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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自然经济的强化是不争的事实,但对其演变的轨迹则有不同的看法。魏晋封建论者认为战国秦汉是商品生产和流通十分繁荣的商品货币经济时代,或交换经济时代,并强调这种商品经济是与奴隶制生产相联系的。汉魏之际的变化是从商品货币经济到自然经济的变化,它成为封建制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1] 我们认为,战国秦汉商品经济尽管相当发达,但仍然没有脱离自然经济的范畴,它的基础是封建地主制下的小农经济;汉魏之际的变化是自然经济范畴内和封建制范畴内的变化。为了把这个问题搞清楚,我们的眼光不应停留在人口增长还是耗损,城市繁荣还是萧条,钱币通行还是废弃等现象上,还应该深入考察当时基本经济单位的经济构成及其变化。
一、 战国秦汉农民和地主的经济构成
战国秦汉社会的基本经济单位有农民,有地主,他们经营的内容和规模有很大的区别,但其经济构成基本上都是自然经济(主要指自给性生产)与商品经济(主要指商品性生产和商业活动)的结合。
战国秦汉主要生产者是个体小农,这是史学界公认的。战国秦汉小农比之战国以前的小农,与市场发生较多的联系,按孟子的说法,他们“纷纷然与百工交易”(《孟子滕文公上》)E┟裥枰谑谐∩瞎郝蛞恍┧窃偕匦氲纳柿虾蜕钭柿希饕褪恰豆茏印匪档摹榜珩曛逐Α焙秃捍芳谐3L岬降摹盃琅V质场薄N耍┟癖匦胂蚴谐√峁┫嘤Φ纳唐罚谒堑募彝ゾ弥校丫艘徊糠治私换欢械纳煌保笔迸┮道投室烟岣叩健懊袷呈参逯取钡乃剑┟褚灿锌赡芟蛏缁崽峁┫嗟笔康氖S嗖贰T谡庵智榭鱿拢哟呵镎焦士迹鱿至肆街智八从械耐怀鱿窒螅阂皇桥寮小!豆茏?#8226;乘马》说“聚必有市”,东汉王符《潜夫论浮侈》说:“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都是指的农村集市。二是商人插足小农再生产过程。他们利用小农经济力量薄弱、农业生产周期长、自然灾害各地交替频繁发生等特点所导致的地区间、年度间、季节间的丰歉不均、余缺不均,从事贱买贵卖活动。又因此有政府平籴政策的出台。小农经济的这种变化,为战国秦汉商品经济的繁荣提供了最广阔的基础。不过,战国秦汉的小农经济仍然是以自给性生产为基础的,在总体上仍然属于自然经济的范畴。其主要表现形式就是耕织结合,春秋战国之际以来它一再为人们所称引和强调。《尉缭子治本》说:“夫在芸耨,妻在机杼,民无二事,则有储蓄。……春夏夫出于南亩,秋冬女练[于]布帛,则民不困。”就是这种耕织结合的典型描述。商鞅变法规定“戳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第一次明确把耕织作为农民的本业。汉代皇帝的诏书多“农桑”并提,地方官吏也把耕织结合作为劝农的基本模式。不从事家庭纺织而买衣穿的农家是存在的,但不能夸大其数量[2] 。战国秦汉农民也有从事专业化商品生产的,不过并不多见。
战国秦汉的地主经济也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不过按不同情况各有侧重,从而可以区分为不同类型。记载比较具体的有大家熟知的西汉末年樊重的田庄。史称樊重“世善农稼,好货殖”,是一个拥有“田土三百余顷”、“赀至巨万”的大地主,他的经营以“陂渠灌注”的大田农业为主,包括畜牧业、渔业、桑麻、果树、经济林木、手工业、商业等项目,还放高利贷。他虽然也从事货殖活动,但经营活动的立足点是自我满足各种需要,如“尝欲作器物,先种梓漆,时人嗤之,然积以岁月,皆得其用”,以致能够做到“闭门成市”。[3] 这种类型,我们姑称之为“田庄型”。崔寔《四民月令》描述的地主田庄,也属于这种类型,但时代已经比较晚。这些记载反映的都是较大地主的情况,中小地主生产规模不会有这么大,经营项目也不会有这么多,但恐怕多数以自给性生产为主,可以划归这一类型。另一些地主从事大规模商品生产。如《西京杂记》卷四载陈广汉资业:有米二囷,分别为七百四十九石和六百九十七石;有诸蔗二十五区,可收一千五百三十六枚;蹲鸱三十七亩,可收六百七十三石;千牛产二百犊;万鸡将五万雏;另有羊豕鹅鸭、果蓏肴蔌无算。这些产品应该主要是为出卖赢利而生产的,但从产品种类的繁多并以粮食为大宗看,其中必然包含了自给性生产,或者竟是以自给性生产为基础的。这种类型,我们姑称之为“货殖型”。《史记货殖列传》列举了不少以“千亩”、“千石”、“千足”计算单位的大规模商品性农牧林渔生产项目,其经营者应该就是“货殖型”的地主。不过这是为了计算“富比王侯” 收入可“与千户侯等”的假设数字,并不能认为它是普遍存在的形态,也不能认为都是纯粹专业化的商品经营。其实,即使是《史记》《汉书》的《货殖列传》中所记载的大商人和工商业家,也不是经营单一的项目,而是同时经营多种项目,并往往多兼营农业。如春秋战国之际著名商人范蠡,在辅越灭吴后至齐,“耕于海隅,苦身戮力,父子治产”,“致产数十万”。后至陶,“要约父子耕畜,废居,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居无何,则訾累巨万”(《史记越世家》)。故《盐铁论水旱》云:“陶朱为生,本末异径,一家数事,而治生之道乃备。”又如入汉以后“以铁冶为业”的宛孔氏,“大鼓铸(冶铁业),规陂池(灌溉农业),连车骑,游诸侯,通商贾之利(长途运销的商业)”(《史记货殖列传》)。经营酒业、剪刀业等工商业的“长安宿豪大猾东市贾万”等,也同时是“兼并役使”的豪强地主(《汉书王尊传》)。对这类货殖家,司马迁以“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即以经营工商业发财致富,又以兼营农业作为其支撑和保障)来总括之,说明他们也是以某种自给性生产为依托的。[4] 由此可见,所谓“货殖型”和“田庄型”的区分只有相对的意义。
魏晋封建论者认为战国秦汉的商品性农业和手工业,都是与奴隶制生产相联系的,是很可商榷的。汉代的确存在使用奴隶从事农业的事例,但如前所述,王莽、荀悦等人关于汉代豪强地主普遍采取租佃制的描述,不是举几个例子所能否定的。而且魏晋封建论者所举的例子中并没有使用奴隶从事专业化商品性农业生产的具体证据。汉代“豪人”常兼有地主和商人的双重身分,而“豪人”以“役使”依附性人口为主,当然也应该包括主要从事商品性经营的地主在内。这并不是单纯的推测,而是有据可查的。东汉末年的李衡曾“密遣客十人,于武陵龙阳汎洲上作宅,种甘橘千株。临死,敕儿曰:‘汝母恶吾治家,故穷如是。然吾州里有千头木奴,不责汝衣食,岁上一匹绢,亦可足用耳。’……吴末,衡甘橘成,岁得绢数千匹,家道殷足。”这就是大史公所说“江陵千树橘”、“收入与千户侯等”的一例,应属“货殖型”商品经营,而他所使用的劳动力是依附农——“客”。[5] 李衡的行为并非自出心裁,在他同时和以前应该存在类似的经营模式。如东汉末年东海郡的糜竺,“祖世货殖,僮客万人,赀产钜亿”,后来他还送给刘备“奴客二千”[6] 。“僮客”即“奴客”,可以理解为僮奴和客两种身份的人,也可以理解为身份类似僮奴的客。无论如何,糜竺家族是使用依附性的“客”从事“货殖”活动的,这正可与李衡遣客植橘相印证。如果说,这些例子时代太晚,不能算数,那么,好吧,让我们回头再来看看宁成的例子吧。宁成经营土地是当作买卖来做的,所以他说:“贾不至千万,安可比人乎!”他是地主、商人一身而二任焉,属于从事商品生产和流通的”货殖型”地主,他“致产数千金”的家当亦足以与汉代最著名的货殖家媲美。如前所述,他这种货殖型经济是建立在租佃制的基础之上的,其出售的商品相当一部分当是来自租谷,或是从租谷转化而来的。[7] 至于商品性手工业中的生产者,使用奴隶可能较多,也未必都是奴隶,甚至主要不是奴隶。例如,在深山穷泽从事盐铁生产的“豪民”,主要依靠“役利细民”,而不是使用奴隶[8] 。这些事实说明,那种认为汉代从事商品生产和流通的货殖家都是利用奴隶劳动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从上述材料我们还可以看出,汉魏的依附性佃农,主人是可以直接遣使他们从事某种劳动的,并不等同于后世经济上完全独立的佃农,但由于书阙有间,已难考其详了。
总之,战国秦汉时代,无论农民还是地主,其经济构成都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从总体上看,主要从事自给生产的农民数量最多,是社会的基本的生产者;在地主中,也以从事自给性生产为主的“田庄型”地主为多;即使是“货殖型”地主,也往往要在一定程度依托于自给性生产。因此,这个社会尽管商品经济有长足的发展,仍然属于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存在着许多与近代市场经济相悖的经济观念和经济行为,价值规律虽然在经济生活中起着一定的作用,以至在一定范围内出现某种类似平均利润率的倾向,但是,广大农民和很多地主,都不是根据价值规律来行事的,价值规律并没有成为社会资源配置的基础。这个问题牵涉广泛的方面,限于篇幅,不可能在这里展开。
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经济的研究,人们注意到在长期战乱中人口的的耗减,耕地的荒芜,城市的萧条,钱币的废弃等等事实,作了不少很好的论述,但是,对于作为基本经济单位的农民和地主的经济构成的探讨仍然不够。我们打算对此作一些粗略的考察。这一时期自然经济的强化已是公认的事实,需要讨论的,主要是农民和地主经济中商品经济成分是否已经消失? 注释
[1]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何兹全:《自然经济和依附关系——使中国中古社会和前后社会区别的两大特征》,天津会议论文。
[2] 参阅拙著:《从〈管子〉看小农经济与市场》,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对战国秦汉小农耕织结合程度的估计》,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4期。
[3] 《后汉书樊宏传》,《水经注》卷29《比水注》。
[4] 参阅耕播:《战国秦汉工商业家兼营农业小考》,《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2期。
[5] 《三国志》卷48《吴书孙休传》注引《襄阳记》。
[6] 《三国志》卷38《蜀书糜竺传》。
以文明史观审视古代东西方文明,可以分别梳理古代东西方文明的基本内涵及其内在联系。
一、梳理基本内涵
文明史观认为,人类文明由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个部分组成。
1.古代物质文明。高中历史必修课程中主要概述了古代中国长期居于世界先进水平的农耕文明的发展历程及其成果,涉及一个专题,包含自然经济、小农经济两个重要概念,以及农业、手工业、商业等领域。自然经济是自给自足的经济,生产目的不是为市场交换需要,只是为了满足生产者本身或经济单位需要的一种经济形式。小农经济强调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农业经济,在铁犁牛耕技术出现和普及、封建土地所有制确立之后产生。古代中国以农立国,精耕细作是我国传统农业经济的基本特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我国古代农业社会生产的基本模式。古代中国的手工业享誉世界,官营手工业的发达和私营手工业的发展是当时手工业的主要特征。农业的发展,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
2.古代政治文明。这部分内容主要涉及两个专题,包含贵族政治、官僚政治和民主政治三个重要概念。贵族政治就是奴隶制国家和封建制国家由世袭贵族的代表人物掌握政权的政治制度;官僚政治就是政府权力掌握在官僚手中,官僚政权以国家或者民族利益为理由,随意掠夺普通公民自由的政治制度;民主政治即奉行多数人统治的一种政治制度。
随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的建立,我国开始出现早期国家政治制度。王位世袭制、等级森严的分封制和血缘关系维系的宗法制是古代中国早期政治制度的主要特点。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争霸,到秦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以皇权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度建立起来。历经汉魏、隋唐至宋元,皇帝与宰相之间的权势此消彼长,中央与地方争权斗争接连不断,最终皇权不断强化,中央集权逐渐得到巩固,明清时期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发展到顶峰。中央官制、地方行政制度和选官制度的演变,是政治制度发展过程中的三条重要线索。中央官制主要包括秦朝的皇帝制度、三公九卿制度,唐朝的三省六部制,明朝内阁制,清朝军机处等;地方制度主要涉及秦朝的郡县制、汉初郡国并行制、元朝行省制度;选官制度主要涉及汉朝察举制、魏晋九品中正制、隋唐科举制。
雅典的奴隶制民主政治、体系宏大而缜密的罗马法,是被奉为西方文明之源的古希腊罗马文明的代表。梭伦改革动摇了旧氏族贵族世袭特权,保障了公民的民利,为雅典民主政治奠定了基础;克利斯提尼改革基本铲除了旧氏族贵族的政治特权,公民参政权空前扩大,确立了雅典民主政治;伯利克里统治时期,雅典民主政治发展到顶峰。公元前5世纪中期,《十二铜表法》发表,标志着罗马成文法的诞生;在罗马帝国对外扩张过程中,公民法逐渐演变为普遍适用于罗马统治范围内一切自由民的法律,即“万民法”;6世纪,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组织编纂罗马法,汇成《民法大全》,罗马法是欧洲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完备、影响广泛的法律体系。
3.古代精神文明。这部分主要涉及三个专题。以儒学为主流的古代中国的思想文化源远流长、蓄积深厚,对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影响深远,还极大地影响了东亚和东南亚思想文化的发展,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世界文明史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中国古明和发现,领先于同时期西方国家,对周边国家乃至世界文明进程,都产生过巨大影响。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如诗词、小说、书法、绘画、戏曲等,异彩纷呈、绚丽多姿,具有多元一体、多民族融合、吸收外来文明成果、雅俗共赏等特征,从不同方面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风尚和时代风貌。
古代希腊的智者学派和苏格拉底等人关于人的价值的阐述,把对神的关注转向人间,试图从实际出发探究宇宙万物的本来面目,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蕴涵着西方人文主义的萌芽。
二、把握内在联系
古代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物质文明是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政治文明反作用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是一定经济、政治环境的产物并在自身传承中得以发展,又反作用于物质文明与政治文明。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演进,例如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是耒耜农业发展到铁犁牛耕农业阶段,适应小农经济、精耕细作为特征的农耕文明的发展而形成的。此后,中央集权制度的不断完善,成为了中国农耕文明发展的保证,成就了中国古代思想、科技、文学、艺术等灿烂的文明成果。明清时期,中央集权制度下君权的强化,是传统农耕文明高度发达与外来文明因素摩擦的结果。
建立在传统农业基础上的中央集权制度,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以明清时期为例,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并且在封建专制层层重压下缓慢地发展,旧制度的衰落和新的社会因素产生,首先在思想界里反映出来。当时的思想界出现了一批反对传统儒家思想和封建专制主义腐朽统治的思想家,他们批判继承了传统的儒学体系,使我国传统文化重新焕发了生机。但是,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专制制度下统治者继续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极力提倡程朱理学,清朝实行闭关锁国,致使近代科技与工业文明没有诞生在当时科技与经济发达繁荣的中国。
古希腊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有利于发展海外贸易和工商业,是民主政治产生的经济基础;海外贸易、殖民活动及其他经济、文化交往活动使古希腊形成宽松自由的社会环境,并较早地接受平等互利的观念,是民主政治产生的社会条件;小国寡民、独立自主的城邦制度是孕育古希腊民主政治的摇篮。奴隶制民主政治发展到顶峰,雅典成为希腊政治和文化中心,人们越来越多地参与政治生活,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日益突出,于是,在智者学派代表人物、苏格拉底、柏拉图等思想家的思想中,蕴涵着西方人文主义的萌芽。
1.农田水利工程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基础
随着农业经济的迅速发展,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已无法满足现代农业生产的发展特点。各地不断利用现有的技术手段来满足农业生产的需求,但近年来各地高发的灾害性天气,如干旱、洪水、涝灾等现象,严重威胁着农作物的收成,影响着农民的经济收入。通过农田水利工程,可以及时缓解并解决这些问题,做到旱能浇、涝能排,实现农作物的增产增收。大量实践证明,重视并发展农田水利工程,必能获得林茂粮丰、人富民安的同时,还能降低灾害性天气对农业生产、农民生活、人类安全的危害,促进社会的繁荣和谐。
2.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和发展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
加强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是社会进步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具体体现,是实现现代农业的基础。加强农田水利工程、水土保持工程、防洪排涝工程、饮水安全工程等,不断提高农村用水安全。借助农田水利工程,充分利用有限的淡水资源,节约减排,循环利用,提高水能效。加大对水资源的整治力度,保护和营造绿色环境,发挥农田水利工程的潜能,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生产设施,改变农民生活环境,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促进农村社会的和谐与繁荣。
3.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和发展是维护生态平衡的前提
加强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和发展,是社会文明的标志,是维护生态文明、保护农村生态环境的迫切需要。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和发展,不仅仅是农业生产的需要,也是人类文明的体现,更是保持人类与生态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人类利用农田水利工程,来改造自然条件,提高抗灾减灾能力,保持生态平衡,使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加强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实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的最大化,促进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4.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和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重要措施
历史原因造成了我国二元制的社会结构,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城乡差别逐渐加大,矛盾日益凸显,农民收入低,生活质量不高,生活环境较差等,已成为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重大问题,如不及时加以解决,将严重影响经济建设及和谐社会的稳定发展。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和发展,不仅可以逐步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提高农民生产条件和生活环境,同时还能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生产效益,增加农民收入,逐渐缩小城乡差距,使城乡居民共享社会进步发展的成果,促进社会和谐、繁荣稳定、国泰民安。
5.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和发展是确保增产收入的重要途径
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农民的收入及生活水平都有了显著提高,但距离小康社会水平仍有较大差距,因此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保护生态环境平衡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质量是实现农村社会小康水平的前提、关键。农业生产离不开水,农民生活离不开水,水是农业生产、农作物良好生长、人类生存的命脉。因此,今后要把传统水利优势与现代水利技术有效的结合,不断建设并完善各地农田水利工程设施,以满足农业生产、农民生活、经济发展的新要求,充分发挥农田水利工程的作用与优势,确保社会经济、人类社会、生态环境的良好发展。
6.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和发展是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举措
长期以来,我国农业生产特点是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即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人们采用人力、畜力、手工工具、铁器等为主要的手工劳动方式,依靠世代积累下来的传统经验发展,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居主导地位的农业。是采用历史沿袭下来的耕作方法和农业技术的农业生产方式。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相比虽然具有低能耗、低污染等优势,但却产量低、效率低。当前,我国正处在发展现代农业的关键时期,完善的农田水利工程设施是农业标准化、现代化、生态化、集约化的标志,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和发展是促进农业生产高效高质的保证。因此,要充分利用农田水利工程为农业生产服务、为农民生活服务、为经济发展服务、为和谐社会服务。
二、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的意义
水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一种资源,全世界的淡水资源仅占其总水量的2.5%,而且有近70%以上被冻结在南极和北极的冰盖中,加上难以利用的高山冰川和永冻积雪,有87%的淡水资源难以被人类利用。目前,我们能够利用的淡水资源仅仅是江河湖泊、降雨及地下水中的一部分,约占地球总水量的0.26%。目前,世界各地都缺少淡水资源,而我国又是一个严重干旱缺少淡水资源的国家,中国水资源总量排在世界第6位,但因人口众多,人均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世界银行统计的153个国家中排在第88位,虽然淡水资源总量为28000亿立方米,但人均只有2200立方米,是全球13个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而且还有一个令人担忧的现实问题,就是我国的水资源分布极不平衡,东南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土地占国土面积的36.5%,但其水资源分配量却占全国水资源分配量的81%;而其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国土面积占全国的63.5%,但其水资源分布量仅占全国的19%。我国又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每年各地均有灾害性的自然现象的发生,如洪水、风暴、冰雹、干旱、地震、山洪、泥石流等,每一种自然灾害我们都无法改变。因此,加强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和发展,充分利用现有现有的技术手段与措施,加以科学预防和防范,减少因干旱、暴雨、洪水等灾害给农业生产造成的影响,规避各类灾害对人类安全造成的威胁。
任何学科都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及其特殊矛盾,关于财务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已有所研究,但有关学科对象的特殊矛盾问题似乎是一个尚未开垦的领地。科学地认识财务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及其特殊矛盾,无论是对财务管理理论的开拓,还是对财务管理实践的开展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关于财务管理学研究对象的思考
关于财务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我国财务学界一般将其归结为企业再生产过程中的资金运动,其具体内容就是企业的筹资、投资、用资和收益分配活动。按照同样的思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财务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则是企业再生产过程中的资本运动。采用归纳法可将商品经济社会企业财务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归结为企业再生产过程中的价值运动。限定在商品经济社会,这种认识无疑是正确的。由这一认识又可以得出另一个结论:财务管理是商品经济、货币经济的产物,企业再生产过程中的价值运动也就是财务管理学的一般对象。进而可以认为:在商品经济社会产生之前,是不存在财务与财务管理活动的。对财务管理活动及其财务管理对象的这种认识,可以说是我国财务学界的主流观点。
那么,这种认识是否正确、人类的财务活动是否是商品经济的产物?笔者认为这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历史事实表明,在自然经济、实物经济的社会中,经济组织之间就存在着借贷活动。对这种债权债务的管理显然是不能纳入物资管理或实物管理范围的,它同现代财务管理中债权债务的管理相比,只有形式上的不同,而无本质上的区别。如果认为自然经济社会不存在财务活动,那么,自然经济社会中的借贷活动、税赋交纳活动等又应称为什么经济活动呢?
笔者认为,为与历史事实相吻合,应将财务管理对象归结为经济组织(生产流通组织)的社会财富运动。
就一般意义而言,人类的生产过程是使用价值或物质财富的生产过程。而人类的生产活动又总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进行的,必须取得特定的社会属性和社会形式。也就是说,人类的生产不仅具有物质属性和社会属性,还形成生产的物质方式与社会方式。生产既是物质属性与社会属性、物质内容与社会形式的统一,又是物质财富生产与社会财富生产的统一。
生产的物质方式是指物质生产过程中生产的主客观要素的技术结合方式,它是由生产的技术基础决定,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生产技术基础的变革而变化的。科学技术的发展阶段不同,生产的物质方式的表现形态也就不同。马克思曾对人类物质生产过程的变革做过详细的考察,他以劳动资料的发展为标志,把这个过程划分为三个大的历史发展阶段:手工工具阶段、大机器阶段和自动化控制系统阶段。总之,物质生产方式作为一个动态系统,会随着人类认识与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而不断向前发展。尽管生产的物质方式决定着生产的社会方式,但它并不直接构成财务管理的内容,构成财务管理内容的是生产的社会方式,确切地说是特定的社会财富的生产过程。
生产的物质方式是现实生产力的运动方式,生产的社会方式则是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特定生产关系的运动方式。生产的物质方式的变革必然会引起生产的社会方式的变化,已存在过的生产的社会方式有氏族公有制生产方式、小生产者私有制生产方式、资本生产方式和社会公有制生产方式等。在自然经济社会,财富同样具有其特定的社会属性和社会形式。债权、债务的发生和债权的收回以及债务的清偿等都是财富的社会运动形式。这类经济活动同现代同类财务活动相比,显然是无本质区别的。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成为社会的特定财富,生产过程表现为资本的运动过程,资本运动的目的是为了实现资本的增值。在这一生产方式下,财务管理就是对企业资本的运动过程即资本的增值过程进行的管理。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资料同样转化为商品,具有价值,企业生产的目的同样是为了价值增值。但为了同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生产目的相区别,我国学术界把公有制条件下的生产资料称为资金而不称为资本。这样在我国,财务管理便是指对企业的资金运动进行的管理。资金运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资金的形态、结构、数量的变化;二是指资金运动中产权结构和收益分配等经济关系的形成与变化,即财务关系的形成与变化。这些构成了企业财务管理的基本内容。企业的资金运动是有规律的,在一定的程度上是由市场机制调节的。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就是作为一种自觉的力量融合到企业资金运动之中管理与调节资金运动过程,使之按比例、协调、顺畅、高效率地运行,实现企业价值增值目的的。
一般来说,财务管理就是经济组织(生产、流通组织)对其所拥有或控制的财富及其财富运动过程进行的管理。在商品经济社会,财务管理则是企业对其资金或资本运动过程进行的管理。经济组织的社会财富的运动过程构成财务管理学的一般研究对象,企业的价值运动过程则成为商品经济社会财务管理学的特殊研究对象。
二、关于财务管理学研究的特殊矛盾的思考
曾经指出:“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财务管理学研究的是什么特殊矛盾呢?按照我国经济学界对财务管理学的认识,财务管理学是研究企业如何进行资金管理的一门学科。在商品经济社会,人们若要进行生产经营活动,不仅要投入人力、物力,还必须投入一定的财力,即资金或资本。没有财力的投入,也就不会形成人力、物力的投入。资金或资本是企业重要的不可缺少的经济资源。人们投入资金或资本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或剩余价值,是为了资金或资本的增值。马克思指出,资本就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资金或资本作为体现着特定生产关系的社会财富,是一种稀缺的经济资源,而人们对利润或剩余价值的追求却是无限的,这样便产生了资金或资本投入与资金或资本产出之间的矛盾。
企业资金的投入与产出的矛盾,实际上就是资金使用的效率问题,即资金的投放、占用、耗用的效率问题。只有解决了资金的效率问题,做到低投放、低占用、低消耗,实现高产出与适度积累,企业才能做到顺利经营和持续发展,否则,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就可能萎缩,甚至破产。财务管理学中有关投资决策、筹资决策和流动资产管理等内容均属于或涉及企业资金的效率问题。
企业的资金或资本是特定的生产关系的物质载体,资金或资本运动必然体现着现实的经济关系。如资金的投入体现着产权或债务关系,税金、股利、工资的处理体现着分配关系等等。这些经济关系在财务管理学中被称为财务关系,具体包括企业同投资人的财务关系、企业同国家税收人的财务关系、企业同债权人的财务关系、企业同债务人的财务关系、企业同员工的财务关系以及企业投资人之间的财务关系等等。这些经济利益关系,既有相互统一、相互协调的一面,又有相互对立、相互矛盾的一面。这些关系处理得好,则有利于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否则,便不利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或有害于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企业财务管理学中的有关资本结构与财务风险的管理、债权的管理、债务的管理、利润分配的管理等内容基本属于企业财务关系的处理问题。
总之,在商品经济社会,财务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企业资金或资本运动中的基本矛盾,即资金的投入与产出的矛盾、相关利益主体的利益矛盾。前者主要是如何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的问题,后者主要是如何维护各利益主体的经济权益的问题。这就是财务管理学所要研究的特殊矛盾,财务管理学所研究的全部内容都是围绕着这两个基本矛盾展开的。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谐社会
[中图分类号]G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09)01-0060-02
1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条件和可能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的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基本上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物质基础和价值保障。
1.1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具有高效率的运行机制
在历史上,资本主义让市场经济初试锋芒,就显示了巨大的威力。资本主义在不到一百年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因此不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像马克思所说的劳动与资本的交换是多么地不公平,但整个社会的财富毕竟增加了,尽管个人分配相对不公平,但对整个人类来说毕竟是进步了。30年前短缺经济的状况至今令人记忆犹新,计划经济把我们带入了普遍贫穷的死胡同。而我们引入市场机制后,社会财富就像喷泉一样涌现出来,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1.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人们提供了平等竞争的机会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之间经济上的收入差距的确拉大了,但无法否认的是机会均等却大大加强了。一个基本事实是,计划经济造成了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即农民与城镇职工这两个社会阶层的身份不平等及与之相伴的全面的机会不均等。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平等主要是机会均等,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职业、自由参与竞争、自由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机会均等意味着尊重人们的自由选择,这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倡导的。
1.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实现社会共同富裕的可能性
在自然经济条件下,财富是大自然的恩赐,人们更多注意的只是财富的分配而不是财富的创造,这意味着一部分人“富”了,另外的人就一定“穷”。因此,自然经济条件下社会不和谐是不可调和的。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富主要不是来自于大自然的恩赐,而是人的创造,创造财富是人类对来自制度的鼓励和刺激的一种反应,某种制度越是能提供对人类创造力的刺激,这个社会创造的成果、财富也就越多。在这一制度下,人类创造的财富会不断增长,社会分配就是对不断增长的财富的分配。
1.4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了人们之间的契约关系
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是商品生产关系,这是一种建立在双方平等、互利、自愿基础上的契约关系。诚信是这种契约关系的基石,法律则是维持这种关系的保障。市场经济条件下,诚信是为取得某种权利而必须付出的一种义务,它是参与商品生产、经营者的必要品格。市场经济作为法制经济,遵守法律是每个人的义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有超越法律的特权。从这个意义上讲,市场经济规范了人们的行为,每个人都必须遵守一定的“游戏规则”,而这正是和谐社会的保障。
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缺陷需要通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来完善
从理论上看,市场经济并不是万能的,它有明显的弱点和消极作用。市场经济导致社会财富分配不公、造成两极分化,这是价值规律作用下的必然反映,有其客观规律性,也是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国家为实现经济发展和政治统治,也在一定程度上采取措施解决这样的问题,缓和经济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但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如何也不能克服由基本矛盾造成的单个或局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无论如何也不能摆脱追逐超额利润的破坏性后果和根本局限。所以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是为了避免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为探索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开辟新途径、积累新经验。
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正处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双重体制并存,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被打破,而新的市场经济体制虽然已经建立起来,但仍是框架式的,存在不少的漏洞;我国的体制改革虽然减少了资源行政性的配置,但仍存在“双轨”,行政性垄断权力直接介入市场,资源行政性配置产生了严重的腐败现象,使少数政府部门或官员利用权力谋取私利,侵占社会财富,削弱了社会调节贫富差距的能力;社会保障体系还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严重滞后于经济的发展,保障的覆盖面窄,农村社会保障普遍缺失,导致大量的社会成员甚至作为社会主体的工人、农民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被边缘化,成为弱势群体。
可见,仅靠市场本身不仅无法实现社会公平以及社会和谐的一系列重要价值,也难以解决关于社会发展的一系列问题。我们只有通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既发挥市场经济的优势,又有效克服其带来的缺陷。
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统一
3.1 民主法治的社会
市场经济是法治的经济,任何一种经济体制都具有一种特定的有关经济活动的游戏规则,而现代市场经济作为一种体制的根本游戏规则就是基于法治的规则。因此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完善法治,法治和民主政治也是很有关联的,法治本身就包含着平等、正义和公平的价值判断,民主是完善法治的重要保证,二者是相互依存的。因此,可以说民主法治既是和谐社会的目标要素,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要求。
3.2 公平正义的社会
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公平标准是最多被用来问责市场经济的,而市场经济实际上蕴涵并强调公平,这种公平是一种过程的公平,是机会的公平,民法和经济法的首要原则就是平等自愿、等价有偿原则。公平和正义是社会文明和进步的重要标志,是保持社会稳定的深层次基础,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
3.3 诚信友爱的社会
诚信友爱就是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是市场制度中市场文化内涵的基本观念、思维方式和道德规范,它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同时又作为社会契约的基本表现形式和市场制度的构建而存在着,它是市场规则的组成部分。在市场经济中,遵守诚信原则可以获得更大收益,信用可以作为企业的生产力,品牌的力量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因此,完善的市场规则包含诚信友爱原则,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增强了社会的诚信友爱。
3.4 充满活力的社会
充满活力就是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市场机制是最具活力的机制,单个人、单个组织分散决策、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理性的人会在约束条件下,充分发挥自身主动性和创造性达到预期目标。因而增进社会活力的改革应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
3.5 安定有序的社会
安定有序就是社会组织机制健全、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保持安定团结。但安定有序的社会并不排斥竞争,竞争是市场经济最大的特点,市场经济也是竞争的经济。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市场交换实质上是一个动态均衡的过程,价格形成是均衡的结果,均衡本身就是一种和谐。理想的市场体制最终能够达到稳定有序的状况,这种状况就是经济学所称作的经济的核。虽然这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但可以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参照、努力的目标和方向。因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想目标也是社会稳定有序,符合和谐社会的价值标准。
3.6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任务,是在发展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历史过程和社会结果。”显然,在今后一段时间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构建和谐社会贯穿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整个过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深化和拓展的重要方面,也即完善市场经济的过程就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条件和可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需要通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来实现,两者相辅相成,是目标同一的过程。
参考文献:
[1]曲迎波.强化新农村建设中金融支持的六大对策[J].中州学刊,2006(5):67.
[2]张素瑜.完善农村金融体系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J].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6(5):42.
一、对外交往路线经历了由陆路为主到海路为主的变化
我国的对外交通在两汉时期初步形成。在张骞“凿空”的基础上,丝绸之路逐步形成规模,成为我国对外交往的主要通道。这时虽有海上丝绸之路,但由于我国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都在黄河中上游地区,同时造船技术不发达等因素,所以不占主要地位。到唐朝时期,随着南方经济的发展和造船技术的进步,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一样成为主要通道,形成了“水陆并举”的局面。到了宋代以后,因为经济中心南移,北方处于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西北的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而造成交通不便,造船技术和指南针应用于航海等航海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所以海上丝绸之路成为对外交往的主要通道。尤其是到明清时期,不管是郑和下西洋还是荷兰侵占台湾都是通过海路。
二、交往的商品由丝绸为主到瓷器为主
在我国古代的对外交流的商品中,丝绸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为我们赢得了“丝国”的美誉。尤其在古罗马,来自东方的丝绸一度成为奢侈品的代名词,备受贵族的推崇,以至于罗马皇帝被迫下令禁止穿着丝绸。但就整体而言,古代交往的主要商品还是发生了变化。唐代之后,瓷器在对外交往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瓷器的英文china也与中国的英文名称china紧密相连。发生变化的原因笔者认为有以下一些:一是养蚕缫丝技术的外传。在汉代时期,通过丝绸之路,我国的铁器、丝绸和养蚕缫丝技术,以及铸铁技术、井渠法就先后西传。二是陶瓷业的发展。唐代“南青北白”局面的形成,宋代景德镇瓷都的出现,元代青花瓷的创造,标志着我国陶瓷技术的发展。正是瓷器制作越来越精美,所以大量的瓷器外传。在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作《群神图》中,画家就把来自中国的青花瓷放在突出的位置上,反映出当时欧洲人对中国瓷器的格外珍视。三是交通的变化。我国对外交通经历了由陆路为主到海路为主的变化。在陆路,丝绸因为轻且不怕颠簸运输更加便利,而在海路,瓷器不怕雨水的侵蚀而更适合运输。
三、科技文化的交流历经了东学西渐到西学东渐的过程
中国古代科技文化交流的变化主要源自于古代科技地位的变化。由于国家统一稳定,经济发达,教育完善,古代科技在宋元之前一直领先于世界。在此基础上,对外传播科技一直是古代对外交往的一项重要内容。从汉代至宋元,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铸铁技术、养蚕缫丝技术、数学、医学等就不断向外传播,从周边国家到西亚再到欧洲、非洲。尤其是四大发明的传播,对欧洲历史的发展进步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为欧洲新航路的开辟、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及资产阶级革命创造了条件。但是到了明清时期,由于专制制度的空前强化和文化专制政策,导致中国古代科技没有能够转化为近代自然科学,在近代自然科学方面我们开始落后于西方。一些西方传教士纷纷来华,把西方的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知识传入中国,如利玛窦、南怀仁。中国的士大夫知识分子也积极引进西学,为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注入新的生机。在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中就专门介绍了《泰西水法》,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中也收录了西洋红夷大炮铸造法。这表明海外技术的传入已经成为人们不可缺少的知识。
四、对外政策由开放到闭关锁国
现代教育观念指导下进行的类似与科学“探究式”学校德育,尊重和发挥人的主体性和主动性。在这过程中,个体不是被动接受各种道德灌输,盲目的模仿和崇拜,而是主动的对现有的价值体系、行为规范进行独立思考,并在分析理解的基础上做出选择,把保存和积累着人类道德经验的道德认识和道德要求变成自己内在的观念和情感,把社会要求变成自己的需要,是由传统的“授受”走向民主的、尊重主体的、重视自我内化过程和合作分享的过程。“探究式”德育的实质就是“教会学生选择”,是让学生在多元化的社会环境中,经过道德冲突的困惑、思索、求助和解决来培养道德判断能力,把自己的道德冲突内化为稳定的道德品质,是个体自我体验、自我选择的过程,也是一种积极主动地吸收、辨别、内化的过程。学生探究的过程就是,就是一个能动的、自我教育、自我建构的、自律的过程。面对实践中道德判断中的困境和冲突,学生在探索和求证中提高适应、鉴别和应变能力,逐步建构自己的道德价值世界。
从心理学上来看,谈到德育,我们就会不可避免地透彻理解品德的心理结构。一般人认为道德品质包括着道德认识(人们对行为规范的理解,对是非好坏、善恶等的认识)、道德情感(人的道德需要是否得到满足而产生的内心体验)和道德行为(是在道德动机的具体表现与外部标志,他也是实现道德动机的手段)方式三种心理基本成分,由于品德的基本成分的复杂性,因而品德形成与一般知识的学习相比有其特殊性。学习的一般规律,既适用于知识学习也使用于品德学习,但是由品德学习所引起的行为变化应该相对于知识学习所引起的行为变化更突出其认识、情感、行为三者的统一。作为道德的几个品质的几个组成部分,三者是缺一不可的,而且,这三者本身又各自有其不同的等级水平,在培养道德中都要兼顾到。对其中任何一项的过分重视和对其他部分的忽略,都不能培养出完善的道德品质,比如传统的“授受式”的德育属唯智论者,其过分强调道德的认识部分,过分突出道德认识,而缺乏对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和道德行为的培养,将道德学习视为一般的知识的学习,割裂了品德心理结构,是违背心理学规律,是造成学校德育“多耗低效”的根本原因。从认知心理学角度,我们发现传统强迫服从和授受式的德育是道德主体缺失的教育,是完全违背人的认知发展规律的。建构主义的先导皮亚杰确信“学习最基本的原理就是发现”。根据他的观点,他认为知识既非来自主体,也非来自客体,而是在主体和客体间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建构起来的。一方面,新知识要获得意义需要以原来的知识为基础;另一方面,新经验的进入又会使原有的经验发生一定的改变,使他得到丰富、调整或改造,这就是双向建构的过程。所以学习不是知识由教师向学生的传递,而是学生建构自己知识的过程,学习者不是被动的信息吸收者,相反,他要主动建构信息的意义,这种建构不可由其他人代替。受教育者是德育过程的主体,德育过程应该尊重和发挥人的主体作用。
从教育学上来看,传统的德育方式是一种封闭的、保守的教育范式。传统的学校德育,由于自身的依赖性决定了他不可避免的封闭性。市场经济带来了大众传媒的迅速发展,成为超过家庭、学校的“第三学校”,社会形态的转变正面和负面的影响通过家庭和大众传媒,影响到学生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有调查表明:当前学生的赶消费、追求名牌、享乐主义的盛行越来越多的把学习和将来的前途联系在一起,集体注意精神淡漠,以自我为中心,但他们的主体意识增强,有自己的独立判断,具有经济头脑,法制观念,自我保护意识,对社会腐败现象的批评,以及对平等权利的追求。学生的行为是社会变化的缩影,因此学校德育仅靠学校是不行的,必须借助社会和家庭的力量。但是,传统教育仍然一意孤行,不顾社会开放和价值多元的事实,仍用封闭的教育模式,将学生置于理想环境中,脱离现实世界。同时,他无视多元社会给社会道德体系带来的冲击,回避由此引起的道德困惑,不能很好解决价值观的冲突问题,从而使得学校德育表面化、肤浅化、空泛化。学校只是要求学生应该“做什么”、或者“必须做什么”,而忽视了“为什么这样做”。其结果,必然导致学生出现“迷茫”、“困惑”,对我们的道德教育,对老师、家长的循循善诱产生怀疑。这也将社会的道德教育引向死“胡同”。同时,传统的德育更是一种脱离生活的教育,他缺乏民主性。杜威曾指出“教育即生活”。学校教育是生活的一部分,其本身就是教育,学校教育与生活是融而一体,密不可分的。生活实践是学生道德发展的源泉,他可以提供丰富而生动的道德教育素材。脱离了现实生活,道德教育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学生无法把空洞的说教和现实生活与现实道德困境联系起来,无法与教师、家长产生共鸣,这种教育当然是徒劳的、低效的。传统的道德教育方式无视现实生活和学生道德认知发展水平,一味地进行原则性的、非功利的理想的、脱离实际的教育,使学生产生许多无法解决的道德困境,很难把“教条式”的道德认识转换为道德实践,最后造成知行脱节,更使学生主体性的失落。
从社会学的视角看,传统的道德教育实践忽视了这两种我国现存的社会形态。即,情感型社会和契约型社会。这也就是我国德育缺乏针对性和实效性的重要原因。传统的德育是和封闭、落后的自然经济相适宜的,是自然经济的产物,尽管以前在培养传统美德方面起过重大作用,但是,它现在已经不能适应我们商品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已经落后于我们时代前进的步伐。对于契约社会是在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产生的,表现为大都市及各种组织,如市场、贸易公司等。在这种形态里,人的主体意识增强,敢于追求自由、平等、公正,尊重能力本位和竞争取向的价值。在这种形态里,人与人之间是各种契约的关系。这往往导致人与人之间关系是陌生的,相互疏远和冷漠,相互信任度较低,人们容易感到空虚与无助。这种形态下的德育就排除灌输,重视学生的德育理性(如价值的判断和选者的能力)的培养。所以,综合我们国家特殊的社会形态,即:我国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形态的变迁,即从情感社会向契约社会形态的转变和共存,就要求当前德育一方面以传统情感社会形态的目标、内容为基础,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尤其是要培养学生的民族精神,另一方面将重点放在契约社会精神的培养,同时注重培养学生合作、关心、同情、友善、宽容等人类美德。
机械工程这门学科主要是用来研究和解决在开发设计、制造、安装、运用和维修中遇到的各种机械理论与实际问题的应用学科。它主要以自动科学(数学、力学等)和技术科学(设计学、材料学、制造学)为理论基础的。机械工程学科的两个重要内容就是机械学与机械制造工程学,机械学对应于机械系统从构思到实现的设计阶段,机械制造工程学对应于制造阶段。
2机械工程的发展与社会进步的互动
2.1社会生产和社会进步需要机械工程技术的发展
自18世纪60年代,产业革命在英国发起以后,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技术革命便开始了:蒸汽技术革命。纺织机械行业是最先应用蒸汽技术革命的行业,第一次技术革命的主要标志便是蒸汽机的广泛使用,蒸汽机的大量使用使工业生产实现了从手工工具向机械化方向的转变。蒸汽技术革命是资本主要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在蒸汽机被广泛应用的推动下社会生产力开始大幅度的提高,蒸汽机的发明促进了整个工业生产机械化的进程。18~19世纪的工业革命以及资本主义大生产之所以能够顺利的进行,一个很重要的技术因素就是机械工程技术的发展。
2.2机械工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机械工程技术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英国是发生工业革命最早的国家,由于在实际的工业生产中引进了机械化,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在英国提高较大,据相关资料显示,从1770年到1840年,这短短的70年,平均劳动生产率在英国提高了近20倍,其工业生产值占到了世界工业产值的50%左右,成为了“世界工场”。在近一个世纪内,很多国家都是用机械工业来支撑整个国民经济的,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中机械工业占有重要的地位,很多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靠机械工业的发展带动的。
2.3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产业结构是指国民经济各个产业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和相互联系。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是不断变化的,它的变化主要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进行的。需求因素、供给因素、技术因素、社会因素等等,都是优化产业结构的因素。而在这些因素中技术因素是最根本、最主要推动产业结构优化的因素。产业结构的优化过程实际上是通过各生产要素在各产业之间流动从而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就目前的产业结构状况而言,机械工程的发展是推动现代社会产业结构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目前我国的工业比重正在一步一步的增长,农业比重正在不断的下降,并且农业的发展正在由传统农业向着机械化,现代化的方向转变。
2.4对生产方式的影响
生产方式的变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生产方式依次更替的过程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机械工业推动了封建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被机械大工业的发展彻底的瓦解了,机械工业开始逐渐的控制了整个社会的经济命脉。
2.5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
是中国社会近代人们意识形态开始变迁的第一个。中国机械工程的发展受到了的大力推动,同时我国机械工程的发展,也为的蓬勃发展创造了条件。虽然中国的最终失败了,但在这期间好多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开始在中国渗透,为我国后来社会意识形态的突变创造了基础。机械工程技术的发展不但影响着社会生产力的变革,使社会物质基础不断的得到积累,同时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3机械工程的发展趋势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计算机、传感器、通信技术等一些高新技术正在不断的发展,市场的需要也开始出现了个性化和多样化的趋势,未来的机械工程的发展将以提高机械加工的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为目的,来研制和发展一些新的机械产品。根据本人多年的学习经验预测未来的机械工程的发展将朝着以下几个方向发展:1)机械工程的信息化;2)机械工程在设计技术上的现代化;3)机械制造技术将向精密制造、绿色制造和成形制造的方向发展;4)机械制造工业的虚拟现实技术将不断完善;5)先进的机械制造生产模式将不断的出现。
4总结
如今,很多企业已经意识到“品牌农业”的重要性,看好农产品品牌化的未来发展,但是,做农产品品牌难,难在它有一些特殊性,重视并且认清这些特殊性,才可能把品牌的事情做对。
特殊性之:规模
长期以来,许多优质农产品一直做不大,总是徘徊在自然经济的状态中,问题出在没有上规模,高度分散,做出来的所谓的品牌体量太小,销售太少,影响力也就太小。因此规模与集中,是做农产品品牌的前提。
先说规模。没有规模,就无法进行大规模统一化生产、加工和营销。
比如上一条深加工生产线,不到三个月原料就用完了,这样的话,产品由于要摊销设备成本,想不贵都难,产品没有竞争力,市场影响力也无从谈起;没有规模,就无法生产统一质量标准、统一标志标识的产品,一批产品一个样,今天与明天不一样,是做不了品牌的;没有规模,信息平台、交易平台、流通渠道要么没有必要建立,要么建立成本太高,得不偿失。
所以,做有价值的农产品品牌,上规模是前提之一。种养上规模,加工上规模,营销与流通上规模。
以茶产业为例。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号称有七万家,这里国字号、老字号、资本新军、个体户等一个都不少。从2011年茶行业前20强来看,最大茶企年营业额仅15亿元,这20强多是大宗原料茶流通企业,真正的品牌茶销量所占份额极少。
相反,不产茶的英国品牌立顿,不为中国茶自然产区所形成的品类所困,他们多地采购原茶,然后调配成味道统一的立顿红茶。有数据显示,中国每年茶产业产值为300亿元人民币,而立顿茶叶年产值约23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中国茶产值的三分之二。
许多颇具特色的农产品,像茶产业一样地散、杂、小,想做品牌而做不成,是一种普遍现象。
那么,做品牌与上规模谁先谁后?生产规模、市场销量的形成与品牌声誉的形成可以是一块起步、相辅相成,也可以在资金的支持下,先做规模后做品牌。
Tips:
中国最大的酸性水果出口加工商熙可集团CEO朱演铭,曾经因自己的规模太小受到过两次刺激。
一次是接到一个有关柑橘生产的超级订单,可惜的是国内找不到产量可以匹配的柑橘生产基地;另一次是2010年他到巴西考察,乘坐巴西农业巨头公司老板的私人飞机,在这位老板的播种园上空足足航行了2个小时,因为该公司有4000多万亩的田地,他不禁感慨“这才是现代农业!”。
特殊性之:低值、易损、难包装
“低值、易损、难包装”是农产品做品牌的第一个难点,最为典型的是非深加工的蔬菜、水果、鲜肉、水产品等。
对于低值、易损的非深加工产品,消费者在生活水平不高的时候,不会对这种产品产生品牌需求;同时,这类产品不好保鲜、难以包装,运输、展示和标识难以实现。因此,只要这些客观因素存在,做品牌就无从谈起。
现在消费升级,消费者开始对这类产品有更高的要求;同时技术升级也已经能够满足消费者的要求,企业已经有所尝试。
牛奶通过巴氏灭菌、包装升级很容易实现了保鲜;鸡蛋在包装箱里,每枚鸡蛋都有自己独立的安全位置,破损率降低……这些技术的实现并没有增加太多的成本,所以容易做出品牌标识。因此,牛奶、鸡蛋这些品类,现在已经进入深度品牌化阶段。
低值、易损、难包装的农产品要想做品牌,办法有二:
一是用技术性方案解决问题,使产品能够包装、保鲜和做出醒目的标识,这是做品牌的物质条件,是硬件前提。现在鸡蛋上可以喷码,毫发无损地即可消毒;“娇贵”的进口佳沛奇异果,从来不大堆散卖,要么是礼盒装,要么是4~6个一组,被整齐地封装在保鲜盒里出售――给产品穿上了“衣裳”,产品也就有了品味、有了形象,也就有了品牌识别的标志。
另一个办法就是对产品深加工,改变产品的形态,使包装、保鲜和标识等工作不成为问题。需要说明的是,深加工只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之一,不是唯一办法,不要因为生鲜产品难做品牌,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全把它深加工,这叫矫枉过正。
特殊性之:高度均质难差异
众所周知,差异化是品牌营销永恒的法宝,是营销者的终极追求,可是一些农产品偏偏天生差异就很小,可以称为“高度均质”,是做品牌的一大难点。
高度均质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指,同类产品之间在内在品质上差异不大,在营养成分、性状口感等方面高度平均,更让营销者头痛的是,它们的外在感观也没有什么差异,分不出彼此。比方说,同一品种的红富士,陕西出产的与烟台出产的有什么差异?恐怕绝大多数人是说不出来的。
另一种情况是,虽然一些产品在内在品质上有差异,可是在外观上非常不明显,如果不借助仪器,普通消费者很难凭借直观分辨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