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知识点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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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新闻传播知识点范文

关键词：电视知识分子；研究现状；研究困境；未来发展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3）03-0054-07

我国有关电视知识分子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1997年1月24日《南方周末》以《知识分子与大众传媒：爱与恨的纠缠》为题编发的三位学者的文章，至今已经整整15年了。无论是在当代知识分子研究还是传媒文化研究中，“电视知识分子”作为知识分子的一种新类型，都越来越受到关注。作为新闻传播学这一领域的研究者，我们在看到取得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目前在研究中存在的困境，思考未来电视知识分子研究的发展方向。

一、电视知识分子的概念界定及研究背景

1.电视知识分子的概念界定

“电视知识分子”是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在批评电视固有的弊端时提出来的，意指那些热衷于在电视上露脸的一部分知识分子。然而目前我国学界尚没有一个关于电视知识分子的权威定义，结合15年来我国电视知识分子的研究成果，本研究对它作如下界定：

电视知识分子，主要是指经常出现在电视上同时又非专业电视从业人员的知识分子，他们作为特邀专家或嘉宾解答电视观众的问题，或者就某一社会热点问题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发表见解，多为大学教授、研究员等，属于高级知识分子阶层。

我们可以对这一定义作进一步理解：

第一，“电视知识分子”是那些经常上电视但又非电视媒体内部从业人员的人。

第二，从功能上看，知识分子上电视，多是就社会问题发表看法或传播知识，这是他们介入媒体的价值所在。

第三，从身份上看，在电视上发言的知识分子一般为大学教授、研究员，这是电视媒体邀请他们最看重的身份标签，也是这部分知识分子能够频繁出现在电视上的资本所在。

在我国早期的研究中，“电视知识分子”被等同于“屈服于电视的知识分子”，这其实是忽略了电视知识分子所继承的知识分子利用大众传播媒介对公众进行启蒙的重要传统。在西方，利用电视这个现代媒体进行思想传播、启迪公众的重量级知识分子大有人在，如萨特、罗素、布尔迪厄。当然，由于知识分子介入电视是个新现象，这个概念的褒贬内涵也就尚在争论中。就我国而言，这一概念经历了一个从早期的贬义色彩到现在的中性色彩的转变过程。

2.电视知识分子的研究背景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电视刚刚普及之后，就出现了函授性质的电视教学栏目。这应该算作我国知识分子与电视媒体的早期接触。进人90年代之后，国外“脱口秀”节目被引进，谈话类节目风靡一时。于是，一些知识分子渐次走上电视，这类节目在精英学者和普通大众之间架起了一座非常有效的沟通桥梁。伴随着这样的过程，电视知识分子群体开始出现了。

随着观众对文化需求程度的提高以及电视媒体对收视率的强烈追逐，电视知识分子越来越多地以各种方式参与到电视节目中去。到2006年，知识分子与电视的亲密接触达到了顶峰，这一标志即是《百家讲坛》的火爆一时。《百家讲坛》作为“明星发射塔”，先后推出阎崇年、刘心武、易中天、于丹、王立群等多位“学术明星”，其气势之大、来势之猛，前所未有，这也标志着中国电视知识分子的日益成熟。

在电视媒介强大的影响力面前，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走出了“象牙塔”，走上电视屏幕，显声留影，传播自己的学术成果或社会主张。这是一个传媒对接学术的时代，也是学者易成明星的时代。新的传媒时代提出了新的时代课题：知识分子是应该坚守他们传统的学术操守，冷坐书斋，还是应该勇敢地走上电视，成为“文化传教士”？在人文知识分子日益边缘化的今天，究竟是什么成就了这些文化明星？在物欲横流的时代里，知识分子纷纷“触电”的表象背后又隐藏了什么？《百家讲坛》红火之后，国内对电视知识分子的研究也逐渐增多，这无疑为中国当代的电视知识分子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研究背景和研究课题。

二、中国新闻传播学中电视知识分子的研究现状

对“电视知识分子”现象的关注，最早可追溯到1997年1月24日的《南方周末》。随后何东在1997年第5期的《天涯》上发表《电视“知识分子”》，周安华在1998年第2期的《文艺争鸣》上刊登《论中国“电视知识分子”》。随着《百家讲坛》“造星运动”的进行，国内关于“电视知识分子”的研究也相应多了起来：如时统宇的《试论电视知识分子》和《电视知识分子的前世今生》（1-3）、李兴亮的《知识分子与电视的关系新论》、刘艳臣的《中国电视知识分子状况浅析》、黄宁的《电视知识分子的传播逻辑》、胡畔的《解析电视知识分子现象》、吴世文的《试论我国电视知识分子的公共事务参与》、郑萍的《论中国电视知识分子的特殊性及其作用》等。2007年，《中国传媒报告》第4期发起了以“媒介、知识分子与公共性”为中心的学术专题讨论，掀起了国内讨论知识分子与传媒关系的一个小。

在学术专著方面，目前颇值一提的：一是陈媛媛的《社会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媒介形象研究》，该书第一次较深入地分析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所呈现出的媒介形象，其中探讨了知识分子媒介形象呈现社会语境、主要方式、形象内涵以及制约机制。该书将对知识分子的研究深入到定性与定量两种方法的使用上，将西方理论与中国社会现实结合起来，可认为是在这一领域的开创性著作。二是牛慧清的《中国知识分子与电视媒体关系研究》，这可以说是目前为止关于知识分子与电视关系方面研究的比较规范的专著。书中对知识分子介入电视的动力机制进行了分析，指出知识分子介入电视的两种互动模式：历时主导模式和共时主导模式。对知识分子介入电视这一行为所产生的异化倾向，作者也给予了深入的剖析，并探讨了知识分子与电视可能的良性互动。

总体说来，这些论文及著作均以知识分子与媒介关系为中心，从不同角度切入，论述当今媒体时代知识分子与电视的关系现状及存在问题，总体基调是批判性的。

在对电视知识分子的研究中，关于“学术明星”的研究占据其中相当大的比例。“学术明星”是指在学术界有一定声望的学者通过在大众媒体（尤指电视）上面向大众展示形象、传播文化知识，从而成为人们所熟知并产生明星效应的知识分子。“学术明星”作为电视知识分子日渐成熟的标志，成为学者们探讨的热点。以“学术明星”为关键词研究这一现象的文章，较有价值的如颜敏的《学术明星的崛起与人文知识分子的现实定位》、阎翠静的《浅析大众文化背景下的“学术明星”现象》和《从学术明星现象看大众文化的回归》、柯婧的《学术明星与文化快餐风潮下的符号暴力》、章芝羚的《学术明星：文化传播与大众传媒对接的产物》、李倩倩的《对学术性节目与“学术明星”的思考》、惠东坡的《“学术电视”需要“学术明星”――以央视“百家讲坛”为例》、许闹的《透视知识分子的“学术明星化”》等。至于其它以“易中天”或“于丹”为个案，探讨学术明星现象的较有学术价值的文章更是数以百计。

在对电视知识分子的关注上，形成连环重磅效应的是《当代传播》杂志。就在2003年，即《百家讲坛》调整策略，收视率开始回升的当年，《当代传播》便在第2期推出郭五林的文章《教授走进电视直播间的学理思考》，接下来，此文章便如引玉之砖，引起了后来学界的一连串讨论，陈力丹在2004年第2期的《当代传播》针对郭五林的文章抛出《教授走进电视直播间的学理追问》，紧跟其后，黄顺铭在2005年第3期的《当代传播》上发表《“教授走进直播间”与“布尔迪厄式批判”》。2006年第1期的《当代传播》中，党生翠的文章《“公共知识分子”、“传媒知识分子”与“节目专家”――传媒时代知识分子与大众传媒关系探析》再次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可以说，在对学者与电视的关系的敏感度上，《当代传播》是走在前列的。

我国新闻传播领域目前对电视知识分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从电视知识分子现象产生的原因人手，认为现代传媒的媒介特性是电视知识分子产生的客观条件，而大众的时代及文化需要是电视知识分子产生的根本原因。“易中天的崛起完全是电视的功劳，易也写了许多相当有趣的著作，却并不流行――电视的平台将易中天变成新的偶像……没有电视，就不可能有易中天的火爆。”

第二，从学术角度分析电视知识分子现象。认为在电视知识分子那里，学问实则已经变成敲门砖。一旦敲进了名利之门，知识分子一贯秉承的学术追求便被丢到了脑后。也有不少学者认可电视知识分子现象，认为这是连接知识分子与大众的有效途径，是学术大众化的有益尝试。

第三，从文化角度分析电视知识分子现象。这类文章所占比例较大，因为电视知识分子现象首先无可争议的是一个新文化现象。它的出现，是中国文化在社会转型期所表现出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有其特殊的文化意义所在。

第四，对电视学术明星现象存在问题的反思。对于一时火热的学术明星现象，很多学者也进行了冷思考，表达了他们对这一现象可能潜在的负面作用的忧虑。如李倩倩认为，电视知识分子与歌星、影星不同，其特殊的学者身份，加上他是以科学文化知识或思想为手段来服务公众的，这必然使得他所产生的影响难以估量。电视知识分子应该深深地思考，如何才能扬长避短、避免可能发生的负面影响。另有学者在反思学术明星现象时，提出了“知识分子”与“知道分子”、“书斋学者”与“明星学者”的区别，并对这一伴随电视媒体而出现的对知识分子的区分现象进行了考量。“乐观派”认为：“当今语境的“‘知道分子’可以说是‘知识分子’传统角色在现代传媒社会中的一种变身”，而“悲观派”则认为，“教授是电视台的工具性符号”，部分知识分子以“上镜率”和“收视率”来获得附加资本，并扰乱学术自身的游戏规则。出于如何更好地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的考量，有学者提出要建立公共电视台，认为当下在我国消费文化“一统天下”、精英文化淡出历史舞台的问题症结在于公共电视的缺失，这的确不失为一个思考未来发挥知识分子作用及使命的一个方向。

三、新闻传播学中电视知识分子研究的困境之围

1.中西知识分子概念界定的不同

“知识分子”一词的最早来源有两个，一是来自19世纪的俄国，当时一批与主流社会有着疏离感、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特别是道德批判意识的群体，被称为“知识分子”。二是来自19世纪末的法国。在1894年的德雷福斯事件中左拉、雨果发表了《知识分子宣言》。后来这批为社会正义辩护、批判社会不正义的人士就被他们的敌对者蔑视地称之为“知识分子”，它同样是指那些受过教育、具有批判意识和社会良知的一群人。

从以上两个源头发展下来，到目前为止，西方学者对“知识分子”的看法也不尽相同，主要有曼海姆的“自由漂移的知识分子”论、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论、萨义德的“业余知识分子”论、福柯的“普遍与特殊知识分子”论、鲍曼的“立法者与阐释者”论。这些理论各有特色，但基本上都将社会良知和批判精神视为知识分子最具特质的内涵，这是和西方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一脉相承的。

“知识分子”一词被引人中国后，我国出版物和学术界对它的界定更是各式各样。1989年版的《辞海》中的解释是：知识分子“是有一定科学文化知识的脑力劳动者，如科学工作者、教师、医生、编辑、记者等”。《社会学百科辞典》认为：“知识分子是有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以依靠脑力劳动获取报酬为其主要生活来源的社会阶层。如科学工作者、医生、教师、记者、文化工作者等。”从这两个定义不难看出，我国更注重从知识水平方面来框定知识分子。然而，随着国民整体文化水平素质的提高，简单地以文化程度的高低界定知识分子，未免过为宽泛。牛慧清在其专著中这样界定：知识分子“主要是指受过高等教育，在自己所属的专业领域内取得一定声誉并在社会上产生一定作用和影响的人士”。这个定义比较切合当今中国的实际情况。

所以，在中西不同的社会语境下，其对“知识分子”概念重心的强调是各不相同的。与中国学者强调知识分子的“知识性”不同的是，西方学者更看重知识分子的道德超越性和社会批判性。“知识分子”概念的不同内涵，直接导致了中西对“电视知识分子”概念理解的不同，这样，虽然使用的是同一个词，但研究对象及研究内容却不尽相同。由于西方对电视知识分子的研究早于中国，本应多向西方学习的中国学者却往往在具体借鉴时产生概念或范畴上的困惑。这样，中西的电视知识分子研究仿佛走的是两条不同路线，偶有交叉却只能各奔前程。

2.理论的本土化问题及与本土理论的结合与矛盾

“知识分子”一词原本就是个舶来品，无论是西方的知识分子理论还是电视知识分子理论，其成熟度都高于中国。因此，中国学者一直致力于引介西方理论的工作。然而，任何西方的理论一经介绍到中国，就必然要开始其本土化历程，结果只有两种，要么最终变为我们自己的话语，要么在本土化的过程中逐渐消弭。中国的电视知识分子研究者也必然要面临一个外来理论本土化的问题，这即是萨义德所说的“理论旅行”的结果。

西方的知识分子理论当然是根植于西方社会和文化背景之中的，因此，西方知识分子理论天然地是与社会批判意识及与统治阶级的不合作态度为前提的。我们看到西方的知识分子理论几乎无一例外地强调要保持知识分子个人的独立性与超越性（除后现论中的一些悲观论调），他们更注重从道德方向来界定知识分子的性格特征，保持昂扬的战斗姿态成为知识分子不变的人格剪影，他们对知识分子的这一观念自然就移植到了对电视知识分子的研究中。比如法国学者德布雷最早关注到大众媒体时代的知识分子，他运用媒介学的角度和方法研究知识分子，著有《教师・作家・名流：近代法国知识分子》。他认为在1968年以后，知识分子开始转向大众媒介，在大众传媒时代，知识分子的代表既不是“教师”也不是“作家”，而是频频出现于电视屏幕的与其他流行报刊的“名流”，成为“追逐名声的动物”。他将“五月风暴”后走向媒介的知识分子称作“名流知识分子”，他们通过媒体获取名声和资本，他们的言论不是激发而是限制了公众独立的判断和表达。这个时代，知识分子所谓的“成功”取决于与媒体的接近程度以及利用媒体所获得的文化资本的多寡。

而就中国来说，知识分子的现状有其自身的文化原因和社会背景，而且中国媒体“喉舌”的性质也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不可能如西方那样决绝地与电视保持不合作态度，甚至可以在电视上批评电视（如布尔迪厄）。就现阶段来说，中国知识分子多以嘉宾、专家、文化讲师、策划人或时事评论员的身份介入电视，这就决定了他们必须以“合谋者”的身份参与电视节目。既然中国具有与西方不同的文化语境与媒介现实，对西方理论的简单移植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理论嫁接的痕迹，未必能分析中国的电视知识分子问题。中国的研究者们如何合理地借鉴和利用西方相关理论，却也是个难题。

从另一方面讲，中国其实也有自己源远流长的知识分子理论。如余时英、许纪霖、杜维明、钱穆等，都先后著书立说，剖析中国知识分子的源头、特征、结构、功能等。其中，余英时在他的《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更是鲜明地指出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已具有了现代西方意义上的公共性，士这一层在中国古挥了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士阶层与西方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在精神气质上是相通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电视知识分子的研究者们，如何结合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新特征，从而恰当地将本土知识分子理论运用到对电视知识分子的研究当中，并合理借鉴本土化了的西方知识分子理论，适当协调这不同语境中的理论矛盾，从而找到恰当的理论视角去透视中国的电视知识分子现象，这还有一个长期的理论磨合之路要走。

3.研究方法的缺陷与不足

方法是我们研究某一问题的视角或工具，方法决定了我们透视问题的深度和广度。通观目前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视野下的电视知识分子研究，方法论上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三：定性较多而定量不足、个案较多而综合不足、跨文化研究不够。总之，研究方法较为单一。

第一，从目前公开发表的文章或著作来看，定性分析较多，定量研究却很少。研究者多是就目前电视知识分子现象的某一点进行简单思辨，从而提出一个问题或得出一个简短结论。这种空中楼阁式的研究方法不利于理论的归纳或提升。当然，问题决定方法，知识分子理论无论是西方还是在中国，都已相对完善和成熟，对理论的借鉴必将成为电视知识分子研究的主要方法，但是，电视知识分子毕竟是一个新的社会文化现象，新的现象决定我们应当适当采用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现象研究如果能建立在新的调查实践结果的基础上，必将会使新理论的得出顺理成章。

第二，国内电视知识分子研究的另一特点是个案研究较多，综合性研究较少，理论提升不足。个案研究也多集中于对《百家讲坛》中所谓“学术明星”的研究，跟风研究色彩明显。

过多的个案研究，使得研究成果总体看起来琐碎而表浅。从数量来看，综合性的研究明显少于个案研究，这就使得目前我国的电视知识分子研究缺乏宏观视野和理论高度。

第三，跨文化研究不够。跨文化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共时性或历时性的对比，寻找差异和不足，以便能更有针对性地提升研究效率、丰富研究成果。跨文体研究要注意探讨不同国家、不同研究领域中的相关话题，以清晰的国外研究或其他学科研究为背景，全面观照我们新闻传播学的电视知识分子研究，以期研究视野的拓宽和所得结论的客观。而就目前来看，我国对西方电视知识分子的研究明显不足，使得我们的研究往往是沉浸于自说白话的满足中。

四、新闻传播学中电视知识分子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

1.理论研究的三步走

目前中国的电视知识分子研究的理论背景有两种：西方知识分子理论和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理论，而且西方理论也还存在一个本土化的问题。只有在结合了中西方关于知识分子的理论精华、并将其融会贯通，才可能从正确的视角看待我国新文化背景下的电视知识分子现象，才能对电视知识分子的出现原因、社会功能、存在问题及未来前景等有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与预期。因此，未来的电视知识分子研究的理论把握，必然要经历三个阶段，即理论研究的三步走：第一，掌握西方知识分子理念的精华。西方的知识分子理论虽然相对成熟，但其内部却非铁板一块，而是一个有着不同观点和范畴的庞杂体系。中国学者要发扬“拿来主义”精神，在吃透这些理论的基础上，找出能为我所用的精华部分。第二，进行西方理论本土化的工作。理论提供的只是一种研究视角，既然研究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现象，当然要从符合中国实际的研究视角出发，得出的结论才具有说服力，因此，将西方理论进行切实的本土化改造，使其能够成为分析中国问题的得力工具，是我国当代学者必须要面临的现实难题。第三，与中国本土理论的结合。目前国内出版的关于中国士大夫（或称文人）、古代及现代知识分子的书籍不在少数，虽然不如国外相关理论那么自成体系，但它们对中国知识分子性格、功能、使命的分析还是十分到位的。中国电视知识分子研究者要做的就是找到合适的角度，将西方知识分子理念与中国知识分子理论结合起来，以达到中西理论的自然对接。如果能做到这一步，那必然能极大拓展和加深分析中国电视知识分子现象的理论视角和研究厚度。

2.加强研究的学理色彩

首先，就研究数量看，目前我国公开发表的关于电视知识分子的文章中，学者们多将目光集中于某一人、某一栏目或某一人在某一次电视节目中的表现，而这其中，绝大多数又聚集于《百家讲坛》及其推出的学术明星上。因此这些文章发表的时段也比较集中，大多在2004年至2009年五年间。《百家讲坛》作为电视知识分子电视表现的最闪亮时期，当然值得关注，但它毕竟不能代表我国电视知识分子的全部，这些个案研究难免会有以偏概全之嫌，难以有理论上的重大突破。

其次，就研究内容看，当前我国新闻传播学视野下的电视知识分子研究，很大一部分是从实务角度出发的，即业务分析较多，理论剖析不足。对电视知识分子的传媒表现多停留在浅表层次或细节问题的探讨上，力度缺乏，深度不够，明显缺少对这一现象深层次的理性反思和宏观背景下的理论建构。

因此，无论是从数量还是质量来看，今后新闻传播学中的电视知识分子研究，必须强调其研究的学理色彩，基础层面的研究工作已有不少，在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未来这一领域的学者们必须从更高的角度和更宽的视野上来深入透视中国目前的电视知识分子现象，加强理论厚度和注重理论创新。例如，近年来就有学者将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借鉴运用到电视知识分子的研究中，提出电视场与学术场是不同场域的观点，并站在场域的视角上分析二者的冲突及融合，这不失为一个研究电视知识分子的新视角。另外，新闻传播学中的电视知识分子研究主要存在两种不同视域：一种秉承知识分子的传统批判路线，认为当今积极参与到电视中的知识分子实际扮演的是“特洛伊木马”的角色，它的直接后果就是知识分子独立性的丧失；另一种观点则着眼于积极建设方面，认为电视知识分子是部分知识分子在新的文化背景和媒介生态情况下的一种自我突围，重新找回了知识分子失落已久的话语权。从目前数量来看，持第一种观点者居多。我们说，批判总是很容易的，但批判后的建构似乎更重要。电视知识分子的研究者们不能仅止步于“打破一个旧世界”，更要从学理上思考如何“建设一个新世界”，即如何在我国当代的媒介图景下，描绘出知识分子电视参与的美好蓝图。唯有如此，才能既发现问题又积极解决问题，真正发挥知识分子在转型时期的社会作用，也为传媒与知识分子的结合找寻合理路径。

3.方法论的创新

诚如前文所说，我国目前新闻传播学视野中的电视知识分子研究，总体说来，研究方法比较单一、定量不足、个案较多。相对单一的研究方法决定了我国电视知识分子研究理论建构的底气不足。方法是为目的服务的，我国的电视知识分子研究，目的是通过剖析当前我国知识分子的电视参与行为，发现问题，找出原因，以期找到二者结合的恰当路径和方式。因此，基于这一方向，我们必须尽量拓展研究思路，注意采用多种研究方法，如问卷调查法、内容分析法或深度访谈等方法，确切了解当今知识分子自身、媒体工作者或是观众群体对于这一现象的看法，这乃是得出客观结论的基础、理论提升的前提。较值一提的是叶慧珏于2007年第2期在《新闻大学》上发表文章《新闻点评中大众传媒和专家学者之间关系的异化可能》，这篇文章的不同之处在于它超越了一般学者的泛泛而谈，而是采用了调查访谈的方法，从新闻点评的视角考察了大众传媒和专家学者之间的关系，认为新闻场和学术场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导致了大众传媒和专家学者之间关系的异化，呼吁大众传媒和专家学者摒弃合谋的不正当状态，建立独立的知识分子评价体系、独立的新闻生产体系及富有专业精神的正当合作。

第2篇：新闻传播知识点范文

新闻传播专业的课程可按课程设置的侧重点划分为两类：以“采写编评摄”为核心的侧重于实践教学的课程和以“新闻学概论”、“新闻传播史”为核心的侧重于理论及史论的课程。由于专业的实务性质，长期以来，在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培养过程中，老师往往按照“师傅带徒弟”的方式进行教学培养，将自身的经验及知识以“传、帮、带”的方式传递给学生，以期能培养出精英的媒体人。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传统的教学方式和理念带有一定的“手工作坊”的余韵，是传统精英教育的理念。而在慕课模式下，这种教学方式和教学理念遭到挑战。慕课动辄几千上万的学生、没有任何入学门槛的限制都表明慕课的教学理念已与传统精英教育的理念大相径庭，它是一种普及教学。而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慕课所代表的精英文化普及化的方向将成为势不可当的文化潮流，传统的新闻传播教育理念也将遭遇到更大的冲击。

二、慕课对新闻传播专业学生的挑战

1.对学生自我管理能力的挑战。

慕课的学习看似开放自由，但实际上是比传统教学模式更要求学生具备高度的自我管理能力。能否完成一门慕课的学习，更多地要依赖于学生的求知欲望和自律精神，依赖于学生的坚持能力以及对自我的约束能力。而这对当前新闻专业的学生形成了完成慕课最大的自我障碍，从而导致了慕课通过率的低下。以目前中国慕课的《新媒体概论》一课为例，该课是由浙江大学传媒学院的韦路博士讲授，注册的学生共有13571位，但在课程结束后只有109位成绩合格和160位成绩优秀的学员，其比例仅占注册学生比例的1%左右。可见，慕课模式之下，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这种教学模式。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社区大学研究中心助理主任莎娜•贾格尔斯（Shann.Smith.Jaggars）强调，慕课比较适合于为了个人或职业兴趣的学习。如果学生为得到课程学分、获取学位而注册学习，风险就比较高。

2.对学生知识积累的挑战。

每一门学科体系都有其符合逻辑的课程体系，这些课程在授课的先后顺序以及彼此关系上构成一个有机整体，为学生的学习提供了前后衔接的知识铺垫。在模式风潮来袭的语境下，新闻传播专业目前上线慕课的课程仅为极少数。这些慕课课程的学习需要学生在前期教育中储备了足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否则便在课程学习中有困难。因此，慕课课程并非对于每一个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都适合，它的适用度仍然要视学生的知识积累程度、所学前期课程的情况而定。

三、慕课模式下新闻传播传统教学的优势与契机

无论慕课的发展如何迅猛，从本质上说，慕课只是一种技术性工具。它固然有其对传统教学理念的颠覆部分，但由慕课发展中的问题和不足也展露出新闻传播传统教学模式的价值与优势。

1.慕课不能取代传统教学中师生的人际交流及其所引发的教学效果。

新闻传播传统教学的一大魅力即在于教师与学生面对面的人际交流，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不仅在讲授知识，同时也在讲授自身在新闻传播实践中的亲身感受以及人生哲理。延续长期以来人文社科教育的传统，教育的内容除了教学课程内容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部分即为师生之间精神的交流和人生感受的分享。这一内容，有赖于传统教学模式在固定地点、固定时间多次授课而形成的人际交流共享圈以及师生之间在课堂、课间和课下的交流互动。而在慕课中，面对素未谋面的成千上万的学生，这些人际交流则很难做到。也正基于这一点，德国鲁尔大学哲学研究所终身教授汉斯马丁•萨斯（HansMartinSars）认为，慕课这种网络授课形式对于化学、数学等学科足够，但对诸如生命伦理学、哲学等人文社会学科就不够，因为这些学科更需要多维度、多层次的讲授和现场交流。更为重要的是，新闻传播学科是一门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学科。授课教师的个人新闻传播的实践经历也是学生学习的宝贵财富，其成功与失败、经验与教训被分享，是学生从业后的巨大精神财富。从人际传播的角度而言，人们往往不会面对不熟悉的人分享自己的私密经历。而慕课的大规模学生，相对于授课教师而言，却是陌生的存在，授课教师那些经历自然不可能在慕课中得到分享。

2.慕课不能取代新闻传播专业传统教学课程中的实践课程。

新闻传播专业是一个非常看重实践的专业，因此有大量倾向于实践的专业课。如《新闻摄影》、《电视摄像》、《新闻剪辑》以及音效合成等众多需要教师和学生自己动手的实践类课程。对于这类课程，最好的教学方式仍然是传统的上课方式：由老师和学生以班级为授课单位，通过现场教学、对学生作品的现场指导以及点评来促进学生对知识和技能的掌握。在某种意义上，这些操作类的实践课程是延续了传统的“师傅带徒弟”的手工作坊模式，而学生也能通过老师手把手的教学学会设备和软件的使用，并在一些细节的技术处理问题上得到老师的专业指点，最终完成课程。需要注意的是，每一个学生在学习这些操作类课程中其不懂的地方是不一样的，对于设备的使用及专业技术的盲区也是不一样的，这些问题只能由授课教师一个一个地逐一解答。而在慕课模式之下，面对动辄几千上万的学生，教师根本不可能对每一个学生的问题进行解答。因此，这些实践类的操作课程并不适宜于慕课教学，甚至也不适宜于大班教学。

3.慕课模式下新闻传播传统教学的契机。

第3篇：新闻传播知识点范文

关键词：VR；虚拟现实；新闻传播；教学模式；情境化

新闻传播类专业教育具有实践性强、专业性强、情境性强等特点，教学方式大多为“课堂讲授+真实实训”的模式，即课堂讲授新闻采写知识，学生在实验室或实训场所实训，理论和实践剥离，难以获得真实的工作体验。将全沉浸式VR技术教学融入新闻传播职业教育，则为当下的教学改革提供了更多选择和思路。探索教学模式虚拟现实(VR)技术，指运用现代高科技手段并借助特殊设备将现实的物体、场景等以虚拟方式来呈现的一种人机交互的高级智能化计算机技术。[1]传统的新闻传播职业教学模式，以电视新闻节目制作课程为例，教师每周在课堂上进行2课时左右的知识教授，如短消息电视新闻的特点及拍摄采访要点，剩下2课时则由学生自主进行短消息电视新闻的策划、采访、拍摄和剪辑。这种教学模式下，任课教师难以一对一指导到每一位同学，学习效果难以保证。且当前实训设备在时间和数量上的有限性，也给实训带来了困难。VR技术的介入，在“课堂讲授”和“真实实训”之间加入了“在线VR实训”环节，即压缩以教师为主导的课堂讲授环节，将知识点介绍讲解融入在线VR实训平台，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使用VR平台，既保证了每位同学都能获得实训的机会，又能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实训设备紧张的难题。提升教学环节质量在虚拟平台上设置预习内容，同时借助平台对学生预习的情况进行分析，使教师上课时能够有的放矢，因材施教。通过教师的引导和重难点分析，将学生引入VR平台设置的学习情境，学生在平台中可以反复操作，强化教学。之后再从虚拟环境进入真实的实训场所进行操作，学生就容易达到对知识举一反三的效果。最后，完成教学评价环节，形成完整的知识获取闭环，学生在游戏中、情境中自主获得知识，达到了教学目标。

丰富教学手段

VR技术将教材中抽象的、难以理解的概念、原理、操作通过虚拟的情境与模型展现出来，使课堂教学更为生动具体可视化，提高了教学效果。虚拟设备操作演示。例如，在新闻传播教育中，电视摄像、新闻与图片摄影、演播室节目制作等教学内容中，都需要专业设备操作方面的实训练习。在电视摄像虚拟演示平台中，平台会展示摄像机各部分功能和操作技巧，系统会对学生操作的步骤和流程进行即时反馈。虚拟情境构建。虚拟情境构建主要是依托对虚拟新闻采访与报道场景空间的仿真构建，方便教师对新闻采访与报道中的机位选择、采访要点、报道方法等知识点进行展示，从而使学生直观掌握专业知识。学生在学习中，遇到的最大难题是难以进入新闻采访与报道的场所和新闻发生地，如大型会议现场、突发新闻事件发生现VR技术与新闻传播教育融合下的教学环节任务课前预习学习分析课堂讲授在线实训(反复探究、强化教学）实践操作(迁移强化）教学评价反馈教学学教偿补场、新闻演播室等。虚拟情境的构建能将典型工作现场还原出来，让学生真切感受到学习情境，为下一步进入实习实训岗位减少了过渡期。虚拟情境的构建，突破了时空限制，其强大的可重复性丰富了教学案例资源，沉浸感和交互性等优势让其成为目前发展最迅速的教学手段。情境模拟教学。情境模拟教学的构建过程是：教师在教学环节设计中根据教学内容安排相关新闻采访与报道的问题，如突发事件报道中如何进行采访，组织学生进行讨论，并根据提示提出解决方案，对解决方案进行论证优化后，在虚拟空间中按照操作流程构建方案的模型，这就要求VR平台不是封闭的、固定的，而是开放的、可扩展的，学生可通过自己的设计和创意构建新的方案。情境模拟教学成功的关键在于学生的参与程度，方案的设计与创建要以学生的设计为前提，所以，此种模式下教学，最重要的是要营造一个有利于学生发挥其主体性的虚拟教学空间。[2]在线虚拟互动合作学习。虚拟教学中，可根据教学需要创建不同的虚拟场景，生成不同的职业角色，类似于在网络游戏中，每位学生可选择不同的角色完成特定任务，实现角色升级和场景转换。同时，在虚拟空间中的角色与角色之间，是可以互相感知并影响，所以学生的实践操作是通过交互和自适应完成的，增强了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和学习的主动性、创造性。以突发事件新闻采访与报道课程为例，学生进入虚拟世界中的突发事件现场，可选择不同的新闻机构作为自己的职业身份，同时在现场可以看到其他同学的职业身份，各自开展采访与报道工作，学生相互之间也可以进行交流和互动。

情境化教学内容

在传统教学中，学生在线场景的方式是根据教师的提示和教科书上的文字，在头脑中再现场景，这样比较被动。而VR技术的出现，将学生的头脑想象转换为可感、可触、可交互的仿真空间，提高了学生的全方位感知体验。情景化教学内容的开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确认课程教学环节，实现与VR对接。这需要进行全面的市场调研，分析当前行业一线真实工作场景及可复制性，根据职业需要，设计和构建典型的工作场景。如在《全媒体新闻采访与写作课程》中，典型工作情境包括大型会议现场、城市突发事件、演播室环境等，设计构建典型的虚拟仿真模型，并将实际操作中可能会涉及的知识点和实际操作通过VR技术进行模拟和设计，使其充满趣味性和可操作性。第二阶段：自主实训阶段。每个学生通过虚拟环境模拟完成突发事件报道的整个过程，即模拟一个摄像机选择、机位设置、光线选择，问题设置、拍摄方法、后期制作完成的整个过程。第三阶段：企业导师指导。实训结束后，由企业导师进行现场或远程连线指导，企业导师从时机选择、拍摄技巧、采访方法等细节出发，提出修改方案，学生在虚拟平台上进行修改，力争每位同学都能优化自己的报道方案。这里需要思考，在新闻传播教育教学虚拟环节设计中哪些知识点适合采用VR技术进行仿真。比如在新闻采编与制作专业，首先要筛选出适合VR技术支持和渗透的课程，然后对如下问题进行探讨：哪些实训场景能实现突发事件报道或大型演播室报道，按怎样的标准和要求对虚拟实训场景进行设计，虚拟场景设计过程中会遇到什么问题，虚拟场景的使用有无增加学生的认知负担……最终保证VR技术和教学内容相匹配。数据化教学评价以往的教学评价大多通过教师感知和关注，缺乏系统科学的方法。VR系统可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对学生在体验过程中的数据点进行搜集、存储和分析，如难点、易错点、兴趣点等，从而使教学过程可控可量化，为优化课程设计方案和系统设计方案提供重要参考。

小结

当前，VR技术在新闻传播职业教育中运用的核心是建立一个集成化系统化的VR教学平台及一套完整可复制的解决方案，以容纳完整的教学资源包及可扩展的操作系统，实现各教学内容和教学环节的良好衔接。由此，新闻传播职业教育才能获得更快更高水平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吴笑伟.基于VR技术的七位一体高职教学模式改革[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8(20):21-25.

第4篇：新闻传播知识点范文

最近，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了“全国十佳”广播电视理论工作者、上海大学新闻传播系主任、教授、博导吴信训的专著《新编广播电视新闻学》。这是在吴信训担任主讲的广播电视新闻学2006年被评为上海市精品课程的背景下，并在其原有版本―――《实用电视传播学》（1990年出版）的基础上精心修订而成，凝结了他20余年的心血和教学心得。作者作为国内较早出国留学研究广播电视传播学的学者之一，本身也有丰富的实际经验，因此该书理论和实践的“整合”显得更为融洽，具有丰富扎实的知识点，深入独到的理论见解。

全书共分十章。在第一章“广播电视新闻原理”中，提纲挈领阐明了广播电视新闻特殊的社会价值，以及广播电视新闻的定义、内涵，并对广播电视媒介的特性和优势作了富有独到见解的论述。

第二章、第三章和第四章、第五章互为呼应，首次分别从广播电视反映新闻信息时的外部结构样式特点和内容叙事语境特征着眼区分体裁，以及从广播电视反映新闻信息时的内容所属领域着眼区分类别，从题材与类别的区分与联系上，对广播电视新闻消息、深度报道、连续报道、系列报道、专题报道和特别报道、新闻解说与评论、新闻谈话节目、新闻现场直播报道，以及广播电视时政新闻、经济新闻、民生新闻、法制新闻、文化新闻、体育新闻等不同领域广播电视新闻传播中的不同体裁和类别运用的基本规律与要领，作了较全面深入的解析。

第六章至第十章对广播电视新闻节目从采访、拍摄、编辑、播音与主持，以及编排、播出各环节的重要理论与实务技能进行了更全面、透辟的解析。

同时，本书认为，广播与电视虽然媒介手段有所不同，但因也有同属电波媒介的若干共性，就其新闻报道的体裁、类别而言，是基本相通的，只是在其具体传情达意的叙事表现上，如何发挥各自的特性与优势，有其不同的特点及要领，所以本书就其每一种体裁、类别，先论其共性，再分述其个性，既有利于触类旁通，节约篇幅，又有利于读者从彼此的联系与区别中，更便捷地理解把握各自的特点与要领。

第5篇：新闻传播知识点范文

（一）课程设置与社会需求不吻合

原新闻出版署署长柳斌杰接受采访时曾指出：“一种信息要通过多种传播方式、传播载体进行传播，这是国际新闻传播的基本规律。”在传统人才培养模式下，专业课程内容过分拘泥于传播媒介机械与技术的使用，忽视专业基础教育与综合素质的养成，这是目前新闻传播类专业人才培养及课程体系中较为普遍的一个问题，影响了人才培养质量。新闻传播类专业毕业生与其他专业学生相比，存在专业能力不突出与文化素养缺失并存的弊端，不能满足全媒体背景下新闻传播实务对课程设置的要求。而在新闻一线，有的报业集团根据社会需求自发变革，提升新闻记者的全媒体应用能力。而地方院校新闻传播类专业大多从中文系、教育技术系分离出来，发展时间短，相关教学经验缺乏，专业教学科研人员匮乏，往往根据现有师资特点设置课程，缺乏与当前社会需求的对接。转型较早较快的新闻传播类专业通过引进师资、完善新闻传播实践教学体系，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但近几年媒介环境的发展速度超过了学科本身的发展，媒介营销、广告营销、网站编辑、数字拍摄、后期编辑、媒体策划等课程充实到新闻传播类专业的教学体系中，新闻传播类专业的课程开设要与主流媒体环境下的人才需求相吻合。

（二）实践教学体系与媒体需求脱节

在新闻传播类专业实践课程体系及实践教学方面，国内外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强调新闻传播类专业人才的综合素养，主张弱化职业技能类课程，这种观点在美国、加拿大等新闻传播教育发达国家较为普遍；二是强调专业技能和媒体实务技术教育，注重与媒体用人单位职业岗位对接的职业能力培养，强化实践课程与实践教学环节。这种观点在国内新闻传播教育界较为普遍，尤其是得到地方高校新闻传播教育界的普遍认可。全媒体时代要求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培养必须树立大新闻、大传播的理念。当前新闻传播类工作岗位对人才的需求是“一专多能，能写能编”，需要学生在掌握新闻传播基础理论的基础上能熟练运用多媒体设备采集新闻素材，并根据新闻传播载体加工成不同的新闻产品。大部分地方高校新闻传播学院建立的多媒体实验室、新闻录播室、平面媒体设计室等实验室设备相对比较落后，学生到媒体实习实训不能与当前应用机器软件有效对接。另一方面，实验教学资源不足，缺乏实践课程模块教学经验，实验实践方式单一，实习实验课程效果评价机制不到位，相关课程的课业评价标准与现行实践不一致。全媒体时代要求学生具备跨媒体的工作能力，现在大部分地方院校新闻传播类专业缺乏跨专业的综合实践技能训练。以地方广电系统、新闻媒体为依托的实践基地流于形式，大部分地方院校仅在寒暑假小学期组织部分学生去地方媒体以实习见习的形式完成综合实训。常态化、循序渐进的实习体系落实不到位，多元化、融合性、操作性强的实践教学平台亟待建立。目前地方高校的新闻传播类专业人才仍机械沿袭传统的专业课程体系，忽视了人才培养的实用性，人才培养与社会人才需求脱节，难以做到学以致用、学用结合。由于课程体系建设的制约，学生职业能力被切割为片段性、局部性的具体操作能力，缺乏流程性的系统训练。

（三）教学质量考核和评价体系不完善

新闻传播类学科专业教育的发展与媒介环境的变化关系密切。地方院校依据不断发展的传播技术，不断调整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但教学质量考核和评价体系滞后，没有和学科发展和媒介发展保持同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考试考核方法单一，不同课程采取一刀切的考核方法，专业必修一般采用考试方式，选修课一般采用考察方式进行。以书面考试形式为主的考核方式主要考察学生对知识点的背诵能力，虽有部分案例分析题目，但学生多是纸上谈兵，没有系统地在行业内部实习，对问题理解的深度和广度不够，仅用理论解决理论。除了通过行业实习理解相关新闻传播理论，新闻传播类专业学生应具备实践操作能力，在具体实际操作中加深对理论的理解，超越课本，并形成对独立判断、独立思考的能力。学生的新闻采编成果、学生通讯社的实践成果、顶岗实习实习报告及学生自发承担的社会工作成果等成果评价机制不完善，缺乏统一、全面的量化标准。教学质量考核和评价体系的另一环是对教师的评价，大部分地方院校对教师的教学质量评价停留在学生打分及同行评教层次，缺乏新闻传播业务实体部门对教师教学质量的考核。教师的上课内容、教学大纲、教学成果需要一线的媒体工作者检验，这样，才能做到教学活动不脱离社会需求的实际。

二、地方高校新闻传播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思路

（一）优化通识教育课程体系人才培养模式的缺失是新闻教育存在的内在危机。

在此背景下，复旦大学与清华大学推行通识教育改革，走在了新闻传播类人才培养改革的前列。复旦通识教育的三个维度分别为：以共同核心课程进行持续的心智训练；按人文社科大类培养拓宽知识面；专业教育重在培养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清华大学采取宽口进入、文理交融的人才培养模式。其通识教育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重在知识面的拓宽，二是重视新闻专业学生的自然科学素养。通识教育适应了全媒体背景下媒体对新闻传播类人才的知识结构要求。但通识教育不能简单地等于开设通识类课程，它是一种理念，着眼于人格与心智的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是知识传授与技能训练并举的人才培养模式。通识教育是拓展知识面与提高人文艺术及专业素养的素质教育。结合地方院校的办学条件实际，根据用人单位对人才知识结构的要求，将经济、人文、政治、艺术、自然科学等领域知识进行梳理归类，按照从出口往回找的思路，将其具体整合为单门课程，形成大类平台课程模块。在保证专业核心课程的前提下，加大选修课程在专业课程体系的比重，拓展选修课程内容，最大限度地满足学生个性化培养的需要。此外，在学分制管理模式下，将专业选修课程与学校各相关专业各类课程全部打通，在学业导师的指导下，利用学校整体课程资源，鼓励学生选修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文学、艺术类等课程，最大限度地完善知识结构、拓展知识面。此类课程较为注重能力与素质协调发展，瞄准社会用人需求和学校人才培养总体目标，确立了“一专多能型”人才的培养规格和目标定位，提升新闻传播类学生的知识厚度，从而使课程体系建设与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有机结合，适应社会对人才多层次、多类型、多规格的需求。

（二）强化以“能力内敛”为特征的实践课程体系

所谓“能力内敛”，是指以各专业职业岗位能力为核心的专业技能与实务能力集中强化的教育教学改革。全媒体背景下需要的是复合型新闻传播类人才，实践教学体系要求把采、写、编、评、摄、录、制、播实践能力培养落到实处，将新闻传播类专业所对应的相关职业岗位能力进行分解，构建相对独立的实践教学体系，并通过学年综合技能训练课程形式或实践模块教学模式强化落实。在全媒体、复合型人才培养理念下，搭建实践能力递进型课程群。同时，通过实践教学周、寒暑假小学期等相对独立的实践教学环节，实现技能培养全程化的实践教学设计。此外，改革传统的毕业论文课程模式，将以理论为主的毕业论文改为以能力训练为主的毕业创作（设计）。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实验实践教学体系建设，把教学实验引入课堂教学，同时把实验室作为工作室，始终把学生的应用能力培养作为根本任务来完成。媒介融合的业态背景要求学生熟悉和掌握多元化的新闻业务，对于报纸、广播、电视、网络，从平面媒体到电子媒体再到新媒体，要熟悉各种媒介形态的操作流程，掌握各种媒体的差异性。因此，实践教学体系的实施就必须是多元的，需要搭建多元化、融合性的实践教学平台，为实践教学提供保障机制。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可以借鉴“媒体融合实验室”的建设理念，按照情景化要求进行课堂教学。教师和学生按照就业后工作环境设计，按照工作后职业角色进行教学，真正缩短了学生与社会的距离。地方高校在学院内部，通过创办期刊杂志，承办新闻传媒类比赛等活动，为学生搭建自己的实践平台；通过与媒体单位合作，在校内成立记者站、实现与当地相关媒体单位的无缝对接；在校内设立大学生创业基地，鼓励学生开展各类创业项目；在校外建设稳定的实习基地，充分满足学生实习需要，积极建设高端实习基地，在国家媒体及知名传媒企业建立稳定的实习点。在全媒体背景下，鼓励学生在不同的媒体、不同的岗位实习，掌握多种本领。

（三）建立多元化的考核评价体系

全媒体背景下新闻传播类课程要素配置多元化，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应随之调整。新的课程体系、新的教学内容、新的实施手段必将需要新的考试考核方法与之对应。必须摒弃传统的期中、期末考试制度，根据新的培养模式下的课程结构体系建立合理的新的评价体系。按阶段、分层次确定考核细则，并坚持以技能考核为重点确定评价标准。在考试考核形式上，设置笔试、专题策划、以任务为驱动的技能操作考核与现场问答等多种形式，使之与用人单位的用人标准和学生的知识掌握情况相匹配衔接。同时改革成绩结构比例，构建以项目操作效果为主的期末综合成绩评价机制。这种评价机制既是一种教学抓手，还能有效地引导学生把知识转换为能力，能引导学生动手实践，培养学习兴趣。坚持推行成果评价方式，学生的学业成果接受同行业界的专家评价，也可以挂在网上，接受不同学校的老师评价，通过受众反馈的信息给予综合评定。各地方新闻传播院系可以因地制宜，结合实际，研究如何构建教师、学生、学校、合作单位等多种评价主体共同参与的质量监控体系建设，处理好课程建设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科学设置与评价方式的科学化与客观化问题，完善通过过程管理加强实时信息反馈机制的建设。

（四）加强新闻理想教育

“重器轻道”一直以来是我国新闻传媒类的人才培养模式的核心，但此模式对学生的人文社科与自然科学知识的重视不够，导致了部分新闻传播类学生人文精神的与新闻理想的缺失。日本的新闻教育“重道轻器”，很少开设新闻职业技能方面的课程，新闻从业者的业务素质训练主要由媒体承担，这样单纯理论取向的课程体系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当前地方高校新闻传播类学生大部分不愿意选择从事新闻行业的工作，从事新闻行业的人又面临新闻理想与现实脱节的矛盾。一些学者认为，新闻传播类专业是应用学科，新闻传播理论应定位于解释和评价新闻传播现象，帮助学生树立新闻职业理念，指导学生从事新闻实践。另一些学者认为新闻传播学理论就是新闻哲学，其价值在于培养学生的理性思辨能力。尽管两种观点存在差异，但针对新闻传播类理论课程在传播新闻专业核心价值，培养学生职业理念和评判精神，形成职业道德观念，树立新闻理想，激励就业热情的认识是统一的。在全媒体背景下，地方高校应通过相关课程、学术讲座报告、实习实践等环节加强学生的新闻理想教育。

三、总结

第6篇：新闻传播知识点范文

为了解上海市专业科技传播人员的人才建设现状，2006年10月，我们对上海各大新闻媒体专业从事科技传播的专业人员进行了实证调研。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80份，回收有效样本54份。样本的构成情况如下：样本的性别构成，男21人，占38.9％；女33人，占61.1％。样本的工种构成，管理者4人，占7.4％；记者21人，占38.9；编辑28人，占51.9；行政人员1人，占1.9％。样本的单位属性构成，党报14人，占25.9％；都市报6人，占11.2％；专业报16人，占29.6％；电视台5人，占9.3％；网站13人，占24.1％。本次调查以问卷方式为主，辅助以深度访谈。全部问卷经核查整理后，用SPSS进行数据分析。

上海专业科技传播人才队伍的现状与分析

1.科技传播新闻队伍总数下降、结构优化，存在专业性不强的隐忧

（1）人才队伍总量在下降，队伍结构在优化与1996年复旦大学进行的一个同类调查研究相比，①上海新闻媒体中专职从事科技传播工作人员的总数在下降。1996年，主流的大众新闻媒体从事科技传播的专职记者、编辑不到百人。而10年后，目前在主流媒体中从事专职科技传播的不到50人。其中下降最快的是电视媒体，目前仅有10人左右，与10年前的30人相比下降了200％。而在其他一线平面主流媒体中，专职从事科技传播人员的绝对值虽未下降，但相对值却下降了100％。10年来，上海的新闻媒体在急剧扩张，人员数量几乎翻了一番，但专职从事科技传播的人员数却几乎没有增长。1996年，科技传播新闻人员占上海新闻从业人员的2％，而到了2006年，这一比率降为了1％。

科技传播专业队伍的人才总量下降，但人才质量却有了显著的提升。调查显示，当前科技传播新闻从业人员大学以上学历的占81.6%。1996年，50岁以上的占总数的50％以上，29岁以下仅占总数的9.3％。10年后，50岁以上的人员占我们调查样本总数的16.7％，29岁以下的年轻人占总数的53.7％。这些数据显示，当年纪偏大的专职科技传播人员进入到退休期以后，各大新闻媒体借此契机，把众多年轻人推向科技传播第一线。这一判断可通过我们另一调查数据佐证：1996年受过新闻科班训练的仅占总数的8％，而2006年这一数据已增长到68％。应该说，当前在上海专职从事科技传播的新闻工作者队伍呈现出整体结构逐步完善的趋势。29岁以下的青年人占总数的一半，其他则平均分布在30～39、40～49、50～59这三个年龄段中，梯队结构优势非常明显。

图一、上海专业科技传播人员的年龄结构

（2）科学素养不高、专业知识缺乏的软肋非常明显10年来，上海从事专职科技传播的新闻工作者在新闻职业训练以及年龄结构上的进步是非常显著的，但与科技传播要求的“科学专业性”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一个职业从事科技传播的传媒人，不仅要有“新闻”眼光，还要具备高于一般记者的“科学”素养。而科学素养的养成一方面靠在大学期间受到较系统的科学教育，另一方面则需在专业工作中进行长时间的积累。但调查发现，目前90％以上的受访者都是传统的人文社会科学专业背景，理工背景的为5.6％。即使是在《上海科技报》这样专业性极强的科技传播媒体中，具有科学、工程学科背景的新闻从业人员也仅占9％。这就使得科学素养不高、专业知识缺乏成为制约当前科技新闻传播人才质量提升的一个重要瓶颈。

图二、当前科技传播中的主要问题

这种制约已在科技新闻工作者的日常科技传播工作中得到了显著的体现。调查显示，对于上海的科技新闻工作者而言，信息交流渠道不畅通被55.6%的受访者认为是当前科技传播工作中的首要问题。这一方面是由于科学共同体对新闻媒体的谨慎态度，另一方面则源自科技新闻从业人员自身的科学素养不高的障碍。在一无专业学科背景支撑，二无所在单位业务培训的条件下，80％以上的科技传播工作者只能边工作边摸索，通过点滴的日常工作积累形成自己的科技知识来源。这种科学专业背景的缺乏又导致了相应的科技传播产品多是被动而来，近50％的选题来源于领导安排、政策需要以及机构邀请。而来自于学术会议（科技团体）和专家学者（科技个人）等科技一线的选题则仅占1／4，这就很容易造成科技生产一线与科技传播一线的脱节。虽然给公众生产、传播了一些“命题式”的科技信息，但在科学团体看来，这些信息并不能真实反映科学界的发展现状及前景，给人以隔靴搔痒之感。②

2.大众传播媒体在扩张，科技传播媒体在缩减

为什么科技传播从业人员的教育程度在提升，但从业人员的总数却在下降。难道是新闻媒体在这一领域实行了“压缩规模、提升质量”的人才转型吗？调查发现，事实并不尽然。造成科技新闻传播人员上述现象的基本原因是媒体的集团化和市场化。

（1）媒体渠道

调查显示，一方面，上海的大众媒体渠道在数字化、市场化的背景下急剧扩张，平面媒体的版面、电视媒体的频道比10年前都增加了50％以上，但一些传统的专业科技传播媒体资源都处于消亡、合并的状态。如上海电视台的“科技博览”栏目，该节目在10年前每周有一个小时的播出量，而现在，一些科技传播类的节目都归并到了纪实频道。虽然该频道每天都会播出一些如“神奇的地球”、“探索”之类的科普节目，但这些都来自市场购买的西方片源，自己制作符合中国国情的科普节目已基本消亡。而在平面媒体如《新民晚报》以前的“科学馆”专版也已取消，相关的科技传播信息归并到“科教文卫”等常规性的新闻报道中，深度的科技报道基本消失。即使是在以科教文内容为主要特色的《文汇报》，历史悠久、声名显赫的“科技文摘”每周版面比重已从10年前的2.08％下降到了现在的1.04%。

（2）报道数量

科技传播渠道的大幅缩减从当前科技传播工作者所采写的报道数量也可得到佐证。每周采编科技报道12条以下的占总数的80％以上，有近40％的受访者每周采编的科技报道数量在4条以下，这也意味着这些专职科技新闻传播工作者每天采编的科技报道数量不到0.5条。

图三、科技传播工作者的每周报道量

（3）收入水平

与工作量较少正相关的是，科技新闻传播从业人员的收入与同行的其他条线新闻从业人员相比，明显偏低。调查发现，当前科技新闻传播从业人员月收入在4000元以下的占80％，5000元以上的仅占7.4%，远远低于行业的平均值。薪资在行业内偏低，也是造成优秀人才不愿从事科技新闻传播的主要原因之一。

改进的建议与对策

1.通过各种奖励，鼓励产出优秀的科技新闻传播产品

要改变科技新闻传播产品量少质低的现状，政府、协会、企业要联合设立科技新闻传播奖励基金，直接奖励各类新闻从业人员关注科技新闻传播，撰写出优秀的科技新闻作品。当前，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1）设立“科技传播新闻奖”，鼓励一线从业人员采写科技新闻。在上海，目前奖励科技传播工作者的最重要奖项是由上海市科协与大众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两年一评的“大众科学奖”，旨在表彰奖励在长期从事科普创作、科普传播以及支持科普事业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各界人士。此奖自1995年设立以来，共评选6次，获奖的多是科技、教育、出版业人员，因专业的科技新闻传播报道而获奖的仅《解放日报》李文祺1人，占获奖总数的十三分之一。为在更大范围鼓励记者采编科技新闻报道，不妨设立更高层面，针对科技新闻报道的专业奖项，激发专业记者的热情、兴趣。

（2）设立科技传播节目基金，政府招标购买优秀科普节目。针对电视媒体从业人员不愿制作科普节目的现状，政府一方面可通过宣传主管部门强制广电部门必须保证一定量的国产自制科普节目播出；另一方面，可与社会上的基金会联合，设立科技传播节目基金，通过招标购买的方式采购优秀的科普节目，鼓励民营媒体制作科普节目。采购来的优秀科普节目，一方面可在有线节目频道播出，另一方面可通过强制配额的方式，在户外电视广告媒体、楼宇电视广告媒体、移动电视广告媒体上滚动播出。

（3）设立科技传播研修项目，选拔优秀科技新闻人进行海外采风。对于优秀的科技新闻传播工作人员，可通过与海外科学发展基金会合作的方式，选拔一批优秀的青年记者到海外著名高校、高科技园区、高科技企业进行域外采风活动。通过对世界一流科技信息的报道，一方面向国内大众传播最前沿的科技信息，另一方面也有助于这些传播者自身科学素养的提升。

2.利用高校的科研、教学优势，对在职科技新闻传播人员进行再培训

（1）在高校和科研机构建立科技传播工作者的见习基地和采访平台。让在职的科技传播工作者在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蹲点实习，一方面能使科技传播工作者在一线的科技研究环境中，及时、全面了解科技人员的科学创新过程中成功与失败的艰辛过程，感受他们顽强奋斗、严谨求实和无止境探索的科学精神，为记者掌握第一手的科普写作材料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在一线的科技研究氛围中，科技传播工作者能更快、更全面、更深刻地了解科技成果对社会和人类发展的意义，了解最新科技成果的作用机理及其用途，使自己的知识视野、认知水平和认知能力在潜移默化的科学研究环境中得到熏陶和培养。

（2）利用研究型高校的专业培训能力，利用专业工程硕士学位、课程进修和专题讲座等途径，给科技新闻传播工作者提供在职学习的机会。一方面创造条件使科技传播工作者通过回炉，获得系统学习新科技的机会，不断更新知识，扩大信息量，提高对科学技术前沿和发展趋势的敏感性等；另一方面在教学与培训的环境中，利用高校各类专家、学者集中的人脉网络，跟踪这些专家、学者的科研情况，加强与这些专家、学者的对话，从中获悉更多的信息量和新科技知识的体系，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进行适时采访。

3.建立科技传播学界、业界交互平台，让专家与新闻人员形成信息互动

（1）搭建高校、科研机构与媒体的网络信息互动平台和交互学习平台，通过实时的网络远程教育和网上课件点播等方式，提供混合型学习的新路径。该平台能方便在职科技传播工作者根据需要及时开展点播学习，并能通过预定时间在网络上与专家、学者开展专题讨论和互动交流，经常不断地根据需要补充相关的知识，对新的知识和科技进步的成果能够保持新鲜感和写作的冲动。

（2）充分利用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丰富资源，为科技传播工作者提供信息库。以此帮助科技新闻工作者实现资源的挖掘、编排和整理使用，使之成为活的资料库和学习字典，完成其知识点和信息点的自然连接。

（3）定期邀请有成就的科技专家、学者与记者、编辑现场进行面对面的对话与交流，或者开设前沿科技学术论坛，或者举办互动座谈会等。通过这种专业对话，让专家、学者走进大众的科学文化传播领域，同时也让记者能更接近专家、学者，并通过相互的交流与深层次对话，使科普与科技文化的传播更具权威性。

（作者分别为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副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教授、常务副院长。本文是2006年上海市软科学重点课题“科技传播人才培养和科技传播网络建设方案”（066921019）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第7篇：新闻传播知识点范文

然而这些已有的研究，多数侧重于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在新闻教学上的应用，而忽略了几大类媒体组合知识本身的迅速积聚对新闻教学和对学生的双面影响。这种发展状况如同早期的软件业依附于硬件业一样，没有分离开来对待。采用多种媒体组合表达的、依附于信源普在知识环境，完全可以使学生在短时间内对某个知识点拥有大量的信息，并有可能在某个知识点上产生创新甚至超越教师。这一情况对有一定知识储备和信息辨别能力的高校学生来说，若能充分发挥已有多信源的这些海量信息，势必缩短人才培养的周期，乃至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创新思维都有所裨益。这样，研究如何利用普在信源环境进行新闻教学，充分发挥海量信息信源的作用，对于现代的新闻教育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一、信源普在环境是种趋势

信源普在存在于多种媒体的组合体，所以信源普在环境是多种媒体组合化的产物。首先，这是媒体技术发展和网络普及的结果。媒体技术的发展使受众的信息越来越简易越来越迅捷，而宽带接入的方便和资费的低廉，也加快了信息源头的多维网络的普及速度，使得信息垄断走出传统媒体把关，飞入寻常百姓家。众多的信息上传源必然形成信源普在储备。其次，这也是劳动分工的结果。在有海量信息源头出现之前，教师们为了改进上课表达方式，往往是用线性编辑自己动手制作合成影像素材，自己动手开发一些教学软件，这样不但加重了任课教师的负担，而且由于部分教师不会制作影像素材或开发教学软件，影响了教学质量与进度。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分工概念的深入，由适应不同群体和价廉物美的分类媒体出现，一部分人通过网络进行收集教学信息，一部分人利用非线性等编辑软件进行影像制作与合成，另一部分人专注教导学生，成为了必然。分工的结果必将有效地促进了教学质量的提高和进度的保证。第三，学生接触到这些媒体方便度提高了。如果媒体的某些技术和设备只属于某些专门机构，那么学生们是接触不到的。这样的信源普在对学生来说是不构成环境的；同时，如果这些技术或设备使用都是收费的，它的普及率也会受到限制而很难形成环境。由于多种媒体组合提供信息的普及化程度的提升和国家产业政策的鼓励，使得大部分的学生可以方便、快捷地使用这些媒体技术并运用这些信息储备，从而使依附于多种媒体组合的信息源头成为信源普在的知识环境。

二、信源普在的环境特点和对学生的影响

信源普在环境，最初借助于现代化技术，随着时间推移不断膨胀扩张，目前已经对新闻传播环境带来剧烈的影响。2005年伦敦地铁爆炸案的发生是由普通民众通过手机短信和网络博客传遍世界的。家庭DV的出现使影像不再是专业摄像师的权利。“传播者”下的单个话语中心裂变为多个自由的话语主体单元。普通人接触和使用这些媒体越来越方便。信息的获得越来越丰富，各种便捷的媒体对个体的影响力就越来越大，以致于把这样方便信息的影响作为一种环境来考察。就目前的研究情况看，信源普在环境至少有以下的特点：

信息流动量大。除了国家层面上的传统媒体信息披露、信息公告栏、新闻机构等对外信息提供，和众多数码居民、个体影像爱好者、公司出于自己的宣传等需要传递了大量的资料外，还有众多对信息披露粉丝自发上传或传播信息者，这些或出于告知目的，或者出于个人兴趣，或者是个人的经验分享，传递了门类各异数量繁多的信息给当今社会，并且这部分信息数量占据信息源头的储备总数量的比例越来越大。信息流动量大的特点，不仅仅指提供信息源头的数量多，而且这些信息瞬间即逝，流动速度和量度都超乎想象。

信源分布广泛。就目前的信息披露源头来看，这些信息单元可以用多如牛毛来形容，它遍及世界各个角落。这些信息涉及的面广，可以用五花八门、包罗万象来形容此类信息，任何人可能使用到的信息都有可能在这些多样化媒体中找到。人们可以借助某种检索工具、分类策略和信息定制，从众多有用的信息源和大量的垃圾信息中脱身而出。不懂得使用这些检索和定制，则会耗费太多的检索时间而贻误时机，穷举检索那更是件不可能的事情，由于信息上传者之间的独立性，使得信息单元之间保持着松散结构，使用者必须通过一定的方式，建立起相关信息元的索引，信源普在的环境中，针对信源分布广泛之特征，索引、分类和定制信息的价值需要充分肯定。

信息提供随机性大。随机性一方面指的是信息的随机性。这些信息元是由不确定的人，在不确定的时间，上传到不确定的通讯网络节点上的，所以对于某个特定的信息点，信源普在环境具有不确定性，它有可能是片段的、不完整的。随机性的另一方面是检索结果的随机性。不同的搜索方法采取不同的搜索算法，不同的搜索范围，不同的人采用不同的关键词标注信息元，不同的人使用不同的关键词检索，所以对于某个特定的信息点，信源普在环境提供给检索者的结果不一样。

根据信源普在环境对在校学生的影响，美国教育技术CEO论坛2001年度报告中指出，21世纪能力素质应包括以下5个方面：（1）信息素养；（2）基本学习技能；（3）创新思维能力；（4）人际交往与合作精神；（5）实践能力⑦。面对信源普在环境，如果强化了信源普在环境下学生的自我学习与提高能力，通过不断的实践检索所学知识的信息，不断地锻炼学生对信息的获取、分析、加工、利用和评价，必然可以提高学生的信息素养，通过大量的阅读，充分的比较各种设想与观点，在全球范围内与同行之间实现思想的碰撞，将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通过学生与老师不断的交互、学生与学生之间的讨论，增强表达自己观点的能力，增加相互之间的了解，如果能长时间坚持下去，必然会大大的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三、信源普在环境下的教学对策

根据以上信源普在环境的特点，以及这个环境可能作用到学生、教师身上后引起的变化，我们提出了一些教学方法上的调整与改变，以便让新的新闻教学适应新的教学环境。

倒叙教学。倒叙教学这里指的是不按传统学科逻辑体系组织课程的知识点讲解，而是优先讲解本课程中引人注目、引人入胜的知识点，最后再补充、完善课程知识体系的教学方法。这样做的目的是引起学生对所讲解内容产生最大的兴趣。在信源普在环境中，这点尤为重要。原因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进行教学，其效果是否良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的主动性和参与程度，学生如果不是真正的对该课程内容感兴趣，那么敷衍性的提交给教师相应问题的答案，将使得新的新闻教学方式的尝试失去意义。所以在信源普在环境下，引起学生兴趣至关重要，教师应当借助和参考一些成功新闻案例来引起学生对所讲授内容的充分兴趣，先弱化知识的系统性，把本门课程内容中最精彩的部分先展示给学生，让课程中相应信息的出色应用、精彩观点辩论等充分吸引学生的目光，最后再补充相应的学科系统信息和知识。

索引教学。索引旧称通检，原指检寻图书资料的一种工具。在计算机技术迅速发展后，索引一词最常见的词意是指数据库中指向数据单元的指针的清单，同样的记忆容量，索引包含的信息量十倍甚至百倍于数据元存储，所以索引相对于数据来说小得多。在海量信息分布的情况下，索引是必不可少的关键，有索引的存储结构，信息检索速度明显快于无索引的存储结构。信源普在环境下，学生需要通过一些搜索引擎自我建立一个所需信息元的索引，通过搜索引擎和自己设定的关键词，把散布在随机网络节点上的信息元组织起来。如何有效使用搜索引擎也许可以作为信息检索课这样的公共必修课的内容来讲授⑧，但是由于信息的积累速度超乎寻常的快，以至于种类繁多的搜索引擎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各个搜索引擎有自己的特点和搜索强项，任课老师应当了解，在新闻专业信息库内比较强的搜索引擎是哪几个，它们各自有什么优势信息资源搜索，不足是什么。任课老师另外应当优先传授给学生的是相应学科的分支结构、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关系，以及本课、本节内容中常用的关键词，以便尽快使学生熟悉本课程信息的搜索技巧。

应用性教学。应用性教学与研究性学习是相对应的，根据《普通高中研究性学习实施指南（试行）》，研究性学习是指学生在教师指导下，从自然、社会和学生自身生活中选择和确定专题进行研究，并在研究过程中主动地获取信息、应用信息、解决问题的学习活动⑨⑩。应用性教学针对高校学生，包括基础学科的教学，应用性教学想突出的是教学目的的明确性，带着解决具体问题的目的去教学，学生带着解决具体问题的目的去查阅海量信息，注重所学信息的应用和成果的可能去向。教师针对本节课程的教学内容，提出合适的应用性问题让学生去检索，让学生对自己的检索信息结果进行小结，让学生通过问题来进行学习，把问题看做是学习的动力、起点和贯穿学习过程的主线;在学习过程中发现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让学生在学习中按照自己的实际水平和能力，主动地控制学习过程。通过对信源普在环境中相关信息和材料的查找、使用，强化索引教学的概念，强化关键词的概念，最终使学生获得识别、搜集、加工、处理、利用和信息建模、信息评价的能力。

信息取舍与观点比较。在信源普在环境下，获取信息已经不是关键过程，而由于巨大的信息库储备，每次信息检索中，相关信息掺杂着不相关信息，密相关信息混合着弱相关信息，教学过程中应强化学生对信息的取舍，例如可以让学生对自己检索到的信息进行总结或小结，让学生在自己对信息相关性的比较、判断中培养信息取舍的能力。

观点比较是相对较难的一个环节，难点在于作为一门新课程，学生可能没有判断对错的基点。信源普在环境下，很多信息提供者可能掺杂了自己的个人观点在内，包括他自己的见解以及相应的佐证，这些证据的冲击力甚至很可能动摇教师在某个信息点上的权威，给传统教学方法提出了挑战，这样的问题，究其原由，应当是传统教学方法因为课时局限，或者教师认识局限所致，不能同时讲解某个信息点的非主流观点。新环境下，教师应该有意识地给学生介绍某个信息点现有的主流新闻理论和非主流新闻观点，以及它们各自的优势和不足，培养学生的怀疑、质疑科学态度。

教师摆正位置。相对于传统教学环境，在信源普在环境下，教师应当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已有的那些新闻知识，相对于学生并无太大的优势，信息数量上的不平等性已经逐渐在减弱。教师在新环境下的优势之一是先学生而知，是先知指导后知，这种时间差可由教师备课和原有的信息储备获得；相对优势之二是教师的思路和经验。由于成长时间和经历的关系，这个优势是较为持久和牢固的，教师应当充分发挥这个优势，接受新环境下学生对教师在学术上的挑战，包括应付非主流学术观点的质疑和挑战。教师也应当充分利用信源普在环境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和论述，尽量事先了解可能面对的非主流观点和证据，这也是新环境下对教师的新的要求。但教师应当改变传统教学中说服全部学生的企图，以让学生保留观点，积极引导他们去探索，真正实现由讲授者到学生学习的指导者、组织者的角色转变。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类文明的提升，大众接触信息越来越便利，必将有越来越多的信息储备，如果能很好地发挥出这些信息的作用，一方面将减少教师自己动手包办一切教学材料的负担，另一方面也将极大地拓宽学生的知识面。信息时代的影响越来越表明，现代新闻教育的目的应该把学生培养成为一个有良好信息素养、具备终身学习能力的人，以适应迅速发展的信息社会。如果在学习期间充分利用信源普在环境的帮助与冲击，必将对学生未来的成长、新闻职场的适应性等有很好地促进。

参考文献：

①张莹：信息技术对高校市场营销课程教学的影响［J］，产业与科技论坛，2006(8):124-126

②冯花朴：E_learning与成人学习方法的改革［J］，成人教育，2007(2):89-91

③姜智：E_learning环境下的差异教学［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5(11):174-176

④王莹：BlendingLearning理念指导下的英语教学［J］，中国电化教育，2006(7):67-69

⑤潘文涛：基于网络资源的混合教学模式行动研究［J］，中国电化教育，2006(8)，49-51

⑥张淑君、孔祥艳：网络课程开发与混合教学模式［J］，高等理科教育,2006(3):57-60

⑦何克抗：E_learning与高校教学的深化改革(上)［J］，中国电化教育,2002(2):8-11

⑧孙悦民：关于信息检索课设为高校公共必修课的可行性［J］，科技文献信息管理,2006(1):46-48

⑨葛寒松：研究性学习在数据库课程教学中的应用［J］，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6):110-111

第8篇：新闻传播知识点范文

一

这门课主要是在大中专新闻院系开设，针对我校的中职生来教学的话，还有很多需要克服的难题。首先，教材的适用性不够。目前社会上还没有一本专门针对中职生的新闻采访写作教材，大多数教材的适用对象是大学生。不可避免的造成了学生们在学习时，可供参考的理论知识有些偏难。要求教师在教学时，根据学生的实际，随时进行调整。

其次，我们培养的学生凭什么在日后的竞争中有自己的充足的底气和后劲？要靠自己深刻的思想和过硬的新闻采访写作能力。有些学生从内心就不够重视，觉得只要能说就行，何必费功夫写呢？其实从业界的实际情况来看，在采访方面，有的电视记者不分场合、不分对象，不假思索地将"你有什么感想"之类模式化的问题抛问几乎所有的被采访者，显得捉襟见肘、底蕴不足；有的记者，在关键时刻不会提问，不善提问，常问不当之问，问缺乏从业常识之问，此类现象时常可见；有些记者，尚无法通过采访获得自己所需要的、有价值的新闻素材；也有一部分记者，还不能胜任重大报道的采访任务。这就折射出了采访能力的欠缺。

学生们迷失于电视报道中那些令人炫目的"热闹场面"，不屑于思维能力和写作能力的培养，并没有静下心来思考过，为什么要学习，学习本课程对自己有哪些提高。在这里，培养和训练学生们的新闻敏感、思维能力，帮助学生提高新闻采写的能力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最后，理论与实际结合，学以致用方面有些脱节。课堂教学中的案例教学，行动导向教学等手段的运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作为一门实践性强的课程，必要的实习经历就难能可贵了。老师在课堂上讲的口干舌燥，比不上学生们自己去经历一次重要的采访活动来得直观。学生们又没有耐心坚持进行写作训练，就只能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不能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

二

作为世界各国新闻传播学科中的核心课程，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作为衡量一个新闻传播院系的教学安排是否合理，美国新闻界的标准很简单，是看教学中有多少资源被用于新闻采访写作课程上。"①

要发挥新闻采访写作课程的作用，培养和彰显学生的新闻采访写作能力，有赖于学生个人各方面能力、素质的全面调动和综合体现。首先就必须加强和突出教学。突出学生新闻采访写作能力的培养，渗透到教学的每一个具体环节中去，树立课程的重要地位。

其次，新闻采访写作教学应从课堂内向课堂外延伸，贯穿于各阶段学习的全过程。新闻采访写作，课堂讲授时间毕竟有限。固然必须精心安排好每一堂课的教学内容，做到精讲多练，使学生能有所悟、有所得；另一方面，也应该围绕课堂讲授的内容，将教学活动延伸到课堂之外去。这就有必要引导学生结合在新闻采访写作课上所学知识，平时留意在校园中寻找新闻，增加在校园中演练的机会。教学中，给学生们布置过这样的练习。他们完成时的积极性比较高，让他们发现了身边细微的变化，惊喜和收获并存。通过老师的分析和点评，使学生在写作方面减少盲目性，增强自觉性，体悟和掌握其中的规律性。

最后是增强教学的互动性和有效性。课堂上，除了老师就知识点讲授案例之外，有计划的安排学生讨论他们感兴趣的问题。对习作的批阅方式，老师应当引导学生创造机会去采写，一对一的反复修改学生的文章。学生可以从中受到启发，加深对新闻写作的理解。对作文的讲评，"多多益善"。通常写作完成后，学生与老师一对一交流、修改，很少有学生愿意拿出来与全班同学一起分享。优秀的典型作文对其他学生来说更有启发性和接近性，他们更愿意接受。

第9篇：新闻传播知识点范文

关键词：传播学导论；案例教学法；应用

中图分类号：G4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3）04-0138-02

当前，我国约有800多所学校有新闻传播学教学点，《传播学导论》课程是高校所有传媒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和必修课。《传播学导论》源自西方，不仅理论庞杂，涉及到社会学、符号学、新闻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多门学科的知识，理论思辨性强；而且理论解释力强，但应用性不足。传播学中的许多理论对媒介对现实的影响具有穿透性的解释力，如媒介即讯息，但是理论与传播媒介的各项实际运用与操作关系甚远。在应用型院校的教学过程中，为数不少的学生认为这门课程学来无用，因而不愿多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案例教学是围绕教学目标，在教师的指导下，让学生对呈现的典型案例进行讨论分析、归纳总结，从而培养其思维能力的一种新型教学方法。在一定意义上它与教授法相对立，它不仅强调教师的“教”（引导），更强调学生的“学”（研讨），即教育者根据一定的教育目的，以案例为基本教学材料，将学习者引入传媒情境中，通过师生间互动、平等对话和讨论，提高学习者面对复杂传媒情境的思辨能力、决策能力和行动能力的一系列教学方式的总和。案例教学的教学模式一种寻找理论和实践恰当结合点的十分有效的教学方式。笔者在教学实践中逐渐尝试运用案例教学法，描述真实的传媒情境，引导学生主动运用学到的传播学理论思考、解释传播现象，学生的课堂反应和教学效果反响很好。本文将选取武汉公交女司机被打事件解释拟态环境的环境化现象来解释案例教学法在《传播学导论》课程中的应用过程。

一、《传播学导论》案例教学的实施过程

（一）研发案例

《传播学导论》课程的案例可以取材于人类社会中的传播现象，传媒实践中经典性的活生生的真实事件。但是，课程中所要呈现的案例，则需要教师在备课阶段进行精心的挑选，选中的案例首先要能实现课程的教学目标，其次，应具备一定的时事性、新鲜性和典型性，以更好的吸引学生参与到课程学习中来。只有选择合适的案例，才能达到案例教学的教学效果。

例如，讲述大众传播有一个重要的知识点是拟态环境的环境化现象：大众传播虽然提示的是“拟态环境”，与现实环境之间有很大的距离，但由于人们是根据媒体提供的信息来认识环境和采取环境适应行动的，这些行动作用于现实环境，便使得现实环境越来越带有了“拟态环境”的特点，以至于人们已经很难在两者之间做出明确的区分。在当今各种媒介铺天盖地的覆盖下，这一现象太为常见了，学生们也觉不出有什么不妥之处；而且在很多现象中要想很明确的证明现实环境是由拟态环境转化的太过武断。在众多传媒现象中，笔者选定了2008年发生在武汉的一个公交女司机被打事件，本来仅仅是现实中的一个普通冲突，一个说话不礼貌的武汉公交女司机骂了车上的东北乘客，被同行的两个东北男人在公交车上打了一顿；但经由武汉经济电视台一次报道“东北打人者不是人，简直是畜生”直接引发了网络和现实中武汉人对东北人臭骂的现象，现实社会中承袭了武汉经济电视台的观点。以下简称拟态环境的环境化案例。

（二）讲课过程中呈现案例

讲课过程中，在合适的时机将准备好的案例在课程上呈现，呈现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教师讲述是最常用的一种，或者通过图片、视频、文字等多媒体形式呈现，或者打印出来发给学生课堂阅读，也可以提前一次课就要求学生课下搜集案例材料，上课学生陈述的方式等。不管采用哪种呈现形式，最主要的是需要把案例中的人物、事件、前因后果讲述清楚。

例如：拟态环境的环境化案例中，为了让学生通过现实现象来更好的理解拟态环境的环境化理论，采用多媒体呈现案例的方式。首先，呈现了武汉经济电视台对这一事件报道的视频，视频中首先记者对武汉司机宋汉芳在医院的镜头，在车上被两名东北男人打的镜头，采访了宋汉芳的亲人们，公交车司机对这一事件的愤慨，视频中的旁白和主持人的言论都是同一个观点，两个不是人的东北人殴打了公交车司机。然后，图片和文字呈现两名目击者对这一事件的看法：乘客“高山无语”在博客中透露：“我亲眼看见是她先出言侮辱上车的东北妹，也是她先用手推开东北妹，她以为在她的地盘、她的车上，没人敢把她怎么样，更何况她作威作福习惯了。此时东北人并没有说什么，所谓东北人等车等烦了才大打出手，完全是杜撰出来的噱头，只是东北妹说了一句‘你们的车好慢’，仅仅这一句，至少我没有听见东北人说第二句话。可司机大妈却没完没了，而且是她先动的手，一旁的东北男才这样愤怒”。该网友指出：“这个女司机不但脾气不好，而且性情暴躁，乘坐她开的车你不要企图向她问路，要是向她问路，我保证她会把你损得狗血喷头”。目击网友“记录与青春有关的日子”在博客上写道：“当时我在车的中间，听到有个女的在前面说，怎么来车这么晚。那女司机说的什么我没听清楚，但语气非常不好。因为我也是外地人，对东北口音听得非常清楚。那女司机就说了一些之类的话，后来我伸头往前面看的时候，就打起来了。”最后，文字描述这一事件的进展，2008年9月，一则武汉经济电视台播出的电视新闻“武汉女司机被打”播出后，一些传统媒体和网站在不断转传的过程中，标题从《公交司机被打》到《东北人打武汉公交司机》，到《东北男人打武汉女公交司机》，再到《2个东北男人打1个武汉公交女司机》，一件普通的社会冲突事件，被传媒演变成不同地区籍贯人之间的冲突，网上各大论坛形成了以区域划分的武汉和东北两大PK阵营，互相攻击、谩骂，无所不用其极。大概用将近6分钟的时间呈现该案例的来龙去脉。

（三）教师提出问题，学生相互讨论

所呈现的案例，具备趣味性、实践性能很大程度的激发学生认知这一事件的兴趣，但是，对于案例中所蕴含的知识却不可能通过了解了案例就可以知晓，这时需要教师适时的提出问题，学生围绕问题，结合这一案例中的表现进行讨论，从而达到掌握知识点的教学目标。一般情况下，教师更多的采用启发式提问方式。

例如，在前述案例拟态环境的环境化案例中，提出以下几个问题：1.网友记录与青春有关的日子即现场目击者了解这件事情的渠道与武汉经济电视台的观众了解这一事情的渠道有什么不同？2.现场目击者会不会参与到网络上的武汉人与东北人的对骂，武汉经济电视台的观众会不会参与到对骂的队伍中？这两者行为的区别是什么？3.为什么会有现实社会中的一起小纠纷会发展到武汉人与东北人的对骂？谁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4.怎么样解释这种现象的转变？现实社会中还有没有类似的事情发生？5.这一原理能同样解释网上流行语“要想富做手术，做完手术告大夫”和现实社会中越来越多的医闹现象发生的契合性吗？

提出问题后引导学生进行课堂讨论，锻炼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提升学生的表达能力。在课堂讨论的环节，教师已经从传统课堂的知识的讲授者的角色转变为课堂上知识的引导者，根据学生讨论及其发言的情况适时引导，防止学生讨论的话题分散或者跑题，使学生仅仅围绕所呈现的案例进行讨论，才能较好的实现其教学目标。

（四）教师进行课堂总结，并给出评价

案例讨论结束后，教师要及时进行课堂总结。课堂总结有两个主要目的，一是对学生讨论的结果进行分析，从而从案例的讨论中总结概述出所要学习的理论知识点，如前述案例中现代社会中信息环境的环境化现象，加深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二是对学生的课堂表现进行评价，学生在课堂中的参与程度可以纳入到学生平时成绩的考核，期末考试和试卷分数以不同的权重参与到学生该门课程的期末成绩评定，从而更好的调动起学生学习过程中的兴趣和动力。

二、《传播学导论》课程案例教学中应注意的问题

案例教学中首先要注意的是选取的案例应具备针对性，有两层含义：第一意思是指选取的案例要具备理论的针对性，课堂上所选的案例能涉及所要讲述的理论知识点，满足教学目标的需要，而不能仅仅是为了案例而讲案例；二是教学对象的针对性，《传播学导论》课程面对各科背景的学生，理科类、文科类和艺术类都有，对于理科和文科类的学生应该鼓励他们自己搜索、总结和陈述案例，而对于艺术类的学生则需要选择事件的来龙去脉简单、清晰，篇幅不是很长，涉及的知识点不是很多的案例，从而更有效滴激发起艺术类学生学习该门课程的积极性。

其次，教学中选择的案例应具备时事性。新闻传播领域关注的就是实时发生的新事、奇事和大事。而《传播学概论》课程的学习主体一般是与媒介相关的专业，这些专业的学生具备非常关注时事的专业素养。例如，讲解第三人效果假说时，2011年之前用的是芜湖蓝藻引发的水污染事件中的抢水现象，可在2011年春天日本发生地震之后在中国沿海发生的抢盐风波之后，假说案例就更换为分析民众的抢盐行为。

三、结 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