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庄思想的现代意义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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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老庄思想的现代意义范文
关键词： 海德格尔 传统思想 老庄哲学 共鸣
一、海德格尔与儒道哲学的共鸣
马丁・海德格尔1889年生于德国巴登州的梅斯基尔希，这里有著名的黑森林，父亲是附近教堂的司事，家乡的田园风光特别是田野中的道路给他留下了很深的记忆。而在其著作中这些田野道路不时成为其思想的重要映射。后来在求学过程中他读到了布伦塔诺的关于“存在”的书籍，被启蒙进入了思想的道路，而后师从胡塞尔走上了现象学的道路，发表了著名的《存在与时间》，而后又走上了通向语言的道路，最后他试图解释老庄的“道”或中国的“天道”。他的哲学的一生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在建立了以“存在与时间”为重要理论的哲学体系基础上，试图通过其他哲学体系的共通之处寻找存在的终极意义。
在我国古代，人们认为人的终极体验与人在世间的视角是分不开的，以人的所观所感为线索，儒学创造出了“六艺”，它与学习知识或冥想有本质的区别，它是可以让人在其中具体体会的思想与行动统一的交互方式，在这一过程中人会有深切的发展进步体验过程，而最终达到“至诚仁境”。它是一种和谐而不封闭的存在状态，也是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
老庄与儒家不同，他们认为儒家把自然的生存状态用礼教等进行了制度伦理化，从而破坏了人的天然思想状态，而“道”就在人的天然思想之中，它是一种原本的，早已存在的世间朴素的真理。而儒家说的是在文明之中的带有高度文化的和在客观的名利社会环境下的“道”，是在社会境遇之中经过主观取舍的主流意识。而“道”更为原初，是未经选择的天然的意识，在主流意识的境遇下，更多地存在于自然地带，因其少受社会文化机制的作用，而更多地与世界本源的秩序相融。
庄子继承了老子的天然视野并赞成他的处世哲学，用形象化的“风”、“气”、“水”等形象表示人的最初体验和境遇。认为人生的智慧或“道”就是用“无用”、“支离”等方式避开对人不利的框架，从而逍遥于广阔的田野。这就是老子的“道”的自然真意。而庄子更多地谈到如何进入这种得机得势的天然境遇的方式，反对对人生不利的现成化、二元化的格局，有他自己的认识。在庄子《齐物论》中，对于“有”和“无”的状态，他认为应该消除二元对立，转而实现“通用”。只要有助于摆脱是非框架，有助于重入人生的原发状态就可以称为“道”的体现。
儒道的共同点在于，二者都要达到一种至诚之境，让人通过某种方式能够以终极的视野，得到终极的人生体验。让人能够深切地认识其好处意义所在，成为终极的“道”。然而儒道却是在不同层面的体验，儒家更为微观而实际，而道家人的视角更为广博宏观，超出了人类社会的范畴而进入了广袤的宇宙，以“自然”视角认识世界和人。
海德格尔从现象学中得到的启示是，要获取事物的本质就要到实情本身中去，还事物的本来面目。具体分析事物所处的境遇，去除形而上学的方法，进行真实的对话。老庄哲学同样反对静止的现成的观念和理论，反对二元对立，而要求在更广阔的领域寻求答案。他们都反思思想的源头，反思历史与现实，在终极原则和思维上有所建树。现代学者把中国传统文化海德格尔化，用“Dasein（缘在）”与“Ereignis（本成）”阐释中国思想。如：张祥龙《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和赖贤宗《道家禅宗与海德格的交涉》。从这一点上看，海德格尔和中国老庄哲学都试图摆脱那种入世的观念，而在更高的层面或以类似“第一哲学”的视角认识世界和人本身。两者所在的层面恰好重合，这是海德格尔对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老庄哲学感兴趣和产生共鸣的深层次原因。
海德格尔思想作为西方哲学的集大成者，对其哲学传统进行了反思，而后发生了思想转向，它已不是某一流派的思想，而是一种对西方哲学使命的自觉和对以前错误的纠正，而在这种自觉与转向中哲学的真正含义得以显现出来。中国传统老庄哲学存在于国家战争频繁思想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它深刻领会“道”的真正含义，对其他思想也进行反思的同时而形成的，是各种思想的某种集合。这样海德格尔思想与老庄哲学都是为了使哲学或人的思想回到某种“正轨”之上，使人们对以往哲学思想进行反思，而共同具有特别的意味。
二、海德格尔与老庄思想的异同
首先，在历史背景上两者存在着不同。思想活动总是不可避免地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相关，是其思想的土壤，而不论其思想对现世有多大的超越性。外在文化制度和内在心灵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海德格尔所处的时代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时代，一方面，当时科学技术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迅速发展，人们对自然的了解日益深入，越来越多的奥秘被人类所认知。自然科学发展的迅猛却反衬出社会科学特别是哲学发展的相对滞后，另一方面，当时欧洲社会的虚无主义盛行。这两方面共同导致了西方世界传统思想的危机。而海德格尔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开始其哲学道路的，用存在的思考回到人类最初的认识视野。而道家与海德格尔思想形成在东亚与西欧的大陆两端，思想背景大不相同，老庄所处的时代是“大道废，焉有仁义？”的时代，当时的社会礼乐崩毁，已经恢复不到周礼治下的理想社会，各种思想和政治主张都想实现改造社会的目的，但是没有一种思想可以完美地解决问题，于是庄子把视角转向内心，为人们勾勒出了内心与自然相融合的自由精神境界，在纷乱的外在世界中给人们创造出了一种精神家园。
其次，在思维方式上，海德格尔认为人的思想不能停留在“什么”的探讨上，而应多探讨“怎么”，因为二元对立的方式认识事物有认识的局限，而怎么探讨实现思维方式的途径，比“什么”更为深入，抛弃对象化而不断追问存在的意义，直接面向事情本身。老庄的思想则以有无判断为核心，道家认为世界上的事物相互联系而成为一个整体，彼此联系，认识事物而不能切断事物之间的联系而单独认识事物。而在各种框架之中，对事物的认识就会发生偏差。海德格尔是要试图改变对存在者的过度关注，而对存在有更多的认识。而道家认为“天地人”是其思想的主要部分，而事物是在“德”的层面上得到认识的，最后归入“道”中。可以看出两者思想的具体部分有着诸多不同。
从中西比较中，可以看到，海德格尔的思想同包含了儒道思想的老庄思想既在思想层面上又在思考模式和反思性上存在共同之处，而在产生原因背景和思维方式上存在差异。海德格尔遇到老庄思想，东方思想与西方思想的这一交融和尝试的意义还在于为几千年来东西方思想带来了一次碰撞，使人类共同的社会现实问题在人类共有的思想财富宝库中寻找答案，为东西方思想的互相借鉴开启了新的丝绸之路。
参考文献：
[1]张祥龙，著.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第一版.
[2]海德格尔，著，郜元宝，译.人，诗意地安居：海德格尔语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0.
第2篇：老庄思想的现代意义范文
关键词：先秦道家；老子；庄子；和谐
当今社会许多问题的出现，环境的破坏、宗教的冲突、寻根意愿的加强等，所有这一切构成了当今这个纷杂的世界。“在这些问题之中，人类为了自身的绵延，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都需要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人类和自然的关系的重新定位，要求我们有选择地回归世界各大宗教传统的精神根本以探寻解决的合理途径。”[1]（P214）道家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极其重要的学派，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之一，为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一、生态智慧
（一）自然无为的价值观
“无为而治”是老子思想的核心。人不能逆自然规律而行，应顺势而为，自然而为，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在老子的生态伦理思想中，有一个重要贡献就是道即自然。老子提出以“道”为一切存在的最高本体。“道”是万物产生和存在的根本依据和终极原因，万物都是由于凭借了这个“道”才得以产生和存在。这个“道”简单的说，就是“自然”。[2]（P64）“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3]。这是老子思想的核心内容，自然至上，即使是“道”最终也要师法“自然”，以“自然”为准则。
老子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的活动就不是为所欲为，而是该受自然规律以及自然过程的支配控制。遵循自然的法则行动，才能使自己合乎道的要求，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庄学把天地本身所具有的自然本性视为最高最纯的自然之美，倡导至真、至善、至美的天地自然和谐。”[4]庄子认为“道通为一”、“天地一指也”，也就是说人与万物是作为一个有机体而存在的。实际上，人的产生和存在都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先秦道家和谐思想反对用人力去破坏自然，用技术改造自然，而是要做到要尊重自然，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此外，“道家的生态伦理观虽然强调了物我一体、人与自然万物的整体性，但并非如一些人误解的会把人完全等同于自然物，甚至降低到一般的动物层次，并因此取消人的主体性、否定人的价值。”[2]（P70）老庄和谐思想中主张天人合一的观念，这种天人合一是在肯定人与万物的价值基础上的，同时允许差异性的存在。所以说老庄思想非常重视人的主体性。“圣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3]。先秦道家之所以强调人与自然万物的统一性，是为了反省把自然看作是任人宰割和征服改造的对象的所谓文明社会的做法，提醒人类不要过分夸大自然的权利和价值，要把自己放在恰当的位置上，放弃人类的自我中心主义观念，认识到自己在世界中的限度和范围。
（二）知止知足的实践观
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先秦道家除了主张要坚持自然无为的原则外，由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人类开发的适度问题的存在，老庄还提出了另一个重要的生态伦理思想：知止知足，节制欲望，合理利用自然资源。
首先，老子认为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根本原因在于“不知足”。
老子曾在《道德经》第四十六章中指出“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3]只要各保其常态和天然本性，就能达到平衡和谐，也就是老子说的“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3]。或庄子所说的“天和”、“天均”。相反，如果人类强作妄为，以自己的主观意志和好恶去改变万物的自然状态，违背自然的本性，就会给万物造成损伤和破坏，甚至毁灭。所以，在自然面前，一方面，要“知止”。也就是认识和把握事物的极限或限度。另一方面，还要“知足”，懂得克制自己的欲望。换句话说，人们只有真正“知足”，才能“知止”。
其次，按照先秦道家的看法，知足的原因有：一是人本身的基本需要是有限的；二是知足可以避免对个人身心以及自然、社会的破坏。
“知止不殆”作为道家的一个普遍观点。庄子说：“知止其所不知，至矣。”[5]进一步发挥了老子的“知止”思想。庄子意识到到自己的行为应止步于自己不了解的地方作为人的最高智慧，这与老子所说过的“知不知，上矣”是一致的，可惜实际上人们往往不知其所止，却还盲目地去追求他们所不知道的，乱做超出他们所能控制的，从而搞乱了整个自然秩序。人类的不适当行为破坏了自然秩序、超越了自然的极限，必然会受到自然的惩罚。
再次，道家的“知止知足”思想具有深刻的生态伦理学意义。
当代社会深重的环境危机的出现，在非常大的程度上与人们只顾眼前利益，物欲的膨胀密切相关，正是在这种眼前利益和私欲的驱使下，人们不懂得在自然面前“知止知足”，出现许多错误的观念和行为，这种只承认人是自然的主人、自然的主宰者和征服者，不承认人是自然的呵护者。如果说人有优胜于自然之处，那就是他所做的有关自然的行为应是在符合规律、顺应自然的过程中，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最终实现自己的目的，让自然为人类服务，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最终实现人、社会、自然三位一体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即使从人类自身利益角度来说，我们也必须把眼光放长远，认识到善待自然，也就是善待人类自己的道理。所以人类在强大的自然面前，应该谨慎地了解自然、遵从自然，顺应自然的法则行事，不应不知所止。
二、生活智慧
（一）大成若缺、快乐为人―保持身心的和谐条件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静胜躁，寒胜热。清静为天下正”[3]。不能容忍美丽的事物有所缺憾，实际上，完美只是存在于想象中的一种假设。所以不应该极力追求完美，越是追求完美，就越缺少快乐。正确的方法是不追求过分的完美，因为不完美是一种特别的美。
老子说过：“有所为才能有所不为。”换句话说，能知足才知不足。知足与不知足是一个量化的过程，我们不会把知足固定在某个水平上，也不会把不知足停留在某个需要上。生活的追求是无止境的，如果快乐是建立在物质享受上，那永远会感觉生活里尽是美中不足。就算有再好的享受，也不能让人长久感到幸福，反而容易使人疲倦。《道德经》第二十九章指出“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故无失”。极端的东西也许会拖累我们的身体和灵魂，抛弃它们，过一种简单轻松的生活也不失为一种选择。
但“知足”不是没有追求；“知足常乐”更不是平庸的表现。人是应该有更高的追求，但这与知足并不矛盾，实现了一个目标之后，可以准备下一个，但不能在这个还没实现时就想得更多，那就沦为了贪婪，其实，知足才是最好的追求动力。许多人认为知足常乐的人是胸无大志。因为这些人常常在竞争异常激烈的今日社会，不去争，不去怨，不想伤害他人，乐观的生活着。这显然是一种态度而已，是一种看透世事无常后的大彻大悟。《道德经》第七十五章中指出“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快乐是精神适意、安宁、自足，享乐则从来没有安宁和自足感。老子说：“不失其所久者”。这句话在今天尤其具有重要意义，很多人失去了个性，没有自己的追求。所以浮躁的社会中，找到我们的“根”，不随波逐流才能找到自我，实现自由。
总之，面对人生的各种逆境，如果能够保持平常的心态，做到宠辱不惊、去留无意，那样，才是真正的幸福、持久的幸福、纯粹的幸福。
（二）上善若水、宽以待人―创造和谐的人际关系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3]最具有修养的人像水一样。水善于滋润万物而不与万物相争，停留在众人都不喜欢的地方，所以最接近于“道”。最具有修养的人，居处善于选择地方，心胸善于保持沉静，待人善于仁爱，言谈善于恪守信用，为政善于治理好国家，处事善于发挥所长，行动善于把握时机。最有修养的人正因为所作所为有不争的美德，所以没有过失，也不会招来怨恨。
道家讲到做人要无为，自然。人们首先要清楚自己过度的私心私欲，将自己的心调整到光明的、清净的状态，这样一来，人们也就自然会遵从道德而行了，这就是自然无为的妙用。面对竞争，我们要敢于迎接挑战，面对失败和不平等，我们要以一种平常心对待，用恰当的方法去改变或适应。这样才能做到厚积薄发，保全自己和取得最终的成功。同样，“无为”用在当代处世待人上就是对人宽容。“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3]谦逊是成功人士需要具备的品格，在待人接物时温和有礼，尊重他人，平易近人，善于倾听他人的意见和建议，做到取长补短。
所谓“胜任者有力，自胜者强”。[3]在处理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中，不要把注意力全部放在如何压倒别人上，而更多的是要关心如何发展自己、完善自己。
（三）轻诺寡信、诚以待人―维护和谐的社会环境
老子的大智大慧，对于人性有深刻的洞察，所以他一阵见血地指出，轻易许诺的人必定信用不足。正如《道德经》第六十三章中所说的“夫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是以圣人犹难之，故终无难矣。”老子一方面告诫我们不要上当，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守信用，重诺言，不做言而无信的轻薄之徒。以诚信待人，是成大事者的基本做人准则。无论你是谁，做人做事，都应讲“诚信”二字。养成诚实守信的习惯，在事业上用这种习惯来工作，方可在竞争中取得胜利。“诚”是一个人的根本，待人以诚，就是信义为要。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诚能感化万物，也就是所谓的“心诚则灵”。
道家教诲世人，做一天人就要讲一天道德。我们每个人，每天都生活在彼此之间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社会中，只要生活在社会中就离不开“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就必须要遵循相互关系的种种道德规范。如果不讲道德，不但自己难以立足社会，也会损害别人的利益和社会秩序与社会风尚。
总之，先秦老庄思想无论是在生态方面还是在生活方面，对当下都有着积极的可利用价值，这些智慧是我们应该学习和借鉴。先秦道家和谐思想作为活的灵魂，追求“天人合一”，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人自身的和谐统一，为我们当今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诸多有益价值。（作者单位：哈尔滨商业大学学院）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3年哈尔滨商业大学研究生创新科研项目，科研课题“先秦道家和谐思想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当下反思”（项目编号：YJSCX2013―252HSD）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郑秋月.对话・诠释：杜维明与成中英的美国儒学论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2]朱晓鹏.传统思想的现代维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3]李一冉.道德经[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
第3篇：老庄思想的现代意义范文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高职；思想教育
一、引言
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华夏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当前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还存在一些问题，分析中国传统文化对高职思想教育的价值研究有利于提升高职院校大学生的思想文化素质，培养学生爱国主义情感，进一步创新思想教育形式，从而实现大学生综合全面的塑造和发展。
学生作为未来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托，为完成这一历史使命，青年大学生必须有所作为，做新时期坚定的爱国者。但是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有些大学生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冲突的时候，把个人利益放在首位，不能顾全大局。因此，要充分挖掘传统文化中“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精忠报国”、“以国家之务为己任”的精神来教育和引导大学生。
二、儒家文化对高职大学生思想教育的价值
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一直在官方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着正统地位，对中国文化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可以说，儒学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主流，儒家的创始人为孔子，儒学的主要思想提倡“仁、义、礼、智、信”。
“仁”对于高职大学生思想教育来说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对于高职大学生来说，要使整个校园形成融洽和谐的氛围，在追求教学水平的同时，也要适时为学生着想、关心其生活，使高职大学生增强对学校的归属感；对于高职大学生来说，在学习上要真诚踏实，取得领导的信任，帮助身边的同学，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义”对于高职大学生思想教育来说，要求高职大学生要具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未来就业后在追求高额利润和高工资的同时，也要承担起帮危扶弱的社会责任，例如汶川地震之后，全国的大学生纷纷捐赠的行为其实就是一种“义”的表现。
“礼”对于高职大学生思想教育来说，高职大学生应该对人以礼相待，对于任何一个社会人来说，也要掌握一些必要的待人接物的知识与技巧。
“智”对于高职大学生思想教育来说，高职大学生要成为一个学习型组织，让高职大学生当中的人都能够不断的学习与提高。
“信”对于高职大学生思想教育也尤为重要。高职大学生经营诚信是第一位的，同样也适用于高职大学生内部的管理方面，高职大学生管理者要建立威信，不能朝令夕改，高职大学生之间也要坦诚相待，不能尔虞我诈。
三、道家文化对高职大学生思想教育的价值
道家以先秦老子、庄子关于“道”的学说为中心的学术派别。老子是道家的创始人，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思想，故历史上老庄并称，道家思想又称为老庄思想。道家思想当中对于高职大学生思想教育有参考价值的主要体现在“无为”、“利他”与“不争”。
“无为”被道家认为是“道”的重要特征之一。其不是指不作为，而是指不经过深思熟虑，无目的地行为。对于高职大学生思想教育而言，要“无为”方能“清静”，不能整天奔波忙碌，而无暇顾及更重要的事情，“清静”方能各归其“根本”，高职大学生的决策者需要潜心下来关注高职大学生发展的根本，正如苹果公司的乔布斯那样，为了研究新产品经常进入冥想的状态，这才是真正的抓住了“根本”。
高职大学生思想教育要做到无为，就要有所为而有所不为。在决策层面，就要清楚哪些事当为，哪些事当不为。无为而无所不为，有所为而有所不为，才是真无为。有一些高职大学生毕业后见什么赚钱就盲目的跟风模仿，这种行为其实就是“有为”。
《道德经》中记载：“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於道”。“水善利万物”就是“利他”，我们借鉴到高职大学生思想教育当中，高职大学生也需要像水一样的“利万众”，让社会群体受益于高职大学生，离不开高职大学生。正如苹果公司的成功一样，苹果推出的一系列产品经过了细致的设计，充分的考虑到了消费者的使用习惯，真正做到了“利万众”。相反，如果高职大学生不能“利万众”，那么高职大学生也将难以立足于社会，如同一些高污染的高职大学生，越来越受到来自全社会的排斥。对于高职大学生思想教育来说，高职大学生在为了参加工作中，不能急功近利，要顺应自然；对于管理者来说，与高职大学生思想教育理论当中的“领导权变理论”也有着相似之处，高职大学生管理也需要像水一样，适应环境的发展与变化。
四、佛学文化对高职大学生思想教育的价值
佛学是佛教的衍生，就是一门从哲学上研究佛门思想和理论的学科。现在很多时候佛学也可以指佛教思想和理论本身。佛学当中最主要阐述的是去恶从善的理论学说和伦理道德准则。
佛学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从现代管理的角度来看，佛学所宣扬的“去恶从善”与“伦理道理”也符合现代管理的一些理念，管理者不做恶，不违背社会伦理道理是最起码的底线，但是从现阶段来看，仍然有高职大学生在突破这些底线经营。
其次，佛学很好的把理论与实践进行了结合，对于现代管理来说，在高职大学生文化的建设上可以进行必要的借鉴。
结论
由前文中可知，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所在是我国五千年来发展的宝贵财富，高职大学生思想教育要想不断突破传统，就要扎根于我们民族的土壤之中，充分吸收时代精华，将儒学中的“仁、义、礼、智、信”，道家中的思辨思想和佛家所讲的去恶存善以及伦理道德准则等精华融合进高职大学生思想教育理念之中，不断更新高职大学生管理的方式方法，在新时代的背景之下，不断建立健全和完善高职大学生思想教育体系，力图培养出一批符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人民公仆。本文在基于高职大学生思想教育的视角下，深度分析了我国传统文化的优势和优良特性，并结合一起以促进我国的高职大学生思想教育不断发展和完善。
参考文献：
[1]袁勇.新形势下高职院校思政教育应对价值观念功利化倾向之策略[J].纺织教育.2010（04）
[2]张洪伟.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在高职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缺失及其实现[J].职业技术教育.2010（14）
第4篇：老庄思想的现代意义范文
此次展出的是李志强自2008年以来创作的60余幅彩墨作品。以“沉史浮生”命题，是源于他的作品取材基本上来自于两个方面：历史主题与现世生活。在历史主题中，呈现的多是金戈铁马、沙场厮杀的宏大而悲壮的场面，而在市井生活中，呈现的多是消费主义商业时代的五光十色，都市人的悠闲与平静。一张一弛、亦古亦今，似在时空纵横的经纬线上编织着历史的变迁、社会的转型与人生的沉浮。“彩墨”是李志强采用的表现手法和语言特征。“彩墨画”这个概念曾经在上世纪50年代初使用过，后来被废止，一律称“中国画”。80年代后，“中国画”在很多场合又被“水墨画”所取代。但从媒介材料的角度看，李志强重新使用“彩墨”这一概念的用意是清楚的，那就是他要在时下的水墨主流中强调和凸显色彩的语言魅力。
事实上，进入20世纪以后，“色彩”就成为以墨为主的传统绘画的一个革新课题。从林风眠这一代起，就不断有人在尝试探索。但时至今日，在强大的水墨潮流中，色彩依然是一个“支流”。在传统绘画中，色彩既是一个当代话题，又是一个十分久远的话题。从传统文脉看，唐宋以后，文人画渐成主流，赋彩画退居次要。久而久之，我们的绘画传统似乎就变成了“文人水墨”的一枝独秀。可以说，从王维的“水墨渲淡法”出现以后，水墨画这块由技法拓展出的新天地，很快成为士夫文人的“艺术温床”。水墨画在其初始就天然地适应了文人的旨趣，甚至可以说，水墨画本身就是文人趣味的产物。
如果说王维是从技法意义上开拓了水墨画传统，那么，张彦远则从理论上与之呼应。他认为，画从“六朝浓艳”发展到唐代，已是“唤烂而求备”、“错乱而无旨”。既然如此，绚烂之极归于平淡便是必然的趋向。就其思想根源看，不能不说，王维独尊水墨、“不衣文采”的艺术主张与老子的“五色令人目盲”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文人水墨画在宋元以后所以能愈演愈烈，直至成为画坛主流，其根源也在老庄思想，如徐复观说，“中国的纯艺术精神，实际系由此一思想系统所导出”。
从某种意义上看，水墨画的出现，也可以说是走了一个极端。因为在唐以前，色彩在传统绘画中一直居于非常重要的位置，古人视青、黄、赤、白、黑五色皆为正色，所以凡画无不赋彩。在周代，百工之中“画工”、“绘工”“分官同职”，画工画形，绘工赋色，二者分工合作，乃生绘画。所以谢赫在“六法”中列有“应物象形”(画)与“随类赋彩”(绘)两项。而水墨画出现以后，画与绘皆由“墨”来完成，从而演成了一次由多种色向单一色的转化。从视觉艺术的角度看，对色彩的偏废无疑是水墨画发展进程中付出的一大代价。唐以前的绘画，在色彩方面已有相当精深的研究与发现，可惜，“以墨代色”的水墨画的滥觞抑制了传统绘画在色彩方面的进一步开掘。
以上议论是李志强的彩墨作品必然会引出的话题。从他的作品本身看，色彩因素的强化，使他的作品靠近了敦煌的壁画传统和民间年画的传统，他曾在80年代初赴甘肃研习敦煌壁画，又长期在天津杨柳青画社工作，对民间年画耳濡目染，加以他对色彩的天性敏感，都促使他走上这条“融色于墨”的路。
第5篇：老庄思想的现代意义范文
我们知道，世界上没有哪两座山峰是完全相同的，也没有哪两座山峰是彻底相异的，水的变化和谐就更是不言自明的事实了。绘画艺术发展至今已有上万年的历史，为什么许多画家仍钟情于庐衡、眷恋于荆巫、沉迷于江河呢？他们面向山水，目遇神会，如痴如醉，而对现代化的高楼大厦，许多画家却手足无措，力不从心，这足以证明山水的“入画性”特征对山水画艺术产生的重要意义。
主观原因
上面谈的是山水画兴起的客观因素，但这种客观因素没有人的发现和审美观照永远只能是自在之物，而不会成为绘画的表现题材。任何艺术现象都深深地打下了那个时代人的烙印。从这一角度我们可以说一部美术史就是人的审美能力的发展史。我认为：山水画的出现是人的审美视野的扩大和审美能力提高的必然结果。现代人类学、历史考古学有证据表明，最早的人类艺术活动是和生产劳动密不可分的，受着实用性的支配。对于原始人来说，审美意识即便存在，也只能是深埋潜藏着的。虽然新石器时代原始人类的磨制工具比旧石器时代打制的要细致得多，但他们的目的也主要是为了锐利、便捷等实用性能，并非为了审美才如此为之。诚然，打制的石器比自然的石块要精致，磨制的石器又比打制的石器不仅具有形体上的精巧，而且还多了光泽的美。这说明原始人类的审美意识虽然是潜在、蒙昧的，但一直没有停止进步。
人的自觉审美意识是以人的自我觉醒为前提的。缺乏自我意识的原始人类，是不可能产生寄情山水风物的“林泉之致”的。其实，那时的人们不仅没有欣赏自然的意识，甚至还有畏惧自然的倾向。所以山水题材的绘画形式，姗姗来迟就是自然的事了。生产力的进步导致产品有了剩余，这无疑有利于精神文明的提高。随着青铜时代的到来，人类的审美意识也渐渐进入相对自觉的状态。这种状态是一种被笼罩在大的时代精神下面的集体无意识的表现。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中，绘画的功能仍局限在为宗教、神话故事、祭祀和政治伦理宣教服务上，这是特定的历史背景决定的。奴隶社会建立，为了巩固其宗法统治秩序，宣传本阶级的施政思想，举世闻名的青铜艺术出现了。殷商的青铜器上的饕餮纹饰所具有的威严、力量和意志，正是那个时代共同的审美精神与观念的体现。直至西晋的陆机，仍强调绘画的社会功能，他说：“丹青之兴，比《雅颂》之述作，美大业之馨香。”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人类的艺术在原始社会有很大的一致性———和生存状况关系密切，是以实用为目的的，其中包含着的审美因素是原始人不自觉的创造。那时人的审美意识尚处于潜在的萌芽状态。后来，随着文明社会的开始，人类的审美意识从不自觉进入了相对自觉的状态。但这总的来说，都没有突破为政治、伦理和宗教、神话宣教服务的樊篱。这样就导致了人们的审美视野只能局限在人和神身上，对山水风景则极少有意识地关照。先关照人自身的生存，再审视周围的世界，可能就是山水画出现远远晚于人物画的主观原因。前面已提到，人在创造世界的同时，也在创造着自己。不断提高的、“喜新厌旧”的人类审美意识，绝不会停止不前。随着人们审美意识的高度觉醒，审美能力的提高，审美视野的拓展，画家们终于醉心于美丽而神奇的山水之中，这当然与其特殊的时代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
时代背景
顾恺之曰：“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其台阁一定器耳，难成而易好。”据此，可知山水画于魏晋南北朝期间已独立登上绘画舞台，摆脱了作为人物背景的附属地位。除此，那时还出现了两篇关于山水和山水画艺术的重要论著：一是南朝宋时画家、理论家宗炳的《画山水序》；二是同时代的画家王微的《叙画》。这两篇画论是对当时山水画实践的总结，不仅对当代山水画创作有指导意义，而且奠定了中国山水画进一步发展的文化理论基础。中国山水画为何发端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呢？除以上所论还有其深刻的社会思想根源。沃尔夫林说：“甚至最有创造性的天才也不能逾越在其诞生之日就为他确定了的一定界限。不是一切事情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的，特定的思想只能产生于发展的特定的阶段。”这是颇精辟的论点。
魏晋在中国历史上处于重要变革时期。在思想文化领域主要表现在儒学的衰颓和庄老的流行，这是有其历史原因的。首先是儒学自身走向了极端，物极必反，衰颓是不可避免的。据史料可知，自从汉武帝任用董仲舒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儒学甚至被宗教化、被神话。尤其是发展到东汉时期，儒学竟与谶纬迷信广泛融合，神秘色彩更加浓厚，再加上它被不断的教条化、繁琐化，其虚伪性日渐明显，这势必遭到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的反对。对儒学纲常的冲击，恰好给老庄思想开辟了发展道路。这就给后来的魏晋“玄学”提供了思想根源。而“玄学”的盛行，不仅促进了“蔑礼弃法”放诞风气的发展，以及人的个性的解放，而且深刻地影响着新的美学思想的形成。于是中国的文学、艺术在此时期都发生了明显变化。这种变化我们可概括为“人的个性的觉醒”。
它恰好成为从两汉时代脱身出来的一种历史前进的音响。在人的活动和观念全屈从于神学目的和宿命论支配控制下的两汉时代，是不可能有这种觉醒的。但这种觉醒，却是通由种种迂回曲折、错综复杂的途径而出发，前进和实现的。文艺和审美心理比起其他领域，反映得更为敏感、直接和清晰一些。魏晋时期，烽火不止，战争频仍，士大夫们也是无有宁日。士大夫们看到了儒学在政治上的欺诈性，感到现实的残酷。在生活中他们觉得人生苦短，世事无常。精神上了无寄托，谈玄纵酒，然借酒浇愁愁更愁！为消除精神上的空虚抑郁，他们思考宇宙奥秘，关注生死，追索人生本质。他们回避社会现实，把目光投向了山山水水。山水诗文在魏晋可谓俯拾皆是，如谢灵运、鲍照等都留下了许多佳作，此不多举。面对山水，心怀玄机，文人们以语言文字抒写着自己的感悟。画家又怎能无动于衷呢？宗炳记曰：“余眷恋庐、衡，契阔荆、巫，不知老之将至。愧不能凝气怡身，伤踮石门之流，于是画象布色，构兹云岭。”王微写道：“目有所极，故所见不周。于是乎，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以判躯之状，画寸眸之明。”
游山观水以至“不知老之将至”，欲“以一管之笔”画出“胸中丘壑”，这就是画家对山水的态度！从孔子到老、庄，再到魏晋名士的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山水之游中的仰观俯察由比德的道德体会、哲学的领悟、心灵的寄托而与世推移，嬗变为萧散超脱的情怀，终于在魏晋南北朝化入“文”中，获得了审美的艺术观照，这是山水画在魏晋独立出现的广泛背景。
第6篇：老庄思想的现代意义范文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影响深远，以老庄思想为核心的道家哲学，在中国文化史和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老子和庄子认为“道”是宇宙之本，万物之根。《道德经·第一章》写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道家哲学思想不仅对世界的本原做出了“道”的最深入解释，同时对“道”的运动规律做出了完整概括。《老子》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在这里表述了“有”所能为是因为“无”的作用。住宅室内空间作为文化价值的体现形式，是有着一定文化内涵及审美价值的对象，不能用单一的形式美观去衡量其好坏。从本质上说，住宅就是生活空间，在设计过程中要遵循“为生活而设计”的理念，达到人和生活空间的和谐自然。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审美观等受时代特征、生活习惯、地域文化的影响，住宅室内设计作为社会意识形态，是一个文化累积沉淀的过程，时代的发展赋予它不同的内涵价值，同时也提出新的有待解决的问题。近年来，随着人们对传统文化的不断重视，道家思想的精髓内涵又重新得以诠释，住宅室内空间中所推崇的生态设计、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与“道法自然”的哲学理念如同一辙。建立人类、生活空间、建筑、自然界相关联的新秩序，以绿色设计为主导，达到科学美、文化美和艺术美的完美统一，是当下住宅室内设计应该遵循的规律。
2道家思想在现代住宅室内设计中的运用
（1）“道的空间”思想在现代住宅室内设计中的运用。《道德经·第十一章》写到：“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这里运用辩证的方法论述了“有”与“无”即实在之物与空虚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房屋的作用在于供人居住，如果没有四壁门窗之中空的地方可以出入、采光、流通空气，人就无法居住，可见是房屋中的空的地方发挥了作用。这是道家思想对室内空间最深刻最直观的认识。随着人们生活品质的提高，对于住宅室内的装修设计愈加重视，设计和营造出既满足使用功能又具有艺术美感的居住空间显得尤为重要。住宅室内设计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遵循整体性、统一性原则，室内空间中的造型、色彩、照明、材质、肌理变化等设计元素相互依存、共存于同一个环境之中。电视背景墙、玄关、床头背景墙、家具、灯具等的设计和选配固然重要，但是如果以“为了设计而设计”作为指导思想，不从整体环境空间考虑，就违背了道家的空间思想，因为真正有用的是由“有”创造的“无”的空间。例如，灯具在空间中起到照明、装饰、改善优化环境、划分限定空间的作用，同时它也是“有”的物化形态，如果一件价格昂贵的水晶吊灯不能起到划分、改善空间的作用，从道家思想角度讲即不能创造“无”的空间，那么就失去了在空间中的价值。空间是住宅设计的灵魂，没有空间，人们便无法生活和工作，住宅就失去居住的意义。因此，在住宅室内设计中，要摒弃滥用“炫富”元素，盲目地追求高档次的装饰材料“有”的错误理念，用“无”的整体设计理念去营造空间环境。
（2）“道法自然”思想在现代住宅室内设计中的运用。“道法自然”语出老子《道德经》第二十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的“自然”是自然而然的自然，即“无状之状”的自然。《庄子·外篇·田子方》日：“夫水之于汋也，无为而才自然矣；至人之于德也，不修而物不能离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也是提倡虚怀无为、顺应自然、不受外物束缚的思想。针对当下住宅室内设计出现的主要问题，我们可以借鉴“道法自然”的思想观念，将其精髓运用其中。具体可以通过以下两方面进行：第一，注重生态的绿色室内设计之“道”。在设计过程中力求空间的“自然”融合，将室外自然元素引入室内。例如，利用“借景”设计手段将室外景色通过宽大落地窗映入室内；通过对隔墙、门窗的重新打破再创造，使室内的阳光更充分、通风效果更理想化；在装修材料的选择上注重“宁少毋滥”，把环保性放置于第一位，并且尽量选用天然材料，如木、砖、混凝土、天然石材等给人以亲近自然、返璞归真之感；一些花卉植物不仅能净化空气，而且给人以清新自然之感，在室内通过对盆景、假山、鱼缸、绿色植物的介入，可以营造出温馨自然的空间氛围。第二，遵循因地制宜、自然本真之“道”。在住宅室内设计中要根据不同民族、地区的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因地”塑造。赖特的流水别墅堪称世界经典，位于美国匹兹堡市郊区的熊溪河畔，整个建筑与周围的溪水瀑布、山石、丛林花草等自然环境融为一体，相得益彰。并且在材料的选择上别具匠心，就地取材，使用当地的天然毛石作为建筑和室内装修材料。自然本真之“道”在别墅的每个角落发挥得淋漓尽致，将和谐自然之美阐释得惟妙惟肖。住宅空间的主要作用在于满足人们的居住需要，质朴自然的生活是当下都市人的追求目标。作为设计师要具备良好的文化素养，从业主的精神心理需求，通过对空间的布局和再创造，打造出形式美观和精神内涵并存的现代居住空间。无论是开放的客厅空间还是私密性较强的卧室、卫生间空间，都应把握住自然本真之“道”，不做过多的装修装饰，发挥房屋建筑原始的优势，完善其功能的不足。
3总结
第7篇：老庄思想的现代意义范文
关键词：中国古典园林；现代景观设计；对比
1.中国景观设计存在的诸多不足
1.1平面化现象严重
当我们看到设计图纸中图片的时候，大多会发生惊叹的声音，的确是美妙绝伦，但是这种声音在施工现场却很难听到，往往会让人觉得枯燥，大尺度的平面布置给人一种很大的距离感，设计者的目标往往无法实现。
1.2孤立感油然而生
这里所谓的孤立是指设计的内容与环境无法融为一体，当前的设计模式基本上是寻找一片平地，将景观安排在视线好，位置佳的位置上，然后用大量的人工饰品去对其装饰，自然的风景完全被覆盖，为人们打造了一个天堂，在这个天堂里闻不到花香。听不到虫鸣，与大自然脱离。
1.3内容与思想苍白
苍白是设计的大忌，作品一旦苍白，必然缺乏生命力，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设计人员为了建造景观而景观，或者是设计者与施工者的沟通不到位，导致施工结果与设计意图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就是设计的思想与实际施工相距甚远，在接受西方园林设计思想的过程中将我国的精髓文化丢掉，导致设计缺乏生命力，同时也无法与整个城市的发展融为一体，设计的功能没有发挥。
2.解决我国景观设计不足的有效对策
2.1擅长发挥古典园林中交流对话的作用
中国的古典园林给人的感觉总是那么和谐自然，似乎会说话一般向游人娓娓道来那精彩绝伦的故事，中国古典园林与人是一体的，景观分明，随着观赏方位不同，画面也会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开合自如，虚实对比的连续画面呈现在游人面前。而现代景观设计中缺少的就是这种与人交流对话的功能，所以要吸收古典园林设计的思想，与平面设计充分结合，让现代设计散发出传统的味道，共同为园林设计的进步做贡献。
2.2利用自然的优势避免景观的孤立性
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现代园林景观设计中存在着过于孤立的现象，主要是与周围的环境与地理条件相脱离，营造出的完全是自然的天堂。事实上这是破坏原本地貌的方法，破坏了自然的和谐，针对这一问题，要善于借鉴我国传统园林中的自然习惯，从老庄思想中表现自然美，运用自然和谐统一的哲学观念，借鉴自然原有的地形，不仅省时而且省工。同时要注意远近结合，互相呼应。自然地形在某些时候可以容纳人为设施，而在时间上要给未来留下足够的空间。以道路景观设计为例，如果设计人员一直纸上谈兵，没有加强对地块性质的调查，对地块的用途不够清楚的话，很可能会做出错误的决定；而在空间上同样要注意远近结合，由于任何一个景观都有其独特的观赏价值，同时也被远方的游人所欣赏，这是中国园林的“借景”艺术，借景借的巧妙，就会收到巧夺天工的效果。
2.3运用古典园林中的深刻思想来解决现代园林设计中的思想苍白问题
中国古典园林与世界其他园林最大的区别在于其以多样化的形式呈现在世人面前，其追求的更多是思想，不是形象，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意境之美。意境是园林设计人员所追求的，是情感的寄托，是观念与理念的一种理想境界。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两点来改善现代园林设计中思想苍白的问题。
首先，要让文化与现代设计相结合。从现代园林设计情况来看，一些设计过于苍白，缺少文化气息，究其原因不难看出主要是由于设计者缺少文化造诣。而从中国古典园林的设计来看，中国古典园林建造均以最终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景物为基础，追求的是一种意境。意境是园林建设者共同的追求，是一种最高的审美境界。它通过园主对自然景观的概括与提炼，赋予景象情感的寄托，加以引导与深化，使欣赏者在欣赏景观的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情绪，产生共鸣，激发深入的想象，以此来弥补与补充眼前景象所不具备却暗含的内容，感悟到景象蕴藏的情感、观念，甚至可以从中感悟到人生哲理，获得精神上的享受，享受到园林带来的精神愉悦。
其次，要注意实际的设计与思想融为一体。造成现代园林设计差的原因除了设计者文化素养不足外，还有部分原因是由于设计者设计的内容与实际情况脱离，没有文化底蕴的园林根本无法称之为真正的园林，缺乏生命力，而这是中国古典园林最擅长的，对此，现代园林的设计者要善于从中国古典园林中学习有关知识来弥补其不足，在设计过程中充分考虑到欣赏者的心情，注意与周围的环境产生一定的联系，产生一定的共鸣，洞察人的情感，体会到文化与哲理的审美价值，与社会单体产生一定的共鸣，提高现代园林设计水平。
第8篇：老庄思想的现代意义范文
【关键词】高中语文，语文教学，人文素养，探索研究
所谓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就是要提高学生“以人为本”的素质和修养。即提高他们自身应有的素质、品德修养和审美情趣，使他们逐步形成良好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
新的《语文课程标准》把教学目标放在人的素养的养成上，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教学理论。但由于受应试教育的影响，人文教育逼退一角，逐渐被人遗忘，语文出现了“文学性”的失落、“个性”的失落、“审美性”的失落、“诗性”的失落和“悟性”的失落等令人担忧的严重问题。特别是教师的分析讲解早已干瘪而枯燥，审美与诗意全无；语文教师那富有诗意的激情与理想化色彩，早在那一轮轮的考试中消失怠尽，学生所患的“人文素养贫血症”也越来越严重。
也就是让学生在学习语文的过程中形成较强的语文能力、崇高的道德情操、坚定的理想信念、良好的行为习惯、合作的团队意识、健全的人格魅力等。
1.精心塑造人文素养品行
身正为师，学高为范。语文教师一方面要坚持身教重于言教，要善于将教材中提倡的人文知识和人文精神见诸行动，体现在自己的一言一行中，使课外做的与课堂讲的相一致，为学生树立好榜样，当好示范。另一方面，要努力引导学生躬行实践，自觉做中华民族和世界先进人文精神的传人。既要尊老爱幼，扶贫助弱，伸张正义，又要要求学生关心同学，乐于助人，明辨是非；既要自强不息，发奋有为，也要要求学生刻苦学习，知难而进，拼搏进取。同时要教育学生爱护环境，谋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要讲道德，重信誉，发扬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热爱党、热爱祖国，做有利于社会、有利于人民的人。若能长此以往坚持不懈地精心疏导，言传身教，那么，在传统文化精神的潜移默化中，在优秀人物榜样力量的激励下，在教师本人师德及人格魅力的感召下，学生的人文品行是可以逐步培养塑造出来的。
2.整合课文，激发兴趣
《高中语文新课标》也指出：教师要指导学生“能围绕所选择的目标加强语文积累，在积累过程中，注重梳理。根据自己特点，扬长避短，逐步形成富有个性的语文学习方式。了解学习方法的多样性，掌握学习语文的基本方法，能根据需要，采取适当的方法解决阅读、交流中的问题。通过对语文知识、能力、学习方法和情感、态度、价值观等方面要素的融汇整合，切实提高语文素养。”
3.充分发挥语文以情动人的学科特点
在教学中“披文以入情”，将文章之情、学生之情和自身的情感结合。
3.1 设置情境，诱感。
新教材的选文大都蕴涵了丰富的情感，但这些情感有时需要教师的发挥才能体现出来，这就要求教师首先必须把自身的情感融入到作品境界，融入到作家的生活体验中，进而在教学中，运用生动的语言，配以恰当的表情、手势，创设某种特定的情境来诱发学生的情感，使之进入作品的境界，这样才能诱发学生的情感，从而使其“信其真，正确判断是非，让自己得到改变”。
如《我与地坛》蕴涵着伟大的母爱，讲授时或沉痛，或悲戚，甚至感动的热泪盈眶。这样，当母爱的暖意在教室里弥漫开来，当“我深深的自责”引发学生对自己反思的时候，学生的情感必将得到陶冶而渐趋纯真。
3.2 加强诵读，体验情感。
诵读能使学生进入情境，从而在感情上产生共鸣，这是其他学科的任何教学手段所不能比拟的。如《我心归去》的教学，第二段写“我”在异国他乡的寂寞、孤独、空虚，作者写到“最初几天的约会和采访热潮已经过去，你拿起电话不知道要打向哪里，你拿着门钥匙不知道出门后要去向何方。……下一个钟头，下一刻钟，下一分钟，你就不知道该干什么”。通过作者非常形象的语言表达，深切地表达了作者强烈的思念家乡的情感。有些作品的语言像醇酒那样甜美浓烈、耐人寻味。
在教学中，教师应引导学生通过反复朗读、吟诵，像品尝美酒那样去品味，使学生的全部情感融入到作品的世界中去，从而才能让学生真正地获得体验。
3.3 与世相连，沟通情感。
在对教材分析时，要找出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生、社会的哲理，并联系社会现实、学生实际，沟通学生的情感体验，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产生强烈的情感效应。
如《赤壁赋》，坡在政治理想落空的悲哀和愤慨中，从佛禅和老庄思想中获得了某种瞬间和永恒的超脱感：任自然而旷达，由一瞬而转为永恒。正是这种超脱，使他在黄州生活于凄苦孤独中没有沉沦，而是“习惯了淡泊和静定”“成熟于一场灾难之后”。现代社会，竞争日趋激烈，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承受着多种压力，面临着各种可能的失败。在教学中，应让学生认识到“赤壁”情结中这种失意与痛苦的超脱，对现代人的心理调整，具有一定程度的借鉴意义，从而对学生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4.优化课堂教学手段，深化人文素养的深度
如何将这些语文材料中的人文素养加以深化，除了阅读理解之外，可借助其他艺术手段为我们的语文课堂增添色彩。如借助音乐（录音）、网络图片、多媒体教学等直观艺术形式，充分调动学生的感观功能就会有更好的效果。如《孔雀东南飞》所表现的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向往，表现对封建社会的憎恨与小提琴名曲《化蝶》又是多么相近。文学作品与其他艺术形式本来就是相通的。语文教师应该善于运用多种教学手段，丰富、充实我们的课堂教学，更多的吸引学生关注的目光，加深学生对教材中人文素养的理解和吸收。
总之，语文学科是基础工具学科，语文教学离不开培养人这个目标，教师要不断地提高自身的人文素养，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注意语把语言知识训练和人文素养教育和谐统一起来。
参考文献
第9篇：老庄思想的现代意义范文
关键词: “内圣外王” 历史演变 现代境遇
在现代语境中,“内圣外王”基本上成了儒家思想的代称。然而这一出自庄子的词汇,何以竟成了儒家思想的代称?其中究竟是怎样一个发展历程,这种称谓是否能够准确概括儒家思想?我们不妨从其历史演变过程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圣”字最早出现在甲骨文中的写法是“ ”,上部是人的一只大耳朵,左下部是一个口,右下方是一个面向右而立的人。金文的写法是“ ”,下部是一个面朝左的人,其上部的左侧为耳,右侧为口。今天的“圣”是繁体“}”的简化字,“圣”的本义就是指“聪明非凡的人”。《说文解字》说:“圣,通也。”一般把才能超群、无所不通的人称为“圣人”或“圣贤”,而“圣善”是对母亲的美称。“王”字最早出现在甲骨文中的写法是“ ”,直接就是一个斧头之形,下端是斧刃。金文的写法是“ ”,基本上同于甲骨文,下端的斧头更像实物,如同古代武士所拿的大板斧。“王”的本义就是大斧头,斧头在上古是一种武器,后来成了权力的象征,最高统治者都称“帝王”,基本上都是以武建国。“圣”与“王”,一个侧重于“文”的方面,一个侧重于“武”的方面,后来被作为道德与事功的代称,两者之间既有联系,又存在着内在的紧张,毕竟道德和事功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就“圣”本身在古代的含义来说,它只是德行的一种,比如《尚书・洪范》中在讲治国的道理时,“圣”是九畴中第二畴“五事”的第五个方面:“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V,明作,聪作谋,睿作圣。”“圣”指的是思考通达,换言之就是善于哲学思维。《尚书》中多以“佑贤辅德”(《仲虺之诰》)、“崇德报功”(《武成》)等来描述帝王功业,而且提倡“人求多闻”(《说命下》),并不是后来强调的单一的坐忘式的“内圣”心性修养之术。到了汉代,“圣”和“王”的意义就发生了变化,《说文》云:“圣,通也。”《白虎通》云:“圣,通也,明无所不照。”此即朱子“虚灵不昧豁然贯通”之儒学所本也。《说文》又认为“王”乃是贯穿天、地、人之谓,实开宋儒“内圣外王”之滥觞。
“内圣外王”一语最早出自《庄子・天下》:“天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复加也……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口鼻,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这里的“内圣外王”指“治方之术”,即帝王统治之术。两者的关系是先“内圣”后“外王”。何为内圣?庄子有天人、神人、至人、圣人、君子的划分,圣人“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庄子实际上是在标榜自己的学问为“内圣外王”。有意思的是,在庄子列举的“有偏的道术”中,有墨子、老子、惠施等派别,却唯独没有孔子,这确实令人费解。而庄子所侈谈的大抵都是孔子罕言的“性与天道”,其修养方法就是“心斋”、“坐忘”,这是老子“涤除玄鉴”思想的片面发挥。也许庄子把自己看成是颜回的传人,也许庄子认为孔子在“内圣”上还未入门,所以其书之大部分篇幅都是在嘲笑孔子。对于庄子的学说,荀子的评价是“蔽于天而不知人”,[1]《汉书・艺文志》对道家的评价是:“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讲究纯任自然的道家与积极用世的儒家、具有平民情结的墨家、暴力倾向的法家等学派有着完全不同的旨趣。道家倾向于黄帝时代(原始氏族公社)的小政府、大社会,但是却不愿意正视所谓“机心”(私有制)出现之后的社会现实,力图回归“小国寡民”,而孔子则认为:“生乎今之世,反(返)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礼记・中庸》)大同世界难能再行,就要权变,与时俱进,提倡知、仁、勇相结合的“治国九经”来治理国家。
在先秦,孔子与庄子思想的差异显而易见。孔子也讲道德,“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但是不讲“怪力乱神”的东西,而庄子却充满了神秘主义的气氛,“澹然独与神明居”、“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2]儒家实在得多,孔子首先是讲“修己以敬”,然后才是“修己安人”,最后才是“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有一个递进的过程,首先是修己做人,儒家有小学和大学的划分,大学相当于我们今天的高等院校,这时候才主讲修己治人,在乡学和国学阶段,主要是学习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强调德、智、勇、文等诸多方面协调发展,更注重的是做人做事。在小学的基础上进行考试,优秀人才进入大学,作为官员的候补,这就是古代的“学而优则仕”,这种制度在《周礼・地官》中有详细的记载。在先秦,对传统文化继承最全面的要算儒家,《史记》用“礼乐刑政”来概括儒家思想是比较准确的,而“内圣外王”长期以来是道家思想的专利。汉儒多认为老庄思想多局限于“玄德”范畴,而于开务成物、经世致用方面比较欠缺。也就是说内圣很足,外王有缺。
儒学在孔子之后分为很多派别,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异能之士也。”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如德行著名的有颜渊、闵子骞等,政事有冉有、季路等,言语有宰我、子贡,文学有子游、子夏,此外还有子路、漆雕氏的任勇任侠,等等。司马迁特别赞赏的是子贡的商业头脑,“参也鲁,回也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意思是说曾参缺少智慧,颜回脱贫乏术,子贡却不满足于空言道德,积极从事贸易,赚了很多的钱。具体分化现在已经无法得知,但是最后孔子的博学传统逐渐定型为两派:一种是以颜回和曾子为代表的“尊德性”为主的方向,属于仁者派,比较理想化,先验主义色彩浓厚。郭店楚简证明了确有子思到孟子的传承关系,这与道家庄子发挥老子心性学差不多同时。2003年在山东嘉祥县举办的“第二届曾子思想研究会”认为曾子对儒学的贡献主要有三点,即以内省为本的修养观和以修齐治平为纲的政治观,这与庄子“内圣外王”说及其相似,包括了修养观与政治观的结合。另一种路径就是子贡一脉的“道问学”方向,这一派不是不讲德行,而是更注重从外在的知识为基础来看待和处理社会问题,属于儒家的智者派,经验主义成分居多。他们重视学习,注重事功,注重经验,注重变通,能从政就从政,不能从政也要搞实业,利国利己,走的是儒家现实主义的路子。在先秦集大成者是荀子,荀子以儒家思想为内核,融合了道家和法家的思想,这一派既因荀子的学生韩非、李斯成名,又因李斯而受牵连,有人把法家的专制归因于荀学,这虽然极为不公,但也确实指出了荀学缺乏孟学的民本主义的观念。
儒学后来成为官学,首先得力于秦始皇,秦始皇“焚书坑儒”,下令以后“以吏为师”,客观上开启了思想一尊的先河。董仲舒独尊儒术的意见得到采纳后,实际上吏就是儒生,学术跟政治紧密结合,也就为儒家“内圣外王”说的成立奠定了基础。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政治基本格局基本是儒家主导,兼容其他,“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3]整个社会的发展保持着比较和谐的态势,单一的内圣学并没有占据主导地位。
我们检阅文渊阁四库全书,发现其中涉及“内圣外王”有297处,然而从庄子到宋明理学一千多年间,基本上没有用它来概括过儒家思想,毕竟没有几个人敢妄称自己理解或达到了“内圣”境界,在别的文献中也多是用“道术”、“贤能”等词,只是到了北宋才开始用“内圣外王”来界定儒家思想。
现在学术界基本承认宋明理学是三教合一的产物。理学的很多词汇直接来自佛老,如理学家使用频率比较高的“天理”、“太虚”、“内圣外王”都是出自《庄子》,这就给了我们一个疑问,用庄子的词汇来概括儒家的思想是否合适?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就“内圣外王”一词,先看看其在理学中究竟代表什么意义。
在北宋,“内圣外王”首先是用来指邵雍学说,如“观周程之政事,司马之通鉴,邵子之内圣外王,张子之西铭,莫不各有达而可行之道”。[4]而首先把邵雍思想说成是“内圣外王”的人则是程颢。胡渭《易图明辨》卷十记载:“河南程颢初侍其父,识雍。议论终日,退而叹曰:尧夫内圣外王之学也。雍知虑~人,遇事能前知。程颐尝曰:其心虚明,自能知之。”认为邵雍精通周易象数学,深达天人神明之理,可以预测未来,可以经世致用。用周易象数学的神秘性来界定儒家的“内圣”之境,这其实是在偏离孔子而就庄列。孔子也精通周易,但是孔子一生罕言“性与天道”,不搞“素隐行怪”。从长沙马王堆出土的由清华大学廖名春整理的帛书《要》之篇来看,孔子研究周易主要因为是他认为《周易》与《尚书》一样有古之遗言,有文王的德义在其中。他还一再强调他不是祝卜,要后人不要误会他,他对《周易》的理解主要就是“损、益”二卦,认为天道、人道、四时、君道皆有这个盈虚消长的道理,因而对象数学采取了存而不论的态度,他没有把他的象数学教给任何弟子,而是要他们“恒其德”,重人而不重神。这与那时人文主义勃兴密切相关,如《左传・庄公三十二年》也说政事要听命于民而不是神:“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一者也,依人而行。”鬼神的内在依据是道德,不是什么外在的神秘力量。《左传・僖公五年》:“臣闻之,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故《周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物。’如是,则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冯依,将在德矣。若晋取虞而明德以荐馨香,神其吐之乎?”鬼神通过贞祥与灾祸来赞扬或警告统治者要以德治人。而邵雍之学则更多神秘主义成分,程颐因此进行了概念的转换,认为内圣来自于方法上的“其心虚明,自能知之”。北宋王安石变法失败后,理学家不敢再追究皇帝的责任,而认为是王安石“内圣”不足造成的,因而大力提倡先“内圣”后“外王”,心性学因而得到大力提倡。
提倡“内圣外王”最厉害的是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朱熹首次提出了《四书》的概念,实际上是以《大学》为纲,把格致诚正修看成是“内圣”,齐治平看成是“外王”,“内圣”是体,“外王”是用,二者的关系是由体到用,其途径就是工夫论,其天理说明显来自华严,而其工夫论实又取法禅修,这种做法实际上把儒家学说贵族化和僧侣化了。儒家有“师友”重要一伦,“外王”带有明显的统治意味,齐、治、平如何能落实到师友身上?他又受佛教“圣智”、“惑智”的影响,过度拔高儒学道德性的一面,以“德性之知”来贬低“闻见之知”。朱子虽然也强调读书,带有荀学特色,但毕竟是“尊德性”的“道问学”,而陆王心学则是彻底的“尊德性”,基本上排斥“闻见之知”。朱子学到了元代得到独尊,并不断经院化,后来竟到了时人敢非孔子而不敢非朱子的地步,此时说“内圣外王”实际上是特指程朱理学。到了明清,多数时候则特指宋明理学。朱熹说:“《大学》在初学为入德之门,而其极致则内圣外王。”他改编了《大学》的秩序,将右经一章的“此谓知本”放到后面的“此谓知之至也”之前,认为这二者之间有所谓文字遗失的问题,然后进行工夫论的发挥。林语堂说:“他(朱熹)随即擅自代为补上的那一段,借此机会把宋儒以冥想为格物致知的道理插入书中。”这实际上就是道家的“涤除玄鉴”和佛教的“禅修”之法。[5]然后狂抬诚意敬静的修养方法,“谓敬者,圣学之所以成始成终。一句便说尽了,盖敬字若浅看,只是一身上工夫。就一身上看,亦只是一件工夫。若深看则这敬字,只怕充积未盛耳,充积到盛时,则敬字外别无学问,亦别无经济。内圣外王之事,无不在其中矣。夫子初头说一句修己以敬,便贯彻上下,包举R近,而统言之。子路却浅看了,故谓君子有许多工夫、许多事业,如何只说得一个敬。是未识敬字也,夫子就敬字,内指其及人者,言之谓修己以敬,便可安人。未可轻看了敬字也”[6],“善读大学知本图,则内圣外王,内天德而外王道,始终只诚意二字”,[7]认为“内圣外王”之道,备于孔子,孔子之心法,寓于六经,而由曾子、子思、孟子衍其绪,将孔子之学等同于心性之学。陆王心学虽然在本体论上不同于朱熹的“性即理”,而是提倡“心即理”,在工夫论上却都是要“灭人欲”,人欲灭除不尽就不能激发内在天德,也就不能开出外在王道,心学亦是此论,儒家所谓“内圣”人格在此就等同于“存天理,灭人欲”,儒学至此走向了僧侣主义。心性学发展到后来,内在矛盾不断凸显。读书人都终日谈“惟危精一”之说,清谈孔孟,不屑于外在的事功,后来又成为官学,使得国家实际上也变成了僧侣政治,导致国家积贫积弱,“养者非所用,用者非所养”,“宋儒辨析毫厘,不曾做得一事”,[8]竟被他们瞧不起的蛮族所屡败,丧国之痛导致的生存危机最终引发实学的登场。
理学末流因为过于强调“内圣”而压制“外王”,弊端尤重,尤其是明朝的灭亡,引起了明末清初实学家的深刻反思。明清实学对“内圣外王”的批判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认为“内圣外王”是庄子的东西,不符合儒家思想,古圣贤的道德之教没有那种“金针不度”的心法,通过批佛老来批理学。黄宗羲就直接指出“内圣外王”就是道家的东西,理学就是儒学老庄化和佛学化的产物。“故宋儒多取道家言。如周茂叔自无而有,自有归无,乃李筌之《阴符》也。张子厚清虚一大,乃庄周之太虚也。朱子之《调息箴》,乃老聃之玄牝也。矧又]《参同契》、《阴符经》,盛传於世邪?盖去圣日远,而内圣外王之学,老庄颇合吾儒,遂至此尔”。[9]另一方面就是从儒家智者派经世致用的传统来批理学,认为“内圣外王”之说实际上有内圣无外王,而且其“内圣”也是虚谈,在价值取向上体现出强外王而弱内圣的特色,剔除僧侣主义在内在修养方面的影响。如吕坤就说:“天酝醯啦皇橇绞,内圣外王不是两人,形用事则神者亦形,神用事则形者亦神。”[10]陆世仪认为:“六艺古法虽不传,然今人所当学者,正不止六艺。如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类,皆切于用世。不可不讲,俗儒不知内圣外王之学,徒{谈性命,无补于世,此当世所以来迂拙之诮也。”[11]高攀龙则说:“明道许康节内圣外王之学,何以后儒论学只说程朱?”[12]虽然还在使用“内圣外王”一词,然重心已经转到经世致用。到了清代,虽然程朱理学仍定为官学,然已是日薄西山,批判程朱陆王是当时潮流所在,用气本论代替理本论,陈确要把《大学》还原到《礼记》中去,颜元、李b根本就不谈内圣,而是要人切实做事。毛奇龄说“理”乃是一虚无缥缈的东西,“不特民不能以理行,实未闻唐虞三代有使民行理者,此大荒唐也”,[13]认为“内圣外王”应该包括明德新民、成己成物两个方面:“则内圣外王,总以仁及万物而言,圣仁者明德而新民、成己成物者也”。[14]到了朴学时代,阎若璩通过考证认为理学的“内圣”心法――“惟危精一”之说是伪造的,后来胡渭考证认为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来自于佛道,直接攻击理学的理论基础,逼使理学日益衰退,到了道光、咸丰以后,经世实学取得了主导地位,实学在近现代融汇到了与西方思潮相结合的新学里面。
参考文献:
[1]荀子・解蔽.
[2]庄子・天下.
[3]汉书・艺文志.
[4]周易函书别集(卷七).
[5]林语堂.孔子的智慧.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92.
[6]松阳讲义(卷九)子路问君子章.
[7]经问(卷十五).
[8]朱舜水文集(卷九).
[9]明儒学案,卷五十一・与崔洹野.
[10]Z.
[11]思辨录辑要(卷一).
[12]高子遗书(卷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