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探索发现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考古探索发现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考古探索发现范文

契丹人耳饰漫谈

陕西出土的宋代儿童体育文物

图坦卡蒙墓最新发现:暗门中的娜芙蒂蒂墓

布局严谨的古埃及卢克索神庙

溧阳秦堂山遗址考古

福建福州地铁屏山站基建考古

陕西西安郭庄西魏北周墓

湖南长沙铜官窑2015年度考古发掘

悉尼拜谒柴尔德墓纪行魂归蓝山

中原文明考古探源:河南新密李家沟遗址和它之前的事

镇海鱼山·乌龟山遗址考古发掘来自浙东滨海的远古回声

东晋南朝时期女性的“时尚发型”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纪念刘士莪先生

佛教天台宗祖庭考古:浙江天台山佛教崖刻

两河流域文明探秘乌尔第三王朝贡物调拨中心的档案箱封泥

南京明代京师城墙究竟有多长

齐齐哈尔的城中之宝——卜奎清真寺

苏格兰卡拉尼什史前巨石遗迹

奉化境内古道遗迹调查记

从考古材料观察人性的阴暗面

风雪马鬃山甘肃肃北县马鬃山玉矿遗址考古发掘记

古徐春秋,梦幻之旅——古徐城布展设计手记

中国早期文明结构中没有宗教的位置

平潭老牛礁一号沉船遗址水下考古在福建

卢旺达大屠杀的法医考古学调查抚慰哭泣的基加利

宝鸡石鼓山西周墓地三号墓墓主之谜

日本三角缘神兽镜“魏镜说”考辨

“一牀锦被遮盖”与中国古代“裸葬”习俗

儒释道思想的融合体胡人骑羊青瓷插座

胶东沿海的“妈祖”遗产

俄罗斯叶尼塞河中游地区考察纪行:考古与博物馆

阿里琼隆银城遗址考古手记

邢窑唐代大陶缸的出土与修复

富丽堂皇的古埃及哈特谢普苏特祭庙

郑州老奶奶庙遗址的考古发现四万年前中原人类的生活实证

探索青铜爵的秘密“柱”

“丝绸之路”上的古国探秘“乌杔国”与“权於摩国”

战国楚都的水井与民生

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商周青铜器上的写实性动物纹饰

汉代皇族专享器具——黄金釦器

汉魏时期“摇钱树”的造型溯源

为考古正名文物考古题材动画片

楚故都纪南城考古发掘四十周年学术研讨会

郑州老奶奶庙遗址的考古发现四万年前中原人类的生活实证

探索青铜爵的秘密“柱”

“丝绸之路”上的古国探秘“乌杔国”与“权於摩国”

战国楚都的水井与民生

第2篇：考古探索发现范文

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去实验室，看看考古学家在室内都做些什么吧！

考古学家在实验室内通过对文化遗物的研究解决哪些问题呢？文化遗物能为我们提供哪些信息？考古学家能获得什么样的新发现呢？

一般来说，野外发掘的人类遗物都需要经过考古学家复杂而细致的整理之后再深入研究。其整理和研究一般包括室内清洗、加固保护，以及修复、加标签、分类（分组与排序）等工作。有些物品需要制作卡片进行详细的描述，然后进行其他科学分析。这些工作虽然是基础性的，但都是必须进行的工作，而且非常耗时。这些工作听起来非常简单，但在实际操作中，每一项都必须由拥有专业技术的考古学家才能处理。

就说文物清洗吧，做这项工作，就要像妈妈洗衣服_样，必须分类进行，否则清洗溶剂会破坏文物的内在结构，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

而在修复工作中，最有意思、也是花费时间最长的就是拼合研究。虽然听起来很专业，但这项工作却与我们经常玩的拼图游戏非常相似。如果你足够细心，就会在博物馆中的一些陶器上发现裂纹或者白色的石膏，这就说明这一陶器是由考古学家用碎片重新拼合起来的古器物。（哈哈，现在多玩玩恐龙拼图游戏，说不定将来能帮助你顺利完成恐龙化石的拼装呢！）

做完这些基础工作以后，考古学家就要动用高科技的仪器，比如X射线分析仪、光谱分析仪、全自动粒度分析仪等做进一步的科学研究啦！考古学家需要解决文化遗物中可能存在的哪些问题呢？

首先是年代问题。在考古学诞生以后，考古学家们非常注重遗存的年代问题，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年代分析方法。随着20世纪50年代放射性碳十四（14

其次，考古学家就要对遗物、遗迹展开研究，解答更多我们关注的问题。

“古人”使用了哪些技术？

考古学家通过对人工遗物的研究发现古人类运用过的技术，如石器打制和磨制技术，陶器的轮制技术，青铜器熔铸技术和锻铸技术，铁器技术，以及房屋建筑（杆栏式、地面式、半地穴式等）、修河、筑城（版筑、夯筑）等技术。

“古人”吃什么？

这个问题一般通过自然遗物的研究来解答。自然遗物一般包括植物、动物等，其形态并不是人类行为直接造成的，更多的是人类生计的残留物。对于考古学家来讲，古食谱及其随时间而发生的变化是重新认识古代社会和进化过程的关键。对植物遗存和动物遗存的研究可以挖掘出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互动及人类对自然过程的干预等信息，为研究和了解农业的起源等提供更多帮助。食谱研究分析是目前考古学研究的前沿领域之一，其主要资料有植物遗存、动物遗存及人体遗骸等。

“古人”住在哪里，如何居住？

古人的聚落一般位于靠近河流的地方，如旧石器时代的人们一般选择在现今河流的三级阶地及更早的阶地，新石器时代的人们一般选择二级阶地，而夏商时期一般选择河流的一级阶地。而如何居住则包括古人如何建造他们的房屋以及安排房屋之间的空间关系，如南方早在距今8000年前的史前时期就形成了木构杆栏式建筑，而北方地区则形成半地穴和地面方形或圆形的建筑结构。

“古人”来自哪里？

我们是谁，我们来自哪里？这个问题一直困扰我们的先哲屈原，当然也一直困扰着我们现代的很多人。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的祖先创造了“女娲造人”的传说，西方创造了“上帝造人”的神话。这是真的吗？当然不是。据分子考古学研究，我们和非洲黑猩猩的基因相似程度达到98%，所以它是我们理所当然的“近亲”。

开始准备吧！

体验了考古学家的发现过去之旅，是不是觉得考古研究特别有趣且特别有意义呢？如果你想成为一名考古学家，现在就开始准备吧！

1.熟悉考古学的一个好办法就是准备好记事本和照相机。在你去博物馆、陈列馆、遗址、考古现场参观时，把感兴趣的内容记画在本子上，并附上照片。你也可以搜集报纸、杂志上有关考古新发现的报道。在赏析和品鉴文化的同时，也能学到很多的知识。

2.拥有强烈的好奇心和坚定不移的信念。涉足人类及其文明的探索往往是好奇心驱使的，但有些人浅尝辄止，常与新发现失之交臂。考古学的探索是鲜艳的，是激动人心的，但过程也是漫长的，我们必须拥有坚定不移的信念才能走得更远，看得更广，取得更大的成绩。

第3篇：考古探索发现范文

中国现阶段提出的微痕考古,是把西方石器微痕分析技术(-use-wearanalysis)和埋藏学中的表面改造痕迹(surfacemodificationmarks)研究融合在一起,新形成的一个研究方向明确、研究内容较深、学术意义更强的特色研究领域,其对考古学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该论文还使用微痕考古的观念,对中国史前人类人工痕迹现象进行了研究性总结,认为人类自古以来的行为痕迹可以分为经济生产性痕迹和文化意识性痕迹两大类。经济生产性痕迹指人类制造和使用工具进行经济生产时产生的各种痕迹,如制造石器时在石质原料表面产生的各种片疤和使用石器获取肉食资源时在骨骼表面产生的砍砸、切割痕迹等;而文化意识性痕迹是指人类不是出于直接的经济生产性目的,而是在体现思维、意识领域方面特殊行为过程意制造的痕迹。这类痕迹在经过人类初期对自身行为、工具、痕迹现象进行观察和认识,并经过对生存环境、生活阅历的提炼后,逐步萌生出记号、符号、图画、文字及其他艺术品等。按目前的考古发现,中国已知最早的经济生产性痕迹距今约200万年,如安徽繁昌人字洞发现的骨制品等。而世界上已知最早的文化意识性痕迹,是在距今12万年左右才产生,最早作品是重庆市奉节县兴隆洞遗址出土的在剑齿象门齿化石上出现的刻划图案。中国文化意识性痕迹的发展规律是:该类痕迹最早是通过线条刻划来表现的,其刻划内容主要是植物、动物等自然环境性主题。在旧石器时代晚期,除了刻划类的文化意识性痕迹外,新出现了钻孔和磨制类的文化意识性痕迹。新石器时代,在刻划类痕迹基础上衍生出描绘类痕迹。痕迹线条不再是以直线条为主,而是以多种写生性和几何形图案为主,表现主题也演变为以人及与人相关的世界观为主。新石器时代晚期,在刻划记号、符号的基础上,开始萌生最初的汉字初文。中国人类是由最初的简单刻划,开始逐步走向文字文明时代的。中国古人类从线条刻划到创造出文字文明,这个时代大约经过了12万年或更久。

正是在这种理念的基础上,该团队由武仙竹教授领衔,与国内其它同仁一起,通过微痕考古的新方法、新手段,在长江中上游区域考古,尤其是在位处重庆市、湖北省境内的三峡区域考古中,取得了较为重要的成果,出版了一批重要的关于三峡区域考古的学术着作,并在《科学通报》、《人类学学报》、《第四纪研究》等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一批颇具价值的学术论文。例如近期在《湖北郧西黄龙洞更新世晚期古人类遗址》[2]中,他们利用微痕考古方法,分析了遗址出土石制品的制作、加工与使用痕迹,研究了该遗址的石器特征及其与中国传统石器文化的关系,指出位处我国中、西部的秦巴山区,在距今约10万年期间,生存着与现代人体质特征一样的古人类,这些古人类的石器文化既有中国南方石器工业的特征,也有中国北方石器工业的特征,反映着当时中国境内古人类存在有较普遍的文化交流现象。在《郧西人遗址洞穴发育与埋藏环境的初步观察》[3]中,则从洞穴发育、地层堆积与人类遗迹等微观现象方面,解释了古人类遗址的古环境与埋藏过程。在《湖北官庄坪遗址动物遗骸研究报告》[4]中,根据墓葬中出土动物遗骸的生长特征与人工处理微痕,研究出三峡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中随葬有与人类亲密接触、具特殊关系的大熊猫。这一研究成果不仅显示三峡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生存有大熊猫,为大熊猫演化和生存环境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同时也揭示了三峡古居民有使用大熊猫随葬的现象,并指出这种葬俗目前在世界上还是唯一的。

通过大量的田野考古研究和科学实验,该研究团队除了在微痕考古的学科内涵、特点及其方法论上提出了自己的认识与看法,由此对该学科领域的内在规定性及学科理念进行了理论上有益的探索外,同时在微痕考古实践中,无论在技术方法和研究结果方面,都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譬如,从遗址里发掘出土的骨化石表面痕迹中提取人类行为模式、埋藏学现象和其他动物对骨骼(化石)的利用等研究信息,是世界范围内史前考古研究中的热点。然而,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此领域的研究只能使用肉眼裸视观察和光学显微观察等技术进行分析。这些分析方法在微痕性质和鉴定标准、微痕数据提取、研究结果交流等方面,均存在有很大限制性。面对这种国际考古界普遍感到困难的技术难题,该团队探索研究出使用三维数字模型和正投影等值线分析技术,对骨化石表面痕迹现象进行分析研究的方法。该方法改变了以前只能对痕迹进行平面、静态观察分析的局限,能够在立体、动态的角度观察痕迹特征,并且能够准确提取需要研究的各种痕迹数据,在研究结果的交流等方面也更加方便、准确。这一技术难关的突破,使微痕考古在研究技术和方法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该团队也正是通过这种先进技术和方法的使用,在湖北省郧西县白龙洞古人类遗址骨化石表面痕迹研究中取得了重要成果。[5]该项研究确认了白龙洞遗址骨化石表面保存有人工工具制造痕迹、屠宰切割痕迹、动物踩踏痕迹、食肉类和啮齿类动物啃咬痕迹等。其中动物踩踏痕迹,是国内第一次对该类痕迹性质进行确认。它显示当人类猎获的动物骨骼曝露在洞穴地表面时,其他动物也曾经在洞穴内居住或活动过。古人类当时并没有对白龙洞这一天然居址长期占有,从而对认识古人类对白龙洞洞穴居址的利用、古人类行为模式和遗址埋藏过程等提供了可靠证据。而对该遗址屠宰分割性痕迹研究中,则从动物肢梢骨的趾骨部位上,发现人类当时已掌握对捕获动物从肢梢骨进行毛皮剥离的技术。这种技术以前最早发现在法国南部中更新世晚期的Lazaret遗址(距今约40-50万年),而白龙洞遗址的发现,则反映中国古人类在中更新世早期(距今约70万年)已掌握、使用了该门专业技术。中国古人类是在中更新世早期已采用了对动物肉食先剥皮、后食用的行为模式,白龙洞古人类是目前已知在世界上最早告别“茹毛饮血”(食用带毛皮的肉类)生活方式的人类。长江三峡地区位于青藏高原东缘,山川瑰丽,自然环境优越,自古是多种野生动物麇集的地方。根据该地区动物遗存研究人类对动物资源的利用、人类与野生动物的关系等,是考古学界视为理想的地方。重庆师范大学科技微痕考古实验室在该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较为满意的成果。如在三峡南缘湖南花垣杨二洞考察中(与重庆秀山县交界处),从洞穴里的微观沉积现象中,发现了很多小哺乳动物化石,其中有小家鼠、褐家鼠两种动物,时代属于更新世晚期。小家鼠、褐家鼠是世界上现存分布最广的鼠类,动物学界认为它们起源于中国,随着人类活动逐步分布到世界各地(与人类伴栖)。现在它们与人类生活关系非常密切,其中科学实验动物小白鼠、大白鼠,分别是小家鼠、褐家鼠的人工培育种。但是,这两种动物到底在什么时候发源、从什么地方向什么地方迁徙、迁徙时代及路线如何,因材料较少,学术界此前一直没有进行专门研究。该实验室考古人员以杨二洞的发现材料为基础,结合我国以前发现的所有相关材料,研究总结出小家鼠、褐家鼠[:请记住我站域名/]都是在中国中更新世晚期开始出现,其中小家鼠发源于我国东北,晚更新世开始繁盛起来,向华北和我国南方扩散;而褐家鼠也是在中更新世晚

期出现,但它是发源于长江下游,晚更新世开始繁盛后分别向华北、华南广为扩散。[6]这一利用三峡小哺乳动物材料进行的研究,第一次在学术界公布了现今与人类关系最为密切的两种鼠类的发源与演化过程。 重庆师范大学科技微痕考古研究团队,在我国考古学前辈及同仁的帮助、支持下,站在学科前沿,探索使用先进研究技术和方法,在三峡区域动物及旧石器考古中,在微痕考古研究领域内,正不断取得在该学科领域有重要影响的科研成果。我们殷切希望,通过不断探索与努力,该研究团队能在这一新兴学术领城中取得更大成绩。

第4篇：考古探索发现范文

一小群考古学家，不亲自动手，而是使用谷歌地图，进行发现工作。虽然考古学家使用卫星地图已经有几十年了，但是该项技术仍然是大多数研究人员力所不及的，因为需要高昂的成本和专业的技能来矫正原卫星图像上因捕获角度所带来的失真。但是，谷歌地图是一款免费的程序，可以从这一互联网巨人的网站上进行下载，谷歌地图让具有宽带连接的任何人都能够得到地球大部分表面的高质量卫星图像。考古学家现在采用了这一技术。

大卫・托马斯是澳大利亚墨尔本市拉筹伯大学的一名研究生，他是某考古小组的成员，该小组去年启动了一项名为“谷歌地图中的阿富汗考古遗址”(ASAGE)的计划，此计划是在原贾穆宣礼塔附近的调查计划，是因为该地区不断的冲突而被放弃之后启动的。托马斯和他的同事决定使用电脑鼠标进行考察工作，而不是使用铁锹和泥铲。

托马斯说：“实际上，西方的野外考古学家不可能到那一地区去工作，未来20年也不可能。”但是他表示，研究谷歌地图上的图像“有可能大大地丰富我们对阿富汗考古遗迹的知识，特别是太大、太危险或太遥远而难以从地面进行调查的地区。”

ASAGE计划涉及了使用高分辨率的卫星图像，对雷吉斯坦沙漠中463个以前未知遗址的详情进行分类，包括称为人工土丘的土墩(古代定居点的遗迹)、人工挖掘的水槽以及弃用的水坝和水库。

关于这一地区的古代历史，人们知道得不多，但是在河谷附近已经有人居住了几百年甚至是几千年。迦色尼在10世纪晚期到12世纪统治着一个很大的中亚帝国，他修建了复杂的灌溉系统，并且在他们的冬季首都巴斯特建造了宫殿、清真寺和有围墙的花园，在赫尔曼德河东岸修建了拉什卡里巴扎尔周围的定居点。

托马斯的小组展示了他们7月份在都柏林世界考古学大会上的成果，他们生成了一些遗址的平面图，例如中世纪的卡拉伊霍兹伊斯兰堡垒，他们相信这是迦色尼的要员所使用的冬季住所。卫星图像显示了有建筑物的迹象，这些建筑物可能是用于捕猎瞪羚时的藏身处，还有可能是用于管理供水凸起的特征物。巴斯特的现有平面图是由法国考古学家于20世纪70年代生成的，但是ASAG巨研究人员已经绘制了一份更详细的平面，图上显示了住处、运河和有围墙花园的位置。他们希望将所发现的结果提供给阿富汗的考古学家，以使阿富汗的考古学家保护其中的一些遗址。

虽然谷歌地图可以帮助考古者进行远程发现，但是其他考古学家只是将其用于考古工作的规划阶段，用于确定需要在地面上做进一步调查的地点。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尼科・特利普萨维奇博士使用这一软件进行了黑曜岩的采石和贸易研究，黑曜岩是一种火山岩，早在一万年以前，西班牙人以前的人就用这种岩石制造工具、武器和装饰物。特利普萨维奇博士使用谷歌地图发现了可能是用于骆驼商队运输岩石的道路，从秘鲁南方海拔4600米高度的科尔卡峡谷的采石场向远处延伸。诸如印加入的围墙和道路等线性特征易于辨认，因为它们与天然特征截然相反。

绘制这些路线图，已经帮助考古学家推想了生产和贸易的模式，因而推想了欧洲人到达之前数千年中该地区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关系。特利普萨维奇博士说：“在高海拔工作会使人筋疲力尽，所以在你开始行动之前，要想好到哪里去。谷歌地图可以帮助你列出一个调查地点的简短清单。”

第5篇：考古探索发现范文

20世纪初，瑞典学者安特生（图1）主持发掘的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文化遗址（图2），不仅翻开了中国考古学史的第一页，拉开了探索中华文明的序幕，同时也揭开了中国史前陶器文化神秘的面纱。此后的几十年里，特别是近三十年，随着各地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的增多和考古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中国的考古工作者把杂乱无序、错综复杂的各地区史前遗址分为几个大区系和几十种文化，使中国史前陶器文化发展脉络非常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江西省万年县大源乡仙人洞遗址（图3）地处赣东北万年县大源乡的东南角，距长江南148公里，地质上属于喀斯特地形，高低起伏的石灰岩峰峦环绕着一块狭长的山间小盆地。仙人洞洞口呈外弧内凹状，开阔并向前平铺伸展，外高内底，入口处2米高，最宽2.5米，洞穴深40米，洞内面积较大，分成南北4个支穴。洞外郁郁葱葱的灌木林覆盖了整个山体，洞穴周围树木林立，小河流淌，山清水秀，一片片随风摇曳的油菜花在阳光的映照下，熠熠地闪烁着金色的光芒。很难想象20000年前我们的远古先民就居住在这座洞穴里，那时这里还生长着茂密的森林，满布湖泊、沼泽，他们主要靠渔猎为生，采集野生植物果实和螺蚌一类水生动物充饥。尽管居住环境十分险恶，生活非常艰辛，先民却凭藉着粗笨的石器和棍棒，依靠群体的力量，坚忍不拔的毅力，英勇无畏的精神和智慧，同心协力，与大自然抗争，顽强地在这座洞穴里生存了下来。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考古人员就对遗址有过大规模的发掘，1993年、1995年、1999年和2000年由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美国安德沃考古基金会（AFAR）组成联合考古队先后进行了五次发掘，出土了大量陶片、石器、骨器、蚌器等人工制品和动物骨骼，世界上已知最早的栽培稻植硅石标本就发现于此。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吴小红教授、张弛教授、曲彤丽博士与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欧弗・巴尔・约瑟夫教授、美国波士顿大学考古学系的戈德伯格教授、戴维.科恩（David Cohen）博士等2009年在重新清理出来的考古地层剖面上采集了系列碳十四测年样品和地层微结构样品，确定碳十四测年样品与陶片的地层等时关系，证实以前发掘的考古地层是人类活动形成的原生堆积，不存在自然过程或者后期活动的搅扰，所测定的碳十四年代代表了同层位陶器的年代。由此证实仙人洞遗址出土陶器的年代可以早到距今20000年，是目前世界上已发表陶器的最早年代（图4），并将这一研究成果发表在2012年6月28日美国的《科学》杂志上，入选2012年世界十大考古发现（北京大学新闻网）。

经过对地处中国长江以南的江西仙人洞、吊桶环和湖南玉蟾岩早期陶器测年结果表明（图5、图6），其年代都不晚于公元前16000年，中国南方是世界上陶器出现最早的地区，并在冰期时才传播到日本和远东等邻近地区。此后，陶器在中国一直延续使用发展到今天，始终就没有中断过。当仙人洞陶器制成时，地球正处于末次冰期的冰盛期，是最寒冷的时期，陶器是由采集狩猎者制造，最初可能是被用作炊煮器，因此，测定颠覆了陶器是在全新世大暖期来临后才出现，并带动了农业、家畜驯养以及磨制石器发展的观点。那时显然还没有农业，人类应该处于狩猎或渔猎阶段。所以，仙人洞陶器的发现在早期人类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为探讨现代人应对环境变化的策略以及研究陶器在人类社会发展演化中的作用等问题提供了重要资料，同时也确立了中国史前陶器在人类陶器文化发展史上独特的地位。

陶器是为了适应炊煮谷物性食物的需要和远古先民穴居生活的需要而逐渐产生发展起来的，中国古代有“神农耕而作陶”或“神农作瓦器”、“女娲抟黄土做人”的动人故事。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从“摄取性经济”过渡到“生产性经济”，迎来了新石器时代的曙光。在太阳升起的东方，人们已积累了用火的经验，他们从偶然的发现中认识了水、土、火相融的特点，又从葫芦和枝条编成篮、筐的方法中获得了灵感，用原始模制技术和泥片贴塑法、泥条叠筑法开始制陶，烧制出了大量造型各异、美观实用、绚丽多姿、独具东方韵味的生活器皿、工具、礼器、乐器、人物、动物、玩具等陶器。

从简单到复杂，从幼稚到成熟，中国史前陶器经历了长期探索、反复试验、不断改进、逐渐完善的漫漫历程，延续发展了16000多年。

公元前18000～公元前6000年是中国史前陶器的早期――萌芽初始期。

属于中国史前陶器早期的遗址有：地处长江流域的江西省万年县大源乡仙人洞、吊桶环两遗址和湖南省南部道县玉蟾岩遗址、浙江上山遗址，北方地区的河北省徐水县南庄头遗址、阳原县的泥河湾虎头梁遗址，华南地区广西桂林市南郊的甄皮岩遗址、大岩遗址、岭南贝丘遗址，柳州大龙潭锂鱼嘴第一期文化，广东翁源青塘几处洞穴遗址、潮安石尾山等。而江西省万年县大源乡仙人洞遗址出土的陶器，是人类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陶器。

第6篇：考古探索发现范文

震撼的古码头遗址

沉睡于古睢阳大地千年后的隋唐大运河通济渠码头遗址随着商丘考古工作者试发掘，于2009年1月初亮相于商丘古城南3公里处。

这段试挖掘的运河遗址码头在商丘市睢阳区古宋乡武庄村。码头遗址北岸面积约24.5万平方米，南岸面积约24.8万平方米，总面积约49.3万平方米。右上图展现的是正在挖掘的北岸码头一部分，约7800平方米。考古工作者试挖掘了一个南北长30米，东西宽15米的探沟。2006年12月，文化部启动隋唐大运河申请世界历史遗产工作，开始在全国8个省、市对隋唐大运河进行考古发掘。根据商丘史料记载，大运河在商丘古城南五里，因此考古调查队开始在睢阳区古宋乡周边地区进行考古钻探，经过7个多月的努力，最终在古宋乡武庄村附近发现了被掩埋一千多年的大运河古码头遗址。

近日，我们在现场采访了商丘市博物馆馆长、文博研究员王良田。据他介绍，在发掘过程中，从探沟内发现了一枚“熙宁元宝”(熙宁系北宋神宗年号)铜币，从而说明这里就是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段的遗址码头。同时他还补充说，隋唐大运河遗迹在商丘境内已发现多处，前几午在永城市的河道遗址还发掘出整条大船。

据王良田介绍，这次探沟发掘出土了大量钱币、船板、瓷器、陶器、木器等珍贵文物，随着发掘工作的进一步深入，还出土了一个陶质卧姿小狗摆件，该摆件长约5厘米，毛发清晰，栩栩如生。经过考古人员清理鉴定，出土的瓷器几乎涵盖了北宋时期的定窑、耀州窑、磁州窑、吉州窑等多个窑口，除此之外，在已挖掘的遗迹、遗物中，还出现了两处让考古人员暂时无法解释的遗物、遗迹，给古码头遗址增添了些许神秘。

隋唐大运河商丘段

考古勘探发现，运河故道下部为隋代和唐代堆积，上部为宋代堆积，宋代以后堆积和遗物基本不见。商丘虞城县以西受黄河泛滥淤积影响较大，运河掩埋较深，保存非常完好，虞城县以东受影响相对较小。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夏邑、永城境内运河故道还保存有高出地面2米多的河堤，后来沿运河南堤修建商丘至永城公路和永城至宿州公路，挖土修建路基时对部分河堤和河床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总的来说，隋唐大运河商丘段保存基本完好。

近年来，隋唐大运河商丘段出土唐宋货船两艘以及大量的隋唐至宋代的瓷器、陶器、三彩器、铜钱等遗物，尤其是瓷器数量众多，来自十几个不同的窑口。这些发现都为研究运河文化、展示运河文明以及探索唐宋时期的造船技术、瓷器制作技术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实物资料。

承载梦想

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说，商丘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近年来，商丘市委、市政府对文化遗产保护高度重视，主要体现在对历史文化名城整体保护意识很强，不是分散的、点状的或面状的，而是把纵横交织在商丘大地上的文物古迹作为一个网状的结构立体地展示出来，对地上、地下的文物同时重视，并且加强了基础的考古调查研究和基础的历史文献研究，积攒了非常重要的资料。商丘是中原大地上难得的保留至今的、完整的、天地人和的历史文化名城，对于它的价值我们要给予特别的重视和保护，同时在今后的建设中要逐渐恢复它的历史面貌。

国家文物局古建专家组组长罗哲文说，二十年前他来过商丘，商丘的变化的确惊人，商丘古城保护得很好。商丘的历史文化遗产非常丰富，很多东西我们过去没有认识到，今后要进一步调查发掘，把它保护起来。除了物质文化遗产外，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很重要，很多物质文化遗产里面都包含了精神文化的内容，要在这两方面继续作调查。商丘的文化遗产很多，一定能对大运河申遗作出贡献。

2006年5月，国务院将大运河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时，全国政协文史委筹划组织了大运河申报世界遗产考察活动；同年12月，我国重新设定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各单》将大运河列入其中。

2007年7月，商丘市成立了隋唐大运河商丘段考古勘探调查指挥部，组织6个调查勘探队开展了考古勘探调查，特邀河南省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技术人员参与调查，借助遥感、航拍等现代科技手段为考古调查工作提供技术支持。经过第一阶段的考古勘探调查，基本上掌握了隋唐运河商丘段的位置及走向情况，探明运河商丘段的长度，部分了解了运河河堤的宽度以及河床的宽度、深度和坡度，征集到一大批有价值的文物，收集了一些与运河有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不仅为隋唐大运河申遗提供了基础材料，而且为制定运河保护规划提供了依据。

第7篇：考古探索发现范文

关键词：岫岩玉；玉文化；考古

玉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其他世界古典文明的一个显著区别与特色之处。所谓玉文化，从小的角度来看，是中华文明自诞生之日起绵延至今的对于玉石美德喜爱与追求，从大的角度来说，是中国人将自己的世界观与价值观与玉合而为一，成为了以玉为载体的中心文化。这种文化表现不胜枚举，如“宁为玉碎”的爱国民族气节；“化为玉帛”的团结友爱风尚；“润泽以温”的无私奉献品德；“瑕不掩瑜”的清正廉洁气魄。从某种角度上来说，玉文化是中华文明的灵魂所在。

中国人喜欢玉，赋予玉种种特殊和美好的意义时间非常早，在距今七八千年前，成型的中国玉器就已经出现，这在考古上都有确凿的发现，如辽宁省西部和内蒙古东部地区的红山文化遗址和浙江地区的良渚文化遗址。在以后的数千年时间里，玉都伴随着中华文明逐渐发展，并一直持续到了今天。

岫岩玉是中国的四大名玉之一，在中国的玉文化史发展上占有重要地位，但由于种种原因，岫岩玉的文化价值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忽视掉了，在中国玉文化史上的地位不仅仅是模糊，甚至可以说是被严重低估了，这对岫岩玉产业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探索岫岩玉的文化价值，理清岫岩玉在中国玉文化史中的线索和脉络，可以说对于岫岩玉产业人有重要的意义。

建国以来的考古发现中，岫岩玉的身影多次出现。1983年挖掘的辽宁省海城市小孤山仙人洞遗址中就已经出现了岫岩玉的身影，出土了两件岫岩玉制成的砍斫器，颜色为暗绿色，不论是色泽还是硬度都和细玉沟所产的老玉相同，小孤山与细玉沟仅一岭之隔，砍斫器的材料应当是产自岫岩无疑。在与岫岩较近的地理范围内，除了海城小孤山遗址之外，还有大连地区的小珠山遗址，在小珠山遗址中出土了一把由岫岩玉制成的玉斧。这把玉斧表面非常光滑，应该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打磨技术。这把玉斧是我国迄今所知最早的岫岩玉产物，是研究岫岩玉的重要史料。岫岩玉在考古领域的大放异彩更直接得益于红山文化的发掘，集中在今天辽宁省西部以及内蒙古东部地区的红山文化，目前通过研究已经可以证明，包括玉猪龙在内的绝大部分红山文化玉器，都是由岫岩玉制成。此时的岫岩玉已经有了非常系统的艺术审美和艺术诉求，脱离了先民的原始生产工具范畴，开始演变为珍贵的艺术品材料。岫岩玉在红山文化中的应用十分广泛，既包括生产工具和纺织用具，也包括佩饰、 装饰品、 礼仪器和各类鸟兽艺术品。从内容题材上来看，既有现实主义的动物和植物形象，更有人脑虚幻出来的神灵和神兽形象，并且大量的以岫岩玉为原料的玉器被应用到了祭祀上。除了东北地区之外，岫岩玉在祖国其他地区也有大量的考古发现，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在浙江省的良渚文化玉器中，也发现大量玉器是由岫岩玉制成的，比如良渚文化中非常具有典型代表的玉琮。综上所述，岫岩玉成为我国使用最为广泛的玉种并不是近十几年的事情，也不是建国之后的事情，而是自中华文明诞生之时就有的事情，可以说岫岩玉是与中华文明相伴最久，范围最广的玉种。

除了丰富的考古发掘，在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我们也不难发现岫岩先民利用岫岩玉的史料。明代科学家宋应星在他的中国古代科技史巨著《天工开物》中曾经记述道“朝鲜西北太尉山有千年璞， 牛藏羊脂玉， 与葱岭美者无殊异”，此处所说的千年璞，从地理方位上来讲，应当是岫岩玉无疑。辽宁省地质局的资料也显示，岫岩玉已经有了二千多年的开采史。这些材料都是岫岩玉悠久历史的有力佐证。

第8篇：考古探索发现范文

【关键词】公众考古；研究现状；调查问卷；访谈

中图分类号：K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4）03-198-02

最近的十余年，中国的文化资源保护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社会对于考古学的发展也给予热切的关注。但是，在国内公众考古学还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还是一个亟待建设的系统，缺乏相应的理论体系和社会实践经验，公众考古工作还很难进行。公众考古学是一项复杂但是确实有重大社会意义的工程，不仅需要一段很长时间的探索，全民参与也是其中不可缺少的环节。众所周知，公众考古的主体是公众，考古发掘、博物馆展示等资源对公众起到的是引导作用，公众对象的调查研究才是研究公众考古学重中之重，公众考古学的归宿是公众参与，如何做到“以公众为本”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就需要我们对公众考古中的公众或是潜在公众进行研究。

一、国内公众考古学研究现状

近十年来，国内学者主要围绕公众考古学的概念、理论、公众考古学大众化、公众考古与传媒、公众考古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大讨论。围绕概念、理论的公众考古学的定位问题一直是争论不止，其探究主要原因是对“Public”一词的理解。“Public”一词在英语中可有两种含义：一为“公共的，共同的”，一为“公众的，与公众有关的”。这里所谓的“公共”，即与国家、政府、公共机构相联系，代表了社会大多数人利益的集合体，具有客观性，共享性，整体性。由此可以看出公众考古学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随着公众考古学的引进，国内诸多考古发掘现场已经开始对外开放并将行动付诸于实践。国内学者则更侧重对公众考古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大讨论、建言献策。陈星灿先生在《公众需要什么样的考古》中从考古学的社会性质以及人民大众的知识渴求度论述考古学与公众存在一定的距离。所谓“公众考古学”真正作为一种理念被介绍至中国是本世纪初以后的事情。2002年，宋豫秦发表《走向公众的考古学》一文，指出了受传统思维模式禁锢下的中国考古学所面临的三个问题，即学科自身固步不前、学术成果对其他学科贡献率低、公众对考古学认可率认知率低等问题，呼吁考古工作者和考古学科的转变，既面向学术又面向公众事业方面；2003年9月，曹兵武在《中华读书报》上发出了“中国亟须建构‘公众考古学’”的呼吁；2005年8月，陈洪波在《中国文物报》发表《考古学和公众的距离到底有多远》对“公众考古学”发展做了深入分析提出由于多种限制因素的存在，加之考古学的专业性质，考古学实际上距离大众还是很远，需要面对的一些问题进行进一步思考；2006年，郭立新、魏敏在《东南文化》发表《初论公众考古学》，对西方公众考古学理论进行了介绍，并对如何将兴起于西方的公众考古学与中国的社会现实结合起来，建立中国自己的公众考古学进行了一些探索和思考；2007年，周晖、方辉译校了美国公众考古学研究者尼克・麦瑞曼在其主编的《公众考古学》一书的序言――《公众考古学的多样性与非调和性》，将国外学者对公众考古学的一系列较为成熟的认识，诸如公众考古学的提出背景、内涵、研究目的、所需面对的问题等进行了介绍；青年考古学者范佳翎在各种场合积极宣传推广“公众考古学”理念，并试图说服一些地方考古研究机构开展向公众开放考古现场的尝试。同时，一些博士、硕士毕业论文开始将公共考古或公众考古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一些大学和考古文物研究机构也陆续成立了公众考古研究中心。

二、公众的调查研究

为了更好地了解当今社会一般群众对考古学的认识，2013年5月，本项目组成员5人于四川广元市剑阁县的闻溪乡崖墓群周围的居民点走访调查。以调查问卷、访谈的形式对500名村民随机进行采集样本，其中有450份有效问卷。

通过初步统计与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问题。

第一个问题，人们对“考古学”的第一印象。主要集中在“古董”和“盗墓笔记等书籍”有68%的民众。主要因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现今中国的“收藏热”，日益高涨。这主要归功于广泛的媒体商业宣传工作。如“寻宝”，“华豫之门”，“收藏马未都”等电视节目的收拾了之日攀升，使民众逐渐认识到“古董”等于“金钱”。而“古董”的来源大多数则来源于考古发现。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调查时选择“盗墓笔记等书籍”选项的人群，几乎全是青少年。他们对于考古学的第一认识全部来源于网络小说。

当我们对第二个问题进行统计发现，民众对于考古学家的工作主要认定为“挖墓”与“很神秘，以及“不知道”有85%的民众。其原因通过第一的问题分析的结果，我们知道，错误的获取知识的渠道是根本因素。媒体的商业宣传，必然会涉及炒作问题，过分的推崇考古文物的经济价值，使广大的民众片面的认为考古就是挖墓寻宝。还有另一部分人，受传统思想的影响，认为考古就是挖死人的东西，总是避而远之。对考古学感觉“很神秘，不知道”也是必然。

不过，感到庆幸的是，当地民众的文物保护意识还是比较乐观。通过问卷的问题的统计分析。当地民众对于考古学家如何处理考古文物的态度，有37%的民众认为应该交与博物馆，22%的民众认为交由考古单位做研究。还有对于考古发掘的主持者，有58%的民众认为是考古学家，其次是政府人员。我们在与民众交谈中发现，当地文管所的文物保护宣传工作开展的比较好。在“你知道离你最近的考古遗址吗？”问题中有超过94%的民众知道，他们附近正在发掘的文溪乡崖墓群。

当问到“通过什么渠道了解考古”以及“对于你来说，你是如何了解考古学”时，59%民众选择了电视节目“鉴宝”和“华豫之门”，只有19%选择了书籍，这说明现在民众，尤其是青少年深受电视影响，阅读能力弱化，喜欢以形象、直观的方式接受知识。从另外一个方面，也反映出传统的以书本获取知识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在生活节奏逐渐加快的今天，民众对知识的获取也更加“快餐化”、“通俗化”和“图像化”。更愿意把一切与经济挂钩。

在问到“你知道四川有哪些考古遗址吗？”时有25%选择金沙遗址，23%选择三星堆遗址，45%选择武侯祠博物馆，7%是其他。这充分说明武侯祠博物馆的宣传营销的成功。对于成都来说，武侯祠博物馆已经成为了成都地标性文物单位。不仅是四川，在全国也是十分著名。

在问到“你会主动了解身边的考古发掘和考古遗址吗？”有95%以上的人，不会主动了解考古发掘和遗址。也有超过55%的人不愿意作考古发掘的志愿者。其原因我们了解到，普通民众不明白考古的真正目的，他们只在意考古文物的经济意义。但是不可否认，广大民众对考古学依然是兴趣盎然，无论出于什么目的，经济？好奇？探险？这是民众了解考古学的第一步，对于未来还是充满乐观的。

三、公众考古学发展的建议

（一）传播途径的改进和创新

众所周知，博物馆与考古学是相生相伴的机构，必然承担考古资料的展示工作。所以加强对博物馆的利用，以人为本，尽量用生动、形象的方式将各类文物系统化的展示出来。在展示过程中，增强趣味性、互动性，融入考古学的基础知识和文物保护的理念，引导公众形成正确观念。其次，讲座是一种非常好的普及考古学知识的方式，专业人员可通过讲座向公众传递正确、严谨的考古学知识，而且讲座的举办相对比较容易，对于时间、空间的要求较小，且受众面较大，所以应当努力发挥讲座的集群效应，定期举办考古学讲座，使讲座内容系统化，扩大听众人数与范围，以取得更广泛的效果。为加强公众对讲座的积极性，可以考虑在不威胁文物安全、不影响工作秩序的前提下，定期开放考古发掘现场，组织公众实地的了解考古发掘过程。还有，我们知道电视媒体是公众了解考古学的最主要方式，是公众考古工作中不可忽视的渠道。但在利用时应当注意：要选择主流媒体，考虑考古节目或新闻报道的客观性、真实性。对于如何将专业语言转化为公众语言，应必须有专业人士的参与，不可放任自流，任凭电视媒体以收视率为目的妄自加工考古资料。必须反对炒作，保持考古学的纯洁性，要坚持严谨与科学，不能为了迎合公众的喜好就放弃科学严谨，所有的科普释读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不能偏离考古学公众化的初衷。再次，是数字化时代，网络具有强大的传播力，其受众面极大，方便快捷，时效性极好，具有相当大的利用空间。我们必须加强对网络的利用，创办论坛、网站，考古信息与相关知识，同公众进行互动，使公众更广泛的参与其中。但在利用网络的同时要注意法律监督和道德舆论引导。最后，考古志愿者的选拔。选出一部分文化水平高、热爱考古、乐于奉献的公众，以义工的形式，参与到考古工作中，了解考古工作，以其亲身体验，慢慢感染渗透其他公众。

（二）文博学界观念的转变

学界掌握着最核心的资源，学界的态度决定了考古学能否公众化。转变观念，学科发展与文物保护都离不开公众。所以学界要加强考古发掘的整理和研究，把堆积如山的考古资料转化为公众能理解的语言和其他学科可以利用的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普及性读物，提高民众的文物保护意识。学界应作为考古公众化的主体，要发出有关公众考古理念的更大的声音，引起政府与社会更多的关注和重视，提供更多的政策、经济支持和公众的理解与参与。

（三）公众心态的转变

第9篇：考古探索发现范文

商周吉金与纪史新谭

商周蜗体兽纹铜器研究

磁村窑产品烧造技法初探

殷末十年征夷方取道济水考

台湾长滨文化及其来源探讨

北阡新石器时代人类颅内模

福建旧石器时代考古初步研究

试论仰韶时代中期的社会分层

中国鼎鬲文化的形成与演进刍论

黄河流域史前人口年龄构成研究

山东史前雕刻艺术及相关问题

北阡遗址人类颅骨的形态学研究

增加高校博物馆社会亲和力的思考

大遗址保护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

镶嵌铜牌饰的寓意诸问题再研究

从图像资料看北朝时期的明光铠

汉魏洛阳西周城与西周洛邑探索

试论先秦时期的角形杯与兕觥

胶东半岛区域视野下的北阡考古

代海墓地性别考古学的初步研究

考古所见“费”国及曾子里籍问题

长江下游地区崧泽文化圈的形成

东周时期的埶、(石至)与首饰挂架

山东即墨北阡遗址木炭遗存的初步分析

山东北阡遗址出土之大汶口时期人骨

论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的随葬青铜礼器

鲁东南沿海地区考古调查发现石器研究

北阡遗址大汶口文化时期居民体质量初探

北阡遗址人和动物骨的C,N稳定同位素分析

北阡遗址史前陶器化学成分和物性特征分析

山东即墨北阡遗址出土磨盘、磨棒类工具研究

小珠山下层文化探源——兼论与周边文化关系

大、小凌河流域夏家店下层文化聚落的初步认识

太子河上游地区洞穴墓葬的形制与分期研究

大溪遗址单人墓葬人口自然结构及相关问题研究

从磨沟组看甘青地区古代居民体质特征的演变

谈关于“文化遗产保护”几个基本问题的认识

山东莱州湾南岸盐业文化遗产的现状与保护

中国文化旅游与文化遗产的和谐可持续发展

《管子》“发、朝鲜之文皮”的考古学探索

河南许昌灵井旧石器遗址研究思路及最新进展

北阡遗址2009、2011年度出土动物遗存初步分析

山东即墨北阡遗址(2007)炭化种子果实遗存研究

山东即墨北阡遗址(2009)炭化种子果实遗存研究

韩国古代文化与乐浪文化的相互作用以及东亚细亚

山东省即墨北阡遗址出土大汶口文化人骨牙齿形态之研究

北阡所在青岛丁字湾沿岸史前早期遗址的资源域调查与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