾然必以自恶也。”（《荀子修身》）告诫人们要反省修身，见贤思齐、防微杜渐。孔子是这样看待“君子”人格的：“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论语宪问》）在孔子看来，要做一个君子，首先就要不断地修养自己。修养自己是为了安人、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实际上就是平天下的意思，按现在的语言来说就是建设一个大家都过得幸福的理想社会。后来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理想追求都说明“君子人格”不只是个人修养，还包含社会理想，即“天下为公”的理念，并为此努力，确实任重而道远，这也成为后来的志士仁人的最高追求。

（三）忠孝节义的感恩思想。

“忠孝节义”四个字，指的是子女孝敬父母、臣子忠诚君王、弟子敬重师长及朋友之间重情重义等内容，强调君子应感恩他人。“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是人类最自然的、本真的情感，是儒家”君子人格”的基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孝”首先要珍重生命，爱护自身；“立身行道，扬名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孝还表现在成人成才，以报答父母，显亲扬名。“忠”是“孝”的进一步延伸，在封建社会，忠诚于君王就是忠诚于国家。臣子要像孝敬父母一样忠诚于君主。“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孝慈，则忠”都体现了先秦儒家的忠君报国思想。对于当今社会，“忠”则体现为爱国主义的朴素情感。先秦儒家主张“尊师重道”，老师是学生的第二任父母，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老师教会了学生做人的道理、传授给学生成长的知识，为此，学生理应感恩老师，“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儒家把“天地君师亲”并列，告诫读书人要懂得感恩。我国自古就是一个人情社会，先秦儒家感恩思想主张朋友间重情重义，他们认为一个贤人应该懂得感恩朋友的相识、相遇、相知之恩。

（四）内外兼修的修养方式。

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教育方式主要有外在熏陶和自我反省两个方面。先秦儒家认为，人的思想道德是可以通过教育改变的，“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即“君子人格”除了人们本身的善良本质外，主要通过后天的教育和引导，这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外在熏陶对人格教育的作用，教育能感化人，能改变人向善。除此之外，儒家还强调“君子人格”的养成应注重自我反省。孟夫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善的品性的获得应反求诸己；荀子也曾说过，君子应“日叁省乎己”，才能做到“智明而行无过”。自我反省是思想道德升华的关键，通过外在环境与内在思想相结合，形成一个内在道德水平提升的过程。

三、先秦儒家“君子人格”的教育理念对当代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借鉴作用

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是民族的希望，是未来国际竞争力的最直接体现，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状况直接决定了整个民族的道德水平。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内容丰富、体系完整，在中华大地上传承了数千年，对中国人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因此，要想提高当代大学生的道德教育水平，就必须汲取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的精髓。首先，可以把传统文化中“君子人格”内容搬入大学课堂，儒学非常强调知识分子应从“修身”开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不修身无以立足于社会。大学课堂可以开设修身类课程加强人格教育，比如，可以把《弟子规》、《论语》、《荀子》、《孟子》等人格素养类内容引入课堂，让学生在经典阅读中感受伟大人格的魅力，教师在课堂上讲解这些内容时不能用灌输式教学法，可以采用演讲式、辩论式、讨论式等教学方法，通过对现状的认识，让学生自己去体味、去感受、去思考，目的在于使学生认识社会，审视自身，从而树立远大的目标，培养社会责任感，进而培养合格的社会公民。此外，要丰富“君子人格”的教育内涵，改变大学生“君子人格”缺失的现状。

（一）弘扬“诚信守义”的道德规范。

诚实守信、恪守道义是为人之本，是当代大学生必须遵守的最基本道德规范。当代大学生应有诚信自律意识，在学习诚信、交往诚信、就业诚信、经济行为诚信等多方面注重自己的品德修养；同时，高校应该加强学生诚信教育力度，精心组织大学生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如举行诚信演讲比赛、设计诚信文化黑板报、开展诚信征文、组织诚信为主题的网页制作、编写传统文化诚信小册子，诚信在人宣誓仪式、定期公布校园中不诚信行为等活动，推进校园诚信文化建设，倡导校园诚信之风。大学生通过开展明礼诚信活动传承儒学中的先进思想，努力使自己做一个诚信重义的人。

（二）树立“修己安人”的社会理想。

“修己”才能“安人”，只有自己的品德修养好了，才能够为别人做表率，建立权威，使他人安于本分，各得其所。正如日本“经营之神”士光敏夫先生在《经营管理之道》这本书里所说的：“对管理者最大的要求，在于管理好他自己，而不是管理别人。”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也说过，“人们不会由于你的说教而行动，如果你身体力行了，人们就会立即行动起来”，“一个有能力管好别人的人不一定就是一个好的管理者，而只有那些有能力管好自己的人才能成为好的管理者”。当代大学生代表的是未来的中国，肩负着时代的使命，要立志修身，努力使自己成为社会的合格公民，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三）培养“忠孝节义”的感恩意识。

感恩是每个人都应该有的基本道德素质，是做人的起码修养。作为有知识有文化的大学生，更应懂得什么是感恩。高校教育应重视学生知恩、感恩思想的培养，让学生懂得唾弃现实生活中那些“知恩不报”、“恩将仇报”的行为，培养感恩父母、感恩师长、感恩同学、感恩社会、感恩祖国的意识，为国家尽力、为父母尽孝，做个胸怀坦荡、光明磊落的人。

（四）借鉴“内外兼修”的修养方式。

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教育有两种教育方式，一是外在熏陶，二是自我反省，当代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模式应该借鉴先秦儒家感恩思想教育这两种传统方式。环境对一个人的性格养成十分重要，人的道德水平可以通过外在教育提升，因此，高校应当开展弘扬先秦儒家感恩思想的宣传活动，以营造良好的感恩教育氛围，从而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自我反省取决于自身的自觉性，是一个人内在自我修养提升的过程，当代大学生的道德教育要求大学生自觉主动地学习，通过日常生活的点滴积累提高自身的品德，从而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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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宋宁.从《论语》看孔子“君子人格”思想的构建（J）.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4（11）：44-47.

第7篇：儒家思想传承及其现代化范文

关键词：韩国；学校国民精神教育；特色与启示

学校国民精神教育是育人教育，是贯穿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在当今东亚乃至世界范围内，韩国学校国民精神教育因其鲜明特色和显著效果而颇具影响。考察和分析韩国学校国民精神教育的特色，对于更好地开展我国学校民族精神教育、提升社会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基本内容

韩国在近代从殖民属国到独立国家的过程中一直比较重视国民的道德素质和精神状态问题，尤其关注学校国民精神的教化和培育。1948年，韩国颁布了体现国民精神建设目标的教育法，提出社会科教育的目标是“使受教育者认识到个人与社会、国家之间的关系，培养道义、责任感、公民意识及合作精神；教育学生了解国家的历史与现状、培养国民精神、独立自主精神与国际合作精神”。这一目标，首次勾画了韩国学校国民精神教育基本内容的轮廓。此后，伴随着韩国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变迁与教育改革，学校国民精神教育的理念逐渐增强，其内容也逐步丰富。经过半个多世纪以来的7次课程改革，包括个体生活礼仪、道德品质、国家意识以及社会规范在内的国民精神教育，成为当今韩国学校道德教育的重点。

进入21世纪以来，韩国政府提出学校国民精神教育的中心目标是培育“主导21世纪世界化、信息化时代的自律而又有创意的主体韩国人”，即培养熟悉基本生活习惯、礼仪和道德规范，具备合理判断和解决道德与法律问题的能力，具备正确的市民意识、国家和民主意识、世界和平与人类共赢意识，具有实践理想的道德趋向的现代韩国国民。这样的中心目标，实际上确立了韩国学校民族精神教育的根本方向与基本内容。学生是国民中的精英分子，学校是国民精神教育的思想熔炉。围绕着现时代的人才培养目标，韩国学校侧重从历史文化、道德传统和生活习俗等几个方面构建了国民精神教育的丰富内容。

1.历史文化教育

韩国文化隶属于东亚文化圈，与作为其近邻的中国文化、日本文化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在长期的历史文化交流中，韩国文化从中国的儒家文化中获益颇多。面临着21世纪的文化竞争，已经成功实现了经济现代化的韩国对保存自身历史文化特色相当重视。在一定意义上说，韩国人把历史文化看作比自己的生命更为重要和更值得护佑的精神珍馐。从近些年发生的韩国对“端年节”、“中医”等中国传统文化遗产进行“抢注”的事件，也不难看出韩国对历史文化的极端重视和强烈的占有心态。

作为文化传播的集中营，韩国学校教育承担了“保护历史、传续文化”的神圣使命，对历史文化教育予以特别关注。学校除了在其常规课程设置中普遍地开设了占比例很高的与历史文化有关的科目外，还在各门课程的组织教学中尽可能地渗透韩民族的历史文化信息等教育元素。从内容上看，韩国学校的历史文化教育除了对韩国形成发展史、韩文化史、韩民族遭受侵略的苦难史以及抵御外侵的不屈抗争史进行大量教育外，更侧重简单历史文化知识传授之外的历史精神和文化意识的培育，尤其是渗透民族自强心、自信心、复兴意志教育和民族精神教育。教育的途径除了知识灌输，更多的是自然熏陶、参观访问和实践教育。学校在校园的走廊、教室、宿舍和办公场所悬挂人物、书法、绘画等历史文化艺术作品，还经常组织学生参观历史文化博物馆、历史文化故居、遗迹等，通过这种名实结合的历史文化教育，学校着力唤醒学生对韩国历史和文化的记忆，培育学生的文化情怀和历史意识，尤其增强了学生对家园、祖国和民族等身份符号的情感接受和理性认同。

2.道德传统教育

道德教育是韩国国民精神教育的一大特色，它既是韩国学校国民精神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韩民族精神培育的重要途径。韩国颁布的《国民教育》提出，韩民族的德育表现为自主性、公益性、协同性、勤勉性、奉献性、效率性。在这德育“六性”中，自主性指民族自立精神，重塑民族之魂，弘扬民族传统；公益性指尊重集体利益和秩序；协同性指互助合作精神和团结互爱精神；勤勉性指正直和诚实的劳动态度；奉献性指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效率性指合理、主动的创造。可以看出，这些德育要求在具体内容上都与国民精神有关。

不少人认为，韩国是今天世界上儒家传统保留得最好最完整的国家，也是道德教育现代化的典型。如果就当今韩国学校道德教育的模式、特色和主体结构看，这个说法是很有道理的。儒家思想是韩国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思想，讲究为人之德，注重人身修为。儒家的传统道德从古代三国时起就成为韩国“太学”的道德教育的依本，尽管经历时代变化，儒家伦理至今仍是韩国学校国民精神教育的主体脉系。古代韩国学校曾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道德伦理纲常，作为个人修为和安国立命的目标。今天，韩国学校的国民精神教育承袭和发扬了注重道德精神历练、强调培养道德人格和精神品质的传统，其主要标志之一，就是韩国学校道德课程把培育现代有道德公民的目标，渗透和结合到学校教育的制度和机制内，制定了层级分明、循序渐进的现代道德课程教育教学体系，采用铺天盖地、无处不在的道德教化，使学生们接受浓厚的道德熏陶和国民精神感染。

当然，随着时代的变革，韩国学校的道德传统教育并非一成不变地照搬了过去的封建道统的说教内容和方式，而是结合着时代要求灵活地把传统道德精华化身在现代道德理念中。

3.生活习俗教育

生活习俗是反映个体精神面貌的标志，也是国民精神教育从社会个体抓起的基本突破口。韩国教育界普遍认为，要培育文明、健康、积极、进取、有创造力和道德心的现代国民，必须重视社会个体的生活习俗教育。因此，韩国的学校都非常重视学生个人生活习俗教育，努力将社会生活中移风易俗的精神及做法延伸到学校教育中来，从寻找校园文化和社会风俗的结合点上来调节学生的日常生活与行为习惯，为塑造儒雅温文的礼风、培育文明国民奠基。这其中最为突出的内容就是礼仪教育和节俭奉献教育。

韩民族承袭了儒家“重礼”的优秀传统，非常重视礼仪。不少韩国人认为，礼仪是为人之基本，只有学会礼仪，才能很好地做人做事。在礼仪教育方面，韩国学校开设的课程包括了个人生活、家庭生活、学校生活、社会生活以及国家生活多方面的礼仪内容。学生从上学之初就开始接受礼仪教育，一般是从最基本的生活礼节习惯开始，如在家、在校怎样表敬守礼，参加社会活动该持有何种礼仪等，一直到社会生活中的各项礼节习惯。这些礼仪习惯往往在经过长期的教化后，能够很自然地在学生的日常生活和交往实践中得到巩固和体现。

在节俭奉献教育方面，韩国人崇尚勤俭节约，讲求利用，提倡利己利他双向并举，要求在满足自己物质需求的同时也要奉献他人。不少学校都设有“Anabada”组织，号召学生对日常生活用品进产“节约、分享、交换（使用）和再利用”。该组织还定期举行活动，参与者会把自己不用的旧物低价卖出，购买别人的旧商品，交换过程中所有钱物节余都捐献给社会福利部门。通过这样的活动，学校在学生中有效地普及和提高了勤谨、节俭的观念和共，享、奉献的意识。

二、主要特色

长期以来，韩国学校在开展国民精神教育方面善于发掘和利用自身优势，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和社情的有效途径，在总体思路、建设布局和实践途径上，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突出特点：

1.依托强势的道德教育塑造学生的精神品质

韩国现代化的过程不仅是经济现代化的过程，同时也是韩国人的现代化的过程。从20世纪60年以开始，韩国为传承儒教，就正式把儒教的道德伦理列入大、中、小学的教育科目，要求学生学习孔子、孟子、荀子等中国古代著名儒学思想家的理论，接受“尊重人的生命与价值，诚敬修养”以及“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等儒家思想的教育。在现代化过程中，韩国政府结合社会发展实际多次对教育科目进行过调整和改革，不断结合着国情要求调整学校道德教育课程的具体目标，提高道德教育的力度和分量。按照国家政府的要求，韩国学校也把培养韩国学生的国民意识、思想观念和价值理性确立为学校道德教育的目标和方向，把道德精神教育视为学校教育的要务，把道德养成视为学生教育的中心。

在韩国，从小学开始就普及了附着于学校道德教育之中又凸显在学校教育、管理和服务的所有环节内的国民精神教育。普遍开始的学校道德课名称和重点不同，大体由“个人生活”、“家庭近邻及学校生活”、“社会生活”、“国家民主生活”四部分组成，其教育重点是教育学生学习日常生活中必需的基本生活习惯、社交礼仪、道德规范，养成健康的公民道德性，培育礼仪、秩序和共同体意识。“个人生活”部分包括尊重生命、诚实守信、实践意志、自主节制等要素，强调“端正、诚实、节制、创造、深思”；“家庭近邻及学校生活”部分包括敬爱他人、家校礼节、爱家爱校等要素，强调“孝道、礼貌、和睦、协同”；“社会生活”部分包括社会秩序、扶助协作、公益公正、民主秩序等要素，强调“宽容、亲切、公益精神、责任意识、团结合作、公正、律己、正义、环境和共同体意识”；“国家民主生活”部分包括热爱祖国、热爱民族、团结统一、国际友好、热爱人类等要素，强调“三爱”，即爱国家（忠诚）、爱民族（继承传统文化）、爱人类，提倡关注“国家、民族、安保、和平统一、人类发展等”。从总体上看，这些课程的内容侧重“善、爱、和、礼、孝”等基本人格价值和社会理念的普及，同时也强调对“社会、民族、国家和人”等概念关系的理顺。

按照这样的教育内容设定的课程，不仅在数量上比其他任何人文教育科目都占有优势，而且在质量上通过“链条式”的承接模式，把作为韩国国民所应培训的内容渗透到了对学生日常生活习惯、礼仪、公德和理想教育之中。尽管各不同年龄段和学习期的道德课内容不尽相同，国民精神却是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这样，以压倒式的强势道德教育所营建的学校国民精神教育模式，就成为韩国道德教育的一大特色。一般而言，在完成了从小学到大学的伦理道德教育后，青年人就基本能够为培育努力奋发的生活态度、勤谨奋斗的立业精神和顺应民族国家要求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奠定比较扎实的基础。

2.建设牢固的国民精神教育维系体系

韩国学校国民精神教育之所以开展的持续而有特色，与其牢固的支撑和维系体系有密切关系。从学校国民精神建设的外围布局上看，支撑韩国国民精神教育的两根支柱，一是文化传统，二是现实政治。

就文化传统而言，韩国政府和社会在高度重视文化遗产的政策和制度的带动下，已经养成了一种团结一致、全民性的“文化家私”情结。近年来，韩国对其以儒家为代表的所谓民族文化进行保护和建设的力度在世界范围内都很有影响，不少韩国学者自己都认为，与其他国家相比，韩国国民精神教育的魅力就是特别重视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儒家思想的传延。韩国处于亚洲文化圈内，将来自中、日及周边诸国的文化集纳糅合而自成体系的韩国儒家理论，对韩国社会民众思想和行为的影响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在韩国旨在进行国民精神教育的课程体系中，传统文化的内容也占相当大的比重。当然，儒家文化原本具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也有浓厚的专制思想、等级观念、门第意识等腐朽成分。韩国政府和社会尽力克服上述消极成分，大力提倡儒家文化中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吃苦耐劳、坚韧拼搏等优秀思想品质，使韩国国民精神从源头上得到有效扬弃、科学继承和发展。

从现实政治来看，从早期受统治和压迫中形成的“殖民地抗争意识”，在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韩国政治变迁中，不仅没有因为现代化的进程而消弱，反而在韩国民主式的威权政治下得到助长和增强，这种意识在国民精神中的一个反映，就是社会道德结构中的民族意识和精神自立的成分，无疑与社会政治及意识形态紧密联系并深受其影响。实际上，从历史上的韩国教育改革中政府对道德课程的目标调整可以看出，韩国国民精神教育在从内容思路到普及实施的所有环节中，都渗透了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因素，尤其与政府所倡导的现代自由民主意识、爱国安保统一等价值结合在一起。当然，尽管韩国的道德课服务于政治，而且被融人到了社会思想、政治道德等社会教育与公民教育的全过程，但它并不“唯政治化”，在其具体实施上却是相当程度上依赖于多元教化途径的。

3.推行理实结合、知行并举的效度化教育模式

韩国学校国民精神教育采用的是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受教育对象知与行并举的效度教育模式。

学校在开展国民精神教育时首先清晰地标志了受教育对象的定位：学生不是被当作只承担“聆听教诲”任务的单向度的静态对象，而是从一开始就被认定为会承担“爱家、建国、服务社会”使命的具有特定发展目标的活生生的人。因而，对这样的对象进行国民精神教育，就是要通过外在教育和内在教育、他人教育和自我教育，共同打造和培养出富有“和顺、正义、奋进”的社会精神与民族性格，能够积极对应社会惯例及其规则的责任者。由此，国民精神教育无论在什么维度上说都不应该是纯粹的理论教育，而应当是“丰富的理论+活生生的实践”的教育。在此模式下培育出来的合格国民，也不应当仅是空头的道学理论家，而至少应当是国民精神的实践者。

为加强国民精神教育，韩国政府强调把“国民精神教育”寓于一切教育教学活动中。因此，韩国学校秉承“笃知重行，圣见于行”的理念，从小学就特别重视学生的道德行为的水平和道德实践能力，强调从日常生活和行为细节中获得道德真知。在教学重点上，对义务教育阶段的低年级学生侧重道德习惯的养成，对高年级学生则增加了对道德知识的传授和道德践履能力的培养。在大学阶段，则除了开设以更加系统化和理论化的道德哲学与伦理知识为主的国民精神教学课程体系外，更增加了对反映学生道德心理、道德意识、道德观念、道德精神和道德行为的实践理性的监督与评估。这样，从小学到大学，韩国道德教育中“国民精神教育”内涵和程度逐级提高并逐渐理论化和体系化，对学生的道德实践能力和水平的要求也不断提高。相互承接、逐级提升的梯级教育教学架构，使得学生在知、情、意、行等方面能够接受完整、顺畅和体系化的国民精神教育，成长为合格的社会公民。

三、启示与借鉴

韩国与中国是同属东亚文化圈的友好邻邦，两国间长期保持了互相学习、双向交流的友好关系。韩国在历史上曾从中国承袭了深厚的儒家文化传统，而它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加强学校国民精神教育的做法，对于当前致力于现代化建设的中国开展学校国民精神教育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启示之一：政府对学校国民精神教育应赋予足够的重视

自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韩国历届政府都比较重视学校国民精神教育，不仅将其纳入到韩国教育和社会现代化的整体布局中加以建设，而且通过强有力的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加以保障。韩国政府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坚持“教育先行”的思路，始终牢牢抓住对青少年的教育主动权，把国民精神教育和道德教化放在社会建设最为突出的位置上，从政府投入到管理机制进行倾斜式重点保障。仅以前几年的第7次教改为例，政府投入50亿韩元，历时3年，广泛征求包括专家、教师、学生家长、教育管理部门以及社会大众14322人的意见，召开282次各种类型的协议会、讲座会、听证会和1794名委员参加的179次教育课程审议会，最后确定了培养国民精神教育的目标和人才培育的方向。在中国，由于建设市场经济过程中市场化对人们思想观念的影响，政府在社会精神文明和公民道德建设上面临着多元冲击和挑战，呈现出指导性不强、措施不利的缺陷，故此，政府极有必要增强对学校国民精神教育的指导意识，提升政府计划和管理在精神教育上的导向功能和保障作用。

启示之二：建立健全“学校+社会+家庭”的联合教育格局

韩国的社会道德教育致力于建设完善和美的道德社会，致力于发展全民性的文明、和谐、谦恭的人际交往伦理和道德规范。学校的国民精神教育以培育合格国民为目标，与社会道德教育密切结合在一起。对于学生而言，学校是走人社会的桥头堡，家庭是联系社会的大本营。在中国社会逐步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家庭、社会和学校所承载的国民精神教化的功能只有相互衔接、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充分发挥和保持学校国民精神教育的质量和效果。因此，要牢固地构筑起国民精神教育点、线和面相互支撑、联结的立体教育架构，搭建以学生个体为圆心，逐渐扩展到家庭、学校、社会和国家的放射型教育格局，使学生个体的生活坐标与集体和社会的发展进步紧密结合并衔接起来，形成完整的国民精神教育循环圈和联结链。

启示之三：适时更新学校国民精神教育的内容

针对经济全球化症候的影响，尤其是全球化给传统文化和思想道德观念带来的冲击，韩国教育改革力图实现“挑战—应战”式创新，提出道德教育的目的是在价值观念混乱和德行遭到肢解的现代社会建立和发展美好的社会。随着社会发展，社会需要更加多样化的道德规范，因此，越来越多的韩国中小学都根据时代变化，不断更新和调整着国民精神教育的内容，而大学也都普遍增设了各种各样的新型道德伦理文化课程，力图使教育内容与社会要求同步，与教育对象的思想实际吻合。对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冲击，正在实现现代化的中国非但不能避免，而且要比其它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承担更多更大的挑战。要应对挑战，化解道德体系瓦解的危机，一个必然的路径就是要对传统的国民精神教育内容进行革新，对传统道德和文化内涵进行时代性重构，建立现代性的国民精神教育内容体系。这不但是当前中国学校国民精神教育的基础，而且应该是进行人的现代化建设的着力点。

启示之四：积极创新国民精神教育的思路和途径

在开展学校国民精神教育的具体思路和途径方面，韩国学校的做法中有三点颇值得借鉴：

第一，按照受教育者的道德人格成长规律，特别是思维发展规律来设置课程，从小学到大学依次侧重基本生活习惯的养成、道德规范的内化、道德判断能力的提升和道德实践能力的巩固等不同的梯级和重点，逐步培育学生的国民精神认知能力和践履能力，实现由“知”到“行”的及时有效转化。

第8篇：儒家思想传承及其现代化范文

【关键词】儒家；以人为本；民本；仁爱；富民；贤人政治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500（2014）03-0014-02

人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是人与一切物的根本标识，在人之为人之根本的前提下，我们所谓的人本精神，也就是指以人的先验理性作为衡量一切尺度的范畴标准，这种标准重视人性在世界之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古希腊普罗泰格拉说过：“人是万物的尺度。”在西方早期以人作为标准去衡量整个世界的。到了十四世纪中叶，先进的知识分子用其作为反对中世纪神权统治的工具。在文艺复兴时期，以人为本的思想又被称作“人文主义”思想，这种思想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中国先秦百家争鸣时期，孔子的“仁者爱人”思想，孟子的“民为贵”思想等，处处闪耀着重视人、尊重人、实现人的思想的光辉。

一、“民本”思想

“民为邦本”是中国古代社会关于立国安邦必须以民众为根本的政治观念。其基本点是如何处理君主及其国家同民众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春秋战国时期，普通民众的力量直接关系到皇权统治的更迭，民心的支持与否决定着未来的命运，对于整个社会来讲，“苟无民，何以有君”的观念，已成为共识。孔子首先提出了当政者要“爱人”的口号。他说：“为政在人”，“古之为政，爱人为大”。强调“人”乃万物之根本，一切为了“人”的利益，一切依靠“人”的本心，只有具备了爱人之“仁”，才有可能做到不劳民伤财，也才会恪守勤俭节约的原则，廉洁奉公，仁政爱民。才能开源节流，而达到富民的目的。所以，孔子主张减少赋税，减轻人民负担，他说：“度于礼，施取其厚，事取其中，敛从其薄。”这是大一统情况下维护皇权政治的行之有效的消费架构，当前消费的减少是为了增加未来的储备，节约和克制对物的需求是为了恒久的发展，在“取”“予”之间，孔子阐释道：“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这种以人为本的基本价值理念，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今天仍可借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作为社会规则的法是由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利益的表现，同时调整社会利益和需求的重要手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法规以确认、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根本目的，因此，在法律实施中，必须尊重人的需要，关注人的价值，维护人的发展。

二、“仁爱”思想

仁爱之意，虽然孔子的解释多种多样，历代学者也众说纷纭，但其基本含义，则是爱人。樊迟问仁，孔子的答复是“爱人”。韩愈说：“博爱之谓仁。”仁的修养，就是涵养爱他、利他、成就他人的精神，即孔子说的“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仁是儒家主要的伦理思想，仁既是个人道德、家庭道德、职业道德的概括，又是社会道德的发展。如有子说：“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孟子说：“仁之时，事亲是也。”仁就是家庭道德的表述。如果提纲挈领的角度阐释仁， “君仁臣忠”，“当仁不让于师”，仁就是社会对从业者职业素养的要求和规定。如以“我”与“非我”的关系来阐释仁，孔子说：“仁者爱人”，“己欲立而力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就是社会道德的发展。在古代，仁既被视为必备的个人道德、家庭道德、职业道德的修养，也被看成是不可或缺的社会道德修养。

很显然，儒家道德教化的主张来自“仁”这一核心思想。孟子认为人性本善，人生而具备四种善的本性，“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礼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从人性本善论出发，他认为只要后天通过持续的有效的道德教化，把人的这种善良的本性发挥，有意识扬弃人在发展过程中不利于善的事物，则就可以使人不犯罪、不违法，更加有利于皇权的稳固和法律法规的施行。荀子与孟子的观点相反，他认为人本性为恶，“饥而饮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人与生俱来具有这种本质的恶，如果“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所以要想使人的行为符合礼义规范的要求，就必须进行系统教化，改恶为善，即“人之性善，其善者伪也。”因此，不管是从人性本善还是从人性本恶的角度，都完全可以通过不间断无休止的社会道德教育功能来预防违法犯罪事件的发生。西周时期，周公提出“明德慎罚”，后经孔子、孟子、董仲舒等儒者后期发展为“德主刑辅”，“德”成为判断领导者的重要标准，有“德”的领导者成为维护皇权社会的法制原则。德主刑辅理论在肯定“德”的主要作用的同时，并不否定刑罚的辅助作用。它认定严刑酷法，只能使人畏惧而不敢犯罪，但不会禁之于未然。而道德的教化作用，却可使人羞于犯罪而不愿破坏道德和法律的准则。刑罚施于犯罪之后，是实然；而德教却可以禁犯罪于未发，可以预防。道德教化和刑罚制裁这两者相比较，道德教化更有利于皇权社会的运作。可见，德主刑辅理论是建立在人性论基础之上的。

三、“富民”思想

儒家思想家们认为犯罪的根本来自于人民对实际生活的追求，主张用经济手段上制约犯罪于未然，以达到犯罪预防的目的。孔子认为，如果当政者不体血下民，取之于民的赋税徭役没有制约，在消费问题上不做长远规划，那“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的犯上作乱就会发生了。《管子・牧民》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孟子也说：“夫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孔子认为“不患贫而患不均”。但孔子的“均”，不是绝对的均等分配，也不是要按原始人群的模式进行消费，而是希望人们能够在所属的不同等级层面上，固定于自己的等级名分，安分守己。对此，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度制篇》里说，“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故有所积重则有所空虚矣。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其众人之情也。圣者则于众人之情见乱之所从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如此可见孔子的“均”是皇权统治者贪婪与疯狂约束，以遏制皇权消费的无度性，从而排除危及社会统治基础的不安定的因素，保证皇权统治的长治久安。这就是孔子等级结构消费观的核心与实质，在客观上给民众带来一些好处。这种富民节源的思想，在我国皇权统治的社会里，成为人民大众反对专制阶级的有力工具。

四、贤良政治

孔子说过，“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儒家认为西周治国方策能否实行的关键在于人。《礼记・中庸》说：“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人。”按照“德”的划分标准，贤良的人使用，则会事倍功半，相反，无德之人，则不利于治国安邦。诚然，“选贤与能”的美好愿景早就出现，但选择的标准古今完全不同，不管怎样，我们仍旧可以发现：在良好的法律规则制定以后，在贤良的评价机制确定以后，应当重视对实行者特别是对他们道德品质的确认。“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儒家重视树立道德榜样，重视道德榜样的号召力。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孟子说：“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把领导者道德品质的好坏，看做是影响整个社会道德风气的重要因素。讲到贤良政治，其实就是树立榜样，道德的榜样，以感召民众、净化社会风气。经常有人认为这是典型的只要人治，不要法治，其实不然。任何法治都离不开人的参与，都离不开人的实施。同时，儒家把人治与法治看作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的，并不认为人性本善、贤良政治就可以忽视法律的警示、惩罚作用，而是把法与人、人与德共存于维护皇权统治的机制之下。孟子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自行。”这种主张把法律制度方面的建设和国家官员的个人品德建设完整的统一于国家管理的工作中，如果由无德无能的人执掌政权，必将危害国家。

儒家的以人为本思想重视民本主体在国家中地位和作用，客观上促进了民众的权益的提升，在历史上有其积极的意义。但是儒家以人为本思想与现代的权力属于人民的思想有本质的区别。儒家的以人为本思想是以维护皇权统治为前提的，他们重民贵民、爱民安民、利民富民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改善政治风气，缓和敌对的矛盾，从而达到天下长治久安的目的，具有相当的历史局限性。但是，儒家的以人为本思想主张多管齐下，重德治、辅法治、选贤良等一起实施，这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对于我们在当代复杂局势下有效的预防和矫治犯罪，提升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都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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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儒家思想传承及其现代化范文

关键词: 传统诚信 内涵 局限

诚信是人类社会共有的一项根本性道德原则和行为准则。人生在世,以诚为本,以信而立。诚信在中国文化中古已有之,而且是占核心地位的一个重要道德规范,为历代统治者所推荐和倡导,且被赋予了丰富的内涵。但由于传统诚信起源、发展于封建社会落后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上,必定会呈现某些时代局限。

一、传统诚信的内涵

诚信一词由“诚”和“信”两个单音字构成,各有意义,又可互训。

(一)“诚”。

“诚”作为传统伦理规范,在历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在先秦时期,“诚”就已经是一个重要的哲学和道德范畴,它既代表物理、事理,又代表特定的伦理原则和人的品性。

其一,从哲学范畴来看,《礼记・中庸》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诚”的思想,认为:“诚者,天之道也。”即诚是“天道”。南宋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庸》中,对“诚”是这样注释的:“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又在《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中说:“诚,实也。”可见,“诚”就是实际有、实际存在、真实无妄的意思。

其二,从道德范畴来看,“诚”是人自身道德修养的重要内容。《礼记・中庸》云:“诚之者,人之道也。”即“人道”,朱熹在《四书章句・中庸》中注:“诚之者,未能真实无妄而欲其真实无妄之谓,人事之当然也。”指人必须率性,修道,真诚地恪守一定的伦理规范。“诚”作为道德范畴,其指向是人本身。

作为万事万物运行的事实与规律的“天地之诚”,与“人之诚”之间具有统一性;“诚”是天地的根本特征,“人道之诚”只是对“天地之诚”的尊敬和效法。这些为重视“诚”在道德修养中的重要地位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信”。

“信”字,从字形结构上从人从言,讲的是言谈的诚实性,言由心生,表里一致。“信”原指祭祀时对上天和先祖祷告和盟誓的诚实不欺之语,后逐渐摆脱了宗教色彩,在春秋时期经过儒家的倡导,言行不悖、严守诺言成为重要的社会道德规范。即信守承诺,说话算数,言行一致,说到做到。孔子曾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言必信,行必果。”这里的“信”就是说话算话,不弄虚作假,不欺人之信。孟子将“信”作为处理五种人伦关系的规范之一,提出“朋友有信”。管子曰:“忠信者,交之度也。”韩非子把“信”引入与法权相并的重要地位,指出:“小信成则大信立,故明主积于信。赏罚不信则禁令不行。”概括起来,这里“信”的含义指:一是言行相符,严守信用的品德;二是信守诺言的负责精神和态度及治国之道。

(三)“诚”和“信”的连用和互训。

在中国古代,“诚”和“信”就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往往具有同等的意义。因而,人们常常把“诚”和“信”联系在一起使用,或用“诚”和“信”相互训释。

一般来讲,传统诚信的基本内涵是指真实无妄,恪守信用。其基本道德要求有三:第一,诚实信仰,忠实信奉。这是诚信的最高境界和要求。《礼记・祭统》说:“身致其诚信,诚信之谓尽,尽之谓敬,敬尽然后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把诚信作为一种,表达出诚实信仰、忠诚信奉、恭敬等道德要求。第二,诚实信用,诚实守诺。诚实守信是诚信道德的基本要求。朱熹在《四书集注・中庸集注》中说:“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古人把诚信作为一种道德品质,上升到道德修养的至高境界。第三,忠诚信义,真诚负责。这是诚信的最终归宿。《管子・形势解》中说:”圣人之诺己也,先论其理义,计其可否。义则诺,不义则已;可则诺,不可则已;故其诺未尝不信也。”诚信必须与道义相结合,才能体现公平和正义,体现忠于职责的责任感。

二、传统诚信的局限

诚信美德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已经流传了数千年,某些方面已经内化到我们这个民族的血液和行为模式中去了,其深厚的底蕴和精华将继续被传承和发扬下去。但它产生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小农经济,其形式过程是与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及传统政治法律思想紧密结合的,是一种维护封建宗法制度的工具。因此,作为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产物,传统诚信不可避免地留下了那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烙印,必然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一)从哲学上看,传统诚信具有唯心主义、神秘主义的色彩。

它起源于对鬼神的虔诚和信仰,其内涵的阐发大多是唯心主义的。如孟子强调:“是故诚者,天之道也。”《中庸》把“诚”提升到“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的高度,从而影响了其他学派。《吕氏春秋》就称“信”乃“通于天”。此后的宋明理学家,也将“诚信”归为天理的外在规约,而使“诚信”在一定程度上被神化和异化。如朱熹认为“诚”乃“天理之本然”。

(二)从阶级性质上看,传统诚信多具有封建主义的烙印。

在封建社会,它作为约束人们行为的道德规范,不可避免地沦为了统治阶级稳定社会的工具。从先秦时代起,诚信一直是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的,就是对传统诚信的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儒家思想家,也十分强调诚信首先是下对上的忠诚与守信。儒家诚信并未摆脱“礼”的制约,是以对宗教等级制度的信守为前提和要求的,如“诗曰:‘不僭不贼,鲜不为则。’信也。”“人所以主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乱”,“弃君之命,不信”,这些无不表现出“诚信”依存于“礼”、“义”的国家伦理色彩。虽然孔子非常重视“信”,把“信”看作“文、行、忠、信”四教之一,并把其正式列为一个重要德目,弟子曾参也把“信”看作是“吾日三省吾身”之一省,但是,在孔子眼里,“信”在四教中列于末位,它只是普通人也常具有的品质,而不是最高的品德,“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孟子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董仲舒在《贤良对策一》中提出:“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修饬也。”正式形成与“三纲”相配的“五常”,但“信”居于“五常”之末,主要是在朋友一伦中起作用,在与其他义务如孝亲、忠君相矛盾时还是要服从它们。可见,在儒家眼里,“信”并不是一种普通的基本的道德要求,而是从属于“亲亲”、“尊尊”、“贤贤”等大义的,所以,传统的诚信道德是从属于“忠”、“孝”、“礼”、“义”等基本道德义务的次要道德义务,只是维护封建礼制秩序前提的附属性原则。

(三)从范围上看,由于受教育的原因,传统诚信较多地局限在“君子”、“士大夫”的圈子里。

诚信作为道德规范,在历代往往限于规范君子、士大夫的个人品德修养的主要内容和方法。“诚信”基本上是一种自我道德要求,一种主观心性修养。因此,“诚信”表达多采取单向表态和主观立誓形式,其直接目标是修养成“君子”,如“君子养心莫善于诚”,“存诸己之谓信”,“诚者,自诚也”,“诚善于心之谓信”,“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等等。而一旦感到自己做到了“诚信”,便油然产生一种道德自我完善的满足感,所谓“反身而诚,乐莫大焉”。

“诚信”主要适用于亲情、准亲情的“熟人”关系,如“信”,就明确“信”是处理“朋友”关系的伦理原则。如“朋友信之”,“与朋友交而不信乎”。荀子开始将“信”用于君民关系,却也仍未超出差序固定的“熟人”关系。中国传统诚信道德植根于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和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伦理文化,在实际的社会交往中,人们往往很难超越血缘关系的局限,对家庭、朋友之外的人产生信任。在相互熟悉的圈子里,人们崇尚诚信,努力践行;如果出尔反尔,背信弃义,就会遭到乡邻的唾弃。另外,一旦超出宗法人情的小圈子,就会戒备、猜疑、疏远。因而,传统“诚信”具有亲缘性和地域性。

(四)从约束力看,传统诚信仅仅停留在道德层面,未进入法律领域。

传统的“信”与“义”是结合在一起的,“讲信”总是与“重义”相连,或者说“信”随“义”走,“义”指向哪里,“信”就实践到哪里。孟子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信从于义的意思非常明确。中国传统诚信观的理想色彩很重,诚信范畴没有蕴涵利益关系,它把诚信仅仅当作发自人本体的道德需求,而没有非伦理因素的参与,同个体利益之间没有任何功用性的联系。它特别强调道德自律,是一种崇高的道德理想和道德要求,是最高层次的伦理规范。但是由于缺少法律制度的制约,人们即使不诚信,也得不到应有的惩罚,无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从而无法保障人们应有的权利。清代蔡磷在朋友亡故后,把没有凭据的、朋友寄托的千金交付朋友之子,这一故事被传为佳话,蔡磷言“券在心,不在纸”,他被奉为诚信典范。这一方面说明蔡磷讲求诚信、重视自律的高尚品德,另一方面又说明我国古代不重视“契约”,不重视他律的传统,使得诚信原则的遵循缺乏可操作性。

传统诚信突出诚信作为美德的层面,长期的历史积淀使人们容易对其产生认同,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带有局限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必须立足于社会经济关系,参考历史传统中的诚信资源,实现传统诚信的现代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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