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治理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人口老龄化治理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人口老龄化治理范文
论文关键词：人口红利，人口老龄化，养老保障
一．问题的提出
人口转变是指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由高位静止状态（高、高、低）转向低位静止状态（低、低、低）的过程。在其早期阶段，生育率降低将导致需要抚养的少年儿童数量下降，劳动人口的增长率会暂时高于抚养人口的增长率，从而保证劳动力的充足供给和储蓄率的提高，为经济增长提供一个额外的源泉，即“第一次人口红利”。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老龄化将成为必然的结果。而理性经济人会重新安排生命周期内的消费和储蓄，形成一个新的储蓄来源，而这些资本积累无论是投资国内还是国外都可以增加国民收入，即“第二次人口红利”（ Masonand Lee,2006）。
然而，按照索洛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劳动力、资本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三大主要决定因素。在解释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创造的“东亚奇迹”时，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善从而引致人口抚养比的下降为经济增长做出了很多贡献，可以解释超出稳态增长率部分的25%~100%不等（Bloom and Willianson,1998）。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研究也表明，中国抚养比每降低1个百分点，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提高0.115个百分点,即人口红利对人均GDP的贡献率至少为26.8%（蔡昉本科毕业论文格式，2008）。但在计划生育政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双重作用下,中国用30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了发达国家经历上百年才完成的人口转变过程,进入低出生、低死亡和低自然增长的人口再生产阶段，处于人口红利和人口老龄化并存时期。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人口红利的丧失将严重影响经济增长速度。
当然，人口红利并不等于经济的高速增长，只是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要保持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必须充分利用当前的劳动力资源，延长第一次人口红利，同时为迎接第二次人口红利创造条件。而养老保障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如何在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发挥生产性要素的作用也就备受关注。
二．中国人口转变的特征
在宏观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我国未来的人口变化趋势将直接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本文根据2008年联合国人口开发署关于中国未来人口中方案的预测结果，分析得出未来50年我国的人口转变特征：（1）从人口总量和年龄结构看，中国不仅是人口大国，也是老年人口第一大国论文提纲怎么写。中国人口总量将在2030左右达到峰值，约14.62亿，之后开始下降并出现负增长。在2000~2050年间，0-14岁人口占比一直呈下降趋势，15-60岁人口占比在2010年达到峰值67.8%后也将呈逐渐下降趋势。相反，60岁以上人口占比却按年均2%的速度增加，在2050年将达到总人口的31.1%，约4.41亿。（2）从人口抚养比看，少儿抚养比的低速下降和老年抚养比的快速增加导致我国总抚养比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并在2010年达到最低为39%，到2050年将增加至63%，年均增加0.6%。按1957年瑞典生命表人口作为评判人口红利的标准，即总抚养比小于50%为人口红利，小于44%为人口暴利，大于62%为人口负债。那么，在2030年以前，中国仍将处于人口红利期，甚至在未来10年内还属于人口暴利期，直到2045年后才会进入人口负债期。（3）从老龄化进程看，我国老年人口的增长将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2000~2020年的平稳增长阶段，60岁以上人口占比在20年间仅上升了6.7%。第二是2020~2040年的快速增长阶段，60岁以上人口占比从16.7%迅速攀升至27.5%本科毕业论文格式，20年间上升了10.8%。第三是2040~2050年的基本平稳阶段，也是中国人口老化最严重的阶段，但人口老化速度开始下降。
表1.联合国关于中国人口中方案的预测
年份
总人口（亿人）
各年龄组人口占比(%)
年龄中
位数
人口抚养比(%)
0-14岁
15-60岁
60岁+
总抚
养比
少儿
老年
2000
12.67
25.7
64.3
10.0
29.6
48
38
10
2005
13.12
22.0
67.2
10.8
32.1
42
31
11
2010
13.54
19.9
67.8
12.3
34.2
39
28
11
2015
13.95
19.0
66.2
14.8
35.6
40
27
13
2020
14.31
18.7
64.5
16.7
37.1
44
27
17
2025
14.53
18.1
62.3
19.6
38.9
46
26
19
2030
14.62
16.9
59.7
23.4
41.1
49
25
24
2035
14.62
15.8
57.8
26.4
42.8
54
24
30
2040
14.55
15.3
57.2
27.5
44.1
59
24
35
2045
14.40
15.3
56.0
28.7
44.9
61
24
36
2050
14.17
15.3
53.7
31.1
45.2
63
第2篇：人口老龄化治理范文
继去年首次以来，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和记者再次联合《中国老龄社会与养老保障发展报告（2014）》。报告三大指数显示：2013年，“医疗保障发展指数”从2012年的62.7分升至63.5分，是唯一及格的;“养老金发展指数”得分略有提高，但仍未达及格线;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老龄社会与银发经济发展指数”不及格，且得分比上年进一步降低。
“这说明中国人口老龄化形势更加严峻，发展‘银发经济’的战略准备仍然不足。”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杨燕绥对记者表示，理想的老龄社会应当是老龄人口占比较大，经济相对发达，养老服务的消费、供给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占重要地位的银发经济社会，而中国“未富先老”既成事实，“未备先老”的局面应当及时纠正。
杨燕绥表示，根据目前总和生育率和实际赡养能力的数据预测，2020年，中国可能提前进入超级老龄社会，希望国家“十三五”规划能制定银发经济发展战略，为老龄社会健康发展奠定基础。
人口老龄化形势更加严峻
部分人或将面临“银发贫困”状态
三个指数中唯一得分下降的是“老龄社会与银发经济发展指数”，从去年的52.6分，进一步降低至52.2分，离及格线更差了一步。
该指数从人口老龄化、老年赡养比、养老保障、老龄产业、老龄人口红利等5方面来评价中国的老龄社会状况和发展战略。
2013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上一年的9.4%升到9.7%;老年人口赡养比（老龄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为13.1%。而如果按实际赡养比测算，中国老龄化形势更为严峻。
杨燕绥向记者表示，如果从劳动年龄人口中减去在校生、失业、低收入和提前退休的人数，老龄化情况则更加严重，中国在2010年之前即进入了深度老龄社会（赡养比约为5：1），即5个纳税（费）的劳动人口供养1个老年人;可能在2020年提前进入超级老龄社会（赡养比约为2.5：1），即2.5个纳税（费）的劳动人口供养1个老年人。
事实上，“老龄社会与银发经济发展指数”分值下降，拖后腿的正是“老年赡养比”这个项目。按照国家统计数据测算，该项目从去年的39.1分，进一步降低至32.3分。
杨燕绥强调，人口老龄化不等于社会老化。如果出现公共政策失灵，缺乏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同时，社会对此认识不足，缺乏相应的准备，一个国家会提前老化。反之，在有备而老的情况下，如：老年人有钱（消费拉动经济）、没病（有生活质量）、会讲故事（与青年一代沟通），老龄社会仍然充满生机。
目前，中国存在“未富先老”“未备先老”的双重难题：老龄人口的养老资产不足、消费和购买能力不足;养老服务体系和老龄产业发展滞后。因此，部分早退休领取最低养老金的老年人群进入高龄失能阶段后，很多人将因无力购买护理服务而陷入“银发贫困”状态。
杨燕绥认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未来需提高劳动人口的人力资本和赡养能力，促进大龄人口（50岁～64岁）就业和积累养老资产，提高老龄人口消费和购买力。
现行养老保险制度难养老
投资市场化进程缓慢，养老基金在贬值
“养老金发展指数”得分为58.5分，该指数从政策公平性、制度效率性和基金持续性三个方面评价中国养老金状况和发展趋势。
在养老金政策公平性方面，2013年，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的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比2012年分别提高了2.24%和2.03%，但与此同时，由于退保、断保、漏保以及异地迁徙携带难、身份转换续保难等原因，养老金支付率（领取养老金人数÷养老制度应保人数）有所下降。“前面参保，后面断保，退休老人领不到养老金，说明用工管理欠规范、社会保险服务有漏洞。”杨燕绥说。
在养老金制度有效性方面，养老金难以养老的问题仍然存在。2013年，机关及事业单位退休金替代率（养老金领取水平与退休前工资收入水平之间的比率）为57.6%，企业职工养老金替代率为42.52%，均未达到2005年国务院的《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设计的59.2%养老金替代率目标。
按照国际经验，综合养老金替代率如果大于70%，即可维持退休前的生活水平;如果达到60%～70%，即可维持基本生活水平;如果低于50%，则生活水平较退休前会有大幅下降。
杨燕绥介绍，提高养老金制度效率，一要调整结构，建立国民基本养老金和个人储蓄养老金（含职业养老金）两个计划，提高综合养老金替代率;二要提高制度效用，以较低的费率提供较高的养老金水平，这需要增加缴费年限和延迟领取养老金，做好养老基金投资保值增值绩效。2013年的数据显示，养老金投资管理市场化进程缓慢，主要投资渠道仍为银行协议存款和购买国债，养老保险基金仍在贬值。
在养老基金持续性方面，2013年数据显示，不足3个缴费人就要供养1个养老金领取人。1963年出生高峰的女职工年满50岁大量退休后，领取人增速为8%，远远超过参保人5.2%的增速。
人均医疗费用增速偏快，个人支出比重高
医疗保障的理想状态是，人人享有“可及的、买得起、合理的”基本医疗服务，居民走出家门在合理的半径内（社区内）就能找到值得信任的医生。
“医疗保障发展指数”从医疗保障财务合理性、医疗保险政策科学性和医疗服务治理有效性三个方面来评价。需要指出的是，该指数是唯一及格且不断改善的，分值从2012年的62.7分升至2013年的63.5分。
2013年，医疗保障的财政支出和社会支出有所增加，个人支出比重略有下降。其中，财政支出占30.14%（达到世界卫生组织30%的标准），社会支出占35.98%（低于世界卫生组织50%的标准），个人现金直接支付占比33.88%（高于世界卫生组织20%以下的标准）。可见，提高社会医疗保险和商业保险在医疗总费中的支出占比，降低个人支出占比，是我国医疗保障健康发展的治理目标之一。
2013年，医疗保障政策科学性有所改善。医疗保险城镇居民覆盖率为84.97%，比2012年有所提高;城镇职工覆盖率为71.77%，亦高于2012年;农村居民覆盖率基本达到100%。但是，医疗保险基金收入增长率低于支出增长率，转移携带医保关系、异地就医等问题也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
第3篇：人口老龄化治理范文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经验对策； 借鉴； 发达国家； 中国
中图分类号：K901.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4-9479.2013.01.017
1 引言
人口老龄化是一个日益受到全球各国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国际上公认，当一个国家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0%时，即进入老龄化社会。一些发达国家早在上世纪中叶就跨入了老龄化社会，如世界第一个老龄化国家法国、“老人王国”瑞典、“长寿王国”日本以及西班牙、德国等。David预测到2050年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将同样面临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压力，人口老龄化将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1]。目前国内外关于老龄化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不同国家或地区老龄化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发展趋势分析和预测。如Karl分析了近50年来奥地利人口的时空演变规律及特征[2]，Joshua对2050年美国老龄人口规模和老龄化程度进行了预测和分析[3]；李日邦等对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的时空间分布特点及区域差异等进行了研究[10-12]。（2）老年人群相关社会问题研究。主要包括老年人贫困问题[13]，老年人日常生活行为时空分异[14-16]，老年产业发展和社会养老设施建设[17]等。（3）人口老龄化的社会经济影响研究。Sumiko等对老年人口及年轻人口迁移对日本传统社会养老模式的影响进行了研究[4]；David、Frank等利用OECD国家相关数据，对各国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供应、居民储蓄以及居民消费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1，5]；张桂莲等认为中国人口老龄化将通过劳动力供给、劳动生产率、消费、储蓄、人力资本投资和社会养老保障等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18-20]；魏立华等对老年人口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进行了研究[21-22]。（4）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对策研究。如Maliki、Linda等对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进行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提出了建议[6-7]；绍国栋等对我国退休制度改革问题进行了研究[23-24]；李春玲等对国内外企业年金制度的实施和现状进行了比较研究[25]；姚静等就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养老模式的选择和转型进行了探讨[26-27]。已有研究对人口老龄化及相关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但尚缺乏全面和系统的总结。本文在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日趋严峻、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凸显的背景下，以已有研究为基础，选择瑞典、日本、美国、法国等几个较早进入老龄化的国家，系统总结它们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方面的典型对策及特点；并结合我国国情，提出我国解决老龄化问题的对策和措施。对于有效解决我国老龄化问题，推进和谐社会建设，促进社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 发达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对策
2.1 鼓励生育，应对少子化，促进女性投入劳动力市场，保证劳动力持续供应
老龄化和少子化同时存在于老龄化社会，两者紧密相关且影响劳动力的供应。因此应对少子化是解决老龄化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国外进入老龄化较早的国家从完善刺激生育的福利待遇和保障因生育而暂时离职的女性职工重返劳动力市场两个方面解决少子化和劳动力短缺问题。一方面，政府采取育儿津贴和带薪假期，向离职生育期间的女性提供一定的医疗、营养和薪资等补助和津贴，刺激女性的生育意愿。另一方面，政府加大公共福利在儿童教育、看护和医疗等方面的投入，推行并延长“爸爸月”，缩短低龄儿童父母的工时，实行父母保险（即企业给父母双方带薪假期以照顾幼儿；保证因生育而暂时离职的女性能重回原工作岗位或者提供类似的工作等）等，以缓解家庭看护幼儿的压力，使父母双方兼顾工作和育儿的双重责任，保证女性职工能重回劳动力市场（表1）。
2.2 延长退休年龄，保证老年劳动力来源，缓解政府养老金支付压力
国外主要老龄化国家普遍通过延长退休年龄的方法对退休年龄制度进行了改革。延长退休年龄，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提高领取退休金的最低年龄，将现行领取退休金的年龄向后延迟，相应延长工作年限；另一种是设立弹性退休年龄制度，即对不同退休年龄的老人给予不同数额的退休金，退休年龄越大，退休金数额也越大。日本、德国和法国等主要采用第一种方式延长退休年龄，如日本政府在2006年把领取养老金的最低年龄从60岁提高到65岁，法国在2011年将最低退休年龄从60岁提高到62岁，德国政府计划在2011和2018年期间逐步将退休年龄从65岁提高到67岁[28～29]。瑞典和美国等主要采取弹性退休年龄制度，如瑞典法定退休年龄为65岁，对于提前退休的60-64岁的职工，每提前一年退休减发退休金的5%；65-70岁的推迟退休的人员，每延迟退休1个月增发退休金的0.6%；对于有经验且有能力继续工作的退休老人，政府为其提供做义工的机会并根据他们提供服务的多少增发一定比例的退休金（表2）。
2.3 完善社会服务支撑体系，推行“以居家式社区养老为主，社会养老为辅”的养老模式
根据养老场所和居住方式的不同，养老方式可分为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受老龄人口增加、女性就业率提高和年轻劳动力迁移影响，空巢老人数量不断增加，传统居家养老模式难以满足老年人的需求，而机构养老又受到老年人经济状况和传统养老观念的影响而在现实中难被老年人接受[27]。目前国外老龄化国家的养老模式主要以居家式社区养老服务模式为主，社会养老为辅。在以“家庭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居家式社区养老的服务体系中家庭养老发挥着基础作用，但在个人和家庭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引入社会化服务；政府负责采取相关激励政策引入市场机制实现项目建设及服务活动的社会化和产业化经营并协调参与建设和服务的各主体的利益关系；社区负责培育在宅服务人员并不断拓展服务业务范围为老年人上门提供帮助，服务内容主要有住房维修、日常照护、医疗保健和精神慰藉等[30]。养老服务所需的资金来源在不同国家会有所不同：如瑞典的养老服务带有很大的福利性质，服务费用主要由政府承担，但老年人如果想获得更好的服务就必须自己支付一定比例的费用，属于“国家负担型”；美国老年人养老服务所需的资金主要由个人承担，属于“个人负担型”即“投资人同时也是受益人”，这种“个人负担型”的资金来源方式也使得美国“以房养老”的发展在世界上最具代表性（表3）。
2.4 建立多样化的养老金保障体系，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
经过不断改革和调整，世界主要老龄化国家的养老保障体系逐步实现了从单一养老保障制度向多支柱体系的转变[31]。目前这些老龄化国家的养老保障体系主要包括三种基本的保障制度：基本养老金制度、企业年金制度和个人储蓄养老保险金制度。其中，基本养老金制度是养老保障体系的重要基础，一般由国家按照统一政策规定向符合条件的人员支付；企业年金制度是养老保障体系的第二大支柱；个人储蓄养老保险是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重要补充。后两种制度对缓解国家养老金支付压力起到了重要作用。主要老龄化国家的基本养老金的资金都来源于政府，用于保障职工退休后的基本生活需要。各国也十分重视企业年金保障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如美国政府推出“整合企业年金计划”， 把企业年金计划提供的养老金与公共养老金制度所提供的基本养老金进行协调。目前，美国企业年金的规模已经超过了国家管理的社会养老金规模[25]。另外，美国不同运营规模的企业间养老金的资金来源不同；日本则依据国内劳动力结构，在不同的行业实行不同的养老金支付方式和资金分配比例，从而使得养老保障体系不仅具有“多支柱”的特点，还具有“多层次性”（表4）。
2.5 开发老年人市场，发展老年产业，满足老年人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需求
除应对人口老龄化对人口可持续发展、劳动力供应和社会保障体制带来的一系列挑战外，开发老年市场，发展“老年产业”是解决老龄化问题、促进经济发展的另一有效途径。国外发达国家的老年产业一般遵循“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的发展模式，即政府建立市场规范和行业标准，并采取相关的优惠和扶持措施，按老年人的消费需求引导企业向老年产业领域投资推动老年产业的社会化和产业化经营。目前，国外的老年产业主要包括以下几类：第一类是围绕老年人日常生活需求发展的产业，如老年餐饮、老年人用品生产（保健品、化妆品、服装、交通辅助用品、体育健身用品、生活辅助用品等）、老年房地产开发等；第二类是围绕老年养护形成的产业，包括老年公寓、养老院、老年保险、老年医疗康复用品生产、长期照护产业、医护人员培训等；第三类是满足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发展起来的产业包括老年大学、老年旅游、心理咨询、老年图书馆、老年电视广播节目等。另外，由异地养老和跨国养老而带动的养老产业在一些自然环境良好、适宜老年人居住的地区逐渐兴起（表5）。
2.6 注重法制建设，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为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保障与老年人有关的福利保障、产业发展政策等的有效实施和运行，国外主要老龄化国家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及相关的管理机构。目前日本与老年人有关的法律体系由《国民年金法》、《老人福利法》、《老人保健法》等三大支柱及《介护保险法》组成[32]；美国政府先后颁布《社会保障法案》（自1935年实施后经过多次修改与完善，目前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养老保障制度，主要包括养老保险制度、医疗保险与救助制度等），《美国老年人法》和《禁止歧视老年人就业法》等[33]。管理机构的主要职能在于利用国家权力对法律的运行和实施进行监督和管理。如美国政府设立的专门管理老龄问题的机构包括老人问题管理署、政府老龄问题顾问委员会和社会保障总署[33]；瑞典政府设有三个“地方公共保险法院”和一个“高级公共保险法院”，当公民应该享受的社会福利待遇的权利不能实现或受到侵犯时，可以向地方公共保险法院；公民对地方法院判决不服时，还可以继续向高级法院申诉。
3 国外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对策的主要特点
3.1 “开源节流”的人口政策、退休年龄和养老金制度
主要老龄化国家从人口和劳动力的出、入端来应对老龄化及由老龄化带来的少子化、劳动力短缺和养老金支付压力等问题。如鼓励生育、吸引海外移民的政策，拓宽了劳动力的来源；推行“爸爸月”和父母保险等为因生育而暂时离职的女性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提供了保障；提高法定退休年龄或施行弹性退休年龄制度则延长了老年劳动力的工作年限，减少了老年劳动力的流出。这些措施共同减少了老年人口的比重、保证了劳动力的持续供应。在养老金保障体系方面，主要老龄化国家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建立的多支柱、多层次的养老金保障体系拓宽了养老资金的来源、缓解了国家支付巨额养老金的压力，也使得现有的养老金保障制度更具生命力（图1）。
3.2 “无差别”的全民养老保障制度
主要老龄化国家在广泛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建立多支柱、多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时坚持以“平等、共享，自助、互助”为原则，注重对老年人的人性关怀，尊重老年人的生存尊严、为每位老年人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重视由国家和地方政府提供的基本养老金在养老体系中的基础作用，保障全民基本生活需要；同时明确规定了包括政府在内的非政府组织、企业和个人在缴纳养老金和社会保险时所必须承担的比例，所有公民“要想获得更多的福利、享受更好的养老服务和设施，就得付出更多”，由此建立起了“无差别”的全民养老保障制度。
3.3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政企合力，多方应对
主要老龄化国家意识到单纯依靠政府养老的压力和不足，采取了“政企合力，多方参与” 的策略来实现“积极老龄化”和“健康老龄化”；不管在发展老龄产业，建立社会服务网络、推行居家服务的养老模式，还是在建立多元化的养老保障制度等方面，政府在积极发挥行政管理和宏观调控作用的同时引入非政府组织、企业和个人的力量，构建起多元化的资金来源渠道和投入模式，从而保证了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各项制度和社会经济等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4 解决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经验借鉴
国外主要老龄化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所采取的措施不单涉及人口生育政策，还与社会保障水平、经济发展以及人们的生育意愿等密切相关，涵盖社会物质、文化和制度生活各个层面。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尚缺乏应对老龄化问题的完善的法律保障和养老服务体系；在以老龄化为契机、开发老年市场形成全社会力量“积极老龄化”和“健康老龄化”的局面等方面，与国外发达发达国家相比也存在一定的差距。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原因和特点不仅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在国内各地区之间也存在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性有其形成的内外因条件且有长期存在的可能。所以，我们应该从我国的实际国情出发，一方面要肯定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所取得的重大成效，继续把“实行计划生育，稳定低生育水平”作为我国的基本国策，另一方面也要重视人口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变化和新问题，在“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统筹协调，坚持科学指导，坚持创新发展”的基础上，尊重客观差异性并考虑制度的公平性和弹性，从完善各项保障制度和服务体系、以老龄化为契机促进老年产业发展经济入手，“因地制宜”地采取应对措施统筹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
4.1 “分区域、分行业”，建立适合不同区情和行情的退休年龄制度
我国自1950年颁布退休人员管理办法以来，现行的退休年龄制度仅有过两次（分别在1983年和1990年）关于延长退休年龄的规定[54]。考虑到目前社会、经济发展形势和人口结构等各方面都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国的退休年龄制度确实有再次进行改革的必要。我国是在“未富先老”和“城乡二元结构”二者并存的国情下进入老龄化社会的，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不相适应，同区域差异、城乡差异、贫富差异等问题相互重叠[10，13]；从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对就业的影响来看，由人口老龄化造成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并不十分突出[24]。这些特点使得我国退休年龄制度的改革极具特殊性和复杂性且不能在短时期内一蹴而就。大部分学者认为，目前我国的退休年龄制度没有进行改革的必要；但从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来看，未来二三十年，我国退休年龄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我国各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以及不同行业对劳动力的需求特点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为实行地区间和行业间有差别的退休年龄制度提供了一定的客观条件[34]。因此，我国可以根据不同地区和行业的具体情况，将改革退休年龄制度与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相结合，积极探索渐进式的改革退休年龄制度的方式。针对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人口老龄化程度和劳动力结构性短缺较严重的地区以及对技术和经验水平有要求较高的科、教、文和政、企高管类等行业，可以采取梯度式的退休年龄制度并适当提高退休的最低和最高年龄，鼓励老龄人口延迟退休或退休后再就业；针对处于底层、体力劳动强度较大的行业，可以采取按工龄计算的弹性退休制度，在退休年龄上给予照顾。
4.2 改革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完善并普及企业年金制度，优化养老保障体系
就目前来看，我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存在两个主要的问题：一是保障水平偏低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老人的养老问题，尤其是农村老人；二是全国实行的“统一标准”与经济发达地区的标准存在很大差距，所以对这些地区来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在保障居民基本生活方面并不能发挥多大作用。针对上述两个问题，我们可以借鉴国外建立“无差别”的全民养老保障体系的做法采取改进措施：以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重视农村基本养老保障制度的构建和完善，构建更加公平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各省市、地区可以根据自身的经济实力和居民的经济承受能力，设立不同的缴费和待遇标准，完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提高保障水平，刺激居民参保的积极性和有关措施实施的有效性。
我国养老保障体系中的第二大支柱—企业年金制度，在我国仍处于起步阶段并存在相关法律法规缺失、规模小、覆盖面低和基金收益率低等问题[35]。所以，现阶段我国最重要的是制定相关法律框架给予企业年金明确的法律地位和实施办法，以法律的形式严格界定企业年金同基本养老保障的关系，企业年金的保障范围、水平、权利和义务以及企业年金的组织和监管体系等；同时注重有关企业年金投资管理的配套立法，发挥政府的引导和管理作用，拓宽企业年金的投资渠道、减少收益风险、提高企业年金基金的收益率[35]，以刺激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企业管理层的参与意愿，逐步提高企业年金制度的参与率和覆盖面。
4.3 “因地制宜”，发挥家庭、社区、机构等多方作用，引导多种养老模式的构建和完善
人口老龄化趋势的日益加剧、家庭结构的变化以及人口的迁移和流动使得家庭养老的功能日益弱化，养老模式的选择和转变逐渐正在成为解决我国庞大数量的老年人口的养老问题探讨的焦点。目前我国正处于养老模式的转型阶段，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家庭的养老功能都在逐步弱化，居家式的社区养老模式正在兴起[27，30，47，57]。考虑到居民传统的养老观念以及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我国应坚持以“充分发挥家庭、社区、机构等各方面在养老中的作用，引导多种养老模式的构建和完善”[30]为要旨，在弘扬“孝道”思想、充分发挥家庭养老的基础作用的同时，鼓励并扶持社区老年服务组织的发展，明确将社区老年服务体系纳入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之中并作为政府支持和发展的重点，使社区养老与家庭养老相结合构建居家式社区养老的服务模式[27]。针对不同的地区和家庭类型有重点地采取养老抚助政策：在农村地区，加大政府财政支持和社会化养老的宣传力度，发挥社会和集体养老的补充作用[57]；在城市地区，以市场为导向并采取激励政策推动城市养老向居家式社区养老模式的转变；另外在有条件的城市地区可以借鉴国外“以房养老”的模式，加大“以房养老”的宣传力度和业务试点并对其进行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造[55～56]。最近几年来，我国“失独家庭”和“421家庭”的数目越来越多，这两类家庭的养老压力也日益明显。政府可以在社区养老服务组织和体系构建的过程中实施一定的优惠和扶助政策鼓励慈善团体、非营利机构大力兴办公益性老年服务机构，给予上述两类家庭物质和精神照护。
4.4 做到“两个结合”，针对主要领域发展老年产业
目前我国老年产业发展的理论研究还相对比较薄弱[36]。因此，未来要加强老年产业发展的理论研究，做到“理论研究与政府决策、企业产品开发和市场培育相结合”，重点对老年人的需求及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老年产业特征、市场规模、基本规律及老龄化过程对市场体系的影响等进行研究，从而为政府科学决策和企业老年产品开发提供理论咨询和支持。另外，国外有相当数量老年产业是围绕居家式社区养老而发展起来的。我们可以借鉴日本在这方面的做法，与推行社区型居家养老模式相结合，以满足老年人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需求、使老年人“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和“老有颐养”为主线，充分发挥政府和企业在养老产业发展中的作用，重点在养老机构和设施建设、养老入户服务、护理、老年用产品等具有较大市场潜力的领域，开发一批满足老年人需求、适合老年人特点的产品。具体措施为：政府制定相关的行业标准，推进公办示范性养老机构建设，同时提高对养老机构建设和运营的补助标准，建立健全养老机构用地、用水、用电、用气等优惠政策，大力支持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机构，尤其是鼓励发展医养结合型护理机构以及养老护理人员培训机构和专业服务队伍的建设，以不断提升养老服务水平，使老年人“老有所养”、“病有所医”、“老有颐养”；政府或企业在以城市社区为依托建设综合性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居家养老服务站，为居家老人提供家政服务、生活照料、康复护理、文体娱乐和精神慰藉等社会化服务的同时积极向农村社区推进，形成以点带面的联动的效应，不断拓展养老入户服务的范围。
参考文献：
[1] David E B， David C， Günter F. Implications of population aging for economic growth[J]. Oxf Rev Econ Policy： 2010，26（4） ： 583-612.
[2] Karl H，刘岩，亚历山大·威斯保尔，海尔姆特·沃施莱格. 1951年以来奥地利人口变化的空间特征[J]. 地理学报，2006，61（6）：563-573.
[3] Joshua M， Wiener， Jane T. Population age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mplications for public programmers[J]. International Epidemiological， 2002， 31： 776-781.
[4] Oshima， Sumiko. Japan： Feeling the Strains of an Aging Population[J]. Science， 1996， 273（5271）： 44-45.
[5] Frank T. Denton， Byron G. Spencer. Population ageing， older workers， and Canada’s labor force[J]. Canadian Public Policy， 2009， 35（35）： 481-492.
[6] Maliki. Health card and health care facilities demand among the Indonesian elderly[J]. The Singapore Economic Review， 2008， 53（1）： 103-119.
[7] Linda G， Martin. Population aging policies in East A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J]. Science， 1991， 2： 527-531.
[8] Paul S L. Impacts of aging population and exchange rate management in Singapore[J]. The Singapore Economic Review， 2008， 53 （2）： 245-259.
[9] Jay S， Olshaanansky， Goldman D， Yuhui Zheng， John Q， Rose. Aging in America in the 21st Century： demographic forecasts from the MacArthur foundation research network on an aging society[J]. The Milbank Quarterly， 2009， 87（4）： 842-862.
[10] 李日邦，王五一，谭见安，等. 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的阶段、趋势和区域差异[J]. 地理研究，1999，18（2）：113-121.
[11] 林琳，马飞. 广州市人口老龄化的空间分布及趋势[J]. 地理研究，2007，26（5）：1043-1054.
[12] 陈彦光. 中国人口转变、城市化和产业结构演变的对应关系研究[J]. 地理研究，2010，29（12）：2109-2119.
[13] 邬沧萍，王琳. 聚焦中国农村老年人贫困化问题[J]. 市场与人口分析，2005，增刊：1-8.
[14] 孙樱，陈田，韩英. 北京市区老年人口休闲行为的时空特征初探[J]. 地理研究，2001，20（5）：537-546.
[15] 柴彦威，李昌霞. 中国城市老年人日常购物行为的空间特征[J]. 地理学报，2005，60（3）：401-408.
[16] 仵宗卿，柴彦威，戴雪珍，杨吾扬. 购物出行空间的等级机构研究-以天津市为例[J]. 地理研究，2001，20（4）：479-488.
[17] 宋韬，汤建中. 试析上海人口老龄化与社会养老设施的发展[J]. 人文地理，2001，16（3）：16-20.
[18] 张桂莲，王永莲. 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分析[J]. 人口学刊，2010（5）：48-53.
[19] 王合生，虞孝感. 我国发达地区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及其评价[J]. 经济地理，1997，17（4）：21-25.
[20] 高建华. 基于第五次人口全国人口普查的河南省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研究[J]. 经济地理，2005：856-859.
[21] 魏立华，丛艳国. 老龄人口旅游空间行为特征及其对旅游业发展的启示[J]. 人文地理，2001，16（2）：20-23.
[22] 苏红霞. 英国旅游者出游年龄规律研究[J]. 人文地理，2012（1）：156-160.
[23] 邵国栋，聂素芳. 人口老龄化挑战我国传统退休制度[J]. 社会发展，2007（4）：31-32.
[24] 原新，万能. 缓解老龄化压力，推迟退休年龄有效吗？[J]. 人口研究，2006，30（4）：47-54.
[25] 李春玲. 整合企业年金计划—美国公共养老金制度与企业年金计划[J]. 经济体制改革，2006（5）：156-159.
[26] 姚静，李爽.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成因及对策分析[J]. 人文地理，2000，15（5）：24-29.
[27] 谢琼. 中国养老模式的中庸之道[J]. 山东社会科学，2008（11）：73-76.
[28] 范围. 退休年龄比较[J]. 人口与经济，2011（5）：48-54.
[29] 王海涛. 应该从国情需要出发考虑延长退休年龄[J]. 人口与发展，2011（4）：32-35.
[30] 杨励. 推行社区服务型居家养老模式，逐步完善新农村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J]. 社科纵横，2007，22（6）：37-39.
[31] 陈厚义. 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J]. 中国国情国力，2010（7）.
[32] 杨天博. 日本的老年人权益保障立法[J]. 社会福利，2007（1）.
[33] 陈超. 美国老年人长期照护法律体系及对我国的启示[J]. 浙江树人大学学报，2007，7（2）：68-72.
[34] 林宝. 中国退休年龄改革的时机和方案选择[J]. 中国人口科学，2001 （1）：25-31.
[35] 徐海霞. 企业年金的国际比较及我国企业年金制度改革的探析[J]. 改革与战略，2010，26（9）：172-175.
[36] 江海霞，陈雷. 创新老年产业发展与深化居家养老服务[J]. 特区经济，2010（6）：133-135.
[37] 任杰. 从企业年金看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J]. 商业时代，2009，25：71-72.
[38] 吴轶超. 中美德日企业年金发展比较研究[J]. 经济与管理，2012（2）：82-83.
[39] 邬沧萍，王萍.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J]. 求是，2009（7）：55-57.
[40] 王吉乔，杜德斌. 我国城镇贫困化及其治理对策探析[J]. 地理科学进展，2000，19（1）：64-69.
[41] 杨林生，李海蓉，李永华，王五一，谭见安. 医学地理和环境健康研究的主要领域与进展[J]. 地理科学进展，2010，29（1）：31-44.
[42] 王承云.日本海外旅游业的动态研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 世界地理研究，2003，13（2）：93-99.
[43] 郭焕成，韩非. 中国乡村旅游发展综述[J]. 地理科学进展，2010，29（12）：1597-1605.
[44] 王仲智，林炳耀. 美国“阳光带”的崛起及对中国西部城市化战略的启示[J]. 世界地理研究，2004，13（2）：40-45.
[45] 刘清芝. 美国、日本、韩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验及其启示[J]. 西北人口，2009，30 （4）：73-75.
[46] 宋韬. 我国农村合作医疗的地区模式[J]. 世界地理研究，2004，13（4）：75-78.
[47] 汪昌安，李忠贵. 探索居家养老模式，提高退休人员幸福指数[J]. 价值工程，2011，36：323-324.
[48] 郭金龙，张许颖. 国际养老保障体系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J]. 国际视野，2008，17：32-33.
[49] 姜向群. 计划生育与我国人口老龄化及老年人问题[J]. 人口研究，1996，20（6）：58-62.
[50] 杨菊华. 生育政策与人口老龄化的国际比较[J]. 探索与争鸣，2009（7）：14-16.
[51] 陈茗. 日本老龄产业的现状及其相关政策[J]. 人口学刊，2002（6）：7-11.
[52] 周俊山，尹银. 老龄社会的日本老年住宅发展及借鉴[J]. 日本问题研究，2008（3）：60-64.
[53] 查建华. 中日两国老龄产业发展比较研究[J]. 上海金融学院学报，2011（4）：50-59.
[54] 徐庆风. 我国实行退休年龄弹性制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初论[J]. 南方人口，1992（1）：42-45.
[55] 鲍家伟.“以房养老”—种新型养老模式的探索[J]. 中国经贸导刊，2012（3）：32-33.
[56] 罗莉，王亚萍，徐洋. 以房养老模式在我国的可行性分析—以武汉市城市居民以房养老状况的思考[J]. 改革与策略，2012，28（2）：116-117.
[57] 周君玉，张俊良. 我国农村养老模式的变革及其影响[J]. 财经科学，1993（4）：65-67.
[58] 王维达，童林. 老年人照顾体系的建立及其法律完善[J].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6（2）：103-107.
[59] 刘铮，潘锦堂. 世界各国退休年龄现状分析比较[J]. 社会学研究，2005（5）：93-98.
第4篇：人口老龄化治理范文
[关键词]老龄化社会；社会养老保险；养老服务公司；商业保险；跨越式发展
中国于1999年迈入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给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等领域带来了深刻影响，庞大的老年群体的养老、医疗、社会服务等方面需求压力也越来越大。商业保险公司有责任承担起老龄事业发展的重任，在解决养老问题方面发挥自身的优势，把帮助政府解决老龄化社会问题与实现公司跨越式发展结合起来。
一、中国人口老龄化现状及由此带来的养老问题
(一)中国人口老龄化现状及发展趋势
根据国家统计局《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调查数据推算，2005年年末全国总人口为130756万人。其中，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为10045万人，占总人口的7.69%。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了0.73个百分点。
2006年，全国老龄办首次的有关人口老龄化的研究报告认为，21世纪的中国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老龄社会。到202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人，老龄化水平将达到17.17%；到2023年，老年人口数量将增加到2.7亿人，与0-14岁少儿人口数量相等；到2050年，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人，老龄化水平推进到30%以上；到2051年，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将达到峰值4.37亿人，约为少儿人口数量的2倍。
根据国际惯例，一个国家65岁以上人口的比重达到7%，即为老龄化社会。目前，我国人口结构从年轻型转变为老年型，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
(二)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问题
中国人口老龄化、高龄化的发展趋势，已经给养老、代际关系处理等方面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影响到代际和谐和家庭和谐，成为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不可忽视的现实问题。
老龄化社会问题，直接带来的是养老问题，涉及到老年人口由谁来赡养(支付养老金)和如何来赡养(养老服务)两个方面的问题，其实质是如何对待老年人的问题。
传统型社会，老年人的养老问题绝大多数是由家庭解决的。但是，与老龄化社会发生同步变化的是，现代家庭的规模也在逐渐缩小，在家庭中老年人占多数，四个老人，一对夫妇一个孩子，形成了“4—2—1”结构。因此，家庭养老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同时，老年人由于自身经济收入的减少、工作与身体状况的变化，导致中国现阶段老年人的生活现状不容乐观。在城市，老年人除了退休金之外，基本没有其他方面的收入。在农村，老年人不但没有养老金，甚至还要劳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基本没有“退休”的可能。还有一个较为明显的社会问题，不少老年人还要程度不同地负担其失业子女甚至是第三代的生活费用。
在老龄化社会问题中，还存在着对老年人的歧视问题。有的年轻人由于缺乏道德观念，法律意识淡漠，不但不尽赡养义务，反而虐待老人，侵犯老人合法权益。从全国来看，老年人由于孤独、饥寒、疾病、受虐导致的自杀现象时有发生。2004年3月“预防长者自杀”亚太地区会议在香港召开，会议资料显示，根据保守估计，我国每年有25万人自杀，200万人自杀未遂，其中55岁以上的人占了20%，特别是农村老年人自杀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5倍。这种现象，已经成为代际和谐和家庭和谐中的极不和谐音，成为老龄化社会中又一个棘手的问题。
老龄化社会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影响着中国社会发展的总体质量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而且可能影响到中国的社会稳定，养老问题的妥善解决势在必行。
(三)解决养老问题的途径
离开代代相传与积累，人类社会不可能发展进步。因此，公正对待老年人，激励青年人更好地为社会进步服务，妥善解决老龄化社会问题成为社会文明进步的必然要求。全社会都应该公正对待老年人，正视并科学解决这一问题，要保证老年人与其他社会成员一样，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社会有责任保障老年人的生活水准不低于当时社会生活的平均水准，并不断提高。
公正对待老年人，最迫切、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有效解决养老问题，即要解决养老金的来源(经济问题)与提供养老服务两个方面的问题。现实情况下，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无非有两种，一种是传统的家庭赡养方式，一种是通过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方式。
由于家庭赡养能力和社会道德等因素的影响，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正在受到冲击。同时，随着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家庭的赡养功能也将不断退化。我们的理想是，一方面，老年人得到良好的社会保障；另一方面，年轻人又不至于因此而承受过重的负担。因此，在养老问题上，社会被期望承担的责任与义务越来越大。但是，与期望相比，与经济发展幅度相比，中国的社会保障事业表现出一种严重滞后的情形。目前，中国共有各类老年社会福利机构养老床位120.5万张，平均每千名老人占有床位仅有8.6张，与发达国家平均每千名老人占有养老床位数50至70张的水平相差甚远。其它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许多为老服务也都存在发展缓慢的问题，不能满足老年人群日益增长的需求。
我国是在经济欠发达的情况下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如此低的经济发展水平，要承受如此高程度的人口老龄化，决定了我国不能象西方国家那样由政府包办社会养老福利事业。这就需要开辟出一条养老职能社会化的道路，以缓解政府财政压力。
从未来发展趋势分析，老年人特别是高龄老人对养老金和养老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解决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问题，必须建立起系统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养老职能将更多地依赖于社会，依赖于社会各方面养老服务项目的开展。
(四)现行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与社会经济发展要求不相适应
我国的社会保险制度经历了“企业社会”、“企业保险”和“社会保险”三个阶段，在保险方式上从“社会统筹”到“统账结合”，保险范围也在不断拓宽、完善，在稳定社会和保障生活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但是，现行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却存在着与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严峻问题，主要表现在资金短缺，导致支出远大于收入的矛盾日益加剧。
分析主要原因，一是存在着历史欠账，新制度实施前已经退休的“老人”需要相当数量的养老金支出；二是在就业压力下，一部分劳动者提早退休；三是人均寿命普遍延长；四是企业拖欠基本养老保险费；五是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面狭窄等等。因此，具有条件享受社会保障的老年人所需要的养老金不断增加，而政府和社会在社会保险支出方面无法实现同比例扩大，二者之间形成矛盾体。截止到2004年底，我国社会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空账已达7400亿元，且每年以1000多亿元的规模在扩大。直接的后果是离退休老人不能按时领取养老金，最终将制约养老社会保险制度的纵深推进与健康发展。
二、商业保险公司具有解决养老问题的优势条件
我国党和政府一贯关心老年人的生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国家和社会应当采取措施，健全老年社会保障制度，逐步改善保障老年人生活、健康以及参与社会发展的条件，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
解决养老问题，关键是要集中社会各方面的力量，以积极的姿态和得力的措施去应对，要让老年人在社会主义和谐大家庭中感受到幸福，使我国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创造出一个不分年龄，人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和谐社会。商业保险公司有责任、有能力在解决老龄化社会问题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一)国家政策积极鼓励和倡导商业保险公司在解决养老问题中发挥作用
2006年6月16日，国务院下发23号文件《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提出，作为金融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商业保险，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发挥着“经济补偿、资金融通和社会管理”功能。加快保险业改革发展有利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的保障需求。该文件明确指出，我国正处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时期，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保障需求不断增强。加快保险业改革发展，鼓励和引导人民群众参加商业养老、健康等保险，对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全社会保障水平，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实现社会稳定与和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此意义上，国家政策积极鼓励和倡导商业保险公司在解决老龄化社会问题中发挥作用，要求保险业积极拓宽服务领域，不断提高服务水平。这是保险业服务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也是商业保险公司应尽的一种社会责任。商业保险公司必须立足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充分发挥保险的经济“助推器”和社会“稳定器”作用，着力解决保险业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需求不相适应的矛盾，在解决老龄化社会问题中体现出独特的作用。
(二)国家积极支持加快养老服务业发展
养老服务业是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顾和护理服务，满足老年人特殊生活需求的服务行业。一个社会养老服务业发展的程度如何，直接决定着老年人生活品质的高低，从客观上反映了这个社会的文明进步程度。在2006年由全国老龄委办公室等部门联合制定的《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意见》中，对于妥善处理人口老龄化问题，关心老年人的需求，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提出了明确要求，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充分认识发展养老服务业的重要意义，采取有效措施，推动养老服务业加快发展。
在我国养老服务业彻底向社会资本开放的背景下，商业保险公司可以发挥自身的资金优势，加快向养老服务业渗透的步伐，促进养老服务业发展，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顾和护理服务，满足老年人特殊生活需求。
(三)保险业的社会管理功能应该包含养老服务内容
一直以来，中国保险业在“经济补偿”与“资金融通”方面发挥的作用十分显著，但在参与“社会管理”方面的功能需要不断完善。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保险业，面对的是保险业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需求不相适应这一主要矛盾。解决这一主要矛盾，要求保险业要紧紧围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战略目标，为不同层次、不同职业、不同地区人民群众服务，积极发展社会和人民急需的农业保险、养老保险、健康保险和责任保险。这些要求，找准了保险业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结合点，既明确了保险业服务和谐社会建设的有效途径，也为保险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更是保险业延伸服务，实现服务功能完善的必然要求。
鉴于人口老龄化和家庭小型化的发展趋势，越来越多的企业和家庭开始把商业保险作为解决养老和健康保障的重要手段。社会对于保险的需求，是保险业发展的根本动力，也决定了保险业的发展空间必将不断拓宽。保险业应该也必须站在服务经济社会全局的高度谋划工作，针对养老方面的保险需求，提供多样化的服务。
目前，在解决养老问题上，保险业拥有自己的产品，但是解决的也仅仅是养老金的问题，对于养老的服务问题还没有真正触及。在现今和未来社会，依靠子女提供养老服务的可能性日益减少，而原有的养老机制也在巨大的养老服务需求面前显得力不从心。因此，成立商业养老保险服务公司不失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又一可行选择。
三、抢抓机遇，在解决老龄化社会问题中实现商业保险跨越式发展
(一)解决老龄化社会问题与实现商业保险跨越式发展中国统一
目前，党和国家对于保险业的发展越来越重视，对于保险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作用的期望越来越高。国务院相继召开会议进行专项研究并下发《若干意见》，系统阐述了保险业为什么要发展、为谁发展、发展一个什么样的保险业和怎样发展的问题。从宏观层面上，政策扶持、政府推动的保险业发展模式将逐渐形成，为保险业的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应该讲，保险业已经进入到又一个充满希望的“黄金时期”。
在保险业加快改革发展的战略机遇面前，商业保险公司要主动抓抢机遇，巩固好业已取得的改革发展成果，进一步发挥应有的作用，不断提高社会地位，在服务的广度、深度和质量上取得重大突破，使发展的空间得到极大拓展。解决人口老龄化社会带来的养老问题，恰好符合这一发展思路。
在我国人口结构向老年型转轨时，老年人口增长引发的对其衣、食、住、行、医疗、精神消费等方面的需求，使老年消费在社会总体消费中的比例持续上升，将影响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投资结构的变化，促使老龄产业的兴起，给经济发展带来新的生机，开辟新的经济增长点。据了解，目前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达1.43亿，占总人口的11%；预计2020年将达到2.4亿人，占当时总人口的16%左右，养老服务业已成为公认的“朝阳产业”。
按照人生成长特点来讲，60岁以上的老年人，应该是一生财富积累最丰厚的时期，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应该有能力支付养老金。商业保险公司向养老服务领域拓展，可以促进商业保险公司在相关领域的发展，有利于“又快又好发展、做大做强做优”目标的实现。对于庞大的老年人口来说，能够得到更加全面、周到、完善的保险服务。对于投资者来说，意味着更多的盈利机会和盈利空间。对于公司员工来说，既拓宽了施展才华的空间，也有利于实现自身价值。
实现商业保险的跨越式发展，就必须突破常规思维，以超常规的措施来保证和促成。在全社会都在为解决人口老龄化社会问题而积极努力的情况下，抢抓机遇，加快向养老服务领域拓宽，是商业保险公司实现自身跨越式发展的有效措施之一。
(二)商业保险公司具备向养老服务领域渗透，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基本条件
经过多年的发展，商业保险公司积极引进国际战略投资者，治理结构不断完善，风险管控能力不断增强，改革释放的活力正在成为公司跨越式发展的强大动力。与此同时，商业保险公司在市场地位、服务网络、财务实力、人才队伍和品牌建设等方面形成自身独特的竞争优势。在具备诸多优势的情况下，商业保险公司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就必须积极满足市场需求，重点发展内含价值高的业务，在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不断进行内部资源的整合转型。要确保商业保险已形成的竞争优势长期保持下去，并在公司内部形成协同效应，提高公司向客户提供差异化和完善服务的能力。通过保险资金运用和资本运作进入养老服务领域，在解决老龄化社会问题的过程中，商业保险公司一定能够抓住机遇，实现自身的跨越式发展。
(三)建议商业保险筹建养老保险服务公司的设想
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让老年人享受舒适安全、高质量的社区服务，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也是国家对养老事业提出的新要求。未来五年，中国政府将采取“以居家养老为基础，以社会服务为依托，以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养老模式。
商业保险有其自身独特的优势，应该积极参与养老服务事业，建议采取参股、收购、策略联盟等多种形式，筹建养老保险服务公司，在保险产业链条中增加老年服务产业，这也符合商业保险公司跨越式发展的要求。
在养老保险服务公司的定位上，要突出养老和敬老的主题，充分考虑到老年人的特点，以满足、改善和丰富老年人对物质生活与精神文化生活的特殊需要为出发点，向老年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要在衣食住行、医疗保健、学习教育、健身娱乐、心理疏导、法律咨询、生活援助、参与社会等方方面面集中体现“为老服务”的宗旨。
养老保险服务公司的资金来源，可以有四个方面。一是争取国家相关的专项老年人社会保险基金；二是公司运用自有资金；三是有养老服务需求并有能力支付服务费用群众的消费资金；四是吸纳社会上有爱心人土的捐款资金。同时，还可以针对农村与城市老年人的不同特点，采取相应的资金筹集方式。如，对于农村老年人，可以将其个人使用与经营的责任田转让给土地经营组织，形成责任田养老资金，发挥“责任田”的养老保障作用。对于城市贫困老人，可以将其拥有的房产作价入股到养老服务机构，以此作为养老资金的来源(此观点来自于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研究员田雪原)。
在养老保险服务公司兴办产业的选择上，可以采取兴建适宜老年人集中居住、生活学习、娱乐、健身的老年公寓、养老院、敬老院，开展老年护理服务，为老年人创造良好的养老环境和条件；可以投资兴办以老年人为对象的老年生活照顾、家政服务、心理咨询、康复服务、紧急救援等业务，向居住在社区(村镇)家庭的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为他们营造良好的生活环境；可以与有关企业合作，开发、生产老年人特殊用品，促进老年用品市场发展，满足老年人的多方面需求。
在养老保险服务公司具体运作模式上，积极争取政府基础设施配套费减免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以集中辟建高标准的老年社区为着眼点，投资参与社会养老公益建设。老年社区建成后，可以采取会员制租住、产权发售及公寓式整体出租等多种方式。对于有一定经济承受能力、有较高养老需求的老年人，可以有偿提供公寓式养老服务；对于具有较高消费水准的老年人，尤其是以“侯鸟式”异地养老的特殊人群，可以为其提供购买产权、短期租住、长期预租等多种选择，建立乡村度假屋，满足其阶段性自由灵活入住的需求。只要这些新型养老项目配套设施完善、经营理念先进、服务功能健全，能够较好地满足不同层次的社会老人的养老需求，市场供求将相当大，必将给商业保险公司带来新的利润增长点。
[参考文献]
[1]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R].2006，2.
[2]李宝库.老龄社会和孝文化[J／OL].人民网，2006—03—07.
[3]田素雷，李惠子.中国感受到人口老龄化压力[J／OL].新华网，2006-02—23.
[4]李鸥.社会养老保险：理论导向与制度安排[J].社会保障制度，2005，(11)。
[5]全国老龄委办公室，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劳动保障部，财政部，建设部，卫生部，人口计生委，税务总局.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意见[S].2006.
第5篇：人口老龄化治理范文
[关键词]人口结构；人口问题；生育政策
人口问题始终是制约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以人的全面发展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变人口压力为人力资源优势,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持久动力,对于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将会产生深远影响。
一、辽宁与全国主要人口指标比较
(一)人口总量实现零增长与达到峰值时间。辽宁人口总量增长速度变慢,1980年以来年均增长速度为0.85%,全国为1.11%。2008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10‰,低于全国3.98个千分点,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20%左右。预计到2014年左右,辽宁总人口达到峰值4300万以后将缓慢下降,这将预示着辽宁人口开始进入零增长,进而转入负增长阶段。全国将在2030年左右达到总人口高峰,辽宁总人口高峰比全国提前了16年。
(二)人口年龄结构。2008年辽宁0-14岁、15-64岁和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为12.03%、76.56%、和11.41%;而全国人口结构这一比例分别为19%、72.7%、8.3%。与全国相比,辽宁少儿人口比重较低,劳动年龄人口与老年人口比重较高。从人口年龄中位数上看,2005年辽宁为39.1岁,比全国高出了3.7岁。
1.人口老龄化
(1)人口老龄化速度。1953-1982年辽宁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953年辽宁为5.72%,比全国低1.6个百分点,1982年辽宁为7.4%,与全国平均水平接近;而1990-2008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08年为15.47%,比全国高出1.46个百分点。可见,辽宁人口老化速度快于全国。
(2)老年人口比重与达到峰值时间。2008年辽宁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657.0万人,占总人口的15.47%,预测数据显示,2039年左右老年人口将达到峰值,总量将达1226万,比重将达到30%以上。根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的预测,全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将在2050年达到最高峰值,为23.07%。辽宁老年人口高峰将比全国要早10年左右,程度也要比全国深。
2.劳动年龄人口
(1)劳动年龄人口比重。1953-1964年辽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分别为55.06%与49.22%,分别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34与3.59个百分点;1982-2005年辽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05年辽宁为71.64%,比全国高出了4.2个百分点。2010年辽宁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将达到峰值,为3270万,预示辽宁劳动年龄人口从此进入负增长阶段。
(2)劳动年龄人口结构。2008年辽宁劳动年龄人口中,15-24岁的占18.48%,25-49岁的占59.03%,50岁以上的占22.49%;而1990年分别为28.3%、59.62%与12.08%。2008年50-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比1990年增加了10.41个百分点,劳动年龄人口出现了老龄化趋势。2005年辽宁劳动年龄人口中位数为40.4岁,比全国高4.52岁。
(3)人口负担与人口红利期。2008年辽宁人口总抚养比为30.62,全国为37.4,比全国低6.78个百分点,辽宁人口负担比全国轻。根据笔者的预测,辽宁1982年进入人口红利期,2022年左右辽宁人口红利期消失。全国约在1990年进入人口红利期,在2030年左右消失,辽宁的人口红利要比全国提前10左右消失。
(三)人口性别结构
总人口性别比处于正常范围内,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2000年、2005年辽宁总人口性别比分别为102.56、100.53。1990年之后出生性别比出现了偏高趋势,最高值为2000年的112.8,但还是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05年辽宁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9.5,全国达到了120.5。
(四)人口文化素质
辽宁省6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逐步提高,2008年达到了9.08年,是1964年的近2倍;一直以来辽宁的6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近1年。2008年辽宁6岁及以上人口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所占比重为11.00%,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3个百分点。2008年辽宁就业人员中,74.9%为中学及以上文化程度,高中占13.4%,大学专科及以上仅占11.73%;全国这一比例分别为80.4%、17.7%、6.91%。
(五)生育水平。生育水平是影响人口发展的重要指标,无论是对人口总量的多少,还是人口结构影响都是非常重要的。辽宁总和生育率在七十年代末就开始接近自然更替水平,之后持续下降,并长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979年辽宁总和生育率为2.15,全国为2.75;1990年辽宁为1.56,全国2.31;2005年辽宁为0.98,全国为1.74.。辽宁自1990年以来的近20年总和生育率一直保持低于1.5。
(六)人口流动与城市化水平。辽宁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城镇化率1990年突破了50%,而全国仅为26.41%;2008年为60.05%,比全国高出了14.37个百分点。流动人口数量增加,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辽宁共有流动人口648.22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15.50%。
二、辽宁人口问题的特殊性与紧迫性
(一)生育水平极低引发的人口自身发展问题
自1990年以来辽宁人口长期处于低生育水平,甚至达到了极低生育水平,保持低生育水平的压力大大小于全国,但也引起了一系列人口自身发展问题。人口即将实现零增长,如果持续现在的生育水平,人口总量在未来一段时间将会减少,特别是少儿人口与劳动力人口数量减少,人口自身的可持续发展面临挑战。人口结构老化,老龄化速度快,程度深,十年后人口红利将消失,老年人口比重不断增长。
(二)人口问题所引发的经济社会问题
1.劳动年龄人口变动与就业问题。辽宁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进入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较高“人口红利”期,但就业问题却非常突出,除经济转轨等社会原因外,劳动力人口数量多以及在总人口中所以比重大的人口结构,也是引发就业难的重要原因。根据预测,辽宁在2020年左右劳动力人口数量将开始减少,就业压力将有所缓解;当前劳动力结构老化的趋势已经显现出来,这将降低人力资本的活力,甚至会出现劳动力短缺和不足。
2.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保障。辽宁人口老龄化速度非常快,且程度将日益加深人口老龄化而引发的社会经济问题比全国要来得更早,更突出,更严峻,但辽宁经济社会面临人口老龄化的准备并不充分。辽宁社会保障体系并不建全,城镇基本养老金缺口巨大,个人帐户“空帐运行”存在着风险;随着农村劳动力流动性的增强,农村老人子女数的减少,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日益突出;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进入老年,空巢老年人数将进一步增多,社会养老服务矛盾将更加突出。
3.人口流动与产业结构。随着辽宁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与迁移,大规模人口流动将改变人口重心、经济重心和城市体系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模式。农业人口减少,非农业人口增多,1970年辽宁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70%,2008年为50.1%,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基本持平,农业人口比1970年减少了20%;第一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总产值的比重不断下降,第三产业成为经济新的增长点,1970年辽宁第一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6.6%,第三产业占16.8%,2008年第一产业占9.7%,第三产业占34.5%。
(三)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问题
辽宁土地资源人均占有量较低,耕地后备资源不足,水资源相对贫乏。特别是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资源利用、污染治理、环境质量等方面将带来不容忽视的问题,如解决不好将严重制约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当前问题较为严峻突出的有两个,一是阜新、朝阳北票等以等采煤采矿为主导产业的资源型城市,出现了主导资源濒临枯竭、经济持续衰退、接续产业难以发展、生态环境急剧恶化、低收入和高失业长期并存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其生存与发展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与挑战;二是包括锦州、阜新、铁岭、朝阳、葫芦岛5个地级市及沈阳市的康平、法库两县的辽西北地区,自然环境恶劣,2008年水土流失面积为44%,特别是阜新、朝阳两市干旱少雨,生态环境脆弱,城乡基础设施欠帐多,在城市供水、农村人畜饮水、交通通信,以及流域治理等方面都处于较低水平。
三、解决辽宁人口问题的对策
1.及早规划进行人口生育政策调整。在继续有效控制人口数量增长的同时,通过一定限度内的生育率调整,换取较为合理的人口年龄、性别结构,促进人口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辽宁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生育率长期持续下降,特别是70年代末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之后,人口增长的势能大为减弱。同时,人们的生育观念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2007年辽宁省人口计生委“当代年轻人发展观念课题”研究显示,辽宁年轻人的理想生育孩子数仅为1.47个。但通过上文的分析,不难看出,尽管辽宁稳定低生育水平走在全国前列,可面临的人口结构性矛盾却比全国更严峻、更突出,老龄化与社会保障问题、劳动年龄人口变动与就业、人口迁移流动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问题等等,都已开始成为制约辽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从实际出发,适时适度地对现行生育政策进行微调,如在恰当的时候从目前的“双独夫妇生育两个孩子”放宽到“单独夫妇生育两个孩子”,逐步过渡到普遍可以生育二胎。
2.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实现人口计生工作思路和方法的转变,加快建立完善人口计生工作长效机制,强化相关部门的支持配合。从人口素质提高、综合治理人口性别比、应对人口老龄化、流动人口服务与管理等方面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建立人口安全预警机制,通过定期人口普查与不定期的人口抽样调查,人口与计划生育专题调查等,及时发现人口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及时制定相应政策;进行人口功能区规划工作,依据各地区的地理条件、自然资源与环境、气候特点,确立其经济发展模式与产业结构,通过一系列政策引导人口合理流动与迁移、实现人口就业结构转变,从而实现人口与资源环境实现协调可持续发展。
3.积极推进人力资源开发。辽宁劳动力非常丰富,2000年至今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都在70%以上,但辽宁的人力资源开发却非常滞后,劳动力文化素质不高,高科技人员比重不高,就业问题非常突出。首先积极发展教育和职业培训,提高劳动力文化素质与劳动技能,使人力资本结构适应于经济结构变动;采取措施提高人力资源健康质量,比如推进公共卫生保健措施,加强劳动保护监察工作,提高居民生活营养等;政府要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搞好劳动力市场建设,提高劳动力市场效率;加强劳动力市场监管力度,建立信息披露机制;建立合理的人才流动机制与激励人才成长的报酬机制。超级秘书网
4.推动城市化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把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列为首位,加大城市环境污染治理的力度,努力构建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和高度的精神文明环境。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使城市化与产业结构调整相互促进。优化第一产业结构,辽宁农业产业结构必须由以种粮为主和以种植业为主的传统农业产业结构,向多元化、高级化的现代农业产业结构转变;提升第二产业结构,改变以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模式,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如金融、保险、通讯、不动产与物业管理、信息咨询、社区服务业等,促进城市化进程。
5.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探求多种方式与途径,逐步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社会养老保险机构,提供各种老年服务,形成以社会养老为基础,家庭养老和社区养老为补充的多种养老保障体系。此外,逐步建立和完善其它社会保障制度,积极进行医疗保险改革,提高人民的医疗保障水平;关注社会弱势群体,提供社会救助服务;保障人的生存权利,提高全民的社会福利,保进人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张魁伟.产业结构与城市化、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经济学家,2004.4.
[2]周丽萍.关注生育政策与人口结构的联动效应.市场与人口分析,2006,(1).
第6篇：人口老龄化治理范文
[关键词]人口 经济 计划生育 人类发展指数 适度增长
我国自82年计划生育确认为国策以来，有效地控制了人口总量，提高了人口质量，从而为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发展提供了保障。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深入发展，人口老龄化等人口问题已成为影响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如何以期继续长期稳定地促进经济增长，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而又必须解决的问题。
一、计划生育的实行，促进了经济发展
人口问题一直以来都是我国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问题。自计划生育确认为国策以来，取得了积极有效的成果，主要表现在为国民经济长久稳定的发展解除了后顾之忧。
（一）人口过快增长势头得到有效控制，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发展
经过30多年的不懈努力，我国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有效控制，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据统计，2011年末我国总人口13.47亿，如果维持20世纪70年代初的生育水平，我国现有人口将超过17亿。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是一个充分酝酿、慎重决策和不断丰富完善的过程，它经历了从开启计划生育事业、确立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稳定低生育水平到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发展道路。
（二）人类发展指数迅速上升，人民生活状况明显改善
三十多年来，我国在人类发展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人类发展指数处于历史最高水平。人口发展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有着基础性的地位，人口过快增长势头得到有效控制，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有着重要贡献。
二、有效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人口数量、质量等问题仍然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众所周知，人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人类社会的一切经济活动，无不与人口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人口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关系到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问题。在人口过度增长对经济发展的阻碍方面，全球基本上已经形成共识。当前，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推进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经济社会结构正在加快调整，人口结构也会相应发生变化。我国人口发展形势总体是好的，与三十多年前相比，人口过快增长的问题已经得到缓和，但是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等方面的问题日益凸显并相互交织，呈现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
三、采取有效措施，促进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
新时期我国人口计生工作仍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道路。因此如何经济有效地确保人口适度增长，促进国民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是我国今后一个重要的课题。所以我国应当继续在宏观调控上继续扶持并发展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发展，刺激消费需求。在此基础上，还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有效措施，确保人口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
（一）实现人口均衡发展，加大教育产业投入力度，努力提高国民素质。
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注重利益导向、服务关怀、同时要更加注重宣传倡导，进一步健全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计划生育“少生快富”工程、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等制度。要严厉打击非法胎儿性别鉴定和非医学需要的人工终止妊娠行为。同时探索人口计生政策与相关社会经济政策的有效衔接，使计划生育家庭优先分享改革发展成果，形成有利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社会政策环境。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人口计生系统还要和相关部门密切合作，不断拓展服务领域，从面向育龄群众的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服务逐渐向全人群和生命的全过程转变，如积极开展婴幼儿早期教育、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教育、老年人服务关怀等工作，不断完善以群众需求为导向的公共服务，坚决取消各种名目繁多的学校收费，减轻家庭负担，扩大受教育人口的范围，同时加强成人高等教育。
（二）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
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要促使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将实施健康老龄化战略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长期规划中，做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教、老有所乐"；其次把老年人自身、家庭、社会和国家作用有机的组合起来，走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相结合的养老道路；再次积极发展老龄产业，一是要从我国实际出发，以满足老人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需要为目的；二是要以市场为导向，按经济规律办事；三是要保证养老费用的合理使用，提高老年人的消费能力；最后进一步加强对老龄工作的领导，加快完善老年法律法规体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做好老龄工作的重要性，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对老龄工作的领导，完善老年法律法规体系，依法治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经济问题。
第7篇：人口老龄化治理范文
一、新型城市化的概念界定
新型城市化概念的提出是基于传统城市化提出的，在中国，传统城市化是城乡之间不协调的发展，城市没有带动郊区的发展；城市内部也存在较大的贫富差距；城市分布不均衡，大城市集中发展，造成其房价远远高于其他中小城市；人口、经济、资源、环境也形成了较大的冲突。针对这些弊端，我国在城市化集中飞速的时期，提出并逐步实施新型城市化的道路，这是符合我国国情和利国利民的好方针，所谓新型城市化是指立足基本国情，坚持以人为本，以新型工业化为动力，以统筹兼顾为原则，以全面协凋可持续发展为理念，以市场机制为主导，实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功能完善、经济高效、社会和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城乡互促共进的城市化发展道路。新型城市化对人的要求也突破了传统城市化，单一的人口从乡村到城市转变的过程，“新型”两个字也注定了对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等多方面的要求。
二、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人口问题
1 人口数量的均衡问题。目前我国人口数量虽然基本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是人口生育水平呈现严重的不平衡趋势。农村地区生育率较高，城市却较低，且差距加大。贝克尔从孩子收益曲线的角度，证明了经济条件好的家庭重视孩子的质量，轻视孩子的数量。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出现了“人口逆淘汰”的观点(穆光宗等，1993)。“人口逆淘汰”导致城市人口相对增长缓慢，而农村人口增加迅速，加大了人口城市化的力度，增加了新型城市化的难度。
2 人口素质依然较低。人口素质的内涵包括人口的身体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人体素质方面主要是出生人口缺陷严重和残疾人口基数大，我国每年新增80-120万例出生缺陷儿，各类残疾人总数达8296万人。残疾人口给社会增加了巨大的负担，每年国家要拿出很大一部分资金来解决他们的生活，教育，心理等方面的问题，对于新型城市化的推进，起到了很大的阻碍。科学文化素质主要从教育方面讨论。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教育有了很大进步，平均受教育年限有了很大的提高，目前我国人均受教育年限超过8.7年，但是相比发达国家仍然差距较大。目前各国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为4.9％，发达国家平均为5.1％，欠发达国家为4.1％，而我国的比重一直处于4％以下。
3 人口结构的问题。当前人口结构最大的问题是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性别比的严重失调。计划生育实施以来，我国人口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是同时也带来了人口老龄化的急剧上升。1999年60岁以上老年人数超过10％，我国正式进入老年型社会，2009年这一比例到达了14％。伴随老龄化的加剧，对于当前并不强大的国家和并不富裕的国民来说是一大难题，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较差，需要投人较多的医药物质；老年人生活料理困难，需要有人照顾；老年人心理问题较多，需要引起社会的关注。因此，要建设新型城市化，务必处理好人口老龄化的问题。
自80年代实施严格一胎化的计划生育生育政策以来，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据统计，全国出生人口性别比1982年为108.5，1990年为111.3，2000年为116.9，2005年为118.9。这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它的出现对新型城市化的建设将带来极大的危害和严重的后果。
三、对策思考
1 要在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过程中，开展多形式、大规模的普法宣传、咨询活动，使法律法规家喻户晓。即尊重人民群众作为计划生育主人的地位，又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全国计生系统要会同有关部门广泛开展政策服务，切实做到生育政策宣传到家、服务到人，真正将人口数量稳定在合理范围之内。尤其是农村地区做好计划生育，优生优育的宜传，奖励独生子女户，对独女户实施经济补助。
2 重视教育，开展学校教育后多样化的培训，大力推进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的转换，为新型城市化提供更好的人力保障。我们要加强教育的投入，提高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学校的教育是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转换的重要方式，但它也只是一个过程，并不是说完成了教育，就从资源转换成了资本。学校教育毕竟大多数时候是在校内，因而造成了理论与实践的脱轨，需要重视学生的社会实践。学生毕业后，进入社会工作，政府和企业结合起来重视对他们的实际培训。新型城市化以工业化为动力，就需要一大批拥有专业技能的高素质人才，教育和培训是两种很好的方式。此外，广开就业门路，缓解人口就业压力，为新型城市化的推动提供更好的经济保障。转贴于
第8篇：人口老龄化治理范文
本书收录了作者关于人口、创新及资源环境的最新研究成果，从人口经济学的相关理论破题，深入浅出地分析中国人口问题的现状，以及带给经济、创新力等方面的影响，表达了作者对当前人口政策所引发的问题的担忧，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潜力最终由其人口的数量、结构和素质决定。
Q：如果不限制人口增长是否会带来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的问题？
A：本书第五章从能源、粮食、水这些角度作了详细分析，总的来说资源并不是人们想象得那么紧缺，其实是取决于如何节约资源而且发掘潜力。比如现在中国依靠大量能源进口，但中国已经有很多新能源技术并且处于相对领先的地位，中国将来有非常好的机会发展新能源。反而人口老化，创新、创业能力下降的话，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都会有影响。
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在经济学界已经达成共识。一般来说，这个国家的人均年收入在1万美元的时候，环境是最差的。因为那时候是制造业大发展，服务业还没有起来，人们主要是解决温饱数量上的问题。但随着富裕程度的提高，人们对环境质量的要求提高了，本身社会更加富裕，他有能力治理环境。所有的国家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反而会趋于变好。中国现在可能还有几年的坏日子。但计划生育政策和经济政策是关系到将来二十、三十年人口数量和工作结构人口的问题，一定要有长远的眼光。
Q：人口年轻化会对国家经济带来哪些影响？又是否会产生更大的就业问题？
A：2008年中国人口结构中最大的人群群体是20至40岁，非常健康，这是最富有创造力，接受新事物最快的人群，中国现在的人口结构是个黄金时期。但到2040年，最大的人群是50至70岁，老龄化非常严重。20至40岁人口从4.3亿降到3亿。
年轻人口结构对经济活力的影响最好的例子是日本。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日本的经济增长率还在8%左右。1990年以后老龄化指数直线上升，它的经济增长率下降得非常快。日本战后低生育率也是其重要因素。年轻人口减少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年轻人晋升的机会就少了，青年人的发展在老龄化的社会被边缘化。
有说法认为减少人口可以减少就业压力。这在中国经济还有大量就业不足的农村劳动力时，可能是正确的。但是2010年后，中国经济明显过了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当民工荒和民工工资猛涨的现象出现时，人口少可以促进就业的论调就不攻自破了。失业率高的因素很多，现在经济学公认的最主要原因是僵化的工资体系，和人口规模没有必然关系。
第9篇：人口老龄化治理范文
养老金市场与共同基金：和谐共生的关系
养老金市场与共同基金之间，也是一种和谐共生的关系。二者的共同发展，对于养老金市场发展和金融生态体系建设至关重要。美国从1948年开始导入积累制的养老基金制度以来，养老基金规模快速扩张，目前养老基金已经成为资本市场上的最大机构投资者。根据美国投资公司协会（ICI）的最新统计，截止到2005年末，美国各类型养老基金的资产总值已高达14.5万亿美元，同比2004年增长了7%，养老基金资产已占到家庭金融资产的1/3以上。2005年底，美国的共同基金资产规模达到8.9万亿（其中包括了养老基金在其中的3.4万亿美元投资）。养老金市场的繁荣离不开共同基金的成长，如同珊瑚与共生藻之间的关系，二者相互促进，共同实现了快速的发展和积累。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底子薄，而且地区发展有差异。目前，中国的养老制度已经从传统的收现付制转变为以社会基本养老保险为基础、以养老保险个人帐户和企业年金为补充的部分资金积累型的现代养老制度。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如果养老保险新体制运行顺利的话，到2030年，中国养老基金的资产将会达到1.8万亿美元。养老金市场的快速发展，对于活跃资本市场、改善市场结构、提速金融创新和促进基金保值增值等都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共同基金也将与养老金市场形成和谐共生的“双赢”局面。
需要市场化、专业化的投资运作
和谐共生的“双赢”局面首先需要以市场化、专业化的投资运作为基础。美国养老金的主要投资标的是长期基金，其中股票型基金又是其投资的重中之重。根据美国投资公司协会（ICI）的统计，截止到2005年末，美国共同基金管理着3.4万亿美元的养老金资产，占养老金总规模的23.45%。美国养老金投资于股票型基金的资产规模为2.38万亿美元，混合型基金0.45万亿美元，债券型基金0.33万亿美元，货币市场基金0.27万亿美元。美国养老金在股票型和混合型基金方面的投资已占其对共同基金投资总量的82.46%。共同基金多层次的风险收益选择、及时的信息披露、规范透明的运作、严谨的风险控制体系和专业化的投资管理，使其成为了养老金的理想投资工具。
目前，中国养老金市场的总体规模还很小，面对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压力，市场化、专业化的投资管理和运作，将为共同基金与养老金市场和谐共生的双赢局面创造条件。根据预测，“十一五”期间，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持续增长，到2010年将达到1.74亿人，约占总人口的12.78%，其中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将达到2132万人，占老年人口总数的12.25%，中国人口老龄化高峰将在2030年前后到来。面对人口老龄化的压力，中国的养老金市场亟待快速发展，共同基金市场化、专业化的投资运作，将为养老金市场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
依赖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
和谐共生的“双赢”局面还需要有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珊瑚在适宜的环境下才能正常生长发育，如果水温不适宜，珊瑚体内的共生藻将难以为珊瑚提供充足的养分，珊瑚会停止摄食活动和发育生长。共同基金和养老金市场的和谐共生同样也需要有适宜的环境。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包括健全的法律体系、社会信用体系、会计与审计准则和中介服务体系等。养老金未来将成为作为资本市场的重要支柱之一，其发展壮大离不开一个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加强养老金的法律与政府监管，规范相关中介机构，推进基本养老保险、企业年金和个人养老金帐户的全面建设，培育和扶持基金管理人，将有助于形成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
基金管理公司作为金融生态环境中的一个生物体，也是养老金市场的重要参与者。目前，国内基金公司业务主要局限在公募基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等主要业务上，后两者由于进入门槛高只有部分公司有资格做。随着中国基金业竞争加剧和优胜劣汰，治理结构好、运行效率高、投资回报率高的基金公司将有望在养老金市场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并对养老金体系建设和养老金市场的繁荣贡献更大的力量。
- 上一篇：高职教育信息化范文
- 下一篇：计算机硬件软件知识范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