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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换技术”无法实现的目标
目前,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取得明显进步,已初具规模,有效带动了区域经济发展。以东北老工业基地哈尔滨市为例,通过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规划,依托国家重点工程,哈尔滨工业大学、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三研究所、哈尔滨哈飞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电站设备集团公司等一批高端装备制造研发单位经过多年创新攻关,已在航空航天、飞行器导航控制、百万千瓦核电火电水电、能源动力装备研发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科研成果,不仅为“神舟”飞天、“嫦娥”探月、“天宫”对接、“蛟龙”入海提供技术支撑,还成为当地经济的主导、产业的支柱、科技创新的主体。
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的辐射作用日渐显现,引领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十一五’期间,哈尔滨市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比‘十五’末增长了12%,达到53%,高新技术产值年均增长23.2%。”哈尔滨市科技局局长于沐琳说。
然而,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产业仍存在较大差距。统计数据显示,在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领域,80%的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装备、40%的大型石化装备、70%的汽车制造关键设备及先进集约化农业装备等仍依靠进口,拥有自主品牌的产品不足20%。之所以造成这样的局面,是由于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的技术大都来自国外,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加之发达国家在这一领域产业技术转移有限,高技术、核心技术难以转让,多以跨国公司形式进入我国,增加了我国培育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的难度。
这从燃气轮机的发展道路中就可以明显看出。上个世纪前,由于自身技术基础落后,我国的燃气轮机设备几乎完全依靠国外进口,长期处于引进阶段,很难消化吸收。2003年以后,为了达到“市场换技术”的目的,短时间内缩短燃气轮机设计制造技术的差距,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先后主持三次打捆招标及后续招标,还组成了三对合作方—哈汽—GE、东汽—三菱、上汽—西门子,以帮助我国企业消化吸收再创新,其代价高达350亿元。经过几年的引进,上汽、东汽、哈汽都建立了先进的车间,购买了制作燃气轮机的特殊设备,但得非所愿,“我们真正能做的还是以冷部件为主,核心的热部件仍然被国外垄断。一旦热部件坏了,更换费用十分昂贵,由于我国不掌握这一技术,仍需付出高昂的代价。”不少企业正是吃了这样的苦头才被逼上了创新之路。核心技术买不来,这在高端制造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
“中国制造”迎“黄金增长期”须补足的“短板”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三研究所,作为国家唯一从事大型舰船主动力研究和能源动力装备研究的科研单位,目前正在组织30兆瓦燃压机组项目的研发攻关。燃气轮机是能源动力装备领域的最高端产品,被誉为制造业领域“皇冠上的明珠”,在航空、舰船等领域都有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和作用。“此前,只有几大发达国家掌握了燃气轮机的核心技术,我们的目标就是打破国外的长期垄断,实现30兆瓦级天然气压缩燃气轮机的自主设计和制造,跻身这一领域的先进行列。”七三所副所长常山介绍说。通过多年来的技术创新,七三所不断提高核心竞争力,努力满足国家日益提升的国防战略需求和关乎国计民生的能源装备需求。
这仅仅是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的一个缩影。装备制造业是工业的基石,要从根本上发展工业,壮大装备制造业,做强高端装备制造业是必由之路。2010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今年5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了《高端装备制造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培育和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产业这一战略性新兴产业,已成为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战略选择。
综观美国、德国等世界工业强国,无不遵循控制高技术、高附加值装备设计和制造的理念,以技术优化提升传统装备制造业,利用高端制造保持产业优势。培育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已经成为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实现“由大到强”转变的突破口。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顾问陆燕荪表示,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技术含量高,体现出多学科和多领域高精尖技术的继承;并且处于价值链高端,具有高附加值的特征;在产业链占据核心部位,其发展水平能够决定产业链的整体竞争力。因而,高端装备制造产业作为工业技术、信息技术及新兴技术的集成载体,直接关系到各个行业的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
经过10年来的大力发展,在高端装备制造的一些重要领域,我国也获得了长足进步。“我们的装备技术从前与国外差距很大,但在汽轮机制造的一些领域,我们现在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张秋鸿自豪地说,“我们正在努力摘取装备制造领域皇冠上的明珠。”哈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如空冷机组系列、超超临界660兆瓦机组、300兆瓦等级供热机组、联合循环机组等,其综合性能已跻身国际先进水平。目前,哈汽正在研制开发更大容量、更高参数的超超临界火电机组、联合循环汽轮机、重型燃机等产品的道路上不断迈进。
但整体来说,我国的高端装备制造业仍是发展“短板”,与制造业大国的地位不相适应,为寻求更加有效的发展出路,陆燕荪表示,应着重解决高端装备制造业存在的以下几个普遍问题。一是要解决过度依赖要素投入,效率不高的问题;二是大企业集团不强,也缺乏专特精的小巨人企业为之配套;三是技术创新体系亟待改善;四是政府各部门需要真正落实振兴装备制造业的各项政策。
此外,“十二五”期间,我国还将充分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建立实施重大技术装备跨区域、跨行业、跨部门的协调机制,统筹制定装备制造业的相关政策,组织协调重大技术装备联合攻关等举措。在多项政策引导下,专家预测到2020年,高端装备制造业将会迎来黄金增长期,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能源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陈柳钦表示,经过技术积累和沉淀,中国制造将会依托全球的技术标准,走上中国创造之路。
规模增长效益下滑致“低成本优势”消失
在刚刚结束的中国大企业峰会上,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说,2012中国制造业500强,总体规模大幅增长,营业收入总额达21.7万亿元,同比增长21.86%;资产总额达19.7万亿元,同比增长17.27%;从业人数达1261万人,同比增长10%。
会上,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连续第8次向社会“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排行榜。中国企业联合会研究部副主任缪荣说,从规模分布看,目前仍延续两头窄、中间宽的“梭型”模式。
从营业收入看,500强中过万亿元的只有中石化1家,不足百亿元的企业86家,比上年减少39家。“主要力量集中分布在中间水平。千亿级、500亿级、百亿级企业数量,都有不同程度增加,尤其百亿级企业达315家,占63%。”缪荣说。
从资产规模看,过千亿元的企业只有39家,百亿元以下的162家,主要力量仍然集中分布在中等规模企业。企业总体效益下滑明显。制造业500强企业利润总额6304.5亿元,同比减少13.66%,亏损企业14家,比上年多8家;收入利润率2.90%,同比降低1.24%;平均资产利润率3.18%,同比下降1.22%。
效益主体下移,中等效益水平的企业比重越来越大。李锦分析说,利润超百亿元企业7家,利润总额占比23.74%;10亿元以下企业337家,利润占比21.22%,效益主体是10亿至100亿元间的中等企业。“14家企业共亏损94.6亿元,3家企业未填报利润情况。”
“劳动力总量大、成本低曾是我国制造业的突出优势,随着人口结构变化,这一优势在不断流失。”缪荣说,近年来东部沿海地区大面积“用工荒”、工资薪酬快速上涨就是例证。
长期以来,我国制造业依靠闲置土地、大量人口、低廉甚至免费的自然资源,拿下了全球低端产品市场。随着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对能源资源的需求持续提升,资源类产品价格上涨趋势不可逆转,直接推动制造业生产成本上升。
技术创新能力仍然薄弱,大量制造业企业处于产业链底层,从事高消耗、低附加值产品的生产。李锦说,以服装、机电、化工等为例,主要途径是品牌加工,特点是劳动密集,生产、管理简单,但能源消耗大,污染也较为严重。“技术引进上一直存在重硬件、轻软件,重引进、轻消化,重模仿、轻创新问题。”
一方面发达国家“回归”制造业,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加速追赶,我国制造业正面临双重压力。发达国家开始反思虚拟经济过度的弊端,把制造业作为未来经济政策的重要取向。
制造业亟需加快转型升级步伐
随着低成本优势的消失,我国制造业企业的“粗放型”增长也即将走到尽头。专家认为,应对新形势下的全球竞争,我国制造业应加快转型升级步伐,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告别“粗放增长”不断增强我国工业核心竞争力。
专家建议,制造业企业应“练好内功”,培育本土市场竞争力,采取渐进式的国际化经营战略。缪荣认为,制造业企业的国际化,首先应是技术研发环节的国际化,其次是市场销售环节的国际化,最后才是生产环节。一味依靠外资和技术,追求高速增长,只能成为“代加工厂”。
方向一:出口产品结构的转型
出口型制造业提升国内附加值占比将成为一个重要的制造业升级方向,也是抵消海外需求对国内产业链冲击的重要方面。根据IMF的研究测算,世界平均出口价值的国内附加值比率是75%,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出口价值100美元的货物中,75美元是国内创造的价值。这表明全世界都是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某种形式上的“加工”贸易。中国出口价值中的国内创造部分约在50%左右。对于中国的加工贸易来说,国内附加值比率要低得多,大约在20%左右;一般贸易国内附加值比率接近90%;这两类贸易综合,得出总出口的附加值中有50%是在中国国内创造的,这一比率要显著低于世界75%的平均水平。未来高端制造业仍有巨大潜力,并有望在出口总量下滑的情况下,使出口的国内增加值提升,而且这一部分的提升将加大对国内相关制造业产能的消化力度,从而弥补外需中长期疲弱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方向二:从几个比重关系可以观察中国出口结构的变迁过程
从全球出口结构来看,中国数亿劳动力大军加入全球制造业产业链是过去10多年全球经济中最为重要的事件,伴随着这一过程,1990年代末以来,日本在全球出口份额中的比重已由19%左右下降到今天的14%左右,下降了5个百分点,德国则由7%下降到5%,下降了2个百分点,相反,中国由6%上升到15%,上升了9个百分点,大于日本和德国的总体降幅,这是全球产业链向中国转移的结果。
从中国的出口区域结构来看,2011年“珠三角”和“长三角”出口占比为74%、环渤海占比16%、中部六省和西三角占比7%,这意味着到目前为止,所谓中国出口和中国制造仍然主要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其中广东集中了 “珠三角”87%的出口份额,江苏和浙江则集中了“长三角”74%的出口。
从中西部的出口区域占比来看,金融危机以来,虽然整体上中西部出口份额略有提升,但是内部的差异十分明显,重庆、四川和河南是三个出口增速最为迅速的省市,2011年分别实现100%、40%、80%以上的出口增速。
伴随欧债危机的蔓延以及美国经济增长缓慢,全球经济复苏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加大,无论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均出现回落,欧洲一些国家债务风险增大引起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新兴经济体通胀压力上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大幅下调了全球经济增长预期;美国总统奥巴马公布的总额4470亿美元的就业刺激计划,量化宽松政策将导致美元继续贬值,人民币将继续保持升值态势。
在短短30年之内,中国成为全世界最重要的制造中心之一,并且赢得了“世界工厂”的美誉。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估算,2009年,中国占有全球制造业11.783万亿美元增加值的17%,超过美国所占有的16%。其中中国制造业有172类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世界70%的玩具,50%的电话、鞋,超过1/3的彩电、箱包等都产自中国,制造业更吸引了大部分外资。
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中国制造业仍处于世界制造业产业链的中下游,其国际地位主要体现在总量上,而在质量上与发达国家仍存在一定的差距。金融危机爆发以后,这种劣势展现的更加明显,尤其是一些附加值很高的复杂产品,差距更是明显。
经济学专家郎咸平多次表示目前国内制造业正面临着严峻挑战:“在目前制造业领域中,产品研发,渠道物流、关键零配件等掌握在欧美、日韩等国家手中,这也使得国内制造业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定价权,这是相当可怕的。”
“中国制造”面临新挑战
在全球经济困境的背景下,中国制造必将会面临一系列重大挑战;有关产品质量、安全性、能源成本以及环境可行性等方面的重大考验将接踵而至。
1 堪忧的产品质量
“中国制造”一度是“价廉物美”的代名词,中国制造出了iPod等高质量的产品,也曾把载人航天飞船送上了太空。但是,现实中的中国市场,几乎处处充斥着假冒伪劣产品。专家认为,质量问题不过只是一个加速发展的经济体所经受的“成长的烦恼”。中国制造在努力甩掉劣质产品的恶名前,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制定并有效执行质量标准。
2 恶化的生态环境与高昂的能源成本
数量庞大的制造企业在不停地向天空和江海湖泊中倾吐着大量的垃圾,严重影响甚至威胁着生态环境。这迫使政府从不惜一切代价地追求经济增长向追求无需付出高昂环境代价的增长逐渐转移。然而,资源价格动荡下的中国制造业,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发展战略的变化将会创造出什么样的机会?
3 产业逐渐集中
眼下,较为普通的纺织和玩具制造等行业的重要性开始逐渐衰退,制造业集群形成了一个个巨人企业或者生产基地,正在改变中国制造业的面貌,另外,生化技术一类的高科技行业已经在开始上升。
行业、产业发展面临困境
就国内市场而言,2011年至少有两件重要的事情不容忽视,一是高铁建设减速,二是针对房地产行业的宏观调控政策以及加大保障房建设的力度。
专家预计,铁路基本建设投资达6000亿元时,能产生2000万吨钢材、1.2亿吨水泥的实际需求,能够提供600万个就业岗位,产生1000亿元机车购置及更新改造投资,还可以拉动机械、冶金、建筑、橡胶、合成材料、电力、信息、计算机、精密仪器等一条万亿元产业链的发展。温州动车事故发生后,铁道部将设计最高时速350公里的高铁按时速300公里开行,设计最高时速250公里的高铁,按时速200公里开行,既有线提速到200公里的线路按时速160公里开行;票价则做适当下浮。国务院常务会议也宣布系列“限速令”,包括已通车及新线路将降速、降低密度,对在建项目安全检查,重新评估已批未建项目及暂停新批项目等。
而房地产行业更是影响到上下游近70个行业的发展。从2011年3月起在全国重点城市范围内,采取的调控措施,使得商品住宅成交量迅速下滑,目前全国范围内几乎所有大中城市无可幸免地遭遇寒潮。房地产行业开发速度全面放缓及交易量的大规模萎缩,已经逐渐波及其相关联的上下游行业的运行恶化。
以钢铁行业为例。中国钢铁工业协会预计,今后一段时间国内钢铁企业钢材出口难度将进一步加大,而由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落,新开工项目有所减少,建筑,机械、造船,汽车等行业由快速增长进入平稳发展期,钢铁下游行业需求转弱,板带材产能过剩和产品的同质化竞争将更加激烈,长材虽然由于下半年保障性住房大规模开工建设和大规模水力工程建设的陆续开展,需求相对较旺,但商品房投资的下降等因素使长材的需求强度将下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一些地区实体经济发展面临困境,民间资本开始不安和躁动,并且频频出现了资金链断裂的现象。这以温州地区不断传出民营企业家失踪、自杀成为典型代表。民营企业的生存压力也摆到了政府面前。
生存:转型与创新
对中国这样一个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制造业既是硬实力的体现,又直接决定了中国在世界的形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靠了制造业的崛起,今后也依然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制造业。要想提升“中国制造”的信誉,“中国制造”必须狠练“内功”,提高质量,舍此别无他途。
也许我们应该讨论一下中国制造在创新上的发展潜力这个话题了。
的确,中国拥有众多适应能力强、善于随机应变的开拓创新的人才,运营成本也比较低。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生产成本持续上升、资源和环境承载力不断下降、周边国家和地区同质竞争日益激烈,国际贸易保护势力抬头等因素,都对我国制造业持续稳定发展造成一定的压力,上述微薄的优势也正在缩小。
可以说,中国制造正面临各种新的挑战。但是,中国制造的出路在何方?
1 转型
在这种大的环境下,中国制造业企业如何避免兴盛一时的工厂纷纷转移至其他国家地区,而出现产业空壳化危机呢?在成本优势后期,如何转型建立新的核心竞争力呢?
鸿海集团世界上最大的电子产品合同制造商,在面临大量劳动力工资上涨压力的时候,该公司在中国的内陆地区进行大规模投资,将鸿海的核心制造业从其传统基地深圳的沿海经济特区转移到其他地区,期待将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再维持数十年。其具体应对方式是两个层面上的转移:一个是地理上的,另一个是理念上的。这两种转移都已经开始。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相信,由于中国先进的基础设施,良好的政策环境。以及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其他国家的工厂无法取代中国工厂的地位。郭台铭表示,将继续在中国大陆进行大规模投资。他表示:“作为世界的主
要制造业中心,中国在未来20年内不会有对手。”
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两年前也曾说过,中国制造业将会因为“网货时代”的来临而发生巨大变化,那些传统渠道越强、卖得越好的企业如果不及时转型,可能将麻烦就越多。他呼吁企业家们多关注电子商务,“通过互联网,通过电子商务,你的货是迅速可以走出去的,必须进行改革。”
另外,中国服务业发展水平低,制约了中国参与服务全球化和承接服务业跨国转移。中国工业依然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的产业和产品为主,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主要依赖成本和价格优势。只有依托制造业产业链的基础,研发、金融,物流、咨询,会计、审计、会展等高端服务业才会有所依存。同样,没有现代服务业的支撑,中国由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将会很困难。
2 创新
在自主创新的国策背景下,我国制造业特别是装备制造业发展速度加快,企业产品研发投入持续增长,对产品研发信息化产生巨大的市场需求,产品研发信息化市场容量和服务提供者数量都保持较快增长,其服务的内容和方式不断创新,同时随着相关行业促进政策和监管体系的逐步完善,中国产品研发信息化市场发展必将迎来更大的历史发展机遇。中国制造业向信息化转型,也给产品研发信息化领域的软件厂商提供了巨大的机遇。
经过多年的推广,国内产品研发信息化已在众多行业得到了应用,特别是我国装备制造行业:航空,航天,船舶,兵器,电子、核工业、汽车等重点应用行业,目前占我国产品研发信息化市场65%以上。由于我国高端装备制造目前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任务重、要求高,能否短周期、高质量完成产品研发任务已经成为企业面临的主要挑战,这种挑战正在对企业的核心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高端装备制造产品研发具备“客户需求复杂、工作原理复杂、技术基础复杂,结构组成复杂”特点,往往需要综合多个学科的专业知识,依据多年实践总结的业务流程、运用专业研发工具、遵循专业研发规范、参考计算,试验历史数据,进行包括总体方案设计、部件/子系统原理设计、详细设计和虚拟样机分析仿真等一系列跨越多个专业的复杂工作,并以此为基础完成设计、仿真、试制、试验,定型、生产,维护等过程,急迫需要普及应用产品研发信息化。
3 政策扶持
国内第一部装备制造业法规――《辽宁省促进装备制造业发展规定》于2011年12月20日在辽宁实施,这标志着辽宁省政府把装备制造业发展纳入法制化轨道,将对加快装备制造业向高端化发展,建设先进装备制造业基地发挥促进作用。该《规定》提出,要支持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成套装备,节能、环保与资源开发利用装备,新能源汽车等先进交通运输装备,高档数控机床等智能制造装备,关键基础件、精密仪器仪表和智能控制系统以及满足新兴产业发展的专用装备,发展符合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要求、满足国民经济重点行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高端化发展、具备一定技术和产业基础的重点领域的装备制造业。
4 加快龙头产业建设
电子信息产业是引领中国制造方向的龙头产业,“十二五”期间该行业仍将是全球竞争的战略重点。而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成长,制造业、软件业、运营业与内容服务业加速融合,产业格局正发生重大变革。这既为我国带来新机遇、新空间,也使我们面临着新一轮技术及市场垄断的严峻挑战。
“十二五”期间,我国将突破重点领域核心关键技术,统筹内外需市场,持续引导产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推动产业由大变强,具体在产品创新、模式创新、品牌建设三方面推动价值链提升。同时,推动大型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企业向服务领域延伸,抓住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新兴应用开拓和增值服务,健全产业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开放式运营平台,内容服务平台、网络服务平台、产品测试认证平台及知识产权服务平台建设。
[关键词] 中国 智造业 优势 环境 评价
[中图分类号] F2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16)02-0059-05
[基金项目] 江苏“青蓝工程”项目(JSQLGC2012-2014)。
[作者简介] 李富(1974 ― ),浙江安吉人,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博士,江南大学MBA企业导师,江苏青蓝工程学术带头人,江苏青蓝工程骨干教师,研究方向:产业安全、职业教育。
一、引 言
智能制造是指将大数据、物联网和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贯穿于管理、设计、生产和服务等制造活动的各个环节,具有对信息的深度敏感性、决策优化的自动型、自动控制和执行的精确性等功能,是先进制造模式、系统和过程的总称。智能制造的概念起源于上世纪90年代,最初出现在美国,其后各个发达国家纷纷将发展智造业列入国家重点发展计划,美国、德国、日本等国经过多年的发展,已在技术和经验方面获得巨大的优势,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正在加入这个行业,全力支持智造业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发展迅速,2010年产值正式超越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但中国制造业的发展面临着多重困境,首先一方面人口红利消失,用工荒现象普遍出现,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丧失;另一方面,中国制造业产品同质化严重,技术含量不高,与发达国家前沿制造业水平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企业间恶性竞争严重,造成制造企业生存困难,而以前高能耗、高污染和高投入的生产方式已难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急需进行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现代智造业。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2015年5月国务院《中国制造2025》,规划“三步走”战略方针,2025年进入制造强国行列,2035年达到世界制造强国阵营中等水平,2049年综合实力进入世界制造强国前列。智造业作为高端制造业的一个重点领域,是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的重要体现,已被明确作为大力发展对象,对于加快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实施绿色发展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国外智造业的发展经验与趋向
21世纪以来,全球制造业面临着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特别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各国为了保障经济的稳定增长,开始重新重视制造业,加大了对制造业发展和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如美国2012年颁布了《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德国政府2013年公布了《德国工业4.0战略》,英国2013年制定了《英国工业2050战略》。新兴经济体也意识到通过制造业带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性,2014年印度规划了“印度制造”战略,越南、巴西等国也积极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智造业已经成为各国国际竞争的主要焦点。
一是 政府制定严谨政策,规划智造业的发展思路。美国为促进智造业发展,2010年和2012年先后颁布《制造业促进法案》和《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明确重振制造业;为了挽救制造业竞争实力的下滑,德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制定了“生产2000”制造业发展计划,并在2013年推出“工业4.0”,以推动本国智造业发展。
二是完善的融资政策、环境,扶持智造业企业发展。日本1980年为中小企业制定设备借贷制度和现代化贷款制度,由国家和都道府县各出一定金额作为贷款资金,帮助中小企业引入现代化设备,为中小企业设备投资进行贷款,提高中小企业的生产率。美国2011年颁布了《先进制造伙伴计划》,集合联邦政府、工业界和高校等力量,为可以创造就业机会的高端制造业和能够提高美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技术革新进行投资,大力扶持智造企业发展。
三是借助各方力量,共同发展智造业。近年来,美国政府为吸引“制造业回归”,并推动高端制造业和智造业的发展,自2009年以来,先后推出了“ 购买美国货”、“内保就业促进” 等倡议计划和活动,同时在宏观政策领域制定和颁布了多项有力的规划和法案,为美国制造业智能化升级和快速高效发展提供支持。
四是重视技术研发,创新技术发展。为促进环境友好型制造业发展,德国政府大力推动清洁制造,改善制造业对环境的影响,特别加大了对产业升级影响深远的研究领域的投资,譬如通过开发面向制造的信息技术,研究高效、可控的智造业系统,加速产品制造过程和减少运输费用,同时利用技术研发可重复利用的材料和产品,缩短产品开发和制造的周期等,以便对新的市场需求做出快速响应,提高制造业的产业竞争力。
三、中国智造业发展的优势及环境
中国智造业起步较晚,与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但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推动下,中国智造业还是取得一定的发展,形成了一些优势企业,以智能控制系统、工业机器人、自新型传感器、动化成套生产线为代表的智能制造装备产业体系初步形成。中国制造正逐渐走出单纯模仿和复制的阶段,技术创新正成为中国制造企业发展的新动力和核心源泉。2013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每7家企业拥有一个研发机构,中国智造业企业研发经费总额达到9075.8亿元,在纳米材料、3D打印、生物医学工程等一些重点领域,企业纷纷结成技术研发战略联盟,有力推动了这些产业的快速发展。
任何产业的发展都离不开市场规模的支持,中国智造业市场巨大并快速发展,可以为中国智能设备制造业提供巨大的市场需求空间,如根据国际机器人联盟(IFR)的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机器人市场已经成为世界第二,仅在日本之后;而另一方面,中国智造企业,相比外国企业和产品,对本国市场更为熟悉,可以根据本国市场的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发需要的产品,提出解决方案,可以及时响应市场的服务需求,在与外资企业和产品的竞争中,保持自己的竞争优势。
相较于西方国家竞争对手,中国智能设备制造企业另一个较为明显的竞争优势在于产品的价格优势。国内智造业的产品价格较低或者说性价比更高。中国智造业产品一直凭借着廉价的劳动力优势打入国际市场,可以形成规模经济,相比外国制造业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并且本国智造业产品后期维护可以由本国工程师完成,也进一步降低了智造业成本。
四、中国智造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中国智造业水平在不断提升,发展前景看好,但目前仍然面临核心技术、产业配套和高端人才在内的诸多困难。制造业产业转型所面临的最大、最多问题也将体现在智造业领域。
(一)制造业现阶段的产业结构抑制了智能制造的需求
中国智能制造发展前景广阔,但现阶段的产业结构抑制了制造业的发展,因为长期以来中国劳动力成本较低,相比智能化设备,企业更偏爱廉价的劳动力,以致现在很多企业还没有开始使用智能设备,智能化升级的动力不足;还有一些企业虽然意识到了智能化的好处,但大多把智能化理解为简单地使用几台智能化加工设备或局部智能化,没有从设计、研发、应用和服务等各环节进行智能化整合,没有建立智能化制造体系的战略思维和规划。并且更为重要的是,目前中国制造业高端生产所需的零部件与生产设备主要依赖进口,国内生产仍以中低端产品为主,对高端的智能装备需求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延缓了中国智能制造的发展。
(二)制造业技术水平与国际品牌存在明显差异
作为一个正在成长和培育的新兴产业,我国智造业技术创新能力薄弱,先进核心技术受制于外国,在新产品和新技术的研发上,与发达国家智造企业相比仍存在着一定的技术差距,如在机器人的智造上,虽然中国是世界第二大机器人应用市场,但国内的机器人仍然以模仿和集成模式为主导。工业发达国家在智造业投资和建设方面起步较早,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积累了较大的技术优势,国内智造企业和国际品牌企业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目前国内智造业市场国外厂商占有率高就证明了这点。
(三)国内智造业产业配套能力不足
但目前中国智造业产业配套能力严重不足,大多智能设备企业对国内产业链配套的供给能力和产品质量并不满意,因此也就造成智能设备的主要零部件依赖进口,高端设备和核心零部件几乎都来自国外,如工信部的统计表明,几乎全部高档液压件、密封件和发动、95%的高档数控系统和80%的芯片都长期依靠进口。这也导致国内智造业的发展对外依赖性增强,产品整体竞争力减弱,并具有较大的外部控制风险。
(四)高素质人才短缺制约行业发展
但目前中国智能制造业高端人才严重不足,复合型人才非常缺乏,已经不能满足传统制造业向智能高端制造业的发展。中国制造业中低端和初级人才较多,单一人才较多,而高端和复合型人才非常稀少,特别是缺乏经过系统培训的、具有发展战略眼光的高端领军人物和高端技术研发人才,这已成为困扰中国传统制造业向智能高端制造业发展的严重瓶颈。
(五)智能化企业规模小且融资困难
智能制造装备产业在我国起步晚,产业基础薄弱,产业的规模比较小,中小企业居多,竞争力较弱,缺乏国际竞争力。而相应的是,目前中小企业融资渠道较为单一、融资成本较高,很多时候中小企业只能依靠自有资金进行智能化改造,或从农村信用社以及小型城市商业银行贷款,与国有及大型企业相比,贷款成本明显偏高,使得他们无力支撑企业的智能化升级。而目前中国企业中90%以上为中小企业,因此中小企业能否实现智能化是中国智造业发展的关键所在,相应的如何缓解中小制造企业的融资困难,也成为中国智造业发展亟需解决的问题。
五、中国智造业的发展水平评价
衡量一国或地区的智造业发展水平指标有多种,其中标准化体系建设是根基,没有标准化体系建设,那么信息化和工业化就无从融合,也就无法大规模应用推广,同样标准化制定后,智能制造体系的构建将会事半功倍。而智造业的发展,最终将会体现在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关键智能制造部件、装备和系统自主化能力的提升,产品、生产过程、管理和服务等智能化水平的提高,项目实现运营成本降低、产品研制周期缩短、生产效率提高、产品不良率降低、能源利用率提高、物耗及污染物排放降低,以及制造业产品创新能力、产品质量竞争力、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全员劳动生产率等提升等方面,为此我们构建如下的智造业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表1)。
在具体评价时,可以代入相应指标数值,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来比较和判断各年国内智造业发展水平的高低,判断各区域智造业发展水平的高低,而且可以与国外智造业发展水平比较,判定本国智造业或本区域智造业发展水平在国际比较中处于怎样的地位。进一步,还可以对世界智造业发展阶段进行具体的划分,并对中国智造业处于哪个阶段进行具体判断,从而有利于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促进中国制造业产业的转型升级。
六、中国智造业发展对策分析
对中国智能设备制造企业而言,广阔的市场空间、较为明显的成本优势、对国内市场变化的快速响应是其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而加大产品科研投入、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将是未来中国智造业发展的重点。
(一)国家政策层面注重政策的支持性和连续性
1. 创造优良产业环境,增加技术创新的政策支持
智造业的发展关键在于技术创新,目前中国技术创新的相关政策不能有效地满足企业的创新需要,企业和行业需要政府出台更为切实的支持智造业发展的产业政策与法规,为中国智能制造产业培育一个有利于激发技术创新的产业环境,也更加期望政府在税收和融资方面给予更多的优惠,向智造业转型升级的传统中小制造企业的融资提供保障,使融资更加便利,融资成本降低,增强企业对智造设备应用水平的提高,降低中小制造企业智能化转化的成本与风险。
2. 加强政府间合作,促进技术进步
中国的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装备等重大工程的自动化成套控制系统很大程度依赖进口。发达国家的智造业一般都比较发达,而且具有良好的发展经验,如德国制造业经历了以机械生产代替手工劳动为标志的1.0、依靠生产线实现批量生产为标志的2.0、依靠电子系统和信息化实现生产自动化为标志的3.0,目前正在实施的工业4.0则以智能制造为主导,核心是推动制造业产业由自动化向智能化升级。其实,从本质上看,德国工业4.0与“中国制造2025”在发展趋向上是一致的,均通过借用互联网+,以及发展先进制造业来带动新一轮产业和技术革命。加强中国与德国等发达国家的合作,共同设立研究机构,借助国外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来发展中国智造业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途径,而深化行业协会及双方企业间的交流合作,聘请国外专家作为中国智造业发展顾问和指导,聘请国外高端专业人士对中国智造业人才进行专业培训,这种外力的借助和合理利用将有利促进中国智造业发展。
3. 完善产业链配套,保障智造业的发展
智造业产业链配套不足问题已影响到了中国智造业的发展。解决产业链配套问题需要产业相关各方共同努力,既需要企业自身不断加强技术水平、提高产品质量,也需要政府加强对产业链关键环节的引导和提供足够的政策激励,同时还需要相关行业协会组织作为桥梁,来促进行业内企业之间的交流和合作,特别是要改变目前的这种技术研发各自为政的状况,构建资源共享与合作交流平台,促进智能制造行业内部的信息交流,实现协同发展,增强竞争力,保障中国智造业的健康发展。
(二)企业层面注重管理和整体性
1. 精简企业结构,提高工作效率
对于制造企业来说,智能化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组织架构问题。目前的那种“金字塔式”的管理结构层级多,官僚化严重,导致企业对市场反应的决策迟缓,容易丧失机遇,同时这种架构下员工的彼此横向合作意识比较弱,缺少信息和经验的共享与交流。在互联网和智能化时代,企业应对市场快速发展,应调整现有的组织架构,从“金字塔”的组织结构向扁平化组织结构转变,应打破内部部门间的壁垒,去除多余的中间层级,推进企业各部门的横向协作,缩短对市场的反应,提高组织执行力,防止决策信息在传达中的失灵,提高企业工作效率。
2. 注重智造业发展的协调性,实现整体管理
在制造业发展中,由于经验不足,中国企业由于缺乏整体规划,把过多重点放在了单个软件和局部设备的应用上,注重单点和单个设备的应用,但整体集成弱,忽视了两化融合、业务流程控制、系统流程分析和解决方案实施等方面的要求。企业智造的改进和建设应该是一个整体的系统建设,而不是各种应用软件、设备的简单拼接,应是一个从局部应用逐步过渡到整体应用和规划的过程。智造企业应整合各类应用软件和智能化设备,对公司的管理和运营进行整合和优化,降低产品制造和设备使用过程中的各种成本,提高企业运作的效率,实现人、过程、系统和信息的高效集成,让整个企业能够有条不紊地运作,实现企业整体有序的管理,从而增强企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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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Development of China’s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Li Fu
(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Wuxi Institute of Commerce, Wuxi, Jiangsu Province 214153 )
关键词:服务创新;服务创新过程;制造业服务创新
1.服务创新
全球经济正逐步从商品或者以制造业为基础的经济转移到以服务为基础的服务经济,并且在通讯技术的推动下,服务业已经成为拉动经济增长、促进人口就业的主要推动力,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服务业都引导着经济发展的大方向。宏观数据显示,美国2011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78.6%、日本为727%、中国为43.8%、欧洲绝大多数国家的比重均超过了60%,中国2013年第一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已经超过了第二产业的,成为了拉动经济增长最大的动力,亚洲以及拉美的主要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均值为64.92%和64%,并且从2000到2011年,各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呈逐步上升的态势。
从微观层面来看,随着行业竞争的加剧,企业间的竞争焦点已经从产品竞争逐渐转移到服务竞争(许庆瑞,2003),很多制造业企业也正是通过把产品和服务结合的方式提高企业绩效的,而对于大多数服务型企业而言,为了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就需要不断地提供新的服务项目,就好比产品制造企业要不断推陈出新一样(Sawhney et al., 2004)。因而,随着服务业的地位日益上升,服务创新作为技术创新的理论延伸也越来越受到企业界以及理论界的关注。
服务活动能够补充销售,能拉动有形产品的需求,对制造业企业的发展以及竞争能力提高发挥着关键性作用,这些服务能提高现有产品的可接受性、实用性、灵活性以及销售绩效),是形成产品差异的方式,也有利于提高顾客忠诚度,有学者还指出,这种产品-服务的结合能够在价格竞争中减少敏感性.,在市场扩展以及技术更新相对缓慢的行业,与产品有关的服务在成熟的制造业行业来说也可以获取持续的利润增长。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服务都会有利于产品的使用和销售,在制造企业的服务缺乏系统性,服务战略的复杂性使得制造业企业难以实施
Chae(2012)认为,所谓服务创新就是把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元素进行组合和再组合的动态演化过程。Teece(2007)指出以制造业企业为对象的技术创新包含着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两个方面,然而这两个方面无法有效地解释服务业领域内的创新,许多研究表明,服务创新具有多维度性,有的研究强调了供应商方面的重要性,有的研究也表明了消费者方面的重要性,而Chae(2012)进一步认为地域或者制度方面的因素也对服务创新带来的影响。因而这种多维度的创新以及所面临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了技术创新的研究方法不完全适用于服务创新,它无法完全揭示服务创新的本质,因而针对服务创新需要采取新的研究方法(蔺雷,2004)。
2.制造业企业的服务创新模式
本文将着重从以下几个维度来分析服务创新:人力资源及员工培训;高端技术;与顾客的合作。
2.1人力资源及员工培训
Johnson指出,在服务业领域,知识本身就是产品,人力资本是其主要的资本形式。一般来说,人力资本是创新的最本质来源,对服务创新来说更是如此,因此,企业应该投资于人力资本建设,并在服务创新中发挥关键作用,还有研究表明,缺乏一定的人力资源,对创新来说会形成一道障碍,尤其对于高素质员工或者高知识密集度的服务企业来说更是如此.。因而,人力资本在服务产生以及执行上发挥的重要作用应该和持续地人力资源投资相联系起来。
而员工培训是员工更新知识的关键步骤,进而提高企业的人力资源水平以及企业的知识吸收能力。通过员工培训来提高人力资本很有可能是企业创新成功的关键因素。
在不同国家、产业的制造业数据统计资料更进一步指出了人力资本在创新成功方面存在的关键性作用.。Walsworth (2007)指出,员工培训在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方面都存在积极影响,Beugelsdijk (2008)暗示了员工培训在产生渐进性创新方面的重要性。Amara发现,通过不同的培训学习方式,对创新新颖的有关。
人力资本和员工培训在制造业企业和服务业企业的创新都有着重要影响。Raja(2010)强调了员工培训的重要性,因为员工的新技能是支持服务化过程的关键。然后,我们希望在员工培训和服务创新之间找到积极的相关关系。
2.2 高技术的获取
服务由于其不可接触的本质以及以信息为基础的内容,使信息技术在创新活动中扮演着中心角色,因为它能够更好的收集和分享来自竞争对手、市场以及顾客需求的信息,并把这些信息系统化,因而与初始服务创新密切相关。高端的信息技术还能使企业在劳动力、设备、原材料以及财务管理上发挥优势,此外,这些技术能使企业更加灵活,从而应对环境变化以及不确定性,对战略计划来说更加重要。技术的采纳还能激发企业的学习动机。因而高科技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中都增强了创新性。这样,我们就期望找到使用高科技对服务创新之间存在积极影响。
2.3 与顾客的交流
与顾客的交流是与众不同的,对某些服务过程来说甚至是基础元素。对于服务提供者来说,不仅要注重其服务本身,而且要注重传递给消费者的行为举止的准确性。服务提供者与顾客交流的结果就是,使得一些创新活动能够符合顾客的特定需求,并且,这个过程也可能被视为创新的一种形式。欧洲的一项调查研究发现,企业的创新性越强,顾客作为信息资源的重要性就越大。
当创新成本高昂时,成本分摊是一个符合逻辑的选择。考虑到实施服务战略的成本所具有的层次性以及具体性,合作将会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选择(Mathieu, 2001),与顾客之间的合作将会特别有效,因为强烈地顾客为中心的方式会是服务化的关键特征,顾客不仅仅提供有关产品的建议,还提供更加宽泛的定制化方案,尤其在商品和服务的混合中。这样,与顾客的交流将会是创意的源泉。我们就期望找到顾客交流对服务创新之间的积极影响。我们分析了顾客对服务、产品以及工艺创新的不同影响。(作者单位:湘潭大学商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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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战略性新兴产业 全球价值链 高端
引言
随着全球经济的不断发展,国际贸易和全球信息通讯技术得到飞速提升,这使得全球价值链片段化生产分工成为可实现的目标,国际产业分工逐渐呈现出全球化特征,这种全球化价值链分工的对象是产品工序和环节。从改革开放之初,欧洲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日益深化,全球价值链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提升,我国的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较为广泛,这就意味着我国将会逐渐融入全球高端价值链中。由于我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上积极参与,因此国内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对外贸易迅速发展起来,在全新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下,采用传统贸易统计方法时,将不考虑进口的中间品投入,因此,会出现高估我国国际分工地位的情况,所以,在全球价值链中为准确衡量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地位,必须充分考虑进口中间品的投入影响。现阶段,加工贸易在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外资企业在其中占有很大的比例,要想使全球价值链由低端走向高端,我国未来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突破。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嵌入全球高端价值链的升级路径
(一)新能源产业的升级路径
新能源产业具有一定的特征,即加工制造和出口贸易的能力。但目前新能源产业缺乏国内市场和核心关键技术,在我国的新能源产业中,太阳能光伏行业就属于新能源产业,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我国太阳能电池产量得到大幅度的提升,逐渐成为全球第一大太阳能电池生产国。我国的太阳能电池生产技术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提升,但其原料和产品受到国外市场的限制,因此,我国的太阳能光伏核心及技术不能实现商业化目标,这就使得国内的太阳能光伏发展市场容量狭小,现阶段,我国大部分太阳能光伏电池生产厂家的产品都是多晶硅电池,产品因价值很高,所以只能用来出口。
我国的太阳能光伏行业属于标准的出口导向型产业,但在太阳能光伏电池生产加工的过程中,没有掌握太阳能电池产业链上游的原料及产品核心技术,只能对其进行简要的加工,要想实现新能源产业升级的路径,必须嵌入全球高端价值链产业分工网络,对高级要素进行积累,从而进一步提高太阳能光伏电池产业的加工制造能力,以先进的技术和国外价值链治理方法对产品工艺进行升级和优化,此外,还要对国内的龙头企业技术研发进行鼓励,促进国内价值链分工建设,从而突破全球高端价值链的治理方法。
(二)新信息技术产业的升级路径
在国内许多战略性新兴产业中,产品的核心技术、生产制造和市场规模,三个方面内容和发达国家或地区相比都存在明显的差距,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中,新一代的信息技术产业作为主导产业,新信息技术对我国大部分产业的发展都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截止到2010年,新信息技术产业的增加值在全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所占的比重达到64.16%,所占的GDP比重达到4.08%。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信息化技术的不断提升,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信息产品制造基地,我国信息化技术水平的提升使得我国在通信技术、高性能计算机和数字电视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突破,因此,国内市场涌现出一系列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新一代的信息技术产业集群逐渐形成。总体来说,新信息技术产业使我国工业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新信息技术使得我国企业在技术水平、生产工序和产品市场三个方面都具有了国际竞争力。
新信息产业的升级路径,主要应该表现在全球价值链的治理与控制上,我国的信息技术产业属于混合驱动型全球价值链,因此,采取有效方式对新信息技术产业的全球高端价值链进行控制和治理,加强加工制造环节向全球进行产业转移的力度,才能在极大程度上实现新信息技术的升级目标,促进新信息产业的发展。
(三)环保新材料产业的升级路径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逐渐增强,环保新材料产业逐渐兴起,环保新材料产业的市场需求日益增大,在节能环保产业中要注重对产业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制造技术的掌握。我国的节能环保产业中,应倡导各大企业要以节能减排为主要目标,这样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但目前国内的环保产业关键设备和核心产品生产技术,与发达国家相比都存在很大的差距。目前,我国的环保产业多以常规成品产业技术为主,从而出现低技术产品供过于求的情况,一些亟需进行污染治理的设备却没有生产出来,因此,国外的环保设备占有很大的市场份额。在环保新材料产业上,我国的环保材料研发水平和国外发达国家相比也存在很大差距,其产品大多不具备高性能、高附加值,且环保新材料的科研水平较低,环保新材料产业发展多以消耗国际先进技术为主。
环保新材料产业的升级路径主要是实现先进生产技术和关键设备的加工制造,采取有效措施使得其生产低于劳动成本市场的规模,将全球高度价值链产业分工网络融入到其中,从而实现我国环保产业和新材料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此外,还要加大环保新材料技术研发的投入力度,改变传统环保材料的生产技术,对环保新材料进行持续研发,以提高科技成果的转化效率。
(四)新生物产业的升级路径
新生物产业是一项重要的新兴战略产业,该产业要求企业应该具备较强的技术基础,但目前我国的新生物产业的技术基础和市场潜力还没有完全开发出来,在新生物产业发展的过程中,还需要采取有效措施使其进行产业升级。我国的新生物产业中涉及的领域较广,基因组学、生物信息学、生物工程学、蛋白质工程学、生物芯片和肝细胞等生命科学都融入到现代新生物产业研究中,大批的科技生物成果被应用到生产前期阶段。
我国的生物学、医学和农业等新产业虽然呈现出日益发展的趋势,但我国的生物制造技术却不能满足市场要求,且市场潜力较为低下,要想实现新生物产业的升级目标,必须按照全球高端价值链驱动机制,对新生物产业进行升级,将先进的科技研发手段应用到新生物产业升级路径中,推动新生物产业的进程,逐渐扩大新生物制品的制造规模,实现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现代生产体系的构建,新生物产业的升级路径主要是建立具有核心关键技术和国际竞争力的骨干企业,从而有效完善国内新生物产业价值链。
(五)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升级路径
我国的高端装备制造业要求较高,相关技术人员必须具有专业的生产技术,高端装备制造业要求企业要具有较高的创造能力和较大的产业规模,并且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将其应用到高端装备制造业中。我国的高端装备制造业主要包括新能源中的水电、风电、核电产业等,这类产业要求的技术指标较高,其涉及到的相关产业较广。高端装备制造业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的主要体现,高端装备的设计和制造,是建立在国家经济水平和国家综合竞争力的基础上,各国都致力于高端装备制造中,因此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升级路径主要就是在产业的核心技术方面不断进行突破。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嵌入全球高端价值链的策略
(一)调整国家政策,使传统产业结构升级转变为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升级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水平的不断提升,在全球价值链驱动的影响下,发达国家在产业生产中不仅注重各产业的完整性和独立性,还注重各产业能不能有效提高产业自身的竞争力,从而有效实现了产业价值链各环节的具体控制。在全球价值链的分工下,我国政府要清楚的意识到国家的经济增长、投资贸易量增加,并不意味着国家的各大产业呈现出良好的发展趋势,这仅仅是将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网络融入到了各大产业中。因此,我国的各大产业应该将全球价值链驱动作为产业发展的基础,对国家政策进行调整,使得传统产业结构升级转变成全球价值链升级,也就是说,国家应该更加注重产业的高度化和产业价值链的治理控制,将国家的优势发挥到价值链的特定环节中,并采取有效措施对价值链的关键环节进行优化和控制,从而有效提升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将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嵌入全球高端价值链的有效措施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充分考虑当前的时代背景,对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状况进行细致的了解,将我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结构进行有效的调整、优化和升级,并将全球高端价值链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生产的基础,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二是我国政府应该对相关政策进行调整,加大政府投入、提高补贴和实行税收优惠政策,以此来激励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三是定期对产业相关技术人员进行培训,提高其综合素质,储备专业人才力量,并对知识产权制度进行有效的完善,使得国家以良好的服务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二)战略新兴企业增强发展能力,致力于价值分工网络中核心竞争力提高
在全球价值链产业分工网络的影响下,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拥有专利、品牌、销售渠道等方面,在全球范围内,战略新兴企业应该致力于价值分工网络中核心竞争力的提高,从而提高企业的价值链整合能力。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影响下,企业应该意识到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性,没有竞争力的产业终将被淘汰掉,因此,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应该建立在全球价值链驱动机制的基础上,并且企业还要将提高价值链分工网络中的核心竞争力当作产业发展的主要目标。对于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国内企业,我国政府部门应根据其在价值链中的优势地位,对国内价值链进行治理和控制,加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研发力度,对于产业中的价值链低端加工制造环节进行全球分工转移,从而提高我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智库作用和控制能力,形成我国企业自身核心价值链分工体系。对于国内的弱势行业企业来说,要将发达国家的价值链分工网络融入到其中,使得企业展品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水平得到最大程度的提升,并不断开发新市场,注重对产品创新能力的引进,从而升级企业的动力机制,使得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水平逐渐向发达国家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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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陈长缨
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直接投资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看,2007年全球达到创纪录的2.27万亿美元,而2009年骤减到1.15万亿美元,降幅高达40%,此后虽有所恢复,但2012年又出现了较大下降。更大的变化来自区域和国别结构,发达国家所占比重下降,由2007年的82%下降到2012年的65%。相比之下,我国境外投资出现了跨越式增长。2007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只有265亿美元,而2012年则迅速增加到842亿美元,境外直接投资存量更是由572亿美元跃升到5028亿美元。我国境外投资占全球的比重由2007年的1.2%迅速上升到2012年的6.1%,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增速最快的,在全球的重要性明显提高。
一、内外部环境重大变化有利于我国抓住机遇扩大境外投资
(一)全球资本短缺将继续提高我国在全球境外投资的重要性
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走出危机阴影的时间和反复过程都超乎预期,未来全球经济可能长期处于中低速增长,包括直接投资在内的全球资本流动供需矛盾可能存在一段时间。一方面,发达国家用于对外投资的资金有限,跨国公司也继续将资金优先配置在母公司,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放缓对其对外投资影响更为显著;另一方面,各国经济复苏和增长都需要大量投资,不少发展中国家存在资金缺口,外部融资需求普遍增加,由于短期资本流动可能引发泡沫,因此各国更关注以直接投资为代表的长期资本流入。从短期看,全球直接投资规模很难恢复到金融危机前的高水平,而我国境外投资的意愿、能力、金融和政策支持等都处于快速上升期,这为我国扩大境外投资、继续提高在全球直接投资的重要性提供了巨大机遇。
(二)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的不同需求扩大了我国境外投资的空间
从发达国家看,短期内它们希望通过外来投资注入流动性以度过难关、避免破产,并向境外投资者出售一些技术、研发、品牌等核心资产,来自国家和企业层面的投资限制也有所放松。我国应借此机会,扩大对发达国家以往难以进入领域的投资,以便获取高端资产、嵌入全球贸易产业链高端,为未来提升我国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打下基础。但发达国家对关乎国家安全行业的外商投资仍保持谨慎态度,典型的是危机期间我国对美国石油、通信等敏感产业投资进行限制。从长期看,一方面,一旦发达经济体走出危机,则部分宽松的吸引外资政策可能会收紧,一些短期投资机会可能不复存在;但另一方面,发达国家资本流入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市场效率,存在很多长期投资机会,除制造业、服务业外,很多发达国家交通等基础设施进入更新换代期,加之发达国家市场开放程度高、制度规则透明、投资环境良好,为我国提供了很大的投资空间。
从发展中国家看,大多数国家尤其是中低收入国家缺乏资金、外汇、技术、管理等发展要素,利用外资可以弥补以上缺口,发展中国家对外来直接投资有长期、巨大、稳定的需求。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希望通过引入外资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发挥比较优势,更好地分享经济全球化收益,因此普遍欢迎制造业领域的外资。基础设施对改善投资环境意义重大,是吸引外资的主要领域。发达国家曾是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外资来源,但金融危机后前者对外投资能力明显下降,我国作为危机期间境外投资唯一快速增长的大国,将成为发展中国家外资的重要来源地。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在企业组织、生产技术和管理、配套能力建设、基础设施乃至发展模式等方面更能适应发展中国家需求,对发展中国家境外投资更具有综合优势。
(三)国际产业分工体系重构为我国境外投资带来了新机遇和新挑战
第一,发达经济体“再工业化”将扩大我国境外投资机会。近年来美国和欧洲纷纷实施“再工业化”,国际产业转移也由原来向发展中国家的单向流动,转变为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双向流动格局。发达国家在技术成熟、对其竞争力影响不大、无关国家和经济安全的传统制造业中,欢迎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外来投资,近两年来我国对美机械、汽车、电子、纺织等制造业投资明显增加就是例证。
第二,东亚区内生产体系重新调整为我境外投资提供新机遇。东亚区(包括东南亚)内聚集了不同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的多种类型国家,形成了复杂高效的分工关系,是目前国际上最重要的制造业生产基地。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重心继续向东亚转移,东亚是全球直接投资不降反增的少数区域之一,较高的经济增速、大量的资金流入、不同国家位势变化等,都为东亚生产体系重新调整、构建更精细化的分工体系提高了条件。过去,东亚分工主要是在“雁行”发展模式下形成的,我国在东亚区内主要接受别国分工,处于“雁行”模式的最底端。随着我国在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相对于区内广大发展中国家比较优势愈发明显,加之与周边国家位置相近、区内交通相对完善、经济一体化程度提高、文化背景相似等因素,我国可以加速扩大对区内发展中国家以制造业为主的投资,形成以我国为主的“雁行”模式,重塑东亚分工格局,并将这种分工关系延伸至南亚地区。
第三,新一轮区域经济一体化影响我国境外投资。近年来,各种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层出不穷,对全球直接投资和产业分工都产生了影响,对我国影响最大的是东亚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目前主要谈判包括,我国参加的中日韩自贸区、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即“10+6”),以及美国力推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若我国参与的谈判取得进展,将有助于我国扩大区内投资、提升我国对区内分工的主导力;但若TPP谈判成功而其它谈判停滞,则我国将丧失一些对区内的重要投资机会。
(四)国际资源能源版图调整有助于我国扩大境外投资
近年来,一方面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后,作为上游能源资源产品的需求下降更快;另一方面美国的页岩气革命、全球多个油气资源的新发现、新能源产业快速崛起等,都大大提升了能源资源供给,这导致全球能源资源价格掉头向下并连续几年在较低水平上波动,未来这一趋势还将持续较长时间。受此影响,美国、欧洲等一些能源资源消耗大国将减少在该领域的对外投资,一些能源资源富集国家将寻找新的投资来源,这为我国扩大能源资源境外投资、促进能源资源来源多元化、保障我国供应安全提供了重要机遇。另外,美国在页岩气革命后,其国内以天然气为代表的能源价格明显下降,将显著降低美国石化等下游产业,以及钢铁、冶金、汽车等高耗能产业的成本,也为我国扩大对这些产业投资提供了契机。
(五)我国要素禀赋升级形成境外投资新优势
现阶段,我国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正在发生重要的结构性变化,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或环节的比较优势逐渐式微;同时,我国国内资金比较充裕,在大规模制造方面积累了很多成功经验,资本和技术密集产业或环节的比较优势和境外投资优势开始显现。在我国深度融入全球经济的背景下,要求我国以境外投资方式、将这些产业转移到境外成本更低的国家,并保持对这些产业的控制能力,这与东亚“雁行”模式是一脉相承的。
此外,我国产业和贸易的升级过程,面临来自发达国家巨大的竞争压力。为加快实现升级,我国有必要通过境外投资方式获取境外高端要素。例如,在发达国家并购或新设研发咨询等机构,可以直接获得先进技术、研发、设计等高端资源,也可利用国外高端人才为我国企业服务。又如,品牌、全球营销渠道、售后服务等一直是制约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短板”,通过对发达国家的并购,可以使我国在较短时间内获得国际化经营的关键要素,不但能较快进入发达国家市场、提高出口附加值,而且也有助于打造和提升我国自主品牌,并构建以我国为主的国际分工体系。
二、下一阶段我国境外投资的目的和重点领域
(一)主要目的
从中长期看,我国境外投资的主要目的,是充分发挥我国不断变化升级的比较优势,在全球范围内整合配置资源,一方面利用我国在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优势扩大对发展中国家投资、转移部分制造产品和生产环节,另一方面通过对资源富集国家和发达国家投资弥补我国短缺的能源资源和高端要素,增强中国对全球产业链条的营运力和控制力,提高我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层级,最终构筑以我国为核心或主导的区域或国际化生产体系。同时,境外投资有助于促进东道国产业经济社会发展,同时还可以扩大我国经济影响力、推广我国发展经验、展示我国大国形象、消除中国影响,应成为我国和平崛起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对我国投资重视程度增强与我国境外投资意愿上升相互叠加,我国境外投资正面临历史上最好的机遇期。因此,我国应高度重视未来几年的重要机遇期,从战略高度角度谋划调整境外投资布局,在规模继续扩张的同时,着力调整和优化投资结构,培育提高境外投资企业经营管理和盈利能力,力争形成多元化的境外投资基本布局,打造具有较大影响力的跨国公司,使境外投资上到一个新台阶,为未来我国更加开放的国际化战略打下基础。
(二)重点领域
第一,大力发展以降低成本为目的的境外投资。成本型投资可以发挥我国不断升级的比较优势,利用发展中国家丰富廉价的劳动力、土地、资源、能源等要素和相对宽松的环境容量等,将一些我国已不具备价格竞争力和资源环境承载力的产业、产品和生产制造环节转移出去,同时通过掌握资金、技术、管理、品牌等手段,保留我国对转移出去产业的控制力。成本型投资可为东道国创造大量就业机会、促进经济增长,还有助于东道国提升产业结构、建立工业体系,因此可以改善和提升我国在东道国投资形象。从投资对象看,我国成本型境外投资应优先关注东南亚和南亚地区,以打造我国主导的区域分工体系,同时适当扩大对中亚、非洲、拉美、东欧等国投资,促进投资地区多元化和分散化。
第二,积极发展以并购高端要素为目的的境外投资。高端要素型投资有助于我国较快进入全球贸易产业链高端,提高全球配置资源能力,是我国利用全球资源的高级形式,在我国境外投资的重要性和比重也应不断提升。但高端要素型投资往往关系到发达国家和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乃至经济安全,加之对我国崛起的担忧,因此发达国家对我国的这种并购投资往往会设置各种障碍。为此,我国企业可利用发达国家比较完善透明的法制环境,积极应对各种不合理的歧视或障碍。我国高端要素型投资主要对象是欧美日发达经济体,其中欧洲与我国关系比较稳定、对我国投资限制较少,加之欧债危机对其影响深远,是我国优先关注的地区。
第三,统筹发展以获取能源资源为目的的境外投资。能源资源富集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位势和重要性下降,为我国扩大能源资源境外投资带来不少新机遇,如可投资项目增多、投资限制减少、投资条件优惠、在权益分配等核心问题上话语权增加,部分跨国公司考虑向我国转让现有油田等项目,在石油管线安排、能源资源协议价格等方面也会出现有利的变化。我国应充分抓住有利时机,加快全球能源资源投资布局,并争取达成更为有利的投资安排。我国应优先选择政局稳定、条件优惠、短期见效、运输安全的项目,如俄罗斯、中亚、海合会国家、非洲和拉美政局稳定国家、澳大利亚等的投资项目,对于中东等政局不稳国家的投资,应慎重考虑评估。钢铁、冶金、木材等一些资源粗加工项目也是我国未来境外投资的热点,但在当前全球环保主义影响不断增大的情况下,境外投资这类项目也要高度重视对东道国的环境影响,即使在收入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投资,也应采取排放较低、环境友好的技术并对当地生态环境进行必要补偿,以提升我国企业在东道国的积极形象、促进境外投资可持续发展。
第四,分类发展市场型境外投资。进入对方国家直接进行生产或提供服务已成为全球直接投资的重要类型。我国市场型投资可细分为若干具体类别。一是由产品特性决定的市场型投资,除一些不宜长途运输、或运价过高的产品外,近年来由于产品生命周期缩短、市场竞争激烈,一些产品必须及时根据消费者需求变化进行调整,也就是要在贴近市场的地区投资生产;二是绕过关税、配额、贸易摩擦等贸易壁垒的投资;三是服务业投资,我国在境外投资金融、保险、贸易、物流等服务业,除为当地市场提供服务外,更重要的是为我国境外企业提供必要支撑,甚至对带动其它投资起到先导性作用。实际市场型投资的动机往往更为复杂,例如,我国家电、纺织服装等境外投资,既可以贴近市场,又可以绕过关税或配额壁垒,还可以利用享受东道国参与的自贸区优惠政策扩大向第三方出口,很多市场型投资还兼具成本型投资特点。很多发展中国家资金短缺、产业空白,而市场型投资比直接进口更能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对我国投资态度比较积极;但若东道国国内已有产业,则会担心外来投资会对当地市场形成“挤出”效应,对我国投资持谨慎态度。总体而言,我国市场型境外投资需要根据市场分布情况进行全球多点布局,并且充分考虑当地的投资和销售壁垒,近期在全球资本短缺情况下,应适当加快发展这类投资。
第五,争取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取得突破。基础设施境外投资对促进我国整体境外投资意义重大,不但能带动我国技术、机械、劳务出口,是境外投资与工程承包、劳务输出的交汇点,而且基础设施是东道国投资硬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境外投资尤其是制造业投资有先导性作用。一些境外基础设施投资对我国全球战略布局也有重要作用,如对境外港口、机场、公路、铁路等投资,不但可提高我国对东道国的影响,还可以搭建我国对外运输的新通道。东南亚、南亚国家是未来我国主导分工体系的主要参与者,它们国内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与我国的互联互通,是我国转移制造业的重要前提,因此应优先扩大对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一般而言,中方境外投资基础设施应优先争取按商业化原则进行的权益投资,如BT、BOT、PPP等形式;但也有一些战略性投资,如周边国家和我国的跨境交通建设,可能无法获得完全的商业回报,国家可通过援外项目或贴息等手段予以支持。
三、政策建议
(一)整合各方资源形成境外投资合力
重点包括,处理好我国和东道国政府间关系,营造良好的境外投资环境;提升政府、中介组织服务水平和能力,支持企业境外投资;鼓励实力较强的国有企业、大型企业率先投资,取得经验后再引导民营和中小企业境外投资;将境外投资与货物和服务贸易、劳务输出、工程承包、对外援助结合起来,扩大境外投资带动作用;合理安排投资次序,以对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园区建设、金融服务的投资或合作为先导,逐步扩大制造业境外投资等。
(二)在发展中国家推广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模式
可在发展中国家以境外合作区推广这种模式,即在双方国家层面支持下,由我国经营较好园区内的投资开发公司或大型企业担任开发主体,发起设立境外合作区并负责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等前期工作,再引导国内园区企业、大型企业的配套和关联企业向合作区投资,并在合作区内复制、推广中国园区的开发和管理模式,从而形成以中国企业为主、兼顾当地企业的产业集聚区。境外合作区便于我国企业集中力量与东道国政府和各类组织打交道,也可为境外投资企业提供金融、法律、咨询、招聘等专业服务,特别有助于我国中小企业“抱团出海”,它将成为我国境外投资重要载体,是在境外集中展示我国企业、产品、发展模式的窗口。
(三)加强与东道国各层面广泛的沟通协调
东道国政府及其政策是影响境外投资成功的关键因素,一些国家政权经常更替,因此我国应加强与东道国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执政党、在野党、重要社团等联系沟通,保证我国境外投资利益不受或少受东道国政权更迭影响。在投资重点地区建立政府间对话平台,减少东道国对我国企业的投资障碍,改善我国企业在当地投资环境,解决我国企业在经营中遇到的问题,并争取一些更优惠的投资政策。当前,与发达国家政策沟通的重点是消除对我国歧视性投资限制政策,取消不合理的投资安全审查,提高投资便利化程度;与发展中国家政府沟通的重点,包括签署或修改投资保护协定、保护我国投资安全,扩大对我国的市场准入范围,改善东道国投资软硬环境,加快对我国投资审批速度等。我国应特别重视与东南亚、南亚等我国主要境外投资地区的高层沟通,争取将基础设施、境外合作区建设等作为双方谈判的重要内容。另外,还要加强与东道国媒体的沟通交流,加大对我国投资积极作用的正面宣传,营造有利的舆论环境。
(四)改革我国境外投资管理方式
完善境外投资产业导向和国别指导政策,对不同类型的境外投资制定差异化的支持措施。改进境外投资管理制度,实现由事前审批到事后服务、管理的转变。及时总结和推广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在境外投资管理方式试验中取得的经验,尽早对境外投资开办企业和一般项目实行备案制,提高境外投资便利化程度,以便企业能更快抓住有利机会投资。
(五)加强境外投资促进工作
大力加强对境外投资的资金和外汇支持力度,除扩大对境外投资企业和项目的资金支持外,还应设计能满足多种需求的金融产品,进一步放开对境外投资的外汇管制,同时鼓励银行率先开展境外投资,为当地投资的中国企业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加强国内保险机构对境外投资的支持作用,扩大承保规模、开发新险种,引导境外投资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投保,增强企业抗风险能力。国家层面高度重视、认真研究、科学评估境外投资所面临的新风险,及时风险预警,制定应对措施。深化对主要投资国利用外资政策研究,建立包括外交部门、商务部门、民间组织、行业协会在内的多层次、多渠道投资信息收集机制,为国内企业提供合适准确的投资信息。完善我国境外投资商会等自治组织,发挥其在处理和当地政府社团等关系、协调我国境外企业之间的关系、避免恶性竞争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六)引导规范境外投资行为
【关键词】汽车 发动机 缸盖 压装
引言
“十二五”期间,国民经济重点产业的转型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壮大和能源资源环境的约束,对装备制造产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未来5~10年,我国装备制造产业将迎来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装备制造是提高中国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要素,是其他高端装备制造业快速发展的基石。由于装备制造业的战略地位,以及在推动制造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中的重要作用,“十二五”期间国家持续加大对装备制造研发的财政支持力度。智能化、绿色化、自动化成为未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科技突破的重点方向。但是,装备制造业自主开发能力薄弱等问题依然突出。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重要的支柱产业,产业链长、关联度高、就业面广、消费拉动大,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汽车产业高速发展,形成了多品种、全系列的各类整车和零部件生产及配套体系,产业集中度不断提高,产品技术水平明显提升,已经成为世界汽车生产大国。为配合汽车发动机升级换代,以及多品种柔性化生产,随着汽车发动机生产线的改造,以及新生产线的建设,发动机柔性压装设备需求量迅猛增加。
发动机是汽车领域技术最密集的关键部件,汽车发动机装配线是对发动机顺序装配的流水线工艺过程,每个工位之间都是流水线生产,因此各个环节的控制都必须具备高可靠性和一定的灵敏度,才能保证生产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加之被装配零件的多样性、工艺的繁琐性,汽车发动机装配线就显得更为重要。
一、发动机生产线缸盖压装设备的重要性
近几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逐步增长,已接近全部出口额的30%,机电产品的增长对全国GDP的增长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长期以来,我国机床辅机制造一直处于滞后状态,在汽车制造业尤其明显,高端装配技术及设备几乎被进口产品占据。由于价格昂贵,一般企业使用的是自制简易装备,加工质量无法保障,致使发动机质量性能下降。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人们环保意识不断增强,促使汽车行业向环保性、安全性、多品种、优质化及个性化方向发展。为了适应汽车行业的发展需要,汽车零部件行业必须全面提升零部件特别是主要零部件(发动机、气缸盖、连杆、曲轴、凸轮轴等)的加工精度和多品种柔性化生产能力。汽车发动机缸盖智能压装装备及系统的成功开发迫在眉睫,我国发动机行业提供了新型压装机控制理念的提出和技术及装备的研发,对提高汽车发动机产品质量提升、降低排放、增加效能具有推动作用。
缸盖是发动机的重要部件,它的装配精度直接影响发动机的工作性能。气门导管与气缸盖压配在一起,对气门运动起导向作用。气门导管作为气门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出现装配缺陷,将直接影响到整个发动机的工作状态。发动机工作时,缸盖燃烧室压缩后点燃可燃气体,致使气门阀座承受很高的热负荷和机械负荷,因此对阀座的密封性也产生了很高的要求。综上所述,气门导管和阀座的装配是发动机缸盖装配的关键技术。
二、自动压装设备
目前,国内压装机智能化程度较低,主要为纯机械压装,采用液压缸驱动压头,压装精度低,液压缸容易泄漏造成污染,无法进行实时监测,一般只能进行单一型号发动机气门导管与阀座的压装。由于控制系统的局限性,压装产品的废品率较高,工作效率和稳定性较差。
(一)压装设备的控制。
本文介绍的压装设备整套压装动作主要由PLC、伺服驱动器、伺服电动缸、光栅尺和触摸屏等控制和完成。PLC进行逻辑处理后向伺服驱动器发出位置和压力指令,其中位置指令包括导管孔位置、阀座孔位置、导管压入位置和阀座压入位置。伺服驱动器接收PLC发出的位置指令及压力指令后,控制伺服电机完成相应的定位控制和压力控制。随着动作的进行,利用光栅尺检测伺服电机所带执行机构的最终位置,利用压力传感器检测工件实际所受到的压力,并将检测值反馈给伺服驱动器和PLC,进行位置和压力的PID闭环运算,最终完成精确的定位任务和恒定的压力控制。
(二)压装设备的动作。
压装过程中,传统的压装设备位置和压力控制精度较低,造成废品率较高,甚至会对发动机性能产生影响。本文的压装设备在压装过程中控制系统给电缸发出命令,首先将上部导管压装单元向下移动接触到缸盖,抬起下部阀座压装单元将阀座装入上料夹具中,上料夹具自动打开,电缸抬起“C”型夹具并压装阀座;由控制系统判断上述动作完成,控制导管压头解锁,压头下降并压装导管,结束压装;控制系统发出指令,缸盖向前移动一个工位,同时将导管送入上压头,依次重复以上工序完成其它气门阀座和导管压装。
该压装机适用于各类发动机缸盖气门导管与阀座的精密压装工艺。整个压装过程中力、位移均为闭环量化控制,判断过程参数是否符合工艺要求,实时反馈数据、调节精度,同时可呈现/存储相关参数。采用现场总线使整个系统响应速度达到1.5Mbps,伺服驱动控制使系统重复定位精度达到0.02mm。实时监控工艺参数变化,从而判断整个过程中各参数是否满足工艺要求。能够有效降低废品率。
三、结束语
传统压装设备采用纯机械化手段进行生产,废品率较高,造成材料和能源的极大浪费,无法进行多型号发动机缸盖气门导管和阀座的混线生产,降低了生产效率,制约了企业的发展。另外,压装精度也无法实现实时检测和控制,严重影响发动机装配质量。此外,液压装置容易泄露,对环境造成恶劣影响。本文介绍的典型压装设备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动控制,但智能化程度还较低。针对目前国内压装设备发展现状,汽车发动机缸盖压装装备与技术的智能化和柔性化是发动机装配线亟待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一、加快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的重要性
(一)加快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是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后劲的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制造业经历“调整中发展”、“发展中调整”、“发展调整中提升”三个阶段,汽车、电子信息、成套装备、船舶、钢铁和石化等产业在国内已占据重要地位。进入“*”时期,自主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以及经济社会发展迈入了新阶段,随着竞争的加剧,以及各类资源要素刚性约束所带来的外部环境变化,*制造业资本驱动力日趋弱化,产业能级提升、结构调整遇到压力。*已到了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的关键时期,必须充分利用当前高端产业增长空间放大的重要契机,立足长期打造的高新技术产业基础,结合国际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特点和趋势,大力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
(二)加快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是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
当前,*先进制造业发展已进入新型产业体系的构建阶段,产业结构趋向高度化。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要求*加快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从产业竞争力的提升转变为综合竞争力的提升、从传统制造业生产转变为大力发展以高新技术和新兴产业为主导的先进制造业,推动产业资源的有效配置,实现支柱产业、装备产业、战略产业发展的重点突破。
(三)加快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是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需要
国务院《关于推进*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明确,到2020年,*要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和具有全球航运资源配置能力的国际航运中心,要求*构筑更加高端的现代产业体系,增强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化,形成与国际大都市和建设“两个中心”相适应的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和高集聚度的现代产业体系,以适应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战略需要,是加快*城市功能和产业转型的迫切要求。
当前,*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还面临着一些挑战。一是宏观经济环境存在不确定因素。国际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逐步显现,市场竞争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使*产业发展的压力增大。二是土地、能源等资源环境要素对产业发展的约束不断增加。产业调整成本不断上升,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面临瓶颈制约。三是产业资本集聚能力不强。*在新能源、航天航空、生物医药、海洋工程装备等领域具有一定的技术储备优势,但由于缺少外部资本有效投入而未能同步形成较大产业规模。四是核心企业技术支撑能力有待提高。高新技术产业的龙头企业缺乏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和系统集成能力,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和产业链衔接能力还较薄弱等。对这些问题,必须切实加以解决。*要抓住当前重要的发展机遇,坚决服从、服务国家战略,充分发挥*产业基础雄厚、科技资源密集、综合实力领先、要素流动迅捷等优势,通过创新突破和资本集聚,集中发展代表全球产业发展方向和体现国家战略的高新技术产业,实现产业集聚、规模扩展和能级提升。
二、加快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基本思路、主要原则和总体目标
(一)基本思路
一是服从服务国家战略,落实国家重大专项,主动衔接国家重点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
二是将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化作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挑战、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主要方向;
三是结合本市产业发展实际,聚焦重点领域和重大项目,培育新的增长点,抢占新一轮产业发展制高点;
四是立足*产业、金融、科技、人才等综合优势,加快引进、消化、吸收先进技术,推动集成创新和自主创新,增强产业持续发展能力。
(二)主要原则
1.立足技术进步,提高产业竞争力。以技术进步为主线,以企业为载体,以产业化为抓手,通过开放式创新,充分利用国内外资源,着力推动“产学研”的深度融合,促进高新技术成果转化,在不断提高自主知识产权的基础上,努力把握行业发展先机;在保持技术进步与国际同步的基础上,切实增强产业发展后劲。
2.集聚优势条件,抢占行业制高点。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紧紧瞄准行业高端,集聚优势条件重点攻坚。充分激发企业技术创新的内在动力,引导各类创新要素向产业集聚,构建产业链的创新模式,以行业龙头企业为中心,带动产业链上相关企业的技术进步,实现产业化关键瓶颈的持续突破。
3.明确责任主体,聚焦重点突破口。坚持以企业为责任主体,实施高新技术产业化重大项目,充分发挥实施主体的积极性,发挥各种所有制企业的作用,明确工作责任制和责任人,制定详细的推进计划,及时协调解决项目实施中遇到的问题,确保组织落实、责任落实、进度落实。
4.强化深度融合,推进产业集约化。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发展信息产业,积极培育以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和数字技术为基础的高新技术服务业,运用信息技术改造装备制造和节能环保等传统产业,促进产业技术升级,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
(三)总体目标
围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化,大力发展能够缩小与发达国家制造业水平差距、对提升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有重要推动作用、具有一定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的产业领域,聚焦新能源、民用航空制造业、先进重大装备、生物医药、电子信息制造业、新能源汽车、海洋工程装备、新材料、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等九个重点领域和重大项目,集聚创新资源,突出技术进步,攻克关键瓶颈,夯实产业基础,完善以高新技术产业化为主体的发展团队。
——调整结构。到2012年,重点领域通过打造自主品牌,开发自主知识产权,实现技术引领;通过提高核心设备制造环节的集聚度,实现系统引领;通过融合发展总集成、研发设计等,实现价值链引领。
——发展增量。到2012年,全市高新技术产业重点领域总产值达到11000亿元,比2008年增加4500亿元左右。
——带动效应。民用航空制造业、先进重大装备、新能源汽车、海洋工程装备等领域的技术创新能力保持国内领先,新能源、生物医药、电子信息制造业、新材料、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等领域的技术创新能力接近国际先进水平,高端产业带动作用明显,产业链衔接较为完善,实现重点产业的集约化发展。
三、加快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的重点领域
根据国家重点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提出的要求,参照《*产业发展重点支持目录(2008)》的内容,依据*现有的产业基础、科研技术水平和人才支撑条件,确定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的九个重点领域,即新能源、民用航空制造业、先进重大装备、生物医药、电子信息制造业、新能源汽车、海洋工程装备、新材料、软件和信息服务业。
(一)新能源。到2012年,产业规模达到500亿元。实现2MW陆上风电机组规模化生产和3.6MW海上风电机组的产业化,加快风电发电机、主控制器及系统等关键部件国产化,推进太阳能电池生产线建设及相关装备产业化,推进IGCC有关装备研制及示范工程建设。2009年第一批拟推进的薄膜太阳能电池及关键生产设备产业化等重点项目,主要集聚在浦东、闵行等区域。
(二)民用航空制造业。到2012年,产业规模达到200亿元。形成大型客机的总装和研发基地、ARJ21-700支线飞机30架批产、商用飞机发动机研发中心和航电系统集成产业化。2009年第一批拟推进的大型客机总装和研发基地、商用飞机发动机研发中心等重点项目,主要集聚在浦东、闵行、宝山等区域。
(三)先进重大装备。到2012年,产业规模达到1200亿元。重点聚焦核电、火电、特高压输变电、轨道交通装备、自动控制系统等,实现关键核岛主设备国产化配套,提升大型锻件产品的极端制造能力,发展60-120万千瓦清洁高效火电设备系列,实现轨道交通车辆及自动控制系统国产化。2009年第一批拟推进的百万千瓦等级核电关键设备及部件产业化、大容量超超临界火电机组系列产业化等重点项目,主要集聚在浦东、闵行、松江等区域。
(四)生物医药。到2012年,生物医药制造业总产值达到850亿元,服务外包收入达到150亿元,医药商业收入突破1000亿元。在高端化学原料药制造领域取得突破,加快开发中药及天然提取物,重点突破生物诊断试剂、疫苗及抗体类药物的产业化,着力发展数字化高端医疗设备。2009年第一批拟推进的精密医疗器械和检测系统仪器等重点项目,主要集聚在浦东、徐汇、奉贤等区域。
(五)电子信息制造业。到2012年,集成电路和平板显示产业规模达到1500亿元。重点推进12英寸65nm以下芯片生产线建设,实现新一代移动通信、数字电视、平板显示、汽车电子等芯片的国产化,加快集成电路制造、测试装备产业化,推进TFT-LCD高世代生产线、OLED中试线及配套产业建设,发展大功率LED封装器件及产品产业化。2009年第一批拟推进的4.5代OLED中试线建设、数字电视芯片套片产业化等重点项目,主要集聚在浦东、徐汇、闵行等区域。
(六)新能源汽车。到2012年,产业规模达到900亿元。加快推进混合动力汽车和纯电动客车产业化,提升驱动电机、动力电池及其控制系统等关键零部件的国产化配套能力,支持燃料电池汽车研发和产业化,提升汽车电子系统集成能力。2009年第一批拟推进的自主品牌混合动力轿车、客车和动力系统、汽车电子控制系统等重点项目,主要集聚在浦东、嘉定、*等区域。
(七)海洋工程装备。到2012年,产业规模达到1500亿元。重点提升浮式生产储油船(FPSO)、自升式钻井平台、半潜式钻井平台、钻井船等研制能力,加快海洋钻探设备、油处理模块的研制,提升港口装卸运输设备等级,实现船用通讯、导航、控制电子设备等船舶电子的突破。2009年第一批拟推进的自升式、半潜式钻井平台等重点项目,主要集聚在浦东、长兴岛等区域。
(八)新材料。到2012年,产业规模达到1000亿元。重点推进高性能碳纤维、耐高温纤维等生产线建设,实现高温合金、钛合金材料产业化,推进生物相容材料及终端产品产业化,加快环保节能材料与新型绿色建材产业化及其推广应用。2009年第一批拟推进的1500吨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建设等重点项目,主要集聚在*、奉贤、宝山等区域。
(九)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到2012年,产业规模达到3600亿元。重点推动信息服务业的基础软件、嵌入式软件和大型行业应用软件的研发和产业化,加快发展TD-SCDMA、TD-LTE等移动通信技术,推进基于互联网的电子商务、互动娱乐、金融服务和在线视听等数字内容服务产业。2009年第一批拟推进的基础软件产品研发、TD-SCDMA增强技术基带芯片产业化等重点项目,主要集聚在浦东、徐汇等区域。
四、加快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具体措施
(一)建立推进工作体系。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对口联系部分重点项目。成立*市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领导小组及工作小组。*市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工作小组建立例会制度,协调推进工作中的有关事项。九个重点领域中,新能源、民用航空制造业、先进重大装备、电子信息制造业、新能源汽车、海洋工程装备、新材料、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等八个领域由市经济信息化委为主负责推进;生物医药领域由市科委为主负责推进。有关委办局、区县政府、开发区共同做好推进工作。
(二)明确项目实施主体。全市高新技术产业化工作由中央企业、地方企业、民营企业等各种所有制企业共同参与。实施主体需制定详细的项目推进计划,明确工作责任制和责任人。对实施主体提出的政策需求以及需要协调的有关事项,由市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工作小组予以协调。
(三)完善高新技术产业化服务平台。组建*市高新技术产业化促进中心,作为市政府面向全社会服务并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平台,具体承担高新技术产业化的信息、政策咨询、项目受理、技术服务、配套对接、平台聚焦、绩效评估等工作。
(四)优先落实支持政策。将本市出台的财税、规划、土地、人才、科技方面的鼓励支持政策,在高新技术产业化的九个重点领域优先落实,对项目实施主体和配套单位倾斜,给予优先支持。
(五)设立高新技术产业化专项资金。市政府设立100亿元的专项资金,用于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化项目,专项资金按照《*市自主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化重大项目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使用。鼓励金融资本与重点产业发展对接,鼓励社会资本的积极投入。
(六)推动产业链配套建设。建立中小企业对接高新技术产业化重点项目的工作机制,定期向中小企业需求信息、召开对接会议等。围绕项目实施主体,培育一批“专精特新”的中小企业,形成专业化配套。
关键词:政府效用 工业贸易条件 面板数据
引言
对贸易利得的研究是国际贸易学中永恒的前沿问题。贸易条件(本文贸易条件指价格贸易条件,即以进口商品的价格衡量的出口商品的价格)对于今天的中国更为重要,它的变化可以影响国民收入分配。Kohli(2003)发现通过贸易条件改善,某些发达国家在低经济增长条件下仍可以快速实现国民收入增加。Diewert&Morrison(1986)早已指出贸易条件改善对国民收入增加的效果与技术进步非常类似。但当前我国的外贸领域不可不重视的事实是,贸易条件恶化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我国经济“增产不增收现象”,还加大了国民收入的波动性(范志勇、毛学峰,2013)。
在“国进民退”日益成为阻滞国家迈上发展新台阶的障碍的背景下,研究如何改善中国的贸易条件是从贸易领域支撑国家改善国民收入分配战略的重要手段。现有文献从纯经济原因出发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克鲁格曼等人提出的新贸易理论和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均证明了政府通过制定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对一国贸易形成重要影响。政府作为一国对外利益的人,其制定的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对一国产品价格的形成有重要影响,而二者取向取决于政府效用。研究我国对外贸易条件变动影响因素的现有文献并没有考虑政府效用的影响,因此,本文试图以中国工业贸易条件为例考察政府效用对贸易条件的影响。
回归模型构建
(一)政府效用对贸易条件的影响机制分析
论及政府效用实际上是把政府人格化。其理论渊源可追溯到亚当・斯密,他把政府称为“守夜人”。事实上学术界是普遍承认政府人格化的,从而同考虑人的效用一样考虑政府效用是合理的。经济学中把效用定义为使需求、欲望等得到满足的一个度量。政府的需求是其当下和后续地位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在满足这种需求的条件下政府获得正效用。因此,政府要获得正效用的必要条件之一是使其委托人(可分为生产者和消费者)获得正效用。并不是所有单个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最大效用简单线性相加就能达到整体效用最大化,因为个体的理有可能导致集体的非理性结果,因此,经济中除了存在生产者效用和消费者效用外还存在着高于二者的国家整体效用。盛斌(2002)将实现这种国家整体效用的取向称为 “国家战略主义”,政府则成为获取国家战略主义效用的人。
经典H-O理论展开的思路是假设贸易中两国劳动生产率和消费者偏好相同,研究资源禀赋对形成产品价格差异的影响,从而对进出口产品结构的影响。沿袭这种思路,本文在假设传统贸易理论中影响出口产品价格的因素包括两国的劳动生产率、消费者偏好、资源禀赋均相同的情况下,研究政府效用对形成两国产品价格差异的影响。这使得在不考虑两国产品价格受政府效用影响的情况下,产品市场价格相等,Pi / Pi*=1。
政府干预对国内生产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商品国别价格,而政府如何干预受上述三种效用影响。行业由于行业特性对国家战略主义效用、生产者效用和消费者效用的满足程度不同。从不变成本角度看,政府如果支持某个产业发展,将会在用地、与机器设备有关的信贷政策等方面给予支持;从可变成本角度看,政府如果支持某个产业的发展,将会利用相关政策在与该行业相关的原料使用成本、劳动力使用成本上给予优惠;从利润角度看,若政府支持某个行业发展,其利润将高于没有政府支持条件下的利润值。例如出于国家安全的战略主义利益,政策保护使某些行业处于垄断地位,那么这些行业会维持较高的利润率。把政府效用变量在产品价格形成过程中内生化,即:
(1)
PiU为本国i行业在政府效用影响下最终形成的产品价格。Pi为i行业在没有受政府效用影响下形成的产品市场价格。ui(Gi)表示发展i行业给政府带来的效用。ui(Gi)越大,则表示政府越偏好支持该行业发展,从而使得i行业的产品出口价格越低。0
政府效用函数可以描述为国家战略主义效用、生产者效用和消费者效用的函数:
ui(Gi)=ui(Ni,Mi,Ci) (2)
其中,Ni为i行业发展能带来的国家战略主义效用变量,Mi为i行业发展能带来的生产者效用变量,Ci为i行业发展能带来的消费者效用变量。把(2)式代入(1)式,并结合贸易条件的定义,即两个国家出口商品的价格比,则贸易条件可写为:
(3)
依据假设,两国不受政府效用影响的产品市场价格相等Pi/Pi*=1,并视外国政府效用函数为外生给定的,仅考虑影响本国政府效用对贸易条件的影响。则式(3)可写为:
TOTi=u(Ni,Mi,Ci) (4)
(二)回归模型
依据式(4),回归方程可以采用如下形式:
(5)
其中,TOTi为i行业的贸易条件,PEij为本国i行业的第j个效用代表变量,可归结为三类:国家战略主义效用代表变量、生产者效用代表变量和消费者效用代表变量,分别建立以下三个回归模型。
1.影响贸易条件的政府-国家战略主义效用模型。“国家战略主义”就行业层面而言,即政府按照某行业的发展是否与国家发展战略一致来对行业发展实行鼓励或限制。该模型将贸易开展看作拉动国家经济增长的马车,按照某产业的发展是否与国家发展战略一致来对产业发展和该产业的进出口实行鼓励或限制,从而影响该产业的贸易条件。其代表变量如表1所示。
2.影响贸易条件的政府-生产者效用模型。该模型认为政府贸易政策的制定受生产者及其相关团体效用诉求的影响,进而影响产业政策以及贸易政策的制定,从而影响某一具体产业的贸易条件。其代表变量如表2所示。
3.影响贸易条件的政府-消费者效用模型。该模型认为贸易的开展是实现劳动者收入再分配、缩小收入差距、改善消费者生活质量的重要手段,消费者效用能够影响政府效用,进而影响产业政策及贸易政策的制定,从而影响某一具体产业的贸易条件。本文用各工业行业的工资水映消费者效用,具体采用人均工资GZ表示。
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及处理
以我国工业行业分类为基础,剔除非贸易部门自来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将黑色金属矿采选业和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合并为金属矿采选业,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和烟草制造业合并为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纺织服装鞋帽与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合并为服装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与家具制造业合并为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合并为造纸印刷及文教用品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橡胶制品业、塑料制品业合并为化学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合并为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合并为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和燃气生产和供应业合并为电力热力燃气生产供应业,从而得到21个工业行业。
将协调编码(HS)四位数税号的贸易数据重新集结得到不同行业的进出口相关数据。进出口价格由进、出口价值量除以进、出口数量得来,数据从UNCOMTRADE数据库搜集。各行业工业生产总值、劳动生产率、利税贡献、就业贡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在2002、2007、2010年投入产出基本流量表基础上,将135部门整理为21个工业行业的投入产出数据,并计算出列昂惕夫逆矩阵,从而计算出各行业的影响力系数。影响力系数Bj的计算公式为:。其中,Cij是列昂惕夫逆矩阵。由于工业行业的影响力系数短期内变化甚微,以及只能获取上述三年的投入产出流量表,2002-2011年其他各年影响力系数均沿用上述三年的数据。碳排放量数据来源于朱玲玲(2013)。各行业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利润总额、外商及港澳台商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利润率数据来自《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人均工资数据来自《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依据上述行业划分方法将历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中的关税税率重新集结得到各行业关税税率。对各指标数据进行了无量纲化处理。
(二)模型估计
运用Eviews7.2软件及2002-2011年我国21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对(5)式采用Panel Least Squares方法估计。采用后向法筛选以上列出的自变量,即从全方程回归开始连续每次减少一个t统计值最低的变量,结合调整后的R2值,直到新方程中所有自变量回归系数的t检验都显著或大部分自变量显著,并且继续剔除其他变量不能增强回归结果的有效性为止。结果如表3所示。
结论及政策启示
(一)结论
1.我国工业行业贸易条件普遍恶化。2002-2011年采掘业所有行业的贸易条件均恶化。制造业中除造纸印刷及文教用品,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外,其他12个工业行业贸易条件都呈恶化状态。具体如图1、图2、图3、图4所示。
2.影响政府效用的国家战略主义效用、生产者效用、消费者效用均是解释我国工业行业贸易条件恶化的原因。表1显示,三个回归模型均以99%显著水平通过检验,调整后的R2均达到70%以上,说明三种效用均影响我国工业行业贸易条件。代表国家战略效用的变量中行业利税贡献、影响力系数、劳动生产率、就业贡献均以95%以上的显著水平通过检验,但利税贡献增加一个单位,贸易条件恶化0.0004%,影响力系数增加一个单位,贸易条件恶化1.42%。劳动生产率、就业贡献与贸易条件呈正向关系但影响都相当微小。国企利润和关税税率与贸易条件呈反关系,国企利润提高一个单位,贸易条件恶化0.0002%,行业关税率提高一个单位,贸易条件恶化0.11%。外企利润提高一个单位,贸易条件改善0.0002%。行业人均工资每提高一个单位贸易条件恶化0.00004%。
3.影响政府效用的“国家战略主义”是我国工业行业贸易条件恶化首要原因。影响力系数对贸易条件的负面影响是代表生产者效用的国企利润和关税率变量的7100倍和12.9倍,是代表消费者效用变量人均工资的35500倍,是利税贡献变量影响的3550倍。利税贡献变量对贸易条件恶化的影响是国企利润变量的2倍,是人均工资变量的10倍。
4.影响政府效用的生产者效用对我国工业行业贸易条件恶化的影响大于消费者效用的影响。国企利润变量对贸易条件恶化的影响是人均工资变量影响的5倍。关税率变量对贸易条件恶化的影响是国企利润变量影响的550倍,是人均工资变量影响的2750倍。
(二)政策启示
1.我国工业行业贸易条件的改善有赖于政府协调各方效用。应积极协调好国家战略主义利益、生产者效用和消费者效用,使工业行业贸易条件改善,从而使对外贸易的开展向有益于“国民”的方向发展,使我国开展对外贸易获得的效应与国家政策导向一致。
2.提高我国产业链高端制造业的内生竞争力是改善我国工业行业贸易条件的关键。研究显示,2002-2011年我国工业行业影响力系数越大,其对贸易条件恶化的影响越大,这从侧面反映了我国产业链高端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低下。国家意图扶持产业链高端制造业以带动更多的产业发展,但在高端制造业本身竞争力不强的情况下带来的一个副作用是贸易条件恶化,从而不利于国民收入分配。面对这种两难如何进行选择?从长远来看,协调两者冲突的关键仍在于有效提高我国产业链高端制造业的内生竞争力,而不是一味依靠产业保护和补贴。
3.调整政府既有效用偏向、增强国有企业竞争力有利于改善工业行业贸易条件。2002-2011年国有企业利润越高,贸易条件越恶化。这从贸易领域里再次为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提高其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性增添砝码。
4.以混合要素密集型产业的视角和方法改造传统行业以改善其贸易条件既符合国家战略利益也满足消费者效用。劳动密集型行业有它的资本密集环节,资本密集型行业也有它的劳动密集环节。因此,改造劳动密集行业的资本密集环节不仅可以提高传统行业附加值,也不会大量挤出它的就业吸纳能力。实证结果表明行业就业贡献与贸易条件均呈正向关系。
参考文献:
1.范志勇,毛学峰.开放条件下中国收入增长的效率及结构特征:1981-2010[J].经济研究,20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