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意识形态工作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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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农村意识形态工作范文

关键词：经济新闻报道；意识形态；认知语言学

Abstract: as the mass media audience in one of the most extensive media, news reports of the news of the ideology of consumer guide has been a topic of concer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cognitive linguistics as a skeleton, and SheHua of European economic news reports ideology in the guide, will force the interaction with the traditional metaphor construction combined on the U.S. economy news analysis, reveals the news the use of language on news consumers and ideology guidance.

Keywords: economic news reported; Ideology; Cognitive linguistics

中图分类号：K825.4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 引言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涉及中国经济的报道在欧美国家新闻媒体上已是屡见不鲜。然而由于东西方经济利益、政治立场和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与冲突，以及媒体机构本身经济利益的驱使，欧美主流新闻媒体对涉华新闻的报道仍然存在不同程度的偏见[1]。由于缺乏非西方意识形态主导的替代新闻来源，这种对中国“负面他者”形象的塑造深刻影响了欧美新闻消费者对中国的认识，对其意识形态产生了引导，甚至是操控的效果。而此种意识形态的引导又是通过新闻报道的语言来影响新闻消费者的认知，使其形成特定的认知模式和构建系统，进而达到意识形态引导和操控的目的。

在对于语言与意识形态关系的研究当中，批评性语篇分析和认知语言学有着极强的分析与解释力。批评性语篇分析主要研究语言的特征和这些特征的社会文化背景，以揭示语言构建的意识形态及其对社会活动产生的效果和作用,而语篇生产者在这些不同构建系统中做出的选择正是其意识形态的反应，而通过不同构建系统的选择，其便能根据自己要达到的目的来影响语篇消费者的意识形态[4]。

2 力互动图式

力互动图式是美国心理语言学家Talmy根据力学原理提出的一种语言认知构建系统。其植根于体验哲学，通过引入无处不在的力的概念，探讨不同实体之间力的互动关系。力互动的图式不仅能够帮助构建物理力的互动，还能通过隐喻延展帮助理解社会、心理、政治以及语篇中力互动的认知构建[5]。Talmy认为句子的表达有力互动和动力空位两种状态。譬如例句the door is closed当中，并没有两种力之间的互动，所以是一种力互动的空位。而例句the door cannot open中则包含两种互相作用的力，门倾向于打开的力和阻止门打开的力。Talmy认为力互动图式中存在两种力，作用力(agonist)和反作用力(antagonist)。这两个力有着相对立的运动倾向，一个倾向于运动，一个倾向于静止，并且必然有一方的力大于另一方。其运动的结果是力量大的那一方实现自己的运动倾向。例句the door cannot open中door是作用力(ago)，而阻碍门打开的力是反作用力(ant)；Ago倾向于运动，ant倾向于静止；ant的力大于ago,所以ant实现了自己静止的倾向。门虽然倾向于打开，但是由于某种原因却打不开[6]。

3 涉华经济语篇中的概念隐喻应用中的意识形态操控

商务、经济语篇中的理论和内容大都比较抽象，所以其中概念隐喻的应用较为频繁。其中比较常见的隐喻包括：战争隐喻、水力隐喻、容器隐喻、机械隐喻、生物隐喻等等[7][8]。本文利用从美国当代英语语料库(COCA)中搜索得到的语料，对这些隐喻中的几种进行力互动的分析，探究其对意识形态操控的作用。

3.1战争隐喻

由于力互动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对正反两力互动关系的研究，而战争隐喻涉及的也是对抗双方，两种力的互动关系，其应用有着自然的兼容性。

(1) USA Today (2006/12/12)

Tens of thousands of jobs in textile plants in states such as North Carolina have been wiped out by low-wage Chinese competition…

(…数以万计的纺织工作岗位却已经被来自中国的廉价竞争全部消灭，其中包括北卡罗来纳等州。)

新闻(1)中所研究的力的中心是来自中国的竞争，也就是作用力(Ago)。而与之相反的反作用力(Ant)则是没有直接说明的那成数以万计工作岗位的持有者。这里的been wiped out原指战争中将对手完全消灭，也就是说Ago的力强过Ant，并压倒性地战胜和摧毁了Ant。语篇生产者不但通过隐喻将中国的低工资工人和美国工人敌对起来，还将中国工人潜在地描述为残忍无情的敌人。

(2) Jerome Corsi's Red Alert reports. (2011/1/30)

China has decided to invade the United States, not with tanks and airplanes, but with an army of workers…

(中国已经决定入侵美国，不是用坦克和飞机，而是用工人组成的军队…。)

新闻(2)中的Ago为中国，Ant为美国。虽然此处单从invade这个词并不能看出两者之间力的关系。如果入侵成功并达到目的，那Ago则为力的强实体；相反，如果失败，或是目的没能达成，Ant则为较强的实体。虽然力的互动关系没有明确，不过战争中invade本身就带有非正义地发起战争的意思，所以意识形态的导向依然完成了。同样的客观语言事实可以使用动力中和的语言来表达。这种对构建系统的选择，体现出了新闻媒体对意识形态的引导和操控。

3.2水力隐喻

(3) New York Times (2004/04/03)

At a time when toys, televisions and other products made in China are flooding into the United States…

(虽然如今玩具、电视机等中国制造洪水般涌入美国...)

新闻(3)中的Ago为一系列的中国制造，Ant则是没有明确的实体，可能是缺陷的政策、或是阻挡商品大量流入的政策不再存在。不论是那种情况，力量较强的Ago都打入了美国的市场。由于洪水带有消极意义(灾难、混乱)，其目标域―商品入市也被涂上了消极的颜色。语篇消费者的意识形态则可能会被引导至：中国产品的到来会给美国带来混乱和灾难。

(4)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2009/11/6)

Each year, tens of millions of poor Chinese pour into large cities from the countryside in pursuit of better-paying work.

(每年在中国，来自农村数以万计的贫困人口涌入大城市以追求报酬更好的工作。)

新闻(4)中的Ago是中国贫困人口，Ant则同(4)一样没有明确指示。Ago的内在运动趋势倾向于静止，但是为了寻求收入更好的工作，便进入城市。pour into给人的感觉是量大且混乱。使人形成的概念是中国城市由于大量农村人口的涌入而人群混杂，形成一种对中国城市的负面印象。

3.3 容器隐喻

(5) USA Today (2005/9/13)

Earlier this month, bilateral talks aimed at capping surging Chinese textile shipments to the USA failed to reach an accord.

(本月早些时候，旨在封顶高涨的来美中国纺织品的双边谈判未能达成一致。)

新闻(5)的Ago为高涨的中国纺织品，内在力倾向于运动，Ant为双边谈判，内在力倾向于静止。由于此次的双边谈判没有达成一致意向，，那么就会造成麻烦。而此处语篇生产者要传达的意识形态是，中国纺织品入美的发展需要控制和管理起来，以防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6) The Economist (2011/7/13)

The rub is this: an artificially cheap yuan is one of the ways China suppresses household purchasing power and consumer spending.

(恼人的是，人为地压低人民币价值是中国压制家庭购买力和公众消费的手段之一。)

新闻(6)中的Ago为中国，内在力倾向于静止，Ant为家庭购买力和公众消费，内在力倾向与于运动。此条新闻和新闻(6)颇为相似，只是Ago和Ant内在力倾向正好调换了过来。但是由于suppresses带有抑制本该自然地运动或释放的情感或物体的含义，所以此处传达的认知概念则是家庭购买力和公众消费本该自然发生，而不该将其压制在容器之内，借此达到指责中国政策的目的。

4 结语

语篇生产者在不同构建系统中做出的选择反应了其意识形态，而通过不同构建系统生成语言表达，便能根据自己要达到的目的来影响语篇消费者的意识形态。报刊作为大众传媒中举足轻重的一种媒介，其报道对大众意识形态的导向力与操纵力不可小觑。在两则容器隐喻的新闻中，当中国的发展不利于美国经济时，中国被塑造为一股应该被封存管制起来的负面力量(新闻5)，而当中国实施对自身有利的政策时，却仍被塑造为一股压抑活力的负面力量(新闻6)。

作为社会学科重要论题之一的意识形态研究一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单一的学科和理论都无法很完善的对这个问题进行解答。鉴于意识形态的构建与交流主要是一个认知的过程，本文通过结合认知语言学之中的概念隐喻、力互动图式以及批评性语篇分析三种理论，再将这种互动的理论运用于研究英美报刊涉华经济新闻报道中的意识形态引导。由于历史文化，价值取向和世界观等差异，西方媒体对中国在西方形象的构建不可避免地带着其烙印，而在这追求文化多元的今天，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不可忽视[9]。这就让了解西方意识形态的构建、提高对其的敏感度变得更为重要。了解语言和认知的互动作用，能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和抵御对认知的操控。

参考文献

[1] 张丽君. “中国”:美国对中国偏见“意象”的生成 [J]. 探索与争鸣, 2011, (3).

[2] 辛斌. 批评语篇分析的社会认知取向 [J]. 外语研究, 2007 (6) : 19 - 24.

[3] Van Dijk, T. A. Multidisciplinary CDA [A]. In Wadak &Meyer (Eds.), 2001, 95 - 223.

[4] Hart, Christopher. Force-interactive patterns in immigration discourse [J]. Discourse & Society, 2011, 22(3).

[5] [6] Talmy, Leonard. 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 [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0.

[7] 李明. 商务用途英语中经济类文本里的隐喻机制及功能 [J].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2005, (16)

[8] Henderson, W. Metaphor in Economics [J]. Economics, 1982, 18(2).

第2篇：农村意识形态工作范文

（一） 消费者是理性的还是情绪化的？

最早在经济学理论中，亚当斯密把消费者假设成“理性人”，认为消费者在购买产品的时候都是非常理性的。后来，经济学家马歇尔在消费者研究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探索。再后来，科特勒在《营销管理》一书的第五章中，专门研究了消费行为。在这个过程中，学术研究进一步开阔了视野，认为人的理性，也就是消费者的理性是有限的。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概念最初是阿罗提出的，他认为有限理性就是人的行为“即是有意识地、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又是有限的”。一是环境是复杂的，在非个人交换形式中，人们面临的是一个复杂的、不确定的世界，而且交易越多，不确定性就越大，信息也就越不完全；二是人对环境的计算能力和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人不可能无所不知。 在人的理性有限的情况下和掌握的决策信息有限的情况下，直觉和情绪化感觉等往往会影响决策，就是带盲点的决策。关于消费行为的研究，围绕社会劳动生产率、工资、利润与价格的关系进行了论述。

我们再举例进行具体个案深度的分析。几天前夫人拿了两张大约30年前（起码有28年）的两张彩色照片给笔者说：这是1982年的时候，夫人的亲戚从香港带回的彩色相机给夫人拍的照片，后来彩色照片是拿到香港去冲洗的，当时在1982年的上海彩色照片冲洗极有可能是没有的，无论是技术上还是设备上。同样这两张照片，如果作为商品进行研究的话，其冲洗成本今天在上海任何一个照相馆里，都是6毛钱人民币一张，两张也就是一块两毛钱。如果让其他人支付，以一块两毛的价格卖给别人，别人估计不肯买。但若是以人民币十块钱两张的价格卖给我的夫人，假设她之前丢失、照相馆要以十块钱卖给她的话，她极有可能购买。因为照片的内容是她情绪上和情感上高度关注的，能记录她的回忆，撩拨情绪。那么，这两张照片的价值，到底是一块二，还是十块，还是不值钱呢？

（二） 消费者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变化

消费者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根源上决定于经济基础和经济发展状况。这种经济发展情况包括消费者自身在当前具体社会环境中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文化地位、性格偏好等。这与各个方面的情况都有关系。

首先是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影响和冲击消费者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资料显示，1900年到2011年，一百多年以来，中国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约一百倍。1900年中国人均社会生产率为344美元，2000年时候为949美元，2004年为2210美元，2005年为2960美元。美国1900年人均社会生产率为48464美元，2005年为87879美元，一百年多来美国人均社会生产率翻了一番，但按同期2005年比，仍是中国的约30倍。再看法国，法国2004年人均社会生产率为82792美元，和同期美国差不多，是中国的大约30倍。社会生产率（或叫做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直接冲击劳动观念和消费者价值观念。1848年前后，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有关于《十小时工作法案》的讨论，当时社会生产效率下，工人争取的是每天都工作，但要求把每天的工作时间减少到十小时。再后来，随着社会生产率的提高，不用每天十个小时了，每天8小时也能完成任务，因为社会生产效率提高了。再后来，每天8小时的基础上，做到每周休息一天。然后再随着社会生产率的提高，做到每天八小时工作的基础上，每周做五休二。这都是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的直接结果。这些结果影响了社会环境，在法国甚至达到了每周工作35小时的规定。不仅如此，法国的面包师等动不动还上街游行，要求每周做三休四，这种新闻司空见惯。

这种社会生产率的突破发展，直接影响了社会立法、社会生产结构、人口结构与消费者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消费者会越来越重视劳动时间，在找工作中会重点要求做五休二、每天八小时、缴纳四金或五金等社会保险福利等等。同时，消费者越来越重视消费能力，可支配收入是决定消费者消费的经济基础，也是把消费者的需求转化成购买行为的物质力量。

其次，消费者收入水平的提高影响消费者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消费者收入水平中，最关键是其收入的恩格尔系数的指标水准。恩格尔系数(Engel's Coefficient)是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19世纪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根据统计资料，对消费结构的变化得出一个规律：一个家庭收入越少，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就越大，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比例则会下降。推而广之，一个国家越穷，每个国民的平均收入中（或平均支出中）用于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比例就越大，随着国家的富裕，这个比例呈下降趋势。以中国大陆社会发展为例，1978年中国大陆刚改革开放时候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指标是0.57，也就是工资收入100元，其中57元要用来吃饭;到2009年该指标变为0.37，也就是收入2000元中，吃饭要用到700-800元。可支配收入增加了20%的相对比，绝对值提高幅度更大。

但是这种研究应当更细化。以上海为例，消费者收入水平的研究中，消费者可以分三个层次：上海本地劳动者、外来人口夫妻型、外来人口单身型。比如都以月收入人民币2000元为例，上海本地劳动者有房子住，吃饭在家里吃，吃饭和交通平均每月毛估大约700-900元，则还有大约1100元左右的可支配收入，可以存款，也可以消费，比如买衣服等。对外来人口夫妻型来说，两人总收入4000元，房租平均去掉1000元（上海郊区便宜的有600元的房租，也有贵一些的1800元的房租，取中间平均值），吃饭去掉1000元，如果再养小孩的话，再去掉1000元，可支配收入只有大约1000元，或存款，或消费;以外地单身人员说，收入2000元人民币中，单身合租房子，月租平均为700元每月（2010-2011的行情，公共合租，一张床，带上网线，洗澡，洗衣机，冰箱，缺乏私密空间），吃饭平均每月600元，交通平均每月100元，算下来每月可支配收入只有600元，或存款，或消费。按这种群体细分的话，以月收入2000元为纬度，则上海本地人口的恩格尔系数为0.4，外地夫妻型人口的系数为0.5，外地单身人口型的系数为0.7。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身为劳动者的消费者因为没有可自由支配的收入，其消费是缺乏能力的（参考：沈宗南、张京宏《营销传播学》，世新大学，2010）。

以2011年的人口结构和收入结构为例，收入2000元左右的人口占上海总人口的65%。总数占2200万人口的1400万。这些人口的消费能力很有限，对应的消费者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表现为：追求简单使用的消费，无论是衣服还是交通或是住宿，穿衣服不研究品牌，购买衣服单价一般在几十块到一两百之间，交通方面往往购买二手 电瓶车，48伏或36伏的二手黑车，200-500元一辆的，住宿条件一般只要求睡觉，有电视，有部分人上网，但极少使用空调，无力养活私家汽车。使用空调是一个标准，划分消费能力和等级的标准。

以占上海人口15%左右的、收入水平在7000元左右的人群来分析。对这个阶层来说，总体是精英白领阶层，区分上海和外地的意义不大，总体该阶层恩格尔系数在0.3左右，是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37的，这些人平均每月个人能存储大约5000元，是目前上海贷款买房、每月还贷款的主力军，这个群体大约300万人口。这个群体也消费汽车，其中70%以上选择的方式是贷款买车或 啃老买车（上海本地啃老比较多），家里装的空调也不是摆设，无论家里有无小孩，夏天冬天能正常用，每月负担300-600元电费在其承受范围内。这个阶层有普遍的品牌意识。

占上海人口15%左右、收入水平平均5000元左右的人群，消费观念和特征在上述两个群之间。有初步品牌概念，服饰、皮包等方面往往越位消费。

以占上海人口5%左右的、收入水平在10000元以上的人群来分析，这个群体在全上海最大100万人口。这个群体的恩格尔系数平均在0.15，消费能力更高。消费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品牌意识极强，但也有特殊性。

第三，阶层背景对消费者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重大影响。所谓阶层背景，就是家庭出身背景。同样一个公司的两个经理，月工资都是6000元，但一个是上海本地人，父母迁拆给了三套房子，娶媳妇也是上海姑娘，媳妇娘家也都是有退休保障的家庭;而另一个是农村出身，依靠自己努力在大城市辛苦拼搏，老婆也是老家带来的，自己父母和老婆父母都是农村农民，换句话说，都是每月要寄钱的哪一种，在这种情况下，同样月收入6000块的两个经理，其实在消费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上不是一个位阶。上海本地经理收入6000元，吃饭是父母的，住宿家里有房子，6000块就是纯收入;对农村出身的经理说，若没买房租房的话，每月房租1500，两边父母平均每月邮寄1000，吃饭每月1000，纯收入只有2500元。也就是说，表面上看去都是6000元收入的两个人，有家庭的背后经济支持和家庭背后不断需要回报和寄钱的背景力量不同，真正收入和消费力量差距达两三倍，这种差距跨越了阶层，消费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往往不在一个层面上，直接表现就是个体之间未必能互相认同，在具体做事方式、朋友观、消费观上，意识形态深处都有深刻差别。

（三） 消费者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研究的实践应用价值

第一， 许多企业搞移动行销，搞数据库营销，最大的粗心之处在于：用收入水平作为一个纬度去区分人群，然后电话或短信或邮件群发，但最后发现有效的概率总和预期的相差很远，甚至在经济成本方面核算下来广告费用成本很高，核心原因就是工作没做细。这里有一个可应用的细节，比如拿到了一批月收入6000元的上海白领名单，应当在SQL 数据库里再做一个细致作业，通过筛选身份证号码的前两位是否为“31”（上海身份证开头）再筛选一遍数据，这是一批可以啃老的人群，起码家里有老房子住或拆迁房几套，其消费或许是企业需要的目标客户，原则上，按上海职场人口结构的比例分析，通过身份证号筛选后，上海与外地的比例基本在7：2 。各有条件的新媒体广告与数据库筛选企业可以去试验和验证。

第二， 构建广告词语的沟通语境需要细化。对不同层级的消费者，广告语怎么说，说他们听得懂、能认同的话，是广告除了告知作用外能达到说服 和诱导功能的关键。对一些初中生，一些饮料等用周杰伦做广告代言效果就好，为什么呢，因为认同，通过周杰伦搭建了一个符号认同和媒介说服的介质。这一点工作，往往是策划人员能力和水平差别的核心。

第三， 构建营销传播沟通的核心刺激点不同。对收入水平低、特别是实际可支配收入水平低的人员来说，核心刺激点应当集中在实用、价格方面。对收入水平很高的阶层来说，其对价格未必敏感，看重的是品牌品质和服务档次，对其传播沟通的刺激点应当是品质、价值而不是偏重于价格。

（四） 小结

第3篇：农村意识形态工作范文

我们都承认，免征农业税必将给中国农村社会带来冲击。但是这种冲击的结果，必然是让农村社会形成了张教授所称的那种缺乏国家意识的意识形态吗？我难以认同。

有一个简单的事实判断，在目前世界上，只有极少数几个国家还在征收农业税。我们显然不能说，更多没有征收农业税的国家的国民，都普遍缺乏国家意识。而如果依据张教授的说法，征收农业税必然产生国家意识。这是不是说：更多的征收农业税必将产生更强烈的国家意识？如果我们并不排斥历史课本中那些苛税时期农民社会的记忆，这一说法的荒诞不经之处就不言自明。当然，张教授所说的可能只是基于一种“适度的”前提，但这也必须回到国家意识的产生，并放到一定历史及社会发展条件下进行考量。

国家意识是国民对国家的认同、认知意识。毫无疑问，国家对于国民的庇护与国民的安全感、幸福感、自豪感，是公民国家意识形成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但是谁会说，从最实际的利益与最朴素的情感出发，在取消农业税后，农民的对国家的认同感较之于取消前反而降低了？

要知道，我们面临着这样的社会现状：如何焕发农村社会的创造热情，已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瓶颈；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呼声，也呼唤中央在扶持农业发展方面做出切实的举措；城乡二元格局的制度设计，在特定历史时期农村对于城市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或牺牲，更加要求国家对农村的“反哺”。这个时候做出的取消农业税这一顺应历史发展要求的举措，只会增强而不会降低农民对国家的认同感。

第4篇：农村意识形态工作范文

关键词　《新结婚时代》；多主题；利益

一、《新结婚时代》的多主题叙述

《新结婚时代》的剧情紧紧围绕顾小西和何建国结婚6年之后的种种家庭矛盾冲突展开。顾小西生长于北京的高知家庭，丈夫何建国来自沂蒙山区，从顾小西与何建国这一对来自北京高知家庭与边远农村的夫妻组合来看，他们婚姻的主要矛盾是与双方的家庭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于何建国的家庭来说，她，顾小西是一个要照顾丈夫、唯夫命是从的媳妇，自己的小家庭是“何家村的驻北京办事处”，生不生孩子也不是夫妻俩的事情，而关系到何家的传宗接代以及自己在这个大家庭中的地位。作为一个在北京生长的女孩，她不能理解为什么老家盖房子要自己出钱，而且出那么多的钱，连何家村的一辆大卡车被扣这种事情也要加在他们的小家庭之上，甚至老家表姑夫家迁坟的事也与他们家挂钩。而对于丈夫何建国来说，对自己贫困家庭的责任是他无论如何都不能推卸的。当自己的能力不能完成这种责任的时候，他只能硬着头皮来向妻子的家庭求助，在这个过程中所受的委屈也使他变得越来越敏感、烦躁。两个人的矛盾在老家琐事的干扰下越积越多。顾小西与何建国之间矛盾激化使两人都意识到“爱情”已经不能解决两人之间的矛盾，为彼此的家庭所做的“交换”严重冲击着两人的感情。两人之间的“爱情”对矛盾的化解越来越弱，在抛开种种感情因素之后。他们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婚姻不是两个人的事情”，两个人婚姻关系的完成代表着两个家庭的正式结合。

随着剧情的发展，顾小西与何建国的婚姻矛盾因生育问题而逐渐激化。因为家庭的冲突造成小西的多次流产而形成了习惯性流产，生育问题成了家庭的主要矛盾。来自建国老家的压力使小西喘不过气来。而建国的眼神让小西更是担忧。随后，因为建成(建国的哥哥)妻子的爷爷去世。顾小西和何建国被请回去支撑门面，而没能见到母亲的最后一面，顾小西再也无法忍受了，与何建国离了婚。到此，顾小西和何建国这对城乡结合所产生的矛盾达到。从前面的剧情来看，电视剧表达的主题是：婚姻就像世俗所言的那样，两人之间的结合应该门当户对，否则，两人之间再深厚的感情最终也会被双方的家庭压力摧残，从而使两人分手。

然而，编剧者并不在此结束故事的叙述，剧情的发展是，小西在何建国的对以前抓阄作弊而有机会读大学的故事叙述中原谅并理解了何建国。二人的婚姻关系得以恢复。再者，该剧的结尾让何建国的父亲如何都要“传宗接代”的强硬态度忽然转变，他为儿媳妇带去了治疗不育症的土方子，并强调了“不要孩子也没关系”“男女都一样”的想法。就这样，种种矛盾自动化解，而何父带来的土方子也发挥了其功效，让顾小西与何建国生下了一对龙风胎，一家人、老老少少男男女女都称心如意，走向了“大团圆”的结局。

从剧情的转变可以看出，编剧内心的天平由世俗观念一边急速倒向了纯粹爱情一边(爱情能战胜一切，可以使两人的婚姻继续)。这使得戏剧出现了多主题的现象，而且两个主题是相互矛盾的。再者，编剧者花很大的篇幅来叙述“门不当户不对”造成婚姻的毁灭。既然“门不当户不对”这已成为全剧矛盾的爆发点，小西已经认定是这场“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留下的遗憾，是不可饶恕的。从叙述的逻辑上看不可能有二人和好的剧情。加之剧的最后何父“传宗接代”的强硬态度忽然转变，所有的矛盾都自动化解。这样，戏剧的叙述出现了不严密之处，当然这些不严密之处都是编剧者想表达这个主题又想表达那个主题而造成的。这样的叙述使得该剧的艺术削弱。这是编剧者考虑不周还是思想的矛盾造成的呢?我想作为冷峻而又犀利的婚恋生活的观察者的王海_不可能出现这样的错误。下面，本文试着分析这种矛盾叙述的原因。

二、原因分析

1、提高收视率的需要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电视业大规模地走向市场化。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甚至是在一种市场崇拜的语境中，编剧者必须考虑到收视率，有较高的收视率就意味着有丰富的金钱回报。作为情感剧本的写作高手的王海_，她与导演间的合作是很默契的，她不能不考虑这个市场因素。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她觉得编剧的职业让她能把各种痛苦转变为财富，“不是矫情的哲学意义上的财富，而是真正转变为钱和名的物质、精神财富”。编剧就是她的工作，也是她生活的经济来源。因此她必须使她的剧本符合市场运作规律。

“门不当户不对”造成两人的感情破裂和爱情的力量战胜一切的双主题使观众各得所需，从而吸引更多的观众。虽然，双主题意味着主题不明确，从创作上来说是失败的。但对于一般的观众来说，他们不会从创作的角度去观赏电视连续剧，而更多地从电视连续剧中找到生活和情感的共同点。如果契合他们生活和情感的共同点，势必引起共鸣，从而热情的、不知疲劳地观看电视剧。90年代以来，随着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城乡婚姻结合的几率更高，许多城市市民的婚姻组合是城乡结合、他们面临的矛盾正如《新结婚时代》中顾小西和何建国所面临的、编剧者把城乡结合引起的矛盾展现得淋漓尽致，很多观众从中找到了跟他们生活相同的现象，随着剧情的深入，他们深陷电视剧中而欲罢不能。还有些观众从这些矛盾中印证了他们对生活中的类似现象的判断，内心不由升起自豪感，从而达到的精神满足。另外，对于爱情战胜一切矛盾的主题体现，也是观众所需要的。当代社会，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物质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的作用越大，物质对人类美好的东西(比如美好的爱情、亲情以及人类的传统美德)的摧残也越严重。人们一面摆脱不了对物质的强烈占有欲，另一面则比以往的任何时代更加需要、更加怀念美好的爱情、亲情以及优良的品德。《新结婚时代》中最后的剧情写有情人最终生活在一起的故事，体现出爱情战胜生活中种种矛盾的主题，补偿了人们心理上的缺失，使观众在经历了痛苦的情感历程后终于得到了心理的满足。两个主题从不同方面吸引观众，提高了收视率。

所以，我们说编剧者在剧的前部分是尊崇传统世俗战胜爱情观念的，而后则体现了爱情战胜世俗观念，这种多主题的叙述是由电视行业市场化后市场运作的规律决定的。

2、投合官方意识形态建设的需要

虽说1990年后电视业走向市场，受市场经济的控制，但在中国，官方意识形态的控制是不能放松的。电视业在顺应经济规律的同时，不能不考虑官方的意识形态建设。所以，电视的编剧者要找准叙事的视角，既要提高收视 率、拉来赞助，又要契合官方的意识形态建设。当代中国社会属于社会的转型时期，经济、政治上的变革带来家庭上的变化。家庭中的不稳定因素越来越多，离婚率逐年增长，家庭中的不稳定影响到社会的不稳定，久而久之势必会影响执政者对国家的治理，因此这几年以来，官方把建立和谐、稳定的社会主义社会作为重要的治国战略。如果电视连续剧所体现出来的社会经验和观念意识与官方的意识形态建设相吻合。那么观众的观念、意识就会沿着有利于官方意识形态建设的方向发展。

《新结婚时代》所涉及的门当户对或说城乡恋是较普遍的、很现实的社会现象，在中国特殊的社会语境中一直不乏其原型。由于历史的遗留和改革的深入，大多数城市大众都与农村阶层有着千丝万缕的瓜葛，大多数人的家庭生活都多多少少受到这种天生不合理的城乡二元对立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在一些“城乡混居”的大城市或移民城市，城乡婚姻结合已经成为普遍性的存在。这样的结合产生出来的问题和矛盾也正如剧中所体现的那样，原本相爱的两人要么分道扬镳，搁浅在社会上的是饱受伤害的两个人和双方的家庭，或者是无辜的孩子；要么双方相互谅解，两人和睦相处。从治理国家的官方来说，当然更愿意看到后者。

第5篇：农村意识形态工作范文

【关键词】乡土小说 文学价值 艺术价值

在中国的乡土小说中，关仁山乡土小说采用寓情于景的手法来表达小说的意境，给原本平淡的内容增加了一缕色彩，使飘荡着浓重的乡土气息的小说氛围顿时活跃了起来。在关仁山所创作的乡土小说中，充分地反映了乡村的现实，并以浓重的笔墨将中国的乡村的历史发展，通过乡民们的心路历程表现出来。以现代人的审美角度来审视乡土小说，有失偏颇是避免不了的，但是从不同的角度对乡土小说进行重构，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还原其历史形态。

一、关仁山乡土小说的文学价值

（一）乡土文学是意识形态的表现

中国具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是一个农业大国。无论是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审视，还是从现代文明的角度来理解，乡土文学的出现，虽然有其特殊的历史涵义，但却是不可丢弃的一种文化积淀。乡土文学的存在，是历史的必然。乡土小说这个概念的凸出，也昭示着一种文化倾向。现代人对于“乡土文学”概念的理解也许比较茫然。看起来这种文学体例似乎已经退出了中国历史舞台，消失在那个特殊的时代里，被现代的文明气息所淹没。但是，既然是历史，就会留下痕迹，并对后代产生影响。关仁山作为著名的乡土小说家，其在创作中，将意识形态更倾向于改革文学。无论是从故事的陈述上，还是从语言表达风格上，都渗透了时代的气息。比如，关仁山所创作的《大雪无乡》中，就将政治意识形态的话语渗透其中，从知识分子的立场来观察底层的生存状态。为了避免出现理解上的冲突，甚至于在关仁山的乡土小说中，将时代隐去，而仅仅将农村的画面展示出来，纯净的乡土，淳朴的农民，带有传统色彩的民俗以及各种各样的男人和女人，构成了一个温馨的图景。意识形态容纳与农民的各种活动当中，通过主人公的鲜明表现力，对于作品定位。因为乡土文学本身，就是一种文明象征。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迁，文明形态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文学艺术用自己独有的表现手法，将这段历史记录了下来，并得以保留。用文明的方法，将这段历史的痕迹隐藏在文学作品中，供后人去欣赏和体会。在中国这个文明古国当中，意识形态的形成，是几千年的文化积淀，它不会因为现代都市化文明而有所改变。而要将乡土文化剔除，显然不是很现实的事情，即便是思想观念有所更新，也仅仅是适应现代都市文明的一种表象，并不会因为受到文明的冲击，而失去固有的意识形态。

（二）乡土小说的特殊文化语境

语言，是传达信息的最直接的方式。在乡土小说中，由于其特殊的创作历史背景，使其在语言的表达上也呈现出了独有的文学艺术价值。从小说的描写中我们不难发现，那种处于特殊时代的矛盾状态在字里行间中处处流露。人们对自然的向往，从优美的景物描写中就可以体会得到。以关仁山所创作的长篇小说《麦河》为例，其中以故事陈述的方式，将农村的图景展示出来，其中所出现的“三农”问题，成为小说中的一个关键点。小说的语言具有时代性的特点，其中不乏围绕着土地流转而展开的矛盾斗争。农民的性格不同，对于当时出台的政策的理解也会有所不同，因此就会出现各种故事，其实这些都是建立语言环境的关键点。乡土小说是在特殊的文化历史背景下形成的。那种田园的抒写，其内涵就是传统思想的保留，而随着历史的发展，时代的变迁，人类的思想也会发生着转变，对于乡土小说的理解，当然也已经背离了其传统意义，从意识形态上出现了偏移。传统的艺术特征依然保留在乡土小说当中，这是它的文学价值体现，而从现代人思维模式来理解乡土小说，就需要重新审视和洞见。这就使乡土小说，成为了传统与现代相“碰撞”的焦点，乡土小说中所蕴含的与传统艺术相背离的某种特征也因此凸显出来。

二、关仁山乡土小说的理性价值

关仁山的乡土小说在文坛上是令人瞩目的，并在文学界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尤其是关仁山创作的长篇小说《麦河》中，以其宏达的叙事，鲜活的人物形象以及生动的生活画面，将中国农村的图景表达了出来，其中所表达的更多的社会的理性价值。

关于乡土小说的理性价值在早期的乡土小说也有所体现，但是其主流意识是通过对时代的批判而逐渐展开的。乡土文化充斥其中，并以此为创作背景，展现出批判性主题，同时理性地进行价值判断。时代会影响一个人的创作心理。关仁山的乡土小说在进行乡土小说人物塑造的时候，那种人与自然的若即若离，那种人与当时社会的矛盾冲突，都隐藏在小说的故事情节当中。比如在关仁山的小说《麦河》中，就将“土地流转”的问题写入小说当中，作为一次资本介入的经营，对于农民来讲，却是非常具有影响力的。历史在进步的同时，也要付出相应的代价。在小说中，将乡土文化与人性的美丑都融合到一体，通过复杂的内心世界表达出来。乡土是一种回归，这需要从道德的层面去理解，而处在不同的年代，理性的批判总是要与当时的生存环境相对应。在自然与社会互动之下，人性从乡土小说中充分地展示出来。

三、关仁山乡土小说的地域文化价值

在乡土小说中，地域文化的表现力是非常丰富的，其中不仅包括自然环境，还包括人文环境。当人们在某一环境中生存的时候，其对于环境也存在一定的影响力，给自然环境增添了人的气息。在关仁山的乡土小说中，那种浓厚的乡土文虎，从字里行间中呈现出来，就犹如一幅风情画卷，将地域之美，通过民间文化而展示了出来。比如在关仁山创作的小说《落魂天》中，就将“捞尸”这一行业的性质以及工作的状态表达了出来。从民俗的角度来看，在北方的渤海湾地区确实有“捞尸”的风俗，而在小说中，将这一风俗体现出来，是对于极具地方代表性的特色的一种展示。渤海湾是一个美丽的地方，这里的独特的风景吸引了八方游客，而恰恰是这一点，带动了本地的“捞尸”行业的兴起。在关仁山的乡土小说中，用自然景物来体现民俗习惯的描写已经成为其小说创作的一大特点。在《风潮如诉》中，关于大海的描写是非常震撼人心的，也许正是汹涌的波涛锻炼了主人公的性格，使福林更为强悍无比，将男人顶天立地的气概表达得淋漓尽致。人物的性格以及精神境界通过自然界的崇高表达出来，那种刚毅、那种勇猛，谱写了雪莲湾的英雄形象。

乡土小说本质上属于民俗社会性。阅读乡土小说，从中不难看出其内容中充满了地域的风俗习惯，以及村落群体的文化特色。在中国，民俗学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周作人，作为乡土文学理论的主要倡导者，对于民俗学也很有研究。然而在当时，民俗学的研究者多数都是对文学有兴趣的人。他们对于中国民俗的关注，只局限于文学创作的需要，或者仅仅是从兴趣出发。可见，民俗学与文学创作存在着不解之缘。当文学创作在民俗文化的指导下完成的时候，那么，在乡土文学创作就形成了。在许多乡土小说中，民俗不仅仅是作为叙事的背景而表现出来，而是采用了以民俗为主体的叙事方式。从这个角度来看，乡土小说充分地将民俗价值呈现在世人的面前。似乎风俗与宗教总是形影不离。在关仁山的乡土小说《雪莲湾》中，就将雪莲湾独特的文化氛围渲染出来。风俗习惯怪异，其中饱含着原始宗教的痕迹。这里的习俗并没有因为社会的变迁而发生改变，而是继续稳定地延续着，并成为地方特色。在“雪莲湾系列”中，《天高地厚》所展示的是一幅农村在几十年的经历中风雨沧桑画。其中主要描写的是中国华北平原上的一个名为“蝙蝠村”的故事。居住在村里的人对于蝙蝠理论有一种特有的痴迷，并因此而出现了各种传说，不乏诡秘的色彩。蝙蝠村具有丰富的历史传承，随着时代的发展，农村也步入了转型的行列，而蝙蝠村的风俗也因此而受到了打击。在关云山的众多作品中，各种独特的民间风俗都被描绘出来，也正是因为关仁山对于地域民俗的准确把握，而使其创作更具有文学况味。

民俗是乡土小说中的一道独特的风景，其往往是以叙事的方式将风土人情表达出来的。在小说叙事中，情节贯穿整个故事脉络的始终。对于小说叙事主题的叙述，则是将真实的我与想象中的我相结合。故事中叙事的主题在两者游离，展现出一种朦胧的美感。在现代的小说作品当中，将散文的写法应用其中，使小说在叙事的过程中，又呈现出飘逸之感。直观的描写，转变为间接的表达，在景物描写、情感宣泄中，将主题的瞬间感触融入其中。作者的情感与写作目的，也就充分地被发挥了出来。读者再阅读小说的时候，不再具有距离感，而是充分体会到了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对于关仁山的小说，一些专家所给予的评价是，平淡的故事情节，读起来却不会感到乏味。相反，内容的趣味性，令人感到兴味盎然。加之其中风土人情的描写，将人性美与自然美相融合，塑造了一种另类的审美境界。

总结

综上所述，乡土小说来源于生活，其所散发出来的文学魅力，也与生活息息相关。其将中国文学的优秀秉性传承了下来，但是与传统文学的风格又大相径庭。那种开放的心态，那种理性的批判，会令人有一种朦胧之感，而又觉得清爽自然。乡土小说的文学艺术价值，是将人与自然进行完美结合，使乡土成为了精神向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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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农村意识形态工作范文

一、世纪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的重要意义

电影作为人们茶余饭后的重要休闲娱乐形式，其不仅是附加值高、资源消耗少、环境污染小的文化产业，也是促进社会文化建设、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力量。在满足人们精神生活的同时，对我国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发展也有重要作用，电影产业作为软实力已经成为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重要组成部分。

1.电影产业对经济的影响。电影产业对我国经济发展是有促进作用的，其不仅能使自身更好的发展，同时也能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一部电影的成功不仅仅体现在票房收入上，还可以通过与电影相关的衍生品的营销带动其他经济的发展。随着现代化技术的发展，新技术已经在电影中广泛的应用，这就为与电影相关的技术创造了更多发展空间，也能为社会提供更多岗位。在电影产业的带动下，相关技术产业发展起来，同时也为社会就业提供了多个岗位。这就是电影产业的关联性。随着电影产业的发展，其融资方式也日渐丰富起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金融企业的发展。此外，电影产业的发展，对我国扭转贸易逆差，优化产业结构有重要促进作用。

2.中国电影产业对文化的影响。我国是有着五千年文化底蕴的古国，能否将其更好的继承和发扬光大，起主要作用的是中国人的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然而随着美国电影进入中国市场，这种文化认同感在逐渐的减弱。美国电影进入中国电影市场之后，其凭借着强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通过展示美国人物像、社会现状和意识形态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的价值观、思想、甚至传统文化。美国电影这种强大的影响力、号召力，比真正的经济掠夺更令人后怕，很可能会动摇我国文化根基，甚至同化一个民族。在这种情况下，防止美国文化渗透、保护中华文明和我国传统文化已经成为我国的必然选择。

3.中国电影产业对政治的影响。新世纪以来，仅用经济、军事为主的硬实力来提高国际影响力，已无法满足新世纪国际往来，而软实力则不同，其本身具有亲和力和影响力，通过亲和力和影响力能直接争取其他国家的政治支持、价值观的认同和文化的接受，能够以和平的方式不断改善我国国际环境。目前软实力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电影产业作为文化载体，涉及的内容比较广泛，不仅涉及到民族传统、意识形态，也涉及到政治主张，其在在宣扬民族传统、意识形态和政治主张上有重要作用。电影产业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在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同时，还能将本国的价值取向、生活方式、意识形态及政治思想传播到国外，使国外更好的了解中国，以促进彼此的交往。

二、新世纪中国政府对电影产业的扶持

从以上几个方面来看，我国电影产业在发展过程中，直接、间接的带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要想使电影产业更好的发展，就要有政府的支持。只有政府对电影产业进行扶持，才能使电影产业迅速发展，才能更好的带动其他产业发展。

1.新世纪中国政府政策扶持对电影产业发展创造了条件。新世纪也就是2000-2010年，这一时期是我国电影产业全面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相应的体制改革都是以为了更好的适应市场经济而提出的，加快开放主动策略，融合不同的资金进入电影产业，已经成为这一时期主要政府扶持政策。在2000年的时候，实行了电影股份制、集团化改革，在2001年的时候有对放映机进行了改革，并列出来改革的实施细则，同年放松了电影单片许可证的范围。之后一年的院线制改革并实行，在2003年的时候CEPA的签署以及《电影制片、发行、放映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第20号总局令的出台及相对开放的准入制度《电影企业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第43号总局令的出台等,这些方案的出台，对电影制片、发行及放映经营资格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其不仅放宽了注入制度，同时对外资、港资的引进以及电影审评都作出全新调整，无一不说明政府为电影产业的发展和开放提供了智力支持。在政府的支持下，2004-2006年间，广电相继出台了《关于加快电影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强和改进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工作的意见》、《关于鼓励和支持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若干政策的通知》，这些政策的提出，不仅为新时期的电影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和途径，同时而也拓宽了海外市场。新的优惠政策的提出，为国产影片走出去创造了条件。从2004年开始，我国对于文化产业发展及文化产业发展中若干税收政策问题出台了相应税收优惠政策和减免政策。这些政策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电影产业的发展。

2.新世纪中国政府政策扶持对电影产业水平的提高有推动作用。新世纪以来，特别是2006年，我国电影产业处于高度繁荣时期，繁荣时期的出现与我国政府的经济优惠政策是分不开的。经济优惠政策出台，不仅促进使影片发展、市场的发繁荣，同时对电影工作水平的提高也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特别是电影专项资金这一先征收后返的经济优惠政策提出并实行，为推动电影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在这一年国家征缴电影专项资金约9000多万元，与1996年相比较是其11倍。不仅如此，这些专项资金不仅资助了国家重点影片、农村影片及少儿影片的拍摄，同时也为电影走进社区及在农村数字化放映等提供了资金支持，据统计，这一年的资助总额约2亿元。

第7篇：农村意识形态工作范文

关键词： 因势利导 学生素质 学习素质

教育教学工作的开展，首先必须具备学生、教师、教材三个基本要素。在这三个要素中，学生是第一要素，有学生需要传道授业，才有教师的出现，教师要传授给学生系统的知识，就要编制教材。没有学生教师的存在，教育教学就没有任何社会价值，教材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同样的道理，推进素质教育同样决定于教学的三个基本要素。在三个要素中，国家统一编制适应素质教育的教材，各级教育行政部门通过各种渠道对教师进行培训提高，使之掌握素质教育的理念、知识、技能和技巧。只有这两个条件还是不够，还必须把学生这个主要的要素调动起来，才能够顺利推进素质教育。人们提出“教师为主导、教材为主线，学生为主体”，就说明教育教学的要素，学生是第一位的。如果这个主体的学习素质跟不上，那么，推进素质教育将会事半功倍。

规范、系统的教育体系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但是，形成教育的基本要素是学生、教师和教材。这个基本要素和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社会意识形态导向共同构成规范、系统的教育体系。学生、教师、教材奠定教育的基础。教育方针、教育目标、考核方案等上层建筑构成教育方向的导向。教育教学的方式和方法显示了教育教育的过程，决定了教育教学的成果。经济基础、社会意识形态决定教育的发展和需求。在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下，决定不同的教育方向及目标，开展不同形式的教育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在我国最早的真正的教育教学是孔子开创的单兵训练式的教育教学形式。在同一教室的同学，学习的内容各不相同，现在的复式教学就留下了当时教学的痕迹。这是奴隶社会的经济基础，培养具有“六艺”的统治阶层和为其服务的管理人才为导向的教学理念所决定的。封建社会的翰林院，以及各地的官学或私塾以“四书五经”为教材，以科举为目的的教学形式是由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和统治政治所决定的。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教育，深入推进素质教育就是社会意识形态和经济基础的需求，是教育发展的必然。因为，发展中的中国国民经济有能力保证素质教育的深入发展，同时需要教育的发展推进跨越式经济建设的步伐。所以，经济建设形势又促使素质教育的快速推进。这些都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是社会发展的必需，教育发展的必然。

党和国家已经制定了教育方针、教育目标和考核方案，构建了教育上层建筑的导向。在学生、教师、教材三个基本要素中，教材，国家已经科学地编制了适合素质教育的材和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补充编制的地方教材；基本建立了科学、适用、高效的素质教育的教材体系。教师，国家和各级教育行政部门采取不同形式进行培训，一支适应和掌握素质教育教学知识和技能的教师队伍正在形成。但是，还必须有学生良好的学习素质相配合才能有效、高质量地推进素质教育。因此，推进素质教育必须提高学生的学习素质。

第8篇：农村意识形态工作范文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等领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势必以鲜明的形态反映到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领域中来。而作为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城市，这种变革更加明显。同时还由于我国实行的对外开放政策，外来新鲜的空气进入到祖国的大地，让人们在横向上有了参照，传统的文化格局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这些势必将城市大众的行为模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和文化心理等，从传统的文化氛围中解脱出来，以更好地适应变革了的时代要求。因此，在这种传统型文化格局正日益被抛弃但又并完全失去意义、同时现代意义的文化格局崭露头角但又未真正形成的特殊时期，城市群众文化特征必然呈现出一种不确定的状态。要想准确地把握它，就必须重新估量城市大众在新时期的价值取向、行为模式、审美情趣和文化心量因素，以摸清城市群众文化的发展航向。

一、城市群众文化发展呈现规模化、产业化的趋势

1、整个社会对文化需求的不断增长，是促进群众文化不断发展变化的内在动力。城市经济的现代化，城市大众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的快节奏化，促使城市大众的审美情趣、文化品位不断更新，城市群众文化必须反映它，并寻求与之相适应的方式。一方面，对传统文化教育载体进行改造，融进现代意识；另一方面，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创造出新的文化载体。

2、改革中的我国政治、经济体制向传统型文化体制提出挑战，同时也为它的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传统型文化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就是要摆脱传统的文化教育观念的束缚，树立起创新、竞争的市场观念，明确群众文化的产业属性，使城市群众文化事业呈现规模化、产业化的发展道路。由于长期受传统文化观念、机制的束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片面夸大文化事业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属性和在政治上狭隘的功利性作用，忽视了它自身活跃的产业属性，致使许多优秀的群众文化丧失了生存环境，群众文化阵地日益缩小。随着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我国政治、经济领域的变革，城市大众观念的更新，使城市群众文化向“市场文化”、“产业文化”开始演化。城市群众文化教育逐步向事业实体机制得以重建。由此，各种文化载体应时而生，形成一支规模庞大、生机勃勃的城市群众文化产业大军。

3、国际群众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也向我国城市群众文化提出关照，城市群众文化产业化、规模化已形成国际性气候。西方发达国家把文化产业化作为重点发展项目。他们认为群众文化产业化，就是指能够满足人们文化艺术需求与爱好的产业，将建筑学、城市绿化、民间艺术和现代科学等诸内容融为一体，一方面创造出巨大的社会财富，满足人们的文化艺术需要；另一方面创造出巨额财富收入，成为国民经济中活跃的产业部门。但是，由于我国的城市大众刚从传统文化氛围中走出来，对于新时期城市群众文化的商品性及产业化特征还理解不深，往往出现片面化、单纯化，夸大它的商品属性，把群众文化教育作为谋利的工具，而忽视了它的基本属性――意识形态和社会福利性，从而失去了它的社会功能，这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二、当代社会的交往活动日趋频繁，使得区域性群众文化之间呈现出相互渗透的特征。

第9篇：农村意识形态工作范文

创新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是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降低的是生产成本；二是制度创新，制度创新处理的是人与人的关系，降低的是交易成本。

社会是由无数的人群组成的，每个人都是自利的，当他们社会化地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必须要有规则来约束个人的非理。这种规划包括正式和非正式两个方面。正式规则又可称为制度，非正式规则又可称为文化，或者文化习俗。只有当这两种规则都基本健全的时候，大家都按相互认可的同一个规则行事，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才可能产生信任与互动。

碰到不守规则的情况，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选择。可能的选择有两种：一是退出。就像足球场上的运动员，如果一方经常犯规而不受惩罚，另一方只能选择退出。此类实例在过去的中国甲A赛场时有发生，假哨、黑球盛行，选择退出的不仅有球员、队长、教练、经理，甚至整个球队和赞助商都宣称退出中国足坛。二是你不讲规则，我也不讲规则，大家都不踢球了，专门踢人，看谁踢得过谁，打球变成打架，场面煞是热闹。

规则的作用，就在于保证秩序，维护合作的良好环境，使得人类的创新活动能够推动社会的进步。由于人类的活动不断带来社会环境的变化，制度也不可能永远保持一个固定模式，生产关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改变自身的性质，是社会经济制度变革的一般规律。因此，制度的创新也将永不停息。制度影响人们的行为选择，限制人们的非理，同时也可能对人们的创新活力产生制约。

古罗马奴隶制度崩溃

古罗马的奴隶制度之所以最终崩溃，其根源就在于生产力受到严重制约。古罗马经济的发展，最初得益于战争掠夺，而后靠残酷榨取奴隶血汗维持。这种经济模型的非道义性决定了其难以持续。

古罗马人将数百万战俘变为奴隶之后，强迫他们在庄园、手工工场和矿坑中从事各种劳动。奴隶主们视奴隶为牲畜，区别仅为奴隶比牲畜多一项会话功能。奴隶们白天带着镣铐外出干活，晚上就被锁进黑屋。古罗马时代的奴隶主对奴隶的非人压迫，成为人类历史上人与人关系最黑暗的一幕。由于奴隶数量非常庞大，奴隶主管不过来，有的奴隶就开始偷懒，甚至开始反抗。奴隶主们逐渐意识到：通过强迫和非人道的方式管理奴隶们的劳动，奴隶没有积极性，生产效率低下，只有解放奴隶让其成为自由民，调动奴隶们的生产积极性，不断地给予奴隶们生活和生产上更大的自，从而大幅度降低监督成本。因此，古罗马奴隶制度加速崩溃。

奥地利著名经济学家米瑟斯（Ludwig v.Mises）认为：“在奴隶制条件下，劳动者没有兴趣发挥他们的最大劳动能力，他们的工作热情和劳动量仅限于能够避免遭到惩罚的程度，而这种惩罚只有在没有完成最低限度的工作量时才会发生。”

制度解体

人类历史上所有的社会进步，都是因为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推动制度变迁而造成的。

制度的解体，就在于这个制度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状况的发展与变化，维护这个制度的成本越来越高。因为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每个农民都有可能选择偷懒，也有必要选择偷懒。在这样一种让全国数亿农民共同进餐的“大锅饭”的体制下，由于农民没有能够自由支配的土地，农村的最小核算单位是生产队，农民所有的生产活动都得接受生产队的监管，生产队接受的监督，从而造成巨大的监督成本。制度的实质，是想通过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来影响和控制农民，做的却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事情，最后才发现这做法的成本过于昂贵。

从1978年中国农村开始逐步实行，打破了制度推行以来，农民在劳动分配上的绝对平均主义，“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再次被“解放”出来。1984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逐步解决了中国人的温饱问题，这就是制度的力量，是单纯通过技术创新的手段所难以实现的。

计划经济是一条通向奴役之路

上世纪40年代，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问世。哈耶克认为，计划经济就是一条通向奴役之路。1929年，推行市场经济的美国遭遇了一场空前的经济大萧条，而同期的苏联实行计划经济却获得了巨大成功。就在这种巨大反差的背景下，哈耶克非常冷静地提出：苏联计划经济的模式所获得的成功，不可能走得太远。一个国家推行计划经济，必须具备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全体国民都必须而且绝对地服从中央权威。这种权威性的产生，除了依靠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以外，还不能使普通国民拥有生产资料，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来源都依靠工资性的收入，手中没有太多闲钱。当人们的劳动收入能够满足并且仅仅达到基本生活需要的时候，其对抗性必然大大减弱。

这套统治学说，早在2000多年前的汉武帝时代就产生了。汉武帝之父汉景帝当朝时的宰相晁错，有一句很著名的论断，叫做“损有余而补不足”。他认为，控制一个国家要记住两条，一是不能让老百姓忍饥挨饿，挨饿的人多了就容易引发民变；二是不能让百姓太富足。因此，从汉景帝到汉武帝，都尊崇了晁错的策略。汉武帝还重用桑弘羊等人，推行国家垄断性质的经营活动，将铸钱、冶铁、制盐、卖酒等最赚钱的行业全部收归国有，实行专卖。后又实行均输法和平准法，垄断天下货物及价格，使商贾无法牟利。还实行算缗与告缗制度，违者没收财产并充军戍边一年，告发者奖所没收财产一半。史书记载，一时间“告缗遍天下”。由此国库充盈，民间经济活力迅速萎缩，中等以上商贾们大多破产。

这就是2000多年前汉武帝推行过的“计划经济”。上个世纪中后期，我们又再次进入计划经济时代：生产资料集中控制，人们生活比较拮据，仅有基本工资收入，大量实行票证制度：粮票、肉票、布票到烟票、糖票等等，同时通过户籍制度限制人口流动，以确保计划经济模式能得到坚决彻底的执行。

在这样一种国家机器的强力控制之下，人们不但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被控制，人身自由也被微薄的收入和种种关卡所钳制，社会早已失去创造的活力，没有人会想到要去创新，也没有条件去创新。

制度才是第一生产力

当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普遍缺乏主动思考，这个社会就一定会失去创新能力，这个社会的发展迟早都会萎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