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生物技术的核心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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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现在生物技术的核心范文

【关键词】现代生物技术；生态环境；污染治理；应用

一、前言

作为一种实际应用效果良好的技术方法，现代生物技术在近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研究其在生态环境及污染治理中的应用，能够更好地提升现代生物技术的应用水平，从而有效优化生态环境及污染治理的整体效果。

二、现代生物技术的优势特点

生物技术在生态环境及污染治理中的运用不仅良好实现了对环境污染的治理，还有利于改善污染地的生态环境。这种新型的治理污染的方式，不仅污染小，其治理效果也比较明显，还有利于恢复当地原有的生态环境。我国的科研工作者要不断地对这一新技术进行研究与实践，为我国进一步的生态环境治理提供更加科学合理的生物技术支持。

垃圾废弃物是一种较为常见的污染物，我们利用生物技术对其进行处理，能够让其分子结构改变，生物能对发生降解的各种产物和副产物进行重新利用，从而使环境污染程度得到降低，同时也将这些废弃物进行转化，变为可利用资源。

在利用酶促反应处理污染物的过程中，用到的酶是一种活性蛋白质，在常温常压和中性条件下进行的，这就使得大多数的生物技术可以快速的在现场进行。它具有一定的优点：第一，操作比较简单；第二，成本比较低；第三，发生反应的条件比较简单；第四，反应过程较为稳定；第五，效果比较好。这些方面的优点使生物技术得以在生态环境及污染治理中进行普遍应用。

三、常用的几种现代生物技术

1.核酸探针检测技术

核酸探针检测技术。利用能与特定核苷酸序列发生特异性互补的已知核苷酸片段作探针，分析DNA序列及片段长度多态性。被标记的探针直接用来探测溶液、细胞组织内或固定在膜上的同源核酸序列。它具有高度特异性和灵敏性，目前广泛应用于对环境中微生物的检测，定性、定量分析等研究中。

2.酶免疫测定技术

该技术是依据抗原和抗体之间的特异性吸附于固相载体表面，引入一种酶作为示踪物，通过共价键与酶连接形成酶结合物，加入底物后，根据颜色变化判定是否有免疫反应的存在，具有选择性好、灵敏度高、准确、实用性强等优点，广泛应用于监测农药、污染物残留、生物污染物等领域。

3.免疫金标技术

免疫金标技术是将特异性的抗原（或抗体）固定于硝酸纤维素膜，通过毛细作用向前移动，通过目测的胶体金标记物观察显色结果。该技术具有特异性强、操作简便、成本低廉、结果判断明确、时间短等优点，广泛应用于环境污染物的在线检测。

4.PCR技术

PCR即聚合酶链式反应，是指在DNA聚合酶催化下，以特定引物为延伸起点，通过变性、退火、延伸等步骤，体外复制DNA的过程，是一项DNA体外合成放大技术，能快速特异地在体外扩增任何目的DNA。PCR技术具有灵敏度高、特异性强等优点，用于检测大量平行的样品，环境中的生物污染。

四、生物技术在环境污染治理中的应用

生物治理环境污染是我国新世纪面临的新的重大课题。以环境污染的生物治理为主，开展环境微生物学的基础、应用基础和应用研究，为重金属废水、石油废水、印染废水、油脂废水、农药废水以及城市生活垃圾、生活污水等提供效果好、投资省、运行成本低的生物治理技术和设备，以此促进我国的环境工程建设。目前可提供的技术主要有：

1.城市有机垃圾处理技术

将城市垃圾通过分选后综合治理。将可腐有机垃圾生产成优质有机粉肥或有机无机复混粒肥；将可燃有机垃圾采用气化焚烧或生产成板材；无机垃圾用于填埋，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废气、臭气、粉尘集中处理，废水循环使用，处理场地环境卫生达到国家标准，使垃圾达到无害化和更合理的资源化利用。

2.高新生物工程技术处理油脂化工废水利用来自于自然界又经培养驯化的功能菌株，根据废水和污水的不同性质、组成，配制不同菌株，通过发酵培养形成多功能复合型菌液（亦可制作成干性固体菌剂），用于油脂化工、化工有机废水、食品、印染、生活污水等工业废水处理。

3.生物曝气滤池处理生活污水及资源化利用技术集生物处理和过滤两种功能于一体，出水水质优良，是一种高效的新型生物反应器，极适用于生活污水和工业有机废水的处理及资源化利用。

4.含油污泥高新生物处理技术对我国大中型油田、炼油厂、石化企业等行业中含油污泥、炼油浮渣等进行生物治理，通过生物处理达到回收石油资源和污泥达标排放。

5.油田、炼油废水高新生物处理技术通过对大中型油田、炼油厂废水石油污染物样品采集、降解微生物菌株的分离、筛选，获得石油降解优势微生物，针对含油废水的不同水质特征，选用不同的微生物菌剂处理，使其稳定达标排放。

五、生物技术的发展趋势

1.生物技术在农业中的发展趋势

充分利用我国丰富的和特有的遗传资源，分离克隆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基因和基因工程品种已刻不容缓，以期在以“基因”为核心的生物技术产业中取得主动。实现单基因生物抗逆向持久性抗逆、生物性抗逆向非生物性抗逆的转移。重视转基因植物的环境安全性评估，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防止转基因植物危害的发生与蔓延。随着基因组时代向后基因组时代的过渡，研究重心已经从揭示生命的所有遗传信息转移到整体水平上对生物功能的研究。因此，在整体水平上研究细胞内蛋白质的组成及其活动规律的蛋白质学的发展和成熟，必将与基因组研究互相补充，给农业生物技术带来革命性改变。

2.生物技术在环境中的发展趋势

在污染的处理过程中，传统的物理或化学处理方法常伴随二次污染，且运行费用高，处理问题单一而微生物对各类污染物均有较强、较快的适应性，并可将其作为代谢底物降解和转化因此，生物处理具有效果好、运行费用低、无二次污染等优势，是保障可持续发展的一项最有力的技术措施。生物技术的发展趋势将朝着传统技术的改良、与其他污染处理手段相结合和与现代高新技术相结合等方向发展，研究高效快速的工艺流程。

3.生物技术在工业中的发展趋势

工业生物技术的新崛起有两个巨大的推动力，即社会强烈需求和生物技术的进步。人类社会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资源、能源、人口、环境问题.随着生物技术突破性进展，使得人类可以设计和构建新一代的工业生物技术，可高效快速地将各类可再生生物质资源转化为新的资源和能源。工业生物技术在生物能源、生物材料以及生物质资源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生物能源、生物材料、生物质资源化等都是现在以及将来发展的重中之重。

六、结束语

通过对现代生物技术在生态环境及污染治理中应用的相关研究，我们可以发现，该项技术的多项优势特点决定了其在生态环境及污染治理中的应用地位，有关人员应该从其客观实际需求出发，研究制定最为优化可行的实施策略。

参考文献：

[1] 米红霞.试析生物技术在生态环境及污染治理中的运用[J].资源节约与环保.2012（09）：139-140.

第2篇：现在生物技术的核心范文

1．个体网中异质性同质性（Homophily）最早由Lazarsfeld和Merton？（1954）提出［28］，起始于社会学研究，其指行动者之间某种属性上的相似或相同。异质性和同质性的研究多聚焦于个体网层面，关注个体的异质性对个体间连接造成的影响，如性别、种族、年级等对友谊的影响［29，30］。研究结果表明相似的行动者之间更容易形成连接。不同原因会导致同质性的分类有所差别。如Kossinets和Watts（2009）针对大学邮件网形成的研究中［7］，将同质性分为结构同质性（StructuralHomophily）和个人同质性（Individ－ualhomophily）。前者用来解释相同的选课、小组讨论等结构性因素导致人与人之间建立联系，后者则用来解释因相同性别、种族等建立的连接。这种因相似而主动进行的选择也可称为选择同质性（ChoiceHomophily）。随着网络理论的发展，逐渐有学者开始关注组织层面的异质性对连接的影响，而这些研究的背景往往并不尽相同，如组织间个人网络形成的研究关注选择同质性的作用［31］，但联盟的研究则关注结构同质性的作用［32］。笔者研究的对象是集群内的技术结块，技术之间也具有异质性。技术虽是由个体开发，属于组织的，但并不能将其简单的划归至个体网络或组织网络的研究之内，因此之前的研究结论并不能简单的适用于技术网络。2．异质性对技术结块的作用产业集群的形成往往是因为组织地理上的邻近能够为其带来信息和技术优势，次级产业集群的形成的主要原因则有可能是组织在技术或产品上的邻近性［9］。高技术企业结块的重要原因在于彼此的知识溢出［33］，组织倾向于与拥有特定技术的其他组织在技术结构上进行聚集。那么，研究的问题实际上表达的是不同技术之间是如何形成联系的。从网络视角考察，研究的问题即是同质或异质属性的点之间如何形成边的问题。衡量技术网络中的异质性需要确定不同技术之间的差异，这些差异影响着组织间的技术转移和吸收［32］。笔者认为这种差异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形式上的差异性，如专利申请人、技术的表现形式上的差异或基础研究和理论研究的不同；二是实质差异，如技术实质内容和技术基础的不同。现有的关于技术和知识异质性的研究主要关注技术间的实质差异。可以分为两派，一派认为组织不会轻易让同质性知识在组织间流动，因为这会削弱组织的竞争优势［34］。而竞争异质性影响着组织间的知识和信息交换，因此异质性的知识因其互补的特性更容易产生创新的机会［24］，使网络行动者获得更好的绩效［35，36］，组织更乐意与拥有异质性的组织进行技术和知识的交换。这意味着在技术网络中，异质性技术间更容易形成连接。另外一派学者认为同质性知识更容易吸收和转化，集群聚集就是因为企业在原件性知识上有着极高的相似性知识［37］，因而集群内企业可以更好的获得技术溢出。因此，在技术网络中，同质性技术间更容易形成连接。这些研究结论之所以不同，除了研究背景的差异外，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知识异质性的具体划分不同，形式上具有同质性的技术间并不一定易于形成连接；第二，未考虑集群动态性的发展，如企业在初创期可能更倾向于吸收同质性的知识［36］，发展成熟期则可能更愿意吸收异质性的技术。因此，需要重点关注两方面，其一是特定网络可能需要不同的异质性分类，其二是异质性技术在集群发展不同阶段的连接亦有可能有所不同。3．技术异质性和组织异质性在不同研究背景之下，同质性或异质性的分WANGLUOJINGJIYANJIU｜网络经济研究类一直是研究者需要首先关注的问题［27，28］。笔者认为，知识间的异质性在技术网络内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为内容方面的异质性，即技术的主题是不同的，如计算机技术和原子能技术具有内容异质性；另一个分类为形式方面的异质性，即技术的表现形式有差异，如理论研究和基础研究。具体到生物技术产业集群，内容方面的异质性可以表示为技术间所属次级分类的差异，称之为技术异质性；形式方面的异质性则重点表现在技术是否更具应用性。一般认为，企业的技术更偏向于应用，科研机构的技术更偏于基础理论，能够得到更为广泛的引用。集群发展的技术源一般为科研机构［38］，称之为组织异质性。技术异质性差异较大的技术可能具有互补性，相互连接更有可能引发突破式的创新。因此，在创新对组织绩效影响巨大的生物技术产业中［39］，组织更愿意引用技术异质性差异较大的技术。同时，生物技术产业依然处于发展阶段，产业未完全细分，如诊断设备的专利多基于在先的诊断方法技术。这使前面的论断得到加强。另一方面，技术异质性差异较小的技术之间的连接更易于产生渐进式创新，其技术主题相差不远，因为相同的知识基础集群内组织更容易从同质性技术间得到技术溢出。基于此，提出本文的两个相反的论断。论断1在生物技术产业集群中，技术异质性差异较大的技术间更容易形成连接。论断2在生物技术产业集群中，技术异质性差异较小的技术间更容易形成连接。在产业集群中，公共研究机构的重要作用在于输出或溢出其基础性知识［39］，企业亦愿意基于理论知识进行技术上的研发（有许多生物技术企业本就源自公共研究机构的衍生，即academicspin－offs）。而公共研究机构（大学和科研院所）的技术往往基于本身开发的前期技术或其他公共机构的在先技术，较少受到企业的技术反哺。医院有的技术具备理论性，与公共研究机构技术的连接更多；有的具有实用性，与企业技术连接的较多。基于此，提出本文的第三个论断。论断3在生物技术产业集群中，组织异质性差异较大的技术间更容易形成连接。。同时，生物技术的发展不过短短数十年，在发展初期，许多知识和技术是同质性的，但随着科学的发展，异质性知识和技术逐渐增多，开始出现许多交叉领域［15］，如生物信息学等。因此，需要考虑到网络的动态性。在集群发展初期，集群规模较小，组织的聚集往往是基于某一类技术，还未出现众多差异化的技术。在集群发展后期，会有边缘技术出现，一些边缘技术也会逐渐变为核心技术［32］；研发人员的增多和流动带来知识和技术交换，技术异质性差异大的技术间的连接逐渐增多。因此可得出如下推论。推论1在生物技术集群发展初期，技术异质性差异小的技术更容易形成连接。推论2在生物技术集群发展成熟期，技术异质性差异大的技术更容易形成连接。同理，在集群发展初期，许多生物技术企业来自于学术衍生，集群技术多来源于作为理论前沿阵地的公共研究机构。随着集群发展，企业数量增多，规模增大，企业的研发能力增强，技术间的连接开始出现以企业技术为核的结块。医院在研究基础理论的同时，也需要进行实践活动，其技术部分处于基础理论的研究和部分属于应用技术的研究。因此得出如下推论。推论3在生物技术集群发展的初期，公共研究机构的技术多与组织异质性技术结块。推论4在生物技术集群发展的成熟期，医院的技术起到连接企业和公共研究机构的作用。推论5在生物技术集群发展的成熟期，公共研究机构和企业的技术皆多与组织异质性技术结块。

二、方法与数据

1．数据来源集群内的知识交换可以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专利属于显性知识，专利中记载的信息量占所有技术信息量的90％以上［40］。生物技术多以专利进行保护，制药业和仪器产业的专利数量在美国所有产业中位居前五［2］。专利引文可分为施引和被引（CitationMade和CitationReceived）两种。引文数据基于以下原因可以较好的适用于研究主题：第一，专利数据具有地理边界性，适合做产业集群的分析［41］；第二，引文数据适合进行动态性分析，数据信息完备，反映了一定时间跨度内的知识和技术的流动［41－43］；第三，专利引文既能够反映企业之间的技术连接［44］，亦能够反映企业间的知识流动，因此可以通过分析不同性质的技术之间的连接程度和方向等指标研究集群内再结块现象；第四，专利数据适用于社会网络分析（SocialNetworkAnalysis，SNA），SNA的方法可以从整体的角度探寻集群的技术结构变化［45］。2．样本与数据整理选择波士顿集群作为研究样本。波士顿集群是全球最早出现的产业集群之一，集群的发展完全契合于生物技术及其产业的发展，发展历程中带有明显的技术特征，其生物技术风险投资项目在全美位于前列［17］。波士顿集群拥有全球领先的生物技术企业，如Biogen、Genzyme、Am－gen、Genetics等，他们与科研院校，如哈佛、MIT、波士顿大学等一同支撑着集群的发展，集群内组织之间有着频繁的知识和技术流动［46］。使用USPTO的专利引文数据［44］，数据中的专利授予时间从1976年至2006年，将专利区域限定在波士顿地区，专利分类限定在医疗领域，并将引文整理为矩阵格式。3．变量设计专利引文的迟滞性可能长达50年，但50％的专利被引发生在授予专利后的十年以内，在第5年的时候被引数量达到峰值［44］。因此，在分析子群体形成时，以5年为一个周期，这可以保证前一周期的最后一年的专利引文在新周期中能够得到最大的体现，从而更好的观察次级集群技术结构的变化，并保证研究的动态性。数据被划分为5个周期。根据Chandler（2009）的研究［47］，将1976年至1993年划归集群发展初始期，1994年至2006年划归成熟期。技术异质性：生物技术可以再细分为多个子领域，同领域之间的技术在各方面都具有相似性。专利因技术相似性可以分为诊断方法、制药、设备制造和纯技术四个子领域［44］。在引文数据库中，则将技术划分为医药、设备、纯技术和混合领域。因为研究的问题是技术异质性对连接形成的影响，除引文矩阵外，还需构造每个专利在技术差异上的属性数据。参照Bell和Zaheer（2007）构建属性数据的方法［5］，以五列向量分别表示五个时期的技术异质性。技术异质性属于分类变量，如果该技术属于医药类别，赋值为1，设备、纯技术和混合领域的赋值分别为2、3、4。组织异质性：专利技术分别属于企业、大学、研究机构和医院，不同主体的技术在理论性和应用性上有不小的差异。同技术异质性一样，五列向量构建组织异质性，用来测量技术在理论和应用上的差异。赋值1、2、3、4分别表示专利属于企业、大学、研究机构和医院。4．统计方法研究需要测量两类关系：一类是技术分类（即技术异质性）对专利引文的形成是否存在影响；一类是组织分类（即组织异质性）对专利引文的形成是否存在影响。但变量并不是独立抽样，而是来自于同一个网络内的关系数据，因此需要使用基于随机置换的检验方法得到较为精确的结果［48］。对于技术异质性和组织异质性对结块的影响，采用随机置换关系列联表（RelationalCon－tingency－Table）的检验方式，该方法能够对矩阵与分组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自相关随机检验［48］，从而估计是否异质性技术间更容易结块。另外，用UCINET软件［49］进行统计分析。

三、结果与讨论

1．集群内的动态结块正如产业集群一样，次级集群也是不断演化的。首先使用图形和描述性统计的结果研究次级集群的结块随时间的变化，这能对次级集群的发展有一个直观的认识。通过探索性的图形分析，可一览子群体是否因技术异质性而结块。技术结构的绘制使用Pajek软件［50］，采取Kamada和Kawai（1989）的绘制方法［51］，每个时期均将连通子图（Component）独立标明。在图中，［1］表示专利属于医药类（Drugs），为黑色；［2］表示其属于诊断与医疗器械类（Surgery＆MedicalInstruments），为灰色；［3］为生物技术类（Biotechnology），为浅灰色；［4］为混合医药（Miscellaneous－Drug＆Med）；为深灰色。顶点越大，表示专利被引次数越高。每幅图中存在数个连通子图，这些连通子图即是集群中的技术次级集群。从图1至图5中可以看出：最初的联通子图在发展中不断加入新的专利，规模不断扩大，这表明集群中技术的影响力存在“马太效应”，即富者越富。要注意的是，这个效应并不是针对单个专利，而是针对单个次级集群的，这个现象产生的原因可能是高被引专利往往是技术先进、影响深远的专利，因此后期专利不断附加其上，新连接的形成遵循偏好连接的模式（PreferentialAttachment）［52］。初期联系较紧密的四个专利形成的次级集群联系依然很紧密，这四个专利皆是器械专利。随着时间增长，出现了规模远超其他群体的最大次级群体，如图5所示，这一定程度上表明了群的技术溢出非常有效，技术间的连接紧密。网络在初期的技术流动局限在同质性圈子里，但在第三期（图3），网络开始出现比较明显医药专利与器械专利的结块，在后两期中，异质性技术间的结块进一步扩大。这意味着在波士顿集群中，初期同质性技术易聚集在一起，在后期才逐渐出现异质性技术的结块现象，这可能是因为集群发展中逐渐出现了对互补性技术的需求。这直观上证明了推论1和推论2。每一期的技术网络结构指标数据如表1所示。可以看到，密度与网络规模负相关，密度之间无法进行比较，但是点度可以进行比较，随着时间的发展，平均点度逐渐降低后又再次升高。这表示初期和后期技术间的连接比较紧密，集群具有明显的技术溢出效应。2．技术异质性对技术再结块的影响本节分析在集群发展的不同时期，技术异质性如何对结块产生影响，并对论断1和2、推论1和2进行验证。其影响如表2所示，对角线以灰色标出，表示技术组内连接数量。每组中连接频数最大的格值以黑体标出。为了更方便直观的对统计结果进行讨论，将组内与组间连接频率进行比较，如表3所示。从30年的区间考虑，医药的组内连接呈现增长的趋势；器械的组内连接则越来越少，越到后期，与其他技术的联系越紧密；混合技术则一直表现出非常低的组内连接，这也和其技术性质符合。因为1976－1981年的大部分格值的期望值都小于5，无法进行卡方检验［53］。但从图1中可以看出，集群内仅有器械和混合两类专利，而两类专利的连接都仅存在同类之中。从表2中可以看到，四个周期的卡方检验都非常显著，表示四个时期异质性差异大的技术间都形成了结块，证实了论断1，否定了论断2。属于集群发展初期的有三个时期（1976－1981，1976－1987，1976－1993）。图1显示了第一个时期的结块状况，结块全部发生在同质性技术之间。但据表2，第二和第三时期的异质性技术之间已经存在结块，在1976－1987年间，技术结块是以器械技术为主的；而在1976－1993年间，技术结块则是以医药技术为核心。这与推论1相反，意味着集群在发展初期即存在了异质性技术间的结块，而技术间的连接往往以某种特定类型的技术为主。3．组织异质性对技术再结块的影响本节分析在集群发展的不同时期，组织异质性如何影响结块，并对论断3、推论3、4、5进行验证。如表4所示，对角线以灰色标出，表示相同组织类型技术的组内连接数量。每组中连接频数最大的格值以黑体标出。同上一节一样，将组内与组间连接频率进行比较，制成表3。表3可以分析技术结块的趋势，大学和科研机构的技术的结块90％左右发生在异质性技术之间，企业技术从同质性结块为主逐渐变化为以异质性结块为主，医院则从异质性结块为主转变为既有同质性连接和异质性连接较为平衡，各占约50％。在集群发展初期，两个时期（1976－1987）的卡方检验都不显著，表示这10年集群技术间以组织同质性的技术连接为主，再增长5年后，卡方检验才显著，意味着组织异质性的技术连接出现在发展初期的末端。这与论断3不符。从表3可以看出，初期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技术连接以组间连接为主，证实了推论3。在集群发展成熟期，除医院技术外，组织差异性大的技术间更容易形成连接。因此若将论断3的时间限定在集群发展成熟期，则其成立。同时，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技术皆多与医院的技术形成连接，这意味着医院技术起着连接两种组织异质性技术的作用，推论4得到证实。根据表3，大学、研究机构和企业的技术结块皆是以组间连接为主，证实了推论5。实际上，该结论再次表明了公共研究机构在集群中具有重要的知识溢出效应。

四、结论

第3篇：现在生物技术的核心范文

一、国外转基因技术的应用与中国的对比

转基因技术是指通过向受体转入外源基因的方法，改变生物体性状，以达到提高作物产量，改善作物抗逆性，或丰富营养等目的的一项技术。它的出现，似乎使世界饥饿、污染、营养不良等问题的解决曙光一现。有人将以转基因技术的应用为核心的生物技术的巨大进步称为“绿色革命”，认为这将深刻地改变我们原有的农业和产业。①因此，转基因及其应用也成了各国重点研究与发展的对象，下面将通过对比，来认识转基因技术层面上我国与国外的差距及可能带来的后果。

(一)转基因的产生与发展对比

从科学技术上说，转基因技术和基因理论起源于美国，在1953年4月25日，英国的《自然》杂志刊登了美国科学家沃森(JamesDeweyWatson)和英国科学家克里克(FrancisCrick)的研究成果，确定了DNA双螺旋结构的分子模型，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现，也是转基因技术的理论基础。1978年，限制性核酸内切酶在美国被发现，这种酶可以选择性切开双链DNA，②无疑这让不同物种间基因的转移成为了可能，也让转基因技术有了质的飞跃，发现者阿尔伯(WemerArber)、内森斯(DanienNathans)和史密斯(HamiltonO．Smith)3位博士荣获了197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紧接着，美国人梅里菲尔德(BruceMerrifield)发明基因合成技术，获得了1984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1993年美国科学家穆利斯(KaryMullis)发明DNA扩增技术(PCR技术)，并于该年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由此可见，几乎每一项技术的实现都是突破性的发明，转基因技术的实现，包含了很多诺贝尔奖级的发现，这些发现几乎都发生在美国，美国是当之无愧的转基因技术的开路者和领导者，美国的转基因技术和理论上的遥遥领先地位，早在20世纪便已确立。1983年，美国研制成功第一例转基因烟草，③同年，转基因马铃薯也在美国问世。随后，美国又研发了一系列转基因产品比如转基因耐储存番茄、转基因大豆、转基因玉米、转基因油菜，等等。如今大规模种植的4大转基因作物大豆、玉米、油菜、棉花中很多关键性技术都是由美国公司或科研机构发明实现的。我国转基因科研开始较晚，但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总体进步较快。1985年，国家出台“七五”规划，该规划的8大新技术中的1项就是生物技术，这是我国首次将生物技术列为重大战略技术。随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星火”计划、“攀登”计划、“973”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等相继启动。①中国政府制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指出:“发挥我国特有的生物资源优势和技术优势，面向重大需求，实施生物产业专项工程，实现生物产业关键技术和重要产品研制的新突破。”②这一系列政策的提出和实施，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生物技术尤其是转基因技术的发展。不可否认的是，现代生物技术一直以转基因技术为核心，我国专门针对转基因技术也制定了“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的重大专项”，专项投资100多亿元。③在国家各方面的支持和科学家的不断努力下，我国转基因技术得到较大发展，中国科学家于1988年将人工合成的抗黄瓜花叶病毒导入到烟草系作物的细胞中，获得了抗病毒能力很强的新品系。1989年，中国科学家将人类的生长激素基因导入到鲤鱼受精卵中，成功培育出了转基因鲤鱼。转基因鲤鱼的生长速度大大加快。我国科学家自主研制的转基因抗虫棉更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2002年，世界卫生组织了一份《基因组学与世界卫生》的报告，在该报告中，认为中国、巴西、印度、亚太地区是发展中国家的4个大力发展基因组学的典型，是具备世界级科研力量的地区，且突出强调了中国的作用，肯定了中国在基因组学和分子生物学方面做出的贡献，尤其是在参与人类基因组测序方面所做的工作。该报告肯定了中国在科研方面的潜力，也赞扬了中国在科研方面做出的努力。④但是，我国在转基因核心技术方面，与国外相比还是有较大的差距。这主要表现在核心技术的突破、已有技术专利数量和全社会对待生物技术的态度上。第一，现有核心技术产生于美国，美国早已在技术上领先于世界。美国杜邦公司现已开发出第二代转基因技术，即通过表观遗传修饰的方法，实现对于生物性状的改变，从而避免转基因对于生物原有基因的破坏，也可以避免一些伦理争议。⑤而国内对这方面的研究依然甚少，在学术搜索“第二代转基因技术”时，相关科研性论文几乎为零。可见，如今美国凭借着多年来的技术积累和全方位的科学优势，走在了世界的前列。第二，在基因技术专利方面，美国也走在了世界前列。以总部设在加利福尼亚圣地亚哥的Illumina公司为例，Illumina公司成立于1998年，是一家主攻基因测序⑥的技术密集型公司，⑦通过一系列并购和专利措置，现在已经成为了基因测序的龙头企业，截止到2013年，仅其一家公司便拥有专利1061件，⑧成为美国媒体评出的“2014年度全球创新企业50强”之首。⑨反观我国，生物公司并没有哪一家走到如此前列，更没有哪一家公司拥有如此多的专利数量。我国生物技术公司或者一些生物科研单位会大量购买国外的仪器设备，建立所谓“最大”“最先进”的“中心”，这些“中心”实际上只是一副躯壳，其内部的设备、仪器均来源于国外。第三，我国与国外的差距还体现在全社会对于生物技术的态度上。我国的生物学科作为理科一直被边缘化，被称为“背多分”，即只要努力背就能考高分的学科。在就业方面，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生物工程等专业也被亮起了就业红牌，因为生物产业的技术密集性，生物相关学科就业往往需要较高学历，学习生物的学生没有专心于科研的决心，一心想着就业或发财致富，本科或研究生阶段就纷纷转向金融、管理这些市场需求量大的所谓“高薪”“速成”专业。而美国生物学的学生就业，一项很强大的支撑就是其发达的生物产业化系统。甚至一些科学家自主创业，创办了一系列掌握核心技术的公司。

(二)转基因商业化的差距

中国人口众多，国土广袤，解决14亿人的吃饭和健康问题都需要生物技术。世界上最大的生物技术产品消费市场非中国莫属。①现在获得我国进口安全证书的只有转基因大豆、转基因棉花、转基因油菜和转基因玉米4种作物。其中只有转基因棉花允许种植，其他3种转基因作物只能作为加工原料，不能改变用途，进口的转基因粮食作物在我国尚未得到种植的批准。②我国科学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转基因杂交水稻品系“华恢1号”和“Bt汕优63”获得安全证书，即将迈入产业化应用的阶段。③1994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oodandDrugAdministration，FDA)允许转基因番茄在市面销售，这是美国第一次允许转基因产品商业化。随后，美国政府又批准了抗虫玉米和棉花、抗除草剂大豆以及油菜等10多种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生产，并推向市场。④转基因产品在美国市场上日渐丰富。出现。美国不仅是现代生物高新技术的发祥地，而且也是应用该技术研制新药的首要国家，大多数的基因工程药物都由美国首创。⑥1976年，DNA重组技术的发明人Boyer与投资者共同登记注册了美国的第一个现代生物技术公司———Genentech有限公司，并于1978年利用转基因技术研制出第一批基因工程药物———人的胰岛素和生长激素。Genentech也被认为是全球第一家现代生物技术公司。⑦转基因在农业方面的应用美国也是占尽先机，1994年孟山都公司(Monsan-to)研制成功抗农达(Round－upReady)大豆(又称转基因大豆)。1995年孟山都公司拥有了这项世界上最大的转基因大豆专利。⑧现如今，全球第一大种业公司———美国孟山都公司2013年销售额达到103.37亿美元，只低于我国和美国两国的种业市场总额，超过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种业市值。⑨孟山都公司又将销售额和利润额的一大部分投资于技术研发，其技术已经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和其他公司。加之美国对于转基因产品采取“无罪推定”原则，即不能证明转基因产品是不安全的，就可以认为它是安全的，美国的转基因产品推广和产业化、模式化已经达到了比较成熟的地步。2011年全球种子市场的销售总额约为345亿美元，而世界排名前两位的美国跨国企业就占据了44%的市场份额，详见表1。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转基因技术实际上是一项“美国制造”“美国推广”的技术，美国在科研方面早已占尽先机，我国虽然在转基因棉花、转基因水稻上略有优势，但是总体起步晚，加之各种社会因素的干扰，我国科研总体水平依然远远落后于美国。这种落后不仅仅体现在科研成果方面，还体现在生物科研相关仪器、药品制造方面，我国科学家使用的很多设备、仪器、试剂盒等多数都是国外生产的产品，这不仅浪费了资金，还限制了我国科学家的思维广度。空喊着“增加科研投资”实际上就是多花钱在国外的设备和试剂上，有一些甚至是对外国科研成果的单纯重复。国外公司尤其是孟山都等公司还有“专利战略”，为每一项可能的技术甚至基因申请专利，我国想要进行科研，就必须向其支付高额的专利使用费。基因申请专利，已经成为了外国公司封锁生物技术的一种强有力手段。但是，我国通过自主知识产权依然实现了某些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突破，并打破了美国的技术垄断。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转基因抗虫棉。在20世纪90年代，棉虫灾害席卷我国棉花产业，美国借机向我国推广转基因抗虫棉，当时在国内“要不要发展国产转基因抗虫棉”甚至还引起了讨论。最终，政府、科学家选择一定要研制自主知识产权的转基因抗虫棉。在各方努力下，我国1999年实现了90%的国产转基因抗虫棉覆盖率，并且，中国的抗虫棉走出国门，面向国际市场来参与全球的竞争。目前，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正方兴未艾。作为引领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之一，其年均增长率是世界经济增长率的10倍，技术的创新和突破也是一日千里，世界专利中有30%是生物技术专利。在制药领域，20%的新药属于生物技术制药，而80%以上的新药都可以看到生物技术的影子。美国的生物技术公司有340家上市，总市值高达3300亿美元。①21世纪是生物的世纪，生物技术开发与创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现在，我国与国外的技术差距仍然较大，这种差距不仅是生物技术上的差距，也是仪器制造、精密测量的差距，甚至是思维方式、创新意识的差距，加之外国的专利封锁和技术垄断的现状，马太效应可能让这些差距不是在短期内能够赶上的，所以基于这样一种现状，我国应该做的不仅仅是加大科研力度这么简单，更应该在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保护好自身种子安全、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抵制国外的转基因入侵阴谋，这些政策的计划和实施不仅仅是科学层面上的，更需要政府层面和人文角度的关注和思考，只有这样才能让我国在转基因的机遇与挑战中立于不败之地。

二、基于产品而非技术的监管

一方面，转基因技术的风险的确存在，而且随着转基因技术的发展，这种风险可能会越来越大，所以对于转基因技术一定要有合适的监管措施;另一方面，监管制度有可能造成市场的紧缩，限制科学的发展。所以，我们应该通过一些可行的方式来正确监管转基因技术。

(一)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

关于转基因的争论，来源于其技术上的不确定性。生物界经过千百万年的进化，其复杂度和精密度往往超出人类的想象，所以基因科学认识的对象具有复杂性。在当下的科技条件下，基因结构的发现至今为止不过60年，分子生物学的研究也方兴未艾，我们对于基因以及生物体的基因调控机制尚有很多不明确之处，现代基因科学不能解释很多自然遗传现象，所以基因认识的主体也就是科学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②这些都导致了科学在认知和某些现象解释上的不确定性，也导致了技术在操作和改造的后果上的不可控性。这也是科学技术不确定性的来源，同时也是转基因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之一。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是指在不知晓概率的情况下出现的，对于科学研究和技术应用后果出现的概率并不能被可靠地量化的一种现象。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伴随着人类整个认知过程的始终，人类科学的进步就是一个消除原有不确定性又产生新的不确定性的过程。的确，在科学上，向生物体转入基因，可能会破坏生物原有基因结构，干扰原有表达过程，改变原有代谢途径，这些都可能导致某些严重的后果。比如转入基因正好破坏了植物某些生存的必须基因，导致植物死亡;比如触发了某些基因过度表达，使得某些成分在植物体内含量过高;比如产生某些原有植物体本身没有但是却能够让人产生过敏反应的蛋白质，甚至可能是通过人类未知的某些途径对植物体或食用后的人体产生影响。在科学实验过程中，每次向植物转入基因的实验都会使用上百份植物材料，因为是否能够转入基因是一个未知，转入了基因之后是不是会死亡，会不会畸形是一个未知，是否能够符合人们的要求又是一个未知。经过这3道筛选，能够保留下的才是真正的转基因成果。经过层层筛选之后实验保留下来的转入基因的植株的形态结构和成分可谓是“千变万化”，一些生长周期发生变化，一些外形结构发生变化，不可否认，的确有一些可能会对人体产生危害，而且这种概率是不可预见的。科学的不确定性在转基因问题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并且由于转基因食品问题涉及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所以转基因问题更是引发了广大民众激烈的讨论，转基因问题的研究，也会为日后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问题开辟了新的思路。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转化为技术，技术转化为产品的速度越来越快，全社会面临的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问题会越来越多。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指出，现代社会实质上正在向一个“风险社会”迈进。在风险社会之中，不明和无法预料的后果将会变成历史与社会的主导力量。①风险的来源并非基于无知和鲁莽的行为，而是基于理性的判断、区别、比较、分析、推论等认知能力。它不是对自然缺乏控制，而是期望对于自然的控制能日趋完美。②2005年，“风险社会”理论的创始人乌尔里希•贝克针对中国问题接受过一次访谈时就说道，“当代中国社会因巨大的变革转型正在迈入风险社会甚至将可能步入高风险的社会”。③针对高风险，我们不仅需要科学理性，更需要社会理性来解决这些问题。

(二)科学、技术、产品的关系

科学和技术是有本质区别的。首先是目的上的区别，科学的最主要目的是探求自然的最终本质以及内在规律，回答“是什么”和“为什么”这样本质的问题，目的是为了发现现今世界上已经存在的东西，表现为知识形态，所以科学是公共物品，是人类共同的财富。技术则不然，它是综合利用知识来为人类提供服务，回答“做什么”和“怎么做”这样实际操作上的问题，目的在于直接改造自然，发明世界上没有的东西，表现为物化形态，因此可以带来很多实际效益。基于此，私密是技术的一大属性，而专利就是用来保护技术的私密不受侵犯的利器。技术可以直接提高生产力进而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而科学则不然，它若想推动经济发展，必须通过技术来进行转化。④技术与科学并不等同，比如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基因对于生物体性状调节机制的发现、限制性核酸内切酶的发现、质粒的发现，都不等同于转基因技术的出现，更不等同于转基因产品的上市。但是科学却能引领技术的发展，比如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作为主导技术的电气和无线电技术，催生了电灯、汽船、电话、汽车、电报以及输电网等新型传输技术等等一系列现实的产品，而这些技术都依赖于电磁感应现象和电磁学的确立。再比如，在表观遗传学方面的突破，催生了以表观遗传修饰为核心技术的第二代转基因技术的出现，第二代转基因技术不需要直接地改变生物体基因，只需要在基因表达过程中予以干涉，如此基因改良技术将使得转基因作物性状的产生更加精确、迅速、高效。⑤这种转基因技术对于基因改变较小，同时也可以避免现存转基因技术伦理上的争议。现代社会，科学的进步是技术突破的前提和先导，只有科学上取得重大突破，再加以智慧的应用，技术才能水到渠成。科学技术进步的必要条件就是学术自由。某一权威的学术机构认为，学术自由应该体现在“学者有权探究知识，不管探索可能导向哪里，但同时又有责任完全地、准确地报告其研究成果”。⑥推动学术进步的主体一定是专心于它的专家学者们。学术自由，可以让学者感到社会的尊重珍惜，有了这些专心致力于高深学问而宁可默默无闻的专家和教授们，那些看上去冷门实际上却有可能推动整个人类进步的科学才不会消失殆尽，科学研究者不着眼于现在的得与失，而是为未来的突破创造可能性。投身科研本身就需要极大的热情，专注科研需要极大的定力，在别人纷纷“往上爬”的时候踽踽独行，在成果看不到应用希望的时候愿意默默去坐冷板凳。假如这样的人我们的社会不珍惜，不给他们自由的保障，那谁来推动我们的未来?以3D打印技术为例，它被称为“上上个世纪的思想，上个世纪的技术，这个世纪的市场”。⑦科学是技术的铺路者，学术自由是保障铺路者的“安全帽”。建立保障学术自由的良性机制与制度，切实让学术自由成为一种实践规范，⑧只有这样才能提升学者的科研创新能力和科研水平，激发学者的思维和探索活力，从而推动科学的不断进步提高，加快知识创新和人才培养的进程。技术与产品之间也是类似关系。产品是生产出来的物品，技术是产品的先决条件。但是产品与科学技术最大的不同，就是自由度的区别，产品中包含了太多社会价值和人文因素，它的风险的直接承担者是消费者，而大多数消费者并不具有直接辨别产品安全性的能力，对于产品风险并没有抵抗能力，因此产品相对于技术并没有那么大的自由度，它必须对消费者，对整个社会负责任，产品是技术的结晶，不是技术的附庸，产品必须是被检验过的技术，是能够完全造福人类的技术的推广。真正好的产品，不仅需要核心技术作为支撑，更需要经过严格的检测与把关。

(三)监管产品而不是技术

由前文的论述可知，科学、技术、产品3者虽然一脉相承，但是却在人类社会中扮演着迥异的角色，科学是探路者，技术是中转站，产品是最终目的。科学和技术的创新与研发存在的风险是微乎其微的，科学技术转化为产品，风险的范围就会由科学家及至普通民众，才有可能引发大规模破坏性的后果，这才是政府作为社会理性代表监管的关键所在。以对于转基因监管最为严格的欧盟为例。欧盟的转基因管理实行的是“以技术为基础”(technology—based)的管理模式，主要包括审批制度、标识制度、可追溯制度和共生管理等。①欧盟对于转基因实验的审批也很严格，即使是实验性质的种植也要经过严格的审批。欧盟1998年曾经停止过15个成员国的转基因食品的经营，1999年又曾经暂停过转基因植物的种植。这些对于技术的限制导致了欧盟成员国转基因技术的研发障碍，也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欧盟现今技术上远远落后于美国、加拿大等国家。为了保护自身农业免受冲击，欧盟采取了对于转基因极为严格的市场准入措施，即便是已经在欧盟境内获得销售许可的转基因产品，也允许欧盟的各个成员国在一定的情况下，实行临时限制或禁止其在境内销售的办法。②这导致了国外某些公司和政府的强烈不满，2003年，被称为“转基因贸易问题第一案”的美国、加拿大、阿根廷3国与欧盟的贸易纠纷就是技术强国向技术弱国强推产品的一个典型例子。欧盟对于转基因的限制措施使得以上3国尤其是美国转基因产品出口受到重挫，这3个国家均向WTO提出申诉，认为欧盟这一行为严重违反了自由贸易原则，最终，2006年11月，专家小组做出了考察报告，认定欧盟对美国、加拿大和阿根廷3国对其出口的转基因产品所实行的禁止或限制销售措施违反了依据《卫生和动植物检疫措施协议》(简称SPS协议)下其应当承担的条约义务，构成了对美国、加拿大和阿根廷等方利益的损害，并要求其予以纠正。③由此可见，在现有国际秩序下，如果没有自己的转基因技术，国外的转基因产品强势入侵是不可避免的，转基因不一定安全，但是别人的转基因产品一定比自己的转基因产品更不安全，因为可能涉及国家粮食安全命脉，决不可拱手让人。所以，技术上的研发不能放松，毕竟转基因推广是大势所趋，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也得到了很多权威的认可。退一步讲，转基因即使是不安全的，但其也会是现代生物技术的开端，会引领更好的技术出现。我们要相信，谁引领了技术进步，谁就引领了“绿色革命”，谁就在未来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对于技术的监管只会阻塞技术的突破，限制解决现有问题的新技术的出现。相比来讲，对于产品的监管可行也可控得多。我们对于产品的严格监管，大概可以分为以下几点:第一，加强对质量安全检测机构审核，以大学、科研所为依托，建立更加专业的转基因检测机构。对于检测机构要建立更加严格的准入制度，对于机构与人员、质量体系、仪器设备等多方面进行更加严格的监管，④保证测试结果的公平、公正、公开，建立能够专业、独立对现有检测技术进行改进的兼具科研的双重检测机构。第二，对于转基因产品涉及的专利问题也要予以审查。基因专利本身在法律上也一直是一个待讨论的话题。美国Myriad公司确定了人体BRCA基因(乳腺癌易感基因，具有这种基因的人会较容易患上乳腺癌)的位置，并将其从染色体中分离、测序，随后，Myriad公司对BRCA基因及诊断测试方法提出专利申请，并最终获得授权。这项专利的获得，使得BRCA基因被该公司垄断和“独自享有”，其他人和其他机构不得侵权。⑤而该公司可以趁机抬高这项服务的价格，原本提供这项服务的机构———宾夕法尼亚大学和耶鲁大学则不得再提供该基因的诊断测试服务。这一案例引起了美国社会乃至全世界对于基因专利的一场大讨论，如果对于基因申请专利，那么是不是以后针对此基因的产品都要向该公司缴纳专利使用费。后来一部分患者将Myriad公司告上法庭，法院判定专利无效，但是Myriad公司提出上诉并最终胜诉。按照基因专利法规来讲，只要个人或机构能够分离、测序DNA并确定它在生物体内的功能，就能给基因申请专利。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国家早就开始了抢注发现的基因。而一旦获取了基因专利，一条基因可以开发出一系列产品，继而长期获得高额利润。①基因专利的受害者当然是转基因产品的消费国，尤其是依赖于该类产品的国家。比如，因为美国孟山都公司的注册专利和基因抢注行为，使得印度的棉花厂商因生产含有该专利的转基因棉花而受到美国对其产品的抵制和限制，从而给印度的农民和商人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②“物美价廉”的转基因产品上市尤其是转基因种子上市，可能造成的是整个社会观念和社会习惯的改变，是社会对于产品的依赖，如果人们离不开的产品的核心专利把握在别人手里，那么无疑我国的国家安全会受到极大威胁。现今一些大公司已经开始了“基因抢注”。2001年，美国孟山都公司对于发现于中国的野生大豆的一段序列一口气提出了64项专利申请，这样有可能导致的后果是，中国育种专家或者农民很有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侵犯了孟山都公司的专利权，进而面临高额赔偿。③所以上市的转基因产品必须要对其涉及的技术专利和基因专利予以审核，对于那些涉及国外专利的产品的上市要持谨慎态度。

三、监管产品而不是技术的合理方法

(一)积极推动生物技术应用

以转基因技术为核心的生物技术的应用是大势所趋，转基因的应用必将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21世纪是生物的世纪。一方面来说，只有一项技术真正被应用，才能更好地促进这项技术的发展。无论是军事还是民用领域，生物技术的应用都会极大地推动生物科学的发展。以世界上最大的转基因巨头美国孟山都公司为例，该公司每年将其营业收入的10%用于科技攻关和技术研发，直接瞄准当今和未来国际生物技术的最前沿，该公司每天仅仅用于科研的投入就达到了260万美元，④令其他公司乃至其他国家都无法望其项背。可见生物技术的产业化会使受益者投入更多的资金进入到这个领域，从而真正推动这个领域的进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会自动将更多的人才和资金吸引到这个前途无限的领域，也有望迅速改变我国生物技术落后的现状。美国政府每年投入到生物技术和生物工程的费用达到几十亿美元，坐落在马里兰州的军事医学研究所，其实就是美国基因武器的研发中心。世界上已经有许多国家借助生物技术研发出了各种“生物武器”。⑤但是，生物技术具有研究和开发周期长、技术含量高、产品寿命周期长等特点，这由此决定了该产业是一个高风险、高投入、高收益、长周期的行业。⑥在项目的种子期、创业期、扩展期和成熟期，都需要大量的、持续的资金投入。仅靠政府投入难以满足其需要，更无法使其紧跟世界先进水平，也会导致其与市场的脱节。针对我国目前现状，国家应该尽快让一些“检定合格”的转基因产品走出实验室，让转基因技术真正造福于我国人民，促进我国生物科学的长足发展。在适度的监管环境下，通过推动技术密集型生物公司的成立和发展，进而推动生物技术的应用，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生物技术的应用，也会改变如今生物专业“冷门”的现状，《2014年大学生就业报告》将生物工程专业列为“红牌”警告的十大专业之一。⑦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国生物技术应用不够造成的。应用不够导致人才的缺失，然后导致科学技术整个的停滞不前，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只有推动生物技术的应用，才能吸引到更多人才投身于生物科技的研发，形成“科学—技术—产品—经济—人才—科学”的良性循环。生物技术的兴起和发展，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把握机遇，迎接挑战，我们才能真正实现我们的强国梦。

(二)在转基因的应用过程中引入保险机制

既然要推动生物公司的建设，那么就必须要开创生物公司全新的盈利模式和风险监管体系。转基因的应用实际上是一个“试错”的过程，虽然以现在的知识和监管体系来讲，试错的风险并不高，但是试错的代价却是极其高昂的，它涉及千千万万人民的生命安全，不能有丝毫的马虎。所以要通过一些措施防控这种风险，其中一种合适的方法就是在生物技术的应用过程中引入保险制度，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驾护航。由国家授权第三方权威机关对生物产品进行评估，一旦发现高风险产品则不允许上市，一些鉴定为“安全”的产品则需要生物公司为其购买“保险”，这些产品进入市场以后，如果出现像“三鹿奶粉”那样重大的食品安全问题，则由保险公司进行理赔。这样做不仅仅是给生物技术公司创造了一种可行的盈利模式，更是给生物技术的应用提供了一条可能的道路，通过为转基因产品买保险的方式，防控风险，监督风险，体现的是科技应用过程中的人文关怀与社会理性。保险的范畴要涵盖转基因生物风险的各个方面，现今公认的转基因风险按照产品的风险，主要有食品安全方面的风险和生态安全方面的风险，所以针对转基因产品的保险应该分为“食品安全”保险和“生态安全”保险。如果已经上市的转基因产品出现了食用性问题，造成的经济损失将由保险公司理赔。如果产生了对于周围环境的破坏，或者造成生态圈的不良后果，也由保险公司理赔。这样一来，无论是食用还是种植，都没有了任何后顾之忧。保险所能起到的作用，不是让人们接受转基因食品，而是的的确确保障这种产品一旦出了问题，能够及时筹措资金，保障受害者的利益，尽最大可能挽回损失。现有转基因产品的风险并不高，全球迄今为止没有出现过一例因为食用转基因食品而出现严重后果的例子，也并没有哪项被科学界权威认可的动物性实验验证了这一结论，所以转基因产品的保险并不会增加多少生物公司的成本，政府也可以对生物公司的这部分成本进行补贴，以提高转基因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四、结语

第4篇：现在生物技术的核心范文

现代生物技术是以DNA分子技术为基础，包括微生物工程、细胞工程、酶工程、基因工程等一系列生物高新技术的总称。现代生物技术在农作物改良、医药研究、食品工程、治理污染、环境生物监测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于现代生物技术对解决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如：粮食、健康、环境和能源等将开辟广阔的前景，因此越来越为各国政府和企业界所关注，与信息、新材料和新能源技术并列成为影响国计民生的四大科学技术支柱，是21世纪高新技术产业的先导。

(一)遗传工程

遗传工程的研究发展，为器官移植提供了一个很有前途的新手段——利用动物的器官代替人的器官。科学研究表明人体异种器官移植，猪较为合适。首先猪器官的大小与人的相当，生理上也比较接近；其次猪在无病原体条件下比较容易饲养和容易保证无病的供体；此外猪的繁殖率高，每窝可产十几只猪崽，存活率也较高。为了保证植入的器官不被排斥，生物学者正在培养具有人的基因的新型猪，这种猪叫转基因猪。

在农业生物技术中，转基因动植物的研究与开发最为突出。1983年转基因植物问世，1986年被批准进入田间试验，根据美国农业部动植物检疫局(APHIS)的数据，截止1997年1月31日，美国已批准的转基因植物田间试验达2584例。近年来，抗除草剂的大豆、抗病毒病的甜椒、抗腐能力强、耐贮性高的番茄、具有高含量必须氨基酸的马铃薯等转基因植物开始进入市场，成为农业生物技术的第一批成果；转基因的瘦肉型猪、高产奶的奶牛和能从奶中提取药物的转基因羊等也将进入实用化阶段。未来农业的模式将是：农业工厂化，按人类要求高水平的控制环境因素，实现规模化、机械化、自动化生产，产生质量稳定、供应稳定、价格稳定、营养丰富的农业产品；安全的转基因动植物投放市场；具有营养保健、医疗功效的猎牛羊、蔬菜水果等转基因食品大批走向餐桌。

农业生物技术的应用在我国也取得了丰硕成果，我国用花药培养、染色体工程等育种技术培养出才稻、小麦、油菜、橡胶等一批作物新品种、新品系、新种质。其中较突出的有京花3号、小偃1o7号小麦和中花1o号水稻等新品种，具有优质高产、抗病、抗盐碱等特性，已经在生产中推广应用。我国转基因技术在家畜及鱼类育种上也初见成效，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在世界上率先进行转基因鱼的研究''''成功地)将人生长激素基因、鱼生长激素基因导入鲤鱼，育成的当代转基因鱼生长速度比对照组快’并从子代测得生长激素基因的表达，为转基因鱼的实用化打下基础。

(四)海洋生物技术

随着海洋生物学的发展和海洋生物资源开发规模的扩大，海洋生物技术兴起并成为一个新的研究开发领域。海洋生物技术的研究范围广泛，发展迅速。其中包括探索、开发和利用有价值海洋生物，优良养殖品种的培育和病害防治，海洋生物天然产物的利用，海洋特殊功能的阐明和利用，海洋生态系统的阐明和利用，海洋生物利用系统和辅助系统。海水养殖、海洋生物、天然产物开发和海洋环境保护的生物技术是三大研究热点。

1996年，我国政府已将海洋生物技术列入863计划，主要方向是大规模发展海水养殖。并已初见成效。海水养殖总产量、海藻、贝类等产量均居世界首位，对虾产量也曾一度居世界首位；裙带菜无性繁殖系、三倍体扇贝和牡蛎的培育，都已列入国家“攀登计划”，正在组织实施；山东省海藻养殖和海藻化工已成为世界上该领域第一大产地。此外我国在世界上首次研究成功了海带的单倍体育种技术、紫菜的体细胞育苗技术、对虾的三倍体与四倍体育苗技术、对虾精荚移植技术等；在海水鱼、贝类的三倍体育苗技术和鱼类性别控制技术的研究方面也取得了重大进展。

二、信息技术

计算机技术与现代通信技术一起构成了信息技术的核心内容。信息技术主要是指利用电子计算机和现代通信手段实现获取信息、传递信息、存储信息、处理信息、显示信息、分配信息等的相关技术。现代信息技术是以电子技术，尤其是微电子技术为基础，以计算机技术(信息处理技术)为核心，以通信技术(信息传递技术)为支柱，以信息技术应用为目的的科学技术群。包括信息获取技术、信息处理技术、信息传递技术、信息控制技术、信息存储技术等内容。具体来讲，信息技术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感测与识别技术。它的作用是扩展人获取信息的感觉器官功能。它包括信息识别、信息提取、信息检测等技术。这类技术的总称是“传感技术”。它几乎可以扩展人类所有感觉器官的传感功能。传感技术、测量技术与通信技术相结合而产生的遥感技术，更使人感知信息的能力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2．信息传递技术。它的主要功能是实现信息快速、可靠、安全的转移。各种通信技术都属于这个范畴。广播技术也是一种传递信息的技术。由于存储、记录可以看成是从“现在”向“未来”或从“过去’向“现在”传递信息的一种活动，因而也可将它看作是信息传递技术的一种。

3．信息处理与再生技术。信息处理包括对信息的编码、压缩、加密等。在对信息进行处理的基础上，还可形成一些新的更深层次的决策信息，这称为信息的“再生"。信息的处理与再生都有赖于现代电子计算机的超凡功能。

4．信息施用技术。是信息过程的最后环节。它包括控制技术、显示技术等。

传感技术、通信技术、计算机技术和控制技术是信息技术的四大基本技术，其中现代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是信息技术的两大支柱。

三、新材料

新材料是指那些新出现或已在发展中的、具有传统材料所不具备的优异性能和特殊功能的材料。新材料与传统材料之间并没有截然的分界，新材料在传统材料基础上发展而成，传统材料经过组成、结构、设计和工艺上的改进从而提高材料性能或出现新的性能都可发展成为新材料。

新材料作为高新技术的基础和先导，应用范围极其广泛，它同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一起成为21世纪最重要和最具发展潜力的领域。同传统材料一样，新材料可以从结构组成、功能和应用领域等多种不同角度对其进行分类，不同的分类之间相互交叉和嵌套，目前，一般按应用领域和当今的研究热点把新材料分为以下的主要领域：电子信息材料、新能源材料、纳米材料、先进复合材料、先进陶瓷材料、生态环境材料、新型功能材料(含高温超导材料、磁性材料、金刚石薄膜、功能高分子材料等)、生物医用材料、高性能结构材料、智能材料、新型建筑及化工材料等。在20世纪初，人们所指的建筑材料是木材、水泥和钢铁；二战后出现了新三材，指的是人工合成的塑料、橡胶和纤维，而80年代以来大量高新材料纷纷涌现。高新材料从使用的角度说可分为传递、记录或存储的信息材料；耐高温结构陶瓷、非晶态材料和超导材料的新能源材料，特别是超导材料80年代中期以来有突破性进展；高性能结构复合材料，高性能工程塑料和新型合金材料为主要内容的特殊结构材料和新功能材料，如高效能的陶瓷材料、有机氟材料、高功能的黏合剂等。从材料的构成来说可以分金属材料、高分子材料及陶瓷材料三大门类。近些年来，出现了金属材料、高分子材料、陶瓷材料及复合材料竞相发展的趋势。一些新兴金属材料在科技革命的大潮中应运而生。传统铁、铅、锌、铝等金属更新品种，与宇航、电子、原子能等高新技术联系密切的金属材料越来越受到重视。其他新型高性能金属材料出现了如快速冷凝金属的非晶体和微晶材料、纳米金属材料、有序金属间化合物、定向凝固柱晶和单晶合金等。纳米材料具有许多潜在的新用途，它是一门用单个原子和分子建造事物的科学，其最终目标是实现微型化。

四、新能源

新能源又称非常规能源，是传统能源之外的各种能源形式，指刚开始开发利用或正在积极研究、有待推广的能源，如太阳能、地热能、风能、海洋能、生物质能和核聚变能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把新能源分为以下三大类：大中型水电；新可再生能源，包括小水电、太阳能、风能、现代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新能源的各种形式都是直接或者间接地来自于太阳或地球内部发出所产生的热能，包括各种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相对于传统能源，新能源普遍具有污染少、储量大的特点，对于解决当今世界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和资源(特别是化石能源)枯竭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同时，由于很多新能源分布均匀，对于解决由能源引发的战争也有着重要意义。

能力提升练习

1．1856年，法国组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天气服务系统，开展天气预报服务。天气预报的产生是源于()。

A．好奇

B．生产

C．生活

D．战争

2．具有高科技含量、高文化附加值的各类创新型产业所形成的经济形态可以被称作是()。

A．信息经济

B．知识经济

C．创意经济

D．市场经济

3．江西省、重庆市、贵州省、海南省、云南省的别称依次分别是()。

A．赣、渝、琼、滇、黔

B．赣、渝、黔、琼、滇

C．赣、渝、蓉、琼、黔

D．赣、渝、贵、琼、云

4．现代信息社会的基础设施是()。

A．电力网

B．电视网

C．交通网

D．电信网

5．以下各项中，属于空间技术的是()。

A．探空气球

B．人工降雨

C．卫星通讯

D．大气环流探测

参考答案及解析

1．D【解析】1854年11月，克里米亚战争爆发，英法联军准备在黑海的巴拉克拉瓦港登陆。突如其来的暴风雨摧毁了一艘法国旗舰，联军几乎全军覆没。法国国王拿破仑三世于是下令巴黎天文台台长勒弗里报告这场风暴的起因。1855年3月，勒弗里正式向法国科学院提出建议，由政府组织气象观测网，并将观测资料集中起来进行分析，绘制天气图。1856年，法国组建了第一个现代天气服务系统’用电报传送各地当日的气象观测结果，开展天气预报服务。

2．A【解析】信息经济，是以现代信息技术等高科技为物质基础，信息产业起主导作用的基于信息、知识、智力的一种新型经济；“知识经济”(TheKnowledgeEconomy)通俗地说就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TheKnowledge—basedEconomy)。这里的以知识为基础，是相对于现行的“以物质为基础的经济”而言的；创意产业，又叫创意工业、创造性产业、创意经济等。指那些从个人的创造力、技能和天分中获取发展动力的企业，以及那些通过对知识产权的开发可创造潜在财富和就业机会的活动；市场经济(又称为自由市场经济或自由企业经济)是一种经济体系，在这种体系下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及销售完全由自由市场的自由价格机制所引导，而不是像计划经济一般由国家所引导。

3．B【解析】略

第5篇：现在生物技术的核心范文

欧盟发展生物技术产业的政策经验

生物技术领域的一些重大创新发现多产生于欧洲，欧盟已占据了全球生物产业28%的份额，而且这一比例正在不断增加。欧盟生物经济的快速发展是与各国政府的推动分不开的［4］。重视生物技术发展战略欧盟第6个科研计划框架中，把“生命科学、有利于人类健康的基因组技术和生物技术”确定为7个优先发展领域之一，并放在首要位置。将45%的研发经费用于生物技术及相关领域。欧盟于2003年成立了生物技术委员会，并在《欧洲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产业发展战略》别强调:“生物技术是下一个技术革命，是知识经济和循环经济的支柱”［5］。确定生物技术研发重点法国2004年启动新的生物技术研究项目，主要针对重大疾病的生命科学研究、基因组学、癌症的研究、传染性疾病以及再生生理学的研究［7］。英国政府在《生物技术制胜2005年预案和发展展望》的报告中，将自己的目标确定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生物技术大国。英国生物技术研究的重点是后基因组学和蛋白质组学。德国的生物技术产业以工业生物技术最为著名，在分子生物、发酵工程、化工、植物基因学等学科占据世界领先地位，并且在生物技术向工业转化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5］。政府高度重视基础性研究英国在生物技术领域已经获得了30多个诺贝尔奖。DNA结构及单克隆抗体构造的发现，DNA指纹印的发明以及抗体工程的进展等为产业的发展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英国生物技术的基础性研究主要由政府机构、慈善机构和维尔康基金会(Well-comeTrust)资助。到2014年英国国家健康中心在健康领域的研发投入将占整个国家GDP的2．5%［8］。加大生物技术研究投资欧盟决定在2010年以前将科研方面的投入增加到3%，提供总额达87亿欧元的投资，其中至少15%的投资将分配到中小型公司，22.5亿欧元的投资被指定用于生物技术研究方面。在过去10年中，法国政府用于生物技术的资金增加了10倍［5］。安永国际会计咨询公司2008年报告显示，2007年欧洲生物制药产业各类投资达到了45亿英镑。英国是欧洲各类投资最多的国家，在风险投资方面仅次于德国。风险投资目前是德国生物技术产业最大的资金来源，有超过1/3的德国生物技术公司接受过风险投资的资助。改革税收制度英国为了进一步鼓励风险投资，政府将对小型高技术企业的投资减免20%的公司税。小公司的职员可以用税前工资购买公司的股权，政府还将考虑简化对知识产权的税收管理。英国政府还将引入针对中小企业(年研究开发投入超过5万英镑以上)的研究开发税务信贷，这些企业可以享受150%的研究开发费用免税［8］。加强与高等教育机构紧密合作，促进生物技术人才的培养英国位于剑桥的桑格研究院(SangerInstitute)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生物技术研发中心之一，同时也是将基因研究转化为商业用途的重要基地。牛津大学周边集聚了60多家生物技术公司。英国政府将35岁以下的青年科技人员列为培训重点，其中在牛津、剑桥大学设立功劳奖，以减少人才外流和强化工业培训等措施，来加强对生物技术等高技术人才的培养。专利技术保护德国专利可为技术成果的产业化提供20年的法律保护。在专利有效期内，第三方可与专利所有者协商以许可证的形式使用发明成果。生物技术产业孵化器法国政府在31个高新技术产业孵化器中，利用10多个专门或部分孵化器致力于生物技术的研究开发。在巴黎以南30公里处创建的“基因谷”聚集着法国最有潜力的新兴生物技术公司。德国巴伐利亚、科隆、汉堡等地区建立了生物技术示范区、挪威建立了挪瓦姆生医学科技园以及莱因河上游生物谷等。

日本发展生物技术产业的政策经验

日本生物技术产业现状虽然日本在生物技术领域的起步晚于欧美国家，但通过政府的政策扶持和企业界的努力，日本的生物技术市场呈逐年增长态势。日本的医药市场居世界第2位，日本拥有雄厚的专家技术资源，日本生物技术产业的科技文献和专利申请量分别居全球第4位和第2位，说明日本在生物技术领域的科研实力已居世界领先地位［9］。与国外先进生物技术公司合作是日本生物技术产业增长的动因之一，也使得日本成为生物技术创新的国际中心。日本促进生物技术产业发展的政策制定发展战略，加强政策和计划引导1973年科学技术署成立了生命科学发展促进办公室，专门负责生命产业的发展。1982年日本国际贸易与产业部成立了生物产业办公室。1999年1月，日本政府签署了《开创生物技术产业的基本方针》，提出和确立了把“生物技术产业立国”战略作为日本新的国家目标。为此日本政府成立了“生物技术战略委员会”，并于2002年颁布《生物技术战略大纲》。从财政和税收方面给予支持日本政府从2002年开始逐步加强了生物技术方面的研究投入。2006年日本的生物研发经费为2万亿日元，比2002年增长4倍，重点放在加快生物基础技术开发和人才培养以及产业化步伐等方面。另外还有多种信贷、税收减免及折旧制度，大大调动各企业科技创新的积极性。促进研究机构和高校改革一系列有利于生物技术产业发展的方针政策，给日本的国立高校和研究机构更多的竞争压力，促使它们向自治、具有独立管理权限机构的方向转变［10］。立法上的支持日本于1998年8月通过了TLO法律，该政策允许学校建立自己的知识产权许可组织，进行专利的授权和市场化推广，各学校从中受益匪浅。1999年的复兴产业特别法，更是加强了TLO法律的作用。促进产官学合作日本政府于1986年制定了研究交流促进法，科技署连续制定了前沿研究制度、省际基本研究制度和地域流动研究制度。近年来，日本政府推出了产学合作的产业研发促进计划、风险企业实验室计划和面向未来的研究计划。日本科技预算用于产官学合作的资金大幅增加，近年来的国家级高新科技计划大都采取了产官学联合方式［10］。金融市场改革日本企业上市门槛较高，为了在公开市场创造更利于培育创业企业的环境，1995年日本开始了柜台登记特股种制度，日本的风险投资市场方兴未艾［11］。

其他国家促进生物技术产业发展的政策经验

印度印度是世界上首个成立“生物技术部”的国家，近年来印度生物产业迅速发展源于政府采取了以下措施:①制订生物技术发展规划。印度生物技术部制订了印度生物技术10年发展规划———《印度生物技术十年展望》。此外，印度还建立了邦级生物技术协调委员会和区级生物技术委员会［12］。②税收优惠政策。出口型企业享有优惠政策，其中包括可在国内保税区内销售其总产量25%的产品。③法律保障。印度政府对《专利法》做了新的修改，即对除有关人类基因的生物技术成果不授予专利权外，对一般转基因动植物可给予专利权保护。④建立生物技术安全体系。为保证工作者在实验室环境下的安全性，印度颁布了生物技术安全规则和关于遗传工程生物及其制品的生产、进口、利用、研究、保存和分发的条例［12］。古巴19世纪90年代古巴实施“生物技术投资计划”，投入10亿美元发展生物技术产业，10年来已取得400多项专利，生物医药产品出口到英国等20多个国家，直接促进了古巴经济的繁荣［4］。古巴由一个科技小国一跃成为生物技术大国，其成功经验主要有以下几点:①建立了完善的公共医疗卫生体系。②积极引入风险资金。古巴政府通过产品出口以及与外资合作研发等形式引入风险资金。③注重教育，培养高科技人才。古巴有3万多科研人员在220个研究中心里工作，每1000名居民中有1．8名科学家，相当于欧盟的水平。④加强国际合作。古巴政府采用与国外企业合作的形式，共同开发、销售产品［13］。

中国生物技术产业存在问题

我国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水平与国外相关产业相比，尚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①缺乏完整的产业发展战略和部署。我国生物技术产业缺乏全局性的战略部署和统筹规划，以及完备的产业配套政策。企业间的无序竞争和生物技术产品的重复研发现象严重，创新源头匮乏。②投入严重不足，且投入渠道单一。目前我国中小企业的资本融通渠道只有创业者个人出资、上市公司、民营企业投资、政府的风险投资、国家科技部的中小企业担保基金、中小企业科技创新基金。其中上市公司、民营企业的投资，由于我国缺乏对无形资产的认识和认可，只能通过提供有形资本来控股，严重地打击了创业者的积极性。③生物技术成果产业化能力弱。我国生物技术成果产业化率普遍较低，研发往往以科研院所为主，企业自主研发能力较低;风险投资机制和市场机制不健全;科技中介机构不发达。④产业化人才匮乏。由于研究开发人员培养周期长，大量优秀的科研人员滞留在国外，国内缺乏优秀人才，尤其缺少技术兼经营型人才。此外我国现有生物技术人才偏重于理论研究，产业化人才相对缺乏。

第6篇：现在生物技术的核心范文

【关键词】生物技术专业 医学院校 课程体系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6）05C-0071-02

近些年，随着科技的进步，生命科学飞速发展，生物技术在各领域展现出了无限潜力，社会关注度越来越高，被世界各国确定为21世纪科技发展的关键技术和新型产业。现代生物技术与其他学科相互交叉融合，逐步形成了农业生物技术、医药生物技术和工业生物技术三个应用领域，其中医药生物技术领域由于和人类的生命安全关系密切，成为现代生物技术中最实用、最具发展势头的领域之一。

一、生物技术专业人才需求及各院校招生情况

随着生物医药产业健康快速发展，以及新的理论技术不断涌现，具有扎实理论基础、较强探索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医药生物技术人才的需求也与日俱增。生物技术相关专业人才的社会需求有增无减，尤其是医药行业生物技术人才需求快速增长。为了更好的适应社会对生物技术人才的需求，教育部于1998年正式将生物技术专业列入理学本科专业目录，主要培养应用型的专业技术人才。之后，很多院校都相继开设生物技术专业，中国前300名大学中，具有生物技术专业的大学占到了33.7%。通过对生物技术专业在这300所大学不同类别的分布分析可以发现，生物技术专业在综合类、理工类、农林类和师范类高校中设置的频率较高，分别占相应各类高校总数的70.6%、70.8%、82.6%、97.3%。而我们通过前期统计，全国90所医学本科院校，开设生物技术及相关专业的仅有28所，占31.1%，不及全国的平均水平。医药行业生物技术人才的供给远远小于社会需求。

医学院校生物技术专业与普通院校该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有所不同，其特点体现在医学知识和药学知识与生物技术的深度交叉融合，因此医学院校生物技术专业开设的课程也要反映相应的医药特色。但是，由于生物技术专业在国内相关院校的开设主要集中在综合类、理工类、农林类和师范类高校，在医学院校开设的相对较少，必然会导致教学模式和内容偏向于工业生物技术和农业生物技术的教学。体现在人力资源市场上就是医药生物技术人才的相对缺乏。面对大好形势，高等医学院校作为医药生物技术人才培养的主体，如何有针对性地进行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的建设，以培养与行业发展相适应的高素质专业人才，是关系到专业兴衰成败的关键课题。

目前，医药生物技术的教学模式还存在一些缺陷，针对性的医药生物技术人才培养机制尚属于探索阶段。如果照搬其他院校的人才培养方案，就会导致学生能力的同质化严重，不能很好的与医药行业的职业岗位需求相吻合，学生的核心竞争力不足，从而造成就业困难。所以，迫切需要建设适合医药生物技术专业人才培养的针对性课程体系及人才培养方案。另外，生物技术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实践教学是夯实理论知识和培养科研思维必备的手段。因此，在教学体系设计及教学过程中必须重视实践教学，这对学生创新思维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全国各高校生物技术专业开设课程分析

统计了全国21所高校生物技术专业所开设课程，其中包括4所医学院校生物技术专业，统计分析结果如下：

（一）各校生物技术专业课程开设情况

从总体来看，各学校课程开设率较高的课程有细胞生物学、生物化学、医学遗传学，所统计所有学校均开设有以上三门课程；其次，开出率较高的课程有微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基因工程、医学统计学、生物信息学、免疫学等，下图为所统计各学校开出率前21位的课程。

（二）医学与非医学院校生物技术专业课程开设情况对比

与非医学院校相比，医科学校生物技术专业中，各学校课程开设率较高的课程同样有细胞生物学、生物化学、医学遗传学，统计的所有学校均开设有以上三门课程；除此之外，医学类学校基因工程、医学统计学、生物信息学、免疫学、生物技术综合性实验、生理学、人体解剖学、药理学、蛋白质工程等几门课程开出率高。下图为综合所统计各医科与非医科学校课程开出率前20位的对比图。从图上可以看出细胞生物学、生物化学、医学遗传学、基因工程、医学统计学等开出率两类学校均较高，但是临床医学概论、病理学、药理学、人体解剖学、生理学等医学相关课程，非医学院校均开设较少或未开设。

三、医学院校生物技术专业课程体系建设思路

医学院校生物技术专业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应注意医学基础知识与生物技术学科各课程间的交叉和渗透。所以在课程体系的建设上就应该与其他院校有所区别，具有自己的特色。除了生物技术专业必开的基础课程及专业技术课程之外，具有医学特色的相关课程也应该在课程体系的设计中，可以使学生将医药基础知识更好地应用于医学生物技术的实际工作中，更好地适应社会的需求，适应医药生物技术行业。因此，通过对其他医学院校生物技术专业课程体系的学习以及近几年的教学实践探索，总结了一些本校生物技术专业课程体系建设的思路。

（一）合理选择授课科目，突出医学院校优势

目标是培养出适合我国现阶段实际需求，具备扎实医药生物技术理论基础，熟练掌握各项实验技能，能在医药、检验、食品等行业的企事业单位和行政管理部门从事与生物技术有关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与服务等工作，以及在科研、营销、第三方检验等领域从事研究助理、产品销售、检测试剂盒的设计开发与使用等工作的高级应用型专业人才。因此，我们的学生除了学习一般生物技术专业必须学习的理论知识，还要补充如临床医学概论、病理学、药理学、人体解剖学、生理学、医学遗传学、医学统计学等与医药生物技术相关的医学类专业课，从而进一步提升医学院校生物技术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

（二）调整实践教学模式，开设专业综合实训

生物技术专业涉及到的五大工程技术之间彼此交叉渗透，互为基础。因此，生物技术实验课程的设置必须打破传统上每门课程单独设立实验的传统，将本专业主干课程实验根据内在联系进行整合，单独成课，设立一些综合性实验、实训，而非简单的课程实验。综合性实验要求学生具备一定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因此一般在第三到第四学年开展。另外，综合性实验内容的设置还要能反映多门课程的综合知识，最终达到对学生实验技能和方案进行综合训练的目的。例如，我校开设了生物技术综合实训，该实训共安排8周时间，分两学期上完，每学期安排4周时间，中间不再穿插理论课学习，给予学生充分的实践机会。该综合实训涉及基因工程各个方面，以蛋白药物开发作为主线，包括蛋白药物的克隆、表达、检验、纯化、药物活性的检测等一系列医药生物技术操作环节。该实践环节与真正蛋白药物的研发生产相一致，使学生能将理论知识与实践充分结合，与社会、行业接轨。另外，根据专业生物技术专业医药特色，开设病理检验、实验动物学、抗体制备、临床分子诊断、动物细胞培养等实验，这些实验除了培养学生基础生物技术技能之外，加入医学相关内容，使学生掌握交叉学科知识及技能，更适应社会对医药生物技术专业人才培养的需要，培养出的学生更适于快速发展的医药生物技术行业。

（三）根据市场需求，合理整合教学内容

在生物技术专业课程的教学中发现许多知识点在不同课程中重复出现，造成教学资源的浪费。另外通过对学生实习企业的调查，我们发现企业最需要那些实践能力强、具有自主学习能力的毕业生，而我们的某些授课内容缺乏纵深性，对知识点的讲解并不系统，存在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针对以上问题进行了教学内容的整合，减少理论教学时间，增加学生自主学习的比重，同时注重了某些理论知识与实践的结合，有利于学生快速系统地建立知识体系。例如在“分子诊断学”授课中，增加遗传病的介绍，如常见遗传病的临床特征、分子诊断手段以及基因治疗等。除此之外，还可以在授课内容中加入临床诊断试剂盒的研发、临床生物技术检测及基因诊断和基因治疗方法等内容，以培养具有良好医学基础的生物技术专业人才，适应社会并服务于社会。

生物技术尤其是医药生物技术方向在医学领域的应用可以说改变了现代医学的发展，但是对于医学院校生物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及课程体系的建设仍处于探索阶段，因此目前对该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及课程体系通过思考后进行有目的、有计划的探索，能够培养出与社会及行业、企业需求相适应的高素质的专业人才。

【参考文献】

[1]郭弘艺，张旭光，邵露等.生物技术专业现状浅析[J].中国校外教育，2014（12）

[2]刘瑞珍，张兰凤，邱启祥.医学院校生物技术专业解剖学教学探究[J].四川解剖学杂志，2014，22（2）

第7篇：现在生物技术的核心范文

一、 生物技术专业教学改革的思路与目标

（一）开展专业现状调研，找准各环节切入点

从生物技术专业定位现状、培养方案开发现状、课程建设现状以及校企合作四方面展开调研，每项调查由专人负责，撰写详实的调查分析报告，找准每一环节的切入点和突破点（见图 1）。

（二）确定专业教学改革思路 ，制定专业建设目标

建设思路：从生物技术及应用专业相关的职业岗位分析入手面向地方，立足学校资源优势确定专业培养的岗位群及所需技能与职业标准确定专业所需知识技能模块、职业素养模块建立相应的课程体系，使教学内容与企业岗位需求对接。课程建设的设计体现教学内容以“工作过程”为导向，教学目标以专业需求和职业标准为依据，教学模式以行动为导向，学习情景以企业环境再现为基础，课程考核以过程考核为主，突出多方评价。达到目标：以利用生物技术提升改良传统畜牧养殖业为方向，校企共同开发与构建适于行业发展和企业需求的生物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创新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针对岗位技能与职业能力需求重组优化课程体系，以任务驱动、项目导向组织教学，构建“教学做”一体化教学模式，完善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机制，构建多元化考核模式，以此推动实训基地、教学团队建设，将生物技术及应用专业建成办学特色鲜明、师资力量雄厚、人才培养与企业岗位对接、教学质量高，在国内同类专业中具有较强辐射和示范作用的专业。

二、生物技术专业教学改革的实施过程

（一）专业定位与人才培养模式

1.确定专业定位

专业定位是专业建设的方向，定位的恰当与否，将直接影响该专业的生存与发展[6]。经过广泛的专业调研，郑州牧业工程高等专科学校生物技术与应用专业定位为：立足河南省畜牧业资源优势，依托学校畜牧兽医专业环境优势，利用生物技术提升改良传统畜牧养殖业，培养具有分离纯化技术、动物细胞培养技术、动物生物制品生产技术、生物检测技术等四大专业核心技术，能够面向动物生物制品生产和动物疾病生物诊断等岗位生产一线就业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2.构建“442”人才培养模式

人才培养模式是高职教育的基本问题，是在一定的先进教育思想指导下，为实现培养目标，而采取的培养过程的构造样式和运行方式，目的是解决“培养什么样的人才”与“怎样培养人才”两个根本性的问题[7]。按照学生认知规律、职业素养形成规律，融入“产业、行业、企业、职业、实践”五要素，构建了“442”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第一个“4”是指四层接轨，即人才培养目标与职业岗位要求接轨、教学内容与典型工作任务接轨、技能培养与岗位标准接轨、素质培养与岗位素养要求接轨；第二个“4”是指品德培养四阶递进，围绕学生职业能力培养从感恩教育、诚信与敬业教育、责任感教育、就业与创业教育四层次逐步展开；“2”是指双向互动，校企互动、师生互动、家校互动（见图 2）。

（二）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人才培养方案是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高职教育的基础，是学校开展专业教学工作的指导性文件[8]。高职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以工作过程为导向，体现高职教育的实践性、职业性、开放性。

1.岗位所需职业技能分析

基于调研的成果，分析专业就业岗位典型工作任务，剖析完成典型工作任务所需要的知识、能力、方法等信息；对所需知识进行优化、序化，确定专业岗位所需技能（见图 3）。

2.课程体系的构建

课程是给学生传授知识的具体载体。确定课程内容、研究课程结构是人才培养方案的关键[ 9 ]。以就业为导向、以品德培养为核心、以职业能力培养为目标，构建了以“公共基础 + 专业基础 + 专业能力 + 品德培养 + 能力拓展”五教育模块课程体系（见表 1）。

（三）课程教学实施过程

课程建设是专业建设的核心与抓手，我们始终坚持以精品课程建设为龙头，带动相关课程的建设与发展，使课程体系趋于动态、多元。

1.开发课程教学内容

与企业合作，以工作过程系统化为基础，构建课程学习情境，下设若干工作任务，围绕岗位技能要求与职业资格标准规范，完成课程标准的制定与教学指导书的编写。

2. 构建“教、学、做”一体化教学模式

课程的教学组织以工作过程为基础，以“教、学、做一体化”为主导，一切教学内容与环节都围绕“实践”展开。引入企业培训形式和竞争机制、模拟再现企业真实工作任务，学生以团队形式开展探讨、合作，共同完成工作任务；召开工作反馈会，进行小组间、成员间的自评与互评，形成竞争机制；以课程学习为主线，以强化学生的职业道德、提升学生的职业能力为目标，成立课程学习兴趣小组，开展丰富多彩的第二课堂活动，融教学做于一体。

3. 建立服务于学生学习和就业的专业共享资源库

建设了生物技术专业教学网站，包括专业的课程体系，主干课程的课程标准、教学内容，专业技能模块，实践知识问答，视频、图片资料及学习评价体系等方面内容；建设了学生自主学习系统；建设了“生物化学”和“微生物学”2 门国家级精品课程，“动物细胞培养技术”和“动物生物制品技术”2 门省级精品课程以及“免疫学技术”校级精品课程，形成了国家级、省级、校级三级精品课程建设体系；建设了毕业生资源库，可以帮助生物技术及相近专业的学生在网上进行咨询、交流；以建立学校合作发展联盟为契机，加强行业企业资源库建设，为充分利用校外办学资源、加强产学合作提供信息保证，实现了技术教育的网络互动。

4.建立多元化课程考核模式

科学的考核评价模式不仅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学生职业能力的载体，更是规范教学过程管理、提升教学质量的根本途径。以就业为导向，把职业资格标准融入相应的课程体系，以学生获取相应职业资格作为课程基本考核标准；以学生能力提升为本位，考核模式体现“四个结合”，即技能评价与品德评价相结合；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相结合；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学校评价与社会评价相结合。

（四）多元化校企合作模式的构建

校企合作是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和发展的重要形式，是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实施的基础和保障，是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基本途径[ 10]。在专业教学实践中，我们以一切为了企业、一切服务企业、一切为了学生就业为理念，多元化开展校企合作，创新了校企合作新模式，主要体现在：第一，针对企业岗位技能需求，分别与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等 5 家企业建立实质性订单培养班，校企共同制定培养计划、共同管理；合作开发课程、共同授课，有效破解了学生实习就业难题。第二，针对学生品德培养，与郑州天宇饲料科技有限公司建立“天宇品德班”，创新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新途径。第三，灵活调整教学时空，结合企业季节生产，给学生搭建生产实习锻炼平台，2009 年生物技术专业 110 名学生参与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为期 5 个月的甲流疫苗生产；同时与行业企业结合，针对专业技能与职业能力培养开展学生社会实践活动或专题调研活动等。第四，学校教师为企业员工提供技术培训，到企业开展技术服务，校企互聘互派，创建了稳定的学生实习实训基地 12 个。第五，与郑州天一高科、广州瑞姆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合作建立动物疾病生物诊断实验室，提升了专业社会服务能力。

三、生物技术专业教学改革的实践效果

（一）形成了鲜明的专业特色

专业定位明晰，立足地方、依托校情，围绕动物生物制品生产和动物疾病生物诊断展开教学改革，形成学校办学集群优势；把学生品德培养分层次、分阶段纳入专业培养计划，彰显专业品德培养特色；根据不同企业需求，开发差异化人才培养方案，构建了多元化校企合作模式，实现了教学内容与企业岗位需求的对接，彰显专业职业特色。

（二）教学研究成果显著

通过项目研究与实践，“动物细胞培养技术”“动物生物制品技术”被确定为省级精品课程；开发了《生物检测技术》《生物化学》《微生物学》《生物技术实训教程》《动物生物制品技术》等校企合作教材 5 部；获得厅级以上教学成果奖 7 项；发表教研论文 13 篇；2010 年，生物技术及应用专业教学团队被遴选为国家级教学团队。

（三）提高了学生的就业质量与层次

生物技术专业教学改革首先在生物技术及应用专业 06 级、07 级、08 级三届 9 个班 516 名学生中试点，同时把形成的经验及时在本专业 09 级、10 级、11 级学生中试推广。实践效果表明：不仅提高了学生主动学习的热情，增强了课程教学的有效性，学生一次性对口就业率由 61.5%增至81.6%，订单培养学生企业录用率达 92.3%以上；企业对学生的满意率由 72.8%增至 95.1%，实现了专业教学与企业需求的对接。

（四）成果的应用推广

生物技术专业教学改革成果应邀先后在全国高职生物技术专业研讨会、全国高职骨干教师培训班等做专题报告，同时也应邀到部分兄弟院校开展成果经验交流。此外，成果所形成的教研论文、校企合作教材、共享性教学资源，进一步扩展了应用的范围，使该成果不仅在全国同类专业中起到了辐射和示范作用，而且对其他类专业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和推广价值。

第8篇：现在生物技术的核心范文

生物工程技术是人们以现代生物科学为基础，根据生物体的结构、特性和功能，运用工程技术的原理和方法，设计构建具有预期性状的新物种或新品系，为社会提供商品和服务的一种综合性技术体系。生物技术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它包括所有对生物进行干预的技术手段：重组DNA技术、基因治疗、生物制药技术、克隆技术、基因芯片技术等。生物技术包含许多方面的内容,包括蛋白质工程、基因工程、酶工程和细胞工程。生物工程技术的兴起为现代科学发展和工农业、医药卫生事业的进步提供了巨大的潜力，同时也给人类带来的丰厚回报率，因此，生物工程技术已成为世界各国研究的重点和世界高科技竞争的焦点。

1 我国生物工程技术产业的现状

1.1 制造生物活性蛋白 基因工程技术的发展在医学上最重要的成就表现在治疗用生物活性蛋白或疫苗的生产和使用，利用基因工程生产有药用价值的蛋白质、多肽产品已成为当今世界一项重大产业，并将有望成为21世纪的支柱产业。2000年我国基因工程药物和疫苗年销售额已达近120亿元人民币[1]。现代生物技术制药有别于传统制药方法，运用现代生物技术不仅可以开发更加精确有效、不良反应更小的新药和新型疫苗,更重要的是可以预防和治疗一些应用传统治疗方法无法克服的疾病。

1.2 医学科学研究 1990年10月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启动，我国科学家承担了人类基因组1%的测序，是惟一加入该计划的发展中国家。人类基因组计划是现代生物技术在医学领域的成功应用，随着大量与人类健康有关的基因的定位、鉴定分离，遗传诊断和基因治疗都将成为现实，现代生物技术将使医学领域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1.3 疾病诊断 人类绝大部分疾病都与基因密切相关，包括自身基因的变异与外源基因的入侵。因此，从基因水平探测和分析疾病的起因，从基因水平干涉和矫正疾病造成的紊乱，是近些年来基础和临床医学新的研究方向。现代医学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尽早检测出在人、动物体内的病原性物质，做到早发现、早治疗。基因芯片是生物芯片的一种，可一次性对样品大量序列进行分析与检测。目前科研人员已分析出各种遗传病的基因序列，并根据其序列合成出基因探针，用于各种遗传病的检测以及优生优育，还可用于遗传病的防治和治疗，基因诊断可望成为临床的一项常规的检测诊断技术。

1.4 疾病治疗 现代生物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生物学和医学研究进入了分子水平时代。目前，基因治疗的关键技术实现了突破,ADA缺陷病、B型血友病、恶性肿瘤、梗塞性外周血管病等5种治疗方案已进入临床试验。其中，应用移植造血干细胞来治疗白血病和一些遗传性血液病已较为普遍，另外干细胞在肿瘤和免疫系统疾病治疗中也有很好的疗效。器官移植是现代医学的重要领域之一，但是目前供移植用的组织器官非常短缺，转基因猪有望为人类提供移植所需的器官。此外，随着转基因和克隆技术的成熟，解决安全性和异源组织排异反应的问题成为可能，并且为防止新病原带入移植器官或组织做出更大贡献[2]。

1.5 预防医学 预防医学的一大领域是环境监测和环境净化,现代生物工程技术在此领域的研究与应用已发挥了重大作用。基因跟踪法鉴定带菌者以预防流行病的蔓延，基因探针能快速灵敏地检测水中病毒含量，生产生物农药和生物肥以减少环境污染以及利用基因工程菌消除污染水面的石油以净化环境等，生物技术在此领域显示出了光明的前景，提高了环境质量。我国生物技术产业的总体水平已经在发展中国家处于领先地位，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未来的发展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生物技术产业实力依然不强、技术转化能力差、产业化规模小、产品少、支撑技术及生产装备落后、研发与产业化脱节、缺乏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国际化大企业、产业发展的整体环境有待改善等方面。同时，我国生物产业内部创新能力严重不足，现有人力资源偏重于理论研究，实用型创新能力不足，缺乏创新创业型人才。

2 生物工程技术在医学教育中的渗透及影响作用

生物工程技术是科学技术发展的一次飞跃，它不是单一的传统化学、生物学、遗传学、医学、微电子学的交叉与融汇，关键是它的每一个具体的研究成果都有可能导致一种产品生产技术上的革命。

2.1 生物工程技术知识渗透到医学学科知识体系中的必然性 生物工程技术的学科内容显著不同于传统学科，从本质上讲，生物工程技术是人类对生命过程的观察、研究和认识，然后将这些生命过程中所包含的一些非常微妙、精确、高级的反应用于制造出人们所需要的产物，创造出对人类有益的所需要的动植物新品种。医学教育是培养掌握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而且能够从事疾病的诊治、医学教育和科学研究的宽口径医学专门人才的一类专业。现代生物工程技术的发展已广泛渗透到医学各个领域，在今后10～20年里将使医学领域的各个重要方面发生根本性变革，事实上当今从事医学研究的各类科技人员都深感生物技术知识和手段对它们研究工作的重要性。但是从目前来看，许多医疗从业人员对生物学及相关学科的了解比较肤浅。原因是我国的医学教育专业要求学生掌握以基础医学、临床医学为主干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学习公共卫生及与医学相关的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有关知识与方法，缺少与医学相关的生物工程技术课程。着眼生物工程技术的发展趋势，把生物技术知识渗透到医学学科知识中，具有时代的紧迫性。知识的分化是为了更好地对某一领域进行研究，分科教学并不是目的，它只是让人们具体地了解某些领域的知识，知识的综合运用才是最终目的。渊博而丰富的跨学科知识教学能够起到相互补充、相互启发的作用，同时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创新动力。可以说学科内知识综合转化为学科间的知识，必将成为各学科教学发展的趋势。

2.2 生物工程技术的发展对我国医学教育课程设置的影响 尽管我国医学教育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仍然不能完全适应社会的进步、生物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卫生事业改革的需要。为此医学教育课程设置必须进行改革，把生物学的主干学科，如分子生物学、遗传学贯穿在整个医学课程中。选修课程体系要以拓展知识结构，扩大知识面，加强前沿、新兴、交叉学科知识为出发点，构建与素质教育相配套的选修课课程体系。适当减少必修课授课门数和学时，加强学生自学能力的培养。新型交叉学科：分子生物学、临床遗传学、分子病理学、流行病学和计算机科学至关重要，特别是由基因组学和信息学融合形成的新学科-生物信息学将开创整个生物医学教育和研究的新时代。

2.3 构建与培养医学人才综合素质相适应的教学内容的时代紧迫性 构建以体现人文社会、自然科学类知识向医学基础知识，医学基础知识向临床知识，临床知识又向基础前伸的渗透、互跨式整合课程。采用以学科为中心模式、以问题为中心模式和模整合课程混合型课程模式，最终达到专业基本教学内容的要求。在医学教学中尝试利用学科间横向迁移、渗透，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引导学生运用生物工程技术知识和方法来解决医学问题，同时，又运用生物工程技术知识去解释医学中难以解释的现象，这样可极大地鼓舞学生，又给学生提供更多的机会，让他们主动去体验、探索、研究，培养他们的创新意识和科研能力，对学生毕业后继续医学教育将产生积极的影响。总之，现代生物工程技术的发展，正在对医学教育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其内容涉及到确立新的培养目标，医学教育课程设置必须进行改革，构建医学人才知识、能力、素质相结合的教学内容等。这些在国外已经引起教育工作者的广泛关注，我们不能等闲视之。

参考文献

第9篇：现在生物技术的核心范文

关键词：生物安全；风险社会；社会公共利益；法律供给与需求

Abstract:Theconcernsofbio-safetyarousedbythedevelopmentofmodernbio-technologyareasophisticatedsignintheprocessofindividualizationinindustrialsociety,which,whileindicatingthesupremacyofhigh-technology,warnsusofthelurkingofsomeunpredictablerisks:thetraditionalmodernizationmaybeledtothe“reflexivemodernization,”andthusa“risksociety”maybeimminent.Consequently,safetyofeco-system,health,andsocialethics&orderisinmoreurgentneedofattentionintheneweraoftech-revolution.Theruleof“balanceofinterests”intraditionallawneedstobereplacedbyanewinterestcoordinationmechanism.Whilemakingbio-safetylaws,itisrequiredthatsocialpublicinterestbeascertainedandprotectedinthecourseofmodernbio-technologydevelopmentsoastorealizethegenuineharmonyofmanandnature.Whilepeoplearewonderingabouttheoutcomesofmodernbio-technology,thetraditional“legalmarket”isnomorepeaceful.Therequirementsofbio-safetylegislationwilldisturbthebalanceoftraditionalsupply&demandoflawandultimatelyconducetotheenactmentofbio-safetylaws.

KeyWords:bio-safety;risksociety;publicsocialinterest;supply&demandoflaw

一、现代社会对生物安全的立法诉求

（一）现代化的反身性及其风险预设

关于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冲突与协调是20世纪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核心论题。与“现代性终结”相抗衡的“第二现代性”或称之为“反身性代性”的研究和探讨在德国学者U.Beck的《风险社会》后变得更加引人注目。他从两个角度对现代化的反身性作出了说明：一是“以财富和风险生产为例讨论反身现代化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混杂”；二是“工业社会中蕴含的现代性和反现代性（modernityandcounter-modernity）的内在矛盾”［1］。Beck认为传统的现代化和工业社会的现代化是有区别的，一种是古典的现代化（classicalmodernization），是在19世纪反对封建社会、建立工业社会中发展起来的，而另一种是反身性现代化（reflexivemodernization），是在今天的工业社会之中发展的。在工业社会之中，存在着现代性和反现代性之间的冲突，因此工业社会不是一个彻底的现代性社会，而是一个现代的封建社会。在这种半工业半封建社会中，封建性的方面并非传统的遗物，而是工业社会的产品和基础［1］。

工业化社会的反身现代性主要起因于工业化过程中个体化崇尚取向，主张个体理性的张扬，强调自我为中心的权利建构。在传统的工业社会中，社会不平等模式是阶级模式，即存在着权利的平等，每个市民社会成员作为个人都平等地拥有并享受着某些权利，这些权利的私有化属性最终成就了工业化社会发展的快速化和社会变迁。但同时这些私有化权利以其自身拥有的形式化外表逐渐掩盖着实质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将会主要体现在阶级之间的不平等，体现为对不平等社会经济现象的平等化和合法化

个体化趋势没有使得社会的不平等得到实质缓解，相反崇尚个体权益和理性的现代化社会结构和变迁在某种程度上正在加深这种社会内部的不平等，从而造成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社会之间，甚至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利益不均衡，从而加速了风险社会的产生。

风险社会理论认为，工业文明在为人类创造了丰厚的物质条件的同时也为我们带来了足以使整个地球毁灭的风险，旧的工业社会体制与文化意识在所谓的现代化进程中已经凸现其内在的反身性和高风险性特征。社会的政治、经济和个人风险往往会越来越多地避开传统工业社会中的监督制度和保护制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由此出现了以不确定性为基础的风险社会与不确定性为基础的现代政治法律秩序之间的内在紧张。风险社会理论本身作为一社会变迁理论而存在，但与传统不同的是，风险社会挑战既有工业社会的认知、发展基础与典范，并企图从此种就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所衍生的灾难风险、自危急性来建构社会自我翻转、变迁的功能［2］。

贝克在《风险社会》中指出，“风险是个指明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的概念。或者换句话说:在自然和传统失去它们的无限效力并依赖于人的决定的地方,才谈得上风险。风险概念表明人们创造了一种文明,以便使自己的决定将会造成的不可预见的后果具备可预见性,从而控制不可控制的事情,通过有意采取的预防性行动以及相应的制度化的措施战胜种种(发展带来的)副作用。”［3］

风险与工业社会的反身现代性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统一与连接，互为逻辑上的因果关系。工业社会中个体化浪潮促使以个体权益为中心的社会法律制度得以建立和发展，并以此为基础不断推进和张扬个人理性在社会工业化进程中的作用和角色。同时也正因为工业化社会对个体理性和权益的推崇，从而导致了工业化社会在发展过程中衍生更多形式上平等——但实质上不平等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如企业的排污行为等。以个体利益促进为导向的工业社会市场经济逐渐形成了自身的规则体系和秩序范围，体现为建立以契约自由、所有权绝对、意思自治等三大要素为核心的法律体系，并主导当今乃至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的社会经济秩序构建。这就是所谓“现代性”的表现。随着市场经济和社会工业化进程的深入，出现很多诸如经济垄断、信息不对称、经济寻租、外部性、环境污染、生物技术安全等等形式上合法，但实质上对社会公共利益构成重大危害的行为和秩序内容。按照Beck对现代性和风险社会的理解，这种在工业社会高度发展时期出现的实质不平等现象就是现代化的反身性的表现。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反身性的现代化在内容层次和范围层次上更加突出，呈现出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二）现代生物科技与生物安全

现代生物技术的繁荣与发展，逐渐成为推动世界新技术革命的重要力量，生物技术的产业化也开始对人类社会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4］。然而，同其他科学技术成果一样，现代生物技术也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社会经济利益，让人们仿佛看到了解决许多人类社会困境的希望之光，特别是看到了生物技术在解决人类社会粮食问题、人口问题、能源问题、健康问题和环境问题等方面的优势和能力；另一方面现代生物技术也无法掩饰其内在和外在的负面效应，如在生物技术研究、发展以及产业化进程中无法保证人类生命和健康的安全性问题，无法保证生态安全问题以及可能存在的知情权问题、隐私权问题、基因歧视问题以及是否侵犯人类尊严问题等［5］。科学技术的社会经济价值已经为广大公众所充分认知，它给人类的社会结构、生活及行为方式等带来了举足轻重的变化，但是科学技术现代化过程中所具有的“反身性”和“吊诡性”特征将我们引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风险社会”之中。

1.生态系统安全风险：生物技术的发展在不断带来社会经济财富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威胁着整个生态系统的安全。所谓生态系统安全，就是指从整个生态系统平衡、稳定的角度出发来判断生物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潜在危险，主要体现在农田生态系统安全、自然生态系统安全两个方面。生态系统是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生物与生物之间、生物与非生物（如温度、湿度、土壤、各种有机物和无机物等等）之间，通过不断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而形成的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一个生态学功能单位［6］。按照贝塔朗菲对系统的认识，系统决不是数的简单相加，相反则具有自身的规定性，它的整体性表现为时间维度上和空间维度上的内在稳定性、适应性、自我调整和内外环境的组织化。任何对系统本身的外在干预，都有可能破坏系统的稳定性和自我调整性。因此，生物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就是通过对生物体内控制其特定性状的基因作为外源基因按照人为的意思，而非自然的过程，转入到另一种生物体内并使之表达。所以这种非自然的人为干预和创制行为是对生物本身内在环境以及生物与生物之间构成的相对稳定的生态系统的一种干预，那么这种干预本身可能会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它会在某种程度上改变或缩短自然生成的过程，也会在原有的生态系统内创制一种全新的物种，也可能造成物种与物种之间相互地影响，最终有可能破坏整个系统的内部运行规律，改变甚至消灭一个已有的生态系统。

2.人类健康安全风险：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特别是在食品和粮食供应、疾病诊疗等方面具有突出的价值和意义。但是生物技术的“双重性”特征仍然不排除人们对于技术本身隐含风险的担忧，尤其是在研究、试验、释放以及产品化过程中，生物技术对人类健康安全的潜在风险不能完全有效地被排除。这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一是生物技术对人类食物的影响进而引发食品安全问题；一是生物技术对生存环境的影响进而引发生活安全问题。1988—1989年日本一家公司利用基因重组为生物技术生产的乙色氨酸投放美国市场后引起37人死亡；1998年英国Rowett研究所的生物学家ArpadPusztai就郑重警告人们关注那些未被充分证明其安全性，便急于推广的转基因食品（GMF），因为他们可能有潜在风险；美国得克萨斯州ProdiGene公司于2001年在内布拉斯加州一块约一英亩的田地里种植药用胰岛素转基因玉米，在收获中漏掉三株转基因玉米以及一些溢出的玉米，2002年种植普通大豆时，结果使100万亩大豆受到药用转基因玉米的污染［7］。

3.社会秩序和伦理风险：现代生物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还远不止于生态系统、自然环境以及人类健康等方面的潜在风险，任何改变人类物理循环状态、生育繁衍规律、人类社会关系的生物技术都将对人类社会秩序和伦理构成深远的影响。克隆技术、器官再造技术、杂交技术将科技的概念引入至一个又一个不可思议的领域。

在现代生物技术发展的初期，很多现实性的社会秩序和伦理问题已经开始展现我们面前，人体器官移植、器官捐赠、买卖、代孕等已经将人体物化，而克隆人的设计、生产、销售、储藏和买卖，则将会根本改变人作为社会人的最为朴素的概念和意义，与此相关的社会问题将层出不穷，新的种族歧视、性别歧视、人身商品化、侵犯人的尊严等新的伦理道德问题，极可能造成新的社会伦理风险、经济风险和社会动荡［8］。

（三）现代生物科技的反身性解决之道

风险社会理论一改传统社会理论对科技至上主义、理性至上主义以及现代性的崇尚和张扬，给繁荣的市场经济和全球一体化认识提供了一个逆向思维模式，给我们对生物科技发展的负面性和不确定性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维范式，为我们生物安全立法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其重要意义在于：（1）风险社会理论为进一步广泛讨论生态危机和生物安全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风险社会的概念虽然还不太成熟，它却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打破了注重科技与工业发展的积极作用的传统思想意识,培养了人们的反思和自省意识,从而,使人类进入了一个反思的时代。通过对现代性反思至少使人们意识到科学必须理性地发展。（2）风险社会理论增加了人们的风险意识,将生态危机与科技发展带来的风险突现出来。然而,它对未来风险的描述有些夸张倾向,既不可能被计算也不可能被预知,这样会使人们陷入一种无奈的忧虑,滋生悲观主义情绪。虽然Beck本人宣称他不是悲观主义者,但他的思想的传播仍会使一部分人在风险面前显得焦虑不堪。为此,威尔金森专门从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了风险与忧虑的关系问题,写出《风险社会中的忧虑》一书。（3）风险社会理论在制度层面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风险社会中,旧工业社会体系已经过时,民族国家已经无力应对威胁整个人类的现代风险,这必然要求并引发社会结构深层的变化和政府制度的变革与角色的转换。在全球风险社会里,建立全球风险防范体系,最终以承担风险的基本单元为基础形成全球公民社会,这是Beck在《世界宣言》中的思想。然而,如何实现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的转型，如何实现生态民主与保持社会正义都还是摆在人类面前的难题。总之,风险社会理论的主要贡献就是让我们利用其关于风险、灾害和社会思想的分析重建现代性理论［9］。

二、生物安全立法之社会公益论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科技革命的时代，相较于物理领域的科技革命，此种革命展现出一种全新的，或许还是极不寻常，其所有的后果完全无法估量的局面：生物科技革命。”［10］由生物技术引发的生物安全问题是当前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风险之一，是工业化社会个体化进程发展的高级表现，在彰显科技至上主义色彩的同时隐藏着不可预知的潜在风险。风险社会的反身现代性一方面追求个体理性和科学技术的无限魅力，另一方面力求通过理性的法律制度和规范体系达到对社会秩序的调整和规制。反身性的过程就是对现代化的批判和反思的过程。生物技术高度发展是现代化进程的显著成果，但同时生物安全的担忧和风险又凸显了现代化的反身性特征。根据上文对现代反身性立法诉求的论述，生物技术的风险回避就必须在法制目标上通过立法径路予以完善。

对于生物安全的立法必要性研究不同于传统的，构成工业社会之规范基础的，以个体利益为内核民商事法律规范。虽然这种传统私益本位的法律制度体系成就了工业社会快速发展的成果，但是其反身性的属性也给现代社会秩序构成极大的风险，所以对现代化进程中反身性的克服就必须在法律制度构建以及立法宗旨的确立上有别于传统的民商事法律，而转向对集体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有和维护。

生物安全立法的公益性研究必须建立在对生物安全公益性特征的深刻把握之上。所谓公共利益，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分析和界定。美国社会法学创始人罗科斯·庞德将利益划分为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但他对公共利益的理解带有明显地政治国家色彩，即将公共利益视为涉及政治组织社会的生活并以政府名义提出的主张、要求和愿望［11］；传统功利主义法学家杰里米·边沁认为“公共利益是构成共同体众多成员的利益的总和”，“社会公共利益只是一种抽象，它不过是个人利益的总和”［12］。人们似乎自然而然地认为，公共利益在某种利益上讲必定是所有私人利益的总和；而如何把所有的私人利益聚合起来的问题，似乎又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13］。当前对社会公益的不同见解主要仍可归因于思维的视角和切入点各异，即从不同的语境和研究背景下对社会公益的认识程度会存在或多或少的不同，如在民法语境下探讨社会公共利益，可能更为主要地集中在对私人之集合的利益依存性；在行政法的语境下探讨社会公共利益，就不可回避地与国家利益相关联；在经济法语境下研究社会公共利益可能会指全体社会成员的普遍利益，其中同样包含国家的利益，因为它是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逻辑基础上建构的法律秩序体系；对于环境法来说，特别是生物安全法，其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研究和考察就应当走出全体社会成员的普遍性利益范畴，而转向以全体社会成员利益为基准，人类利益关怀以及生态利益的实现和保护，所以这是更为宽泛范畴内的公益性释解。鉴于此，生物安全的社会公益性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深刻把握：（1）利益的整体性和普遍性。从公益性的利益范围维度来考察，生物安全主体中所关注的是社会成员集体利益、人类利益以及生态利益相整合的，具有普遍性特征的利益范畴；（2）利益主体的广泛性，生物安全中的公益性研究必须跳出传统以国家为界限的社会成员集合利益的藩篱，转而充分关注个人主体之外的其他主体的利益，包括人类、国家以及生态系统（包括生物）等。狭隘的社会观可能会使得我们对公共利益主体的理解囿于传统的社会理论观，但是正如学者在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否为社会关系时指出的那样，“社会是人化的自然与自然化的人的综合体，社会关系包括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14］。从这点来看，利益主体同样也可以从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联延伸至人与自然的利益关系，以及对整个生态利益的关爱。而且在生态伦理学中，生态利益是一个高于人类利益的上位概念，因为我们无法将人类与生态系统完全分割开来，否则将不存在实质性的人类利益，抑或社会成员的集合利益和个体利益。

（一）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

转基因的生物安全主要是指现代生物技术研究、开发、应用，特别是转基因生物活体释放到环境中以及进行跨国转移，可能对生物多样性、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产生潜在不利影响。主要体现在：（1）转基因生物的重组基因，打破了自然界物种的界限，进而打乱了生物进化的历程；（2）改变了生物的多样性和群落结构，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可能会遭到破坏；（3）转基因生物回归自然界后，会不会使种植区周围生物受到危害，会不会影响生态系统中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4）重组微生物对某些化合物降解后产生的中间物或最终产物，有的又会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5）重组DNA进入水体、土壤后，将流向何方？存活多久？他们会不会与细菌杂交，出现对人类有害的、新的致病菌？现在已知DNA在土壤中至少可以存留40万年；（6）转基因植物中，如含有对人体有害蛋白或过敏蛋白的花粉，有可能通过蜜蜂采集进入蜂蜜中，最后再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15］。转基因生物的潜在风险首先突出地体现在通过对转基因生物本身的基因转变或修饰而对生物内部组成结构、生物特性、生物机能等诸多方面产生的根本性演变，进而影响该生物所赖以生存的其它生物要素和自然生态环境，将其新产生的某种基因特性释放到他原有的生态环境中去，构成对原生态环境的冲击和影响，并在时间的长度上修饰和更改原有的生态系统，从而使得原有生态系统中的各自然生态要素的生存环境和能量交换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最终对人的生存健康产生重大的、不可预见的影响。由此可见，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就是在生物安全风险的基础上衍生和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突出强调对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共风险性的充分认识基础上展开对其公益性的影响研究和对策研究，具体探讨生物安全公共影响的深度、广度，以及针对转基因生物安全公共风险的防范对策、制度构建、规范设定性的研究。

从目前来看，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主要集中在对转基因生物的生态安全性研究和健康安全性研究两个方面。所谓生态安全性研究，是指转基因生物对任何以生态为单位的安全所构成风险的对策性研究，突出的表现为对以“基因污染”、“基因漂流”和“基因逃逸”等为核心的风险防范研究，从而确保生态环境的自然特性和安全特性。值得注意的是，此处的“安全”不是一个非常狭隘的概念诠释，而是包括人类的生存安全和健康安全在内的，有关生物本身的安全、生物种群的安全、生态群落的安全以及生态系统的安全。所谓健康安全性研究，是指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发展给人类健康所带来的潜在威胁的对策性研究，包括但不限于人类个体的生命健康、人类生活群体的健康安全、人类社会的健康安全，以及人类社会代际之间的平衡与安全。

（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社会公益性拓展

生物多样性是自然界的核心要素，是自然资源的重要组成，也是人类生存与发展不可缺少的或不能替代的伙伴与资源。作为自然资源中最重要的活的资源就是生物多样性，或者简称为“生物资源”，也像任何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一样，具有它自身的特征价值，主要体现为有限性、稀缺性、多用途性、可更新性、区域性、可变性和计量的困难性［8］262。所谓有限性是指生物资源是有边界条件的，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不能无限地供给；所谓稀缺性是指由于人类活动的广度和深度，以及生物资源本身的边界条件和有限性决定的资源稀缺性；所谓多用途性是指生物资源及其以生物多样性为骨架和主干组成的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与用途几乎是全方位的，在不同的资源搭配和能量循环中起着不同的作用和用途；所谓可更新性是指生物资源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繁衍性、自我恢复性和可再生性，但是可更新性具有明显地边界特性，因此受到资源有限性的约束，人类对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均不能超过资源本身的可更新能力；所谓区域性，是指生物资源和生物物种的分布带有明显的区域和地理位置特点，根据区域的水热条件、气候因素等，表现出突出的地带性和区域性，在地理区域的共轭性与相似性的基础上，又明显地表现出区域分异规律，即在同化前提下又显著表征为异化现象［8］263；所谓可变性是指生物多样性及其相应的生态系统在开放的不平衡条件下不断地同外界交换物质与转移能量，在不断耗散的前提条件与进程中，形成有序地自组织的耗散结构，在相对的临界平衡状态或混沌状态下不断地推陈出新，辩证地前进，其结果可能表现为生物资源的再生、恢复、扩张、萎缩、衰减、退化或消失等；所谓计量的困难性是指生物资源的公共产品属性、不确定性、条件参数的可变性决定了对其量化的困难性特征。

对生物多样性的法律保护，其社会公共利益属性重点体现在对人类社会共同体优良生存环境的保护和对生态系统保持平衡两个方面：（1）生物多样性是满足人类基本需求的基础，人类的生命维持资源、生活资源、健康资源、财富资源等均来自生态环境，其多样性决定了人类需求的多样性，任何多样性的丧失最终构成对人类生存的威胁；（2）生物多样性是维持生态系统平衡和创造优良生存环境需求的基本要素；从局部看，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多样性有利于涵养水源、巩固堤岸、降低洪峰、防止土壤侵蚀和退化等；从全局看，它有利于维持地球表层的水循环和调节全球气候变化［16］，有利于维持生物与生物之间的能量循环和守恒，从而确保生态系统的相对稳定性。生态系统的相对稳定发展和质量保持将从根本上有利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生物多样性的社会公共利益属性在很大程度决定了，当生物多样性的破坏或削弱构成对社会公共利益危害时，法律的规制和救济是非常必要的，这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了生物多样性立法供给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三）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社会共益性

相对于一个生态系统而言，外来物种入侵是指原来天然存在的区域性生态系统中并没有某个物种存在，该物种借助于人类活动、自然因素或其他途径和因素越过不能逾越的空间障碍而进入新的生存环境和生态系统之中，从而给新的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安全性等造成一定影响。人类历史上发生的外来物种入侵现象主要是通过自然的传播、人类携带、有意引进等多种方式进行，其造成的不利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即生态系统危害和人类健康危害，共同构成了对环境法学上“公共利益”的威胁与挑战。

在生态系统方面，外来物种入侵给其他物种造成广泛冲击，入侵物种通过适应性进化能在定居建群后迅速繁衍，在竞争中夺取必要的营养和生存空间，创建了自身的竞争优势，造成本地其他物种减少甚至灭绝；这种竞争一般称之为“似然竞争”（apparentcompetition），包括占据生态位的竞争和威胁本土物种生存；另外入侵物种还存在化感作用，入侵植物通过向外释放一些化学物质，影响、抑制或刺激临近植物的生长与发育，从而对生物多样性构成极大威胁；此外，入侵物种还会在物种遗传方面造成物种侵蚀，使生物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丧失，出现某些物种的濒危和灭绝。就中国而言，我们国家遭受的外来物种入侵威胁主要体现在：（1）生物多样性丧失；（2）破坏景观生态的自然性与完整性；（3）竞争并占本地物种生态为，使本地物种失去生存空间；（4）危害生物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17］。

在人类健康方面，外来物种入侵在给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的同时，威胁到人类的健康和安全。从生态学的视角来看，人类作为生态系统的一个物种和要素，与其他物种之间长期形成一种较为稳定的系统环境，但外来物种的入侵给其他生物物种构成危害的同时，同样也威胁到人类物种的健康与安全。一方面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和遗传多样性的丧失直接给本地居住人口的生存环境构成极大影响；另一方面外来物种入侵也在很大程度上侵占了人类的生活领地和居住范围，最近报道的红蚁等外来物种已经严重侵害到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有的外来物种已经将原来居民的劳作场所侵占殆尽；第三，最为严重的是，外来物种群侵害会造成人类的疾病，使原来深藏于自然生态环境中幽秘之处的某些病毒可能被激活报复或侵袭人类，如“第Ⅳ级病毒”，特别是1976年在扎伊尔、苏丹等地出现的“埃博拉病毒”和“拉沙病毒”就是最恶劣的事例［17］132。除此以外，由动物传给人类的疾病种类也很多，如拟杆菌属和丝杆菌属感染；炭疽；鼠疫、沙门菌；SARS；禽流感病毒等。

通过对转基因的生物安全、生物多样性和外来物种入侵防护的公益性探讨来看，其共同的目标都在于对生态系统安全、人类的生存健康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其公益性之所以与一般的公益性有所不同就在于，其间增添了对生态利益、生态安全、生态正义等价值观的考虑，丰富了公共利益的内涵，从而为生态安全法的逻辑基础增加了更多的理论积淀，也为其价值目标的确定和立法本位的探寻发挥了良好的作用。

三、生物安全的法律供给与需求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人类社会有两个市场组成，一个是经济市场，另一个是政治市场。在经济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消费者（需求者）和厂商（供给者），在政治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选民、利益集团（需求者）和政治家、官员（供给者）。在经济市场上，人们通过货币选票来选择能给他带来最大满足的私人物品；在政治市场上，人们通过民主选票来选择能给其带来最大利益的政治家、政策法案和法律制度［18］。在社会的上层建筑中，同样也存在着市场，以市场的秉性和模式运行。作为维护社会安定、秩序的法律制度当然也可以设定为像市场一样的运行模式和理论，存在着供给和需求的变换统一。任何一种法律都依存于供求双方的交换才得以成为法律产品［19］，因为它也具有社会有用性和使用价值，但同时由于法律的公共属性，决定其在市场产品属性上有别于经济学中的私人物品，而凸现公共产品的特点。除此以外，法律市场在主体和效率方面与一般的经济市场存在明显的差别和特性，法律市场的供给者主要为国家，其消费需求者体现为广大民众，法律市场的立法产品、执法产品、司法产品的主要生产者和供给者都是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因此享有立法、执法和司法的垄断权；正是因为国家机关对法律市场的垄断才造就了法律市场的低效率。但法律市场的上述特性不能根本改变其与经济市场在运行模式和构成要素上的统一性，即当前的法律制度不能有效满足社会稳定和秩序要求，不能保证广大民众的多数需求时，亦不能有效满足国家机关的统治意愿和利益时，法律的需求应然而生，国家为了继续稳固自身的统治地位和统治利益，保障社会整体的利益、安全和秩序，弥补法律供给之不足，通过立法等法律供给措施满足社会法律需求；此外，在法律供给中，法律生产要素资源的稀缺性，是制约供给能力的根本原因，法律供给能力的大小取决于法律生产要素的状况和生产要素资源的配置及资源配置状况两个方面，其中法律技术、法律工作者素质的提高、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都会扩大法律的供给能力［19］207。

（一）供给需求理论的法律延伸

经济学中的供给与需求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市场的运作原理，通过供给与需求的力量互补和相互作用，产生均衡的价格和均衡的数量，从而达成市场均衡。市场均衡发生在供给和需求力量达到平衡的价格和数量的点上［20］。任何市场的非均衡态都决定了供给和需求的重新组合和排序，或增加供给，或减少需求。供给和需求的博弈永远处在均衡的此消彼长过程之中，在需求增加的情形下，需求和供给的非均衡决定了相应供给的增加。

在非经济的法律市场中，同样存在着供给需求的均衡解。当法律的供给成一定的稳定态势时，即在现行法律规范体系较为稳定的状态下，法律市场的均衡将主要取决于法律需求。法律需求决定了法律供给和法律市场的发展状况。但法律需求的产生主要受以下几个方面的制约和约束。

第一，法律市场均衡与法律需求。所谓的法律市场，实际上是按照一般的市场要素和运行规律所拟制出来的以法律作为交易客体和核心的市场环境和市场秩序。法律市场的基本构成及其变换趋势同样依赖于市场主体双方的博弈，以及由此产生的价格因素，亦即在法律需求者和供给者之间因法律的供给和需求所产生的类市场环境。按照市场运行规律来看，相对稳定的市场在供给和需求方面基本持衡，市场的均衡态就要求市场主体双方在供给和需求上的相对均衡，任何一方发生变化，都会形成供给和需求的非均衡博弈，从而引发市场波动，通过供给增加或需求削减的方式再次达到均衡。就法律市场而言，国家或政府作为法律供给方，应当及时对市场的法律需求状态作出评估和回应，从而满足法律市场的要求，达到法律供给需求状态的均衡。法律的市场供给主要取决于法律制度约束、法律价格因素以及法律物质技术等要素的影响，也就是说在现行宪法的规范范围内，根据当前市场的守法成本和违法成本的差别比较，以及立法、执法和司法技术等相关因素，决定是否在现行法律体系范围内增加或修订法律，从而更大程度地满足法律市场的需求。其中法律的价格因素客观地体现为拟供给法律的效用范围，如果其效用范围广，需求者的权益内容和范围会基于该法律的供给得到更大程度的确认或保护，从而形成守法的受益范围大于违法的潜在收益，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的供给就成为必要。

第二，法律市场主体的支付能力与法律需求。所谓需求，主要有两个方面构成，一是需求主体对某种客体的愿望和欲望，一是该主体具有购买产品的支付能力。法律需求的产生同样具有一般需求的内在要求，其支付能力主要体现为市场主体对国家机关法律活动的支付能力，执法、司法机关对立法活动的支付能力。法律市场主体的支付能力强弱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法律市场主体对自身权益、集体权益的认知程度，认知程度越高，就更大程度上决定了相应法律供给的需求度和必要性。也就是说，法律市场主体，特别是法律需求者对自身和集体权益保护的认识程度愈深，其相应的法律意识愈强，对能够更大范围内保障其权益的法律需求愈大，法律的供给市场应运而生，从而相应的立法、执法和司法措施成为法律市场的必然。

第三，法律价值与法律需求。人们对法律的需求根源于法律的价值（秩序、自由、正义、效率），而法律的供给，仅仅是确立并实现法律的价值的过程。政府并不能直接供给法律的价值，如秩序和效率，而是通过提供法律，通过提供立法、执法、司法活动来间接满足人们的终极需求。法律的这种工具属性，表明了国家机关仅能供给中间产品——法律，而不能供给最终产品——正义、效率等法律的价值和社会目标。在供给和需求之间探究立法的价值，就在于通过法律供给能否在法律的运作过程中实现对法律需求的满足，确认、维护或保障应当保障的权益，防范或者遏制权益侵害、受损风险的产生。也就是说，立法的供给必须能够明确确定拟供给法律的价值目标和立法宗旨，从价值目标上可以归顺法律供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第四，法律市场利益与法律需求。市场运作的机理在于交易双方或供给双方的利益交换或互补，法律需求的产生必然归因于某种潜在利益的驱动，期望通过法律供给达到确认、维护和保障权益的目标。鉴于法律是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其供给和需求必然要在基本利益取向上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和意愿。当某一种利益目标变成大多数人的利益指向，相应保护该种权益的法律规范的需求就应运而生，这种法律需求会打破原有的法律市场均衡，从而引发了法律市场的非均衡态，非均衡态向均衡态的发展就依靠保障该群体利益需求的法律供给与以相对应，从而最终实现立法。

（二）生物安全法的供求逻辑

法律需求属于制度需求的范畴，是一种将外部性内部化的制度设计，虽然其供求逻辑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下可以被解释为一种供给和需求的逻辑发展体系，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不仅是一种非市场需求，而且是一种非物质商品的需求。法律需求根源于需求主体对某种“潜在利益”的期望和追求，是一种在已有的法律制度安排中无法实现和获取的利益。生物安全的立法需求源发于主体对保障生物安全利益的期望，从当前的法律结构体系和制度体系来看，该种利益期盼是无法予以满足的。

上述的制度经济学的立法阐释，至少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说明生物安全法的立法逻辑：

1.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主体广泛。一般来说，法律需求的主体就是法律需要保护的利益主体，它既可能是一般的市场主体，也可能是国家政府，也可能是社会公众。生物技术的发展所产生的转基因安全风险、生物多样丧失风险以及外来物种入侵风险等统一构成了生物安全法的风险体系和利益保护对象。在上述风险和利益保护的释解当中，基于对自身生命健康利益和人类世代延续的利益视角，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主体主要体现为一般公众；基于对整体社会安全和秩序利益的视角，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主体又将体现为国家及其政府；基于对生态系统安全利益诉求的视角，生物安全的法律需求主体甚至可以，也有必要突破原有的法律主体观念，转而确认并保护动植物，乃至生态系统的生存和安全利益。

2.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潜在利益”。法律需求的“潜在利益”一般不能完全在现实的规范体系中得以体现，其潜在性深刻地反映了现实法律制度所建构的利益体系的非完整性。正是因为“潜在利益”的存在，构成了法律制度体系发展的牵动力，形成一个相对稳定，但又不断地在“需求—供给”中发展的运动模式。

从生物安全本身来看，安全的主体范围非常明确，一切可以归属为生物学中的生物范畴的主体都应当在生物安全法律中得以体现，并由特定的“潜在利益”与之相对应。根据生物安全法律主体的广泛性，需要通过法律保护的“潜在利益”至少包括一般公众的生命健康利益，国家政府的安全与稳定利益，一切生物体的生存利益和相互间均衡利益，以及生态系统本身的安全利益。

3.现实法律制度安排和规范体系尚无法满足上述“潜在利益”。建立在传统法律理论体系上的法律制度安排缺少也很难对生物安全利益提供应有的风险防范机制和保护机制：首先，生物科技以及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所带来的风险只是在20世纪末期才真正被人们发现和认识，科技的两面性和吊诡性只有在科学技术知识较为普及的情景下，才能被广大公众所知晓。科技发展所隐含的生物安全问题、生命健康问题、生态伦理问题等作为一种潜在的或现实的社会问题时，其重要性和紧迫性才真正上升为多数人的社会风险意识。风险是一个与利益相比对的概念，它意味着主体的某类利益正在或将要被侵蚀或剥夺，当一种风险演化为一种群体性、社会性的风险意识时，相关的风险防范措施必须在整体上予以采纳或建构。法律作为一种规则和规范体系，预设人们的行为模式和行为结果，从而在制度层面上提供了一个可知悉、可预见、可防范、可制裁的规范模式，从而加快了主体的立法诉求，也推动了权力机关的立法供给。其次，现有的法律制度设计和安排都是建立在对人类自身利益的确认和保护之上，法律主体的范围也很难突破对自然人或法律拟制主体的传统认知，相应地法律的利益主体和权利主体也很难突破传统之囿。然而，就生态系统而言，彰显人类利益和智慧的科技现代化正是成就当前生物乃至生态系统风险的主要因素，现代化的反身性深刻地印证了至高无上的人类利益的局限性和短视性，也从风险的角度提出了将人类利益与生物利益、生态利益相融合的利益取向和规范模式。但就目前的规范体系和法律制度建设来看，生物安全法的利益谱系（包括人类利益、生物利益和生态利益）仍然任重道远。

工业文明，特别是以生物技术发展为代表的人类第四次科技革命，在为人类创造了丰厚的物质条件的同时也为我们带来了足以使整个地球毁灭的风险，旧的工业社会体制与文化意识在所谓的现代化进程中已经凸现其内在的反身性和高风险性特征。社会的政治、经济和个人风险往往会越来越多地避开传统工业社会中的监督制度和保护制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由此出现了以不确定性为基础的风险社会与不确定性为基础的现代政治法律秩序之间的内在紧张。不确定的生物科技和科学技术本身隐含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必须在原有的法律秩序体系框架内重新建立并发展生物安全法律体系和由此产生的秩序体系。此外，生物安全法的利益取向和价值取向分析认为，生物安全立法的逻辑基础在于，生物安全的社会公共性强烈呼唤并要求在法律秩序下重新建构生物安全立法的利益谱系，将人类安全利益与生物安全利益以及生态安全利益联系起来，从而将人类的发展与整个生态系统的安全相互联结，在利益层面确立生物安全立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如果我们将法律规范体系和制度体系的确立和完善放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背景下加以考察，法律需求和法律供给的辩证统一，以及由此产生的法律体系的均衡给生物安全立法的必要性设定了经济学意义上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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