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农村局意识形态工作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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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农业农村局意识形态工作范文

关键词：强制性制度变迁／委托—关系／一致同意原则／制度选择

一、道路的选择：意识与经验

医疗保障从现代社会保险制度的诞生起就存在了，伴随着“福利经济学”和“福利国家”理论的兴起，它逐渐从疾病、医药保险扩展到保障健康的所有物质和服务；实践上，经济危机和战争创伤使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政府采取积极的干预政策，公共财政承担了医疗保险的大部分费用。1942年的贝弗里奇计划覆盖了英国全民生活各个方面，并为大多数西欧发达国家效仿，包括战后的日本。

与此同时，在两极世界的另一端，以“苏联”为首的经合组织也配合计划经济建立国家福利型社会保障，国家负责劳动者全部的保障，保障水平非常高，但却缺乏活力，难以监控。苏联的社保体制直接影响了中国，从1932年苏区的《劳动法》已经得到体现，1951年的《劳动保险条例》覆盖了疾病、伤残、死亡、生育和养老各方面，覆盖了各国有、私营、公司合营企业94%的职工。(孙光德，董克用，2000)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接近“理想国”的美好时光，同在20世纪70年代末，两个互相隔离的世界都面临了制度危机。西方直接表现为经济危机。当时欧共体各国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比重上升到 40%，北欧达50%以上；当时经合组织国家外债占 GDP比重则从79年的23%攀升到1992年的44%，瑞典高达80%，欧洲九国人均社保支出占GDP比重上升了10个百分点。

然而作为整体经济制度的一部分，社会保障制度安排与政治意识形态密切相关，以致改革反过来受到了制约。从现代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由于“意识形态是减少提供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费用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林毅夫1989)从道德和伦理上判定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社会现行制度结构是否公平，从而使决策过程简化；但是，诺斯指出，在个人发展新的意识形态以适应变化了的经验之前，必须有一个经验和意识形态不一致的积累过程。西欧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得到当时主导各国政治的社会的支持，“全民福利”不仅成为政治目标，已经渐渐成为人们生活的事实，1965年-1975年间，英、法和联邦德国不仅医疗保险开支达到GDP的10%，而且平均每年增长幅度达15%左右。经济危机、失业、人口老龄化，都使社会保障支出飞速增长。然而，深谙意识形态作用的执政党只能以非常缓慢的速度，对保障水平进行些微的修改。例如要求病人、退休人员和雇主负担部分保障金，延长领取疾病补助的等候期(丹麦，荷兰)。英国保守党上台执政后，进行了更多制度性的改革，例如取消双份的社会保障、加收疾病补助金的所得税，似乎更换了政党的政府更有改革的勇气。

苏联的社会保险制度选择建立在纯粹的意识形态基础上，以解放无产者为目标，按劳分配，故1917年11月诞生的“国家保险”覆盖全、内容齐、水平高，如退休金在原有水平的70%以上，(孙光德，董克用，2000)并以劳动贡献进行分配。社会主义国家成立初期，社会保障制度并未考虑经济承受力，而是作为对革命支持者承诺的兑现，即更多基于政治理性而非经济理性。

可见80年代前，社会保障制度作为经济政策，受到不同的意识形态的影响，经过一、二十年的运作，又强化了原制度的意识形态。在70年代末席卷全球的改革浪潮到来之际，各国政府和人民在承受财政赤字和生活水平下降的同时，也不得不进行痛苦的反思，以形成一套能适应新全球化经济环境的制度解释。制度供给充足、或制度均衡的国家，如两党制的英国和政策设计合理的瑞典顺利实现了过渡。而制度供给不足的国家，如苏联和东欧，以全面崩溃的代价，为改革提供空间。另外一些发展中国家，没有为社保改革提供配套的经济政策，在失业率上升，通货膨胀的环境下，改革彻底失败。

各国的经验表明，一国的经济实力是完善医疗体系的必要条件，对贫困人口占很大比例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把有限的资源进行最广泛有效的利用是最重要的，即公平性问题；而“意识形态刚性”又阻碍了一些国家，尤其是制度稳定的发达国家为改进效率而做出的努力。

中国医疗制度改革(以下简称“医改”)的失败，在越过了最初的经济实力障碍之后(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实力已经增长了10倍)，也面临着意识形态刚性问题。改革初期中国农村从集体制向家庭农作制的顺利变迁，使“市场”一词受到了近似神化的膜拜，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改革者来说，将局部有效的意识形态扩大到改革的困难领域，是短期成本最小的。问题在于，如果说，由于信息不对称和社会科学知识不足，改革初期的盲目还情有可原；那么当政府亲手培育的既得利益集团膨胀到影响社会安定(如药品市场腐败等)，当政府手中的再分配权减弱到不足以减少社会不平等程度，当权者的权威也将受到威胁。此时，为追求“权威最大化”，政治制度现代化、决策民主化是成本最小的选择。

二、强制性制度变迁：市场规则的误用

根据制度变迁的形式分，有强制性和诱致性变迁。但由习惯取代规则的操作成本相对于政治家主导的“突破式”规则变化而言，操作成本低，所以规则的边际上总有习惯在起协调分工的作用，而且，制度的执行成本越高，边际越大。“正是制度在边际上的连续演变造成了制度中正式的也是可见的规则的变化”。(汪丁丁，1999)

始于70年代末的中国改革表面上看是政府在开放后面临国际压力下采取的主动式改革，包括医疗改革。但从一些官方资料看，在正规制度无法满足民间对医疗服务的需求时，首先起到补充作用的是民间自发的供给。由于医疗设施分布的不平衡，农村大多数基本医疗服务是由“赤脚医生”提供的。 1980年9月，卫生部颁布了《关于允许个体开业行医问题的请示报告》，把个体开业行医并纳人政府管理体系，报告说，“随着城乡经济放宽政策，兴旺发展，各地广开门路安排闲散人员就业，许多地方又陆续出现了个体开业行医人员”，“同时，各地反映和群众来访中要求个体开业的也日渐增多”。事实上，农业经济制度增加了农民收入，相应的也提高了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但政府却“减少了对合作医疗体系的财政支持”。“赤脚医生”数量减少，间接享受医疗保障的农民下降了50%。(Hsiao WC， 1984)许多“赤脚医生”要么继续接受教育，要么开设了私人营业，农民不得不承担几乎所有基本医疗保障费用。据四川省1979年底不完全统计，各种开业人员有六千九百多人，比1978年底增加了 3100人。当时，政府出台措施“允许和保护”实际上已成为重要非政府医疗供给来源的“个体开业医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1980)，源自竞争性非正式制度的压力，也是对制度“边际演变”的认可和利用。但这一内生制度演变在80年代的整个制度改革浪潮中没有被吸收到正式制度构建过程中，相反，雄心勃勃的改革者把市场经济原则，包括竞争、优胜劣汰和货币交换法则，放任法制意识和环境非常不成熟的自由市场提供本应届于非市场的公共产品。

强制性制度变迁既由政府主导，其变迁模式和方向有赖于统治者对强制推行一种新制度安排的预计边际收益与预计边际费用的衡量，他“想做的一切都是在他看来足以使他自己效用最大化的事情”。 (林毅夫，1989)他会在意识形态教育方面进行投资，以使选民确信他的权威合法性，降低统治系统的费用。另一方面，统治者偏好函数会随国民财富增加而变化，从国民财富最大化，转为威望最大化。

1978年后的中国首先重新建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借助强大的国家宣传机器，渗透到社会组织的各个层面，1979年出台的、被看作最早的医疗改革政策：《关于加强医院经济管理试点工作的通知》，启动了“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的强制性变迁路径。此后20年，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改革经验，在城镇中建立起统筹医疗保险的基本框架，在农村中试行合作医疗模式，启动了机构民营化改革。

因此，首先是规则层面的制度改革。即重新界定医疗保障中政府、个人、企业三方的责任。经历了 10年探索，1988年《关于扩大医疗卫生服务有关问题的意见》标志着“医改”正式明确了市场化方向，规定了：

第一，关于激励的规则：

1)推行各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卫生部门对医疗机构的管理权只限于合同内。

2)下放医疗机构合同职责外的业务收入分配权。

3)鼓励医疗机构差异定价。

4)对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医疗服务企业减免税

第二，关于惩罚的规则

第2篇：农业农村局意识形态工作范文

政府的发展有着自己的历史，但政府的历史必须放在与社会的互动中来观察。只有在政府与社会的相互作用中，才能厘清政府发展过程背后的动因和实质。总的说来，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大致表现出两种状况：一种是较为被动的和消极的政府，另一种是较为主动的和积极的政府。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政府在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都表现得较为被动和消极。直到20世纪中期，政府才彻底实现了角色转变，转而成为互动过程中主动的、积极的一方，积极地干预社会的运行和发展。发生在20世纪中期的这一转变代表了政府发展的方向，不管干预型的政府是否“失灵”了，但它所代表的方向是正确的。也就是说，自从20世纪中期开始，政府在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需要积极、主动地去规划社会的发展。在此问题上，如果提出所谓“有限政府”等倡议的话，那其实是在弹唱早期自由主义的“恋歌”。既然政府在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已经成为积极主动的一方，那么它如何规划社会的发展就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基于以上判断，我们需要提出当前中国政府的社会策略问题。

考虑政府的策略选择必须首先对其所处的社会做出综合判断，只有当这种判断是准确的，才可能提出切实可用的策略。当前中国正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尽管中国政府需要在人类已有的经验中发现可资借鉴的因素，但是，任何国家曾经运用过的策略都不可能在被搬到中国来之后还表现出适应性，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只能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在这条道路上，中国政府应发挥引导功能，通过现实的策略选择去创建一种完全属于中国的发展模式。具体地说，当前中国政府在进行策略选择的时候，需要考虑的主要因素有以下3个方面。

第一，当前中国社会的资源拥有情况就物质资源而言，虽然中国国土面积很大，但是，物质资源却是相对匮乏的。这一点已经是人们的共识。从近代历史看，工业化过程的基本特征表现为对物质资源的大量消耗。中国在改革开放的20多年中，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对物质资源的消耗也达到了空前的地步。按照这种发展模式，中国现有的资源存量能够对经济发展提供的支持是不会太久的。即使全球化为我们在更大的范围内获取物质资源提供了可能性，也会由于资源拥有国家的政治甚至民族意识等各方面的原因而使资源的获取困难重重。而且，即使在世界范围内，物质资源的存量也是非常有限的，更何况我们在资源获取的能力上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

就精神资源而言，中国社会在一段时间内是比较丰富的，而现在我们所拥有的精神资源是极其匮乏的。一方面，精神资源是无形的，影响精神资源的因素是多种多样和复杂的，人们往往在精神资源拥有量较为丰富的情况下并不珍惜这种资源，迄今为止，我们也没有找到一种维护精神资源的较好的方法。另一方面，精神资源与特定社会的共生性决定了它总是属于特定社会的，随着社会的转型，一种精神资源也会失去利用的价值，另一种精神资源将会生成并取而代之。但是，在近20多年中，精神资源遭到破坏，原有的精神资源几近消失，而新的精神资源并未生成，以至于我们今天几乎没有可资利用的精神资源。

就人力资源而言，中国也是非常匮乏的。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但是，人口并不等于人力资源。在我们所拥有的人口中，只有一部分被转化成了人力资源，即使是那些已经转化成人力资源的人口，在质量上也是不容乐观的，至于那些能够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人力资源，中国在拥有量上也是非常有限的。这就决定了中国必须找到一条把人口较为充分地转化成人力资源的途径。在历史上，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旧中国的妇女较多地属于人口的范畴，但是，在妇女解放运动中，大批妇女走向社会，转化成人力资源，迅速地提高了中国人力资源的拥有量。现在，我们也面临这种情况，对于一种经济模式而言，人口无法作为人力资源而存在，而另一种经济模式却可能把大量人口转化成人力资源。

就文化资源而言，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传统文化的库藏是很丰富的。但是，需要认识到，这种传统文化是在农业社会生成的，属于农业社会的文化资源。从中国社会明清以来的历史看，中国的传统文化成为阻碍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因素，这是确凿的事实。然而，近些年来，人们有意无意地忽视这一事实，并牵强附会地把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归功于这种文化。其实，这仅仅是一貌似现代性的诠释，与事实相去甚远。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农业社会的文化是不能造就工业文明的，更不能把一个社会引向后工业社会。如果我们耽迷于农业文化的美妙幻想中，不仅无益，而且是有害的。对于当前中国来说，能够支持中国社会发展的文化资源不仅是匮乏的，而且几乎是空白的。有一些人试图引进西方国家工业社会中的文化资源来补偿中国文化的空白，如果在100年前，这也许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选项，但是，时过境迁，对于当代中国来说，这样做也是有害无益的。因而，对于我们来说，可能需要通过一场文化启蒙来造就全新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宝贵因素在新的文化启蒙中被吸收是可能的，而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却不是明智的选择。

就习俗资源而言，这一点长期以来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甚至在社会生活的几乎所有领域中，人们都把习俗看做一种非理性的、陈旧的、消极的因素。的确，习俗有消极的一面，但是，如果因其消极方面而排斥它，不仅无法取得实质性的成功，反而会遭遇失败。习俗与文化有联系，但习俗又不等同于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习俗有着比文化更加顽强的生命力，在社会整合的过程中也能够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与一切资源相比，习俗是一种更需认识和开发的资源。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如果排斥习俗，它就会成为极具破坏力的消极力量；如果充分考虑到习俗的消极作用和积极作用的话，它就会转化为积极的力量，转化为非常有用的资源。对于中国社会来说，习俗的力量是很强的，然而，我们忽视了对它的开发和利用，没有把习俗转化为有用的资源。

第二，当前中国在历史和现实中的位置

关于中国社会的历史位置，经常性地出现定位上的困难，因为它具有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甚至后工业社会的综合性特征。其实，中国社会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它是把工业化的进程和后工业化的进程合并到了一起，可以形象地比喻成两步并作了一步走。大致说来，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基本上还处于农业社会的历史阶段，当然，在这个时期，我们拥有工业经济，却是运用农业社会的方法和技巧办工业，属于农业社会结构体系中的工业经济。在改革开放的前10年间，中国社会主要是解决工业化的课题，甚至在引进技术方面也偏重于满足工业化的要求。然而，在中国社会致力于工业化的同时，世界范围内的后工业化浪潮对中国形成了冲击，这就迫使中国在解决工业化的问题之际，不自觉地走上同时去捕捉后工业化的契机这样一条道路。这就是中国社会当前的基本情况，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经历过的。即使在亚洲后发现代化国家和地区那里，我们看到的也是工业化进程结束之后才提出了后工业化的课题。所以，在实质上，历史没有现成经验可供中国借鉴。

关于中国在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位置，是人们最近谈论比较多的话题。中国正在崛起，但是，中国崛起的历史时机与以往任何一个国家的崛起都不同。从近代社会来看，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崛起是通过在世界范围内开拓市场和掠夺资源而获得发展的动力，后来崛起的国家则是通过战争打破原有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而达到重新“洗牌”的目标。今天，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的主旋律，而且几乎所有国家都警惕和提防着中国崛起可能造成的影响，甚至一些国家叫嚣要遏制中国的崛起。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惟一可以选择的道路就是沿着“和平崛起”路线前进。就当前的情况来看，中国在国际事务上的政治影响力较大，但在很多情况下又不得不接受大国支配的事实；在经济上，中国的实力实际上是较弱的，必须谨慎地在各个经济体所构成的经济“版块”之间寻找生存和发展的机遇；在资源获取上，中国必须立足于国内，只有把外来资源作为一种必要的补充才可能避免各种潜在的危机；在市场开拓上，中国必须以优质价廉的产品一点一滴地向现有的国际市场结构中渗透。所以，中国的崛起将是一个艰难的历程，是需要运用智慧和抱持谦逊的态度去谨慎行动的过程，只有行事低调并讲求实效才能稳步前进。其中，最根本的是要把内外各个方面的因素放在一起，进行综合的、系统的、全面的考虑，做出科学规划。

第三，中国走向未来的目标

一般说来，都会同意走向未来，但是，未来是怎样的，却很难形成共识，在许多情况下，我们是缺少一个清楚的目标的。回顾20多年来走过的历程，可以发现，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我们的目标是比较清楚的，那就是追赶发达国家。所以，在一个时期内，我们的社会，特别是年轻人，有着较强的“崇洋”意识，认为只要是西方的，一切都是好的，都应当搬到中国来。后来，发现西方发达国家并不是理想中的乐园，它不应当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目标，因而，出现了浓重的怀恋中国传统文化的情结。在学术界，这种“恋旧”心理时常被用激情的文字表达出来。近些年来，这两种思想倾向在继续“发酵”，并不断地出现付诸于行动的努力。比如，在教育界，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情况的极端表现，有的学校新开了法学院、公共管理学院等，几乎不给学生留下读中文图书的时间；有的学校似乎要有意识地对着干，成立了所谓专门的“国学”机构。这些做法实际上都是盲目的和不理性的。

我们必须清楚，对中国农业社会传统的迷恋是不可能导向未来的，是不能帮助我们确立正确的目标的；同样，对发达国家任何一个时期的制度、思想或任何东西的迷信也无法导向未来。走向未来的目标需要根据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做出预见。我们在分析中国的历史位置时已经指出，中国的发展是处于世界工业化历程已经完成了的时期，中国无疑需要补工业化的“课程”，但开启后工业化“门扉”的任务却是不容回避的。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的工业化“补课”任务完成的好坏，恰恰取决于承担后工业化课题的自觉性程度。这就像进入大学的一个“同等学力”的学生一样，他在素质和能力方面可能存在着不足，但他必须在自觉地修好大学课程的情况下才能迅速补足之，如果他重新回过头来去修中学的课程，决不是好的学习方案。由此可见，虽然当前中国处在工业化和后工业化两步并作一步走的特殊历史阶段，但我们的目标却是自觉地走向后工业社会，以求避免在发达国家领跑后工业化的进程中永远处于“补课”的境地。事实上，如果我们缺乏走向后工业社会的目标，就必然会再一次地发现，我们又需要“补课”了。

以上3个方面是当前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制定一切重大的行动方案时都必须充分考虑的，甚至一些处理具体事务的应急方案也需要对此予以充分的考虑，否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行动方案一旦付诸实施，消极影响将大于它的积极方面。正是基于上述考虑，我们需要提出当前中国政府的10项策略。

（一）意识形态策略。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经历了一个相当长时期的意识形态混乱期，至今，官方意识形态与民间意识形态还处于多元并存的状态，它们之间有着很大的不一致性，甚至是矛盾着的，有时是冲突着的。这是过渡时期不可避免的现象。当前，我们需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重新建立起统一的、全社会共有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说，它应当是得到整个社会认同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不可能是向既往某种理论或思想的回归，也不可能在对西方的重新认识中获得。因而，中国政府应当根据当代社会的需要，把合作理念确立为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合作的意识形态应当是后法制社会的意识形态，它是对自由、平等、民主等理念的超越。事实上，在国际关系领域中，我国政府已经主动地提出了合作的理念，并积极地按照这一理念去营建对外关系的氛围。但是，在合作理念意识形态化方面，还没有做出切实的行为选择。因此，当前需要致力于合作理念的意识形态化，以便在处理国际国内事务的过程中，能够有着统一的意识形态根据。

检视世界各国现有的意识形态，有的是明确宣示出来的，有的是在某些思想理论和思维方式社会化的过程中形成的，但是，政府在意识形态的生成中都发挥了主动的作用。即使某些思想理论和思维方式的社会化表现为一种自然而然的过程，政府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也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政府应当有着明确的意识形态策略，对于建立起一种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以及如何去做，都需要有清醒的认识和明确的目标。

现有的各种意识形态，大都是在工业化的竞争过程中生成的，是关于矛盾冲突以及解决矛盾冲突的思想理论和思想方式的凝炼和提升。因此，它们所包含的是指导人们保证社会整体存在不被破坏的情况下如何开展斗争、如何竞争的精神。合作的意识形态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意识形态，是对斗争和竞争社会的意识形态的超越。合作意识形态的建构过程是一个全面创新的过程，需要政府运用创新思维去加以运作。

（二）制度策略。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说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就是法制社会。这个说法是非常武断的，市场经济需要法制，但并不是仅有法制能够为市场经济提供制度支持。所以，如果仅仅把眼睛盯在法制建设上，可能会使我们错失多种制度选择的机遇当然，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是与法制共生的，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市场经济与工业社会重合造成的。工业社会在制度上以法制为最佳选择，工业社会的社会化大生产以及社会关系的简单化都是法制赖以建立的前提。但是，近些年来，由于社会复杂性程度的迅速增长，法制已经表现出规范社会行为力不从心的局面，许多新的社会问题已经难于在法制的框架下得到解决。虽然对于许多新出现的社会问题，人们习惯于将其纳入法制的框架下，但它们在前景上却是晦暗的。比如，人们对克隆技术、网上交易等技术方面的问题，也试图通过法制来加以规范，可是，这种规范主要是从属于一种限制甚至阻碍其发展的目的。事实上，它们的发展是不可遏制的，相信人们很快就会发现它们属于法制无法规范的新事物。所以说，法制的成功向我们展示的是人类的过去，却不代表未来。在新的社会转型期中，我们需要探索的是能够代表未来的制度模式。

我们应当看到，法制及其民主并不是惟一的制度模式，人类在近代社会之前曾经创造过其他类型的制度模式，在未来社会也必将会有新的制度模式来取代法制。因而，我们应当致力于寻找可以替代法制的新的制度模式，这种新的制度模式可以被称为“德制”，是一种继承了法制全部积极成就但又超越了法制的制度模式。从历史上看，农业社会的制度是一种权力的制度，这种制度在中国发展得最为完善，有着超强的自我修补能力，正是这种制度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在西方国家，适应工业社会要求的法制之所以能够成长起来并得以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得力于其农业社会的“权制”体系没有充分发育。在走向后工业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同样可以做出判断，完善的法制将会成为社会发展的包袱，成为阻碍社会前进的因素。所以，中国政府需要打破任何对法制及其民主的迷信，需要有着明确的超越法制的策略。

（三）经济体策略。最近一个时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阶段性成就，出现了一个错误的倾向，就是倡导企业规模巨型化。事实上，对于我们国家来说，由于各种各样的因素，巨型企业是不适应的，即使建立了起来，它的消极效应也必将大于积极作用。如果国营企业可以巨型化的话，私营企业决不可能在巨型化的过程中同时拥有较强的活力。从政治以及社会整体来看，西方国家的巨型企业在存在和发展中有着一整套社会适配体系为其提供支持，但在中国，这个社会适配体系尚未建立起来，而且，由于全球范围内的历史转型也已经使建立这个适配体系变得没有必要了。一旦中国出现了一批巨型企业，不仅在经济上会造成各种各样的消极影响，而且在政治上的影响也是难于预测的。在一定程度上，俄罗斯近一个时期由于巨型企业所带来的一些麻烦，足以说明这个问题。

对于当前中国来说，主要的任务是要激发经济活力，而不是扩展企业规模，是要考虑国家在整体上的实力增强，而不是考虑单个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易言之，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强大的国家而不是一个甚至一群强大的企业。因此，我们需要用经济体的观念来看问题，即把国家建成由一系列区域经济体构成的巨大经济体。具体地说，中国社会是一个适合于家庭经济成长的社会，而长期以来，我们总是按照西方的经验试图限制甚至消除家庭经济，这是错误的。

从另一个角度看，工业社会应当是规模经济的社会，所以在几乎所有国家的经济政策和发展策略中，都包含着支持和优待巨型企业的倾向。然而，我们已经错过了单纯工业化的时期，所以不应去追求工业社会的规模经济。我们应当根据后工业社会的要求，用单元经济效率去整合出网络经济体的总体力量。为了不至于把这种新的家庭经济模式误解成农业社会的家庭经济，我们可以在经济体的意义上把这种经济模式称之为“家元经济”。当前中国政府的经济策略应当放在促进“家元经济”的发展上，为家元经济的发展做出政策支持和秩序供给。

在此，需要充分考虑中国社会的习俗资源，而习俗一般说来都是以家为核心而形成的，是以家为支撑的。反过来，习俗最倾向于支持以家为核心而展开的活动，对于经济活动也同样如此。以家为单元的经济活动是能够得到习俗的充分支持的，并在习俗中获得巨大的活力。在某种意义上，家庭的生命力也就是“家元经济”的活力。

（四）文化策略。文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文化更多地是自然生成的，在不同的层面上会表现出不同的面相，似乎人为的作用并不能持久地发挥作用。但是，在文化发展方面，如果能够抓住某一关键性的文化要素，自觉地进行建构，是能够引领文化发展的方向的。当前我国的文化策略应放在对信任的建构方面，可以通过信任建构而建立起以信任为核心的文化体系。一些西方学者断言中国是一个低信任度的国家，一些中国学者也不假思索地加以鼓吹。其实，这种判断是需要分析的，对于西方工业社会成长起来的契约型信任来说，中国的确严重匮乏信任资源。但是，对于农业社会形成的习俗型信任来说，中国则可能过多过滥。另外，近来有不少人试图恢复儒家文化，有些大学甚至用立孔子像这样的行动来表达告别社会主义文化的意愿。不过，我们需要看到，儒家文化只是农业文明的构成部分。正如我们不认为作为西方工业文明构成部分的文化类型可以照搬到中国来，我们也不认为作为农业文明的文化类型能够满足现代中国社会的需求。所以，如果我们在文化发展中希望施以能动作用的话，就需要面向未来，确立与“德制”以及“家元经济”相适配的信任文化。

（五）组织策略。现有的组织在基本结构上都属于官僚制组织，这是人类社会组织形态长期发展的结果，韦伯对此进行了历史性的考察并提出了理想官僚制的基本特征。如果说还存在着其他组织类型的话，我们认为，迄今为止的任何组织类型都是作为官僚制的补充形态而存在的。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引起组织理论家关注的组织，都是以官僚制为基本架构的常规性组织。在走向后工业社会的过程中，由于社会复杂性程度的增长，常规组织既往的那种回应环境要求的特性渐渐失去了效率的魅力。也就是说，由于常规组织设计主要是出于回应外界要求的目标，缺乏前瞻性地与环境互动的能力，以至于在社会复杂性增长的过程中经常性地遇到那些被称为“危机事件”的问题。其实，近些年来“危机事件”的频发，暴露出来的是组织自身的不足，它表明原有的组织形态已经不能够满足社会发展的要求。应对危机事件的所谓“危机管理”，如果不从组织形态的改造入手，注定是徒劳无功的。因而，能够适应走向后工业社会这样一个历史转型期需要的组织，应当是具有前瞻性和灵活性的组织。

在组织问题上，我们应当关注一种长期以来没有引起人们足够重视的组织类型，那就是“任务型组织”，即为了某一（些）具体的任务而建立起来的组织。这类组织早已有之，并在解决各类社会问题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长期以来，这类组织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可能是由于它过多地具有临时性的特征，被认为不重要。由于对这类组织缺乏研究，因而它们在运行上往往是按照常规组织的模式进行的，以至于它应有的功能无法得到充分发挥。事实上，从近些年来已经展现出的趋势看，任务型组织大量涌现，这不仅是走向后工业社会的历史必然性使然，而且也越来越显示出对复杂社会的适应性。所以，这是一类需要关注、研究和自觉建构的组织形态。反思中国政府的机构改革，其成效之所以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一直无法避免学术界所谓的“恶性循环的怪圈”，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它没有注意到任务型组织这一组织类型，而是一直着眼于常规组织的改造上。实际上，现有的常规组织已经达到了非常成熟的地步，对它的改造和调整表现出“无用功”的结果是必然的。如果我们在今后一段时间还需要进行机构改革的话，就应当考虑在一切可能的地方用任务型组织来代替常规组织。

（六）社会结构策略。当前中国社会，剩余劳动力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一开始是农村劳动力过剩，大量地向城市流动；接着就是城市自身的劳动力过剩，出现了下岗、失业等问题。虽然政府想尽各种办法，还是无法解决这个问题。而且，从理论上看，这个现象也是无法理解的：一方面，经济发展速度很快；另一方面，失业人口又迅速增长。这种极其矛盾的现象，学者们根本无法予以解释，因而在解决问题的对策上，也就无法找到好的方案。这种现象是由于社会结构不合理造成的，即由于社会分层不充分而造成了大量的“假性失业”。就中国目前的情况看，根本不应有劳动力过剩的问题，更不应当出现由于失业等造成的大量社会不公正乃至犯罪的问题。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当前中国社会有一些人长期过劳甚至致死，而又有那么多人没有工作可做，这就是由于社会分层不充分，人们无法把工作进行分解。所以，我们需要在社会结构上做文章，要促进社会分层，让人人有事做，人人有饭吃。

（七）教育策略。改革开放以来，教育可能是中国改革和发展相对滞后的一个领域，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教育将成为中国下一步发展的“瓶颈”。上面我们曾举例说明经济模式的转变可以把人口转化为人力资源，这是一个逆向思维的结论。在正向的思维中，我们看到的主要是通过教育而把人口转化成人力资源，教育是把人口转化为人力资源的最直接的途径。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都需要由教育来担负起把人口转化为人力资源的重任。而且，教育的功能不止如此，几乎在社会发展的每一个方面，都需要教育来提供支持。近些年来，中国的教育在规模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增长，但是，与它的高投入相比，是极其微不足道的。大量的投入被奢侈浪费，此乃不争的事实。

就中国10多亿人口而言，我们的教育规模是极小的。但是，近一个时期以来，常常有人提起中国教育在规模上“”了，要求稳定甚至控制教育规模。与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深化阶段相比，中国的教育发展可以说还处在刚刚起步的阶段，从规模上起步无疑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为什么却受到“扼杀”呢?从根子上看，是由于教育的“就业导向”造成了诸多让人忧虑的问题。中国近几十年来的教育一直是一种就业导向的教育，虽然从计划经济走出多年，但就业导向的教育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就业导向严重地限制了中国教育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特别是限制了教育规模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中国教育中的一切问题都根源于就业导向。所以，中国政府在教育策略的选择上应当把“就业导向”的教育转变为“创业导向”的教育，有了创业导向，实际上当前教育中的许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例如，当前中国农村不要说一个村里没有一个大学生，可能一个乡能够拥有一位大学生的情况也是很少见到的；在西部广大地区，拥有大学生的比例可能是极低的。但是，就业导向的教育决定了大学生到了农村等于没有就业，而到了西部地区，可能就业比在沿海地区更困难。再如，我们鼓励大学生“支边”需要进行动员、授予荣誉、给予奖励等，即使这样，也很难把大批大学生送到需要的地方去。如果我们在教育方向上转变到创业导向上来，那么一切有创业机会的地方，都会立即吸引到足够的人才。从另一个角度考虑，创业导向的教育也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最佳途径。比如，一个班级里的同学，如果有一个人创业成功的话，那么可能几十个人的就业问题也就得到解决了。

另外，中国是一个人口压力较大的国家，从中国家长的心态来看，再穷再苦也希望孩子上学受教育，动机是非常明显的，是要孩子获得谋生的能力。其实，中国政府也应有这样一种家长心态，要让中国的每一个孩子都能有机会上大学，让大批大批的孩子有在世界范围内谋生的能力。

（八）生活策略。中国社会在生活模式上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以家庭为中心的模式，家是中国社会的核心，即使历经时代的变迁，家庭依然是中国社会不易的核心。一切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在家上做文章的就是成功的（如“”）；反之，无视家庭甚至破坏家庭的设计和安排，都是不成功的（如“”时期的“吃大锅饭”）。历史经验证明了这一点。近些年来，中国社会在这一点上缺乏自觉的家庭导向生活模式建构策略，因而产生了许多社会问题。所以，我们认为，当前中国政府需要在这方面做一些工作。比如，我国正在进行的解决“三农”问题的行动，在一切可以与家庭联系起来的地方，我们相信，就可以取得成功，而那些不能与家庭联系在一起的，就必然会失败。也就是说，政府在行政行为以及政策选择的过程中，需要自觉地在一切可能与家联在一起的地方，充分考虑到家。我们所说的“家元经济”，可以说就是一种能够充分发挥家的积极经济功能的策略。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家庭的概念和结构都在发生变化，我们需要认识到这种变化，并根据这种变化去进行制度调整。总之，在生活策略上，我们所要确立的是家庭导向的生活模式。

第3篇：农业农村局意识形态工作范文

【关键词】 农民工 住房 解决路径

农民工是指户口在农村而人在城市工作的特殊群体，他们进城后主要从事建筑业或第三产业，为城市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长期以来，农民工最基本的住房问题却得不到解决。本文通过对长沙市芙蓉区几家民营企业和建筑工地的327名农民工的住房问题进行了实地调研。在调查的农民工中，男性248人，女性79人，他们月收入大于1500元的占比15％，800―1500元的占比75％，800元以下的占比10％；农民工在城市住房的主要类型为租赁房（占比80%）、单位宿舍或工棚（占比14%）、政府廉租房（占比2%）。由此可推断，大部分农民工的住房条件很差，这就要求我们深入分析制约农民工住房的内在因素。

一、制约农民工住房的因素分析

1、户籍制度的制约

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为适应低经济水平下的高积累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我国政府先后采取了限制农村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城市劳动工资控制制度以及限制劳动力资源、人口在城乡和地域间自由流动的户籍制度等，使农民失去了财产权和自身劳动力的支配权。一方面是高生产率、高工资的城市工业部门；另一方面是低生产率、低收入的传统农业部门，这就是长期主导我国城乡的“二元经济”、“二元社会”结构的基本格局。在这种格局下，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被排除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之外。“户口”几十年来像一堵“柏林墙”横亘在乡下人和城市人之间。我国农业人口比重高，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早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迅猛发展的巨大障碍，经济的发展又为广大农民提供了一定的就业机会，因此，城乡人口流动已经成为必然趋势，在这种形势下，创新户籍管理制度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

尽管我国一些地方进行了户籍管理的试探性改革，但主要还是停留在技术操作层面的改革。在当前社会经济发展形势下，我国户籍管理制度仍存在着三大弊端：一是城市和农村户口的二元化管理；二是迁徙不自由；三是户籍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权利挂钩，被人为地付予了太多的“附加值”。只有上述三大弊端得以突破，有关户籍管理的主要难题才能迎刃而解。

2、农民工基本住房保障制度的缺失

美国在1935年就颁布了《社会保障法》，该法被认为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而我国虽然在1999年颁布了两个社会保障方面的单行条例，即《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和《失业保险条例》，但关于社会保障方面的全方位的法律还迟迟没有出台。从现行社会保障的各种行政法规、规章的适用范围来看，我国的社会保障条例的涉及范围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主要适用于城镇，不适用于农村；二是主要适用于城镇公有制的机关、团队和企业，而不适应于非公有制的企业。从这两个特点来看，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把农民工排除在这一范围之外的。

在调查中发现，农民工在城市的住房为租赁方式的达80%，选择租房的经济因素主要是因为房价太高（占比62%）和首付不够（占比27%）。在住房福利方面，农民工既不能获得福利住房，也不可能从国家和单位获得补贴，而在房价相对过高的城市里，大部分农民工既买不起房，甚至连租房都很困难，只能几个人合租一间小房，其居住条件、卫生条件得不到基本的保障。

3、自身因素的影响

人口素质是衡量农民工和市民群体素质的集中体现，它包括身体素质、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三个方面。在农民工与市民两个群体属性差异上，科学文化素质的差异表现得最为强烈，也是农民工解决其城镇住房面临的挑战。当前我国农民工科学文化素质不高，转移能力弱，进城后就业竞争力弱，影响其在城市立足。农民工的整体素质是确保其在城市长久安身立业的本钱，农民工整体素质越高，进入城市就业的机会就越大，解决其住房条件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据调查，农民工进入城市后并不能够很好地完成生活方式的转换。他们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很大，对于农村的生活方式比较认同，不适应城市的生活方式，不愿意参与社区的活动，这也影响了其在城市的住房选择。

二、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的路径

1、创新户籍制度

创新户籍管理制度的根本是保障公民迁徙和居住的自由，在加快城镇化的过程中，要逐步剥离其他各项附加制度，不断消除户口的物质化因素，恢复其本来的人口统计管理功能。当前，为有利于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和加快我国城镇化进程，政府应及时深化现行户籍制度改革，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户口管理制度和取消“农转非”户口计划管理，为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管理新制度创造条件。首先，取消中小城市原有的户籍管理制度，放开对农民进城的落户限制，在小城镇和中小城市以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及稳定收入为标准，改革和简化入户手续。其次，实行新的按居住地划分城乡人口、按职业确定农业与非农身份的户籍登记制度，并用身份证管理制度，代替户籍管理制度。最后，放宽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对户口迁入的管制，努力消除农民进城就业困难、工资及劳保待遇过低、个人合法权益难以维护等问题，承认进城农民的合法地位，保障农民迁徒权利得以实现。科尔曼认为，“意识形态形成社会资本的途径是把某种要求强加给意识形态的信仰者，即要他们按照某种既定的利益或某些人的利益行动，而不考虑其自身利益”。这句话道出了意识形态包括观念更新对社会资本形成的作用。当前，观念转变的实质是顺应市场经济潮流，变限制农民进城为支持农民进城，变计划式、防范式的二元化管理为开放式、平等化的一元化管理，变损害农民工权益的管理为保障农民工权益、为全民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的管理。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克服城市农民工的边缘性，促进农民工城市住房问题的解决。

2、创新农民工住房保障制度

农民工住房保障制度的建设离不开政府的推动和法制建设。考虑到历史情况和现实困难，即使在暂时还不能建成覆盖所有农民工的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下，基于人口的流动性，政府也要及早建立基本农民工住房保障制度，规范农民工获得保障的社会权益，促进农民工全面参与和分享到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建设的成果。一是要建立全面的农民工个人信用系统，包括以构建统一的个人信息信用系统为基础的收入保障账户。二是要促进建立统一的农民工住房保障制度与建立过渡性的农民工住房保障制度相结合。三是通过立法，建立政府政策扶持机制。

3、农民工对住房的需求纳入到城市整体建设的规划

政府在制定政策时要把外来人口视同常住人口对待，考虑城市农民工的利益，应把农民工对住房的需求纳入到城市建设规划中，不要将农民工排除在规划之外，避免将来出现基础设施严重不足的局面。特别要针对城市农民工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中存在的租住私房条件差、房租贵、住地分散、管理难的实际，拿出具体的解决方案，达到多方筹集资金兴建农民工居住点并规定用工单位解决农民工住房的基本要求，如居住面积、卫生条件、配套设施等。对开发区内农民工的住房问题，可允许使用农民工在一定数量上的单位建设一定数量的公寓供农民工居住，只出租，不出售，切实解决农民工住房困难问题，为合法务工、经商的农民工工作和生活创造一个良好环境，为加强农民工有序管理探索出一条新路。

4、提高农民工职业技能

农民工大多数年轻力壮，有一定的文化基础，但是与城市岗位的要求还是有一定距离的，因此，他们必须通过就业培训，提高科学文化知识和职业技能，使其收入增加，才有能力改善其住房条件。这就要求政府和农民工作出双向的努力。一方面要根据城市劳动市场需求，建立起适合农民工特点、符合多层次需要的职业培训网络；另一方面，农民工要认识到提高职业技能是增加收入的重要条件，并积极主动提高自身的职业技能，这样才有可能改善住房条件。

中国的农民工是一个庞大的特殊群体，他们在城市里工作的时间长，身份不明晰，职业分化明显，职业技术水平也存在分化的现象，导致了农民工成为了“三元社会结构”中的第三群体，是被排斥在正式的城市居民之外的非正式城市群体。但同时农民工又是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因而，解决好农民工城镇住房问题意义重大。

（注：本文得到湖南省三农问题研究基金委托项目（项目编号：06JD19）的资助；是湖南省教育厅优秀青年项目“农民工住房问题研究”（项目编号：07B036）的研究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 张子珩：中国流动人口居住问题研究[J].人口学刊，2006（2）．

[2] 吴维平：寄居大都市：京沪两地流动人口住房现状分析[J].社会学研究，2002（3）．

[3] Malte Lübker：Globalization and perceptions of social inequality[J].International Labou r Review，2004（1）．

第4篇：农业农村局意识形态工作范文

论文摘要：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形式下，当前农村社会治安现状存在的问题、根源及稳定农村治安的建议。

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步伐的加快，整个农村经济社会呈现出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良好态势，农村总体形势是和谐稳定的。但是，一些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深层次的问题随着改革的深人已成为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问题。下面，就农村社会稳定工作存在的问题、产生的根源进行一下粗浅的分析。

一、当前影响农冲翎啥稳定的主要问题

(一)各类矛盾纠纷大量存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农民个体或家庭之间的矛盾纠纷。主要是由于邻里关系和田边地角、地界、沟渠和宅基J也等琐事引发的。由于这类矛盾纠纷是常见性、多发性的，如果不及时调处很容易造成积怨加深，矛盾激化，甚至引发恶性刑事案件。二是农民个体与村集体之间的矛盾纠纷。主要是由于土地承包、税费征收等原因引起的。特别是国家取消农业税后，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种地的积极隆，农民争地现象比较突出，由此引发的问题已成为农村矛盾的中心。三是农村集体与其他经济组织之间的矛盾纠纷。主要表现为她征用、环境污染等方面。特别是随着城镇建设和工业的发展，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因征地而引发的矛盾和纠纷。

(二)干群矛盾问题比较突出。当前，因干群矛盾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已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一个突出问题，主要表现三个方面:一是村民与村干部之间的的矛盾。二是村干部与村干部之间的矛盾。在村民委员会选举中，有少数村因为家族势力、宗派势力斗争而产生选举矛盾，甚至大动干戈。特别是有的村干部为选举拉帮结派，滋生敌对晴绪。三是村民与其他政府机关干部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因税费征收等问题与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发生矛盾和冲突，这些现象近年来呈现出明显上升的趋势。

(三)社会治安形势不容乐观。目前，影响农村社会治安大局稳定的突出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各类侵财案件高发。二是各类严重暴力犯罪时有发生。三是治安案件发案较多。特别是打架斗殴，寻衅滋事等案件的发案居多，严重影响了群众的安全感。而且，偷鸡摸狗等案件时有发生。四是涉农经济犯罪危害巨大。

二、当前农村不稳定问题产生的根源

(一)部分村级组织软弱涣散。当前，由于改革开放的逐步深人，大多青壮年男性涌人城市打工，农村年龄结构失衡，导致村干部年龄偏大，工作没有积极睦。正是由于村委会和党支部作为最基层的政权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才造成不少村风气不正，治安混乱，经济发展缓慢。

(二)农村群众思想意识复杂多变。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农村群众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变化，意识形态也越来越多样化、现实化。随着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很多农民产生了不平衡心理，于是就出现了不少“钉子户”和“刺头”。

(三)基层基础工作不到位。当前，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在不少地右还停留在文件上、口号上、形势上，各利!人防、技防、物防措施根本没有落到实处。公安机关在维护社会治安稳定工作中唱“独角戏”的现象还没有得到根本性地改观。相当一部分农民的法律知识还比较匾乏，法律意识还比较淡薄。

三、做好当前农村稳定工作的建议

(一)极积极开展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做好农村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必须充分发挥公安机关点多、线长、接触面广的工作优势，以派出所和农村警务区依托，各警种分工合作，在驻地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与教育、土地、工商、司法、法庭等有关部门密切配合，重点做好土地纠纷、宅基地纠纷、干群矛盾等热点、难点问题的排查化解工作。要把调处化解矛盾纠纷工作与帮助农民发展生产、脱贫致富有机结合起来，用发展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用发展来化解多年的积怨，用发展来密切警民关系，不使小矛盾演变为大矛盾。

(二)积极构建农村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一要做大做强农祠}J}出所和农利警务责任区。把派出所作为加强“三基工程，，建设的重点，进一步充实警力，加大投人，完善机制，真正把派出所建成维护农村稳定的第座平台。要为责任区民警配备}L要的交通工具、办公设施和警用装备，明确责任区民警的职责，真正把农村警务责任区打造成维护农村稳定的第一层基石。二要加强群防群治力量建设。要积极争取各乡镇党委的支持，加强丰打台保会建设，将抬保主任的工资纳人镇级财政保障，解决治保主任的后顾之忧;要广泛宣传发动群众，通过建立户户联防的形式，共同防范违法犯罪。三要加强技防建设。大力推广安装镇区动态监控系统、厂企内部动态监控系统、重点场所区域动V监控系统，并实现与派出所监控中心的联网;要大力推广安装报警器、远红外线报警器等技防设施，全面提高农小月台安防控工作的现代水平。

第5篇：农业农村局意识形态工作范文

一、强化自身思想作风建设

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更加注重改变自己的主观世界，工作以来，一直保持读书、看报，关注科技发展动态的习惯，认真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七大”精神，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并把学习和实际工作结合起来，联系群众，为民办实事，时刻把群众疾苦挂在心上，牢记服务宗旨加深群众感情，端正对群众的态度，积极投身到为人民服务的实践中去，一切为农民着想，为农民造福。

二、切实增强为民服务本领

利用业余时间深入群众开展扶贫工作。实现科技致富，人的素质是关键，当前人民群众盼的是致富，要的是服务，求的是技术，希望我们能指出致富门路，人的素质显得更为重要。为此，我努力把学习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深入村、组指导生产，增加社会实践，确保生产技术及时准确传递到群众手中，同时积极向基层老同志和各领导学习农村工作经验，加强自身建设努力提高业务水平和操作水平，与村支部、村委会一起抓好生产培训，推广新信息、新品种、新技术，提高农业生产效益，从而推进农村生产、农村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三、爱岗敬业，开展本职工作

第6篇：农业农村局意识形态工作范文

一、发展乡村旅游有助于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1.发展乡村旅游能够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发展乡村旅游适应了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需要，是以城带乡的重要途径，实现了“大农业”和“大旅游”的有效结合，加快了城乡经济融合和三次产业的联动发展，加快了城市信息、资金和技术等资源向农村的流动。

2.发展乡村旅游能够促进农民生活富裕。旅游业是关联性很强的产业，涉及吃、住、行、游、购、娱等多个要素，一地乡村旅游的开发，可以带动多个行业的快速发展。乡村旅游集农业生产过程与旅游、餐饮和服务于一体，可以把农村的生态环境、民俗文化等潜在资源转化成产品，增加农民收入。

3.发展乡村旅游可以促进村容整洁、乡风文明和管理民主。乡村旅游是城乡居民的互动，必然带来城乡居民在生活观念、生活习惯、价值取向、消费理念等意识形态领域的相互影响；必然会打破农村原有的封闭状态，使农村居民接受更多先进的科学、民主、文化知识，为实现农村移风易俗，抛弃陈规陋习、树立良好的生活习惯和风尚带来深刻的影响；同时也会带来农民民主意识的觉醒，促进农村管理民主化。

4.发展乡村旅游可以促进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发展乡村旅游业必须要有便利的道路交通条件、良好的生态环境等，旅游目的地受市场影响和驱动，必须进行道路、环境、设施等基础设施建设与维护。

二、乡村旅游在扩大农村劳动力就业方面贡献突出

乡村旅游作为农村经济新的增长点,发挥了旅游业在扩大就业方面的突出作用。

1.乡村旅游具有很好的产业集群带动效应，关联带动性强。农村劳动力过剩是个大问题，而乡村旅游是为游客提供综合性消费的服务行业,行业关联度大、带动性强，可以让农民在当地就业，成为拉动就业增长的重要渠道。根据世界旅游组织公布的资料,旅游业每增加1个直接就业人员,社会就能增加5至7个间接就业机会。河北安新白洋淀，就通过发展旅游使该县2万渔民转向了旅游产业。

2.乡村旅游从业人员就业门槛低、包容性强。能够有效提供多样化的就业机会，且旅游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许多工作农民只需短期培训后即可胜任，对于弱势群体的就业有着很好的包容性,对于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的农民就业提供了有效途径，发展乡村旅游可以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

3.乡村旅游就业方式灵活，劳动力需求季节性强。由于大多数地区旅游业都有明显的淡旺季之分,其对劳动力的需求也有较强的季节性,旅游旺季时,农村劳动力可分出较大精力从事旅游经营活动,平时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这样亦农亦旅、农旅结合,有利于农村就业,有利于农村收入的增加,也有利于农业经济的持续发展。

三、发展乡村旅游的对策

1.加强政府的主导作用，科学规划、合理布局、政策扶持、管理有度，是发展乡村旅游的前提。

(1)政府要充分发挥主导作用，提供有力保障。各级政府都应建立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立足本地实际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把乡村旅游作为政治任务或公益事业来发展，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有机结合，采取各种措施，给予乡村旅游开发积极的引导和支持。加强部门间的协调与配合,在项目立项、环境综合评价、风景名胜区规划和保护等方面给予支持，形成合力。

(2)加大扶持力度，积极出台和落实各项优惠政策。利用各种专项支持政策，推动重点地区农村旅游项目的集中招商,吸引社会资金和民间资本,引导大型旅游企业参与开发和经营，推动乡村旅游开发项目和各种支农资金挂钩,争取把支持农村发展的小额贷款按照有关规定用于农村旅游户,多渠道多方式筹集资金用于乡村旅游发展。

(3)加强监管力度，提高乡村旅游质量。在环境保护、文物保护、特色文化开发、客房接待以及卫生标准等方面制定出台统一规范的要求，整合旅游资源，进行规范的管理，保障游客的权益和自然资源。

2.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提高素质、保护生态、适度开发、立足长远，是发展乡村旅游的根本。

(1)不断提高农民素质。人是发展乡村旅游，建设新农村的最重要的资源，是决定性因素，目前，我国大量低素质人口集中在农村，造成农村缺乏开展乡村旅游的各种专业技术人才，直接制约了乡村旅游的发展。发展乡村旅游必须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

(2)要千方百计保护生态环境。生态环境是乡村旅游的生存之本，一定要坚持保护性开发和可持续发展以及生态保护优先原则,严格按照规划制定的功能分区开展生态旅游。确保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生物多样性和地质遗迹独特性,走资源合理开发和永续利用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3)处理好眼前与长远的矛盾，合理确定承载力和环境容量。乡村旅游环境承载力受四项指标限制，即：乡村经济环境承载力；社会心理环境承载力；资源空间环境承载力；管理能力环境承载力。应当科学测算乡村旅游的承载力，适当控制游客数量，妥善处理好眼前与长远的关系。

3.大力改进农村职业教育，明确定位、健全体系、模式灵活、内容实用，是发展乡村旅游的保障。

(1)农村职业教育的根本任务，就是要进一步提高农民素质，培养和造就新型农民。在发展乡村旅游中，农村职业教育应加强农民的服务技能培训，通过教育和培训，使农民掌握餐饮、客房、导游服务等基本技术技能，从而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第7篇：农业农村局意识形态工作范文

关键词：新型农村；社区管理；机制

党的第十七大报告中讲到，处理好三农问题，事关我国老百姓民生大事，必须作为全党工作的重心。当前各地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不是一个单纯的实践和政策的问题。尤其在城乡统筹的大背景下，土地的使用、人口的转移、资金筹集等各种技术性问题，存在很多不确定的风险。因此，笔者通过对河南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调研，从个案出发，发现经验和教训，分析其原因，试图提出相关对策措施，以期望对新农村社区建设有一定的启迪作用。近年来，全国各地不少地方按照中央实施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战略部署，积极进行新型农村社区建设。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是针对我国当前及今后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与特点，探索依靠农村社区的力量、利用社区资源、强化社区功能以解决农村社区的问题，改善农村社区的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状况的一项重要建设事业，也是我国农村基层组织与管理方式的重大变革和制度创新。把握农村社区变迁规律，探索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有效途径，对于化解农村社会矛盾、提高农村社区成员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促进和谐，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新型农村社区概念

较早的研究认为农村社区指居住于某一个特定区域、具有共同利益关系、社会互动并拥有相应的服务体系的一个社会群体，是根据血缘和地缘关系聚集起来的人类生活共同体，是农村中的一个人文和空间复合单元。以上定义固然指出了农村社区的一些基本特征，但是实际上他们所指和我国的农村地区的乡、村无异，探讨的可以说是农村地区以乡、村为单位的小型农村社会。这种一般意义上的农村社区定义随着社会的发展已得不到学者们的认可，学者们关注的和我们当今社会所要建设的是一种新型农村社区。

2.新型农村社区的特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新型农村社区居民经济活动发生明显变化。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确立，农村社会经济发生巨大地的变化，农村社区居民不再仅仅依靠农业谋生。（2）新型农村社区成员流动性不断增强。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农业劳动力非农化水平不断提高，农村人口越来越多地到小城镇，城市落户，农村社区成员从职业流动到地域流动，进入了一个高度流动状态。除此之外，农村就业结构多元化、利益主体多元化，农民阶层处于快速分化之中，而外来人口的不断增加，又进一步促进了农村社区成员同质的明显下降。（3）新型农村社区能够提供比较完善的社区公共服务。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目的之一就在于为农村社区居民提供公共服务，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新型农村社区是社区建设由城市向农村的延伸，能够为社区居民提供各种公共服务，不断满足农村社区居民的物质文化需求。（4）新型农村社区多以居民集中居住为特征，社区组织形式多样。现阶段各地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大多以社区居民集中居住形式进行，便于集中农村社区各种资源，同时有助于为农村社区居民提供各种公共服务，也节约了大量农村土地资源。

3.农村社区变迁对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政策启示

农村社区千差万别，其变迁途径和过程具有多样性，没有什么固定模式。总结农村社区建设的变迁规律和变迁趋势，可以归纳出如下对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具有指导性和可操作性的政策启示。

（1）农村社区政策发生作用的基础在于社区居民的经济理性，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要尊重农村社区居民的理性选择。（2）培育农村社区居民“合作”及“集体”意识，加强农村社区组织化建设。（3）尊重社区居民的民主意识，培育社区居民自治机制。（4）强化政府公共管理职能。（5）明晰和保障居民产权。（6）改革户籍制度，促进农村要素自由流动。（7）重视农村社区意识形态的培育。一方面，对社区干部、领导加强敬业、奉献、虔诚精神的培育，利用社会环境中声誉机制约束他们行为，降低权力寻租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对社区居民加强“合作”、“互助”、“家族声誉”、“荣辱观”、法制与民主等观念的教育和形成，从而引导社区居民积极投身社区建设，实现社区正向变迁。

参考文献：

[1]陈敬朴：中国农村教育观的变革[J].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 4）.

[2]姜惠莉 张翠红 王艳霞：当前农村信息需求的特点及对策研究[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

[3]甘信奎：中国当代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现实条件及路径选择[J].理论学刊， 2007（01）.

第8篇：农业农村局意识形态工作范文

    一、夯实基础知识,构建知识体系

    随着高中课程的改革,高中政治的考试更注重于对能力的考查,但能力的发展依赖于对基础知识的掌握和积累。那么,要巩固扎实的基础知识,就需要学会构建知识体系和网络,从宏观上驾驭知识,否则,知识点就会零乱不堪。

    学习过程中,要善于把课本的知识变“薄”,也要善于把课本的知识变“厚”,来构建知识体系。把课本的知识变“薄”,关键是把握主干基础知识,重视对基础知识的整理和重组,即打破教材原有知识编排体系,将知识要点化,将相关知识串联起来,构建自己的学科知识体系。如:政治生活部分涉及的知识面广且多,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容易将知识混淆,但能把课本的知识点系统地归纳为“一个核心、两个关系、三大政策、四项基本原则、五大制度、六大中央国家机关、七大原则”,难题便迎刃而解了。善于把课本的知识变“厚”,关键在于知识点的辐副上辐射面要宽。在点线复习的基础上,把教材的内容按性质和特征分门别类,并在各个类别划分出若干小层面。学习政治生活第七课“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及宗教政策”,可以串联成一棵完整的知识树:“是什么”、“为什么”、“怎样做”,反映出根、枝、叶的关系。这样通过构建知识体系,有助于对基础知识的巩固记忆,有助于考试过程中,能从系统的信息库中提取知识点,避免由于知识点的遗漏而失分。

    二、关注时政热点、拓宽知识面

    教学过程中,经常会遇到学生问及,材料讲的是什么意思。这说明学生平时缺乏对时政热点的关心,知识面狭窄。高中政治试题不回避社会热点,往往是迎着热点考,几乎每一道题都是以热点为载体设题,要求学生运用重要知识来分析重大社会热点问题。

    今年的高考试题所选材料就涉及了很多时政热点,如:消费税、岭南文化、国务院2006年工作要点、“丛飞精神”、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情况等。那么,学生在平时应养成关注国内外大事的习惯,熟悉时政热点问题,综合地开展对重大的社会热点问题的研究,而不能依赖某些资料的时政分析。誓如,近段时间关注的时政热点主要有: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人大政协两会、努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互利共赢、伊朗核问题、伊拉克局势等。对这些热点问题,最关键的是要把握切入点,多角度思考问题。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可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和重要意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强农村文化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意义、“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哲学思考、培育新农民的哲学思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体现的辩证法思想、全面取消农业税对于统筹城乡发展的意义、农业增长方式对于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重要性。学生在学习中能自主地开展对社会热点问题的研究,多角度思考,既拓宽了知识面,且对考试来说做到了有备无患。

    同时,新的课程改革强调贴近社会、贴近生活、贴近学生,与中学生生活密切相关的经济、政治、文化现象,更应引起我们的关注。题在课外,理在书中,热点问题的出发点和立足点都是围绕课本知识的,熟悉时政热点,有利于我们理论联系实际,防止知识与社会、与生活相脱节。

    三、认清审题,把握解题技巧

    教师在评卷中经常发现答案提取的信息缺失或不完整、原理简单堆砌、重复罗唆、书写凌乱、甚至答非所问的现象。这要求学生在平时的练习中,应注意有的放矢,把握解题的技巧。

    解题的第一步也是关键的一步是审题。政治试题无论是选择题还是主观性试题,都有一个立意中心,审题时应先把握住这个中心,把握中心立意的简单办法是对材料进行提炼,找出“谁在什么条件下做什么?”立意中心的明确可减少答题的盲目性,提高答案的针对性。对选择题来说,审清题干立意后,可先排除错误、无关或重复性题肢,将剩下的题肢与题干条件认真对应,慎重比较后做出选择。 解答主观题,在审清材料的同时,还须明确(1)问题的规定性和要求,共有多少个问,限定在哪个范围内;(2)带着问题仔细阅读背景材料,把握材料的中心意思,抓住关键词;(3)结合材料及问题,寻找所需知识的切入点,是考什么知识点;(4)把理论知识及内容结合材料进行分析或归纳(怎样体现)、或演绎(怎样进行)。

    其次,要养成辨证思维的习惯。即分析问题时坚持用联系的、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如对“我国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应鼓励和支持人们信仰宗教。”的解答,就需要用辨证的思维方法。回答中注意三层意思:我国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否正确,我国是否鼓励和支持人们信仰宗教,在意识形态领域我们应该怎么做。只有这样辨证地分析问题,我们才能客观、全面、深刻地思考问题。

    参考文献:

    《广东教育》2006年第四期,丁俊琴《思想政治课的中考与教学》;

    《广东教育》2006年第五期,林华国《中考政治的复习思路》;

    《广州日报》2006年6月29日A4,“高考11科‘判官’权威点评答卷”;

第9篇：农业农村局意识形态工作范文

4月份实施方案制定下发后已经正式启动，同志们今天的会议是今年环保工作全县范围的第一个大会。流域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今天开这个动员会，时间上虽然有些迟，但是认为，时机正好。这个会开在县乡换届结束，精兵强将走马上任之时，开在政府第一次全体扩大会议统一全县思想、继续攻坚大干之际。可以说，工作正迎来了一个良好的发展局面，正是大干一场的好时候。所以，今天开这个会，时机正好，一个极端重要的会议。刚才，任局长做了一个非常全面的报告，对“十一五”以来，县环保工作做了全面的总结，对今年的环保工作，特别是流域环境综合整治相关工作做了安排部署，完全同意，请大家认真组织实施。下面，就环保工作，再讲三句话与大家共勉。

就没有转型空间第一句话是没有环境空间。

大家甚至比我更加清楚，座的各位中有一大半是企业家。环境容量的紧缺。这意味着，没有好的环境，就引不来好企业；没有好的环境，就上马不了大项目；没有好的环境，上级不允许、群众不满意，什么招商引资、转型跨越，全都是纸上谈兵。所以说，环保是转型跨越的试金石”没有环境空间，就没有转型空间。从我县环保工作面临的形势看，可以概括为机遇与挑战并存，压力与困难同在责任与任务重大。如何去拓展环境空间？如何给转型跨越预留空间，想，应该主动从“三个方面”着手，做到四个必须”

环境保护正处于历史发展的新机遇期。从国际看。环境问题已上升到政治高度，第一要抢抓新机遇。目前。成为全球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特别是国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做出了降低排放的庄严承诺，可以说绿色经济、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作为新兴战略性领域，迎来了历史性发展机遇。从国内看。国家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的力度不断加大，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节能减排、流域环境治理、城镇污水垃圾处理、农村环境综合治理等方面加大投入，也将有机会争取到更大的政策和资金支持。从我县看。近年来，县在治理污染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通过实施污染物总量控制、确保城镇污水处理厂稳定运行、加强对重点排污企业的监管、打击环保违法行为等措施，全县的环境质量得到很大的改善。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两项减排指标实现了双突破，提前完成“十一五”指标任务。这些都为我进一步发展环保事业提供了良好机遇。

要应对新挑战。今年的环保工作要求高、任务重、形势紧。要求高”指环保工作已经纳入对各级党委、政府政绩考核的一票否决权。任务重”指市考县的考核内容和范围在不断扩大，第二。目前我就面临着环保几项任务的目标考核，即饮用水源地整治、水污染防治、城区环境综合整治、节能减排五项任务、流域环境整治、环保能力二级标准化建设等。形势紧”指上级核定我县的二氧化硫排放容量仅为8971吨，目前已接近饱和，环境容量不足直接制约着我县工业项目建设，煤化集团年产130万吨捣固焦炉技改和峰岩集团工农业废渣综合利用电厂两个项目虽已由省经信委审核，但因我县环境容量指标不足不能投入建设。这些都给我环保工作带来了空前的压力和挑战。

要把握新责任。环境保护一头连着发展，第三。一头连着民生，事关全局。特别是环保工作已经逐步演化为一个综合性的题目，涉及发展、涉及稳定、涉及维权、涉及民生。当前，县发展的势头很猛，全市半年经济工作大观摩中，县的工作得到市委、市政府的高度肯定，特别是转型跨越上得到肯定，这其中，有我领导干部的努力，更离不开在座各位企业精英的奋斗，一支素质高、理想大的企业家队伍，正是不以环境代价赚取利润的思想境界，全县的转型跨越才能走在全市的前列。面对市委、市政府给我提出争先进位、勇站头排的新要求，更要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长期性和艰巨性，主动承担起保护、建设生态环境的责任，为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环境保障。

以经济社会目标的实现促进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必须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把环境保护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必须把环境保护放在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统筹谋划。以环境保护目标的实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化。与经济社会发展同谋划、同部署、同落实，促进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协调；必须秉持环保为民的工作理念。有效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环境问题，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存和发展权益不受侵害；必须动员全社会力量重视、支持、参与环境保护工作。形成最广泛的环境保护统一战线，不断增强环境保护工作动力。

就没有发展高度第二句话是没有工作力度。

分布广泛，县境内目前有汾河、磁窑河、柳根河、惠济河、沙河等几条河流。线路较长，做好流域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意义重大，群众期盼。但是大家一定要破除流域环境综合整治只是局部工作的狭隘思想，这不仅仅是流域环境的问题，这项工作是关于环保事业的综合性工作，涵盖了环保工作的方方面面。今后我要加大工作力度，着力打好“三大战役”确保全县环境质量的大提升，推进全县发展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古城给游客们第一印象非常重要，一、打好蓝天争夺战。作为国际型的旅游城市。如果站在城墙上，天是灰蒙蒙的处是冒烟的烟囱，这个印象是不会太好的所以，首先要打好蓝天保卫战，集中对城区环境污染实施整治，严厉整顿向天空排放污染物的企业和单位，确保城区二级以上天数达到300天以上，空气质量达到二级标准，努力做到咱们环保战线上的五个“全覆盖”一是集中供热全覆盖。现有的能力基础上，供热公司要扩展供热范围，尽可能多的集中供热，耀光煤电厂得供热管网也要加快进度，争取早日实现集中供热“全覆盖”二是污水处理全覆盖。按要求，9月底前完成东城区集水管网建设，目前已经是8月底了相关部门要依托惠济河整治，加快建设进度，这个工程对我全县的污水处理有重大意义；还有中水深度处理及回用管网配套工程。耀光煤电公司必须强化责任意识，电厂投产前完成建设，这个不仅仅影响全县全年化学需氧量减排任务完成的问题，提前完成对你自己也是有好处的应该好好算一下这笔账。三是垃圾无害化处理厂全覆盖。丰实再生回收开发利用有限公司要尽快启动城市垃圾无害化处理场运营，保证城区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60%以上，进一步达到全覆盖。四是烟尘控制区全覆盖。目前，城区仍有39户燃散煤锅炉、茶浴炉未进行治理，包括部分医院，宾馆、澡堂等单位，下一步，政府将依据实际情况，分期、分批实施限期治理，能改造的改造成电锅炉、燃油、燃型煤等清洁型锅炉，不能改造或不配合改造的坚决予以取缔。五是城市供气全覆盖。发改局要尽快出台天然气使用规划，拓宽天然气入户和清洁燃料使用范围，洁源天然气有限公司要加快城区主管网及庭院管网工程建设进度，今年要新增洁净燃气用户2000户，城区气化率达到87%以上，力争达到全覆盖。

加强“四项整治”着力解决水污染、噪声污染、农业污染、生活垃圾污染等群众反映强烈的环境问题，二、打好生态攻坚战。要坚持以人为本。努力营造安静、舒适、祥和的人居环境。一要抓好重点流域污染整治。切实把流域环境综合整治摆上议事日程，各单位尽快制定整治方案，着力减少生活污水、工业废水入河问题，稳步改善水质。二要加强饮用水水源地整治。尽快完成普洞二水源地和源神庙水库一级保护区井口封闭和拉网围挡工程，确保全县饮水安全。特别是段村镇，要加快落实以煤化棚户区为中心的生活污水厂，尽快启动建设。三要开展环保专项整治。针对危害群众环境利益、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环境问题，例如，深夜施工或娱乐扰民、公交车喇叭声刺耳等问题，深入开展环保严查专项行动，加大执法力度，严肃查处各类环境违法行为，切实维护群众环境权益。四是加强农村污染整治。加强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尽量做到人畜分离，着力抓好规模化养殖场的生态循环利用和污染物排放削减。做好农村生活污水、垃圾处理处置工作，加强农村饮用水源地保护，加快实施农村安全饮水工程。

一下高速口，三、打好污染企业歼灭战。卫县长在前段时间开会的时候曾经说过。就有一股臭味，经查明，这是高速口附近一个橡胶企业所为，现已督促其整体搬迁。针对类似企业，就是要坚决实施“五个一批”一是坚决取缔关停一批违法企业。主要是对未经环保部门审批，且不符合国家和省产业政策的企业，坚决予以取缔；对治理无望或实施停产治理后仍不能达标排放的企业，坚决实施关闭。前一段时间，市人大环保行来检查，路过平南路一个小橡胶厂，进去看了一下，里头杂乱无章的堆着废旧轮胎，车间里不仅是臭气熏天、臭水横流，而且没有任何的安全生产措施，象这样的企业，就应该坚决取缔。二是坚决淘汰退出一批落后企业。对已列入国家和省淘汰退出的工艺、设备、产品和企业名录的企业，必须落实措施，确保在规定期限内淘汰退出或整改到位。三是坚决停产治理一批污染严重企业。对已经环保部门审批，但污染防治设施未验收或验收不合格、超标严重的企业，坚决实施停产治理。四是坚决限期治理一批重点污染源。重点对生产规模较大，污染不能达标排放的企业，或达标排放后排放总量仍然较大、因环境容量限制需要进一步削减污染总量的企业，要依法实施限期治理。五是坚决搬迁一批布局不合理企业。重点对位于敏感区域、扰民严重、存在较大环境风险的企业实施搬迁，改造提升，异地发展。这里头涉及城区四户橡胶企业，其中三所已经搬迁，还有聚贤橡胶厂一家未行动，根据县委、政府文件精神，将于今年年底实施整体搬迁，否则，必须停产。

就没有高效落实第三句话是没有有效措施。

俗话说，今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五年看三年，三年看头年，做好今年的环保工作事关重大。此外，国际摄影大展还有20多天就开幕了该以什么样的环境面对广大中外游客？想，这都需要我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来推动各项任务的高效落实。

今后将实行严格的考核督导，一是机制保障。要形成“三个给力”工作制度：一要在强化考核、严肃问责上给力。根据任务分解。定期通报工作进展情况，督促按期完成。同时，把环保目标任务完成情况与干部的实绩挂钩，进行全面考核，综合评价，实行一票否决。今天，各乡镇、相关部门签订了责任书，也就是立了军令状，回去后，层层落实责任，政府将对失职渎职、态度消极、工作不力、贻误工作的实行严格的责任追究。并对环境违法违纪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决不姑息迁就。二要在抬高门槛、严格准入上给力。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法规政策，加强项目建设环保审批，提高环保准入门槛，从严控制“两高一资”项目建设，从源头上减排控污。无论是招商项目还是重点项目，都要依法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和环保“三同时”制度，恪守三个环保“底线”重点工业项目必须远离风景区、饮用水水源地等环境敏感区；河流沿岸、高速公路两侧可视范围内，严禁布局污染项目；城区内不得新建污染企业。三要在全民动员、意识形态上给力。环境是大家的全社会都应该动员起来。新闻媒体要广泛宣传，发动群众参与和监督，并对环境违法案件予以曝光，建立污染企业黑名单，充分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同时，加大意识形态建设，抓紧建设绿色生态企业、绿色生态学校、绿色生态社区，社会的一小块一小块抓起来以后，整合起来就是大环境，包括人的环保意识的强化，环保行为的养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