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特征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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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内部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特征范文

关键词：就业率；就业政策；探索

中图分类号：F24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9）03-0059-05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指出应当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发展和谐劳动关系；把扩大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和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目标，实现经济发展和扩大就业的良性互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在《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十一五”规划纲要》中也明确提出了“十一五”时期的重要任务，其中包括“健全劳动关系调整机制，创建和谐劳动关系”。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一方面，政府促进就业体现了“社会公正”的理念。政府所采取的所有促进就业的措施，无论是禁止就业歧视，还是限制雇主的不当解雇或非法解雇，抑或是对特殊群体(如妇女、残疾人、少数民族人员、退役军人、军人家属和归侨侨眷等)提供特殊就业保障，乃至向失业者提供失业保险或失业救济，都是为了保障劳动者的职业稳定，体现社会公平、正义等法治精神。另一方面，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也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劳工权益保护的必然要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就业是广大劳动者最关心的生存问题，也是执政党最大的政治问题，只有充分就业才能满足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根本需要。因此，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是在新形势下我国经济与社会长足发展的必要保证。

一、对当前我国就业政策存在问题的反思

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人均自然资源和经济资源相对贫乏的发展中国家，就业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而在当今中国经济的转轨时期，就业问题表现得更为突出。胡鞍钢认为21世纪的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全国突发性的、大规模的“下岗洪水”和“失业洪水”。

除了区域上的非均衡性、体制上的制约性外，我国当前面临的就业困境主要体现在：

1.城市下岗、失业人员多

因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产业的兴衰转移和劳动力市场结构失衡等因素导致的城市下岗失业人员越来越多。根据有关部门数据，下岗失业人员合计1999年是1227万，2000年是1252万，2003年是1060万，而且下岗职工再就业能力较低，已经成为“上不着天(高收入的专业人才市场)，下不着地(无法与农民工竞争)”的特殊人群而日益被排斥和边缘化。与此同时，我国的失业率也呈上升趋势。1988年我国的失业率是2％，1995年上升到2.9％，1999年上升到3.1%，登记失业人口为575万人，2000年登记失业人口为595万人，2004年登记失业人口827万，失业率达4.2%，连续十几年每年一千多万的下岗失业人口是我国解决劳动就业问题的难点和重点。2002年至2006年城镇登记失业率均保持在4％－4．3％的水平。2007年我国城镇失业率为4％，但是由于2003年-2007年，劳动年龄人口增长进入高峰期，除了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速度加快外，国企下岗人员大幅增加造成的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因而我国就业压力依然较大。大部分下岗职工生活困难，家庭可支配收入下降，这严重阻碍了我国的经济向纵深发展，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

2.农民工“非正规就业”

随着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我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这是历史的进步。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被“隐性化”了的农业剩余劳动力问题随着市场经济因素逐渐扩大而被显性化出来。我国社会经济正在从一种比较传统的，以农业、工业为主要特征的社会经济形态，逐步转向以知识产业、信息产业、高新技术产业或第三产业为主要特征的社会经济形态。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是不可阻挡的潮流。据估计，2000年中国约有1.42亿农业剩余劳动力，占中国农业劳动力总数的42.45%。预计到2010年全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将达到2亿左右。据调查，现在每年约有7500万农村剩余劳动力自发进人大中城市打工，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民工潮”。2003年，我国农村劳动力到本乡以外地方流动就业的超过9800万人，是1990年1500万人的6倍以上。截至2007年底，中国的农民工人数已达2.26亿人；同年，全中国7.28亿农民90%的收入全靠这部分人打工所得。但长期以来，由于城乡二元就业制度的存在，在我国登记失业率中，农民工并未纳入统计体系，他们在城市中大多从事脏、累、差、收入低的工作，属于“非正规就业”。

3.大学生就业率低

我国普通高等教育从1999年起实行扩招，1999年当年招收159.68万人，2005年招收475万人。2003年(扩招后学生毕业的第一年)，普通高校的毕业生212.2万，平均就业率为70%，其中高职就业率只有55％，2003年-2004年共有约140万学生未就业。2004年的毕业生人数是280万，平均就业率是73%。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05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达到338万人，比2004年增加58万人，增幅达20.71%。国内人力资源研究专家预测，今后大学生的一次就业率在65%左右可能是常态。2007年研究生计划招生42.4万人，比2006年增长6%。招生规模的扩大，必然会引起新的供求不平衡。部分硕士生为暂时逃避就业，选择去考博。但博士生就业面比较窄，用人单位从成本考虑，对博士生的需求量非常小，很多高校博士生就业同样不容乐观。因此，如果研究生的招生规模不加以控制，必然导致就业形势更为严峻，出现一千多名研究生应聘卖猪肉的现象就不足为怪了。

高校毕业生规模逐年扩大与就业机会的紧缺之间的矛盾是我国大学生就业面临的主要问题。扩招必将对高校毕业生就业产生一定的影响，扩招对毕业生就业的直接影响是导致毕业生数量急剧增加。连续几年的大扩招，致使每年进入就业市场的高校毕业生大幅度增加，而社会需求量相对不足，供需总量上的矛盾可能会进一步加剧，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将更趋激烈。

4.失业保险制度存在缺陷

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构建失业保险制度，一方面促进了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劳动制度改革的进行，它是推行劳动合同制的重要配套措施，为搞活企业创造了一定的外部环境，填补了社会保险体系的一项空白，把职工就业期间的保险与失业(待业)期间的保险有机联系起来，促进了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另一方面较好地保障了失业职工的基本生活，维护了社会稳定，促进了失业人员的再就业。但现行失业保险制度在促进再就业方面存在很多问题。如我国失业保障筹资机制的缺陷，削弱了失业保障基金对促进再就业工程保障力度；失业保险管理体制分散，运行不规范，直接影响了再就业工程的实施；失业保险基金支出结构不合理。尤其是失业保险的支出问题，传统的失业保险金的使用中，真正用于再就业工程的比例太小，失业保险基金的支出比例中用于行政性的支出比例过大，因为缺乏必要的监督管理体制，使得原本就不足的失业保险金中真正用于工人实际支出的比例过小，基金的偏离使用使得原本就不足的失业保险基金对再就业的保障功能更弱。

二、我国转型期就业政策思考

1.积极转变政府角色，担当促进就业责任

随着我国劳动就业方式的转变，劳动者的就业权也在发生着由“完全劳动权”向“限定劳动权”的转变。这一路径演变，反映了我国从计划经济时期的固定工制度向市场经济时期的劳动合同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并已为我国劳动立法所肯定。不过，应当认识到，国家身份的这一转变，主要表现为政府理念和职能的一种转变，即政府角色从“管理者”向“服务者”的一种转换，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就此可以对全社会的就业市场放松监管，甚至任其自流。“向一切有能力工作并寻找工作的人提供工作”仍然是就业政策的目的之一，只不过是国家保证实现这些目的的手段发生了重大变化。事实上，我国现阶段尚不宜推行完全的市场调节的目标模式，而应确立“国家宏观调控下适度的市场就业机制”，积极促进就业。

2.转变就业观念，实行灵活就业

在一个时期，尽管政府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增加就业机会，但其增长潜力总是有个限度的。因此，在失业问题比较严峻时，还可以考虑采用灵活就业的方式，实现就业机会的分享，从而使更多的人实现就业。一般说来，灵活就业包括三大类：一是非全日制就业；二是临时就业，具体形式有短期就业、季节就业、承包就业、传呼就业和独立就业；三是派遣就业，其中又分为雇佣型派遣就业和登记型派遣就业两种。灵活就业的就业门槛低，对从业人员的性别、年龄一般限定不严，对技术、技能和资金的要求一般不高；行业和门类庞杂，包容性大，对不具备就业优势的下岗失业人员来说，选择的余地和空间较大;机制灵活，进退方便，有利于吸引各种择业取向的人们加入。

在我国，鼓励失业人员转变就业观念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要打破只有在国有企业端铁饭碗才算就业、一业定终身的传统观念，树立自食其力、劳动光荣的观念，树立临时就业、阶段性就业、弹性就业等灵活就业都是就业的观念。观念一变天地宽，只要观念转变过来，就容易找到就业岗位。

3.不断完善就业培训服务体系

劳动力的职业培训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职业培训是劳动者满足工作中知识、技能的更新而不断接受新的培训，从而提高其就业能力的重要途径。在我国当前面临的就业困境中，行业转移、职业流动的加快要求对下岗人员的再就业进行及时的培训；农业上释放出的数千万剩余劳动力必须经过培训才能成为合格的工人，这一切都呼唤我国建立较为完善的职业培训体系。

政府把公共就业服务的重点放在为就业困难群体提供帮助上，尽管就业服务的作用从维护社会公平、公正向推动经济发展延伸，但在解决困难群体的就业问题方面，仍肩负着重要的社会责任，增强职业介绍与职业培训、失业保险之间的联系。

政府应重视社会中介服务组织的建设，并对从事就业服务工作的中介组织进行资金和政策支持，注重发挥其作用。当前，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仍然处在发育过程之中，市场就业机制尚不完善，市场法律法规体系不够健全，市场行为有待于进一步规范，市场功能不强，管理服务手段相对落后，信息网络建设进展缓慢，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不高。这种状况，同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不相适应，也同国有企业下岗职上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程的现实需要不相适应。因此，要加强对职业介绍机构的管理，坚决打击各种违规的职业介绍机构和中介行为，更好地规范劳动力市场的运行，要在全国各地普遍建立为下岗、失业人员、各类多层次专业技术人才及妇女、中青年、残疾人和其他求职者服务的专门职业介绍机构，以增加他们的就业机会。与此同时，应建立起对求职者实行职业指导、用工预测、职业培训、职业技能鉴定、职业介绍一条龙服务的工作机制。

4.培育完善我国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促进劳动力就业

目前我国的劳动就业制度还没有完全改变，尤其是国有企业行政化的劳动就业制度与市场化的劳动就业制度尚有相当距离，劳动合同制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更为重要的是，在我国还没有建立起真正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劳动力市场，劳动者的各种所有制身份还没有完全消除，劳动者还不能平等地竞争就业岗位；地区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部门之间、企业之间劳动力正常流动的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劳动力流动还受到部门所有制性质、职工的所有制身份和严格的户籍管理等各种制度的限制。要建立和健全劳动力市场，必须打破这种身份限制，实现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自由择业。

政府要逐步打破劳动者的所有制身份界限，改革户籍管理制度，实行劳动力自由流动，劳动者自主择业。政府有关部门应加强对劳动力市场的管理，维护劳动力市场秩序，保护劳动者在劳动就业、工时报酬、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正当权益，规范劳动者的就业行为。通过法制管理，保障企业的用工自，并限制其不正当的用工行为。同时做好预防、协调和协商解决劳动争议及纠纷的问题的工作。

政府要逐步培育和发展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是建立统一的企业用人制度的基本条件，也是打破劳动制度仅限于城镇人口的一个前提，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意味着劳动者进入市场是无任何障碍的、平等的、没有身份界限的。目前，我国的劳动力市场被分成三块：一是机关事业单位干部和企业管理人员的人才市场；二是城镇一般职工的劳动力市场；三是农村劳动力市场。这种分割是由于管理体制的不同造成的，它使劳动者一进入市场就按身份进行划分，从一开始就处于不平等状态。因此，要建立现代的劳动就业制度，就必须打破市场间的界限，让所有的劳动者都能平等地进入，各类市场的运转不再是自我封闭的而是开放有序的。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建立和发展局部地区的劳动力市场，即部分劳动力市场可在一定时间、单位进一步开拓职业介绍市场、技术工人交流市场、劳务输出市场、科技人员市场等，为广大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服务；第二步，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即全部劳动力在整个时间、空间上随意流动的场所，全国所有的劳动力都可以在国家法令、政策规定指导下流动，不受所有制、区域、部门、职业等限制。

5.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坚持失业救济与促进再就业相结合

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无法从医疗、就业等方面保障国民的基本需求，因此从就业的角度出发，政府要积极实施再就业工程，建立中国的就业网络体系，加强失业保险制度，再就业培训制度，再就业服务制度建设，使失业人员有较为稳定的生活保障，并能提高其知识素质和技能水平，保障其拥有再就业的机会。

社会保障体系是再分配的一个重要机制，是社会稳定的一个“安全阀”，是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一道安全网。从实际出发，既要逐步扩大保障的覆盖面，又要合理确定保障水平，实现社会保障的可持续性。具体来说，要继续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和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制度，认真解决进城务工人员的社会保障问题；认真研究并逐步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继续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完善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体系，基本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同时要进一步完善社会救助体系，维护弱势群体的基本利益。当前要着重消解城乡之间和城市内部的二元社会结构，保障社会成员劳动机会和创业机会的平等，这样的机会平等既能做到效率优先，又体现了公平的原则，有利于保持社会和谐。

促进再就业对于失业者的自救尤为重要，这是由输血功能向造血功能的转变。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其在各个产业中的广泛运用，结构性的失业问题日益突出。职业培训和转业培训是解决结构性失业的主要措施。失业保险不能只满足于使失业者有一定的生活保障，还应当积极促进和帮助他们经过培训实现再就业。失业者只有实现了再就业，才能在社会上得到真正的“保险”。失业救济不是最终目的，只是暂时的手段，再就业才是解决失业问题的关键。因此，从失业保险基金中拿出部分用于失业者的再培训，这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而要想做好这个工作，用好、用活这部分资金，关键是加强再就业服务体系的联合运行，包括职业介绍、就业训练、生产自救、失业保险等几个方面之间的联合协调运行。

6.建立欠薪追缴保障制度，促进劳动就业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旦发生雇主欠薪的情形，劳资关系就会发生激烈冲突，损害劳工权益，危害社会秩序，影响社会和谐。近几年来，我国欠薪问题大量发生，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问题之一，而相关的制度和法律仍不健全，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从我国的具体国情看，建立欠薪保障制度尤为必要。建立欠薪保障制度虽然意义重大，但涉及直接或者间接向企业征收费用，事关企业的财产权，因此，根据依法治国的精神，应当通过立法加以确立。欠薪保障制度应当体现社会共济、低收费、广受益等原则。在缴费主体方面，应明确为企业缴费，劳动者作为纯受益人，不承担缴费责任。在受偿主体方面，针对我国欠薪多为欠农民工工资的实际现象，从平等保护原则出发，应明确企业里的所有从业人员，不论是城镇职工还是农民工，一旦遇到欠薪的情况，都可以申请通过欠薪保障基金受偿，尽可能扩大受益面。在缴费标准方面，目前，我国尚不具备通过政府财政拨款成立统一的欠薪保障基金的条件，因此，可以通过企业缴费的途径解决欠薪保障制度的资金来源。为了便于基金的管理，可以设立欠薪保障基金委员会，由政府部门、工会、企业代表组织共同组成，对欠薪保障基金进行管理。欠薪保障基金委员会的设立应当由政府批准，同时，政府作为监督机构，对欠薪保障基金委员会进行监督，违反法律的，可给予必要的惩处乃至撤消、变更。

欠薪保障项目的设定应符合国情，可以将保障项目集中在工资和社会保险费两项基本内容上，同时设定必要的最高限额，各地可以有所差异。在该限额外，剩余欠薪优先从企业资产中受偿，这样既能够体现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又不至于对其他担保债权产生过于不利的影响。欠薪偿付的运作程序是被欠薪者获得实体权益的重要保障。首先，要明确申请欠薪保障基金垫付的条件，这是启动偿付程序的前提。其次，合理设定申请的时效。欠薪直接影响劳动者的正常生活，因此，客观上需要及时偿付。再次，设置申诉程序。劳动者认为符合基金偿付条件，欠薪保障基金委员会拒绝支付的，劳动者可向监督基金委员会的主管政府部门申诉。最后，明确诉讼程序，劳动者对申诉结果不服的，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的途径直接主张权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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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观点中国――影响中国经济决策100名专家前沿观点［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

［4］翟年祥，夏淑梅.我国当前的劳动就业问题与社会保障［J］.北京：中国行政管理，2005（6）.

［5］唐丽萍，黄德良.“社会投资型国家”对解决就业困境的探索［J］.上海：社会科学，2006（4）.

第2篇：内部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特征范文

李永杰(1952-)，广东顺德人，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劳动经济学；

张华初(1971―)，江西彭泽人、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学和劳动经济学。

摘要：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几乎都把充分就业作为基本前提，这明显与现实不相符合。广东是外贸大省，同时也是一个就业大省。实证分析表明，广东省的进口和出口都是就业的Granger原因。广东出口增加1％，广东城镇就业增加0.76％；进口增加1％，广东城镇就业减少0.77％。就业是民生之本，我们要实行更加有利于促进就业和减少失业的对外贸易政策，将促进国内就业作为制定、调整货物和服务进出口政策以及处理贸易争端的重要依据。

关键词：国际贸易：就业：协整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8)11-0015435　收稿日期：2008-09-16

很多发达国家的媒体将其失业问题归结为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进口，而学术界对此却很少做出响应。究其原因，主要是两条：其一，微观经济学研究与宏观经济学研究的脱节。长期以来，很多经济学家把国际贸易作为微观经济学研究范围，把就业当作宏观经济学研究的范围，研究国际贸易的学者不去碰“就业”问题，研究“就业”问题的学者至今也没有比较好的建立就业的微观经济学基础。其二，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几乎都把充分就业作为基本前提。在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中，劳动力市场的特征为：完全竞争、充分就业、劳动力同质、劳动力市场完全平滑、劳动力市场调整迅速、不存在调整成本等。显然，这些假设过于理想，与实际不相符合。

尽管如此，仍然有不少学者对国际贸易与就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索。Sakurai(2004)分析了从1980年到1990年国际贸易对日本制造业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得出两条结论：不断增加的进口使日本制造业总体就业的损失相当于1980年就业的4.7％；受国际贸易的影响，非制造业工人(代表熟练劳动力)与制造业工人(代表非熟练劳动力)工资比例只变动了2.4％。总体上，不断增加的贸易对日本制造业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并不大。Incite(2004)指出，马达加斯加纺织和服装业出口使该部门就业从1997年的47000人增加到2001年的200000人，该部门工人年收入比其他非正规部门平均年收入高40％。Sugata(2005)改造了Harris-Todaro模型，在城镇和农村两部门的基础上引入了城镇非正规部门，并假定劳动力在农村和城镇非正规部门之间可以自由流动，资本在城镇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之间可以自由流动。他的结论是：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农业和正规制造业部门就业有一定损害。但是促进了发展中国家非正规部门的发展。Rana(2001)发现，贸易自由化对就业和工资的影响则与该国劳动力市场规制程度有关，劳动力市场规制越宽松，贸易自由化对就业与工资的正面作用越大，反之负面作用越大。张小雪和陈万明(2006)认为：从长期看，进口每增长1个百分点能够引起我国城镇失业人数下降1.6个百分点；出口每增长1个百分点会导致失业人数增加1.75个百分点。潘士远(2007)构建了一个模型来研究贸易自由化对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工资差异的影响。在贸易自由化之后，发展中国家接触和学习到相对多的与熟练劳动力匹配的技术知识，与熟练劳动力匹配的技术知识的生产力水平上升也相对较快。由于技术知识的生产是熟练劳动力密集型的，所以学习效应会导致对熟练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同时，有偏的学习效应会使技术进步更偏向于技能密集型，从而进一步导致对熟练劳动力需求的增加。

还有很多其他文献探讨了国际贸易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大多是某个行业或者某个区域的实证分析。正是因为这样，人们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国际贸易对劳动力市场影响，目前还没有一个被人们普遍接受的结论。WTO和ILO认为国际贸易对就业的影响很可能是一个实证问题。广东是外贸大省，同时也是一个就业大省。20多年来广东对外贸易额一直居全国各省市之首，并对广东乃至全国的就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本文以广东省为例探讨国际贸易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一、样本数据说明与分析

广东省进出口额和就业数据来源于历年《广东统计年鉴》。数据样本期间为1979-2006年。进出口额以亿美元为单位，以EX表示出口额，IM表示进口额。

广东外贸的发展促进了广东省就业的增长。广东对外贸易以加工贸易为主，加工贸易从其产生伊始就和就业紧密相连。由于受对外贸易影响的主要是城镇从业人员，数据采用统计年鉴上城镇国有、集体、其他单位从业人员数，以EM表示，用万人为单位。图1显示了1979-2006年广东城镇就业人员的变化。

由于数据的自然对数变换不改变变量的长期关系，并使其趋势线性化，消除时间序列中的异方差现象，所以对出口额、进口额和就业人数取自然对数，分别以LEX、LIM和LEM表示。数据用Eviews5.0处理。

二、数据的单位根检验

在对广东对外贸易和就业进行协整分析之前，先用ADF单位根检验方法确定各变量的单整阶数。检验时采用AIC最小准则自动选择滞后阶数。检验顺序如下：从含常数项和时间项模型开始，然后为只含常数项模型，最后为既不含常数项也不含时间项模型。时间序列LEX、LIM和LEM的平稳性检验如表1所示。检验结果表明，LEX、LIM和LEM在1％显著性水平均存在单位根，为非平稳序列。但经过1阶差分之后，三个序列均不存在单位根，都变为平稳序列。所以，LEX、LIM和LEM都是1阶单整序列，即都为I(1)。

三、VAR模型最优滞后阶设定

本文使用Johansen多变量系统极大似然估计法对模型进行选择与协整检验。由于协整检验实际上是一种基于向量自回归(VAR)的检验方法，在对广东对外贸易和就业协整检验之前先进行水平VAR模型最优滞后阶设定。设定方法是从一般到特殊，从较大滞后阶数开始，依次降至0阶，通过对应的FPE、AIC、HQ、LOGL、LR和SC统计量来确定最优滞后阶。为了保持合理的自由度使模型参数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同时消除误差项的自相关，选择最大滞后阶数为2。

表2显示，依照LR、FPE、AIC、SC和HO统计量VAR模型应该选择滞后2阶。对2阶滞后VAR模型进行稳定性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当选择滞后阶数为2时，VAR模型有6个根，对应的模显示所有根都落在单位圆内，这说明滞后2阶VAR模型满足稳定性要求。VAR(2)模型残差的LM检验结果为：LM(1)=8.722127，P=0.4633；LM(2)=8.200756，P=0.5140；LM(3)=8.060508，P=

0.5281。残差的LM检验不能拒绝VAR模型的残差不存在自相关的原假设。残差的JB统计量为11.81984，伴随概率为0.0661，不能拒绝VAR模型的残差正态性的原假设。White异方差检验(没有交叉项)，x2为77.56567，伴随概率为0.3059，不能拒绝VAR模型的残差不存在异方差的原假设。VAR(2)模型稳定而且不存在设定偏差。

四、广东对外贸易与就业的协整分析

协整检验实际上是对无约束VAR模型进行协整约束后得到的VAR模型，该VAR模型的滞后阶是无约束VAR模型1阶差分变量的滞后期。由于无约束VAR模型最优滞后阶数为2，因此协整检验VAR模型滞后期确定为1。由于时间序列LEX、LIM和LEM呈现上升趋势，做Johansen协整检验时，选择有截距项无趋势项。结果如表4所示。

协整检验从不存在协整关系这一零假设开始，逐步假设存在若干个协整关系。由于一般只关心被似然比检验证实的前r个协整关系，本例r=1，所以只考虑仅有一个协整关系假定下的经过标准化的协整方程。将协整关系写成数学表达式：

EC=LEM-0.760030*LEX+0.774929*LIM-6.472605

(0.24361)(0.19990)(0.42264)

[-3.11986]　[3.87658]　[-15.31470]

协整方程系数估计值下面圆括号内是渐进标准误，方括号内是t值。对EC的平稳性检验，选择无趋势项有确定项，根据AIC最小准则选择滞后阶数1，ADF检验值为-5，267664，1％临界值为-3.711457，由此可见EC已经是平稳序列。广东对外贸易出口对就业的弹性为0.760030，进口对就业的弹性为-0.774929。广东对外贸易出口增加1％，广东城镇就业增加0.76％；广东对外贸易进口增加1％，广东城镇就业减少0.77％。广东对外贸易出口对就业有正效应，进口对就业则为负效应。

五、广东对外贸易与就业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尽管广东对外贸易出口、进口和就业之间存在着唯一的长期均衡关系，但他们是否是因果关系还有待于进一步检验。本文基于VAR模型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由于VAR(2)模型残差不存在异方差，也不存在自相关，而且残差服从正态分布，所以我们可以基于VAR(2)模型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滞后阶数选择2。

表5显示，在10％的显著性水平，广东对外贸易出口是就业的Granger因，广东对外贸易进口也是就业的Granger因，这说明广东对外贸易对就业有较大影响。广东对外贸易出口和进口则构成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这是由于广东进出口贸易中大部分为加工贸易，进口是为了出口，出口必须进口。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就业是民生之本，我们要实行更加有利于促进就业和减少失业的对外贸易政策，将促进国内就业作为制定、调整货物和服务进出口政策以及处理贸易争端的重要依据。为了更好地发挥外贸对就业的促进作用，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努力保持出口稳定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外需对我国宏观经济做出了重要贡献。2007年国家多次调整出口退税政策和加工贸易政策，给中小民营企业出口整体上带来了压力；再加上土地、劳动力、能源及自然资源等价格上涨，对环境保护、劳动保护、生产安全和产品质量等的行政及法律方面的要求提高，出口企业压力显著增大。另外，人民币升值加快正在使越来越多的产品出口失去价格比较优势。目前国际市场竞争加剧，而我国出口商品价格不断提升，成本优势不断减弱，削弱了出口商品的竞争力。从外部来看，世界发达经济体经济放缓导致外需下降，对我国出口产生不利影响。2008年努力保持出口稳定增长对实现宏观经济各项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由于我国经济外向型程度较高，加上外贸的乘数效应，一旦外需大幅回落，必将引发国内消费和投资需求在经历一定滞后期后的加倍回落。保持出口稳定增长，不仅能够避免出口企业及上、下游企业和相关服务企业出现经营困难。也可使与出口直接相关的运输业、物流业及金融服务业等免受冲击；保持出口稳定增长也有利于增加就业机会，有利于保持收入增长和消费增长，有利于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二)积极扩大进口

进口曾经被视作经济增长和国内产业发展的减量或消极因素。这种片面认识导致进口对国民经济增长的促进和带动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国内外的经验表明，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是完全依靠国内资源获取成功的，只要进口规模和相关政策适当，增加有效进口反而可以更多地利用国外资源，引入竞争、提高经济效率，并为国内市场提供设备、原料、智力支持。缓解经济发展中遇到的瓶颈制约，从而达到拓展生产空间、扩大就业的作用。进口的积极作用，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点：第一，缓解能源资源紧缺瓶颈。我国能源和矿产资源人均拥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能源资源正在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制约。要保证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必然要求我们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第二，实现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我国正处在从整个国际产业链的低端向高端转移的过渡期，扩大先进技术和设备的进口可以快速提高国内高新技术产业的生产设备的技术含量和技术水平，加速推动传统产业向高新技术产业转移。第三，加快我国自主创新进程。目前我国技术进口并不是多了，而是不足。一方面我国专利和专有技术、技术服务等软性类技术引进不足，另一方面我国消化吸收性进口少。第四，促进贸易的目标不仅仅是扩大出口，还应促进对那些与我国有长期贸易顺差的发展中国家的进口，这样才能达到互利共赢。增加进口和扩大出口二者是辩正统一关系，有利于提升我国产业竞争力和增加出口的进口应当继续扩大，不能因为进口对就业的负效应就大幅度缩减进口。

(三)大力发展服务业和服务贸易

服务业与服务贸易在各国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国应该将发展服务贸易作为吸纳就业的一条长远的、重要的途径。首先，我们要进一步扩大劳动密集型服务的出口。我国服务业产业结构的主要特征是劳动密集型，这是目前我国的比较优势所在。现阶段我们要发展旅游业、商业、饮食业等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扩大其出口，减小服务贸易的逆差，吸纳中国多余的劳动力就业。其次，我们要积极发展国内生产者服务业等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世界服务业产业结构的变动趋势正在由劳动密集型向知识、技术密集型转变。在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竞争优势的同时，我们应分阶段有重点地发展高层次的知识、技术密集型的生产者服务业，使服务业产业内部结构逐步优化。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需要大批高素质人才。通过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中的教育、文化等服务业，我们可以提高劳动力素质结构，为经济的增长提供足够的智力支持。人力资本的提高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化。

(四)大力发展中小企业，缓解就业压力

第3篇：内部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特征范文

所谓新经济主要是针对传统经济而言。按照西方经济理论，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一旦失业率低于6%，通货膨胀率就会急剧上升。但自1991年3月以来，美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特别是90年代后期经济增速平均超过4%，失业率降至3.9%，而核心通货膨胀率却低于2%。一些经济学家把美国出现的这种“高增长、低失业、低通胀”即“一高两低”的经济称之为新经济。

尽管经济学界对是否出现了新经济、什么是新经济以及新经济形成的原因还有不同的见解，但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经济持续高增长、经济周期特征淡化、同时伴随着低失业率和低通货膨胀率是“新经济”的主要特征；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经济全球化、不断创新完善的金融市场特别是急剧增长的风险投资、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务实和稳健的宏观经济调控等是新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因此，电脑、通讯、网络和金融化了高新技术产业本身的发展以及利用信息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所带动的经济增长成为度量一个国家（地区）新经济发展的主要标志。

在信息技术的生产和应用方面比美国落后是欧盟经济存在的弱点之一。为此，欧盟提出了一系列打造新经济的措施，力争在10年内赶上或超过美国，使其成为世界上最具有竞争力和最有活力的新经济地区。

一、欧盟新经济的发展

过去十年来，欧盟的信息技术产业出现了较快的发展，这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明显上升，到2000年，欧盟的信息技术产业的增加值达到4930亿欧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95年的3.6%上升到4.4%，年均增长15%左右，大大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2.5%的增长水平，自1995年以来平均每年推动欧盟经济增长0.5个百分点。但和美国相比，欧盟仍相形见绌，1995年以来,美国的信息技术产业年均增长20%以上,到2000年信息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达8.3%，经济增长的三分之一来自信息技术产业的增长。从信息技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来说，1996-200年，欧盟只相当于美国1990-1995年的水平，相差近5年。各成员国的情况差别较大，爱尔兰、芬兰、瑞典、荷兰和英国等国家发展较快，其中爱尔兰的信息技术产业增加值的比重已超过美国，芬兰信息技术产业的增长速度大大高于美国。

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推动了生产率的发展。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经济增长除了资金和劳动的投入引起的增长外，其他的都叫全要素生产率，实际上是技术要素的增长率。测算表明，1995年以来，信息技术对欧盟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为每年推动经济增长约0.2个百分点，相当于美国1990-1995年的水平。

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价格下跌使欧盟的通货膨胀率降低，20世纪80年代，硬件设备、软件和通讯服务的价格平均每年分别下降1.8%、0.3%和0.2%，90年代前半期，其分别下降3.3%、0.7%和0.7%，而到90年代后半期，其下降的速度分别达到10%、1.4%和1.3%。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价格的下降使欧盟的通货膨胀率自1995年以来每年降低0.2个百分点。

新经济发展的另一个方面是信息技术产品的使用，计算机拥有量、上网人数、移动电话使用量、电子商务发展等是主要的指标。在这些领域，欧盟远不及美国，根据初步的估计，1999年，欧盟每100人均拥有计算机为20台，不到美国的二分之一；欧盟只有14%的人上网，不到美国的三分之一；电子商务额约为170亿欧元，仅为美国的四分之一，只有人均移动通讯电话拥有量和美国持平。欧盟人均对信息技术产品的支出约为1600欧元，不及美国的一半。实证分析也表明，在欧盟，信息技术以外的部门没有因为利用信息技术而提高其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

总之，虽然，欧盟的信息技术产业出现了较快的发展，推动了其经济的增长，但从信息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等看，欧盟要比美国落后5年。

二、欧盟新经济落后的原因

从传统的工业化进程和形成的经济结构看，欧盟与美国同属工业发达国家，区别不大，有的国家如德国甚至比美国的工业化进程更加明显。但为什么新经济首先出现在美国而不是欧盟。对此有两种解释，一是美国在信息技术产业的生产和应用中有比较优势；二是欧盟的经济体制僵化阻碍了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和应用。

比较优势理论强调了不同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要素禀赋和专业化分工的作用。按照这一理论，美国在信息技术产业的生产和应用中建立了比较优势，主要表现在拥有大量的工程技术人员、鼓励信息产业发展的政策以及大量军工技术转为民用和军工产业的技术外溢等。人才优势是美国最主要的比较优势，美国的信息技术人员比例明显高于欧盟，在欧盟内部，芬兰、爱尔兰、瑞典等信息产业发展快的国家其受过自然科学和工程学教育的人员比例居于欧盟的前列。由于信息技术的网络效应和第一发起人效应，即使欧美在信息技术发展初期的差异很小，也可能由于研究与开发以及专业化生产的正反馈作用而使美国形成巨大的比较优势。欧美双边的信息技术贸易也说明了美国有比较优势，近几年来，欧盟从美国进口的信息技术产品占双边贸易的25%，而美国从欧盟进口的信息技术产品仅占双边贸易的6%。

经济体制差别的理论论证了欧盟僵化的经济体制束缚了新经济。首先是劳动力市场相对僵化。欧盟严格的解雇程序、高昂的解雇费用、最低工资限制、工作时间约束等各种就业保护措施和强大的工会势力使解雇工人的成本极高，抑制了企业利用节约劳动成本技术的积极性，减低了对信息技术产品的需求和应用。其次是金融体制不成熟，缺乏创新。美国实行的是股权资本主义，其发展的路径为：个人创业合伙制股份制，利用资本市场进行融资，风险投资在美国的出现和迅速膨胀被认为是一场金融革命和股权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它为一些极具发展潜力和成长前景但又有高风险的新兴科技企业提供投资，催生了一大批信息技术企业并使之迅速发展，英特尔和微软等都是通过风险投资而成长为富可敌国的科技巨头的。而欧盟国家多为银行债权资本主义，其储蓄大多流入资产雄厚的少数大企业，许多依赖于科技成果创立的新兴企业因其无形资产不能做为抵押品而无法得到银行贷款支持，银行也不会提供风险投资，从而限制了新兴产业的发展。此外，建立新企业的各种行政障碍、公共研究和私人研究严重分离等科研体制僵化也阻碍了信息技术的发展。三、欧盟发展新经济的举措

虽然在新经济方面，欧盟落后于美国。但欧洲具备赶上来的机会和条件，一是欧美从事新经济的企业已相互兼并和投资；二是可以利用美国现有的经验和做法；三是欧元启动以后，欧洲的资本市场发展迅速，筹资越来越方便。但欧洲必须在经济结构改革和科教两个方面行动起来。去年3月欧盟里斯本首脑会议提出了建立电子欧洲计划，并把该计划提高到和欧盟共同市场、经济货币联盟同样的高度，此外，还制定了金融服务行动计划、风险投资行动计划、欧洲研究区战略等各种计划，力争在2010年前赶上美国的水平。其发展信息技术的主要政策如下：

1．坚决实行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把物价稳定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减少经济发展中的不确定因素，熨平经济周期性波动，从而鼓励投资和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

2．加快信息技术的应用步伐，改善信息技术应用环境。建立统一的电子商务法，实行统一的专利法。到2001年完全开放电信市场，2001年前欧盟境内所有学校上网，政府采购全部上网，加强网络培训，鼓励终生学习，。

3、发展风险投资市场。风险投资作为创新型企业的重要资金来源对高成长性的企业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但与美国相比，风险投资在欧洲仍处于不发达阶段。1999年，美国的风险投资额达到了330亿欧元，比上年增长150%，其对软件、通信、因特网的投资达到180亿欧元；而欧洲的风险投资额仅为120亿欧元，比上年增长70%，其对软件、通信、因特网的投资为50亿欧元，不到美国的三分之一。为此，欧盟提出了风险投资行动计划，主要措施为：加快欧盟内部一体化的步伐，使跨国金融活动更加便捷，专业投资人执行统一的结算规则，改善便于企业获得资金支持的金融条件，并斥资2.3亿欧元对企业获得贷款和风险投资等进行支持；成立7贤人委员会研究加快欧盟资本市场一体化政策。

4、培养企业家精神，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中小企业是欧盟各成员国经济发展和就业的基础，是新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首先，鼓励企业家精神和团队精神，利用社会基金资助各种宣传和推广企业家精神和团队精神的活动，加强职业教育和在职培训，创建充满活力的企业文化和企业精神；其次，鼓励企业进行创新，提高研发水平和产品开发能力，利用统一专利法保护创新企业的技术安全；再次，放松政府对企业在开业和营业等方面的种种限制，优化企业发展的行政管理和社会环境；第四，提供企业国际化经营和多种形式的信息服务；第五，发展包括电子商务、网络、信息、老龄服务、特色旅游、社区服务等在内的技术型、经济型和社会型等新型服务业。

5、鼓励科技体系创新和技术成果的转化。创新是提高竞争力和促进就业的重要动力。在创新能力方面，欧洲远远落后于美国，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差距在进一步扩大。1998年，欧盟15国的研究与开发支出占其GDP的比重为1.8%，而美国为2.8%。同时，研究与开发力量分散，研发和成果商品化脱节，没有形成统一的科技市场。欧盟委员会已计划设立欧洲研究区，以减少研究力量的分散，鼓励研究单位和企业合作，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同时，放宽移民政策，吸引国外的技术人才。

第4篇：内部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特征范文

关键词：FDI贫富差距

中图分类号：F01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9)07-0023-02

1 FDI对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

1．1 FDI给国内中小企业所带来的激烈竞争

众所周知，工资是我国人民的基本收入和主要来源，因此能否就业是影响到我国人民收入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中小企业是扩大就业的主渠道。目前我们的中小企业提供的城镇就业岗位已经占到75％以上，中小企业的发展对于我国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有着直接的关系，开放之前，我国是计划经济体制，厂商之间基本没有竞争，全是按照国家的计划生产和供给，开放之后外资大量涌入，商品的供求开始逐步的由市场来决定，而且随着我国投资环境逐步完善，外商借着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进一步宽松的大好时机，选择了对自己极其有利的独资经营方式快速抢占中国市场，这给我国本土的企业带来了很大的竞争压力。

(1)技术上的竞争。

由于我国的经济较发达国家落后，在生产能力和生产技术上，和发达国家的公司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我国在短期内失去了很大的市场份额。却没有换来应有的经济增长，其根本原因是独资经营方式的FDI并未向中国转移更多的先进技术，首先，作为跨国经营的外商独资企业一般不会把自己掌握的先进技术向东道国转移；其次，独资经营的跨国公司一般很少将其研发中心设在发展中国家，因为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资本一般都是投向劳动密集的终端产品加工组装业。致使东道国难以形成完整的生产体系，第三，跨国公司通过独资经营方式在东道国投资，一般将先进技术在其子公司之间转移，这种“内部化”过程尽管会产生技术的溢出效应，但前提条件是东道国要有与之相竞争的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努力仿制、合成和研发此项新技术产品，从而获得这种技术的溢出效应，这样就造成国内企业大量市场份额的丧失，加剧外资对我国市场的垄断外商特别是跨国公司依托其雄厚的实力、先进的技术、高水平的管理，兼并或挤垮国内企业，挤占国内企业的市场份额。

(2)政策上的的不平等。

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初，为了吸引外资，引进国外先进的管理和技术，对外商提供了较多的税收优惠。税收优惠政策，弥补了我国的体制缺陷，有效地吸引了外资，但内外有别的税收优惠政策是把双刃剑，在吸引外资的同时，也使我国内外资企业的税收负担不公平合理。根据竞争的原则，内外资企业应该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不能因资本来源的差异实行内外有别的税收待遇，这应该成为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的共识。

2008年1月前，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造成经济发展倾斜。FDI进入中国市场靠的不仅仅是技术优势，还有种种对外资实行的减免税收、设立保税区等政府配套措施。外商投资企业对国内企业产生了挤出效应，导致国内企业不景气、倒闭，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必然导致大量工人失业，增加低收入人群的数量，严重影响社会的安定。

1．2 对我国工人的剥削

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外商投资存量的增加会导致我国工资水平的下降，即：FDI存量对我国职工工资水平产生了负面的间接效应，主要原因是：某些外资比重高的行业，有可能存在挤出效应，即外资具有某种明显的竞争优势，它们的进入排挤了内资企业或排斥了国内新投资者，产生外资替代内资的结果，导致工资溢出效应为负，另外，进人我国的FDI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其主要动机是利用中国的廉价的劳动力，缺乏对职工工资水平的提升动力。

跨国公司在东部沿海城市的集聚，的确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事实上，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增加了低收入人群的就业竞争，降低了工资水平。在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工会力量薄弱、地方政府间竞争的制度背景下，劳动者的权益仍然缺乏完善保护，客观上，在现代部门内部这种情形又会形成一个新的二元结构。

1．3 对高素质人才的培养

在城市现代部门内部，高技能劳动者的境遇与大量低技能劳动者的境遇相差很大。当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处于一个越来越全球化和开放的环境中，跨国公司在沿海城市的集聚使得世界范围内的资本和知识空前地联合在一起，而低技能劳动者却处于一个相对的弱势。FDI的流入大部分改善的是高技能劳动力的收入水平。并且，独资企业在薪酬、环境、管理等方面较为完善，对国内人才特别是高级人才有较大吸引力，而且，为了巩固其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和地位，外资企业依仗其雄厚的财力，不惜重金聘请高技术人员，用更优厚的待遇挖人才，使高素质人才的福利待遇明显区别于普通工人。使之成为高收人人群。

1．4 对农民的影响

由于我国土地资源有限，伴随着工业经济和城市建设的扩展，农村的耕地面积大量减少。据中国国土资源部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的耕地面积从1996年的19.51亿亩减少到2003年的18.51亿亩，这段时期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耕地面积下降最快的时期，截至2006年末，全国耕地面积下降至18.27亿亩。应当说，FDI的大量流入对城市工业化的进程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各地政府为了吸引外资，使大量公共资源向城市经济部门集聚，在吸引外资的过程中，大量征用农民的耕地，经过规划整合，再以土地租用的方式出售给商业开发企业。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方式是通过政府和农民土地使用权不等价交换的行为实现的，农民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发展代价，使得本就不富裕的农民，生存更加困难。

1．5 对区域间造成的贫富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得到了快速、持续的发展，但同时也出现了地区间经济增长的非均衡现象，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差异日益显现，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在不断拉大，东部地区一直是利用FDI的主要地区，到目前为止，外商投资区域分布基本格局变化不大。其主要特征是：第一，东部地区吸收外资继续增长，东部地区在吸收外资方面显示出了突出的区位优势，其利用外资的规模和效益远远超过了中西部地区。第二，中部地区总体上虽然处于逐步增加的趋势，但是增长缓慢，FDI的聚集效应使得东部和西部的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扩大，同时造成了东部和西部人民的收入水平不断拉大。

2 对策

(1)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大力发展中小民营企业，提高技术水平和竞争力。

国内企业要努力提高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一方面为跨国公司技术转移创造有利条件，扩大跨国公司技术溢出效应；另一方面，提高自身的学习能力，促进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从而为未来的自主创新打下坚实的人才和制度基础。中小企业的迅速发展，会给我国庞大的就业人员提供较多的就业岗位，减少因失业而带来的低收入人群。

(2)培育有效的市场竞争机制。

应充分理解跨国公司的决策方式和投资战略，并为其提供完善的法规体系，平等的政策环境和宽松有序的监管体制。再次，加紧制定《反垄断法》，防止跨国公司滥用市场力量和技术优势进行不正当竞争。另外要尽量减少我国为了引资而颁发的不利于内资企业的条款。是国内的中小企业在一个公平的环境中参与市场竞争，为其创造就业岗位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3)对劳动力价格的重估。

长期以来中国的生产要素价格，尤其是劳动力价格的低估，导致了国民收入分配过程中劳动收入相对弱势，而企业利润和政府税收相对强势，企业利润和政府税收的强势则会导致企业投资和政府投资主导经济增长，从长远的发展角度来看，人为压低劳动力价格不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因此，国家应当对劳动力要素价格进行重估，从而带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转变为一种依靠人力资本、效率提高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第5篇：内部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特征范文

企业成本下降，企业家还不完全“解渴”。不久前，企业家曹德旺“诉苦”中国制造业成本高、税负重，宗庆后等企业家随后呼应，引发多方讨论。相关部门回应了我国宏观税负横比不高的事实，但此事反映了一批企业家的忧虑，提示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和结构正面临挑战。

降成本的力度与企业家的期待仍有差距。随着全球市场竞争的加剧，实体经济振兴在世界范围内重新提出，中国制造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因此，在更深层次和更大范围内降低成本，以更加精准、更为有效的措施助力企业轻装上阵，显得尤为迫切。

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在降成本方面，首先要在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要降低各类交易成本特别是制度易成本，减少审批环节，降低各类中介评估费用，降低企业用能成本，降低物流成本，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推动企业眼睛向内降本增效。

外部减税降费，内部挖潜增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的一系列部署，为降成本指明了方向。助力企业降成本，不仅需要打好政策组合拳，还需要细化落实、扎实推进，避免政策流于形式和原地空转。

以减税为例，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近日就落实减税措施相继表示，新的减税举措已在酝酿中，这预示着2017年减税降费的力度还将加码。做好减税的同时，还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相比明面上降税，降低隐形税负同样关键，不降隐形税，以间接和隐形为主要特征的整体税负水平很难真正降下来；二是与减税降费并行的还有减支，支出不减难以持续减税。减支一定程度上相当于减“政绩”，大幅减支牵扯多方利益，缺乏有效硬约束的减支也容易引起“反弹”。

降成本是一场攻坚战，既要有综合运筹的智慧，也要有挥刀弄斧的胆识。瞄准政策的疏漏点，对照企业的诉求点，精准把脉施药，用实招硬招确保疗效。要辩证施治，外症内治，才能真正标本兼治。

政府要捂紧“钱袋子”，把钱花到刀刃上。民生支出是刚性支出不能减，政府开支却仍有减少的空间。从制度层面堵住交易的成本“漏洞”，斩断有碍公平效率的利益“黑手”，打造更加高效有为的政务管理和服务体系，通过改革和制度建设，建立降低企业成本的长效机制，帮助企业切实享受到减税降费带来的红利。

第6篇：内部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特征范文

关键词：武陵山民族特困地区；城镇化；城乡收入差距；效应

一、 引言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由1978年的2.57∶1上升到2009年的历史最大值3.33∶1，2013年仍然高达3.03∶1，中国仍然处于全球城乡收入高差距行列。此外，中国还有生活在贫困县以下的7 000多万农村人口，主要集中于部分自然生产生活条件十分恶劣的连片特困地区。当前，中国连片特困地区不仅要尽快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以缓解贫困，以缩小与平原地区的收入差距，还要有效化解区域内部严峻的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实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持续收敛。当前，中国的贫富差距以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瓶颈性”障碍。本研究打破传统的行政区划观念，实证对象选用国家新阶段扶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全国11个连片特困地区中先行先试的样本――武陵山区，深入探讨该地区城镇化进程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极其逻辑机理，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 理论推演

从分析视角来看，基于古典经济分析框架而形成的二元经济理论经典模型――“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Lewis-Fei-Ranis Model）”，成为此后学术界探究城乡经济关系问题的理论基点和发展中国家促进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政策依据，后续的相关研究基本是围绕拓展、修正或验证此模型而展开的。

根据刘―费―拉模型假设，发展中国家并存着具有典型二元异质特征的以工业为代表的现代城市部门和以农业为代表的传统农业部门；两大经济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或工资率存在差距，城市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或工资率高于农业部门；农业部门具有边际劳动生产率较低甚至为零的劳动力，决定了该部门劳动力只能获取较低生活水平的生存工资，两大经济部门存在的劳动生产率或工资率差异引发了农业部门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下面，我们用图1来解读刘―费―拉模型蕴含的城乡经济社会关系变迁的基本思想和政策蕴含。

在图1中，a、b分别表示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城市部门，横轴和纵轴分别表示劳动力数量和工资水平，Dm、Dn分别表示城市部门和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边际生产力或劳动力需求曲线，根据经济增长理论的劳动边际生产力递减法则，劳动力需求曲线具有自左上方向右下方倾斜的特性，Sm、Sn分别表示城市部门和农业部门在初始状态下劳动力的供给曲线。此阶段，农业部门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或潜在的剩余劳动力，相对城市而言供给较为充裕，由劳动力供求关系决定的劳动力均衡工资率Wa较低，相反，城市部门则由于资本相对充裕、劳动力供给相对缺乏致使劳动力均衡工资率Wb较高，且高于农业部门劳动力均衡工资水平，即Wb>Wa。假设劳动者是追求收益或报酬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劳动力流转不存在任何的市场壁垒和制度壁垒，交易成本忽略不计，则城乡两大部门的工资差异会诱发农业部门劳动力向城市部门流转，以获取高于农业部门的超额报酬。于是，农业部门劳动力供给减少而Sm向左移动，城市部门劳动力供给增加而Sn向右移动。其结果是：农业劳动力均衡工资率或劳动生产率因劳动力供给减少而上升，而城市部门工资率或劳动生产率因劳动力供给增加而下降，这种跨部门的劳动力流转将促使城乡劳动生产率或工资率差距的持续收敛，直到农业部门劳动力供给曲线由Sm移至S1m，城市部门劳动力供给曲线由Sn移至S1n，城乡劳动力市场均衡工资均为w0，城乡劳动生产率差距或以工资差距为代表的收入差距完全收敛，此时，农业部门流出的劳动力数量Lm-L1m刚好等于城市部门流入的劳动力数量Ln-L1n。a图SABC表示农业部门因劳动力转出提高均衡工资水平而增加社会福利，b图中SEFK代表城市部门因劳动力流入而增加的社会福利，不同是的，农业部门社会福利增加伴随着均衡工资水平的上升，而城市部门社会福利增加则伴随着均衡工资水平的下降。由此可见，以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为主要特征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进程，不仅具有城乡收入差距收敛效应，还有利于促进总量经济增长或整个社会福利水平的显著提升。

然而，该模型强调加大城镇化或工业化进程，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从而实现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实际上却潜藏了诸多假设，例如，近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和不变制度工资，剩余劳动力的完全“经济人”理性以及城乡劳动力市场的流动的零交易成本等。因此，“刘―费―拉模型”是否与中国尤其是贫困地区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实际相耦合？在以下的实证研究部分将对这一问题做深入探讨。

三、 实证分析

1. 计量模型与指标设计。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众多，既包括本文提及的城镇化进程，还包括金融发展、公共财政投资、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以及农业现代化水平等。因此，实证研究城镇化进程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时，本研究对其他解释变量进行了“控制”。另外，由于被解释变量城乡收入差距可能存在自相关，本文也把城乡收入差距的一阶滞后项作为解释变量纳入模型中，由此构建动态面板计量模型如下：

2. 实证结果解释。本文采用广义矩估计（GMM）方法对计量经济模型（1）进行回归分析，得到回归结果如表1中模型（a）列所示。广义矩估计法要求差分方程中残差的一阶差分项应该是一阶负相关，而且没有二阶和更高阶的相关。回归结果显示，模型差分方程的残差序列仅存在一阶自相关，无二阶自相关，Sargan检验也表明所有的工具变量都有效。

模型（1）中城镇化urb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系数为0.186 6，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这说明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乡收入差距却进一步扩大。可能的原因是：我国固有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以及不彻底、不完善的城镇化实践，使得农民工并未真正共享城镇化带来的各项经济成果和社会福利，而武陵山区受城市经济实力和政府财力不足的制约，其城镇化进程的经济成果释放与社会福利改善效应则更为有限。还有可能是城镇化进程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而武陵山区的城镇化水平实在太低，2014年重庆、湖南、湖北和贵州4个分片区的城镇化率分别为38.08%、39.12%、35.57%和30.92%，与各自所在省份城镇化水平的差距分别为21.40、10.52、19.70和9.18个百分点，城镇化水平低下或许是城镇化进程与城乡收入差距显著负相关的重要原因。

金融发展规模fir和金融发展效率fae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且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系数为正，说明该地区金融发展规模扩大以及金融效率提升促进了城乡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要充分发挥金融资本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作用，必须在扩大金融规模的同时优化金融资本的城乡配置效率，加大对贫困地区或农民群体的金融支持力度，精准配置，促进贫困地区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以及农民增收，才能取得新时期扶贫开发与城乡二元结构改善的良好效果。

公共财政支出pegex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为正且统计上显著，说明随着政府财政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的提高，城乡收入差距趋向扩大。可能的解释是，在地方政府追求经济高增长与政绩竞争的大背景下，地方公共财政支出具有明显的“城镇倾向”，在武陵山区等连片贫困地区地方政府公共财力更为紧缺的情形下，稀缺的财政资源配置“重城、轻农”的倾向将更为明显。值得注意的是，农业现代化avamp，即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统计显著，且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为负，说明以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为主要内容的农业现代化建设，能显著地改善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状况。

为了进一步考察城镇化与金融发展、城镇化与公共财政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协同效应，我们在模型（1）的基础上，分别引入交互项urb*fir、urb*fae和urb*pegex，分别得到模型（2）和模型（3）。urb*fae和urb*fir系数为正，表明该地区金融发展规模扩大以及金融效率提升与城镇化的互动进一步恶化了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状况。可能的原因是城镇化进程促进了金融资源向城镇的集聚，加剧了不平等的城乡金融配置，从而导致农村或农民金融抑制，这也表明近年来武陵山区的城镇金融“马太效应”强于对三农的“涓滴效应”。因此，地方政府应鼓励农村金融发展创新，加大对农村或农民的金融扶贫力度，以减轻金融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城镇对农村的“抽血效应”。urb*pegex的系数也显著为正，说明城镇化进程与公共财政支出的互动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这与城镇化的不彻底与公共财政城乡非均衡配置有关。

值得进一步关注的是，在模型（1）、模型（2）、模型（3）中urigit-1的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该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如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体制得不到根本性的改变，没有针对贫困地区、贫困农民的精准扶贫攻坚及其制度创新，在累积恶性循环效应作用下，以城乡收入差距为典型特征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无法得到根本性转换。

四、 结论与建议

研究表明：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进一步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在地方政府追求经济高增长、政绩竞争以及金融资本市场化配置的大背景下，地方公共财政支出与金融资源配置具有明显的“城镇倾向”，无论是公共财政支出还是地区金融发展都无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反而还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金融发展、公共财政支出与城镇化的互动进一步恶化了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状况。而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为主要内容的农业现代化建设，能显著地改善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状况；在累积恶性循环效应作用下，该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

本文提出以下建议：一是有效改善连片特困地区城乡收入分配状况的根本出路，在于走“人―业―地”协调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促进城镇化进程中人口、产业、土地与公共服务建设的同步协调发展；二是有效对接新型城镇化与扶贫开发战略，以促进连片特困地区及贫困人口贫困缓解，应以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人口、土地及产业规划为纲领，统筹各项扶贫开发资金、目标、政策，以促进人口集中、产业集聚、土地集约以及公共服务均等化。同时整合政府、企业和社会等各类扶贫开发主体，优化配置产业扶贫、高山移民搬迁扶贫、社会扶贫、文化扶贫、财政金融扶贫等多种扶贫资源，促进财政金融资源配置均等化，以解决城乡居民收入、教育、医疗、就业机会鸿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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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内部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特征范文

关键字：国有企业;运作;市场化问题

众所周知，无论是哪个发到国家，都存在一定数量的国有企业，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为了协调好国有企业市场和市场经济的关系，这个问题不仅是中国的难题，也是世界性的难题。再加上我国国有企业具有特殊性，不仅数量众多，也是计划经济体制和社会制度的主要基础或者载体，所以笔者认为从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社会体制，对国有企业的影响是最大的。

一、政企分家问题

在我国的国有企业管理体制中，以前是按照权利高度集中的管理模式进行，这也是计划经济的要求设置，这种管理方式的主要特征是国有企业管理机构和政府机关管理机构合二为一。在这个时期，政府有权利管理企业，所以国有企业的整个管理体制组织代替了经济组织，企业家沦为了国家各级行政机构的附属物。所以这个时期的企业不能全面开展，并且不具有独立性，也没有严格的经济计算制度。简而言之，就是没有必须的经济管理权限，也不用承担相应的责任，企业运营的优劣，结果都是一样，处于同一阶段的企业员工没有直接的厉害关系。

当我国的经济体制发生改革之后，重新定义了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将所有权和经营权区分开来。通过这种改革，国家依然具有所有权，企业也重新拥有经营权，重新处理了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之后，帮助企业摆脱了国家行政机关的束缚和干预，成为一个独立的、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具有实际意义。

但是政企分家的倡议，提出了十几年，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变，从实质上说，这种行政管理体制与市场经济相关要求相悖，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的理论。与此同时，我国的投资资本和决策权，依然处于行政机构的手中，企业想要得到发展就必须依托行政部门，如果实行政企分家，断了企业的权利来源，那么企业想要发展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要实行政企分家，就应当进行政资分家，不然政企分家是不具有可行性的。

二、国有企业负担问题

企业负担也可以看成是企业内外部在超过其自身承受能力的范围外的各种经济压力，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种类企业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以我国国有企业目前的形式来看，主要包括了以下几点内容：

（一）退休金负担

退休职工处于在职状态时，为我国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处于退休状态后，国家应该发放相应的退休金。以前是将退休金上缴国家财政，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战略决策上的错误，浪费了大量的资金，使得国家无力偿还这笔基金。现阶段，虽然职工的退休基金留归企业，但是许多国有企业存在大量亏损，对于这种经济效益不好的企业，同样也无法发放这笔基金，也就是说国家将财政压力转交给了企业。而且越是老牌企业，退休职工的数量就越多，在笔者的调查中发现，有些企业的退休人员数量甚至超越了在职人员数量，这就加剧了企业的负担。

（二）冗员负担

以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人口基数过大，所以就业人数一直处于快速增长状态中，其中熟练劳动力较少，新人较多。我国国有企业之所以会受到人们的喜爱，就是因为是“铁饭碗”，这个优越性是民营、外企、合资企业所不能达到的，当然就会成为人们择业的第一选择。再加上我国劳动力市场发展相对落后，国有企业用工没有自主选择权，不能按照本企业的需求来选择人才，可以说我国国企的人员是只进不出，越来越多，就成为了企业的负担。

三、分配原则问题

在现阶段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应当实行市场化分配体制，也就是将市场化收入分配机制和市场化资源分配机制相结合。但是目前，国有企业分配原则问题是国有企业制度改革的重要问题，它不仅关系到了国有企业与国家、非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之间的内部协调问题，而且还是一个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难点问题。出现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国有企业是存在劳动收益权，不存在资产收益权，对于国有企业来说，大部分收益归国家所有，企业得到剩下收益中的一般，个人只能得到最少的一部分，无论是管理层还是一线员工对于工作的积极性都被限制了。

在改革之后，就应当促使国有企业员工既拥有劳动收益权也拥有部分国家资产分配权，只有这样才能激发员工工作的热情，促使国有资产保值或者升值，也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安定。

四、内部组织结构问题

对于企业内部组织关系来说，组成部门有三大力量，包括了经营系统、思想政治工作系统和企业工人。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国有企业现代生产的主要特点就是具备了复杂的技术装备，对生产过程涉及的机械化水平要求较高。随着国有经济的机械化水平和自动化水平不断增强，科学管理水平也需要提高，但是现阶段，我国国有企业完全达不到这个要求。许多管理层的管理水平较低，管理方式较为单一，在生产过程中不能进行统一指挥，在发生生产问题时不能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各个部门相对独立，不能相互配合。

五、产权问题

将企业的经营权和所有权分开之后，为处理国家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创造了较好的契机，它强化了企业的利益关系，摆脱了国家的束缚和干预。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发现，仅仅依靠这两种分权，依旧不能处理好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关系。这主要是因为两权分离没有真正触及到国家与国企之间的财政关系，经营者可以自负盈，但是不能自负亏。再加上两权分离后，企业并没有得到处置资产的权利，所以还不能成为真正市场的主体。

参考文献：

[1]陈工孟.国有企业改革与现代企业市场化问题[J].经济科学，1998，03：15-21.

[2]李怡群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课题组 李保民（组长）.建立国有企业市场化用人机制[N].首都建设报，2009-06-26005.

第8篇：内部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特征范文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收入分配问题 差异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收入分配问题现状

最重要的宏观收入分配关系包括政府、企业和居民收入分配。收入分配可以划分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个层次。初次分配是由劳动者报酬、营业盈余总额和财产性净收入组成，是对生产要素的分配。再分配则是生产环节之后通过经常转移的形式对收入的分配。劳动报酬占居民初次分配收入的主要构成部分约80%以上。我国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收入分配存在不平衡的问题，主要表现我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比重逐年下降，劳动报酬在居民初次分配中比重逐年下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且城镇居民内部收入差距大于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城镇居民地区间收入差距呈缩小趋势，农村居民地区间收入差距较高。

二、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收入分配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非均衡发展战略

我国在经济体制转轨与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采取非均衡发展的战略，经济增长的非均衡性最终表现于收入分配的非均等性，从而造成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首先是高资本投入引起劳动者报酬比重的下降。我国目前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主要实施的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以资本密集型为主要特征。由于资本密集型产业就业弹性较低，从而导致就业增长率增长比较低，劳动者的报酬比重下降，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偏低。其次是垄断行业带来的不平等竞争。由于垄断行业、部门的存在，使得市场价格机制扭曲，通过垄断的优势获取高额利润，严重破坏了市场竞争的公平性，导致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均。市场分配受到政府权力的过度干预，导致了收入初次分配中政府行为失范的结果。

（二）传统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影响

我国居民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是城乡二元分割的经济社会结构及城乡割裂的二元分配机制。主要表现在：第一，长期的城乡资源配置不均衡，使城乡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第二，城乡劳动力资源的市场自由配置的制度一直存在，农村富余劳动力想通过转移就业提高收入水平受城乡户籍制度的制约。第三，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是城乡二元的土地制度阻碍了经济要素的自由公平流动。第四，国家近年来在逐年增加对农村的财政投入，然而总体水平仍偏低，城乡固定投资差距也在逐步拉大。

（三）收入分配秩序的混乱

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劳动力市场相对不发达，收入分配体制不能适应现阶段经济的发展需要，初次分配不公是导致当前收入分配问题的关键。主要表现在：第一，收入分配向资源性和垄断性行业倾斜，收入差距也越来越明显。第二，生产要素没有得到合理定价，管理层与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差距也日益明显，甚至出现了劳动时间加长、克扣、拖欠劳动者报酬等现象时有发生。第三，部分居民拥有无法明确界定的灰色收入及企事业单位领导层没有规范的职务消费也是收入差距拉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劳动者收入保障机制的缺失

第一，我国在加快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对高投入和资本的高度重视，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强资本弱劳工”的现象。第二，长期以来我国人口基数大，劳动力一直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企业的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企业里常会出现管理层为了利润最大而克扣劳动力工资的现象。第三，没有建立合理公平的工资增长机制，许多企业工资增长缓慢且具有随意性或不规范。第四，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服务体系正在建设过程中，监督正在构建过程中，有部分普通劳动者的收入难以得到保障，拖欠、克扣劳动者工资的现象时有发生，不能实现真正的按劳取酬，从而导致了收入分配不公。

（五）再分配的调节不利

我国的收入再分配主要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税收调节、社会保障等措施进行。而由于政策的倾斜不平衡，再分配措施调节功能不足。第一，财政转移支付机制不健全，有待完善。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在缩小城镇与地区收入差距的作用较小。第二，在税收调节方面，由于税收设计的不合理以及具体操作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导致了税收的“逆向调节”，加大了收入差距。第三，现行税收征管体系不健全，监督管理体系不完善，劳动报酬和非劳动收入之间税负不均，各类非劳动收入的税收征管薄弱，导致高收入阶层税收漏失严重，实际税负较低，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第四，在社会保障方面，国有企事业单位的职工参保面较广，而一些民营中小企业单位的职工参保较少，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存在明显差距，拉大了收入分配差距。第五，现行的土地管理制度也让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从高地价、高房价中大量得益，使收入和财富大量向他们和有能力炒房的高收入阶层转移，形成逆向再分配。

（六）区位的历史因素导致地区间收入差距

我国地域辽阔，地区间经济因历史、地理及资源等原因差距大。一些区域，如甘肃省所处的西部地区由于地处内陆，自然环境不利、基础设施薄弱、人才相对短缺，非公有制经济、非农产业发展速度和城镇化进程较慢，虽然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中央给予了一些优惠政策，但发展水平以及人民生活水平与中东部地区还是存在不小的差距。

三、从生产方式、社会的性质和生活方式来思考收入分配改革的发展路径

（一）由分配制度改革切入，走产权改革的发展路径

1、土地制度

目前，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点，主要就是房地产行业的畸形膨胀。造成今年来房地产业畸形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土地制度存在严重的缺陷，具体表现为权力部门的“双重垄断”：一方面，面对土地的拥有者（特别是农民的土地），权力部门是“垄断买方”，土地要转换性质，必须首先“卖”给政府，而且价格较低，农民作为土地拥有者的地位未完全实现。另一方面，面对“购房群体”这一最终消费者，权力部门又是土地的“垄断卖方”，消费者要购房实际上必须先从政府处购买土地。这就导致利益分配的扭曲，在权力与资本的合谋中，房地产企业获取较高的利润。

2、资源产权制度

除房地产企业以外，矿产资源开发行业是另一个比较大的经济增长点。这与矿产资源产权制度缺失有很大的关系。突出表现在资源价格成本构成不完全，导致利益不合理分配。

3、垄断性经营制度

目前，中国垄断行业改革相对滞后，有效竞争机制尚未形成。首先市场准入环境不宽松，被既得利益的权力部门牢牢把持，壁垒森严。其次是支配市场的原垄断企业与新进入企业在政策、资源分配上的不对等，使得有效竞争难以实现。

（二）由财富创造和分配机制转型切入，向政府和社会方面转型的发展路径

政府自身的转型已是刻不容缓，就拿综合治理灰色收入而言，需要决策层力挽狂澜的决心。当务之急是弥补我国财政金融、行政管理、国有资源管理制度中容易造成公共资金流失、滋生腐败的制度漏洞，从建立规范和透明的制度入手，建立有效的监管机制，清理不必要的行政审批许可、监管项目，减少行政性垄断，规范政府部门职权范围，健全审批许可和监管制度并接受社会的严格监督。

（三）由促进经济发展切入，向促进人的自身发展的发展路径

目前我国的收入分配格局如此失衡，从劳动者的角度来研究，反映了人权的某种缺失，特别是劳权的缺失。现在讨论收入分配制度发展，必须提升到人权特别是劳权的高度，要有保障人权特别是劳权的制度安排，使劳动者有尊严地劳动和生活。

四、结束语

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应地收入分配原则、方式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研究、探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收入分配问题，对于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分配体制的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现阶段坚持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为此我们必须正确处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关系，正确认识合法的非劳动收入等一系列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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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司福亭.和谐社会构建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研究[J].中州大学学报，2009，（02）.

第9篇：内部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特征范文

[关键词] 员工劳动缺位利益相关者合作

员工是组成企业的基础，与企业休戚相关。今天，人们逐渐认识到人的积极性、创造性的最大限度发挥才是产生高

效率的真正源泉。

一、我国管理实践中的“劳动缺位”现象

中国企业改革已经走过四分之一世纪，在这二十多年里，单一的经济改革和有些异化的企业改革，把员工从整个经济转型中边缘化到了可有可无的地位，雇佣劳动成了他们惟一的生存方式，为企业改革付代价成了他们无法回避的承受。

我们可以冷静地回过头来看看，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企业改革的发展过程。从“经济责任制”(1980)、“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1983)、“实行政企职责分开”(1984)到“实行厂长负责制”(1986)；从“国家对企业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1988)、“承包经营责任制”(1990)、打破“铁交椅铁饭碗和铁工资”到“股份制企业试点”(1992)；直至“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1993)、“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1997)、“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2003) ……这整个一条线索理下来，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样一个倾向：中国的企业改革更多地是顺着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产权理论所描述的两权分离道路在发展，更多地是在企业的控制权和所有权之间的制衡和失衡上花工夫、更多地是在管理层(厂长经理)和所有者(国家、国资委)之间寻找矛盾冲突和协调一致的平衡点。即改革的重点是解决所有者缺位，在具体操作上，着力点是在所有者(国家，具体地说是各级政府部门)和管理层(厂长经理)之间寻找矛盾冲突和协调一致的平衡点。近年来，有关企业薪酬和激励制度的研究与相关对策、政策大多集中在企业高管的阶层上，无论是年薪制、股票期权、MBO……无不竭尽全力为企业高管提高薪酬和拉大收入差距而殚精竭虑。

就方向而言，这一路径并没有什么错误。但是在企业改革的过程和治理的框架中，着力重构企业家主体，基本上看不见组成企业的基础、与企业休戚相关的员工应有的身影，这存在着一些弊端：员工权利未能得到充分的尊重，在纠正所有者缺位的同时，出现了“劳动缺位”的问题。

二、忽视员工利益衍生的消极影响

对员工利益的忽视，限制了员工工作积极性的发挥，对企业发展带来了明显的消极影响。

1.工作积极性不足，生产效率受损

著名经济学家莱本斯坦从大量的实际研究资料中发现，在很多时候企业内部并非是有效率的，即在企业中存在某种难以定义的非效率因素(莱本斯坦称之为“X效率”)。他指出：决定产量的因素显然既不是机器的台数、空间的大小、原料的数量，也不是雇佣的员工数。决定产量的关键因素是被雇佣的每个员工做出努力的程度和性质。对于所有企业家来说，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相机抉择的变量。换句话说，我们的理论假设个人在一定限度内能够选择(1)他们的某些活动；(2)他们实现这些活动的速度;(3)他们的努力的质量。每个个人做出的选择的性质将取决于引起动机的系统。因此，从根本上说，工作中的人的努力程度取决于他或她的动机，在不能直接控制他们的努力程度的情况下，要想使他们采取有利于企业的极大化行为或发挥最佳的努力程度，惟一的办法是通过影响他们的动机诱导他们尽可能地提高自己的努力水平。这样，对企业来讲，就需要建立一套可行的激励机制来影响员工的工作动机或动力。反之，若企业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激励机制，员工的“偷懒”行为就不可避免，从而必然降低企业的生产效率。

从人力资本理论角度分析，人力资本区别于非人力资本的一个最主要特征就是罗森所说的“所有权仅限于体现它的人”。当代伟大的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强调指出：“人们雇佣工人时总是雇佣整个的人，‘雇佣一双手’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考虑到劳动中的人也是人类中的一员。换句话说，我们也必须把重点放在‘人类’上。这种工程设计法是围绕作为有道德的社会动物的人，并且寻求怎样才能使组织适合人的特性。作为一种资源，人是可以被‘利用’的；然而，一个人却只能利用他自己。这是巨大的最根本的区别。”因此，忽视员工利益，必然导致人力资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都会受到抑制。

2.道德风险增加

企业实质上是一种“队生产”方式，由于客观上存在契约不完备和信息不对称的情况，队生产的参与者就会产生“搭便车”(又称“偷懒”)的机会主义动机：由于闲暇与收入一样进入个人的效用函数，所以在偷懒行为不容易被发现的情况下，人力资本的所有者不会像在契约中所承诺的那样，完全将自己的努力贡献给企业，而是会通过消极怠工来追求个人效用的极大化。至于偷懒所带来的生产率损失，则是由队生产的全体成员承担的。企业中员工消极怠工的表现可以分为几个级别：一是仅仅完成个人的分内工作，对企业的发展漠不关心，对提高工作完成的效率不提合理化的建议和策略；二是完成自己的分内工作，但做事拖拖拉拉，工作效率极低；三是根本就不想去完成自己的分内工作，只是消极地对待自己的工作，以自己的享受为中心。这三种表现的消极程度依次增加，对企业造成的损失也依次增加。消极怠工并不一定都是由激励问题引起的，但激励问题可以说是引起员工消极怠工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把员工放在首位，建立合作伙伴型的劳资关系

1.把员工视为利益相关者

人力资源具有较高的价值性、难以模仿性、难以替代性成为企业核心资源。莱宾斯坦认为，组织的效率来源于全体员工的努力水平，只有根据不同员工的不同需要实施激励，才能达到满意的激励效果，如果仅仅考虑经营者的激励，而忽视了对员工的激励，就会导致X-非效率。

近20年来，全球公司治理研究和实践，大大扩展了公司所有权人的定义范围，除了资本所有权人(即股东)以外，企业赖以生存的资源投资者(即利益相关者)也被逐渐认可为公司的所有权人。1983年以来，美国已经有27个州修改了公司法，取消了股东是企业的惟一所有者的概念，要求管理者不仅要对股东负责，而且要对广大的“利益相关者”负责。作为公司赖以生存的资源投资者，利益相关者可大致分为三类：(1)市场环境资源投资者，主要是国家或各级政府；(2)有形及无形资源投资者，指以股权投资与债权投资两种形式向企业提供实物、货币、工业产权等经济资源的投资人；(3)智力及体力资源投资者，即是指企业的员工。

其实，在我国，无论是现在的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员工才是真正最关心企业的人，因为企业的存亡关系到他们的生存。实际上，员工面对的风险远高于出资者，他们随时都有被解雇的危险。员工所获得的工资收入往往还低于同样价值设备的运行或租赁费用，而一旦公司倒闭，出资者承担的损失仅仅是物质上的“投资”，而劳动者承担的损失则是自己一去不复返的青春和生命，甚至将会失去其生存的基本条件。当员工已经将自己的智力投入企业、将自己某一段未知多长的职业生涯与企业联系在一起、将自己的某一时间段的身家和维持生计的收入寄托于一个企业时，他们当然最关心企业的生存、存续和发展壮大。

豪尔・F・罗森柏斯和黛安娜・麦克弗林・彼得斯在《顾客第二：把你的员工放在首位》一书中写道：“当然，顾客是公司存在的理由，但是为了向顾客提供最好的服务，我们必须要把自己的员工放在首位。这就像是那个马和马车的老掉牙的故事，假定我们的员工是拉车的马，如果我们把顾客安置在马车上，放在马匹的前面，他们哪儿也去不了。尽管我们可以在马车上为顾客准备好香槟和鱼子酱，但是只要马匹在他们的后面，他们就哪儿也去不了。”今天，人们逐渐认识到人的积极性、创造性的最大限度发挥才是产生高效率的真正源泉。

2.建立合作伙伴型劳资关系

英国经济学家G.M.霍奇逊指出，忠诚、信任与合作对企业的经营业绩和效率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企业与成员之间，以及企业成员之间的忠诚、信任与合作的程度越高，企业的效率往往也越高。

由于在企业内，雇主无法全部掌握员工的所有努力程度变量，其中总有一部分是掌握在员工手中的，因此，雇主就不能保证员工所追求的利益与企业的利益总是完全一致的。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生产率就成了一个典型的对策论问题。莱本斯坦将努力水平或生产率水平看成是一局博弈的结果，他用囚徒的两难困境来分析这种双方共同决策的问题。在对当事人的各种可能策略进行分析之后得出的结论是，企业和员工任何一方只追求自己的利益极大化必然会导致企业的生产率低下、工资报酬和工作条件极差，而从双方长期利益来讲，共同采取合作策略更符合双方的需要。所谓合作策略，就是双方均按照同业集体标准行事，员工遵守某种公认努力习惯或规范，企业则按照“做一天公平工作，支付一天公平工资”的原则给员工支付报酬。这种合作解是既符合“效率”标准，又满足“公平”要求的均衡解。

只要我们正视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企业中所出现的雇佣关系的变化，就不能不承认，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那种典型的劳资对抗与冲突，在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演变之后，到今天已经发展成为多元化的局面。生产方式的变革、技术的飞速发展、现代企业制度的出现，以及市场竞争的国际化等新情况的出现，使得企业中的雇佣关系无论是在管理理念和经营哲学方面，还是在具体内容和形式上都大大丰富化了，一个明显的趋势是劳资合作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3.培育建立合作伙伴型劳资关系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