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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作为中国新闻传播研究框架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由于资料、语言等诸多方面的原因,对这一方面的研究一直未能广泛地开展起来。进入新世纪的以来,随着研究资料的增多、研究视角的扩展以及理论框架的建构,曾经被认为值得期待的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迅速展开,陆续出现一系列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专著。这些研究专著呈现出以下的特点:一个方面,作为比较薄弱的研究领域,研究者往往注重从历史学的角度进行梳理,初步完成理论架构。 白润生先生正是从史学的角度进行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研究。他所著的《中国新闻通史纲要》,按照新闻事业发展的脉络,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第一次按照历史的沿革,系统地探讨了社会主义制度先小数民族地区报刊的创办和发展过程,对少数民族传播内容进行论述。在《中国新闻事业史》中,白润生负责撰写《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的兴起、发展与繁荣》。在他撰写的这一部分中,他认为上个世纪初到30年代是中国少数民族的兴起阶段,从30~40年代到改革开放是发展阶段,从改革开放至今是繁荣阶段。2008年,民族出版社出版了白润生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在这部书中,白润生对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进行了进一步的论述,这本书,除绪论外分四编:蹒跚学步(远古~20世纪20年代)、峥嵘岁月(20世纪20年代~40年代末)、火红年代(20世纪40年代末~70年代中叶)、满园春色(20世纪70年代中叶~20世纪末),共计12章65节。周德仓著的《中国藏文报刊发展史》在历史学的基础上采用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对藏文报刊发展、传播规律进行梳理和总结,构建藏文报刊的发展脉络,在周德仓的另一部专著《新闻传播史》对从原始文明时代至公元2000年这一时期发生的新闻传播进行史学架构。这本书还对对外新闻传播、的电影传播,新闻进行横向论述。
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教学活动在学院里迅速展开 。随着新闻传播专业的发展,许多高校开设了带有“中国新闻事业史”字样的课程,介绍中国新闻发展的知识、方法。在中国新闻史的框架下进行研究,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进行理论化、学院化。《中国新闻通史纲要》成为高等院校新闻史教材,《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的兴起、发展与繁荣》是《中国新闻事业史》中的一个章节,《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成为精品教材立项项目。
因此,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才刚刚开始,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特别是当真正面对具体的现实问题,它往往显出力所不逮的疲态 。这种疲态表现在当下的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很难具体地指导少数民族区域性的新闻实践。试以康巴藏区为例。
新闻学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理论、历史、应用。新闻理论主要总结和阐明人类新闻活动的基本规律,它是从新闻实践中来最终又指导新闻实践;新闻历史主要论述有史以来人类新闻活动的历史,主要是新闻事业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而在应用方面一方面具体到新闻实践又涉及到媒介的经营和管理。当涉及到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时,对研究内容的判定如果按照以往的路径进行研究似乎行不通。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中提出的“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对于我们理解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有所裨益。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中说过的一段话:“似乎在精英和经典的思想与普通的社会和生活之间,还有一个‘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而这个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延续,也构成一个思想的历史过程,因此它也应当在思想史的视野中”, 在葛兆光看来“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并不完全是小传统,也不是民众思想或者民间思想,而是指“最普遍的、也能被有一定知识的人所接受、掌握和使用的对宇宙间现象与事物的解释,这不是天才智慧的萌发,也不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当然也不是最底层的无知识人的所谓“集体意识”,而是一种“日用而不知”的普遍知识和思想,作为一种普遍认可的知识与思想,这些知识与思想通过最基本的教育构成人们的文化底色,它一方面背靠人们不言而喻的终极的依据和假设,建立起一整套有效的理解,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起着解释与操作的作用,作为人们生活的规则和理由。” 这样看来,在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过程中,会不会对精英和经典的部分进行了过多的关注,而对“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的关注比较少?
新闻学的中心议题是:客观社会的诸条件对人类新闻活动的决定、支配作用以及新闻活动对社会的反作用。 客观社会不是一个冷冰冰的存在,也不像自然规律那样静止地等待人们去归纳和总结。社会是由人与人组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主体关系总是充满了变数。因此可以说,社会与自然界的区别在于社会是由人自己创造的,并且人们每天都在创造和改变社会,而自然界却不然。在这种关系中,人与人之间进行主体性的互动,就必然有一种普遍理解的知识作为基础,这种普遍理解知识往往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知识,人们在使用这种知识时通常认为对方也拥有这种知识,就知识的类别而言,知识通常分为感知知识和理解的知识,感知的知识通常是指具体的、日常的知识,而理解的知识通常是抽象的知识。在新闻传播的研究中通常是以具体的、日常的知识作为研究对象。正因为是这样,对新闻传播的研究就不能像研究自然科学那样,也不能脱离人们进行主体性互动时所使用的普遍理解的知识。因为如果用专业性的、抽象的术语来代替那些具体的、日常的知识,就会使人与人之间的主体性互动的生活世界不复存在,剩下的知识一些概念和理论。因此新闻传播研究在理论和应用上应当注重对主体间互动所使用的具体的、日常的知识的研究,首先试图解释这些具体的、日常的知识,这就要求研究者不仅仅简单地靠新闻出版的成品来研究,更要深入到新闻传播活动发生的日常生活中,观察和理解主体间的互动,以此更具不同主体间互动来进行解释的协调;其次当得到这些解释后,把这些解释放置在整个社会的背景下进行重新的建构。
对于康巴藏区新闻传播的研究而言,值得注意的首先是康巴藏区独特的地理位置,“康”是一个地理概念,是指青藏高原东部的藏族聚集区,为我国三大藏区(卫康、安多、康)之一。“康巴”是一个族群概念,是对生活在藏区的操藏语康方言的藏族的称呼。由于“康巴”生活在藏区,人们常常把“康巴”这一概念指代“康区”,因而,“康巴”既是一个族群概念,也是一个地域概念;当对这样一个多民族的聚集区进行新闻传播研究,就不得不考虑这些“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是什么?就不得不考虑这些具体的、日常的知识是什么,它们在主体间是怎样互动的以及怎样进行重新的建构?其次,康巴藏区所处的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在文化上处于汉、藏等多种文化交汇的中间地带。“我们以康定为中心向北向南大体划出一条走廊。把这条走廊中一向存在的语文和历史上的疑难问题,一旦串联起来,有点像下围棋,一子相联,全盘皆活。这条走廊正处于彝藏之间,沉积着许多现在还活着的历史遗留,应当是历史与语言科学的一个宝贵园地。” 因此在对康巴藏区新闻传播的研究中需要进行历史学、社会学、文化研究等多学科的角度;最后,康巴藏区新闻传播研究还承担着打击分裂势力以及西方敌对势力的任务。正如康巴藏区的新闻传播机构所承担的政治任务一样,在康巴藏区的新闻传播研究中就不能忽视这一点。
本文为《康巴藏区报业发展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3SB0193
参考文献
[1]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2] 周德仓.中国藏文报刊发展史[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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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关于我国民族识别问题[J].中国社会科学,1980(1).
[5] 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驻马店广播电视台河南463000)
【摘要】社会进步催生产业发展,新闻媒体作为现代社会中新闻信息的传播者,其对于信息的传播在无形之中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思维逻辑,甚至对人们的行为习惯也有较大的影响,对社会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在该形势下,需要新闻信息具有良好的质量,新闻传播者的各项意识则直接影响到新闻信息的质量,应建立良好的现代意识才能使得新闻媒体能够发挥出其正面的效应。本文简单地分析了新闻传播者的现代意识,包括责任意识、信息意识、求实意识等,为当代新闻工作者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鉴。
关键词 新闻媒体;新闻传播者;信息意识;责任意识;求实意识;研究
前言
媒体是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与时俱进的产物,其发展壮大不仅仅与现代先进的信息技术及设备有着紧密的联系,也与人们思维观念的变化有着直接在不断关系,也会对人们的思维观念带来较大影响。而社会形势在不断变化,媒体作为新闻信息传播者,其需要有更高的素养,具备各项新时代意识及新闻职业技能,才能将新闻媒体的主要作用充分发挥出来,从而逐渐培养广大受众的现代公民意识。其不仅是新闻信息在传播的过程中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现代社会的发展对新闻工作的主要要求,对该类课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与探讨也是十分有必要的。
1.信息意识
1.1信息意识的基本概念
信息意识是指新闻传播者面对社会的各项文化活动、经济活动,能发现其中各类有新闻价值的信息,并对其进行辨别的能力。由于媒体工作的性质较为特殊,其主要工作是以传播信息为核心,开展各项相关的活动,而新闻信息的传播者需要具备强烈的信息意识,能够在大量的信息中准确地定位信息、认识信息、迅速接受信息,并合理进行利用,即对信息的进行收集、整理、制作及传播,并做好信息的处理工作,保障信息质量,并及时收集反馈信息,并妥善处理①。
1.2运用信息的方法
1.2.1构建信息网络
构建信息网络是为了挖掘信息源。社会生活中无时无刻不在产生着新闻信息,不仅信息量大,且具有极强的动态性,因此新闻传播者需要贴近生活,并充分利用各项信息技术、网络、设备等,了解社会各界的状态,收集最新的信息,使得信息的来源更广阔,并对各类信息进行深入挖掘,使之更有深度。
1.2.2信息的分析与开发
新闻传播者需要根据信息的性质而优选、过滤,包括信息的价值、素材类型、舆论方向等,全面掌握信息的内容,并对其进行相应的处理、加工,对信息进行创作,不断开发,形成新型信息。而这就要求新闻传播者具有较强的前瞻能力,有效地预测即将出现的新闻事物,并巧妙的掌握新闻传播成功的主要因素,掌握新闻消费市场的需求方向②。
1.2.3有效鉴别信息
传播正确、新鲜的信息是新闻传播者最为基本的要求,需要从多角度对信息进行深入的分析与研究,评估仔细、辨别真伪,传播正确的、真实的信息才能有效地引导社会和受众。现代媒体的竞争较为激烈,新闻竞争力主要表现在谁的新闻信息能在第一时间内被受众所接受,谁就赢得了市场的主动权,且被受众最先接受的往往是质量良好、时效性强的新闻信息。新闻的报道方式可以不拘泥于传统的播报,可以综合利用各种媒体消息、通讯、图片、评论等进行报道,电台、电视台、网络可以联合运作等,将自己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快速进行立体式宣传报道,强化报道深度、影响力及冲击力。
2.责任意识
2.1当前大众的价值观状态
新闻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是其主要的社会职能之一,代表着广大受众的利益,是一项重要的作用,也是现代新闻传播活动的基本条件。新闻传播者需要具有强烈的责任意识,才能保障舆论导向的正确性。我国社会的发展处于特殊阶段,各种要素相互影响、渗透、作用,新型的体制处于建设之中,各种价值观不断地融合交织。新型价值观对传统价值观产生了一定冲击,但其也尚未达到完善的程度,社会并没有完全接纳,因此人们的价值观没有主导性,价值观尚未稳定,人们在比较、选择价值观时存在一定难度,容易出现盲目、极端、迷惘的情况。新闻媒体作为一种文化制造与传播的主体,需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对大众进行正确的引导,从而构建健康、完整的价值观,其直接关系到和谐社会的建设,意义重大。
2.2新闻传播者责任意识的意义
新闻媒体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才能具有良好的品质及较高的文化品位。新闻媒体对大众的文化引导,应从更有高度、更有品质、更有品位等方面着手,使得整个社会的文化品质得到较大提升。如果新闻媒体将重点集中于娱乐化、煽情化的信息,则会将浮躁、没有内涵的文化灌输给大众,因此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十分重大。新闻媒体传播者的价值观与新闻信息的质量及水平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也直接决定了性质及风格。新闻传播者需要全面认识自身肩负的社会责任,接受公众的监督,并做好自身的管理工作,提升品质,为大众做出好的榜样,发挥出良好的社会职能。
3.求实意识
3.1求实的意义
信息成为新闻需要具备两个特点,首先就是真实,然后将其报道出来,新闻信息的传播范围极为广阔,会对大众的视听及思维观念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记者在采访的过程中,先是对事物形成直观、感性的认识,要求信息具有较高的真实性,然后再对事物进行理性的认识,要求其本质的真实性。其次就是新闻报道需要具有极高的真实性,其也是新闻的基本要求。但是现实的情况是,部分媒体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包括利益的驱使而出现新闻失真的情况,甚至报道假新闻,其也是现代新闻传播中一个严重的问题,不仅混淆了大众的视听,使之无法分辨事物的真伪,也严重影响到了媒体的信誉及新闻工作者的形象。新闻信息要具有良好的真实性,它要求新闻工作者要树立强烈的求实意识。
3.2保障新闻真实性的基本要求
求实求真,杜绝假新闻的出现与传播是新闻工作者的基本职业道德。西方的新闻传媒存在着配置新闻现场的现象,一些无法让人实在感受到的无形事实,记者利用技术方式将其开发出来,成为事实载体,使之清晰地展现出来。加上导演新闻、制造新闻的界限很难把握,所以很多国内的新闻学界对其往往持否定态度。事实属于客观存在,新闻传播者无法培植,记者只能展示事实,而不能创造新闻,不然则会造成恶劣的影响,因此记者需要不断的提高认识,在客观公正的原则下,深入实际地报道。忠实新闻信息的真实性,不仅能提升新闻媒体的形象,也能够净化社会风气,带来良好的社会效益,同时也更好地彰显自身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中坚力量。
(一)在法制文明中的作用
社会公共利益是代表特定地区、特定时期的绝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公共利益观在新闻传播应用中,对我国的法制文明起着重要作用。以经济法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和联系为例,社会公共利益的核心理念是经济法,并通过它来保护。公共利益在法律概念上,其重心在于“公共”,强调的是整体的意义,而非个人。
(二)在网络文明中的作用
现代网络新闻传播,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流,是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重要环节。也是现代社会公共领域的可以表达自己意见的一个平台。大众要充分利用好网络媒体,加强与政府间的双向互动,尊重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建立一个更加有效的政府网络机制。
二、基于公共利益观的新闻传播的利弊
(一)基于公共利益观的新闻传播优势
公益广告所包含的“正能量”给人积极向上的动力和希望,能鼓舞人不断地去追求幸福生活。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公益广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下面介绍公益广告一般具备以下功能,即:教化和价值导向功能,它会让人们在不注意的情况下就接受了公益广告所要体现的内容,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正因为如此,它更容易渗透到人们的内心深处;视听调节功能,制约商业广告的发展,不让人们过于注重金钱效益。公益广告能够代表全人类,以及一个集体的利益,它通过有寓意的表现方式,让人深思给人启迪,有教育和启发的作用。据有关调查显示:最受人们喜爱的广告是公益广告,其次是食品广告、汽车广告。据相关数据统计,有83%的人是喜欢广告的,97%的人认为公益广告对我们社会的发展有好处。从这些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公益广告对我们社会的发展起着推动作用。
(二)基于公共利益观的新闻传播的弊端
个人利益一旦膨胀扩大,将本来于国于民的好事,变成了坏事。一些人通过权势、金钱、假公济私,使得公益性的新闻传播变了“味道”。虽然“公共利益”本来意味着所有人的权利,但如果运用不当,用人不善,很可能会阻碍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甚至由于竞争的压力,媒体集团之间的分歧和幕后操控,将会严重损害人民的利益。
三、加强基于公共利益观的新闻传播的意义
(一)加强舆论监督
在传统的新闻传播理念中,民众处于一种被动的局面,很大程度没能发挥民众的主观能动性。针对基于公共利益观的新闻传播的弊端,我们应该加强舆论监督,充分调动人民大众的能动性,使得公益性的新闻传播推动我们社会的发展。
(二)加强网络监管,完善网络传播的法律体系
建立健全网络新闻传播的法律体系,首先要重建网络用户间的诚信,然后可以在校园、网吧后台等地方,实行实名制,来有效圈定了责任人的范围。并且在技术层面上,也要加强管理,培训出一批“特别”的网络技术人员,实时监控网络变化,消除恶意攻击,维持网络环境的和谐。
四、小结
[关键词]仿拟;新闻传播;受众;传播策略
[中图分类号]H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3-0225-04
徐国珍(1955-),女,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汉语修辞学、对外汉语教学。(浙江杭州 310008)
本文系杭州师范大学国学院专项课题、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常规性课题(项目编号:BllYY03)、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研究课题(项目编号:2011267)的阶段性成果。
新闻是人们认识世界的独特窗口,是当代社会生活中十分重要的内容。然而,在信息爆炸的当今时代,人们每天甚至每时每刻都被各种各样的信息包围。因此,“新闻报道只有先引起受众的注意,并维持他们阅读的兴趣,才談得上让受众接受,而新闻报道在题材上的新颖,表达手法上的不落俗套,正是引起受众注意的重要条件”。正是为了留住那些在各种媒体上匆匆浏览的目光,新闻工作者们在精心组织内容的同时,对言语表达也格外重视,雕词琢句,匠心独运。而以新颖独特、幽默风趣为主要效果的仿拟也就成了他们手中一大法宝。
“仿拟”是一种“仿”照某现成的语言形式“拟”创出一个临时性新说法的修辞方法。它在满足广大受众的心理需求、实现新闻报道的相关目标方面具有十分明显的效果。然而,纵览当今国内新闻传播中仿拟的使用情况,我们发现其中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因此,如何提高新闻传播中仿拟应用的艺术,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我们认为,在新闻传播中运用仿拟辞格应力求实施“求同”“求异”“求简”“求趣”四大策略。
一、求同法策略
所谓求同法策略,“即努力使仿体接近、类似本体,努力保持本体的基本面貌,以充分显示本体和仿体之间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使仿体能较快地被受众辨认出来,并使人们能较容易地从本体身上推出仿体的含义”。如:
例1.消费者:从文盲、法盲到营养盲(《青年时讯》,2006-03-03)
例中的“营养盲”虽是一副“新面孔”,但由于它和本体“文盲”一词具有明显的趋同性,读者只要借助对“文盲”一词的认知,就能很快类推出“营养盲”的含义。
实施求同策略,一是可以提高受众对仿体这个新言语形式的认知度,二是可以加强新闻语言的亲和力,拉近新闻和受众的心理距离,让受众产生一种熟悉感、亲切感,甚至有一见如故之感,从而产生解读的兴趣和信心。
实施求同策略,主要可从以下两方面着手:
(一)本体的求同——习见性
任何仿体都是依附于本体才得以“存身”的,它们的语义、语用乃至情感意义,都必须借助于本体的引导、提示才能得以实现。因此,本体越为人们所熟知、所习见,其仿体就越容易为人们所认知、所接受。如:
例2.《好马也吃回头草》(《中国教育报》,1994-07-18)
该例的本体“好马不吃回头草”是一则流传已久、为人们所习见的俗语,因此,一看到仿句,人们自然就会联系起本体,进而对其间巨大的语义反差产生强烈兴趣。
当然,习见性并不一定就是指具有历史渊源的词句。且看下例:
例3.一捆废纸引发的血案(《钱江晚报》,2006-03-01)
人们也许还记得,2005年末,胡戈将陈凯歌导演的电影《无极》剪辑制作了一个视频幽默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一时间,“馒头血案”在网络上传得沸沸扬扬,片名“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的知名度也借助网络一路飙升,几乎达到了无人(网民)不知的程度。于是,“一个XX引发的血案”也成了人们群起而仿之的本体,例3显然正是其中之一。正是由于作者选择了具有高度习见性的言语形式为本体,该新闻一刊出,就因标题沾了“馒头”的光而吸引了不少受众的眼球。
因此,新闻传播者在运用仿拟辞格时,可尽量选择一些“知名度”、流通度较高的言语形式来充当本体,如成语、熟语、经典名人名言、畅销书书名、流行歌曲的歌名歌词、电影片名、经典台词等,以获取“名语效应”。
(二)仿体的求同——形式趋同
仿体的求同,主要指仿体的言语形式应尽量接近本体。新闻传播是由新闻语言的编码者和广大解码者两极构成的言语交际过程,其传播效果的好坏,应根据解码者的接受反应来评判。仿体作为一种全新的言语现象,要想产生良好的表达效果,首先得让接受者能很快辨识出本体,进而类推出仿体的含义。因此,应用仿拟手段时,编码者应尽量接近本体的言语形式来进行代码的排列组合,以避免产生传而不通、读而不解的现象。
仿体与本体的趋同,可以从声音、意义、词形等多种角度人手。一般说来,三音节的仿体与本体以一字之差为宜,四音节的仿体则可与本体有两字之异。如:
例4.冠军杯?冠军悲?(《钱江晚报》,2006-03-10)
例4中的“冠军悲”仿“冠军杯”谐音而成,这种谐音仿现象,一方面以相同的“bei”之音勾连起本体与仿体,一方面又以“杯”“悲”的相异造成悬念,从而有效地调动起读者的阅读兴趣。
另外,也可根据本体的整体格局、气势或语调等来进行仿拟。如:
例5.忽如一夜春风来,大街小巷饼飘香。(《青年时讯》,2006-02-24)
关键词:文化帝国主义?摇 中国?摇 阴谋论与依附论
文化帝国主义与媒体帝国主义
在传播学领域,可能没有哪个理论能像文化帝国主义理论那样被冠以如此多的称号。翻阅一下国际传播学领域的相关学术文献,我们可以发现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曾经被称为“文化同质论”、“电子殖民主义论”、“媒体帝国主义论”、“结构性帝国主义论”等。尽管称谓不尽相同,但却涵盖了文化帝国主义论的要旨。
但Tomlinson的研究发现,大多数与文化帝国主义相关的研究把电视、电影、报纸和广告等传播媒体置于研究的中心地位。①于是有学者把文化帝国主义等同于媒体帝国主义。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文化帝国主义与媒体帝国主义是不是同一概念?文化帝国主义的创始人Schiller对文化帝国主义的定义被广泛地批评缺乏精确性。英国学者Boyd-Barrett把媒体帝国主义定义为“一个国家对其媒体的拥有,控制并且向其他国家传递其信息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一个单向式的行为”②。这个定义又被广泛地解读为内涵过于狭窄,忽略了对文化这一变量的考虑。而非者则认为当前的国际传播不存在文化控制的问题,他们更愿意从媒体帝国主义的角度来分析问题。③在研究方法上,非学派倾向于运用量化的方法来考察媒体的效果。
美国的大众传播学界更倾向于用数量统计的方法研究国际传播领域信息流动的不平等性,更多的学者否认文化帝国主义现象的存在。新学者在欧洲更具有影响。笔者认为,虽然媒体可以从文化中被萃取出来进行单独的分析,但媒体本身并不存在于一个真空环境里,媒体的所有权、经营权和媒体产品的内容制作等无一不被打上文化的烙印。尽管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在美国传播学界遭到批判,但笔者仍然认为这个理论有其合理性。本文拟从新闻传播的角度来论证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内在的合理性。
文化帝国主义的概念与争论
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是一个具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理论,它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日益引起世人的关注。当时关注这个理论的学者主要来自拉丁美洲国家。他们认为文化帝国主义理论非常适合解释美国对这一地区的文化入侵。文化帝国主义理论还为正在联合国激辩的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争论提供了理论基础。当时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建立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阵营都认为公民对信息的使用与经济增长成正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多种声音,一个世界》文件表达了发展中国家希望建立公平合理的世界传播秩序的强烈愿望。
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创始人是Herbert Schiller。Schiller在1976年出版的《传播与文化控制》一书中给文化帝国主义下了一个内涵非常模糊的定义。Schiller认为文化帝国主义是“一个社会被卷入现代世界体系,并且这个社会的上层被这个现代世界体系所吸引、或者被压迫并且有时被贿赂来改变自己的社会体系以便使自己的社会体系符合世界上占主流的世界体系观念的需要”④。Schiller的定义由于内涵模糊并且广泛而被学者赋予许多不同的解读,并受到众多学者的批判。相比之下,Beltran对文化帝国主义的界定更加简单与明晰。他认为文化帝国主义是一个国家把自己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或者生活方式强加给其他国家的一个可以证实的过程。⑤Beltran给文化帝国主义所下的定义对推崇用量化手段研究文化帝国主义论的学者有很大的吸引力。
文化帝国主义的三个范式
美国巨型的媒体公司如美国广播公司等本身已是美国重要国防产品生产与制造的承包商。Schiller相信,正是美国富有侵略性的帝国主义政策才促使美国衍生了这些垄断性的传媒财团,并且把触角伸向世界。这些传媒财团的海外扩张导致了全球广播体系的商业化。Schiller在1976年的著作中更加强调,美国所有的传播方式,从电视节目到媒体科技以至于教育类方案都是文化帝国主义的具体体现。Schiller后来又把文化帝国主义的内涵扩充,认为美国出口到全世界的主题公园、购物商场、快餐文化等都是文化帝国主义的具体表现形式。Schiller认为,美国的传媒集团以及媒体政策正在阴谋实行对世界的文化控制,并使欠发达国家依附于美国垄断财团。因此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实质是“阴谋论”,从目的上看是使第三世界国家依附于发达国家。
Schiller的“阴谋论”受到自由市场学派的挑战。信奉自由市场机制的学者们认为,世界上文化产品的流动不平等更多的是市场规律的结果,而非Schiller所宣称的“阴谋论”。自由市场派强调,媒体产品如果要最大限度地占有市场,赢得受众的青睐,其内容需要在最大程度上迎合受众的需求,而美国的媒体产品恰恰做到了这一点。这一论断的潜在逻辑是美国向全世界输出的媒体产品的内容属于中性,并且没有意识形态上的倾向性。就其效果而言,自由市场学派认为,行销全球的美国媒体产品与全球的受众各得其所,实际上是一种双赢的结局。如Read所言:“通过市场机制,美国的传媒集团与世界消费美国媒体产品的消费者进行有效的沟通,双方分别得到了不同的益处。”⑥
而特别强调受众能动性的学者认为文化帝国主义现象根本不存在。这一学派的思想逻辑以传播学的使用与满足理论为基础,认为受众是一个能动性很强的群体。在欣赏媒体产品内容的同时,受众也在根据自身的实际经验对媒体的内容做出不同的解读,这源于受众内部巨大的差异性。能动受众论学者热衷于利用量化统计的方法来考察文化帝国主义现象是否存在。而众多的量化研究也证明,美国的影视产品对海外受众的价值观影响极小,文化帝国主义现象是不存在的。
如前所述,媒体产品的生产并不存在于一个文化真空里,任何一种媒介产品的内容最终一定会反映一个社会、阶级或者阶层的价值观念。McQuail认为:“尽管通过媒介所表现的文化貌似没有价值观的倾向,但西方的媒体产品均体现了许多西方资本主义所代表的价值观念,包括个人主义与消费主义、享乐主义以及商业主义。”⑦而能动的受众论也存在理论上的缺陷。如果过分地强调受众的能动性,则会使我们对此问题的认识引入一个极端,即媒体不会对受众产生任何效果。能动的受众论的研究从研究方法上来说也存在缺陷。因为媒体对受众价值观的影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能动的受众学派仅仅从一次调查获取的数据来研究媒体对受众的影响显然不能反映问题的全貌。Schiller认为:“我们几乎不能从无所不在的媒体环境中抽取一个电视节目、一部电影或者一本书来考察这个(或者这些)媒体产品对受众的影响。”⑧
从新闻传播的角度看文化帝国主义
“新闻就是一种文化。”⑨二战后第三世界国家对西方国家文化控制的强烈抨击也与新闻的流动相关。但把新闻作为一种文化并纳入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研究却少之又少。Meyer是一位从新闻的流动视角来考察文化帝国主义现象的学者。Meyer采用量化分析的方法考察了若干非洲国家与拉美国家的日报对国际时事的报道。Meyer发现这些非洲与拉美国家依然大量依赖西方的通讯机构提供的新闻信息作为各自媒体主要的信息来源。重要的是,Meyer发现这些非洲与拉美国家因为严重依赖西方通讯社提供的新闻信息而开始采用西方的新闻价值观来对国内事件进行报道。但是Meyer的研究也有问题。Meyer做了一个比较研究发现,这些国家采用的不结盟国家通讯社提供的新闻则是更多地关注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因此,Meyer认为第三世界国家正在大规模地复制但并非完全采用西方的新闻价值观,而且第三世界国家对西方通讯社的媒体依赖并未导致文化帝国主义现象的出现。⑩
Meyer的研究有两个方面的缺陷。其一,Meyer的研究并未涉及西方传媒大国的传播政策层面,而恰恰是这些建立在政策基础上的新闻流动政策可以最好地体现文化帝国主义“阴谋论”的实质;其二,Meyer所得出的结论过于简单,因为他未考察第三世界国家过分依赖西方的新闻信息源而造成的“依附性”的后果,而这也恰恰是量化分析所难以进行实证的问题。本文在以下部分对这两个问题做一个补充性的探讨。
信息自由流动政策――“阴谋论”的体现。国际传播领域的新闻贸易不可避免地与信息自由流动理论牵扯到一起。信息自由流动主义的鼻祖是现代自由民主理论的创始人米尔顿与密尔。自由民主理论认为对真理的追求只有在舆论市场中充分竞争才可以实现。因此,不受任何人为阻碍的信息流动以及言论自由是每个公民实现对真理的追求不可或缺的前提,而媒体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尽管自由民主理论是米尔顿与密尔针对当时英国国内的现实而提出的一种理论,但它的追随者执著地认为这个理论可以推广到国际传播领域。他们认为,国际间的信息自由流动可以促使许多国家建立民主并且有效地消弭国家间的争端。而战后新的通信技术的发展也使这个理论的追随者认为任何旨在妨碍信息自由流动的努力都是徒劳的。战后着力推广这一理论的始作俑者是美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推行这一理念的现实原因并非仅限于推广民主与消除国际争端,而是为自己的媒体巨头获取超额的利润。时任国务次卿Benton宣称:“美国国务院将尽其所能,用政治与外交途径打破其他国家阻止美国的新闻通讯社、杂志、电影以及其他传播媒体在国际市场上的扩张……促进信息自由是我们外交政策有机的一部分。”???
然而英美等传媒大国的媒体与各自政府之间的关系远非各自彼此独立的关系。在一战期间,英国的路透社就与英国当局签署了某种形式的协议,路透社承诺在战时提供有利于盟军的新闻。美联社与美国政府也保持着密切的关系。Jean-Luc Renaud的研究发现,美国政府与立法机构一直在以各种方式支持美国的媒体产业出口,这些支持包括各种各样的立法与政府给予的商业与外交政策支持。???而美国的广电媒体也一直与势力庞大的军事工业联合体有密切的关系。这些事实说明,美国政府出于战略上的考量,对媒体是不会采取一种放任自流的自由主义政策的。Schiller坚称的“阴谋论”的确有很大的道理。
新闻制造的依附――“中国”。新闻对社会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或者集团拥有的权力与资源的多寡。Altschull把“资源”分为“有形资源”与“无形资源”。信息与进行信息传播的能力属于一个国家或者集团的无形资源。Altschull同时认为尽管媒体产品的生产是公开的,但它的控制者却隐藏在幕后。无论权力是以何种方式存在,政府、政党或者财团都想掩盖这种控制性的关系。???
“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经典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所认定的“阴谋论”。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是权力与媒体互动的产物。“中国”的产生不可避免地与美国国会中一个松散的政治联盟有密切的关系。这些组织松散的成员虽多隐藏在幕后,但却极力鼓动政府与军方对华采取严厉的政策。而在公开场合,一些在政府中担任要职的人物极力附和这一论调。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群势力的发声成功地设定了美国主流媒体的议事日程,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世界舆论。这是因为美国的主流媒体主要依赖这些为美国精英集团服务的公关人员提供新闻信息来源。有研究发现,尽管像《华盛顿邮报》与《纽约时报》这样久负盛名的媒体各自维持着强大的人力资源进行调查性的新闻报道,但它们依然依靠精英集团的公关人员提供50%左右的新闻。???这一现实充分证明了文化帝国主义的“阴谋论”的存在。
“中国”的确产生了文化帝国主义论所宣称的依附性的效果。“中国”严重地挑战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并且抹黑了中国的国际形象。而良好的国家形象日益被认为是一个国家重要的战略资产。国家形象有两个貌似对立的特点:其一,国家形象具有很强的稳定性,一旦形成,则很难改变;其二,良好的国家形象的建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也极易遭受破坏。为了扭转这一局面,中国政府不得不付出高昂的代价来进行国际公关。另外,中国政府不得不投入大量的外交资源与经济资源来游说对中国心存不安的国家以使这些国家理解中国的行为。
结语
本文着重分析了文化帝国主义的内涵,并区分了文化帝国主义与媒体帝国主义两个容易混淆的概念。本文还提出了与文化帝国主义相对立的两种论点。笔者认为,虽然经典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存在理论上的缺陷,但依然具有解释一些当前国际传播现象的力量。为了更好地论证笔者的观点,笔者用美国支持信息自由流动的相关政策来印证文化帝国主义“阴谋论”的实质,用美国媒体炮制的“中国”来证实文化帝国主义对中国造成的依附性的影响。笔者认为,二战后虽然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都已经摆脱了西方的殖民统治,但国际传播新秩序一直没有建立起来。文化帝国主义理论仍然具有相当效力。
注释:
①Tomlinson, J.(1991). Cultural Imperialism: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②Boyd-Barrett, O.(1998). The Globalization of News. Sage Publications
③Lee, C.C.(1980). Media Imperialism Reconsidered: The Homogenizing of Television Culture. Beverly Hills:Sage
④Schiller,H.I.(1976).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Domination. NY:International Arts & Sciences Press
⑤转引自Elasmar, M.G.(2003). The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Television: A Paradigm Shift.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⑥转引自Tomlinson, J. (1991)
⑦McQuail,D.(2000).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4th edition, Thousand Oaks: Sage
⑧Schiller, H. I. (1991). “Not yet the post-imperialist era”.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8, p13-28
⑨Schudson, M. (1997). The sociology of news production revisited. In J. Curran., & M. Gurevitch(Eds.), Mass Media and Society (p141~159). New York, Arnold
⑩Meyer, W. H. (1989). “Global news flow: Dependency and neo-imperialism.”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2(3), p243~264
???转引自Schiller, H. I.(1976)
???Jean-Luc Renaud.(1985,Spring). US government assistance to AP's world-wide expansion. Journalism Quarterly, p10~16
???Altschull, H.(1995). Agents of Power: The Media and Public Policy (2nd Edition). NY: Longman
???Sigal, L.(1973). Reporters and Officials: The Organization and Politics of News-Making. Lexington, MA: D.C.Heath
[关键词] 媒介融合;新闻传播;教育改革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712(2014)22-0046-03[ZW(N]
[作者简介]肖飞(1979―),男,江西赣州人,硕士,厦门大学嘉庚学院新闻传播系讲师。
一如传统媒体行业在新媒体时代里进行转型那样,新闻传播教育在上述趋势下进行的改革也持续了多年。值得注意的是,当这样的改革持续到今天,新媒体本身为我们昭示了越来越明晰的“媒体融合”特征:在行业里,报纸媒体开始组建视频部门,广播电视媒体开始积极寻求与移动互联平台的合作;在传播本质上,“图文音画”等传播符号已经开始被整合在一条新闻内容当中。
当我们借助最为简洁的拉斯韦尔传播模式对上述趋势进行分析的时候,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趋势中,关于“新闻”和“传播”的本质和内涵其实并没有发生改变:一方面,新闻依旧是以“及时、显著、接近”这样的要素构成价值的传播内容;另一方面,它依旧要进入社会化的传播过程,依旧要重视受众反映、重视社会效应。真正发生了改变并仍旧处在改变之中的,其实是受众的媒介接触习惯、阅读习惯,以及与之契合和匹配的传播渠道和传播符号。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闻传播教育的改革并不是根本性和革命性的,相反,新闻传播教育改革的途径,必须顺应新媒体发展和新闻传播教育双重的内在属性。
一、应根据本身的学科现状,选择需要被保留的课程与教学内容
这是改革开始的第一步。需要被保留的通常包括传播学、新闻学、新闻采写等课程或与之相关的教学内容。上述内容实际上涉及构成传媒行业最为根本的元素,即传播媒介和传播符号。保留这些课程既要体现上述元素质的飞跃,又要对上述元素重新整合与构建。美国南加大新闻系曾经对“新闻写作”根据纸质、广电和网络媒体分别开设,形成了“纸质媒体新闻写作”“广电媒体新闻写作”和“网络媒体新闻写作”三门平行的课程。但在随后的教学实践中发现,这样的拆分并不成功,除了教学内容大量重复之外,有学者将其中更为重要的原因归结为:针对三种媒体分开进行的教学实践与融合新闻实质相违背[1]。
更多院校的教育者采用了更加贴合“媒介融合”本质的做法:在优势课程的基础上增加媒介融合的相关课程和内容。比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采取四学期制和五学期制的轮流教学课程,将媒介融合的理念和应用技术渗透于相关课程当中;复旦新闻学院则采用独立教学的模式,增加“融合报道”和“融合采编技术”这两门课程[2]。
二、应根据传媒行业对专业人才的新需求,对现有课程体系进行增补
在专业上,不管是新闻学还是广播电视新闻学都相对集中地针对报纸以及广播电视这样单一的媒体进行人才培养。但就业界趋势而言,包括传统互联网在内,都在进行融合性质的跨媒体整合。于是,有了在本质上超越早期“手机报”的“报纸手机端”,有了手机电视和门户网站的手机端。这些趋势性的媒介形态,无不寄托了传统媒体突破困局实现拓展的希望。这时候,它们对于人才的需求更加倾向于能够驾驭多媒体平台和整合全媒体符号的媒介融合人才。
以这一需求为培养目标,新闻传播教育在优势课程体系上增加了新媒体教育的内容,这些内容一方面可以突破原有的新闻传播教育以单一媒体平台作为培养目标的专业体系设置,更为重要的是,它在专业教育的本质上做到了跨媒体平台和跨传播符号的“全媒体融合传播”。“媒介融合概论”“新媒体技术基础”“手机传播”“多媒体制作与编辑”等课程,开始作为传播学相关专业共同学习的课程。同时在已有的针对传统单一媒体进行专业培养的课程内加入了媒介融合的相关内容,比如有些院校开始将“网络新闻写作”“新闻网页设计与编辑”等课程加入“新闻写作”及“新闻编辑”等传统课程中。
三、建设新闻传播教育培养新模式
基于“融合”的命题开展新闻传播教育对于学界和业界都尚且处于探索阶段,在关于培养模式更大的范畴里,之前以各种办法将业界流程化或者规范化的操作范式引入教学体系的培养模式在今天难以为继。相反,当学界和业界都各自处于媒介融合的原点上的时候,双方更需要发挥各自的优势,以新的方式进行合作打破传统的新闻传播教育培养模式。
(一)“联合+委托”模式
在人才培养和科研两个层面,这个模式都可以发挥作用。在人才培养上,一方面,由专业的师资队伍联合企业的高级专业人才整合具有较高教学、实践和研究水平的师资团队,联合对专业人才进行培养;另一方面,鉴于媒介融合人才本身的缺乏,企业或其他单位也可以将他们需要进行专业培养的相关人才,在一定的协议框架下,由高校利用其资源优势,组织类似于管理学中的EDP或者EMBA,对其进行培养。事实上,日本的一些大学和企业就建立了这种合作,并称其为“委托研究员制度”[3],即是指企业的技术人员到高校接受指导,把握最新的研究动态,同时也能够让科研与切实的市场需求相结合。
此外,相对于企业来说,高校在某些方面具有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比如数据调查和数据分析等需使用较多人力资源和要有较高专业要求的领域。因此企业在与高校进行联合科研之外,可以开展更为深入的委托科研,就像横向课题一样,在委托科研的框架下,企业或政府部门将某类型的科研项目委托给高校,并提供相关的研究经费。由此而产生的科研成果归双方共有,由科研成果而带来的经济效益根据协议进行分配。这相对于横向课题更具有持续性,是校企关联更为紧密的一种产学研合作模式。
(二)组建研究联盟
相对于企业或者政府机构来说,高校在研究领域的资源整合方面更具优势。我们可以利用现有的师资团队进行相关研究领域的跨专业甚至是跨院系、跨高校的学术资源整合,服务于相关行业的某一类需求。比如,整合传播学、社会心理学、符号学等学科的学术团队,进行针对移动互联媒介受众的阅读习惯、媒介接触习惯甚至是消费习惯进行分析,定期研究报告;或者接受企业或政府机构的相关委托,进行更具针对性的受众研究。德国知名的弗劳恩霍夫应用研究促进协会,正是整合了众多领域的顶尖科学人才,具备了雄厚的研发科技积累和高水平的科研队伍。合作方通过研究所的多学科合作,可直接、迅速地得到为其“量身定做”的解决方案和科研成果。除了创建学界的学术联盟之外,业界的资深人才资源同样可以聚合,形成业界联盟。“One Show”广告大赛相关方面就与国内很多高校的相关专业有过多年的合作。以上述广告大赛的业界资源为依托,实现业界联盟是可行的。
中肯地说,国内很多高校就现阶段而言,即便采用研究联盟的模式,也暂时难以达到弗劳恩霍夫应用研究促进协会的规模和研究能力。但从现实出发,在需求极为旺盛的某些领域(舆论分析和受众研究等),只要高校能够依托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学术或业界带头人,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研究联盟是可行的。
(三)跨行业多元联合
就媒介融合专门人才培养整个过程而言,将学术队伍、研究资源和企业需求的整合主体放在高校身上,只能在某些领域发挥其作用,而且对高校的学术和研究号召力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事实上,在上述过程中,可以有更多的主体参与,令研究力量和行业需求更为顺畅地进行整合。韩国采用了一种可以借鉴的模式,即“政府―高校―企业”的多元联合模式:政府划出一定的区域并实施优惠政策,以大学作为基地、企业作为会员,集资建立中心。中心由大学和会员单位的研究实验楼组成,双方人员共享中心的实验设备。这种紧密的合作方式充分利用了各自的优势和资源,实现了效用的最大化。
上述模式的借鉴意义并不在于资金、设备等有形资源的整合,更为重要的是,政府具备相应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也具有资源整合的需求。比如,不少地方政府都提出了建设“移动城市”的设想,推动电信网、互联网和有线电视网的三网融合。在这个愿景下,企业、政府、民众其实都是受益的个体,问题在于:这种融合应该如何进行?在制度层面、技术层面、应用与服务层面,有非常多值得研究的课题。在类似这样的课题里,我们可以联合政府相关机构,起一个平台的作用,以政府研究课题的形式,前端整合企业需求,后端整合研究力量。
参考文献:
[1]邓建国.管窥美国新闻传播院校媒介融合课程改革中的经验与教训[J].新闻大学,2009(1).
关键词:艺术类博物馆;文化传播;途径;创新
1、艺术类博物馆概念的界定
博物馆是由于人们对于物品的收藏而开始产生的。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王国的亚历山大大帝在建立地跨欧、亚非帝国的行动中,将搜集和掠夺到的珍贵古物和艺术品都交给了她的老师亚里士多德进行整理和研究,而亚里士多德也正是利用了这些艺术文化遗产进行文化的教学和传播工作。而在亚历山大大帝仙逝之后,她的手下托勒密・索托建立了新的王朝,在亚历山大大帝收藏品的基础上进行了丰富,并在亚历山大城创建了一座专用于收藏文化宝物的缪斯神庙,这也就是人们认为的世界上最原始的博物馆。而博物馆一词,正是由希腊文的“缪斯”演变而来的。
艺术类博物馆主要是通过对于一些艺术作品的艺术性的挖掘和展示,能够系统地展现出艺术发展的脉络和历程,因此艺术类博物馆的藏品首先以艺术为判断的标准。
和一些其他的博物馆相同,艺术类博物馆有着最基本的构成要素,比如藏品以及受众,而艺术类博物馆的特别之处就在于把这些独有的特征在艺术的语境中呈现出来。艺术类博物馆指的是一个以艺术品为主要展品的,不追求赢利的、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向公众永久性开放的机构,为研究、教育和欣赏的目的,对人类和人类环境的见证物进行搜集、保存、研究、传播和展览。
2、艺术类博物馆具有文化传播功能
艺术类博物馆对于陈列、展示以及宣传人类文化艺术的重要作用是不可否认的,它肩负着保护人类丰富的艺术作品、弘扬艺术精神和思想、提升国民艺术文化素质的重任。艺术类博物馆对于大众来说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旅游景点,更是启蒙人们对于审美和艺术的追求的重要场所,是人们回归精神内心的家园。艺术类博物馆具有收藏展品的集中性、艺术展品陈列的开放性和艺术文化传播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的特点,而这些特点都决定了艺术类博物馆能够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所以艺术类博物馆又被成为“终生的学校”以及“艺术的殿堂”。艺术类博物馆给予人们的不仅仅是对于美好的艺术作品的欣赏和向往,更有对于美的追求和审美的启蒙,让人们对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悠久历史产生浓厚的兴趣。
2.1文化传播是艺术类博物馆功能的具体表现
历史是文明的淹没者,而人类则是文明的保护者和再造者。虽然人类历史上出现了辉煌而伟大的文明,但是随着历史车轮的滚滚前进,这些文明终将被历史的尘埃所淹没,没有任何一种文明是可以得到永生的。但是值得庆幸的是,人类可以从这些文明的遗留中去寻求文明的真谛,也可以通过某一种途径去探究文明的遗留,而这种遗留就是博物馆。艺术类博物馆作为博物馆形式中的重要的一种,其帮助人们探究文明、认识文明、传播文化的功能也是毋庸置疑的。
2.2艺术类博物馆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传播
与其他的文化传播载体不同,艺术类博物馆的文化传播是带有自身的独特性的。艺术类博物馆对于大众的文化传播并不是通过文字、图片以及视频等传统的传播手段,而是以艺术类博物馆中的艺术类展品作为主要的传播媒介的,而艺术类博物馆正是依靠这些独特的艺术展品,按照一定的顺序和组合,将这些艺术品之后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传播给带参观的大众。同时,艺术类博物馆还可以与现代化的展示方式相结合,利用电子多媒体的展示手法,把艺术品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让大众在艺术的熏陶中得到文化的传播。
3、新媒体技术在艺术类博物馆文化传播中的应用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艺术的发展达到了一种更加快速的程度,科学技术为艺术的发展缔造了更加广阔和平稳的发展空间,也为艺术类博物馆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除了运用传统的文化传播途径进行文化传播,艺术类博物馆还开始和新媒体技术相结合,甚至以新媒体技术为传播途径的主流,向人们传递崭新的艺术文化。新媒体出现的时间虽然短暂,但是无疑给我们带来了一种新的文化保护和传播的手段,也给艺术类博物馆对于文化的展览和传播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平台和方式。在艺术类博物馆中,多媒体短信、APP客户端、数字电视、桌面视窗、触摸媒体等各种各样的新媒体形式都被广泛地运用到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去。新媒体的文化传播方式不仅可以为艺术类博物馆的文化传播消除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让文化的传播更加方便快捷,更可以在让更多人接受文化传播的同时提升艺术类博物馆的文化传播效果,让参与者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接收到来自艺术类博物馆的文化洗礼。
在新媒体时代中,人们已经开始不满足于仅仅在博物馆的展品中获得文化和艺术的熏陶,而新媒体的出现则刚好符合了这样的需求。通过人们对于新媒体技术的运用和对艺术类博物馆文化传播工作的不懈努力,很多智能在艺术类博物馆中才会出现的珍贵艺术文化作品和遗产得以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得以展示在参与者的面前。新媒体的洪流是任何国家任何行业都无法拒绝的,目前世界各国的艺术类博物馆都开始积极地对新媒体手段进行应用和融合,做到传播的方便、快捷、高效,以及影响力的不断拓展。值得欣慰的是,目前国内的大部分艺术类博物馆都已经有了自己的网页,不仅可以让人们通过网页对这些博物馆的展品进行了解和欣赏,还可以通过网页或者APP客户端进行互动。
1 认知建构主义和发现式教学的内涵
认知(cognition)是人最基本的心理活动,指通过心理活动(如形成概念、知觉、判断或想象)获取知识的过程。认知建构主义的学习观首先是对环境的重视,即情境性:知识并不是脱离活动情境抽象地存在,知识只有通过实际情境中的应用活动才能真正被人理解;其次注重人与人之间的交互,即互动性:学习任务是通过各成员在学习过程中的沟通交流、共同分享学习资源完成的。同时建构主义学习观强调对学生原有经验的重视。学生并不是空着脑袋走进教室的,他们在日常生活、学习中,已经形成了丰富的经验。所以,教学不能无视学生的这些经验。
发现式教学的萌芽最早出现于19世纪中叶,当时德国著名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教育家,被誉为“德国教师的教师”的阿道尔夫·第斯多惠提出:“科学知识是不应该传授给学生的,而应当引导学生去发现它们,独立地掌握它们。”其后的英国教育家斯宾塞也有相同论断,认为:“在教育中应该尽量鼓励个人发展的过程,应该引导学生进行探讨,自己去推论,给他们讲的应该尽量少些,而引导他们去发现的应该尽量多些。”从理论角度诠释,发现式教学的思想指导基于认知建构主义理论的发展。主动建构自身的学习和自身知识体系的过程,就是学习者以自身为主体,以自己原有的认知为基础去探索外界知识,并伴随着对原有知识体系的丰富和修正。而发现式教学模式从根本上就是强调的以学生为主,指引其积极主动“发现”新知识,感悟新理论。本文将从认知建构主义的视角下对新闻传播专业发现式教学模式进行研究。
2 新闻传播专业发现式教学模式探析
2.1 “情境”在发现式教学中的应用。认知建构主义教学观认为认知行为都是在一定活动情境中进行的,无法脱离特定的学习环境和社会环境。发现式教学要求学生有充沛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那么,作为学习的引导者和指导者的学校和教师就要创造和学习有关的尽可能真实的学习情境,激发学生正确的探索性思想活动。
无论是实物、模型、音乐还是语言描述等情境模式,首要的是情境的轻松愉悦可接受性和真实性。这里的真实性并不一定指客观实在,其真正内涵在于基于建构主义“图示”概念,教育者所提供的“情境”能够和受教育者已有的对事物的知觉理解和思维方式较为完美的契合,以助于学生对新知识、新刺激的同化,达到理解上的真实,而非左耳入右耳出。
新闻传播专业教学中的“情境”,一种是存在于实践性教学中,如新闻摄影中的实践操作,报刊媒体和具体新闻的分析,自己动手撰写新闻稿、编撰刊物等等。这些是从属于新闻实务方面,但在提升学生的新闻传播专业主义的理论素养方面,“情境”应用并不理想,仍存在“灌堂式”的行为主义学习。新闻传播理论性课程并不枯燥,枯燥的只是教师营造出的并被学生所感触的学习情境枯燥。一方面,教师要加强课前准备,借用超媒体、多媒体等手段营造直观的情境,如用历史事件的影音资料和解释新闻理念的典型案例实物图片加深思维刺激、加深印象、引发思考;用新闻理论的组织结构图,给学生以思维的正确方向。另一方面,情境从来都是直观手段和语言描绘相结合的,教师良好、恰当的语言描述能够提升感知的效应。情境的好处在于形象、生动、便于理解,更在于知识的不仅仅存在于白纸黑字上面,而存在于鲜活的情境、事例上,让学生自己于情境中总结经验。这样总结出来的传播理念在旧有图示的同化过程中更容易达到建构主义所描述的平衡状态。
2.2 “互动”在发现式教学中的应用。
互动式教学,就是通过营造多边互动的教学环境,在教学双方平等交流探讨的过程中,达到不同观点碰撞交融,进而激发教学双方的主动性和探索性,达成提高教学效果的一种教学方式。在新闻传播发现式教学中,互动式教学可以采用换位的方法进行,即首先由学生根据已有的知识和方法(即建构主义中的旧有图示),自己进行新知识、新理念的融合、同化,这个同化的时间不能过长,在学生已有大概新知识印象的前提下,在课堂上开展互动交流,让不同的理解和理解方式进行碰撞,让学生发现碰撞的异同点、优劣点并产生趋同一致的理念图示。此过程要有教师的引导,避免误入歧途。最终导向正确的课堂知识。
2.3 充分利用信息化社会中学生故有的新闻传播经验。在信息化高速发展的中国,学生,尤其是高等学府的学生对于网络、媒体等传播媒介具有丰富的社会经验,潜移默化中就具有了自己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图示。仅以08年南京师范大学高山冰对江苏数所高校大学生媒介现状的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的媒介接触行为:“每天花在报纸杂志上的时间为42分钟、广播30分钟、电视95分钟、互联网131分钟。”这表明,一方面,高校新闻传播专业的大学生在课程前就已经有了自己的丰富的媒介传播经验,甚至可以说通过网络、手机等方式已经亲身参与到了信息传播过程当中。这在教学当中,其优势是学生很容易联系自己的经验图示和书本上的知识内容,更好的进行知识的发现之旅。
3 重视发现式教学中教师的作用
发现式教学强调以学生为主体进行自发式的知识探索。但我们要清醒的认识到,“自发”带来的另一个定义,“盲目”。一千个观众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从认知理论上说,它反映了客观的差异性。认知建构主义所揭示的学生在传播学上的旧有图示则加剧了这种差异性,因此,发现式教学中不能忽视教师的角色。根据建构主义观点,师生之间是一种交往和共同创造意义的关系,是一种“你——我”关系。教师要积极创建平等、民主、和谐的课堂氛围,并且作为学生的指导者、交流者和合作者,与学生共同探讨问题,分享自己的感情和想法,启迪学生的思维。在学习的初始阶段加以引导,在学习的阶段性时期加以解释和拓展,在学习终了加以总结与评价。这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
综上所述,认知建构主义视角下的发现式教学是要以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为前提,努力做好新旧经验融合,建构新的传播经验的过程。这一过程要在恰当的、易于接受的学习情境中,通过开展独立探讨、知识的互助交流、互动式教学,产生知识的碰撞、融合,在教师角色的指引下,由学生自己建立起新的传播经验图示,实现由抽象知识到科学概念的转变。(说明:本论文为衡水学院教改课题成果论文之一,课题编号jg2010012)
参考文献
1 姚勤华.温特建构主义哲学观解析.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0 (5)
2 温彭年等.建构主义理论与教学改革.教育理论与实践,2002(5)
3 鲁锋.浅谈对“发现式教学法”的几点思考.数学学习与研究:教研版,2010(17)
一、关于网络转载的规定
网络转载是一种重要的使用作品的形式,是作者的一项重要的权利。但是,这项本来专属作者行使的权利,却由于2000年11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44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受到不合法、不适当的限制。该“解释”第三条规定“ 已在报刊上刊登或者网络上传播的作品,除著作权人声明或者上载该作品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受著作权人的委托声明不得转载、摘编的以外,网站予以转载、摘编并按有关规定支付报酬、注明出处的,不构成侵权。但网站转载、摘编作品超过有关报刊转载作品范围的,应当认定为侵权。”该“解释”超出了我国《著作权法》第 32条中关于转载仅限于(传统媒介的)报纸、期刊的范围,没有法律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解释”或许是考虑了网络公司的发展,其用意或许不坏,但是,它却忘记了司法机关在履行其职能时必须“依法办事”、“维护法制统一”、“不得越权解释”等基本司法原则,而且,网络公司的发展绝不能以牺牲作者利益为代价。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解释”内容在全球建立了保护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国家中也难以找出先例。该“解释”实施几年来的后果是,一些网络公司大肆转载有版权作品,却拒绝向权利人支付报酬,而权利人也难以依《著作权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所以,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个“解释” 必须尽早废除或者改正。为此,我建议将来在制订“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时,有针对性地对网络转载做出规定,对最高人民法院的“越权解释”予以纠正。具体建议是在“条例”中明确如下内容:
已在报刊上刊登或者网络上发表的作品,著作权人有权决定是否许可其他网站进行转载、摘编;未经权利人许可,擅自通过网络转载已在报刊上刊登或者网络上发表的作品的网络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二、关于要求购买侵权产品者承担连带法律责任的规定
针对现实当中一些网络产品的使用单位、个人,明知网络公司或网络经营者所销售的电子产品、电子数据库等包含侵权内容,仍执意购买、传播的行为,应当在制订“条例”时,增加要求购买侵权产品者承担连带法律责任的规定。具体建议如下:
购买、使用、传播明知包含侵权内容的电子产品、电子数据库的单位、个人,应当承担连带侵权责任。
三、关于要求网络公司提供有关经营信息的义务的规定
在最近的多起针对网络公司的维权诉讼案件中,权利人取证面临
诸多困难,而网络公司在被起诉后,对有关在网络上的侵权证据进行修改、删除、隐藏等行为多有发生。针对这些情况,我建议,在制订有关“条例”时,应当增加要求网络公司或者网络经营者提供有关经营信息的义务的规定。具体建议如下:
权利人可以为诉讼或者申请临时措施目的,申请人民法院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其与诉讼有关的自权利人提出保全证据请求之日起前6个月内的全部经网络传播的信息,以及提供其他有关信息。网络服务提供者无正当理由而拒绝向人民法院提供或者虚假提供有关信息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责令其提供,并要求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