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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认真抓好专业技术人员技能培养教育和考核
专业技术人员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的高低和熟练程度是医院水平的体现,医务部、护理部及各临床医技科室要认真抓好日常技能培养,并且于每年6月和12月底分别组织开展全院性技能考核评比,医院对优秀个人和科室给予一定奖励,同时将考核成绩纳入科室年终优秀评比条件之一。
二、加强继续医学教育管理
根据《四川省继续教育条例》和《四川省继续医学教育管理办法》等规定,继续医学教育是所有医、技、护理人员学校毕业后学习新知识、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的必要途径,继续医学教育学分是所有医、技、护理人员职称考试、聘任,执业资格考试、注册,年度考核等的必备条件。
1、医院定期不定期组织本院专家或外出进修学习、短期培训回院的专业技术人员进行学术讲座。主要介绍新技术的临床应用,新检查、新诊断、新治疗以及疑难危重病案讨论等,原则上每月组织一次。
2、临床医技科室应定期不定期组织本科人员进行学术小讲课,新技术、新方法讨论以及疑难危重病例讨论等,每月不得少于一次。
3、根据需要定期不定期邀请外地专家、教授来院讲学。
4、鼓励专业技术人员积极总结临床经验、推广使用新技术、新理论、新知识、新方法,并撰写论文,但所有对外交流发表的学术论文必须经医务部、护理部审核签字并交科教科登记、盖章后方能交流发表,交流发表后持刊物原件再次到科教科登记。否则不报销发表费用,不评选优秀论文以及计算继续教育学分。
5、所有医、技、护理人员每年必须要有继续医学教育学分25分,且初级职称每年必须至少要有I类学分5分;中级职称每年必须至少要有I类学分10分;高级职称每年必须至少要有I类学分15分。
6、无论是全院性或是科室学术讲座、讨论医技小讲课等均应有记录、参加人员签字、教案等备查。
三、严格外出培训进修学习监督管理
1、医务部、护理部及科教科应严格审核监督管理外出进修学习、培训及学术论文交流、发表。结合医学科学发展和医院实际情况,合理安排专业技术人员进修学习、培训及学术技术交流等,努力培养医疗护理高新技术人才和实用型人才。
2、外出参加学术论文交流、专委会会议、短期培训,原则上一年内不得重复参加,外出进修学习原则上三年内不得重复参加,若因病、因事临时不能参加者,未经院领导同意不得随意转让参会资格。
3、凡外出参加学术论文交流、专委会会议、参观学习短期培训学习结束后,由参加者持院领导审批同意书、到财务科填报差旅费审批单,经院领导审批报销差旅费。
凡外出进修学习、短期培训超过一月,脱产、半脱产“专业证书”学习以及读研者学习期间生活费领发、路途车费报销按财政部门及医院有关规定进行。
财务科在审核填报差旅费前务必认真审核是否有领导审批及医务部、护理部及科教科审核签字。凡不按规定程序外出者,医院不报销任何费用,并按旷工等有关规定追究不假外出责任。
4、凡外出进修学习、短期培训、专业证书学习及读研者不遵守进修学习医院或主办单位规章制度,无故终止学习或被退回单位者,其进修学习费用概由本人负责。情节严重者医院将追究其责任,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关键词:订单农业;交易关系;政府介入;人际关系
中图分类号:F72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260(2009)04-0025-10
一、引言
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农业和农产品流通的市场化改革,使农户成为了农业生产和农产品流通的基本组织单元。然而,随着这两项改革的深化,一些新的矛盾逐渐突显出来,其中尤以“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最为突出。转向家庭经营以后的分散农户无组织的盲目生产和自营销售,难以与经常变化的市场供求形势合拍,农民需要组织起来进入市场已成为各方面的一个共识(杜吟棠,2002)。基于上述认识,学者们对农产品流通问题的研究大多聚焦在各种能够带动农户进入市场的经济组织及其与农户的联系机制上,其中“公司+农户”及其拓展方式得到了极大的关注,在实践中这种组织方式也被称为“订单农业”。在现有的研究中,学者们大多将注意力集中在订单农业各种组织形态中契约的类型、针对契约不完备产生的违约与机会主义行为的治理机制、交易成本等方面。契约经济学、交易成本经济学等理论是用来解释各种现象和问题的主要理论工具。但在以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研究中,由于学者们过于关注各种交易关系中的契约形式及其隐含的各种经济学命题,交易关系中的另一个重要层面――交易双方交易关系的建立、发展、维护与终止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双方的互动行为――却没有得到充分的关注。而在实践中,任何交易关系的建立与发展,以及维护与终止都是交易主体参与或退出某个交易关系的基本决策。就农产品交易关系而言,由于农业生产的特殊性以及由农业生产体制决定的农户规模小而分散的特征,都使得对与农户交易关系的管理成为任何农产品流通组织都要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针对现有理论的缺陷,本文以经纪人主导的订单蔬菜流通渠道中经纪人―农户这一交易关系的建立、发展、维护与升级过程为例,对上述问题进行探索性研究。相对于以往的研究,本文的创新性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现有研究大多集中在农民加入订单生产的影响因素和影响订单稳定性的因素两个环节,而本文则采用了能够细致展示“订单农业”中交易关系建立与发展过程的案例研究方法,全面而深入地描述交易关系的建立、发展、维护与升级过程;二是相对于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农户属性和行为特征对其加入“订单农业”的影响,以及关注契约的性质与类型对“订单农业”稳定性的影响,本文重点关注了交易关系各个发展阶段关键行为变量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学者们关于农产品交易关系的研究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的:一是对农户交易对象的选择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二是对交易关系稳定性的研究;三是对各种交易关系的组织形式的研究。其中,第一个方面的研究大多以农户为调查对象,分析他们选择不同交易对象的意愿与影响因素。如周曙东等(2005)分析了养殖户选择销售渠道时考虑的因素、养殖户对生猪合同生产方式的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养殖户选择不同的生猪销售渠道时的最重要动机是减少价格和付款的不确定性;养殖户对生猪合同生产方式表现出较积极的意愿。郭锦墉等(2007)对影响农户合作伙伴选择的因素进行了计量经济分析,研究表明:生产经营规模大的农户更愿意选择工商企业和合作组织或协会为合作伙伴;相对于选择贩运户,生产集中度高、价格波动大、销售难度大的农产品生产者更愿意选择工商企业、合作组织或协会和专业批发市场。祝宏辉等(2007)对影响番茄种植户参与订单农业行为的因素进行了计量经济分析,结果表明:农户的经营规模、对订单农业的了解程度以及政府的支持对农户参与订单农业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随着户主年龄、户主文化程度、家庭劳动力人数以及番茄产业经营年数的增加,农户参与订单农业的可能性将减小;农户所处地区对农户是否参与订单农业也有显著影响。
在对交易关系稳定性的研究中,学者们大多遵循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范式,从理论与实证两个方面探讨交易契约稳定性的影响因素。周立群等(2001)认为,在龙头企业和农户之间引入合作社或大户这些新的组织元素,有利于龙头企业和农户间契约关系的稳定。尹云松等(2003)的案例研究发现:在公司守信的前提下,产品专用性是决定商品契约稳定性的首要因素;在产品专用性强的情况下,商品契约的稳定性不受与公司签约的农户类型的影响,所有商品契约都是非常稳定的;只有在产品专用性弱和中等的情况下,商品契约的稳定性才取决于与公司签约的农户的类型;与大农户签订的商品契约稳定性好于与小农户签订的商品契约。侯守礼等(2004)认为产品与资产的专用性、生产规模和交易双方的市场力量是决定交易关系中契约类型的主要因素,政府的适当介入以及政策的推动将有利于建立交易双方的彼此信任,从而有利于克服由于契约不完备带来的种种问题。赵晓飞等(2007)认为:农户与龙头企业渠道关系形成和稳定的根本原因在于利益驱动与利益分配的合理性,利益成为渠道关系成立的首要条件;农户规模越小,则越偏离关系稳定的区间;在法律不能完全强制执行的情况下,农产品市场价格波动越大,渠道关系越不稳定,农户规模越大,渠道关系越稳定;农户与龙头企业之间谈判成本越低,渠道关系越稳定。王志刚等(2007)对农产品批发市场购销商客户间关系的形成机制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发现:供销两个方面的客户关系相互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市场内竞争程度越激烈、长期雇工越多的购销商更可能拥有固定供货关系;投入设备价值越大、运营资金越多、社会交往越广泛、购销业内亲朋好友越多的购销商更容易建立固定销货关系。
关于交易关系组织形式的研究,大多采取案例研究方法探讨某种组织方式的合理性及其隐含的理论意义。如黄志宏(2006)对黑龙江宏源米业进行了案例研究,探讨了“公司+协会+基地+农户”模式相对于传统的“公司+农户”和“公司+合作社(协会)+农户”模式的优越性。郭红东等(2007)以上海福易得保健食品有限公司为例探讨了“行业协会+公司+合作社+专业农户”订单模式的实践与启示。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黄征学(2004)、周立群等(2004)分别以内蒙古塞飞亚集团农业产业化实现路径的演化过程为例,描述了企业与农户合作关系建立与发展的过程,旨在说明农业产业化成功的关键在于企业、农户和政府三方的合作博弈这一理论结论,同时解释了从“公司+农户合约”转化为“公司+ 农户+ 基地”的“准一体化合约”过程中,公司和农户各自进行“专用性资产”投资,却并未缔结成经典企业理论所定义的一体化科层组织结构的原因。
可见,在现有的关于农产品交易关系的研究中,学者们重点研究了农户选择某个交易对象或进入交易关系的影响因素和交易关系建立以后影响其稳定性的各种因素,而对交易关系的建立与发展过程则缺乏关注。在第三种研究中,学者们大多停留在对某种交易关系组织形式的描述上,一些研究虽然涉及了交易关系的发展变化过程,但由于其关注问题的不同也使得这些研究没能对交易关系的建立与发展过程进行深入探讨。基于此理论缺陷,本文将注意力集中在蔬菜流通渠道中广泛存在的一类流通主体――经纪人身上,以案例研究方法探寻经纪人―农户交易关系的建立、发展、维护与升级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各种关键互动行为的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与案例背景
由于本文研究的问题是蔬菜流通渠道中经纪人与农户交易关系的建立、发展、维护与升级过程,因而不宜采用问卷调查方法,而比较适合采用案例研究方法(殷,2004),本文试图通过对各个相关主体的深度访谈获得第一手数据资料,进而对访谈数据资料进行深入分析得出研究结论。
本文以辽宁省昌图县主要蔬菜产区宝力镇的经纪人主导的蔬菜订单生产为研究背景。昌图县位于辽宁省北部,隶属于铁岭市,区域总面积4317平方公里,总人口103万,其中农业人口83万。昌图是全国农业大县,全县拥有耕地400多万亩,正常年景粮食总产量15亿公斤以上,是国家重点商品粮基地县,素有“辽北粮仓”之称。2007年昌图县地区生产总值为91亿元,三次产业比例为39∶25∶36。作为一个非常典型的农业县,昌图县为本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宏观背景。宝力镇位于昌图县中西部,全镇区域面积157平方公里,其中可耕地面积15.5万亩,总人口4.2万。宝力镇水土资源丰富,适宜蔬菜种植,历来是昌图重要的蔬菜产地。目前,宝力全镇蔬菜开发面积达1万亩,年产各类蔬菜3.5万吨,年创产值3238万元,为全镇农民人均单项增收595元,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14%。 《宝力镇激活市场拉动蔬菜产业快速发展》,宝力镇政府网(省略),2008-9-10。基于上述蔬菜产业的比较优势,宝力镇政府一直着力推动蔬菜的种植,并通过引进、培养蔬菜经纪人等举措解决蔬菜的销售问题。本文所要关注的经纪人T就是宝力镇蔬菜经纪人队伍中最具实力的一个。T是辽宁开原县人,从种植蔬菜起家,后开始从事蔬菜贩卖,是辽北地区小有名气的蔬菜经纪人。T是作为宝力镇招商引资的对象而进入宝力,并以此为基地开始蔬菜流通活动的。几年来,T的永保利绿色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下文用T代表其公司总经理)从最初的蔬菜经纪活动,到投资建设蔬菜批发市场,并以此市场为载体成立蔬菜合作社,发展绿色蔬菜的生产与销售,在宝力镇实现了较快的发展。也正是由于T是非宝力镇本地人,所以他的发展过程也较好地反映了T与当地菜农合作关系的建立、发展、维护与升级这一相对完整的过程,从而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较好的研究对象。
(二)调查设计与数据收集
根据案例研究的“证据三角”原则(殷,2004),本文力求从所有可能的渠道收集数据信息。除了通过互联网、政府文件等二手数据来源广泛收集相关数据信息以外,本文主要采取了深度访谈的方法获取研究所需要的数据。根据本文研究的问题,我们将访谈对象确定为宝力镇政府主管农业的镇长、协调蔬菜生产与流通的职能部门工作人员、经纪人T本人、与T有合作关系的菜农。在昌图县委的大力支持与协助下,本文作者于2007年7月对宝力镇的蔬菜生产与流通情况进行了第一轮调研,主要了解了宝力镇蔬菜生产与流通的基本情况,并与主管农业的副镇长和T进行了长时间的开放式访谈,访谈内容主要集中
在T与菜农合作关系的建立与发展过程上。在消化、整理第一轮调研信息的基础上,本文作者设计了针对不同访谈对象的详细的访谈大纲,并于2008年7月对宝力镇进行了第二轮调研。在此次调研中,作者根据访谈大纲对宝力镇主管农业的副镇长、T本人进行了补充访谈,同时对宝力镇政府负责协调蔬菜种植与流通的职能部门(蔬菜办)的两位工作人员和随机抽取的T的合作菜农进行了深度访谈,进一步全面获取研究所需要的数据信息。两轮访谈全程都进行了录音,以便于后期数据信息的整理,在数据信息分析与处理过程中,作者还通过电话对一些不太确定的信息进行了补充访谈。本文访谈对象、访谈时间和内容等情况如表1所示。
四、案例研究
(一)政府介入与经纪人的单方预承诺:交易关系的建立阶段
2004年以来,宝力镇政府为了解决当地蔬菜种植户自产自销、种植品种与市场需求不对路、增收困难的问题,开始在铁岭市政府相关政策的支持下引导、组织农民开展订单式蔬菜生产。最初,宝力镇政府组织部分菜农与铁岭市某种苗公司签订了西红柿订单,但在第二轮订单生产中出现了销售困难的问题。由于种苗公司的主要业务是种苗的培育、供给以及生产过程中的技术指导,公司无力解决农民西红柿的卖难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宝力镇政府找到了经纪人T,请他来帮助解决销售问题。依靠其广泛的市场销售网络,T很快解决了菜农西红柿的销售难题。宝力镇政府看到了T较强的市场销售能力,T也感觉到了宝力镇蔬菜种植业的巨大潜力,双方不谋而合,开始在宝力镇大力推进蔬菜的订单生产。T在宝力镇的蔬菜订单运营模式如下:T与菜农签订生产和收购合同,约定菜农种植的品种、与之配套的农药和化肥的施用量、上不封顶的保底收购价、蔬菜交售标准和每个大棚的最低交售量等,菜农负责生产,T则向其提供种子、化肥、农药等农资,提供生产过程中的技术指导,按照协议价格收购蔬菜。
由于T是一个外来的经纪人,加之菜农过去参与订单生产所经历的风险和问题,要想说服菜农与T签订订单,使前者按照后者指定的方式(包括种植品种、肥料与农药的施用要求)去生产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显然,在最初的合作关系建立的过程中,要打消菜农的疑虑,镇政府和T本人都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在镇政府相关工作人员的陪同下,T几乎是挨家挨户地走访了当地的菜农,与之探讨蔬菜生产和销售过程中的问题,并向其说明订单生产的好处。但是这种口头的道理和承诺并不足以打消菜农的疑虑,为了表明自己的诚意,T又做了几项实质性的投入:第一,T对菜农承诺,对于签订订单的菜农生产过程中所需要的种子、化肥、农药等必需的生产资料,一律采用赊销的方式,待菜农销售蔬菜以后从销售款中扣除且不计利息;第二,对于生产投入有困难的农户,T可以向其提供无息的资金支持,用于蔬菜大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第三,T向镇政府缴纳10万元的抵押金作为菜农蔬菜销售风险的补偿基金,一旦T违约不按照合同约定收购菜农按照订单生产的蔬菜,政府将动用这笔抵押金补偿菜农的损失。这些实质性的投入确实给了菜农很多信心,在很大程度上打消了他们的疑虑。
可见,在合作关系的建立阶段,两个因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是镇政府的介入,二是经纪人的先期投入与抵押。政府的全程介入是最为关键的因素,经纪人的先期投入与抵押也只有通过政府向菜农的宣传才具有可信性。相对于政府的保证,经纪人的前期投入也向菜农展示了其愿意发展与后者稳定合作关系的意愿,从行为理论的角度来看,我们将这种行为称为经纪人的预承诺(commitment)。经纪人的这种预承诺起到了制度经学中的“人质机制(hostage mechanism)”的作用,让菜农相信其不存在欺骗的动机。在这样的情况下,第一年T与100余户菜农签订了西红柿生产和收购合同,合作关系初步建立了。
(二)相互信任的建立:交易关系的探索与发展阶段
第一轮订单签订以后,T与菜农的关系进入了探索与发展阶段。由于蔬菜生产的特点,当地的蔬菜一年可以生产两茬,而T与菜农的订单是每一茬菜都要重新签订。这样,由于每一轮订单的周期都比较短,菜农拥有非常有利的条件来考察其与T的交易关系,从而决定在下一轮订单签约时是退出还是继续。在最初的两轮订单执行过程中,T严格地遵守承诺,向菜农赊销种子、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同时也对一些困难菜农提供了一些资金上的支持。T的上述行为当然也得到了菜农的广泛认可,菜农认为其是一个守信的人,从而愿意继续与之签订生产订单。与此同时,由于T与菜农签订的保底收购价格与市场价格基本持平,头两轮订单的执行情况非常好,菜农的续约率几乎是100%,同时还有部分菜农后加入到订单生产中,T的订单规模进一步扩大。
在这个阶段,T基于对宝力镇蔬菜生产和流通潜力的判断,开始投资500万元在镇内建设一个可以辐射周边地区的蔬菜批发市场,市场配有冷库,极大地提升了T对当地蔬菜流通的控制能力。T对批发市场建设的投入,一方面进一步强化了菜农对他的信心,另一方面也强化了T对菜农的依赖。在批发市场初步建成投入运营以后,T自身的运营方式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此之前,由于T没有销售蔬菜的载体,只有遍布全国的销售网络,因而他在这一阶段的角色是个非常标准的经纪人,他利用自己的销售网络把与之签约的菜农和外地的蔬菜批发商联系起来,协助双方确定交易价格,而其赢利则主要来自买卖双方的佣金(如农民每销售1斤西红柿他提成1分钱,外地客商每收购1斤西红柿他提成2分钱)。当批发市场建成投入运行以后,由于市场承载和调节交易的功能开始发挥作用,T不再仅仅采用赚取佣金的方式来运营,而是转为自行收购以后直接向城市批发市场销售,其利润来源也相应地转化为产地市场与销地市场之间的价格差异严格来说,T此时已经不再是一个经纪人,而变成了一个蔬菜经销商,但这并不影响本文的分析。。这种运营方式的变化使得T增加对蔬菜生产环节的管理和控制变得更加重要,以确保签约菜农交售蔬菜的质量和数量。
为了加强对生产过程的管理,T除了利用技术人员加强对蔬菜生产过程中农药、化肥的施用情况进行监管以外,对于部分菜农的违约行为也加强了控制的力度。虽然与T签订了订单,但出于逐利的目的,个别菜农会将部分蔬菜偷偷销售给到地头收购的小商贩。显然,如果这种行为普遍发生的话,T的利益将会受到较大的影响。针对农户的违约问题,T一方面通过取消订单这种比较强硬的手段惩罚了少数菜农;另一方面,T则通过调整合约内容,增加了每个菜棚最低交售量的条款,对于超出规定交售量以外的蔬菜,菜农可以自行选择销售渠道。但由于订单价格上不封顶,绝大多数菜农还是选择将蔬菜销售给拥有合作关系的T。与此同时,T还对于那些产量高、交售量高的农户予以奖励,如减免这些农户的肥料、种子与农药费用。而对于菜农在生产过程中是否会增加农药施用量、尽快催熟的问题也可以通过两种机制来解决:一方面,在蔬菜的收购环节,T会严格拒绝质量不合格蔬菜的收购;另一方面,菜农之间会相互监督。因为订单合同中大致规定了集中收购的时间,每个菜农都担心自己的蔬菜赶不上大量收购时间而错过销售(如果其他菜农多施用农药人为地提前了大量蔬菜的上市时间,不使用农药的菜农就会错过销售时间)。
经过两年的合作,T与其签约菜农之间逐渐建立起了相互信任关系,形成了很多默契(交易中的行为规范)。如每次签约时,双方不必再就某些重要条款(如保底价、收购等级)进行谈判,农民大多直接接受了T给出的交易条件。如对于保底价格的确认,菜农B说:“刚开始的时候会到市场上看一看,心里好有个底。时间长了也就不每次都去看了,他(T)给的价格应该差不多。”对于菜农的生产过程,T说:“我们也不必每天都到地里去看,菜农们每天都在棚里干活,他们最容易发现问题。一旦发现问题,他们都会第一时间通知我们,我们的专家就会很快赶到地里,从而在第一时间解决问题。”如果菜农觉得有些交易条件不太合适,双方也能够很快予以解决,保证了生产的正常进行。在这个过程中,由于T与菜农的频繁接触,人际之间感情的培养与发展也促进了上述信任关系的建立。这种私人关系不仅促进了双方信任关系的建立与发展,还为合作关系进一步向高级状态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基础。
在交易关系的探索阶段,合作关系是非常脆弱的(Dwyer,et al,1987),因而交易双方都会非常谨慎地维护刚刚建立的关系。而当关系逐渐由试探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时,交易关系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就必需得到及时的处理,否则会对关系的持续发展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在此阶段,T严格履行承诺,继续向与农户的合作关系中投入固定资产(建设蔬菜批发市场)等都进一步强化了菜农持续与之交易的信心。与此同时,对于合作关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T也结合农民行为的特点进行了适当的处理,如对个别菜农的违约行为进行惩罚(使用强制性权力),同时奖励那些优秀的菜农(使用非强制性权力),有效地保证了交易关系的健康发展。另外,T与菜农人际关系的培养与发展也极大地促进了双方信任关系的建立,从而推动双方的交易关系成功地度过了脆弱的探索阶段,进入到了稳定发展的阶段。
(三)相互承诺机制的建立:交易关系的稳定与升级阶段
按照Dwyer等(1987)的观点,交易关系进入到扩展与承诺阶段以后,交易关系双方之间的相互依赖以及承担风险的程度都会增加,同时双方还会有意识地向关系内进行投入以维持和巩固现有的关系。从T与其菜农的交易关系发展来看,在双方建立起了一定水平的相互信任以后,关系的持续稳定与升级表现为情感和物质投入两个方面。
持续的合作关系和在此过程中人际关系的发展使得T同与其签约菜农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了。其中,在一次西红柿订单的履约过程中,保底价格是0.3元/斤,而市场价格降到了0.15元/斤。为了履行承诺,T全部执行保底价格收购,保护了菜农的利益。显然,这次订单的损失是非常明显的。而对于菜农来说,T的损失他们也看在眼里:“他(T)把西红柿运到南方市场上,赔了好几车。我们也理解他,就主动要求(每斤收购价)掉5分吧,或者把收购的等级提高一些。”从上述双方情感上的投入而言,T与菜农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再仅仅停留在经济交易关系上,基于相互信任的情感投入使得双方之间的交易包含了更多的非经济交易的社会因素。对于农村的乡土社会来说,这种基于情感认同的社会联结比简单以互惠为基础的经济交易拥有更强的联结强度(赵泉民 等,2007)。
菜农对T在情感上的认同为他们之间的合作关系升级提供了基础。2007年以来,T以批发市场为载体注册成立了蔬菜合作社,注册了“永保利”绿色蔬菜商标,开始致力于绿色蔬菜的品牌化生产与销售。为了强化与菜农的关系,合作社吸收菜农入股。菜农可以现金等多种方式入股合作社,除了可以获得蔬菜销售的收入以外,还可以获得合作社的利润分红。目前,入股合作社的签约菜农已经有百余户,这些菜农与T之间由于有了资本上的联结,合作关系较之以前更加紧密了。而这种紧密的合作关系不仅保障了T绿色蔬菜生产与销售的质与量的问题,更省去了对于菜农生产过程的很多监督成本。通过蔬菜合作社的运作,菜农与T的关系实现了进一步的升级,双方都自愿地向合作关系中投入了更多的资源,从而使得双方的关系变成了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更为紧密的合作关系。
五、概念模型与讨论
上文我们描述了蔬菜经纪人T与其合作菜农之间的交易关系从无到有的建立、发展与升级的过程。在这个发展过程的每个阶段都有一些关键因素影响着交易关系的发展,我们把这个发展的过程及其每个阶段的影响因素归结为如图1所示的概念模型。
(一)“订单农业”中交易关系发展过程概念模型
本文将订单农业中企业与农户交易关系的发展过程概念化为三个阶段:关系的建立阶段、探索与发展
阶段、稳定与升级阶段。虽然在此交易关系发展过程中,一些交易关系可能由于各种原因而终止,但在本文研究的案例中,此类终止的关系为数甚少,并且本文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订单农业中交易关系建立、发展、维护与升级的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的各种行为因素,因而本文对于关系的结束没有进行研究。在上述交易关系发展的不同阶段,有很多不同的因素和互动行为变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下文我们就重点转入对这些变量所蕴含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的探讨。
(二)政府的介入及其与企业、农户的互动:政府角色的定位
在发展订单农业的过程中,政府的角色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邓宏图等(2002)认为,在经济转轨过程中,政府在订单农业的交易双方签约过程中的作用是双重的。如果政府以公共品的方式来为双方签约提供一种有利于双方最大化自身利益的制度环境,那么政府就会增加双方订约的信用度,从而有利于交易双方选择有效率的合约形式和组织结构;相反,如果政府以行政权力直接介入交易双方的签约过程,那么交易双方就不可能依照经济原则缔结合约。本案例研究充分证实了上述观点。宝力镇政府的介入实际上是促成T与当地菜农建立交易关系的最为关键的因素。菜农的弱势地位与风险意识使得他们在选择是否进入交易关系时几乎把政府是否介入作为其决策的惟一条件,而经纪人向他们做出的承诺则显得不那么重要了。一方面,在菜农看来,经纪人的承诺只有经过政府的证实与保证才具有其可信性,但这不是最关键的因素。另一方面,对于菜农而言,他们相信政府会保障他们的利益,只要政府参与了其与T的缔约过程,一旦出现问题他们就有了要求政府解决的合理理由。因而从这个角度来看,政府的介入(无论其介入方式如何)只是在客观上强化了菜农的信心,给他们可能承担的风险进行了“保险”,因此,他们只相信政府,而不信任任何经纪人。从这个角度来看,政府实际上是可以选择其介入交易的方式的,合适的介入方式不仅可以提高双方缔约的有效性,还可以有效地降低政府行政的风险与成本。
另外,本文的研究也证实了黄征学(2004)的观点,高效率、稳定的订单农业的发展有赖于政府、企业与农户的三方互动,但我们的发现则可以将对此观点的理解进一步推向深入。由于农户的脆弱性与规模的有限性,订单农业中企业与农户的合作关系实际上内在地缺乏一种稳定的机制,这是导致订单农业稳定性差、效率低下的直接原因(周立群 等,2001;张闯 等,2005)。这种内在稳定机制的缺位则在客观上要求政府必需以某种形式介入双方的缔约与交易过程。与此同时,基层政府出于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政策目标也拥有介入上述交易过程的主观动机。在本文的案例中,我们发现农户对政府是无条件地信任和依赖,而对于任何抱有经济目的而来的经纪人(龙头企业)则具有难以改变的不信任。这种状况使得缺乏政府介入的任何企业行为都难以有效地建立与农户的订单交易,即使企业已经做出了可信的承诺。在这样的条件下,实际上造成了龙头企业对政府的依赖,企业只有取得了政府的信任和支持,其经济目的才有达到的可能。可见,在上述三方互动过程中,政府实际上处于关键的中心地位,而由于政府角色的特殊性,这种地位则更强化了政府对企业与农户交易关系介入方式的重要性。
显然,在订单农业中政府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因此,问题不在于政府是否介入,而是怎样介入,本案例研究表明恰当的政府介入方式是保证订单农业顺利实施的必要条件。实际上,政府对介入订单方式的选择不仅仅会影响订单双方交易契约的性质,政府的介入行为本身(不论政府有无额外承诺或正式承诺)就意味着政府需要在此过程中承担相应的风险。为了维护自己的公信形象,政府必然会努力降低双方的违约行为,或者为履约支付监督成本,或者为违约中的受损方支付诉讼或补偿代价。因此,对政府而言,其必须认真考虑自己的承诺范围或程度,避免过度介入。对于政府介入的恰当方式,我们认为至少要满足三个原则:第一,交易双方自愿接受的原则,即公允的原则;第二,政府可承受的风险负担原则,政府不可为交易双方的违约风险买单,即不可任意承诺,否则有可能诱发并增强交易双方的违约动机,进而导致交易关系的破裂;第三,政府不能有“盈利”与“权力”动机,支配交易中的任何一方,否则将会导致交易所遵循的市场原则失效。
(三)经纪人的预承诺与守信
从上述政府、企业与农户三方互动的观点来看,企业在与农户订单交易关系建立与发展过程中实际上面临着取得政府与农户双边信任这一重要问题。首先在这一双边信任关系中,企业取得政府的信任和认可是第一位的,只有在此基础上才有建立与农户信任关系的可能,因为前者是取得政府支持的前提条件。在本案例中,T成功帮助宝力镇政府解决西红柿的销售问题显示了其较强的市场销售能力,至少让政府相信T具有相对于其他企业而言更强的市场销售能力,因此可以有效地避免在此之前订单农业中的销售风险。其次,T在关系建立之前的一系列承诺,以及以此为基础建立的订单模式也同时向政府和菜农显示了其愿意与菜农建立稳定合作关系的意愿。与此同时,T抵押在政府的10万元抵押金也起到了两重作用:一是在表明其合作诚意的同时进一步降低菜农的合作风险,这同样也是一种承诺机制;二是政府有了这10万元抵押金以后就可以有效避免将来一旦合作关系出现问题,菜农要求政府赔偿而面临的风险,因为政府可以动用这笔抵押金来解决此类问题。因此,在交易关系建立之前企业的这种预先承诺同时向政府和菜农表明了其发展与菜农稳定合作关系的真诚意愿,不仅可以取得政府的认可和支持,更可以通过政府的支持而有效打消菜农的疑虑,使之进入交易关系。
在交易关系建立起来以后,企业实质性地履行先前的承诺是取得农户和政府进一步信任的关键前提。本文案例中,T不仅严格地履行了其在关系建立之前做出的各项承诺,并且还进一步对此交易关系进行实质性投入,继续做出发展长期稳定合作关系的承诺,从而为其与菜农的交易关系稳定地向高级阶段发展提供了基础。在关系的发展阶段,T获得当地政府更加实质性的支持,即获取土地建设蔬菜批发市场。T对批发市场建设的投入不仅向菜农进一步展示了其愿意发展长期合作关系的决心,实际上还进一步强化了其与政府的关系,因为蔬菜批发市场的建设对于当地蔬菜产业发展和地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无疑是巨大的。而在菜农看来,此批发市场的建设消除了其原来对T的不信任以及由此带来的对与T交易关系可能带来的风险的担心,同时菜农也会感受到政府对T的支持与认可,基于菜农对政府的依赖,菜农的上述感受也会间接地影响其与T的交易关系,从而推动此交易关系向更高级阶段发展。从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角度来看,T建设批发市场相当于“专用性资产”的投资,从而提高了经纪人对菜农的依赖,进而提高了经纪人的违约成本,有利于交易关系的稳定。同样,如何提高菜农对经纪人的依赖,进而如何提高菜农的违约成本,也是稳定双方交易关系的重要方面,这一点则主要体现在经纪人与菜农的人际关系的发展方面。实际上,在整个交易关系的发展和持续过程中,T的严格履约始终都是获得菜农信任,进而获得菜农对关系承诺(情感或资本的实质性投入)的基础。此案例中T在市场价格低于保底价格的情况下严格履行合同一例实际上就体现了这一点。
(四)农村社会的人际关系
根据Granovetter(1985)的嵌入理论,任何经济行为都是嵌入在社会关系中的。对于中国农村社会而言,农民特殊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以及此类活动在地理空间上的相对封闭使得乡村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对农民的经济行为产生了更为直接的影响。在农村社会中,血缘和地缘是农民人际关系的初始禀赋,这决定了农村社会的性质必然是一种“熟人社会”,在此社会环境中农民的行为逻辑表现为以“己”为核心的关系取向――以“自我”为核心,沿着“自家人―自己人―外人”的顺序形成一个内外不同、生熟有别的人际关系网络(赵泉民 等2007)。此种“特殊主义”的人际关系结构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着农民社会交往活动中对他人的信任――对家人无条件地充分信任、对熟人(自己人)有条件地信任、对待生人则是非常不信任。农村社会中农民社会关系网络中此种信任上的“差序格局”严重地影响着各种经济合作行为和合作关系的建立与发展,因为一定程度的信任乃是建立合作关系的基础。由此看来,本文案例中农民对待经纪人T(实际上是任何外来经纪人)的不信任就不仅是出于合作关系可能带来的风险的担忧,实际上更是农村社会人际关系结构中所内生的一种不信任。而农民对外人此种不信任的消除和信任关系的建立显然有赖于政府的推动(侯守礼 等,2004),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政府以适当方式介入交易双方建立与发展交易关系的必要性。
农村社会中的上述“关系本位”的信任不仅对交易关系的建立具有重大影响,也对交易关系的稳定发展与升级具有重要影响。卜长莉(2005)认为“关系本位”取向的信任的实质并非关系自身,而是关系中所包含的双方心理和情感上的亲密认同。所以,人们之间的熟悉程度及心理或情感上的亲密程度是人际之间信任强弱的函数(赵泉民 等,2007)。从这一点来看,要想推动与农户合作关系的稳定与升级,仅仅对此合作关系进行经济性的投入(不断地进行关系承诺)是不够的,合作方还必须对此关系进行社会性的投入,即发展与交易对方的人际关系,由此来推动合作关系的紧密化和高级化。本文案例中T对菜农人际关系的培养与发展构成了双方充分信任关系的重要前提条件,当然也就构成了双方关系升级的基础。与交易关系中的经济性投入不同,经济性投入可以是非常不对等的,而人际之间的社会性投入的不对等程度则要小得多,这乃是根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报(回报、报答、报恩等)”这一“关系”交换规范之中的(Hwang,1987)。这表现为在社会交往中,对受益者而言,相当于是一种“(社会)负债”,受益者往往要在适宜的时间以适宜的形式(货币或非货币、守信履约或协助)给予“偿还”。这意味着人际关系的发展更多地是遵循双边投入的原则,人际关系的发展会将某个“外人”变成“自己人”,从而强化双方相互之间的亲密认同。一旦人际之间发展起在心理与情感上的亲密认同,就会产生对于合作关系经济投入的正向反馈,促使双方对合作关系进行更多的投入,从而在经济与社会两个层面同时促使合作关系的升级。本文案例中T与菜农合作关系发展与升级的过程很好地证实了上述观点。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在以往关于“订单农业”的研究中,学者们较少关注交易关系建立与持续过程中交易双方之间的互动行为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了交易关系的稳定性。本文重点关注了这一层面,研究发现,订单农业中交易关系的建立与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存在一些非常关键的互动行为――如关系建立阶段的企业预承诺、关系探索阶段的满意、关系发展阶段的履行承诺、使用权力解决冲突、关系稳定阶段的信任、关系升级阶段的相互承诺等对交易关系的建立、发展与稳定升级产生了重要影响。与此同时,研究还发现,在交易关系的发展过程中,政府的介入与人际关系的发展也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其中企业与农户互动过程中人际关系的作用也是以往研究中不曾被关注的方面。订单农业中企业与农户人际关系的发展具有稳定交易关系、促进交易关系升级的重要作用。
上述观点所包含的政策含义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政府应该介入订单农业中交易关系的建立与发展过程。但政府的介入方式不同却可能产生不同的结果,这些结果不仅表现在企业与农户所缔结合同的有效性方面,还表现为政府可能承担的责任以及由此带来的风险与成本。因而,政府应从上述两方面慎重地考虑介入交易关系的方式,本文认为政府的介入方式选择应该遵循公允、可承受的风险负担和避免“盈利”与“权力”动机三个基本原则。
其次,龙头企业的预先投入、严格履行承诺并持续对关系进行投入是获取农户与政府双边信任的必要举措。“要想获得承诺,必先给予承诺”,对于拥有更强资本实力、拥有更强抗风险能力的企业而言,在关系的建立阶段进行必要的前期投入以主动把自己“锁定”在与农户的合作关系当中,是在农户缺乏信任的情况下促使其进入交易关系的必要措施。与此同时,企业的这种预先投入也会争取到政府的认同与信任并进而获得政府的支持,从而有利于建立与农户的合作关系。另外,在交易关系的持续发展阶段,企业严格守信履约,并不断向关系进行投入也是进一步获取农户和政府信任的重要措施。
最后,发展与农户的人际关系是稳定交易关系、促使交易关系升级的重要举措。由于农村社会中人际关系对于农户行为、合作关系的建立与发展的重要作用,在对交易关系进行持续经济投入、保证农户获取经济收益的同时,注重发展与农民的人际关系对于促进双方合作关系的深入、紧密化发展是非常关键的。因此,龙头企业应该注重对其业务代表在这一方面的要求和培训,通过一些机制与手段促使其业务代表发展与合作农民的人际关系,这对于稳定企业的合作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显然,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本文发现了订单农业中企业与农户交易关系中互动行为之于关系建立与发展的重要意义,这实际上也产生了对订单农业中此“行为维度”深入研究的需要,以更加全面地解释订单农业中出现的问题,并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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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ment,Development and Maintenance of the Transaction Relationship in the
Contract Farming:A Case Study on the Vegetable Channel with a Dominant Broker
XIA Chunyu1 ZHANG Chuang1,2 DONG Chunyan1 LIANG Shouyan1
(1.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Dalian 116025;
2.School of Management,Xi′an Jiaotong University,Xi′an 710049)
关键词:财务薪酬结构医院队伍建设稳定
一、前言
合理的薪酬是医院人才队伍稳定发展的重要原因。一个医院的薪酬体系的合理性对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激励人才及满足组织需要方面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我们希望优秀的业务员能够长期服务,与医院患难与共,仅仅前面的做法是不够的。还需要把个人的长期收入高低同医院的长远发展捆在了一,在保证忠诚度方面能够起到较好的效果。
二、目前医院财务架构存在的问题
(一)薪酬设计原则失当
薪酬水平和医院利润之间存在矛盾。一些医院的薪酬水平过高,对成本形成了压力,直接减少医院的利润;一些医院的薪酬水平过低,打击了员工的积极性,造成人才流失;薪酬设计没有结合医院自身的特点,生搬硬套其它医院的薪酬设计;薪酬设计没有掌握内部平衡,使员工产生不公平感。
(二)薪酬体系设计不合理
薪酬体系包括工资和福利两个部分,工资是直接报酬,福利是间接报酬。工资体系一般由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和津贴组成,是对劳动力的基本报酬。福利包括基本福利(如社会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和特殊福利(住房补贴、交通补贴等)。近些年来,国内部分中小医院在薪酬体系方面存在着明显的“重工资,轻福利”的现象。这种情况无疑将降低医院的吸引力、凝聚力,降低员工的满意度。
(三)薪酬制度不完善
目前我国医院中,很多医院的薪酬制度都不完善,缺乏科学性,由此造成管理效率低下,优秀员工流失率高。
三、完善薪酬制度、保障队伍稳定的策略
(一)对人心理与生理特点充分把握
人们在进行任何有目的行为决策时,都一定会搜寻最适合自己的方案,具体到工程建设中,就是“偷懒”、“要求加薪”等行为,因此团队建设管理要详查人的心理生理趋势及后果的信息。这种理性能降低医院薪酬结构建设中由于人心理生理原因而造成的临时性问题,而且,在团队建设管理过程中,就要能够考虑和包容这种特点。如非24小时营业加油站等的值班人员,根据值班时间的长短发放每人每班10元-20元的值班津贴;工作在存放有害物品等危险区域的人员,执行标准为5元/天的有毒有害保健津贴等等。
(二)对财务部门加强内部控制
要对财务管理实行严格的报表制度,医院的费用支出纳入财务之下。财务的时候应坚持以收定支、收支平衡、统筹兼顾保证重点的原则来制定财务报表。医院要按照正规批准的财务报表来安排相关费用的收支,严格控制预算支出。
(三)对队伍的薪酬的动态化管理
和别的物质因素有区别的是,人的劳动力是有着主动性。人力资源的建设、完善、奖惩等内容能够利用激励达到资源价值的持续提高,因此,薪酬结构建设管理要充分重视这个特点,不能把人当成简单的生产要素,尊重他们的思想意识与行动的决定,根据能力、级别等制定合理的薪酬,配合后续的动态变化。笔者认为可以分清层次级别,以纵向级差体现职位差别,横向档差体现员工业绩。对基层管理以下的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技能操作人员,在基本薪酬等级内设置运行区间,以专业技术职务和职业技能等级体现运行通道的上限,这就有效的实现了薪酬结构建设以及动态化管理。
(四)对员工的发展提供充分的资金保障
人有个特别之处是其有自适应能力。工人能够在进行工程建设实践里了解理论知识,并向专家学习请教,或利用实际的工作在实践中学习,从而让人力资源的技能素质在活动中能够动态的发展。这一过程是需要资金支持的,医院要尽量让工人技能素质和工程目标彼此合拍,为他们的自我发展、技术提高尽量提供资金支持,他们就会全力帮助医院目标的能够实现,若是忽视员工自我发展的需要,甚至使其与工程目标相背离时,则可能妨碍医院目标的达成。
(五)财务信息的交流共享
对称信息指的是所有参与人对别的其它参与人的性质、战略意图与支付意向有比较清晰的认识。各参与者所掌握的基本信息都会是全体参与者的“一致认识”。由于医院中各层次工资往往不透明,即使不存在不合理现象,也会造成队伍的人心离散。因为信息具有不对称,工人的下一步动作会是不可测的,无法细致的测度工作人员的动作,而且人们所具有的产权特性,从而形成了团队建设管理风险的各种原因。因此管理者要充分交流共享财务信息,避免工作人员凭借各系拥有的资源获得利益,影响医院薪酬的公平性与稳定性。
四、总结
薪酬的完善对医院是有较大帮助,但是对于不同的医院来讲,实施薪酬结构来建设与稳定员工队伍要因企而异,从自身的客观情况出发,不能一味的模仿,丝毫不考察自身的客观情况。薪酬结构如果建立的不完善,或激励方式有误,可能会导致医院资源的浪费,降低医院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为此,必须要充分地认识其优点与不足,才会在经营中取长补短,也可以和别的激励方式结合使用,多方发挥薪酬结构的作用,最终稳定与建设好医院的员工队伍,改善医院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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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医院会计制度 医院 固定资产
一、新旧制度下固定资产含义的界定
旧制度对固定资产的定义是“固定资产指持有的预计使用年限在1年以上、单位价值在规定标准以上(单位价值在500元以上,其中专业设备单位价值在800元以上)、在使用过程中基本保持原有物质形态的有形资产”。由于医院购置的固定资产价值逐年提高,旧制度对固定资产计量标准明显偏低。
新制度明确规定了“固定资产在规定标准以上(其中:单位价值在1 000元以上,专用设备单位价值在1 500元以上),预计使用期限在1年以上(不含1年),并在使用过程中基本保持原有物质形态的有形资产”。首先,新制度对固定资产的入账价值有所提高,这符合我国经济的发展趋势。其次,避免了低值易耗品归为固定资产类,使得会计核算工作减少,且更为准确。
二、新旧制度下固定资产核算范围的比较
新制度把固定资产分为四类:房屋及建筑物、专业设备、一般设备和其他固定资产。对于应用软件也有了明确规定,若构成相关硬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应当一并计入固定资产进行核算。反之,应当将该软件计入无形资产核算。
旧制度对软件核算无相关规定,财务人员核算时没有统一标准,有将应用软件计入“无形资产”的,有计入“管理费用”的,有计入“固定资产”的。导致会计信息无可比。
三、新旧制度下固定资产折旧核算的比较
旧会计制度把购入的固定资产计入“固定资产”和“固定基金”,每月按照账面价值的一定比率提取修购基金,借记“相关支出”科目,贷记“专业基金――修购基金”科目。但计提修购基金不能反映固定资产净值,重复列相关支出极易造成医院净资产重置或者虚增,使医院会计信息失真。
新制度取消了“固定基金” 和“专用基金―修购基金”科目,由“固定基金”科目核算转为“待冲基金”科目,由提取修购基金转为计提折旧。增设“累计折旧”科目,作为固定资产的备抵账户。计提折旧时,借记“管理费、医疗业务成本”,贷记“累计折旧”。真实地反映固定资产的价值变动情况,体现了“谨慎性原则”。
四、新旧制度固定资产后续支出的比较
旧制度对固定资产的后续支核算没有相应的规定。固定资产的更新、改良、改扩建的资金,大修理和日常修理的费用,都仅作简单的费用化处理。
新制度对资本化的后续支出和费用化的后续支出的界限做了明确划分。对于符合资本化条件的后续支出通常以改建、扩建或大型修缮的形式存在,并计入固定资产价值。符合资本化支出条件的计入“在建工程/固定资产”。对于符合费用化条件的后续支出,直接列入“相关费用”或“长期待摊费用”,这样对固定资产价值的准确性给予了保证。
五、新旧制度固定资产处置的比较
医院固定资产的处置包括出售、报废、毁损、对外投资捐赠。
旧制度下,固定资产处置核算时通过“专用基金”,它不能反映每类固定资产的损益情况。处置固定资产时,借记“固定基金”科目,贷记“固定资产”科目。出售或残值回收的收入,借记“银行存款”,贷记“专用基金”科目。处置时发生的费用、以及保险或过失人的赔偿列“专用基金―修购基金”中处理。这种记账方法较为麻烦,还会漏记“固定资产”、“固定基金”科目。
新制度下,处置固定资产按其账面价值对应待冲基金的余额,转入“固定资产清理”科目。借记“固定资产清理”、“累计折旧”、“待冲基金”科目,贷记“固定资产”科目。发生的费用,借记“固定资产清理”科目,贷记“应交税费”、“银行存款”科目等;对于残值收入和保险、过失人的赔偿,借记“银行存款”、“其他应收款”科目,贷记“固定资产清理”科目;在清理完毕时,若贷方有余额,借记“固定资产清理”科目,贷记“其他收入” 或“应缴款项”科目,若借方有余额,借记“其他支出”科目,贷记“固定资产清理”科目。新制度的核算,“固定资产清理”中的期末余额主要反映没有清理完毕后的固定资产价值; “待冲基金”的增设则取代的“固定基金”科目,用来专门核算财政补助资金和科教项目资金形成的固定资产,这样的核算使得医院固定资产的核算更加明晰。
六、新旧制度固定资产期末计价的比较
旧制度下,固定资产没有减值,只是在固定资产提前报废时,列入“专用基金――修购基金”科目处理。随着科技的高速发展,医疗设备的更新换代速度加快,必然存在着固定资产减值的风险。
新制度下,增设“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科目体现了会计的谨慎性和真实性原则。医院定期对固定资产进行检查,按固定资产账面价值与估计可回收金额比较,若发生减值的,借记“其他支出――固定资产减值损失”,贷记“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这样能真实反映固定资产的实际价值以及固定资产增值、减值的情况,对现行医院固定资产的会计核算进行改进,使之更合理、更科学,这对医院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七、新制度下购置固定资产资金来源的核算改进
新制度下,固定资产的取得还根据财政补助、科教项目收入和自有资金分开核算。
(一)财政资金、科教项目资金购置的固定资产,取得时,借记“固定资产”,贷记“待冲基金”,同时借记“财政专项补助支出”、“科教项目支出”等科目,贷记“银行存款”、“财政补助收入”等科目。计提折旧时,借记“待冲基金(财政基金、科教基金)”科目,贷记“累计折旧”科目。
(二)自有资金购置的固定资产,取得时,借记“固定资产”,贷记“银行存款”。计提折旧时,借记“医疗业务成本”、“管理费用”等科目,贷记“累计折旧”科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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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抑郁;焦虑;老年;冠心病;心律失常;心理治疗
已有研究证明很多冠心病心律失常患者合并心理疾病,而心理疾病对各型冠心病患者的生活质量及预后会造成不良影响〔1~3〕。因此对该类病人进行心理评估,进而对存在心理障碍者进行适当的心理干预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在对老年冠心病心律失常病人进行妥善内科治疗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心理评估,并对仍有焦虑或抑郁症状者进行适当的心理治疗。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根据WHO关于缺血性心脏病的命名和诊断标准,在2006至2008年于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干部病房以冠心病心律失常为主要疾病住院的患者中,排除功能性窦性心动过速、过缓及偶发早搏,排除合并其他严重躯体疾病、认知功能障碍及有精神障碍个人史及家族史患者,选择359例为观察对象。男311例,女48例,年龄 60~89〔平均(74.51±3.74)〕岁。
上述患者中无心脏频率及节律异常的Ⅰ度房室传导阻滞、室内传导阻滞(除外完全性三束支阻滞)确定为心律失常组57例;其余为对照组302例。
1.2 研究方法
两组患者均先给予内科治疗,包括对冠心病进行基本治疗,对心律失常进行纠正、控制复发、防治合并症等一系列治疗,从而基本达到心律失常的治疗目的后,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和抑郁量表(HAMD)进行心理评定〔4〕,HAMA (14项) 评分>14分,确定患者具有焦虑症状;HAMD(17项) 评分>17分确定患者具有抑郁症状。同时具有焦虑及抑郁症状者以相对严重症状为准。将有焦虑及抑郁症状患者确定为心理治疗组,进行心理治疗。治疗1 w后再次用HAMA和HAMD对患者进行心理评定。以心理治疗后HAMA、HAMD的减分率为指标,将疗效分为临床痊愈(减分率>75%)、进步(75%≥减分率>25%)、无效(减分率≤25%)3级。减分率=(治疗前HAMA或HAMD 分数-治疗后分数)/治疗前分数×100%。
1.3 心理治疗方法
1.3.1 认知疗法
多次与病人交谈,细致观察,向病人讲解疾病知识,纠正患者一些错误认识(如多数患者都认为出现心律不齐就会有生命危险,基于此向患者解释不是所有心律失常都有高危险性,既使危险性高的心律失常经过有效治疗,可明显降低危险性,并且焦虑、紧张可加重及诱发疾病发作及使病情加重)。使患者树立积极的人生观,能够达观地对待疾病。鼓励患者积极参加力所能及的老年人集体活动,把注意力从自身疾病上转移到各种有益的文体活动上。
1.3.2 松静疗法
主要做法为患者坐或躺在床上,休息10 min,播放松静语言音乐诱导磁带,每次30 min,每日1次,连续7 d为1个疗程。使患者出现松弛反应,做到肌肉放松,内脏放松,精神心理放松。
1.4 统计学方法
率的比较用χ2检验。
1.5 结果
对照组302例老年患者中,有焦虑症状者104例,有抑郁症状者95例,二者总发病率为66%。心律失常组57例老年患者中,有焦虑症状者7例,抑郁症状者4例,二者总发病率为19%。两组焦虑及抑郁症状发病率有显著性差异(P<0.01)。对心理治疗组210例病人进行治疗后,59例痊愈,100例进步,51例无效,总有效率76%。
2 讨 论
在对照组病人中焦虑及抑郁症状的总发病率为66%,说明在老年冠心病心律失常患者中焦虑或抑郁症状较普遍。其原因考虑为对照组患者中,存在由心律失常引起的不同程度的心悸等自觉症状。尽管症状本身危害不大或已得到控制,但因由于病因及病理改变存在,临床上难以彻底治愈或完全控制不复发,病程呈慢性,有时反复,导致患者产生恐惧和担忧进而出现焦虑和抑郁症状。但在无心脏频率及节律异常的心律失常组中,焦虑或抑郁症状的发病率为19%,明显低于对照组。其原因考虑为心律失常组患者因无心脏频率及节律异常,亦无明显自觉症状及体征,自我感觉病情轻微,心理负担轻,因而焦虑或抑郁症状发病率亦低。心理障碍往往造成躯体疾病的反复或加重〔5,6〕,因此对心律失常合并焦虑或抑郁症状患者进行心理治疗是极其重要的。因操作较为复杂,本研究未对心理评定后有焦虑或抑郁症状患者进行病因诊断。故这些患者中可能包括轻重程度不等的各种心理障碍如焦虑症、抑郁症、疑病症等,也可能存在初次发作心律失常导致的反应性心理障碍。但无论何种病因引起的焦虑或抑郁症状,对其进行积极的心理干预无疑是有益的,可以缩短反应性心理障碍患者不正常心理状态持续时间,防止其向心理疾病方向转化,对原有心理障碍患者也能起到初步的基础治疗作用。本研究有针对性地对心理治疗组患者进行了心理治疗。针对患者对自身疾病有过分担心,进行认知治疗,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行为疗法,实施放松训练,该组患者经1 w心理治疗后,心理障碍患者明显好转,总有效率达到76%。说明经过一定程度的心理治疗,能够促使患者身心的全面恢复,更有效地提高患者的健康程度和生活质量。对于心理治疗效果欠佳的患者可请心理专科医生进一步诊断和进行心理及药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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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王晓慧,孙家华.现代精神医学〔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2:71849.
【关键词】教育管理 公平性 激励理论 管理公平
前言
在我国教育界,教育公平性问题已经成为了老师和专家广泛关注的话题,目前已经出台了很多关于教育公平性问题的对策,可是,对于教育管理公平性问题却很少有人问津,在教育管理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也无法得到有效的处理和解决。笔者从事相关工作,对此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就教育管理中的公平性问题,谈谈自身一些看法。
一、教育管理公平性的概念与定义
个体单位想要在社会中获得生存与发展,就必须要依托于群体的力量,否则,我们很难获得维持生活的物质产品。在一个同体里的人,他们所追求的是一致和共同的利益,这种利益观念使他们能够紧密合作,维持同体的存在,与此同时,由于同体中每个人都想占有较大份额的利益,在利益分配时,就会出现矛盾与冲突,因此,我们可以这样定义“公平”二字:公平其实指的是在一个合作团体中不同个体之间利益关系的度量。
作为一个社会性的合作活动,教育管理的参与者在有着合作关系的同时,也有着利益分配上的问题,这就使我们在本文中所提到的教育管理公平性问题。
二、教育管理公平性的范畴
根据前文对教育管理公平性的定义,我们知道,对教育管理体系里所有合作人员之间利益关系的度量,被我们称为教育管理公平性,这种利益的分配关系包括三个方面,即被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双方的利益分配、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双方的利益分配,以及管理者和管理者双方的利益分配。笔者认为,要使教育管理活动得以公平,一定要以个体贡献为依据,来保障合作体系中每个个体的非基本利益,同时,还要对利益进行合理的分配,补贴不利个体,使其获得应有的补偿。
三、教育管理公平性的理论研究
1. 契约方式,维持教育管理公平性
当前,西方很多国家在研究教育管理公平性问题时,经常用到契约理论来进行研究,他们认为,公平和契约有着一种浑然天成的联系。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将契约作为衡量公平的尺度。西方国家的这种思想,为我国教育管理公平性问题的研究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启示,使教育管理公平性问题有了新的方向。
要使教育管理活动能够延续下去,首先要得明确被管理者和管理者两者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如果没有明确的权利和义务说明,教育管理活动中,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将会发生混淆。我们知道,被管理者需要履行的一项义务就是服从管理者,同时,管理者的基本权利也是引导或命令被管理者,如果没有了这样的管理和被管理关系,那么教育管理活动也就无从说起。
在教育管理过程中,我们可以采用签订契约的方式,来对教育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两者的权利和责任分别进行规定,这样的方式可以使教育管理公平性达到最大化,以下就以教育行政为例子,来论证上文的说法。
对于教育行政而言,管理者正是教育行政部门,而被管理者则是学校。就当前看来,教育行政部门和地方政府并没有对这两者之间的权利和责任进行明确划分,学校的地位根本无法和教育行政部门相提并论。在教育工作中,如果出现了某些不利于学校和教育行业发展的状况,责任往往是由学校来承担的,而教育行政部门没有责任,只存在权力,对于学校而言,这样是很不公平的。反之,如果能够通过签订契约的方式,将会使教育和教育管理活动更加公平、公正,可以实现使权利和义务的公平分配。在这里,签订契约的双方都是对契约持有同意意见的,同时,在签订契约时,双方都是理性的,我们可以将这种契约形式的权利、责任划分认为是公平性体现的方式。让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都能看清权利和义务的本质,知道如果权利中没有义务存在,那权利也不会存在于义务当中,这样,才能够使权利和义务统一起来,实现完整的结合。
2. 激励方式,维持教育管理公平性
管理活动,本质意义上就是实现对人的规范化管理,在教育管理过程中,对人的管理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要对人进行管理,除了强制管理之外,采取激励制度,使人的积极性得以调动。而要实现对人的激励,一定要使人的心中感受到公平,可是,不同的个体感受也会有所不同,很容易出现失真等情况。就目前看来,使人感受失真的因素主要分为以下两点:第一,由于受到心理估计上偏差的影响,使人的感受有所影响。第二,不同个体的价值观会对其感受造成重要影响。我们总是利用自己的兴趣和爱好以及价值观来对某个事物的价值进行判断,同样的一件事物,在价值观不同的人眼里,肯定也会有截然不同的价值。因此,在教育管理过程中,即使是一样的利益分配,在不同人眼里也是不公平的,我们一定要在教育团体中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公平理念,使团队的力量得以有效整合,而利用激励的方式,正好可以做到这一点。
结束语
总而言之,就目前看来,我国学者对于教育管理公平性的研究相对较少,还没有很好的措施来实现教育管理的公平性,我们可以借鉴国外一些成功经验,将好的措施运用到国内教育管理活动中,采用契约签订和鼓励制度的方式,来实现管理者和被管理者、被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公平,让每一个个体都能够明确自身的利益和责任,才能使公平性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
关键词:大学;班级;制度文化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34-0015-02
一、大学班级管理与大学班级制度文化的内涵
管理就是设计和保持一种良好环境,使人在群体里高效率地完成既定目标。简言之,管理就是创造个体更好地在群体中完成目标的环境。班级是学校进行教育教学工作的基本单位,是学生学习、生活的正式组织。班级管理是教育管理者带领班级学生,按照班级教育管理规律的要求,为实现班级工作目标而进行的系列职能活动。依据以上分析,对大学班级管理做出如下定义:大学班级管理是教育管理工作者带领学生,按照专业对人才的培养目标的要求,创造学生个体更好地在班级群体中实现个人成长目标的环境。制度文化是一个比制度更深、外延更宽的概念,不仅包含制度本身,还包括制度理念、法制精神、建章立制的过程,以及制度实施的状况,等等。大学制度文化是大学的组织架构及其运行规则,以及这些架构与规则的形成过程、运行状态与实施状况。依据以上分析,对大学班级制度文化做出如下定义:大学班级制度文化是班级组织架构及其规章制度的形成过程,以及班级规章制度的执行过程。大学班级制度文化体现了大学文化中包含的学校规章制度、道德规范、校风校纪等内容,落实到班级规章制度的执行中,班级制度文化建设是班级管理的组成部分,是实施高效班级管理的有效途径。
二、大学班级制度建设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与迫切性
大学班级制度文化是促进学生认同学校教育理念、专业培养目标、形成班级共同目标、共同价值追求的途径,是学生形成良好行为方式、生活方式,营造良好的环境氛围的保障,大学班级制度文化建设对于班级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学校教育管理具有重要意义。离开了班级制度文化建设,将导致学校教育管理的形式主义,大学文化的传承将成为无本之木。大学班级的特殊性主要体现为班级组成特殊性与班级管理的特殊性两方面。班级组成的特殊性,大学班级成员是在学校招生录取后,学校教务部门依据分班要求,将同一专业学生分成若干自然班级。此举说明大学班级成员具有共同的专业发展目标。大学班级班主任大都由专职教育管理工作者或者专职教师兼职,没有专职的班主任老师,这导致了班主任不能将主要精力投入到班级中;班级成员基本都超过了18岁,属于成年人,区别于大学之前的未成年人。管理的特殊性。大学班级管理以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为主旨,这体现了大学对成人教育的特殊性,班主任在班级管理过程中主要起监督和指导的作用。需要班级建立自运行体制,这需要有稳定的管理团队和科学的管理制度。良好班级制度文化的形成能够适应大学班级管理的特殊性。
大学班级制度的缺失性。直接涉及到大学生教育与管理主要有两方面,其一是以教育处为主,对学生学习的常规教育和管理;其二是以学生工作处和团委为主,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日常行为教育进行教育和管理。教务处、学生工作处和团委依据其职能,就学生日常学习的方方面面制定规章制度,形成《学生手册》,这些制度大多数是某一行为规范的指导意见,缺少切实可行的规范。在当前大学学生教育管理制度中,缺乏标准的班级制度体系建设,大学的教育教学是以班级为基本单位开展的,班级制度体系和具体制度的缺失必然导致教育管理的参差不齐,导致教育管理的相对混乱。大学班级建设的形式化与空洞化。形式化主要表现在制度理念落后与制度执行力薄弱,提到班级建设,就会想到制度建设,提到制度,就想到管理的工具、约束学生行为规范的标尺,规章制度的价值在于教育管理者的需要,制度随意性大,对制度的尊重、维护、修改、执行力度远远不够,使得制度成为形式主义。空洞化主要表现在班级制度建设脱离学生的实际学习和生活,脱离班级的目标追求。以标准化的《学生手册》对学生进行管理,不能满足不同专业学生的需求,不能贴近不同班级学生的学习生活,当制度的内容与现实的目标出现偏差的时候,必然会使制度文化失去作为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中介的作用,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就会脱节,就不可避免地导致班级建设的空洞化。大学班级制度文化建设是实现班级自我管理的必要条件。大学班级的管理以自我管理为主要形式,自我管理就是指个体对其自己本身进行管理,为自己制定目标,组织自己、约束自己、激励自己、自己管理好个人的事物,最终实现个人的目标。要想更好地实现自我管理,需要有良好的大学班级管理,班级管理的形成过程是班级制度文化的形成过程,所以班级制度文化形成是自我管理的必要条件。大学班级制度文化是学校实现对学生进行教育和管理高效有序运行的重要通路。教育和管理工作的最终对象是学生,教育和管理目标是通过学生的表现来实现的。学校与学生之间,需要架起一条通路,能将学校育人目标和校园文化传递给学生,使学生的个性化需求能够反映到学校之中来,进而融入到学校教育管理之中。班级制度文化的形成过程是学校文化渗透到学生思想中、体现在学生行为上的过程,是学生个性化需求与现有制度体系碰撞的过程,是学校和学生联系的通路。
关键词:高等教育管理;绩效管理;应用实践
1绩效的定义
绩效,其含义就是业绩和效果。在我国传统的思想观念当中,我们常常会说这样一句话:“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指的是某人在从事一项工作时即使没有什么实际的工作效果,但是毕竟他付出了时间和劳动,对于工作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但是,在绩效这种思想和理念当中完全否定了这种说法。在绩效思想观念下,工作效果如何必须用业绩说话。根据这样的分析我们能够得出绩效的定义:绩效就是工作人员工作之后的成果。我国在绩效技术方面也有着深刻的理解,普遍认为绩效技术的作用就是通过分析、开发、实践以及评价形成一个完整的工作系统让组织或个人业绩得到有效提高的一种技术。
2高等教育管理中绩效管理的应用实践
2.1在进行绩效管理之前要做好基础管理
在进行绩效管理之前,教师必须要在高校当中做好基础管理。如果高校当中缺乏有效的基础管理,教师想直接开展绩效管理,那么无异于让一个身体素质极差的人去参加马拉松比赛。在高校当中开展绩效管理工作必须要做好基础管理的工作,例如在开展绩效管理工作之前,学校一定要建立并健全一套高校的岗位体系,使高校的岗位可以得到合理、科学的设置。这样一来,各个岗位的职能就能够得到明确,各个岗位的工作人员也能够更加清楚其所在的岗位的要求。假设高校没有完善的岗位体系和明确的岗位设置,各岗位工作流程没有一个清楚的关系,那么管理工作潜在的问题和不利的影响就会十分重大。除了上述建立并健全一套高校的岗位体系之外,高校在开展绩效管理的过程中还必须注重很多问题。例如制定的绩效计划非常普通,不具备丝毫的挑战性,在这样的计划之下,学生即使没有多少重视和努力也能够完成绩效计划所要求的内容。这样的绩效管理工作没有一点实际的意义,无法让学生有效的进步,而且这样的情况在我国的高校当中很多见,让高校的绩效管理变成了一种表面上的形式。与之相反,有些高校制定的绩效计划过于困难,学生根本无法完成,这样的绩效管理注定也是失败的。
2.2绩效辅导是非常关键的一部分内容
高校在开展绩效管理工作的过程当中,绩效辅导是非常关键的一部分内容。长期以来,绩效辅导工作都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即便是现在也有大量的高校认为绩效管理就是绩效考核,只是制定一个考核的计划,之后分析计划完成的状况就完成了所有的工作,但实际上这是不对的。要想让绩效管理取得更好的效果,教师必须重视绩效辅导的过程。虽然绩效辅导的过程非常重要,但是长期以来都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学校负责绩效管理的老师只关注绩效管理的结果,但是对于绩效管理过程当中的绩效辅导并没有做到应有的重视。教师往往只根据绩效管理的结果去评定学生的优劣,但是却忽略了考核过程中可能影响学生成绩的因素。绩效辅导就是教师要经常与学生交流绩效管理过程当中容易产生的一些问题,让那些潜在的问题和障碍能够被及时发现并得到解决。这样学生才能够在绩效管理的过程当中获得一个更好的成绩。在这个过程中,教师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教师要从始至终重视并做好绩效辅导的工作。
2.3要经常对学生进行绩效考核,做出一个准确的评价
在高等教育当中运用绩效管理,就必须经常对学生进行绩效考核,并在此基础上做出一个准确的评价。在考核的过程当中,有关部门必须对学生进行有效的激励,如果只是一味生硬的要求,那么学生接受考核的积极性就会受到影响并不愿意接受绩效考核。教师在考核的过程中一定要在绩效管理的同时经常与学生进行沟通从而获得真实有效的反馈,在此基础上对绩效管理工作当中正确的部分继续保持并发扬,对那些错误的部分要及时纠正并改善。有了这样的一个过程,绩效管理当中的绩效考核工作的质量一定能够有效提高。所以说,教师必须改变考核在学生心目中的生硬的形象,真正让绩效考核成为激励学生的好办法。如果上述情况能够真正得到实现,绩效考核工作还能够让学生和老师之间完成更多的有效互动,这对于增进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感情也有一定的帮助。除此之外,高校的绩效考核必须做到公平、公正和公开,负责考核的部门和教师要保证整个考核的过程在一个完全透明的环境之下进行。绩效考核能够发现学生的缺点,但是绩效考核的目的是要给学生一种激励,让学生在发现并了解了自己的缺点之后能够有效的改正。
3结束语
综上所述,高等教育学校当中管理混乱的情况依然十分普遍。在这样的情况下,高等教育想要获得更大的发展,就一定要在高等教育管理的过程中有效的运用绩效管理的方法。只有在运用了绩效管理方法之后,高等教育的管理工作才能够更加有效和规范。所以说,高等学校在进行管理的过程中一定要根据学生学习的实际情况将绩效管理的方法运用到管理的过程中,使高校管理的水平得到有效的提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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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学生教育管理,可以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及价值观。当前,职业学校的生源质量逐渐下降,学校生源结构比较复杂,同时学生的学习能力普遍较低,学习专业知识困难较大,精神信仰缺失,社会责任意识淡薄,容易受到社会各种思想的侵袭,缺乏艰苦奋斗的精神。为应对这种情况,学校应该在学生管理工作中加强教育管理方法的创新,不能因为学生水平差、基础弱就疏于管理;也不能按照本科院校的教育管理方式进行生搬硬套。作为一名职业教育的教育工作人员,一定要注重以人为本,善于发现并尊重职业教育管理的规律,全面尊重学生身心发展的特殊规律,尽量发掘学生的闪光点,积极发挥学生自身优势,全面做好学生教育管理工作。在实际教育管理工作中,教育工作者一定要学会因材施教,不断创新学生管理的方法,尽量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发展需要,进而推动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
2创新评价标准
职业学校的学生在学习中存在一些心理问题,许多学生认为自己跟本科学生相比,学历低、素质差、学习能力差,容易产生自卑心理,无形中增加学习和生活压力,导致许多职业学校的学生心理比较脆弱,遇事不够冷静,容易走极端,甚至产生逆反心理,在对待事物及处理事情上容易产生一些偏激行为,进而引发道德的知行分离。职业学校出现这些问题,不仅仅是学生的个人事务,更已经发展成社会性问题。近年来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得到了不断发展,人才的定义及人才评价标准也逐渐发生了变化,社会逐渐认识到学历并不完全等于能力。传统的评价标准已难以完全适应职业院校学生的发展。应该积极营造崇尚一技之长、不唯学历凭能力的社会氛围,积极创新现代职业教育模式,积极打通从中职、专科、本科到研究生的上升通道。使职业学校的学生通过努力,可以读本科,甚至攻读硕士、博士研究生。职业学校应该建立“以德为先、技术至上”的人才评价标准,充分调动学生学习职业技能的积极性,不断鼓励学生努力掌握一技之长,做一个德才兼备的人。
3创新管理载体
职业学校的学生思想比较活跃,获得信息的渠道比较多,容易接受新鲜事物,这给职业学校的学生管理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和挑战。在学生教育管理工作中,应该向学生传播充满正能量的信息,同时通过多种途径引导学生接受教育管理,进而促进学生更好地成长成才。传统的教育管理仅仅通过教室与宿舍等环境实施,已经很难抵挡当今信息大爆炸社会对学生思想的影响。积极创新职业学校学生的教育管理载体是全面做好职业学校学生教育管理工作之重要路径。要结合主渠道和多种辅渠道,加强职业学校的教育管理工作。主渠道,是指通过学校的学工处和各系部之间的协调配合,加强学生学习及生活的教育管理;辅渠道则是利用好互联网(微校园、QQ群、微博、微信、校园网)等多种新媒介技术手段,以职业学校内部成立的社团组织、兴趣小组、工作室等为载体,把广大学生分类地组织在一起,在教师的正面教育引导下,加强学生管理,促进学生综合思想素质的大幅度提升。
4创新管理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