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的理解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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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自然科学的理解范文

关键词：解释学 科学哲学 科学解释学 研究成果 发展意义

科学诠释学作为专门的课题研究是近三十年的事情，它从20世纪70年代萌芽到现在，仍然是一个新课题。它的出现是为寻求科学发展造成的困境的解决方案的必然，是诠释学本身拓展的需要，也是欧洲大陆哲学与英美科学哲学的诠释学对话的结果。美国学者帕尔默就曾经预言，“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十年中，由于诠释学和科学哲学的对话，诠释学有可能出现在科学哲学中。”[1]]现在他的预言已经得到证实，虽然短短的30年，科学诠释学还是年轻的生命，理论还需很大的完善和建构，但大家的热情和理论探索的勇气，让这个小生命也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取得了一定的价值研究成果。

一、科学解释学兴起的理论背景

诠释学和科学哲学两大学科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为科学诠释学的顺利诞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从科学诠释学的发展渊源看，诠释学和科学哲学两大学科都对科学诠释学的诞生、成长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和养料，因此科学诠释学可以看作是诠释学和科学哲学的交叉形成的边缘学科。从内在发展逻辑上看，科学诠释学作为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思考绝非某个哲学家一时即兴而为。它是实证主义哲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又是诠释学理论向自然科学领域渗透、诠释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研究领域拓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科学哲学引入诠释学的研究方法与理论进行再创造的产物。

在诠释学方面，海德格尔第一个站在本体论诠释学的立场，立足于“此在”，认为理解是“能在的存在”，是“此在本身的本已能在的生存论意义上的存在”。[2]这样，海氏就赋予了理解一种普遍的意义，从而使得诠释学获得新的发展空间，开启了自然科学诠释学的可能性图景。伽达默尔继承并发展了海氏的思想，直面自然科学中的“理解”，揭示出自然科学中的理解也具有本体论上的意义同时指出诠释学是不排斥自然科学的，“在构成意识的活动中所完成的所有工作都可以由解释学的反思来完成。正因为如此，它就能够并且必须把自己展示在一切现代知识之中，尤其在科学之中。”[3]伽达默尔的普遍诠释学为科学诠释学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本体论基础。但遗憾的是，海氏和伽氏虽然表明了解释学涉及人类与世界有交往的全部领域，但是面对实证主义的霸权，他们还是有点妥协——他们的解释学仍然是人文性质的，而对自然科学诠释学并没有进行细致深刻的探讨和专门研究。

在科学哲学方面， 亨普尔为科学解释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为科学诠释学的诞生迈出了模范的一步，他把自己的科学解释的哲学分析推广至包括社会历史在内的一切领域，认为理解是一种启发手段，从属于科学解释。这样，他以解释为主的方法统一科学与人文的偏颇引发了科学历史主义对他的纠正：科学解释本质上具有历史相对性、对概念框架的依赖性，概念框架凸显了科学解释的语境和态势。库恩的范式、图尔敏的自然秩序理性和汉森的概念模式概念都反应了科学解释的历史相对性，这为推动诠释学和科学哲学的合流、自然科学诠释学的诞生开了一个好头。科学诠释学能有今天的成就，源于两大学科的共同滋润是无疑的。正是在两大学科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奠定的理论基础之上才最终催生了科学诠释学。

二、我国的科学诠释学研究成果

科学诠释学是在西方哲学界产生的，我国学者对其诞生无缘于直接贡献，但我国学者对科学诠释学在我国及国际科学诠释学界的发展上也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总的来看，我国学者的贡献在于以下几方面：

首先，我国学者完成了科学解释学从西方哲学界的引进和向国内的推介。我国是在20世纪80年代引进诠释学的同时引进科学诠释学的，之后相继翻译了一些国外相关论文和论著，如伯恩斯坦的《超越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基西尔的《一种自然科学的诠释?——最新争论》和科克尔曼斯的《 现代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本质》等。1984年、1987年和1999年，我国著名哲学期刊《哲学译丛》，先后三次组织国内学者集中翻译西方科学诠释学的有关学术著作和论文，为我国科学诠释学的健康发展和开放性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为国内科学诠释学研究能够始终与国际科学诠释学研究保持同步提供了有利的交流平台。

其次，发表了一批具有重大价值的学术成果，初步发展和建立起我国的科学解释学事业。在从西方引进科学诠释学的同时，我国哲学界对科学解释学的研究也开始逐渐走向深入。一些理论专著先后发表，如施雁飞的《科学解释学》、吴琳的《理解之维：自然科学的解释学研究》、曹志平的《理解与科学解释》、黄小寒的《自然之书读解——科学诠释学》。同时还涌现了一批颇有价值的论文，如李章印的《探照灯与数学因素》、《自然科学如何是诠释学的？》、《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与自然科学诠释学》，高靖生的《论科学理解的合法性》、《科学理解中的个人知识与判断力》、《科学理解中的形成机制》、《科学理解在科学活动中的地位》、《科学理解的认识论前提》，吴炜的《论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性质》《海德格尔的科学诠释学思想》，叶泽雄的《论自然科学的理解和人文社会现象的说明》，殷杰的《科学语言的形成、特征和意义》，胡丹的《浅谈科学的解释学维度》，李金辉的《科学解释学的三重维度》，袁航和曾国屏的《关注科学理解》，方鸿志的《科学合理性的现代意蕴》，任平的《论语言符号系统在广义认识论中的地位》，方珣的《科学解释述评》，刘高岑和郭富春的《科学解释的语境：意向模型》，石丽琴的《从解释学的观点看拉卡托斯的科学编史学》，任玉凤的《劳斯的科学实践解释学思想解读》，等等。

第2篇：自然科学的理解范文

关键词：创新；教育理念；提高；自然科学教学；有效性

1. 引言

在自然科学教学中，有很多教师感觉到教学效率不高，究其原因是教学理念的落后造成的，教师在教学中没有落实好新课改理念，也没有结合初中学生的思维特点、认知水平、生活体验等来设计和开展教学活动，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初中自然科学的教师应该结合当前该课程教学实效性的现状，创新教育理念，通过多种方式实施有效的策略，提升教学的有效性，基于此，本文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进行了如下几方面的探究。

2. 创新教育理念提高自然科学教学的有效性策略

2.1培养学生兴趣，调动学习主动性

爱因斯坦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初中自然科学的教学中，教师要从培养学生的兴趣入手，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学生刚刚接触到初中自然科学课程时，教师首先要向学生介绍这门课所讲的内容及意义是什么，让学生认识到学习这门课程的必要性，在思想上提升认识，其次，要充分结合自然科学的趣味性，来设计课堂教学，使课堂教学内容引起学生的兴趣，提升教学的有效性。

比如，在教学“水资源的利用和保护”的内容时，我运用设疑的方式激发了学生探究知识的兴趣，在开课导入时，我给学生展示了一张地球的照片说，前苏联的宇航员曾说，从太空中看我们的地球，是蔚蓝色的，称之为“水球”才是更准确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地球上的水是多么丰富，但为什么还要节约用水呢？这样的问题扣住了学生心中的疑问，使他们对接下来的知识探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进入了主动探究知识的状态中，另外，教师还设计生活化的教学，使学生感知生活中的自然科学知识，激发学习的兴趣，比如，在学习“电的知识时，我让学生自己统计一下家里有多少电器，用电量每月是多少等，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2.2运用多媒体，提升教学实效性

多媒体具有集图文声画于一体的功能，在初中自然科学教学中，充分运用多媒体教学可以提升教学效率，为实现教学目标，发挥有效的促进作用。首先，在课堂导入重要善于多媒体，以其形象、生动的图文声画，将学生的注意力吸引到一个与课堂教学内容紧密相关的教学情境中。

比如，在教学“浮力”的内容时，我在课堂导入的环节，运用多媒体播放了一些关于死海的图片，通过“四海不死”的现象，激发了学生的好奇心，学生在强烈的探究欲望的驱使下，进入了这堂课的学习，提升了教学的有效性。

其次，针对初中自然科学教材信息的局限性，可以在教学的过程中运用多媒体教学手段，结合教学信息展示一些相关的资料，帮助学生更深入地理解教学内容，提升教学的有效性。

比如，我在教学《人的健康与环境》的内容时，结合教材的内容，给学生播放了关于亚健康的病人的一些现象以及相关的常识，为学生理解教材的内容起到了促进作用，另外，多媒体手段在帮助学生理解教学内容的难点中发挥了很大的效力，通过形象化、直观化的演示，使学生对一些相对较难理解的知识，加深了理解。

2.3优化教学模式，发挥学生主体性

，新课改理念下，教师是教学的教学的组织者，引导者、合作者，因此，在教学中教师要善于运用引导学生积极参与的教学模式，通过有效的教学方式的设计，引导学生通过自主学习实现教学目标；其次，要为学生自主学习创造条件，最大限度地挖掘学生的潜力，对此，实施小组合作学习模式是行之有效的教学策略之一，我在自然科学的教学中，整合了其他学科小组合作学习模式的成功经验，结合学生的个体特点，合理搭配后，划分了多个学习小组，在组长的带领下，开展了有效的小组合作活动，提升了教学质量，在学生自主探究学习的过程中，我对每一个小组的合作情况作了详细的动态观察，对于出现的问题及时解决，确保了学生探究活动的顺利开展。

比如，在执教“我们居住的地球”的内容时，通过多媒体给学生们展示了一些地球的图片后，我设计了这样的分组讨论题：我们从这些图片的形状证实了地球是圆的，我们中国人也拍了到了从太空看地球的第一张照片，对此，同学们一定还有更多的例子来证明地球是圆的，现在进行分组讨论，比一比看谁的例子多，谁的更有说服力，在学生讨论交流的过程中，我则在巡回中倾听他们的观点，对于一些不正确的观点给予引导，使学生对地球的认识的准确率得到提升。

2.4开展主题活动，拓展教学范围

在初中自然科学教学中，结合教学的内容开展主题活动，拓展教学范围，使学生从更加丰富的学习资源中，获取更加牢固的知识，对此，我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有效的实践，首先，结合将要学习的内容，让学生去搜集一些与之相关的学习材料，使学生在这个过程中，对将要学习的知识形成了初步的认识，其次，是结合学生的兴趣，开展小组合作学习活动，让学生以自己感兴趣的知识为主题，开展深入的探究学习活动；第三是结合某一方面的知识，组织学生开展社会实践

活动，比如，在教学“生活中的水”的内容时，让学生在生活中开展了调查，由此培养了学生的科学实践能力，培养了自然科学的素养。

3.结语

总之，在初中自然科学教学中，需要我们教师创新理念，密切结合与落实新课改理念，通过培养学习兴趣、利用现代教学手段，优化教学模式，开展主题活动等策略才能实现提升教学有效性的目标，为学生的自然科学素养和综合能力的提升奠定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1]蔡玲芬.浅析初中自然科学教学的新思路[J].读写算・素质教育论坛，2012，（7）：74-75

第3篇：自然科学的理解范文

关键词：实践科学；科学知识；权力；地方性；批判

中图分类号：B77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1)11－0092－04

劳斯的实践科学观对传统的理论科学观给予了致命的批判，在其《知识与权力――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著作中，他以实践为视角展开了自然科学新的解读路径。如果说开创实践科学观的主要功劳并不隶属劳斯，但是劳斯对科学实践的权力维度的阐发是功不可没的，而对于如何理解科学知识和权力的各自界定以及二者的关系，劳斯首先质疑了传统的理解方式。在传统的科学知识解释框架中，科学知识和权力之间虽然存在着某种外在的互动关系，但是这样互动关系并没有建立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如以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权力为例，我们不难理解培根意指人类只要掌握了关于自然界的科学知识，揭示了关于自然界的秘密，人类便拥有可控制或主宰自然的权力。相反，若没有关于自然界的科学知识，那么人类难以对自然进行有效的改造。因此，拥有知识是正确介入事物的前提。如此看来，科学知识的认识论地位和权力的运作方式难以形成内在的相互关联，此即为科学的认识论和政治学之间的分离。当然，这只是传统的科学哲学解释框架中界定的“作用于物的权力”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知识和权力的关系。我们同样可以从传统政治学视角中解读知识和权力之间的关系。

权力作为政治学的概念，其显著特征在于行动者所占有并使用的一种统治工具，所以，权力的本质是压制性的。在这样的解读语境中，政治权力对科学知识的形成并不具有积极的意义，甚至对科学知识的形成构成强大的阻力，而这一阻力主要是对远离真理知识信念的强制性推广，“权力可以影响所认识到的事实，但是被认识的事实本身以及对认识而言的事实本身却不受权力影响。也就是说，权力可以影响我们相信什么，但是至于哪些信念是真的，哪些信念被认为是真的以及这些信念之所以成为知识的辩护根据何在，这些都与权力的观点完全无关。”进而言之，权力仅仅作用于对理论的认可或信念的依存性，至于世界本身的改变方式并没有和权力建立直接的联系，权力可以改变人们的信念，此种信念真值性的保证无法和权力联系在一起。更有学者甚至认为：“它是一种将权力仅仅看做是约束、否定和胁迫的传统。权力是系统地拒绝接受现实，是压制的工具，是对真理的禁止，权力的效力阻止了或者至少扭曲了知识的形成……”在权力和知识之间产生的压制和反压制，束缚和解放之间的斗争中，权力一直都是知识向前推进的绊脚石，于知识的增长或创造性的发展并未提供积极有效的建设性贡献。因此，不管从传统的政治权力视野中解读知识，还是在科学知识论中解读权力，科学知识和权力之间的关系始终是外在的相互分离。这种关系可以概括为：知识以其纯粹的知识存在，权力以其纯粹的权力而存在。

毋庸置疑，传统的科学观建立在权力和知识相互外在的基础上，核心问题在于理论科学观的误导，该科学观明确区分科学的内史和外史。科学的内史用于解释科学知识进步的理性、思想以及传统认识论的主要地位，而将科学外史的社会的，政治的列为可有可无的尴尬处境之中。科学哲学家劳丹认为，一副完整的真实科学图景同时需要内外史两个方面，但是在理解何为科学的本质以及作为理性事业的科学特点的关键问题处理中，只有科学的内史才是首当其冲的。因此，科学作为理性的事业意味着科学作为理论如实精确表征了世界的存在方式，在表征视角的构建中，自然科学具有去情境化的普遍性的特征。在劳斯看来，传统的权力观和知识论的外在分离，关键原因是理论科学观没有对科学知识的成因以及科学成果对生活世界的影响进行深入的研究，同时没有对传统狭义的压制性权力拓展到微观的创造性的权力领域。“我们最好不要把权力与知识对立起来，或者认为它可以与知识分离开来。知识的发展可能会导致新的限制形式，而权力的行使本身就能产生出知识。”

劳斯针对传统表象主义科学观关于知识和权力之间关系理解的误区，随即就如何理解科学知识，权力概念进行了创造性诠释。劳斯首先从科学实践和科学实验人手展开了对自然科学的解读，这得益于库恩和海德格尔科学哲学思想中实践概念对他的启发。当然，劳斯认为不能对实践作狭义的理解：“我所说的实践活动并非以运用为目的，而是指实践的技能和操作对于其自身所实现的成果而言是决定性的……然而这些技能与功绩却很少在哲学上得到应有的评价。”如果说，劳斯急于倡导复兴科学实践的核心地位，而忽视了科学理论的重要性，这是对劳斯的误解。劳斯反复强调理论对于科学的重要意义，问题的关键是科学的理论和科学的实践之间复杂关系需要得到重新的表述。他认为，理论和规律只有通过科学的具体实践中，并通过科学的实例才能得以理解，然这一现象在科学哲学中并没有得到重视。因此，“这里的问题不是出在是否忽视了科学的一方面(实验)，而倾向于它的另一方面(理论)，而是从整体上扭曲了对科学视野的看法。”当然，这样看法不仅体现在理论和实践的颠倒式理解，同时以科学的理性身份构成了对科学实践技能以及行动特征的掩盖，以至于科学在认识论和政治之间出现了巨大的鸿沟。要走出这一困境，必须给予科学实践以足够的重视，劳斯通过对库恩思想的解读，将库恩理解为科学实践哲学的倡导者，库恩科学哲学中的“范式”概念成为科学共同体的实践性把握的重要方式。“范式首先不是获得认同的理论的立场，而是概念化和介入特殊的经验情境的范例性途径。接受一种范式与其说是理解和相信一个陈述，不如说是获得和应用一种技能。……使用仪器和设备，把握改造或介入特殊理论或实验情境的机会。”劳斯从库恩思想中寻找了重要的依据，实践科学对理论科学的批判在于强调了科学共同体作为实践群体存在的重要性，科学并不是局限在理论方式对异己的自然世界进行表象或直观，而是直接通过实践操作的方式介入到世界之中，世界只有在我们的实践操作和控制中才被我们所把握。不仅如此，劳斯秉承了新经验主义所奉行的科学实验优先的观点。在哈金看来，科学实验经常追寻自己的方向前进，甚至探索理论尚未深入的领域。科学实验活动有相对自主性，实验拥有自己的生命。科学实验的独立性表现为有实验技术、工具和程序的开发、完善，这些技巧扮演了科学实验研究的主导的地位。这一现象的确立，在于科学的进步日益和科学家能否成功地建构新的人工现象相一致的，当今的自然科学研究对象早已不再是早期科学研究

对象那样便于直接处理的自然物，科学研究的对象由自然物实现了向人工物的转换。这就意味着传统的非参与性的观看方式无法胜任研究客体的需要，因此对研究对象――人工物的制造以及操作控制，仅凭抽象的理论是毫无意义的。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实践观倡导的科学研究的实践建构、实验建构所需要的技术设备，研究人员的特定社会关系网络以及研究中遇到的现实实践性难题都成为科学知识得以可能的关键性因素。当然，在理论科学观的视角中，这些要素均具有偶然性特征，地方性特色，科学知识只有与这些偶然性的特性保持足够的距离，才能确保作为科学知识的普遍化和去地方性特征。但在劳斯看来：“科学知识在实验室之外的拓展就是地方性实践经过‘转译’以适应新的地方性情境。这并不是说科学知识没有普遍性，而是说它所具有的普遍性是一种成就，这种成就总是根源于专门建构的实验室场所中的地方性之能知。”其实，关于地方性知识和普遍性知识的角色的转变意味着一次革命性的颠倒，这也体现了劳斯反复强调的实践科学观对理论科学观的超越，科学实验或实践总是从地方性的实验室开始，然后再推而广之形成了普遍性的知识。

劳斯确立了科学实践或实验派生科学知识的可能性，实践性的操作对于科学知识的成因的重要性，由此，劳斯解释了科学实践和科学知识的同一性。而对于权力的理解，劳斯延续了法国哲学家福柯对权力的解读路径。如果说传统的规范性权力作为狭义的概念使用，其主要的意义停留在宏观的司法权力领域，如前所述，这种权力具有压制性而为特定的利益行动者所具有，那么劳斯则借助福柯权力观的解读，走向了微观权力领域。按照福柯的理解；“权力必定被分析为是某种循环的东西，或者是以链状的形式起作用的东西。它决不会停留在这儿或那儿，决不掌握在任何人的手中，决不是可以挪用的商品或财富。权力是通过一个网状的组织被运用和行使的。”福柯对微观权力的探讨避开了规范性权力的宏大叙事分析，集中探讨作用于人身体的规训权力技术运作方式。这种规训权力技术出现于十八世纪中叶，在物质生产资料不断走向机器大生产的阶段，作为主人的劳动者渐渐演变为机器的附属物。为维持生产力的持续提高，对人的身体进行权力技术的规训以满足机器大工业的需要而变得尤其重要。福柯建立了规训权力技术和人的身体的新知识之间的关系。不仅如此，福柯对规训权力技术扩散进行了更多的挖掘，规训权力技术具有无限渗透功能，各种规训机构不仅是规训权力的制造所，而且无限扩展到外部整个世界之中。诸如，精神病院、学校、监狱、医院、军营以及工厂既是重要的规训机构，又是规训权力涌向整个社会关系和社会实践的典范。福柯的规训机构作为权力的诞生地，新的规训权力得以不断被创造出来。这给予劳斯极大的启发，他以实验室为据点形成了科学实践的微观权力视角的分析。劳斯分别从实验室内部和实验室向外拓展的过程中对微观权力展开了论证。拉图尔认为：在现代科学中，绝大多数真正的新兴权力都来自科学，并非来自经典的政治过程。在实验室内部，实验室实验的权力特征表现为隔离、介入和追踪。科学实验需要建构一个被隔离的微观世界，隔离的目的是能够以特定的方式操作和控制微观世界，事物只有在介入的方式中才能创造出新的研究领域。在此基础上，还要进一步追踪被建构的微观世界，追踪实验涉及到从建构之处对整个实验进程的控制。追踪不仅仅是监视实验的结果，更主要的而是监视事情的正常控制。对实验进行设计，以便让人能够全程追踪，是实验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劳斯认为，“我们在实验室中不仅仅对事物进行分割、观察、分类和记录。我们还建构、分解事物，并介入其中。物质、粒子、过程、有机体、反应和突变都是实验室的产物。这些东西以及被带入实验室的其他事物以多种‘非自然’的方式呈现自身并相互作用。实验室是事物被迫出现甚或存在的场所。”不难看出，劳斯所解释的实验室的权力特征，权力体现为科学家及其科学实验材料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权力是实验室重构或塑造内部场景的重要内核。在微观权力的干预下，事物的可能呈现方式以及被理解的方式便逐一显示出来。而在科学实验室之外，科学实践的权力作用模式更加明显。我们按照实验室的微观世界提供的模式参与了世界的重构和塑造，不过在现实生活世界中接受实验室这个规训机构的条件，我们必须为它提供标准化的服务，个人以及社会必须接受某种行为模式。实验室是一个被精心、细致构造、控制和监视的设备和实践之网，如果能够被广泛实施和塑造，还必须有一定的相关配套设施。首先是技术系统和社会之间在互动的复杂性和紧密耦合性上的增大。其次，自然环境必须被简化或者对复杂化进行重新组合。另外，实验室实践的拓展已经构造或改变了我们的日常习惯，诸如，我们采用钟表(时钟的出现显然早于现代的科学实验室。但除了提供新的、更精确的时间标准以外，实验室还大大推动了对我们所做之事的计时，从而促进了钟表的使用)来安排并协调人们的生活，定期接受药物治疗，检验食品的化学成分和营养成分，等等。当然，诸如此类的实例仍可以无限制扩展开来。因此，劳斯认为：实验室实验的权力关系渗透在我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对事物的塑造之中，这样的渗透体现在现实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实验室实践才是真正改变了我们对自身以及对生活的理解和认识。劳斯对权力的解读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学概念以及政治机构层面上界定，甚至可以说，权力是在一个全新的视角中走向了公众的视线之中以及被我们所了解。

不可否认，劳斯独辟蹊径地开拓科学实践的微观权力特征，一方面基于对科学成因的思考以及理解科学对现实生活的不同渗透方式：另一方面是劳斯独有的科学批判路径，但这点在学界一直处于被遗忘的角落。简言之，如何在一个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中重新理解科学的增长所带来人类自身以及整个世界的改变。劳斯倡导自然科学权力之维的阐发，但他并没有对自然科学的日益繁荣大唱赞歌，相反，他的整个科学实践哲学的开创都深深植入了人文精神的关怀。我们只要明白劳斯因法兰克福学派对科学批判的不满就能体会到劳斯的主要用意。“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假定，这一空前增长所产生的社会和文化的影响始终都是进步的。我们必须要追问，自然科学是如何改变我们的以及采用何种方式才能最具批判性地理解和评价这些变化。”在这种思想背后，劳斯开展了积极意义上的科学批判态度。

可是。如果说科学是如何进行的，科学的目标是什么以及不能在更大的文化情境中把握这些成就的话，那么对科学的批判将失去方向。当劳斯将地方性、情境化等内容引入到对科学实践的过程中，劳斯同时打开了一个重要的领域，那就是对科学的社会历史性发现，虽然这一领域在历史主义科学哲学之后，就不再是私下的秘密。但是劳斯经由科学的社会历史化的根基中寻找到对科学批判的可能方式，这是一般的科学哲学家所无法达到的。不过，他针对科学的权力渗透而参与世界的改变和塑造时，

其主旨始终带有既激进同时又温和的矛盾式批判。一方面，在于他强烈要求赋予自然科学的微观的政治权力特征，以便构成对自然科学的政治批判。另一方面，涉及到如何对科学的权力特征进行批判时，他认为自然科学对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影响并非意味着人类的进步，但任何一种拒斥以及抛弃科学的态度都是没有出路的，我们所能做的便是对自然科学的扩展带来的影响保持清醒的认识和警醒，以便能够全面理解科学对我们现实生活的塑造。“我感兴趣的权力关系不是科学实践赋予我们对自然的权力，虽然这一层面在我的讨论中占据了显赫位置。相反，我一直都在讨论，需要按照权力来加以理解的，需要受到直接的政治理解和政治批判的，恰恰是这些实践对我们自己，对我们的生活方式的影响。”自然科学是如何改变我们的以及采用何种方式才能最具批判性地理解和评价这些变化，这些足可以体现劳斯和别的科学哲学家不一样的科学情结。正因为如此，他批判了英美科学哲学界长期以来对科学采取的无批判实证精神，而努力体现欧洲大陆意义的批判精神。

基于以上的考虑，劳斯对实践科学观权力之维的阐发开启了新的理解空间。第一，开创科学实践权力之维批判的可能性，从科学实践展示的权力关系中开辟科学的政治学的可能性。劳斯认为，权力的概念构成科学的政治解释的基础，自然科学对我们现实生活的塑造以及对我们自身的重构，导致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权力概念的新的理解路径。当劳斯赋予科学实践效果的微观政治权力之时，其实也在批判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在认识论、本体论、方法论以及政治学等多层的严格区别。劳斯通过对海德格尔实践解释学的解读而赋予了自然科学的实践解释学特征。在实践解释学的视野中，科学褪去了作为理论态度的普遍性的特征，而表现为实践的地方性和情境性特征。科学的理解模式不再体现为永恒不变的人与自然之间的既定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为自然科学向社会历史情境性领域开放提供了可能的空间。不过，劳斯意义上的社会历史情境性的拓展只是对理性或理论态度主宰科学的一种颠覆，揭示了历史性的科学实践对自然科学成因的重要意义。尽管如此，劳斯这一步的跨越是非常重要的，这不仅冲击了传统理论科学观的专制统治，同时也冲击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二分态度，为二者在解释学视野下的沟通建立了相互关联的桥梁。因为，在传统理论科学观看来，人文科学是自我解释的，而自然科学不具有人类的自我解释特征，它通达的是对自然实在的本身的无限制的接近和反映。因此对自然科学理解，自我解释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构成了对自然科学的决定性影响?在劳斯看来，不管是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人类的自我解释性都贯穿于其中。这就是劳斯要急切开辟科学的权力维度，或为科学的政治批判提供依据的核心思想。他坚决反对我们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采取的不同批判态度：“人文科学体现了权力的技术、策略或意识形态，体现了权力的支配或意义的消解，因而有必要从事批判性的讨论。但他们却让自然科学免于同样的批判。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试图为自然科学的实践提供一种无可置疑的政治合法性，并要求我们把它们看做是一切社会性的自我检验赖以进行的既定情境。”与其说劳斯通过社会历史情境化的视角而努力消除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在本体论和认识论维度的观念鸿沟，毋宁说他从人类自我解释层面上赋予了自然科学政治特征以及由此展开的可能的政治批判方向，而这一政治批判的确立，只有明确了自然科学作为社会历史情境化的产物方可呈现出来。第二，以地方性微观权力弥补普遍性宏观权力的不足。劳斯不满足于从理论态度中理解自然科学对我们现实生活的影响，转而从地方性的科学实践态度对揭示世界以及影响世界的优先权。我们通过对劳斯的科学实践观所具有的权力的批判视角来看，科学实践的政治特征正是依托于权力的途径得以彰显，但是劳斯科学实践所展开的权力描述并不是传统的规范性的政治权力，而是一种非规范性的地方性科学实践的权力。正因为如此，劳斯极力拓展“政治”一词的含义。科学具有政治权力，并非意味着科学一定要走向传统政治视野中的政治制度中的实践层面上的政治性，科学具有的政治权力在于科学能够影响到传统政治实践的可能性。劳斯继承了新经验主义重视科学实践以及实验室塑造所具有的强大的拓展力量，一些本来是非政治机构的科学实践和行动者却包含着重大的政治意义，甚至传统的权力形式对科学的影响必须在贯穿于科学实践的微观权力关系背景中才能得到理解。不仅如此，劳斯认为，自然科学的变化改变了我们理解自身方式以及直接关涉到社会政治制度的变化。例如，西方十七世纪经典天文学和力学走向现代形式的发展过程中，这场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自然界的态度，同时这场革命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是什么的问题。从认识理解、认识物理秩序的反思中，近代哲学的笛卡尔式的主体出现了；人与神的关系呈现出新的形态，这些不仅仅是思想上的变迁。它们同样与政治关系和政治制度转换、新的宗教实践的确立、经济行为和社会互动的新形式的出现息息相关。因此，我们对自然界的科学理解正在不断塑造着人的自我理解，同时科学实验活动以及实验室在向外拓展的过程中，新的权力也在对人自身以及社会制度构成了影响。劳斯强调微观政治权力对传统宏观政治权力的重要影响，但并不认为微观政治权力可以取代或完全引领宏观政治权力，而这一视角的转换，关键在于可以避开传统政治权力批判的宏大叙事的虚无化，而给予地方性科学实践的权力寻找批判的依据。因为与传统的政治统治形式相比，科学实践的微观权力对我们的限制以及活动强制要广泛得多、深入得多。

综上所述，劳斯的实践科学观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全新的科学形象，同时为我们重新认识和评价当代科学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不过，劳斯开启的科学实践的权力之维虽然体现了后现代科学新的批判路径和批判精神，但是传统的科学批判和传统的政治权力批判弱化却是我们必须要重新思考的一个重要话题。

参考文献：

[1]约瑟夫，劳斯，知识与权力――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Larry Laudan，Progress and Its Problem[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7，

[3]Ian

Hacking，

Representing and Intervening

第4篇：自然科学的理解范文

关键词：经济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国际化；海归学者

中图分类号：F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8)10-0009-08

一、引言

目前，国内经济学界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与国际接轨，加强经济学理论和思维的国际化。正因如此，各院校都在竭尽所能地引进海归学者，由海归学者来主导经济学的改革：不但在教学上极力推崇原版教材，而且在理论研究上更加迷信英文文章，推崇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数理化倾向，从而加速了当前这种庸俗的实证主义思潮(朱富强，2008)。当然，不可否认，由于近百年来中国在学术科研上的积累已经远远落后于欧美诸国，因此，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引入对根除中国传统经济学中的僵化思维确实可以产生显著的积极作用。但问题是，当今中国学术与欧美相差的最大之处并不在于明示式的知识和形式上的规范，而在于国内学术风气的扭曲以及学术理念的消逝。因为，前者是比较容易进行移植的，而后者则依赖于一系列的社会条件。事实上，制约当前中国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障碍不在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知识被隔绝，也不在于西方学术上的“形式规范”没有有效建立起来；相反，根本上在于整个学术制度和学术风气已经变坏，很多学者已经完全漠视其应有的学术理念和社会责任。因此，如果学术上要与国际接轨，则首先需要学习国外的学术精神和借鉴其学术制度。然而，当前那些所谓的“国际接轨”又接得怎样呢?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当前学术界中的国际化改革几乎都是一些极具功利心态的人士所发动的，且主要是那些经济学出身的副校长、校长助理或者院长所积极推动或参与的。其结果是，经济学的国际接轨基本上是停留在形式和规范上，偏重于教的内容，而那种真正的学术精神却被无情地抛弃了。例如，目前国内一些主要大学就模仿欧美而作出这样的规定：导师应该对研究生支付生活津贴，从而变相迫使研究生跟随导师从事课题研究，而那些没有课题的导师则丧失带研究生的资格。显然，这种改革完全没有考虑到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社会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的差异。试想：当前的那些课题又有多少是理论型的，研究生们有几个具有理论研究的能力?而且，仅仅粗涉教材的研究生们又对社会现象了解多少呢?一般地，社会科学的学习首先要夯实深厚的理论基础，在缺乏广博知识的基础上就从事所谓的课题研究，这是非常荒谬的。因此，当前的这些功利性改革将彻底搞垮中国的基础理论研究，尤其是社会科学领域的基础学科。事实上，正是由于以自然科学的思维来对待社会科学，造成了社会科学中基础理论研究的窒息，并制造了一批到处夸夸其谈的新闻“学者”，从而较大程度地扭曲了学术风气。

那么，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形式主义的接轨?为什么经济学领域国际化的呼声比其他社会科学远为强烈?其原因在于，西方社会根深蒂固的自然主义思维在现代主流经济学中比其他社会科学更为严重，这导致经济学存在着强烈的自然科学化倾向。波普尔(1998)指出：“在大多数有关方法论的讨论中，严重的错误都产生于对物理学方法的某些极为普通的错误理解。尤其是，我认为他们产生于对物理学理论的逻辑形式、检验方法和观察与实践的逻辑功能的一种错误理解”。事实上，正是承袭这种自然主义思维，在将研究对象限制在物质资源配置的私人领域之后，新古典经济学就把自然科学视为模仿的对象，把经济学当作自然科学来研究，把经济学理论视为可以普遍利用的技术生产力(如边际递减规律)。显然，当前国内“主流”经济学者由于受新古典经济学研究思维的熏陶，基本上已经皈依在自然科学的“石榴裙”下。为此，他们强调经济学的科学化和客观化，极力以自然科学的研究思维来框定经济学，把某些自然科学研究的特有方法和学术要求简单地搬用到社会科学领域。然而，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与自然科学之间果真如此接近吗?显然，要对经济学学科发展的取向有一个明确的认识，首先要比较一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特点。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经济学学科特性的考察来对当前的接轨形式和内容进行反思。

二、自然科学理论研究和发展的一般特点

一般说，自然科学的研究主要体现为人对自然界的探索，并呈现出两个基本特征：一方面，自然界是由所有的时间和空间中都相对不变的一个物理上的一致体系所支配，即自然现象是相对稳定的，因而自然规律在任何地点或时间都是有效的。另一方面，人类对自然界的认知是随着工具的发明以及理性的提高而逐渐深入的，且往往只有在有关研究视角、分析工具或者物理机理等方面取得一定重大突破以后，才会开启一个新的认知领域，并导致研究范式的转变和科学的革命。基于这两个特征，自然科学的研究也有其独特性。

(1)自然科学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基本层次，即基础理论和综合应用。其中，基础理论研究主要是在一系列的概念体系的基础上构建出自然现象背后的规律，而这种规律在特定的时空下是稳定的，并可以通过猜想一反驳机制不断完善和发展。因此，人类在每个历史阶段上所获得的认识和研究成果将成为自然科学不断走向更成熟、更正确的阶梯，这是自然科学理论发展中的连续性和进步性。综合应用研究则是把迄今为止的理论研究中最为“进步”的认识用于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实践，并通过实践来检验基础理论的正确性。显然，这种研究实际上是把理论成果转化为实际效益，因而自然科学的应用研究特别关注理论研究的前沿成果，关注理论的适用性和效益性。

(2)在新的科学革命没有出现之前的很长时期内，主流的自然科学原理往往都会获得广泛的共识。其原因在于，尽管任何科学理论都具有主观性，但自然科学位置的客观性要求人际不变性，在可重复性和还原性的基础上具有可检验性。因此，自然科学中很少出现不同的派别，很少出现众体系林立的状况。即使有不同的体系，也主要是集中在那些还未得到检验的猜测性假说上。相应地，自然科学领域中绝大多数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这样两大领域：一是基于常规范式下对一些细节问题作微小的理论修补和发展，从而对自然界的探索具有非常强烈的继承性。二是在掌握了现有的知识原理之后，结合具体自然环境作些应用性研究，从而很注重实验室的日常检验。而且，由于自然现象本身具有稳定性以及自然科学的实验是可控的，因此，这种对基础理论的变通性应用往往是可行的。故需要关注相应领域的最新进展。

(3)自然科学领域中那些异端的猜测性假说一旦得到证实，往往会导致整个理论体系的根本性变革。因为，自然科学具有很强的“统一性”，整个自然科学的理论体系往往都是建立在共同的假设基础之上。所以，自然领域中任何思维的重大发现，或者对一些原来留存的疑难点取得了明显突破，往往都会颠覆整个理论前提，从而大大促进整个自然科学的理论发展，乃至研究范式的转变。而且，即使那些狭隘的领域偶尔出现无法消除和解决的反常现象，也会动摇常规范式。例如，迈克耳逊一莫雷实验就动摇了整个“经典”物理学的基础，并对狭义相对论的创立产生了重要影响。正因如此，尽管自然科学领域的日常科研往往是基于现有理论和常规范式进行一些局部的探索或作一些具体的应用性研究，但是，最高水平的自然科学研究却是对某些理论难题的攻克，或者通过各种实验对新假说进行验证，这也是波普尔所谓的证伪工作。显然，试图通过对一些难关的攻克引发理论的革命，也就是自然科学的基础性理论研究。这些工作是自然科学领域的最高殿堂，因而从事这种研究的往往都是那些具有异常禀赋的天才人物。

(4)自然科学领域的理论进展主要体现在最新研究论文上，而并不热衷于系统性专著的撰写。因为，在自然科学领域发生理论突破之前，自然科学研究往往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常规范式，这种常规范式下的基本规律以及理论体系对业内人而言往往是不言而喻的。因此，自然科学研究者的主要工作是基于对一些特定难题的探究或者应用中的细枝末节的发现，或者是一个具体应用的条件或流程设计。相应地，自然科学研究者的科研成果也主要体现在对这些细枝末节上的新观点或新发现所撰写的一些论文上，而一般不会热衷于撰写整体性的理论著作，除非他希望重新编一套吸收最新成果或者更适合教学逻辑的教材。事实上，在常规范式主导的漫长时期内，自然科学领域中的著作往往都呈现出大同小异的教材体式。因为，写进自然科学教材的理论基本上都是已经得到检验或者学界认可的，主要是总结和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而缺乏撰写者本人研究成果的个性差异。尽管在新理论和范式的提出和推广过程中，也会因存在一些认知上的差异而出现稍有不同的教材体系。

(5)自然科学中开创性专著的出现往往具有非凡意义，甚至可能会导致科学范式或研究纲领的变革。其原因在于，自然科学的科学知识往往具有共同性，只有当自然科学理论在逻辑或实践上遇到了严重的危机，并由此而取得了新的重大科研突破后，从而需要对自然科学理论体系进行重新阐述时，才有必要撰写一部新的专著。同时，一旦对事物之间的作用机理或者内在物质产生新的认识，并得到了检验，那么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对传统理论的否定，从而会对传统理论体系产生颠覆性影响。事实上，往往只有那些相关领域的大师，特别是那些取得理论突破的研究者，才会撰写一部新的理论专著。那些对自然科学作出重要贡献的学者如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霍金等人，都曾撰写过具有全新体系的巨著。而且，他们的著作基本上都改变了人类对自然世界的认知，极大地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进步。

(6)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往往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和应用的稳定性，因而其研究成果往往传播较快。这是因为有理论的客体特性和传播的主体动力两方面因素。就自然科学理论的客体特性而言，自然规律仅仅依赖于普遍的自然环境，这与人和社会的因素相对无关。因此，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本身也具有较强的普遍性，以致自然规律一旦被发现之后，就可以迅速被传播、验证和应用。就理论研究者传播的主体动力而言，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激励往往有“锦标赛”的特点，科学的桂冠集中戴在那些最早发现规律或取得突破的学者身上；相反，即使其他人在自然科学领域也独自取得了突破性的理论进展，但如果国际上的类似研究已经在先，那么他那“独自”的研究也往往变得毫无价值。因此，自然科学领域往往会出现为冠名权或谁先谁后的争夺，有的甚至成为永远无法揭示的公案。同时，这也是为什么自然科学的研究需要关注前沿的原因，每个顶尖学者都希望尽可能地利用他人的研究而成为第一个最终发现“圣杯”的人。

(7)自然科学的综合应用往往具有丰厚的“研究红利”，因而其研究成果往往会受到刻意的保护或隐藏。这可从两个方面加以说明。一方面，由于自然规律及其理论的普遍性，以及理论和应用之间往往又存在时滞。因此，那些以追求利益为目的的研究者往往会有意识地隐藏自己的发现，那些应用性的理论研究尤其如此。另一方面，由于自然科学的应用研究具有很强的获利性。如一些专利、发明等都是实实在在的，都可以直接从市场上为个人或者所在单位、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社会利益。因此，每个发明者、团体都比较注重对一些应用性研究成果的保护，国际上也制定了相应的专利制度和保密制度等。

综上所述，自然科学具有强烈的客观性、中立性和普遍性，因而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应用研究，都需要关注前沿，要与国际接轨。因为，就可行性方面而言，基础理论往往难以在短期内获得市场利益，而长时期的隐藏或保护会限制人类知识的发展。所以，国际上往往规定基础理论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只是社会对那些发现者提供一定的奖励回报。因此，为了争夺优先发现权，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往往是公开的，甚至一些应用性研究为了获得优先发明权也会尽早公开其研究成果。就必要性方面而言，自然科学的研究效益体现在最新科学技术的应用上，而基础理论研究则是应用性研究的基础。可见，自然科学的研究切忌闭门造车，需要时刻追随相关研究的国际前沿。

三、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和发展的一般特点

尽管社会科学研究也可分为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两个基本层次，但由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存在不同的特点，因此，两者的研究思维和方式在本质上也存在不同。事实上，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人类社会以及由人造成的社会现象，这比自然现象更复杂、更多变，不但难以发觉固定不变的社会规律，而且也体现了人类的行动影响。所以。社会科学理论不仅具有强烈的主观性，而且，也缺乏自然科学那种一元单线的发展路径，往往呈现出否定之否定的认知轨迹。正因如此，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理论研究之间呈现出明显的差异。

(1)社会现象的影响因素不但复杂多变。而且具有整体性，故社会科学研究需要非常广博的知识。其实，社会科学是相对较晚才出现的学科，相对于之前出现的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学科而言。它的理论研究最具体、最复杂，与社会实践的关系也最直接，并需要利用所有其他学科的一切成果。因此，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之理论研究，它往往具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经济学的理论不是建立在抽象的纯粹假设之上，而是源于人类社会的日用人伦，需要挖掘现象背后的事物本质。显然，揭示较自然现象更为复杂的社会现象往往需要更为广博的知识，而本

质认识又往往依赖于大量的个人知识及其独特视角。二是经济学常常把自然科学中所发现的物质法则当作论据的事实来接受。而不是专注于技术性问题。可见，经济学中的技术性手段如线性规划、对策论、统计理论等，都是数学家或其他自然科学家发现的，这方面的难题攻关本身不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2)由于社会科学本身具有强烈的实用性，导致绝大多数经济学者热衷于应用对策的研究，试图把人类在自然科学或其他领域中所发现的规律、公理以及所积累的理论知识应用于人类社会的实践。当然，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在如何借鉴自然科学理论方面，却与自然科学的应用性研究存在根本性区别：自然科学的应用研究由于存在可控实验而能够直接使用自然科学理论中发现的原理，而社会科学的应用研究仅仅把自然规律视为假设性条件，由此假设得出的命题只有在那些没有考虑的因素不发生作用时才是正确的。然而。由于这些因素的探究是解释和预测真实世界所不可缺少的前提，因此，社会科学的应用特别要注意这些具体复杂的影响因素。即使在使用物质资源配置这类属于私人范畴的理论时，也必须关注具体的条件，因为社会科学中没有任何问题是纯粹私人性的。从某种程度上讲，社会科学的应用对策研究是一门艺术，它考虑的是如何恰当选择已有的理论问题。这就有两个基本要求：一是要对具体对象进行详细的描述，从而便于选择相适应的理论。二是要有广博的知识，从而使得理论选择集更为丰富。

(3)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也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两者的研究特点和要求存在很大的不同。一是基于数理逻辑的功能性研究。这是基于特定假设前提的纯粹“象牙塔式”研究，其任务是推理不同条件变化下的结果反应，或者寻找更适宜互动模型和检验工具。显然，这类研究的成果具有强烈的抽象性。尽管它能够对人类实践或制度变革提供启发，但却完全不能直接加以应用。而且，从事这类攻关性研究的学者大多是出身于自然科学，他们并不具有解决具体社会问题的知识。二是基于内在机理的因果性研究。其首要任务在于，对具体社会现象的深刻理解、本质的揭示以及事物之间因果关系的剖析。可见，由于社会现象本身是一个相互依赖的整体，导致这类研究需要非常广泛的共同知识和个人知识。同时，由于对本质的探究体现了个人的认知和立场，从而使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具有强烈的主观性和个体性。

(4)社会科学的理论具有强烈的主观性和个体性，因而难以像自然科学那样达成普遍的共识或形成“真理性”的知识。事实上，社会科学本身是一个“为己之学”，其学习和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增进个人的认知。在个人获得真正的认知后，再通过教授方式来提高他人的认识。所以，社会科学领域的那些大学者们一生都在努力地“活到老、学到老”，以不断增进自己的认知水平。在此基础上，他们撰写出系统性的理论著作。同时，由于社会科学领域的认知本质上是个人性的，时空对社会事物的认识来说并不很重要。因此，社会科学领域的思想进展往往非常缓慢，没有自然科学理论那样的直线式的“进步”。特别是，尽管他人的研究或思想可以启发自己的思维，但要将人类积累的知识应用到实践或者加以时代的检验，还是要通过个体的理解和消化这一环节。

(5)社会科学的理论和知识具有强烈的连续性和反复性，因而“为往圣继绝学”在社会科学中体现得尤为强烈，它要求注重历史文献的梳理。其实，社会科学的理论和知识首先来源于人类实践，来源于人们的日用人伦，而人类社会发展本身存在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因此，体现经验事实的社会科学领域的绝大多数观点、理论以及相应的研究思维往往都已为前人所提及，即人们对社会科学理论的认知往往会出现一种回溯或返祖现象，并将这种认识传授给后来者。当然，由于受时代背景、知识积累以及个人认知的限制，前人的论述往往比较粗糙，后人的主要任务是在经典文献的基础上，对理论体系进行完善和发展，而不是以求新求变的态度不断地推出所谓的新理论。因此，社会科学家并不是要像自然科学家那样，在前人理论的基础上促进理论的革新或发展，而是要通过详细剖析前人理论的特点及其适应的社会背景，并结合后来的实践对之进行深化、发展，从而更好地指导时下的社会实践。

(6)由于社会科学理论本身具有时空性，对社会现象的认知都是在一定社会背景下的产物。因此，其理论发展不是直线性的。事实上，任何社会科学的理论体系都是建立在特定的引导假定之下，而引导假定之间本身又是不可通约的。所以，社会科学的理论知识没有绝对的对与错之分：不能说后来的知识比以前的更为进步了，而只能说认识更为精微或深化了。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说明：一方面，同一社会现象在不同时代背景下所产生的原因往往是截然不同的，不同主体基于不同的视角所产生的认识也差异很大。所以，不同时代、甚至同一时代的人对同一社会现象的认知都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以致社会科学领域很难产生普遍认同的基本原理，无法形成真正的共识。另一方面，社会科学即使在特定时期的一定范围内形成了特定范式，但这种范式也往往无法维持很久；相反，在任何时代都会出现相差迥异的各种观点，乃至不同流派。而且，社会科学本身就是在不同体系、不同范式以及不同观点的争论、交流和折中下得到发展的。

(7)社会科学的研究贵在把经验事实和人类理想结合起来，从而构建“极高明而到中庸”的理论体系。这与偏重于“极高明”的自然科学理论不同。其实，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根本上是要提高对真实世界的认知，包括现状、本质等方面，从而影响人类社会的个体或集体行动。因此．无论是从理论研究还是应用研究来讲，社会科学都与基于某一特定狭隘领域进行攻关的自然科学不同。一般说，社会科学研究注重的不是寻求某种技术性的突破，无法在对一些基本常识都无知的情况下就对某些“社会难题”进行所谓的“攻克”；相反，它需要在系统地梳理前人知识和理论的基础上，逐渐形成自己对社会更全面的认知，需要能够解释和处理具体的社会现实。同时，由于社会现象本身是不可分割的，因此，社会科学研究者不应像自然科学家那样局限于撰写某些基于具体疑难的论文；相反，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伟大学者往往更立志于撰写巨著，形成自己的认知体系，并希望将之传授于后来者。 综上所述，社会科学具有强烈的主观性、规范性和本土性。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应用研究，都不能简单地照搬和移植其他时空下的学说。其实，社会现象是复杂多变的，而社会科学理论则往往具有抽象性，它无法直接加以应用。同时，那些具体的研究成果本身往往具有较强的特殊性和专用性，它的使用效果依赖于特殊的社会环境和特殊的行为习惯，因而也不能简单地搬用。可见，社会科学理论本身就内含了一般抽象性和具体专用性的双重特征。这使得社会科学理论呈现出一种较强的公共性：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往往是公开的．既没有专利，也不用保密。相应地，由

于社会科学理论本身来源于特定的经验事实而不具有普遍性，导致社会科学领域的思想传播也呈现出双重特性：一方面，它的传播不但不会受到人为的限制，反而会受到鼓励。因为。社会科学认知上的一致性便于建立更好的协作关系．这也是为什么社会科学的思想往往更容易传播的原因。另一方面，南于不同环境下对社会现象的理解不同．导致社会科学的思想传播又往往比较困难。这种困难主要表现为受到接受者的接受能力和应用能力的限制。

四、国际化程度并非是衡量经济学水平的核心标尺

上面的分析表明，社会科学研究和自然科学研究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一方面，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相对稳定的自然世界，不仅自然界中的各因素可以进行隔离，而且人类主体也可以与自然世界这一认知客体隔离开来。因此，自然科学所建立的理论体系是先验性的，它依赖于脱离人类生活经验的工具理性。并试图建立一个不断进步的真理体系。相应地，自然科学的成就往往是通用的，因而比较容易与国际接轨，也需要与国际接轨。由于自然现象本身就是普遍性的，因此，通过国际接轨，便于更好地吸收他人的研究成果，把握前沿，站在他人的肩膀上进行攻关。另一方面，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不确定的具体社会现实，不但各种社会因素无法进行隔离，而且也无法将人类主体从生活世界这一认知客体隔离开来。所以，社会科学所建立的理论体系是经验性的，其内容往往是针对其所处的环境、地区乃至国家而言的，其根本性作用也正是体现在对周围乃至本国的社会现象的认识上。相应地，社会科学的成就往往具有特定的时空性。因而往往难以与国际接轨，也不必须与国际接轨。事实上，由于社会现象比自然现象要复杂得多，没有任何实际问题可以单独地根据经济前提来决定，即使是其性质最接近的纯粹经济问题。因此，社会科学研究不是基于对某些具有普遍性的疑难问题的攻克。

自然科学往往可以基于脱离经验事实的逻辑推理把特殊上升为一般，从而发展出一般性的定律；而社会科学的理论则必须建立在经验事实的基础之上，必须对那些独一无二的事件进行直观的理解，对事件发生的利益、倾向及其他相关的特殊因素进行情景化的理解。基于社会科学的这种特性，在本质上它并不要求在所谓国际一流杂志上发表文章，而是能够基于独自的社会和知识背景为某一问题或现象提供一种思路，它注重的是不断提高研究者自身的真正认知，并转化为自身的行动。只有这样，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才有意义，社会科学的应用研究才有价值。相应地，尽管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可以吸收和借鉴其他国家学者所提出来的研究方法、研究结论，但是，必须清楚，西方社会科学的具体理论和观点大多数是建立在其自身的社会背景之下。如果简单地将这些理论应用到中国，则往往只会产生刻舟求剑、邯郸学步的效果。这也正是经济学所具有的独特性、本土性和人文性的特征(朱富强，2008)。而且，由于社会现象要比自然现象复杂得多，对社会现象的任何理解都往往是基于特定的视角。因此，要对社会现象有更全面的认知，也必须尽可能地吸收他人的知识，而不是极端地开辟一条更为狭窄的道路。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的进步不在于不断革新和创造发明，而在于对前人思想的梳理。所以，社会科学强调的是一种求学风气以及对人性的培育(朱富强，2008)。

显然，经济学更类似于社会科学。因为，经济学根本上是要剖析人们行为的机理，从而提高人们的福利。这就要关注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人面对自然物时如何行动，如何最大化地使用物；二是人面对他人或社会时如何行动，如何充分运用人的理性来实现社会需求的最大化。前一个内容可以借鉴自然科学的知识，但是，自然物的配置并不是孤立的，必然会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后一个内容实质上是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内容，需要分析具体环境下人的行为方式和偏好。从根本上说，社会现象都必然会涉及到后一个内容，因而需要认真研究内在经济现象中的“人”的因素，使经济学的研究具有非常强的本土性(朱富强，2008)。特别是，经济学作为一门致用之学，更加强调其研究成果对与该研究有直接关联的人所具有的启发意义。所以，如果是国内学者研究美国问题或许更应该首先在美国发表。但是，如果研究中国问题的文章也强行要在国外杂志上发表，显得多此一举了。同时，由于自然科学知识具有时间上的累积性，因此，除非面临着范式的革命，现代的自然科学家一般都可以从已经被证明为真实和科学的发现中直接获得他们所需要的知识。但是，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历史发展却充满各种难以判断的意见和观点。而且，在一个阶段已经被证明错误或者荒谬的理论在某一个适宜的阶段又可能被重新发现并奉为真理，所以，经济学知识并不是以严格的累积形态取得进展的(王曙光，2004)。

因此，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更重要的是对经典文献的梳理，而不是偏重于所谓的“前沿”研究。熊彼特(1991)就指出，经济学领域的“有些成果被中途遗忘或搁置数百年之久。这要比物理学中更屡见不鲜。我们会遇到一些简直令人吃惊的事例。研究经济学史的经济学家，常常会碰到很有启发性的间接以及有用的教益，这与同样情况下的物理学家很不一样：因为后者一般可以相信，在他的先辈们从事的工作中，几乎没有湮没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也正因如此，社会“科学分析不单纯是逻辑上前后一贯的一种过程，从某些初步观念开始，然后按照直线的方式往上面增添内容。它不是单纯地对一个客体实体的逐渐地发现――例如，像刚果盆地的发现那样。它毋宁说是与我们自己和我们前辈人头脑里创造的东西的一直永无休止的搏斗；同时，如果它有所‘前进’的话，那是一种正交叉的方式前进的；它的前进不是受逻辑的支配，而是受新思想、新观察或新需要的冲击以及新一代人的偏好与气质支配。因此，任何企图表述‘科学现状’的论述实际上是在表述为历史所规定的方法、问题与结果，只有对照其所产生的历史背景来考察才有意义”。

然而，不幸的是，基于西方社会的自然主义思维，国内经济学界却极力将社会科学混同于自然科学，不但舍弃对学术的系统梳理，而且相反地专注于非常狭隘的所谓“前沿”论文；不但不注重全面的知识综合并形成自己的真正认知，而且相反地像自然科学一样，强调攻克某些“难题”，或者像一般性的自然科学工作者那样，通过照搬一些基本定理来从事日常的应用性研究。多迪默(2002)写道：“与硬科学中的同事们一样，一位经济学家也可以从现有的知识体系中借来某些东西来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他先是按照严格的句法规则建立起一些理论模型，然后，再对这些模型求解。而且，从原则上来说，这些计算工作是可以通过计算机来完成的。在进行这项工作时，这位经济学家拥有数据资料，他用这些数据资料来检验具体的假说。他建立经验模型来估价在外部环境变化的情况下所产生的影响，或者经济政策的变化带来的影响。这

种常规的科学实践活动把经济学家变成了工程师”。欧美经济学界是如此，中国经济学界就更是如此。

国内经济学知识积累本来就非常匮乏，真正有价值的经济思想更少。而且，经济学本身就是基于西方文化及其行为机理之上，在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框架下，中国人根本无法在思想领域有所作为，因而只能在形式上加以仿效。同时，在以数理形式为衡量标准的情况下，那些理工科出身的人就占有明显的优势，他们成为中、西方经济学沟通或接轨的“桥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当前国内经济学界涌入了越来越多的理工科出身的人。一个普遍的事实就是，现在那些研究生导师在招收研究生时，一般都更倾向于数学专业的而不是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显然，这些学者的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更为匮乏，因而也根本无法在思想上有所作为，甚至对思想毫无兴趣。为此，这些学者往往会将主要精力用于对某些数学模型的改造和应用上，而不是真正弄清楚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内在机理。所以，中国经济学界会出现这样的怪现象：许多对社会科学乃至经济学基本常识一窍不通的人在搞社会科学领域所谓的前沿研究，并成为学术的引导者及政策的制定者。

当前，这些人主导了中国经济学界，他们必然会努力将经济学拉向自然科学，从而大肆主张与国际接轨，理由是物理学或数学就是这样。特别是，为了显示自己研究的前沿性和国际性，他们会刻意地通过种种途径与国际“学者”合作发表文章。但殊不知，当前形成的这种学术研究分工体系具有鲜明的“殖民”性质：国内学者提供有关中国情况的数据，西方学者作出计量分析。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学术永远是处于“打下手”的角色。更为严重的是，即使从人类社会的角度看，这种分析真的能够促进理论的发展而获得更真实的社会理解，抑或取得实际的分工效益?鲁迅先生曾说过，写文艺作品专靠别人提供的材料是不行的，更何况进行社会科学的研究。

其实，正如多马(2001)指出：“优秀者都愿意自己研究。”他们都愿意自己提出思想而让合作伙伴撰写研究成果，而不愿意简单地承担数据收集和处理工作。但在目前流行的西方学者与中国学者展开的合作中，往往是由中国学者提供数据和进行数据分析，而西方学者对研究结论进行解释。试问，这种合作方式能够体现国内学者的何种学术水平?而且，在当前这种国际合作中，西方学者甚至像国内学者的研究一样，根本不关心这些数据是如何得来以及是否可靠正确，更不考虑其他的社会环境以及可能更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其原因在于，这些国外学者寻找中国的合作者，绝大多数还是出于评职称或其他功利主义的考虑。因为，这样的研究更便于他们发表一些文章，毕竟西方学者对中国实际情况的了解少之又少，对中国人提供的数据更难进行考证。正因如此，目前在国外杂志上所发表的一些有关中国问题的论文甚至比中国人的研究还要肤浅得多，它们大多是概念上或者形式上的。

正是由于国内对国际刊物发表文章的盲目推崇和鼓噪，激励着人们努力通过各种途径寻找与国外学者合作，而不是静下心来对思想作些实实在在的梳理。这种风气也进一步助长了数理和实证的分析倾向。因为，这种文章显然更容易合作，也更容易发表。但是，对这种学术的鼓励，却误导了理论的真正发展，因而无法取得真正的社会科学的进步。德鲁克(2000)曾写道：“如果，乔之所以晋升是因为他擅长玩弄政治，人人都会知道。他们会对自己说，‘好吧，这就是公司里的晋升之道’。他们会瞧不起上司，因为他们强迫人人都变成了政客，结果是他们要么离开要么自己也变成政客。”目前学术界正是如此。其实，社会科学需要的是精心思考，而不是机械搬用。钱穆(2004)强调，“如何像以前的禅宗般，把西方的新人生观综合上中国人的性格和观念，而转身像宋明理学家般把西方人融合到自己身上来”，这就是我们现代学者的任务。但是，我们的学者却在做急功近利之事，我们的制度更是为这种功利行为提供激励。余英时(2004)写道：“一般倾慕西方文化的人在取舍抑扬之际也缺乏真知灼见，他们往往对自己还没有十分弄清楚的东西，已迫不及待地要用之于社会政治和社会改造方面。这种轻率而又轻薄的态度不但与西方‘为知识而知识的’精神完全背道而驰，而且也和中国人所一向讲究的为学须分本末人己的传统大相径庭。”

五、简短结语

第5篇：自然科学的理解范文

关键词:经济学;科学;性质

中图分类号:F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23000402

1经济学科学性质之“惑”

对经济学的科学性质的争论从经济学的出现至今就没有停止过。罗森伯格指出,经济学是一门“处于纯公理系统与应用几何学的交叉点上、类似于数学的一个分支”的科学;米塞斯(L.V.Mises)认为:“经济学不是来自经验,它先于经验,是行动和事实的逻辑”,“经济学的定理不是来自于事实的观察,而是从行动的基本范畴中演绎出来的”。按照米塞斯的这段话,其认为经济学因为无法进行精确可控的实验,所以经济学不是一门科学;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瑞典经济学家谬尔达尔在获奖后批判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设立,因其认为经济学不是一门科学。

2波普尔的科学划界标准

在批判逻辑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基础上,波普尔在其自传中简单明确地提出了自己对科学的划分标准:可证伪性。从逻辑上来说,每次的实证描述都只是单称描述,而一个全称陈述的理论是不可能被一个个的单称陈述所证实的。经济学的三大基本假定之一:资源是稀缺的,我们可以从对某种资源的观察得出结论来证实“资源是稀缺的”这一假定。但是我们是不可能穷尽世界所有种类的资源是否稀缺来证明这个假定的。因此它是不可证实的。但它却有被证伪的可能性。我们或许可以找到这个假设的反例,从而推倒这个假设。但是人类发展至今,还未能找到什么资源不是稀缺的,因此这个假设暂时未被证伪。但是它有被证伪的可能性。这就是命题的可证伪性。可证伪性正说明了科学的科学性。波普尔从这个角度说明,科学的分界应该是可证伪性。此外,对科学性质无任何争议的物理学,有存在无法实证的假定,例如物理学中的随机性假定。

3经济学的客观性

3.1关于客观性

科学的客观性并“不是建立在脱离了科学家个人的价值判断采取超然态度的基础之上的”,这是波普尔的前提观点。由于科学的客观性在于科学方法的公共性质,所以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各种偏见的社会科学家们正是在充分彻底的讨论中产生出客观性。所以,相信自然科学家的态度比社会科学家的态度更客观,这是完全错误的。人们之所以认为社会科学不具有自然科学的客观性,是因为他们将以前自然科学的标准强加于社会科学的后果,是对客观性本身的误解。我们应该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考察客观性问题,而不是去注意研究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与社会科学研究对象有何不同的问题。“与此相反,……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客观性不是建立在科学家们的不带偏见的心境的基础上,……建立在科学事业的公众性和竞争性的事实……客观性建立在相互的理性批评,建立在批评的方法,批评传统的基础上。”从中可以看出,波普尔认为的客观性与一般意义上的理解不同。他认为科学的客观性是方法的客观性,而不是内容的客观性。

3.2关于经济学预测不准确

经济学家预测的不准确性是受人们诟病的一个方面。历史决定论者主张:在经济科学中不可能建立起客观性。其根据之一就是预测具有自我实现和自我毁灭的双重效果,波普尔把这两种效果总结为俄狄浦斯(Oedipus)效果。具体来说,这种效果也就是指预测既可以成为引起某事件的原因,也可以成为阻止该事件的原因。如果经济学家有意图的进行预测,那么,他就要按照自己的爱好和自身的利害关系来进行行动。这种价值判断就会影响预测本身的内容,给预测内容的客观性和研究成果的客观性造成各种各样的损害。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曾经说过,在他认识的人里,很少有因为根据经济预测采取行动而赚钱的人,倒是有不少靠卖经济预测赚到了钱。

但是,波普尔认为俄狄浦斯效果属于科学的处理操作内部的事情,即预测的准确与否不能成为一种理论是否成为科学的衡量标准。乔治•荷曼斯(GC.Homens)也认为:有效性和精确解释等科学构成因素虽然说对一门科学而言极为重要,但它们只是社会科学的目标而不是科学研究的结果。乔治•荷曼斯(GC.Homens)举了达尔文的进化理论为例:虽说它并未精确地叙述进化的过程,也未从其理论中引申出有效的预测,但没有任何科学家会否认进化论在科学界中的地位以及它对现代遗传学的贡献。

3.3关于经济学受经济学家意识形态影响

人们普遍的看法是:在自然科学中,研究者比较容易保持“价值中立”,而在经济学中,研究者既是观众,又是演员,很难保持“价值中立”。经济科学中没有普遍的永久性的法则,而自然科学中却有。罗宾逊夫人坦言:经济学的著作中几乎找不到不包含自己主观性偏见的论述。

从波普尔对科学的客观性的看法可知,经济学常受到的关于阶级属性的质疑是无意义的。因为经济学的客观性在于其研究方法的客观性。经济学发展到今天,不管是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经济学,其研究方法在任何制度、任何意识形态的国家里都是可以借鉴的。在经济学的方法上,是无阶级意识之分的。因此,对经济学的阶级属性的质疑是对经济学不公正的对待。至于部分经济学家的带有阶层性质的,“巧”借客观的经济学分析方法的为某个阶层服务的经济理论,那就是那些经济学家个人问题,而不能成为论证经济学不是科学的论据。

4经济学和自然科学的统一性

4.1研究对象

在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上,普遍的看法是,社会情况比自然情况更加复杂――这在经济学科的研究中不胜枚举,计量经济学者更是常常为变量的选取与舍弃而大伤脑筋。也因此,认为经济学没有自然学科诸如物理学那样的客观性。波普尔认为这种偏见可能有两个来源。一是我们往往把不应比较的事情加以比较,即具体的社会情况和人工隔离实验的自然情况。二是一个古老的想法,认为社会情况的描述必须涉及有关的每一个人的精神状态乃至生理状态。他认为,这种看法是一种曲解,是不加思考随波逐流的一种看法,“社会科学不但不如物理学那么复杂,而且具体的社会情况一般说也不如具体的自然情况那么复杂……”。波普尔的话可以这样理解,经济学中的经济现象分析,不必考虑进社会全部的因素,我们能够建立一些简单的模型来分析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而这种简化的模型与自然科学的模型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事实上,在自然科学的模型中,我们同样不可能完全的掌握所有的变量。而那些普遍的自然科学研究对象可以更简化,乃至可通过实验来模拟,由此认为自然科学更具客观性的看法只不过是自然科学的发展更具深厚的传统罢了。经济学和自然科学进行模型分析和应用的困难只是程度问题而并不是性质问题。

4.2科学发现方法

除了提出理论的划界方法这一对经济学有利的论断之外,波普尔在理论发现的看法上也有力支持了经济学是一门科学的观点。在波普尔看来,科学发现的方法是试错法。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应该是坚持试错法,他们都是人类理性的产物,理性是可批判的,因而在可错性这一点上没有本质的差别。经济学中,从古典经济学派,到凯恩斯学派,再到新古典综合派,无不说明经济学是在问题的不断提出、解决过程中发展的。二战后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正是为了解决当时经济中出现的问题而产生的。经历了约40年的统治时期,资本主义进入滞涨发展阶段,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也渐渐地失去其威力,于是新的学派出现。经济学在不同时期出现的不同发展流派恰好体现了经济学理论的发现遵循着波普尔的科学发现公式,这一点和自然科学的发展不存在实质性的差异。

4.3经济学发展现状

波普尔指出:“所谓科学学科不过是以人工的方式划分的问题与尝试性解决方法的混合物,真正存在的是问题和科学传统”。由此我们甚至不应该太过注意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划分,这可能只是一种传统的偏见。确实这一看法也是符合社会科学发展现实,随着自然科学家的新论点和文化研究的兴起,“从根本上破除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两个超级领域之间的组织分界”。许多科学家都承认不仅两个领域的彻底区分是不可能的,就是对“对社会科学知识所作的鲜明制度性区别也具有相当大的人为性”。

5总结

波普尔的科学哲学观点,应用在经济学的科学性质上,从科学的划界标准,研究对象,到科学发现方法等方面都可以得到论证,可以得出经济学是科学这一结论。另外,经济学发展至今,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由于其与自然科学的融合,更有“经济学帝国主义”之说。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人口经济学等新兴交叉经济学的兴起,更是说明了经济学和自然科学的不可分割性,他们在科学性质上并无实质上的区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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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米塞斯著,梁小民译.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M].北京:经济出版社,2001.

[3]卡尔•波普尔箸,周熙良,周昌中译.科学:猜想和反驳[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4]谭华海译.物理学家质疑随机性假设目前的物理学地位[EB/OL].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网站,20060214.

[5]卡尔•波普尔箸,赵月瑟译.波普尔思想叙述[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6]乔治•荷曼斯箸,杨念祖译.社会科学的本质[M].台湾:桂冠出版社,1987.

第6篇：自然科学的理解范文

关键词：主流心理学；科学主义；自然科学取向

分类号：B84-06

1　引　言

心理学中存在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种对立的流派。代表前者的构造主义、行为主义和现代认知心理学接受“原子论、还原论、客观论、决定论、量化方法五个原则”(高峰强，2001)，，以较大的影响力，在心理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主流心理学借鉴自然科学――包括物理学、化学、数学、生理学、医学和计算机科学等，以机械自然观为基本世界观，以实证主义为基础方法论，吸收了经验主义、客观主义、操作主义、价值中立等自然科学原则，并引进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技术、设备和成果，建立了类似自然科学的方法论体系，来指导自身的研究。这种自然科学取向，尽管促进了主流心理学的独立和发展，但也存在着明显的弊端，造成了“心理学研究课题、研究方法和社会责任的迷失”(Bakan，1996)。

那么，为什么主流心理学选择走自然科学之路呢?近20年来，尽管不少学者对这一取向的不合理性进行了批判，但是对于它产生的原因，尚未做深入分析。作者从历史、社会、经济、时代精神、学科建制的背景下，考察了主流心理学选择自然科学取向的原因，其中包括：历史上自然科学对主流心理学的影响、自然科学具备成熟的方法论和有利的时代精神、自然科学的实践性优势、社会需求对自然科学取向心理学的促进、主流心理学研究者的心理因素，以及心理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作者提出，随着心理学科的成熟、社会的发展和科学观的演变，人文社会取向的心理学研究将会受到更多的重视。

2　自然科学对主流心理学的历史影响

2.1　自然科学帮助心理学独立

人类心理一方面作为哲学思辨的主体和过程，另一方面又作为哲学研究的重要对象，这种主客体的双重角色，使得心理学同哲学相互交织，难以分离，无法跨出哲学思辨式的研究方法，始终无法独立。近代自然科学首先提出了独立的心理学研究的要求，并贡献出方法论、仪器和测量手段，帮助心理学摆脱了附庸哲学的地位，实现了独立。

19世纪初期，天文学家被反应时间差异所困扰。贝塞尔总结了“人差方程式”，提出了反应时间这一研究课题。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神经生理学、感觉生理学、脑机能研究涉及到了心理学领域。以医学家布洛卡、维尔尼克和物理学家赫尔姆霍茨为代表的研究者们，研究了大脑机能、神经冲动和知觉等，创造了临床法、切除法和电刺激法，促进了生理心理学的产生。19世纪30-60年代，生理学家韦伯研究了物理刺激与心理感觉之间的关系；物理学家费希纳利用物理学和数学方法，创造了均差法、正误法和最小可觉察法，创立了心理物理学。1879年冯特借鉴自然科学，建立了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心理学研究终于具备了客观性、实证性、经验性和可操作性，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

2.2　自然科学推动主流心理学发展

主流心理学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大量自然科学的原理和成果。艾宾浩斯以实验方法控制记忆条件、观察记忆结果，首次研究了高级的心理过程，推动了实验心理学的发展。铁钦纳吸收经验主义和联想主义，秉承原子论，对注意、联想、情绪和情感进行了研究，创立了构造主义心理学。行为主义采取实证主义、机械唯物主义、经验主义和还原论，吸收了条件反射学说和生物进化论，以刺激一反应模型对行为进行了严格的实证性研究。新行为主义接受逻辑实证主义、操作主义和物理主义，采用数学和逻辑语言来描述人类行为。认知心理学吸纳了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数理逻辑、计算机科学，把人的思维看作物理符号系统来进行研究。尽管它反对行为主义对意识研究的忽略，但仍然继承了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原则。当今的主流心理学出现了生物神经学化的趋势。它吸收了认知神经科学、生物遗传学、习性学的研究成果，从生物决定论的视角，以基因、神经和激素等生物层面上来解释心理现象。

如此看出，在心理学独立和发展的过程中，自然科学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人文社会科学的创立和发展，相对于自然科学来说比较晚。加之这些学科本身就不够成熟，其对于心理学的影响也较为次要。

3　自然科学成熟的方法论和思想基础

3.1　原则和方法论优势

自然科学方法论建立在决定论、机械自然观和客观性原则上，追求普适性真理，采用实验研究方法。与人文社会科学相比较，自然科学具有原则和方法论的优势。

1)决定论：决定论假设存在着普遍的因果规律。这就意味着，一旦认识到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人们就有能力对事件进行预测和控制。因此，决定论是科学研究和社会控制的前提。与决定论概念相对的是自由意志，它较多出现在人文社会研究当中。自由意志排斥因果关系，然而没有因果关系，学科的实用性就大打折扣。

2)机械自然观：机械自然观把宇宙比做精密的机器。这种世界图景具有简明性、精确性、规律性、可预测性和可控性，有利于研究工作的开展和研究成果的应用。人文观点承认心理的主观能动性、复杂性和易变性，这就造成了研究的困难。

3)客观性原则：自然科学家坚持客观主义，尽可能地排除研究者主观态度、信念和偏见对科学研究的影响，以期发现客观真理。客观性原则还树立了一元的真理标准，有利于研究者之间的交流和对成果的评判。

4)普适性：自然科学追求普适性的真理。自然科学家运用归纳和演绎的思维方式，来探索个别现象和普遍真理的联系，这种方法有利于理论的产生、检验和推广应用。

5)实验方法：在实验方法中，自然科学家通过控制变量来确定相关或因果关系，产生的结果具有必然性和较高的可信度。而人文社会科学的结论具有较大的或然性，可信度较低。

以上原则和方法的应用使自然科学具备了客观性、普适性、准确性、一致性、可观察性、可重复性和可操作性，形成了一个颇具吸引力的方法论体系。

3.2　有利的时代精神

科学的发展是特定的社会阶段和时代背景的产物。因此。“对心理学发展史的理解必须考虑这一学科进化的背景，考虑学科中的流行观念和那个时代的文化，以及时代精神或时代的思想氛围”(Schultz&Schultz，2007)。近几个世纪的多数哲学思潮、时代精神都是有利于自然科学的。

唯科学主义极大地提高了科学的地位。自文艺复兴、科学革命开始，天文、数学、物理、生理、医学等自然科学获得了空前的成功，“科学取

代宗教成为最为突出的理智的权威，成为文明世界的世界观的定义者、审判者和护卫者”(Richard，2007)。唯科学主义随之诞生，它认为自然科学能够解决一切问题，而其他知识都是不可靠的。在唯科学主义盛行的情况下，主流心理学作为新兴的、具有争议的学科，采取自然科学的定位是明智的选择。

从物理属性来阐释人性的机械主义人性观也随着科学革命而盛行。另一方面，由于工业生产方式，“现代社会的一个特征是机械化，工业化和技术化代表了机器变成社会中心这一过程”(Griffin.1998)。在机械主义人性观和机械化社会的影响下，主流心理学走自然科学的道路，是符合社会思潮和需求的。

19世纪开始流行的实证主义崇尚理性，强调经验，提出科学研究必须采用假设、演绎、验证和数学方法，以揭示事物运动的规律。这些思想是与现代科学精神相一致的。通过这些主张，实证主义提高了自然科学的权威，为其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思想氛围。

经验主义是自然科学的基本原则。它主张人类知识起源于感觉经验，而自然科学正是通过经验性研究来实现的。与之相对的理性主义否认经验的可靠性，也就贬低了科学的价值。在两种哲学思想的交锋中，经验主义自13世纪开始占据上风，直至今天仍然处于主导地位。

现代工业文明由理性文化主导，这与自然科学的理性前提是一致的。现代经济、政治、社会管理等基本活动都体现了理性精神，这一精神渗透到人们的思想意识当中，创造了有利于自然科学的文化氛围。

除了刚提到的唯科学主义、机械主义人性观、实证主义、经验主义和理性文化之外，西方思想中的唯物主义、联想主义、客观主义、身心交感论、物理主义、操作主义，以及达尔文主义等哲学思潮，都推动了自然科学的发展，也吸引了主流心理学向自然科学靠拢。相比较之下，人文取向的思潮，如解释学、现象学、存在主义哲学，则影响力较小。

4　自然科学的实践性优势

与人文社会科学相比，自然科学具有较多的实践性优势。这些优势即吸引了主流心理学，也成功地推动了主流心理学的发展。

4.1　研究对象的性质

从研究对象的性质来看，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客观物质世界，具有客观性、机械性、普便性、同质性和易操作的特点。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不同的自然科学家能够找到同质的研究对象，进行重复验证。因此，自然科学易于积累、比较和评判研究成果。相比之下，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存在较大的主观性、发展性、异质性、历史性、文化性、伦理性和不稳定性，操作性也较差。人文社会学者很难找到同质的研究对象：很多人文社会现象随着历史推移而变化或消失；伦理性原则束缚了对研究对象的控制：社会现象、文化和人类个体较难作化研究。

从研究对象与外界联系来看，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相对孤立的，较容易确定因果联系。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对象则处于宏大的社会文化背景、交互错杂的关系当中，较难寻找到规律。因此，主流心理学偏重研究具有自然科学品性的心理现象。

4.2　研究方法

实验方法是自然科学研究的重要手段。实验方法有固定的程序，通过控制变量来确定不同变量之间的关系，容易得出较明确的结论。因此它也赢得了主流心理学的青睐。在《四十项改变心理学的研究》一书里，40项心理学研究中，有28项采用了实验方法，其他研究方法――观察法、调查法、临床法、总结性研究和思辨方法全部加起来，才占了12项研究(Hock，2004)。

自然科学应用数学方法进行定量、统计和分析，以求客观性、精确性和可操作性。主流心理学追随了自然科学的数学化趋势，以对其重要思想进行严密的阐述(Thurstone，1986)。数学方法的引用为心理学带来“简洁精确的形式化语言，数量分析和计算方法，推理工具和逻辑证明工具”(陈宏，2006)。相比之下，人文取向的研究则较少采用数学量化方法。而采用定性方法时，其定性的标准又多为主观，难以确定。结果就造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更难出成果，却更容易产生理论分歧。

另外，技术、设备的应用帮助自然科学家更好地观察、测量和控制研究对象。主流心理学采用了大量类似的技术和设备：从记忆鼓、棒框仪、闪光融合器到迷津、斯金纳箱、测谎仪，再到磁共振成像技术、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技术、事件相关电位研究技术等；近年来还出现了计算机化的研究趋势。这些技术、设备的应用使自然科学成果产出稳定，相比之下人文社会科学较难应用技术、设施来辅助研究，故显步履艰难。

4.3　研究成果的物质转化

自然科学与物质进步直接相联系，多数研究成果可以迅速投入到工业生产、生活消费当中，社会贡献是外显的。在实际运作当中，自然科学研究往往和农业、生产制造业、商业等联系在一起，以研究成果换取资金支持。人文社会科学的成果则更多是非物质和隐性的，不直接贡献于物质资料，较难投入商业运作，只能应用到政府、管理、学术界、艺术等有限领域，获得的资金、政策支持也比较少。

4.4　社会认可度

自然科学研究具备客观性和精确性，为社会作出显而易见的物质贡献，因此比人文社会科学受到更多的社会重视。从社会心态来看，由于自然科学距离生活常识较远，大众缺乏专业知识对自然科学进行批判。而人文社会科学贴近现实生活，大众经常凭生活经验对其进行批判，因此，它在大众心目中的权威性不如自然科学。

5　社会需求对自然科学取向的促进

科学的发展受社会需求的推动。“科学已经有意识地并直接地指向具体的领域，而且这些具体领域的选择已经越来越不由科学家决定了……科学研究工作越来越多……受科学以外的机关或团体――工业和政府部门所组织起来的研究机关或团体所控制”(Mason，2005)。心理学的独立和发展历经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世界大战、信息化、经济发展和社会制度建设。这种社会经济状况对心理学的需求，更多表现在物质建设的层面。工业、商业、教育、医疗、军事、科学等领域的需求，有力地促进了行为主义、认知心理学和心理测量等自然科学取向心理学的发展。

独立的心理学研究的必要性，是由天文学、物理学和生理学等自然科学提出来的。主流心理学回应自然科学的需要，强调人的机械性和生物性，先天地与自然科学联系到了一起。为了解决狗的腺体分泌遭遇干扰的问题，生理学家巴甫洛夫转向了对条件反射的研究。行为主义建立在条件反射原理上，与生理学产生了必然的联系。

1903年法国政府对智障儿童的关注，1905-1913年欧洲向美国的大规模移民，1917年美国加入一战时大量征兵，都需要检验人们的心理素质和能力(Gregory,2006)，有力地推动了心理测量运动。现代社会的多个领域――教育、医学、企业、行政、学术研究等，都大量应用测量技术对人的心理进行评估。

美国工业革命完成后，大量涌入美国的移民需要接受训练，以适应新的生活和生产方式；不同地区、群体之间的思想分歧需要被调和，以巩固统一的国家观念；工业的迅速发展要求培训工人，以提高工作效率。这使得强调行为塑造、社会控制的行为主义被广泛应用，占据心理学统治地位长达几十年。

二战后，战争的推动、计算机与航天科技的发展，都要求对人类认知进行研究。随着西方国家从工业社会迈入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知识产业、信息产业发展壮大，推动了现代认知心理学的发展(车文博，2007)。

纵观历史，心理学独立之时，正是工业化、社会化生产蓬勃发展及社会制度完善的时期。工业社会更多强调的是经济发展、制度建设的目标，而非人文的、精神的关怀。在以机器生产为基础的工业文明中，“心理学服务于这些机器的设计，使得机器最大程度地符合人的能力和特征，同时确保人最有效地使用这些机器”(Denis，2007)。国际竞争造成了近代科学发展的一般倾向：“工业不大发达的国家总是在大力开展工业方面的科学研究，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则把大部分拨款用在军事科学研究方面”(Mason，2005)。自然科学取向心理学迎合了工业和后工业社会的需要。

但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已经开始挑战工业文明和理性主义，强调社会、文化环境当中的人的生存状态，为人文取向的心理学开拓了空间。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物质生活的富足，人们将更加重视自身文化性、精神性的存在。人文取向的心理学也会随之发展。

6　研究者的心理因素

6.1　研究者的学术偏好

库恩指出，科学中的一些决定并不是出于逻辑思考。而是基于个人的喜好、价值、政治信念和科学共同体中的共识(Kashdan&Steger,2004)。Karl Lashley和Gregory Kimble分别提出，心理学家的学术取向更多是出于性情和世界观，而不是理性思考(Hergenhagnn，2004)。Lashley把心理学家划分为柔性思想和刚性思想两种，以此解释了他们选择不同学术取向的原因：“这些纯粹是由性情决定的。是基于性情而不是理性的选择”(Lashley,1923)。Kimble选取APA成员和大学生进行调查，得出结论：不同分会的APA成员、不同学术水平的人士分别倾向于不同的学科取向(Kimble，1984)。

主流心理学的自然科学取向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了学术队伍组成的影响。在心理学早期的学术队伍中，大批著名的心理学家，比如冯特、铁钦纳、詹姆士、高尔顿、卡特尔、麦独孤和伍德沃斯等，都是从医学、生理学或物理学转向心理研究的。在心理学研究中，他们把大量的自然科学方法和成果带入了主流心理学。在后来的发展中，主流心理学也大量吸收了生理学、医学、计算机、数学等领域的人员。即使在今天。很多大学都鼓励有医学、数学或计算机基础的学生报考心理学。接受自然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研究人员，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人文社会取向的研究者，这种状况在相当程度上促成了主流心理学向自然科学方向的偏倚。

6.2　研究者的顾虑

在科学主义的影响下，将心理学建设成为一门自然科学，成为了无数研究者的梦想。但是，由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使得心理学诞生艰难，科学地位不巩固，以至于研究者对心理学的合法性缺乏自信心。由于心理现象的主观性和内隐性，早在17世纪，伽利略就指出心理学不能成为一门科学。由于心理现象在过去不能被实证研究，实证主义的创始人孔德拒绝把心理学列入科学的名单。由于不能采用量化研究，康德也认为心理学无法成为科学。心理学是否属于科学的问题，至今仍在争辩当中；近20年还出现了关于心理学合法性的危机论。

根据流行的英美科学体系，只有自然科学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社会学科只能勉强算是科学，而人文研究则只是“学科”，不是科学。因此，为了确立心理学的科学地位，多数心理学家选择了自然科学而不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取向。很多心理学家对自己的研究方法心存顾虑，于是尽力遵循自然科学方法论：“以方法中心为根基的正统观念鼓励科学家保持‘安全、明智、稳妥一(马斯洛，1987)。

哲学式的思辨成了主流心理学研究的大忌。Teo指出，“在20世纪，对哲学式思辨的指责成了对心理学家的死刑宣判”；在建立自己理论的时候，冯特、华生、斯金纳和乔姆斯基纷纷批评前人对哲学思辨方法的依赖(Teo，2008)。为了避免哲学化之嫌，华生否认把意识作为研究对象，而是将心理现象还原为肌肉活动和腺体分泌的物理、化学现象。在斯金纳的激进学说中，理论研究甚至被完全抛弃(Hergenhagnn，2004)。主流心理学家服从自然科学的权威，忽视了心理学研究对象的特点，造成了自然科学化的取向。

7　心理学研究对象的特点

7.1　早期的自然科学取向

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有着复杂的属性：物质性、生物性、社会性和精神性并存。这四个范畴之间有依存性和时间性的递进关系：在依存性上，序列中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由前者演进而来。在时间上，存在无机物、有机生命、社会、意识先后发生的时间关系。由于这四种属性中占据前位的相对客观、机械、静止和外显，所以研究起来比较容易。这就决定了学科自下而上的发展规律。学术研究从基础性的对象开始，这样不仅有利于进行根源性的探索发现，也有利于知识在由低到高的层次上积累和发展。另外，这种研究顺序也符合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规律，从而顺应了社会需求。

由于人类机械性与主观能动性、生物遗传与社会文化影响、物质性与精神性并存，心理研究面临很大困难。刚诞生不久的心理学不具备完善的方法论对如此复杂的研究对象展开全面研究，只能从低级的心理现象入手。所以，机械性和生物性的心理现象受到了主流心理学的青睐。

7.2　未来的整合趋势

主流心理学选择自然科学取向尽管是明智之举，但是也为此付出了代价：“理论和方法通过忽视不能被数量化的现象来获得流行”fLalvor,2003)。心理学研究应该遵循这样的规律：从机械性到能动性，生物性到社会性、精神性，静止到动态，外显到内隐，由片面研究到整体研究，决定范畴到自由王国，功利追求到审美追求，从服务经济到以人为本，从关注人的生存需要到发展需要。当心理学逐步成熟时，人文社会取向的心理学将获得较大的发展，与自然科学取向心理学进行整合。Henriques指出，心理学面临的困难是整合关于人的不同层面的知识的困难，并且提出了一个与上述观点相似的树形知识结构(由四个维度：物质、生命、思维和文化组成)，来整合知识系统，从而解决心理学分裂的问题(Henriques.2008)。

洪晓楠从科学哲学角度阐述了科学与人文进行整合的必要性：

“科学只是揭示了人的生活世界的一个维度或几个维度，……人对世界的把握并不仅仅限于科学认知，意义的追问和探求总是多向度的，这就需人文的探索和揭示来完成。只有科学与人文的互补整合，才能完整地表达人的存在的全面性和人的本质的丰富性”(洪晓楠，2008)。主流心理学将人机械化和生物化，忽略了人的社会、文化和精神维度，是不足以穷尽心理现象的丰富内涵的。一个更为宏观、整合的范式才可以对人的心理现象进行全方位的探索。

8　结语――个宏观的范式

由于以上原因，主流心理学在发展初期走自然科学化的道路，有其必要的学科建设意义。但是“近年来，我们已经观察到逐渐上升的对科学心理学方法论，以及其相应的理论思考的不满”(Toomela.2007)。采用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心理学研究已经被批评为“解答问题的方法论与所提出的问题之间的不匹配”(Toomela，2007)。心理学中有很多问题并非经验性问题，而是关于意义、理解、道德、文化等宏观的问题，并不仅仅限于因果关系的描述上(Stam，2006)，自然科学模式不能完全满足心理学研究的需求。另一方面，科学方法论是由哲学规定的，并且在提出假设、建构理论和解读数据的时候，哲学思辨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哲学思辨不应该成为心理学的禁忌。

第7篇：自然科学的理解范文

[关键词]实证主义；历史哲学；发展

在新的历史时代，各学科的蓬勃发展丰富着人类文化知识体系，人们无论在时间亦或空间视野上都得到了空前的拓展，新的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观念也仿佛在已近干涸的土壤里得到了新了甘泉，历史学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本色一直以来都被思想家们所重视，人们对于历史的敬畏以及渴望从历史中得到启发的愿望使历史学在知识领域一直拥有无法撼动的地位，近代西方观点普遍认为：进步的理论正是被蕴含在历史哲学之中，“相信历史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它通往某处，或接近某个事物”“历史学的任务是在研究过去发生的事情与过程，这是历史学的前提，如果否认历史事实的存在，历史学也就没有其研究对象，如果没有其研究对象，历史学也就没有存在的权利和价值。”

继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之后，工业化的浪潮冲击着人们对于历史和社会的认识，科学的发展改变着人们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思考。人们心理越来越趋向对一个观点的信任即：通过实验所得到的真理，才是可靠的。科学实验以君临天下的气势掌握了一切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理论的发言权：“18世纪，历史思辨发展的标志是拒绝神学的与天意论的解释，而同自然科学家在其对物理世界的研究中所使用的方法与目的一致。”实证这义在这个时候出来主持大局自然是水到渠成。实证主义――19世纪以德国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它是以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为理论方向的学术理论。它的最早的理论源泉是以孔德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哲学思想，其最引人关注的特点即是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进行历史理论的研究。以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做为衡量其理论科学性的标尺，实证主义排斥以目的论作为解释世界的事物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方法，将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推崇为唯一一种适合任何研究的方法。只有实验方法才是科学的可靠的方法，实证主义以一种狂热的态度衷情于分析和解释感官经验。实证主义将历史看作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与传统研究理论一样试图揭示隐藏在历史活动背后的规律等。实证主义对历史事实非常重视，力求在史实资料中寻找科学的规律，历史学的研究由此而变得更为严肃和谨慎，也使思想家们更加重视对史料的批判与审查，历史学向自然科学的一步步靠拢。

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创始人霍克海默曾经说过“关于人类和社会的各门学科一直试图效法那些取得了巨大成就的自然科学”实证主义以注重感觉经验以及实验检验为根本，反对西方哲学形而上学的传统研究方法，认为以理性思辨去探究感觉材料是不可靠的方法，正是理性使历史材料的客观性湮没，而真实的科学规律是通过科学的经验研究进而对现象进行的归纳。实证主义并不否认历史和自然规律的必然性，历史是有一定规律的，自然也一样是有一定规律存在的，它们都是可以以感觉经验为基础去认识，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进行历史学的研究是完全符合认识规律的。并且他们认为历史研究的本质在于确定事实和总结规律而不是思辨的形而上学而，实证主义者坚信只要用足够准确充足的史实资料再加上科学的研究方法就可以得到客观科学的历史。由此可以看出在实证主义者看来，自然科学不仅适应自然科学领域同样适用于社会科学领域，显然，在实证主义者眼中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即是普遍的的原则和方法。

实证主义并不是指某种具体的研究方法也不会去假设人类知识获得的前提，它通常是指人类在对待知识时候的一种特定的评价标准或哲学态度。或者说是人类认识活动的特定规则，因而，实证主义是一种规范的态度。实证主义的原则还区分了在知识体系中哪些是不值得去深入探索的问题或者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问题而哪些又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但是实证主义犯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他忽略了历史学研究的独立性特点，将自然科学完全移嫁于历史学使历史学研究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仅仅是二者之间简单的类比使历史学无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实证主义史学家中最重要的代表是英国的巴克尔和法国的泰纳、古朗治等。其理念引起了分析的、批判的历史哲学的兴起。实证主义将历史哲学从形而上学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有其独特的理论贡献，在历史哲学的发展过程中有其特殊的地位和意义。

社会科学置身于科学之下，俨然已经成了关于社会的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具有同等的地位，“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目的就在于理解和解释文化事实和被各集团所实现的社会事实，并且阐述人类行为方式的必然性。”随着经典物理学的可信程度越来越被人们所怀疑，人们开始用更加理性的眼光来审视自然科学的概念，逐渐的反实证主义的呼声越来越有力度。

第8篇：自然科学的理解范文

一、自然哲学复兴的背景

然而，随着自然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和科学哲学、自然观的深入研究，人们发现，形而上学的幽灵是无法驱除的。在自然科学方面，相对论否定了牛顿的绝对时空观，而以时空四维连续统以及物质消弭于几何结构的观念代之，量子论在微观领域引入了不确定性和概率，修正了牛顿—拉普拉斯完全决定论的自然观，表明规律在宏观上具有必然性，在微观层次，具有偶然性；热力学引入了物理过程的不可逆性，表明了时间的方向性；系统科学探索复杂性，强调自然界的整体性，反对将整体还原为部分之和，这与牛顿自然观强调自然的简单性，原子构成性形成对照；自组织理论、耗散结构论和超循环、混沌学探索从混沌到有序的自组织过程，表明了自然过程的生成性。就自然科学内部重建其形而上学基础而言，生命科学强调层次性，坚持用物理化学的方法研究生命大分子，但反对将有机体还原为纯粹的物理化学过程。生态危机与生态学的发展使人们认识到，人类与其生存的环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任一环节的缺失或破坏，都将危及人类自身。传统的人与自然主客二分的认识模式，在理论上，受到了现代物理学的挑战，现代物理学把人、把观测者引入到认识自然的背景、乃至图景中，而人与自然主客二分的认识模式在实际中误导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把自然当作其征服和掠夺的对象。从而受到了自然界的报复，人们在痛定思痛后认识到，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主张人与自然和谐有序的思想是一种大智慧，是我们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准则。

在科学哲学的研究中，人们发现科学理论有一个本体论的承诺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表明，我们的自然图景，是作为人的认识又包含了对人的认识，是内在于自然的对自然的认识，是一种本体论的框架又具有认识论的本性、根源和局限性。认识主体由于本身也是客体的一部分，也参与客体的显现，也规定着客体的基本特征，因而与客体本质上不可截然区分。认识的这种人类学特征和内在特征，也决定了传统科学追求终极主体地位和绝对客观性的不可能性。科学哲学作为哲学最首要的任务是，追究科学的存在论基础，科学在近代的支配性，科学的有效性全系于此。对此的遗忘已引起科学整体上的危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近年来，国内自然哲学的研究重新热了起来。

二、关于自然哲学的研究对象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相对独立而又确定的研究对象，自然哲学当然也不例外，在自然科学昌明的今天，那么自然哲学的研究对象又是什么呢？

吴国盛认为，自然哲学有两种含义，第一，指一门以自然为研究对象的学科领域，这个学科是哲学的分支学科，是第二哲学；第二指某种哲学理论形态或哲学思考的某种趋势和倾向，这个意义上的自然哲学不是第二哲学，而是第一哲学，如谢林的自然哲学。他本人主张第一哲学，认为不必以自然科学的目标和价值取向为自己的目标和价值取向。哲学不再是求知的事业，它不再创造关于实在的知识体系，而是透过知识与文明的厚厚积淀层，追寻人类之根、生命之源、宇宙之本。自然哲学不再是关于外在自然的概念体系和知识体系，而是在技术时代意欲追根溯源，正本清源的沉思者的事业。

李章印认为自然哲学的复兴需要转换“范式”——从对象到家园，旧自然哲学，无论是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牛顿的自然哲学，还是黑格尔的自然哲学，都是把自然作为外在的对象来把握，也可以说作为存在者来认识，然而，以存在者为对象的认识早已成为科学的专利，近代以来科学的发展和进步使得思考存在者的哲学成为多余的了。作为第一哲学的新自然哲学不能象作为第二哲学的旧自然哲学那样，以自然物为对象，也不能把自然本身作为对象。那么，以思考自然本身为己任的自然哲学，怎么能不把自然作为对象呢？哲学不能局限于对象性的科学认识，在对象性思维以外，还有人与自然的另外的关系，在这另外的关系中，人不是作为主体，自然也就不是作为客体，从而人与自然的关系就不是主客关系或对象性关系。非对象性的关系就是“天人合一”的关系，就是人融入自然之中来领悟自然，就是人把自然作为家园。这种家园是人的寄托和归宿，心灵对这种家园的追寻、认可、领悟和回归就是自然哲学的事情。

胡新和认为新的自然哲学必须立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立足于二者互相规定、包容、依赖的关系来构筑自然观念和图景，也必须不仅涵盖人类对自然的理论认识，更关注人类对自然的实践活动，为制定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行为准则提供框架和背景；在认识上，人类作为自然中的特殊（具有智能）的一员而与之构成对话者的关系，这种对话关系，提供了人类认识自然的一种新的视野、新的模式；在实践中，人类与自然则是共生共荣，互相依赖的伙伴和朋友。

三、关于历史上的形而上学理论

张华夏认为历史上的形而上学也即自然哲学，是指研究存在的性质及其变化的知识领域，根据其所用的表达方式和研究方法的不同，我们大体上可以区分出四种形而上学：（1）模糊形而上学，其特点是用模糊不清的概念和语言来表达本体论的问题，因而它的语言是违反清晰的逻辑语法的。（2）思辨形而上学。形而上学是关于存在的最高概括，严格经验主义的方法失效，此种形而上学强调思维的自由创造与想象。这种想象性的普遍化有经验根据，同时受逻辑一贯和系统协调的约束。（3）分析的形而上学或语言定向的形而上学。由于语言系统本身包含有某种本体论的承诺和本体论的预设，因此，通过语言分析，我们能够得出有关世界的一般性的特征。通过语言分析来研究本体论，我们称作语言定向的形而上学，它是分析哲学的一个新的分支。（4）综合的形而上学。通过概括各门系统科学，建立系统哲学，首先是系统本体论，系统本体论的产生，不是直接思辨的产物，也不是一门自然科学概念的推广，而是通过系统科学找到跨学科的共同语言，来建立描述一般物质、一般系统、一般事物的理论模型，运用这个模型综合各种自然科学描述物质世界的一般特征及其一般进化图式。所以我们可以将这种新的形而上学叫做综合的科学的形而上学。拉兹洛的广义综合进化论和邦格的系统世界观主要属于这种形而上学，是一种更加接近数学自然科学方法的形而上学。

张华夏主张拒斥作为包罗万象的知识体系的思辨的而又模糊的形而上学，赞成思辨的但却清晰的形而上学，赞成分析的以及综合的形而上学，后面三种形而上学的发展和整合，便是当代新形而上学或当代新自然哲学的兴起。

四、国内自然哲学研究中提出的部分理论观点

金吾伦提出了生成哲学。象系统整体论那样的整体论虽然力图摆脱以实体主义为基础的构成论，但仍带有构成论的色彩。系统只是放大了的实体，基础还在要素的分离与结合。整体论不同于构成论的地方只是，前者考虑到了要素间的联系与相互作用，后者忽略或不考虑这些联系与相互作用。但那些要素却是实存的。生成论与此不同，它强调那些要素是生成的，把“生成”概念提到最本质的地位。没有生成就没有要素。其自然科学依据是：（1）宇宙是生成的；（2）粒子也是生成的；（3）定律也有从无到有的过程。生成论的最基本概念是生成，最本质特征是动态性和整体性。这两个基本特征由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来：（1）潜在性；（2）显现性；（3）全域相关性；（4）随机性；（5）自我同一性。生成论认为宇宙及宇宙间的一切都是一个生成过程；这个生成过程是整合的，即从潜存到显现过程中将相关因素都整合在其中，从而生成具有个体性的新事物。生子论是生成论的精髓，生子是生成的因子。它是瞬时持续的，空间是非定域的。生子不是物质，不是能量，不是精神，但它能转化成物质和能量。生子具有自主性和自组织性。这种自主性和自组织性是宇宙自身所具有的，且是演变的。生子与原子的区别在于：（1）原子是实存的，生子则是潜存的；（2）原子是空间上定域的，它在空间中通过某种作用力而运动，生子是非定域的，它能自己运动。（3）原子运动的改变要靠外力，它自己不会发生变化；（4）事物的变化是由组成它们的原子分离和结合的结果；生子自身具有内在的能力，事物的变化是由生子的生成、转化的结果；（5）原子是机械论的，生子是有机性的，由原子构成的是一只机械大钟，生子则组成一个有机整体。

宇宙万物及我们人类自身处在不断的生成，演化过程中，这个生成过程的机制大致为：潜在的道实在具有双重结构，生子就在其中孕育。用物理学语言说，它是对称的，尚未破缺，生子的形成就是生成的开始。生子不是实体，它在时序上先于实体。它可以生成实体。当全局存在在一定条件下“凝聚”到某一点时，实体生成了，生子就转成实体。

朱葆伟认为20世纪科学中发生的一个根本性变化，是用机体的模型取代机械的模型作为理解和解释世界的基础，并广泛采用了“关系—功能”分析方法。上述变化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使得一种广义的“价值”成为把万事万物联结成一个有机整体的组织因素和自我发展的内在驱动力量进入世界科学图景乃至一些学科的基本概念、假设和问题中，这直接影响了哲学价值论的研究。但所有这些不能为价值研究中的自然主义提供充分的支持。有机论科学图景的深刻启发意义在于提供了一个可以容纳目的性、自主性、能动性、选择、反馈等关于活动的机制和逻辑的启发性概念框架。这一概念框架更为接近人的活动的实际，但不足以完整描述人的活动的实际，借助于它，我们可以更为深入地理解人类实践的机制和逻辑。“可能性空间中的选择”和“反馈”这两个范畴的引入是十分重要的。正是活动和活动结果的相互作用、反馈循环，使得活动系统参与到所在的世界中，通过活动本身不断地为自己开辟新的可能性，也通过反馈—放大机制不断地为自身确立存在的条件和根据。这一活动结构中展示了一种类似于艾根“超循环”的特殊逻辑，也即“活动实践的逻辑”。在这里，活动本身成为实在的要素，成为可能向现实、偶然向必然，以及实然向应然、未来、理想推移、转化的必要环节：对于活动——参与者来说，现实实在不仅是以往活动的结果和制约我们现实选择的可能性空间，而且是要联系于不确定的未来，联系于我们的目的和价值观念才能获得确定的意义；另一方面，未来不是给定的，人的活动、实践参与在现在向未来的推移过程中实在地起着作用，它使可能性转化为现实，并纳入合乎目的、需要和理解的轨道，理想、价值、规范等也就在此而联系于现实事实，转化为现实事实，这种逻辑的另一个基本内容，是两个在逻辑上相互独立的因素求真和趋善自我确立，又相互生发、催化。

罗嘉昌认为把时间观念放到重要位置上，这是现代文明的显著特征。当代哲学所以对时间问题表现出强烈的兴趣，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传统的时间和宇宙概念业已受到相对论等现代科学的猛烈冲击；二是急剧的社会变动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使不少哲学家把人的问题，存在的历史真实性问题视为哲学的中心问题。分别受这两方面的影响，当代哲学在时间问题上形成了对立的两派和两种观点：一是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中心的唯科学主义观点；另一种是直觉主义、现象学、存在主义和生命哲学等人本主义流派的非理性主义、非科学主义观点。前者认为，关于时间，凡能理解的，都只能从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中去了解；后者则断言，真正的时间是科学所无法了解的。近年来，一些物理学家提出时间可能并不是基本的物理量，而是更基本的量生成的次生量。进而否定时间是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罗嘉昌认为在时间哲学见解中，非理性主义倾向和唯科学主义倾向都是片面的。我们必须越出各个具体学科和领域的界限，走向对时间的整体理解。他主张时间是无限的、客观的，宇宙是开放的。

胡新和认为现代物理学的基本特征是：（1）从实体论转向关系论；（2）从基元论转向整体论；（3）从构成论转向生成论；（4）从决定论转向随机性；（5）从可逆性转向不可逆性。自然界的关系特征和整体特征揭示了作为自然界一部分的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本质上相互规定、相互作用的关系，关系者脱离了关系就失去其意义，部分也不可能独立于整体而存在；而自然界的生成性、随机性和不可逆性，则显示出人类在其自身及其他生命过程中非常熟识的特征，揭示了自然界的某种内在统一性。

主要参考文献：

①吴国盛：《自然科学的复兴——一个历史的考察》，《自然哲学》第1辑，1994年。

②李章印：《自然哲学的复兴需要转换范式》，同上。

③吴国盛：《第二种科学哲学》，载《自然哲学》第2辑，1996年。

④张华夏：《旧自然哲学的衰落和新自然哲学的兴起》，载《自然哲学》第1辑，1994年。

⑤金吾伦：《生成哲学导论》，同上。

⑥朱葆伟：《机体与价值》，同上。

第9篇：自然科学的理解范文

不同时期环境新闻定义也不相同。环境新闻的内容由传统的环境保护转向现代的和污染相关的内容，由原来只关注地球自然环境或环境危机向关注所有生命健康转变。

关于环境新闻，可以从它产生的过程和目的来定义。例如，环境传播资源中心(ECRC)――1996年成立于美国北亚利桑那州(Northern Arizona)大学的传播学院，将环境新闻定义为：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对受众进行的环境传播。并进一步解释，环境传播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涉及到传播者和受众两个方面，传播过程是通过有效的信息传递、互动交流、公开讨论和辩论来实现的。我们期望这种传播能成为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基础，能够成为提高环境承载力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方式。

与此不同，学者Ward是依据倡导客观性讨论来思考环境新闻的涵义的：“这两个词给我一种矛盾的修饰的感觉。环境新闻?在对新闻行业最富有责任感的记者心中‘新闻’这个名词应当胜过‘环境’这个形容词。环保主义作家，当然可以。环保主义记者?这就不是一个严谨的新闻学定义了。新闻的第一要务永远是在追求真实、准确的理念下告知并分离出事实。”

环境记者是不是或者是否该是环境保护的倡导者，这场争论持续已久。作为一项工作任务，环境新闻会有多种目的，但是很多人只支持其准确而公平地告知公众信息的目的，其他的目的一概反对。然而当考虑到其不同的目的时，就会产生不同的环境新闻的定义。

环境作家Rubin和Sachs为了了解环境新闻记者他们是如何定义环境新闻的而做了细致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记者们的定义非常广泛，从“报道自然资源”到报道“各种事情”。也有人把环境新闻定义为着眼于消极面的报道，例如危机、污染或环境恶化。大概有l／3的^将环境新闻定义为对自然资源的报道，例如空气、水资源、土地资源，有将近一半的人将注意力集中在人类身上，或者是由于污染给人类带来的危机上，或者由于人类自身而给环境带来的危机上。

正如学者Willis和Okunade所认为，“环境新闻和保护主义新闻很多时候是同义的。在过去很久的时间里，一些环境记者就想知道保护主义或者鼓吹性倡导性新闻与客观、科学的事实报道之间的界限在哪里”。

为了对环境新闻有更全面的理解，自然科学新闻、危机传播和环境新闻这三个概念非常值得注意。这三者虽然有重叠的地方，但是并不是同一事物。他们可能共享一些重要因素但是并非所有自然科学新闻都是环境新闻，并非所有危机新闻都是环境新闻。尽管如此，很多环境新闻可以归为危机新闻或自然科学新闻。

关于环境危机传播，学者Sachsman说，这是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因为它确实是一个关于环境和健康的传播与理解的领域。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环境危机传播”和“环境危机报道”在学术中的应用不断增加。“危机”总的来说是指在环境新闻中涉及到的健康问题。

人们把“危机”看成自然科学新闻中的时髦词汇。Wilkins和Patterson发现，在上世纪80年代早期，环境新闻开始主导相关联邦机构的议程，危机传播的概念随之而出。在这种新的学术氛围下，危机传播被看成是一种将各种环境危机信息从专家和科学团体向公众传播的方式。

那么又如何定义自然科学传播这个与环境传播有着密切联系的领域呢?学者Burns，O'Connor和Stocklmayer运用了功能定义法：“适当的技术、媒体、行为和对话的运用引起个人对自然科学的下列的一个或多个回应：感知――即一种情感回应；兴趣――这被自愿地参与科学或科学的传播所证明；意见一一与科学有关的态度或意见的形成、再形成或确定；理解――对自然科学以及它的内容、进程和社会因素的理解……”

根据这个观点，自然科学传播就是媒体对广大受众进行的关于自然科学的报道。另外，危机传播――更准确一点说――危机新闻学，在文献中没有这个词，但是从目的来看，它的意思是媒体对广大受众进行的关于危机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