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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语教学是在教学中结合母语外的其他语言或者教材进行教学,有利于促进学生对国际知识的融合,能更真实地“还原”原有知识体系;借鉴国外先进教育理念和方法,提高学生的学术视野与国际交流能力(吴平,2007)。劳动经济学是一门以劳动者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科,是研究劳动者资源配比如何达到资源最优化的一门学科。劳动经济学的起源与发展都以国外研究为主,因此采用双语教学是符合双语教学要求的。本文拟从教学目标、教学模式、教学环境与双语教学形式四方面对劳动经济学双语教学的教学设计进行研究。
一、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即教学结果,是教师结合课程内容所设立的教学目的,预期学生在授课后知识结构、思维方式等发生的变化。Bloom(1956)将教学目标分为认知目标、情感目标和动作技能目标。认知目标包括知识、领会、应用、分析、综合和评价,情感目标包括接受、反应、形成价值观念;动作技能目标有知觉、模仿、操作、准确、连贯和习惯化。经济学双语教学的教学目标更倾向于认知目标,但不仅仅让学生停留在定义、识别和区分等具体行为上,而应该让学生通过现实中的现象理解现象背后的原理,寻找、掌握多种现象背后的经济学规律。比如在完全竞争市场上、非完全竞争市场上、垄断市场上劳动力价格变动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规律。[1]
二、教学模式
教学模式是反映特定教学理论的,为达到一定教学目标而采用的一系列教学形式、策略的模式化的教学活动结构(陈琦等,2009)。学者们将教学模式归纳为直接教学、探索学习、合作学习、个性化教学、接受学习、发现学习等。劳动经济学属于一门现象科学,是从现象中探索规律的学科,问题导向的探索学习方式更适合该门课程的教学模式。探索学习指学生仿照科学研究的过程来学习科学内容,体验、理解和应用科学研究方法,获得科学研究能力的一种学习方法(刘儒德,2005)。为培养学生发现问题、思考问题、理解问题、归纳规律的能力,教师在探索性教学中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2]1.提出问题在课堂之初提出授课内容的关键问题,并引导学生关注该问题所辐射的社会现象。在后续课程都围绕如何解读问题、解答问题、提炼答案、上升经济学规律进行讲授。如在讲授劳动力供给章节,提出“是什么决定一个人是否工作以及工作多少时间”的问题,启发性地向学生呈现关联的社会现象,比如,啃老族、富二代、家庭主妇、学生兼职等。问题提出后,留出一定时间让学生独立思考,形成自己的逻辑体系。2.收集数据数据的收集不仅可以加深学生对该问题的认识,还能为解决问题提供证据。教学中数据收集的原则是,以课堂学生样本为主,若学生样本不符合调研对象要求,则再选择课后以小组形式向外收集。需要注意的是,无论何种收集方式,都需要学生在课堂上将数据收集的问卷制作完成,并在课堂上完成预调研与问卷调整。这不仅利于小组间的沟通交流,也利于教师对学生的指导。如在“生育决策”内容教学中,要求学生在课堂上对可能影响家庭生育决策的因素进行归纳,列举出来的影响要素不得少于五个,可通过阅读相关文献获取,研读相关书籍理论提炼,也可通过身边切实案例有感而得。每组形成相应的调查问卷后,先要求学生在小组内进行预调研,调整问题的提问方式、提问次序等。问卷调整结束后,要求学生组间调查。由于课堂调研学生多是未婚未育,所调研出来的数据是预期行为数据,需要补充现实行为决策数据,故要求学生课后对自己所属家庭的已婚人士进行数据采集,形成最终的所需数据。3.形成解释引导学生通过实证研究方法或案例方法,利用收集的数据,对问题进行合理解释。以课堂演讲的方式,每组陈述自己的问题解释,陈述内容包括问题与现象的关联,数据收集的情况,论证科学性与有效性说明等。要求学生以PPT展示的形式对小组形成的结论进行解释,尤其需要锻炼学生数据收集、数据处理的能力。小组陈述结束后,鼓励其他组同学进行提问,可以是反驳,可以是某一疑点的追问,也可就某一问题深入探讨。在提问和回答的时候,要求陈述小组作答的同学不一样,以此保证每位同学的实际参与。在一问一答间,很多相关理论知识以及实际的解决问题能力得以体现。4.评价总结教师对小组陈述进行点评,点评包括以下两个内容。一是针对小组陈述内容点评,小组在此次问题探讨中值得肯定的地方、需要下次改进之处。对小组在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和困扰要及时解答。比如学生较多疑虑的是,理论上应该是有影响的要素,为何通过实证数据无法得到论证。此时教师需点明,实证结果与数据收集的数量与质量有关,数量太小,或者收集数据之间的离差太小都可能造成结论的不显著。二是针对小组之间结论进行比较点评,授课老师对组间的共性与差异性归纳总结,以某一逻辑对所有汇报组的结论进行整合,完成学生作业的点评。5.表达结果教师在表达结果时要注意两点,一是将整合后的学生结论引入课本理论知识,通过问题探索过程,让学生掌握课本知识。二是将知识进行延伸,拓展知识运用领域。教师向学生陈述知识的科研前沿进展,尤其需要注意知识约束条件放松后的突破运用。此外,可推荐相应的书籍给学生课外拓展阅读,以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巨著为推荐重点。[3]劳动经济学问题导向的探索性学习教学模式设置,以高度指导探索为主。一方面,授课对象多为高年级的本科生,已储备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等基础经济学知识,具备一定的经济现象思考能力。另一方面,劳动经济学的课程特征也适合高度指导的探索学习,即以学生为主的问题探索,训练学生独立的思考能力,建立事实与已有解释的联系。
三、教学环境
越来越多学者发现,合宜教学环境的设置有利于通过情景效应对教学效果产生影响。教学环境包括课堂空间、教学组织与教学媒体。1.课堂空间设置一般按照两种原则来划分:一种是领域原则,即学生按照自己喜好选择教室位置,教师在讲台上讲授。这种空间划分适合直接教学内容的布局,保障学生在心理安全的环境下,吸纳教师的授课知识。另一种是功能安排空间,即以某种分类标准对学生进行群体划分,通过调整学生之间或者学生与教师之间的沟通交流布置,达到教学目标的一种设置。在劳动经济学问题探索教学安排中,通常选择功能安排空间方法。以小组形式形成小组空间,利于小组之间进行问题探讨和数据收集。组与组之间分割一定空间,形成较为独立的思考环境。教师在小组之间走动,掌握每组的研究进展,并进行适当的指导调整。[4]2.教学组织教学组织是对学生进行分类实施教学计划的设置,一般有全班教学、分组教学与个别化教学三类。劳动经济学的教学主要以前两种为主。在普适性知识讲授时,以全班教学为主;在探索性问题设置时,以小组教学为主。值得注意的是,为避免分组造成的思维定式以及逻辑定式,需要强调每次分组要具有差异性,且上台陈述小组成果的学生要有差异。3.教学媒体教学媒体是教学过程中传递信息的物质工具。目前教学手段多为板书、文字、图片、音频等。板书的特点在于推导性强,能较好引导学生的同位思考,但速度较慢,信息量较单一。电脑多媒体具有信息多元化、信息量大且丰富的特点。如何分配传统板书与电脑多媒体的教学比例,这是影响教学效果的重要因素。在教学中发现,对于经典劳动经济学知识的传授,适合直接进行知识的讲解并以板书为主,尤其注重推导过程中的变化。对于应用和理解性的内容以多媒体教学为主,以加深、拓宽学生的思维为主要目标。在教学中,往往是板书与多媒体交叉运用,只是以谁为主以谁为辅的分配权衡。比如,在劳动经济学中劳动力需求章节,劳动力需求弹性的推导需要以板书为主,让学生明白何为需求弹性,需求弹性受到什么要素影响。然后用多媒体通过在不同经济62背景下的产业需求变化,相同经济背景下不同产业的需求变化等,形象化地呈现需求弹性的知识。[5]
四、双语教学形式
双语教学形式即教师在教学中对中英教学的比例安排。国内有按照教材和语言选择分为全外型、混合型、半外型和引导性(曲燕等,2014),也有按照语言程度分为侵入型教学、保持型教学与过渡型教学(张惠玲,2006)。劳动经济学的双语教学建议,教材选用全英文,授课中英结合。全英文教材不仅能让学生了解国外劳动经济学的逻辑结构,还能通过教材中大量的案例描述了解国外的劳动经济学发展历程。授课中,在理论知识传授中建议选用英文讲授,在问题讨论中使用中文。为了加深学生对专业词汇的掌握与理解,建议在板书以及多媒体运用中,使用全英文。劳动经济学双语教学需要注意以下几点:1.双语教学的速度控制双语教学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教师在该门课的授课中要把握双语授课的节奏,遵循先慢后快的节奏。在学期之初,学生对全英文教材、专有术语、专有名词并不熟悉,同样对教师的授课方式并不熟悉,建议前期放慢授课节奏,慢慢引导学生对教材的认识、对专有词汇的解读。中后期,可以提高授课速度,鼓励学生独立阅读并承担部分章节内容的讲解。2.考核方式的选择基于本门课的教学目标,以训练学生的思考能力与经济学逻辑解释力,故以平时考核结合期末考试的方式进行成绩评定。期末考试以中文试卷和中文作答为主。平时考核包括小组汇报成果以及对教师指定文献、书籍阅读后的评述,期末考试以闭卷形式为主。
参考文献:
[1]曲燕,王振波,王建军.中国高校双语教学模式研究现状[J].高等理科教育,2014(2):104-108.
[2]张惠玲.关于高校双语教学的思考[J].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3):62-64.
[3]BloomBS,KrathwohlDR.HandbookI:cognitivedo-main[J].NewYork:DavidMcKay,1956.
[4]陈琦,刘儒德.当代教育心理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关键词:经济学范式,比较静态分析,一线两带,
(一)引言:经济学与科学研究框架
经济学的定义,在诸多经济学理论教科书中,多有陈述。经济学从其研究对象来说,属于社会科学。在诸多社会科学中,经济学又如何同其他社会科学区分?这就要从经济学的研究范式说起。
经济学是不是科学?是科学,就要有其科学性的研究框架(scientificmethod)。物理学是科学无人异议,为什么?因为有其科学性的研究框架。以物理科学为例,科学性的研究框架由三部分构成,首先是对要研究的现象的观察,得到研究对象的信息或数据。比如牛顿观察到苹果掉到地上而不是其他方向。第二是通过对现象的观察,产生普遍性的假设,并根据此假设推导演绎出理论。比如牛顿假设物体有吸引力,并且吸引力的大小与物体的质量成正比,于其间的距离的平方成反比——万有引力定律。第三是对理论按严格逻辑所推演的或暗示的结论,通过具体的某一现象进行检验验证,事实与理论推演的结果一致,理论保留,并等待被进一步检验,否则,假设就是错的,当然由此假设推演的理论也就不成立。比如由万有引力定律所推演的太阳系的行星,其质量等等,都不驳斥其理论,理论被保留。
作为一个理论——科学框架的一部分,它要解释或预测一系列现实世界的各种客观存在,他的结构应包含三个部分:
1.主张或公理(assertions,orpostulates)。可表示为集合A={A1,…,An},如万有引力定律理论的物体之间有引力,引力的大小与质量成正比等等,经济学理论中的消费者选择遵行效用最大化原则等,他们都涉及到理论构造中的研究对象的普遍,具有不可观测性。
2.假设或实验条件(assumptions,ortestconditions)。可表示为C={C1,…,Cn},在这一假设下,主张或公理要被检验。假设(assumption)与公理(postulate)不同,假设或实验条件由可观察到的现象构成,而公理是关于抽象事物的广义陈述,不具体指某事物,具有难以观测性。假设连接了理论构造与现实世界,它必须是现实的。一般形式为:如果…(可观察到的行为,现实世界会发生的事件)……
3.事件。可表示为E={E1,…,En}。是根据理论预测到的事件。即:如果发生了(假设)…,则事件就会发生。
简而言之,理论的结构是这样的,主张或公理A(不可观测、抽象的具有普遍性的陈述)意味着如果试验条件C(具体的可观测现象)成立,则事件E(可观测现象)就要发生。用符号可表示为:
A(CE),或(AC)E(1-1)
箭头表示“意味着”。
理论能否成立的必要条件,首先就是看他是不是具有能被现实世界检验的性质,即其“可驳斥命题(Refubrproposition)”是否存在,具有此性质,才谈得上去检验,不具有此性质,则理论是毫无意义的。
可驳斥命题如何提出,这一类工作,叫做比较静态分析(comparativestatics)。
因此,回答经济学是不是科学,要看其理论结构是不是具有科学性,一个理论能否成立,可驳斥命题的存在是必要前提。当前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已经满足了这些科学的研究框架的条件,经济学中提出的普遍性的理论,正在被一些具体事实证实或证伪。因此,可以认为经济学是科学。从方法论的角度,对经济学的定义可表述为:经济学属于社会科学的研究范畴,他利用具有普遍性的人类行为假设,利用(逻辑、数学)技术以及在对一具体问题假设其遵行普遍的假设(公理)的基础上,探索人类社会行为假设(公理)的可驳斥的解释(EugeneSilberberg,WingSuen)。
(二)比较静态分析
比较静态分析,是一种(数学)技术,通过这一技术,理论(模型)可以被考察研究,以确定理论的可驳斥假说,如果不能推导出可驳斥命题,则想用现实对其检验就是徒劳,因为无任何数据可驳斥理论(EugeneSilberberg,WingSuen)。
经济学的比较静态分析,是对经济学理论进行检验的一种符合逻辑(通常用数学技术)的仿真(Silberberg,etal)。“静态”在这里是一种误用,我们知道,经济学中的理论,是以某一检验条件或假设的变化来检验经济变量的变化为基础的(Silberberg,etal),比较静态是指不考虑时间因素的对研究变量的变化的经济学预测(Silberberg,etal)。
经济学的比较静态分析,要追溯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1829年,威廉•维赫维尔(WilliamWhewell)发表了“一些政治经济学说的数学说明”的论文,论文的内容专注于从技术层面说明学说的科学性。在随后的1830年到1850年间,他又先后为此目的发表了一些文章。但直到1871年,其工作才引起经济学家威廉•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StanleyJevons)的注意,并由此开创了经济学的比较静态分析法。
经济学家从事经济研究,要对人的欲求等看不见的行为作一些假定(主张或公理),然后用严格的数学逻辑将这些假定与看得见的行为或现象联系起来(比较静态分析,提出可驳斥命题),证明某种关于看不见的人的行为的假定为真时,则某种看得见的现象就会发生。这种思想试验方法就是制造假说或理论的过程(杨小凯,张永生)。成为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具体讲,比较静态分析是通过逻辑(或数学)运算,模拟理论的可驳斥命题即检验条件是什么,从而为理论的验证提供方法。
经济学将研究变量分为两类,一是决策或选择变量(Decision,orchoice,variables),另一个是参数或外生变量(Parameters,orvariablesexogenoustothemodel)。参数代表理论的检验条件变量。如果用x表示决策变量,用α表示参数,则理论必须表示为(假设为)某一决策变量x是检验条件α的函数。
(2-1)
也就是说,对于一个行为公理A(假说,或理论),如果检验条件C(用α表示)成立,则决策变量(用x表示)会发生。因为经济学家往往不能直接观察到给定某一参数下的实际的选择变量的具体数值,因此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建立在基于对边际量的观察,即:
(2-2)
通常,经济学的公理(理论)由这一导数的性质来表现,它潜在地表示了经济学的可驳斥命题,所以经济学也被称为边际主义范式。比如,需求理论,价格是参数(外生变量),需求量是选择变量,需求法则(公理,理论)认为,dx/dp<0,即其它变量不变,需求量随价格的上升而下降。因为可驳斥命题是潜在存在的(dx/dp大于零),这一理论可以被检验。
经济学理论,往往涉及看不见的行为,如企业利润最大化公理,要证明其正确性(实际上是证明其不正确性,正确性往往无法证明,但当事实无法证明其不正确时,暂时接受其正确性,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正确性得到普遍接受。),必须借助可观察到的现象。将看不见的假定现象与看得见的现象联系起来,用严密的数学逻辑,推导参数变量与决策变量的导数关系的工作,以确定可驳斥命题,就是比较静态分析。
所以有人说,数学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广泛应用虽然不能保证分析框架一定正确,但它却使理论更容易被证实或证伪,从而大大加速知识的积累过程(杨小凯等)。这也正是人们预言经济学中数学的应用的深度和广度很快就将超过物理学的重要原因(杨小凯等)。
(三)陕西省“一线两带”发展战略的比较静态分析
陕西省省委、省政府抓住西部大开发机遇,决定实施“一线两带”发展战略,即以西安为中心,以陇海铁路陕西段及宝(鸡)潼(关)高速公路为轴线,加快国家关中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带和国家关中星火产业带的建设,使关中地区率先崛起,并以此为增长极,辐射和带动陕南和陕北及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这一理论是否为真,是一个不可观测的现象。因为一旦实施,不实施的结果就不存在,无法观测,无法比较。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比较静态分析假设理论为真,用具体的事件(比如“一线两带”),推测将会发生什么,如果没有发生,可以肯定理论是错误的。因此,经济学的研究过程如下。
1.模型的构造
关中地区率先发展,即将有限的政府投资,集中用于局部地区(关中)经济建设,使其成为一个增长极,预期产生极化效应,从而带动整个省内的经济发展。之所以集中用于关中地区,这里面隐含着如果将这些有限的资金分散用于各个地区,对陕西省总体的经济产出不会更大。如果地区间的生产函数差异,由分工程度、劳动者技术差异等内生,这一发展战略,用模型可表示为(模型中的变量都是时间的函数):
(3-1)
其中,Y为全省总产出,F(•)为生产函数,短期符合规模报酬不变,边际产量递减,地区间无差异,K为资本存量,边际产量递减,L为劳动力,边际产量递减,E为劳动效率,与人力资本投资有关,进而与总产出积累或资本存量有关,还是分工的函数,分工与交易费用(在此包含交通、信息建设等政府投资,用G表示)有关,分工会使规模报酬递增,EL表示有效率的劳动力(effectiveworker),下标1表示关中地区,2表示陕西省其它地区。这一最大化问题可图示为:
图1中,市场配置使产量最大化,各地的资本边际产量相等。图2中,对关中地区增加投资,预期产生极化作用,促进产业升级,促进分工,提高生产率,使1沿虚线上升,总产量上升,并带动2产业升级,使2也沿虚线上升,最终使总产量连续跳跃上升。
这一预期是否成立,需要进行检验,如何进行检验,就需要进行比较静态分析,找出这一模型的可驳斥命题。
假设生产函数满足规模报酬不变,关中地区有效率的劳动力占总有效率劳动力比例为m1,其他地区有效率劳动力占总有效率劳动力比例为m2,关中地区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例为n1,其他地区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例为n2,即:
且
因为,(规模报酬不变)表示有效率劳动力的人均产出,且f(k)=m1f(k1+g)+m2f(k2),所以生产函数可以写为:
或
E实际上可以看为与技术、分工有关的效率因子。若定义关中地区对其他地区的辐射作用的辐射系数r为:
辐射系数是关中地区产出与其他地区产出的比,总产出可以写为:
(其中令E1L1f=)(3-2)
从图2中可以看出,关中地区若对陕西其它地区具有辐射作用,应能够带动那里的产业升级,即总产出出现拐点(图2中总生产函数1与2之间的转折点),拐点的条件是产出的一阶导数为零、在此条件下二阶导数为零。比较静态分析就是在满足以上条件下,从一阶条件中寻找决策变量(g)与参数变量(r)之间的关系。
2.比较静态分析
这里,产出是有效率的人均资本(k1+g)的函数,参数为r,决策变量为g,比较静态分析就是在模型解中寻找决策变量与参数变量的关系。
求解(3-2),一阶条件为(注意到辐射系数r是k1+g的函数,设ka=k1+g):
(3-3)
二阶导数为:
(3-4)
由3-3得:
(3-3a)
两边求导得:
(3-5)
将(3-5)带入(3-4)得:
由于一阶条件下,二阶导数为零,所以一阶条件为拐点。
再来讨论一阶条件
3-3
整理后得:,即:
即(这里略去了常数项)
设r(g*)是方程的解,
其中,dE/dg是政府边际投资的效率变化,一般投资促进技术进步、效率提高,df/dg是资本边际产量,大于0,所以,dg/dr>0。即投资速度加快后,辐射系数变大。如果实行率先发展战略,关中地区的经济发展要大于其它地区的经济发展,集中投资于关中地区的战略才不被,如果其它地区本身有自发的发展空间,且势头良好,政府不进行投资改造,促进升级发展,反而将有限的资金投资于大城市,虽然大城市也得到了发展,但其机会成本却很高,将不会取得更好的效果。这一检验条件,就是比较静态分析的结果。
3.比较静态分析后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陕西省关中地区及陕南陕北经济发展的情况,计算出辐射系数,并比较辐射系数的变化与政府投资的变化是否满足比较静态分析的结果,不满足时,这一战略一定是错误的。
(四)结论
经济学通过它的研究范式——比较静态分析,证明这一学科的科学性。比较静态分析是一种(数学)技术,通过这一技术,理论(模型)可以被考察研究,以确定理论的可驳斥假说。它是对经济学理论进行检验的一种符合逻辑(通常用数学技术)的仿真。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包括理论的构造,理论的比较静态分析,理论的事实检验等过程。对陕西省实施的“一线两带”发展战略的比较静态分析的结果为极化地区的经济增量与辐射区的经济增量的比,应随着政府投入的增加而增大。如果在实施战略过程中出现比如陕北经济增量很大,则说明战略是有问题的。
参考文献:
[1]Kim,Jinbang"TheTechniqueofComparative-StaticAnalysisinWhewell''''s"MathematicalExposition"".HistoryofPoliticalEconomy-Volume33,Number4,Winter2001,pp.843-854
[2]EugeneSilberberg,WingSuen,TheStructureofEconomics:AMathematicalAnalysis,3e.ShanghaiUniversityofFinance&EconomicsPress.(2005)
关键词:经济; 人性;以人为本; 理性; 反思
中图分类号:B032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5-0174-03
我们回顾历史,就会发现经济与哲学之间一直潜存着某种若即若离的联系,尽管这些联系有些是直接的,有些是间接的;有些是清晰的,有些是模糊的;有些是内在的,有些是外在的,但总体来说,不论是古典经济学,还是现代经济学,都蕴涵着某种哲学前提。正是同样基于对人的深切关怀,哲学与经济之间才结下了不解之缘。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那样,哲学的观察方法是“从现实的前提出发,而且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某种处于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下的人,而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1]
一、西方经济思想历程中的人本理念
人类经济活动的展开为经济思想的发展提供了丰富而翔实的理论素材和可追根溯源的活动线索。我们回顾经济思想的发展历程,从亚当・斯密开辟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先河到西斯蒙第高举人本主义经济学的旗帜再到马克思《资本论》的问世,将这一人本理念发挥到了极至。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讲,所有人类活动的基础,或者说出发点,都是人及其个人需要。用亚历山大・索尔齐尼特辛的话来说:“划分善恶的界限不是意识形态、哲学观、阶级或国家,而是每个人的心。”[2]
西方主流经济思想经历了从亚当・斯密开始,中经马歇尔直至当今的萨缪尔森这样一个相互继承的发展历程。围绕个人主义而展开是西方主流经济思想的逻辑前提。斯密、边沁、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很早以前就致力于从抽象的永恒经济人或人性出发来研究经济和社会问题。亚当・斯密是人性在经济领域的第一发明者和传播者。“正是通过斯密的著作,18世纪关于人性的思想才传到了经济学家手里。”[3]而斯密构建经济制度的伦理前提即是人类的“利己心”。目前,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大都接受英国经济学家罗宾斯对经济学的定义,认为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作为目的和具有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关系的人类行为的科学。为此,他们在基础理论研究中,抛弃了劳动价值论,建立了边际效用价值论,用于只研究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建立了均衡价格价值理论,用于只研究物与物之间的关系。
与主流经济学将个人主义的利己心作为永恒最具影响的人性特征相比,19世纪初,西斯蒙第高举人本主义的旗帜,挑战传统经济思想潮流。他认为,经济学的目标应当是“人”,这里的“人”不是单个人而是整个人类,财富只有在使“所有公民都能享有财富所代表的快乐时”[4]才是与经济相关的。他把人的需要及其满足视为经济活动的第一(也是唯一的)目标,认为经济学家的任务就是使人人都有可能过上最佳质量的生活。后经卡莱尔、拉斯金、霍布森以及圣雄甘地直至E.F.舒马赫的发展,人本主义思想家执着于从社会环境、伦理道德的角度去分析社会制度、提倡社会改良、谋求人类福利,这些我们都可在其著作中窥见一斑,如约翰・霍布森就曾在其著作中花费大量心血,呼吁工作场所的人性化、寻求社会安全、改善社会弱势群体的命运等。
而以哲学为武器高屋建瓴去解析经济现象的莫过以马克思为代表的。马克思全部经济学遗产,从最早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其顶峰著作《资本论》,无不蕴涵着对人的尊严、自由和权利的执着追求,无不渗透着深切的人文关怀。它们不仅对政治经济学、哲学、科学社会主义来说具有深刻的意义,而且对一般的经济学、哲学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马克思的学生、后仰者们通过对这一理论体系的继承、运用和发展,使得其日臻完善与成熟。那么,我们有必要对马克思的经济思想作以具体的探讨。
二、马克思经济思想中的人本情怀
马克思对经济学的研究始于他对哲学问题的思考,科学的人本主义是他对经济学研究的根本观点和方法。自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以来,一系列重要科学发现和社会成果的取得都是建立在透过人本身来观察、理解和洞悉人类社会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曾高度赞扬这些成就所具有的科学性观点和方法,称之为“人本主义”。他批判地继承历史上的人本主义,形成以“实践”和“劳动”为人的主体活动和本质的唯物辩证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即科学的人本主义。他一方面从人本身及其劳动来理解一切社会经济现象及其本质,认为“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5]并据此来阐明实际的经济运动;另一方面,从历史发展着的社会经济关系来认识人的丰富的现实性,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并以此来衡量经济发展史上的一切进步。人本主义的哲学传统和经济学的统一,使他对经济关系的研究和对人的研究达到了完全的统一。也正是基于这种统一性,马克思在探讨社会经济运动规律的同时,更深入地探讨了人。具体来看:
首先,从社会历史范畴具体研究经济活动中的人。无论是亚当・斯密的本性论抑或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工具主义,基本上都是从孤立的个人出发来解释一切经济现象,这也是对古典自由主义所开创的西方经济学哲学传统的一脉相承。而与此相对立,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论是,从“经济关系人格化”出发,强调对人的动机和行为作出历史的具体的解释。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自然是出发点。”[7]鉴于方法论的不同,对人的动机、行为及其经济现象的解释自然也就产生了根本的差别。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作为社会的个人,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以往历史的结果。“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8]因此,历史地具体地分析经济活动中的人及其动机和行为,便构成了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而与之相反,西方经济学则排斥对经济活动中的人作出历史的具体的研究,这样也就导致了其经济分析中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其动机和行为只能由这些经济范畴所涵盖的经济关系来解释,经济关系的客观内容便成了经济主体的主观动机。
此外,马克思从社会的个人出发来考察经济问题,则必然要考虑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历史延续性。而与之相悖,西方经济学则从孤立的个人出发,把自利性和理性作为解释一切经济现象的万能钥匙,又势必排斥经济范畴的历史性质,把特定的历史的生产方式当做永恒的自然形式。马克思认定人与物的关系是物质生产的内容,作为人与人关系的中介是经济关系的构成部分,但是,他更侧重于研究物质生产过程中的人与人的关系,来丰富对人的现实性的认识,包括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经济活动的动机和行为,并通过分析这些动机和行为实现的社会形式,揭示特定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
其次,从劳动范畴强化经济学的人本性质。马克思并不否定古典经济学对劳动、资本、地产互相分离以及私有制和物化社会的交换、分工、商品价值等所作的客观描述,而是通过对“异化劳动”的批判,深刻揭示了经济学以劳动为根据的人本学性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这种观点。在他看来,古典经济学虽然确立了劳动是财富的主体本质,但是,它只关心劳动的某种经济意义,而不考虑劳动的属人性质。它的无批判的前提和非历史观的形而上学性质,使“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但是,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9]它“把社会交往的异化形式,作为本质和最初的形式,作为同人的本性相适应的形式确定下来了”[10],并通过对“社会交往的异化形式”的分析肯定了私有制,从而肯定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掩盖其非人化后果。因而,古典经济学所理解的劳动并不是真实的人类劳动,而是异化劳动。它实质上是在劳动的概念上表述了异化劳动的规律。
“异化劳动”概念的提出,成为马克思批判地研究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成果。它既分析和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事实”和经济关系,又着眼于把人摆在首位和对现存社会进行价值评判。因而,自古典经济学之后,与西方经济学抽象掉劳动概念的人本性质,降低劳动范畴在揭示人的本质、人的社会经济关系乃至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中所处的基础地位不同,马克思的批判强化了劳动范畴在其经济学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也强化了其经济学的人本性质。
这种批判首先使反映经验事实的经济学范畴得以从人的劳动及其本质来揭示其发生和发展的逻辑。马克思将经济学的客观范畴直接回归至人的本质活动的根源,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异化劳动同人类发展的关系问题,通过异化劳动来解析私有财产及其经济范畴的本质和起源,并把其理解为发展着的历史本身产生出来而又加以扬弃的历史暂时现象,使这些范畴得到合乎历史主义原则的解释。马克思说:“正如我们通过分析从异化的、外化的劳动的概念得出私有财产的概念一样,我们也可以借助这两个因素来阐明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范畴,而且我们将发现其中每一个范畴,例如商业、竞争、资本、货币,不过是这两个基本因素的特定的、展开了的表现而已。”[11]这条线索开辟了直到《资本论》的全部马克思经济学的批判研究的道路。
同时,这种批判还使经济学得以全面展开关于经济异化和人的发展的研究。在异化劳动概念上,马克思深刻分析了劳动产品同劳动者异化、劳动本身同劳动者异化、人同自己的类本质异化、人同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异化等客观的经济异化现象,提出了工人的解放从而人类的解放是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的扬弃,而这种扬弃只能是私有财产充分发展的结果。这不仅揭示了私有制条件下财富的积累和劳动者的非人化发展的矛盾,也为当代人思考经济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关系提供了基础和基本结构。
三、论阈开辟与理性反思
我们知道,哲学思维的最大特点在于反思,即黑格尔所称的“思辨的思维”。而理性对人类切身利益问题的反思决不等同于黑格尔式的反思活动,黑氏的反思仅局限于思维活动自身的清理,不过是使既定的概念及范畴体系化。我们所提倡的“理性反思”作为理性的自我反省,是理性自身的两重化、理性的自我“超越”。其本身即融合于对人类生存问题的深切关怀,是对经济发展趋势的深层剖析,是对人性在生活领域的深刻反省,是人的生存活动面向理性的逐步展开过程。理性反思之所以能够对理性起到自我监控、自我批判、自我矫正的作用,主要就是基于人类自然和历史生存的人性根基。大自然肯于把自交给人类,信赖的也主要是奠基于人性根基的这个理性自我反省的能力。鉴于此,我们以理性反思的方式来审视整个经济活动的发展历程,其恰恰折射出的是人对自我本性的深刻思考、探索与复归的运行轨迹。一言以蔽之,经济发展的关键仍然是人。
但我们同时应该看到,经济活动本身又蕴涵有许多“非人性”的因素,会自然产生一种趋势――导致人性的扭曲或者说人的异化。功利原则和效率原则是经济活动的两条基本原则。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这两条原则的结合,表现为对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不讲功利和效率,人类社会就不可能进步。可是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各种形式的物本主义(如主义、拜物教、拜金主义等),容易使人变得自私和贪婪,这两者的结合便是人的罪恶之源。正如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及《道德情操论》中所总结的那样,人性中既有“野兽”的一面,又有“天使”的一面。从前者出发,人是利己的;而从后者出发,人是有同情心的。也正是这种利己与利他、私欲与道德构成了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人的利己性实际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人本身的发展还处于“物的依赖性”的社会背景下所表现出来的人的行为特征,一个符合人性的社会就应该承认人利己行为的合理性。“物质文明是经济发展的硕果,人间罪恶也有其经济根源。”[11]在私有财产存在的条件下,只要有经济活动,就会有自发产生的恶的趋势。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经济活动是把双刃剑。
21世纪经济发展的趋势之一,是逐步从物本主义经济转向人本主义经济。当代市场经济的运行正在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新的经济伦理已成为经济发展模式选择的关键,“以人为本”、“以德治商”的普遍推行,传递着经济发展的人性化趋势的信息。这一趋势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道德理性因素日益内化在生产力中,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有力杠杆,良好的道德和法制环境愈来愈成为投资和消费信心的基石,信誉和品牌愈来愈成为市场的占有和开拓的凭证;其二,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促使现代经济观念孕育着重大突破,人道的原则日益成为生产关系调整的首要原则,和谐与互信关系取代物质激励成为主要整合方式,共生互利取代无情竞争成为市场主动力。而无论着眼于哪一方面,长远的、整体的利益高于眼前的、暂时的、局部的利益,这已是历史显现的大趋势,惟利是图、认钱不认人的市场理念,正在成为过去。事实表明,在今天,建立在满意基础上的顾客忠诚度已成为企业赢利的首要保障,而企业能否做到这一点取决于员工对企业的满意和忠诚。正是基于这一事实的确认,当代经济学家们才纷纷指认“市场经济是道德经济”,现代大企业才努力塑造“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
总之,人既有渴望真理和智慧的理性因素,又有趋于尘世幸福的欲望或非理性因素。作为人类与生俱来的非理性,既是与理性相矛盾的生存要素,又是理性的必要补充形式,正是非理性的介入,恰恰激活了理性从而赋予了生存以现实开放性并促成了人类发展的历史性飞跃。因此,人作为一种总体性的现实存在,只能不断追求理性、趋于理性。我们以理性反思来洞悉经济发展的这种人性化趋势,既是以辩证统一的观点来分析问题,又是借这种反省评价的方式使得经济发展的逻辑脉络日渐清晰地展开,以更有利于现实问题的解决。
参考文献:
[1] 俞吾金. 人文关怀:马克思哲学的另一个维度[N].光明日报,2001-02-06.
[2] Mark A.Lutz&Kenneth Lux,Ph.D. The Challenge of Humanistic Economics.
[3]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189-195.
[4] Simonde de Sismondi,J.L.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Philosophy of Government.(1847)Reprint.New York:A.M.Kelly,1965,p.123.
[5]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60.
[6]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
[7]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6.
[8]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2.
[9]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89.
论文摘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著作(《资本论诞生的100多年以来,人类社会发生了许多重要而深刻的变化。在西方国家,与新科技革命相伴随的经济信息化和全球化,使资本主义经济具有了许多新特点,在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社会主义的解体,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全面转型,以及西方经济学的影响日益增大。面临着这些挑战,我们应该如何坚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本文应用经济学方法论的范式分析研究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著作《资本论》,探讨了这一问题。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经典著作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它是一本伟大的经济学著作,是马克思在研究了,英豳资本主义制度建立100多年来积累的大量详实的材料和史实的基础上写出的。它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行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揭示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但是距《资本论》出版,现在资本主义又发展了‘百多年。在这一百多年里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球化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大生产,服务业在国民产值中的大比重的大大提高,无产阶级摆脱了极度贫困化,整个无产阶级生活水平的得到很大提高,同时资本主义家在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进行宏观管理,以及历史上出现的社会主义风潮的平息。这种种马克思未曾也无法预见到的历史变化,致使马克思的《资本论》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的解释力下降,那么我们还能如何坚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对我们分析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及进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指导地位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纲领,它坚持的硬核是什么?它能随社会条件变化而发生调整具有灵活性的保护带是什么?它规定着的经济学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手段的正面启发是什么?它在调节适应当前的经济社会现状的变化中反面启示的作用又是怎样?
很多学者试图通过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这两种范式的根本区别的研究结果来回答《资本论》的硬核是什么的问题。有人说马克思研究的是经济制度(生产关系)而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资源的有效配置。我们知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不仅探讨了经济制度,也探讨了分工理论,价值理论,再生产理论及经济周期,经济增长理论,在再生产理论中也有关于资源(生产资料)的有效配嚣问题的研究。当然西方经济学巾的制度经济学也探讨经济制度的问题。所以这种区分不全面:也有人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探讨的是经济本质,经济制度的长期演化,而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日常现象。也不全然是这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也研究了货币,信用,工资,生产价格,及利润,这类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具体事物和现象,而且从研究方法来看本质的研究也脱离不了对现象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还有人说《资本论》是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学说,而两方经济学是对资本主义经济提出建设性建议的学说。马克思通过《资本论》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病例,对其病例的深刻分析就为其处方的开出做了很大的贡献,资本主义经济问题的实质就是相对过剩的危机即有购买力的需求不足,原因是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从这一层面来说,两方经济学某些流派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提出的政策建议就是以《资本论》对资奉主义经济制度的分析为基础。我认为以上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探讨都没涉及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和精髓。恩格斯曾今说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不是教条而是方法。我们分析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撇开具体的如归纳与演绎,抽象与具体,分析与综合在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中也用到过的方法,就是它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世界观与方法论指导。唯物的观点,辨证的观点,发展放入观点是我们后来者学习继承《资本论》小可动摇的,它们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这一纲领的硬核。而两方经济学却建立在理性人,人的主观感受的偏好效用这些主观分析的基础上。当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资本论》作为一部经济学著作,它在经济学理论层次上的一系列理论中,又是以劳动价值论为根本。劳动价值论是剩余价值论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其它理论的基石,是坚持马兜思政治经济学不可动摇的理论基础。劳动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条件,是人类生活永恒的状态。劳动价值论将社会财富与人类的生活紧密的联系起米了。劳动价值论才是真正以人为本的。而这也是根本区别于西方经济学的基础—萨伊的”三位一体”价值理论的。很多著名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学者都认为只有承认劳动价值论才能坚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所以我认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资本沦》的硬核是:建立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基础上的劳动价值论。这是我们学习继承发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要始终捍卫的。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的其它的理论都是它的保护带。如分工理论,剩余价值理论,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理论,经济危机和周期理论,地租理论等等。它们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会受到一定的冲击,相应的可以做出调整。如对生产性劳动的划分,随着科技的发展生产性劳动范围应该扩大。再如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随着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工会组织的壮大和国家调控的加强及社会文化的提到,它将表现的不那么明显了。再如利润率下降规律理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产业和行业,像信息产业,服务行业,它们会阻止整个社会的有机构成的提高,其至降低整个社会的有机构成,从而利润率下降规律理论也需要调整。所以说当这些理论碰到与当今现实看起来相矛盾或不容易解释时我们不该气馁,不该就放弃,而应该对其调整和发展。这也正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品质,唯物史观的矛盾的观点发展的观点,用当下的话说就叫与时俱进。
关键词:地租 产业集聚 最优规模 城市经济学 新经济地理学
问题的提出
在城市经济学与新地理经济学中有关于最优规模的研究大多数停留在城市最优规模的研究。无论是Ottaviano and Tisse(2002) and Baldwin et al.(2003)利用中心模型,还是Fujita and Thisse(2002)利用城市模型,都很难利用具体的模型得到产业集聚的最优结果,而只能进行技术上的分析,产业集聚最优规模的研究陷入瓶颈。本文旨在将地租、通勤费用等城市成本而非单一的人力资本作为影响因子来分析产业集聚规模,并分析其他学者的理论来解释产业集聚的最优规模。
本文从新经济地理学下产业集聚与城市经济学关系的视角,讨论了城市成本(地租、通勤费用等)对于产业集聚规模的影响,并延伸到实证领域,分析不同产业集聚规模情况存在的差异。重点关注和解释城市成本对于产业集聚规模的影响机制及其重要性。产业集聚到处存在,在世界范围内,美国有硅谷;在中国,北京有中关村,广州有岗顶电脑城,在浙江义乌有小商品,在广东佛山有照明设备,这些都是产业集聚的现象。但是由于地租的存在,高技术等占地面积小的企业易集聚,而占地面积大的企业不易聚集。同样也有人会考虑为什么这些企业在决定区位选择时考虑的是最低成本而不是最大利润呢?(Wang,2012)提出因为在进入聚集之前,企业已经达到相应的利润,而到一定程度后,只能通过降低成本来获得更多利润。
产业集聚是新经济地理学的重要概念。自从1990年以来新经济地理学逐渐形成后,所有的研究离不开产业的空间集聚。Fujita(2005)总结在传统的Krugman的核心边缘模型中,当贸易成本足够低时,产业的聚集力会强于分散力,聚集趋势增强。而在城市经济研究中,当贸易成本降低,由于地租或房租增加,产业分散的趋势增加(Helpman,1998;Tabuchi,1998;Murata and Thisse,2005),这种产业的分散力可能关联着城市的形成(Fujita and Mori,1997;Fujita,Krugman and Mori,1999;Krugman,1993a),或者关联着产业带的形成(Mori,1997),或者仅仅是都市附近的城郊化进程(Fujita and Ogawa,1982;and Ogawa and Fujita,1980)。
可见城市经济中的城市成本(地租、通勤费用)对于产业集聚的空间影响十分重要。根据城市理论中的成本和收益、新经济地理学中产业的集聚力和分散力,企业会进行区位选择,同时也可以确定产业集聚的最优规模。
相关理论的演进
(一)新经济地理学和产业集聚
经济活动在空间集聚的现象被称为产业集聚。关于产业集聚的理论至少有两种,第一种来源于自然禀赋的不同形成的竞争优势,进而发展为专业化分工,代表人物有Marshall(1920)和Krugman(1991),这种理论是从相对较大区域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城市很多时候被简化为一点,并不会考虑城市内部的空间结构,无法为较小地域范围内积聚大量企业提供较为有力的解释,这种理论主要是新经济地理学的主要研究基础。另一种理论是由Porter(1998)将聚集现象解释为一种制度因素,可以为在较小区域内产业集聚的现象提供解释,因为它很好的解释了企业聚集的动力和目的,但是这种理论却不能解释在哪些条件下产业会出现聚集的现象。
综合大部分研究成果,产业集聚现象的出现,是由其集聚力和分散力相互作用而出现的。其中集聚力有Krugman提出的前后向联系、Helsley and Strange (1990)提出的市场潜力、Marshall(1920)提出的知识或纯外部经济;而分散力有不可流动的要素(Krugman)、Henderson(1974)提出的地租或通勤费用、d`Aspremont et al.(1979)提出的拥挤和其他不经济,减少竞争。
(二)城市经济学和城市成本
城市经济学与新经济地理学两者虽是不同的学科领域,研究的却都是同一空间经济现象,历史渊源也十分相近。赵和尹伯成(2007)提出并解释了为什么城市经济学走向没落时,同样是研究地理空间经济现象的新经济地理学可以大行其道,原因是城市经济学研究的范围太广,后被纳入经济外部性来分析,故而停滞不前。地理经济研究的重要基础是Von Thunen(1826)提出的isolated state,一个被农业部门包围的单一城市。在Thunen之后古典区位理论也继而发展。周伟林和严冀(2009)讲到,总体来说,研究城市经济学的路径主要有两个:第一类是城市内部的各种区位分析,或者说侧重微观经济理论的研究, 其核心问题是城市内部的厂商和居民的区位选择问题;第二类则是从宏观层面来探讨城市的经济问题,在此,城市内的空间结构被忽略了,经济学家们关注的焦点变成了城市作为一个整体来说的经济繁荣和萧条的过程。
Fujita(2004)指出城市成本中,地租或者通勤费用,虽然被Helpman(1998)和Tabuchi(1998)加入了新经济地理分析,但是在城市经济学中,地租和通勤费用也可能是城市城郊化的进程。因而更多时候,需要将新经济地理与城市模型放到同一时空下同时分析城市的发展和产业集聚。将两者共同研究,可以得出更多有用的理论。以上的历史研究使产业集聚和城市成本的概念更加清晰,但是并不能为产业集聚的最优规模提供解释,下文提出有关产业集聚最优规模的研究综述。
研究现状
(一)税收与城市/社区最优规模
最开始有关于最优规模的研究,局限于城市或者社区的最优规模,研究对象是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大多研究也都是在Tiebout的模型基础上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公共品和税收对于人力资本的吸引力,继而定义最优的城市规模,而城市成本中的地租作用不明显。
如Baldwin and Krugman(2000)利用Tiebout理论与中心模型相结合,得出税收和产业集聚的影响。Fisch(1977)利用Charles M. Tiebout的假设扩展了城市地租的标准模型来考虑空间均衡的条件。他的分析从公共物品的空间维度、公共物品的本地化程度以及它们对于土地价值的影响几个方面展开的。结论表明,最优的社区(Tiebout的第六个假设)与当地的最优公共产品供给和当地的税收同时达到。同时也表明,地租并不能很好的解释Tiebout的均衡条件,资本化的假设也不能很合适的检验这个假设。
(二)人力资本与产业集聚的最优规模
人力资本与产业集聚的研究是现在的热点。Krugman(1991)提出了劳动力共享市场是产业集聚形成的集聚力之一,同时假设劳动力跨部门流动需要移动成本。Dumais et al.(1997)对这种集聚力做了实证分析,验证了劳动力的重要性。这些模型都假设劳动力是同质的。而在匹配模型中,劳动力被假设为异质,Helsley and Strange(1990)认为工人可以根据自己掌握的技术去不同的公司工作形成技术空间,增加了劳动力市场的厚度(Thickness of Markets),由于搜寻或者匹配的外部经济(Matching Externalities),技术空间会产生聚集的经济。这一观点后又被Hamilton,Thisse and Zenou(2000)所扩展。
Fu and Gabriel(2011)研究了中国的劳动力转移、人力资本聚集和区域发展之间的关系。他将转移的劳动力分为拥有高技术的移民和拥有低技术的移民,并得出低技术的移民并不愿意与高技术的移民聚集在一起。最终表明人力资本的集聚可以解释中国区域发展的不平衡。
尽管人力资本与产业集聚关系的研究颇多,但是产业集聚的最优规模仍是瓶颈。无论是Ottaviano and Tisse(2002)and Baldwin et al.(2003)利用中心模型,还是Fujita and Thisse(2002)利用城市模型,都很难利用这样具体的模型得到产业集聚的最优结果,而只能进行技术上的分析。其中Ottaviano,G.I.P.and J.F.Thisse(2002)在两区域模型中发现,当贸易成本高或者低的时候,市场可以产出最优的结果,然而因为存在中间价值,这样产生的聚集会存在分散的趋势。继而产生无效率,更深一步的分析后,最终发现只有次优的选择才是稳定的。
(三)地租与产业集聚及最优规模
城市成本与产业集聚关系密切,城市成本中的房租是影响企业进行区位选择,进而影响到产业集聚的重要因素,而房租对于不同区域的产业集聚作用不相同。Matthew & Hugh(2011)通过使用美国18年120多个主要的办公室市场的面板数据,估计了实际办公室租金的变化模型。他们认为经济活动聚集中的级差地租是聚集经济的城市经济理论的一种度量方法。而反映聚集活动的变量是生产商对于服务的雇佣数量。最后得出结论,在中心商业地区的经济聚集活动只发生在大都市的办公室市场中,此种现象不会出现在更小的市场,或者是城郊地区。
在进一步的发展中,房租不仅关系到企业的区位选择,影响到产业集聚,级差地租也是产业集聚空间最优规模出现的前提条件。Wang et al.(2010)通过构建知识溢出条件下的Hotelling空间聚集过程的理论模型,解释了经典的两个剑桥现象,一是为什么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易于聚集在大学附近;另一个是聚集的最优规模是什么。并最终得出结论:知识溢出可以违反一般Hotelling模型过程的竞争,使得在区域内的聚集变得有可能;中小企业更易集聚,劳动力密集和人力资本密集的企业消耗较少的土地更容易聚集,传统的重工业不易聚集;在空间上存在最优的聚集水平,聚集区域不能随机发展,级差地租是聚集出现的前提条件。
发展方向
城市成本(地租、通勤费用等)与产业聚集的关系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已经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而对于未来有关产业集聚最优规模的研究同样还有很多重要的方向,比如扩大研究更多的理论模型,在实证方向更加努力,或者是引入政府和公共政策的角度来分析。Fujita(2005)提出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方向应该包括将城市经济学与新经济地理学相结合,考虑公共政策与新经济地理,甚至是城市特征如土地、住房、通勤、交通网络和其他城市基础设施的影响,可以将政府的角色纳入研究中来。如果能够将两者巧妙的结合,也许产业规模的最优规模可以有一个真正的理论基础,也经得起实证的检验。
结论
本文尝试性的从城市成本这一角度,来分析其与产业聚集及其最优规模的关系。希望能够从城市经济学与新经济地理学的交叉中找出产业聚集最优规模的理论基础,或者实证可能。地租是城市系统和城市模型中产业集聚分散力的重要一点。新经济地理学及产业聚集强调的是企业或者其他经济活动的区位选择。进行区位选择自然离不开土地,故选择地租作为城市成本的代表来进行研究,是具有其合理性的。
综述开始介绍了城市经济学中城市成本与新经济地理学下的产业聚集的历史研究成果,以及两者的基本概念。接着从关于产业聚集及其最优规模的研究现状入手,介绍了税收、人力资本、地租等方面现在的研究热点。最后,提出关于本问题研究的更多可能方向,供后人研究。
参考文献:
1.赵,尹伯成.城市经济学的理论演变与新发展[J].社会科学,2007(11)
2.周伟林,严冀.城市经济学:概念、流派及其理论演进[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12)
【关键词】人力资源管理;劳动经济;相关性
人力资源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在社会中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社会生产条件及科学技术等社会综合因素都激发着人力资源管理,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以往的人事管理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人力资源管理在这时用它特有的模式、观念及方式取代了它,对企业建设及人才发展都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一、人力资源管理和劳动经济相关概述
人力资源管理特指在经济学与人本思想的指导下,通过甄选、招聘、培训等管理形式来有效运用组织内外的相关人力资源,满足当前社会及未来发展的需要。学术界将人力资源管理分为六大模块:人力资源规划;招聘与配置;培训与开发;绩效管理;薪酬管理及劳动关系管理。其中绩效管理是提高效率最关键的因素,人力资源必须推动绩效,现代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使命是推动落实企业的战略和经营目标,也是推动型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中枢。未来的人力管理把重点放在招聘机具创新能力的人,不再是传统招聘具有“成熟性”的人,当今社会已经不看重人的经验和专业要求,而是看其是否具备创新的意识和广博的知识。
劳动经济指生产要素投入的经济效益以及有关社会经济问题。劳动是人类最主要的实践互动,也是存在于社会中的普遍现象。人和劳动息息相关,凡是有人的地方就会产生劳动问题。许多学科也从不同角度来研究分析劳动,从社学会中的角度来研究劳动就会形成劳动社会学,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劳动就会形成劳动经济学,从法学的角度来分析就会形成劳动保护学等。尤其经济学对劳动经济理论研究有了重大突破:如企业与劳动者双向选择的理论;劳动力是具有商品性质属性的理论,企业通过与劳动市场进行谈判,来实现劳动使用权;个人是拥有劳动权的主体,有权支配自身的劳动力,因选择就业和转换岗位方面具有自。劳动也是谋生手段,个人和家庭承担劳动力的生产费用;劳动学还包括就业的宏观经济目标与宏观社会目标,就业与生产工资的关系,就业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等。
二、劳动经济视角下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
目前大多数群体对人力管理资源的概念就是为企业增值效益,提升竞争力的手段,导致一些企业想要创造财富就是不断地去劳动市场挖掘人才。和发达国家人力资源管理相比,我国还处于摸索阶段,使得企业虽然发掘了人才,但不能合理运用这些人力资源,甚至出现人力资源浪费的现象,没有起到相应的作用,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竞争优势自然而然也无法带动。
企业的存在就是为了获得经济效益,一些企业为了获得利润,就将生产成本降低。一般在企业中工人的工资是占据生产成本比例最大的,所以,降低成本就要合理地的雇佣工人。劳动经济学理论曾提到劳动力边际收益产品,指一个劳动力在发挥自身效益而收获的边际收入,把投入劳动力时所产生的费用,即工人的工资,称为劳动力的边际费用。企业在短期生产内是不会投入较多的成本,因成本和劳动力的投入量有时是不成正比的,所以,企业想要获得更多的效益就要合理的雇佣工人,如果企业获得的边际收益产品大于边际费用,则证明企业收获了利润,反之,企业会因为投入大量的边际费用确没有收到预期产品,就会出现损失收入的现象。所以,边际费用和边际收益产品两者能同时进入理想状态,就要出现边际收益产品=边际费用情况。或企业在发展项目上设置的是长远发展,那么企业可以控制投入的资本和劳动力,甚至可以调动资金来为项目增添设备,设备的投入可以适量的减少劳动力,产生替代效应,这也是劳动经济学的原理。
在员工的薪酬管理方面劳动经济学也有所涉及,薪酬管理指在组织发展战略指导下,对员工薪酬结构、策略、水平、构成来实施调整的动态管理过程,它是基于人力资源战略设立的,因此,当薪酬体系建立起来后,应对日常薪酬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密切关注,以便及时调整企业薪酬水平、策略、结构及构成,确保实现公平且合法的薪酬目标,保证企业发展战略的实现。所以,从上述观点可值得,一套成熟有效的薪酬管理能调动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培养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提高员工工作效率。在此之前,要对几个效益进行解析:①替代效应;指一种商品的名义价格发生变化后,商品需求量在实际收入不变的条件下发生变化。②收入效应;指在名义收入不变的条件下,消费者的实际收入因一种商品名义价格变化而受到影响,也导致消费者所购买商品总量的变化。因此,企业在制定员工薪酬时应弱化收入效应,强化替代效应,员工才愿意付出劳动力。
三、结语
总之,随着经济市场的快速运行,复杂的市场经济环境是企业在未来运营中在面临的,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对提高竞争优势有着重要的作用。劳动经济和人力资源管理两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企业根据人力、资源并站在市场经济的角度上来进行优化配置,降低人力管理资源风险,以此来获得企业经济稳定持续增长。
参考文献:
[1]尹庆双,曹满云.论和谐劳动关系建立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调整[J].当代经济研究,2009,(4):50-52
[2]袁伦渠,林原.劳动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J].中国流通经济,2011,25(6):55-58
关键词:劳动;劳动(客观)价值论;效用(主观)价值论;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2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6-0013-03
一、经济学关键词的演变
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随着时代变迁而有所变化调整,这一变化可分成3个阶段。第一阶段,古老的经济学研究国家财富如何增长。比如,亚里士多德、阿奎那、圣托马斯等先哲,将集体、国家的财富置于其研究的重心,对个人追逐财富增长的行为采取贬损、谴责的态度,突出表现在他们对利息的合理性的否定上。第二阶段,到了近代,国民财富的增长成为经济学注目的焦点。经济学所研究的财富从国家转移到个人。近现代经济学开山鼻祖亚当·斯密以其令人叹服的洞察力揭示并证明了自利行为的合理性、正当性。第三阶段,19世纪后期,效用价值论(主观价值论)引起经济学的一场革命(又称“边际革命”),将经济学引向一个新方向——人类行为学的基础研究,经济学研究核心问题从财富、价值创造、增长问题,逐渐转向个人偏好(价值取向)或个人行为选择及其制度安排(制度环境)。
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以财富的增长为经济学研究的目的。无论是国家、集体财富,还是个人财富,经济学注目的焦点是财富增长的途径,劳动自然成为研究的重点、核心。从威廉·配第的“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的朴素客观(劳动)价值论,到李嘉图的单一纯粹的劳动是价值唯一源泉的论述,劳动价值论基本完成。约翰·穆勒甚至断言,劳动价值论是价值论的终结形态,没有继续研究的必要,更无另辟蹊径的可能。
第三阶段,“(边际)效用论”(主观价值论)的出现,完全颠覆了客观价值论(劳动价值论)。这种学说当然不是者所谓的经济学的“庸俗化”,而是严肃考察现实、理性探索理论的结果,是对以往理论的必要且可贵的突破、发展。主观(效用)价值论认为,价值完全属于人对物的评价,是个人赋予物的意义,而非物自身的性质。这种定义(观念)将人的意志、偏好、需求(欲望)、选择等因素纳入价值的产生、决定、实现、运动之领域,将“劳动”驱逐出价值体系。主观价值论为现代经济学发展开辟了道路,人的行为及其制度环境遂成为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供求均衡,边际成本(利润),机会成本,博弈论,交易成本,企业与契约性质等制度经济学的进展与繁荣,才有了可能。而反观以“劳动”范畴为基石从而形成与资本主义经济学截然不同的话语体系的经济学或者社会主义经济学,则日益走向贫困、衰竭。
二、“劳动”范畴的逻辑问题
(一)概念的界定问题
一个内涵不清、外延不明的概念,是难以成为科学范畴的。“劳动”概念过于笼统模糊,难以界定,必须作进一步分解、细化、归类、剖析,不然便流于虚泛。
1.“劳动”的一个定义是:劳动是人类体力、脑力的支出,是人生命力的耗费
人的几乎所有活动无不是脑力、体力的支出,无不是生命力的耗费。在工厂车间、农田耕地中的劳作,在写字楼里打字整理文件书写的工作,开会、聚会、研讨,参加培训进修,这些都是脑力体力的支出,是生命力的耗费;做饭、洗衣服、带孩子、做家务也是脑力体力支出;休闲、旅游、散步、度假、郊游、交谈,也可算是脑力体力付出;看书、思考、冥想也都有脑力体力付出和生命力耗费……在即使躺在床上以为啥都没干,也都在耗费生命。可见,如此理解的话,劳动跟“人的活动”、“人的行为”其实没多大差别。但事实上,几乎没有人将劳动与“活动”、“行为”等同起来,而是认为“劳动”乃是人类“活动”、“行为”中比较特殊、重要的部分。于是有了下面的定义。
2.“劳动”的另一个定义是:劳动是人类创造(形成)价值的活动
这里把另一个概念——价值——带进来。那么,我们就需要明白什么是价值。在古典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学采用的客观价值论(劳动价值论)下,价值被定义为一般人类劳动的凝结。于是,这里出现了循环定义,用劳动定义价值,又用价值定义劳动,是同义反复,是用自己定义自己(自我定义)。如果采用西方经济学主观价值论(效用价值论),虽可以避免这种循环定义,但由此引出的“创造价值的活动”的劳动概念的外延将非常宽泛,以至于跟人类的“行为”、“活动”概念重叠,而回到前述第一个定义下的困境。
由于劳动范畴的复杂、模糊,难以界定,也由于先入为主的客观价值论(劳动价值论)的误导,曾经的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一度在“劳动”、“价值”的定义、界定问题上,理论界莫衷一是,实践中缺乏依据,只有唯领导(强权)意志是瞻。错谬的“劳动”、“价值”认定,逼得人们在车间、地头耗时间、磨洋工。资本运作、市场营销、工程设计、产品开发、风险管理、资源配置等等领域的劳动被忽视、弃置,导致整个经济运行质量差、效率低。
(二)方法论上的误区
量化分析,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领域中的重要性不可等同视之。一个对象、概念的可度量(计量)性,是自然科学发展的基本要求。而包括经济学在内的人文科学,重在定性研究,重在对一个事实或现象进行解释,即使涉及到量的问题,也往往采取模糊数量概念(多少、大小、密疏、轻重,或者先后、早迟、首末等)来表述。量化研究,尤其精确、细密的计量研究,并非人类行为科学的基本要求。可量化性并非经济学,尤其理论经济学概念的必不可少的要求。
主观价值学说把价值的来源、本质归结为不同的个人主观上赋予物品(服务)对自己的效用的评价,而不归结为物品本质蕴含的属性。这种学说否定了价值的客观实体性、标准的一致性,及可计量性或者确量性。但这并不影响其对事实的解释力、理性说服力,也不妨碍它成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础概念。
而对于客观价值论的劳动价值论,它把价值的来源、本质归结为物品本身所具有的“客观”属性,而与人的主观评价无关。价值,就像物体具有的重量、颜色、味道一样,并非因人而异的主观判断,而是一视同仁的客观实在——一般人类劳动的凝结。对于这种描述纯粹客体属性的概念,与纯粹主观性的概念相比,更靠近自然科学的思维、研究方法,即概念必须具备可观测性、可度量性及确量性。
于是,对劳动的计量,并找到一个稳定、统一的劳动计量标准,成了劳动价值论的必须解决的问题。马克思的解决方案是弄出一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定义,“即在现有正常的社会生产条件下、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生产某一产品所需要的人类劳动(时间)”。但很显然,这对问题的解决毫无帮助。要得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或得到一个“一般人类劳动”的标准单位。这又必须将人类所有形式的劳动(包括简单劳动、复杂劳动,脑力劳动、体力劳动,物质生产劳动与服务性劳动,甚至物化劳动与活劳动……等等)都实行通分化约,使之成为一个同一标准单位的倍数。事实证明,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因为劳动太复杂、太多样、太多变了。人的智能与技术工具不仅目前而且在未来也无望达到完成这个任务的水平。客观价值论可谓作茧自缚、自掘坟墓。
(三)劳动与价值的关系
“价值”是经济学核心基础概念。有人高抬,或者难以割舍“劳动”概念,是因为他们认定劳动与“价值”概念有直接的、重要的联系,即古典经济学所认定的“劳动价值论”——劳动创造了价值,价值是由劳动构成的。
一个社会理论最主要的功能是能合理解释事实。劳动价值论的困难在于它遭遇到大量难以解释的事实。首先,一些没有劳动凝结或者极少劳动凝结的物品,如自然金块、钻石、矿石、木料等等,具有价值甚至极高的价值。其二,同一样物品,在识货者与不识货者眼中,评价极不相同。一个物品在渴求程度不同者眼里的价值也不同。拍卖场的事实是一个典型。其三,同一物品,在不同的时空下,具有不同价值。冬衣,在寒带地区值钱,但在热带不值钱。沙漠地的淡水,比其他地区的淡水值钱。假如是劳动凝结产生价值,并且劳动量决定价值量,那么上述事实就无法解释。
另外,由于劳动计量的不可行,客观劳动量、价值量无法确定和计量。物品中含有多少劳动量,不同物品之间,甚至不同生产者生产的同类物品之间的劳动量、价值量的比较,也是不可能的。由于劳动量的不可计量,在劳动价值论盛行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的衡量、劳动报酬的认定往往与劳动无关,而与领导意志相关。“劳动好不如与领导关系好”,甚至“关系就是生产力”。“按劳分配”的潜台词实际上是“按领导意志分配”,“不劳动者不得食”的真意是“不听话者不得食”。
19世纪后期应运而生的主观价值论对我们观察到的价值、价格事实所做的解释更为合理。它认为,价值其实不是物品“内在”的属性,而是人们各自赋予某物的对于各人自己的效用的评价。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情况独立作出对世界万物对于自己效用的评价,赋予每一物品(服务)以独特的价值。这种主观价值论,对价格现象竟有更加合理、到位的解释,也为包括供求规律、价格规律、均衡分析、市场机制、自由竞争、契约信用、机会成本、风险评估、博弈等概念、理论的拓展进深提供基础铺垫。主观价值论的产生,彻底突破了禁锢古典经济学发展的桎梏,使现代经济学的发展繁荣有了可能。
三、“劳动”,难为经济学之利器
经济学要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效率、公平及其关系的问题。在处理这一经济学基本问题上,“劳动”概念及其理论不是一个好工具。
(一)效率问题
常识告诉我们,要分配,先得有可分配的物品(财富)。先生产,后分配与消费。画饼不能裹腹,取卵焉可杀鸡。应当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效率问题是关乎稀缺资源下资源最佳配置与运用的问题,是投入产出、成本收益比率问题,也是关乎生产最佳组织问题。这里涉及三个层面的问题:
首先,是动力或目的问题——人为什么要追求效率?动力或目的,乃关乎人的利益,人的利益(这种“利益”不可单纯理解为货币收入)又以自利为根基。故此,对自利、需求、偏好等概念,以及对人的需求(利益)、行为偏好(目的、目标)的研究乃是经济学的重要基础,而劳动概念对此是不得其门的。
其次,效率问题涉及人的行为方式与行为目的之关联性研究,这里涉及经济过程的制度性安排,所谓人的行为的制度环境,如产权分立,货币、交易、契约、企业组织、贸易政策等等。这里属于制度经济学领域,更没“劳动”什么事。
再接下来,是对人的行为方式本身的研究。这便涉及效率的另一重要内容——如何以最佳方式达成人已设定的目标,如分工、比较利益规律、泰罗制、福特生产流水线、规模经济、熊彼特创新、投入产出模型等等。在这里,“劳动”概念也太抽象,对此类有关生产力的具体问题的研究并无切实帮助。
(二)公平问题
公平问题也就是所谓分配问题。分配问题并不是一个独立问题,它与效率问题紧密相关。真正的公平必须是在效率优先的条件下的公平,缺乏效率的“公平”,是伪公平。往往在处理、解决效率问题过程中,分配(公平)问题也随之得到基本的处理、解决(可分配之物)。
在处理动力问题时,自利原则即为分配的基本原则,即人之所以采取行动,付出劳动,乃是为了自己的需求、利益得到最大满足。谁投资、付出,谁得回报,自己劳动成果属于自己,这是公平分配、天经地义的第一法则。假如要求人们不为了自己的好处、利益,而为了他人而采取行动、付出劳动,这是不合理,也是不公正、不公平的。
其次,根据效率问题第二层面的制度性安排,劳动成果是在市场中得到价值实现,其价值实现(分配)乃是受制于市场规律,由市场机制调节的。因此自由竞争、自愿选择、对等谈判、尊重契约等市场原则,成为公平分配的第二法则,这也是合理分配的制度安排。
再次,跟效率问题的第三层面相关,人的智慧与汗水的付出必定影响到其收益(分配),所谓天道酬勤,天道酬智。无论作为投资者、生产经营者,还是受雇者、自雇者,都是依靠自己的智慧与辛劳获取报酬。巧干加勤奋者,必得公平回报。这算分配(公平)问题的第三层面。这里,“劳动”挨点边,但也是太笼统、空泛,难及实质。
由此看来,效率、公平问题的关键依然是制度问题,跟产权制度(确保自利原则的落实)、市场环境(确保价值实现的公平机制)及生产组织安排(确保人行为的微观层面之果效)相关,“劳动”概念及其理论基本派不上用场。
综上所述,“劳动”概念之所以在西方经济学发展中走向式微,乃是由于它自身概念在逻辑上的缺陷以及其处理经济问题上缺乏功效所致。笔者拾人牙慧,套用维克多·雨果在《悲惨世界》中的 “无神论,人类不称职的向导” 这句著名警语格式,将此文的结论也用这样的句式表述:“劳动,经济学不称职的向导”。
参考文献:
[1] 大卫·鲍兹.古典自由主义——入门读本[M].北京:同心出版社,2009.
[2]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 亚当·斯密.国富论[M].高格,译.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1.
论文摘要:有些学者已经运用数理方法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进行研究,数理方法研究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可使研究表述简洁清晰,使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更加条理化、逻辑化和明了化。本文主要对已有的几种研究方法进行述评,从中找出它时研究经济学的现实价值,进而丰富和发展经济学。
近些年来,国内学者开始用数理方法度研究马克劳动价值论,经济学中,数理分析方法就是通过建立数学模型说明经济运行中变量之间的关系,运用数学符号和数字算式的推导研究和表示经济过程和现象的研究方法,是现代经济学通行的方法。数理方法的引人使经济学研究方法更加清晰、准确,逻辑性更加严密。数理方法已成为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主要组成部分,那么用数理方法研究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可使研究表述简洁清晰,使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更加条理化、逻辑化和明了化。马克思也认为:“一种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完善的地步。”
一、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简要回顾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多年理论研究的结晶,该理论是在批判继承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提出了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揭示了商品经济的本质。这里的劳动是指,物质生产和创造价值的无差别的抽象劳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主要内容包括:
商品的二重性。马克思在《资本论》开始写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马克思关于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论述继承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思想,对价值和交换价值进行了区分。价值是交换价值的基础,没有价值就不会有交换价值;交换价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
劳动二重性。劳动二重性是劳动价值论中的重要内容,马克思关于劳动二重性的总结,“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作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的价值。一切劳动,从另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作为具体的有用的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
价值规律。商品经济的客观规律就是商品交换以价值为基础,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必须按等价原则进行交换。商品的价值是通过价格表现的,价值是价格的内容和基础,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是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包含的内容不是相互独立的,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是由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创造出来的,其中商品的价值由价值量表示,而价值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所以它们之间构成了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
二、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新表述及方法创新述评
劳动价值论的新表述和方法创新,并不是要否定经济学曾采用过的表述和方法。劳动价值论是科学理论,是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发展的,为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证的要求,经济学必须使自己的理论精确化,数学方法的运用会使经济学的研究变得更加精确。
在一些学者所做的有关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某些研究中,已有运用数学模型的较好范例。如吴易风、冯金华、白暴力、何明等人都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用数理方法进行分析,对该理论进行了新表述。
(一)吴易风运用数理方法对劳动价值论中的商品二重性、价值规律等理论进行了定量分析
使用价值生产过程中的定量模型。由于具体劳动反映商品的自然属性,所以使用价值的度量只能从量数量上反映,函数式表示为Q=f( L, K)。其中,Q表示使用价值量,L为劳动力数量,创造了使用价值,K是生产商品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的数量,生产资料包括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
价值形成的数学模型。因为决定商品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1;是个别劳动时间的数学期望,所以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量V是个别价值V的数学期望,价值形成的数学模型表示为V二V(1)二}V;}(1;})P},P}表示概率分布函数,其服从的分布形式由具体生产情况决定。
商品二重性的综合模型。商品二重性模型反映了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的过程,抽象劳动创造新价值和转移旧价值的过程,前面二者结合构成了商品二重性的综合模型;V=V(L)=V(Le+L})=V(1,+1t)Q(L,+K),其中,L。表示投人的活劳动量,Lt表示物化劳动量,一方面,L。使劳动资料对劳动对象进行加工,生产出使用价值的数量为Q的商品,抽象劳动创造产品的价值,由于旧使用价值形态被具体劳动生产性地消费后生产出新使用价值,旧使用价值包含的价值V( Lt)被保存下来,被活劳动L。转移到新的使用价值中,所以,商品价值中既包含活劳动创造的价值,又包括活劳动转移的生产资料的价值。
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吴易风用数学方法对价值规律进行了重新的阐述。商品的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必须按等价原则进行交换,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是价格,价格自发地围绕价值上下波动,当某种商品价格高于价值时,会导致该种商品的生产扩大,引起市场供给增加和价格下跌,当价格低于价值时,会导致该种商品生产缩小,市场供给减少,价格上升。
劳动价值论分析的意义:使用价值形成过程模型从物质生产角度考察了生产力和使用价值量的关系,价值形成模型说明了商品的本质和价值量的确定;商品二重性模型概况了劳动二重性和商品二重性的关系;价值规律模型阐明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和盲目性。
(二)冯金华根据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提出了价值函数的基本假定z二L+Q和基本公式Z二ziQ = LiQ十c。其中,L代表必要劳动,K为生产资料,z代表价值总量,z代表每一个商品中包含价值量,它是由平均的新价值量和平均的转移价值量组成。马克思说:“如果仅仅就价值创造和价值变化本身进行考察,也就是说,进行纯粹的考察,那末生产资料,这些不变资本的物质形态,就只是提供一种物质,使流动的、形成价值的力得以固定在上面。”〔略〕可见,根据研究的需要,公式简化为:z=L/Q。
冯金华在此基础上引入短期生产函数Q=Q(L),得到短期价值函数:=L/Q(L),根据数理推导得出短期价值函数是一条从某个大于0的值开始、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曲线。当引人长期生产函数Q=Q(L,K)时,得到长期价值函数z=L/Q(L,K)。并详细谈论了劳动变化、资本变化、劳动和资本同时变化和同比例变化以及生产函数变化对价值量的影响。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数学原理的意义:根据价值函数的基本假定推导出了短期和长期的价值函数。
(三)白幕力以生产函数存在“资本量度和生产函数存在性问题”和效用函数存在“效用量度问题”为出发,在发展了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市场价值和市场价格模型
白暴力首先分析供纸曲线,设劳动耗费函数,分析假定劳动耗费与产量之间是非线性的,边际劳动耗费和平均劳动耗费不是常量,而是变量,所以称为“非线性劳动价值学说”或“变量劳动价值学说”,在此基础上推到出了市场供给曲线。厂商生产产品的平均劳动耗费为生产该种产品的厂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厂商生产成本就是劳动耗费的货币形式表现,成本函数就是劳动耗费函数的货币表现形式。由此得出,在假定厂商利润最大化和均衡分析的基础上,完全竞争厂商短期供给曲线就是边际成本曲线向上倾斜的部分,也就是边际劳动耗费曲线向上倾斜的部分;当存在外部效应时,劳动耗费曲线会向上或向下移动,完全竞争厂商长期供给曲线有三种可能的情况。综合前面的分析,完全竞争市场短期供给曲线由短期厂商供给曲线水平相加而得,完全竞争市场长期供给曲线,当无外部效应是是水平线,当存在外部效应时一种是向上倾斜的,另一种是向下倾斜的。
其次分析需求曲线,提出用生产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量度边际效用来解决效用无法量度的问题,而且两者成正比例关系。在社会是理性和边际效用递减的假定下,使等量劳动生产的效用相等实现社会最大效用配置,达到效用均衡。当生产某种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多,产品出售价值较高,对应的边际效用也较高,这时消费的数量就会较少,反之.消扮的数量就会较多。因此,产品的出售价值与消费产品数量成反比关系,所以市场需求曲线是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
最后分析市场均衡,由前面得出的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相交的交点就是产品的市场价值或价格。短期市场均衡价格是边际劳动耗费的货币表现形式,长期市场均衡价格是部门平均劳动耗费的货币表现形式即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案的表现形式。短期市场均衡价格围绕着长期市场均衡价格波动,也即围绕着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格波动。
非线性劳动价值学说的意义:推进了市场价格理论的构建。
三、总结
同时,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还追求经济的“哲学实现”,主要运用唯物史观的分析方法,由对政治异化的批判上升到对劳动异化的批判,通过对国家与市民适合关系的解剖,把长期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遮蔽的社会存在论本质加以澄明,进而对私有制展开了全面批判,用历史的普遍性去提升历史特殊性的存在意义和价值,旨在校正人类世俗化的历史发展方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为这一领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从根本上改变了20世纪世界历史的进程。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一种历史理论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是追溯观念发生的谱系关系的批判,在历史的隧道中,马克思发现了前现代和现代性的根本区别,为后人提供了历史哲学最具解释力的原理与方法论。其注重从范畴史批判过渡到对历史偏斜运动背后的自由本质的澄明,深刻追问了历史偏斜运动的社会存在论,揭示和批判了资本运动引发的物化和异化本质。
它不是用一种经济学去批判另一种经济学,批判所指向的历史理论具有唯物史观哲学的深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在历史规律空间中,察审特定时代经济结构产生及运行的过程,用现代最好的历史理论来说明社会经济的现象。在这样宏大的历史规律面前,任何经济学范畴的追问,都会汇集到更高的历史整体性,都会显现其流变性和过程性,消解概念自身的凝固性、永恒性。因此,当经济价值的公式符合世界历史进化的公式时,马克思从哲学的批判进入到经济学批判,又回溯到了历史大尺度审视中,经济价值的理论逻辑做出了对实践的科学解释与指导,经济现象成为局部问题,“资本永恒”等资本主义教条符咒都将被证伪。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通过历史与逻辑的上升运动,在“过去-现在-未来”的历史时空坐标指向下,对特定的经济事件、结构和环境进行必要的哲学思辨,揭示了事件内在的矛盾本质。如马克思通过对“劳动”的分析,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框架而指出:“在历史的发展中,劳动范畴是一个比较具体的、单纯的范畴,但它具有深度和广度,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形式。”由此可见,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就算是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它们只有基于这些条件并在这些条件内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同样也是历史条件的产物。从一般意义上的劳动过渡到了对一种历史哲学思辨,从劳动作为一种人类活动的普遍素质过渡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对象化劳动反映了一种不平等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社会组织形式,是导致现代性“二律背反”发生的深刻根源。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一种崭新的哲学辩证法
首先,它深刻地展现了唯物辩证法“生成”范畴的哲理。“生成”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所理解的“过程”,“生成”是历史辩证法的重要范畴。通常马克思在三种情况下使用辩证的“生成”范畴:一是充满着历史内在否定性的精神自觉反思的逻辑运动;二是具有历史进化意义的实践生长点的绵延与集聚;三是具有人类感性的、实践的因素等驱动的人与自然进化关系的哲学力量。运用辩证的“生成”范畴,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考察和揭示了资本主义总体性特征,生成贯通着资本的生命周期,意味着过程与目的性的连结,是辩证逻辑上升运动,资本主义由于资本的内在否定性所构成的矛盾运动,资本的生产过程与资本占有剩余价值的目的环环相扣,它的发展贯穿着繁荣、危机直至衰亡的铁律。同时,在《资本论》中认为经济思想史认识的过程极为复杂和曲折,是从关于现象的外部方面知识到关于内在本质知识的运动,详细察审了剩余价值起源和历史认识图式,并加以批判。
其次,它注重“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马克思指出,“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在思维行程中,抽象的规定导致具体的再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这充分表明:我们要把思维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用思维来掌握具体,不应当从感性出发揭示资本世界的深层本质,应当从“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开始,政治经济学才会由此及彼,去伪存真。同时,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混沌表象的穿透,马克思批判了国民经济学家经济范畴的错误教条,揭示了历史生产组织背后的社会关系本质,以形成科学地解释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结构、经济危机等范畴体系,回答了货币生存世界的资本座驾问题,回答了现代性历史遭遇的深层社会存在论问题,阐明了人类历史是从何处来,应往何处去的真理。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与建设实践活动的先进学说
马克思肩负着无产阶级伟大使命,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具有鲜明的科学性与阶级性相统一的特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德国社会特殊的历史发展,排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在德国取得任何独创的成就的可能性,但是没有排除对它进行批判的可能性。就这种批判代表一个阶级而论,它能代表的只是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他指出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对历史规律如何行动的价值判断,是追求“政治与哲学”的实现,是对人类历史发展客观规律揭示的事实判断。马克思通过批判,进行了再颠倒,破解了价值规律在资本的社会化层面上带来的神力,指出“不是资本家养活工人,而是工人养活资本家”,把非科学的、被颠倒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价值理论的核心命题给推翻。政治经济学批判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也具有高度科学性和真理性,实现了阶级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具有独树一帜的价值贡献,它的在场性承载着对政治经济学现代性诊断与批判的“揭秘性实践”,追求着经济的“政治与哲学的实现”。《资本论》从头到尾贯通着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揭示,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货币-资本-财富”体系的批判,对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解剖。事实上,《资本论》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揭示了资本主义“利润”的本质,用的是一种最具原创性的思考方式,集中体现了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存在之链”,始终保持着具有普遍性特质的自在自为的真理。
例如,关于货币财富与权力关系的批判。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历史哲学的维度,系统地分析了货币流通率以及流通中货币的供给和需求规律,关注资本制度的实质性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异化现象。并从三个方面揭示了货币财富与权力互渗的机制:第一,货币权力,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制约下来自货币作为流通的代表,其在固守中淡化了自身,同时又以符号的形式复活了自己;第二,作为一般财富的个体化,货币是以特有的价值通约形式兑换着现实的社会关系,具有购买一切东西,占有一切对象的特性;第三,货币是一种普遍权利,展示了使财富扩大到具有普遍性的秉性,被表现为“雇佣劳动和资本的真正普遍的实质”。在货币生存世界中,被货币化了的权力再次证明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具有的当代意义和价值,因为它拥有通约一切存在的意志和冲动。
(作者单位:西安科技大学)
【参考文献】
①白刚:《〈资本论〉仍然是21世纪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学术界》,2016年第8期。
②周嘉昕:《马克思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江苏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
责编/温祖俊美编/李祥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