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的科学观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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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辩证的科学观范文

[关键词]思政教育；人文科学；辩证统一

思政教育作为人类社会发展中必不可少的教育形式，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历史的发展。从促使思政教育正式走向世界开始，思政教育经历了有效化与自觉化、科学化和个性化的演变历程，并随着不断创新与发展，人文与科学已经成为当下思政教育的核心。人文体现的是人类生存价值，是把“以人为本”的观念放在最重要的位置；科学追求的是理性思维，是把“可持续发展”的理论要求摆在首位。两者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统一和密不可分的，深入了解两者真正的内涵，探讨思政教育中人文与科学的要求，对我们理解两者的辩证统一关系有巨大的帮助。

思政教育中人文精神的内涵和要求

1.思政教育中人文精神的内涵精神文化是人类长期生存和发展遗留下来的宝贵财富。人文的核心是人，人都具有人文性。人文精神是人长期实践活动所形成的独特的精神文化。在思政教育中，人文精神是具有长期和深远影响的教育内涵，体现在对受教育者生存环境以及自身价值、精神世界的深刻理解和关怀上。中国对“人文”的解释最早出现在《易经》中，强调了人文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认为：人文就是社会人伦，“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西方社会则从人的价值进行探索，重点聚焦在对人性的解放。虽然中西方对人文的表述有所不同，但本质是一样的。从受教育者的角度来说，人文精神可以塑造其理想人格、独特文化以及精神世界，是思政教育的重要支撑。如果失去完整的人文精神教育体系，教育也就失去了灵魂，受教育者的自我价值也很难在社会活动中得到充分实现。从国家角度来说，如果失去人文精神，具有代表性的民族和国家特色文化也就难以形成。人文是精神文明的核心内容，人文的内涵深刻影响着物质文明的发展和建设，是衡量一个国家和民族文明程度的重要参照。2.思政教育中人文精神的要求（1）思政教育中人文精神的体现是以坚持“以人为本”为前提和原则的，是对人精神生活的关心和关注。“以人为本”不仅是我国教育的核心要素，也是思政教育中人文精神的核心要素，是对个人全面发展的有力促进。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以人为本”的内涵也增加了新的内容，最显著的是对人的个性化及人性化的要求。个性化要求是满足个性化需求，是因人而异的。人性化要求是从受教育者的角度出发思考和观察问题，尽可能地尊重和激发受教育者的精神世界和潜在能力。可见，人文精神追求的是更高层次的精神世界，人文精神在思政教育中的发展是需要每一个主体（包括教师和学生、家长）的共同努力。（2）思政教育中人文精神要求我们始终尊重人的生存价值，坚持人性解放的原则。教育的意义在于对人生存价值的正确引导，实现自身价值是人作为主体生存的最重要意义。人文始终呼吁对人性的解放，要求人们在此基础上发现进而更好地实现自身价值。新时代背景下，各种思想潮流波涛汹涌。如何在各种思潮中坚守自身价值，这就需要长期的人文精神教育。这种人文精神具有鲜明特点，是具有民族传承和国家意志的，是符合国家发展和个人发展需求的，这也是人文精神的基本要求。

思政教育中科学精神的内涵和要求

1.思政教育中科学精神的内涵科学精神是“科学实现其社会文化职能的重要形式”，其内涵是“对世界、对自然以可持续的发展的眼光看待未来，并能够遵守大自然发展的规律”。我国一位著名学者曾经指出：“科学精神是支配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创造性活动的理想追求、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的集中表征。”求真务实是科学精神的本质追求，其最大的特点就是科学研究是服务于社会和人民，具有非营利性质的“公利性”，这种精神正是思政教育所需要的。科学精神包含理性精神、实证精神、求实精神、求真精神、探索精神等，体现在思政教育中就是对理性的追求，是不断开拓创新、锐意进取的实事求是的态度。2.思政教育中科学精神的要求（1）系统思维、可持续发展是思政教育中科学精神的基本要求。梁启超指出，“有系统之真知识，叫作科学”。他强调的是真知识，是创新的前沿，真知识就需要科学精神，“可以求得有系统之真知识的方法，叫作科学精神”。科学的系统思维方式就是科学精神。在思政教育中，运用科学精神教育学生观察事物、思考问题，要求不仅要有顾全大局的视野，更要有可持续发展的胸襟。思政教育中科学精神的体现，不仅是传授知识和答案，更重在传授科学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方法。系统思维、可持续发展是思政教育中科学精神的基本要求。（2）求实创新、淡泊名利是思政教育中科学精神的核心要求。科学精神重在开拓创新，重在求真务实，重在坚持奉献，这些精神都是思政教育所需要的，也是受教育者应该具有的核心素养。在实现国家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这种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和只争朝夕的奋斗精神，是指引我们前进的动力。只有把握住科学精神的核心内涵，才能更好地实现教育的目的，才能更好地实现国富民强。当然，科学精神需要和人文精神相互融合发展。因此，求实创新、淡泊名利也是思政教育中科学精神的核心要求。

思政教育中人文与科学的辩证统一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都是思政教育的重要组成内容，二者的辩证统一关系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共同关注和研究的话题。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只有把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融合起来，才能更好地实现思政教育的传承与科学研究的功能，才能使思政教育的作用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两者虽然同等重要，但在实践中必须辨清两者的关系，才能更有效地发挥它们在思政教育中的意义。1.思政教育中人文与科学的对立关系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人文与科学的矛盾冲突从来没有间断过。如，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科学的发展改变了人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但人文没有跟上科学进步的步伐，导致二者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最终导致革命战争。可见，两者在发展中是不平等的。一是盲目崇拜科学发展，压制人性解放。科学进步可以带来巨大的利益，但若把科学技术放在首位，而忽略了人文，发展的不平衡给人类带来战争。二是夸大人文影响，抑制科学进步。过分追求人文，虽然能使人的自由和思想有较大提高，但生存环境却很难得到较大改善。2.思政教育中人文与科学的统一关系人文与科学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受教育者实践活动的主要对象。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既独立存在又密不可分。如果把受教育者看成主体的话，那么人文与科学就是影响主体发展的两个客体，这两个客体既对立又统一。科学可以改变人的生活方式和环境，进而影响人的思维方式，对人文产生重要且深远的影响。同时，科学发展的成果也会以文化的形式呈现给大众，科学是人文发展的动力和条件保障，对人文发展体系的完善具有推动作用。人文的发展可以激发人类思维的活力，为科学的发展奠定思想基础。科学与人文是相互促进和发展的，科学是促进思政教育发展的基础，而人文则是思政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升华。

参考文献

[1]张晗.思想政治教育视角下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统一性[J].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14,555(21).

[2]刘东,刘卫兵,丁文,等.从对的认知误区看人文教育的必要性——以对北京市部分青年的调查为例[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0,29(03).

第2篇：辩证的科学观范文

关键词：科学技术；和平；人文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1）34-0217-02

科学技术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科学，一个是技术。科学可以视为人类对客观世界中未知事物和规律的发现，是把一种客观存在的东西用人类可以理解的方式表征出来的过程。技术则可以理解为人类在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中运用相关知识创造出的新东西。如果说科学的特征是某种“发现”，那么技术的特征就是某种“发明”。科学和技术既相互促进，又相互融合：有时科学走在技术的前列，科学的进步极大地促进技术的发展；有时技术引领时代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反过来促进了科学的发展。同样，人类社会对于和平的诠释也历经了沧海桑田的演化。和平最早的含义更多的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过程中。在原始社会，面对洪水、雷电、严酷的自然，除了对于温饱的生活状态的向往，人类的和平向往更多地寄情于大自然的恩赐。随着部落与部落的壮大，和平的理解转移为不同种族和人类群体之间的和睦相处。国家和阶级的出现，和平更多的与战争相对。

科学技术在这样多重定义的和平面前，有着怎样的辩证意义？

一、科学技术维护和促进人类和平

无疑，科学技术通过提高生产力而改善了人类生活状况，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和平发展。

人类历史上发生的许多战争，有许多都是争夺生产、生活资料而引起。尤其是在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最初的战争就是为了生存，为了抢夺有限的生存资源，部落之间开始了原始战争。科学技术对于生产力和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科学技术拓展了人类改造自然的领域，提高了劳动者的素质和劳动技能，使得人类的劳动对象越来越广泛，人们改造和征服自然的能力也获得增强。其次，科学技术可以革新和创造出新的生产工具，从而大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最后，科学技术还可以使生产力各要素实现最优的组合，把潜在的生产力变成现实的生产力。

科学技术通过对自然秘密的揭示祛除蒙昧迷信，让我们能正确看待自然、认识自然，从而避免了无谓的纷争。爱因斯坦说：科学在发展逻辑思维和研究实在的合理态度时，能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世上流行的迷信 [1]。这再一次向我们表明，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人类社会的昌明，它在祛除蒙昧的同时让我们获得了了解自然、认识自然的强大武器。

公元前6世纪，伊朗高原上的米堤亚王国进兵小亚细亚，遇到吕底亚王国的顽强阻击，两国在哈吕斯河摆开战场，死伤的士兵不计其数。正在此时，崇尚理性的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经过对天文现象的观察分析，成功预言公元前585年5月28日将发生日食现象，警告交战双方若不停止将遭致天谴。这一预言终于平息了米堤亚人和吕底亚人旷日持久的战争，科学的力量战胜了世俗的争斗，泰勒斯也由此成为有史记载以来第一个因为科学的预言而化干戈为玉帛的哲学家。

可以看到，科学技术在提高生产力、改善人类生产生活条件、祛除蒙昧迷信等方面，的确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人类社会的和平安宁也因此而得以保障。然而，科技的另一个锋芒也在同时展开。

二、科学技术成为现代战争利器

自从人类社会诞生以来，战争就伴随其中，它是人类社会集团之间为了达成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目的而进行的武装斗争，是用于解决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阶级与阶级、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矛盾的最高斗争形式 [2]。作为敌对双方进行战争的工具，武器装备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无论是从最初的石头、棍棒等自然物到青铜兵器、铁兵器、火兵器、原子兵器等，科学技术尤其是军事科学技术的发展均是人类社会发生的几次重大军革的前提。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用于战争的武器的毁伤力也在不断增强，作战效能成倍提升。单从兵器杀伤力的理论指数（指各种兵器的相对杀伤效能，主要根据兵器的射程、发射速率、精确度、可靠性及杀伤半径等性能计算所得之结果）而言，冷兵器时代的利剑和长矛，其杀伤指数可以达到23，相对杀伤力更强的长弓，可以达到36。到了火药兵器问世的时代，早期诞生的来复枪就可以轻易达到长弓的杀伤力。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机关枪的问世，武器的杀伤力一下跃升至3 463，比之前杀伤力最大的兵器提高了近100倍。中型坦克的出现，又使得这一数据提高到575 000，比之前的弓箭提高了数万倍。核武器问世后，一颗一百万吨级的高空爆炸核弹，其杀伤理论指数更是达到惊人的695 385 000 [3]。

与此相对应，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人类战争的惨烈达到触目惊心的地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第一次科技革命实现机械化后，成千上万人死于枪林弹雨中。第一次世界大战，交战双方军人死亡2 000万，平民死亡1 000多万。随着飞机、坦克和火炮大规模应用到战争中，加之原子弹等高尖端武器的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又给人类带来沉重的灾难。二战死亡人数上升到5 000万~6 000万，死伤合计1.9亿。仅广岛一颗原子弹，死亡人数就达35万，伤6万。

这些都是拜科学技术所赐。

三、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核和平

即使在原子弹问世后的半个多世纪的今天，谈到核武器所带来的危害仍然人人为之色变。当我们在尽情谴责核武器对人类造成的危害同时，我们也在享用着和平利用核能带来的便利。这就是科学技术的双刃剑。

回顾1945年在日本升腾的两朵核蘑菇云，战争的一时疯狂并不能泯灭人类的理性。科学技术的发展究竟应不应该受到约束？面对这样的问题，伟大一如爱因斯坦的科学巨匠都不知所措。一方面，为了对抗纳粹统治的疯狂扩张，他急切地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建议赶快造出原子弹，哪怕他清楚地知道“只要一个这种类型的炸弹用船运出去并在港炸，就能将整个港口连同它周围的一部分一起毁掉”；另一方面，他事后又深深为自己曾经的言行而自责，并认为“自从制成了第一颗原子弹之后，在使世界免于战争威胁而更加安全这一方面并未做出什么，但在增加战争破坏性方面却做了不少”[1]。从最初极力主张制造原子弹抗击德国纳粹的疯狂战争，到极力反对原子弹带来的巨大破坏，甚至后悔人类制造了这样的战争武器，这就是爱因斯坦在不同时期面对原子武器的截然态度。

事实上，如何面对人类利用科学技术制造出来的头号超级炸弹呢？这是一种爱恨交织的产物。这种爱恨交织不仅仅属于直接令其诞生的核科学家们，也属于有幸活在这世界上的每一个普通人。尽管这种可怕的炸弹随着核军备竞赛的展开而密密麻麻地部署在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上，但我们也不得不啼笑皆非地看到自二战以来六十多年的和平，其中就有原子武器的一份功劳。正因为这种原子武器的超级威力，使得国家与国家之间、集团与集团之间都不敢贸然使用而导致“相互确保摧毁”的两败俱亡局面。尽管，这种核和平实质上是一种畸形的和平。

四、对科学技术与人类和平的反思

爱因斯坦曾说：“你们问过我对于科学和战争的关系有什么感想。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刀子在人类生活上是有用的，但它也能用来杀人。”[1] 这充分说明，科学本身对于人类和平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掌握科学技术的人。我们的许多问题不能单纯由科学来解决，而只能靠人自己来解决。这同时也告诉我们，那种把科学视作万能、认为科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科学万能论或者技术统治论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也不可能把人类社会带入真正的和谐社会。

科学如何更好地服务于人呢？这就需要在发展科学技术的同时，要注重科学与人文的融合。科学技术的发展不应该是科学自身发展的需要，而还应该是为人的关怀出发，其终极价值也应该是实现对人的关怀。在战争时期，科学为人们提供了相互残杀的工具武器；在和平时期，科学在给我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使得我们生活匆忙和内心惶恐。“它没有使我们从必须完成的单调劳动中得到多大程度的解放，反而使人成为机器的奴隶；人们绝大部分是一天到晚厌倦地工作着，他们在劳动中毫无乐趣，而且经常提心吊胆，唯恐失去他们一点点可怜的收入。”[1] 在今天这个信息时代，在计算机和网络日益成为人们工作、学习和生活的重要工具的同时，我们也在逐渐沦落为它们的奴隶，面对电脑屏幕上铺天盖地的各类信息，我们忘记了自身的存在，而沉湎陶醉于这个科学技术造就的虚拟世界。这恰恰印证了爱因斯坦曾对我们提出的警告。所以，只有懂得：关注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科学技术奋斗的主要目标。或者，我们可以把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指向对于人类和平和人文情怀的追求，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1]。

参考文献：

[1] 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M].许良英，等，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69-409.

第3篇：辩证的科学观范文

关键词：科学素养；应试能力；辩证关系

我省普通高中新一轮课程改革历经3个年头，2013年6月首届毕业生将进行高考。在实施新课改的过程中，学生科学素养和应试能力的关系，一直是人们关心和讨论的话题。

一、对应试教育、应试能力和科学素养的思考

新课程改革强调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以及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个方面的整合，注重学生科学素养的提高。但在我们的学校教育中，普遍存在着这样的现象：学校为了考试和升学的需要，让学生做大量的课外作业和假期作业，希望借助于大量的重复性习题训练，让学生都能达到一定的水平，在考试中能有令人满意的成绩。于是，课外作业及各种辅导几乎占尽了学生的课余时间，学生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发展特长和爱好，家长也无法对其进行特殊的教育和培养。

对于学生来说，繁重的学习压力并不一定能够提高学习成绩，反而常常使他们由于受不了太大的压力而失去了学习的兴趣和信心，于是就会出现学习障碍、心理异常、中途辍学、离家出走等问题。我们在教学中发现，学生在学习方面取得的一些突破，绝不是因为大量简单重复的习题训练，而是由于改进了学习方法。事实上，大量简单重复的习题训练只能使他们习惯于解决自己得心应手的问题，只会导致思维僵化，阻碍创新思维和智力的发展，当然也就无利于学生科学素养的提升；并且由于经常性地处于紧张和疲劳状态，学生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都受到了负面影响，甚至影响到以后的学习、工作和生活。

但现实情况是，我们的社会有太多考试：不管是进好一点的小学，还是进重点中学，或是想要迈进大学的门槛，都要通过考试，只有高分才能如愿以偿；大学毕业后，想当公务员要考试、出国留学要考试、职称晋级要考试、工作上岗要考试……各种考试多得数不胜数。很多考试都是选拔性考试，给了一些人机会的同时，也剥夺了其他人的机会，这样的考试直接决定着个人的前途和命运。一分之差可能决定一个人一生的命运，所以分数对学生来说十分重要。在应付各种考试的过程中，人们发现很多时候大量的重复性训练确实有利于取得较好的成绩，所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培养应试能力，就成了很多人的必然选择。

考试是残酷的，可是如果不考试，又该采取何种方式来检验学习成果和选拔人才呢？

笔者认为，应试能力也是一种能力，也应该是科学素养的一部分，所以科学素养和应试能力二者都不能偏废，我们应该将二者协调起来。协调的关键就在于设计一种与提升学生科学素养相适应的评价制度和考试方法，这样学生才能从高压下解放出来，学校也就能专心致力于学生真才实学和创造力的培养，才会造就出一大批有用之才。

二、新课程改革背景下的高考对科学素养的考查要求

新一轮课程改革所要求的科学素养与高考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社会、国家和高校培养高素质的人才，只不过一个是育人，一个是选人，二者在本质上并不矛盾。甘肃省依据《教育部关于普通高中新课程省份深化高校招生考试改革的指导意见》，制定了本省的“新高考方案”，要求建立和完善对普通高中学生的综合评价制度，要求高考内容要实现与高中新课程内容的衔接，进一步贴近时代，贴近社会，贴近考生实际，注重对考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查……所有这些，都体现了对科学能力和科学素养的重视。

以化学为例，从化学课程标准规定的科学素养要求和近年高考试题中的一些热门考点来看，在科学素养三维目标的五大构成要素中，各要素之间是彼此相互作用和影响的关系，而不是孤立的。对化学科学素养来说，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是最重要的，学生只有具备了扎实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才能用化学的眼光认识和研究物质及其性质与变化。化学科学素养的核心是探究能力和探究思维，而要进行科学探究，必然强调获取知识的过程和方法。化学科学素养的灵魂是情感、态度和价值观，这就要求我们注重培养学生关心自然，对自然现象充满强烈的好奇心，渴望获得化学知识，从而喜欢进行观察和探究的科学情感；注重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独立思考、不轻信、不盲从的怀疑态度；注重引导学生对自然及科学本身有正确的认识。

以考核学生科学素养发展状况为主导的化学新高考，充分关注了与化学有关的科学技术、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素材，以促进学生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的协调发展。试题设计重视把问题连同某个实际情境一道呈现给学生，通过实际情境素材形成问题，考查学生思维品质、各种能力及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发展状况。

高考化学试题“科学素养”要素中的“知识和技能+科学方法和能力+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对中学化学教学实践中提升学生的科学素养水平，有着十分明确的导向作用，能够促进科学素养培养与应试能力培养的统一。在日常教学中，我们应充分结合新高考的特点，以提升学生包括应试能力在内的整体素质为着眼点，将科学素养与应试能力统一起来。

三、几点建议

1.重视实验教学，培养科学思维；发展探究能力，把化学课上成培养学生科学素养的课

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化学实验中的各种现象能给学生强烈的感观刺激，能激起学生强烈的学习兴趣，许多教师的教学实践都可以证明这一点。引导学生做好实验，就相当于化学教学成功了一半。引导学生观察实验及进行实验设计与评价，都是非常重要的。在观察和思考中学习探究，在探究中学会欣赏，就能使学生初步具备科学素养，所以我们要认认真真做好、分析好典型的化学实验，充分发挥实验教学的育人功能。

2.“先学后教，以学定教”，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

在新课程教学中，教师要充分相信学生的能力，要自觉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教师是学生学习的组织者、引导者、参与者和合作者，而不是知识的化身，更不是支配学生的控制者，学生才是学习的主人。教学的目的应该是帮助每一个学生进行有效的学习，使每个学生都学会学习。“先学后教，以学定教”的教学模式可以很好地实现这一目标。

3.创新方法，科学评价

建议教师在教学中不要只盯住学生的分数，要综合考查，多角度评价。如采取档案袋评价法、小组评价法、学生自评法等。多角度评价可以促进学生快乐学习，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且不会伤害学生的自尊心，不会挫伤学生的积极性，有助于学生科学素养的提升。

参考文献：

1.钟启泉等.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解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2.新课程的理念与创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3.新课程与学生发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第4篇：辩证的科学观范文

关键词：新课改；高中；政治

随着全国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行，教师逐渐理解、运用新课改中的新理念，对教学观念也有了不同的认识。在新课改背景下，我们就高中政治教学观念改变的重要性及如何改变进行介绍。

一、新课改背景下高中政治教学观念转变的重要性

1.转变教学观念是提高教师素质的需要

在以前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在课堂中占着绝对的地位，通过教师的言传身教，学生被动接受各种理论知识，课堂效果可想而知。新课改背景下，对教师有了新的要求，教师是学生接受知识的引导者，通过学生参与课堂学习，提高学生对政治课堂的喜爱程度。

2.转变教学观念是提升课堂效率的重要途径

传统教育模式下，学生为了学习知识而学习，缺乏对知识的渴望，学到的知识与实际脱节，导致“学无所用”，课堂效率不高。新课改背景下，高中政治课堂的教学观念有所改变，学生通过理论与实践紧紧结合的学习，认识到政治知识在生活中的应用，自然对学习更加“上心”，从而提高课堂教学效率，使学生易于接受知识。

二、如何转变高中政治教学观念

1.教师言传身教，变主宰者为引导者

新课改背景下，教师利用新观念，本着“一切为了学生”、尊重每位学生的思想，充分考虑学生的感受，在将知识传授给学生的同时，通过讨论、分享等平等的方式激发学生的思考能力，使学生在课堂上变被动接受为主动学习，从而不断进步。

2.教师不断学习，接收新信息，丰富教学方式

高科技时代，信息更新速度非常快，教师要不断接受新信息，在新课程的教学过程中，研究新的教学方法，吸引学生的注意，丰富政治课堂。如政治教师可以通过理论联系实际的方式进行举例子，将当下最流行的事件引入课堂，使课堂生动、有趣，引导学生发言、交流，在讨论中不断进步。固步自封，依旧延续传统的教学方法只会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一点一点磨灭，不利于教学内容的开展。

总之，新课改背景下，高中政治教学观念的转变是时代的需要，通过教师的不断努力，不断追求新方法，使学生逐渐喜欢政治课堂，从课堂上接受真正受益的内容，为以后更好地步入社会奠定良好基础。

参考文献：

第5篇：辩证的科学观范文

【关键字】血糖变异性；神经内科；相关性

【文章编号】1004-7484（2014）07-4768-02

神经内科的危重症患者普遍都存在着血糖情况的发生，从而使得高血糖的发生极大的影响了危重症患者的预后，导致预后效果下降[1]。通过研究发现血糖与病理产物两者既可以独立存在，也可以相互影响。在本次的研究中，为了对血糖变异性与神经内科危重症患者死亡的相关性进行分析，为临床分析血糖变异性与神经内科危重症患者死亡的相关性提供更有力的依据，选取了我院收治神经内科危重症患者186例进行了观察，并对得到的观察结果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抽取我院在2010年8月至2013年8月收治的神经内科危重症患者186例，且对这些患者在住院期间进行了定期的血糖监测。其中生存组有126例，死亡组60例，患者年龄在55到86岁之间，其中有男96例，女90例，住院时间为26到40天。此外患者中有脑出血患者89例，脑血栓患者87例，颅内高压患者10例，，并且排除了原发性糖尿病患者。此外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以及住院时间等一般资料方面的情况没有明显的差异（P>0.05），说明两组患者的数据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两组患者入院期间的血糖数值进行统计[2]，仔细观察个血糖指标情况，各项指标包括：初始血糖、平均血糖、血糖标准差以及血糖变异系数。然后采用工作特征曲线对患者的死亡情况以及各血糖指标之间诊断的准确性等进行观察，诊断标准：在0.5以下则说明诊断无意义；在0.5-0.7之间说明诊断意义较低；在0.7-0.9之间则说明有一定的诊断意义；而曲线下面积在0.9以上，准确性较高。

1.3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19.0的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对所得到的计量数据进行用 ±S来表示，对所得到的计数数据进行卡方检查[3]，发现两组患者血糖指标方面有明显的差异，即P

3 讨论

目前，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神经内科疾病的发病率也在增加，同时神经内科中危重症患者的数量也呈现着不断上升的趋势。近些年来，通过研究证实内科危重症患者的预后效果差与雪天波动情况有着明显的关系，血糖波动幅度的增加对患者预后的影响也会越大所以尽早改善神经内科危重症患者的高糖状态，是保证患者康复的重要前提[5]。在本次的研究中，通过对186例神经内科危重症患者的血糖情况与死亡情况进行了分析，发现死亡组患者在血糖标准差、初始血糖以及血糖变异系数等方面的数据明显的高于生存组患者，两组的数据有明显的差异（P

参考文献

[1] 张雪莲，陆菊明，萧建中，等. 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患者住院期间平均血糖和血糖变异系数与预后的相关性[J].中华糖尿病杂志，2012，2（1）：164-169.

[2] 詹俊鲲，李文俊，张平，等.血糖波动及其控制欲老年内科危重症短期死亡率的关系[J]. 中国医学现代杂志，2012，21（4）：503-506.

[3] 王强，程勇，汪兵，等.神经外科危重症患者血糖波动和血清炎症因子水平与患者预后关系[J].循环学杂志，2013，22（3）：37-38，41.

第6篇：辩证的科学观范文

【关键词】辩证逻辑；研究对象；思维工具；无阶级性

辩证逻辑的学科性质问题，是辩证逻辑发展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而又根本的理论问题。加强和推进这一问题的科学合理的解决，一方面，是能充分体现辩证逻辑学习与研究的必要性、目的性和独特性，激发整个社会对于辩证逻辑的热情与关注，深化辩证逻辑对于社会发展和人类发展的积极影响和作用，从而吸引更多的人投身这一领域，使辩证逻辑的研究人才辈出；另一方面，为辩证逻辑“正名”，也有利于确立和巩固辩证逻辑在高校教育中所应有的地位，推动辩证逻辑的专业横向与纵向的发展，促进辩证逻辑走向成熟。因此，对于辩证逻辑学科性质问题的讨论与解决，便成了亟待解决而又意义深远的课题。

那究竟辩证逻辑是姓“逻”还是姓“哲”？辩证逻辑学术界对于这一问题真可谓是百家争鸣。从他们的争论中，我们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大认识派别，即“辩证逻辑是哲学；辩证逻辑是逻辑；辩证逻辑既是哲学又是逻辑”。持有辩证逻辑应属于哲学这一观点的人，他们认为辩证逻辑的研究对象应该与唯物辩证法的研究对象相一致，也就是研究思维的辩证法，即认为辩证逻辑应是唯物辩证法在思维领域中的应用。持有坚持辩证逻辑属于逻辑学科观点的人，他们认为辩证逻辑与辩证法是不同的，辩证逻辑研究的是辩证思维形式、规律及其方法，虽然与形式逻辑的研究对象有所不同，但应该同形式逻辑一样归为逻辑学科。除此之外，近年来在辩证逻辑学术界还涌现出了一种新的认识，那就是辩证逻辑既是哲学又是逻辑。坚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辩证逻辑乃是作为逻辑的唯物辩证法，就此而言，辩证逻辑乃是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哲学学科的性质；但是就辩证逻辑仅仅是哲学、唯物辩证法在思维领域中的应用和特殊表现、其研究对象仅仅是思维的辩证法与辩证逻辑的规律、形式、方法而言，它所体现的又是哲学的逻辑职能，从而具有逻辑学科的性质。”在上述三种观点派别当中，笔者认为辩证逻辑应该是逻辑学科而不是哲学学科。下面，笔者就为大家阐述一下自己的理由。

首先，每一个学科的性质都是由其研究对象所决定的，研究对象不同，学科性质也就不同。辩证逻辑学科的研究对象是辩证思维形式，包括辩证思维概念、辩证思维命题、辩证思维推理、辩证思维假说与辩证思维论证等等。既然辩证逻辑研究的也是思维形式，那么辩证逻辑就应该与形式逻辑一样，都应归入逻辑学科。我们从这一点出发再作深入分析，可以得出，辩证逻辑对于辩证思维形式的研究，仅仅是人类在思维领域进行的相关研究活动，而并没有涉及到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因此，辩证逻辑从性质上来说只能算是一种具体科学。而我们从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对立统一的关系来看，哲学与具体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不同的。哲学的对象是自然、社会、思维领域的一般或普遍的规律。具体科学的对象是世界的某一方面、某一领域的特殊规律。两者的关系是普遍与特殊、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因此，如果说辩证逻辑是哲学学科的话，就未免有些太过牵强。

其次，笔者认为辩证逻辑应是一种认识工具而不是世界观。“列宁有一段名言：‘每一门科学都要以思想和概念的形式来把握自己的对象，所以都可以说是应用逻辑。’列宁这段名言，表明了逻辑在各门科学研究中的工具性质的作用。”从世界观的定义来看，世界观是人们对于世界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哲学的世界观又包含了人生观和价值观。它是一门科学，又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辩证逻辑以辩证思维形式为研究对象，为我们提供了进行正确的辩证思维所应遵守的“法则”，而这也恰恰是我们进行各种科学研究所必需的工具。辩证逻辑只是哲学和具体科学研究中所必须运用的有效工具，并非是某种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更不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只是实实在在的一种思维工具而已。

最后，我又从有无阶级性这个角度，再次证明辩证逻辑是逻辑学科而不是哲学学科。我们大家都知道，哲学是具有阶级性的。所有哲学都具有阶级性，哲学具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性，而其他哲学的阶级性也都体现为是为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服务的。辩证逻辑所研究的辩证思维形式，是人们进行辩证思维的思维工具，它是全人类所共有的思维工具。作为思维工具的这些丰富的辩证思维形式，可以为我们社会上每个阶级的人们所共同及广泛的利用，因此证明辩证思维形式是无阶级性的。进一步推理，基于辩证思维形式而概括和升华出的辩证思维规律及辩证思维方法，当然也是无阶级性的。所以，将辩证思维形式、辩证思维规律及辩证思维方法作为研究对象的辩证逻辑，当然也就是无阶级性的了。

“在两千年的长时间里曾经和哲学搅混在一起的普通逻辑，最终能够从哲学中独立出来，并因此获得了迅速的发展，辩证逻辑为什么就不能从哲学中独立出来，成为一门完全独立的纯粹的逻辑科学呢？”因此，作为每一位辩证逻辑的研究者，我们都应该明确和坚定自己的研究目标。为了实现将辩证逻辑从辩证法中分离出来进而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目标，我们要更加专注的投身于对辩证思维形式、规律和方法的研究当中去。笔者坚信，只要我们国家的辩证逻辑的学术界同舟共济，奋勇争先，勇于创新，那么，一个科学的、独立的、与现代人类辩证思维时代相匹配的辩证逻辑科学体系就一定会建立起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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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新建.辩证逻辑研究中几方面重要问题综述[J].学术界，2004（5）.

第7篇：辩证的科学观范文

恩格斯这些年被我们冷落了，而这种冷落不利于我们深化对哲学的理解。传统理解哲学的视角是“恩格斯视角”，其基点是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经典表述，由此出发所看到的哲学就是后来的体系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改革开放以来，对哲学的理解主要采取了“青年马克思视角”，其基点是感性实践活动，由此出发所看到的哲学就是今天被多数学者所接受的“实践唯物主义”。视角转换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恩格斯思想的边缘化，以至于今天人们宁愿提说“马克思哲学”而不愿提说“哲学”，似乎这样就可以对恩格斯的哲学另做处理。

随着研究的深入，事情让人感到并不如此简单。人们首先需要正视的问题是：哲学的本来面貌能否等同于从某一特定视角所观察到的面貌?是否存在某种绝对优越的观察视角，该视角的观察结果就等于或约等于哲学本身?如果回答是肯定的，意味着哲学的解释视阈是封闭的、有限的和同质性的，意味着“恩格斯视角”和“青年马克思视角”或此或彼，二者必居其一。如果回答是否定的，意味着哲学的解释视阈应是开放的、无限的和异质性的，意味着突出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观点不必以遮蔽马克思的实践观点为代价，反过来重视马克思的思想也不必以轻视恩格斯的思想为代价。我本人持后一种看法。我认为，恩格斯的哲学其实并不等于被“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所定型的那个样子，其意蕴要比通常所估计的丰富得多。如果说上述两种视角易于呈现马恩二人的差异的话，那么一定还存在许多别的视角足以彰显二人的一致性，而哲学的本来面貌也许正在这些异质性视角所复合出来的样态里。

恩格斯既是哲学的创始人之一，又是哲学的第一个阐释者。恩格斯系统建构和阐发哲学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晚年，所反映的思想至少在著者本人看来应是最成熟的思想。这些思想主要体现在下述著作中：《反杜林论》(写于1876年9月至1878年6月)、《自然辩证法》(写于1873年至1883年，1885年至1886年作了个别补充)、《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写于1886年初)。这几部著作的时间跨度达十多年，是恩格斯50多岁到60多岁之间的作品，其中的思想保持着高度的连贯性。从这些著作中可以看出，恩格斯的哲学思想(或恩格斯所建构和阐发的哲学思想)至少可以分为两大基本层面：元理论层面和对象理论层面。元理论层面的中轴观点就是本文所要论述的关于“哲学终结”的思想，而对象理论层面的中轴观点才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有关“哲学基本问题”和辩证法的思想。对后者的理解必须以对前者的理解为前提，而在剥离了元理论的情况下去把握对象理论，只能是舍本逐末。就此而言，传统的“恩格斯视角”其实只是恩格斯的对象理论视角，而不是恩格斯的元理论视角。

二、恩格斯关于“哲学终结”的命题及相关表述

恩格斯明确提出“哲学终结”这个命题，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第一部分(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是在第二部分)。他说：“假定一切矛盾都一下子永远消除了，那末我们就会达到所谓绝对真理，世界历史就会终结，而历史是一定要继续发展下去的，虽然它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这样给哲学提出任务，无非就是要求一个哲学家完成那只有全人类在其前进的发展中才能完成的事情，那末全部以往所理解的哲学也就终结了。我们就把沿着这个途径达不到而且对每个个别人也是达不到的‘绝对真理’撇在一边，而沿着实证科学和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途径去追求可以达到的相对真理。总之，哲学在黑格尔那里终结了：一方面，因为他在自己的体系中以最宏伟的形式概括了哲学的全部发展；另一方面，因为他(虽然是不自觉地)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走出这个体系的迷宫而达到真正地切实地认识世界的道路。”(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先前那种想要在一套体系中穷尽“绝对真理”的哲学到黑格尔那里已经走到了尽头，从而辩证的实证科学得以引领。

在另外几个地方，恩格斯虽未使用“哲学终结”的字眼，但阐述的内容是关于“哲学终结”的。他在《反杜林论》中说：“在这两种情况下(指把历史和自然都看作过程——引者注)，现代唯物主义都是本质上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了要求，要它弄清它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旧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他还在《自然辩证法》中说：“自然科学家满足于旧形而上学的残渣，使哲学还得以苟延残喘。只有当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接受了辩证法的时候，一切哲学垃圾——除了关于思维的纯粹理论——才会成为多余的东西，在实证科学中消失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这两段话的意思是：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作为实证科学的辩证化，使得哲学(关于思维的纯粹理论除外)变得多余。

上述两方面的表述角度不同，但中心意思相同，即：哲学的终结和实证科学的兴盛是相互关联和相互对应的。具体说来，哲学之所以终结，在于它既是非实证的，又是非辩证的。非实证，意指往往以观念中虚构的联系代替可以观察到的真实的联系；非辩证，意指总想一网打尽“绝对真理”。哲学之所以刚好在黑格尔那里终结而不在其他地方终结，一方面是因为黑格尔将这种非实证又非辩证的“绝对真理”体系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以至于物极必反，另一方面是因为黑格尔在其非辩证的框架内使辩证法得到了有史以来最充分的发育，从而为实证科学的辩证化准备好了唯一正确的思维方式。与哲学的终结相对应的是实证科学地位的最大提升。实证科学早已有之，此前之所以不能代替哲学，是因为它虽是实证的，却不是辩证的，世界的辩证联系只得靠哲学去建立。在黑格尔时代结束时，实证科学自身开始了辩证化的过程，这就使得出现一种既实证又辩证的科学成为可能。如果科学既实证又辩证，那么，既不实证又不辩证的哲学显然就是多余的，至于虽不实证却还辩证的哲学(即作为思维学说的辩证法本身)则可以继续保留。

可见，在恩格斯关于“哲学终结”的命题及相关表述中，其“哲学终结”观是一种“有限终结观”——终结那些构造自然规律体系和历史规律体系的哲学，将它们的职权移交给辩证的实证科学，同时保留研究思维规律(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的哲学。在这二者之间，恩格斯还空出了一片重要的学科领域，这就是上述引文中提到的“现代唯物主义”、“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等类似思想和活动所居留的学科领域。这些领域究竟属于实证科学还是属于哲学，恩格斯未加界说。

三、“哲学终结”的两个维度——唯心主义的终结和形而上学的终结

恩格斯关于“哲学终结”的思想有着自身确定的内涵，该内涵是由两个维度共同加以规定的，即：唯心主义的终结和形而上学的终结。唯心主义的终结所开启的是唯物主义，形而上学的终结所开启的是辩证法，因而这两个维度也可以叫做唯物主义维度和辩证法维度。单就这一点而言，称恩格斯的哲学(或恩格斯所表述的哲学)为“辩证唯物主义”不仅不错，而且十分恰当。但问题在于，恩格斯的这两个维度就其直接的含义来说，并不是建构新的哲学体系的维度，而是“终结哲学”的维度。如果不以“终结哲学”为前提，“辩证唯物主义”的精神实质就会被丢掉。

先看唯心主义的终结这一维度。什么是恩格斯要加以终结的唯心主义?即是：在研究自然界和人类历史的过程中，用幻想的联系代替真实的联系，或者说用思辨的联系代替实证的联系的那种哲学。这不仅存在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斗争，更重要的是存在唯心主义和实证科学(亦即哲学与实证科学)的斗争。终结唯心主义和终结哲学是一回事，终结唯心主义的目的不是要建构一套唯物主义的自然体系和历史体系，而是要将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具体联系交给实证科学去研究。恩格斯的口号是“从事实出发”，他说：“不论在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的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因而在自然科学中必须从物质的各种实在形式和运动形式出发；因此，在理论自然科学中也不能虚构一些联系放到事实中去，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这些联系，并且在发现了之后，要尽可能地用经验去证明。”(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实际上，恩格斯之所以要反对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嘲笑杜林的《合理的物理和化学的新的基本定律》，就是因为他们都犯了将臆测的自然规律强加给自然界的唯心主义错误。因此，恩格斯在划分唯物唯心阵营时才这样说：“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以某种方式承认创世说的人(在哲学家那里，例如在黑格尔那里，创世说往往采取了比在基督教那里还要混乱而荒唐的形式)，组成唯心主义阵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并声明有关用语不能在别的意义上被使用。他的意思无非是说：精神和自然界谁产生谁的问题不是一个靠思辨的玄想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证科学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从前的唯物主义哲学之所以具有合理性，不是因为它是哲学的缘故，而是因为它的结论接近于实证科学的结论。

接下来再看形而上学的终结这一维度。恩格斯批判形而上学的篇幅要远远多于批判唯心主义的篇幅。关于什么是形而上学，恩格斯说得很清楚：“把自然界的事物和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广泛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因此就不是把它们看做运动的东西，而是看做静止的东西；不是看做本质上变化着的东西，而是看做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是看做活的东西，而是看做死的东西。这种考察事物的方法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中移到哲学中以后，就造成了最近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局限性，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这种形而上学不仅存在于自然科学中，而且也存在于历史科学中，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设计、空想社会主义的绝对真理观，都是其表现。形而上学的终结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作为实证科学的思维方式的形而上学的终结，一是作为哲学学说的形而上学的终结。前者，实证科学本身的发展正在导致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终结。“自然科学现在已发展到如此程度，以致它再不能逃避辩证的综合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马克思揭示了人类社会的运动规律，特别是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中的剩余价值规律，使得历史学科也发生了辩证的革命。后者，黑格尔恢复了辩证法这一最高的思维形式，使哲学形而上学遭受了沉重打击。只要将黑格尔的辩证法从他的僵化体系(亦即形而上学外壳)中解放出来，并置于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哲学形而上学(包括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的丧钟就会响起。需要强调的是，实证科学中形而上学的终结不仅不意味着实证科学的终结，反而意味着实证科学因辩证化而获得新生，并且这种新生恰好又构成哲学终结的条件；至于哲学中形而上学的终结，则仅仅是哲学自身的终结。所以，形而上学的终结不管具体形式如何复杂，归根到底仍然是哲学的终结，而不是用辩证的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哲学体系去取代形而上学的哲学体系，更不是拿这种哲学体系去替代实证科学。

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终结看成哲学的终结的两个维度，对于准确把握恩格斯的哲学(或恩格斯所阐发的哲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脱离哲学的终结来谈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终结，只会导致黑格尔式的体系哲学的重建；即使这种体系既唯物又辩证，也与恩格斯的本意大相径庭。

四、“哲学终结”的两个领域——自然哲学的终结和历史哲学的终结

对“哲学终结”来说，唯心主义的终结和形而上学的终结是两种学说类型和两种思维方式的终结，而自然哲学的终结和历史哲学的终结则是两大学科领域的终结。或者说，前两种终结涉及的是“哲学终结”的内涵方面，而后两种终结涉及的则是“哲学终结”的外延方面。这里所说的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特指那种以哲学方式构造自然规律体系和历史规律体系的学科领域，终结它们不因为别的，只因为它们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渊薮。就此而言，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的终结也可视为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终结的落实。

关于自然哲学的终结，恩格斯说：“由于这三大发现和自然科学的其他巨大进步，我们现在不仅能够指出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说来也能指出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描绘这样一幅总的图画，在以前是所谓自然哲学的任务。而自然哲学只能这样来描绘：用理想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臆想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想象来填补现实的空白。它在这样做的时候提出了一些天才的思想，预测到了一些后来的发现，但是也说出了十分荒唐的见解，这在当时是不可能不这样的。今天，当人们对自然研究的结果只是辩证地即从它们自身的联系进行考察，就可以制成一个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令人满意的‘自然体系’的时候，当这种联系的辩证性质，甚至迫使自然哲学家的受过形而上学训练的头脑违背他们的意志而不得不接受的时候，自然哲学就最终被清除了。任何使它复活的企图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一种退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恩格斯的意思很清楚：自然界客观存在着一套辩证联系的规律系统，对自然界的正确认识无异于该系统的思想图画；描绘这一图画必须具备两个要件，一是这种描绘必须是经验的和实证的，二是这种描绘必须是辩证的；自然科学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二者兼备，但自然哲学则永远不可能具备前一个要件，因此必然被自然科学所取代。可见，恩格斯所要终结的不是某种特定的自然哲学理论，而是自然哲学这一学科。

历史哲学的问题首先在于它的形而上学性质。资产阶级的启蒙理想标榜永恒的真理、永恒的正义、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可是由这些华美约言换来的却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空想社会主义自命为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最终也不免“陷入纯粹的空想”。(注：参见《反杜林论》“引论·概论”和“社会主义·历史”等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黑格尔虽然恢复了辩证法这一最高的思维形式，但“在这里，历史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等等也都是以哲学家头脑中臆造的联系来代替应当在中指出的现实的联系，把历史(其全部和各个部分)看做观念的逐渐实现，而且当然始终只是哲学家本人所喜爱的那些观念的逐渐实现。”历史哲学由此进一步暴露出了它的唯心主义性质。有鉴于此，恩格斯指出：“在这里也完全像在自然领域里一样，应该发现现实的联系，从而清除这种臆造的人为的联系；这一任务，归根到底，就是要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一般运动规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马克思的历史观就是对这种规律的揭示。“这种历史观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正如辩证的自然观使一切自然哲学都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样。”(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在这一严格的意义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社会主义学说都不再是哲学，而是历史领域的实证科学，或者说，它们的高明不是因为它们是一种崭新的哲学，而是因为它们已经跟哲学划清了界限。当恩格斯说由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的发现，“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时，当他将“理论的社会主义和已经死去的哲学”对举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他的意思无非是说“社会主义已经不再是哲学”，因为哲学“已经死去”。

总结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的终结，恩格斯认为，“现在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不再是要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这种联系了。这样，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在恩格斯的心目中，关于自然界和历史的哲学，不论它所试图建构的是局域性联系还是总体性联系，因其不可避免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错误，其使命都彻底结束了。

五、“哲学终结”的前提与限度

前已述及，恩格斯的“哲学终结”观是有限终结观。这种有限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它以坚持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为基本前提，二是它为哲学保留了思维领域这块地盘。这两个方面又是密切关联的。

跟多数哲学家一样，恩格斯坚信“思维和存在的一致”。他说：“我们的主观的思维和客观的世界服从于同样的规律，因而两者在自己的结果中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须彼此一致，这个事实绝对地统治着我们的整个理论思维。它是我们的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他还说：“思维规律和自然规律，只要它们被正确地认识，必然是互相一致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恩格斯的意思是，客观世界是有规律的，人的思维也是有规律的，如果被正确认识的话，二者必然是一致的。

什么是恩格斯所说的被正确认识的规律呢?这就是而且只能是辩证法的规律。在恩格斯的用法中，“辩证法”和“辩证法的规律”是不同的概念。关于“辩证法”，他有几段经典表述：“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辩证法被看作关于一切运动的最普遍的规律的科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关于“辩证法的规律”，也有相应的表述。“辩证法的规律是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辩证法的规律不是别的，正是历史发展的这两个方面和思维本身的最一般的规律。实质上它们归结为下面三个规律：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否定的否定的规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这两个系列的规律(指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引者注)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但是在表现上是不同的，这是因为人的头脑可以自觉地应用这些规律，而在自然界中这些规律是不自觉地、以外部必然性的形式、在无穷无尽的表面的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而且到现在为止在人类历史上多半也是如此。”(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恩格斯将“辩证法”和“辩证法的规律”有意加以区别，是为了说明“辩证法”是一种认识、一门科学，“辩证法的规律”则是一种客观存在，“辩证法”是对“辩证法的规律”的反映。这种区分跟他对“主观辩证法”(或“概念的辩证法”)和“客观辩证法”(或“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区分是相联系的。关于后一种区分，他说：“所谓客观辩证法是支配着整个自然界的，而所谓主观辩证法，即辩证的思维，不过是自然界中到处盛行的对立中的运动的反映而已”，(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这样，概念的辩证法本身就变成只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从而黑格尔的辩证法就被倒转过来了，或者宁可说，不是用头立地而是重新用脚立地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

在这里，恩格斯没有明确告诉我们：是否根据上述看法，研究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就应该是属于实证的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的任务，而研究主观辩证法的任务则继续由哲学来承担?但从他反复讲“辩证法是科学”这一点不难看出，直接研究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的辩证法规律的那种“辩证法”，或者说“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那种“辩证法”，甚至更明确地说，包括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恩格斯本人的自然辩证法在内的这种“辩证法”，肯定是科学而不是哲学。那么，什么是作为哲学的辩证法呢?或者说什么是作为关于思维的纯粹理论的辩证法呢?甚至更明确地说，什么是恩格斯留给哲学作为保留地的辩证法呢?恩格斯没有讲。虽然如此，他的意思却比讲出来还要清楚，那就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当然是其革命的方面得到了恢复而唯心主义的装饰被摆脱了之后的辩证法。在《反杜林论》的“引论”中，恩格斯说：“就哲学是凌驾于其他一切科学之上的特殊科学来说，黑格尔体系是哲学的最后的最完善的形式。全部哲学都随着这个体系没落了。但是留下了辩证的思维方式以及关于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在产生和消失的不断过程中无止境地运动着和转变着的观念。不仅哲学，而且一切科学，现在都必须在自己的特殊领域内揭示这个不断的转变过程的运动规律。而这就是黑格尔哲学留给它的继承者的遗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更重要的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一旦得到唯物主义的改造，其作为主观辩证法跟由实证科学所揭示的客观辩证法实际上就成了一个东西。这种情况下，当务之急就不是继续在“主观辩证法”即哲学方面下功夫，而是在“客观辩证法”即科学方面下功夫，包括在“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方面下功夫，正如恩格斯本人在“自然辩证法”方面所示范的那样。

这样一来，在恩格斯这里，“哲学终结”的限度就一目了然了。首先，对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或者说对一切关于外部世界的哲学，都要加以终结；取而代之的是经验的、实证的和辩证的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这些科学所揭示的规律，一定是合乎并表达了辩证法的，不过，它们并不直接讲辩证法本身。其次，“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旧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其间，恩格斯用“学说”一词而不用“科学”一词，正好表明这个意义上的“辩证法”仍然是“哲学”而不是“科学”。至于将形式逻辑和辩证法一同保留，只是因为前者相当于思维领域的初等数学而后者相当于高等数学。与科学的规律(即自然规律和历史规律，或外部世界的规律)只是合乎和表达辩证法不同，哲学的规律(即思维规律)是关于辩证法本身的。最后，在哲学的终结和保留之间，在科学的规律和哲学的规律之间，实际上还存在一个特殊的地带，即作为科学而非哲学的辩证法和作为科学而非哲学的唯物主义，或者说作为科学而非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

第8篇：辩证的科学观范文

一、辩证思维是教师专业素养发展的基本要求

辩证思维有助于我们正确看待事物，开阔眼界，活跃思想，在孤立的知识块之间建立联系，完善知识结构以趋于精专博达。辩证思维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和解决问题的策略将直接影响一位教师的教育观、知识论和学生观。

教师应该善于自觉运用唯物辩证法来观察、分析事物，将生物现象和教育现象进行因素分析，敏于发现问题、善于整合创新，这样才能成为学生成长的引导者和学生发展的促进者。

如果我们将这种思维方法融入我们的教育观和学生观。我们就会尊重客观事实、重视调查研究，基于事实和资料全面分析，对学生就不会陷于先入为主和主观偏见了；我们就会用一种辩证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学生，坚信一切都是发展变化的，人的发展是多向性的，就会坚定地以爱的执着去改变那些暂时顽皮的孩子。我们就会明白事物是发展变化、相互转化的，就能从不利条件找到有利因素，就不会每天仅仅停留在对教育现状无尽的抱怨和斥责上了。我们就不会以一种固定不变的视角去定义那些孩子“没有前途”、“无可救药”了。对于我们从事的职业，对于教育，对于学生，我们就会有一个更为全面和客观的认识和更豁达更乐观的心境了。

对于生物教师，辩证思维尤其重要，这是因为生物本身以及生物和环境之间就存在着辩证唯物性，生物学的基本观和理论也都体现着辩证唯物论。事物是普遍联系的观点、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观点、对立统一的观点、内外因关系等等辩证唯物思想在生物学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教师本身只有以辩证思维去把握，用理论指导解释现象、掌握知识，对本学科的专业知识的理解才可能是深刻的和正确的。

二、辩证思维的培养是学生发展的要求

教育的任务不仅仅是传递知识、培养能力，更重要的是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为他们的终身发展奠定基础。我们的任务不是如何更加完美地呈现生物学的知识结构，而是如何更好地体现学生发展和社会的需要，以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辩证思维从哲学高度为创造性思维活动提供解决问题的思路与策略，在整个思维过程中有不容忽视的指导作用。

1.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是职校生物课程标准的要求

生物新标准中明确地将“树立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逐步形成科学的世界观”作为课程目标之一。辩证唯物主义教育也是新教材中的观念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教学中渗透辩证唯物主义教育，帮助学生树立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是生物教学的重要环节。

生物学科中的许多基本观点，如生物体的结构与功能、局部与整体、多样性与共同性统一的观点，生物进化和生态学观点、生物的遗传与变异等无不充满着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方法。对于这些基本的生物学观点也只有以辩证思维去看待才能深入理解并准确地把握它。否则，就会脱离唯物辩证法的轨道而出现偏颇。

2.有助于学生客观、理性地看待生命现象

人类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自身的了解和研究。20世纪以来，生命科学研究取得了许多重大的突破，生物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科学技术革命的世纪标志。生物科学不仅影响人类的生活和经济活动，还将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以及社会文明的发展。但是，直到今天，人类对于自己仍然是远远知之不足，许多生命现象对于人类来说还是未解之谜。

无论是对于已经为我们所知的，还是尚未为我们所知的，我们都要求学生以辩证思维去看待和分析生命现象和生命本质，要崇尚科学、反对迷信，要教会学生客观地分析、辩证地思考，从现象到本质全面地认识事物发生、发展的规律，找出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避免简单片面地看待。这样才会有一个理性的和客观的认识，逐渐树立科学的世界观。我们在介绍、颂扬科学的进步时，也要提醒学生注意科学的负面效应，认识到从事科学工作应有的社会责任感。

3.有助于学生更客观地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

辩证思维方式的一个具体体现就是承认世界是有序的、和谐的、统一的整体。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生命科学中最大的一个课题，也是目前人类还未十分清楚的问题，更是生物学科中要力求使学生关注的问题。

第9篇：辩证的科学观范文

【关键词】科学社会学；科技哲学；基本关系

一、科学社会学与科学技术哲学的一致性

在开展本文的讨论之前，我想就科学技术哲学的概念做出解释，不然肯定对后文的研究带来阻碍。众所周知，自然辩证法是科学技术哲学的起源。换言之，解释科学技术哲学，就是解释自然辩证法。从历史的长河中，我们不难发现，自然辩证法最早起源于恩格斯的手稿。从字面意思上理解，自然辩证法就是自然界的辩证法。然而从的角度出发，辩证法应该是哲学的核心部门，但是它和哲学不是完全对等的。从这个层面上说，自然辩证法也可被称为自然哲学。但是，理论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所以还是有很多人认为自然辩证法就是自然哲学。古往今来，很多自然辩证法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在研究它的时候前提是自然界中存在辩证法的。在研究它的时候，完全可以将这一个大前提忽略，主要是这个问题目前对于人类来说还是太深奥。那么我们要如何研究自然辩证法呢？在对于恩格斯理论的全面研究中我们不难发现，恩格斯对于研究自然辩证法提出：我们在研究自然辩证法时应该以自然科学为媒介，不然我们的研究就是一个不严谨的研究。

二、科学社会学对科学技术哲学的价值

科学社会学对于科学技术哲学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开阔研究视野

众所周知，我国的科技技术哲学研究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另一个就是西方科学哲学。不可否认，西方对于科技的研究比我们多得多。现在我就这两个研究理论提出我的看法，首先，就是自然辩证法中的科学研究主要是哲学层面上，主要考虑社会与科学之间的联系。主要研究重点在于自然辩证法的理论前提。同时，西方哲学主要的研究思路就是从科学的角度上研究。将这两种研究思路结合来看，两者都缺少对于社会和科学之间的联系的研究。因此，本文所说，科学社会学中研究的问题对于科学哲学来说有着开阔视野的作用。如果将两种学科结合起来，能够使得人们对于科学的认识更加全面，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将科技哲学的研究领域拓展到科技社会学的层面上。

（二）提供研究素材

科学社会学对于科学哲学的第二个益处就是科学社会学能够为科学哲学提供更多的研究素材。科学社会学更贴近现实生活，在研究科学社会学中大多会采取实例分析来研究。而科学社会学中的研究素材对于科技哲学也同样适用。首先，科技社会学能够为科技哲学提供进一步的研究基础。其次，也对于科技哲学的研究能够起到启发作用。很多时候，经验之谈对于科学研究是很重要的。最后，两个学科相互联系，能够提供更多的研究思路。

（三）深化理论观点

在当前我国的研究形势下，我们不可否认，我国对于科学社会学的研究来源于欧美国家，很少有我国的研究者能够真正地成为科学社会学的代表人物。反观欧美国家的科学社会学代表人物。他们大多都有丰富的学术知识和较高的科学素养。尤其是每个社会学家都有自己的哲学渊源。能够形成多种社会学流派。正是因为这些社会学家都有自己的理论观点和代表思想。所以，科学社会学能够给科技哲学带来新的冲击。科学社会学能够给科技哲学带来一个新的发展机遇，同时科学社会学对于科技哲学来说也是一种挑战。有挑战就有进步，科技哲学的研究者通过对科学社会学中的问题进行研究。能够使得科技哲学的理论知识更加丰富，深入研究问题有助于提高研究人员的自身水平，对于科技哲学的研究来说，这无疑是一件好事。科技哲学研究者通过对科技社会学的研究可以发现，在科技哲学的研究中考虑的社会问题也会更多，偶然因素和非理性因素也会纳入研究的范围。从更深的层面上说，通过研究科技社会学中存在的问题能够深化科技哲学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