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学研究方向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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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国民经济学研究方向范文

关键词：海洋经济；区域海洋经济；空间计量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1 海洋经济概念

对于海洋经济的概念，最早是美国海洋研究中心主任杰拉尔德·J·曼贡（1977）在他的《美国海洋政策》一书中提及，但是并没有对概念进行表述[1]。在国外，海洋经济这个概念并不常见，仅见于少数的海洋统计报告、环境统计报告以及海洋发展政策中。

与国外相比，国内海洋经济概念研究的成果更为丰富。但由于研究视角以及研究者学科背景的差异，迄今为止尚未有一个明确、统一，且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定义。相对来说，应用比较广泛的是国家海洋局关于海洋经济的定义，即海洋经济是指开发、利用和保护海洋的各类产业活动，以及与之相关联活动的总和（国家海洋局，2007）。

2 国内外海洋经济研究现状

2.1 国外海洋经济研究现状

国外对海洋经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海洋经济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海洋经济活动对海洋环境的影响和海洋产业经济研究。在海洋经济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的研究上，Nathan Associates（1974）评估了美国海洋有关产业的生产总值[2]。Pontecorvo和Wilkinson（1984）分析了海洋部门对美国经济的贡献[3]。Kildow（2010）总结了各国研究成果，发现各个国家经济对海洋的依赖都不同，加拿大（RASCL, 2004）海洋经济占GDP1.5%，英国（Pugh，2008）4.9%，法国（Kalaydjian et al., 2008）和美国（Kildow et al., 2009）都是1.4%，澳大利亚（Allen, 2004）3.6%，新西兰（Statistics NZ, 2004）2.9%[4]。运用的主要研究方法是经济学的相关分析、测算模型（如投入—产出模型）等。在海洋产业经济研究方面，重点研究海洋产业活动，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以及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此外，国外学者还对一些新兴海洋产业，尤其是海洋石油和天然气产业进行研究。

2.2 国内海洋经济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对海洋经济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两门学科：一是基于地理学视角的海洋经济理论研究体系，认为海洋经济学属于经济地理学的分支；二是基于经济学视角的海洋经济理论研究体系，认为海洋经济学属于经济学的研究范畴。

地理学研究海洋经济，侧重于探究海洋产业的空间布局，及其形成的条件和发展规律。张耀光、韩增林（2010）应用变差系数、集中化指数、锡尔熵指数（锡尔系数）等定量分析方法，重点分析了辽宁省辽东半岛、辽西走廊、辽河三角洲海洋产业的聚集程度的差异及海洋经济区域差异形成的原因[5]。向云波、彭秀芬、徐长乐（2010）运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长三角海洋经济空间发展格局，研究结果表明长三角海洋经济发展不均衡，空间差异显著；海洋产业地域空间聚集态势明显，形成了以上海、嘉兴、杭州、绍兴、宁波和舟山为中心的三角地带，以连云港、盐城和南通为中心的北部轴线，以台州和温州为中心的南部轴线，所组成的“三角两翼”海洋经济空间发展格局[6]。而经济学研究海洋经济，侧重于海洋经济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规律的探索。

我国三大海洋经济区域分别为环渤海区域、长三角区域和珠三角区域。但是在文献研究上却有明显的倾斜。对环渤海区域研究的文章很多，如张燕歌（2009）、孙群力（2007）、李靖宇和徐志坚（2006）、谭在仁（2008）、纪建悦（2007）、刘洪滨（2003）、李峰（2009）等；研究长三角海洋经济的文章相对较少，研究成果比较突出的有向云波、彭秀芬、徐长乐。

3 区域海洋经济研究方法

在对区域海洋经济差异中，研究方法包括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数学或经济模型的分析方法等。

许旭（2008）在其硕士论文《中国区域海洋经济差异分析》中用动态和静态两个方面来全面反映各省海洋经济发展条件、状况的差异，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沿海各省市海洋经济发展综合实力进行评价估计[7]。谭在仁（2008）先用实证分析法分析了威海发展海洋具备的条件、现状和面临的问题，继而结合国内外海洋产业经济理论进行规范研究，为威海海洋经济发展制定了切实可行的经营战略[8]。张耀光、韩增林等在确定主导海洋产业时，应用偏离—份额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9]。吴健鹏则运用灰色关联分析与区位熵分析分别确定了广东发展海洋经济的主导产业与优势产业[10]。

4 区域海洋经济差异的研究现状

第2篇：国民经济学研究方向范文

文章通过阐述经济统计学，分析经济建设下的经济统计的应用的意义及经济建设下的经济统计的应用，对经济建设下的经济统计的应用的趋势展开探讨，旨在为如何经济建设下经济统计的有效应用研究适用提供一些思路。

关键词:

经济建设;经济统计;应用

一、引言

经济统计工作能够有效衡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以及速度的快慢，能够为政府制定出科学有效的经济发展政策提供重要参考依据，确保政策的合理性以及科学性，促进社会的健康稳定发展［1］。

二、经济统计学

统计指的是社会调查行为，统计学探寻的内容主要包括涉及数量的信息及数字所反映的问题等。关于经济统计学的研究早在17世纪60年代便开始了，那一时期的经济统计学主要应用于国民收入统计方面。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WilliamPetty经由对收入、支出复式核算成功预测出英国人民的收入，不过核算内容即外在平衡还不够十分完善［2］。为了消除以上不足开展研究，法国著名学者Lavoisier提出了“最终产品”这一概念。历经了长期的实践，经济统计学于20世纪40年代初步形成了国民账户系统［3］。同时，在英国近代著名经济学家Keynes的影响下，形成了当前经济学的大体框架。就我国统计法发展历程而言，在过去计划经济背景下采取的是国民经济平衡表系统。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进行，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完善，以往采取的系统已然难以满足当前经济发展需求。通过数十年的实践，1992年我国推出了国民经济核算系统试行政策，经济统计学逐步得到完善。

三、经济建设下的经济统计的应用的意义

全球经济一体化逐步深入背景下，经济行为涉及到越来越多的行业领域，涉及到的信息量也越来越庞大，基于如此的规模发展，势必会对我国经济研究领域研究活动带来严峻的考验。众所周知，数据是信息的核心呈现形式，就经济领域而言，其由于大部分均为对资金的计算、整合，因此其产生的问题同样要通过数据来开展分析、处理，而这一系列海量的信息流，唯有应用统计学统计手段开展系统的分析、整合，方可转化成更为准确、全面的数据凭证，并为后续经济建设提供良好服务［4］。统计学手段一方面可应用于经济研究活动中，一方面可应用于其他领域。然而，后者各个领域的统计学应用与经济建设下的统计学应用两者不存在紧密的关联，经济研究活动中各个环节，均要得到诸多相关数据用以基础保障，意味着经济建设下经济统计的应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倘若未有统计学数据的支撑，经济研究活动便难以有序展开。经济统计的一系列分析、研究均于准确的数据不可或缺，因此在经济研究期间应当对经济统计展开科学合理的应用。经济统计的有效应用，意味着经济研究活动，乃至国家经济活动的有效发展。

四、经济建设下的经济统计的应用

(一)经济建设下的经济统计的作用1．经济统计重要作用于收集整合财政相关数据。经济统计能够为经济建设收集整理需求的一系列数据提供十分便捷有效数据获取途径。经由对经济统计的应用，对财政信息展开全面的定性分析，方可确保在经济建设方面获取令人满意的成果，换言之，要想对数据开展有效的定性研究，就务必要构建准确、健全的数据库，这期间离不开统计学知识的重要保障［5］。2．经济统计重要作用于剖析客观财政现象的数量浮动规则。经济发展期间，受各式各样的外界因素影响，要想实现经济有序健康发展，应当各类影响因素具体数据的浮动规律及发生原因开展分析，由此便能够自数据各次浮动中找出其形成浮动的因素。3．经济统计重要作用于验证经济学相关理论真实性、合理性及完善性。不论哪一项新提出的理论均要对其展开全面考证，既不可直接采用也不可干脆否认，唯有通过充分的分析、实践检验后，方可对其属于绝对真理与否进行最终确认。因此，此部分经济统计学相关的学术理论，同样要求经济领域的专家、学者，依托自身经济数据基础，去对它们的真实性、合理性及完善性展开全面验证。

(二)经济建设下的经济统计的应用现阶段，我国经济建设下的经济统计应用还面临着诸多弊端，对经济统计应用的研究力度仍旧十分欠缺。要想促进经济建设的有序健康运行，务必要开展好经济统计工作，相关专家、学者务必要积极配合、协作参与，实现经济建设下经济统计的科学合理应用。通常来说，经济统计在经济建设中扮演着十分关键的角色，可于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的建设，鉴于此，为了切实实现经济建设的和谐稳定发展，务必要对我国经济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展开全面分析，有效提升经济统计的应用实效性，进一步迅速解决经济建设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统计应用被提出了极为严苛的要求，鉴于此要逐步加大对经济统计应用的研究力度，有效发挥经济统计的作用，进一步为我国经济建设提供服务。现阶段，我国在开展经济统计工作过程中，依旧采用以往的管理制度，显然难以符合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伴随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入，我国在经济统计管理方面的工作会不断完善。常规数学手段促进对经济问题的处理，鉴于此，经济部门相关人员应当努力挖掘经济问题中数字的发展规律，迅速觉察经济问题，有效处理经济问题，经对经济统计的科学合理应用，为经济建设决策、预测提供有利依据，促进获取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五、经济建设下的经济统计的应用的趋势

1．经济统计应用于研究分析我国经济核算体系。经济统计应用于研究分析我国经济核算体系，不断改正、健全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环节，全面系统研究我国金融整卷相关服务、非市场金融产出及经济环境发展规律。此外，经济统计还可应用于政府内部统计工作、企业管理领域及大型金融投资活动等。2．找准经济学研究方向，实现其有序健康发展。面对此类经济统计相关领域今后要开展全面研究与调查课题，研究人员势必会出现混乱，甚至迷失经济统计研究方向。鉴于此，就经济领域研究人员而言，一定要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找准自身经济统计研究方向，并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3．明确经济发展形势。现阶段，我国经济信息以数据为主要体现形式，也就是说，经济涉及的每个问题，均需要借助海量的数据用以依托来开展分析，方可进一步获取更为准确的结果，唯有自现阶段经济发展趋势及自身经济统计理论基础出发，凭借统计学手段，逐步提高自身经济研究准确性，方可切实开展好经济建设与研究活动。

六、结束语

总而言之，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进行，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完善，然而关于经济发展的探索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要想对经济建设开展深入的探索，就务必要依托数据支撑，统计学是促进数据获取的关键途径。鉴于此，相关人员务必要清楚认识经济建设下经济统计应用的意义及作用，全面分析经济建设下的经济统计应用所面临的问题，不断钻研研究、总结经验，积极促进经济建设的有序健康运行。

参考文献:

［1］康海斌，常小军．新形势下统计工作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探析［J］．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4，14(03):46－47．

［2］刘瑞妮．经济建设背景下的经济统计的应用探究［J］．企业改革与管理，2014，(9X):216－216．

［3］曾海芬．统计工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发挥［J］．财经界:学术版，2013，(08):14－14．

［4］于胜国．基于经济建设背景探讨经济统计的运用［J］．山西青年，2015，(23):150－151．

第3篇：国民经济学研究方向范文

关键词：技术经济；基本方法；基本概念

Abstract: in today's worl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pdating fast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economic and technical changes. Although the economy is diversified, but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echnical economy is to focus on the direc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for us to deeply analysis and techn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ssues, to guide our research direction. The paper mainly expounds the basic concept of technology and economy, the basic method and theory.

Keywords: technology and economy; the basic method; basic concept

中图分类号：F06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104（2013）

1、引言

我们都知道技术经济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应用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它是我国广大技术经济工作者在总结中国经济建设的实践经验，广泛吸收国外相近学科的有益成分，由中国人自己建立起来的新兴综合叉学科。技术经济学科建立之初的宗旨是扭转经济建设只追求速度，忽视经济效果的错误倾向，促进决策的科学化。技术经济学的理论在指导我国经济建设的实践中发挥了其他学科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

2、技术经济定义、内容、特点及关系

技术经济学的研究任务是正确地认识和处理技术和经济之间的关系，寻找技术经济的客观规律,寻找技术和经济之间的合理关系,包括最佳关系和协调关系。

定义：(1)技术——利用科学原理对社会生产活动进行调节、控制、改造所具有的知识、技能、规则、方法的集合；进行社会生产活动的物质手段和组织手段；技术扩大到人类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掌握科学知识是进行技术活动的先导。

（2）经济——指的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或社会经济制度和社会上层建筑赖以建立的基础;指经帮济国、经世济民、治理国家、拯救庶民；指国民经济中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总和;指广义的节约，即社会经济活动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3）技术经济——研究技术与经济的相互关系及其最佳结合，以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和可持续发展，全面提高经济效益为目的； 研究技术方案、技术措施、技术政策、技术装备的经济效果，寻求提高经济效益的途径；研究技术与经济的相互关系，寻求技术与经济的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研究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

研究的主要内容：（1）研究各种技术实践（技术方案、技术措施、技术政策）的经济效果，寻求提高经济效果的途径的方法的科学——技术的经济效果学。主要内容： 以费用效益分析为基础的项目评价理论（技术上先进性、经济上合理性、后果上无害性）；以功能成本分析为基础的寿命周期费用最佳化理论；经济效果预算，方案比较与决策。

（2）研究技术和经济的相互关系，探讨技术与经济相互促进，协调发展途径的科学（中观、宏观）。主要内容：以技术和经济相结合的技术选择理论“中间技术”、“累进技术”、“适用技术”。

（3）研究如何通过技术创新推动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主要内容：技术进步、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定量分析；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在生产中的应用；新资源的开发、新市场的应用。

关系：（1）技术进步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和手段；

（2）经济发展是技术进步的物质基础：技术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纯技术，也不是纯经济，而是两者之间的关系，即把技术与经济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以选择最佳技术方案。由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作用,经济学家们从经济增长的角度定义了技术进步的概念,认为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资金投入的增长、劳动投入的增长以及技术进步。

技术经济学是研究技术与经济的相互关系的学科。它通过技术比较、经济分析和效果评价，寻求技术与经济的最佳结合，确定技术先进与经济合理的最优经济状态。

特点: （1）综合性：属边缘学科，它研究的对象和范围决定了该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是在综合了多学科基本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形成的，该学科的构成具有明显的综合性。

（2）比较性：对能满足同一目的或社会需要的两个以上的方案进行分析比较，选出最优方案，因此比较性是其基本特征。

（3）系统性：一项技术或工程项目，不仅其本身是一个系统，而且它又是更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因此任何一个技术经济问题都必须置于一个系统中，运用系统的理论、思想和方法去研究、考察和分析，才能得出科学合理的结论。

（4）预测性：技术经济的论证分析在先，很多数据都要依靠预测才能得到。

（5）定量性：该学科的特点之一是进行定量计算，要引进量的概念，要有量的规定。

（6）实用性：分析、论证、评价的技术方案均来源于实践，都是经济建设中亟待解决的实际工作技术问题。

3、技术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及理论

技术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在指导我国经济建设的实践中发挥了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基本方法：技术经济学把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结合起来，并采用各种数学公式、数学模型进行分析评价。技术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有：

系统综合：即采用系统分析、综合分析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法，对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开发制、应用与发展进行估计；

方案论证：即技术经济普遍采用的传统方法，主要是通过一套经济效果指标体系 ，对完成同一目标的不同技术方案的计算、分析、比较；

效果分析：是通过劳动成果与劳动消耗的对比分析，效益与费用的对比分析等方法，对技术方案的经济效果和社会效果进行评价，评价的原则是效果最大原则。技术经济学在研究中采用两种以上的技术方案进行分析比较，并在分析比较中选择经济效果最好的方案。

基本理论：（1）技术与经济相互作用原理：技术和经济的关系是辩证的，技术和经济相互融合，才能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任何先进技术的应用必须在显示出经济上的优势后，才能得到推广。

（2）技术与经济协调发展理论：技术经济学研究的各种具体对象，如技术政策、技术规划、工程项目和技术措施等，可统称为技术方案。技术方案是技术和经济两个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子系统，按照一定方式结合为一个具有特定目标和功能的有机整体，是一个技术经济系统。

（3）技术创新理论：关于技术创新的动力源泉与动力机制研究，一般认为主要是两方面，一是社会需求与市场需求的拉动力，二是技术发展对技术创新的推动力。

（4）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学中的技术进步概念不仅是一个技术概念，更是一个经济概念,是指技术变革在实现经济增长目标中取得的进步。技术进步概念包含着两个不可分割的含义：①技术本身的创新、变革、发展；②技术发展对经济增长产生的作用。

（5）技术评价与技术选择理论：

技术选择的原则 ：技术与经济、社会、环境、资源协调原则； 技术的经济性原则； 技术关联作用原则； 技术的先进性与适用性相统一的原则； 承受能力原则；技术结构的合理化原则。

技术评价分为宏观技术评价和微观技术评价：技术方案的宏观技术评价，是根据国家的技术政策、产业政策，对方案的宏观技术效果进行分析评价，研究它对宏观技术体系、技术结构、产业结构及产品结构的影响；技术方案的微观技术评价是以方案的技术系统为对象，对方案技术系统的可行性、可靠性、适用性、先进性及其综合技术效果进行权衡的研究活动。

（6）经济效益理论：经济效益是指技术经济活动中的有效成果与劳动消耗的对比关系，或符合社会需要的产出与投入的对比关系，简称为“成果与消耗之比”“产出与投入之比”。

4、结论

总之，根据对技术经济相关问题研究，有利于我们正确把握技术经济学的发展方向，提高国内技术经济的研究水平。研究技术经济，促进技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迫切的任务。当代科技、经济、社会三者已密不可分，寻找它们的协调发展的规律，是技术经济学最重要的研究任务。

参考文献

[1]罗刚等.技术经济学的现状与发展趋势，技术经济2002（2），第55－57页。

第4篇：国民经济学研究方向范文

【关键词】市场收益率 房价 外生性 模型

在中央政府数次房地产管理政策改革之后我国房产价格似乎逐渐趋于稳定，市场似乎是处在了一种微妙的“短期均衡”。然而，这N房地产市场的“新常态”是一个依赖政府层层管控的不稳定均衡，并非是一个反映了市场所有激励的帕累托最优均衡，一旦政府放开管控，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方向难以预测。所以，尽快找出一个具有指导意义的房地产价格出清模型来协助国家调控房地产市场已成为理论界的共识。同时，房地产政策也从2000年开始逐渐成为了人大会议讨论的焦点。

地产市场的出清研究在经济学领域可以说是一个历久弥新的难题，国内外学术界对土地这一重要要素的研究可谓多如繁星却仍未形成统一共识，但近些年一些学者通过数学模型对房价的研究似乎正在逐渐拨云见日。

一、房地产行业与宏观经济的关系

房地产是我国国民经济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使用投入产出表对我国以及美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四个发达国家房地产业与其密切关联产业的关联度进行前向、后向、环向等不同层面量化研究后，王国军、刘水杏（2004）通过横截面数据分析了房地产业与其相关产业关联关系的变化规律、房地产业对相关产业的带动效应①及我国房地产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发现我国总体范围内房地产业产值每增加1对各产业的总带动效应为1.416低于英国和日本；几乎与此同时，周红（2005）在对我国宏观经济和城市化研究中使用时序数据的相关性分析发现房地产行业的发展与宏观经济和城市化进程存在极强的相关性。

然而，在历经了2006～2009年世界经济史罕见的举行房地产泡沫之后，学术界对房地产市场的审视也逐渐趋于理性，早在2005年姜春海就通过定义房地产实际价值，通过实证分析的手段得出当时的中国房地产市场泡沫已经产生。解保华、李彬联、石立（2009）借用股票市场F-O模型测度中国股票市场的泡沫度和成本加成定价模型测度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度，得出1999～2007年我国这两个市场近9年来的月度泡沫估计值；以Granger因果检验②的方法证明了我国房地产市场中的巨额恶性泡沫对其它资本市场的严重影响。在此之后黄瑾（2010）通过求出房租与房价的预期收益净现值，并与实际房价进行对比试图量化泡沫，然而房屋价格的真实组成并非预期收益与市场泡沫的简单加总，而是包括了诸如文化、市场结构等诸多因素的综合结果，所以，其研究成果值得思考有待深入挖掘。

从微观经济学到宏观经济学的传导过程在经济学界一直有着诸多分歧，所以为了绕开这些分歧有学者从宏观经济的角度出发，在凯恩斯消费函数的基础上，通过房地产的财富效应③深入剖析了国民收入与房屋价格之间的因果关系，并通过运用我国季度数据，在误差纠正模型（an error-correction model，简称ECM）④框架下利用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对我国的房地产价格和居民消费的关系进行实证性检验，以此对国民收入与房价的相关关系进行了确认和分析（宋勃，房地产市场的财富效应的理论分析和中国经验的实证检验，经济科学，2007年第五期）。但是由于任何微观主体的消费决策都是处在某种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的，而社会文化环境却又是一种极其难以量化又起着决定性因素的外生经济变量，而这种外生变量对边际消费倾向的影响又极为显著而且难以准确地将其外生化（翁媛媛，高汝熹，饶文军，中国高储蓄率部门特征、成因以及对策；经济学家，2010，03）。与此同时也有学者通过房价租金比的方法试图分析我国房地产市场的泡沫以深入分析我国房地产市场与其他经济变量的关联性（如储蓄）（Junmin Wan；Household Saving and Housing Price in China；CAES working paper），但是因为房价和租金仅仅是两个市场表现结果，它们的变动受到很多外生变量的影响，比如供求关系、利率、文化，而且从Junmin Wan的研究结果上看，我国住房市场化以来房价租金比一直与房屋价格保持着极强的正相关性，甚至可以用联动性来形容二者的关系，而作为一个反映两个变量关系的强度相对数房价租金比，应该是有一定的稳定性并且不应该与房屋价格联动变化。所以在中国这样的购房者占主导的特殊市场，房价租金比是近乎无效的。

正是由于难以将市场结构、文化环境、消费习惯等诸多难以量化的因素外生化，从宏观角度观察房价似乎只能得到一些趋势化的结论，以及一些定性结果，无法给出真正准确的答案。所以，不少学者尝试通过金融与房地产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绕开这些难以外生的经济变量，以利率、固定资产收益率以及通货膨胀率来综合分析我国房地产行业发展现状与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关系。

二、资本市场与宏观经济的关系

在每一本经典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上作者们论述每一条理论似乎永远都离不开对市场收益率的论述，为了简化分析不少学者常常假设市场收益率在数值上约等于短期国债收益率或者银行存贷中间利率，然而在近三十年的经济学研究中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实际市场收益率只有在相当严格的假设下才近似于短期国债收益率或者银行存贷中间利率相等（曼昆；宏观经济学第七版）。所以，如果需要研究所使用的市场收益率必须采用更严谨的方法从微观市场角度或宏观政策角度深入分析。在对市场收益率与宏观经济的诸多研究中最常用的莫过于基于微观主体选择行为角度的多部门联合出清模型以及基于宏观政策角度的动态总供给总需求模型（DAS-DAD）。

（一）基于微观视角下的市场收益率与宏观经济的理论研究

这类研究的研究者们大多坚信，宏观经济变量中的实际变量的变动是只能直接地由实际冲击所影响，而名义变量改变对宏观经济发展是没有实际冲击的，只会通过某些特定的方式，在长期或者超长期对宏观经济的发展方式产生间接影响（这也可以理解为古典二分法在现代经济学研究领域新发展）。Jordi Gali在分析货币政策和理性资产泡沫以探讨传统“逆风向行事”（leaning against wind）货币政策的可行性时候采用的一种三部门联合出清模型就是一个现代宏观经济学研究领域非常经典的例子（2014，AER）。因为后文所引用的很多文献论述都是基于多部门联合出清的方式展开的，而Gali教授此文是近年来使用世代交叠模型展开多部门联合出清模型的一个典范，所以这里我将详细介绍一下Gali教授此文中关于市场收益率的研究方法。如同标准世代交叠模型研究方法一样，我们将无差异微观个体的一生分为两个时间段，第一个时间段为年轻时工作，其一期财富分为两个部分：已有财富（来自于继承上一代的财富）、工资薪酬，其消费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于现期消费、一部分用于储蓄后者购置风险资产；第二期处于退休阶段，所有的经济决策都依赖已有财富，其消费分为两个部分，一部用于消费，一部分通过遗产或者转移支付的手段留存给下一世代的无差异微观个体。在此基础上，我们便可以进行三部门联合均衡的论证分析了。

1.每个微观个体有如下效用最大化条件：

即Πt为t时刻的总通货膨胀指数，Π为中央银行通货膨胀目标，QB为稳定的资产泡沫价值。

Gali教授在后文的论述中使用该联合出清模型分析了了适应性预期、理性预期、随机收益率、固定收益率假设下的的动态与静态的市场表现情况，详细阐述了中央银行的政策行为可能对宏观经济带来的影响，也充分论述了市场收益率和中央银行指定的短期国债利率的明细关系，对我们后续的更严谨的对基于资本定价方法分析房地产发展走向的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如最近刚刚在INTERNATIONAL REAL ESTATE REVIEW上刊载的Inflation and House Prices：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35 Major Cities in China （Weida Kuang；Peng Liu）一文中就使用了包括了房地a商在内的四部门的联合出清模型，而且本文创新的使用HPI与CPI之间的协整回归来验证二者之间的时序相关关系，同时，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验证了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方向，最终成功验证了在我国主要城市中居民消费水平与房价之间的关系。虽然模型的具体形式以及推导方法与Gali教授对资本市场泡沫的研究不完全相同，但二者都不约而同的使用了多部门的联合均衡和跨时期的微观主体决策来论述自己的观点。所以，综合上文所述作为世代交叠模型核心理论的多部门的联合均衡和跨时期微观主体决策理论必然会给我国学界对房地产市场现象的研究引入新的思路。

（二）基于宏观政策角度的市场收益率与宏观经济的理论研究

近些年来，基于泰勒定理和适应性预期下的动态总供给总需求模型（DAS-DAD）逐渐成为学界的新焦点。为了模型的完善，有学者对其在弹性通货膨胀预期、最优需求政策反应的前提假设下对已有的DAS-DAD模型进行了相应的拓展（Sami Alpanda， Adam Honig，Geoffrey Woglom；2013）。最终分别给出了在多种情况下实际收益率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由于本文主要论述市场收益率、宏观经济与房地产之间的相关关系，对宏观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就不多赘述。

三、资本市场与房地产行业

房地产作为一种特殊资产，与资本市场的信用供给密不可分。理论上，资本市场的市场收益率、土地市场的地价、楼市的房价与银行贷款存在两个相互作用关系循环，在以土地为中心的房地产行业里，资本市场对产业的周期发展起到外部放大（缩小）的作用。通过对资本市场和房地产行业的产业周期的深入研究，吴剑雄（2012）认为资本市场是房地产周期转换非常重要的外部因素，但是资本市场对于不同时期的房地产行业作用效果不同：在房地产扩张时期，资本市场对房地产扩张推波助澜的作用效果明显，但是在房地产收缩时期，资本市场对房地产收缩效果有限。如周教授的研究结果，我国现今正处于房地产行业的收缩洗牌阶段，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调控并没有对房地产行业产生显著影响。与此同时，由于对接连不断的由房地产市场违约引起的金融违约现象的关注，国内不少民众错误地认为我国房市崩盘的日子即将到来。但是这条观点毕竟是缺乏严谨理论研究的外行观点，2014年，就有学者对银行体制、资本市场与房地产风险做了深入而理性的分析，通过对银行利益与资本市场的抑制关系、资本市场中银行自身风险的累积的论述分析，发现我国目前的金融市场虽然不会因为个别房地产市场中的违约现象受到很大风险冲击，但是由于我国目前单一的房地产末端融资方式以及现有银行体制下缺乏再融资平台，金融市场无法实现预期的繁荣。同时由于风险的不断累积，如果不采取相应的再融资平台以及再融资方法以分散已有风险的话，我国的资本市场在未来必然会面对一定的流动性风险和违约风险。

可能是出于对中国房地产近几年的特殊市场表现以及中国特殊的资本市场组织方式所吸引，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正逐渐直接或间接的观察着中国市场。最近有法国学者在美国研究抵押贷款规模扩张的外生效应时发现，当放松金融管制之后，市场信用供给增加，于此同时房屋需求增加，但是由于房地产市场的弹性供给，信用扩张的最终结果却是导致房价升高同时房屋的市场储备增加，即信用扩张在某些特定条件下会加剧房地产市场的不均衡（Giovanni Favara，Jean Imbs，2014），并且，通过对美国金融市场的IBBEA数据库，以及相应的住房抵押贷款的HMDA数据库研究，作者严谨地得出了，在低弹性需求市场中，信用扩张所带来的房地产市场影响是积极的，即会使房地产市场处于高价高出清的理想状态，但是在弹性市场需求中，信用扩张却会适得其反，即会对已有的市场均衡产生不良影响。而这似乎正是我国这些年来房地产市场所面临的实际情况，即在早些年放松银根和管制似乎只有在初期带来了房地产市场的良性繁荣，但是后期的发展似乎不尽如人意，即存在Giovanni Favara与Jean Imbs在论述中所提到的信用扩张会加剧房地产市场不均衡的市场现象。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并不是，众所周知，在我国安土重迁的传统文化思想下，住房需求相对于其它国家更具有低弹性的特质。也许有人会质疑，对土地的刚性需求是人类历史中劳动成果私有化的产物，早就深深地植根于每个文化最核心的部分，每个国家的历史中都有无数人以自己的方式出生入死只为获得一块封底，如欧洲的骑士阶级、教会、中国的士族、日本的武士阶级……虽然方式不同，但最终目的无不是寻觅一块可供自己立足的土地。但为什么同样的文化因素主导的刚性需求，不同市场却有不同的表现呢？这里，我们不能单纯地以总体的文化因素一概而论，我们要看到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特殊性。这是一个仅仅存在了30年不到的年轻市场，所以其理性程度仍然相当受到传统文化因素的制约，所以我国目前的房地产市场现状是由多种因素协同制约的一个复杂的经济体系，现存的分析方法虽然可以在定性的角度上提出合理的观点，并能够给出适当的政策建议，但是，在定量的角度上以及预测的方面无法给出令人信服的理论模型。

四、总结及研究方向上的一点思考

在学术界对房地产市场已有的理论研究领域，国内外无数学者在已有的经济理论框架下，已经对房地产市场从各个角度和方向做了细致而深入的研究，主要包括，市场供给与房地产市场的关系，微观主体决策与房地产之间的关系，资本市场与房地产市场的联动反应，房地产市场与宏观经济诸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这些已有研究对我国政府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提出了及其宝贵的建议，指出了合理的监管手段和监管方向，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迄今为止，却没有一个理论界公认的模型能为我国的政策当局给出一个晴雨表式管理尺度以及管理方式的稳健的建议，即缺乏一个公允的、值得依赖的定量尺度来解决我国房地产市场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市场现状。以上基于已有经济理论框架的研究均忽视了我国房地产市场的两个极为重要的特殊性：1、我国是一个受传统文化影响极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大国，文化变量对于市场的影响相对于其它国家更为明显，即我国市场可能存在着极大的优于文化因素影响的非理性成分；2、我国的房地产市场是一个极其年轻的市场，房地产市场的参与者与管理者都缺乏足够的技术与经验，使自身决策能够最大化自己的收益、效用或者政策效果。

所以，综上所述，对我国房地产市场的研究，要在已有理论基础上，基于我国特殊的市场性质提出一定的理论创新，才能获得近乎完美的模型成果，才能在新常态下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出更多严谨的建设性建议。

注释

①带动效应：某种产业的发展对其它与之关联的产业聚落带来的推动效应。

②Granger因果z验：使用OSL或者GSL方法通过分析相关变量之间往期与现期的相关关系来确定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其方向，具体方法以及思路见附录4。

③财富效应：货币余额的变化，假如其他条件相同，将会在总消费开支方面引起变动这样的财富效。应常被称作庇古效应或实际余额效应，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1992）

④格兰杰、纽博尔特（1974），菲利浦（1986）指出当使用非平稳序列进行回归时，会造成虚假回归，并且沃深（1989）也证明当变量存在着单位根现象，即非平稳时，传统的统计量，如t值、F值、DW值和R2将出现偏差，具体修正方法是当VAR模型中发现存在单位根现象时采用差分或者中心化等方法将原回归模型置换为多阶协整（co-integration）序列模型，在模型平稳化，即通过了ADF分布的单位根检验后，使用修正过的模型对经济变量进行解释的方法，由于文章篇幅有限本文无法完全阐明模型具体使用方法，仅在此论明思路。

⑤这里原文为：可能由于作者Gali教授的疏忽，文中并没有提及往期信息如何处理的问题，所以笔者认为此处不能简单地以终值代替所有过程信息，因此该问题业已以email的形式提交到了AER校对部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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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国民经济学研究方向范文

关键词：长江学者；文科长江学者；哲学社会科学

中图分类号：C9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6）10-0122-06

1998年教育部与李嘉诚基金会共同推出了“长江学者奖励计划”，1999―2003年间共产生了5届长江学者，其所属专业均为自然科学。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并重的方针，2004年开始也在人文社会学科领域实行长江学者岗位制度。2004―2014年间，总共产生了文科长江学者299名（此处不含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因其系兼职性质）。目前，我国学术界对文科长江学者群体学术关注不够，更是缺少专门的数据统计和量化分析。本文拟就文科长江学者群体的基本样貌、研究特色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以求教于学术界同仁。

一、文科长江学者群体的概况

1.文科长江学者的人数变动

2004年共产生长江学者108位，其中文科长江学者12人，占比仅为11%。2005―2009年间，各年度产生的文科长江学者人数都在20人上下，占比在14%―17%之间。2010年，由于相关政策调整，该年度长江学者评选空缺。至2011年度，文科长江学者当选人数猛增至60人，占比亦高达31%。2012和2013―2014年度（2013年长江学者因故没有评选，至2014年一并同时产生），文科长江学者当选人数分别为50人、88人，占比均为30%。（见表1）由上可见，近十年来我国文科长江学者无论是当选人数还是所占比例均大幅度提升，这体现国家对人文社会科学日趋重视，人文社会科学的价值日益得到认可，其在我国高等教育总体布局中的地位也日渐凸显。

2.文科长江学者的性别构成

文科长江学者的性别构成状况不仅展现了男女两性学人各自的成长进步图景，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国人力资源整体的发展态势。2004年的12位文科长江学者中，女性学者仅有2位。2005―2009年间，共产生89位文科长江学者，皆为男性。因2010年评选空缺，2011年文科长江学者人数出现了补偿性增长，由2009年的21名猛增至60名，但就在文科长江学者总人数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这一年也仅产生了1位女性文科长江学者。2012年文科长江学者人数为50位，而女性文科长江学者仅有4位。2013―2014年度由于系两年合评。文科长江学者人数多达88位，但其中仍旧只有4位女性学者。从总体上来看，2004―2014年的长江学者评选，共产生299位文科长江学者，其中总共只有11位女性，其占比仅为4%。（见表2）由上可见，在文科长江学者的人数及其在长江学者中所占的比例均大幅攀升的情况下，女性文科长江学者的数量并没有“水涨船高”。女性文科长江学者由于人数太少，在文科长江学者总体规模中几乎处于可以忽视的地位。由此不难看出，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我国女性高端人才十分匮乏。“全社会要从落实国家人才强国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促进女性人才成长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3.文科长江学者的学科分布

考察文科长江学者的学科分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管窥我国不同领域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成长状况。据2004―2014年的统计数据，管理学（58人）、文学（57人）、经济学（49人）、哲学（28人）、法学（26人）等学科是产生文科长江学者的“大户”，其数量远较其他学科为多。而这5个学科中既有传统、基础学科――文学、哲学，亦包括应用学科、新兴学科――管理学、经济学、法学。这说明：一方面，那些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的，具有治国安邦、经世致用特色的实用学科发展势头强劲，其中仅管理学一个学科就产生了58位长江学者，是产生文科长江学者最多的学科。而管理学作为境外舶来品，从改革开放后引进中国至今不过30余年。另一方面，那些有着深厚学术积淀、悠久学术传统的基础学科也没有在新的社会发展形势下被边缘化，如文学这一学科所产生的长江学者数量亦很惊人，达57人之多，仅比管理学这样的热门学科少1名。同时，一些小学科如心理学、教育学、体育学、艺术学等，近年来也不时有长江学者出现。如心理学、教育学，截至2014年分别已有11名和8名长江学者。考虑到这些学科的研究人员总量偏少，其产生的长江学者相对数量并不比其他学科少，特别是其年度文科长江学者数量渐呈上升之势，其所产生的长江学者总体数量已在文科长江学者群体中占有不容小觑的地位。（见表3）由此可见，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在总体发展态势上较为均衡、全面，并没有出现顾此失彼、“抓大放小”、“喜新厌旧”的现象。

4.文科长江学者的教育背景

一个学者的教育背景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其知识结构，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研究水准和学术视野。文科长江学者这一精英群体的教育背景，可以成为观察和理解当代我国人文社会学科总体发展态势的一个线索。（这里的文科长江学者教育背景仅限其所接受的本科、硕士、博士阶段教育，不包括其他各种学习形式）

据统计，2004―2014年产生的299位文科长江学者，除了1名外籍教授，其余298位的大学阶段教育均在我国大陆本土完成。其中234位文科长江学者的大学、研究生阶段全部教育履历均在境内完成，这里统称其为本土文科长江学者。有65位文科长江学者在境外接受研究生阶段教育（其中62位在境外获取博士学位，3位在境外获取硕士学位），这里统称其为海归文科长江学者。纵观2004―2014年间产生的文科长江学者，本土文科长江学者的人数及其在文科长江学者中的占比都高于海归文科长江学者。本土文科长江学者人数与文科长江学者总人数之比高达78%，而海归文科长江学者人数与文科长江学者总人数之比仅为22%，这说明在我国文科长江学者群体中，近8成研究者的全部学习履历均在境内完成。（见表4）由此不难看出：目前我国人文社会学科的主体研究力量是由国内教育资源所培养的，其教育背景具有浓厚的本土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文科长江学者研究方向、主攻领域的选择。

二、文科长江学者群体的研究取向

1.扎根本土。解决中国自身的问题

文科长江学者研究方向的选择不仅是其个人学术旨趣的体现，也与自身的学术关怀有极大的关系。“学术研究毕竟不是学者自娱自乐的工具，研究者要有深切的国家情怀乃至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注”。关心国家命运、情系民生福祉，历来是中国知识分子为学的动力；扎根中国本土，解决中国自身问题，则是作为当代知识分子代表的文科长江学者研究的主要特色。据统计，2004―2014年产生的299位文科长江学者中，只有36位主要从事涉外研究，剩余263位大多主要从事中国问题研究，其研究领域也多集中在中国历史文化、经济社会等本土相关问题。值得注意的是，甚至那些海归文科长江学者，其研究领域也多集中于有关中国历史与现实的问题。在文科长江学者群体中总共有65位海归学人，其中也只有15位主要从事涉外研究，剩余50名具有海外学习背景的文科长江学者也多把主要精力倾注于中国本土问题研究上。这说明，绝大多数文科长江学者的主要研究力量、学术关怀还是定位于中国本土研究。例如，政治学研究领域首位长江学者、华中师范大学“草根学者”徐勇，长期从事中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研究，多年来“通过实际调查，了解村情民意”，并“向政府反映，使政府适当调整政策，解决农村实际问题”。法学研究领域首位长江学者、北京大学刑法学教授陈兴良，在他的学术研究中“积极引入国外的刑法学理论知识，并注重结合中国实际，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刑法学道路”。而留美博士、经济学研究领域长江学者、北京大学教授蔡洪滨则始终“注重把经济学理论研究与丰富多彩的中国经济实践相结合”，“深入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寄望理论和实践的针对性研究能够对国内有关政策的制定提出有益的参考意见或产生积极的影响，等等。

2.把国际前沿学术理念和新兴学科带到中国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步，国际学术界所关注的领域也在不断更新。能否把国际学术界最前沿的理念、最有现实应用价值的学科知识体系引进到中国，让其在中国的土壤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不仅关系到我国学术界研究生态的新陈代谢，甚至还影响到我国发展方略和国家战略利益的实现。在这方面，海归文科长江学者因其特殊的学术履历而颇有建树。下面以卫生经济、景观设计、公共管理等学科的引进为例，略作说明。2000年以前，中国经济学研究尚无“卫生经济”之说。然而，在此前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经济学界认识到卫生领域的变革对一个国家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故这一领域的研究在国际经济学界渐成方兴未艾之势。长期从事卫生经济学研究的国际著名学者、时任美国北卡大学终身教授的华裔经济学家刘国恩于2003年应邀回国，并担任刚刚成立的北京大学光华卫生经济与管理系主任。作为这一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刘国恩归国就职有效地填补了我国经济管理学科还没有卫生经济学的空白，北京大学也由此在国内率先获取卫生经济学博士学位授予点。在他的推动和主持下，北京大学率先于2004年成立中国卫生经济研究中心。时至今日，卫生经济研究已成为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研究领域。中国第一个在哈佛大学获取设计学专业博士学位的俞孔坚，1997年回国后在北京大学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景观设计学研究院，并推动了景观设计师成为国家正式认定的职业，促进了景观设计学科在中国的确立。他主张城市的现代化不能以牺牲自然和文化为代价，而是要崇尚自然和文化，把人作为主体的服务对象去考虑和设计。俞孔坚所引进的景观设计学科及其所传达的理念，正在逐渐改变着我国城市建设的思维和行为。曾在美国专攻公共管理专业的薛澜于1996年回国就职于清华大学。鉴于“中国改革开放步伐这么快，政府作用这么大，但当时国内并没有一个MPA的教育项目.对公共管理也没有概念”，他呼吁国内高校尽快开设MPA，并成立独立的公共管理学院。2000年国务院正式批准国内24所院校作为MPA课程试点，这一年清华大学也成立了国内第一家公共管理学院。此后，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参与了国家若干重大决策和战略规划，逐渐成为国内著名的思想库和智囊团。如今。公共管理专业所培养的人才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日益凸显。

3.以学术为媒介，向国际社会发出中国的声音

在国际学术界，文科长江学者在境外高端学术媒介公开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不仅为人类知识的增长作出了贡献，同时也有助于让国际社会全面、正确地认识和了解一个正处于快速发展变化中的中国。由于学者的非官方身份，其所议所论皆从学理出发，因而较之于政府的正式外交公告，往往更有益于消弭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误解，推动中外关系和谐健康发展。如北京大学人口学长江学者郑晓瑛教授2011年曾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的公共卫生杂志《世界卫生组织公报》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Twenty-year vends in the prevalence of disability in China”。该文利用中国1987年和2006年两次全国范围的残疾调查数据，运用科学的分析方法，全面系统地评价了中国残疾现患率的变化，肯定了中国政府在这一领域取得的成就，并提出中国的残疾预防控制工作要随着残疾病因谱的改变而制定适宜的策略和干预措施。文中经过严谨的调查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为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残疾预防控制方面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参考意见（据统计，80%的残疾人都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北京大学法学长江学者陈兴良教授2013年在世界顶级刑法学杂志《整体刑法学杂志》发表了《中国刑法学的再生》。该文清晰地梳理了从清末修律至改革开放后我国刑法学发展的全部历史过程。在此基础上反思了我国刑法学知识转型的必然性和实现路径。该文不仅对于我国刑法学的发展方向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引作用，而且有助于外国学界准确地理解我国刑法学的历史和现状。2015年欧洲科学院院刊《欧洲评论》以整期篇幅发表了清华大学英语系长江学者王宁教授主编的主题专辑《重新发现中国：跨学科的视角》。该专辑用西方的语言讲述中国的故事.向世人展示了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的真实状况.有力地批驳了一些西方主流媒体试图妖魔化和唱衰中国的言词，在欧美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反响。

三、文科长江学者群体存在的问题

1.涉外研究不仅人数少。且力量分布也不均衡

扎根中国本土，解决中国问题，这自然是文科长江学者治学的特色和优点。但“强调关注和研究中国问题，并不是说可以不研究外国和世界”，实际上“中国的事情和世界的事情是紧密关联的”，“哪怕是‘纯粹的’中国问题，也必须有世界眼光”。注重对中国本土问题的研究，并不意味着可以削弱涉外问题研究。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中国同国际社会的联系愈加密切，在中国业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情况下，更需要对国际社会进行全面、深入的了解，这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而且攸关国家的整体发展和战略利益。那么在庞大的文科长江学者群体中有多少人在主要从事涉外研究呢？据统计，2004―2014年产生的299名文科长江学者中只有36人把主要研究方向定位于涉外研究，其他学者或完全从事中国问题研究，或在主要从事中国本土研究之余，对涉外研究略有所及。那么在涉外研究方面，本土和海归文科长江学者是否存在差异呢？2004―2014年产生的文科长江学者中本土学者共有234人，其中只有21人主要从事涉外研究，后者与前者之比仅为9%，这就意味着本土文科长江学者不到1成的人在主要从事涉外研究。而65名海归文科长江学者（含1名外籍学者）中，有15名学者在主要从事涉外研究，后者与前者之比为23%。由此不难看出，海归文科长江学者相较于本土文科长江学者有更大比例的人在主要从事涉外研究。这是由于从事涉外研究一般来说要具有较高的外语水平、多元的文化教育背景、宽广的国际视野，在这些方面海归文科长江学者自然占有一定的优势。但总体来看，无论是文科长江学者总体，还是本土文科长江学者或者海归文科长江学者，都只有极少数人在主要从事涉外研究，这较之于其中国本土研究显得“势单力薄”。

实际上，文科长江学者从事涉外研究者不仅人数少，且人员分布领域也不均衡。据统计，在36位主要从事涉外研究的文科长江学者中，有9位主要从事西方语言文学研究。11位主要从事世界历史和外国哲学研究，两者合计达20人；有9位主要从事境外经济研究，7位主要从事国际法学、国际政治学研究，两者合计为16人。这说明我国文科长江学者涉外研究多侧重于西方历史、语言、文化等基础研究，而对当代国际社会的经济、政治、法律等现实问题，研究人员则相对较少，而能否对后者相关领域有着较为深入的了解，往往更直接地影响着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2.在国际学术界影响力尚很微弱

文科长江学者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目前“‘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已经成为知名的人才计划品牌”。文科长江学者在国内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学术声誉和广泛的学术影响力，那么这一学术群体在国际学术界又有怎样的学术影响力呢？人文社会科学在国际学术界是否有较高的影响力，一般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标准：是否在国际著名相关专业学术刊物或出版社发表或出版自己的研究成果、在国际著名学术组织中担任重要职务、被选为国际著名科学院的外籍院士、在著名国际学术刊物担任编委。参考以上标准，为全面考察中国文科长江学者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力，笔者通过查阅各大高校、学院官方网站及其他相关资料，核查各位文科长江学者的学术业绩，从中可以发现：从总体而言，中国的299名文科长江学者所发表的论著很少能够走出国门.主要还是在境内“自产自销”，国际学术界很少能够听到来自中国人文社会学术界的声音。从事中国本土研究的文科长江学者尚且不论，就是那些从事涉外研究的文科长江学者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力也不容乐观。一般来说，涉外研究更需要与国际学术界同行交流、切磋，其研究成果更适宜在国际学术媒介发表。据统计，研究方向主要定位于涉外研究的36位文科长江学者，只有15位的主要研究成果在境外学术刊物发表或在境外出版社出版，比率约为42%。这就意味着从事涉外研究的文科长江学者，有近6成学者不能或很少在境外发表或出版自己的研究成果。在国际重要学术组织担任负责人或被其吸纳为成员也是其学术能力在国际学术界被认可的重要标志。而36名主要从事涉外研究的文科长江学者只有以下4名成员获此殊荣，分别是从事国际法学研究的易显河被吸纳为国际法研究院成员，而这一组织在国际法学研究领域享有崇高的国际学术声誉；从事英语语言文学研究的王宁和何成洲被评为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其中后者还被推选为国际易卜生委员会主席，是担任这一职位的首位亚洲学者；此外还有一位由上海财经大学全职聘任的外籍教授John Tomas则担任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委员。能否在国际学术刊物尤其是著名学术刊物担任编委也是学者在国际学术界被认可的标志。这些从事涉外研究的文科长江学者也只有从事国际法学研究的易显河、从事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孙宁、从事英语语言文学研究的王宁和黄国文、从事西方经济学研究的谢丹阳和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王正毅等少数几位学者被国际相关专业著名刊物聘为编委。而在主要从事涉外研究的文科长江学者中，以上所列的这些在国际学术界有较高影响力的为数不多的学者多系海归出身，这说明具有国际多元文化教育背景相较于国内单一的本土教育更有助于提高中国人文社会学科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至于那些主要从事中国本土研究的文科长江学者在国际学术界则集体几乎处于“失声”的状态。总体而言，文科长江学者无论是从事中国本土研究，抑或是从事涉外研究，其在国际学术界影响力尚很微弱，在国际学术界话语权十分有限，这显然同我国的国际地位很不相称。

3.一些重要领域研究力量十分欠缺

第6篇：国民经济学研究方向范文

【关键词】财政支出；公平性；效率性

一、国外研究现状

财政支出是国家对财政收入进行分配和使用的过程，用于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满足社会成员的公共需求，是实现政府职能的手段之一。1662年，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第一次将财政支出划分为教育费、国防费、宗教事务费、行政费、公共事业费和贫民救济费六大类，这为财政支出研究提供了方向和依据。通过对国外财政支出公平性研究文献的收集整理，本文总结出目前国外财政支出公平性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1）从财政支出的绩效出发研究财政支出的公平性

西方国家对财政支出的评价经历了从单方面注重合理合法的审核过渡到注重效率性再到兼顾公平性，并逐渐形成具有针对性的评价指标。许多学者以财政支出取得的绩效为切入点，研究财政支出的公平性问题。S. Devarajan、V. Swaroop（1996）等人将财政支出划分为非生产性支出和生产性支出两大类，并将其引入CES生产函数，通过对43个发展中国家20年的财政支出数据的分析，指出非生产性性支出的经济效益不明显，但是有助于促进社会公平；生产性支出与经济增长相关性明显，但是会加剧社会的不公平度。作者建议发展中国家需要根据产出弹性调整财政支出结构[1]。Julnes Patria de Lancer和Holzer Marc（2001）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探讨了影响财政支出效率与公平的因素。结果显示在效率与公平的选择阶段，理性决策和技术因素对效率影响较为显著；在绩效实施阶段，政治、文化因素与公平表现出较强的相关性。Behn（2003）在此基础上将公平评价的循环体系进一步细分，得出制定预算决策、评价下级、控制下级、提升组织的重要性、激励雇员、了解项目效率、奖励完成、提高绩效和促进公平类，它从理论上研究了财政支出实现公平性的体系结构[2]。巴罗（2003）等以新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将政府支出内生化于经济增长模型，在剔除了国防和教育支出的假设下，对98个国家26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论证了政府购买支出与经济增长率呈现负相关，但是政府购买支出与社会公平度正相关[3]。Fischer（2005）通过将政府开支分为公共投资性开支和公共消费性开支来研究政府财政开支对经济增长和公平性的影响，结果显示，公共投资性开支不利于社会公平，而公共消费性开支能有效促进社会公平[4]。

（2）公共产品财政支出的公平性研究

公共产品拥有与其他产品不具有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所以许多学者专门针对公共产品的公平性问题予以研究。财政支出公平涉及到财政支出的利益归宿和社会福利等问题。施蒂格勒（2001）通过研究指出，生产性财政支出是通过收入再分配的方式将穷人的收入转移给富人，不利于社会公平，但是公共产品财政支出是将富人的收入转移给穷人，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Lionel Demer（2002）依据性别分组，研究了加纳卫生服务支出的公平性问题，结论的出女性在卫生服务支出中明显处于不公平的地位，获得的好处大幅度低于男性。近年来，不少学者利用受益分布分析的方法来衡量财政支出的公平性问题，通过将提供的社会公共物品和服务的信息相结合，得出政府财政支出的收益分布情况。Van der Walle（2007）和世界银行相关部分，共同研究了印尼财政教育支出的受益分布问题。结果显示印尼低收入人群从中级和高级教育中得到的财政补助要远低于高收入人群，并通过Lorenz曲线和教育补助集中曲线的对比指出不同收入水平群体接受的教育阶段补助不同的原因[5]。

二、国内研究现状

（1）按财政支出公平性研究的财政辐射范围划分，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聚焦财政支出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的公平性研究，这类财政支出的受益群是全体中国公民；另一类是关注财政支出对农民收入差距影响的公平性研究，这类财政支出的受益群是中国农业人口。关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研究，大部分学者都能达到共识，认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财政支出具有显著的相关性。王艺明，蔡翔（2010）基于中国东、中、西部三大地区的省级面板数据，构建计量模型，实证考察财政支出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6]。邓旋（2011）采用中国1995-2009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财政支出规模及支出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由于长期实施的财政支出城市偏向分配机制，财政支出显著地扩大了城乡间收入差距[7]。钱争鸣，方丽婷（2012）利用非参数可加模型，对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与我国东部沿海和中西部地区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线性和非线性影响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同样表明这一点[8]。李普亮（2012）利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分别估算了财政农业支出对农民增收及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因素影响后，财政农业支出确实有利于促进农民增收，但其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效果并不明显。[9]

（2）按财政支出公平性研究的政策类别化分，可以分为国家财政支出和地方性财政支出。关于国家财政支出的公平性研究文献颇多，如前文王艺明，蔡翔（2010）、邓旋（2011）等关于财政支出公平性的研究都是基于国家财政支出的，在此，本部分将不赘述。而关于地方性财政支出公平性研究，由于数据的可得性的限制，导致此类文献相对较少。在已有的文献中，其研究结论各异。有的学者认为，地方财政支出有助于社会公平发展，具有代表性的是高大伟，鞠晓峰（2010）将基尼系数作为社会公平指标，对地方财政支出地区公平度的影响做了实证研究，经过分析实证结论，认为通过调整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可以有效地促进社会公平。而有的作者把不同地区的地方性财政支出进行比较研究，发现由于各地的财政支出力度不一，所以财政支出不利于实现社会公平[10]。如李文军，唐兴霖（2012）研究认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总量增长快速。作者认为分区域来看，区域间差距是主要原因，主要是由东部和东北地区造成，中西部地区一直处于不利地位。有的学者对如何利用地方财政的优势，促进社会公平发展，作出研究，李晶，李焕婷（2009）以地方财政政策为例，研究了政府在推进机会平等方面应采取的举措，就如何增强机会平等的理念、创新机会平等的制度，促进机会平等各阶段的发展等问题做了深入的研究。也有相关学者通过实证，定量分析财政支出与社会公平度之间的关系，以精确判断财政支出的公平度。刘晓凤（2012）以1978年至2010年的统计数据为基础，运用计量经济学中向量自回归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方法，对湖北省义务教育支出财政总支出与基尼系数之间的动态均衡关系进行了相关研究。研究表明湖北省义务教育支出与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之间存在长期的正向关系，即与社会公平存在负向关系；财政总支出与基尼系数之间存在逆向关系，即与社会公平存在正向关系关于。

三、财政支出的公平性与效率性

财政支出的公平性与效率性一直是经济界研究的重点，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冲突，是否可以兼顾，其答案是否与财政支出类型相关，这些问题一直是困扰学术界的经济难题。这一经济难题吸引了大量的学者研究关注，部分学者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孙文祥，张志超（2004）利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对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的影响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实证分析表明：地方财政支出具有显著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而中央财政支出则可以明显改善社会公平程度；不同的财政支出项目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的贡献具有显著差异，大多数支出项目往往很难同时顾及两个目标；通常只有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支出既能推动经济增长，也能促进社会公平。王奉炜（2007）运用模型分析了财政支出如何兼顾公平与效率。研究结论表示：虽然投资支出对于收入分配的影响不是很显著，但是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助推作用却是相当显著的。刘畅（2011）研究了社会保障支出对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的影响。研究表示社会保障支出对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之间不存在冲突，文章进一步支出，政府财政在农村社会保障支出中发挥的功效，既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又能增进社会公平。

在相关文献检索收集和整理中发现，大多研究集中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农民收入差距研究相对较少，研究财政支出公平性对农民收入差距影响的研究文献更不多见。另外，对地方财政支出公平性研究关注过少。地方财政有很多国家财政所不及的优势，最为突出的优点是，地方财政可以在权限范围内因地制宜、因情制宜地制定适合于本地区的财政政策，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这两点发现可以为其他研究学者提供了有价值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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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李普亮.财政农业支出 农民增收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J].南方经济，2012（08）.

第7篇：国民经济学研究方向范文

关键词：产业结构演替 生态环境效益 纵向岭谷区 怒江州

产业结构的不断演进是衡量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准之一。怒江州是云南省乃至全国生态环境最为脆弱的地区之一，自从云南省把旅游业作为支柱性产业以来，旅游业成为怒江州的主导产业。目前大多数文献都是从单一产业（旅游业、采矿业、水电开发）角度，对怒江州的发展状况、策略进行研究（蔡运龙，2004；赵同谦等，2006；郭凯峰等，2010），也有的探讨了怒江产业结构如何调整等问题（李益敏，2007；尹海红，李益敏等，2009），但尚未有怒江产业结构演进对生态环境所产生的效益进行定量分析方面的研究。本文对怒江州的产业结构状况和近三十多年的演替情况进行分析，参照彭建（2005）等人所构建的区域产业发展的生态环境影响系数与产业结构生态环境影响指数，基于云南省怒江州的实际情况，从对自然生态的人为干扰、环境 影响角度，定量综合评价区域产业结构变化的生态环境效应，从而对怒江州四县产业结构演替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进行评价。

一、研究区概况

云南省怒江州地处滇西北纵向岭谷区和“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地，横断山脉北段，总面积为1470 平方公里，全州总人口为534337人，其中居住着傈僳、怒、独龙、普米、白、彝、景颇等22个少数民族，汉族占总人口的12.35%，各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87.65%。全州四县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占总人口的22.1%，居住在乡村的人口占总人口的77.9%。至今还是云南乃至全国三十个少数民族自治州最贫困、最落后地区之一，是一个集边疆、山区、民族、宗教、贫困“五位一体”的民族自治州。

怒江州由于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缺乏能源等区位因素，导致工农业基础薄弱，长期处于传统农业阶段，社会经济与科教文卫发展相对滞后，但同时怒江大峡谷也是全球生物多样性集中地之一。所以，如何尽快改变贫穷落后状况及保护“三江并流”世界遗产地、高黎贡山世界生物圈等生态环境，使之与经济发展相协调显得具有特殊意义。

二、怒江州产业结构的演替

产业结构是指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国民经济各产业之间的生产、技术、经济联系和数量比例关系。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的演进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产业结构既作为以往经济增长的结果，也是未来经济增长的基础，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因素之一。因此，产业结构演替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主旋律，也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产业结构演替是指产业结构和内容不断变化的发展过程，也是产业不断自我更新的过程，从本质上看是产业结构本身所固有的从低级到高级的变化趋势，而产业结构演替的程度主要依据生产对资源环境和科学技术的依赖程度来说明。

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践也证明，经济发展一方面是国民生产总值的不断增长，另一方面是与之相伴的产业结构的不断演进。产业结构的演替一般有以下规律：第一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不断减小，第二产业比重从迅速增加到趋于稳定，第三产业比重不断上升，逐步成为国民经济中最大的产业。产业结构的重心则出现由“一、二、三”、“二、三、一”（或“二、一、三”）到“三、二、一”的顺序。当产业结构处于同市场需求相适应，又可以迅速吸收新技术时，就意味着产业间和产业内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形成了最优的产业结构，为经济持续增长创造了可能和条件。

从历年怒江州的产业结构变化可以看出，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恶劣的交通条件和资源条件的不匹配，即能源的缺乏对于工业发展的制约，在云南全省大力发展工业的时代，怒江州错过了机会，以至于第一产业比重远远高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比重，可是随后的三十年里，怒江州的工业化发展仍然没有跟上云南全省的步伐，唯独第三产业迅猛发展，使得产业结构的演变轨迹未遵循一般规律。1978年到2010年怒江州的产业结构经历了从“一三二”到“一二三”直接转化到“三二一”，即工业产值始终未在总产值中占主要地位。而且近十年来怒江州第二产业的产值主要贡献来源于兰坪县的矿产开发，其余三个县的工业化水平与之相差甚远。从怒江州各个分县产业结构变化可以看出，泸水县、福贡县、贡山县的产业结构基本都是从“一三二”直接跨越到“三一二”再到“三二一”，唯有兰坪县的产业结构则从“一三二”到“二一三”再到“二三一”，是怒江州唯一工业化水平较高的县。

从产业内部变化看，全省的种植业比重均出现大幅度下降，其他产业逐年升高，全省的轻工业比重从逐年上升发展到缓缓下降，重工业逐年上升并趋于稳定。相比之下怒江州的轻工业水平始终处于未发展阶段，而重工业比重因为受兰坪县矿产开发的影响较不稳定，其中泸水县、福贡县除了种植业和其他产业的大幅度变动，林业、畜牧业、渔业、工业、建筑业发展均较为缓慢，可以说产业发展较为单一；贡山县从种植业、其他产业、畜牧业、工业、建筑业均有所发展，最终也发展成为其他产业成为主导产业，占据全县生产总值的一半以上。兰坪县改革开放初期种植业和其他产业为主要产业，随后工业产值迅速增长，成为全县的主导产业，到2004年以后，其他产业和工业产值占据了全县产值的主要比重，同时也说明了怒江州的工业产值主要来源于兰坪县（图1）。

三、怒江州产业结构演替的资源环境效应评价

（一）评价方案与模型

在建立产业结构的生态环境评价模型时，根据不同产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方式和不同的影响程度以及怒江产业的实际情况，在克拉克三次产业的分类基础上，把对生态环境影响较大的各类产业再次具体地细分为以下8种类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轻工业、重工业、建筑业和其他产业。进一步采用彭建（2005）所构建的区域产业发展的生态环境影响系数，对不同产业类型的生态环境影响在[1，5]区间内赋值，定义为不同产业类型的生态环境影响系数（表1），反映各产业单位产值的生态环境影响之间的比例关系，系数的数值与该产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成正比关系。

就怒江州产业结构演替对其生态环境的影响进行评价时，通过对以上不同类型产业的产值占总产值的比例为权数对各产业类型所对应的生态环境影响指数进行加权求和，得到区域不同产业类型对生态环境的效益指数（influence index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on natural environment， IIISNE）（见表2），该指数反映一定区域产业结构对区域生态环境的总体影响程度和干扰强度。其公式为：

■ （1）

式中：ISE为区域不同产业类型对生态环境的效益指数；

ISi为i产业的产值比重；Ei为i产业的生态环境影响指数。

（二）结果分析

1、怒江产业结构变化的生态环境效应

根据云南省和怒江州IIISNE及SE的变化可以看出：（1）云南省的IIISNE属于中等，且在研究时段不断下降，产业结构整体对生态环境的干扰与影响程度持续降低，表明云南省大力发展旅游业的战略使得区域产业结构变化带来了正态的生态环境效应，怒江州的IIISNE总体均低于云南省IIISNE的平均值。（2）怒江州的IIISNE由中等向较弱转变，其过程中出现反弹而又下降趋势，说明怒江州种植业比重的下降减少了水土流失、土地退化等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但工业产值的升高，又引来新的环境破坏问题。（3）泸水县、福贡县、贡山县的IIISNE均呈直线下降趋势，这与以上地区种植业大部分转换为其他产业有关，其中由于资源和交通限制了工业的发展，使得该区域生态环境脆弱地区的环境保护压力得到缓解。（4）兰坪县的IIISNE先上升又下降，但始终处于中等水平，高居各县之首，也影响了怒江州的IIISNE值，这主要缘于对矿产资源的开发导致其较高的重工业比重，其数值基本与云南省的IIISNE相持平。（5）从历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速度来看，怒江全州的GDP持续增长，说明该区域经济的发展并未对生态环境产生恶劣影响，但GDP增长速度最快的兰坪县，其经济增长模式在1978—1998年是不可持续的，IIISE一直呈上升趋势，1998年以后开始有所下降，说明政府对其生态环境影响已经有所重视，产业结构得到一定调整。

2、产业结构布局对生态环境影响的评价

怒江州是生态环境较为恶劣也较为脆弱的地区，全州98%以上的面积都是高山峡谷，坡度大于25°的土地面积占总面积的76%，改革开放以前，人们为了生存大力发展种植业，生态环境的破坏主要以水土流失为主，同时也加剧了地质灾害的发生，虽然区位条件限制了工业的发展，而其快速发展的第三产业迅速成为全州的支柱产业，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生态环境压力。

怒江州境内已查明具有一定储量和开采价值的矿产矿点220个，其中金属矿163个，非金属矿57个。其境内兰坪县矿产资源丰富，储有我国最大、世界第二的兰坪金顶铅锌矿床。所以，以采矿、公路交通为主的系列人类活动对本身脆弱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破坏，也使得境内地质灾害频发，根据《兰坪县地质灾害防治规划》统计资料和汛前地质灾害隐患调查，兰坪县已知2009年可能造成一定危害的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点或地质灾害隐患点共有261处，其中重要隐患灾害点131个，灾害类型以滑坡、泥石流、崩塌、矿山采空区塌陷为主。可见工业的发展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在一定程度上不可逆转的影响，因此，在今后的发展中，应加强对兰坪县矿产开发的规划与管理工作，鼓励发展绿色产业，以减少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

四、结论与展望

本文以怒江州产业结构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怒江产业结构的演变历程及其特点，构建了产业转变的生态环境效益的评价模型，定量评价了1978年到2010年怒江产业结构变化的生态环境效应，主要结论如下：

研究时段内怒江州的产业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主要是向第三产业的转变，但始终低于云南省平均水平。所以怒江州的经济发展并未以严重的生态破坏作为代价，反而以第一产业比重的降低缓解了生态环境的压力。怒江州所辖四县产业结构变化的生态环境影响表现为泸水、福贡、贡山三县与兰坪县差异显著，泸水、福贡、贡山三县主要发展第三产业其影响较弱，兰坪县发展矿业其影响中等。

基于目前怒江州立足怒江水电开发，以兰坪铅锌矿为重点的矿业开发，以民族文化、旅游景点和旅游环线为重点的旅游开发，以畜牧业和绿色产业为重点的现代农业作为怒江州调整产业结构的主攻方向，应总结其他地区的发展经验，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并根据各产业间前后相联系，通过不同类型产业在空间上的合理配置，形成产业链、产品链，实现废弃物资源化，发展循环经济，从而降低产业经济发展的整体生态环境影响程度。■

参考文献：

①胡树光，刘志高，樊瑛.产业结构演替理论进展与评述[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

②彭建，王仰麟等.区域产业结构变化及其生态环境效应——云南省丽江市为例[J].地理学报，2005（9）

③赵同谦，欧阳志云等.水电开发的生态环境影响经济损益分析——以怒江中下游为例[J].生态学报，2006（9）

④尹海红，李益敏，叶志强等.云南怒江峡谷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原则与特色优势种植业空间布局[J].农业现代化研究，20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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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李小建，李国平，曾刚.经济地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第8篇：国民经济学研究方向范文

关键词：城镇化 诺瑟姆曲线 消费需求

消费、投资和出口一直以来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有了飞速的增长。但是由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导致我国的出口额下降。国家为了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加大了投资力度，但是只靠投资来加快经济增长将会逐渐扭转投资和消费的关系，使供需不平衡，进一步影响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这些严峻的挑战迫切要求我国将经济增长的依托转移到扩大国内居民消费需求上。但是我国居民最终消费率却在不断下降，从2000年到2010年，消费率从62.3%下降到48.2%，如何有效地拉动居民最终消费需求，推动国民经济实现向“消费驱动”的内生型增长方式转化（蒋南平、王向南，2011），已经成为我国当前一项重要的工作。在消费率逐渐下降的过程中，我国的城镇化发展水平却在加速发展，1996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为30.5%，开始进入城镇化发展的中期阶段，到2011年城镇化发展水平已经达到51.3%，而且加快城镇化发展一直以来是我国的一个战略目标，所以研究城镇化对消费需求的效用分析具有重大的意义。

文献综述

部分学者认为城镇化发展促进了居民消费。孙虹乔、朱琛（2012）在阐述城镇化对促进农村消费增长的作用机理的基础上，结合2009年我国205个地级市的截面数据，运用自抽样、OLS回归和SUR估计等方法实证检验了城镇化有效促进了农村消费的增长，且这一影响将随城镇化程度的提高而相应提高；同时，由城镇化引致的农村收入、教育及金融等方面的改善对农村居民消费也呈现为正向影响。胡日东、苏 芳（2007）以我国1978年至2004年的年度数据为基础，建立反映城镇化水平和消费增长动态关系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又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了城镇化发展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的动态影响，结论表明城镇化发展对居民消费增长有促进作用，特别是城镇化发展对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的累积效应大于对城镇化居民消费的累积效应，并且正向拉动效应的持续时间更长也更稳定。

部分学者对城镇化拉动居民消费增长的观点存有疑问。刘志飞等（2004）把历年城镇居民消费占居民总消费比重的增加率和历年城镇化水平的增加率进行对比，发现前者在大多数年份小于或略等于后者，前者有时甚至为负，两者的相关程度极差，城镇化对居民消费率上升的贡献几乎为零，尤其是农村人口就地城镇化的小城镇化模式抑制了我国居民消费率的提高。王飞（2003）对改革开放以来居民消费率与城镇化率进行线性回归发现：我国居民消费率与城镇化率负相关。刘艺容（2007）对我国1978-2005年城市化率与消费率的变动关系的研究指出在城市化加速期，我国的城市化率迅速上升，而消费率则呈平缓下降。

由以上可知，目前有很多研究存在以下不足：第一，现有文献大多都从整体出发研究城镇化与消费的关系，缺乏按“诺瑟姆曲线”将城镇化进行分段的研究；第二，没有将城乡家庭恩格尔系数引入作为影响消费率因素的研究。所以本文就从这些方面出发来研究城镇化对消费需求的效应分析。

城镇化对消费需求效应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西方消费理论，并结合研究目的，建立了所需要的消费函数：

sumr=β0+β1urnr+β2uengc+β3rengc+ u （1）

其中sumr表示最终居民消费率（%），且最终居民消费率=最终居民消费/国内生产总值×100%；urnr表示城镇化率（%），用以代表城镇化水平，且urnr=城镇人口/总人口×100%；uengc表示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 ；rengc表示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u为误差项。

（一）格兰杰因果检验

因为格兰杰因果检验的结果对滞后期数非常敏感，不同的滞后期数会有不同的结果，本文通过选择多种滞后期数，来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是否具有稳健性。由表1可知，对城镇化率（urnr）不是消费率（sumr）格兰杰原因的假设，在滞后1期时，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拒绝原假设；在滞后2期时，在5%的显著水平上拒绝原假设。对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uengc）不是消费率（sumr）格兰杰原因的假设，在滞后1期时，在1%的显著水平上拒绝原假设；在滞后2期时，在5%的显著水平上拒绝原假设。对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rengc）不是消费率（sumr）格兰杰原因的假设，在滞后1期时，在1%的显著水平上拒绝原假设；在滞后2期时，在5%的显著水平上拒绝原假设。总体来看，城镇化率、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与消费率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

（二）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用Stata软件对（1）式进行OLS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结果：sumr=155.8459-1.325866urnr

（0.15）

-0.2926522uengc-0.7496548rengc （2）

（0.13） （0.16）

F=117.56 R2=0.9216 Adj R2=0.9138

将城镇和农村的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作为控制变量，其它因素均作为误差项的条件下，城镇化率与消费率之间是一个负相关的关系，城镇化率每增加1%，就会引起消费率下降1.33%。

根据“诺瑟姆曲线”理论，城镇化率为30%-70%处于加速发展阶段，而我国现在正处于这样的阶段，为了考察我国城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对消费率影响的差异性，本文将城镇化按“诺瑟姆曲线”分段研究。令d_urnr=d*urnr，d=1，if urnr≥30.0%；d=0，if urnr

sumr=β0+β1urnr+β2uengc+β3rengc+β4d_urnr+u （3）

因为本文重点考察的是城镇化率对消费率的影响，故只将（1）式、（3）式中城镇化率对消费率的回归结果描述如表3所示。

当城镇化率小于30.0%的时候，城镇化率对消费率的影响系数为β1，当城镇化率大于等于30.0%的时候，城镇化率对消费率的影响系数为β1+β4。由表3可以看出，城镇化率与消费率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尽管在城镇化率大于等于30.0%的阶段，

|β1+β4|

（三）稳健性检验—似无相关回归

考虑到本文所研究的影响消费率的各因素之间有可能有相关性，为了使回归结果更加可靠、有效，运用似无相关回归（SUR）来对模型进一步估计。对比表3的左右两框可以看出，SUR和OLS估计及检验结果差异性很小，即OLS估计得出的结果与SUR估计得出的结果基本一致，且拟合优度都为92.48%，因此进一步加强了该结论的可靠性。

对urnr、d_urnr、uengc、rengc分别进行t检验，检验结果均显示三个自变量对因变量是显著的，且进行F检验，检验结果显示三个自变量对因变量是联合显著的。

结论和建议

（一） 回归分析

上述实证研究证明，随着城市化率的提高，消费率趋于下降，但是在“诺瑟姆曲线”的中期阶段相比初期阶段而言，消费率随着城镇化率上升而下降的趋势有所缓解，但仍呈现下降的趋势。美国地理学家诺瑟姆（Ray.M.Northam）在1979年通过对英、美等国家100-200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变化规律的总结，提出了“诺瑟姆曲线”公理：世界各国城市发展过程的轨迹是一条被拉长的S型曲线。它将城市化进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城市化起步阶段，城市化水平较低、发展速度比较缓慢，城市化率在30%以下；第二个阶段是城市化加速阶段，人口向城市迅速聚集，城市化率在30%-70%；第三个阶段是城市化成熟阶段，城市化水平超过70%，城市人口比重的增长趋向缓慢甚至停滞。

根据钱纳里标准模型及东亚、南美等新兴国家的经验，消费率的变化轨迹呈平缓的U型曲线：在工业化进程中，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升级，拉动产业结构升级（荆合楚，2009），消费率呈下降状态；当工业化进程基本完成、经济发展迈向发达阶段时，结构高级化后消费率趋于上升并逐步稳定。把“诺瑟姆S曲线”和消费率U型曲线耦合在一起就会发现，在城镇化加速期，消费率会逐渐下降至U型曲线的底部。

（二） 政策建议

优化收入分配制度，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远远大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城镇居民会将很大一部分收入用于储蓄，根据有关部门抽样调查资料推算，目前城镇高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只有57.7%，边际储蓄倾向高达42.3%，而低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高达75.2%，边际储蓄倾向只有24.8%。高收入群体收入越高，越将更多的收入用于储蓄，拉动投资，越不利于消费。所以在我国城镇化发展的道路上，一定要注重收入分配制度，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体系具有覆盖面小、不平等、保障标准低等缺陷。我国农村居民享受社会保障的待遇很低，在与城镇收入相比有很大的差异的情况下，还要拿出一部分收入用于储蓄，有人将这部分储蓄称为预防性储蓄，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居民的当期消费。因此加大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积、提高社会保障的标准、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成为我国未来发展城镇化需要重视的方面。

健全公共福利制度，推动城乡公共福利均等化。在改革进程中，我国工资水平从政府决定转向了由劳动力的市场供求关系决定，但保护劳工的公共福利制度尚未健全。在劳动者收入单纯由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决定，没有形成补充市场的保障制度的情况下，没有自发机制来保证劳动者的收入和消费水平随经济增长而同步增长。在城镇化的过程中，还需要在农民拥有城镇户籍后，为他们提供相比较农村更加完善的医疗、养老等福利保障制度，这样才能拉动他们敢于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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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国民经济学研究方向范文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绿色发展与多重转型背景下中国企业人力资源竞争战略优势提升转换研究”（11BGL01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研究”（12&ZD094）

作者简介：李宝元（1962-），男，河南陕县人，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和人本发展与管理问题研究。Email：byli@163com

摘要：人本管理经济学顺应后工业化及网络数字化时代组织管理人本化大趋势，立足于强调主体意义及价值理性的人本主义视界，遵循方法论的个人主义逻辑思维范式，借鉴利用现代经济学有关人类行为的经典及最新理论和方法，以研究并回应组织管理中人的问题为基本宗旨和任务，特别聚焦于组织成员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的战略性激励相容问题主题，以“职场就业—战略规划—目标导向—投资开发—人际整合”人本管理运作主线，分别沿着竞争—合作（人本组织激励管理基本矛盾）与规矩—方圆（组织人本激励相容两个层面）两大人本管理经济问题导向线索展开相关学术研究而形成的一门应用经济学新分支。

关键词：人本主义；人本价值论；组织人本激励管理；人本管理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2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3）12001808

一、问题提出：直面历史现实的理论演化脉络及跨学科整合走势

大而言之，主体欲求的无限性与环境资源的稀缺性，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基本矛盾、共同困境和永恒主题。为此，人类在长期历史演化中自发形成两种基本应对机制，即市场交换与组织管理；相应地，在学术上分别直面聚焦回应这样两大实践的理论范式就是经济学与管理学。

要缓解这个基本矛盾和困境，人力在主观“用力”上无外乎两个基本方向：一方面，依托“情商”（人文伦理及）努力节制欲求或抑制需求；另一方面，凭借“智商”（人类理性或科学技术）尽力有效利用既有资源并进一步开发利用新资源。其结果，以工业化为标志使人类历史发生了一种“非对称性突变”：工业化以前，人类情感在漫长演化的市场自然扩展秩序中占了上风；而市场运作和发展到一定阈值或拐点，引发了工业化革命性突变，结果使人类理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释放或解放，发展到后来甚至达到登峰造极的无知之狂妄程度。

所谓现代社会，乃工业化及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而正是这种轰轰烈烈、声势浩大的现代社会经济实践活动，才孕育出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和管理学。正是基于大机器工业生产的需要，以及在此基础上由发达市场机制链接而形成的社会化大生产体系，才使人们集结在一个个具有开放系统性、内在合作性和外在竞争性的命运（利益）共同体中；所谓组织，就是这些命运（利益）共同体随着时间推移不断稳固化、巨型化发展的结果，并随着市场秩序不断向外自然扩展而在空间上广泛存在于社会各个领域。特别是进入20世纪，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完成工业化，其市场经济进入高级发展阶段以后，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被普遍地“扭结”在特定的社会组织中；同时，以工商企业组织、非营利性组织和政府公共组织多元鼎立为基本格局的现代组织网络体系，逐渐演变成为每一个现代人时时刻刻生存其间、必须直接面对和积极适应的基本生存情景或社会生态环境。结果，市场与组织并肩而行、互动发展，不仅促成了无比繁荣昌盛的现代社会经济实践，而且促成了现代经济学与管理学的大融合大发展。

虽然从现代社会经济实践源泉来看，关注市场的经济学与聚焦组织的管理学可以算作孪生兄弟，但在启蒙与集大成发展的时序节奏上，经济学可以大致算作管理学的兄长。早在1776年，现代经济学鼻祖斯密就在其开山大作《国富论》中，富有远见地奠定了主导经济学理论研究基本发展方向和主流趋势的学科信条和理论范式，即建立在每个人追求自利基础上的自由市场机制乃国民财富根本源泉及和谐社会赖以建立的基石。其后，经由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的集大成诠释，以及凯恩斯主义的宏观拓展，到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宏微观新综合，经济学基本上是围绕市场资源配置基础功能主题一路拓展开来的。

相对于经济学来说，管理学实现集大成并蓬勃发展步伐稍有滞后。虽然早在18世纪末英国工业革命所开创的工业化新时代，大规模、高密度、商业性和社会化的工业组织（企业）形成了对管理前所未有的特殊需要和要求，并激发了欧文等一大批工业管理专家及管理教育先驱相继辈出，但尚未形成一组逻辑清晰的学科信条和一套完整成型的理论范式。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展到巅峰的欧美工业化社会经济、特别是企业制度化管理实践，才孕育出以法约尔特别是以泰勒为代表的一代管理大师级人物，他们在其经典论著中《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1916年）和《科学管理原理》（1911年）正式提出并清晰阐释了现代组织管理学的基本信条和理论范式，从而使管理学以科学的面目正式登上学术大雅之堂，并在其后近百年的历史中衍生出葱郁茂盛、五花八门的管理学派丛林[1]。

无论是经济学还是管理学，最初的元问题都是属于或为了回应人的问题，即：如何有效开发、配置和利用稀缺资源才能满足个人、组织或社会等特定主体的目标和需要？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在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现代工业化大生产体系中，本来是主体、目的和本源意义的人，却在自己所创造的器物工具中被异化，最终被沦落为器物、工具和手段。好在大自然自有自组织平衡协调机制，两极轮回，物极必反，随着后工业化时代的来临，近百年来的经济学与管理学研究主题都明显地呈现出一种人本化的回归趋势（如图1所示）。

图1人本管理经济学的实践背景及学术源头

按照传统经济学范式，市场是由厂商、居民户、政府和国外四个主体之间进行产品和劳务及劳动力交换，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机制或方式，至于四个主体各自内部是什么状况又如何运作则不属于其研究的范围。在这四个主体部门中，厂商是经济学最原本、最主要的聚焦点，其他三个则相对有些辅或衍生性；也就是说，回答厂商内部组织管理问题，相对来说显得更为迫切、更为重要、更可以纵深发掘，由此衍生出一门管理经济学分支学科。传统管理经济学，由私人厂商拓展到公共及非营利组织，其实就是将微观经济学特别是市场与厂商理论基本原理运用于组织资源配置及管理决策而形成的一整套具有现实操作性的程式、技术和方法。例如，在国外众多管理经济学教科书中，由麦圭根、莫耶和哈里斯三位教授合著的《管理经济学：应用、战略与策略》以其内容丰富、结构清晰、紧跟前沿、贴近实际等具有显著代表性。他们在最新的第8版中是这样界定管理经济学研究主题的：“管理经济学研究的是在经济中的私人、公共和非营利部门内，由分析人员、经理人员和咨询人员所制定的资源配置战略、战术策略。管理经济学的各种方法力求以最有效率的方式实现组织的目标，同时考虑对实现目标的洼陷和内含约束条件。本书围绕两大主题组织内容：私人部门企业的产品线竞争和股东财富的最大化。此外，管理效率问题为所有组织做出资源配置决策提供了一个共同基础”[2]。可见，管理经济学总的理论基点、基调和着重点还是在强调工商企业、非营利性组织的市场逻辑及其对组织决策者的宏观政策约束及技术经济条件限制。

经济学真正从市场偏在视界走出将企业等科层组织正面纳入其研究视野，并将它看做与市场对等并在交易成本大于零的现实世界替代其发挥经济职能的一种特殊资源配置方式，在期间发挥了转折点或里程碑性关键作用的，是1937年科斯等发动关于“交易费用的概念革命”以及由此引发的“新制度经济学”浪潮。由此开始，经济学理论研究逐渐回归人本轨道，一大批研究者越来越关注组织、组织中人的（契约与非契约）关系、组织制度架构及演化，特别是聚焦于组织中管理者（雇主）与员工（雇员）这个基本矛盾，借鉴心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学科研究新成果，将研究对象和重点逐渐指向组织（中人的）行为及其激励问题，拓展衍生出行为经济学、组织经济学、实验经济学、契约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等诸多新分支，进而与当代组织管理学中的劳动关系学派、人事管理学派和人力资源管理学派渐次对接起来，以致在理论发展和学科建设上提出了构建人本管理经济学的现实目标和任务。

近年来，作为传统管理经济学的理论变革和疆界延伸，英美等国一大批对组织经济学问题感兴趣的学院派学者开展了一系列探索性研究工作，他们试图在企业等组织层面以人的行为及激励问题为焦点构建一套逻辑自洽的理论范式和框架。这方面具有集大成代表性的最新标志性著作，大致可以举出如下几部：一是2002年英国白金汉大学组织经济学教授利科特的《企业经济学》，该论著以科斯定理及企业的契约理论为立论基点，讨论了企业及非营利组织的制度结构，以及企业管理者等利益相关者的激励和环境约束问题[3]；二是199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米尔格罗姆与罗伯茨所著《经济学、组织与管理》，该论著对传统管理经济学范式进行了革命性变革，总结了半个世纪以来经济学在组织合约、协调、驱动、雇佣、激励管理及变革领域发展起来的新思想、新理论和新方法[4]；三是2003年亨德里克斯所著《组织的经济学与管理学：协调、激励与策略》，该论著基于博弈论、科斯定理及信息经济学最新研究成果，围绕如何协调与激励组织中策略互动着的人们这个核心主题，对组织中有关决策、匹配及商业策略问题进行了新的诠释[5]。

与此同时，近百年来，随着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特别是网络数字化新技术革命的推动，组织管理学越来越呈现一种不断软化和人性化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关于组织行为与人力资源管理实践领域的相关研究课题，迫切需要依托一套以组织中的人为中心、以既自成体系自圆其说又逻辑严密思路清晰的经济学理论框架做支撑，为组织管理者特别是人力资源管理工作者提供一整套既可以证伪又易于操作的经济学思想方法、思维方式和分析工具。为此，中外学者在学科建设上也做出了一系列相关努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的拉奇尔教授在1998年出版的《人事管理经济学》，该书围绕招募与雇佣、人员流动、精简、工作效率、团队、年功报酬、考核、福利、职权和任务分派等人力资源管理主题，系统地介绍了一系列相关经济分析技术和方法，其目的是为组织管理者及人力资源管理者权衡相关利益关系、提升决策水平和降低管理成本提供相应的经济学理论支撑[6]。在该领域国内学者也做了有益探索，近年来国内图书市场上也陆续出现了若干部有关人力资源经济学或人力资源管理经济分析[7]教科书，探索性地将经济学、劳动经济相关的原理与方法依照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模块串联成体系，试图形成一个独立学科。

但是，既有相关研究成果尚有不少缺憾及存疑之处，大致说来有三：一是没有在人本主义意义上给出具有硬核性质的学科概念和核心理念，使相关经济学分析方法缺乏坚实可靠而又逻辑自洽的理论根基。二是对有关经济学概念、原理与方法的转述，没有从学科视角分歧、学术流派渊源及交叉整合脉络上给出应有的清算梳理，使相关内容虽然围绕组织管理或人力资源管理职能模块组合在了一起，但在经济学理论逻辑体系上显得十分零碎零散，不能形成逻辑清晰、前后连贯的统一体系，往往研读起来使人有些不得要领。三是由于在理论逻辑上不能自洽成体，相关问题研究没有可支撑的对接点，因而在学科建设和发展上缺乏应有的成长性和可持续性。

笔者数十年来由宏观而微观、由经济学而管理学，游走于国民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与企业管理学等多门学科教学与科研活动之间，但在研究方向和主线上万变不离其宗，长期始终如一地聚焦于人本发展与管理问题。2006年，笔者将自己多年累积的相关成果汇集成著，以《人本发展经济学》名字推出[8]；经过又七年在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学术累积，并基于现实咨询管理和科研教学需要，特别是依托两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资助，认为是该推出其姊妹篇人本管理经济学（二者类似于宏微观经济学之的关系）的时候了。本文乃该著之导论，现将自己初步构思和粗略观点先行公开发表，以求教于同行专家。

二、研究范式：人本管理经济学的理论视界、方法论及主题基线

人本管理经济学是立足于强调主体意义及价值理性的人本主义视界，严格遵循个人自由主义方法论的逻辑思维范式，借鉴利用现代经济学有关人类行为的经典及最新理论和方法，以研究并回应组织管理中人的问题为基本宗旨和任务，特别聚焦于组织成员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的战略性激励相容问题的研究主题和主线，并由此形成的一门应用经济学新分支。

1人本管理经济学视界：强调主体意义及价值理性的人本主义

关于人本主义（Humanism），源于人如何实现自己的自由意志这个最基本的元哲学命题。虽然人是有自由意志的特殊物种，但人类毕竟也是大自然的造物，人类文明自从诞生的那天起就面临着一个无法摆脱的现实困境，那就是18世纪法国思想家卢梭所说的两难悖论：自以为自由的人类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类到头来往往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9]。

自然科学是人类理性超越自然束缚而客观认识外部世界的产物，西方科学主义最初正是源自古希腊的理性主义文化传统，那时的人们普遍崇尚用自己的智慧、勇敢和正义去观察思考大自然奥秘的精神意志。但是，进入中世纪（公元500—1 500年），这种理性主义精神在大自然强大的力量压迫下被扭曲为基于的神学，一开始一些传教士还试图运用古希腊理性主义文化去解说基督教义，随后在经院哲学那里理性主义异化为论证基督教永恒真理的工具，这样，西方理性主义文化传统伴随着日益盛行的基督教经院哲学而得以保留和传承。后来，当传教士堕落行为被揭穿、经院哲学越来越走向玄虚而逐渐远离现实生活被人们所唾弃时，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的启蒙者们，将科学理性主义从传统经院哲学中抽取出来，以人本主义面目出现而成为反对神本主义的有力武器，由此滥觞并迅速演化成为西方主流价值文化。

也就是说，人本主义作为一种西方价值观和哲学思想文化传统，是自欧洲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后，经历代思想家发展、完善逐步形成和传播开来的。最初，人本主义是特指16—17世纪的一种文化思潮，即对古希腊罗马文学、语言、科学及其他人文学科的热衷，对宗教、神权和经院哲学的扬弃和批判，对个人主义、世俗主义、理性至上和科学实证精神以及人权和人的自由价值之复兴或弘扬等；但是到了18—19世纪，以人本主义为表现形态的理性主义发展到极致，终于孕育出了工业革命和工业文明，在工业化的过程中理性主义逐渐走向现代科学理性主义极端，在这种理性主义思潮涌动下，导致德国哲学家尼采所说的上帝死了之象：科学技术开发出来的物质机器逐渐将人性异化，本来是生产目的和主体的人反而被异化为生产的工具和手段，物质享受几乎侵蚀人们所有的心灵空间，物质性的工具理性代替了终极关怀意义上的价值理性。

20世纪，可以说是人类在社会变革特别是科技革命中涅槃重生的世纪。随着大机器工业化的登峰造极和人类科学理性主义的泛滥成灾，人们逐渐看清并感同身受地体验到主体异化和工具理性带来的一系列不快乐、不幸福乃至痛苦或灾难，人们在大自然一场场惩罚性的灾害面前越来越感到一种无可奈何的无力感，不得不生发出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敬畏感。于是，以人为本，回归大自然、回归人本性、回归人的主体性和价值理性，成为从市场运作到组织管理、从经济学到管理学研究的共同取向。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提人本主义就具有对立于科学理性主义的新意义，而回归人性，反思科学价值、解构理性标准、呼唤终极关怀、重塑心灵美德，也就成为当代人本主义精神的基本内涵及主流倾向。这也是人本管理学应持有的认识论视野。

2人本管理经济学方法论：遵循现代经济学逻辑思维范式的“个人自由主义”

在方法论上，人文社会科学相对于自然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研究者本身就是参与其研究对象中的一分子，很难在“局外”用条件控制的试验方法对社会活动或人类行为做观察。尽管目前一些社会科学，例如经济学在研究技术上已经发展到很像自然科学的状态，对个体微观行为也已开始用实验方法进行研究，但就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总体状况来看，这也仅是作为一种辅的经验检验方法来使用，其主要研究方法还是以理论实证为基本特征的。

关于理论实证研究方法，其基本套路无外乎：从大量的客观社会现象或人类行为中分析、归纳和概括出一些基本的理论假定，也就是借助理论思维将客观对象抽象为韦伯所说的“理想模型”，以此作为逻辑分析的起点；然后，在这些基本假定基础上进行逻辑演绎，推导出一系列理论结论，并通过逐步放松有关假定，把原来抽象掉的不同层次的非本质的东西追加进去，使理论联系（契合）实际，以达到理论实证社会经济现实的目的。这种社会科学方法，在马克思那里就叫做抽象法，其前一过程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方法，而后一过程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方法；而奥地利经济学派代表人物米塞斯则称之为“假想结构法”，并认为“经济学的独特研究方法就是假想结构法”[10]。

经济学对于人类行为的研究同样或更需要依赖这样的抽象法，但从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分工协作关系来看，经济学则有其独特的角度和方法。其独特之处就在于：任何人类个人的行为，在经济学看来都是一种在稀缺资源环境约束下来追求个人自身预期收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行为。其中包括三层基本含义：一是自利动机，即追求自身利益是人类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和基本目标。二是环境约束，即追求自利目标是在稀缺性资源条件和社会制度规则约束下进行的。三是理性选择，即人们总会设身处地地权衡自己的处境和所追求目标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最终找到一条均衡的、恰如其分的最佳方式或路径，使自己所费成本最小而获得收益最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人，无论在家里，还是在政府或私人的办公室里，无论在教堂里，还是在科学活动中，简言之，无论在哪里，永远是效用最大化者[11]。这就是所谓理性人假定，是经济学方法论的硬核，是任何经济学包括人本管理经济学必须操守的。

自斯密以来，经济学之所以成为市场主义的誓死捍卫者，按照米塞斯在《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中的论述，就是因为它认定：“市场经济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进行劳动分工的社会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每个人都代表他自己的利益，但是每个人的行为都既是为了满足他人也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每个人在行为时都在为他人服务，另一方面每个人又都是在接受他人的服务，每个个体都既是手段又是目的——他自身的最终目的以及使他人获得满足的手段”[10]。也就是说，“市场将个体活动引向能最好地服务他人的渠道”[10]。“市场不会直接阻止某一个体随意伤害其同伴，但市场会对这种行为进行处罚。”“市场上，强迫每个人都尽力服务他人并克制自己的随意和恶意的，不是因为宪兵、刽子手和陪审团的高压统治和强制政策，而是因为个人利益。契约社会的成员之所以自由，就是因为他服务别人就是服务自己。限制成员的只有不可避免的自然资源稀缺现象，至于其他部分，所有成员在市场范围内都是完全自由的。”所以，“没有一种自由可以与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自由相媲美。在极权的霸权主义社会中，个体所应有的唯一自由，也是无法剥夺的自由，那就是自杀”[10]。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经济学的任务主要是分析市场上交换的物品和服务的价格决定。”但现实中“人们总是同时面对‘物质的’和‘精神的’东西，他们要从不同的替代品中进行选择，不管这些东西是被归为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在价值的天平上，物质的和精神的东西是混合在一起的。即使我们能够在物质的与精神的考虑之间划出明确的界限，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每一个实际的行为要么是为了同时实现物质的与精神的目的，要么是物质与精神的东西之间选择的结果。”因此，为了完成特定研究任务，经济学“必须从人类行为的综合理论开始研究”，其研究对象要超越有关利用货币进行交换的“市场现象”而涵盖所有人类行为[10]。在米塞斯看来，市场中人与人的竞争是“想在合作的制度里取得更优秀、更杰出的成就。竞争的功能就是，给整个社会体系里的每一个成员都安排一个最适合他的位置，从而使他能够最好地服务于整个社会，服务于社会里的其他成员。从这个角度来看，它就成为一种把最称职的人安排在最适合的岗位上的有效方法”[10]。因此，由市场链接起来的社会是“联合的行为和合作，其中的每一方看待对方的成功就像是自己的成就。”只有这样的社会才是真正“伟大的社会”[10]。

尊重并弘扬每个人的个性和自由，由他们各自为了自身利益而自主自由地做选择，整个组织或社会才能和谐发展。这是经济学在认识论上不可更变的核心理念和基本精神，也是无论什么经济学（流派或分支）都必须传承和操守的价值判断和学术信念。基于此认识论立场，将研究视野从市场运作拓展到组织管理层面而且特别强调主体意义及价值理性的人本管理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必然要严格坚持个人自由主义立场，即不承认一个超越个人之上的所谓公共利益或集体利益，一切选择和决策归根结底都是源于组织成员或利益相关者的个人理。正如美国学者博兰指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是这样一种观点，在社会现象的任何解释中，它认为只有个人才能成为决策者”[12]。 从此观点出发，将个人（及其利益和行为）看做是任何社会活动的基本单元和基础，并且认为一切集体的行动、群体的互动、社会的活动以及政治的程序或过程都是一种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总结果，而任何超越或凌驾于个人利益之上的所谓集体利益是不存在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定，分析人类行为或研究社会活动（包括我们所关注的组织管理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观察个人基于理性的选择行为表现来达成，这应该成为人本管理经济学最恰当或最有效的方法论。

基于方法论的个人自由主义原则，人本管理经济学在研究组织中人的行为及其管理问题，自然离不开经济计算、在约束条件下求极值以及基于边际的成本—收益分析等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方法，但鉴于传统新古典主义滥用数学的恶劣倾向，而现实组织中的人不是物理原子式的无生命个体，而是有自由意志并由此支配其行为的主体人，而且随着社会进步人的自由意志及其表现行为越来越个性化、多元化和非线性化，因而人本管理学研究不能沉溺于基于大数定律的统计学方法去寻找所谓规律，必须对传统经济学计量分析方法在扬弃中有所发展。

关于经济学分析滥用数学的倾向，正如米塞斯所批评的那样：由于数学家的自觉不自觉误导，“本可以用几句话和平凡的语言来表达的意思却用一种大多数人不熟悉的术语来表达，因此这种语言很快得到了人们的尊敬。人们甚至认为这些令人迷惑的公式有着某种未被传授以隐藏起来的很重要的启示，认为存在一种赌博的科学方法，而数学的神秘学习可以教会人们赢得胜利的钥匙”[10]。应该清楚：“无论用哪种定量的方法去分析经济学的问题，都存在一个基本的缺陷，那就是：我们忽视了一个事实，即在我们说的经济变量之间没有常数的关系。在各种商品交换比率的形成和评估中也没有任何的不变性和持续性可言，每一个新的数据都会导致整个价格体系的重新组合。相反，理解，通过力图抓住事件所涉及的人的头脑中的所思所想，可以很好地预测未来情况的变化。我们可以说这个方法不是令人满意的，而且实证主义者们也鄙视这种方法，但是这种武断的判断根本不会、也不可能会遮盖一个事实，即理解是唯一一种用以处理未来不确定因素的恰当的方法”[10]。近年来，这种故弄玄虚、自娱自乐的研究倾向在管理学界也司空见惯，一些学者不直面回应现实问题，而是沉迷于数学的精细美妙，甚至喜欢“用玄妙深奥的理论辞藻来粉饰论文”，例如“一头会说话的猪”用晦涩的学术语言表达成“家畜与人这两类不同物种成员发出的听觉信号之异质同形性”，但这并不能解决“凭常识显而易见”的现实问题[13]。对此，人本管理经济学研究必须力戒之。

3人本管理经济学主题：组织管理中“人”的战略性激励问题

百余年来，现代组织管理呈现出“人性渐凸现”的历史趋势，大致可以分为几大阶段：19世纪末20世纪初，基于古典管理（特别是泰勒科学管理）理论的劳工管理时代；20世纪中叶，基于组织行为与人际关系理论的人事管理时代；20世纪末21世纪初，基于人力资本和战略管理理论的人力资源管理时代。近年来，在技术网络数字化、市场经济全球化和社会发展人本化的新时代背景下，以人为本，战略性激励成为当今世界各类经济社会组织为获取并保持战略竞争优势、实现长程可持续发展的共同指向和必然选择。这也应该成为人本管理经济学研究并回应的核心问题。

关于以人为本，在历史的与逻辑的相统一的方法论意义上，大致有两个层级的提升：一是从把组织中的人看做人力成本，到把人看做能够创造价值的人力资源、人力资产或人力资本；二是在此基础上，将人从手段或工具意义上剥离开来，进一步提升到将组织中的人看做是具有生命终极价值目标意义的主体，即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情有感的现实人。基于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现代组织管理的基本目标和核心任务，就是战略性激励，即通过人力资源战略管理以获取和保持核心竞争力和比较优势。以人为本，战略性激励是组织管理特别是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任务，也是人本管理经济学关注和研究组织经济问题的基线。

简言之，以人为中心，紧紧围绕以人为本的两级提升，以及组织激励基本矛盾在理念、机制和方法上的互补辩证平衡关系，为组织获取可持续发展的比较战略优势为基本目标和任务，逐渐展开相关经济学理论和实际问题的研究，就构成人本管理经济学的主题主线。

三、初步构想：人本管理经济学的理论基点、主体架构和内容体系

在组织管理问题的研究中，始终以人为中心，将人作为有血有肉、有情有感、活生生的主体在价值理性意义上来看待，而不是仅将人视作客体（劳动要素、劳工成本、人力资源、资产或资本）在工具理性层面打转转，此乃人本管理经济学独特的理论视野和基点。

价值论是经济学的理论基石。正如劳动价值论是经济学的理论基石，效用价值论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石，人本价值论是人本管理经济学的理论基石。沿着新古典主义聚焦于市场的学术传统，劳动经济学主要关注与产品（或服务）市场相对应的要素市场中不同于（物质）资本市场的劳动（力）市场运行及其结果[14]，其隐含的基本假定就是劳动（力）是一种生产要素、一种稀缺资源，它在由雇主作为需求者与雇员作为供给者构成的劳动（力）市场上借助工资这种价格信号引导实现有效配置，由此展开并形成整个学科主线、理论体系及政策含义。同样，传统组织管理学及管理经济学，包括与人事管理及人力资源管理问题直接相关的经济分析，往往也主要是将员工的劳动力或知识技能视作生产要素在成本管理、资源配置和价值增值层面打转转，而无意忽视或有意漠视组织成员（管理者及员工）的主体价值和工作本身的内在激励意义。与传统价值论有所不同，人本价值论不仅关注人作为劳动力、作为人力资源、人力资产或人力资本在生产要素意义上的外在价值，而且更加关注人作为组织成员在主体、主人翁意义上的主观能动性和内在驱动力，以及如何通过工作本身的内在价值激励去实现组织及其成员个人的成长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人本管理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内容体系应该搭建在这样的人本价值论基石之上，沿着“人本价值论：从劳动价值论到工作价值论”—“组织人本激励管理基本矛盾：个人竞争目标与组织合作目标”—“组织人本激励相容两层面：制度契约激励与管理策略激励”的逻辑层次循序展开。

1人本价值论：从劳动价值论到工作价值论

如果说，劳动是描述前工业社会以及所有不发达或发展中状态下每日挣扎在生存死亡线上的劳苦大众群体生态的过时语；那么，工作就是关于工业化乃至后工业化的现代社会组织中职场人士特别是白（领）骨（干）精（英）群体生态状况的流行词。关于劳动的外在谋生手段意义，从普通百姓到学术精英，似乎都能感同身受。例如，古典经济学特别是传统劳动经济学乃至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都想当然地认为，劳动对人来说意味着一种外在的苦难，因而假定劳动是一种给人带来负效用的东西，人们都是为了谋生而不得不劳动。应该承认，如果历史地看问题，这是有其合理性乃至科学性的；但逻辑地瞻前顾后辨析问题，可能会发现这是一种局限于特定历史条件和物本功利观点而形成的极其表象化、非常肤浅的偏见，即使用劳动价值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来看，也是一种很不实事求是的看法；如果从正在走向后工业化、已经步入网络数字化时代的当今社会经济实际情况出发来前瞻性地审视问题，那么，这种观点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极端不合时宜、不负责任的想当然假定。总之，基于人本主义观点，关于劳动价值或工作意义的一个精确表达就是：烦人的苦工是工作意义的结果而不是工作本身带来的结果。技术永远不能消除苦工，但正确的社会关系却能办到[15]。为此，人本管理经济学应该本着马克思历史的与逻辑的相统一的方法论，条分缕析地梳理经济学如何从工业化背景下的劳动价值论，逐渐摆脱人被异化为手段和工具意义上的劳动要素、人工成本或人力资源之理论局限，走到当今以后工业化为时代大背景的工作价值论，直面现实讨论关于作为主体的人在组织中通过工作实现自我价值和组织目标的内在激励意义，以及由此引致的现代组织学习型变革趋势及革命性意义。

2组织人本激励管理基本矛盾：个人竞争目标与组织合作目标

从组织角度来看，所谓激励意味着一个简单而复杂的问题，那就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开发、调动、鼓励或强化与组织目标相契合的个人行为。任何组织都是由人组成的。一些各有目标和行为动机的个人，最初可能来自五湖四海，但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他们之所以要加入组织，成为组织一员去干事，就是因为想干那些他们自己单个干不了的事情，这种事情就构成了他们的共同目标，这也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一个组织之所以存在并进一步发展下去的基本使命和战略目标。但是，加入组织的个人成员其最初动机和最终目标，可能并非就是为了达成组织目标，他们可能各有各的打算，各有各的特殊利益和目的，因而在实际工作中可能有种种行为表现。这些行为有些与组织目标相一致、相融合，有些可能与组织目标不一致、不协调，有的甚至相矛盾、相对立。针对组织合作目标与个人竞争行为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组织人本激励管理的核心意义和基本任务就是，要强化、鼓励、奖励那些与组织合作目标相契合的竞争行为，弱化、调和、协同那些与组织合作目标不一致的竞争行为，矫正、规制、惩戒那些与组织合作目标相矛盾、相对立的竞争行为，使每个组织成员的个人竞争行为与组织合作目标契合在一起。在实际中，这个基本矛盾的两个方面即组织合作目标与个人竞争目标具体体现为绩效与薪酬两个焦点职能之间的关联。绩效体现的是组织合作目标，薪酬体现的是组成成员的个人竞争目标，组织目标与个人行为的一致协同要求，就表现为绩效与薪酬在制度设计理念和具体制度安排上的相容性，以及二者在运作管理机制层面的契合性。这正是人本管理经济学所特别关注和着力研究的焦点问题，其他管理模块相关的经济学问题都可以由此向外展开并涵盖其中。

3组织人本激励相容两层面：制度契约激励与管理策略激励

组织人本激励机制的设计和运作，必须立足于这一基本事实，即组织成员都是在既定的外在环境条件约束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但是，面对这样一个基本事实，经济学和管理学各有其侧重的抽象视角、理论解说和政策含义。经济学看重环境条件对人们行为的限制和影响，因此侧重从制度层面研究激励机制设计问题，由此可以引申出相关的组织激励原理，我们称之为制度契约激励；而管理学则更加关注人们追求自身利益的特定动机和具体情景，因而注重从日常管理策略上研究有效激励实现问题，因此可以引申出相关的组织激励原理，我们称之为管理策略激励。制度形成及变革，更加强调基于组织成员自主选择权利的民主互动，一旦形成和确立，则要求所有成员必须严格操守；而制度的具体实施和执行，又往往需要组织管理者以某种科层性的、行政性的、非对等性的程序和方式，来策略性地、变通性地体现进而实现制度所内含的民主性质及人本化要求。相对而言，制度契约激励就是“立规矩”，管理策略激励就是“寻变通”。制度契约激励是组织需要建立的一种长期稳定的根本性激励机制，它是管理策略激励的基础或前提；而管理策略激励则是一种动态权变的日常性管理策略，它是制度契约激励的具体实现形式。二者一体两面，合起来才能完整解说组织激励相容的基本原理及现实运作机制。这样，可以将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新制度及契约经济学理论、人力资本产权变革、公司治理及股权激励理论、经济激励机制设计理论、心理学、组织行为及行为经济学等领域有关研究的最新成果[16]-[19]，一一经过适当改造纳入并有机整合在人本管理经济学之中，形成一种具有全新视野、逻辑自洽、问题聚焦且内容完整的学科体系。

总之，人本管理经济学以人本价值论为理论基石，以“职场就业—战略规划—目标导向—投资开发—人际整合”人本管理运作主线，分别沿着“竞争—合作”（人本组织激励管理基本矛盾）与“规矩—方圆”（组织人本激励相容两个层面）两大人本管理经济问题导向线索，形成自成体系的研究主题、内容、原理及方法。当然，人本管理经济学要真正屹立于管理学及经济学丛林，尚需国内外学界同仁合作协力做出一系列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

工作搜寻与人员招聘 人本就业管理经济问题 就业公平与职位配置

生涯规划与组织战略 人本战略管理经济问题组织演化与管理变革

薪酬设计与绩效评估 人本目标管理经济问题核心理念与战略演进

个人学习与组织学习 人本投资管理经济问题HCI战略与HRD策略

个体行为与组织行为 人本整合管理经济问题组织文化与人际沟通

图2人本管理经济学理论架构及内容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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