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主义的知识观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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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理性主义的知识观范文
关键词：市场经济；高校人事；管理制度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竞争激烈，对人才的需求也在不断的提高，促进新型高校面对中艰难的人事管理制度的改革，高校人事管理制度是高校滚利工作领域中主要的核心内容。我们根据宏观调控的理论，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对高校人事管理制度作出了分析。
一、新型高校人事管理制度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条件中的重要作用
新型高校人事管理，在整个高校的管理工作当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位置，人事管理主要的工作任务是，负责高校中机构的设置和教职工编制，配备。考察，奖罚和培训及其不同专业技术人员在职务上的评聘。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环境下，新型高校的认识管理制度就应该适应这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就要求高校进行人事管理的改革，重要的作用是：
1.高校人事制度的改革，可以促进办学效益，适应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
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是以市场经济竞争为基础，我国通过在竞争中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在竞争环境当中主要指的是科学技术和高校人事管理上的竞争，在一定的程度当中，我们应该合理的调节人才资源上的竞争，新型的高翔要想促进办学的经济效益，就必须要加强人事管理制度的工作，对高校人事管理制度进行改革。用科学发展的眼光对适应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新型高校的人事管理制度进行改革。
2.新型高校人事管理的改革，可以完善高校人事管理体制
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高校传统的认识管理体制相比较，一定会发生摩擦。这种摩擦的发生在很大的长度上可以推动高校人事管理的工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新型高校的认知管理制度的改革，指市场经济体制和高校的教学相互结合的重要内容。改革的核心是对认识管理制度上的改革，然而在高校人事管理工作中，对重要的部分是高校内部当中建立的对人才竞争上的制度。我们通过高校人才管理制度的改革，充分的实现了教职工人员的配备，实现了新型高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人事管理的制度。
二、不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高校人事管理工作的表现
1.高校人事管理体制方式上的不适应
传统的高校人事管理的体制当中，在管理方式上是过于陈旧简单的，并且缺乏一定的管理机制，目前为止，在高校人事管理体制并不完善，仍然处于更新之中，在对于能力吧的培养上相对薄弱，在高校人事管理的人才选取的问题上，民主的程度并不是很高，总体来说，新型的高校人事管理制度的改革在不断地完善与发展，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还会存在着一些领导干部缺乏竞争的意识，在人才选取上缺乏自主性。
2.高校人事管理手段上的不适应
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要求高效率的进行人事管理制度的工作，新型高校的人事管理应该具有高科技的现代化的管理的手段，我们对西方发达的国家而言，倘若在管理上跟不上时代的发展 ，就不能达到较高的效果，当前，新型的高校人事管理制度的管理手段和西方的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比较落后， 在很大的程度上杜宇的是经验型和手工业的阶段，我们要配备科技现代化的设施，具有一些列先进完善的人事管理的制度，在人事管理的手段上适应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三、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新型高校在人事管理制度上的遐想
1.解放思想，建立新观念
高校人事管理人员应该转换传统的管理理念，实践创新进行改革，根据以往的实践经验和教训，解放思想，敢于创新，建立新型观念，才会是高校的人事管理管理制度适应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树立时念，深刻的记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提和目标，根据当今时代的需求，明确高校人事管理工作的主要思想内容和选人的准则。建立人才的理念，我们要尊重知识，重用人才，要有一定的对人才的爱惜，善于发现和重用人才，充分的选取有德有才的人，在综合素质够合格的条件下，对人才进行提拔任用。
2.合理的调配人才资源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人才竞争体制的建立是人们的长处和工作岗位特点的有机结合，我们要在客观条件的基础上，明确工作的内容，实践时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通过实践确定是否符合这样的要求。
在建立公平竞争的环境下，充分的做好人才的选用，不公平的竞争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和伤害了人的积极性和自尊心。在公平的环境下，可以使人才能够得到充分的竞争刺激，在很大的程度上有利于人员的选配，调动人才的积极性。
四、总结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给新型的高校提供了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我们必须深化改革不断的扩大开放性的社会，才会进一步的加强新型高校人事管理制度的更大提高。
参考文献：
[1]阎雪瑞：浅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体制下的高校人事制度改革[J].渭南师专学报.1998（03）.
第2篇：理性主义的知识观范文
一、调租范围
南京市十个区范围内房管部门直接管理的公房（以下简称“直管公房”）和各系统、单位自行管理的公房（以下简称“自管公房”），以及地处五县的市属以上独立工矿区单位自管公房，均属此次调租范围。
二、调租时间
自《南京市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正式实施之日起执行。
三、组织领导
鉴于此项工作政策性强，面广量大，情况复杂，涉及群众的切身利益，市、区房管局分别组成调租工作小组。市房管局工作小组负责组织业务培训，统一政策业务口径和调租的指导、监督、协调工作；区房管局工作小组负责辖区范围内调租的组织实施工作。直管公房的租金由市、区房产经营管理部门评定；自管公房的租金由管房单位自行评定，并报市、区房管局备案，市、区房管局有权检查。
四、时间安排
1、三月份，宣传发动，建立工作班子，组织业务培训；
第3篇：理性主义的知识观范文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市经委、劳动局《关于实行铸造、锻造、热处理、电镀工艺工种津贴的报告》转发给你们，请贯彻执行。
实行铸造、锻造、热处理、电镀工艺工种津贴，是工资改革前的一项关心职工生活、健康的临时性措施，各主管部门、企业单位要把这项工作认真做好，并教育职工安心本职工作，努力钻研技术，掌握操作技能，为发展生产，提高经济效益，作出应有贡献。
一九八三年一月十日
关于实行铸造、锻造、热处理、电镀工艺工种津贴的报告
全文
市人民政府：
根据国家经委国机经发〔1982〕59号印发的《关于机械工业工艺专业人员若干规定（试行）》第十条：“铸造、锻造、热处理、电镀生产条件差，劳动强度大，又脏又累，职业病较多，大都不愿干这一行业。在工资改革前，各地工业城市对这一部分职工的生活福利、劳动保护等应予以照顾”的精神，为推动我市专业化工作顺利展开，对我市铸造、锻造、热处理、电镀工艺的工种津贴问题，提出以下意见：
一、工种津贴内容。对铸造、锻造、热处理、电镀工艺实行工种津贴。凡从事上述四种机械工艺的第一类工种的生产的工人，能完成生产定额的，每人每日发津贴费三角五分；从事第二类工种的辅助生产工人，能完成生产定额的，每人发津贴费二角五分（工种分类见附表）。病事假和脱产期间不发津贴费。
二、享受工种津贴的企业和职工范围。按照市经委穗经生〔1982〕54号《关于下达机械工业工艺专业化调整方案的通知》的规定，广州地区（暂不包括未制定专业化调整方案的六县、两郊和中央、省属企业）的铸造、锻造、热处理、电镀工艺实行经济独立核算的专业厂和规划保留的厂、点（含企业附属的上种工艺专业车间、工段、班组），从事实际操作的生产工人及辅助生产工人，按实际开工天数享受工种津贴。原来没有津贴的工种的工人，因工作需要调到有津贴工种现场在半天以上的，可以参照该现场的工种待遇给予津贴补助。生产管理人员、技术管理人员到生产现场，其劳动强度相当于现场生产工人的，可以享受该工种津贴；因工作需要，到现场进行管理，工作时间超过百分之五十以上者，可以享受第二类工种津贴待遇。专业厂、点和保留厂、点转行或撤销，不再从事这四种工艺的，或职工调离现工种岗位，就不再享受这四种津贴待遇。
调整方案规划撤销的厂、点，因维修需要允许保留使用一台150公斤以下锻锤，15千瓦以下箱式电阻炉的，可以有一至三人从事实际操作的生产工人，按实际开工天数享受工种津贴。
有的行业这四个工种原已享受一种工种津贴（如冶金的铸造、锻造、热处理），在本规定实行后，只能享受一种津贴。
三、工种津贴实行时间。工种津贴从一九八三年一月一日起开始实行。
调整方案规定范围内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可参照上述精神办理。
以上报告如同意，请批转各有关单位执行。
广州市经济委员会
广州市劳动局
附表：机械工艺工种津贴工种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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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第一类工种
│第二类工种
│备注│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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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 │修炉工
热检工
│配砂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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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炼工
造型工
│吊砂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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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焙烧工
压铸工
│碎铁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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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炉工
浇铸工
│运料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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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铲工
造芯工
│辅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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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热吊车工 落砂拆箱工│现场检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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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锻 │锻 工
烧炉工 │施锤工
吊车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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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锅炉工
│修炉工
热下料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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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机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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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
│现场检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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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 │盐浴炉热处理工
│修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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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炉热处理工
│勤杂搬运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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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 │中频、高频热处理工 │现场检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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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射炉热处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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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喷砂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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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电镀工
│操作电镀自动线的电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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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光、抛光工
│机械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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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洗工
│现场检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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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废治理工
│现场化验工
│
│
│镀 │
│装卸夹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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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理性主义的知识观范文
关键词：经验主义；理性主义；语言学
中图分类号：H030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11-000-02
语言与哲学密不可分，如何观察世界就决定着如何看待语言。语言学研究语言是什么，从理论的高度理解我们每天使用的语言，如同哲学讨论世界是什么，抽象的总结习以为常的生活。语言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西方哲学正是在那时诞生。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奠定了哲学的讨论范畴，开始思考外部世界，关于语言的问题也包含其中，比如语言受“自然”还是“惯例”支配等。随着社会生产力和自然科学的发展，17-18世纪的哲学由以观察外部世界为主的本体论，转向以观察自身主体世界为主的认识论，认识论的主旋律是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语言学在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深刻影响下，相关理论应运而生。
一、经验主义及其对语言学的影响
经验主义，强调经验是人的一切知识或观念的唯一来源，只认同经验或感性认识的作用，贬低甚至否定理性的作用。经验主义可主张经验是主观自生的、上帝赋予的或是外物作用于人的感官而引起，片面强调经验的重要性，忽视理性的重要性。代表人物有培根和洛克等。
培根重视感觉经验和归纳逻辑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认为知识和观念来自于感觉经验，一切只是来自感觉，只有感性认识可靠。他相信语言是一种知识，是人运用时代赋予它的全部知识去解释自己和自己的世界的符号化的结果，语言先于人而存在，先于思想而存在。语言学之父索绪尔对语言特征的总结与其相似，认为语言可以单独的，可以排除言语所涉及的各方面问题进行研究，语言出现之前不存在思想，语言符号把概念和声音形象结合起来。洛克则提出了“白板说”――人心如白纸，没有一切标记和观念，一切知识都是由反省和感觉得来，而且最后是导源于经验。洛克认为语言用于标记各种观念，语言所以有用，是由于人们随意赋予他们一种意义，是人们随便来把一个字当作一个观念的标记。索绪尔提出的著名的“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与之类似，认为符号与概念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既最初是无意义的。而语言符号与其所指的概念之间的联结亦无规律， 是人们在生活中为了交流，而约定出某个语言符号的概念。
20世纪初，华生以洛克的哲学思想为基础，提出了行为主义，认为语言是一种行为，任何知识的取得都靠直接经验，只有通过客观的、可观察的实验获得才是可靠的。布龙菲尔德接受了行为主义的理论，在洛克“白板说”的影响下产生，开创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用刺激-反应论来解释语言的产生和理解过程，认为语言是一种符号，而这套符号系统是通过“训练”而形成的一种习惯。他关于儿童习得第一语言的“刺激-反应”论，在教学法上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理性主义及其对语言学的影响
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相对，否认一切只是起源于感觉经验，片面强调理性作用，认为唯有理性才可靠，一切认知是从先天的、与生俱来的“自明之理”出发、经过严密的逻辑推理得到的。代表人物有笛卡尔和莱布尼茨等。笛卡尔提出了“我思故我在”，否认感性经验是可靠知识的来源，知识需要通过怀疑的方法和思维活动的理论分析，再根据原理推理。在笛卡尔的基础上，莱布尼茨提出了“天赋观念”，认为观念已开始作为倾向、禀赋、潜在能力在心灵中存在。莱布尼茨认为心灵既不是一块空白的板或完全一色的大理石，也不是在上面已有完全刻成了的像，而是“一块有纹路的大理石”，语言犹如纹路，要把大理石雕刻成什么东西就有内部的“纹路”决定。后来许多学者都引用这个比喻来说明语言的本质。莱布尼茨主张词源学的研究，在此期间，比较语言学收集了大量的资料，许多词汇表、语言调查报双语词典等出版。
索绪尔提出了“类推”是语言变化的一种因素，这与理性主义的“逻辑推理获得知识”相似。他还提出语言学的任务之一是“找出一切语言里永恒地、普遍存在的起作用的力量，分析出普遍性的规律”，这种“普遍性”的规律也是理性主义所强调的。在理性主义影响下，人们试图创造一种理想的语言，运用普遍的语言原则，可以使用同样的词汇，清楚、简洁地表达人的思想。18世纪的许多语言学家试图用语言发展的普遍原则来解释文字的形式，讨论普遍语法的有关问题。其中英国的詹姆士・哈里斯就强调语言的普遍性，认为人类的说话能力与识别实物、进行抽象思维的能力相关。他还重视各种语言的独立特征，反对经验主义的观点，主张天赋观念，认为概括共同思想的能力是上帝赋予人类的。
近代，乔姆斯基提出了著名的语言习得机制假说，认为这种机制是一种使人区别于动物的物种属性，人脑的初始状态包括人类一切语言的共同特点，可称为“普遍语法”或“语言普遍现象”。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发挥了笛卡尔关于“固有结构”的思想，为语言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乔姆斯基在其著作中大量引用理性主义思想和观点，作为生成语法的理论依据，他自称是一个理性主义者，就其整个语言学理论来说，乔姆斯基的哲学观点也是属于理性主义的。
三、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融合
近现代，哲学领域传统的理性主义逐渐发展为科学的理性主义，不断用实验对理论进行修正，表现出经验和实验与演绎推理的密切结合与相互容纳的趋势。经验主义逐渐带有了理性主义色彩， 20世纪以后，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并存和融合的现象日趋明显。受这种融合趋势的影响，现、当代的经验主义的语言观显著不同于古代的经验主义的语言观，它注重经验，但同时汲取理性主义合理的方面，在方法上既注重观察和收集语言素材，并把这些言语素材作为语言分析的第一手数据，进行进一步的归纳。近现代的语言学也与其他许多学科融合，形成了一些新兴的学科，如计算机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生理语言学，神经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等等。在这些新的跨学科领域和新时代的背景下，语言学者需要一种更加宽容和包容的心态，融会贯通，吸取各家之所长，综合把握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理念，促进语言学的发展。
综上所述，语言学发展过程中，经验主义和理想主义作为认识论的主导，各自有其不可替代的促进作用。在经验主义的影响下，语言被看作“符号”，索绪尔的语言观也受其影响，开创了现代语言学发展的新篇章；近代的布龙菲尔德建立起了一个系统的、描述的、形式的语言理论，对语言学的发展也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而理性主义关于“天赋”的认识，影响了一大批语言学家，最著名的应是乔姆斯基，他的“普遍语法”以及“语言学习机制”的理论。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分别重视事物的不同方面，当语言学研究者把二者的认识论结合起来，便可以更加的走向深入。经验主义与理性主语的对立并不利于语言学的发展，而它们的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融合却是语言学发展的巨大推动力，也是未来语言学研究的趋势。
参考文献：
[1]陈勇.论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之争――关于西方语言学研究中的认识论[J].外语学刊，2003（3）.
[2]梁茂成.理性主义、经验主义与语料库语言学[J].中国外语，2010（7）.
[3]覃修桂.乔姆斯基的语言观及其唯理主义认识论基础[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3）.
[4]徐小波.语言学史中的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J].宜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6（2）.
[5]王红梅.理性主义在语言学史中的地位[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科学社会版），2006（6）.
[6]伍先禄.培根的语言观及其影响[J].外语学刊，2009（4）.
第5篇：理性主义的知识观范文
［关键词］管理学；理性主义；经验主义；发展路径
一、相关研究述评及引言国内外学者对于管理学发展的研究，通常有三种方式：一是用古典管理理论、行为科学理论、现代管理理论等进行传统的阶段划分，表现不同历史时期的管理学发展，如郭咸纲的《西方管理思想史》（1999年）；二是按照时间顺序叙述，展示管理学的发展演变路径，如雷恩的《管理思想的演变》（1979年）；三是以某种或某方面管理思想发展进程为主线，如魏文斌的《第三种管理维度：组织文化管理通论》（2006年），挖掘管理学由经济人、社会人向复杂人转变的管理学演进路径。
第一种研究方法最为常见，这种对管理学进行古典管理理论、行为科学理论、现代管理理论等阶段划分得到了管理学界的一致认可，绝大多数管理学教材都是按这种方式来讲述的；第二种研究方法最为复杂，有点类似于历史学，甚至可以是世界历史的编年史，从古希腊人的管理思想、古代中国的管理思想、文艺复兴时的管理思想讲到现代管理思想丛林，有利于学者对管理思想从古至今的发展进行细致的研究；第三种研究方法最有创建性，可以只研究某种或某方面管理思想的发展，挖掘其内涵和意义以及对整个管理学的影响，往往能够另辟蹊径。本文依从第三种研究方法，尝试从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又译作“理性论”和“经验论”）的哲学角度来思考管理学的发展路径。
从研究的范围来看，大部分研究针对从科学管理开始的具有现代意义的管理学发展，本文的研究范围也是如此。
从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哲学角度来思考管理学的发展路径，主要基于以下两点：一是从该哲学角度来思考管理学发展之所以成为可能，在于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是西方近代哲学史上形成的最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虽然不少学者认为当代西方哲学主要存在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对立，也可以据此来研究管理学的发展。例如我国学者罗珉所说：“管理学从一诞生开始，就有两个理论范式主导着它的发展，或者说管理学的发展一直存在着两个侧翼，这就是管理学的科学主义范式和人本主义范式”［1］。但是，这两种范式并不是各自孤立、特立独行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江天骥在《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一文中指出：“关于现代西方哲学中所谓‘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相对立或平分秋色的理解是不恰当的。……仅就有较大影响的学派来说，情况是相当复杂的。”［2］而不论现代西方哲学如何发展，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之争是一个公认的划时代的理论标志，并直接为现代科学发展提供最为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我国学者李醒民更进一步论证说：“整个科学的历史是在理性论和经验论的张力关系中展开的”［3］。因此直到今天，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仍然有可资借鉴的宝贵价值，可以从中探索管理学发展的路径。
二是从该哲学角度来思考管理学发展之所以成为必要，是因为管理理论丛林的存在。孔茨在1961年和1980年两次分析了管理理论的丛林现象。他认为如果管理丛林继续存在，将会使管理工作者和学习管理理论的初学者如同进入热带丛林中一样，迷失方向而找不到出路［4］。随着丹尼尔·雷恩、劳德·小乔治、哈罗德·波拉德等继续对管理理论丛林进行分类［5］，问题似乎越来越复杂了，丛林越来越茂盛。但不论管理丛林如何产生，也不论研究管理的角度和方法如何不同，我们还是要依靠基本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来研究管理。因此，考察不同管理学派与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关系，就为对不同的管理学派进行梳理提供了哲学基础，使我们能够从另一个角度思考管理学的发展。
二、管理学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划分近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经典划分，指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等大陆理性主义者和洛克、贝克莱、休谟等英国经验主义者之间的对立和区分。前者中还可以将马勒伯朗士等后笛卡尔主义者包括进来，后者中还可以将培根、霍布斯包括进来［6］。在现代，一般认为罗素、艾耶尔、维也纳学派（逻辑经验主义）等是经验主义的主要代表。当然，和以叔本华、尼采等人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哲学相比，上述理性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却又都成了“理性”的代表人物了。
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主要分歧体现在三点：认识论、方法论和可靠性。
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根本分歧就是认识论，焦点在于知识的来源问题。一般地说，经验主义者都主张知识起源于感觉经验而否认“天赋观念”。与此相反，理性主义者则否认正确的认识起源于感觉经验而以不同的方式肯定“天赋观念”。但是，在关于认识的来源问题上，传统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也各自存在自己难以解决的问题。我国学者邹化政在《〈人类理解论〉研究》中指出：“对经验论来说，认识是否单纯是感觉的变形，是否只起源于感性，而不同时起源于理性呢？”“对唯理论来说，思维的能动理解作用是否是天赋观念，是否认识只起源于理性，而不同时起源于感性呢？”［7］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在认识来源问题上的对立，已经蕴含着关于认识的方法或逻辑的不同理解，即产生了不同的方法论。近代经验主义的拓展者培根从知识起源于经验这一原则出发，形成他的由个别的感性经验上升为普遍必然性认识的“归纳法”，这就是培根的“新工具”。与经验主义相反，近性主义的奠基人笛卡儿认为，在追求真理的出发点上，必须首先探求出一种无可怀疑的原则，并在这个原则的基础上去形成普遍性的思想。这就是笛卡儿的新演绎逻辑。
一般认为，笛卡尔的理性演绎法和培根的经验归纳法是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方法论的典范。
对于知识的可靠性，理性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都确信自己获得的知识更加可靠。唯理论者斯宾诺莎极力否认经验知识的可靠性。他继承笛卡儿的认识论思想，把知识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感性经验知识；第二类是推理知识即逻辑演绎；第三类是理性的直观。他认为：“只有第一类知识是错误的原因，第二类和第三类知识是必然真实的。”［8］而罗
素则说：“……在针尖似的逻辑原则上按倒金字塔式竖立起一个演绎巨厦，但是这个建筑不牢稳，哪里微有一点裂疵，就会使它坍倒瓦解”；“经验性的金字塔基底落在观测事实的大地上，什么地方出个裂口可以修缮而不至于全盘遭殃。”［9］认为理性主义体系一旦某一原则或原理被证伪，则整个体系化为乌有，而经验主义体系即使有些东西被否定，但就像金字塔抽去几块石头一样岿然不动。
根据以上论述，可将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主要区别列出表1。表1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主要区别理性主义经验主义认识论理性直观经验知识方法论理性演绎法经验归纳法可靠性原则证伪则不可靠相对可靠和易调整本文的研究方法，是将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主要区别导入到纷繁复杂的管理理论，进而分析和判断不同管理理论的不同倾向。那么，如何将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主要区别引入管理学中呢？这就需要分析管理理论的产生和研究过程。我国学者扬义在《现代中国学术方法综论》一文中提出了“社会科学研究过程”的理论框架：不同的本体论前提和认识论基础决定了方法论，方法论又决定了研究模式和方法，而研究成果的评估和应用最终反馈到对本体论前提的认识［10］。
对应于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可靠性，可以考察管理思想或理论的创建原则（认识论基础）、研究方法（体现方法论）、评估和应用（可靠性的佐证）。创建原则充分体现了管理学研究者的认识论基础，是判断其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基本来源；分析建立管理理论采取的研究方法，能够进一步确认其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立场；检验理论的可靠性，则可通过考察管理理论的应用情况和变化，辅助判断其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倾向。
以上划分的难点在于研究方法。根据科学研究方法的最基本的分类，研究方法可以从定性、定量、定性定量结合的维度加以划分。由于研究方法的不断发展与创新，目前学术界对定性研究、定量研究并没有公认的定义。另一种对方法常见的区分是思辨方法与实证方法，这也是科学研究中两种基本的研究范式［11］。自从管理学诞生之日起，实证方法、社会建构方法、比较方法、思辨方法等各学科的研究方法都被引入到管理研究之中，甚至后实证主义方法、解释或诠释方法、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方法等后现代哲学方法都已经出现。同时，不同视角和准则又会得出不同的分类。例如，按论证方法分为实证研究、理论研究；按研究功能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按研究目的分为描述型研究、解释型研究、规范型研究［12］。不少人将实证研究对应规范研究、将理论研究对应基础研究，都是对管理学研究方法有误解所致。
对于管理学研究而言，演绎法和归纳法是最基本的研究方法，而演绎法和归纳法正是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方法论的典范。华莱士模型充分展示了管理研究过程，理论推理、经验论证及演绎推理、归纳推理的互动，形成了研究工作的良性循环我们可以做包括一个完整循环的研究工作，但有些情况下是重点做研究循环中的一部分工作。将华莱士模型按照水平轴线上下剖开得到的结果，是常见的区分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的方式。
按照演绎与归纳为一维、理论与实证为另一维的划分，可以发现学术活动有四种基本类型［13］。实际上，这是一种简化了的华莱士模型（表2）。
本文根据管理学研究者采用的基本研究方式这一角度，将华莱士模型按照垂直轴线左右剖开，可以称之为理性研究和经验研究。
表2学术活动的四种类型（简化的华莱士模型）发现（理论研究）证明（实证研究）演绎发现假说（h）检验假说（e）归纳经验概括（t）经验观测（o）对现有管理思想或理论的考察可知，某些杰出学者完全可以连上述半个华莱士循环都不做，仅仅凭借超强的洞察力和思辨分析，直接构建管理思想体系，而不去或没有条件加以检验，本文称之为纯粹理性研究；对应的，某些咨询类管理学者却仅仅进行经验观测，主要通过案例的收集概括来指导管理实践，本文称之为纯粹经验研究（表3）。表3学术活动的四种类型（增加理性研究、经验研究）发现（理论研究）证明（实证研究）演绎（理性研究）发现假说（h）——纯粹理性研究检验假说（e）归纳（经验研究）经验概括（t）经验观测（o）——纯粹经验研究本文这种研究方法的划分着重于认识论到方法论这一过程，也就是说，先考察其认识论基础，再来分析其研究方法。例如，逻辑经验主义（又称“逻辑实证主义”或“新实证主义”，本文根据我国学者江怡的观点使用“逻辑经验主义”）在方法上强调以逻辑分析为工具，但和经验主义有着以经验为根据的相同认识论，“逻辑分析的方法从根本上把现代经验主义与以前的、更具有生物学-心理学倾向的经验主义区别开来了。”“是在经验还原的基础上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14］因此，逻辑分析或推理既是理性主义的管理学的研究方法，也是经验主义尤其是逻辑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
只不过，逻辑经验主义的逻辑分析并不是某种理性演绎法，而是基于经验研究的逻辑分析，其认识论基础仍然是基于经验主义的。
在明确了体现方法论的管理学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研究方法后，管理思想或理论的创建原则（认识论基础）、评估和应用（可靠性的佐证）相对而言比较容易划分，不再详述。管理学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划分见表4，研究方法有些部分参考了艾尔·巴比的《社会研究方法基础》对演绎式与归纳式理论建构的探讨［15］：表4管理学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划分理性主义的管理学经验主义的管理学创建原则确立基本原则或观念然后理性构建来自实践经验然后加以总结证实研究方法理性研究：推理演绎、逻辑推理、哲学思辨、感悟思辨、数理建模等方法经验研究：经验归纳、基于经验的逻辑分析（逻辑经验主义）、比较分析、实地调查分析、实验分析等方法评估和应用多数无法证实；新的原则取代大多可以证实；可以不断调整在考察不同管理学派和理论时，其创建原则是基础，辅以对其研究方法的分析，就能大体确认不同管理学派和理论的倾向。一般情况下，通过对创建原则和研究方法的考察，就基本可以确定某种管理理论是理性主义的还是经验主义的。在必要情况下，本文才会分析具体管理学派和理论的评估和应用，即检验理论的可靠性，为其理性主义或经验主义的倾向性进行佐证。
虽然确立了管理学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划分方法，但当我们考察具体的管理学派或理论，就会发现他们的研究方法并不像是非判断那样非此即彼，而是有一些交叉和共同的东西。这正如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从彻底的两个极端走向肯定感觉经验与理性知识的各自合理性。比如，理性主义者一般并不否认经验是知识的一个来源，也会采取比较分析等方法；经验主义者也承认一定范围内理性演绎的必然性，例如逻辑分析。当然，在基本认识论的层面上，双方的区分还是十分明显的。
某些管理思想或理论的形成是一个完整循环的研究工作，抑或是实证研究或理论研究的半循环，都会和理性研究或经验研究发生交叉，就必须先考察其认识论基础，再来合理分析其研究方法。因此，本文针对管理学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划分，只是试图说明管理学各学派发展的实际状况和倾向，一定意义上是为了对管理学的发展路径进行研究提供方便。
三、管理学的发展路径
自从现代意义的管理学开创直至成熟以来，各种管理思想、理论、学派层出不穷，尤其是二战后的管理理论丛林阶段更为复杂，不少学派还发生了研究方法的巨大转变，对这一阶段不同的管理学派进行梳理，对于管理学发展路径的分析至关重要，是本文研究的重点。通过本文分析，管理学的发展路径可大体划分为三个阶段：经验主义起源阶段、理性主义发展阶段、
经验主义回归阶段。
1.第一阶段：经验主义起源（19世纪末——20世纪40年代）虽然从历史上看管理与人类社会几乎同时产生，自从有了人类社会，人们的社会生活就离不开管理，但是直到19世纪末叶才在管理实践中出现了现代管理学的开端。泰罗于1911年撰写了《科学管理原理》，总结出了一套企业管理理论：科学管理——泰罗制。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来自实践和前人的经验，“是管理思想上的一次大综合，这里面蕴含着很多人的心血和经验。”［16］而法约尔把企业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总结出了十四条原则、五种管理职能，创立了组织管理理论。
泰罗和法约尔等人的科学管理理论和方法在20世纪初对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起了很大作用，但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以及劳动者因素的变化，一个专门研究人的因素、以达到调动人的积极性的学派——行为科学学派应运而生。行为科学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梅奥主持的西屋电器霍桑工厂试验。行为科学的研究，无疑是经验主义的又一次胜利，奠定了初期管理学研究中经验加归纳的典型研究方法。可见，管理学起源于经验主义的认识论，无论是泰罗、法约尔还是梅奥，初期的管理理论都是从实践经验中得以创建。
从研究方法来看，泰罗的铲铁试验、梅奥的霍桑试验，都是典型的经验主义方法。法约尔的情况有些特殊，他的五种管理职能看上去像是某种理性体系的建构。但法约尔长期任职于企业，他的理论创建原则仍然是实践经验，基本研究方法还是经验归纳和分析，仍然是典型的经验主义的管理学。通过对这一阶段管理理论创建原则和研究方法的考察，可以认定管理学的经验主义起源。
2.第二阶段：理性主义发展（上世纪50年代——80年代）二战后，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发展，管理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除了管理学者，许多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数学家、企业家甚至数学家都积极从事管理研究，创立了许多新的管理思想和理论，出现了孔茨所说的管理理论丛林。
1961年，孔茨发表了《管理理论的丛林》，认为由于当时各类科学家的研究条件、掌握材料、观察角度及研究方法的不同，必然产生并形成不同的管理思路，他当时划分了六个主要学派。1980年，孔茨又发表《再论管理理论的丛林》一文，认为经过近二十年的时间之后，管理理论的丛林不但存在，而且更加茂密，至少产生了十一个学派。在孔茨眼里，这种门派之争为要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第一，众多的术语，如管理、组织、决策、领导、交流、人际关系等，由于用法及含义不同，加上本来的模糊性和理解上的差异，造成了“语义学丛林”；第二，学术界对管理和管理学的定义，及其所包含的范围，没有能取得一致意见；第三，把前人对管理经验的概括和总结看成是“先验的假设”而予以摒弃；第四，曲解并抛弃前人提出的一些管理原则；第五，管理学者不能或不愿相互理解［17］。孔茨的门派划分，一般被管理学界看作经典，影响力超过了丹尼尔·雷恩、劳德·小乔治、哈罗德·波拉德等人。不过，孔茨毕竟是管理过程理论的传人，有意无意会存在一些偏见。
其实，随着科技的进步、全球化的发展、知识经济的崛起，每天都可能有新的管理问题和管理理论出现，丛林只可能越来越茂盛。作为经验论者的孔茨对管理理论丛林的梳理，只是一种简单的归纳与组合，而非建立于哲学基础上的统一与整合。不论管理丛林如何产生，也不论研究管理的角度和方法如何不同，我们还是要依靠基本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来分析管理问题、研究管理理论。从这一哲学角度来思考管理学的发展路径，能够尽可能地抛开门派之争，更为清晰地展现管理学的发展趋势。对这一阶段存在的管理丛林的梳理，限于篇幅，仅分析孔茨第一次划分的六个主要学派，也能够清晰地展现这一阶段管理学发展的路径。
这一阶段，一方面管理学继续依靠经验主义的指导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以德鲁克、戴尔为代表的经理主义学派主要从管理者的实际管理经验方面来研究管理，认为成功的组织管理者的经验是最值得借鉴的，并且用比较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和概括管理经验。无疑，经理主义学派创建原则是基于实践经验，而研究方法和培根的经验归纳法一脉相承。从这点来看，经理主义学派被称为经验主义学派或经验管理学派并不为过，从事比较典型的纯粹经验研究。另外，孔茨根据法约尔的组织管理理论，重新将管理职能分为计划、组织、人事、领导和控制五项，而把协调作为管理的本质。孔茨利用这些管理职能对管理理论进行分析、研究和阐述，建立起管理过程学派。孔茨的管理思想非常重视实践经验和前人的经验，他继承的不仅是法约尔的组织管理理论，还有法约尔的经验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
另一方面，巴纳德在二战前后开创了社会系统学派，提出了组织、正式组织、非正式组织以及经理人员职能等独创性的观念。巴纳德和法约尔类似，长期任职于企业，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对他的认识论有深刻的影响，其理论的创建原则大多来自实践经验。但是，从研究方法来看，巴纳德除了经验总结，应用了体系建构、思辨分析等较多理性主义方法，这和法约尔完全不同。可以认为，社会系统学派是现代管理学从经验主义到理性主义的过渡，起源于经验主义，最终倾向于理性主义。到了后期，巴纳德甚至具有纯粹理性研究的兴趣了。
巴纳德之后，以西蒙为代表的管理决策理论拓展了巴纳德的组织理论，着重研究为了达到既定目标所应采取的组织活动过程和方法，并形成了一门有关决策过程、准则、类型及方法的较完整的理论体系。西蒙热衷于纯粹理性研究，通过透彻的演绎分析方法创建决策理论学派，并在管理学界最早提出事实与价值的区别，大力倡导理性对于管理的重要，是非常有代表意义的理性主义者。因此，基于经验主义的管理过程学派成为了西蒙的批评对象。在《管理行为》中，西蒙对法约尔的管理原则进行了系统的、尖锐的批评。他指出，法约尔的管理原则虽然看似简单明了，但内在的逻辑往往存在着矛盾；这些原则缺乏相应的理性证明和推理演绎，所以具有自身的局限性［18］。随后，孔茨在评价管理学各学派的分歧原因时，许多都是冲着西蒙而来的，如“把前人对管理经验的概括和总结看成是‘先验的假设’而予以摒弃；曲解并抛弃前人提出的一些管理原则”。
行为科学学派在霍桑试验后，经过数十年的大量研究工作，许多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管理学家都从事行为科学的研究，逐步完善了人际关系理论。这一阶段行为科学学派的发展，也从经验研究转向了理性研究。例如，代表人物马斯洛提出的层次需求理论，主要根据观察和分析，并没有严密的试验材料作依据。以后有的学者试图用大量试验来验证马斯洛的这个理论，却发现马斯洛的说法中有许多缺陷，不能为试验所证实。
另外，伯法通过对生产管理的分析将数学学派或“管理科学”学派推向极致。数学学派把管理看成是一个数学模型和程序的系统，一些知名的运筹学家或数学家就属于这个学派。这个学派的主要方法就是模型推导，也是典型的理性主义学派。这个学派有的人士颇为自负地给自己取上一个“管理科学家”的美名，认为自己才是真正解决管理问题的科学家，这种唯理论倾向曾经让不少管理学者感到反感。
决策理论学派和数学学派的理论，都是典型的理性主义的管理学。他们成功地通过理性原则构建管理理论体系，运用理性证明和推理演绎，使管理学沿着理性主义的方向发展。初期管理学经验归纳的典型研究方法被认为具有自身的局限性，而理性原则、体系构建、模型推导甚至唯理论成为了这个阶段管理学的主要思潮。
我们还应当注意到，除了以孔茨为传人的管理过程学派，经理主义学派、社会系统学派、行为科学学派都存在
着起源于经验主义，最终倾向于理性主义的发展趋势。例如，作为行为科学学派得鼻祖，梅奥的霍桑试验奠定的经验加归纳的典型研究方法被他的后辈们纷纷抛弃。
这一阶段，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他就是战略管理之父波特。波特开创的企业竞争战略理论，无疑将管理学在20世纪80年代初推上了理性主义的顶峰。波特基于个人洞察力和理性思辨，创建了里程碑式的战略管理理论，“五力模型”、“三种通用竞争战略”、“价值链”等，构成了非常完整宏大的管理思想体系。
3.第三阶段：经验主义回归（20世纪80年代至今）20世纪80年代以来，面对信息化、全球化、经济一体化等新的形势，管理出现了深刻的变化。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管理学出现了一些全新的理论和趋势，比较有影响力的有非理性主义倾向、企业再造理论、“学习型组织”理论等。
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非理性主义倾向，是相对于传统管理理论中唯理论的管理思想而言的。非理性主义倾向的主要观点有：批判原有管理理论中的唯理性主义、倡导对管理实务的研究、重视对企业成功经验的总结、高度重视企业文化。可见，非理性主义倾向依托于非理性主义哲学的人本精神，但大量使用经验主义方法如比较法和经验归纳法，非理性主义倾向的本质是基于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例如，威廉·大内经过调查比较日美两国管理的经验，出版了《z理论——美国企业界怎样迎接日本的挑战》。泰伦斯·迪尔、艾伦·肯尼迪的《企业文化——企业生存的习俗和礼仪》是在集中对80家企业进行了详尽的调查后写成的。彼得·圣吉是学习型组织理论的奠基人。他用了近十年的时间对数千家企业进行研究和案例分析，于1990年完成其代表作《第五项修练——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彼得·圣吉提出了学习型组织的“五项修练”，指出企业应建立学习型组织，以维持竞争力。软件工程师和管理咨询顾问出身的迈克尔·哈默在总结企业案例研究后，首先提出了“再造”，并于1993年出版《再造企业》，正式提出了企业再造理论。
这些新的管理思想和理论都是基于经验总结创建，采用对比分析、案例分析和调查分析等研究方法，表明经验主义的基本观点深刻地改变了前一阶段管理学思想的发展，经验研究又卷土重来。
美国学者徐淑英（anne.s.tsui）教授在2005年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iacmr）主办的中国管理学研究方法论研讨会发表演讲，她研究了本世纪以来在《美国管理学会学报》（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上发表的1500篇文章，认为调查研究、二手数据研究、定性与案例研究、实验室研究和准实验研究是目前经常采用的5种管理研究方法［19］。这一数据清晰地说明了当代国际管理学的研究现状，注重统计分析的经验主义方法成为当前管理学研究的主要方法。
目前这一阶段，理性思辨、体系洞见等理性主义方法渐渐陷入低潮，尤其是唯理论受到非理性主义倾向的强烈批判，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重新成为主流。不少管理学者甚至认为，必须有数据或实证的文章才是理论贡献。我们还应注意到，自从波特于上世纪80年代初提出战略管理理论后，管理学界再也没有出现如此需要个人洞见和理性建构的思想体系。
四、结束语
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基本观点，贯穿了整个管理学的发展过程，也必将对今后管理学的发展继续产生影响。通过对管理学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进行划分和分析，管理学的发展路径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经验主义起源（19世纪末——20世纪40年代）。从19世纪末出现的科学计划管理开始，直到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1911年）和法约尔的《工业管理和一般管理》（1916年），并在梅奥出版《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1945年）前后达到高峰；第二阶段：理性主义发展（20世纪50年代——80年代）。20世纪50年代开始，决策理论学派、数学学派推动管理学的理性主义发展，代表人物西蒙于197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波特出版《竞争战略》（1980年）、《竞争优势》（1985年）时期达到高峰，其他管理学派纷纷倾向理性主义；第三阶段：经验主义回归（20世纪80年代至今）。上世纪80年代初，经验主义的回归以《z理论——美国企业界怎样迎接日本的挑战》（1981年）和《企业文化——企业生存的习俗和礼仪》（1981年）等为标志，《第五项修练——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1990年）、《再造企业》（1993年）都是这一阶段的重要成果，基于经验研究的方法重新成为管理学界的主流。
在不同的阶段，管理学发展呈现出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某一方面主导、另一方面趋淡的状态，并与其对立面保持了必要的张力。因此，正如李醒民对整个科学史的论证，管理学的发展也是在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张力关系中开拓前行。
我国学者李怀祖在《管理研究方法论》一书中敏锐地指出，科学研究将不断地蚕食思辨研究的内容，但管理领域的思辨研究将永远存在，管理领域中总有科学研究无法完成的内容［20］。管理学发展的经验主义回归，使得研究方法过于注重经验研究，当代管理学基本没有出现需要个人洞见和理性建构的伟大思想体系，值得我们探讨和深思。也许，某种杰出的思想体系正在孕育之中，管理学又将迎来理性主义的春天。
第6篇：理性主义的知识观范文
〔关键词〕理性；博弈论；完全理性；有限理性
中图分类号：F224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096(2012)05001006
一、引言
理性是经济理论和管理决策理论的基础性概念。理性概念起源于古希腊哲学，是指合客观性（区别于信仰）和合逻辑性（区别于感性、情感和欲望等非理性），即在人的意识中能以数理逻辑表达的思维意识，是人所特有的、体现出人之为人而有别于动物的一种能力。理性是人类主体意识的标志，只有人类才具有理性的能力。具体地说，理性是指概念、判断和推理等系统化、理论化的思想、理论和学说，以及按照逻辑思维合理解决问题的能力［1］。
自从经济理论系统化以来，它一直是以某种理性概念为基础的［2］。在古典经济学中，自亚当·斯密提出“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以来，自利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成为主流经济学的核心假设。新古典经济学分别从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和生产者利润最大化角度，进一步完善主流经济学的理性基础。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国际上兴起了演化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等理论分支，分析视角逐渐从传统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拓展到人的有限理性（boundedrationality）或非理领域，并与行为科学、心理科学等其他科学相互交融。
作为现代经济学的前沿领域，博弈论不仅沿袭了主流经济学的理性假设，而且进一步要求“目标—手段”之间的一致性，即过程理性。传统博弈理论的理性概念将现实世界中人类复杂的互动行为加以高度的抽象和规范，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数学模型进行演绎推理，分析人类冲突与合作行为达到的均衡结果。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实验博弈和演化博弈等分支领域，逐渐放宽传统博弈理论中行为主体完全理性的核心假设，转而研究参与者的有限理性和非理性互动行为。理性概念不仅构成了博弈均衡的分析基础，而且根据理性假设的不同限制产生了博弈论的理论分支。因此，理性概念在博弈论中占据核心地位。自20世纪40年代博弈论学科诞生以来，许多著名的博弈论学者如纳什、海萨尼和奥曼等人，在各个博弈论分支领域不断深化和丰富着人类互动行为中理性概念的内涵。本文首先回顾了西方哲学对理性概念的认识过程；第三节分别剖析了经济学和博弈论中理性概念的内涵；第四节分别从均衡概念的形成和各理论分支的基本假设等角度，论述理性概念在博弈论中占据着核心地位。
二、西方哲学对理性概念的认识过程
在哲学意义上，理性概念包含着如下四条基本原则：第一，人们只接受经过彻底的、批判的考察证据和正当的推理之上的真理。真理的产生途径只有两种：实证法和演绎法，“理性代表着精神对真理的追求和把握”。第二，现实是可知的。因为现实世界具有一种理性的，因而人类从理智上可以理解的结构。该原则将理性与命运说和不可知论等哲学观点分开。第三，强调自我认识的重要性。人的理性不是无所不能的，正如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序言中所说，“一些问题困扰着理性，而理性则无法避开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是理性自己的本性强迫理性接受的，理性必须回答；但是，理性的能力是有限的，它不能回答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超出了理性力所能及的范围。理性不是由于自身的过错而陷于此种困境的，而是由于理性的界限”［3］。第四，实践理性，强调人类在选择手段和目的方面合理地指导自身行为的能力。正是实践理性的要求，构成了传统博弈理论大夏的基石：理性的行为主体不仅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且具有理性的能力使得给定参与者对外部环境的信念后最大化自己的报酬。
自古希腊罗马时代起，理性就一直是哲学家们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在近代自然科学的推动下，理性主义认识论哲学思想逐渐发展成为近代乃至现代意义上的理论形态。
1古希腊时代的西方理性主义
作为西方哲学思想的发源地，在希腊哲学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3］。古希腊时代的理性开端于自然哲学对世界“本原”的思考。在德尔菲的阿波罗神庙上刻着一句箴言“认识你自己”，指出了人与动物的区别是人具有自我意识，具有反省和认识自己的能力，这种意识和能力即为理性。柏拉图认为在人的灵魂中蕴藏着作为其他一切知识起点的最真实、最普遍的某些知识、原理、观念或理念，其他知识都是这些最基本的知识的推演，人们学习和得到知识的过程，就是灵魂逐渐“回忆”的过程。亚里士多德将数学证明方法用三段论的形式表述为演绎逻辑。
2近代的西方理性主义
在西方近代哲学中有关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认识论争议上，理性主义的“自明原则+演绎”方法与自然科学中的数学公理方法密切相关，而经验主义的“经验+归纳”方法与自然科学中的观察实验方法密切相关［4］。法国哲学家和数学家笛卡儿是西欧近性主义演绎法的奠基者，他认为对真理的认识不用靠实践来证实，而是要看我的思想、概念的清晰性和明确性，他还认为真理存在于理性之中。与之相对应的是作为近代经验科学奠基人的英国哲学家培根，他看到了经验科学（知识）的蓬勃生命力，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怀疑主义哲学家休谟也认为，客观实在是否存在的问题是人的理性所不能加以解释的。
第7篇：理性主义的知识观范文
关键字：理性之美；古典主义；造型艺术
17世纪欧洲经济文化的迅猛发展，促进了新文化观的形成与繁荣。这些观念直接为古典主义造型艺术奠定了坚实的美学基础。美学是一个时代审美文化的理论内核，而造型艺术就是这个理论内核物质性外化的时代产物。17世纪理性主义美学对西方艺术界的影响是巨大的，古典主义造型艺术在理性美的滋养下孕育成长，或者说是理性美自身具有将经验提升到普遍原理的能力。艺术家把1理性美的内涵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中，作品崇尚古希腊、古罗马的艺术典范，创作构思严谨而饱含哲理，具有典雅、静穆和崇高的艺术特征。绘画提倡“绘画的真实”，笔法严谨、色彩沉稳。雕塑提倡“和谐之美”，手法概括稳重、协调平稳。建筑提倡用“标准的形式”和“绝对的规则”建立规范。在这个所有的艺术都受理性所支配的时代，艺术家带给我们的不是奢华的造型，而是加入理性思考和严整构思的艺术创作。
二、理性美的探究
17世纪理性主义哲学是对前人思想的继承，也是主体意识觉醒后的必然产物。哲学观在理性精神的滋养下，成为人们行动的思想准则。现代人一定无法想象，沙龙里经常举办贵妇们的哲学讲座，她们在对话中融入哲学术语是很平常的事。人们可能会探讨以前的哲学与现在的不同，本体论怎样转变成认识论的等等哲学问题。而哲学家们借助理性，通过求知宇宙万物来解决哲学上最根本的问题。那时人们发现世界充满了矛盾，什么是真实的不得而知。理性主义哲学家笛卡尔曾经说过，我们小的时候对各种各样的事物作过判断，但那时我们不懂得如何运用自己的理性。有许多先入为主的观念阻扰我们认识真理，怀疑所有事物都是“不真的”，但在我怀疑所有事物的过程中，却不能怀疑我在思考，不能怀疑“我在怀疑”。我这个怀疑的主体没了，就无法怀疑了。此时我唯一可以确定的事就是我在怀疑，所以我有思考的能力，我既然能思考那我一定是存在的。这就是笛卡尔最著名的理论“我思故我在”。这是他全部认识论哲学的起点，由它来完成本体论到认识论的转变。笛卡尔把思维主体作为最先确定的认知对象，把天赋观念作为知识的基础。它的哲学思想是17世纪哲学总的指导思想，为时代制订了新的游戏规则。17世纪理性主义美学就是在这样的理性哲学羽翼下形成发展的，主要理论内涵同样是理性。此时的美学维护理性规范，以“理性”作为文艺的最高要求，认为只有富含理性作品才有价值。对美的认识主要集中在这几个方面：崇尚抽象的理性，即普遍的人性；追求真理的永恒性，以真理为美；美在于追求明晰与秩序，在于“和谐”；美是具有普遍性的、绝对的，创造美是要遵循一定原则的。所以作品要遵循理性主义美学的指导思想，从理性的认知出发，以理性的哲学观为归依，形成完整的理性主义美学体系。
三、承载理性的艺术表达
17世纪的造型艺术受理性主义影响很大，理性思辨的方式使得艺术家们对美的理解有所不同。艺术的创作原则建立在科学、理性分析和数学关系验证的基础之上，笛卡尔几何原理的形式价值体系成为艺术的基本原则和规范。当时的艺术家把理性的审美观渗透在造型作品中，遵循笛卡尔等人的理性主义思想，从古代艺术品中发现理性因素，追求理性带来的灵感源泉，推崇绘画的真实，关注作品自身的观念性，信奉规则秩序、和谐崇高的原则，从而获得理性之美。理性主义时期的造型艺术，在绘画、雕塑、建筑等方面都有其自身的艺术特点，没有陷入前人既定的思维程式，具有一定的创新。（一）古典主义的理性画风古典主义绘画盛行于17世纪的法国和西欧等国。以古希腊、古罗马为灵感源泉，追求理性带来的和谐之美。法国人尼古拉.普桑酷爱古希腊、古罗马的雕塑，对数学、解剖学和透视学有一定的研究，还钻研毕达哥拉斯的数学，对笛卡尔等哲学大师的理性思想也十分着迷。这些知识储备奠定了他以古希腊、古罗马为模本，创作古典主义风格绘画作品的坚实基础。普桑曾说过：“绘画总应该表达思想，无论是绘画也好，或者是部分的构图也好，绝对不应该是故意做作出来的，而应该是完全符合主题性质的，符合理性主义审美原则的。”[1]这是理性的产物，是艺术家心灵和想象的产物，是对心灵的直接呼唤，无关于感情。从他的画中可以窥视到画家心灵深处的的思考。比如普桑的代表作《阿卡迪亚的牧人》，绘画以古希腊传说为题材，围绕着生命和死亡的古老命题，描述裸的人性，内涵发人深思。在画中作者隐喻当时贵族物欲过于膨胀、人们沉迷于对于权势的渴求中。普桑用自己对生命的理解来刻画一个想象中的情境，用绘画来启迪贵族们的心灵，抚平浮躁的欲望，用想象的产物对心灵直接呼唤，追求真理的永恒性，以真理为美，追求明晰与秩序，让人们回归理性。其实古典主义者一直寻找的是一种理性的“绘画的真实”。比如普桑在描绘时，不是逐一地去模拟现实世界的景物与事件，而是通过理想来组织画面，展现事物应有的心灵的真实，富有哲理性，发人深思。因为如果只有对现实世界的模仿，通过绘画技巧是可以看上去真实的，但这是“真实的错觉”。“绘画不是去重新开创某些元素,而是致力于心灵的充实、提高、扬弃、净化，因此是在更高的意义上,在更纯粹的范畴里成为呈现者。”[2]古典主义画家会给眼睛不同的惊喜，他们寻找的是“绘画的真实”。洛兰的风景画不像普桑按照自己的理想世界来绘制，而是将他在罗马附近的写生素材，按照“绘画的真实”的方式理想化地表达出来。因为素材都是现实世界抽象出的理想化物象，画面看上去是那样的真实，没有一点虚幻的痕迹。当时许多人认为洛兰风景画里的世界才是真实的，有人试图寻找那些美丽的世外桃源，当然无法找到，因为那来自他的心灵世界，是他内心世界理性的表达。自然界的物象都是为了总体服务的，艺术家有权创作自然物象，这样才能使画面符合“绘画的真实，”（二）雕塑和建筑的理性美17世纪的雕塑艺术有一种肃穆、庄严、恬静、安谧之美，简言之就是和谐之美。在理性主义时期，雕塑主张模仿古希腊、古罗马对面部及身体刻画方式，反映雕塑形象内在的宁静及安谧，体现出静穆与端庄的古典主义意味。他们追求的是理想观念的表达。在古典主义雕刻家看来，艺术源于自然、高于自然，需要概括出自然界最美的部分，最终表现“和谐之美”。雕塑大多采用中心对称的结构与朴素稳重的雕刻手法。塑造准确而富于秩序感的艺术作品。但雕刻大师们也并没有完全陷入表现人物完美的思维程式，雕刻家依照不同人物的性格，寻找出人物独有的特征。雕刻者从时代背景出发，探寻到人物的心灵深处，以理性的分析，概括出人物的思想性格。比如雕塑作品《伏尔泰》，面部雕刻得宁静安谧，典型的古典主义雕塑风格，为了表现伏尔泰智者的形象，衣服几乎完全遮盖住伏尔泰孱弱的身躯，衣纹的雕刻手法概括稳重，准确地表达出人物庄严高尚的学者气质。17世纪自然科学的重大成就开始应用到建筑行业。严格遵守规则和标准所体现的建筑理性，并不意味着采用简单的建筑样式和粗陋的内部装饰。“它仅仅意味着美的效果是蕴涵在使建筑构建得以成功的结构所表现出来的本性上，并依据理性的准则去设计那些构件。”[3]古典主义艺术提倡用“标准的形式”和“绝对的规则”建立建筑规范。数学关系和几何结构关系的运用，在古典主义建筑的设计与建造中频繁使用。古典主义建筑推崇古代罗马建筑的设计风格，认为它是最“真实”的建筑形式。古典主义建筑师们主张建筑的真实，不提倡自己的思想情绪在建筑设计中表达，倡导概括理性的一般性表达。当时的建筑中有一种古典的和谐崇高之美。法国当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路易十四崇尚古罗马秩序及法则，标榜具有“合理性”“逻辑性”的建筑
四、理性之美对后世艺术创作的指引
古典主义艺术家在创作的过程中为了追求画面统一、和谐、庄重、典雅的美，主张用理性来指导艺术创作,将理性表达当作基本目标，创作的过程规范、有序，注重形式和共性，将古典绘画特有的精准造型和高超的写实技法发挥到极致。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推动艺术的进步,但任何艺术流派都逃不过由鼎盛到衰败直至被取代的命运，被取代是不可避免的。几十年或上百年以后，在一种新的造型艺术形式中可能就会找到17世纪理性时期造型艺术的思想内涵和创作语言。古典主义建筑对后世的建筑及室内设计具有深远的影响，欧美国家中有很多的法院、银行、交易所、博物馆、剧院等公共建筑和一些纪念性建筑都继承和发展了古典主义的建筑语言。[4]理性主义美学思想对塞尚乃至后印象派的绘画创作影响也很大。他们始终在追求绘画应有的“真实”。这种真实其实就是表达出自我的意图和感受，对于能欣赏的人来说就是真实的。就像齐白石画的白菜，是用水墨的方式表达的，本身立体感不强，好像并不真实，但是又让人觉得很生动很逼真，这是绘画意境所达到的相对真实。塞尚所表达的就是这种内在的、忠于自我的真实。比如塞尚的《圣维克多山》，看上去笔触洒脱、凌乱，画面随意、混沌，但实际上是依照内心的感受安置笔触和物象、按照一定的逻辑和理性秩序排列、加入理性思考和严整的构图，出发点就是所谓“我思故我在”的理性哲思。17世纪理性时期的创作语言，都是通过符合自然规律的色彩和线条表达的，艺术作品具象性强。而在理性时期以后，艺术作品的抽象性元素增多，抽象艺术的比重加大。好像理性时期那种符合自然规律的写实表达逐渐变得不再重要。而实际的情况是写实风格的存在才使艺术作品具有审美的根基。“艺术家在运用这些符号和图形表现创作意向的时候，无不充满了目的性和逻辑性，其本质上的逻辑真实仍然脱胎于古典主义。”[5]优秀的抽象艺术作品每一条直线、每一笔色彩的构成形式好像是没有规律，但是并不凌乱，而且和谐统一，直指物象本质。比如杜尚著名的《下楼的裸女》，几何图形的处理，构成细节上的逻辑真实，线条和谐、匀称、合理。古典主义造型艺术理性的艺术观，在200年后依然有其存在的意义。艺术家们用符合艺术逻辑的形态来表现内心世界，是艺术创造的基本法则之一。造型艺术的思想内涵和创作语言会随着时间的长河，跳脱于流派之争，不断继承、发展、创新，开启新艺术形式的帷幕，进而呈现出理性美的瑰丽景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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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何仁富.从尼采的“治疗哲学”到罗蒂的“教化哲学”——20世纪西方哲学观念的嬗变及其意义[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10):138-143.
[3]周祥.十八世纪末法国新古典主义建筑的理性[J].华中建筑,2006(9):26-27.
[4]章一峰,孙连弟.浅谈石材幕墙在新古典主义建筑中的运用[J].石材,2012(05):23-26.
第8篇：理性主义的知识观范文
克里斯蒂娜?科尔斯戈德在《规范性的来源》一书的开始提出，道德的“基础”问题是近代以来的道德哲学家关心的一个核心问题。作为人类的特殊现象的基础必然植根于人类的特殊能力之中，因此伦理学家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找到了两种资源――理性和情感。理性主义者将道德的基础定位在理性之中，情感主义者则针锋相对地将道德定位在情感之中。理性主义者和情感主义者各自构建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衍生出了延续至今的争论。
所有的道德行为都是有一定的目的，出于一定的理由。因此当我们做出道德行为时，我们既要考虑该行为是否是正确的这样的规范理由，也需要考虑该行为的驱动理由，由此构成了规范理由和驱动理由的区分。本文认为情感主义和理性主义分别在回答道德行为的规范和驱动理由方面虽然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由于忽略了道德主体的因素，它们都没有办法把道德的规范理由和驱动理由真正统一起来。德性伦理学提出道德是以人这样的道德主体为中心，突破了情感主义和理性主义对道德基础的说明方式，认为情感和理性都不是道德的本质和基础，行动者的品格才是道德基础的承担者。而德性伦理学的这种将关注点转移到道德行为的主体的做法，使得其理论具有更强的张力，具有将两种理由统一起来的先天优势，提供了一种更具说服力的道德哲学版本。
一、理性主义
（一）理性主义的基本主张
理性主义认为当我们做道德判断时，依靠的是理性。由于对“理性”的不同理解，理性主义的道德理论也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在近代科学世界观产生以前，人们基本上将理性视为与激情、欲望相对的，用于反思、推理、计算、判断、抽象等活动的一种特殊能力，它象征着平静、纯洁、秩序、崇高等人类特有的道德品质。但是经过近代科学的去魅，理性被赋予的道德品质的含义逐渐被剥离，更加强调的是人们拥有理由去行动的能力。
理性主义的哲学传统在西方历史上源远流长，在道德哲学领域，早期的理性主义的版本是苏格拉底提供的。苏格拉底提出“知识即是美德”，他认为人们之所以会作恶并不是因为本性使然，而是因为无知。这种理性主义认为：“如果某个主体认为做某件事情对他而言是正确的，那么他就会去做那件事”。在他们看来，理性提供的规范理由与驱动理由只有表面上的差异，规范理由本身就提供了驱动理由。
但是这样的观点面临一些明显的反驳，首先，我们可能认为某些事情是对的，但是由于意志力或者能力不足而不去做，或者我们没有那样做的欲望。休谟曾提出过一个“明智的恶棍”的反例，他试图说明，即使我们具有正常的理性能力，我们有理由相信某些判断是对的，我们也不一定就会依照他说的去做。现代的心理学实验也提供了许多类似的案例，有些心理变态者可以做出与正常人一样的道德判断，但是他们还是会做出他们认为是错误的行为。其次，有可能对笔者而言是正确的事情，对别人而言并不是正确的，比如可能笔者认为废除死刑是正确的，那笔者就会致力于废除死刑，但是别人可能会认为保留死刑是正确的，他就会致力于保留死刑。那么，究竟我们谁是对的呢？我们谁的行为是道德的呢？面对这样的困难，这种版本的理性主义并不能解决。传统的理性主义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是由于它们所主张的理性概念过于模糊，混淆了实践理性和理论理性。哲学家们把人们根据理由去行动的能力叫作实践理性，与之相对应，根据某些理由而采取某种态度或者持有某种信念的能力叫作理论理性。因此有理由的持有某种信念与基于某种理由而去采取行动是不同的问题。规范理由和驱动理由并不只是表面上的差异。
当代的理性主义是建立在某种对实践理性和实践推理活动的说明上的。当性主义者的基本主张是：“如果对某个主体而言，做某事是正确的，那么对他而言，他就有理由去那样做。”换言之，道德是一种规范性的行为，它本身就要求由理性提供采取某种行动的理由。当性主义者试图在道德的实践推理与道德的实践理性之间建立联系，他们认为当且仅当我们运用理性的能力时我们才能做出真正的道德判断，回答并解释道德的规范性问题和价值问题。
当性主义的主流是康德式的，康德通过构建一个庞大的道德理论系统来回答一系列的道德问题。他认为道德规则是从一个最高的“绝对命令”的要求中推理出来的，这些规则构成了人类义务的基础和道德判断的基础，康德的论证和思路非常复杂，但是他的一些主张和前提为理性主义者所共享。①主要包括：绝对命令是所有道德判断的依据；理性的主体通过把握到绝对命令以及意识到他与绝对命令的关系来构建自己的理性；借助于理性我们可以认识到绝对命令的有效性；违反绝对命令是一种不理性的行?椋坏赖碌募壑狄怖醋杂诶硇运?要求的义务，一个有道德价值的行为必须是运用理论理性发现义务并且根据实践理性以义务作为行为动机的。
总之，理性主义者都坚持道德判断的基础在于理性。唯有通过运用理性的反思的判断才能做出正确判断，做出正确行为。
（二）理性主义面临的挑战和回应
理性主义者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如何将道德的规范性因素和驱动性因素统一起来。这也是休谟对理性主义的最重要的批评。在休谟看来，理性是惰性的，它可以为行动提供辩护的理由，但是无法产生驱动理由。除了少数人否认这两种理由的区别以外，主流理性主义者的基本想法是调和两者之间的冲突，通过某种方式赋予理性以驱动性的因素。
针对“明智的恶棍”的反驳，理性主义者的回应方式是认为那些心理变态者并没有做出真正的道德判断，他们做出的只是表面上的道德判断，是加引号的“道德判断”。但是这种回应的前提是有一个真正的道德判断，而真正的道德判断是具有驱动性的，而加引号的“道德判断”是仅仅具有规范性而不具有驱动性的。但是这个回应并不令人满意，因为，首先，这样的回应并不能算真正的解释了道德判断的驱动理由从何而来的问题；其次，这样的回应会导致它为道德判断设定的标准过高，会把许多我们通常认为的道德判断排除在道德判断之外；最后，以是否具有事实上的驱动性为区分真假的道德判断的依据实质上是一种循环解释。
理性主义者面临的另一个困难是理性主义者并不能给出一个理想的论证以支持“道德的基础是理性”这个命题。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提到“绝对命令”的客观实在性虽然是无法通过演绎推理得到证明，但是却是先天就给予我们的，是纯粹理性的事实，如果违背了就是自相矛盾。科斯戈尔德认为，如果我们不认为人性是有价值的，那我们就不会有理由做任何的事情。她认为有一些价值是我们无法放弃的，一旦放弃，我们的人的同一性就遭到了破坏。而作为理性的主体，自相矛盾是不可能的事。这样的回应方式是在问题的一开始就排除了其他的回答的可能性，将问题变成了一个闭合性问题，难免有独断的嫌疑。
二、情感主义
（一）情感主义的基本主张
情感主义是近代才出现的一种道德理论，它的基本主张是道德的基础是情感。情感主义认为人们做出道德行为并不是因为我们在理性上判断出那是好的，而是某种情感驱使他们做出那样的行为。当我们做某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甚至不需要知道这件事本身的对错，我们只是在表达某种特定的情感，当我们说做某件事是好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说我赞同这样做。情感主义早期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哈奇森、休谟，当代的代表有史蒂文森、布莱尔和迈克尔?斯洛特等。
情感主义作为系统的道德哲学理论是从休谟开始的，他在哈奇森等人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一套与理性主义相对立的情感主义的理论。休谟的道德理论与他的认识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休谟首先驳斥理性作为道德基础的观点，然后通过引用他的认识论的相关内容对道德做出情感主义式的分析。休谟在他的认识理论中区分了印象和观念，他认为印象是直接的感觉经验和心理状态，观念则是通过特定的方式对印象的重构得到的。与之对应，在道德哲学中，休谟把情感分为直接情感和间接情感，直接情感直接作用于我们的感官给我们以刺激，而间接情感则是通过反思和回忆得到的。直接情感属于个人的心理状态，是无法交流，无法被他人感知的，但是间接情感是可以通过同情的机制被共享的。间接情感产生的一种特殊的苦乐感受就是道德基础。比如说当笔者看到一起暴力事件，虽然不是受害者，无法亲身体会受害者的痛苦，但是可以通过同情的理解感知受害者的痛苦，可以设想处在那样的侵害下的感受，通过同情的传递效果，这样的痛苦也会在笔者心中造成一定的痛苦，这样笔者就会产生对暴力的痛恶，这样的对恶的不适感和对善的赞同的感情就是道德感，通过道德感我们可以做出道德判断。
迈克尔?斯洛特借鉴了休谟的模型和当前的心理学研究成果，提出了一种用共情机制来取代同情机制的思路，斯洛特认为共情是道德的基础，在他看来，我们有两种类型的共情，一种是直接的对于苦乐感受的共情，还有一种是对于是否具有共情能力的共情。在斯洛特看来，第二种的共情能力才是道德判断的基础。在上述的案例中，当笔者目睹一起暴力犯罪的时候，并不是因为对于受害者同情而产生痛苦，而是考虑到施暴者并不能体会到受害者的痛苦，笔者对于施暴者不具有共情能力而产生一种寒意，这种对于别人不具备共情能力的谴责和对于拥有共情能力的主体的认同就是道德善恶的判断基础。在这里，笔者并不需要借助于某种特定的苦乐感受和情绪。斯洛特舍弃了休谟观点中模糊的道德感的概念，用心理学的共情感解释了道德产生的心理机制，并且解决了传统的情感主义将道德判断诉诸于苦乐感受会遭遇的反驳――苦乐感觉并不总是与我们的道德判断相一致。因此被视作是当代的情感主义的代表。
（二）情感主义的批评及回应
首先，情感主义没有办法解决规范性的问题。情感主义者认为我们做出道德判断时只是在表达我们的一种情感，不需要预先设定一个正确的道德标准。但是实际上我们做道德判断时，我们都会考虑这样的判断是否正确这样的问题。即使是表达我们的情感，我们也会关心我们表达的情感是否恰当。科斯戈尔德在《规范性的来源》一书提到，对于成功的一个道德理论，它应该不仅能够提供对道德实践和心理效应的解释的完备性，还应该提供规范的完备性。情感主义似乎可以提供解释上的完备性，但是在提供规范的完备性上是无力的。如果我们只是凭借我们的道德感做出了道德判断，我们确实可以一直追问为什么会是这样，而且每一次面临道德选择的时候也会纠结到底是否真的要如此的行动，我们没有办法在一开始就说服我们做一个确定的普遍抉择，也无法逃避内心的情感纠葛。
其次，有些道德评价并不需要依靠情感做出。比如说医生有做好本职工作救助伤病者的义务，而不管医生是否会对伤病者表现出同情还是冷漠，只要医生履行了他的义务，我们就会说他做的是道德的事情。在这里，医生是否有同情和情感既不影响他是否履行他的义务，也不??影响对他的行为的道德评价。在这个问题上，情感失去了做出道德评价的效力。情感主义者可以说，情感本身并不产生义务，但是情感提供是否使义务得到实现的驱动力。也就是说，那位医生救助伤病者的义务也许并不是出于情感，但是他是否按照义务的要求去做则取决于他的情感因素。我们评价他的行为是他是否做出了符合义务的行为而不是他是否有这样的义务。即使他是通过理性认识到他的义务的，他如果没有对于伤病者的同情，或者对工作的喜爱，或者出于对利益的考虑而想要保住这份工作的诸如此类的欲望和情感的话，他根本不会去继续他的本职工作，他完全可以把工作抛诸脑后而做其他的事情。他的义务有其他的来源并不代表我们评价时就必须依照义务的来源来评价他的行为的道德属性。
理性主义者会进一步说，道德的要求并不只是具有义务，而是履行相应的义务，而履行义务的驱动力就是理智上对义务的肯定。情感主义会认为理性主义在这里对理性的能力做了过度的承诺，理性主义者会认为情感主义者对理性的理解过于狭隘。
三、德性伦理学
（一）美德与道德理由
通过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理性主义者对理性主义的辩护策略――引号理论和先天论证的有效性有待商榷，而情感主义对于规范性问题的回避也是不能够令人满意的。理性主义在解释规范性理由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但是在驱动性理由方面则效力有限，而情感主义在提供驱动理由方面有着更大的优势，但是在解决规范性理由方面却也显得力不从心。这主要原因在于将行动作为道德判断的对象。当我们问一个道德行为时，实际上既是在问一个规范性理由的问题，也是在问一个驱动性动机的问题。我们不仅关心为什么应该这样做，还关心到底是什么原因促成我们这样做。以道德行动为探究中心的模式对两者都有提及，但是无法将两者很好整合起来。因此，道德的基础问题需要一种新的解决思路。
休谟在《人类理解研究》中提到，我们对待道德哲学的两种不同方式，一种是像个解剖学家一样以一种科学而冷静的态度细致而深入考察问题的每个细节，对所有复杂的事物做出准确而深刻说明；还有一种是像画家、诗人或者政客一样，通过诗意的表达，动人的技巧和雄辩的口才来教导规劝世人。休谟的说法启发我们关注一种以道德主体作为基本的评价范畴的道德理论――德性伦理学。
毫无疑问，道德的知识扮演的是综合了两种特征的角色，道德如果只关注于道德律令的制定和思辨的论证，那么道德就失去了自身的意义。德性论者就是出于对现状的不满而出现的，主张可以借用德性伦理学的资源解决理性主义与情感主义理论中的一些困难。
德性伦理学可以追溯到伦理学的起源，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中提出区分善恶的方式就是看一个主体是否按照有德性的人行为方式行事，一种品质和稳定的品行。德性伦理学解答道德理由的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德性一词。德性论者认为，单纯的一个行为很难被看作是一个道德上好的或者坏的行为，行为者的行为要看行为者本身的德性来判断。德性是一个稳定的东西，是可以通过培养和教育养成的。通过对行为者主体的判断可以有效避免碰巧做出正确的道德判断的运气成分。斯洛特提出德性伦理学的理论化可以有效避免这种运气的情形出现。
通过将道德的基础放置在德性上，德性伦理学可以将理性和情感的因素都整合在主体的行动当中。如说上面提到过的医生的例子，一个有德性的医生依照德性的要求而做出的行为才是一个善的行为，他会对自己的行为表示认同和欣赏，并且他会正确地做出选择和行为。医生的行为既不会根据其产生的后果来评定，也不会根据医生的动机来评定，而是根据医生是否是一个有德性的人以及是否他的行为是出于德性。
（二）德性伦理学可能遭到的反驳和回应
首先，理性主义者和情感主义者可能认为德性伦理学其实根本就没有解决道德基础问题。德性论者可以回应道：将道德判断的基础从行为转到行为者本身就是一种研究范式的转换，理性主义与情感主义问题的根源在于将探讨的对象搞错了，道德评价是一个综合的评估，既不像依照法律做出判决一样只根据某些行为是否符合特定的条款，也不是看某些行为是否表达和激发了特定的情感。
其次，德性论者对德性的说明可能被认为是一种循环论证。以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为例，因为当我们问什么是善的时候，他会说是人们按照有德性的人的方式去行事就是善。但是当我们问什么是有德性的人的时候，他会说有德性的人就是按照有德性的人行事的方式所行事的人。当我们问什么是有德性的人所行的事，他会说有德性的人所行的事就是有德性的事。在这里有一个没有得到解释的概念――德性。但是亚里士多德在随后的文本中解释了德性的概念并列举了种种德性进行分析和说明，所以，这里并不存在循环论证的问题。德性论者对德性本身有许多解读，本身也有许多划分方式。
再次，德性论者的判断标准似乎是不透明和不彻底的，德性论似乎无法对道德判断和道德行为做出十分精确刻画，它不提供一个清晰透明的决策机制。它提供的解?诉诸于某种私人性的东西，难以成为公共的理由。在这个问题上似乎德性论者很难有有力地回应，这也是德性伦理学的内在困难。但是，就道德现象本身而言，这样的理论更加贴近人类的道德心理和经验，也对我们的道德培养和实践有更好地指导作用。他似乎是休谟理想中的解剖学家和画家的结合体。
第9篇：理性主义的知识观范文
1955年8月海德格尔在法国诺曼底所作的“什么是哲学?”的演讲中,他使用问句“wasistdas———diephilosphie?”(直译“这是什么———哲学?”参见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卷,生活·读书·新知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588注(2)),并强调对此问题的研究和思索应是“希腊的”。他说:“我们的问题的目标乃是进入哲学中,逗留于哲学中,以哲学的方式来活动,也即进行哲学思考(philosophieren)”。[1]就海德格尔强调这一问题的讨论因其是“一个十分宽广的,也即开阔的论题”,所以必须指出“一条能够使我们提出和解决问题的道路”。否则,“当我们问‘什么是哲学’之际,我们是关于(櫣ber)哲学来讨论。以此方式来追问,我们显然是站在哲学之上,也即站在哲学之外。”[2]海德格尔认为,在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以后,自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经过笛卡尔、康德、黑格尔到马克思、尼采,也即在海德格尔之前整个西方哲学对“什么是哲学”这一问题,无论就其提问的方式,还是就其内容来说,都未能真正“进入哲学逗留于哲学中”,或者说,都始终未能切入问题本身。wwW.133229.COm海德格尔何以如此重提“这是什么———哲学?”这一难题?他是怎样追问的呢?他的说法有道理吗?其根据又何在?总之,哲学在他的视界中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呢?
一、(“什么是哲学?”)“问题本身就是一条道路!”[3]
与传统的形而上学不同,海德格尔强调“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以一种以自身的认识为目标的问题(哲学的哲学)。此问题也不是一个致力于认识所谓‘哲学’的起源和发展的历史学问题。”[4]而是关于决定着西方-欧洲历史的此在(dasein)的这个历史性的问题,是一个命运性的问题。与诸科学(学科)不同,哲学不是关于事情的认识,而是事情本身的运动。甚至黑格尔所说的哲学以自身为对象,自己认识自己,在海德格尔看来也难以把握哲学的真谛。
海德格尔一反传统“哲学是什么”问题的提问方式,他开门见山地指出,我们追问“什么是哲学”,“问题本身就是一条道路”。[5]与其说我们在提问“什么是哲学”?不如说我们是进入哲学,行进在“哲学”(ιλοσοια)的道路上。海德格尔反对“把‘哲学’当作一个用滥了的名称来使用,而是从其源起处来倾听‘哲学’这个词,那它就是:ιλοσοια”。哲学(ιλοσοια)“这个希腊词语作为希腊词语乃是一条道路”,[6]真正说来,追问哲学是什么?便是行走在这条道路上,这条道路既在我们的眼前又在我们的身后。说其在眼前,乃是因为作为“一条道路”的希腊词语的ιλοσοια(哲学)长期以来就已经先行向我们说话了,进一步说,当我们在语词中寻问着哲学是什么,语词本身就已在我们之前先行了。说其在身后,则是因为我们总是已经听和说了哲学这个语词,甚至在我们说哲学之前,我们亦听出了语词本身。由此看来,与其说是我们在追问“什么是哲学”,还不如说是哲学在追问我们,ιλοσοια(哲学)“这条道路”不断地拷问着我们:有无误入迷途?是否行进在光明大道上?或者说,哲学通过我们(哲学的动物)这类不断地追问着自己,以求显明自己。所以,海德格尔说,“ιλοσοια个词语告诉我们,哲学是某种最初决定着希腊人的生存的东西。不止于此———ιλοσοια也决定着我们西方-欧洲历史的最内在的基本特征。”[7]不是希腊人占有了哲学,不是西方-欧洲人占有了哲学,不是我们占有了哲学。而是相反,是哲学首先占有了希腊人,占有了西方-欧洲,占有了我们,哲学在“哲学是什么”的追问中,展开自己的道路并让我们行进于其中,从而得以展开自己。海德格尔通过对“哲学”的希腊语词“ιλοσοια”的探源,通过对哲学自身的倾神贯注,寻觅出一条倾听“哲学”话语的一条道路,或者不如说,这种“希腊的”、“哲学的”方式的发现本身就是通往哲学本身的一条道路,为我们由哲学之上或之外进入哲学中、逗留于哲学中,扫清了道路。在此,我们不禁自问,当我们沿着海德格尔所示的这条道路而进入哲学之中,逗留于哲学中倾听ιλοσοια话语,我们是否还会像历史学(historisch)那样致力于认识哲学的起源和发展,或者像物理学研究那样,将哲学视为一个外在于我们的对象进行所谓客观的把握,抑或是像心理学那样将哲学研究看作一种主观的心理活动意识活动?显然不会的,至少,我们将不会再把对“哲学是什么”的追问置于主客二分的视界中的那种传统的形而上学的方式或做法视为理所当然的事了。因为,我们相信问题本身就是一条道路!
二、“也许有一种思想,它超出了理性与非理性的分别之外”。[8]
既然我们对“什么是哲学”的追问其问题本身就为我们敞开一条道路,那么,我们讨论的道路必须具有某种方式和方向,进一步来说,“哲学所探讨的东西是与我们本身相关涉的,触动着(noustouche)我们的,而且是在我们的本质深处触动我们的”。[9]海德格尔反对那种让哲学高高在上,远离人的生活、远离现实世界,进而把哲学变成少数专家的专利使之成为无根源的思想抽象物,在他看来,应从我们自身、从现实生活之中去把握“什么是哲学”这一问题。
“但哲学岂不由此成了感受、情绪、情感方面的一个事情么?”海德格尔扪心自问。哲学无法逃避非理性的东西,但却不能把哲学规定为非理性的,“因为不论谁想把哲学规定为非理性的,他都是把理性当作划界的尺度,而且,他又把理性假定为不言自明的东西了”。[10]海德格尔对非理性主义的批判很是切中要害,他说,“非理性主义只是理性主义明显的弱点与完全的失败,因而自身就是一个这样的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是从理性主义中逃出的一条出路,这条出路却不引向自由。”[11]理性主义无能为力的事情,在非理性主义的避难所里同样也找不到解决的办法,“非理性主义唱的是理性主义的对台戏”。[12]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海德格尔指出,“情感,即使最精美的情感,在哲学中也是没有地位的”。因为,“情感是某种非理性的东西。”[13] 海德格尔并不否定西方传统的理性主义在哲学上的地位和作用。但是,在海德格尔看来无论是理性主义,还是非理性主义都未真正触及“哲学是什么”这一问题的真谛,更是无力回答和解决这一问题。他说:“理性主义盲目以待的东西,非理性主义也不过眄顾而言罢了”。[14]
海德格尔对于理性主义的指滴,植根于他的一种深深的担忧,在他看来,如果人被看成“animalrationale(理性的生物)”,用固定、死板的理性观念,对待世界、历史和社会,就会破坏、中断生活之流而导致对存在本身的遗忘,最后造成人的无家可归状态,从而最终失却世界。正因如此,西方哲学在理性主义的不断扩张的过程中,不但没能步入“哲学是什么”“这一道路”之中,为人类寻得能在其中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反而“把思变成哲学,把哲学却又变成知识而知识本身又变成学院及学院活动中的事情……,在出现如此了解的哲学的过程中,知识产生了,思却消失了。”[16]由此而来的是技术性的东西,表象的、逻辑的、理性的东西充斥市场,这种理性的、表象的、计算性的思维会淹没哲学、淹没真理、淹没本真的存在。正因如此,在海德格尔的憧憬中,“将来的思不再是哲学了”,不再是传统的形而上学了,不再会像“黑格尔所要求的那样放弃‘爱智’这个名称而自身变成绝对的知这样形态的智慧。”[17]
既然,在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之传统的形而上学的视界中,对“哲学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对人类精神家园的寻觅,只能望洋兴叹。因此,就要进行严肃认真的“解构”(destruktion)工作。通过这种艰苦卓绝的“解构”,我们可以期望返还或寻找到一种超越于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之争的思想,“也许有这样一种思想,它超越了理性和非理性的分别之外,比科学技术更要清醒些,因而也能作清醒的旁观,它没有什么效果,却依然有自身的必然性。”[18]由此可见海德格尔的良苦用心,他想通过对传统哲学的积极有效的“解构”,甚至通过“反哲学”,而最终让哲学步入正大光明道路,为人类寻求精神家园。在此过程中,人将不再外在于自身的存在而执迷不悟,而将迷途知返,哲学将不再在哲学之上或之外一意孤行。
三、“哲学就是响应于存在者之存在”[19]
海德格尔对“什么是哲学”的提问,无论在其形式上还是在其实质内容上都一反传统。但是,另一方面,海德格尔却比传统的形而上学更为“传统”。他认为“哲学就是希腊文意义上的ιλοσοια。因此,只有当我们保持与哲学传统伟递(亦即释放)给我们的那个东西的对话时,我们才进入响应,也即获得对我们的问题的回答”。[20]如前所述,希腊文ιλοσοια即“一条道路”,那么,当我们追问什么是ιλοσοια时,就必须踏入此道,在此道路中,通过这种道路与哲学传统保持连贯,运行在哲学传统的传递之中,面对并接受传统的生命能的释放。这样,我们就能保持与哲学传统交付给我们的那个东西的对话,我们才进入响应,才能获得对我们追问的回答。
进一步说,ιλοσοια这条道路对于我们的问题的回答,不是抛弃历史,不是与历史的断裂,“而是对传承下来的东西的据有和转换。这种对历史的据有就是我们所谓‘解构’(destruktion)的意思”。海德格尔所说的解构与其说的摧毁、破坏,不如说是清除和净化。通过解构,就是要清除、肃清和撇开那些关于哲学史的纯粹历史学上的陈述。“解构意昧:开启我们的耳朵,净心倾听在传统中作为存在者之存向我们劝说的东西。通过倾听这种劝说(zuspruch),我们便得以响应了”。[21]解构是为了扫清道路,净化我们的心灵、思考,让我们专心致志于倾听,用自己的耳朵去静听在传统中通过道路的延伸而来的“存在者之存在”向我们的劝说,以响应存在者之存在。
希腊词哲学ιλοσοια源于ιλοσοιs,后者大约为赫拉克利特所创造,一个ανηpιλσοφο热爱着δοδν的人,即“以逻各斯方式去说话,即响应逻各斯。这种响应就是与σοσν相协调”。按海德格尔的解说,δοδν说的是“eνⅱανια,即‘一(是)一切’,这里,‘一切’意指:ⅱ偄νιαια彲νια,即存在者之整体、总体。“ev,即一,意指:一、唯一、统一一切者。但一切存在者都是在存在中统一的。这个σοσν是说:一切存在者在存在中。更明确地说:存在是(ist)存在者。在此,‘是’当作及物动词来使用,其意如同‘聚集’(versammelt)。存在把一切存在者聚集起来,使存在者成为存在者。存在是聚集———即λσγοs(逻各斯)”[22],在海德格尔看来,赫拉克利特把ev(也即把存在者之存在)称为逻各斯(λσγοs),也即存在者之存在,逻各斯(λσγοs)的提出,代表了赫拉克利特在场中洞察到聚集着统一着并且遮蔽着的本质”。也即“响应于存在者之存在”。赫拉克利特的统一“一切的一”的逻各斯,响应着存在者的存在维系着整个西方的命运。
“哲学就是响应于存在者之存在”,这种响应固然是我们的居所,但它只是偶而才成为一种特别地为我们所接受的自行展开着的状态。海德格尔认为,赫拉克利特和巴门尼德以后,“对σο幃v,对‘evⅱ偄vια’[一(是)一切],对存在中的存在者的渴求,就成了这样一个问题:就存在者而言,存在者是什么?”而不是就存在者之存在,追问使(让)存在者存在起来的存在。从而遗忘了存在本身。这样思考蜕变为哲学,“现在,思想才成为‘哲学’了”[23]。柏拉图的ιδξα和亚里士多德的ξvξpγεια(现实),康德的先验统觉,黑格尔的绝对知识,胡塞尔的意识主体性,尼采的强力意志等,其实都是存在之存在者的在场。但是,传统的形而上学,直至胡塞尔都“没有追问存在之为存在(seinvalssein),亦即没有追问如何可能有在场性本身这样一个问题。因此,导致了“思变成‘哲学’,把哲学却又变成知识而知识本身又变成学院及活动中的事情……”的发生,哲学产生了、知识发展了,思想却消失了!虽然,我们进入“响应”的居所一直都保留着,但却始终处于锁闭状态。现在我们追问“什么是哲学”,就是要开启被传统形而上学的锁闭、遮掩的居所,使它不再仅仅偶而才自行展开为我们所接受。进一步说,就是要敞开存在者的存在,让存在自行解蔽。这样,我们使进入了响应,进入哲学(λοσοια)这条道路,倾听λοσοια话语。
“哲学就是响应于存在者的存在”但是只有在其自行展开并扩建着这种展开之际,哲学才是这种响应。在此,“‘响应’意味着:从存在者之存在而来被规定,即etredispos埁’dis-pos埁的字面意义是被分解、被澄清,并由此而被置入与存在者的关联中。”[24]哲学响应于存在者的的存在其方式是道说(sagen)合辙于存在者之存在。在言说中响应于存在者的存在,倾听存在的劝说,而协调于存在者之存在。“响应必然地和始终就是一种合辙的响应”。[25]何谓合辙?海德格尔用被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赞叹为哲学家特有的惊讶情绪,来注释合辙。在海德格尔看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强调哲学发端于惊讶,乃因其惊讶于存在者,惊讶于存在是什么,受此惊讶驱动便开始了哲学活动。“惊讶承荷着哲学,贯通并支配着哲学”[26],“惊讶乃是παθοs,我们通常把παθοs译为情绪、情绪的迸发”,惊讶与遭受、承担、负荷、共生和得到规定等联系在一起,进一步说,必须把παθοs理解为合辙[27],我们在惊讶中蓦然回首,面对着自己、约束着自己,仿佛从存在者存在那里退回来,同样正是在这种惊讶中好像被拉回和系执于它所退出的地方。作为合辙的惊讶就是一种倾向,在此倾向之中并响应这种倾向,这样,“存在者之存在自行开启出来。……在其中,希腊哲学家获得了与存在之存在的响应。”[28]但是,在海德格尔看来,笛卡尔以其“对在任何时候都可获得的认识的绝对确定性的信念为调音,合辙着存在者之存在,这种调音就是一种παθοs(惊讶情绪),从而是近代哲学的αρxη(开端)”,但是,它是就存在着存在而言存在者究竟是什么,其“certitudo于是就成了那种对ensquaens(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确定”[29],从而掩盖了对存在者之为存在的存在之响应。海德格尔认为笛卡尔以降到黑格尔,还有后期的谢林,整个近代哲学,包括马克思、尼采,都未能真正响应存在者之存在。“我们今天的思想还没找到它的清晰的道路”。尽管,海德格尔指出现当代西方历史发展中,“推理的表象和计算”成为思想特性,但他还是看到了哲学的未来本质和希望,他说,“哲学以响应方式存在,响应乃是与存在者之存在的声音相协调。此响应乃一种言说。它效力于语言。”本来“响应”(ent-sprechen)与言说(sprechen)就是同根同源,真正说来,语言并非思想的表达工具,对语言不可以唯名论的眼光去看待,不是语言效力于思想,而是思想效力于语言,“作为响应的思想效力语言”[30]。海德格尔最终在语言中为思想找到了家,哲学在言说和响应中栖居。
四、“什么是哲学”?
“什么是哲学”的追问是不朽的,其实这一问题的回答,永远只能是问题本身,这一追问便是通往解答的道路,而这条道路的不断延伸就是答案。具体地说,由什么是哲学的追问而引发的对问题的关切、投宿,由这种惊讶生发出与存在者之存在的合辙,唤醒对存在者之存在的响应,所有这一切的一切都源自存在者之存在。“什么是哲学”的追问把我们引向存在者之存在,而当我们响应于存在者之存在之际,我们便进入哲学之中,行进在存在的康庄大道。在此,我们不再因把哲学看作像历史学、物理学、心理学等那样的学科以一比高低而烦恼,不再为主客的界限划分及统一而操心,也不再为设置、夸大理性与非理性各自的特权及区别而担忧。由此,从传统的形而上学中走出来,而步入哲学,深入存在。这恐怕正是海德格尔重提“这是什么———哲学?”这一问题的关键之所在。
海德格尔重提“什么是哲学”在于,他深谙自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以后,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到康德、黑格尔直至尼采,整个西方哲学发展的症结所在以及这种症结与人的存在危机之间的关联。也即以存在者(toon,ens,dasseiende)掩盖了存在者之存在(toeinai,esse,dassein)而遗忘了让存在者去存在的存在,从而埋下了人的存在危机的祸根。传统的形而上学乃至整个近代西方哲学,其主要旨趣只在于:追寻并去确定世界本质。在对人的本质与世界的本质及对人和世界的关系的寻问中,生发出以表象性和计算性思维为其主要特征的理性和科学,并试图通过理性和科学把握乃至驾驭人与世界及人和世界的关系。传统的形而上学在扯断自己的根基的同时,却为自己另行寻找或虚构出一个聊以的“根”,一个能够给人以存在价值和意义的绝对者。这个绝对者,也即宗教神学的上帝,绝对唯心论的绝对理性,形而上学唯物论的物质等等。这样,人的存在,便成了由这个绝对者所安排出来的一个特殊事例了。由此看来,随之而来的关于(櫣ber)人的存在的种种怀疑、危机,可谓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在这种主客对执对象性的旨趣的支配下,在西文文明发展的进程中,人逐渐地从世界中脱离出去,从人的存在本身脱离出去,直至到现代人扯断了自己的根基,而遗忘了存在本身这一回事情,而造成存在本身的异化,导致整个人种的生命力的衰减。
面对现代人遭遇的困境,海德格尔作为一个颇赋使命感的思想者,一个严谨的哲学教授,他将眼光投向了人的存在自身,他将希望寄托于对存在者之存在的开启和寻找之中,他严肃认真地重提“什么是哲学”的问题。他试图通过对存在进行严峻、深沉、本真的冥想,以完成彻底改造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任务,开辟一条通往人的存在本身的新途径,以期唤醒人们身上真实的存在。海德格尔所追求的哲学事业是成功的,他在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之后西方文明陷入恐惧、颤抖、迷茫之际,给出一种新路径即回到人的存在自身;他在西方传统哲学陷入理性与非理性对执、思想混淆之际,对“什么是哲学”加以重新把握并对“什么是存在”加以诠释,并由此返回其源头,指明了哲学的新方向:“哲学就是对存在者之存在的响应”!从而道明了思想的新途径。正如威廉·巴雷特所说:“海德格尔已经彻底改造了我们对西方历史的整个看法,将来的历史课本可能会按他的历史真实性的思想撰写,就好像过去几代人中,历史课本是按照黑格尔的思想撰写的一样。”[31]
海德格尔哲学事业同时却又充满了艰难和矛盾,这既有他所面临问题的复杂困难性因素,也因他个人的风格所致。尽管海德格尔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理性与非理性之争,不为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各自片面性所困,并试图用概念、范畴去透视和把握人的非理性的存在,并最终发展出诗化的哲学。但是,他自己竭力反对的传统形而上学的主体性,始终像一个幽灵一样缠绕着他,不论海德格尔怎样努力也都无法彻底摆脱它。一方面,与非理性主义哲学家相比较,海德格尔失却了鲜活和生动。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西方哲学史上没有哪一个思想家像他那样深深地扎根于日常生活,并以其思想的厚实还给我们思想以根基。但是,在穿过海德格尔充满了“人性”和活力的“什么是哲学”这条道路之后,我们仍然感到需要有一个新的克尔凯郭尔来把活血抽回到海德格尔的此在这一存在论的骨架中去(威廉·巴雷特语)[32]。另一方面,与理性主义相比,海德格尔失却了理性的透彻及其给出的希望和信念,海德格尔解构传统形而上学,反对理性的表象性和计算性特征,并能超越于其上,本意是给人以新的希望和道路。但是,行进于海德格尔的“什么是哲学”“这条道路”之中,不是感到更安全、更有希望了,而是颇有茫然之感。无怪乎英美哲学家大多对海德格尔哲学中所流溢出的晦涩、艰深、神秘表现出他们的愤懑。然而,所有这一切并不影响海德格尔的伟大及他对后世的深刻影响,在今天,人们已无法真正绕过海德格尔所呈现出的“什么是哲学”这条道路。
什么是哲学?哲学是没有终结的,尽管哲学在其自身发展中,不乏亚里士多德、黑格尔、海德格尔这些伟大的时代哲学的终结者。哲学总是在其自身“终结”处又重新开始自己的崭新途径,就像一旦有谁给出,“哲学是什么!”的断论同时,“什么是哲学?’的追问便油然而起,终点即起点,起点即终点,哲学就是无尽的圆圈。让我们沿着海德格尔言说“这条道路”,“响应着存在者的存在”,追寻末竟的哲学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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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熊伟、王庆节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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