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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作为一项全球性的问题,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不可避免的,缓解贫困以至消灭贫困是我们始终关注的话题。我国政府一直围绕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建设开展扶贫开发工作,使农村基本生活条件和人居环境得到改善,生产力得到发展。大包大揽的扶贫方式一直是我国扶贫开发的主要方式,但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政府职能转变,行政式扶贫逐渐显现出一些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如何进一步提高我国扶贫开发效率和可持续性值得我们思考。
一、我国农村扶贫开发工作面临的困境
1、贫富差距逐步扩大,相对贫困凸显
当前,我国扶贫开发已经从以解决温饱为主要任务的阶段转入巩固温饱成果、加快脱贫致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发展能力、缩小差距的新阶段。首先是国家地域发展不平衡,西部地区贫困人口数量远远大于东部,但经济发展和脱贫速度都滞后于东部地区,西部农村的连片困难地区是中国贫困人口最多、贫困程度最深、贫困结构最复杂的地区,也是扶贫开发最难实施的地区。其次,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高增长与农民收入低增长、城镇繁华与农村发展缓慢、少数人的富裕与多数人收入较低并存的现象比较突出。
2、重物质发展、轻人文发展
目前的扶贫开发工作主要围绕如何增加贫困地区农民经济收入的目标来展开,帮助农民修路、通水通电,搞特色种植养殖,搞结对帮扶等。这一系列的扶贫开发工作的确取得一定成效,但是贫困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没有发生质的改变,农民的文化水平、道德水平、技能水平依然落后,不能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
3、扶贫开发项目缺乏针对性
我国的扶贫开发规划由上级部门制定,下级部门贯彻执行,国家从1998年开始实施村村通工程,各地方的扶贫开发工作大同小异,缺乏重点和针对性。地方在落实扶贫开发政策时缺乏深入的调查研究,没有制定出适合本地区发展的科学合理的扶贫开发规划,往往造成扶贫资源的浪费。
4、农民参与扶贫的主动性不强
长期以来由于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原因,造成了一部分农民思想僵化、存在惰性心理。这种惰性心理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认为扶贫开发项目不能给自己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与自己关系不大,所以很少表达自己的想法和建议;二是对自身的权利和能力缺乏正确认识,不认为自己可以创造价值,一味只想依靠政府给予的帮助。
二、社会工作介入农村扶贫开发的必要性分析
首先是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需要。经济是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因素,贫困和贫富差距过大都会造成社会动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贫困问题,我国本身扶贫工作量大,依据国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发展,我国的贫困标准也在调整,贫困标准提高的同时又会新增不少贫困对象,而且近年来返贫压力也在逐渐加大。
其次是丰富农村扶贫开发模式的需要。长期以来我国的扶贫开发工作重物质轻思想,绝大多数贫困对象通过政府的帮扶,基本的生活得到保障,但是政府一旦停止帮扶就恢复原样,对政府产生依赖心理,未能彻底脱贫。单靠政府进行扶贫开发显得势单力薄,国家鼓励社会各界参与扶贫,尤其是社会服务机构等非政府组织参与扶贫的加入将有很大的用武之地。
最后是注入专业的工作方法和人才队伍的需要。为了做好扶贫开发工作,国家成立了各级扶贫开发部门,出台了很多相应的政策,这些政策的执行者是国家工作人员,基层的社会服务人员有限且不具备专业素质,他们大多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社会工作培训,从事着非专业的社会工作,这些都预示着社会工作介入的必要性。
三、社会工作介入农村扶贫开发的可行性分析
第一,社会工作的理念与我国扶贫开发的思想也有很多契合之处,都是帮助弱势群体改善生活,决定了社会工作介入的可行性。早期的社会工作是在慈善救济活动中表现出萌芽形式,并随着救助活动的逐渐规范化和制度化,最终发展成为专业化的社会工作,发展成为一个职业、一项专业、一门学科。社会工作的助人理念是“助人自助”,帮助贫困人口从物质和精神上全面脱贫,重新建立自身的社会支持系统,恢复生产生活和人际交往的能力,重新回归和适应社会。
第二,社会工作的专业理论和方法具有很大优势。社会工作者不仅重视助人自助的理念,在实际工作中还可运用专业的技术和手段。首先,“优势视角理论”、“增权理论”和“参与式理论”等为社会工作应用于扶贫开发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其次,运用社会工作中的小组工作、个案工作、社区工作的某些原则与技巧,可以深入理解贫困者的困境,正确评估他们的需求,侧重培育、动员和增强贫困者的自助能力,协助他们走出困境,增强他们融入社会的能力;最后,社会工作者对案情的总结、定期回访等过程都极大的提高和巩固了工作的成效。
第三,《社工规划》提出,要通过实施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计划,到2015年在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通过依托社区服务中心或新建等方式培育发展200个农村社会工作服务站,到2020年基本实现每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有一家社会工作服务站,带动培养5万名农村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依托国家对农村社会工作的支持,社会工作对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介入将打破固有的扶贫开发理念、打破原有的扶贫开发模式,为农村扶贫开发注入一股新鲜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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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老年社会工作;农村居家养老
近年来,学者进行了老年社会工作在养老机构中的应用,分析了由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过渡的趋势,并提出建立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建议;关注并切实解决农村老年人口居家养老的问题;指出农村居家养老需要强有力的道德支持〔1〕,要加强农村的老年社会工作,提高农村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质量〔2〕。本文基于对吉林省农村居家养老状况的调查,提出老年社会工作在农村居家养老中应用的路径。
1资料与方法
通过文献法收集我国和吉林省老年人口信息,了解吉林省养老服务的经验和不足,以及开展老年社会工作的客观条件。通过问卷调查了解农村老年人养老需求和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2010年1月,课题组在吉林省农村开展了“农村居家养老需求情况”问卷调查。问卷内容围绕对居家养老的选择意愿、养老中的需求及亟待解决的问题、有没有接受过老年专业社会工作者的服务为核心问题展开。通过简单随机抽样方式确定吉林省不同地区农村村屯为调查范围,如农安县三岗乡、辉南县抚民镇七社、兴隆山镇杏花村、三岔河市西三家子村、榆树县陈家村、高家村、龙井镇村、珲春市马川子乡等共计20个村。调查对象限定在60岁及以上的农村村民,以偶遇抽样结合判断抽样的方式确定调查对象。调查员由社会工作专业的大学生组成。共发放问卷400份,收回357份,问卷回收率为89.25%。由于有无子女照顾对于养老的选择差别很大,所以,将调查对象分为两类:有子女照顾老人为子女与其同住一院之内或者在同一村里;无子女照顾老人为子女在城里安家的空巢老人、子女在外打工的留守老人或没有子女的老人;分别对有子女照顾老人和无子女照顾老人调查200人。其中前者收回有效问卷160份,后者收回有效问卷164份,共计有效问卷324份,问卷回收有效率为81%。在发放和回收问卷的同时,通过访谈法,了解农村老人对老年社会工作的认知程度、老年社会工作在农村的开展情况。
2结果
2.1我国和吉林省老龄化严重,开展老年社会工作具备客观条件通过文献查询,截止2006年6月1日,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数为1.4657亿人,其中城市老年人3 856万,农村老年人1.080 1亿;2006年末,吉林省60岁以上老龄人口321万,占总人口近 12%,其中农村老年人口144万〔3〕。截止2005年末,吉林省60岁及以上老年人为307.7万,老年人中生活在农村的为134.6万,占全省老年人口的43.73%;在有老人的家庭户中,有一个老年人的占57.30%,有两个老年人的占42.18%。 在有老年人口的家庭户中,老年人口与成年子女或其他亲属共同生活的家庭占70.10%,他们的日常生活可以得到其他家庭成员的照顾。无人照顾老人户占29.90%,其中:单身老人户占8.37%,一对老年夫妇户占19.51%,老年人口与未成年的亲属共同生活的家庭占1.50%〔4〕。截止2009年末,吉林省兴办农村社会福利服务中心、福利院657所,床位数4.37万张,入住老年人2.72万人,服务人员3 748人;全省建有农村老年活动室5 936个,总面积28.55万平方米,平均每个活动室面积48.1平方米;吉林省老龄办在延边州和白城市开展农村居家养老服务大院试点工作,以村屯养老服务大院为载体,依托老年人协会为村屯老年人提供日间照料、临时托养、文体娱乐、学习教育、卫生保健、精神慰藉等服务;在村老年协会中,建立
3 065个老年文艺活动组织,3 150个老年体育健身活动组织〔5〕。珲春市马川子乡是吉林省农村居家养老服务大院工作的试点乡,目前,全乡9个村分别建立了居家养老服务大院,以各种方式开展起为老服务工作并取得了实效。吉林省将在2010年底有30%的村建成居家养老服务大院,2011年底有60%的村建成居家养老服务大院,2012年底全省所有的村都将建有居家养老服务大院〔6〕。2009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5 266元,比上年增长6.8%;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3902.90元,增长13.4%;农村人均住房面积22.79平方米,增加0.86平方米;农村低保标准和年人均补助水平分别达到1 200元和760元,同比增长41.0%和40.7%,有效保障了农村低保对象的基本生活。48.37%的老年人主要依靠家庭其他成员供养〔7〕。由于居家养老服务是政府扶持的福利,许多乡村已经推行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即便有收费项目,费用很低。农民收入和居住状况良好为农村居家养老创造了条件。
2.2农村养老需求多样,无子女老人倾向居家养老问卷调查表明农村老人喜欢住在自己家里养老,包括传统家庭养老(这里指仅依靠子女提供帮助的养老方式)和居家养老的占多数;选择机构养老的很少;大多数人希望来自子女或社会的帮助(愿意接受帮助指遇到困难时是否会期望得到帮助的情况),有9%左右的老人有“遇事宁愿靠着不求人”的心理;无子女照顾的老人选择居家养老的迫切。见表1。表1农村老人主要需求和养老意愿
2.3老年社会工作的认知度低、老年社会工作在农村的开展尚处于初始阶段通过入户访谈,除有子女在社会工作专业学习的大学生家长的老人和少数文化程度稍高的老人知道社会工作这个新兴职业外,90%以上的农村老年人不知道社会工作和老年社会工作是怎么回事;老年社会工作的实践体现在村委会为老人问寒问暖、提供各种帮助中,但是缺乏专业的理念和方法;目前调查所在的农村还没有专业的老年社会工作者在农村从事精神慰藉,维权等养老服务;在介绍了老年社会工作的理念、作用和具体做法后,90%以上的老人愿意接受老年社会工作者提供的服务,但是他们担心服务费用的支出。
3讨论
传统的家庭养老和居家养老是符合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意愿;对于有子女照顾老人,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仍在延续,愿意到居家养老服务场所去主要是参与娱乐活动、满足人际沟通、消磨时间的需要;无子女照顾老人采取居家养老的方式更为迫切,其中子女在城里安家的老人认为农村的住房相对于城市来说比较宽敞、空气清新,老年人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空间,比起住进城里儿女家里那较小如“鸽笼”的房子里,他们感到憋屈、不舒服;即便老年人子女住房宽敞,他们常觉得生活习惯不同、长期住不方便;对于进养老院养老,只有经济条件好的、老人和儿女双方均有现代意识的,觉得去养老院是不给子女添麻烦的好的选择,但是,又担忧养老院的服务质量,这种担心也是可以理解的。“黑养老院”事件的曝光,反映了“黑”养老院不善待老人,侵害老人权益的恶劣行为。这种严重不道德行为虽然不能代表全部,但是反映出养老服务机构需要增强社会责任感,提高职业道德〔8〕;多数老人认为去养老机构养老会丢子女的面子让人笑话或者令儿女不高兴,因为在他们眼里养老机构都是无儿无女老人的归宿或是那些有残疾没有自理能力的、儿女没有时间照顾的老人的选择;老人对权益保护咨询的关注主要涉及农村医疗保险、低保政策等;无子女照顾老人在生活照料;医疗护理;排解孤独;文化娱乐;解决留守老人代际隔阂、赡养等纠纷;权益保护咨询;排除年老恐惧等方面的需求明显多于有子女照顾老人;农村居家养老服务适合吉林省农村社会状况、适应中国老年人的生活习惯和心理特征;老年社会工作的理念是坚持以人为本,个人自决原则、赋权和发展的原则、维护人权和社会公正原则,尊重老年人情感和心理需求,助人自助,能够被老年人接受,在解决养老中出现的问题上具有优势和可行性;农村老人有一定的经济承受能力并具备居家养老的居住条件,具备大力开展居家养老的客观基础。由于社会工作在我国发展还不完善,我国农村社会对老年社会工作的认知程度低和我国农村社会发展程度相对发达国家有一定差距的原因,专业的老年社会工作在农村尚处于起步阶段也是正常的,这同时也为老年社会工作在农村的开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吉林等省已有很多为老服务实践经验和政府规划,这为老年社会工作介入农村居家养老奠定了基础;可见,老年社会工作理念的引入和方法的应用对于满足农村养老需求,改善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质量,提高养老服务实效性,解决农村居家养老问题是必要和可行的。
3.1有针对性地开展老年个案工作老年个案工作是社会工作者在专业的价值观指导下,运用专业的知识和技巧为老年人及其家庭提供物质或情感方面帮助和支持,以使当事人减轻压力、解决问题和达到良好的福利状态的服务活动;针对农村“农村留守老人”,因子女成年累月在外打工,很长时间才能回家看望老人一次,老年人会出现孤独寂寞、对年老恐惧,渴望与人沟通的现象,老年个案工作者深刻理解老人的需求,运用会谈的技巧,专注、主动倾听老年人的心声,使老年人心理上得到支持,并对老年人模糊不清的问题进行澄清,给老年人进行心理疏导、鼓励老年人勇敢面对老年的身心变化,引导他们进入积极乐观向上的生活氛围,协助老年案主认识及接受老年,帮助老年人建立科学、健康的晚年生活方式和心理准备,积极地应对人生晚年期各种生活事件,如有的子女干涉丧偶独居老年人再婚、家庭经济赡养中出现纠纷等问题,工作者针对不同的个案进行区别性的工作,站在老人的角度、分析问题、提出合理建议,帮助老人解决矛盾。
3.2开展主题突出的老年小组工作
老年小组工作是指在社会工作者的协助与指导下,利用老年成员之间的互动和小组凝聚力,帮助老年组员学习他人的经验,改变自己的行为,正确面对困难,恢复自己的社会功能和促进自己成长的专业服务活动;开展老年小组工作的主题紧紧围绕老年的需求,如增进人际交往、排解孤独、充实闲暇生活的“老年社交康乐小组”;解决年老恐惧的“生命认知小组”、“治疗小组”,组建“自身价值提升小组”、“动机激发小组”;达到使老年人认知改善、行为修正、情绪疏导及能力提升充分认识老年自身价值的目的;进行小组工作前小组工作者要充分了解老年人的需求和各自特征;将小组活动的相关内容对老年人进行耐心讲解;鼓励老年人积极参加小组活动、引导老年人陈述自己的问题,倾听其他成员的陈述,自身从中获得情感支持;适当选择运用互惠模式、交流模式等。如老年人在互惠模式小组活动中担当各种不同的角色,通过观察他人的表现,借鉴或接受其他组员积极的思想价值观念、情感,从而有利于塑造个体的行为,促进老年组员自我调适、自我完善和发展。
3.3推动老年社区工作的发展老年社区工作是指通过社会工作者运用各种工作方法,改善老人与社区的关系,提高老人的自助、互助能力,促进老人的社区参与,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的一种服务活动和服务过程。重视社会制度对社会成员提供平等机会和福利责任;帮助农村老年人了解低保政策,对于享受低保中遇到的问题进行协调;鼓励老年人参与农村社区组织的社会活动,提升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度;引导老年人建立邻里关系、强化互相照顾。通过建立居家养老服务网络、为老服务热线、紧急救援系统,对成年子女不在身边的老人,遇到身体不适时,带老年人去医院等多种服务;吸引生活自理的老人到村办居家服务场所,利用为老服务设施接受服务和参加活动;对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派专人上门进行生活照料、医疗护理等;促进老年人对他人正面的态度,提高对他人和社区环境的关心,使老人获得更大的归属感和安全感,对于贫困老人通过提倡政府资助的服务来解决老年人的医疗、贫困等问题,改善老年人的生存环境和质量。
3.4加强老年社会工作方法的推广和居家养老服务队伍建设农村各级干部要率先了解老年社会工作的理念、宣传老年社会工作的优势、增加老年人对老年社会工作的了解,提高老年社会工作的社会认知度;鼓励社会工作专业大学生到农村去实习和就业、开展专业服务;利用农村人力资源,以村干部、文化程度较高、身体健康的中年人为核心,建立居家养老服务队伍,开展老年社会工作方法技能培训;各级政府相关部门要科学界定居家养老服务中职业社会工作者的岗位和职责,逐步改善和提高居家养老服务人员的地位和待遇;结合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评价制度的实行,为居家养老服务的专业人员落实相应的物质待遇;努力促进居家养老服务专业化职业化发展。农村居家养老是对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的补充与更新,是我国发展农村社区服务,建立农村养老服务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老年社会工作者运用老年社会工作的知识与技巧,妥善解决农村老年人问题,将提高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提高农村居家养老服务的实效性,对建设和谐农村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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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工作专业发展;应用型人才;地方特色培养方案
社会工作作为一项西方舶来品,从20世纪初的一些传教士在中国的大学开始讲授社会学、西方社会服务等课程;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一些大学师生开始从事社会服务活动;再到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百业复苏,各高校陆续恢复一些专业办学。1993年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及中华女子学院开设社会工作专业,至今社会工作在中国大陆的土壤上已经历百余年的发展,而作为一门专业在高校的发展也二十余年。[1]继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和中华女子学院之后,全国许多重点高校相继开设社会工作专业,21世纪初各省省属高校也纷纷开展社会工作专业教育。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做出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决策部署,十年来,社会工作的理论界、教育界和实务界从顶层设计、机构设立、项目实施、人才培养推进专业发展。社会发展进程中的贫困、留守儿童、空巢老人、失独家庭、随迁子女、离婚人群、吸毒毒等相关问题遍及城市、乡镇与广大农村,社会工作服务需要进一步精细化、专业化、个性化和人性化,为适应新的社会发展,《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1-2020)》将社工人才队伍列为国家主体人才队伍之一。许多地方院校顺应时展需求,响应社会发展需要,在继全国名校、省属院校之后纷纷开设社会工作专业,培养适应地方、服务基层的应用性复合型人才。
一、地方本科院校社会工作专业发展回顾与反思――以安顺学院社会工作为例
安顺学院坐落于贵州省安顺市,是2006年2月经国家教育部批准组建,实行“省市共建、以市为主”的普通本科高校。本着“培养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基础扎实,全面发展,适应能力强,发展后劲足,具有较强专业知识、技能和能力,具有创新精神的高级应用型人才”的办学理念和“立足安顺,辐射西部,面向全国,服务基层”的服务面向,在各专业的培养计划和教学过程中重视学生应用性复合型能力的培养。
安顺市下辖西秀区、平坝区、普定县、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以及安顺经济技术开发区、黄果树风景名胜区、龙宫风景名胜区。总人口289.98万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39%。[4]具有苗族、布依族、屯堡和三线建设等特色文化,近年在小城镇发展、新农村建设及山地旅游开发等项目的带动下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在此进程中一系列社会问题相伴而生或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加重。
在社会需要及学院发展双重促动之下,安顺学院于2010年申办社会工作专业,2012年开始招生,下属政法学院,至今年为社会培养了第一届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在四年的教学与实践的探索中,社会工作专业学生广泛参与安顺当地的社会活动,如社区服务、“三区计划”等,毕业生分散到贵州各地的社工机构、基层政府、中小学等领域就业,取得良好的社会反响。
回顾这四年的办学历程,由于安顺学院区位偏远、起步晚、发展慢等原因,社会工作的发展更是举步维艰,存在诸多缺陷与不足。
1.硬件设施严重不足。社会工作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专业,在教学过程中需辅以充分的实践活动才能锻炼学生的实操能力和技术。2014年5月,《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指出“采取试点、示范引领等方式,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重点举办本科职业教育。”2015年11月,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印发了《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总理在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引导部分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与安顺学院同类的许多地方院校在“十三五”发展规划中更加重视学校转型、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方案设计。[2]遂在教学过程中学生的应用能力培养极为重要,相应的硬件设施支撑非常关键。但很多地方高校由于办学经费紧缺、起步晚等原因导致硬件设施严重不足。就社会工作专业而言,社会工作实验室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必备的支撑条件。首先能培养学术兴趣,拓展学生对书本知识和原理的认识,进而获得从事社会工作的实际知识和技能。其次,实验室也是社会工作实务研究的平台,有助于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实务、科研的整合发展。实验室基本设施应具备摄像放映系统、个案小组社区模拟实务系统、学生及案主档案管理系统等。应拥有台式电脑、电话等基础办公设备,数码照相机、摄像机、DVD机、录音笔等科研设备,笔记本电脑、投影机、投影屏幕等教学设备,可以支持实验室观察监控、田野实务调查、教学演示等需要。在本院的发展过程中,大部分硬件设备均已齐备,但未建立系统的社会工作实验室,未能为学生提供个案小组社区模拟实务系统、学生及案主档案管理系统等相关设施,相应地也没有完善的监督和管理机制,对学生学习、研究、模拟实务和教师教学等造成极大不便。
2.师资力量不够,师资结构不合理。社会工作最早形成于西方社会,引入中国后较早地仅在东部沿海城市及一线城市发展,中西部起步较晚,地方院校开办此专业一般起始于近十年。就全国来说专业年限不长,积淀不够深厚,高层次专业人才紧缺,遂很多地方院校开办社会工作专业后专业师资严重不足,师资引进困难。就本院来说,首先人数上,在社会工作开办之初专职教师不足10人,经过四年的发展达到12人,外加兼职教师共22人,对于现有教学任务来说师资力量不够。其次结构上,现任专职教师中年轻教师、中级职称教师为主,专业角度社会工作专业的仅有2名,其他皆为社会学、民族学等专业转型而来。获得初级社工师证的一名,中级社工师证的1名。总体而言,老中青结构不合理,职称结构不合理,专业结构不合理。在教学过程中容易出现因人设课,教学不专业等问题。
3.社会合作不深入。由于地方本科院校本科办学时间短,经验不足,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晚,与地方社会组建的实践教学平台有限。社会工作专业近年刚开办,与社会相关领域的联系与合作起步晚,遂在校-企合作、政-校合作等方面搭建的平台更加有限,合作不深入。如本院社会工作与安顺市、各区县民政局、司法所、养老院、福利院及各社区等有接触,但实质性、深层次的合作项目尚未得到有效开展,导致学生开展实践活动内容单一,难以满足学生多元的兴趣取向和关注热点,学习积极性不高。对培养服务地方、适应地方的应用性人才来说是一大掣肘,对地方发展和学生成长都极为不利。
4.地方特色不明显。社会工作专业在国内高校发展20余年来,虽理论界、教育界、实务界一直在为专业本土化努力,但至今所使用的理论架构及专业方法还是以参照国外成果为主,地方院校在办学中更是沿用这一惯例,在培养方案制定、实务开展方面仿照国内办学较为成熟的高校。总体而言一是西方舶来,二是模仿名校,地方特色不明显,结合地方实际不密切。
二、地方本科院校社会工作专业发展优势
以安顺学院为例,社会工作专业起步晚、基础薄弱,在发展过程中仍有很多环节需要补充和完善,但从目前在校生与毕业生发展状态而言,地方院校的社会工作具有独特的发展优势:
1.区位上离基层最近,与农村最亲。首先表现为与地方基层空间距离最近,一趟公交就能到达某一社区或村社进行实践活动,方便调查研究、实务开展与了解民情。其次地方院校的生源构成以本省为主,大多数学生来自农村地区,对当地的习俗及生活习惯较为了解,对贫困、留守儿童、空巢老人、青少年早婚、拆迁户等存在于广大农村地区的热点问题非常熟悉,社会工作“帮助困难群体,特殊群体,以人为本,助人自助”的专业宗旨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利用专业理论、方法和技巧反观自身环境中存在的问题,既有助于学生理解相关理论和技巧,又有利于学生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家l现实问题探索与尝试。
2.地方资源丰富,应用领域广泛。地方高校另一优势在于扎根地方社会,其专业知识具有广泛的应用领域。就安顺而言,屯堡文化中的古村镇发展与保护,[3]文化遗产传承,布依族苗族村落旅游发展进程中的村民自主自治,三线建设企业老年职工照顾等议题是安顺当地面临的重要问题,安顺学院社会工作专业者可利用这些地方资源,扩展社会工作实务领域,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社会工作。
三、地方本科院校社会工作发展思考
地方本科院校社会工作专业发展可谓优势与劣势统一,机遇与挑战并存,既要正确看待过去与现在存在的不足,也要认识到发展的前景,更要勇于担当当地社会发展的重任,在社会变迁、和谐社会建设、社会治理创新的时代背景下,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在反思中打磨,在摸索中前进。
1.深化研究。民政部副部长顾朝曦于8月25-26日在武汉大学“中国社会工作发展高端论坛――十年回顾与展望” 论坛讲话指出:“进一步加强社会工作研究一要把握好研究方向,二要突出研究重点,三要强化研究保障。”一个专业的发展关乎学校和社会的发展,地方院校作为地方最高学府,是人力和智力的集中地,为地方社会培养和输送高质量应用性复合型人才。社会工作要适应地方发展需要,作为当地最具专业性的教学研究团队,更应深化研究,探索社会工作理论方法与地方实际相结合的创新模式,应用专业知识解决地方实际问题,为困难群体及特殊群体提供专业服务。构建社会保护与关爱支持网络,将党和政府的惠民举措细化落实。
2.加快转型,优化师资结构。前文所述,安顺学院现有专职教师中多数从外专业转型而来,在社会工作发展的大背景下,全国高层次的专业人才相对紧缺,许多地方高校和本校一样存在相同的问题。遂现有状况之下,只能通过加快教师转型来优化教师结构。如学校层面应出台相关制度增加教师到办学成熟的高校、沿海城市及专业社工机构交流学习、深造的机会,对教师在转型过程中提供外援性帮助,提高专业水平。
3.加强基础设施,加大实践教学投入。社会工作专业技能性强,基础设施支撑力度不够严重影响学生实务能力的发展及理论知识的把握。首先,完善实验室等实践教学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实践基地建设与搭建实践教学平台,深化学校与地方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合作,实现社会与学校共同培养适应地方发展的人才。其次,保证必要的实践教学经费投入,实践教学不同于传统课堂教学,需要多方面条件支撑和一定的经费支持。在地方本科院校有限的办学经费当中应适当考虑实践教学经费的预算,并在经费使用过程中制定严格的管理办法,使得有限的经费使用在刀刃上,达到良好效果。第三,合理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实践教学并不是一味追求学时上的数字体现,应结合专业特点制定合理的实践教学计划,使得培养方案切实可行,效果明显。
4.突出地方特色。首先,培养方案上不能一味模仿照搬名校,地方院校培养的人才标准有别于重点院校,遂在制定培养方案时应紧扣地方实际及人才培养目标。结合实例,安顺市下辖不少的少数民族自治县,学生在开展社会实务过程中频繁接触少数民族聚居区,在课程开设方面应考虑学生民族文化与民族理论政策、宗教习俗、地方传统文化等知识。开设文化人类学、民族理论与政策、宗教学、贵州文化专题等课程,增强学生的文化理解力,避免文化识盲,借鉴田野调查融入式的实务作业能力,熟悉文化背景与理论政策,便于沟通与服务的开展。其次,鼓励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积累和沉淀教学素材,积极研究,形成真正适合于地方院校的自编教材。地方院校培养实践能力与理论能力并重的复合型人才,相对于重点高校,实践能力更加重要,培养目标有别,教材也应该更有针对性。第三,组建社工机构,承接实践项目,这首先有利于地方发展,产学研相结合,其次让学生有更多深入社会实践的机会和平台。
四、结语
随着社会发展与变迁,社会结构的剧变,心理疏导、扶贫济困、资源链接、能力提升、矛盾调处、社会融入等都需要社会工作者投身奉献,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需求越来越大。地方院校社会工作专业具有其办学的缺陷与不足,更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要客观认识现状,抓住机遇,从教育、研究、实务等领域进行突破,办有特色的地方院校社会工作专业,培养和输送适应地方、服务基层的高品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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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数据参考安顺市人民政府门户网:http:///zjas.jsp
城镇化是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大量失地农民的产生也是其导致的必然结果。当前,我国失地农民的城市融入问题日益突出。本文从社会工作专业的角度,以长沙市岳麓区梅溪湖失地农民为例,基于任务中心模式的本土化实践,探讨了该模式在介入失地农民城市融入问题中的优势与局限。
关键词:社会工作失地农民城市融入任务中心模式
一、 任务中心模式的理论话语及其范式整合
任务中心模式是社会工作中个案工作常用的理论模式之一。在美国学者大卫・豪(David Howe)的二分法模型那里,任务中心模式是社会工作的理论,而不是为社会工作的理论。它是用来对社会工作实践本身的性质、目的、过程和方法进行说明的一种理论。著名学者皮拉里斯(Pilalis)依据社会工作理论的抽象程度将社会工作理论分为宏观理论、中观理论(解释性理论和介入模式理论)和实践理论。任务中心模式属于社会工作理论三分法模型的中观介入模式理论。①派恩(Payne)认为,社会工作理论可以分为反思性―治疗性理论、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理论和个人主义―改良主义理论。结合以上各位专家学者的观点,任务中心模式既可归结为大卫・豪的社会工作的理论,也可归结为皮拉里斯的中观介入模式理论,还可归结为派恩的个人主义―改良主义理论。
个案工作中最早将焦点集中在问题解决过程而把社会个案工作的理论与实务统一起来的是波尔曼,波尔曼的这一努力为任务中心模式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任务中心模式认为,社会工作实务要注意效率和效果,既要考虑到如何更有效地帮助案主,同时又要节省时间和金钱。该模式提倡短期服务、将工作集中在由案主选定的目标上。任务中心模式的工作目标是协作关系,社工和案主都在一个标准的过程中贡献自己的力量。该模式关注的问题是案主自己承认或接受的问题;能被解决问题而且这种解决行动是能在与社工面谈之外进行的;能被清楚地定义的问题;来自案主想要在生活中改变的事情或者来自案主未得到满足的需要。
二、 失地农民城市融入的问题聚焦与关键议题
失地农民是指原来在国家或集体的土地上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在城市化过程中由于国家公共事业建设或商业开发的需要而使其部分或全部失去了拥有的对土地的使用权,被动从农村搬迁到城市,成为非农业户口的人们。失地农民一般具备以下特征:(1)失去土地;(2)失地由城市化引起,并非其他原因,如自然灾害;(3)被动城市化,土地是被政府征用,并非自己流转;(4)非农业户口。②失地农民的一般特征决定了其在经济、社会和心理层面的城市融入存在不同程度的困难。
首先,在经济层面上,失地农民在失去土地前是以土地作为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其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是依靠种地。然而,在他们失去土地以后,只能通过种地以外的方式来满足家庭的物质需求。就业是民生之本,是失地农民失去土地这一生活来源后的第一需求。失地农民在就业问题上存在诸多困难。这些困难成为他们适应城市生活的最主要经济障碍。因此,在经济层面上,问题的聚焦与关键议题就是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其次,在社会层面上,社会融入的核心是社会交往适应,也即融入到系统的社会关系网络中,以业缘、血缘、地缘等建立起个体或家庭的关系网络,获得社会支持。失地农民从农村人变为城市人,从原本散居的农村居住方式变为城市的小区单元住房,这种转变对失地农民的社会交往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农村社区人们的交往是建立在血缘和地缘关系上,而城市社区人们的交往更多则是建立在业缘和地缘关系上。因此,在社会层面上,问题的聚焦与关键议题就是失地农民的社会交往适应问题。最后,在心理层面上,失地农民失去土地后,他们的身份变为城市人。这种外在身份的转变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但心理层面的变化却是相当缓慢的。加之农民是一个保守的群体,安土重迁的思想在他们心中根深蒂固。因此,他们的心理和本土的城市人固然有着很大的不同。心理层面的变化更能反映失地农民是否真正融入城市。因此,在心理层面上,问题的聚焦与关键议题就是失地农民的自我身份认同与归属感。
三、 本土化实践的反思性与批判性
失地农民的产生是城市化进程的必然产物。如何使他们尽快融入城市,享受城市化带来的成果,成为摆在政府面前亟待解决的难题。由于失地农民的整体素质普遍不高,靠自己再就业的机会也不大。一旦失地农民的征地补偿费花光,他们必将成为就业无路、收入无源、生活无常、保障无门的贫困群体,成为社会发展的不安定因素。③针对这一现状,社会工作中的任务中心模式凭借其更简洁、更集中有力的实务过程,在解决失地农民城市融入问题上发挥着其独特的优势。但是,任何社会工作实务模式都存在其局限性,需要社会工作者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对其进行反思和批判。
任务中心模式强调短期服务和时间集中,然而正是这种优势导致了其在应对那些持续性衰老危机和长期心理问题时有较大的局限性。甘布里尔(Gambrill)认为,任务中心模式的简短疗法对严重的社会问题作了最小化的反应。它掩盖了资源不足的事实,也掩盖了政治意愿在现实性回应贫困和社会不平等等深层次问题上的失败。任务中心模式固然能够有效地解决现存问题,但这种做法的后果是,社会回避了对社会压迫这一问题进行长期、深入的努力。④
在本文中,笔者对任务中心模式介入失地农民城市融入问题的反思与批判总结为以下两个方面:第一,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失地农民的数量不断增长,针对这一庞大的群体,他们能否更好地融入城市决定着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任务中心模式短期服务和工作集中的特点能很好地促进失地农民的城市融入。传统社会工作中,任务中心模式的使用范围一直局限于个案工作中。但是对于失地农民这一特殊的群体,其同质性程度还是非常高。因此,可以将任务中心模式的使用范围扩大到小组工作和社区工作中。这样,任务中心模式在本土化中会具有更大的实践意义。第二,任务中心模式介入失地农民城市融入问题在实务过程中与西方传统的实务过程存在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专业关系建立阶段。由于西方独特的文化思想观念和社会工作的成熟发展,其传统的实务过程在专业关系建立阶段,案主是主动自愿或通过转介的形式去寻求社工帮助。而我国传统的文化思想和社会工作的落后发展,导致社工在专业关系建立过程中处于主动地位。社工在与失地农民建立专业关系时,可以依托失地农民所在的社区服务中心。在社区服务中心有失地农民的相关信息资料,社工可以通过这些信息资料,有针对性地选择服务对象,从而主动有效地与服务对象建立专业关系。这种做法可以提高社工的服务效率和服务效果。
总之,任务中心模式在介入失地农民城市融入问题中,与其它社会工作实务模式相比,有其明显的优势和独特的作用。虽然,任务中心模式也存在其局限性,但是在不断的本土化实践和发展中,任务中心模式将会更好地为失地农民的城市融入提供服务,从而推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注释]
①王思斌.社会工作导论(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112-114.
②刘娟.社会工作视角下的失地农民城市适应问题研究――以苏州市青苑社区失地农民为例[D].苏州:苏州大学,2012.
③廖小军.中国失地农民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4.
关键词: 善治; 社会工作; 乡镇社会管理; 基层治理创新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23X(2015)04006207
“人类对善治的关注与人类文明本身一样历史久远”。治理理论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其主要创始人之一罗西瑙认为,治理是一种由共同的目标支持的活动,这些活动的主体未必是政府,也无须依靠国家强制力量来实现。全球治理委员会1995年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治理是个人、公共或私人机构用来管理他们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使相互矛盾和各不相同的利益群体彼此容纳并且实现合作。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四个重要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或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的主体既有公共部门,也有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
善治是社会治理的最佳状态与目标追求。20世纪80年代以来,很多国家把善治作为政府社会管理的目标。对于其内涵,可谓众说纷纭,尚未形成共识。联合国人权高级委员会办公室(OHCHR)认为,善治是在治理过程中从根本上排除和腐败并完全尊重法治原则,对善治的真正检验是在实现公民的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权利方面,为实现人权目标所做的努力程度;善治包括透明和公信力等要素和平等与公平等价值观,善治必须保证公民特别是最贫困人群的基本需求和有尊严的生活。只有最贫困群体和弱势群体受益时,治理才是善治。李向前认为,善治是治理的最高标准和理想状态,包括“善者治理”“善于治理”和“善态治理”。
尽管人们对善治的认识不一,但无论从何种角度加以界定,善治的核心要义和旨趣都是可确定的,即强调普通民众的中心地位和主体性参与、多元行动主体的权力制衡与权利保障以及在此基础上构建良好的社会秩序。它意味着一种能对民众需求保持高度敏感性并作出积极回应的方式,通过建构并使用合适的制度措施以有效应对社会问题与矛盾。
(二)乡镇社会管理旧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的乡镇社会管理有其特殊性,“乡镇虽小,肝胆俱全”,“上边千条线,下边一针穿”等说法反映了乡镇社会管理的特点。面对日益增加的复杂性需求,原有的乡镇社会管理模式变得应接不暇和疲于奔命,主要存在三方面问题。
1.管理人员的管控思想较严重,致使民众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
社会管理本应管理和服务并重,管理中有服务,服务中有管理。但长期以来,相当多的乡镇干部在总体工作安排上,重经济建设轻社会管理;在社会管理中又重管理轻服务,习惯于“管”“卡”“压”等传统的不够合理的工作方式,对被服务的社会成员习惯于居高临下、发号施令。长期以来形成了坐着办公的不良习惯,对普通民众的所思、所想、所盼和所愿缺少足够的主动了解和科学调研。相当多乡镇管理干部在自上而下的各种指令、任务、考核、应酬中疲于奔命,缺乏主动服务意识,习惯于运用行政权力对社会组织及基层民众进行管理,无暇也无兴趣关心基层民众的疾苦、问题和未来可持续发展。这种社会管理主客体之间的断裂使基层民众的诸多内在需求无法得到及时有效满足,为社会矛盾激化埋下了隐患。
2.乡镇政府职能错位与其他行动主体功能缺位,导致社会管理秩序失衡
目前我国基层的行政管理模式主要是韦伯式的层级制管理模式,它依赖于标准的工作过程,难以为提高效率提供有效的激励,而是着力于怎样避免犯错误,存在组织僵化等问题。随着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事务纷繁复杂,社会问题各式各样,社会需求千差万别,利益关系错综复杂。这导致乡镇政府难以灵活应对,管了很多管不了或管不好的事情,“越位”和“错位”现象时有发生,公共权力侵入私人领域的现象并不少见。有些事情没有人去管理,政府缺位,其他社会管理主体也缺位,社会管理秩序处于失衡状态。一些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无法正常表达,正当合理的利益得不到有效保护。这种不均衡状态甚至可能会使一些不法分子趁虚而入,为非作歹、祸害民众,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
3.乡镇社会管理旧模式的内在设置,难以应对急剧的社会变迁及随之出现的社会矛盾
农村基层社会矛盾频发及社会管理效果不理想的重要原因是乡镇社会管理过分注重基层的政治性而忽略了社会性。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农村正发生快速而深刻的变化,各种社会问题突出,比如贫富分化问题、土地问题、社会治安问题和社会分化问题等。但是乡镇既有的社会管理模式及其内在设置缺乏应有的弹性、灵活性及回应能力,难以适应快速的社会变迁和满足民众不断变化的多样社会需求,无法有效化解潜在风险和冲突,甚至会激化社会矛盾。近些年来农村时有发生即是一种体现。
(三)善治对乡镇社会管理模式创新的内在要求
乡镇社会管理旧模式的现实难题制约着改善民生的目标实现,必须通过不断创新来实现突破与发展。具体而言,善治对乡镇社会管理模式创新的内在要求主要有四点。
1.立足民众的需求和能力,把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贯彻始终
善治的核心出发点是以人为本。“善”意味着尊重民众意愿,提高民众能力,也意味着一个高效用和高效率的政府功能来努力满足所有公民增长的需求。随着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民众的需求不断扩展和提升,社会事务日益增多,社会管理的主体迫切需要重新界定与整合,以弥补政府单一力量的局限或不足。因此,社会管理主体不仅局限于政府部门,还需包括许多非政府部门。尽管目前我国社会管理的多元主体发展还不成熟,尤其是社会组织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能力尚不完善,政府应在社会管理主体多元化过程中起引导作用,着力推动专业化的社会服务,才能缓解政府压力,促进政府职能转变,使政府将精力和资源集中用于真正应发挥作用的领域,最大限度激发社会各方面的创造活力,增加和谐因素,减少不和谐因素,为民众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
3.注重内涵式发展,全面提升民众的自主性与能动性
善治强调民众的中心地位。因此,在乡镇社会管理模式创新中,必须充分调动民众的参与,真正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要注重科学调研,切实找准民众的关注点,使基层民众找到归属感和认同感,主动自发地参与到新的发展实践中来,而不是被动地听指挥,表面上服从,内心里却有不满或不情愿。要达到这一目标,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提升乡镇社会管理人员的整体素质,使他们真正具备贴近民众、深入民众、了解民众、带动民众、服务民众的理念与能力。同时还应借助各类社会组织激发民众的主动参与热情,促进民众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发展。
4.着力保障弱势群体的权利,增进社会的公平公正
善治观点认为,只有最贫困群体和社会弱势群体受益时,治理才是善治。他们的权益保障成为社会公平公正的重要衡量标准,也成为乡镇社会管理模式创新的底线要求。要建立完善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渠道,借助法治化、制度化、组织化与社会化的力量保障他们的权益,使他们在多元利益格局中获得应有的尊重。
社会工作作为理念、制度、方法和人才的综合体,其专业品性契合了善治对乡镇社会管理模式创新的内在要求,可为乡镇社会管理模式创新带来新的契机。
二、善治视域下的社会工作与乡镇社会管理模式创新
(一)社会工作对社会管理创新及社会治理的协同性与契合性
社会工作兴起于欧美,是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产物,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功能。它作为一种重要的制度设置与专业化力量,以“以人为本、助人自助、公平正义”为核心价值理念,用个案、小组和社区等科学的专业方法服务他人特别是弱势群体,旨在增进社会福利,促进社会互助和社会公平正义。随着我国各地探索实践的深入,社会工作正逐渐从直接服务扩展到参与社会管理,从解决社会问题扩展到预防社会问题。在我国社会管理体制走向多主体、多元化治理背景下,社会工作日益显示其重要性。
社会工作对社会管理创新具有重要的协同作用。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而社会工作的目标正是增强人的社会功能,关注如何帮助个人、群体或社区增强其发挥社会功能的能力。它通过各种专业方法,在家庭、学校、社区等方面开展工作,解决人们参与经济与社会建设的困难和障碍。社会工作对促进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财富公平分配具有重要的基础作用和专业优势。它不是把工作对象只看做被救济、被改造、被动员的客体,而是看做多元主体的一部分;它善于调动主客体两方面的积极性,从预防和发展的角度去分析和介入问题,从而有利于问题的真正解决。因此,社会工作可在实质上和深层次上参与社会治理。近年来,北京、上海、广东等地率先在社区管理、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领域引介了专业社会工作,满足了新时期的社会需求,使社会工作成为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机制,取得了良好的实践成效。
(二)善治视域下社会工作对乡镇社会管理模式创新的功能定位
1.理念优化
理念的优化是乡镇社会管理模式创新的关键所在。随着我国经济与社会转型不断深入,乡镇社会管理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多地表现为政府在推进改革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民生问题。在此背景下,以往强力的管控手段变得越来越不适应,理念的深层优化与转变刻不容缓。社会工作是一个关心人且认为只有尊重人和理解人才能改变人的专业,它把改进人类福祉尤其是弱势群体福祉作为自己的专业使命,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养分,且有一系列科学具体的方法保障其专业理念落实于实践,从而使乡镇社会管理理念优化的功能落到实处。因此,乡镇要改变传统的社会管理理念与旧模式,促进以人为本的柔性管理,逐渐激发基层民众自主性和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社会工作是一个重要的现实依靠力量。
2.方法改进
乡镇政府存在的核心价值是为基层民众提供服务。它是整个政府体系的终端,其所作所为及所提供的服务质量关系到民众的生存状态与政治信心。但是,由于政府工作方法以及既有体制方面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可能会导致乡镇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质量下降或者民众并非客观准确的评价,从而导致政府有心提供的服务无法达到民众的要求和期望。社会工作作为以科学理论为指导并致力于助人自助的专业与职业,对保障以服务对象为导向的服务质量有着科学的、成熟的经验和方法。因此,促进社会工作本土化,合理有效地在乡镇社会管理创新实践中融入社会工作的专业理念和方法,同时结合乡镇地方实际完善和落实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相关政策,将促进传统群众工作方法的创新,促进乡镇政府制定更有实效的政策和制度措施,更好地提供民众满意的公共服务。
3.风险化解
社会管理旧模式创新是一项系统工程,获得收益的同时也要承受代价和风险。随着我国经济与社会转型,乡镇社会管理模式创新必须要考虑如何有效化解社会风险。当前我国农村正处于高风险期和危机频发期,风险形态复杂多样,然而既有的农村社会管理模式侧重于事后应急性抢救,这种模式往往又强化了社会风险。社会工作的服务机构和专门人才秉承专业理念与科学方法,通过实践的广泛介入可形成制度化的影响力,帮助解决困难群体和边缘人群在物质和精神等方面的问题,及时化解社会不满情绪,防范社会风险。同时,社会工作的介入可使乡镇社会管理体系更好地预判基层民众的内在需求,采取及时且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从而化冲突于未发,降低社会管理风险。
4.人才支持
在乡镇社会管理模式创新的变革过程中,人才是主导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元素。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是具有一定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和技能,在社会福利、社会救助、扶贫济困、社区建设、婚姻家庭、残障康复、职工帮扶等领域直接提供社会服务的专门人员。这一独特的职业优势使其可为乡镇社会管理创新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持。因此,在乡镇社会管理模式创新中,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并对相关管理与服务人员进行社会工作素养培训,培育和孵化社会工作的服务机构、协会和服务站,将为乡镇社会管理创新提供多层次、立体化的组织与人才支持,使社会工作的理念优化、方法改进和风险化解等功能实现获得有力的人力资源保障,从而更好地发挥社会工作的制度化影响力。
三、社会工作推进乡镇社会管理走向善治的实现路径
(一)提升乡镇社会管理制度对基层民众需求的回应能力
1.加强乡镇社会管理制度以民众为中心的价值理念
善治特别强调民众中心导向,并认为如果不是以民众为中心,制度就会成为绊脚石。我国的经济与社会转型会打破既有利益格局而创造新利益格局,往往会使贫困群体特别是在转型中地位相对下降的群体产生剥夺感和心理不平衡。社会工作者一方面可通过澄清与沟通等方式,引导人们认识到因个人能力和社会条件限制造成的差别是不可避免的,一定程度上改变人们对其他阶层或群体的认知偏见与不满,减少观念差异及由此引发的利益纷争;另一方面可以运用优势视角和赋权理论,帮助弱势群体更清楚地分析环境及自身优势,提升其改善生活的主动性与能力。
2.以社会工作的理念和方法创新基层社会矛盾的调解机制
社会矛盾往往是由于人的需求未得到满足而产生,社会工作特别强调以人为中心及服务对象需求的满足,它运用科学方法和技能为有困难的人提供服务。乡镇政府可通过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等方式促进社工机构及专业人员参与到基层社会矛盾协调中,或者使一线社会管理工作人员熟悉和掌握社会工作技能并应用于社会矛盾化解。依靠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一方面能够帮助个人、家庭、群体解决现实问题,利用澄清、同理心等沟通技巧使矛盾双方更理性地对待矛盾;另一方面还可有效预防个人和社会可能出现的问题。社工机构和人员作为民众和政府的“中间人”,可通过对政策的反馈和干预,引导人们有序而理性地行动,优化社会矛盾的协调机制。
(四)促进乡镇社会管理旧框架内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协调与革新
1.改革乡镇政府的行动方式,给其他利益主体发挥作用创造空间
乡镇社会管理旧模式运行中过分依赖自上而下管控的状况是阻碍基层治理创新的关键症结。通过引入和渗透社会工作元素,可使乡镇政府在发挥职能时更多采取“助人自助”“平等协商”等方式,充分尊重其他行动主体的利益与想法;并逐步构建不同主体有序协作、共同参与的实践体系,实现从单一依靠政府向依靠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格局转变。基层政府可更明确多元利益主体间有序合作的边界,梳理清楚什么该管、什么不该管、该管的管到什么程度,给包括社会组织在内的多元利益主体发挥作用创造出空间,从而最大程度消减“无形之手”和“有形之手”在基层的弊端与不足,充分发挥“社会”的积极作用。
2.推进基层不同行动主体之间的资源共享与力量整合
基层社区是社会工作开展的重要载体,可以以社区为平台,扶持社会工作参与到基层社区发展中,培育社工服务机构,促进社区、社会组织、社工及其他社会力量之间的开放式联动,使民众需求得到更充分回应及更全面满足。针对当前社区行政化严重的情况,可采取科学化、专业化、人性化方法开展公共事务管理,逐步理顺社会工作与政府、社区、社会组织、居民之间的关系,形成资源共享、利益协调的和谐互动机制。着力发展民间社工服务机构,使之成为承载政府职能转变和专业人才施展才能的重要载体,培育各类与民众需求相关的社会组织,调动民众参与,激励社会组织发挥好协同创新功能,使基层社会的各种力量实现充分有效整合。
四、结束语
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必须在既有社会管理模式基础上通过破旧立新来稳步实现,不能急躁冒进,试图一蹴而就。乡镇社会管理的旧模式偏重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对民众需求缺乏响应,对社会的自主性欠缺关注,这种模式已无法适应新形势的要求。由善治理念引领的乡镇社会管理模式创新特别重视民众的中心地位和主体性参与,关注多元利益主体特别是弱势群体的权益保障。正是由于这一目标旨趣,使秉承“以人为本、助人自助、公平正义”理念的社会工作可在其中发挥独特而有效的功能,促进乡镇社会管理旧模式通过改革创新不断克服现实难题而趋于善治。不可否认,我国的社会工作尚面临提高社会认同度和资源整合力、健全基础性制度安排、推进职业化和本土化水平、提升政策倡导力与反思批判功能等现实问题。但可以预见,随着发展进程中上述问题的逐渐克服,社会工作在我国基层社会善治中的功能将得以更充分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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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社会事业的发展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健康持续发展。因此,它是提升农民群众精神和生活水平的有效途径,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农村有重要的意义。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因此,能被选派到这样的岗位上挂职锻炼,我感到十分荣幸。我相信通过2年的实践磨练,自身的基层工作经验和个人综合素质都会有较大的提高。
一、要坚持学习,不断提高基层工作经验
我很珍惜这次挂职锻炼的机会,在这2个月时间里,我抱着学习的态度,积极了解XX镇农村工作的现状,并利用空余时间学习相关的政策法规,努力拓宽自己的思想领域,不断提高自身的政策理论水平和处理解决各方面问题的能力。我还坚持在学中干、干中学,向身边的同事请教,不断摸索处理农村问题的经验方法。在各位领导的指导下和同事们的大力帮助下,使我在较短的时间内融入了工作角色。
众所周知,农村工作繁琐细微,每件事都关系着群众的切身利益,对每个问题的处理,也考验着我们乡镇干部的综合办事能力。因此,在工作中,虽然碰到了很多困难,但我始终相信只要坚持学习,以坚持不懈、积极向上的心态,努力寻求解决困难的办法就一定会有所收获。今后我会多下基层、坚持锻炼,努力学习,一定会提高基层工作水平。
二、要坚持走群众路线,做好群众的工作
以前,我在市里工作,对农村基层工作了解的甚少。真正到岗后,才慢慢意识到农村工作并不容易,以前的工作经验都找不到着力点,而且渐渐认识到要做好基层工作,必须以群众为根本,走好群众路线。在最近的工作中,我主要负责开展对6个村的调研工作。结合“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跟随党委书记不定期走访农民群众,了解他们的情况,掌握农村社会工作发展情况。这样因工作原因,我常常能够接触到农民群众,了解到农业生产及农村医疗、教育、公共文化事业等各方面的情况。
当然,有时要走很远的山路才能到达群众的家里。但我能够感受到群众质朴、热情的品质,在他们简朴平淡的话语中,寄托着对美好生活,增收致富的希望。有时他们的语言也很生动形象,和他们谈话,我也很轻松愉快,并且对进一步了解农村社会事业的现状有极大的帮助。因此,基层工作虽然辛苦,但能够锻炼人。组织让我到农村锻炼,也是对我寄予了厚望。因此,我要扎实开展农村工作,绝不辜负组织对我的信任和培养。要摒弃以往作风不切实、联系群众不够的缺点,心系群众的根本利益,做到实事求是,事无巨细,千方百计、尽职尽责地把群众的事办好。要学会换位思考,设身处地地为群众着想,才能做好基层工作。作为一名年轻的基层挂职干部,只有常怀爱民之心,常思群众所需,才能真正融入到群众工作当中去,更好地开展为民服务的工作。
三、要结合自身优势,谋求工作上的突破发展
在农村基层工作的这段时间里,我了解到农村社会事业整体还比较滞后。这里面除了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外,主要还是人民群众的接受度还不够深,对农村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形成了一定的阻力。在与农民群众交流期间,我也常常向他们宣传国家惠农政策和教育、医疗、社保等其它政策,积极联系实际,为他们做好相关的后续工作。
在农村,群众的文化程度偏低,经济生活水平也较落后。国家也高度重视农村建设工作,提出了新农村建设和出台了相关的“三农”扶持政策。因此,我要在本职岗位上,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做好相关工作,努力为农村社会事业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要树立“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工作观念,以严谨的工作态度,扎实的工作作风,饱满的工作热情,认真开展工作。多下基层,深入群众,倾听农民群众的心声,了解他们的实际困难,向他们宣传党和国家的相关政策,与群众打成一片,积极为民服务。
同时,要积极把自己融入到XX镇领导班子中。不把自己作为“外人”,要把自己作为一名“正式”工作人员看待,不能为自己找借口,做不好工作。要敢于担当,有所作为,主动承担任务工作。“上面千条线,下面一颗针”这就是对农村工作的真实写照。因此,我除了做好本职工作外,还应积极主动协助领导抓好其它相关的工作,增进自己的工作经验,为XX镇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出一份力。
四、认真反思,总结经验,为今后的工作奠定基础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农村进城隔代教养的祖辈老人生活困境与干预模式研究”(17YJC840042);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精准与有效:社会扶贫的理念创新及其实现路径”(201610304010Z)阶段性研究成果;南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
作者简介:高梅书(1974- ),女,江苏响水人,南通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社会工作;季甜甜(1996-),女,江苏南通人,南通大学管理学院学生,研究方向:社会工作。近年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社会工作在扶贫工作中的作用。民政部、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2017年6月联合印发了《关于支持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的指导意见》。该《意见》以助力脱贫攻坚为目标,以促进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发挥作用为核心,提出了一系列支持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的政策措施,为社会工作助力脱贫攻坚提供了制度指引。在脱贫攻坚阶段,精准扶贫成为关键词。精准扶贫是反贫困系统的综合实践过程,它更强调参与各方的能动性实践。精准扶贫要把目标的精准考量同效果意义上的精准联系起来,即脱贫效果要有持续性[1]。社会工作的优势视角强调对案主的需求、特点和优势进行科学评估,激发案主的能动性,在对话与合作中促进案主的自我成长和改变。可见,优势视角与精准扶贫的理念具有内在的契合性。因此,本文尝试将优势视角引入农村扶贫社会工作,阐述其基本理念、在扶贫工作中的优势及实践路径,以期抛砖引玉,引起学界对优势视角扶贫模式的广泛关注和研究,从而推动精准扶贫模式的创新发展,让贫困群体更快更彻底地摆脱贫困。 一、优势视角的含义及基本理念
优势视角是美国查尔斯?拉普教授及其团队于1982年在对慢性精神病患者的介入过程中提出的。该研究团队采取全新视角看待那些精神病患者,认为他们虽处于困境、具有疾病或人格缺陷但仍具有优势,而以往这些优势通常被他人和患者忽略。在治疗过程中,拉普研究团队不但充分挖掘精神病患者自身优势,而且充分运用社区资源帮助他们成功融入社区生活[2]。后来,美国堪萨斯大学社会福利学院教授丹尼斯?塞勒伯在《优势视角――社会工作实践的新模式》一书中将优势视角作为一种全新的社会工作实践模式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优势视角是在反思传统问题视角的弊端基础上提出来的,它弥补了传统社会工作中放大案主问题而对其优势、潜能关注不足的缺陷,认为所有的案主都是有潜能的,即便是处于困境中的案主也有改变的可能。优势视角对于案主优势和潜能的关注,在社??工作领域具有“范式革命”的意义。经过30多年的发展,优势视角已成为“社会工作领域的一个基本范畴、基本原理,是一种关注人的内在力量和优势资源的视角,开发并利用人的潜能,协助案主从挫折和不幸的困扰中挣脱出来,最终实现其理想的一种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3]。
优势视角的基本理念可以用以下几个核心概念来概括:第一,优势。优势视角不再是专注地集中于案主的问题,而把目光投向优势和可能性,认为任何个人、家庭、团体和社区都具有自身的资源与优势,即便是处于挫折、压迫、困难中的案主仍具有内在的潜能。“在创伤、痛苦和苦难的荆棘之中,你能看到希望和转变的种子……动员案主的力量(天才、知识、能力和资源)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标和愿望,这样案主将会有更好的生活质量。”[4]4第二,赋权。“赋权意味着帮助个人、小组、家庭以及社区在其内部或周围探求和扩展其资源与手段的意图和过程。”[4]14赋权概念强调:助人者要与案主和委托人之间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将案主视为积极的能动主体;扩大案主的能力和优势;关注个人或家庭与环境之间的互动。第三,成员资格。某个个体或群体,若没有成员资格,就可能有被边缘、异化和被压迫的危险。优势取向承认我们服务的所有人是某一种类的成员,并享有随成员身份而来的自尊和责任。第四,抗逆力。人们在遭遇严重麻烦时会反弹,个人和社区可以克服和超越严重麻烦的负面事件。抗逆力是一种面对磨难而抗争的能力。抗逆力是一个过程――源于迎接自己世界的需要和挑战的关于能力、知识、洞察力和美德的持续成长和阐明[4]16-17。 二、优势视角运用于农村扶贫工作中的优点
优势视角在扶贫工作中的运用,能有效弥补传统问题视角扶贫模式的不足,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有利于减少贫困的负面标签效应,让贫困群体获得应有的尊严
传统问题视角下的扶贫工作,大多只关注贫困者面临的问题,对其自身的优势和潜能关注不足,长此以往,贫困者很容易忽视自身优点,给自己贴上“问题标签”,会变得越来越没有自信。吉林大学的万艳对488个贫困者的心理状况调查显示,725%的人认为贫困影响到了自己的心理健康,953%的人认为低保户的身份给自己带来了负面影响,542%的人认为外界的人轻视自己且不愿与自己合作交流[5]。这种“标签”效应下的不健康心理会降低他们的自我效能感,使他们越发变得消极、悲观,看不到自身的优势和潜能,看不到生活的希望。优势视角强调为案主“赋权”,认为任何人都有其自身的优势,在介入过程中帮助贫困群体挖掘自身的优势,发现自己的潜能,激励他们追求自己的价值和梦想,找回自信和尊严。同时,突出贫困群体的优势可以改变外界对于贫困群体负面刻板印象,使外界认识到贫困群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能够对他们表达尊重和平等相待。
(二)有利于发挥贫困群体的主体性,避免其被“客体化”
我国传统扶贫模式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帮扶模式,也就是“输血式”的扶贫模式,主要是向贫困群体直接提供资金和物资援助。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认为资金的援助并不能真正改变贫困群体的现状,贫困群体更应该实现“能力脱贫”。虽然我国近年来的扶贫模式逐渐从“输血”模式向增能型的“造血”模式转变,但“问题视角”下的“增能型扶贫”也只是通过引入外来资金,兴办当地教育、建设基础设施和开展科技培训等方式开展,其间扶贫对象的主体性没有受到足够重视,具有“盲目增能”“被动增能”等缺陷。吉林大学教授李文祥对东北贫困山村――河村的扶贫实践研究发现,以所谓的“增能”扶贫为核心的河村大搞农业科技、小额信贷、就业培训,但在2005―2009年间的脱贫率和返贫率都达到了80%以上,呈现双高现象,并没有真正实现脱贫[6]。返贫率如此之高,究其原因,主要是在此过程中村民只是被动地配合扶贫项目行动,主观能动性未能有效发挥。后来,李文祥等人在河村已有的“增能型”扶贫的基础上开展“合作型”扶贫,既通过资源合作实现了增能,又在管理合作中引导村民养成与现代生产相匹配的观念与习惯,建立与社会相关部门的联系,从而实现了有效扶贫。正是在积极的参与管理中,村民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养成了与现代生产相匹配的观念与习惯,才使扶贫工作取得显著效果,并且这种积极观念和良好习惯的养成具有长期效应,能使他们最终真正意义上彻底摆脱贫困。
(三)有利于充分利用有效资源,提高扶贫工作效率
优势视角注重挖掘案主自身及其所在社区的资源优势,并对这些优势资源进行有效利用。传统问题视角下的扶贫工作往往只看到贫困者的问题,而忽视对其资源和优势的挖掘。比如许多扶贫项目经常会对扶贫对象进行“一刀切”的某种技能培训,而在培训之前并未对扶贫对象及其所在社区的能力、资源、优势和需求进行科学评估。中山大学张和清教授等人对云南绿寨的扶贫实践研究发现,之前基层政府在绿寨反复调整产业结构,传授给村民换种新品种(甘蔗、洋芋、青刀豆等)的多种技巧,结果都以失败告终,村民的生计状况并无好转,甚至许多农民负债累累。后来,张和清的扶贫团队竭力挖掘当地的优势资源,从当地居民最擅长的老品种水稻种植入手,帮助村民大幅度提高收入[7]。可以看出,绿寨后来的扶贫之所以能够成功,主要在于从村寨既有的优势入手,而不是盲目引进农业科技。优势视角要求对扶贫对象及其所在社区有足够的了解,充分重视在地资源,将外部资金、技术与扶贫对象及其所在社区的文化、历史、优势有效结合,保证扶贫资源的有效利用。 三、优势视角下农村扶贫社会工作的创新实践路径
优势视角专注于从案主内部建构自我支持,同时从外部建构社会支持,形成双向的社会支持网络。具体而言,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
(一)挖掘贫困群体的优势,提升其人力资本
1.开展“优势视角”教育,进行“精神扶贫”。受自身弱势的经济状况、边缘化的社会处境等因素影响,贫困人口大多从“问题视角”看待自己,缺乏自信,看不到自己的优势和潜能,甚至不少人在传统的“输血式”扶贫模式影响下形成“等、靠、要”的依赖思想,陷入“精神贫困”。这种“精神贫困”会成为一种精神桎梏使贫困者裹足不前,甚至自我贬损,消极退缩,影响外界扶贫介入措施的实施效果。若要使扶贫工作精准有效,首先要开展“精神扶贫”。根据优势视角理论,精神扶贫可以从赋权和抗逆力训练着手。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赋权就是“将案主视为?e极的能动主体”并“扩大案主的能力和优势”。几乎所有的事情在某种特定的条件下都可以视为一种优势,尽管最初这样的优势并不明显,甚至表面上看起来不可能。人们不但获益于成功经验,而且获益于受到的挫折[4]72-73。上文还提到,“抗逆力是一种面对磨难而抗争的能力”“人们在遭遇严重麻烦时会反弹,个人和社区可以克服和超越严重麻烦的负面事件。”基于这些对人的优势、潜能、战胜逆境能力的乐观假设,扶贫者对贫困群体开展精神扶贫时首先要学会接纳和聆听,案主的故事和叙事都包含着他们的优势、兴趣和愿景。要为受助对象创建一个充满关怀和信任的环境,通过积极的设问,引导案主发现自己的优势和潜能,并从中获得自豪感,进而激发其改变现状的内在动力。比如可以问一些“生存问题”:当你必须面对无数的挑战时,你是怎样坚持下来的?你如何面对生活中的困难?或者面对这些困难时,你心里在想什么?哪些困难给了你特殊的力量?你需要依赖哪些特殊的品质才能战胜困难?还可以问一些“例外问题”:生活中哪些时候感觉状态还可以?你是怎样进入那种好的状态的?生命中的哪些时刻或者事件曾经给了你特殊的抗逆力和指导[4]77-78?通过这些问题的询问,引导扶贫对象看到自己在面对困难时并非总是束手无策,还是有自己的解决办法,从而有信心实现从自我怜悯到重生、从失败到复活、从抗争到抗逆的转变[4]74。
2.挖掘优势,依据各自优势进行分类技能培训。扶贫者可以通过以下几类问题的设问来挖掘贫困群体的优势和资源:首先,问一些“可能性问题”:你所追求的未来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你喜欢做哪些事情?我如何帮助你达到你的目标?第二,问一些“评价问题”:当人们表扬你时,他们一般会表扬你的哪些方面?第三,问一些“支持问题”:什么人给了你特殊的理解、支持和指导?这些人给了你哪些不寻常的东西?在过去的日子里,什么样的社团、组织曾经对你有过特殊的帮助[4]75?通过“可能性问题”和“评价问题”的询问,可以帮助案主发现其被忽视的优势。比如案主想要改变贫困处境的意愿;对扶贫工作者的信任和积极配合的态度;在某些方面有自己的兴趣、爱好、特长;健康的身体;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等。通过“支持问题”的询问,可以挖掘扶贫对象可以利用的资源。
在对扶贫对象优势和资源充分挖掘的基础上,根据各自优势对其进行针对性的分类技能培训。一方面,分类培训要结合每个人的年龄、文化程度、兴趣、特长等因材施教。对文化程度较高者要结合其特长、优势进行一些技术性强、科技含量较高的技能培训。对文化程度较低者虽然不适合开展高技术含量的技能培训,但要结合其自身优势开展一些针对性培训,比如有些女性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动手能力强,可以对她们进行一些手工技能的培训。另一方面,对扶贫对象的技能培训要与其所在社区的发展方向和目标相配合,使个人的发展与社区的发展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根据优势视角理论,社区的发展也要充分重视本社区资源和优势的挖掘,这样才能事半功倍。
(二)挖掘社区资源与优势,促进社区资产建设
美国学者迈克尔?谢若登上世纪90年代提出了资产建设理论。他将资产分为有形资产(主要是指货币储蓄、金融债券等经济资产)与无形资产(包括个人信用、人力资本、文化资本、社会关系网络、政治资本等)[8]。下面着重从中观的社区层面探讨如何挖掘社区的物质、文化及人际资源促进社区资产建设。
1.挖掘社区物质优势与文化优势,促进社区“有形资产”建设。社区的物质资源主要包括当地的气候环境、土壤、水资源等自然资源以及“农林牧副渔”等产业资源。社区发展应该因地制宜,与当地的自然环境相适应并重视在地资源的挖掘。“社区建设催化着扎根于本地生活和优先性的变迁过程……社区自己的优势或是其解决问题的能力被视为核心所在。”[4]16比如在以农业为主要产业的地区就应在农业发展方面做文章,挖掘当地农民在农业方面的既有优势,并进行进一步的技术培育和提升。张和清教授的团队在云南绿寨的扶贫就是成功范例。在以渔业为主的渔村,则应充分发挥当地渔业优势,并进行一些产业化的运作以锦上添花。比如在广西北部湾的渔村,有人建议进行旅游资源的开发,发展休闲渔业[9]。若是在具有良好自然生态的村庄,则可以结合当地的生态环境,进行资产建设。比如台湾地区一个名为“桃米里”的村庄以“生态社区营造”为方向,成功实现了从一个传统农村向结合有机农业、生态保育和休闲体验的教育基地转型,目前与日月潭一起被大陆游客所了解,成为大多数大陆游客赴台旅游的必去之地。[10]
除了社区物质资源的挖掘,在扶贫工作中,还要深入挖掘当地的文化资源,发展特色文化产品和文化项目,促进文化产业化,增加社区有形资产――经济资产。“优势视角在扶贫方法上更加注重个别化和差异化,符合当地社会文化背景和贫困群体实际需求成为衡量扶助方法专业性的重要指标[11]。文化资源的挖掘目前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已有较多实践,大多数以民族特色手工艺品及民族舞蹈、音乐等形式呈现,尤其在旅游业较为发达的地区做得比较好。其实,其他非少数民族地区也有各地独特的文化可供挖掘利用,或者即便文化特色不够鲜明,也可以盘活在地资源进行“文化深耕”。在此方面,日本的“造町运动”及台湾地区的“社区营造计划”值得借鉴。无论是日本的“造町运动”还是台湾地区的“社区营造计划”都特别重视“在地性”和“文化性”。比如?_湾地区山楂脚社区挖掘了红茶文化,再造了传统的红茶产业;桃米村重新认识到当地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利用青蛙、蜻蜓、蝴蝶等在地资源打造生态旅游产业。
2.提升社区社会资本,促进社区“无形资产”建设。谢若登的资产建设理论中的无形资产主要包括个人信用、人力资本、文化资本、社会关系网络、政治资本等。社区中的无形资产就是指社区成员所拥有的上述资本。社区成员的人力资本等内容在上文已经加以讨论,此处着重对社区成员的社会关系网络建设问题进行讨论。加强社区成员之间社会关系网络的建设有助于提升社区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就是指社会连结,以及伴随而生的规范和信任。”[12]1普特南对意大利的研究发现,决定地区政府是否有效运作的重要因素是结社生活是否有活力,以及在这个区域里陌生人之间的信任程度。[12]7类似地,要想促进贫困农村社区的发展,除了各级政府自上而下的政策、资金的扶持以及提高村民个人的人力资本,还必须加强社区的人力资本建设,加强社区居民之间的连结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信任,这样才能使政策更有效地执行,资金更高效地利用。那么,如何加强社区民众之间的连结和信任?可以运用社会工作的小组工作方法,帮助村民组成多种民间社会组织,通过在组织内的互动、交流,协商社区事务,共同探讨脱贫致富之路,同时还能提高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多例实践案例已经证明了社区居民自下而上的参与对推动社区发展的重要性。比如钱宁教授的团队在云南的扶贫实践中,通过建立社区议事会、社区文化夜校、妇女小组和农业技术小组、建立社区发展基金等多种草根组织,由村民自己推选负责人,自己组织活动,管理资金,协调生产、学习活动,取得了良好效果。经过一年多的实践,村民们不再像开始时那样消极被动,而是能够积极参与商讨社区事务,自己组织起来解决社区问题,社区参与意识和能力显著提高[13]。社区居民最了解自身需求,只有充分发挥当地居民的主观能动性以及他们的聪明才智,才能真正使扶贫工作满足他们的需求,不至于出现服务与需求脱节错位现象。需要强调的是,在农村社区人力资本建立过程中,要充分发挥乡村精英的作用。有研究发现,乡村精英对地方内在资源与文化底蕴了解充分,在农村内源式扶贫,特别是关注贫困主体自我发展能力、探求地方特色反贫困路径的过程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14]。
(三)链接社会资源,促进多方合作
除了提升村民的人力资本以及促进社区资产建设,还要发挥社会工作链接社会资源的功能,帮助村民建立外部的社会资源网络,推进村民与政府、社会、市场间进行有益互动。
Abstrast: Wenchuan earthquake has brought the huge disaster for the disaster area people ,so many were injured and disabled. probing into effective pattern of treatment and rehabilitation in solving this part of crowd has been the focal point which the society pays much attention , The article tries to take an example on the practice about disaster area social work in lixian Sichuan , The introduction about the model of crisis intervention helps analyze and solve the earthquake injured's treatment and the rehabilitation question.
关键词:地震 危机介入 干预
Keyword: earthquake crisis intervention intervention
作者简介:钟涛(1981-),男,湖南株洲人,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社会工作系讲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村社会工作、青少年社会工作;朱帅,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社会学硕士研究生;卢慧雅,万强,四川阿坝州理县湘川情社会工作服务队薛城社会工作站一线社工。
一、案例背景
祁某,女,21岁,未婚,羌族,四川理县薛城镇蒲溪人,汶川大地震前迁往薛城镇沙金村居住,家里有父母和两个哥哥。她曾为四川九寨沟某艺术团演员。2008年7月6日,祁某因余震致使脊椎受伤,受伤后到平武县医院做治疗,2008年7月18日转到绵阳市骨科医院做第一次手术,手术费共花了2万多元,除此之外,加上各种复查费和医药费花了1万元左右,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共花了3万多元,家里的积蓄全部用完并负债。第二次手术的时间是2009年7月份,也是手术关键时期,此次手术需要花费约7000元,目前还差5000元的缺口,才能够完成第二次手术。
自受伤后,祁某一直无法接受这一事实,原先活泼开朗的她像变了个人似的,整日将自己锁在家里,沉默寡言,对任何事情都没有兴趣,有时甚至无缘无故向父母大发脾气,这让她的家人束手无策。其父亲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2009年4月10号,来到社工站向社会工作者求助,希望得到帮助。
二、问题的诊断
根据从案主本人及其家人那里了解到的情况,工作者将案主的问题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心理问题。案主因地震受到重伤而引发了一系列的心理问题,如容易暴怒、很无助、情绪不稳定等。案主的情绪变化无常,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案主经常感到生活无法继续,却也不知如何去改变。
2、经济问题。案主父母均为农民,两个兄长外出打工,家庭收入偏低,高昂的治疗费用给这个家庭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压力。家里很难凑够第二次的手术费用,导致案主难以及时进行康复治疗。
3、身体康复问题。第一次手术后,祁某背部脊椎受损处被植入钢板,走动、出行面临着很大的困难,经常卧躺在床上或封闭在家。由于缺乏专业的康复指导,自己和家人也都不懂如何进行手术后的康复训练,导致祁某手术后的康复进展缓慢。
4、就业问题。案主由于地震致残,正处于治疗康复期,无法工作,先已被九寨沟艺术团辞退。祁某失去了心爱的工作,没有了自己的经济收入,更重要的是无法实现自我价值,无法获得成就感。
三、介入目标与个案工作理论模式
(一)工作者确定的工作目标
1、经常与案主聊天,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逐步深入开展心理疏导,帮助案主减轻心理压力稳定情绪。
2、让案主尽快认识到自己的身体状况,逐渐开始进行康复训练。
3、进行资源连接,协助案主顺利完成第二次手术。
4、整合社会资源,帮助案主重新树立自信心,实现就业。
(二)个案工作理论模式
危机介入模式。危机是个人面对人生重要目标受阻的情况,或是经历紧张性的事件、情境时,会感觉到运用过去习惯性的处理机制,不足以应付当前状况所产生的状态,或找不出解决对策,陷入无力感状况,引起情绪起伏变动、激烈不安、紧张及其它异常反应状况。它包含有四个因素:1、影响个人突发的事件或情境。2、有明显的严重的情绪懊恼。3、此时个人不能系统地解决问题,心理高度脆弱,防卫性降低,无力处理问题。4、在短时间内,个人一定要做选择和设法取得平衡。总之,危机情境具有问题的复杂性和紧急性,用寻常解决问题手段不能应付,因此需要危机介入。
对于案主而言,她的心理和社会功能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治疗康复状况,但是由于家庭经济原因不能顺利完成第二次手术,并且案主及其家人都缺乏康复知识和技巧,这些导致案主伤病难以及时得到康复治疗,而已产生失落、沮丧的情绪。这种情况就需要社会工作者整合案主周围社会支持网络,帮助她尽快完成手术,正确进行康复训练,协助案主尽快在短时间内处理当前的危机,恢复社会生活功能。
四、个案工作介入
(一)工作前期(一个月左右)
1、工作者陪案主聊天、散步,为案主提供一个轻松的交流环境,找一些轻松的话题介入,鼓励案主多交流,积极倾听案主的诉说,降低案主接触工作者所带来的焦虑和不安,与案主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
2、逐渐地增加交谈时间,趁机与案主多交流。工作者在交流过程中收集有用的资料,了解案主内心的真实想法,给与案主支持和信心。
3、联系湖南援川医疗队骨科医生(驻理县人民医院),由案主的父母陪同,到理县人民医院检查,并接受康复知识和技巧的培训。
4、工作者了解到香港复康会在汶川开展康复医疗服务,该机构在汶川设点,专门为在地震中致残或受伤人员提供免费医疗康复服务。工作者联系到该机构,并就祁某的情况与该机构负责人进行了充分沟通交流,最后该机构决定为祁某提供全免的康复治疗服务。
(二)工作开展阶段(一个月左右)
1、工作者陪案主每天坚持康复锻炼一个多月,案主精神状态和身体状况比刚见到时好了许多。案主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有了更清楚的认识,相信只要坚持康复锻炼,身体会慢慢好起来的。在康复锻炼时间陪案主聊天,让案主对于自己身体的康复状况有更正确的认识,减轻心理压力。
2、鼓励案主与父母多交流,协助案主学习表达感情,与家人建立良好的关系;并鼓励案主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事,适当活动活动身体。同时,与案主父母进行交流,让他们尽量多抽时间陪伴案主,多与案主交流谈心。
3、工作者与案主同村的几位好友交流,这些积极乐观的女孩子也很愿意帮助案主改善目前的精神状态,在工作者和案主好友的鼓励和陪伴下参与驻村社工组织举办的各种康乐活动,通过参加此类活动,案主认识了更多的朋友,逐步扩大交际圈,也逐渐找回了自信。
4、做好资源连接,与香港复康会保持联系和合作,由复康会的香港康复专家来案主家进行康复训练,并商定7月初安排案主前往成都接受第二次手术。
(三)巩固发展阶段(两个月左右)
1、7月2日,案主在其母亲及工作者陪同下来到成都第二人民医院,五天后成功进行了第二次手术。在手术后住院的25天中,案主受到母亲的悉心照料,工作者也陪伴了案主三天。工作者每天都与案主交流聊天,一起探讨手术后的康复以及康复后的打算。在未能陪伴案主的时间内,工作者也定期通过电话与案主进行沟通,协助案主稳定情绪,以一个积极健康的心态来面对眼前的一切。
2、7月28日,案主和母亲从成都回到了家中,工作者与案主的家人和亲友举办了一个小型的欢迎会。每个人都表达了对案主的衷心祝福。在欢迎会上,案主还演唱了独具特色的羌族歌曲,获得了亲友们的热烈掌声,案主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3、工作者坚持陪案主进行手术后的康复训练,并引导案主对未来生活的进行积极的思考与探索。案主初中毕业后未继续读书,一直在艺术团从事演出工作,工作者考虑到案主以后的发展,曾联系到长沙民政学院,建议案主继续深造,但被案主回绝了,她认为自身学历低,难以跟上学习进度,并且多年的工作经历已让她对校园生活失去兴趣。
4、工作者从薛城镇政府了解到,灾后重建的规划中,薛城将被打造成阿坝州乡村旅游古镇,目前正处于古镇修复与开发阶段,后期将需要一批当地导游和文艺工作者。工作者将这一消息告知案主,案主表示出很大的兴趣,在工作者的协调和帮助下,案主已在旅游管理部门报名。
(三)结案阶段(一个月左右)
1.工作者告诉案主,由于还有其它工作,一个月后就不能每天陪案主进行康复锻炼了。工作者帮助案主回顾整个个案过程,巩固案主已经取得的成果,增强结案后案主面对自己问题的信心。
2.案主的精神状态和健康状况好了很多,与家人能够很好的交流沟通,现在他们一家人生活其乐融融。空闲时间案主也时常与同村的朋友们一起聊天玩耍。在社工的鼓励下案主还成为了一名青年志愿者,经常参与组织驻村社工举办的各种活动。
五、评估
工作者通过每次的观察以及多次的访谈,归纳总结出案主的改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与工作者的关系。从最开始的排斥、不信任到可以敞开心扉交谈。
2、情绪方面。由刚介入时悲观失落、情绪不稳定,时而脾气暴躁,到现在情绪稳定,脸上露出笑容。
3、与父母关系方面。由刚开始时的封闭沉默,乱发脾气,到相互理解,能有效沟通交流。
4、康复效果方面。介入前,案主不能主动自觉地坚持康复锻炼,康复速度缓慢。介入后,能每天坚持康复锻炼,康复速度加快。
5、治疗方面。介入前,案主及家人为第二次手术费用问题发愁,介入后,工作者通过资源连接,帮助案主免费完成了手术。
6、工作方面。由刚开始时对未来感到渺茫,不知所措,到有了明确的目标和方向。
六、反思
1、工作者主要采用了危机介入模式。介入时,引起危机的事件或原因具体化、清晰化。在危机介入时,工作者的角色是提供信息和建议,需要时可以积极、主动、直接并系统化地介入。要鼓励案主面对未来,而且社会工作者在特定阶段还要做案主的榜样,让案主知道怎样做才是有效解决问题的方法。医生及专家为案主提供的诊疗和康复建议,特别是工作者为案主联系到香港复康会为其提供免费康复治疗服务,这极大的增进了案主对自己身体康复的自信心,,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案主的悲观情绪和疑虑。这一方面说明身体康复对地震受伤人员来说非常重要。
2、个别化原则强调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都有自己的独特性,社会工作者根据案主自身的特点和需求,灵活的运用社会工作的方法和技巧,有针对性的开展个案工作。本案中案主积极配合、第三方也积极主动配合工作者的工作是本案成功的关键。
3、汶川大地震导致了大量地震受伤或致残人员,这一人群的治疗康复与发展成为灾后重建工作中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希望高校培养越来越多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同是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社会工作服务中,为需求人群提供帮助与服务。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