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的基本精神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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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湖湘文化的基本精神范文

关键词：创意阶层；城市人文精神；湖湘文化

创意阶层是新经济条件下，基于经济发展对于创意的渴求，从而衍生出来的一个新的阶层，主要由来自从事科学和工程学、建筑与设计、教育、艺术、音乐和娱乐的人们构成，工作的核心是创造新观念、新技术或新的创造性内容。美国学者理查德・佛罗里达在其《创意阶层的崛起》一书中指出：创意在当代经济中的异军突起表明了一个职业阶层的崛起。在他看来，美国社会已分化成四个主要的职业群体：农业阶层、工业阶层、服务业阶层和创意阶层。创意阶层所共有的精神气质使他们同周围人有些不同。这种气质也影响并决定了他们对居住地、工作方式等的选择。优质的教育、文化、自然、新闻、出版等城市软件，既是创意产业的发展基础，更是培育创意阶层的前提条件。宽容的社会、独特的城市人文精神对创意人才的吸引力更是无法估量的。

一、湖湘文化与湖南城市人文精神

（一）湖湘文化的基本特征

湖湘文化是在湖湘大地特定的地理背景、经济背景和社会历史背景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南宋时期，著名理学家胡宏和张先后在南岳和长沙的岳麓书院、城南书院讲学，在湖南培养了一批人才，形成了宋学中的一个颇具特色的学派，后来人民便把这个学派称之为湖湘学派。由于湖湘学派在宋学中的特殊地位，及其对后代湖南许多重要思想家的深远影响，所以近现代许多研究湖南历代思想发展史和传统文化的学者，便把湖南这种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称之为湖湘文化。

不同学者对湖湘文化的根本特性进行了深刻的研究，提出了很多不尽相同的答案。彭大成将它概括成五个方面，即：哲理思维与诗人才情的有机统一、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与力行践履的道德修养、气化日新、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群体参政意识、运筹决胜、平治天下的军政谋略。丁平一的概括则是：强烈的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精神、求新求变的变易精神、重践履重实学的经世致用学风、卓励敢死勇为天下先的士风民气、流布湖湘的程朱理学。王继平则认为：湖湘文化的基本特征，是经世致用的学术价值取向所派生的积极面世的精神，取笃实践的实干精神和爱国主义的精神。田中阳的提法是：以政治作为人生的第一要义，以经世致用作为治学和立身处世的基本原则。郭汉民的概括是经世、爱国、务实、奋斗等等。有关于湖湘文化的特征的研究论述还有很多，但如果要用八个字概况的话便是――心忧天下，敢为人先。

（二）湖湘文化的精髓

心忧天下、敢为人先、舍我其谁的大无畏气概，指的是湖南人的一种勇于探索、追求创新的精神，一种独立根性和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

敢为人先就是要勇于探索、追求创新，这指的是一种强烈的求新求变、大胆革新除旧追求新生事物的首创精神。胡宏发挥《周易》的理论，首先提出日新不息的思想；“六经责我开生面”的王船山又进一步倡导了造化日新的理论。

从此这种充满辩证法的日新思想就激励着数代湖南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使他们能在近代中国变幻剧烈的政治风云之中，顺时而动，遇机而发，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成为时代的弄潮儿。魏源首先以创新精神编撰了《》，提出了睁眼看世界思想，成为最早提出向西方学习的先进中国人。、左宗棠进一步把魏源的思想付诸实践，倡导了历时30年的。在洋务派中独具一格的郭嵩焘则是一位较早坚定主张对外开放的政治家，他的对外开放思想开拓了近代思想的先河，是他第一个打破世俗偏见，突破传统文化的藩篱，从世界的角度认识中国。谭嗣同可谓是敢为天下先和极具新思想的典型，他所著《仁学》的宗旨，就在于冲决网罗，极具新思想和自创风气的文化精神也成为湖南近代以来维新和辛亥志士的整体精神，更是湖南维新运动独步一时和英雄群起的深层原因。

（三）湖湘文化精髓的现代诠释

就湖南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情况来说，湖南省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之所以比较迅速，重要的就是思想解放，观念创新，在全国率先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当各地还在提倡文化搭台、经贸唱戏的时候，湖南就提出了发展文化经济、把文化作为产业来发展的思路。早在1989年湖南省委做出了发展文化经济，建设文化大省的决策；20世纪90年代把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作为跨越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一五”时期又相继制定了规划和建议。

一步为赢，步步为赢。湖南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一方面是湖南人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湖湘文化气质在具体产业发展上的体现，另一方面，湖南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也将进一步促进湖湘文化在新世纪、新时代的发展。

二、厚植湖湘文化精神，培育湖南文化创意阶层

湖南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需要创意阶层的支持，这就要求湖南人民建设、打造优质的城市生活质量；形成更具有特色的独特的湖湘文化气息的城市风格；培育宽容的城市文化；营造宽松社会文化氛围。让湖南的城市更有魅力、有活力，成为吸引创意人才、培育创意阶层的创意城市。

（一）建设优质的城市生活质量，构建创意生活圈

“文化创意”的主体是有文化见识、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卓越人群。因此，要吸引创意人才就必须营造优质的城市生活环境。这里提到的生活质量不仅仅是对城市硬件基础设施的要求，重要的是创意生活圈的构建。硬件基础设施指的是建筑物与制度所形成的连结，包括研究机构、教育、文化设施、会议场所、以及相关的支持服务，如交通、医疗保健等。而软件基础设施指的则是社群结构与社会网络的系统，有助于个人之间与制度之间观念的交流。优质的教育、文化、自然、新闻、出版等城市软件，将一方面为湖南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夯筑基础，另一方面他将为湖南的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广泛罗致一流创意人才。

（二）营造宽松的社会氛围

近代以后的湖湘文化充满了与时俱进，创开时代风气之先；打破世俗偏见，突破传统文化的藩篱，从世界的角度认识中国的开放思想。这种极具新思想和自创风气的文化精神也成为湖南近代以来维新和辛亥志士的整体精神，更是湖南维新运动独步一时和英雄群起的深层原因。然而这种敢于失败、敢于创新的湖湘文化精神绝不是凭借一人一时之气能够开创的，他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就是这种敢为人先、求新求变、大胆革新、追求新生事物的首创精神折射出的湖湘文化的另一个重要侧面：宽容。人类的进步离不开社会对失败的宽容，让人人都成才更需要社会对失败的容忍。“失败也是一种创造”。在一个充满宽容和理解的社会中，如果我们都能够以这种创新思维去对待那些敢于越雷池、敢于失败、敢于创新的人，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必然增强，人人都成才的步伐必然加快，人才的能量必将得以最大限度地释放。无疑，成功是我们谋发展、干事业的最大愿望。但许多事情，走老路、循旧规，便难有新的突破、新的发展，所以必须不断地改革创新。而要改革创新，就免不了既有成功也可能有失败。如果只讲改革创新必须成功，而讳言失败，那么，就失去了改革创新的本意，也会变成一句空话。营造激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氛围，对探索性失败不予苛责，则有利于拓展改革创新的空间，有利于人们放开胆子去突破，从而使经济社会发展的道路越走越宽广。宽容的社会氛围对湖南创意阶层的崛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湖南人民不仅仅应该把湖湘文化精髓：“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一面发扬光大，还应该将湖湘文化的另一面，即宽容作为湖南城市文化的重点内容加以弘扬。将宽容失败作为一种独特的城市人文精神，同敢为人先、敢冒风险、敢于创新、勇于竞争的精神一并大力倡导。

（三）厚植独特的城市人文精神

一个人有人格魅力，一座城市也有城市魅力。人格魅力在于这个人崇尚真、向往美、追求善所修炼出来的精神气质；而城市魅力则体现在这座城市所特有的风貌、风格以及所蕴含的文化个性和文化品位。显然，城市魅力的精髓是人文精神。

在制度层面，这种人文精神往往衍化为一种理念和风范；在技术及其产品层面，它又是一种价值取向和心理认同的反映；在物质层面，它表现为一座城市的整体建筑式样和综合风貌；在日常生活层面，却又展现了一座城市的人们待人接物的方式以及对待生活的态度等。

综观国内外城市发展史，每一座城市都有其独特的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是城市的灵魂，是城市魅力的源泉。一座缺乏人文精神的城市是没有生机与活力的城市，是没有吸引力的城市。发展经济尤其要注重人文精神的培育和发扬。纵观国际上文化创意产业发达的城市，无不是用自身独特的城市人文精神将创意人才笼络过去的，创意阶层也无不是凭靠这独特的城市人文精神培养起来的。

事实上，人文精神塑造是离不开深厚的历史渊源。自古以来，湖南人民凭着自己的聪慧和灵动，为湖南赋予了丰富的人文精神内涵。乐观向上、积极进取、富于创新、诚实守信、讲求实际、重商重教、尊老爱幼、与人为善、助人为乐、不守陈规等等独特的人文精神，促成了湖南一次又一次地把握住机遇。从古自今都体现出了湖湘人民豪爽之气为忠勇爱国的英雄主义、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开放兼容的胸襟气量、豪爽幽默的乐观性格，“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人文精神至今仍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已构成湖南人文精神中较独特的内核。近现代数代湖湘学人，开数代风气之先，人才辈出，灿若星河，他们凭着“心忧天下”和“敢为人先”的精神，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演绎了一幕幕壮丽的辉煌。当今时代同样需要这种“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精神。只有“心忧天下”，才能跳出狭隘；只有“敢为人先”，才能破除一切阻滞发展的条条框框，以科学发展的精神捕捉发展的先机。

20世纪末，湖南人以敢为天下先的时代精神，创造了湖南文化创意产业的先发优势。进入21世纪，面对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浪潮和日趋激烈的竞争，湖南人文精神又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如：放眼世界的眼光，海纳百川的气度，应对竞争的危机感，增创优势的使命感等。“心忧天下，敢为人先”是湖湘文化的精髓之所在、是湖南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最有力的人文优势。也应该成为厚植湖南文化创意产业的重点。

参考文献：

1、彭大成.湖湘文化与[M].湖南出版社,1991.

2、丁平一.湖湘文化传统与湖南维新运动[M].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

3、王继平.论湘军与晚清与湖湘文化[J].湘潭大学学报,1998(5).

第2篇：湖湘文化的基本精神范文

关键词:生育文化; 湖湘文化;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R715.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4-0194-03

一、生育文化的内涵与特征

(一)生育文化的内涵

所谓生育文化就是建立在一定经济、社会条件下的生育观念文化与建立在一定科技发展水平之上的生育科学文化的合称[1]。显然,生育文化包括:(1)属于社会文化范畴,建立在生育主体价值判断基础上的生育观念;(2)属于生育科学范畴,含与生育相关的知识、技术、工具、设备、手段等,其内容包括避孕节育、优生优育、生殖健康、人工生殖等。

生育观念包括三方面的认识:一是对生育目的和意义的看法,也就是对孩子效用的认识;二是生育意愿,指生育的性别取向、对生育子女数量的期望、对子女素质的期望;三是生育时间和方式的选择。生育观念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主要有:(1)特定的物质生产方式是对生育观念的形成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生产方式的变迁是生育观念转变的终极原因;(2)制度与组织因素,包括对生育起影响或控制作用的社会、经济、婚姻家庭、政治法律等制度,宗族、家庭、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组织。其中,婚姻家庭制度、宗族和家庭组织与生育的关系最为密切;(3)精神文化因素,包括影响生育意愿与行为的信仰、心理、价值观念、风俗习惯、道德规范、舆论评价等;(4)生育科学因素,与生育观念共同构成生育文化总体的生育科学本身是影响生育观念的重要因素,例如,避孕节育技术所带来的对受孕的随意控制,生殖保健水平提高所带来的婴儿死亡率的下降都曾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生育观念和行为;人工生殖技术的发展更是影响人们婚姻家庭生育观念的潜在的巨大因素。

(二)生育文化的特征

由于生育文化受到社会和经济条件的制约,它是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自然形成的。因此,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社会环境,其生育文化的特征也是不尽相同的。

1.我国传统生育文化的特征

我国传统生育文化是指形成并存续于以小农经济为主的我国传统农耕社会的生育文化类型。其特征表现为:(1)生育认识上,由于生育具有社会、经济、精神等多方面的显著效用,生儿育女,尤其是生育男孩被视为人生第一位的重大使命;意愿上,早婚早育,追求多、男,重男轻女,其中,追求多、男是传统生育观念的根本特征;方式上,抚养、教育局限在宗教内部,极少的婚外生育。(2)生育科学方面,对生殖规律一无所知,生育知识贫乏,怀孕、分娩、母婴健康皆顺其自然,主要取决于自然的机遇,这是由传统社会生育科学的极端落后决定的。

2.现代生育文化的特征

现代生育文化是与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现代工业社会相适应的生育文化类型。现代社会的经济、社会因素对劳动者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对人口数量,则需要由社会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从宏观上进行调控,实行合适的人口政策,力求达到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的最优人口规模。数量调控、无性别偏好、优生优育应成为现代生育文化的根本特征。传统生育文化重点在于生,而现代生育文化关键在于育。

现今西方生育文化的特征体现为:获取心理和感情上的满足是生育的主要目的;接力模式,即父母抚养子女,子女对父母没有抚养责任的模式;数量上的少育与相当数量的自愿不育;发达的托幼组织、较多的单亲抚育;基本无性别偏好;避孕节育普及,生育健康水平很高。

我国20世纪70年代推行的计划生育大大加速了我国传统生育文化向现代生育文化的转变过程,生育数量已降到很低的水平,1992年全国平均TFR为2.0,已低于更替水平。随着经济、生育科学的发展,避孕节育知识的普及,优生优育、生殖保健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初步形成了适应发展的数量调控、优生优育的现代生育文化特征。

二、湖湘文化特征及其对生育文化的影响

湖湘文化和齐鲁文化、燕赵文化、吴越文化等一样是中华民族绚丽多彩的地域文化中的一种,指广泛存在于湖南各族人民中具有地域特色的民俗、民风、社会心理、社会意识、科学文化等的总和。湖南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了湖南人认同天道变化无常的道理和不屈的奋斗与抗争精神。湖南的地形东西南三面环山,对北敞开。冬季,凛冽的西伯利亚寒潮滚滚南下,长驱直入湖南全境,达南岭脚下郴州永州一线,被阻于南岭。夏季,南方的阳光烈日加上湘北洞庭湖大水面的蒸发,使三湘大地热气郁积而不得散发,致使盛夏酷暑可达41℃,夜晚气温仍高达33℃。春秋两季,三湘大地时而受西北的冷锋控制,时而受西南暖湿气流的影响,故气候多变,时晴时雨,骤冷骤热。因此,号称鱼米之乡的湖南,自古却属于居住条件恶劣的荒蛮之地。汉代以后,湖南逐步开发,虽然成了鱼米之乡和粮仓,但三湘人民祖祖辈辈所感受到的气候的恶劣与变化无常,培养了湖南人对天道无常变化的疑问、适应和反抗精神。曾指出,中国传统的生育伦理观念是小农经济的产物。生育观念中的“养儿防老”是小农经济中极为重要的部分,男婚女嫁则体现了小农经济中的劳动力转让。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人口多,特别是男性人口多,意味着劳动力资源丰富。传统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是一种薄型平面垦殖,产量的增加主要依靠不断追加劳动力投入。因此,客观上,小农经济对劳动力,从而对生育行为有着源源不断的需求。从家庭本身来说,在代际交换中,父母有培养子女长大成人的义务,而子女则有赡养年老父母的义务;父母有维持和保护家庭财产并分配给儿子的义务,而儿子则有继承家庭财产的义务;等等,所有子辈所需担负的责任只有儿子才能承担,女儿则因外嫁而不负责任或负很少的责任。因此,父辈倾向于生育儿子。一个儿子在死亡率很高的古代社会是不保险的,一旦夭折,就可能意味着没人养老送终、没有人继承遗产等,因而多生育儿子是必要的,而多生育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或途径。湖南古时恶劣和变化无常的气候,使人们易于产生对天道的疑问、适应和反抗精神,在这样的湖湘文化背景下,以“多、男生育”为特征的传统生育价值观念得到了强化。即便是现在,这种反抗精神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无疑产生一定的阻力。

古时移民对湖湘文化有着深刻的影响。湖南自古为南北兵家首征之地,元代初年及明末清初,湖湘大地遭受战火多次蹂躏,土著族十室九空。元代和清代有两次在中央政府鼓励和安排下的大规模移民,移民主要来自江浙、江西和四川等地,湖南省境内有多达45种方言,如湘乡新化、常德湘西、衡阳、平浏、澧陵等方言。移民的进入给湖湘文化提供了厚实多元的基础。近代有人论说,湖南之所以名人辈出,盖因湖南是移民省的缘故。这种移民文化也体现在湖湘文化特性中的包容并蓄方面,其经世致用的核心决定了它是一个能够不断自我更新的文化,因而具有显著的开放性特征。湖南既是南北交通的要冲,又是东西往来的枢纽,在这种交往比较便利的地方生长起来的湖湘文化必然带有开放性特征。尤其是两晋以后,南方经济不断发展,加上中原地区战火不断,迫使中原人纷纷南迁,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加速南移,湖南的地理位置在全国的地理格局中日益重要,近代以来更加明显。伴随着近代中国三次留学的出现,湖南一批又一批有识之士走出湖南,走出中国,走向世界,到日本、欧美等资本主义先进国家,学习、译介和传播西方文化;同时,西方文化大量地涌入湖南,与湖湘文化碰撞、融合。湖南人士一直所倡导的“经世致用”原则,实际上已经成为湖湘文化具有开放性特征的理论基础。从一般意义上来讲,坚持经世致用原则的学者或文化流派是易于接纳异域或外来先进文化的,也会采取相当主动的态度与其沟通、交流与合作,以修正和完善自我,即具有一定的开放精神。湖湘文化自形成之日起,就以经世致用为最高准则。湖湘学派的创始人胡宏、张不仅以其学术思想精湛称于世人,更以坚持经世致用原则而卓然孓立。胡宏在运用体用、致知力行等范畴对通经与致用的关系进行科学论证的基础上,特别强调“致用”必须从关心现实的实际政治、经济、生产活动出发。张在岳麓书院办学时,曾明确宣称办学宗旨就是为“造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也”。进入清代,湖湘文化的经世致用原则得到了进一步发扬和光大[2]。湖湘文化中的开放性,使人们易于接受新事物、转变旧观念。生育文化由传统向现代转变,最关键的是观念的转变。中国传统的生育文化在建国以后即已开始发生转变,其表现是小农经济基础的摧毁、家族制度和宗法组织的废除。但生育观念没有明显转变,生育行为表现为一种自发的状态,这种自发生育在舆论导向和政策倾向的作用下演化为50、60年代的高生育率和快速的人口增长。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开放性的湖湘文化有利于现代生育观念的转变和现代生育文化的建立。

三、新型湖湘生育文化建设途径选择

湖南的人口控制虽已取得很大成效,但仍未实现生育文化的变迁,其难点就在于,由于农村特殊的社区环境给没有男孩的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压力,广大农村地区还盛行强烈的性别偏好。另外,新型生育文化的一些内容与传统价值观和价值体系存在矛盾,使文化认同难以实现,进而阻碍着生育文化的变迁。作为湖湘文化的一部分,湖湘生育文化的建设应发挥湖湘文化的优势,通过以下途径进行建设。

(一)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城市化水平,改变社区环境

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导致的,其生产方式是自然经济的,与传统社会的小农经济之间没有重大差别。在这样的家庭经营条件下,作为生产力要素的劳动力,其数量较质量而言仍更为重要,从而促使农民们为发家致富而追求多育。农民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自然下降只有在生产方式发生质的变化,包括农村生产力发展到相当水平、市场化取得长足进步和劳动力素质普遍提高后才会实现,因此,需要大力发展农村经济。

社区环境对生育文化的影响是相当大的,社区环境建设的内容和形式也是多姿多彩的,特别是乡村和城市,其社区环境的差别就更大了[3]。城市化的发展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乡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有利于消除来自农村社区的文化压力,从而可以促进生育文化变迁的实现。因此,要加快城镇建设步伐,提高城市化水平,实现社区环境的改变。

(二)充分发挥湖南教育的优势,提高人口文化素质

人的文化素质高低对先进生育文化的接受程度是有影响的。人口文化素质高的群体易接受先进的、科学的生育文化。在北京、上海等人口文化素质较高地区,妇女总和生育率不到1%,而在贫困山区、边远地区,妇女总和生育率超过2%。因此,要实现生育观念的根本转变和进行新型生育文化建设,必须从提高人口文化素质这个根本问题抓起。而提高人口文化素质的主要途径是教育。通过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成人教育、终身教育等手段,可使受教育者具备一定程度的文化水平,提高文化素养,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开阔视野。湖南的基础教育乃至高等教育在全国具有一定的地位,应充分发挥这一优势,提高区域内人口文化素质。人口素质的提高,为我们通过教育改造生育文化提供了可能性。生育文化的变迁是在内外因共同作用下实现的,其中内部因素处于主导地位,而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改变这种内部因素的作用方向。例如,通过教育可以使人们充分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认识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认识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从而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认识生育问题,这种认知的提高必然会直接影响到生育文化的变迁。

(三)强化宣传教育,引导生育主体对人口政策的理解与支持

政府在贯彻计划生育政策时,不仅要依靠行政强制力,还要靠大量的宣传、教育、引导工作,引导生育主体对当前人口生育政策的理解和支持。要通过各种丰富多彩、务实有效的活动,搞好政策宣传。若政策宣传引导不到位,就不会得到生育主体及家庭对生育控制政策的理解、支持与采纳,相反会引起生育主体对生育控制政策的抵触,即使靠强硬的行政控制,工作效果也不会长久的保持,甚至导致生育主体无视生育政策的存在,做出违背政策的生育选择。所以,要重新审视计划生育工作,探索建设与时俱进的新型生育文化,充分运用生育文化的内控作用机制,引导生育主体从根本上理解支持计划生育政策,主动摈弃传统落后的生育观念,树立新型婚育观念,使生育意愿自觉与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相一致,为人口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四) 从培养社会公德入手,营造新型湖湘生育文化的氛围

社会公德是全体公民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涵盖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对公民社会公德培养的过程中,注意把新型生育文化建设融合进去,提倡遵循国家现行的生育政策,提倡夫妻和睦、敬老爱幼等社会公德和家庭美德,形成男女平等、少生快富、晚婚晚育的科学文明的现代婚育观、家庭观、养老观,增强全民人口控制意识和生育道德修养,使公民清楚地认识到,遵守现行计划生育政策不仅有利于自己还有利于国家,是富民强国的重要一环,从而真正能从思想意识上自觉地接受新型生育文化的规范,自觉追求新道德,自觉地履行自己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这样,新型生育文化建设传播普遍化、大众化所构成的浓厚氛围,就会影响生育主体根据价值标准和行为取向调整决定自己的生育行为。

参考文献:

[1] 赵文琛.论生育文化[J].人口研究,2001,(6):70-72.

[2] 王耀中,李金龙.论湖湘文化的开放性及其现实意义[J].湖南社会科学,2002,(4):105-107.

[3] 胡厚翠.关于新型生育文化建设的路径选择[J].法制与经济,2009,(6).

第3篇：湖湘文化的基本精神范文

一、湘绣艺术特色的历史文化背景

1.楚汉文化元素

刺绣在我国拥有很长的发展历史。1958年，湖南长沙烈士公园三号木廓的楚墓中发现了楚绣，这是最早有实物可考的湖南刺绣。1982年，湖北江陵也发现了很多同一时期的楚绣。这两个地方的楚绣都采用祈福、图腾等题材，具有鲜明的楚地文化特征，体现出浪漫主义风格。

楚绣对我国汉代刺绣影响很大。1972年，湖南马王堆遗址出土了很多汉代刺绣，主要包括长寿绣、乘云绣、信期绣，另外还有一些贴羽绣、云纹绣、方棋纹绣、茱萸纹绣等，都具有鲜明的楚汉文化特色，体现出浪漫主义风格。我们看到，湘楚文化在楚绣和汉绣中留下了深刻烙印。既有写实图案，又有抽象图案，宗教文化色彩浓厚。直到今天，这种浪漫主义、神秘主义风格的楚汉文化特色仍然是湘绣的根本，对于湖南民间刺绣以及现代刺绣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2.湖湘文化元素

湖湘地区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诗人屈原则被称为“楚南风气开创者”。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直到唐代，虽然湖南当地并没有什么突出人物来传承湖湘文化，但它还是被保留下来。到了北宋时期，周敦颐运用经世致用学说，发展完善了湖湘文化，之后胡宏、胡安国建立了湖湘学派，湖湘文化开始在湖南地区广泛传播。后来，张栻又将湖湘文化传播到其他地区。经过王船山、魏源、、左宗棠以及黄兴、等人的发展，湖湘文化逐渐达到鼎盛状态。

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湖湘文化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湖湘文化广义概念指的是在湖南地区生活的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一切极具特色的科技文化成果、物质观念、风土人情等；狭义概念指的是自古以来湖南当地原住民、不同时期的移居者共同创造的精神文化。湖湘文化基本内涵包括四点：一是勤劳勇敢的意志品质，二是心怀天下的社会责任感，三是开拓进取的改革精神，四是求真务实的实践精神。

一直以来，湘绣艺术都是湖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体现出鲜明的湖湘文化特色。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湖南的湘绣艺人用自己的勤劳智慧，充分发扬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创造了掺针工艺，形成了湘绣基本针法体系，还创造了独一无二的鬅毛针工艺，借助狮虎题材设计出一件件湘绣巅峰之作，充分运用两面全异绣形式，不断完善发展湘绣工艺。湘绣艺术中的湖湘文化特色主要体现在作品艺术风格上，狮虎题材的湘绣气势磅礴、豪迈奔放，这和苏绣中灵巧婉约的猫图案形成鲜明反差；还有一些大型湘绣，比如《张家界》《去安源》等，作品风格都十分豪迈大气。

3.湖南民间刺绣工艺影响

湖南民间刺绣工艺拥有悠久的历史，清朝嘉庆年间的《长沙县志》和光绪年间的《善化县志》都有湖南刺绣相关记载，当时刺绣在湖南长沙民间十分流行，但大多妇女刺绣只是供自己使用。随着湘绣逐渐走向市场化经营，农村地区很多妇女都把刺绣作为自己的副业，利用空闲时间绣花谋生。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在短短十年时间内，长沙地区就出现了40多家绣庄，湘绣工艺得到快速发展，刺绣水平不断提高，艺术风格逐渐多样化，出现不同派别，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湘绣艺术。

无论是原来的自绣自用，还是市场化经营，湖南民间刺绣工艺一直保留着浪漫、神秘的湖湘文化特色，艺术表现形式和创作手法都带有浓厚的宗教主义色彩，体现出湖湘文化特有的浪漫情怀，形成绚丽奇幻的湘绣艺术风格。从艺术特色角度分析，湖南民间刺绣十分注重装饰效果，灵活运用不同针法，图案夸张生动，自由奔放。另外，湖南地区聚集着大量少数民族，包括苗族、白族、瑶族、侗族、土家族等，这些少数民族都十分热爱刺绣，从当地取材，绣出具有民族特色的民间刺绣工艺品，极具创造性。因此，我们看到，湖南民间刺绣不仅种类繁多、题材内容丰富，而且针法技艺高超、灵活多变，艺术风格多样。无论是宗教祭祀题材的刺绣，还是祝福吉祥题材的刺绣，湘绣始终体现出楚汉文化韵味，结合人们的创新意识，展现了各族劳动人民的勤劳智慧以及审美观念。这些精神内涵对于现代湘绣艺术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二、现代湘绣艺术特色体现

1.融合绘画艺术风格

关于刺绣起源问题，目前还没有一个准确答案，人们普遍认为刺绣来源于古代“文身”。所以，刺绣从诞生起就和服装有着密切联系。清代服装的刺绣工艺可谓是“登峰造极”，各地的刺绣工艺蓬勃发展。宋代有很多用于欣赏的画绣，主要分为两种：一是模仿绘画作品的刺绣，先在绣地上画上图案，然后用针线进行刺绣；二是把刺绣和绘画结合起来，相互搭配，共同构图。这种基于国画模板的刺绣工艺后来成为湘绣的重要题材形式。所以，融合绘画艺术风格是湘绣最主要的艺术特色。

观赏性的刺绣工艺品早在我国北魏时期就已经出现，到了唐代，佛教题材的绣品大量出现，它主要采用辫子针法，还创造出了很多新针法，图案花纹更加丰富多样，质感有很大提高，进一步发展了刺绣艺术。到了宋代，我国基本形成了成熟的刺绣工艺。从明朝开始直到近代，刺绣和绘画相结合的“画绣”受到越来越多人喜爱，经过不断发展完善，绘画艺术已经融入到刺绣工艺中。这里要注意一点，“画绣”并非是简单模仿书画作品。湘绣一大特色在于“以线润色”“以针”，基于还原绘画作品要求，对其进行艺术加工，重新设计。不仅具有笔墨画的韵味，而且图案更加真实饱满，体现出刺绣艺术风格。“画绣”不仅可以把人们带入到唯美的国画意境中，又可以给予人们刺绣艺术的审美享受。近代湘绣的针法有超过200种，刺绣者熟练灵活运用这些针法，图案精美，栩栩如生，将书、画、诗、绣、金石有机结合起来，达到很好艺术表现效果。

融合绘画艺术并非单纯的模仿，湘绣基于绘画艺术形式，对刺绣作品进行创新改造。宁乡画家杨世焯自己开办绣庄，传承发扬湖南民间刺绣工艺，将传统国画元素融入到刺绣创作中。之后，又有很多书法家、画家、诗人参与到湘绣艺术创作中，逐渐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湘绣工艺，成为我国的“四大名绣”。

湘绣创作过程中，除了题材创新外，还对构图设计、针法技艺等进行了创新。湘绣艺术除了保留传统题材外，还积极挖掘新题材。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湘绣工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为此，湘绣研究所开发出很多新刺绣形式，像楚锦、蜡染绣、灯光立体绣等，把传统元素融入到现代设计中，将艺术和科技完美融合；一直以来，为表现不同题材内容，湘绣在针法技艺方面努力创新，从最开始的掺针针法，再到后来的鬅毛针针法、两面全异针法，都体现出湘绣的创新发展。特别是两面全异绣的构图设计和题材内容表现得尤为突出。像湘绣大师黄淬锋把中国传统对联形式运用到刺绣创作中，来深化主题思想，增强艺术表现力。目前，这种设计在两面全异绣中十分常见。

所以，作为我国民间传统工艺的代表，湘绣逐渐从原生态民间工艺形式转变为基于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画绣”形式，形成具有地方特色刺绣艺术，不仅具有很强观赏性，而且运用不同针法、线条来设计图案，表现艺术题材，可以给予人们独特的艺术审美享受。

2.不同特色的针法

湘绣是一种利用针线进行艺术创作的工艺，针法和色线是湘绣的灵魂。一切湘绣艺术都是建立在不同针法、色线灵活运用和不断变化基础上的。如果不能很好运用针法、色线，就不能创作出成功的湘绣作品。湘绣针法种类繁多，千变万化，传统针法共有72种，分为五类，即平绣、织绣、网绣、扭绣和结绣。

掺针是湘绣的基本针法，之后又发展形成乱掺针、毛针等。掺针针法最早出现在晚清时期，由李仪首先创立，它用比头发还细的丝线，在颜色交替的位置留出一定空隙，然后用不同长度的针脚把各种颜色的丝线掺缝进去。这是湘绣发展历史上的一次重大创新，自此以后，湘绣便成为我国的“四大名绣”。后来，胡莲仙将掺针针法传给徒弟，并不断推广普及，把苏绣中的齐掺针改造成乱掺针，使得湘绣图案颜色转化更加自然，生动形象，将绘画技巧运用到刺绣创作中。

湘绣通过运用不同针法起到不同艺术表现效果。在狮虎题材湘绣中，通常采用掺针针法。而在绣狮虎皮毛时，会用到鬅毛针法，表现皮毛质感和花纹；在绣眼睛时，会用到游针针法，表现清澈明亮的狮虎眼睛；另外，在绣花草树木时，通常采用拗掺针法；绣羽毛、花瓣时，通常采用挖掺针法；绣人物时，通常采用直掺针法；绣天空、风景时，通常采用横掺针法等等。掺针针法广泛应用于各种湘绣作品中。通过灵活运用不同掺针针法，湘绣形成了不同艺术风格，使得颜色转换更加自然，图案更加生动形象。

另外，湘绣中还会用到织针、网针进行装饰，以及打子、盘金等其他针法。这些针法都是从湖南民间刺绣工艺中发展而来的，和掺针针法相比，其特点在于能够起到很好装饰效果，带给人强烈视觉感官体验。比如，湘绣研究所在1987年创作的大型两面刺绣作品《唐人打马球·战国编钟舞》，综合运用了多种针法，包括打子、梳子、平绣盘金、瓦行织等，搭配刺绣的平面装饰，从整体上看，刺绣表面并非采用单纯的图案装饰，而将写实、典雅的绘画风格融入其中。无论是在设计上，还是创作上，这件刺绣作品都称得上是精品，充分体现了湘绣针法艺术美感，改变过去单调的装饰针法，增强艺术表现力。所以，不同针法运用是湘绣艺术创作的前提，它可以带给人们奇幻的视觉体验。

3.极具特色的颜色、材质

刺绣作品是由不同材料组成的，作品材质会对艺术风格造成影响。湘绣中主要用到绣线和底料。从晚清开始，湘绣的丝线一直都采用产自湖北河湖、沙溶地区的丝线绞线，主要包括花线、挑花线、织花线、金银线、绒线等。底料上采用不同绣线，其表现效果也会存在差异。花线在湘绣中运用较多，其质地强韧、紧密，纤维精细剔透，光滑柔软，可以均匀平整的绣在底料上，上色以后没有痕迹。湘绣中的花线往往要用劈丝技术进行处理，形成2开、4开、8开、16开不同规格，有的花线直径只有头发的四分之一。经过劈丝处理后，丝线色泽更加鲜明，更好满足刺绣需要，可以颜色渐变，实现明暗自然过渡，突出内容主题，达到和谐统一的效果。刺绣者可以利用丝线自由描绘，更加灵活多变。现代湘绣不仅保留了传统绣线，为表现新题材，有时候还会采用麻线、棉线，营造一种粗犷、淳朴的感觉。像湘绣研究所创作的楚锦绣就是用麻线缝制的。金银线在早期湘绣中应用较多，其特点是装饰华丽鲜艳。在观赏性刺绣出现以后，金银线就逐渐很少在湘绣中使用。湘绣底料种类繁多，包括丝、绢、棉、麻、尼龙等。考虑到题材内容和针法不同，底料的呈现效果也会存在差异。像丝、绢、绸、缎这些呈现效果华丽的底料，通常用于雍容华贵的服饰。如果是观赏性刺绣，我们必须根据题材内容来选择相应的底料。像金鱼图案一般采用密度较大的真丝绡，表现出尼龙绡那种透明轻薄的感觉，营造出鱼在水中游的效果；运用打点、戳纱针法，如果要按照格子来绘制几何图案，就要选择带有格子图案的纱料等。同时，透明纱刺绣法在湘绣中也很早就开始使用，其代表作品是两面刺绣《金鱼》。自此以后，湘绣材料不断改革创新，透明纱被广泛应用于两面刺绣、异色刺绣以及两面全异刺绣，用来搭配表现主题，达到良好艺术效果。

千百年来，尽管布、锦、缎等一直都是湘绣的主要材料，但在最近几年，随着科技进步发展，很多新材料也开始用于湘绣工艺，湘绣工艺品更加精致高雅，同时也推动了工艺技术革新。人们积极探索尝试，从原来的丝、绸、锦、缎到化纤、麻、纱、土布等，刺绣材料日益风格。尤其在开发楚锦过程中，摆脱传统湘绣模式束缚，大胆尝试运用少数民族的土布材料，用棉麻表现出粗犷、质朴感觉，体现楚锦的浪漫主义风格。

刺绣艺术特点，概括起来就是“以针，以纤素代纸，以丝绒代色”。随着掺针针法的形成，湘绣创作工艺技巧更加丰富多样、灵活多变，和苏绣相比，湘绣色彩显然更加多元化。湘绣艺人巧妙运用各种花线、针法，搭配不同材质，形成极具地方特色的刺绣艺术风格，湘绣也由此成为我国的“四大名绣”。

第4篇：湖湘文化的基本精神范文

1.人文教育与科技教育相融合是高职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

科技教育是以传授科学技能为主,发展学生的智能,不断提高学生认知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的一种教育。人文教育则是以培养学生形成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目的的一种教育形式,它所强调的是科学技能以外的一种体验、感悟、信仰与涵养。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相融合是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需要。经济形态的发展,对人才的知识结构有不同的要求,知识经济需要的人才,必须是人文素质与科技素质相结合的人才,单一的知识结构适应不了急速发展的知识经济社会。美国学者劳厄曾经指出:“教育无非是当一切学过的东西都遗忘的时候,所剩下来的东西”。他的见地十分深刻。“所剩下来的东西”是什么呢?是人的素质。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提高人的素质。素质就是人的内在的素养和品质,一个人的行为方式、思维品质、精神境界都是素质的外在表现。高职教育中,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应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机融合关系,而不能人为地割裂开来。实践当中,我们借鉴“成功素质教育”的目标模式提出:选准一个职业岗位,学会二项基本技能(语言、计算机),掌握三种基本功夫(一笔字、一口话、一手文章),培养四种行为能力(人格自尊、行为自律、学习自主、生活自理),塑造五项意志品质(自信心、责任感、竞争力、合作情、创新劲)。丰富了素质教育的内涵,取得了良好的教育教学效果。

2.综合职业素质比单纯的专业业务素质更重要

高等职业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等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不应单纯针对特定职业岗位的专业业务素质,而应着眼学生的整个职业生涯,培养他们具有较强的综合职业素质。既要把学生培养成能胜任某种职业的职业人,又要为其长远、持续的发展打好基础,更要使他们“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著名的英国教育家纽曼,在他的《大学的理想》一书中就认为:大学的真正使命是培养良好的社会公民并随之带来社会的和谐发展。西班牙著名的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加塞特,在他的《大学的使命》一书中则提出:大学首先应该把普通人培养成有“文化修养”的人,就是要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或理智,就是指人的精神。一般而言,综合职业素质是指作为一个人格健全的职业人所应该具备的思想品德素质、基本文化素质、专业知识素质、专业能力素质和身体心理素质。专业业务素质则是指从事某一特定职业活动所必备的素质,包括职业精神与态度、职业知识与能力。综合职业素质超越了特定职业范畴,是从事任何一种职业劳动都应该具备的素质。这种素质对劳动者未来的发展起着关键作用。在经历了资历取向、能力取向的阶段后,国际人才标准已向品行取向阶段发展。企事业用人单位对人才的自信自立、勤奋敬业、诚信合作、开拓创新、心理健康等方面的综合职业素质,看得比单纯的专业业务素质更为重要。因此,当代教育应该强调人的精神建构、重视人文关怀与生命教育、注重人的综合素质形成。高等职业教育更不能只强调专业业务素质,而忽视对人的综合职业素质的培养。

3.人文素质教育与专业业务素质教育的整合是提高综合职业素质的必然途径

人文素质教育的目的是使学生学会做人。着重培养学生具备人格自尊、行为自律、学习自主、生活自理的行为能力;具有自信心、责任感、竞争力、合作情、创新劲等意志品质,能够正确对待“自然、社会、他人和自己”。使他们“对自己国家、民族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宗教法律等有足够的认识;对现代科学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和谐社会的建构和精神的追求有充分的了解;对不断出现的社会现象和新兴事物有客观分析的习惯和正确敏锐的审辨能力;有一定的哲学、文学和艺术的修养。”专业业务素质(知识、技能和能力)教育的目的是使学生学会做事。继续深化以课程改革为重点的教学改革,课程教学应有明确的目的———提高素质(塑造人格)、服务专业(培养技能)。教学内容应以满足职业岗位要求的知识、能力为目标,够用、适度;教学方法、手段应强调以学生为主体、师生互动,强调对学生动手能力和实际操作技能的培养,强调新技术的运用,强调以人为本、因材施教(张扬个性);考核标准要客观、公正,考核办法要科学、多样,要突出对学生综合能力的考查,既要考查学生对所学知识、技能的掌握情况,更要发现学生的应变、生存和发展的能力;不单纯针对职业岗位,而扩展到增强对岗位变化和职业转变的适应性,并着眼于学生的整个职业生涯。通俗地讲,教育既要教会学生“做事”,又要教会“做人”。为了便于操作,我们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做事”的基本要求体现在:严(严格训练、严谨细致、严肃认真、严密思考)、勤(做好每一件事,主动捕捉信息、摄取知识)、立(具有创新精神、创造性思维和能力)。“做人”的基本要求体现在:责任(家庭、社会、工作、政治)、竞争、正直和良心。

二、加强人文教育内涵建设的实践探索

1.独特的地方人文优势是高职人文教育内涵的重要源泉

“楚有才,于斯为盛”,湘潭钟灵毓秀,人杰地灵,既是楚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更是湖湘文化的源头和重镇。在湘潭这块弹丸之地,仅近代就涌现出了、、齐白石、四位杰出的名人,他们的才学涵盖了政治、哲学、军事、文化、艺术乃至社会伦理、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可以说,湘潭是人才荟萃,超群拔俗之地,在博大精深的湖湘文化的薰陶和浸润下,积淀了深厚的人文底蕴,会给每一个身临其境的人以潜移默化的感染。我院充分利用湘潭独特的地方人文优势,对学生进行各种形式和主题的人文教育。如通过《一封家书》的读书活动,领悟所倡导的湖湘文化的经世致用传统,以及其“夷长技”,振兴民族工业的大度与远见;通过参观、故居,体会湖湘文化优良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传统,树立救国救民为已任的情怀;通过举办学习齐白石的系列活动,在欣赏大师的诗、书、画、印同时,感悟湖湘文化中无比瑰丽的文学艺术成就。此外,在节假日,学院还经常组织学生参观和游览密布于湘潭各地的人文景观,吸吮湖湘文化的养分,磨练心志、升华理想,教育效果非常显著。

2.推动以渗透方式将人文教育融入职业教育的课程改革

《学记》中说:“善教者使人继其志。”苏霍姆林斯基也认为:每一门学科的教师,都应毫无例外地找出本门学科中包含的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和世界观教育的可能性,并充分地发挥它们的教育作用。基于此,我院推行了以渗透方式将人文教育融入职业教育的课程改革。通过改革大学语文教学的内容与方法,开展以培养学生“四个正确对待(对待自然、对待社会、对待他人、对待自己)”为内容的《大学人文基础》教育。努力发挥“两课”教学在培养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注重引导,摒弃灌输式教学方法,使学生具有良好的伦理道德、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修养,具有基本的公民意识、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在专业(技术)教育中加强人文精神的教育。让学生认识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技术与人的关系,纠正技术至上的观点,提倡技术中的人文精神,懂得技术是为人服务的,在技术服务中要渗透对人的关怀。通过参加社会实践、公益活动及生产实践、课余科技和文化活动。开展以“亲情、友情、爱情”;“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理想与现实”;“信念、追求与艰苦奋斗、脚踏实地”;“德才学识与真善美”;“告别不文明行为,争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大学生”等为主题的报告会、辩论赛、演讲赛、诗歌散文比赛等等,使学生了解社会、扩展知识、增长才干、增强自信心和责任感。广泛地开展多种文体科技活动,认真实施《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深入贯彻《学校体育工作条例》,使学生身心健康;贯彻落实《学校艺术教育工作规程》和《全国学校艺术教育发展规划(2001-2010)》,使全体学生在德、智、体、美各方面得到全面发展,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

3.以校园文化为基础构建人文教育环境

校园文化主要包括领导的办学思想、风格、理念在全校形成的一种气候,学校的自然文化、校园规划、绿化、美化、人文景点等。校园文化还包括大学生的社团活动、各种文化艺术活动、社会实践等。校园文化环境具有很强的教育功能,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之中感染、熏陶着师生,使其内化为信念与情感。因为人文教育的目的在于使学生养精神,从“知识”变成“精神”,依赖于实践、体悟,正如古人所说:“行而有得谓之德”。校园的自然环境、文化设施和校舍建筑是现代大学人文、学术氛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校重要的隐性课程。我院通过长期的有规划的建设,已经形成了有地域特色和行业特色的校园文化氛围。具体做法:一是营造良好的体现人文与科学情景教育的环境,使学生受到感染、暗示和激励,激发学生的学习激情;在形式上以校报、景墙、雕塑、路牌、广播站、校刊等载体为舆论宣传阵地,以积极健康,具有时代特点,针对性强的内容教育广大学生。我院还通过有特色的校门设计,标志性的教学楼、学生宿舍的建筑设计,“鲁班广场”建设等途径,营造浓郁的建筑文化。二是发挥社团作用,促进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融合。社团活动是学生为了共同的兴趣爱好、共同需要和共同目标而自发组成的活动团体,其活动内容丰富多彩,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新闻、科技、体育、文艺等方面,学生通过参加社团活动,弥补教学计划不足,在课外活动中感受人文与科学教育。

第5篇：湖湘文化的基本精神范文

关键词：水神；湘妃；波塞冬；文化差异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2）03－0102－05

神话学家谢选骏说：“氏族社会的各种宗教行为和神话都不是真正个人的东西，他们实际上是某种集体意识的表现。”① 神话最本真、最忠实地凝聚了一个民族的精神之魂，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积淀。古代中国与古希腊都是择水而居的古老民族，对水神的崇拜在远古时代就已存在。但由于海洋与古希腊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海神信仰很是兴盛。而中华文明是长江、黄河孕育的古老文明，内陆河流湖泊众多，因此中国上古神话着重塑造河神、江神与湖神。本文选取中国上古时期就已产生的水神湘妃神话与古希腊最有影响的海神波塞冬神话进行比较，可以从两个不同的神话传说和神话体系中探讨两个民族不同的价值观念和文化气质。

一、成为水神的途径不同

湘君、湘夫人、湘妃都是湘水神的不同别称，她们是以洞庭为中心的各条河流所共有的水神。湘君之名最早见于屈原《九歌》，湘君与湘夫人是作为湘水配偶神的面目出现的，但湘妃的最早传说见于《山海经・中山经》中的“帝之二女”神话。“帝之二女”神话最先可能系洞庭地区的土著神神话，她们所辖范围包含了洞庭湖周围的广大地区，既是山神，也是水神。但是由于历史的演进，洞庭湖地区水系众多，水神的地位日益凸显，山神的地位退居其次。后来由于屈原《九歌》对水神湘君、湘夫人爱情的反复歌咏，为舜、二妃传说的杂入提供了契机，舜、二妃作为古史传说人物，其事迹由此更让人信服。

中国上古称“神”本有两层含义，一是出于纪念意义，“生为上公，死为贵神”（《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二是凡名山大川均有专守，称为山川之主，也可称“神”。前者遴选死人为之，后者由生人世袭。舜二妃娥皇、女英的故事在《尚书》、《孟子》、刘向《列女传》等古籍中均有记载，二妃溺死于湘水成为水神湘妃，其由来应属前者。再加上二妃贤良智慧，德纯行笃，在当时已成为道德楷模，将其升格为神更有纪念之意，这就是中国上古神话中舜二妃成为湘水神的由来。

希腊神话中没有专职的水神，因海岸线漫长，海神神话丰富，其中尤以海神波塞冬神话更为多姿多彩。在希腊神话中，波塞冬是很强大的神明，他掌握着海洋和湖泊，力量仅次于宙斯。关于波塞冬在希腊神话中是怎样成为海神的，可以简单归纳如下：波塞冬是神王克洛诺斯的儿子。克洛诺斯为了确保自己不像预言中那样被自己儿子，就吞食了妻子瑞亚给他生的孩子。后来，在母亲瑞亚的帮助之下，同是克洛诺斯儿子的宙斯没有给父亲吞食。

宙斯长大后，在瑞亚、波塞冬及其他克洛诺斯的子女们的帮助下了父亲的统治。宙斯、波塞冬和哈得斯通过抓阄划分了统治世界的权力范围，其中宙斯得到了天空，波塞冬得到了海洋，哈得斯得到了地下的冥界。波塞冬成为海神后，住在海洋深处的一个金碧辉煌的宫殿里面，跟妻子安菲特里忒住在一起。

由波塞冬等用武力父亲统治的过程我们可以得知，希腊神话崇尚武力夺取、鼓吹占有、自我满足，并主张命运主宰一切。希腊神话的主旋律就是由奋斗指向占有，所以他们关注物质利益、肯定武力占有、推崇以自我为中心。这是因为古希腊是典型的海洋文明，为了克服陆地的贫瘠和财富的稀少，他们不得不四处掠夺财富，与大海做斗争。在海上，他们凭自己的勇敢、智慧、经验和技术生活，不依靠他人，形成了独立不羁和追求自由的精神个性。他们充分意识到了自由、独立的价值，他们可以毫不顾及他人的眼色、社会的舆论以及伦理道德的压力。在长期的航海生活中，古希腊人可以自由地四处漂泊以施展自己的抱负。希腊神话中充满对英雄勇士的礼赞，对武力夺取的顶礼膜拜。

而中国水神湘妃神话则崇尚个人品德修养，重视的是道德教化的社会性和社会责任。湘妃屡次助夫成功，贤良聪慧，最后不远千里追寻丈夫来到江南，并以死殉情，成为中国古代女性道德的楷模。功能学派认为，任何一种文化现象，不论是抽象的社会现象，如社会制度、思想意识、风俗习惯等，还是具体的物质现象，如手杖、工具、器皿等，都有满足人类实际生活需要的作用，即都有一定的功能。中国神话的道德教化功能的形成与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是紧密相关的。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内陆封闭国家，在遇到严峻的生存挑战时，人们只有结成集体的力量，才能共同抵御外在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道德教化对集体来说显得尤为重要，重仁义、轻私利、勇于牺牲、奉献自我等精神理念在远古神话中就得到了反复的突出和强化，并成为中国神话的基本情调，经过后人一代一代的歌咏传承，逐渐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内在精神支撑和信仰。而贞德贤良历来被视作妇德的首选，这也就是当时水神湘妃神话受到社会广泛推崇的社会原因。

此外，湘妃成为水神还得益于其“帝女”的高贵血统。尽管女性的活动在父权社会中常常被限制在家庭内部，但是她的出身好坏以及她夫家社会地位的高低对于她人生的沉浮有很大的影响。无论是《山海经》中的“帝之二女”还是古籍中记载的“舜二妃”，都是帝女。而神话中大部分神格较高的女神都具有较为显贵的血统。女娲先是古帝王，后来是“三皇”之一；西王母不仅是人间帝王，也是天帝；观音娘娘是皇族血统；海神妈祖也被附会为贵族血统。后世女神的塑造仍然没有摆脱阶层影响，《搜神记》中的女神与女鬼、女妖相比，出身好，地位高。她们多能诗善赋，文辞可观，具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反映着下界高阶层女性的特点，常表现出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不光看重女子的道德操守，她们高贵的出身也是不容忽略的。

而希腊神话中波塞冬用抓阄的方式获得海上和湖泊统治权，可以看出希腊人对命运的推崇。敬神信命、注重今生是古希腊人生活的中心。命运的安排是这样的灵验而不可战胜：宙斯了自己的父亲克洛诺斯成为神王，部落的起源、英雄的降生与遭遇都逃脱不了命运的安排。正是因为古希腊民族对这无所不在、不可抗拒的“命运”的认可和敬畏，才使他们养成了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

“命运”这一概念的提出，反映了希腊人在生产力极为低下的原始时代对于宇宙规律的初步理解，闪耀着古希腊人智慧的曙光。因为在“命运”面前，凡人几乎取得了与神灵平等的地位，“命运”可以决定凡人的生死，也决定着神灵的胜利和失败，神人同受“命运”支配，这就意味着神在人面前失去了他们的优越地位，变得与人同样不完美。希腊神话中对神的赞美其实就是对人的赞美，对神的贬低则暗含着人的地位的提升。所以“命运”是古希腊人自我意识萌发的集中体现，体现了他们强烈的人本主义精神。

二、水神的外貌和个性塑造不同

中国古代神话中的水神大多为怪神，如河神“冰夷”，水神“天吴”，海神“禹京”和“禹”， 沙漠神“长乘”等, 都是人面兽身, 人面鸟尾或人头蛇躯。西海之神崦兹和北海神禺疆“人面鸟身, 珥两青蛇, 践两赤蛇”②，东海神禺虢“人面鸟身, 珥两黄蛇, 践两黄蛇”③，南海神不廷胡余“人面, 珥两青蛇, 践两赤蛇”④。

《山海经》中对湘水神的外貌似乎没有提及, 只是粗略地写到：“帝之二女居之……出入必以飘风暴雨。是多怪神, 状如人而载蛇, 左右手操蛇。多怪鸟。”那么“帝之二女”到底是人的形象还是半兽半人呢，我们可以把《山海经・中山经》中另一处比较类似的描写拿来进行对比分析：“神计蒙处之，其状人身龙首，恒游于漳渊，出入必有飘风暴雨。”同样作为水神，后者明确提到了水神计蒙“人身龙首”，而前者只提及“是多怪神，状如人而载蛇”，虽然没有明确提到“帝之二女”的外貌特征，但我们根据这两处极其相似的描写可以推知，帝之二女”应该是像计蒙一样半兽半人的“状如人”的神仙。

舜二妃是湘妃神话的历史化，纵观记载舜与二妃故事的所有典籍，宋以前的古书就有近70种之多，经、史、子、集各类书籍都有，有的书籍的性质还难以确定，记载这个故事最古老的经典是《尚书》、《山海经》、《孟子》、《楚辞》、《史记》、《列女传》等六大文献系统。这六大文献系统中的舜二妃故事中没有一处提到二妃的外貌特征，而偏重于二妃的品德与智慧是各书的共同特征。

和中国水神共体或忽略外貌不同的是，希腊神话偏重对水神的外貌描写。波塞冬是一位卷发浓须、头顶金冠、手执三叉钢戟的中年男子，健壮魁梧，外貌英武。这是因为古希腊人是按照人的形象来塑造神的形象的，他们把神和英雄看作是最美丽、最健壮、最聪明和最有力量的人，所以古希腊神话诸神大多拥有黄金比例的形体和俊美的有个性的容貌。男性诸神无不肌肉发达，体格强壮，匀称健美；女性神灵则个个体态婀娜，光彩照人。如宙斯、波塞冬均为有王者威严的美须男子，阿波罗则为一翩翩美少年，赫拉为雍容华贵之美妇，阿尔忒弥斯为冷艳的猎装少女，阿佛洛狄特则集中了所有女性美的极致，丰满而性感，连绝世美女海伦见到阿佛洛狄特时，都对她的美感到惊诧不已。

中国与希腊水神在外貌塑造上的差异，主要是因为不同的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中国古代神话之所以会出现“半人半兽”的形象，一是源于原始时代的“图腾崇拜”，上古长江流域以蛇为图腾，所以该地区普遍崇拜“人面蛇身”的神；二是受万物有灵原始思维的影响，即认为动物与人一样，人可以变为兽，兽也可以变为人。这种半为人半为兽的形象，加重了神的神秘色彩，拉远了神与人的距离，神凌驾于人之上，比人更加威严。人在神面前显得渺小而卑微，人要对神顶礼膜拜。

而希腊文化崇拜人自身的体格美、人格美。这是因为希腊人民生活在地中海边，舒适的自然环境让他们感觉到人类力量的伟大，自信心不断增强，所以产生了对自身的崇拜。他们特别重视体育，因为体育能塑造体格的健美，他们把神的外形塑造成最健美的，实际上表现了他们崇尚自我，热情赞颂自我的精神。

中国神话中湘水神的性格，除了文献中记载的舜二妃母仪天下温婉的一面之外，也有着暴戾的一面，有时可以阻断交通，甚至危及渡江者和船只的安全。唐韩愈在其《黄陵庙碑》中就有“今之渡湖江者，莫敢不进礼（黄陵）庙下”的记载，可见湘水神的威力不可小觑。《史记・秦始皇本纪》对此也有记载。据说当时秦始皇在君山东麓的“封山印”传下四颗，1968年被毁半数，现仅存两颗，其印长1.2米，宽0.8米，笔力苍劲，数千年字迹不减，印文为“永封”、“封山”。

希腊神话对海神波塞冬性情的描写，也有平和的一面，如他心情愉悦时，海洋平静，为航海者吹顺风，如有海难，只要他赶到，就会让恶浪狂风瞬间停止。但总体上波塞冬给人的感觉是强权的暴戾的。当他挥动三叉戟的时候，海上立刻掀起高山一样的滔天巨浪并且刮起强烈的风暴，怒吼的巨浪冲击着沿岸的峭壁，使大地震动。波塞冬野心勃勃，非常好战，不满足于他所拥有的权力。他密谋夺取宙斯的王位，但阴谋没有得逞；他与雅典娜争夺雅典城失败，便掀起万丈巨浪，淹没了特里亚西安平原；他报复奥德修斯，就是因为奥德修斯设计刺瞎了波塞冬的儿子――独眼巨神波吕菲马斯，他搅动大海，掀起滔天巨浪，使奥德修斯所乘之船惨遭覆没。

中国水神湘妃和希腊海神波塞冬性情的塑造是基于各自的客体――江湖之水与海洋之水的。河神与海洋神形象是河流与海洋的反映。相对而言，海洋比河流更为凶险，所以希腊先民在这种经验积累的“集体无意识”基础上，不自觉地塑造了海神波塞冬狂怒暴戾好战的性格。而洞庭湖畔的中国居民则在感受江河之水恩泽与灾祸并重的经验下，塑造了湘妃时而温婉时而暴戾的性格。

三、演变过程不同

“自然神崇拜是人类发展史上最为普遍的共同信仰形式，大凡自然界的无生物和生物体的所有物种，都会因其特有的自然属性引起崇拜”⑤。在先秦时期，湘江水神只是土著自然神，还没有和历史人物联系起来。秦汉时期，由于神话的逐渐历史化，后人将舜二妃的传说依附在水神湘妃上，水神由自然神向人神转变。在汉代以后的很长时间内，关于湘君、湘夫人与舜、二妃之间的对应关系引发诸多争论。这主要是缘于湘水土著自然神与舜二妃神话故事本就分属两个不同的神话系统，产生的时代也不同。湘水土著自然神“帝之二女”比湘君湘夫人神话产生年代应更久远，文献记载更为零散匮乏，当其与已历史化了的神话舜二妃故事融合时，难免会有费解之处，所以引来历代学者的争论。唐代以来，韩愈认为湘君是娥皇，湘夫人是女英，无形之中将封建君王的后宫等级制度附会于远古时代的君王，这一看法得到后世的普遍认同。由此可见，洞庭湖水神湘妃神话是随着时代而不断发展变化的。

而古希腊神话大约在《荷马史诗》和赫西俄德的《神谱》中就已记录定型，这正是希腊从氏族社会向奴隶制社会过渡或奴隶社会初期。这时古希腊人居住在三面濒海的陆地上，大海对古希腊人的影响是深远的，因而古希腊人十分信仰海神波塞冬。波塞冬的名字可见于公元前两千多年的铭文。据古老的神话传说，他与浸透水分的大地所产之物相关联，他又是地震之神，他还与印欧语民族中的丰产之神有关。在奥林波斯宗教中，他被奉为海的主宰，其他的地域性海神，如涅柔斯等都退居次要地位。小亚细亚的爱奥尼亚人和某些岛屿将他尊为部落神，对他尤为崇拜。爱琴海附近的希腊海员和渔民对他极为崇拜，在希腊本土，其庙宇多建于海角和地峡。

中国水神湘妃神话随时代而不断发生变化，究其原因，是由于年代久远，缺少系统的加工和保存，神话在流传过程中，逐渐失去了原来的面貌。湘妃神话本只是《山海经》中洞庭土著水神，在屈原《九歌》中湘君湘夫人还只是土著水神，只不过由二女神变成了夫妻配偶神。但屈原对湘君湘夫人的歌咏，给后人将舜二妃故事与湘夫人联系起来提供了契机。再加上中国儒家文化“不语怪力乱神”，半人半兽的神很难被纳入正统的历史源流中，《山海经》中半人半兽的“帝之二女”自然也要发生改变，逐渐向人神转变。

湘妃神话的演变标志着中国女神地位的日渐下降。《山海经》中的“帝之二女”以天帝女儿形象出现，还保持着自然神的风格，但已失去了独立性，成为男神的附庸，这说明此时母系氏族社会已为父权中心社会所取代。后来舜二妃神话的植入，使其地位进一步下降，彻底从“天上”降到了“人间”，失去了天神原有的神秘的光环。女神在神话中位置的变化，是世俗现实生活的反映。因为当时中国现实社会中的女性，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夫荣妻贵、母凭子贵是她们的唯一出路。二妃的光耀在一定程度上说只是舜帝带来的，她们的一切只因与舜有关才引人注目，完全没有独立的神格。唐代韩愈将湘君与娥皇、湘夫人与女英对应起来，认为娥皇为正妻，所以称湘君，女英为侧妃，所以称湘夫人，这正是现实生活中封建等级制度强加给神话人物的体现。中国封建社会十分看重血统，正妻地位相对较高，“不论一个男子娶有多少配偶，第一配偶才有资格称之为‘妻’。在一夫一妻制婚姻中，妻的地位是不容僭越的”⑥。封建王朝一直实行嫡长子继承制，母亲身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感生系列神话在相当程度上就是统治者为巩固统治地位寻找更高贵出身编造出来的。女神以帝王后妃母亲之类形象出现，成为帝王传宗接代的工具，向世人传达统治阶层的道德要求，女神沦为男神的附庸与道德统治的奴隶。

统治阶级用封建伦理道德改造神话中的女神，湘妃神话已成为历代统治阶级对女性进行道德说教的精神工具。其实当初二妃作为帝女下嫁给舜，直接给丈夫带来了荣耀和财富，更带来了事业成功的机遇，后来二妃又以自己的聪明仁孝为舜排除诸多危难。正是因为有了二妃为舜所立下的汗马功劳，才让她们在史书上有了一席之地，成为母仪的范本，成为《列女传》中的首篇，供后世女性瞻仰。她们殉情而死的壮举，更是统治阶级对后世女性进行道德说教的最好教材，这也是湘妃神话被历代统治者追捧而流传不衰的根本原因。湘妃神话发展到明清时期，与洞庭湖畔的孟姜女传说相结合，形成了颇具湖湘特色的南派孟姜女故事，其中孟姜女故事中的望夫、绣竹情节明显是湘妃神话的翻版。明朝澧州嘉山修建了孟姜女“贞烈祠”，对女性的道德说教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如傩戏《孟姜女》开头孟姜女去庙堂烧香许愿：

姜女烧香无别事，

保佑孟姜早招郎。

三岁的孩童遇到我，

罗裙兜回结成双。

有人说我丈夫小，

甘罗十二为丞相。

八十岁的公公遇到我，

拐杖之下结成亲。

有人说我的丈夫老，

姜太公八十岁遇文王。⑦

孟姜女后来在池塘洗澡被范喜良看见，她这样唱道：

世上只有藤缠树，

奴家倒做了树缠藤。

小来脱衣见双亲，

长大宽衣见夫君。

奴家洗澡你看见，

范郎哥做事好狠心。

哥哥你不为我成婚配，

只有投塘一死表真情。⑧

从以上唱词可知，明朝时澧州《孟姜女》人物塑造已接近人性扭曲，但这却正是封建统治者对女性的道德需求，孟姜女的贞烈得到统治阶级的赞许而被广为祭祀宣传。

可见，湘妃神话之所以在各个朝代有不同的诠释，正是中国男权文化心理对女性的长期压制形成的，中国传统的社会道德规范把湘妃不合规范的神迹尽量掩埋并忘却，而把符合道德规范的神迹强加在了她们身上。

希腊神话也经过了历史化的过程。希罗多德的《历史》就曾把神话当成希腊远古时候的历史，但是这些对希腊神话本身的影响并不大。因为希腊神话的记载主要是保存在文学作品中，如古希腊三大悲剧家的作品、《荷马史诗》和《神谱》等，正是文学家们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希腊神话。希腊神话对波塞冬的描写，情节跌宕起伏，如写波塞冬与雅典娜争夺对雅典城的保护权，写他密谋夺取宙斯的王位，写他的众多情人等。波塞冬神话还善于运用想象和夸张来描绘波塞冬的愤怒，这主要是由于当时希腊人虽然已经开始认识海，并且看到了海的能量，再加上航运并不是很发达，他们出海经常遭遇灾祸，所以就有了海神波塞冬发怒的猜想。波塞冬的神话应与人们期望除灾赐福，畏惧自然灾害有关。

波塞冬神话中的某些故事经常出现在希腊美术、雕塑作品、剧作甚至罗马作家的作品中，对西方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中国水神湘妃神话在后人的非文学的处理之下，逐渐与历史结合在一起，失去了其本身独有的魅力，成为统治阶级进行道德说教的工具。湘妃作为多情、忠于情而殉情的水神，具有了浪漫的悲剧色彩，成为历代文人墨客笔下的悲情意象。湘妃神话的流传，使得洞庭湖及湘江那烟水深处，始终萦绕着一层挥之不去的淡淡哀愁和神秘色彩。而这种淡淡的哀愁和神秘色彩，正是文人所喜爱的、为之敏感和心动的浪漫情怀，它可称得上是湖湘文化的精神源头，对后世的文学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只能理解为历史阶段的产物，其特性决定于各民族的社会环境和地理环境，也决定于这个民族如何发展自己的文化材料，无论这种文化是外来的还是本民族自己创造的”⑨ 。中国水神湘妃神话和希腊海神波塞冬神话表现了各自不同的民族精神和伦理观念。同样作为水神神话，由于中国较早形成了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⑩，形成了大一统的儒家传统，使得中国神话为适应政治和道德教化的需要逐步被改造，所以湘妃神话有着伦理性、说教性和社会性的烙印。而波塞冬神话姿态质朴、风韵自然，极富艺术感染力，反映了古希腊人崇尚自由的乐观性格。这两种不同形态的神话对各自文明的发展也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11}。对这两种影响深远的神话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阅读东西方文学作品，分析其中的人物性格、行为原因和理解文化背景，进而更好地理解现实中的东西方文化差异，促进东西方文化的沟通与交流。

注释：

① 谢选骏：《神话与民族精神》，山东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215页。

②③④ 袁珂：《山海经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9、270、284页。

⑤ 李琳：《洞庭湖水神信仰的历史变迁》，《民俗研究》2010年第4期。

⑥ 姜跃滨：《中国妻妾》，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页。

⑦⑧ 系笔者在澧州（今湖南津市）采风时所得，最初采录者为王泸，他据津市民间花鼓戏（傩戏）班主周安全口述的录音整理成手抄本傩戏《孟姜女》。

⑨ 博厄斯：《原始艺术》，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242页。

⑩ 参见陆道平、张铭《行政强控制模式之认识根源批判》，《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2期。

第6篇：湖湘文化的基本精神范文

关键词：道德；思想；形成

在我国近代教育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晚清名臣家教教育思想产生了深远且广泛的影响，对当今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理论和实践也有借鉴作用，其核心内容为“爱心教育以立德、文明教育以处事、劳动教育以立志、品格教育以传承”。对远在千里之外的弟妹子侄们通过一封封家书进行家庭教育，让他们从中感受到爱并获得做人的道理。“百家讲坛”在对其进行热播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这个曾氏家族的发展史，关注他们的家庭教育历史，甚至开始学习、仿效、引用他的家庭教育思想。的家庭道德教育思想之所以备受后人推崇，笔者认为传统儒家文化的主导、湖湘文化的熏陶、家风的影响促成了家庭道德教育思想体系的形成，这对现阶段国人的家庭道德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湖湘地域文化的影响

两湖在地域上本属南方却在性格上兼有南北方。楚人和楚文化兼有“白云黄鹤”和“九头鸟”两者品格，既尊崇自我，也有变通、灵活的特点。特别是明清时期，南北的分界线已由淮河移到长江，两湖成为兼纳南北的所在。湖南拥有壮美的山水、发达的农业、丰饶的物产，与其悠久的历史和特殊的人文背景一起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湖湘文化，并由此产生出湖南人所特有的民情民风，诸如湖湘人民实在、淳朴、厚道、忠直、热情、倔强等等[1]13。祖籍衡阳的，其湖南的居所搬迁过多次，从荷叶塘又到白杨坪。地处湖南湘乡的曾家，生活、劳作模式与湖湘地区大多数农家一样，全家人都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意识深深地影响了。28岁入京赴考前没有离开过湖南，因此湖南特有的地域特点和地域风情以及地域经济对家庭教育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最突出的是他们的实在、倔强和小农意识。湖南的地域文化对湖南人产生了深远影响，形成了他们务实的品质。王夫之深受湖湘地域文化的影响，形成了其务实的作风，并作出了抗清的壮举。深受王夫之影响的，更是从湖湘地域文化中领悟到了务实的精髓，他对后辈的教育中以朴实为品行之基，我们从其以八本教子弟的思想中可以领悟到他对朴实思想的解读。他要求，无论是读古书、作诗文、养亲、养生、立身、治家、居官、行军等方面皆以“本”为源为基，无不都是要求做人做事落到实处，不能有虚空之说。湖南人倔强的性格更是家庭道德教育思想形成不可或缺的因素。对湖南人倔强的理解并非为固执、非一己之见和一意孤行的品行，而是要具有恒心和韧性，做人做事亦是如此。在他教育子女的过程中就蕴含着“恒”与“韧”的思想观，他认为，人的一生没有恒心是肯定不会成功的，而有恒心不能坚持到底也是一事无成的。人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既要有决心又要有恒心，其子女学习书法的事例中就足以看出其对倔强之意的解读。如何摆脱手拙对书法美观及练习书法兴趣的影响，唯有不间断的坚持，这就是他对子女要有“倔强”性格的要求。由于所处的时代和历史文化原因，无论是在荷叶塘还是白杨坪[2]40，其家居的环境是承载着湖湘地域文化的农村，农家生活是其生活的基本内容。农家生活所培养的持家能力更是促进了其朴实、倔强品质的形成,而生活环境对后辈的道德教育更是形成了一种教化传统。因此，地域文化对的家庭道德教育起到了最原始的影响，实在、倔强、小农意识这都是不需要人为去作用的品性，是湖南这种特有的地域民俗民风中自然而然形成的。

二、曾氏家族耕读家风的影响

曾氏家族的耕读家风具有一定的传统，在生活的时代，其耕读家风常常作为效仿的榜样。的高祖应贞就一直以勤俭要求自己及子孙，其更是将耕读作为立家和兴家之本。的曾祖父竞希公,一生既勤劳又节俭；的父亲曾麟书也是受益于曾家的耕读家风的影响，考取秀才的他成了私塾的教师，他的博学和经历为其下一代的蒙学和科举考试奠定了牢靠的基础。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早早地接受了正规的封建道德教育。早早进入学堂读书，并很快积累了厚实的道德教育的知识。的父亲给了他良好的读书教育，而对于的秉性影响最深的要数他的祖父曾玉屏。祖父的人生经历是其自身教育思想形成的积极因素。他由于过早失学，并未读过多的书，这种经历使其后悔不已，并感到羞耻。故他将读书的祈望放在子孙的身上，希望他们多读书，获取功名俸禄来光宗耀祖，完成令其汗颜的夙愿。他的经历促成了他对子孙的教育思想体系的形成，他治家严谨，订立一些家规规范家人行为，并以身作则，他成为一生为人处世的楷模和心中偶像[3]2。晚年在为其祖父所撰写的《大界墓表》中就对曾玉屏对其影响进行了很好的说明，他说：我私下观察祖父庄严的仪表和言论，确实具有雄传不凡的气度节操，但一辈子在野不仕，竟没有奇特的际遇和重大的事件可以稍微表现他的精神。他在家族中的榜样行为，在乡里的楷模作用，又多是依据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没有突出的惊人事迹。只是他生平高尚正确的言论，有值得传授教诲后世的，所以我恭敬地陈述他的话留给后代子孙。从《大界墓表》可以看出曾玉屏在心目中的地位，曾玉屏是榜样式的人物，其对祖父的治家之道给予了充分肯定。曾氏的家业在祖父治家阶段得到了发展，其治家思想深刻影响着家庭道德教育思想的形成，以至于在的治家思想中将勤俭、治家、自强、勤勉、谨慎放在了中坚地位。可以说耕读之家的风尚给以潜移默化的影响，良好的家风不仅成为他发奋读书、追求功名的动力，而且成为他思想品德的渊源，造就了他一生的品行秉性。

三、儒学人生的影响

的一生深受儒学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在其教育体系中充当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有时代和社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其六岁时就进入父亲执教的家塾，在此期间博览了时文、八股，八岁时候就跟着父亲读了《孝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十五岁时熟读《周礼》、《礼仪》，兼及《史记》、《文选》等书籍。行冠礼之后的开始离开原有的私塾，辗转于外地求学。四年之后进入了更高层次的岳麓书院，接受名师的点拨和接受更好的教育，同时也是儒家思想进一步深入其心的关键时期。入主翰林院之后，更是对其思想体系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专攻程朱理学，走上了治理学的道路。从其人生经历与儒学接触来看，传统儒家文化是他家庭道德教育思想形成极其重要的来源。对儒家文化有其很好的认识和解读，他博采众家之长并结合个人理解，形成了自己的思想特点。其一是恪守纲常文化。受唐的影响，致力于程朱理学，认为“义理”、“考据”、“辞章”三门学问，“义理”之学最大，“经济之学”即在“义理”内[4]251。程朱理学的“义理”，其核心即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三纲五常”，的言行也以维护“三纲五常”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对儒学思想的认识及其高度的评价，在《御制碑文》中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学到了程朱理学之精髓。在对家人的教育中，无不恪守“三纲五常”。即便女婿不学无术，大骂女儿，也要求女儿守好本分，相夫教子。儒学思想的另一个特点是：儒家为体，各家为用。在其思想中始终认为，“大抵理之足以见极者，百家未尝不相合也”。因此，他在治学上对诸子百家不抱成见，在治事上则广采众家之长存乎一心，针对具体情况而妙用之。从的儒学人生发展轨迹来看，家庭道德教育思想源于儒家思想与众多派系思想的融合。儒学人生的经历使其充分认识到儒家思想在封建社会中的地位，他也希望子女能够继续他的儒学之路。而在其后的家庭教育中，其子、其女更是早早地接受了儒学思想，践行了其家庭道德教育中的儒学文化。因此，一个人思想的形成有其深刻的文化背景和历史原因，甚至与个人出生与生长的家庭环境密切相关，家庭促进人的成长，也影响着人的成长。传统儒家文化的主导、湖湘文化的熏陶、家风的影响促成了家庭道德教育思想的形成，而且这种思想的形成为后世对子女进行家庭教育提供了有用的参考素材，影响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参考文献

[1]朱东安.帷握辞章:文选[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

[2].家书[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

[3].家书[M].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1.

第7篇：湖湘文化的基本精神范文

[关键词]普通话 湘方言 规划与规范

自然语言受到文学语言的影响也可能破坏语言的统一。一个民族达到一定文明程度必然会产生这种情况。我们所说的“文学语言”不仅指文学作品的语言，而且在更一般的意义上指各种为整个共同体服务的、经过培植的正式的或者非正式的语言。任由它自由发展，语言只会成为一些互不侵犯的方言，结果导致无限的分裂。但随着文化的发展，人们的交际日益频繁，他们会通过某种默契选出一种现存的方言使成为与整个民族有关的一切事务的传达工具（索绪尔，1980，271-273）。

语言规划作为一种社会活动，特别是作为有国家和政府的力量参与的社会活动，当然不同于语言本身的变化过程，语言规划同社会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关系密切，影响遍及千家万户（沈阳，2005，311）。2001年1月1日起实施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中国的通用语言是普通话，普通话是公务用语，基本的教育用语，播音用语和服务用语。将普通话作为民族共同语是国家一项基本国策，推广普通话的语言规划是大势所趋，经过50年的推广努力，国人半数以上都会说普通话和一种方言。

在这种大环境下，各个方言区必然受到冲击和影响，那么作为中国南方重要方言之一的湘方言，它的生存状态如何呢？从湘方言的情况里，我们应该去怎样的措施和政策来对待方言呢？

一、湘方言反映湖湘文化

萨丕尔在《语言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地位》一文中曾指出：“‘真实世界（real world）’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地建立在特定人群的言语习惯的基础上的。”即语言系统施加在说话人世界观模式上的这种强制却是潜在的，未被发觉的，人对世界的不同经验和信仰都会表现在语言的构造上（宋宣，2004，120）。因此，语言与思维是一个有重合部分的交集，语言既表达思维，也有民族的，历史的，心理的一面。

湘方言分布在湖南省大部分地区，湖南人民的历史条件，认知水平，思维方式，风土民俗都会在湘方言中有所体现，尤其在词汇中的体现甚为突出。人们都说方言是探究地域文化的活化石。这一小节试从湘方言中的一些常用词入手，简单描述地域文化在语言上的投影。

扬雄《方言》卷一有云：“谩台，胁阋，惧也。燕代之间曰谩台，齐楚之间曰胁阋。宋卫之间凡怒而噎噫谓之胁阋，南楚江湘之间谓之啴咺。”（袁家骅，2001，101）。

今湖南地处亚热带向温带过渡地段，四季分明，降水丰富；地理位置上，东接江西，北临川鄂，南座两广，境内山丘起伏，湖泊密布，是有名的“鱼米之乡”。这样的地理气候条件，造就了颇具特色的水乡文化。人们日常生活经常与“水”打交道，因此，一批与“水”这个语素相关的词语应运而生。以湘方言的代表长沙话为例，次货，假货称为“水货”，作风不正派的男人被称为“水佬倌”，肤色也叫做“水色”，在长沙，赞叹姑娘面色红润，就会说她“水色子真好”！这些词语推而广之，流传到湖南各地。①

方言与民俗关系密切，民俗必然在方言中有所表现，方言中的方音、词语尤其是禁忌语将民俗反映得更为突出。湖南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华夏先人就在这里繁衍，如湘东茶陵，因地居“茶山之阴”炎帝神农氏崩葬于境内而得名。春秋战国时期，这里属楚国，楚地巫风盛行，一般人都相信鬼神，与鬼神巫术有关的用语在今天依旧盛行。“见鬼”、“鬼寻哒”是人们口头惯用语，字面意思是活人见到鬼，引申为不走运。西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佛、道地位崇高，人们认为是吉利的，保佑子孙后代靠山稳当。湘语中有个词很常用，“化身子”，它来源于佛教用语，佛教认为佛具有“法身”，“报身”，“化身”三身。化身是指佛为超度解脱世间众生能随三界六道的不同状况和需要变化为种种身，也就是佛或菩萨暂时出现在人间形体。湘方言中的化身是指未成年而死亡者。例如，“他有个化身子崽，一点都不听话”，“你这个小化身子，给我当心点”。当然，它常用在人们愤慨的情绪中。趋吉避凶是一种普遍的文化心理，湘方言的语音特征也会产生一些独特的禁忌语。过去人们不堪穷苦。就会对死亡、贫穷等怀有畏惧心理。在湘北、湘中一带，因“芹”与“穷”音同，人们忌说穷，所以，人们称“芹菜”为“富菜”。在今天的上年纪的人口中还能听到，由于人们生活水平提高，温饱问题解决，“芹菜”几乎又恢复了本名。②

方言区的经济文化特色在语言中有充分体现。国人自古以来民以食为天，作为鱼米之乡的湖南，以稻谷为主要农作物，以米饭为主食。过去，生产力不发达，吃饱肚子是头等大事，“吃”成为湖南人的关注焦点，今天的湖南，以长沙为代表，饮食文化依旧繁盛，在日常用词中即可看出人们的思维特点。

一些日常现象都与“吃”相连，赴婚宴叫“呷喜酒”；青少年长身体需要各种营养叫“吃长饭”；尝试某件事情叫“试味”；重复说某件事比喻为“炒现饭”；做事情容易做，叫“喝蛋汤”；被人欺负叫“被吃住”；受人欺负叫“下饭菜”；性格懦弱的人是“糯米坨”。这些常用词与湖南经济条件，生活习惯相关，凸显了湖南人以“食”为天的文化心理。③

“在文明进化的任何水平上都有形形的单纯类型和复杂类型的语言”（萨丕尔，1985，196）。了解湘方言的语言情况，了解先民的造词心理，是研讨湘方言区地域文化的重要途径。以上这些词仍旧是湖南地区老百姓的日常用语。

二、从民众接受看湘方言现状

历史上素有“江西填湖广”之说，湘东局部地区语言更靠近赣方言，西南官话的渗透，加之浊音渐趣清化，湘方言中新湘语跟西南官话互相交际并不困难，现在全国正全力推广普通话，湘方言正处于四面夹击，夹缝中求生存的生存状态。很明显，湘方言和地域文化在当今社会现代化背景下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走向巨变，融合乃至消亡之路。在这种情况下，对方言，地域文化两方面进行抢救性的调查研究，已经成为摆在我们这一代人面前的重要历史任务。

2004年9月21日《三湘都市报》讯：《抢救研究湘东民俗》湖南省历史学家日前呼吁，应该对包括“攸县话”在内的湘东方言，民俗风情进行抢救性的研究和记载，否则很多东西就会失传。

在湘方言令人堪忧之际，湖南媒体一军突起，引领电视娱乐和时尚前沿。湖南电视业在全国反响很大，在节目策划方面，也制作了适应湖南人兴趣的方言节目，湘方言及湖湘文化借着湖南媒体之风扶摇直上，巩固了湘方言在湖南人心中的地位，增强了湖南话的影响力。比如外地人来湖南长沙参加娱乐活动，在节目中总会穿插让嘉宾学长沙话，猜与湖南有关的题目借以娱乐，在无形中也增加了他们了解湖南了解湘方言的兴趣。

在全民讲普通话的大背景下，湖南媒体对于湘方言确实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中国国家广电总局2004年10月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广播电视播出机构一律不得播出方言译制的中国境外的广播电视节目，因为这种节目不符合推广普通话的政策，但是湖南电视台极富创造力，译制了国产电视剧并制作了几大项方言栏目。1999年湖南经视首次大手笔地将《还珠格格Ⅱ》译成长沙方言版于黄金时段播出，得到观众认可和欢迎。02年前后，湖南经视方言脱口秀节目《越策越开心》上档，将湖湘文化发挥得淋漓尽致，反响热烈，一度调换时间段，其中湖南反应最强烈的一期节目要属“地瓜王子”林光常博士作客《越策越开心》，号称红薯是治癌冠军；那期之后，整座长沙城红薯价格飞升至3元/斤，甚至出现一两周市场断货的奇特现象，“红薯神话”印证了一档方言节目5年统领湖南综艺娱乐江湖所积累的神奇魅力，也印证了在湖南人心中地域文化和方言的使用魅力。大兵和奇志的“普·方”相声在湖南红火至极，并几度在中央电视台“春晚”中表演。

转贴于 长沙方言节目丰富多彩，共9个节目受欢迎程度非常高。2006年，长沙一所小学对长沙的方言电视节目作了一个统计调查。④

最受欢迎的方言节目统计表（100人）

节目支持人数

越策越开心50

一家老小向前冲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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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说新闻1

人们听了几十年的正襟危坐，字正腔圆的普通话节目，在视觉上已经有了疲劳感，而这时极具亲和力的方言节目出现，顿时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这些节目轻松，风趣，老少皆宜，雅俗共赏，又大都是老百姓身边的家长里短。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主持人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俞虹教授在分析这一现象时指出，方言节目能得到业界肯定和观众追捧，充分体现了区域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并且超越年龄、性别，具有普遍性。人们对方言节目的追捧，实质上是对家乡和自我的一种认同，一种对本土文化的自豪感。湖南媒体在这个方面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虽然湖南仍是一个农业大省，经济不发达，但是凭借娱乐这一品牌效应，湘方言的影响力得到彰显，其在四面围攻的语言困境中杀出了一条生路，并处于良好健康的发展中，也处于方言与普通话双语通行友好协作的良性循环中，这是令人振奋的事情。

三、从湘方言现状得到启示

以上提供的调查表显示，并不是每个方言节目都有较高的支持率，节目良莠不齐，观众对节目也有所选择，说明引导电视节目合理利用方言，提高主持人素质，处理好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让方言健康发展成为语言建设与规划不能忽视的问题。

方言将长期存在，至少一二百年之内不可能消亡，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从湘方言现状看湘方言，受普通话影响，不断向普通话靠拢的同时也牢固地成为湘方言区交际工具，这种语言状况便决定了在我国汉民族的语言生活当中，普通话和方言将分用（陈章太，2005，109）。

语言规划的主要任务是：确定语言在国家，社会中的地位，协调语言关系，保障人民群众的语言权利，强化人们的语言规范意识，加强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提高语言声望，增强语言活力，充分发挥语言的社会交际功能，促使语言及语言生活持续，健康地发展，更好地为社会服务（陈章太，2005，5）。

说到语言规划的具体策略，以湘方言为例，我们有如下启示：

积极贯彻双言制，让普通话和方言在不同层面实现其功能。

普通话在方言之上，远比任何一种方言有用，就是说，普通话比方言有更大的社会作用和经济效益（陈章太，2005，109）。因此，依照国家政策，在服务等重大领域，行业，坚持普通话作为通用的交际工具。

当然推广普通话并不是为了消灭方言。我们的生活越来越丰富，我们更需要多样的娱乐方式，这就是诸如湘方言节目盛行的重要原因。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与日常生活是两个不同的层面，我们可以利用普通话与全球接轨，交流科学技术，吸收不同文明成果，并同时加强全国人民的统一意识，增强民族主体文化的凝聚力；今天，每个人都可以热爱自己的方言，会说多种方言也很好，多掌握一种或几种方言交际工具，对工作，生活等都很有利，如湖南著名主持人汪涵，以其超凡的语言能力和幽默的主持风格而出名。

对方言进行规范，通过媒体对方言进行宣传保护

方言节目是人们茶余饭后放松精神的好办法，湖南的《越策越开心》就是很好的例子。但是，如果方言节目策划不当，利用不合理，反会弄巧成拙。从上文调查当中显示，湖南公共频道的《我来说新闻》就是流于庸俗引起观众的反感。有损湘方言的形象。因此有关部门对方言节目内容形式等进行进一步的规范。

语音、词汇和语法是语言三要素，而词汇是反映语言的先锋军。以湘方言为例，为了把代表我们地方文化的方言保持和推广下去，建议有关部门编出一套系统的《长沙方言词典》。

当今世界处于信息时代，信息传播日新月异，媒体的重要性就异常突出。借助媒体宣传地方文化是一条有效途径。如07年上海启动了“上海方言保护性调查研究课题”；中央电视台也正在拍摄反映口头文明遗产的专题片《草根中国》，初衷亦是基于保护方言的考虑；⑤长沙弹词已成功申报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市民建议电视台组织一个栏目，加以推广，让更多人了解它。

应当申明，可以说方言的时候说方言，需要说普通话的时候说普通话，正如吕叔湘先生所说：“你说话，我说话，会说普通话”。这是符合我国现阶段乃至今后较长时期的语言生活实际的，也是符合国家和民族利益和个人利益的（陈章太，2005，110）。

注释

[1]①②③参考文红：从湘方言词语看语言对文化的反映[J]，《船山学刊》，2001，（2）

[2]④参考ipac.cersp.com

[3]⑤参考新华网杭州2007年7月12日电

参考文献

[1]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2]沈阳编著，语言学常识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宋宣，结构主义语言学思想发微[M].四川，巴蜀书社，2004

[4]袁家骅，汉语方言概要[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1

第8篇：湖湘文化的基本精神范文

[关键词]湖湘文化 音乐剧前景 创新发展

音乐剧是19 世纪末起源于英国的一种歌剧体裁，融音乐、戏剧、歌舞等于一炉，是一门综合戏剧表演艺术。这个源自英国并在西方国家大行其道的新兴艺术品种，以其贴近现实的时代性和表现手段的立体多样性，广受发达国家和地区观众热捧。在中国，沪、京、广、深等发达城市，最早接触它都是从世界顶尖作品《猫》、《悲惨世界》、《马路天使》、《堂吉诃德》、《歌剧魅影》等原有版权的中文版开始的，包括前年在中国盛行的《妈妈咪呀》。因音乐剧动辄数千万的制作成本，被消费者贴上了“文化奢侈品”的标签。惟其如此，音乐剧在中国一直神龙见首不见尾，难以一时形成蔚然之风。

国内对于音乐剧的创作尝试始于1982 年。最开始是中国歌剧院自己创作并上演的音乐剧《现在的年轻人》。随后上海歌剧院创作演出了《风流年华》。而到了20世纪 80 年代中期， 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 西方音乐剧的经典篇目陆续被引入。1987 年 5月， 中央歌剧院首演了百老汇著名音乐剧《乐器推销员》和《异想天开》。在此期间，引领国内音乐剧学科之先并成为国内音乐剧人才培养的“黄埔军校”的上海音乐学院先后创编了原创青春偶像剧《我为歌狂》、原创佛教文化题材剧《六祖慧能》和原创剧《最后的瞬间》、《奔向辉煌》等；上海戏剧学院也上演了《窈窕淑女》。在此后的20多年时间里， 大江南北先后诞生了几十部有一定水准和知名度的音乐剧， 并以原创音乐剧居多。

就目前而言，湖南音乐剧的发展尚处于探索阶段。还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湖南郴州歌舞团曾上演过音乐剧《公寓十三》。最近这些年来，大家经常在湖南电视台的某些综艺节目，如快乐大本营、超级女生、越策越开心等节目中看到的很多小段子都类似于音乐剧。富有长沙特色的歌厅文化里也时不时会出现一些对音乐剧的实验。不过，我们不难发现，这些似是而非的音乐剧往往都有一个缺陷， 那就是由于没有具体的、成熟的策划酝酿，加上在创作、演出、培养、研究的各个环节的不接气，使得一出拳，就显得苍白无力。

可以说，湖南音乐剧主要停留在应景的层面，没有形成像上海、北京那样市场化经营音乐剧的氛围，缺乏用产业运作音乐剧的战略眼光和气度，急需培育一种把音乐剧当市场运作并做大做强的机制和信心。

一、湖南音乐剧市场前景广阔

2006年11月，由湖南艺术职业学院创作演出的原创音乐剧《同一个月亮》在湖南大剧院公演。该剧的主要剧情是，伴随着蜂拥进城的农村务工大军，有一对青年男女（酉生、凤英）相约来到了城市，他们有憧憬、向往，更有陌生、彷徨……，街头小吃店的老板岳子酷爱音乐，可偏偏造化弄人，屡不得志，就在这时候巧遇凤英，并且发现她极具歌唱天赋，便推荐她到学生侯子开办的歌舞厅演唱，侯子不仅被凤英的歌声打动，更为她的清纯、质朴、美丽而心动。酉生欲夺回凤英愤而打伤侯子，被拘留，凤英请求侯子替酉生说情。歌舞厅突遭大火，酉生冲进火海抢险，火光中酉生、凤英相拥而立，俩人的爱情接受大火的洗礼，愈见坚贞……

如潮的观众们跟着剧情在城市的月光下追忆着对乡村的美好回忆，优雅的歌声和精彩的舞美设计获得了观众无数次热烈的掌声，同时也给冷清了多年的湖南音乐剧坛舞台带了不少的喧嚣。

值得一提的是，《同一个月亮》是在湖南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的指导下，由湖南艺术职业学院依靠自己力量创、编、演的一部完全意义上的湖南首部原创音乐剧。其浓郁的都市风情、优美的旋律、丰富的感情、精湛的艺术表演，震撼了长沙的观众。一位著名的湘剧表演艺术家在看完该剧后表示，这部音乐剧实在是好看好听又好玩，如此高质量的演出一定会赢得观众的喜爱。

音乐剧《同一个月亮》的出品人和编剧易介南先生当时就表示，为使该剧更贴近农民工兄弟的生活，该院将邀请20名农民工兄弟作为嘉宾观看日后在湖南大剧院的演出，并将召开座谈会认真听取农民工兄弟的批评意见，作进一步修改。

事实上，作为湖南省首部大型原创音乐剧，《同一个月亮》演出一开始就强调市场化，希望达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完美结合。因此，该院实行了剧目责任人制，通过招商引资运作、广告宣传策略、演出安排、音像制品的设计制作与销售等系列活动，“经营”《同一个月亮》产品，并陆续在其他省市以及省内各大高校演出。

二、致力于传统经典与现代元素的植入与融合

2012年下半年上演的省花鼓剧院新排魔幻音乐剧《刘海砍樵》在湖南文艺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是湖南省花鼓戏剧院改制之后推向市场的第一部作品，居然反响强烈，好评如潮。我们似乎还记得，在30年前，也就是1984年春晚的舞台上，以姜昆和李谷一分别扮演的“刘海哥”和“胡大姐”共同表演了《刘海砍樵》中的“比古调”唱段，因为他们高超的演技，使得湖南地方曲种花鼓戏广为人知，《刘海砍樵》也几乎成了湖南花鼓戏的标签。

在保留基本的故事情节和原汁原味的“比古调”基础之上，魔幻音乐剧《新刘海砍樵》还融入了许多流行时尚元素，如唱摇滚的弥勒佛，跳踢踏舞的蛤蟆精，变魔术、扭着爵士舞的狐狸精等。《刘海砍樵》的变身不仅在于表演形式上，正式演出后将完全推向市场，接受观众的检验，这也是包括省花鼓戏剧院在内的湖南省7家面临改制的省直文艺团体推出的第一部大型作品。

新“出生”的《刘海砍樵》具备了现代音乐剧真正的商业操作模式。首先，《刘海砍樵》的故事早已家喻户晓，拥有一定的社会认知度；其次，耗资500万改建的省花鼓戏剧院新剧场将会成为《新刘海砍樵》演出的固定剧场。在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省花鼓戏剧院成立湖南刘海砍樵演艺公司，负责项目运营，为新剧宣传，拓展市场。无疑，这是一种科学的、可持续性、良性循环的模式。

更值得一提的是，该剧的主创人员是专程从北京请来国内最优秀的音乐剧人才，涵盖了老、中、青3个层面。

湖南省文化厅副厅长肖凌之观后感慨万千地说：“湖湘厚土本应有精彩文化，我们要以此为契机，发展和重视音乐剧的研究与生产，并致力将《新刘海砍樵》演奏成为中国音乐剧的湖南精彩篇章。”

三、创新是湖南湖南音乐剧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湖南音乐剧起步晚、基础薄弱，与国际和国内一流音乐剧相比，其市场还不成熟。无论是创作理念、市场运作还是人才选拔培育等方面都与国内外有着不小的差距。

此外，湖南的音乐剧创作还缺乏创新意识。众所周知，自从百老汇音乐剧引进中国后，就形成了一定的套路即“韦伯模式”，湖南当然也不例外，一直忽视对文化传统的吸收，没有创作出优秀的具有湖湘传统风格的作品。

可喜的是，随着湖湘文化的逐步挖掘以及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碰撞与交融，越来越多的湖南艺术家开始意识到，民族化和本土化才是音乐剧能够在市场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八百里洞庭湖畔积淀着数千年的历史文明，有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资源和文化渊源。

在表现手法、艺术思维、音乐舞蹈等方面，湖南的音乐剧创作必须在学习和吸收欧美音乐剧风格经验的基础上重视与当地民间艺术的结合，根据不同剧目的故事情节和素材加以灵活运用。为迎合大众的欣赏理念，在整体风格上，要兼具“开放性”和“本土化”这两种特色。事实上，《新刘海砍樵》等剧目的成功上演，给我们积累了很多成功的经验。此外，我们应传承湖南优秀的民族艺术素材并加以发展。大型山水实景音乐剧《天门狐仙》首次公演时，世界著名的华人音乐家谭盾先生还专程从美国赶回来为《天门狐仙》盛大公演助阵，谭盾在接受访问时表示，爱情是人一生中最渴求的部分，也是最能感动人的东西，这部音乐剧就将向世界展示了湖南张家界“最多情的狐仙”。

湖南乃荆楚之地、屈贾故里，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湖湘文化是各种文化交相汇合、相互激荡的结果，既有中原文化的顽强坚硬，又有东方、南方文化的灵性飘逸与浪漫激情的双重品性。正是由于这点，湖湘文化具有了“独立不羁，遁世不闷”的特殊品格。在西方文化纷至沓来、激烈对撞的当今，这种“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兼收并蓄”的包容性正好将博采众家的开放精神与敢为天下先的独立创新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

应该看到，湖南音乐剧的发展不能是纯粹的模仿，创新是音乐剧应对市场、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音乐剧在湖南的传播与发展是个漫长的过程，湖南音乐剧的发展在结合西方先进艺术和创作理念的同时，要保持民族特色，发展本民族的音乐剧，坚定不移地走民族化和本土化的道路，才能创造出适合市场需求的音乐剧。有了优秀的音乐剧剧目之后，吸取欧美国家音乐剧宣传和推广的商业运营模式，探索出适应中国音乐剧发展的艺术与商业结合的道路。只有艺术与市场的完美结合，才能让音乐剧这一具有现代性、多元性和广阔的商业前景的艺术种类，走出湖南，走进中国千家万户，焕发蓬勃生机。 （责任编辑：刘小红）

参考文献：

[1]陈刚.关于湖南传统音乐文化传承的思考[J].艺海，2010.05

[2]赵梅.中国原创音乐剧市场展望[J].人民论坛，2012.07

第9篇：湖湘文化的基本精神范文

[关键词]东晋；周崎；邵阳；忠义；正史

邵阳地区历来为多民族杂居，位列南蛮之域。在文明待开之先秦时代，拥有文化自豪感的中原史家对南方蛮夷之载笔往往粗略而模糊，更不会着墨于特定的人物加以特写。而自汉代史学大家――司马迁所撰《史记》的出现，在以纪传体的形式创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学成就的同时，也就确立了中国官修史学――正史的基本体例，自此以后，后朝修前朝之正史成为了一种学术或政治惯例，二千多年的王朝史被浓缩于所谓的二十四史、或二十五、二十六史之中。历史时期邵阳风气的开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使它与正统王朝的关系愈来愈近并逐渐融为一体，官方史家对其相关历史事件的记载也越来越多，人物形象也越来越丰富，但为其正式立传者仍然非常罕见。据有关学者的统计，中国古代正史为邵阳人物立传者总计仅有2人[1]（228），其中一人即为东晋邵陵周崎，列《晋书・忠义传》。清道光《宝庆府志》云，“郡贤见史传记载灼然可纪者，自周崎始”，其言当为不谬。本文就周崎生活之年代背景和相关之事实略谈其忠义之精神及影响，以为当代邵阳精神之反思与借鉴。

一

《晋书》将周崎列为忠义人物传，案其史实，主要与“王敦之难”有关。王敦（266-324）者，字处仲，出身于当时的著名门阀士族琅琊王氏。王敦为后来位至东晋丞相王导的堂兄，永嘉之乱时，二人一同协助琅邪王司马睿在建康（今南京）建立东晋政权，并掌握朝廷军政大权，当时人称“王与马，共天下”，[2]（2554）可见王氏兄弟的地位和影响力。

但随着地位的巩固，以及建康东晋政权的统治范围不断扩大，晋元帝司马睿就不太愿意王氏兄弟把持朝政了。而此时自恃有功的王敦，居长江中上游建瓴水之势，手握重兵，仰仗着强大的宗族势力，越来越骄横跋扈，不大把元帝放在眼里，于是性格张扬又目中无人的王敦就成了“出头鸟”。元帝为打击王敦，抑制大族，加强皇权，改变强枝弱干、强臣弱主的局面，前后有针对性地采取了三项重要措施。

首先，冷落王氏兄弟，起用旧人。重用琅邪王幕府中的两个旧臣刘隗和刁协，执行“以法御下”的“刻碎之政”，对违反封建礼教、不遵法度和上侵皇权的行为坚决予以参劾处决，一开始就处置了王敦的亲信桂阳太守等一批违法的官吏，力挫王氏兄弟的威风。称帝之后的元帝，虽然继续对王导、王敦加封进爵，但是在态度上渐趋冷淡，凡是重要的军国大计，均不再与其商议。

其次，实行化“客”为兵。元帝采用刁协的建议，下诏将中原南迁百姓在扬州各郡沦落为大族僮客（即家奴）的人免除其僮客身份，让这些人恢复平民百姓的地位。这样做并不是为僮客着想，而是要与大族争夺劳动力，使朝廷获得更多的税役来源。这一措施使许多大族蒙受损失，招致他们的怨愤，以至后来在王敦兵犯宫阙之时，这些人大多持默许纵容的态度。

再次，任用心腹掌握重要地区的军权。由于东晋政府的绝大部分军队都掌握在各地外藩手中，元帝迫切需要扩建能为自己所用的军队，以对付王敦。太兴三年（320），梁州刺史周访去世，元帝调湘州刺史甘卓到梁州，同时拒绝王敦以沈充为湘州刺史的请求，派遣自己的叔父谯王司马承出镇湘州。湘州据长江上游，控驭荆、交、广三州，位置十分重要。控制湘州，无疑等于在王敦势力范围内打进一个楔子。第二年，晋元帝又任命戴渊为司州刺史、征西将军，镇合肥；刘隗为青州刺史、镇北将军，镇淮阴。这表面上是要加强北部边防，实际上却是针对王敦而来。

王敦面对晋元帝的步步紧逼，决心放手一搏，以争取主动。永昌元年（322）正月，以诛刘隗为名向建康进兵。由于众多不满“征奴为兵”政策的门阀士族对王敦的支持，使得王敦进军神速，一路上没有遇到顽强的抵抗，一举攻入建康，重掌朝政，然后返镇武昌。不久元帝抱恨去世，继位之晋明帝则乘王敦病重而于太宁二年（324）平之。

二

王敦起兵向晋元帝发难之时，除亲率主力进攻京都建康外，还派心腹大将出攻元帝分派驻扎在各地的守将，湘州即是其中之一。时任刺史者为晋元帝所信重的叔父谯王司马承，周崎正任湘州从事。《晋史・周崎传》载：

周崎，邵陵人也。为湘州从事。王敦之难，谯王承使崎求救于外，与周该俱为魏侦人所执，责崎辞情，临以白刃。崎曰：“州将使求援于外，本无定指，随时制宜耳。”又谓崎曰：“汝为我语城中，称大将军已破刘隗、戴若思，甘卓住襄阳，无复异议，三江州郡，万里肃清，外援理绝。如是者，我当活汝。”崎伪许之。既到城下，大呼曰：“王敦军败于于湖，甘安南已克武昌，即日分遣大众来赴此急，努力坚守，贼今散矣！”于是数而杀之。[2]（2313-2314）

这是周崎本传的全文，文字不多，但已将周崎的忠义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传中所言魏，时任南蛮校尉，为王敦亲信之一。当时王敦派他率军二万进攻湘州治所长沙城，因长沙城城池不稳固而又缺乏军需储备，守城众人都十分恐惧，有人更劝司马承投靠陶侃或退守零陵或桂阳，司马承却坚持婴城固守，于是派周该和周崎向外求援，但二人很快就被攻打长沙的魏手下捕捉。魏以刀相逼，要他们交待准备向何处求救，周崎以“本无定指，随时制宜”而巧言敷衍，绝不透露任何军情。魏■又谎称王敦已击败朝廷军队，主掌建康朝政，而甘卓亦已回襄阳，援军不会再来，要周崎去劝降，瓦解军心。周崎假意答应，但却和城中人说援军快到，鼓励继续坚守，最终惨遭杀害。这些都说明他不但敢担大任，临危不惧，勇而有谋，而且忠诚朝廷，义信官长，至死不屈。

东晋邵陵周崎在王敦之难中所表现出的忠义精神，历来受到史家与儒家学者的推崇。唐代房玄龄等编撰《晋书》之时，序周崎所在之《忠义传》云：

古人有言：“君子杀身以成仁，不求生以害仁。”又云：“非死之难，处死之难。”信哉斯言也！是知陨节苟合其宜，义夫岂吝其没。捐躯若得其所，烈士不爱其存。故能守铁石之深衷，厉松筠之雅操，见贞心于岁暮，标劲节于严风，赴鼎镬其如归，履危亡而不顾，书名竹帛，画象丹青，前史以为美谈，后来仰其徽烈者也。

是篇以儒家经典与圣人之言，高度赞颂周崎等人士的所作所为，认为他们的忠义精神是成仁之美德操守，是贞心之高风亮节，可名垂青史，可以为美谈，亦可激励后人。

到南宋绍熙年间（1190-1194），著名理学大师朱熹任潭州安抚司，在长沙城北门外建五忠祠，祀奉东晋谯王司马承等，在其周围又以周崎等七人肖像从祀，皆因之“捐躯以殉，百折不回者”也。[3]（1700）清代时，因原祠久废，又将周崎等像附祀于长沙城南书院南轩祠前。时人认为，他们“英风毅魄，千载犹生，实自（周）崎等倡之”。[3]（1700）由于历代只在长沙城设祠祭祀周崎，道光时修《宝庆府志》的作者们呼吁说，“崎，邵人也，宜专祀于邵，以安忠魂而励颓俗，亦守土君子之责也”。[3]（1700）可见周崎忠勇义信精神影响之深远。

参考文献：

[1]张伟然.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

[2]（唐）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