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服务关系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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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新闻传播服务关系范文

【论文摘要】信息时代科技开发与新闻传播事业的关系广泛而深远。探析科技开发与新闻传播关系，有利于实现科技开发通过新闻传播延伸其产业链，在社会资源最大化的配置中，提升其信息资源的集约整合概率，实现科技开发与新闻传播有机结合的双赢。

【论文关键词】科技开发；信息传播；实施建议

(一)科技开发概况

1．科技开发的实质

什么是科技开发，至今仍无公认的定义，根据国内以科技开发为主导职能的机构情况分析来看，我们试将它概括为以促进科技成果的商品化、产业化为目标，组织实施科技成果的开发和成果转让，提供科技服务和科技支撑的综合类科技研发活动。与其他类别传统的开发研究工作相比较，科技开发的评价标准体系有其自身的特点。

2．科技开发机构体系

目前，我国已有专门从事科技开发的直属国家政府的机构——中国科技开发院。该院是由国家科技部、广东省人民政府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共同创办，经国家批准成立的科技开发机构，与有关省、市政府合作设立分院(办事处)和创业中心，现已设立十二个分院(基地)。所属机构(企业)从事涉及计算机、生物工程、机电一体化、新材料、交通、能源等领域成果的商品化、产业化和国际化的开发业务。

3．科技开发前景

(1)科技开发工作的功能与服务对象已经发生变化。市场经济的确立和经济结构的多元化，使科技开发工作的主要服务对象不再局限于事业型科研机构和生产企业。事业型科研机构和国有企业在转制或改制过程中，需要更新产品结构，进行技术改造，以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民营企业、三资企业和民营科研单位则正在不断地开发新的项目，填补着经济结构转化过程中所遗留的空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提高了农村的生产力，农民渴望早口脱贫致富，对科技信息的需求日益迫切。为各行各业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提供具体的、有针对性的科技服务，这一切与科技开发信息有效的传播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2)科技开发信息的传播成为科技开发过程中的至关重要的环节。网络化使信息的来源空前广泛，大众媒介的传播作用在科技开发工作中显得尤其的突出。李普曼在《舆论学》中曾指出人类生活在两个环境里，一个是“现实环境”，另一个是“虚拟环境”。现实环境就是客观存在的于你的周围，能够被人的自身直接感受和验证的环境；然而人的经历毕竟有限，人的很多经验是通过他人获得的，这就是“虚拟环境”。随着社会的进步，现代社会中科技开发“虚拟环境”的比重越来越大，而它的构成正是传播媒介。

(二)科技开发与新闻传播关系现状

1．科技开发传播信息化

新闻传播为科技开发提供了交流的平台，科技开发可以通过新闻传播进行可利用的信息资源的集合。全球性技术的传播信息网络技术，为我们提供科技开发的新途径。大众传播有利于迅速而有效的将创新信息传达给潜在的接受者，能带来知识的觉醒。传播手段的发展动力演绎了科技开发方式所推动的经济社会前进过程，“传播是社会不断创造新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状态，并使属于这些状态的社会关系与之相适应。”

2．科技开发与新闻传播结合之不足

(1)科技开发结合新闻传播现实研究不够紧密。对新闻传播在科技开发过程中的政策法规、经营与管理等现实问题缺乏相应的理论研究，既缺少对科技开发研发项目中导入新闻传播经营个案、科技开发媒介传播信息资源共享等微观问题的细致研究成果，又缺少为现实服务、影响决策的战略性研究报告。

(2)市场经济条件下科技开发的新闻传播研究不够系统，科技开发传播自身建设缺乏规划。市场经济条件下科技开发的新闻信息的研究显得零散、滞后，缺少抓住市场经济条件下科技开发新闻思想的精神实质去解剖新闻传播现实问题的研究成果。科技开发传播基本上停留在方法操练或对策咨询层次，从而在总体上无助于新闻传播对科技开发最大效益的的发挥。

(3)科技开发新闻传播研究有待加强交流合作。科技开发新闻传播研究有待加强横向联合、科技开发实体联合，加大经费投入，改善科技开发新闻传播条件，克服因经费、人员、方法等限制而难以进行相关信息资源整合构建项目的弊端，科技开发机构应有侧重的成立能广泛利用新闻传播整合有效资源的信息业务部门。

3．建设科技开发信息传播体系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1)市场经济下的科技开发需要信息支持。科技开发主体和科技开发服务客体是否能够方便快捷地获取准确、及时、系统的市场信息作为正确决策的前提，成为在市场经济中能否立于不败之地的首要因素。基层政府、相关政府部门、研究机构也需要现代信息网络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作为作出决策、提出对策的依据。

(2)信息时代我国科技开发工作对传播信息化有了更为迫切的要求。我国对国内外市场的认识与把握还很肤浅，一些发达国家凭借其在科技、管理、信息、环保等方面的优势，设置了技术法规、标准、合格评定程序等为主要内容的壁垒。这除了与我们自身一些科技开发管理观念与手段都落后于国际化的商业竞争需要之外，另一重要因素就是参与国际竞争的市场信息体系与客户服务体系建设准备的不充分。这就更需要科技开发职能部门在市场传播信息体系建设方面加大力度、加快速度，以完备的信息服务来弥补自身获取信息能力的不足，以必要的信息支持来减少科技开发服务过程的大幅波动与市场风险。

(三)积极主动构建科技开发的新闻传播体系

1．建立科技开发传播体系数据技术支撑体系

科技开发传播信息的完整性直接决定信息的有效性，信息的有效性数是科技开发服务质量的核心。要从整合行政资源入手，把数据资料，作为重要的信息资源，有序开放，充分利用并考虑投入资金支持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和支持标准化科技开发信息数据库的规划建设。

2．培育现代科技开发传播服务体系

科技开发传播服务具有智力密集、技术密集、专业化程度高、市场集中度高的特点，承担着信息收集、加工、处理和传递的功能。应大力培育和发展一批具备较高执业资质和道德水准的独立公正市场化运作的现代科技开发传播服务机构。

3．建立健全科技开发传播管理体系

科技开发传播管理体系势必要融入长期的构筑企业文化模式之中，建立科技开发传播管理体系将其触角深入到自身内部的各个部门、分支机构以及服务对象的方方面面形成一个完整的信息资源系统、网络。通过传播过程中收集或产生的有效信息实现资源共享并为社会提供全方位信息综合服务而谋取尽可能大的经济效益。

第2篇：新闻传播服务关系范文

（一）、手机媒体传播的运行特性：我们知道，大众传播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它的运行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综合起来。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政治制度；二是社会各利益团体；三是受众监督。在新闻媒介逐步市场化运营的今天，社会各利益团体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广告商的影响。因为广告收入是新闻媒介运行发展的“粮草”。所以，无论是传统的三大媒介，还是新兴的网络媒介，都得腾出大量的版面与空间为广告商摇旗呐喊。而手机媒体传播在这方面可能要成为完全的另例。手机报、手机电视的运行中，不可能像报纸、电视那样大量刊登广告，甚至广告将在手机媒体中消失。这主要基于两方面的原因：

1、手机的物理特性决定了它不适合广告的传播。手机的最大优势在于传播的方便性、快捷性与有效性。然而，正是这些优点决定了它的物理缺陷——显示屏固定偏小。这不符合广告商通过大版面、有冲击性的画面、图片、镜头以及有穿透性的语言来打动受众的初衷。另外，手机的基础功能依然是完成人际间的通讯。

2、手机媒体传播的“微妙身份”不容许广告出现：我们知道手机传播（手机报、手机电视）是新闻媒介和通讯运营商合作的结果。虽然，手机媒体与受众之间存在着传播者与接受者的关系。但我们更为清楚的看到：手机报或手机电视实际上是通讯运营商开辟的新业务。只有手机用户选择了次业务，才能建立新闻媒介与受众之间传播与接受的关系。而通讯商与手机用户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纯属商业行为。两者的行动都要受到事先签定合同的制约。如果手机报与手机电视中出现了广告，都属违反合同的举动，不会被受众接受。

（二）、手机媒体播内容、传播媒介甚至传播者本身的发展前途。所以，了解与研究手机媒体传播的受众特性，对于手机媒体的运行与发展至关重要。一般情况下，在受众确立的过程中，主要考虑四方面的因素：一是传播的受众特性：受众是传播行为的接受者，是传播活动中信息流通的目的地。他们决定传受众区域；二是受众职业和身份；三是受众的年龄；四是受众的文化教育程度。就手机媒体传播而言，主要是后三者。通过手机渠道获取新闻信息，是手机在新形势的附带功能。而且与其他媒介相比，画面不及电视，声音不及广播，报道深度不及报纸，综合性、丰富性不及网络。这种情况下，使用手机媒体就是“迫不得已”的结果，是非常手段。我们也就不难总结出手机媒体传播的受众特性来：生活节奏快、文化教育程度高、年龄基本上趋于中青年的高收入者。二、对手机媒体传播两个特性的认识：手机媒体传播没有广告，以及受众的窄化。引出这样一个问题：手机媒体传播将靠什么来维持生计？这可能是许多人的疑问。但如果我们把手机媒体传播的两个特性联系起来分析，就会发现，问题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而是别有洞天：

1、手机媒体它不是独立的媒介，是报纸等传统媒介在新情况下的延伸。它将以内生性收入为主，即靠自己的新闻产品的出售为主。我们知道，与内生性收入相对的是外生性收入。这会随市场经济环境的变化出现大幅度动荡。最为关键的是，内生性收入在总收入中占去的比例越大，媒介的经营自就越大。所以，手机媒体一方面开拓了本媒介的经营范围，另一方面对于媒介收入内外平衡和提高媒介自主经营有积极意义。

2、受众明确，对新闻产品提出更高要求：前面提到手机媒体的运行中不会出现广告，以及分析了受众集中，窄化等特点，再加之手机本身传播的有效性，从而对手机媒体传播的内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真正做到以手众为本位，向他们提供真新闻好新闻。

三、手机媒体的实际操作要求：

上面分析了手机媒体传播的特性及对特性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我们再来分析手机媒体在实际操作中的一些问题：

（一）、手机媒体对新闻选择的需求：新闻选择是对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实加以鉴别，选出新闻媒介值得传播的事实。这对传播媒是普遍适用的。而这里我们所说的手机媒体是传统媒体的衍生物，适用新闻选择自不必说。我们要做的是，根据手机媒体的特性，在新闻选择四大标准——新闻定义、新闻价值、宣传价值、新闻法规的基础上，总结出适用手机媒体新闻选择的标准：

1、强调新闻真实性，新鲜性，真实性新鲜性是显示的生命，手机媒体要传播新闻，必须这一原则，强调向受众提供新闻的真实性和新鲜性。

2、突出新闻的时新性，重要性，接近性，服务性，趣味性

时新性：即时间性，内容新；

重要性：即势必引起人们关心的事实；

接近性：这里强调和受众心理的接近；

服务性：手机媒体的受众集中、相近、提供服务性信息势在必然；

趣味性：富有高尚的生活情趣，能引起他们的感情共鸣。

3、符合新闻法规：即选择新闻法规允许的新闻想受众提供。

（二）手机媒体传播对新闻体裁的要求

新闻体裁是新闻媒体所传播的新闻作品的各类载体形式，是新闻内容与表现形式相统一的的报道样式的统称。有消息和通讯两种体裁。选择什么样的体裁来报道新闻，既取决于新闻本身，也取决于不同媒介的特征。就是同一体裁、同一新闻在不同媒介下的表现形式也不尽相同。所以，分析适与手机传播的新闻体裁，对于手机传播也至关重要。前面提到手机的主要功能是完成人际间的通讯，传播新闻只是手机在新形式下的附加功能，而且受众集中、窄化，这些也就决定了手机传播中所提供的新闻信息要新鲜、明了、简练。消息就是用最快的速度、最间接的方式、最凝练的语言向受众传播最大信息量的一种常用体裁。可见手机传播的要求与消息的特征是吻合的。而通讯要在叙述与描写的基础上进行分析、议论、抒情等，则不适合手机传播。

（三）手机传播对新闻写作的要求：

1动态消息：“迅速简洁的报道最新发生的新闻事实。”这既是它的定义，也是它的写作要求——要迅

速、简洁。手机报、手机电视中更需要强调这一点。

2综合消息：即对某事物或同类事物就一个主题进行分析综合。当然，这里的综合有别于报纸、电视等。在手机报与手机电视中的综合要强调围绕新闻点去综合。即根据受众关心的核心综合。比如，对于西甲的报道，你的受众市是皇马的球迷，那么这个消息的综合就得围绕皇马展开；再比如报道一场比赛，手机媒体中不能按照比赛的进程报道，而应围绕比赛结果进行。当然现场直播除外，另外这样的综合需要建立在对自己受众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四、手机媒体传媒带来的其他问题

1、手机本身的问题：伴随着手机报、手机电视的推出，在手机行业必然要掀起一股风暴。什么样的手机既能够完成通讯的基本功能，又能适合手机传播新闻消息，将是风暴的核心。这也就必然带来一次手机换代的浪潮。

2、新闻媒介内部的问题：手机媒体要发展下去，与通讯公司的合作势在必行。虽然两者存在着共同的利益，办好了将是双赢的结果。但两者之间依然存在着理念融合、利益如何分配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处理也将对手机媒体的长远发展产生深远影响，需要新闻媒介研究。

参考文献：《新闻学导论》李良荣1999年10月高教版

第3篇：新闻传播服务关系范文

关键词传播主体价值客体价值关系

在新闻价值理论研究中，有专家提出“统一主体说”和“共同客体说”，认为传播者（传播主体）与受众（接受主体或受众主体）构成新闻价值关系中的“统一主体”，而新闻事实、新闻文本、传播效果等构成新闻价值关系中“共同客体”。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混淆了两个主体所处的不同的价值关系，导致了两个不同价值关系中价值主体及其价值客体的混乱。本文根据价值哲学的有关理论，专门探讨传播者作为价值主体所涉及的价值客体，并通过对这些价值客体的梳理分析，揭示传播者作为价值主体所形成的价值关系，并说明这种价值关系与新闻价值关系的区别与联系。

一、传播主体的价值客体及其分类

所谓价值客体，就是人类作为主体的实践活动、认识活动所涉及的客观对象。广义上讲，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价值活动，活动所涉及的一切客体都是价值客体。在特定的价值活动中，主体所涉及的价值客体往往是多元的，对于主体来说，不同的价值客体具有不同的性质，处于不同的地位。有些属于手段性质的价值客体，有些属于目的性质的价值客体，有些则是手段性质与目的性质兼具的价值客体。手段性的价值客体服从、服务于目的性的价值客体，受目的性的价值客体的支配和制约。在新闻传播活动中，传播者作为主体所涉及到的价值客体相当多，我们根据价值客体的不同性质、地位和特征，大体上可以把它们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传播者作为价值主体在新闻传播活动中所使用的劳动资料。它包括摄影、摄像、录音、印刷、播放等设备，包括交通、通讯等工具，还应该包括新闻事实这一基本的物质条件。摄影摄像等设备以及交通通讯等工具，作为传播主体实现价值目标、价值追求的工具性、手段性的价值客体，应该毫无争议。但对新闻事实这一价值客体的认识，笔者与一些专家不同。笔者认为，新闻事实属于传播主体手段性、工具性的价值客体，而不是新闻价值客体，其基本理由是：

众所周知，早在1943年就对新闻与事实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极为明确的阐述。他指出，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新闻源于事实，是对事实的反映。这一论断得到了新闻界的普遍认可。与此同时，“新闻是信息”，也已是业界的普遍共识。由此可见，新闻信息尽管是对新闻事实的反映，但“事实本身与对事实的认识是有实质区别的”。事实与信息所指的客体不同，二者的区分是新闻传播活动的逻辑起点，新闻价值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把二者混为一谈，必然导致价值理论的混乱。

首先，新闻事实是社会主体价值活动的产物，对传播主体来说，是先在的、既定的、自然的、不可控制的、不可改变的。这就决定了传播主体只能把它作为价值创造活动的物质条件、前提、基础和起点。其次，新闻事实本身不能储存、不能压缩、不能复制、不能共享、不能传播，传播主体既没有权力改变事实本身，也没有权力处置事实本身。但新闻信息不同，新闻信息可以加工、可以储存、可以压缩、可以复制、可以共享、可以传播。传播主体的采访权、报道权等权利，是采集、加工、处置、传播新闻信息的权利，而不是处置新闻事实的权力。所以，以报道、版面、节目等各种新闻文本形式出现的新闻信息，才是传播主体价值创造活动的产物，才是传播主体创造的价值客体，即新闻价值客体。如果新闻事实是新闻价值客体，而不是新闻信息是新闻价值客体，传播主体就丧失了存在的必要。最后一点理由是，新闻事实本身既不能直接满足传播者的需要，也不能直接满足受众的需要。以矿难为例，作为事实本身，无论是传播者还是受众，都没有遭遇这种事实的需要。但是，有关矿难的信息，无论是传播者还是受众都会产生强烈的需要，传播者需要有关信息（注意不是需要事实本身）进行传播，受众需要有关信息作为调整自己的行为、决策和认识的依据。因为矿难信息不仅有助于人们及时进行有效救援，而且能给人们提供前车之鉴，因而具有极高的价值。而矿难事实本身不仅没有价值，而且毁坏价值。这个例子也告诉我们，报道灾难性事件的重要意义，不在于事实本身有价值，而在于其信息有价值。由此可见，新闻事实的价值不等于新闻信息的价值（即新闻价值），传播者和受众需要新闻信息，可以获得新闻信息，但不一定需要新闻事实本身，传播者和受众不是当事人，即使需要事实本身，也不可能实现。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新闻事实只能是传播主体进行价值创造活动的物质前提、物质基础、物质资料，作为传播主体手段性、工具性的价值客体，而不是新闻价值客体。

把新闻事实归入传播主体手段性、工具性的价值客体，并没有降低新闻事实作为价值客体的重要地位。打个比方说，传播主体营造的是信息大厦，事实就是信息大厦的地基。因此，包括新闻事实在内的手段性价值客体不仅不是可有可无的，相反，它是传播者进行价值创造的强大杠杆和物质基础，它的发展和变化标志着传播水平和发展状况，同时也标志着传播发展的不同阶段。但需要我们明白的是，工具和资料只是价值创造活动的前提和手段，而不是价值活动的目的。所以，劳动资料在传播主体的价值客体构成中通常处于较低的位置。

第二类是传播主体的劳动所施加、改变、创造的对象，即劳动对象。如新闻稿件、版面或节目等。而这些都是新闻信息具体存在形式或系统存在形式。所以，在本质上，劳动对象是新闻信息，是对新闻信息的搜集、整理、加工、储存和传播。劳动对象通常表现为直接的劳动成果，在社会分工的条件下，直接劳动成果往往不能直接满足主体的需要，它必须与其他主体的劳动成果相交换，才能完成一轮价值创造活动，才能获得最终的目的性的价值客体。因此，直接劳动成果体现的是主体的付出而不是收益，是价值创造而不是价值实现。所以，新闻信息作为传播主体的直接劳动成果，是传播主体获得目的性价值客体的中介性价值客体，是既具有手段性又具有一定目的性的价值客体。

事实上，新闻信息作为双重性质的价值客体具有更复杂的因素。相对于传播者的经济目的，或者说在经济意义上，新闻信息具有突出的手段性；但相对于政治理想，或者说在政治意义上，它又具有鲜明的目的性。因为新闻信息传播涉及到传播主体自身和公众言论自由权利的实现。在这个意义上，新闻信息的传播本身，要比传播效果更具有重要性和优先地位。富有职业理想、民主意识、公众意识、受众意识的传播主体会自觉地把公众、把服务对象的价值目标，内化为自身的价值目标，把受众最高的目的性价值客体，转化为自身的目的性价值客体。此外，对传播主体来说，新闻信息作为手段性质的价值客体具有惟一性，它是获得传播效果等最终的目的性价值客体的惟一手段。所以在新闻实践中，很多传播者对新闻稿件的采写加工，表现出高度的关注，甚至经常把它摆在与传播效果等同的地位。因为好的稿件就意味着好的传播效果，手段的惟一性和关键性反过来又强化了目的性质。

但从总体上讲，新闻信息的手段性质仍然占主要方面，具体表现是：首先，新闻信息主要体现为传播主体的劳动付出，而不是收益，它不能直接满足传播主体生存和发展等基本需要。其次，传播者搜集、制作、加工、传播新闻信息，如果获得不了传播效果及经济效益，就像厨师烧制的佳肴美味、企业生产的产品销售不出去一样，形同废品，目标追求难以实现，自身的需求无法满足，价值活动也难以为继。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是对商业媒体，新闻信息作为传播主体的价值客体，其手段性质远远强于目的性质。这些都决定了新闻信息的手段性质强于目的性质。

第三类是传播主体在新闻传播活动中所要追求、所要达到的最终的目的性成果，即传播效果。传播效果包括新闻报道在传播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影响和经济效益，我们通常称为“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和前两种价值客体相比，传播效果才是相对单纯的、能直接满足传播主体需要的、具有最终目的性的价值客体，它意味着传播者达到了目的，获得了收益，付出得到了补偿，需要得到了满足。传播主体采用先进设备，对新闻稿件进行精耕细作，生产高质量的新闻信息，努力赢得受众，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得传播效果，这也是所有媒体的最高追求。所以，对传播主体来说，在一轮完整的价值活动中，最终的目的性价值客体就是传播效果，正是这一价值客体在决定着其他价值客体的选择和创造。

有专家把传播效果也作为新闻价值客体，笔者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传播效果是不是新闻价值客体，牵涉到两个问题，一是对新闻价值概念的理解，二是传播效果作为价值客体是否具备新闻价值，如果不具备新闻价值，就不可能是新闻价值客体。

关于新闻价值，大体上有两种理解。一种把新闻价值理解为传播效果，等同于传播效果。按照这种理解，如果再把传播效果作为新闻价值客体，就会出现一个荒谬的结论：新闻价值就是新闻价值客体。另一种是笔者认可的理解，新闻价值是新闻信息所具有的影响特定受众的属性或功能，传播效果是这种属性或功能的发挥，即新闻价值的实现，也即是说，传播效果是新闻价值客体——新闻信息实现其价值的结果。即使传播效果具有轰动效应，也只能是新的新闻事实，而不是新闻价值客体——新闻信息。新闻事实不能作为新闻价值客体，前文已有论述。

传播效果作为其他价值客体，第一它不是受众的价值客体，更不是受众的新闻价值客体。因为传播效果本来就是受众的信息需要得到满足，如果受众把这种满足，再作为价值客体，再满足自身，甚至再再作为价值客体，再再满足自身。且不说如此循环下去有无可能，是不是必要，问题的关键在于，受众这种把新闻对自身的满足再当作价值客体的活动，是不是还属于新闻传播活动，是不是还在新闻传播活动的链条之中？笔者认为，传播效果对受众而言，已经转化为下一轮价值活动即信息选择的背景和动因，为主体创造出新的价值需要，而不是成为其价值客体，甚至反复地成为价值客体。因此，把传播效果作为受众的新闻价值客体更无从谈起。第二，传播效果作为传播主体的价值客体，也不是新闻价值客体，因为它满足的是传播主体对经济、声誉、影响力的价值追求和价值需要，对传播主体来说，具备的是经济价值和影响力价值，而不是新闻信息价值。所以说，把传播效果作为新闻价值客体，与把新闻事实作为新闻价值客体一样，都是十分荒谬的。产生这种荒谬的主要原因在于，一些专家企图为新闻价值理论构建宏大、系统、无所不包而又整齐划一的理论体系，把简单问题复杂化，微观问题宏观化，单一问题体系化而导致的错误结论。

二、传播主体所形成的价值关系

根据上述分析，不难发现，传播主体的价值客体是多层次的，多元的。不同的价值客体，体现出不同的价值，在价值客体构成中处于不同的地位，与传播主体形成不同的价值关系。如果以客体或其价值来命名价值关系，传播主体与其价值客体形成的价值关系就有三种：

第一是与采写、交通、通讯工具以及新闻事实等劳动资料形成的价值关系。因为这些都是手段性质的价值客体，在这些客体中，工具又具有标志性，所以劳动资料体现的主要是工具价值、手段价值，与传播主体形成的价值关系，可以称为手段价值关系或工具价值关系。

第二是传播主体与新闻信息形成的价值关系。传播者采制新闻信息的主要目的是用来满足受众的信息需要，而不是自己的信息需要，但在满足受众的同时，换来受众的时间、精力、金钱等关键因素形成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因此，新闻信息对受众来说，体现的主要新闻信息价值即新闻价值，与受众形成新闻价值关系。但对传播主体来说，新闻信息体现的主要不是信息价值，而是一种交换价值、传播价值。所以它与传播主体形成的价值关系，不是新闻价值关系，而是一种新的价值关系，我们可以称之为传播价值关系。正如交换价值要以价值为基础，但交换价值并不等于价值一样，传播价值要以新闻价值为基础，但传播价值并不等于新闻价值。传播价值关系也不等同于新闻价值关系。原因在于，新闻对受众主要是新闻信息价值，但对传播者来说主要是交换价值或传播价值。新闻价值是新闻信息所具有的直接影响受众的属性或功能，传播价值则是新闻信息的传播所具有的影响传播者的属性或功能。新闻价值以受众的需要为价值尺度，传播价值则以传播者的需要为价值尺度。新闻信息能直接满足受众的需要，但不能直接满足传播者的需要，它只是传播者交换最终的目的性价值客体的等价物。因此，我们可以说，传播者与新闻信息之间形成的价值关系，是一种新的价值关系，是传播价值关系。

第三是传播主体与传播效果等收益性成果之间的价值关系。传播效果是传播主体最终的目的性价值客体，它体现着传播主体的理想、信念与追求，体现着传播主体价值目标的实现，对传播主体既具有精神价值又具有经济价值，它从精神与经济两个方面满足传播主体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按照习惯，人们通常以最终的目的性价值客体，或其价值，或者获得这一价值客体的方式，来表示整个一轮价值活动中的价值关系，那么，传播者与传播效果之间的价值关系，就可以称为传播效果价值关系。因为传播效果是传播这一活动方式带来的，因此我们也可以把它简称为传播价值关系，并把这一价值关系，作为传播主体在整个新闻传播活动中形成的所有价值关系的简称，或统称。因为这一价值关系是整个新闻传播活动中各种价值关系的主线，在各种价值关系中占有主导和支配地位。

三、传播主体与受众主体的关系

新闻传播活动中有两个主体是正确的，但他们并非是共同主体。作为主体，他们处于不同的价值关系中。传播者作为主体，出现在传播者与其最终的目的性价值客体——传播效果之间形成的传播价值关系中；受众作为主体，出现在受众与其最终的目的性价值客体——新闻信息之间形成的新闻价值关系中。传播者与受众，当一方处于主体地位时，另一方总是处于客体地位，而不可能同时作为主体出现在同一价值关系中。具体地说，在新闻价值关系中，受众是价值主体，新闻信息是价值客体，而新闻信息是传播者劳动的产物，这就意味着传播者在用自己的劳动成果满足受众的需要，在以客体的身份或地位服务主体。而在传播价值关系中，传播者是价值主体，传播效果是价值客体，而传播效果是受众付出的时间、精力、金钱等因素形成的，这就意味着受众在获得信息满足的同时，也通过自己的付出满足传播者，并因此在这一价值关系中处于客体地位。所以，最后的结论是，传播者与受众是互为主客体，而不是共同主体。“共同主体说”，尽管基本用意在于提高受众的地位，但在理论上混淆了新闻传播活动中不同的价值关系，导致了价值主体及其客体的混乱。

四、传播主体与价值客体之间价值关系的复杂性

在现实生活中，传播主体与其价值客体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造成这种价值关系复杂性的主要因素大体上有四个：

第一，传播主体具有复杂性。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媒体存在，不同的媒体有不同的追求，不同的追求会造成传播主体的目的性价值客体的差异。在西方政党报刊时期，政党报刊追求的最高目的、甚至是惟一目的就是宣传效果，很少考虑赢利问题。新闻报道的手段性质极为明确，为了达到某种宣传目的，制造假新闻也是政党报刊惯用的手段之一。所以这个时期作为政党报刊的传播主体，其目的性的价值客体是宣传效果，而不是经济收益，更不是新闻信息。商业媒体比较复杂，但赢利始终是媒体的重要或主要目标，甚至有极少数商业媒体把赢利视为惟一目标。现在，无论是政党报刊还是商业媒体的目的性价值客体往往兼顾传播效果和经济效益，极少把其中一个作为惟一目的性价值客体的。就媒体内部而言，传播主体包括媒体内部的编辑记者、管理者和经营者，管理者与编辑记者之间，记者与编辑之间，采编人员与经营人员之间，都存在诸多的内部矛盾，也会导致对价值客体定位的偏离和游移。超级秘书网

第二，价值客体本身具有复杂性。传播主体面对的不是单一的价值客体，而是一系列的价值客体，不同价值客体之间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关系错综复杂，因此会导致传播主体对价值客体的性质和地位定位变化。

第三，传播活动的社会环境具有复杂性。不同的环境和条件会造成价值客体性质和地位的变化。在某些环境下，工具具有决定性意义，拥有工具就必然意味着拥有结果，工具就会被视为目的性的价值客体，成为至高无上的追求。在某些时候，劳动对象具有决定性意义，拥有劳动对象就必然意味着结果，对象就会被视为目的性价值客体，成为至高无上的追求。社会环境变化，尤其是政府新闻宣传部门管理政策的变化，也会很快体现为媒体内部的冲突和压力，导致价值客体性质和地位的变化。

第四，传播活动具有复杂性。传播活动不是一个简单的直线过程，而是一个往复循环的螺旋上升结构，先进的采编传输工具是为了生产好的新闻稿件，好的新闻稿件是为了获得好的传播效果及经济效益，获得好的传播效果及经济效益，是为了采用更先进的技术设备，更先进的技术设备是为了采写更好的新闻稿件，更好的新闻稿件是为了获得更好的传播效果及经济效益，往复循环，永无止境。哪是手段性质的价值客体，哪是目的性质的价值客体，在循环中有时会变得模糊不清。所以，哪怕是最单纯的手段性质的价值客体，也不会总是体现为手段性质；最单纯的目的性质的价值客体，也不会总是体现为目的性质。不同的时空环境下，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任何价值客体都会体现出多姿多彩的性质。

注释

杨保军：《新闻价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7页，第74页。

李良荣：《新闻学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页。

第4篇：新闻传播服务关系范文

都市报的策划首先是做好版块策划,版块策划是指报纸由哪些版块组成,如要闻版块,新闻版块,财经新闻版块,文化娱乐、体育版块,专刊版块等等。一张报纸由哪些版块构成,每一版块又是由哪些版面构成,这些都是版块策划的重要内容。版块策划是根据报纸定位来决定的,有什么样的报纸定位,即相应有什么样的版块。都市报定位于市民生活报,因此,要闻版块中有关市民生活的内容就占据了主导地位。

版块策划定位以后,接下来就是版面策划。确定什么样的版块,就要相应地规划什么样的版面。如“经济生活”、 “生活服务”、“证券”等版块,体现这个版块服务市民的定位。版面策划的定位就是对具体读者的定位,因为不同的读者需要不同的新闻。喜欢炒股的市民自然很看重证券新闻,而看重娱乐的读者则喜欢体育和文娱报道,这些仍然是跟总体定位相一致的。这些都确定以后,接下来就是新闻报道的策划了。这是能否办好报纸的最重要的一环。

新闻报道的策划是指新闻媒介为了更好地在配置和运用新闻资源方面发挥主观能动作用,以取得最佳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而在新闻实践活动中进行的谋划与设计,其目的在于使媒体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新闻资源去影响受众,以取得最好的社会传播效果。新闻报道策划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对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新闻事实在采写思路、采写角度、写作风格、编排处理等方面的策划,目的是让新闻报道实现最佳传播效果。二是对现实事物潜在的新闻进行策划,或者催生新闻事实,或者推动新闻事物向前运动。

对于新闻媒介来说,只要新闻事实一产生,就有一个如何报道的问题。要做好都市新闻报道,首先就要做好新闻策划。它是把新闻传播过程中的某个元素和现实中其它与新闻传播密切相关的元素联接组合起来、形成一种更有效的传播结构的一种创造性智力劳动。在实际操作中要注意以下几个要点:第一,新闻策划是围绕新闻传播过程而进行的策划。所谓新闻传播过程,是指的新闻从采集、传输到接收的整个过程。第二,现实中的其它元素必须与新闻传播过程“密切相关”,它们之间的联接才能进入新闻策划的视域。第三,策划出来的结果是一个“更有效的传播结构”。所谓更有效的传播结构就是指,通过策划,新闻传播过程中的某个元素和现实中其它与新闻传播密切相关的元素联接组合起来以后,这个新的组合能够使媒介的新闻传播效果更好,那么这个新的组合我们就叫他“更有效的传播结构”。第四,这种策划在本质上也必须体现创造性思维的特点。

实践证明,报道策划对于推动新闻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一是有利于深化报道主题,强化舆论导向。需要进行报道策划的题材,往往是那些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事件、现象、问题。这些事件、现象、问题往往涉及到方方面面,纷繁复杂,不易把握。经过报道策划,新闻工作者就可以更好地认识其本质,把握其精神,从而深化报道主题,做好舆论导向工作。二是有利于发掘新闻价值,满足受众需要。报道策划往往是若干新闻工作者一起研讨报道对策,集中了集体的智慧,不仅可以敏锐地看到眼前发生的事实,而且可以回忆过去所发生的历史,可以科学地预测未来,找到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发展趋势,及时而准确把握发掘新闻价值。三是有利于强化报道创新,提高传播效应。新闻报道是对日新月异的社会生活的及时反映,作为新闻报道内容的新事物、新观念、新问题从根本上决定了报道创新是新闻工作的内在要求。而且,在传媒产业化运作过程中,新闻竞争的加剧,受众水平的提高,使新闻报道的创新变得更加迫切。从某种意义说,报道策划正是新闻工作者为了适应这种日益凸显的新闻创新要求才出现的。四是有利于形成独家报道,推出新闻精品。都市新闻传媒崛起以来,新闻竞争日趋激烈,“新闻大战”已成为记者的家常便饭。在这样的形势下,新闻传媒不仅要努力向受众提供独家新闻,而且也要尽力推出独家报道。如果说 “独家新闻”主要是指“新闻事实”的独家,那么,“独家报道”则是在其他媒介对某一新闻事实已经作出报道的情况下强调报道视角和思想观点的独家。怎样抢到独家新闻,需要策划;如何形成独家报道,更需要策划。1987年5月6日,大兴安岭发生了后来震惊中外的森林大火。两天之后,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中播发一条简讯。《中国青年报》闻讯后立即组织报道。应当怎样报道这场火灾呢?以往,在灾难发生之后,传媒总能把灾难化为“凯歌”,灾难一结束,报刊上的英雄赞歌就连篇累牍。《中国青年报》的记者编辑经过一番策划,认为抢险救灾中有着许多可歌可泣的人物、事迹,需要我们去讴歌,但决不应仅仅止于讴歌。灾难就是灾难,无论怎样回避,它首先应是悲剧。因此,他们形成了一个想法:要突破以往的灾难报道模式,对这场特大火灾进行深入的剖析,尽可能做到真实地摹写客观面貌,仔细观察在特定环境中人性的卑琐、崇高与升华,展示人性在灾难中的瞬间的两极闪现。于是,经过深入采访和精心构思而写就的三篇报道《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绿色的悲哀》,分别在《中国青年报》1987年6月24日、27日和7月4日刊出,受到各方面好评,被认为是“《中国青年报》新闻思想成熟的标志”,是“当代中国新闻史上的经典之作”。

都市报要真正关心并了解读者的需求和愿望,才能在新闻报道方面千方百计去适应和满足读者的兴趣和需求。这就决定了它的新闻策划要有很强的贴近性、服务性和互动性。贴近性是都市报新闻报道的一个显著特点,这同都市报新闻报道的“平视”视角直接相关。正由于是“平视”,都市报才会“坐”到读者中间,才会同读者交朋友,也才可能真正关心并了解读者的需求和愿望,从而在新闻报道方面千方百计去适应和满足读者的兴趣和需求。一般市民最关心的是什么?是他们的切身利益,是菜篮子、米袋子和钱包,是房改政策、城市建设和交通问题等,一句话,就是那些同他们的切身利益相关、影响到他们的日常生活的,或者发生在他们身边的人和事。都市报定位于市民生活报,以服务于市民生活为己任,版面上的报道内容主要是柴米油盐酱醋茶,是家长里短,是发生在大街小巷的凡人小事,洋溢着浓浓的生活气息、都市气息和市井气息。这一切,都体现出一种贴近性,因为这些新闻报道与市民生活之间完全是“零距离”。

不仅新闻报道如此,就连都市报的新闻评论,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绝大多数评论也是围绕市民生活做文章。可以说,都市报就是“市民生活报”,是一种有市民风格,富有生活味和人情味的报纸,它们以市民视角、都市风格进入平凡的生活空间,与市民生活最大限度地贴近,追求新闻的生活态,追求新闻报道与写作的平易近人,这既提升了报纸的亲和力,也能拉近报纸与读者之间的距离。

都市报新闻报道的贴近性,决定了它必然具有服务性。因为要更好地贴近读者,就必须全心全意地为读者服务,千方百计满足读者的读报需要,为读者提供良好的信息服务。这对办报人来说是个角色的转换。过去,办报人与读者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关系,现在要转变为服务者与被服务者的关系。当然,办报者依然还有引导、教育的责任,但引导和教育都已融入了服务之中。所以,都市报要注意淡化说教的成分,改变正襟危坐、板起面孔的传媒形象,毅然将服务市民当成自己的天职。

市民读者对新闻信息的需求量大大增加,同时,由于报纸最本质的属性是信息属性,信息传播是其最本质的功能,故都市报的服务性最主要地体现为信息服务。上面所谈到的,都市报在新闻报道内容上重视可读性,特别是突出实用性,强调必读性,努力办成大而全的“信息超市”以便让市民们“一报在手,什么都有”。

此外,从都市报的版面安排、栏目设置等来看,其服务性也应突出(如《美食》《养生》《证券》《银发》《读书》《荧屏导视》等),阶段性的服务性专题报道(如“3・15”期间服务于消费者的维权报道,中考、高考期间服务于考生及其家长的系列报道),日常具有服务性质的新闻报道(主要体现在经济、教育、卫生等领域的报道中),零散的服务性信息(如停水停电、公共汽车改线等)。当然,都市报的服务性报道决不满足于为市民提供信息服务,还应积极“干预生活”,直面社会矛盾,反映市民呼声,促进问题解决,努力为政府分忧、为市民排忧解难。比如各家都市报设有“服务热线”专栏,每天将市民在电话中所反映的困难和问题公布于众,凡是市民们希望解决的在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和困难,都积极介入,并且力图调动各方面的力量,促使问题尽快得到解决。正因为如此,都市报在市民中建立起了自己的形象和威望,看都市报成为市民日常生活的内容之一,有困难找都市报帮助也成为许多市民的一种习惯。

第5篇：新闻传播服务关系范文

基于微信新闻传播的特点以及局限性，笔者对于未来传播模式的构建提出如下建议

1.充分利用微信多媒体传播资源，拓展微信新闻传播的覆盖面

面对网络时代多媒体信息的传输模式，媒体公众账号也要积极拓展纸媒单一的信息推送模式，丰富新闻报道形式。单一的图文信息只是传统纸媒内容在移动终端的复制粘贴，并没有充分发挥微信多种信息形式兼容的特点。而语音信息、视频信息更符合现代受众对信息的需求。主流媒体通过微信公众账号,可以完成同一新闻的专题报道。例如，希拉里宣布参加美国总统大选，各类媒体积极在微信公众平台设置专题，以图文、新闻视频、往日视频资料等元素组成多元化的系统专题，每日一更新，推送给相关受众群体，逐步吸引更多年轻受众的目光。

2.细分受众，由粗犷型传播向精细化推送转变，强化微信传播的渗透性

媒体微信平台亟需对受众市场进行细分，并按照受众的信息需求向受众进行精细化的信息发送。面对海量的信息,精细化的信息推送可以过滤掉受众眼中的无用信息，信息推送具有很高的有效性和准确性。目前已有众多媒体在微信平台上开通点播服务，用户可以按提示输入不同的字符接收不同类型的信息，也可以在微信导航栏点击查看不同栏目的内容。在未来的新媒体发展过程中，媒体微信平台可以根据不同用户的信息需求开发个人订制功能，向用户推送属于自己的专供信息内容。例如，可以向企业用户提供每日商讯、经济走向、股市新闻等；对于微信个人用户，可以提供每日娱乐新闻、社会新闻等内容；对于学生用户，可以推送最新留学出国资讯、大学招生政策、高考新闻等；对于艺术团体或个人用户，可以选择传播艺术类新闻、国际文化交流新闻等，结合需求传播特定内容，实现微信传播的精准性、有效性。随着微信平台运用的日益成熟，媒体利用微信新媒体在精细化信息推送上将做出更加有益的探索。

3.由定时推送向即时推送转型时间是新闻的生命。

在未来媒体微信平台的发展中，传统纸媒应借助网络媒体便捷的信息渠道，及时发出自己的新闻和权威解读，改变传统纸媒新闻时效性不强的劣势。在微信时代,各家媒体应当重视微信平台的建设和完善，聘请专职微信平台管理人员，树立专业的微信管理操作体系，制定应急机制，对于新闻的，形成流水线，尽可能缩短推送时间，变定时推送信息为即时推送信息，弥补传统纸媒在报道重大事件和突发性事件方面时效性不足的缺陷，增加纸媒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4.交互式的传播，推进微信新闻传播的流通性

随着媒体微信运营的日益成熟，媒体应当利用微信平台加强自身与受众之间的联系,积极利用网络媒体交互式传播的特点开发出更加多样的互动形式。媒体不仅要利用公众账号向受众推送新闻产品、服务信息，也要利用微信平台加强与受众的交流互动，鼓励受众利用微信等，向媒体提供新闻线索，同时利用微信平台搜集受众反馈信息，以便更好地改进服务内容，迎合受众需求。唯有交互式传播才能开辟微信新闻传播的新路子。目前，微信上潜在大量的新闻挖掘人，关注时事的“草根”，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舆论人”。媒体可充分利用这类人群，建立良好的关系，因为关注的好友圈的裙带关系，媒体可自由筛选受众群，建立多层次的传播手段。表面上看，只是针对一种人群在推送，但实质上由于转发的功能，将立刻变成群体共同的传播信息，进而推动新闻传播的深度和广度。

5.传统媒体应突破传统采访方式，以短消息写作为主，迎合网络媒体的高效性

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苛求信息，并倾向于更有价值、更高效的信息渠道；快节奏的生活，人们习惯于言简意赅的信息组合。微信因此深受人们的追捧和关注。相较于传统编辑方式，即时消息的编辑对媒体的专业度、敏感度、准确度和连贯度提出了更高要求。针对新闻事件，现在的受众更喜欢言有尽而意无穷的传播风格。通过简短的信息，快速提炼事件精华，增加趣味性冲突性，吸引受众群体的眼球。新媒体时代的新闻人，在专业上必须迎合时代需求，提升写作能力，增强新闻敏感度，掌握网络新闻的写作和编辑技巧。

二、结语

第6篇：新闻传播服务关系范文

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在数字技术与网络技术的推动下，各类型媒体的融合正在成为新时期媒体发展的主要趋势。一方面不同形态的新闻媒体依然保持着各自的编辑特色，另一方面它们基于网络而走向互动与融合，使新闻编辑工作的内容在传统媒体的基础上有了拓展，新闻编辑因此拓宽了工作领域，甚至扮演新的角色。由此，我们对新闻编辑工作的特点要有更加全面和深刻的认识。

一、新闻传播活动的总设计与总指挥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新闻媒体面对的已经不是媒体供不应求的“卖方市场”，而是受众自由选择媒体的“买方市场”。媒体间的竞争首先是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的竞争，而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又主要体现在新闻传播效果上。公众欢迎的是新闻信息量大、时效性强、可信度高、可读性强并且能够让他们参与到传播活动中的媒体。而媒体的这些品质不可能自然地生成，必须靠有创意的新闻产品设计和有意识、有组织的新闻传播活动来营造。新闻编辑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设计媒体的新闻产品和策划、组织新闻报道。

1.新闻编辑是编辑方针的制定者，是媒体形象的设计师

报纸、广播、电视、网络媒体的创办或者改版，以总编辑为首的编辑委员会担负着制定编辑方针的任务，编辑方针规定了媒体的受众对象、报道内容和风格特色，成为编辑部全体人员共同遵守的行动指南，并指引所有新闻业务活动。新闻编辑还担负着设计新闻媒体产品的信息规模、结构和外在形象的任务。

每一个新闻版组、每一块新闻版面、每一个新闻频道、每一个新闻栏目都是由编辑策划的，它们作为新闻媒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向广大受众传递新闻信息的载体。媒体产品的政治水平、文化水平以及专业水平，都直接受编辑水平的制约。目前正在不断向前推进的媒体融合，对新闻编辑的决策与设计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在一个融合的媒体集团中，每一个媒体的定位要求更加精准和个性化，而同时对于不同终端产品，还需要有一体化的设计思路以促进“产品链”的生成和传播效果及媒体收益的最大化。

2.新闻编辑是每一阶段新闻报道活动的策划者和组织者

报纸的总编辑、编辑部主任、版面主编，电台电视台的总编辑、新闻频道总监、新闻部主任、栏目制片人、编辑策划人等都担负着策划和组织新闻报道的任务，这项任务在任何新闻媒体都常规性地、日益频繁地进行着。社会公众对新闻传播的需求不断提高，他们不满足于获知新近变动的新闻事实，而要求媒介围绕新闻事件或社会现象提供尽可能详尽的背景资料，解释其产生的原因，分析其带来的影响，预测其发展的趋向。为此，新闻报道由平面式走向立体式，从单向性走向多向性，追踪报道、系列报道、组合报道等运用得越来越多，公众参与新闻传播也越来越多，新闻编辑设计和组织报道的任务必然越来越重。

媒介融合之后，策划内容生产与管理内容分配的高层编辑人员将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如在大型媒体新闻编辑部中有分设“策划总编辑”和“分配助理”，也有分设“白班分配总编辑”、“夜班分配总编辑”和“周末分配总编辑”的。而在小型媒体编辑部中，通常只设一个“分配总编辑”，每周7天、每天24小时都在负责内容生产。研究者认为，“在多媒体的或融合的新闻编辑部中，制片人和分配总编辑的角色变得更加复杂和重要。他们现在要考虑的已经不仅仅是在电视新闻中报道什么与如何报道，他们必须决定如何最好地同时在报纸、广播电视和在线平台上完成新闻报道。”显然，高层编辑人员策划和组织传播的工作对象已经由单媒体变成多媒体，策划与管理报道活动的难度大大提高了。

3.新闻编辑是记者从事采访写作的指挥员和参谋

新闻编辑不仅策划报道，而且是每一个重大报道战役的指挥者，他们向记者部署采访任务，协调各部门、各工种以及记者之间的关系，随时了解记者的工作情况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比如提供采访线索、提供资料、推荐合作者等。在记者的采访写作过程中，编辑还要为其做好参谋。编辑与记者的工作性质不同，更应该站在全局的高度看问题，可与记者互补，加深对报道客体的认识，与记者一道找到更有价值的选题和更好的报道角度，生产出优秀的新闻作品。可以说，新闻竞争越激烈，媒介就越需要足智多谋、指挥有方的新闻编辑。

二、新闻传播活动的集大成者和总把关人

如果说记者的工作对象是单个的新闻作品，编辑的工作对象则是报纸、频道、栏目等集合体。如在报纸编辑部中，由于编辑工作的目标是生产出由各类稿件组合成的综合产品――报纸，报纸编辑就必然处在精加工和总合成的位置上。编辑部的各类工作人员如记者、资料员、评论员、照排技术人员等，无一不与编辑工作发生联系，他们的劳动成果通过编辑工作汇集成一体。在已经运用计算机采编系统的报社，网络系统上的一个个编辑工作站实际就是一个个枢纽，来自各方面的稿件都集中在这些工作站的“备稿库”中。各部门编辑对这些稿件进行分类、选择、加工，不合格的产品被退还，准备采用并编好的稿件则放进“成品库”中。总编室白班编辑根据当天版面的需要，从“成品库”中选取稿件再度进行加工和配置，经过这轮处理的稿件就进入了“上版库”，留待版面编辑将其设计成完整的版面。设计好的版面再由技术人员照相制版，印刷成报纸。采编系统中的三类稿库，既是编辑的作业场所，又是记者、评论员、资料员等劳动成果的集散地。采编网络系统的运行，使编辑在网络上与各工种对话、合作，而编辑工作的最终目标，就是将编辑部门所有人的劳动成果在报纸上集中体现出来，向广大读者奉献高质量的文化产品。所以说，编辑工作是各项采编业务的集大成。

在新闻传播活动过程中，编辑工作是新闻传达至读者的最重要的一个关卡。有人把编辑比作足球场上的守门员，如果说传球失误还可以寻找机会更正，或者被守门员拦住而不至造成败局的话，守门员的失误却无法修正，造成的损失无法弥补。虽然记者、作者对新闻都有自觉“把关”的责任，但编辑由于其特殊地位，在把关上担负的责任更为重大。这种把关既包括杜绝新闻报道在政治思想和政策上的差错，也包括技术性的差错。新闻编辑无法阻止各种差错的出现，但必须把一切差错消灭在版面之外，保证新闻传播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三、新闻素材价值的提升者

当记者、作者把新闻稿交到编辑部时，这些稿件已是对原始的新闻素材的选择和加工后的成品，但是，这些成品并不一定完全符合报纸的要求。编辑选择和处理稿件，首先是对新闻素材重新认识的过程。由于新闻采写与编辑工作的种种差异，编辑和记者往往是从不同的角度看待新闻选题和新闻素材的，工作在一线的记者对事物的感受更加真实、深切，但也可能因为身在其中难以保持客观冷静，而且视野会受到限制。编辑所处的位置相对超脱，更多地从全局上考虑问题，对报纸的报道立场和原则把握得更加到位，对同类情况有更多的报道经验，因此有可能看到记者尚未意识到的问题，发现新闻素材中潜在的价值，找到更好的报道角度。编辑对于新闻素材的价值提升，还表现在编辑面对的新闻稿件众多，编辑可以通过对稿件进行对比、联想、拓展，从中提升出一个更深刻的报道主题，或者发现更有价值的新闻线索，重新策划和组织报道。

新闻编辑对于新闻稿件的加工修改，不是简单的“剪刀加糨糊”的技术性工作，而是根据编辑方针和报道意图对新闻素材进行再挖掘和再表现的过程，是富有创造性的劳动。当然，编辑对新闻素材的“再创作”要以新闻事实为依据，不能随意添加或杜撰，不能违背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从这一点来说，新闻编辑的能动性、创造性又是受制约的。

新闻编辑对新闻素材价值的提升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对新闻素材的选择、组合、提炼与创新。编辑选稿、改稿、制作标题，就是对新闻素材重新选择和组合的过程。二是对新闻表现形式的选择和创新。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形式的运用往往又关系到内容传播的效果。新闻编辑对于新闻表现形式的选择主要通过选择稿件的写作方式、编排手法、版面或栏目的设计包装等来实现。

四、公共论坛的主持人与新闻话题的引导者

新技术与新媒体使普通公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参与新闻传播的能力，他们能借助手机、博客、播客、BBS等新闻、表达观点。从整个社会的新闻信息流动来看，越来越多的新闻正在职业“新闻把关人”控制范围之外广泛传播，这已是不容回避的事实。因此，新闻编辑必须在这样一个新的媒介环境下重新思考自己的角色定位。

第7篇：新闻传播服务关系范文

【关键词】新闻教育;新闻学;传播学;反思

【中图分类号】G213【文献标识码】A

一、不同语境中的相同话题

“传播学”无疑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广义的新闻教育领域最重要的话语。三十年来,传播学在中国从无到有,逐渐发展成一门独立的学科,与传统的“新闻学”平起平坐,甚至对新闻学有了“僭越”之嫌,于是,围绕传播学和新闻学的学科之争近三十年来一直不绝于耳。曾经作为“文学”附庸的“新闻学”成为“一级学科”时的名目已经不再是“新闻学”,而是“新闻学与传播学”。从学科设置情况来看,由于传播学的存在,全国有数百所高校的原新闻系更名为“新闻传播学院”或“新闻与传播学院”。仅此已足以表明传播学对新闻教育领域产生的影响之大。

从传播学引进中国之初,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学科之争、地位之辨就已经开始。这一语境中的“新闻学”是指狭义的新闻学。而这一语境中的传播学则是中国学界彼时从西方拿来的传播学。

彼时的争论是站在建设传播学的立场来厘清学科边界。对于一门新兴学科来说,正本清源、明确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目的,等等,无疑都是十分必要的。1983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写的《传播学》(简介)一书中就在题为《西方传播学的产生及其与新闻学的关系》的介绍性文章中开始讨论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问题,并提出:“传播学与新闻学之间既有着血缘的关系,又有不同的地方。”[1]作为传播学引进中国的早期话题,这一讨论并未形成共识,而是形成了两种代表性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新闻学与传播学是各自独立的学科。早在1988年,在国人编著的第一本国内传播学教材中,作者认为:“传播学既不是实践意义上的新闻学,也不是理论意义上的新闻学。”[2] “就像美学无法替代其他具体艺术部类的研究一样,传播学也不能代替新闻学的研究”。[3]在我国传播学的发展过程中,“传播学与新闻学各自独立,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彼此取代,新闻学的继承与发展和传播学引入与探讨是可以并行不悖的。”[4]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新闻学与传播学存在着血缘关系,传播学是对新闻学的发展,是新闻学第三个发展阶段(前两个阶段是报学、新闻学)[5]。张国良教授在《传播学原理》一书中认为新闻学与传播学“没有直接的继承关系,前者充其量只是后者的学科背景之一”,但由于大众传播学由新闻学演变而成,因此,又认为 “新闻学可视作传播学的前身”[6]。

在这些早期论争的焦点,即传播学的学科边界问题之外,争论双方的共同之处在于,双方在探讨的是新闻学与传播学“应该”具有怎样的关系。问题涉及到学科层面的传播学会否取代新闻学,但并没有进入到价值和内涵的层次,即传播学究竟对新闻学和新闻教育的内涵层次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无论是新闻学还是传播学在中国都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问题却似乎成了新闻教育领域中绕不过去、至今也尚未跨越过去的话题。学界对新闻教育的反思,仍然倾向于“接着说”。近三十年来,对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讨论可谓林林总总[7],当我们反思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新闻教育时,也依然倾向于从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说起。进入21世纪以来,以反思我国新闻教育的名义,“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学科关系仍一再成为引人注目的话题。

2001李希光教授题为《是新闻记者的摇篮还是传播学者的温室?》的文章站在新闻教育的立场,提出我国的新闻教育“正在掉进传播学的理论陷阱中”,新闻学正在被传播学一统天下,而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组合是“抽烟与肺病的重组”。[8]2002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教授詹姆斯•凯里的《新闻教育错在哪里?》同样将美国新闻教育存在的问题委过于传播学的介入,就传播学对于新闻教育的意义提出质疑。[9]该文在国内学术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客观上对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之争推波助澜,甚至使该话题的焦点演变成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学术权力之争。

实际上,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同一话题下,无论是提出问题的出发点还是问题讨论的深层目的、各种话语的言外之意,其实大相径庭。如果说在“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讨论中,曾经的焦点是传播学的引进将会对新闻学产生怎样的影响,那么,经过二十多年的教育实践之后,同一话语讨论的其实已经不是曾经的话题。在论争的出发点方面,曾经的论题出自对传播学定位的迷茫,晚近的论争则是站在新闻教育的立场,面对的是新闻学和新闻教育的困境;如果说早期的论争既有助学科“跑马圈地”之嫌,也是面对学科未来的展望,晚近的论争则是面对现实、回顾历史的反思;如果说早期的论争是为了证明“拿来”“西学”的名正言顺,那么,晚近的论争则是对“拿来”后效的一次评估;在论争的价值取向方面,早期的论争中对传播学的价值判断主要是正向的,但在晚近的论争语境中,传播学却成为伤害新闻学优良传统的罪魁。

如果认同这些实质上的差异,那么,当我们在狭义的新闻教育语境中论及“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时,就不应按照二十多年前的论争思路“接着说”,甚至对于曾经的言说方式也应作出重新审视。在反思中国新闻教育的成败得失时,首先需要追问的是站在中国新闻教育的立场,新闻教育面临的困境究竟是什么?造成困境的主因是什么?是传播学的“入侵”吗?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传播学具有怎样的面貌?它又是如何“侵蚀”传统的新闻教育的?

二、传播学话语与误读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新闻教育在取得了规模、数量的繁荣的同时,面临的主要问题究竟是什么?对这个问题,学界的认识是多元的。

就新闻教育所面临的问题,李希光教授的观点是新闻教育的人才培养方向的偏离:“新闻学教育是培养埃德加•斯诺还是培养施拉姆?是培养一个健全的民主法治社会所需要的思想家和舆论监督者还是培养象牙塔里的传播理论家?”[10]詹姆斯•凯里认为,新闻教育面临的困境是传播学对新闻教育的控制所导致的新闻学的民主、自由等基本原则的丧失:“新兴的传播学科至少看起来具有象征意义也充满希望地融入新闻教育中去,但是结果并不妙。科学统治和新闻自由很难结合到一起。”“传播来源于新闻并且控制了新闻,建造了新闻和社会控制艺术间的矛盾并生存其中。”[11]显然,中外学者对于新闻教育困境的关注焦点并不相同。前者担忧的是新闻人才培养过程中对实践能力的忽视,后者担忧的是新闻的人文关怀的缺失。应该说,这些的确都是中外新闻教育面临的困境。如果能够深入到内涵的层面,或许对新闻教育的种种担忧都有其内在的逻辑,都值得警惕。

李希光教授认为,“中国新闻学教育不仅正渐渐与现实脱节,更为糟糕的是,它正渐渐脱离新闻学的核心价值。尽管公众仍然通过阅读记者的新闻报道了解政治、经济、社会、科学、医学和教育的最新发展,但是新闻或传播学院远远没有使学生准备好理解世界的能力。在新闻或传播学院,学生被教授各种吸引眼球和注意力的技巧,而没有学会全面、真实、公正的报道、并保持其科学可信度。”[12]詹姆斯•凯里相信,“新闻学的学术来源应该根植于人文科学和人文类的社会科学中。新闻应该与政治联系,这样才能理解民主生活和民主机构;和文学联系,这样才能提高语言和表达能力,并深刻理解叙述的方式;和哲学联系,由此确立自己的道德基准;和艺术联系,这样才能捕捉到完整的视觉世界;和历史联系,在此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意识和直觉。”[13]无论是李希光教授对新闻教育脱离现实的挞伐,还是詹姆斯•凯里对新闻教育理想的憧憬,都体现出某种深刻的片面性,其语言表层结构之下的深刻的所指均“与我心有戚戚焉”。

但他们的叙事话语却是值得深思的。两者均将矛头对准了传播学,至少是在字面上都使用了同样的叙述策略。值得反思的问题正在于,为什么种种讨论最后都指向了传播学?造成中国新闻教育困境的主因是“传播学”吗?在不同的语境中,“传播学”话语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透过种种对传播学的诘难,不难发现,指说的对象并不一致。前者批判的是作为抽象理论的传播学,后者则将传播学视为伤害新闻自由的控制的科学。前者批判的是传播学作为抽象理论对新闻教育实践性的伤害,后者批判的是作为控制的科学对新闻学的民主等基本原则的伤害。作为靶子的传播学是脱离现实的、抽象的、只关注技巧而忽略价值内涵的、非人文的、服务于利益集团的、以操控为目标的理论。正是这样的一种传播学统治了新闻学并给新闻教育种下恶果。对于传播学是否统治了新闻学,黄旦教授指出,新闻学被传播学吃掉是一个伪命题。[14]再向上回溯,对传播学的种种诘难是真的命题吗?

在学术论争中,为了彰显己方观点而树立一尊理论的稻草人作为对立面是常见的做法。在对新闻教育进行反思的过程中,传播学似乎正在成为这样一个象征化的理论稻草人。作为一个理论稻草人而存在的传播学的面目必然要么是模糊的,要么是变形的,甚至可能会是被抽空了内涵的空壳而已。试问,在反思新闻教育的特定语境下,种种有关传播学的话语讲述的是那一个我们所熟悉的已成显学的“传播学”吗?只要对中外学术思想史稍作研究便会对此作出否定的回答。一种既脱离社会现实又脱离新闻实践的抽象的理论、一门服务于利益集团、以控制为使命、与民主理想相背离的控制科学都不是“那一个”传播学。对传播学的武断显然未能体现学术的严谨。准确地说,“传播学”在反思新闻教育的语境中只是一个符号。作为新闻教育的批判话语而存在的“传播学”已经远离了传播学本身,而被异化为二元思维模式下的“新闻学”的对立面。

潘忠党教授认为詹姆斯•凯里“提出的问题,正是我们迫切需要讨论的。而在中国的场景下讨论这些问题,有必要了解他批评与反思美国新闻实践和新闻教育背后的思考脉络,否则难免取桔成枳”。[15]他认为,不能随意地给凯里扣上反对传播学的帽子,在凯里的视野中,存在着多个传播学。在《新闻教育错在哪里》一文中,凯里所特指的是“控制论及与其共享着某些概念的理论,如信息论”,凯里并没有采用在“在中文语境中所理解的‘传播学’”。他认为,通过对凯里思想脉络的解读可以发现,“如果我们从中得出凯里提倡新闻学,反对传播学的结论,恐怕至少似是而非。首先,凯里反对的是以控制论为代表、以社会控制为根本目的、以信号传递为基本观念、以实证主义自然科学为基本模式的传播学。他推崇的是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以人文价值取向为动因、以理解人及由人的活动所建构的社会关系并使之升华为目标的传播研究。也就是说,在凯里那里,有多个不同的传播学,他对不同的模式有偏好、有选择。”[16]由此看来,在凯里的观点中,此传播非彼传播。

但在中国的接受语境中,新闻教育反思中的传播学话语还是导致了误读,不仅对传播学造成了误读,也对新闻教育面临的困境本身造成了误读。遗憾的是,这一问题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关于新闻教育的反思反而止步于此,奇妙地转向了技术性的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关系之争。这才是关于新闻教育的种种反思过程中真正值得反思的“真”问题。

“传播学”成为新闻学的对立面是对传播学的误读。历史地看,传播学最初是以拓展学术领域的姿态而不是以攻击或取而代之的姿态进入到现实的高等学院新闻教育领域的。拓展并不必然意味着取代。从学科自身的特点来说,新闻学与传播学是两种不同的学科,但彼此间并没有非此即彼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传播学本身是多元的、开放的、发展的,实际上,也许还没有一个边界清晰的传播学。即使勉强地称其为传播学,那么,也存在着多个不同的传播学。有理论传播学,也有应用传播学。公关、广告、组织传播等不能等同于传播学。芝加哥学派、哥伦比亚学派、伯明翰学派、政治经济学派,等等,都是传播学。这些传播理论有不同的渊源、目标、方向、路径。凯里所反对的美国主流传播学派是不能代表传播学的全部内涵的。按照潘忠党教授对凯里的解读,凯里并没有误读传播学,而是我们误读了凯里。因为,凯里批评“传播学”是有特定的美式语境的。凯里的“传播学”并不是中国语境中的“传播学”。以中国视角看传播学,为什么看到的只是美国主流学派的“传播学”?什么才是中国语境中的“传播学”的真实全貌?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就是指新闻学与公共关系学、广告学等应用传播学的关系吗?

实际上,对“传播学”的误读也必然导致对新闻学本身的误读。用被窄化和扭曲了的传播学去与新闻学的理想原则相对,新闻学能够获得的除了再次证明新闻学理想本来就拥有的崇高与伟大,还能有什么新的收获吗?“新闻学科的内涵扩容,是保障与推动新闻学科发展变化的重要因素。”[17]对传播学的误读,显然使得新闻学似乎变成了一个固定成型的、自我丰足的体系,即使对狭义的传统的新闻学来说,理论发展也是必由之路。

“传播学”成为新闻学的对立面,也造成了对我国新闻教育面临的现实困境以及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的的误读。詹姆斯•凯里在《新闻教育错在哪里》一文中提出的担忧之所以引起国人的强烈反响,无疑是由于美国新闻教育中所存在的问题在中国新闻教育中也存在着。但是,国人更为关注的似乎是凯里话语中的新闻学与公共关系、广告等应用传播学科以及与媒体的关系,而不是新闻教育中轻视新闻理想、伦理准则的现实困境。当我们热衷于争论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关系的问题时,实际上选择性地忽略了问题提出者对新闻教育缺失内涵和价值教育的担忧,也就远离了新闻教育的真正困境。问题的提出方式也能反映出对问题核心的偏离。也许,在中国语境中,当务之急要问的不是新闻教育是要培养埃德加•斯诺还是施拉姆。埃德加•斯诺或是施拉姆都是各自所属领域的一座高峰,在广义的新闻教育语境中,他们都应该成为人才培养的目标。而真正的问题在于,中国的新闻教育为什么培养不出埃德加•斯诺?是由于人才培养目标偏离了正确的方向,指向了威尔伯•施拉姆吗?这样的看法显然是脱离中国新闻教育的实际的。将新闻教育的问题委过于传播学,其结果只是使得对新闻教育的反思停留在外延的领域,阻碍了对更深层次的内因的追寻。

中国语境中的“传播学”话语还可能会遮蔽新闻教育中的另一些尚未解决的重要问题。例如长期困扰新闻教育的“新闻无学”问题。传播学确曾提升新闻学的合法性,暂时缓解了学院派对“新闻无学”的指责。然而,中外新闻教育实践似乎已经从不同角度证明传播学,尤其是主流传播学并不是解决新闻学“无学”问题的灵丹妙药。那么,新闻学究竟需要怎样的“学”?新闻学未能从更广泛的人文、社会科学中汲取营养是传播学的错吗?其内在原因是什么?传播学不仅不与新闻学相互对立,也不与其他的人文社会科学相对立。作为与新闻学有密切联系又区别于新闻学的另一门学科,传播学显然并不能解决新闻教育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三、需要反思的传播学

超越话语,作为一门已成显学的传播学自身也需要反思。反思和批判是学术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站在传播学的立场,无论是误读还是切中肯綮的批评,遭遇批判对于传播学自身也许正是在反思中发展的机遇。

反思中国的新闻教育,传播学的确是影响了新闻教育理念和实践的重要因素。目前站在新闻教育的立场对传播学提出的批评有些方面看似矛盾,例如有的将传播学看作是抽象的理论,有的又将传播学看作是执着于信息处理的技巧,不过,这些观点却都清晰地表明他们所指向的是最早引进中国的美国主流传播学。这一点,中国学者与詹姆斯•凯里是相同的。这一点正是中国传播学发展中最值得反思之处。为什么中国语境中的“传播学”话语只意味着美国的主流传播学?

传播学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一直在拓展着研究的疆界,充实着自身的内涵。近几十年来,不同学派的观点在“传播学”的名下不断地碰撞和激荡着,使得传播学的学术园地日渐丰饶。以市场导向和行政导向为特征的美国主流传播学与以实现人类的自由、平等、解放为终极关怀的欧洲批判学派共存于传播学的学术园地,相互竞争,相互合作,甚至相互渗透,共同构成了多姿多彩的传播学景观。然而中国语境中的传播学在理论上是多元的,但在传播学的研究实践中,其形象仍然是单薄的,属于美国主流学派的。

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主流传播学派被引进中国,其后并逐渐在中国成为传播学的主流。对于这一点,当然有历史的背景:美国主流传播学派“不但有很强的科学主义色彩,而且往往在分析传播现象与过程中忽视权力问题和淡化社会历史背景。而这在某种程度上正好符合‘’后的中国学者希望纠正学术研究过于政治化的趋势,迎合了他们希望建立学术独立性的要求。”[18]因此,尽管在1983年出版的《传播学》(简介)中就已经介绍了欧洲批判学派,但在其后传播学的引进实践中,久未得到响应。这种情况直到2000年以后才有所改变。作为发展的表征,“传播学译著的出版持续数年高涨;经验――功能主义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在中国新闻学和传播学研究中普及;证实传播学假设的研究形成规模;媒介形态研究开始受到关注;开辟了较为广阔的传播学批判学派的研究空间”。[19]由此可见,中国的传播学仍然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并且,主流传播学的介绍和影响仍是主流。

中国传播学发展的这一特征在我们面对詹姆斯•凯里时显出了其后果的严重性。当凯里批判以科学主义为信条、技术统计为手段、服务体制为导向的主流传播学时,我们骤然发现,中国学界二十多年来所学习的甚至亦步亦趋的不正是凯里所批判的东西吗?尽管,我们早已知道,传播学还有更为广阔的天地,遗憾的是,将传播学仅仅视为一门控制科学的美国主流传播学却是中国语境中对传播学的主导性解读。因此,当我们指出凯里理论视野上的偏颇时,也只能低声嘀咕一句:“除了主流传播学,还有批判学派呢!”因为,在中国的传播学体系中,批判学派或者其他学派也都只不过是一个理论上的存在。本应对西方传播学采取的“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方针在实践中并没有得到贯彻。面对西学东渐,我们主动放弃了批判的立场,今天自然也就失去了批判的力量,人云亦云,结果就变成了邯郸学步。而批判精神的丧失使得我们面对凯里的当头棒喝时,也不愿直面问题的关键,进入到新闻教育的内涵领域,而是回避了问题的锋芒并将其化为一个无关痛痒的的学科关系问题。批判精神的缺失是新闻学和传播学共同的问题,因此,在新闻教育借“传播学”话语反思自身的同时,传播学自身也亟待反思。

注释:

[1]周致:《西方传播学的产生及其与新闻学的关系》,《传播学》(简介),人民日报出版社,1983年,第131页。

[2]戴元光、邵培仁、龚炜:《传播学原理与应用》,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7页。

[3]芮必峰:《传播学•新闻学•新闻传播学》,《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 1期。

[41]吴文虎:《传播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7页。

[5]沙莲香:《传播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39页。

[6]张国良:《传播学原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8页。

[7]董天策:《理性审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暨南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2期。

[8]李希光:《是新闻记者的摇篮还是传播学者的温室?》,《新闻记者》,2001年第 期,第24页。

[9]詹姆斯•凯里:《新闻教育错在哪里》,《国际新闻界》,2002年第3期。

[10]李希光:《是新闻记者的摇篮还是传播学者的温室?》,《新闻记者》,2001年第 期,第24页。

[11]詹姆斯•凯里:《新闻教育错在哪里》,《国际新闻界》,2002年第3期,第10页。

[12]李希光:《新闻教育改革的希望在哪里》,《新闻与写作》,2008年第5期,第31页。

[13]詹姆斯•凯里:《新闻教育错在哪里》,《国际新闻界》,2002年第3期,第11页。

[14]李晓静、黄旦《有真意 去粉饰 勿卖弄》,新浪传媒:http ://cul.省略/ s/2004202222/49648. html。

[15]潘忠党:《解读凯里•跨文化嫁接•新闻与传播之别》,《中国传媒报告》,2005年第4期。转引自《紫金网》。

[16]同上。

[17]丁淦林:《新闻教育应该适应社会需要――回顾新闻教育从危机到繁荣的历程》,《新闻与写作》,2009年第1期,第67页。

第8篇：新闻传播服务关系范文

【关键词】旅游；事件营销；传播策略；天上王城

doi：10.3969/j.issn.1007-0087.2013.01.00x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二十一世纪的旅游业已经跨入注意力经济时代，即旅游信息供给过剩，旅游者的注意力开始出现分散现象。因此，如何凝聚旅游大众的注意力并发挥其最大效应成为旅游业界需认真讨论的课题。传统的营销方式在这一点上表现出先天不足，而事件营销则可以通过制造或借助具有新闻价值的“事件”来引发新闻媒体的报道和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进而达到吸引并凝聚“注意力”的效果。

本文将基于事件营销的相关理论，以天上王城景区对春秋古墓发掘事件的成功运用为例，分析旅游景区在事件营销中的媒体传播策略和方法。2012年4月16日，山东省文物局在沂水县召开新闻会，通报沂水纪王崮春秋古墓考古发掘情况，随后众多省内外媒体蜂拥而至，围绕着纪王崮春秋古墓考古发掘掀起了一次新闻事件报导热潮，沂水春秋古墓一时成为山东乃至全国的热点话题。而作为本次春秋古墓发掘现场所在地的沂水天上王城景区，则成为本次事件的最大受益者，持续半月的媒体聚焦让这个开业不到4年的景区名声大噪，迅速从众多中小型旅游景区中脱颖而出，成为区域性知名品牌景区。

一、事件营销相关研究回顾

（一）事件营销的概念及传播渠道

事件营销是适应爆炸式增长的各级各类体育赛事、娱乐活动、会议会展的需要而产生的一项营销活动。从奥运会、博览会、世界杯到城市文化艺术节，事件营销以其组织的系统性与事件活动的聚焦性，在改变受众习惯、理解、记忆的同时，完成事件概念、品牌形象的成功营销。在中国，事件营销早在上个世纪初就已经实践，如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的“茅台酒事件”、1985年海尔张瑞敏的“砸冰箱事件”、1992年飞鸽自行车借布什访华进入美国市场、2005年蒙牛赞助湖南卫视“超级女生”节目，2008年李宁品牌随着李宁点燃奥运圣火而价值飙升等。

虽然事件营销的应用从上个世纪初就开始了，但相关研究却是从上世纪的后半叶才开始的，学者们主要对事件营销的概念、特点、运作、评估等多方面进行了阐述[1-4] 。

目前关于事件营销的概念已经基本达成共识，它又被称为事件行销或活动营销，是指企业通过组织、策划和利用具有新闻价值、名人效应以及社会影响的人物或事件，来吸引社会大众的兴趣与关注，以提高产品或企业的知名度及美誉度、树立优质品牌形象、最终实现产品或服务销售目的的一种手段和方式。

事件营销常用的传播渠道包括媒体传播、公共关系、形象广告等，由于集广告公关效应、新闻效应、形象传播以及客户关系管理于一体，因此具有极强的传播能力及吸引注意力的能力，是近年来国内外十分流行的一种市场推广手段[5]。

（二）旅游事件营销的实践应用与研究进展

国内旅游事件营销的实践应用可以追溯到1996年，云南香格里拉凭借小说《消失的地平线》在世人面前解开神秘的面纱。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旅游企业意识到旅游事件营销的独特效应而纷纷加以运用，典型的案例包括2006年乔家大院因电视剧《乔家大院》热播而游客大增，2007年张艺谋“印象西湖”助推杭州旅游业，2009年昆士兰旅游局“世界最佳工作”招聘促使澳大利亚大堡礁窜红以及2010年张家界黄山“阿凡达拍摄地”之争等。

与实践领域的迅速发展相比，该领域的理论研究相对滞后。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事件旅游”这一旅游活动类型的关注。事件旅游是旅游事件营销的主要类型之一，即旅游企业通过主动策划节事庆典、体育赛事、展览活动等事件以达到吸引旅游者注意力并提升旅游品牌的目的，属于旅游“造势”营销的内容。需要注意的是，旅游事件营销并不仅仅指事件旅游，它还包括旅游企业借助外界突发性事件、重大影响事件等事件类型来宣传旅游产品和服务，也即旅游“借势”营销，旅游企业可以通过两种手段达到营销目的。造势是指旅游企业自身精心策划、组织、实施一个可以满足各相关利益者尤其是吸引旅游者注意力的事件；借势是指旅游企业可以借助社会上发生的、正在发生的或即将发生的事件作为满足各相关利益者尤其是吸引旅游者注意力的事件[6]。

二、沂水天上王城及春秋古墓考古发掘概况

天上王城景区地处山东省临沂市沂水县泉庄乡，景区依托沂蒙山特有的崮群风光为基础，以春秋时期纪国迁都至此的历史故事为主题，拥有奇崮风貌观赏区、王城文化体验区、市井民俗体验区、乡村游乐场、地下冰宫、御鸟园等六大区域，是观赏沂蒙群崮风光、探寻春秋诸侯历史，体验沂蒙民俗风情的代表性景区。

2012年1月份，春秋古墓在天上王城景区蓄水池修建施工时被发现，位于景区崮顶之上。从残存部分看，墓葬的整体平面基本呈长方形，南北残长33米左右，东西宽13.6米。北部为车马坑，南部为墓室。墓室包括椁室、棺室、陪葬坑、南北边箱等。椁室及边箱位于中部，整体南北长11米，东西宽5米。南北边箱及车马坑内已发现有青铜鼎、鬲、、敦、壶、盘、、、编钟、于等器物近百件。其中北边箱主要存放乐器、兵器等。南边箱则主要存放青铜礼器、陶器、漆器。从出土部分器物的特征来看，其时代为春秋时期。墓葬的规模较大，规格较高，出土的器物特别是青铜器及其铭文十分重要，其发掘对沂水及山东古代文化的研究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三、旅游事件营销传播策略

旅游目的地可借助事件营销中新闻传播、公共关系、广告等策略来提升其知名度与美誉度。天上王城景区借助于春秋古墓考古发掘而名声鹊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对上述策略的恰当运用。

（一）新闻传播策略

1.制定新闻预案。当事件发生或者即将发生时，要对事件新闻价值、事件的发展进程、事件的发展走向做一个预判，然后组织相关部门讨论制定新闻预案，确定好会的主办单位、出席会的领导、专家、部分事件当事人、拟邀请的媒体、新闻通稿、媒体接待服务等事项。2012年1月，天上王城景区在修建蓄水池时在崮顶发现铜鼎等数件文物；3月份考古机构开始考古发掘；4月16日，山东省文物局、省考古所在临沂沂水举行沂水纪王崮春秋古墓发掘重大考古成果新闻会。从古墓发现到新闻会举办期间虽然有较长的时间，但由于出于考古工作安全性考虑，文物部门一直不允许媒体进行采访报道。虽然当地政府和景区也有一些新闻方面的提前考虑，但因新闻时间未定，所以没有形成完备的新闻预案。后因中央电视台直播报道计划的影响，新闻会临时提前举行，因此准备并不够充分。很多媒体到会现场后还没拿到新闻通稿；一些电视台到达考古现场后才知道事件的重大性，临时从台里抽调卫星直播车赶往现场；考古组没有安排专门的对口专家接受媒体采访，导致记者有问题不知道该问谁，考古队成员不知道该不该接受记者采访。如果事先考古部门、当地政府、景区一起讨论制定详细的新闻方案，这些问题就可以避免。

2.掌握合适的新闻时机。新闻要选择良好的时机，时间上要尽量避开节假日，因为节假日报纸媒体版面往往比较少，很难发出大版面的报道；再者很多媒体节假日休假导致采编力量不足，三是节假日新闻难以产生工作日时的话题传播效应。时机上要尽量避免与其他国内重大节日或者新闻事件，比如新闻会如果安排在五一假期前两天，这个时候大家都在关注假期，显然对新闻不会引起太关注；再比如在全国人民都在高度关注黄岩岛事件的时候，举办此类新闻会显然也不是最佳时机。

3.恰当选择媒体。媒体的选择范围的确定根据事件的大小确定，但一般就高不就低，当然，如果是太小的地方新闻事件邀请中央级媒体和省外媒体往往意义不大。对景区而言，媒体的范围还要考虑景区的客源市场分布，客源市场地的宣传对后期景区的产品销售促进更为直接。在众多媒体中，都要选择出各种类型媒体中影响力最大的媒体作为必选和重点对接对象，其它媒体作为补充，如天上王城春秋古墓事件将中央电视台、山东卫视、齐鲁晚报、大众网作为重点对接媒体，通过这几家不同类型的媒体带动，基本做到了电视、报纸、网络的全覆盖。其次，新闻首发媒体的选择也尤为关键。遇到重大新闻事件时媒体都希望能首发或者独家报道，首发媒体后期对事件的持续跟踪报道往往力度比较大，但由于媒体间的竞争关系，首发媒体选择不好往往会影响其它媒体对事件报道的积极性，因此事件当事方要慎重评估其利弊。一般来说，选择高一级别的媒体首发不太影响低一级别媒体的积极性，同一级别同一类型影响力相当的媒体容易产生竞争抵触心理。天上王城春秋古墓事件中，当地政府为借机提升地方城市形象，提前联系中央电视台，在央视对事件的新闻价值得以重视并预留出专门的直播报道时间后，积极协调考古部门，让央视提前半天进入考古现场进行直播采访，极大地调动了央视的报道积极性，整个事件持续直播5天，不但直接推动了事件的社会聚焦轰动效应，也极大地带动了其它众多媒体对事件的关注程度和报道力度。

4.合理设计与把控宣传阶段。根据事件的持续时间合理安排媒体报道的进程，充分分析各家媒体的特点，尽可能地拉长媒体报道的持续性。事件新闻大多有消息、深度跟进、总结报道三个阶段，很多景区在利用事件营销时往往只重视第一阶段的传播，媒体一哄而来，又一轰而散，导致大新闻成了小新闻，持续报道成了一次性报道。在天上王城春秋古墓考古事件中，中央电视台考古现场连线直播持续5天，不但对古墓考古进程进行了持续播出，还就有关的历史背景、民间传说、发现经过、周边关联遗迹、基层考古人员的日常工作生活等制作了12个短片作为新闻背景进行播出，让观众对事件形成了一个较为立体的完整的认识。而《齐鲁晚报》、《济南时报》等报纸媒体更是对事件进行了近半月的持续报道。

5.准确引导媒体报道方向。景区利用事件营销传播既要通过事件本身的新闻报道提升景区的知名度，又要尽可能地把景区的产品内容也融入到事件的新闻传播中去。在春秋古墓发掘事件中，景区将天上王城名称的创意由来、相关的民间传说、考古发现对景区定位和游客量的影响、景区未来建造遗址博物馆的打算、开发大众科普旅游的构想、以及打造5A景区的目标等信息及时透露给媒体，极大地延伸了媒体的报道题材，扩大了景区的报道宣传。

6. 把握不同类型媒体的报道特点。电视、报纸、杂志、网络等不同类型媒体特点不同，同一类型媒体也因各自的定位不同对新闻的展现方式和报道角度各不相同。如网络媒体反应迅速但有时不够严谨准确，电视新闻直观但很难进行深度挖掘，电视专题能进行深度挖掘但制作周期较长，报纸媒体可进行大篇幅的深度报道但需要安排更多专家或者当事人接受采访。天上王城春秋古墓发掘事件中成功运用网络媒体，通过前期论坛帖、中间专题新闻页面报道、后期墓主人身份竞猜与网友互动，以及持大众网手机报到景区游览优惠等活动充分发挥了网络媒体的优势，极大地提升了社会关注度。

7. 适当应用植入式广告。事件报道中自然巧妙的植入式广告会增加景区的曝光率，在天上王城春秋古墓事件中，景区为考古队提供印有景区名称字样的马甲、T恤等，这些植入式宣传很自然地在媒体报道的电视画面和新闻图片中得以出现。另外专家、景区工作人员在接受采访时也尽可能地多提到景区名称全称，这也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景区在事件中的曝光频次。

8. 预防负面效应。一是要避免负面新闻的出现，节事活动中难免一点问题和瑕疵都没有，有些媒体为了吸引眼球制造噱头会有时会剑走偏锋，选择一些事件中容易被人们忽略的小问题进行重点关注。因此要加强与采访记者的沟通，安排专人与采访记者进行对接，尽可能地把正面的信息通过正常渠道及时传达给他们，避免因信息不畅而引起的不必要猜忌和负面报道。二是要预防正面报道可能会产生的负面效果，如本次事件中有些媒体为了突出古墓对景区游客量的带动在新闻标题中用了“爆棚”、“踏破门槛”等词语，给一些想来景区的游客造成一定的误解，以为景区超过了最佳接待量，影响了他们的出游计划。

9.做好媒体服务保障。为媒体提供详实的背景资料和便捷的保障服务，如网络、驻地采访食宿、采访专家和当事人协调联络、专业人员跟踪服务等。通过周到的服务与媒体建立良好的关系，从而获得更多更好的新闻报道支持。虽然纪王崮就是天上王城景区所在地，春秋古墓就在景区里面，但出于考古工作的专业性和严谨性，沂水春秋古墓事件的新闻会的主办方山东省文物局和山东省考古所将古墓的名称命名为“纪王崮1号墓”，会新闻标题和通告中均采用“沂水纪王崮春秋古墓”作为标准名称，只字未提“天上王城”四字。景区为了避免媒体新闻报道中只见“纪王崮”，不提“天上王城”的尴尬，及时和媒体记者、接受采访的专家进行沟通，最终使得媒体报道大多采用了沂水天上王城春秋古墓的名称。这跟景区为媒体采访提供良好的服务密不可分。

（二）公共关系策略

1. 借助外力，做好政府公关。由于企业所能调动的外部资源有限，因此在事件营销中争取政府部门的支持尤为重要，如中央电视台的联络、文物部门同意尽早举办新闻等事宜都需要当地政府部门去协调。

2. 争取关键当事方配合。事件中关键当事方的合作尤为重要，如本次事件中考古工作是一项极其专业而严谨的工作，并不是媒体记者随时都可以到达现场进行拍摄采访，要充分遵守考古工作现场的制度、尊重考古工作人员的想法和意见，才能使得采访得以顺利进行，也才能得到准确有价值的新闻素材。如果以自我为中心，只从自身利益角度出发，必然引起当事方的反感和抵触，最终事倍功半，事与愿违。

3. 重视行业专家的作用。专家观点可突出新闻可靠性，可以扩展事件的宽度和深度，专家观点争鸣可引起新闻话题聚焦，在天上王城古墓发掘事件中，有部分专家认为墓主人是莒国国君，有部分专家认为是纪国国君，还有专家提出了“天上王城有可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古城堡”的观点，引起了媒体和读者的巨大兴趣，达到了很好的传播效果。可以说，如果没有行业专家做解读，记者们顶多只能一条古墓发掘的消息新闻，根本无法形成持续深度的报道。

4. 妥善处理媒体关系。媒体之间有合作更有竞争，特别是同一类型同一级别的媒体之间竞争更为激烈，在与媒体合作中不能厚此薄彼，要尽可能地维护好与所有到场媒体的关系，以避免不必要的负面报道出现。

5.准确定位景区的角色。很多级别较高影响较大的事件中主办方或者主要当事方通常是地方政府和相关主管部门，景区往往是借势、借力，因此景区要对自己给予准确定位，做好“配角”、“助力”的角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一定要把握好发言中所传递的信息，以免给事件当事方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引起媒体传播失控。在天上王城发现春秋古墓的帖子在网上曝光后，很多媒体记者电话咨询景区是否确有其事、文物是否遭到破坏、文物是否丢失以及现在何处等问题，景区向媒体传达统一信息：景区在施工时发现古墓一事，当地文物部门已经及时介入保护，古墓和文物具体问题请咨询文物部门或者县宣传部。这种态度既有效地确认了发现古墓一事，又没有透漏相关具体信息，而是让他们找更为权威的政府相关部门了解，这就有效防止了媒体误解造成对考古工作的失实报道。而后期景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候对古墓发掘对景区的作用，景区未来发展打算等问题则可以完全主动予以回应。

（三）广告传播策略

1. 广告配合。事件营销中景区要整合原有的广告投放资源，让景区产品形象宣传与事件宣传进行嫁接，从而引导读者通过对事件的关注爱屋及乌，延伸到对景区资深旅游产品和形象的关注。广告中景区产品内容和事件内容的宣传比重根据事件与景区卖点关联度而有所区别，关联度越高，对应的人群越一致，则事件在广告中的版面比例可以越大。景区如果举办大型演唱会，甚至可以整个广告内容都是演唱会。而对于考古发掘这样的非大众人群感兴趣事件，则在广告中的比例不宜过大。广告宣传的原则是：利用事件宣传景区，而不是花钱宣传事件本身。

2. 新闻热点词汇搜索排名。节事活动一旦成为新闻热点后，很多人会通过网络搜索关注其相关信息。因此，景区的官方网站要及时全面地提供相关信息，要锁定一些跟事件关联的关键词，通过搜索排名等方法力争让景区官方网站成为事件重要的网络媒体平台。在天上王城古墓考古发掘新闻会第二天，媒体报道铺天盖地而来，景区及时组织人员锁定“沂水古墓”、“沂水春秋古墓”、“纪王崮”、“天上王城古墓”等关键词，通过网络技术手段让景区官网一直出现在这些关键词搜索结果的百度首页，对景区自身的宣传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3. 与媒体联合的活动营销。事件新闻传播中公众只是被动地接受信息，而让公众参与到事件中来进行互动则有助于事件的深入传播，并带动景区的旅游产品信息传播。在天上王城古墓发掘事件中，景区与大众网联手，成功策划了“猜墓主人身份，赢品牌手机”、“持手机报相关新闻游览景区门票半价优惠”等活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四、旅游事件营销传播的常见误区

结合天上王城在春秋古墓考古发掘中的各种营销传播应用的实效，旅游事件营销传播要取得良好的效果，必须避免几个误区：

首先，误以为媒体记者到场采访就意味着新闻报道成功，缺乏对媒体报道角度、跨度、关联度、持续度的引导，不能最大化地利用事件传播，有时还有可能形成负面传播效果；

其次，事件新闻传播会提升景区的知名度，但事件传播并不等同于对景区旅游产品信息的传播，景区应该借助事件传播的时机做好产品广告宣传，才能促进潜在游客的认知，并最终促进景区游客量的增加；

再次，有了知名度并不意味着景区就有了市场份额，只有将事件与景区嫁接，设计成相关的产品线路，并及时传达到旅行社等终端市场，才能真正增加成为景区的吸引力，并最终促进销售；

此外，事件关注不能等同于景区吸引力，景区长期的营销策略依然要结合景区核心卖点、围绕着目标市场心理需求进行，切忌以长期使用事件营销替代景区形象产品营销。

五、结语

旅游目的地可基于事件营销的相关原理，借助新闻报道吸引并凝聚公众“注意力”，从而达到提升知名度与美誉度的目标。新闻传播是事件营销的关键，需要从传播的时机、阶段、方向、以及不同类型媒体的特点等方面进行把握；良好的公共关系策略是事件营销的保障；恰当的广告配合则是事件营销的必要补充。天上王城景区借助春秋古墓考古发掘这一颇具新闻价值的事件，恰当运用新闻传播、公共关系、广告等一系列传播策略，让景区在短时间内于省内外名声鹊起，是旅游景区成功运用事件营销的一个典型案例。

参考文献

[1]菲利普・科特勒.营销管理（第十版）[M].梅汝和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1.

[2]杨为民等.现代企业营销创新[M].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4.

[3]李欣.借势与造势――事件营销模式浅谈[J].通信企业管理，2005（3）：17-18.

[4]吴志明.事件营销的三种形态[J].当代经济（下半月），2007（9）：68-69.

第9篇：新闻传播服务关系范文

关键词：媒体融合；新闻传播；影响

伴随着数字媒体的冲击，媒体融合必然会成为媒体未来发展的主流方向。新闻传播的运作模式已然改变。它不仅仅是停留在一种被动接受的状态，而是是朝着多元化的方向不断发展。新闻传播的受众群体发生了角色转变，他们不止是简单被动的接受媒体信息，同样也是新闻的制作人和传播者。媒体融合对新闻传播产生的影响不可忽视，因此，本文对这个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

一、媒体融合的现状

目前，我国媒体融合影响新闻传播的分析研究还不多，但是，媒体融合趋势已经形成。具体可以从几个层面进行阐述第一，新媒体的各种类型都已经逐步融入新闻传播。比如网站和搜索引擎，以传统新闻的生产为来源，以新闻内容为参照，进行媒体融合。目前新闻传播途径在网站和搜索引擎上的媒体融合占据较大比例。网站和搜索引擎主要依靠的是PC端，而在手机移动终端上，微博，微信，甚至还有APP软件的应用和使用也大大地促进了新闻传播的力度和广度。第二，传统媒介和新媒体的融合关系可以理解为，新媒体传播信息运用计算机网络对传统媒体的新闻报道作协同化的新闻报道。同样，传统媒体反过来运用了数字化网络技术，为自身拓展出新一类的媒体传播渠道。这些新媒体传播渠道可以是移动电视、电子报纸和电子杂志等等。媒体融合促使新闻终端的多元化发展和不断创新。

二、媒体融合对新闻传播的影响

(一)媒体融合促使了新闻传播信源的多元化。当前的网络传播方式，人们不是单一的新闻受众者，还获得了新闻传播的参与能力。参与的方式各种各样，比如使用微博、微信新媒体，即刻把自己对新闻事件的感受及想法表达出来。由于网络信息工具的多样化，QQ、BBS论坛、博客、播客等网络媒介工具的诞生和广泛应用形成了个人对个人、多人对多人、个人对多人的新兴社媒网络模式。个人可以成为新闻的信息源，可以借助网络传播发生在身边的新闻，并且发表自己的观点。信息源越来越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新闻的传播者和受众人的一体化是目前新闻传播的主要特征。由于网民数量的庞大，上网时间的剧增，每天都有海量的微博、微信、图像、图形、文本、音频和视频，充斥在网络空间中。信息的提供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社会团体和新闻机构。专业媒体因为有史以来的权威性依然占据着主导的地位。但是新媒体的崛起和影响不可忽视，不管是国内甚至是世界范围内，通过互联网媒体对重大事件和突发事件的信息及时传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二)接收终端的统一化。接收终端统一化是指接收终端设备的融合，终端设备中有电子产品、计算机、手机等等，融合过程是建立在数字聚合的高度发展上的。通过协议，实现电视与电脑的融合，以及影音设备和电脑、手机终端的融合。新闻传播的单一形态越来越难以满足受众需求的多样化。新闻信息要同时覆盖视频、音频、图像、文本等多种载体形式。因此，对于新的接收终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能够提供多种载体形式的服务，还必须有对新闻信息进行有机整合的功能，把最终的信息传播给受众群体。接收终端的一体化包括了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接收终端硬件融合；第二，多种媒体信息的一体化；第三，以终端设备和虚拟终端为载体的服务于内容的融合。(三)组织方式一体化。对于传统的媒体而言，传播的方式都是各自为政。而媒体融合打破了各个媒体之间的壁垒，传统的行业和区域管理不再成为障碍，各个媒体之间实现高效整合，各个媒体在生产流程中可以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和重组，这种集体化运作实现了对全部媒体的统一规划，组织方式一体化的构建。媒体融合和组织方式一体化，能够发挥各种媒介的优势特点，在新闻传播中既可以实现资源各享，又可以保持各自的个性和特点，做到，百花齐放。我们可以把媒体融合理解成一种聚合效益，过去单纯的竞争关系变成了合作关系。(四)综合式的经营方式。媒体融合使媒体之间处于共同运作的状态。由于资源可以互享，那么尤其在新闻资源的采集和上，优势非常突出，同样的新闻不需要再通过不同的媒介去逐一采集，而可以采用联合行动，联合行动可以节约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降低新闻传播和生产的成本。经营方式的综合化是媒体融合和传统媒体在本质上的区别。新闻传播方式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过去的传媒占有绝对主导地位的局面变成了传媒发起，全民共同参与、互动、分享的局面。这些新闻信息源通过人际的交流和大众的主动传播得到快速的结合与扩散。新闻的方法和手段随着技术的更新发展而推陈出新，从传统的纸媒、广播到现在的多媒体形式，终端设备上可以是实现录、说、写、看、读、听等方式方法。

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媒体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媒体融合的趋势已经是必然的方向。一方面是广大受众需求的多样化和不断的提高和发展，另一方面是新时代新媒体的经营新理念的贯彻和实施。作为媒体机构和媒体人应该非常清晰地认识到这种趋势，把握好这种趋势，顺应发展方向紧跟转型的步伐。

作者:王娟 单位:华宁县广播电视台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