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市场的基本经济功能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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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证券市场的基本经济功能范文
内容摘要:金融效率是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所追求的目标。金融市场的基本功能就是实现金融资产的有效配置,金融市场存在的理由就是进行资金资源的配置。金融市场效率既是金融市场结构合理化的最根本体现,也是制约金融市场结构合理化的根本因素。金融市场效率的高低直接反映金融市场结构的合理化程度。合理的金融市场结构有利于金融市场整体功能的发挥和金融效率的提高。
关键词:金融效率 金融市场 资源配置
效率是金融市场的深层次体现。在金融资源稀缺的条件下,金融主体充分利用所拥有或控制的金融资源,使金融资源得到最有效合理的安排,以最小的资源投入获取最大的产出效益。金融效率是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所追求的目标。金融市场存在的理由就是进行资金资源的配置,与金融市场的繁荣、发展、创新相伴的总是资金配置效率的改进和提高。金融市场的功能发挥和功能实现的结果最终要由金融效率的高低来评判。金融效率包括金融功能创造效率和金融功能发挥效率,两者都需要由金融市场的运行数据来检验,因此,金融效率研究必须紧随金融市场及其波动,金融效率研究离不开对金融市场结构的考察。
金融效率与金融市场结构
金融效率是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主要包括金融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效率和金融机构内部通过管理促进效率的提升。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是促进金融资源从盈余部门转移到不足部门,即通过金融资源的动员和转移,实现收入向储蓄和储蓄向投资的转化。金融结构反映了实现金融资源动员和转移的各类市场、各种机构和交易工具在整个金融体系中的相对规模、地位及其对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
(一)金融效率是制约金融结构优化的关键因素
金融效率是金融结构、金融功能的逻辑延伸,金融结构决定金融功能,而金融效率作为金融结构与金融功能的逻辑延伸,是联系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重要纽带。从这个意义上说,优化金融市场结构的目的在于最大程度地发挥金融市场的整体功能和提高金融市场的核心竞争力,不断提高金融市场的运行和交易效率。一个国家的金融产业功能在发挥过程中,如果金融资源没有得到最优的配置、最有效的利用,就不能说这个国家的金融结构合理且发挥了其特有的功能。因此,对金融功能的考察不能仅仅看功能齐备与否、强大与否等表象,还需要加入金融效率标准。
金融效率的高低成为判断金融结构合理性的另一个定性标准,它是一个合理的金融结构所具有的深层次特征。金融市场功能的正常发挥,金融功能转化为金融效率,需要一个真正市场化的金融经济环境。完全竞争的金融市场是最佳金融效率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合理的金融市场结构有利于金融市场整体功能的发挥和金融效率的提高;金融市场效率的高低也直接反映出金融市场结构的合理化程度。因此,金融市场效率是制约金融市场结构优化的关键因素。一般说来,金融市场效率越高的国家,其金融市场结构就越合理;反之,如果金融市场效率低下的话,就说明金融市场结构一定存在着某种问题。
(二)合理的金融结构有助于提高金融配置资源的效率
金融市场结构强调的是一个国家中的金融体系是以银行市场为主还是以证券市场为主。当前世界上公认的有两种金融资源配置模式,即“市场主导型”配置模式和“银行主导型”配置模式。在“市场主导型”配置模式下,金融资源主要通过市场方式配置,证券市场是资金配置的主要场所,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的价格是资金配置的指示器。这种方式的金融体系中,在吸引社会储蓄更多地直接投向企业、引导全社会更多地参与上市公司治理、帮助投资实现风险充分分散的多样化组合投资目标、进行风险管理和风险控制等金融服务方面,市场机制比银行机制更有效率。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金融从“附属于经济其他主体”到成为“经济中一个独立的主体”,金融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也由“服务性作用”变为“推动性作用”。金融被誉为现代市场经济中“资源配置的核心制度”,其他经济资源要素通过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才能得到有效配置,资源配置过程就是金融要素和其他资源要素不断相互作用、协调、调整相关主体利益关系的过程。一个合理的金融市场结构,有助于提高金融配置资源的效率。在金融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金融效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个经济效率的高低。
金融效率帕累托改进和金融市场结构优化
金融效率简单说就是资金融通的效率。其内涵是指金融机构以最小的投入产生最大的产出,即金融机构最高的投入产出比率意味着最高的金融效率。金融效率的实现不仅与一个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金融体系、经济环境以及金融业发达程度和内部组织制度有关,而且与同一时期的金融政策和金融改革息息相关。
(一)影响金融效率的市场因素
在影响金融(配置)效率实现的两个基本市场条件中,市场完全性是直接的市场条件,而市场完备性是一般性的市场条件,因此,一个经济的金融效率改进过程必须遵循“市场完全性先于市场完备性”的原则。现代金融学认为,金融产业的发展是经济中微观行为主体完成其经济决策的市场条件。经济中的所有决策主体都追求个人福利最大化,而金融体系作为其实现资源配置的权证市场,其效率评价遵从帕累托效率标准。帕累托效率也称帕累托最优,是指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事物的一种状态,此时,任何人都不可能通过重新改变事物的状态使之既满足给定的约束条件,又能在不损害其他相关者利益的同时,使自己的境况变得更好。或者在帕累托最优状态下,当某主体的境况要有所改善或变得更好时,必然是以牺牲他人的境况为代价的。帕累托效率是一种理想的配置状态,充分竞争的市场条件也许更有利于达到这种状态。但往往是现实远离理想,帕累托效率在一般的经济中是达不到的,帕累托最优只能作为效率目标。
如果金融配置达到了帕累托效率,则所有投资者都能依据其拥有的禀赋、期望的收益水平、可承受的风险以及对未来的预期等,快速地在这一系统里找到最满意的投资对象;同时,所有的筹资者也都能够依据其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和资金投放安排、投资项目的预期回报、愿意接受的资金成本水平、资本结构目标、可承受的违约风险水平等,快速地在这一系统里筹集到所需要的资金。一个经济体的金融效率帕累托改进,可以通过金融体系的逐步完全来实现,也就是通过金融体系的产业结构化和资本市场权证种类的增加来实现。
(二)金融制度对金融结构的影响
金融制度是关于金融交易的一系列规则、惯例和组织安排。作为制度的金融市场,也是从事金融活动的当事人之间关系契约的网络,其发展变化必然会受制于金融制度。金融制度对于金融市场结构变迁的决定作用主要是通过金融制度对于金融市场发展的影响而发生的。金融制度安排也是一国金融市场结构变迁的基本决定条件之一, 它决定了金融市场结构调整和优化的方向和力度。我国金融市场结构的优化将遵循一定的内在规律,但能否顺利实现金融市场结构优化的目标,还会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
不同的制度安排及其创新程度对一国的金融市场结构具有重要的影响。金融制度的内容安排将会直接影响金融市场结构调整与优化的全面性。一般来说,金融制度的内容越丰富,对于金融市场结构的合理性调整就越有利;反之,如果金融制度内容方面存在某些漏洞,就会造成金融市场结构的先天性缺陷。从制度发展与变迁角度来说,中国资本市场在资本市场形成、发展和运行的过程中掺入了大量的政府意志,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资本市场的市场化进程。这造成了看似制度供给过剩,实则有效制度供给不足。从产权制度角度讲,一方面,在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中,宪法赋予各类型的产权以平等的地位,使其能在一个公平的环境中进行竞争。而中国不同类型的产权的根本地位长期处于不平等状态,再加上产权界定不清,使得私有产权在资本市场的竞争中长期处于弱势地位,使中小企业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限制。另一方面,产权的缺失成为资本市场功能发挥的深层障碍。现代企业的产权结构特点表现为高度分散化和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而我国企业产权结构则与之相反,这种不合理的产权结构体现了产权缺失的多样性。最重要的是中国非市场选择的产权制度安排,可以说是中国资本市场自身完善的根源,政府对产权的盲目干预降低了资本市场产权融通的效率,同时,社会产权分布牢牢掌控在政府手中,致使市场资源配置的功能根本不能有效发挥。
(三) 金融调控方式对金融结构的影响
随着金融调控方式的转变,必然会对金融结构产生更高的要求。间接调控要求调控信号通过市场和机构的市场行为变化来进行传导,强调调控目标通过市场内部调整、消化得以实现,因此它所要求的是具有多层次金融市场、多元化金融机构、金融业务种类多样化且相互联动性强的市场化金融体系。金融交易主体的理性化程度越高,对金融市场需求就越旺盛,相应的金融业务、金融交易、金融机构以及金融工具的种类就越多,投融资的方式与渠道也越多,金融市场结构层次就越高、梯度化就越明显,这样就越有利于金融市场结构的调整和优化。目前中国是以间接调控为主,而且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发展滞后,金融资产多样化程度低,这些方面增大了间接调控成本,影响间接调控效果。因此,随着金融调控方式的转变,我国金融调控已经从直接调控转向间接调控,这样必然会对金融调控产生更高的要求。一个高效率资本市场的形成,将会直接改变我国目前以银行间接融资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融资结构;而如果直接融资能够快速发展起来,企业的治理结构也将会得到改善,经济过热导致的风险也会由商业银行连接的国家信用风险转移到市场这个“无形之手”背后的无数个微观投资主体上去,从而使市场风险得到有效的分散。
我国金融结构虽然呈现不断优化态势,但现存结构状态仍不能满足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以及适应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要求,甚至严重制约了金融效率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我国金融市场结构不是在市场竞争中通过优胜劣汰建立起来的寡头市场结构,而是计划经济时代在市场经济时代的延续,其实质是行政寡头格局。单调的金融结构已成为中国金融体系的“软肋”。当前金融结构对金融功能的发挥和金融效率的提升存在种种障碍。我国的金融体系基本上是一个银行体系主导的单一结构的组织体系。单一结构约束使得金融产业不能够为经济的微观决策主体提供异质性的多样化风险权证,从而这个经济的金融资源配置就会由于证券市场的不完全性而低效率。因此金融市场的结构化是我国金融体系消除金融产业结构约束的关键步骤。
在现代“决策论”的思想方法中,金融市场结构与金融(配置) 效率之间存在着正向的促进关系。金融产业结构约束导致的金融组织体系配置低效率。从金融发展战略的角度看,应该通过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来彻底变革原有的金融架构,以逐步形成一个以资本市场为核心的现代金融体系。可以说,是否拥有一个发达的资本市场将是衡量中国金融体系是否实现由传统到现代转变的特征性标志。金融市场结构的发展趋势是向权证市场提供更多的权证工具,增加资本市场的完全性。
结论
由于中国现阶段以及今后一段时间内的最优经济结构是以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为主导,而中小银行能够更有效地为劳动力密集型中小企业提供金融功能和服务,因此,与最优经济结构相匹配的金融结构应该是以中小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中国金融改革和金融结构调整的方向是:逐渐将以国有大型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调整为以面向中小企业的中小银行为主体的间接融资占主导地位的金融体系。中国金融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实质上是中国金融体系的市场化发展,是为了金融体系更好地发挥金融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实现中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提升,提高金融业运作效率。
参考文献:
1.康书生等著.证券市场制度比较与趋势研究.商务印书馆,2008
第2篇：证券市场的基本经济功能范文
降低公众持股比例限制
多数国家的证券法规对于上市公司的公众持股比例和持股分散度设有具体的要求。例如伦敦证券交易所也要求上市公司的公众持股比例不应低于公司股份总额的25％；纽约交易所的上市规则要求一般上市公司的最低公众持股不应低于110万股，持有100股以上上市股份的股东不应少于2000人，对于“非美国公司”的此类条件则更为严格；纳斯达克全球精选市场上市标准要求公众持股数达到125万股，公众持股市值达到700万美元：我国台湾地区证券法规也规定，上柜公司持有股份一千股至五万股的记名股东人数不少于三百人，且其持有的股份总额合计占发行股份总额的百分之十以上或逾五百万股。
目前，我国创业板在持股分散度条件上，沿用与主板市场相同的规定，即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5.1.1条，发行人申请股票在创业板上市，应当符合“公开发行的股份达到公司股份总数的25％以上；公司股本总额超过四亿元的，公开发行股份的比例为10％以上”的条件。固然是出于保证创业板股票交易活跃的目的，然而从实践的情况看，显然已经对创业板企业造成较重的负担。创业板发行制度的目标在于鼓励中小额发行，处于成长期的创业企业虽然需要必要的资金发展壮大，却远未达到主板市场企业所需的融资规模。公众持股比例限制，意味着若企业欲于创业板上市必须至少发行股份总数25％以上(四亿以上股本额的为10％以上)的股票。而事实上，对于大量创业板上市企业而言，由于私募配售的存在，其首次公开发行所募资金量远远超过其实际所需。从已有的创业板发行情况看，大量企业的公众持股比例都是勉强达到上述下限比例要求。虽然此种做法可能出于诸多因素的考虑，但是一旦创业板公司所需资金量原本即小于上述公众持股比例的要求，那么显然该限制条件就构成了公司超募现象的重要原因之。
根据我国创业板运行的实际情况，上述公众持股比例限制条件可以进行适当修改，如下调5％到10％的幅度。
实施存量发行改革
存量发行是指在公司IPO时，原有公司股东对外公开出售部分自己所持股份的行为。我国资本市场在功能定位上片面注重于融资功能，这导致了在lPO中几乎全部都是增量发行。而在境外成熟资本市场中，基于市场主体的自愿选择，存量发行与增量发行共同存在于市场化的发行制度之中。根据学者的研究，存量发行的积极效应包括：(1)让减持意愿较强的股东实现部分股份套现，(2)促进IPO合理定价和市场流动性的提高；(3)有利于二级市场并购和上市公司外部治理机制的形成；(4)有利于创业投资企业的发展。同时，存量发行也可能产生一些负面效应，如可能会导致投资者对公司未来的怀疑，并影响一级市场的发行以及二级市场的股价；增大内部人的道德风险，发行人可能会通过存量发行数量的调整来隐藏对投资者不利的负面信息等。
由于《公司法》规定：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公司成立之日起年内不得转让。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曰起一年内不得转让。因此，理论和实务界对于存量发行是否存在法律障碍仍有争议。笔者认为，未来法律应当明确规定允许创业板拟上市公司在其IPO中进行 定比例(如10％)的存量发行，并且存量发行的对象不应受到限制，发行后此类股份也不应存在锁定期。
在成熟的资本市场中存量发行也会出现部分股东博取流动性溢价的现象，但是其良好的市场信息传导和法律监管机制有效地控制了这 问题的严重性。因此，未来在存量发行法律制度设计中，不仅应当对存量发行占发行总额的比例进行必要的限制，而且应当对存量发行原始股东进行资格区分，例如对于企业发起人的存量发行即应进行严格限制，同时通过强化信息披露机制以及保荐人和财务顾问责任保证市场参与主体免受欺诈。
总体而言，通过存量发行改革方式使原有股东减持股份，对于解决创业板市场严重的超募现象将发挥巨大的作用，虽然存在制度漏洞被利用的风险，但对证券市场的发展来说利大于弊，应当成为未来我国证券市场发展和改革的趋势。
针对市盈率的必要行政限制
现阶段，我国股票发行核准制和网上发行的方式严重限制了发行市场上的竞争，使股票供不应求。在管制了供求的前提下，仅仅放开发行的直接价格管制，形成的价格不可能是市价，仍然是管制价。因此，单纯放开发行市盈率限制无法与市场化的改革取向对接。
股票发行市场化是我国股市的目标，市场化进程首要者并非放开股票发行价格，恰恰相反，在股市供给受到严格管制的前提下，目前仍然需要对价格继续进行管制。限制发行价格可能造成巨额资金囤积于级市场，甚至引发腐败，而放开发行市盈率限制会造成公司疯狂圈钱。两害相权取其轻，作为权宜之计，还是应该选择管制发行价。
股票发行市场化恰当的顺序安排应当是先放开发行竞争，摒弃对股票发行总量的人为控制，以实现股票市场的供求均衡，然后再放松价格管制，最终实现完全的市场化。其次，现阶段，新股发行价格完全市场化会加剧一，二级市场股票价格间的矛盾，加大股票价格调整的幅度，同时助长发行人圈钱的欲望+不利于市场的规范和稳定。对发行市盈率进行限制，将在定程度上使发行人盲目筹资的欲望得到遏制，而确实需要较多资金的发行人可通过适当增加发行量来解决。把市盈率控制在定范围内，也将向市场传递如下信息，即监管层希望二级市场的市盈率能够适度，这也有利于二级市场股票价格的合理调整。
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现阶段对市盈率进行行政限制具备现实意义，而完全放开管制则可能适得其反。上交所股票在市盈率管制政策变更前后的表现显示，“取消股票发行市盈率限制”这一措施对利益均衡的作用有限，对发行定价合理性只有负面影响。而且如果根本的股票发行定价行为方式维持不变，只做修补工作，很难从真正意义上达到管理层所希望的目标。适当限制发行市盈率会有助于降低新股发行对市场的冲击。我国作为新兴市场，新股发行在相当长时间内应该考虑的重点问题是减缓对二级市场的短期冲击，保证级市场能够稳定运行，满足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的需要。
因此，在创业板完全市场化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可借助公权力对畸高的市盈率予以强制性规范，采取对发行市盈率进行行政限制的临时措施。具体方法上，监管部门可对创业板市场发行市盈率上限进行规定，同时辅以定范围的鼓励区间，超过市盈率上限的股票定价势
必无法通过发审委的审核，而在鼓励区间范围外的定价则存在无法通过审核的风险。如此，将上述市盈率上限进行较高规定，以避免行政权对定价过多干涉，另一方面，通过浮动区间对发行价进行调整既有利于控制价格水平，又有利于结合企业的具体情况制定出符合估值规律的价格。上述方法能够实质上改善目前创业板市盈率居高不下的状况，平衡了效率和风险，有利于维护投资者对创业板市场的信心。
建立符合商业条件市值的券商激励机制
综合世界各国创业板市场股票发行的经验，多数国家在上市标准上虽然采取了远低于主板市场的门槛限制，但实际在创业板上市的企业大多具备远超法律规定上市标准的市值规模，这便意味着法律规定的上市条件被实质性架空，法律预设的融资条件大大上升，从而使得大量表面符合创业板上市条件的中小企业在现实商业条件的制约下不可能被推荐上市，我国创业板市场同样存在这样的现象。究其根源在于现行创业板市场法律制度的上市框架与其他相关配套规则不符合上市企业必须具备符合商业条件的市值这基本规律。
IPO发行中符合商业条件最低市值规律的本质在于：对创业板企业的中小市值发行，多数证券公司会因其发行成本在筹资额中所占的过高比例，费用收入相对较低而丧失积极性。这一状况作为创业板市场中的世界性难题而普遍存在，可以说券商积极性关系到创业板未来的健康发展。因此，应当从发行机制方面入手，平衡发行人和承销人之间的利益，使上市公司的发行符合商业条件。这意味着在上市公司市值较小的情况下，应当以一定的制度设计保证券商基本经济利益的实现，建立鼓励低价发行的法律结构，从而激发其对此类企业项目的积极性。券商积极性问题可以通过以下两种制度设计有效解决
配售方式由于缺乏政策支持，目前券商通过合同入股的现象较为普遍，但是该方式的后遗症亦始终困扰着券商与企业 传统PE模式下，券商和发行人不得不承担无法上市的风险，亦即项目进行以后，一旦IPO失败，未能成功上市，此时券商已经入股拟上市公司，我国公司法不允许其退股，而券商所获股份一般数量较大，其如何寻找其他投资者退出项目公司将成为难题。故此，PE方式在政策层面上得到证券监管部门的许可和鼓励是解决券商两难境地的重要节点，笔者认为 证券监管部门应当允许低于一定筹资额度(如一亿元)的条件下券商以配售方式取得拟上市公司的部分股份权利。只要发行筹资额度符合一定条件，则在一般情况下，证券监管部门允许发行人对承销商的补偿性配售。
在此前提下，承销人与发行人事先订立补偿性约定，内容主要涉及上市后发行人公开向券商配售股份及相应的补偿股份数额。在该补偿合同中，列明发行人以配售股份的方式折抵部分承销费用，即券商可获得较低价格的股份以折抵承销费用。券商作为企业的战略投资者，参股拟上市创业板企业，待上市成功后通过二级市场减持。与传统的PE方式简单以合同约束相比，该种方式由于事先得到了证券监管部门的承诺，不用负担可能存在的无法上市风险。
配售应成为一种可选择的模式，同时由于配售实质上是入股拟上市公司的行为，出于对有可能产生的不公平关联交易及承销商或保荐人独立性的担忧，关于券商与企业利益崇突的疑问是存在的。但是，应该看到，相较商业条件市值规律影响下的制度缺失对小市值企业融资状况的负面效应而言，潜在的保荐人独立性和关联交易公平性问题并不严重，通过公开性规则可以有效地将商业风险和道德风险降低。我国《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规定：“保荐机构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发行人的股份合计超过7％，或者发行人持有，控制保荐机构的股份超过7％的，保荐机构在推荐发行人证券发行上市时，应联合1家无关联保荐机构共同履行保荐职责，且该无关联保荐机构为第一保荐机构。”第五条第三款规定：“保荐代表人及其配偶不得以任何名义或者方式持有发行人的股份。”
由此可见，目前的法律设计与小市值企业上市时的配售模式利益分配机制可能存在定程度的矛盾，对此，可以通过例外性规范的形式加以缓和。例如允许一定筹资额以下的发行人及保荐券商豁免或突破上述限制性规定，但配以必要的公示及相应的承诺或保证机制。再者，为避免承销商通过配售方式获取巨额利益，对于配售股份的价格形成可以设置定的阀门。例如在配售制度中约束承销商，如果实际发行价格远高于合同约定的报价，超出的部分必须返还发行人。关于该价格的控制尺度，可以合同或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形式，直接规定超出的价格区间范围。
需要强调的是，配售制度应支持券商不受限售条款制约，否则其解决券商积极性问题的初衷根本无法实现。这是由于券商持股的时间成本加大，预期利润也将大打折扣。故应允许券商在企业上市后即可将配售股份转让，限售期仅约束“大小非”，承销商不在此列。
权证方式 引入权证制度主要是为了解决中小市值企业上市对券商利益补偿的问题，以调动券商对此类项目的积极性。由于中小型企业在创业板上市筹资规模有限，这些项目对于承销人的吸引不大，而且承销费用成本过高，对发行人也不利。因此。可以通过权证补偿的方式来弥补主承销人利润不足的问题。由于权证具有杠杆作用(即一般而言，认股权证的市场价格要比其可认购的股票的市场价格上涨或下跌的幅度更大)，结合中国股票市场目前供小于求上市初期极少跌破发行价的总体现状，通过允许创业板公司发行权证的方法，券商在拥有权证发行权的情况下，可以在较低的风险水平下，有效地解决其承销费用较低，利润不足的问题。
就实质而言，即允许承销商代表发行人卖出认购权证。对于发行总额在定数量以下的股票(如亿元)，上市前，拟上市企业可以股东大会决议形式与承销商达成协议：若上市成功，将授予中介机构发放一定数量的上市企业认股权证的权利。采用该方式，既可以解决因上市规模较小所收取的承销费偏低的问题，同时承销商也不必面对配售方式下可能遭遇的退出窘境。因为这相当于上市后认购权证的持有人得以特定价格认购特定数量股份，与流通股东一起分担上市成本，券商在出售权证过程中将获得巨大的利益补偿。从阶段上来说，权证方式可分为如下环节：首先，在发行上市前，承销商与发行人就认股权证事项达成协议；第二步是认购和发行认股权证，第三步是允许权证在一定时期内交易和流通，最后是设置抽签程序，以决定权证的效力。具体而言，承销商与发行人首先就认股权证的发行价格和发行总量上限达成协议，承销商以自己名义发行备兑权证，并允许该备兑权证拥有一定的流动期限，市场交易主体可以买卖转让该权证。
期限届满后，通过抽签决定备兑权证可否行使认股权。为权证提供定的交易流动期，其意义在于提高投资人购买权证的积极性。在交易期限内，权证可以自由流动，有利于发掘其价值，吸引社会闲散资金。设置抽签程序的目的是为了调整供求关系，充分调动社会资源的同时防止大面积炒作认购权证。该方式存在一定的成本，部分权证经抽签后失效可能从整体上削弱意向方购买权证的积极性，但总体而言，能够有效弥补承销商的经济利益而不致过于浪费资源，并且保护其参与小额企业融资项目的积极性。
实施权证方式，首先要扫清权证发行的政策障碍。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国的权证发行和创设均由交易所进行审批，但对于认股权证而言，持有人的行权将会导致上市公司股本总数增加，为了与《证券法》证券发行审批的相关规定相衔接，笔者建议将认股权证的发行改由证监会来审批。其次，根据目前《上海证券交易所权证管理暂行办法》第九条的规定，发行权证的股票必须满足最近20个交易日的流通股份市值不低于30亿元等条件，这意味着只有主板市场上的大盘蓝筹股才有发行权证的可能。而在股权分置改革完成的背景下，权证对于创业板市场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
因此，政策上应当对在创业板市场发行权证进行一定程度的倾斜，法律规定中为一定规模范围内的小额融资发行权证提供空间。再者，为防止天量创设权证，可通过政策强制限定权证的单位价格与交易量。 方面，给出每单位不超过一定金额的指导价格。另一方面，对于权证的实际发行量，规定不能大于标的股票发行量的一定倍数。同时，完善权证发行的信息披露制度，要求承销商或发行人及时准确地公布拟发权证的发行价格和交易量。创业板目前存在严重的资源浪费现象，应该鼓励小额发行。因此，应当强调的是，只有小额融资项目才得被允许发行权证，大额融资不适用该政策。
综上，由于在发行环节存在着符合商业条件的最低市值的基本规律，现行的发行制度难以保证众多符合创业板上市条件的中小额企业得以上市融资。为解决券商在保荐上市过程中，由于市值规模而产生的承销利润不足的问题，未来创业板发行制度中应当允许发行人以承销费用以外的手段进行支付，尤其是为以部分股权类权益进行支付的方式(比如权证，配售等)对券商进行补偿预留空间，从而保护券商对小额融资企业项目的积极性，进而使小额融资企业的权利得到实质保障，充分发挥创业板应有的功能。
改进发行定价技术
审视现行创业板的估值体系，可以发现由于缺少合理的估值参照系和科学。客观的多种定价制度，同时在符合商业条件市值规律对融资规模要求的影响下，导致了大量资金追捧创业板上市公司，大部分创业板公司的预期估值上升，偏离了原有真实价值，使其股价存在巨大的透支公司未来成长性的风险。
许多拟在创业板上市的公司即使在其他方面符合法律规定的要求，但运用市盈率法进行发行定价很难反映公司的高成长性，其融资额也将非常有限。如此，由于估值技术的单和发行制度的缺陷，拟上市公司抱怨承销保荐费用过高，证券公司则嫌工作量大而无利可图。所以，在主板市场得到广泛运用的市盈率法在创业板的适用有局限性的。创业板的发行定价技术应探索适应创业板市场上中小型企业小规模发行特点的道路。故而，未来在遵循符合商业条件的市值规律的指导下，引入新的定价技术，进而改革现行发行制度设计势在，必行。
新型发行定价技术
新股发行定价实际上是以单位市值为依据的，估价时将该公司作为整体资产估计出其公平市值，再将其分摊到全部股本之上。
创业板上市公司主要是高科技为代表的创新型和高成长性企业，理论界和实务界对高科技企业的估值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类方法，一种是在传统的企业估值方法的理论和框架内，通过对某些指标的调整而实现对高科技企业的估值；另外一种是突破传统企业估值理论，把实物期权法引人高科技企业的估值中。
现金流量贴现法现金流量贴现法(discount cash flow)指以公司未来一段时间内预测的自由现金流量和公司末期价值的贴现值来估算公司市场价值的方法。由于现金流是未来时期的预期值，因此必须按照一定的贴现率返还成现值，通过选定恰当的折现率，将公司未来的收益折算到现在的价值之和作为公司的价值。
般来说，要求被估价公司未来现金流量能够比较可靠地估计，且根据现金流的风险特征又能够确定出恰当的贴现率。在国际主要股票市场上对公路、港口，桥梁。电厂等上市公司的估价和发行定价般采用现金流贴现法。对于净现金流为正、较为成熟的高科技企业也可以适用这种方法。
经济收益附加值法经济收益附加值EVA(Economic VaIueAdded)是指一个公司扣除资本成本之和的资本收益，从股东角度看，只有当公司赚取了超过其资本的利润时，公司价值才有增长。
由于未来增长价值是不确定的预测值，该方法认为在确定新上市公司基准价时应全面关注各种因素，不仅要考虑公司前期盈利能力，资产质量和产品技术含量，而且要涵盖未来 段时间内公司预期业绩、产品增长率，公司经营风险大小等，测算出预测期内各期的EV，并确定公司具备创造EVA能力的年限，根据这些因素定量加权估算公司的总价值。
在计算EVA时，首先要确定对哪些项目进行调整，一般企业调整项目中较为重要的项目包括研究与开发项目、商誉摊销费等。其中，与高科技企业关系比较密切的是对研究开发费用的调整，在计算EVA时应对研究开发费用进行资本化，然后在未来的几年内进行摊销。一般来说对研究开发费用的摊销要根据行业或产品的区别而有所不同，通常以五年作为标准进行摊销。
在EVA项下，税后营业利润的值比会计项目更接近它的真正经济价值，是真正从投资角度分析公司的盈利。网络时代。围绕EVA对互联网公司估值的应用再次兴起。互联网公司中研究开发费用，市场开发费用以及广告费用占有很大比重，而在EVA方法中讨论比较多的是把这些费用资本化，作为投资而非费用处理，并且这些投资同样要求回报。因为无形资产在互联网公司的持续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使EVA在反映公司未来增长潜力方面具有优势。因此，EVA方法主要适用于具有前景的高科技型企业。但也应看到，采用经济附加值法也涉及到未来现金流。未来税后利润的预测以及贴现率等不确定性问题，难免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
实物期权法实物期权(reaIaptions)是金融期权在企业或项目中的运用。这个概念最初由StewartMyers(1977)提出，他指出个投资方案产生的现金流量所创造的利
润，来自于目前所拥有资产的使用，再加上 个对未来投资机会的选择。根据实物期权理论，研究开发费用及中间试验费用类似于期权费，科研成果投入使用所发生的投资相当于买入期权的执行价格，使用这项技术所获得的收益相当于期权标的资产的价格。大多数高科技企业的价值实际上是一组该企业所拥有的选择权的价值，因此风险企业价值评估采用实物期权方法将比较接近其真实价值。
实物期权法认为，对于拥有投资价值的企业而言企业不必立即决策投资或不投资，例如可以等到出现有利的经济条件时再进行投资。在等待决策的过程中，企业直保持着最终做出选择是否使用投资机会的权利，这种权利对企业而言就是其价值的一部分。可见，该方法将企业置于动态的经济环境之中，考虑到了外部不确定的经济条件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因而比现金流贴现法更能全面真实地反映企业的内在价值，可以说是企业价值评估思想的一大发展。
现金流贴现方法忽视了管理者根据项目进展对下一步行动进行调整的管理弹性，因此很大程度上低估了企业的价值。而实物期权法将企业投资的动态序列性和弹性纳入了考虑范围。R&D投资是最典型的阶段性投资，企业现金的流出远远超过现金的流入，但之后企业可以通过前期研发成果以及在此期间获得的信息对是否进行第二阶段的投资做出决策。
在传统财务理论中，不确定性大意味着贴现率的提高和比较低的净现值。期权本身就产生于风险环境，不确定性高意味着期权价值大，这样反而使投资项目可能具有较高的价值。期权理论能较为成功地在定价时把握风险因素，从更理性的角度强调风险的角色。传统的估值方法忽略了创造期权的价值，各种实物期权能创造未来的成长机会，使公司在市场条件适合时采取其它投资策略。即使净现值为负，公司从长远的角度着眼仍然将进行投资。很多公司的市场价值取决于他们在将来投资和增长的期权，而非现在拥有的资本，特别是对于不稳定不可预期的行业，如电子和生物技术等。
当然，凡事都有两面，实物期权法也存在一些问题：实物期权定价的关键是确定各个实物期权要素，使其符合实物项目的特性，满足假设条件。但实物期权要素的确定是非常复杂的过程。如果一个高科技企业同时包含若干个实物期权，就涉及实物期权的组合定价问题，即实物期权的可加性。实物期权具有不可简单相加的特性，同时考虑多种期权时每种期权对项目的边际贡献小于其自身价值，然而目前还没有办法来计算剔除重复的价值，这就使得个企业的价值容易被高估。因此，实物期权法操作比较复杂，但在市盈率法、现金流贴现估价法等方法不适合时，期权定价模型提供了另一种思考角度。
第3篇：证券市场的基本经济功能范文
关键词：私人银行 投资银行 咨询驱动 产品驱动 协同
中图分类号：F830.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70(2007)10-038-04
定位于财富管理高端环节的私人银行业务，由于其高成长性、高利润边际的特点，成为各类金融机构竞相发展的战略性业务，市场竞争也日趋激烈。当前，国际私人银行业的主要挑战是支持业务增长及解决增长过程中的问题，许多大银行正通过跨事业单位之间的技能转移和共享活动，实现协同效应，构造融入投资银行创新文化和产品广泛特征的财富管理商业模式，努力以投行拉动私人银行业务增长。大力发展财富管理业务，优先发展私人银行业务，正成为我国商业银行零售银行战略转型的重头戏，随着综合经营试点工作的推进，银行将逐渐允许参与证券承销和交易等持牌业务，如何借鉴同一组织中私人银行与投行协同发展的国际经验和做法，也是我国银行业面临的前瞻性课题。
一、私人银行与投资银行相结合的融合模式
理论上，金融服务业价值链在纵向上大致分为产品生产、分销与咨询三大功能，随着金融资产和投资需求的多样化、复杂化，咨询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并上升到与生产和分销具有同等重要性甚至超过的地位。一般而言，私人银行咨询深度非常高，其商业模式属于咨询驱动模式。投资银行和证券经纪商产品相当宽泛，属于产品驱动模式。在过去几年中，私人银行业呈现一种明显的变化趋势：产品提供从纯粹私人银行产品转为提供结合私人银行、投资银行技能的综合性解决方案。几乎所有私人银行都努力增加获得资本市场产品的通道，增强合适的产品供给能力，花旗、瑞银、瑞士信贷、德意志银行等①先进组织将其私人银行与投行部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借助自身的大投行优势加快私人银行业务发展，从而形成了一种集私人银行咨询精深和投资银行产品技能于一体的财富管理融合模式（图1）。一些机构甚至将私人银行与投资银行合为一个事业部，实行统一管理。例如，2006年巴克莱银行将内部组织结构重组为两大事业部：全球零售和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投资管理②。后者由巴克莱财富、巴克莱资本和巴克莱全球投资者组成，巴克莱财富下属私人银行、资产管理、离岸银行、证券经纪、财富结构化和财务规划五个业务单元。
由于美国具有发达的资本市场，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实施后，美资私人银行越来越多地结合了投资银行产品和技术③，拓展复杂和高价值资产类别产品供给，为私人银行客户提供全方位的资本市场和资产管理技能，融合模式在美国特别普遍。我们可以将这种商业模式视为，美国银行业的创新、进取精神对以瑞士私人银行业为代表的传统行业规范的重塑。早在20世纪60、70年代，一些美国商业银行利用海外经营不受国内综合经营限制的条件，在欧洲市场整合华尔街的专业知识与瑞士银行业的保密性等特点，替个人和家庭管理财富而广受欢迎。当然，投行和证券经纪商也在增加咨询和私人银行业务，如高盛、美林和摩根斯坦利等投行，非常重视利用投行业务、投管能力增强私人银行业务的竞争力。
二、融合模式的基本经济原理
1. 客户需求多样化和高级化
私人银行结合投行的融合模式首先归因于客户需求推动。早期的私人银行规模小，极度依赖于关系，财富主要来自遗产赠与，产品多是遗产或财富转移计划，资产配置多以股权和债券投资为主。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财富创造和转移活动蓬勃发展，客户对价格要求更灵活，对传统私人银行关系依赖和保密性要求降低，变得成熟、老练，对产品和服务具有全球性的需求并注重银行的业绩表现，且寻求有影响力的平台和定制化方案的结合④。这在根本上颠覆了传统财富管理业，表1列出了客户对财富管理需求的变化：配置于非传统投资和缺乏流动性的资产增加⑤，财富管理由围绕可投资资产的服务转向集中于客户总财富（包括全部资产和负债类别），由主要提供财富“看门人”服务转型为以提供解决方案和为客户创值为目标，由提供地方市场知识和技能升级为提供全方位的国际私人银行服务。
2. 增加客户钱包份额
私人银行借助投行业务，能够开展基于客户关系管理分析的交叉销售活动，拓宽和深化与现有客户的关系，增加客户钱包份额⑥，从而增加营业收入和利润。例如，加拿大皇家银行测算，不增加新客户，仅提升现有客户关系，其全球私人银行部门利润可增加一倍。私人银行增加钱包份额动因有：一是由于并购成本所带来的收益增长较少，增加钱包份额成为新资产、营业收入和利润增加的极好来源；二是较高的钱包份额能使客户变得更加制度化，导致高客户忠诚度，或者至少加大了客户转换成本，其他新进入者难以渗透介入。私人银行业务关系具有强烈的信托特点，银行能够获得详尽的客户信息，辅以先进的客户关系管理系统，交叉销售各种投行、资本市场产品和服务，增加现有客户的钱包份额。比如，花旗集团将其私人银行看成是高净值客户获取花旗集团全部资源的一个通道或门户，选购包括私人银行业务在内的综合性投资和银行服务。再如，欧洲富通集团（是著名的银行保险集团）的私人银行客户可以获得投行部门的私人股权投资产品和技能，以及资本市场部门的外汇交易和汇率、结构化信贷、权益、能源和大宗商品等产品与技能。
当然，互补的产品和服务有助于增加客户满意度，减少客户流失。大银行拥有最佳投资管理技能，可以为客户提供特殊产品，客户可以利用其关系和规模获得普通投资者难以获得的资产投资机会。
3. 交叉引荐获取新客户
获取新客户对私人银行增长管理也非常重要。私人银行的传统服务对象主要是继承了丰厚遗产的高净值个人和家庭，近二十年来，客户类型发生了重大变化。新型客户包括企业主/中产阶级、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文艺界人士、专业运动员、中介机构和外部资产管理公司。特别是企业主或企业家成为新财富的创造者，他们在全球创业活动中通过出售事业或上市套现，获得了高回报，积累了大量个人财富，往往将财富交由与投行关系密切的私人银行管理，也愿意投资于非传统投资产品。对大型组织而言，通过投行与那些正在出售其企业或上市退出的企业主或企业家建立关系，在投行承销了股票后，同组织中的私人银行部门也因此接触到大量富有新客户。这意味着，在投行方面具有专长的全球性银行可以超越基于介绍的传统私人银行业务增长模式，更紧密地联系私人银行与投行，为上述财富新贵提供服务，创造更多的增长机会。
三、支持融合模式的内部基础结构
1. 强调事业组合匹配的组织结构
为了在制度上保证私人银行与投行的协同，必须构建事业组合匹配的组织结构。大银行和集团普遍建立了基于业务结构的事业部管理体制，例如，瑞士信贷的战略目标是成为全球和瑞士一流的私人银行，它分为三个事业部：投资银行、私人银行和资产管理。图2列出了瑞士信贷的组织结构，这种组织结构以业务为主、区域为辅，明显有助于实现跨事业协同，亦即私人银行客户投资到投行部门所提供的产品，这些资产由资产管理部门具体运作，私人银行部门负责监督执行和绩效情况，从而获得更大的增长潜力。在2006年，瑞士信贷实施了“一个银行”的一体化战略，提出收入协同的五个领域，其中三项与私人银行和投行之间的交叉销售有关：提升隶属于私人银行和资产管理的客户的投资银行关系；向超高净值客户提供定制化解决方案，与获得投行和资产管理服务的通路；向对冲基金和共同基金管理人提供一流服务/执行，提升私人银行关系。
法国巴黎银行分为零售银行、公司和投资银行（CIB）、资产管理和服务（AMS）三大事业部。AMS又分财富和资产管理、保险与证券服务三个子部门。其中，财富和资产管理又由私人银行（是法国排名第一的私人银行）、资产管理、不动产服务、Cortal Consors组成。首先，各事业部门具有强烈的互补性，便于开展协作。例如，AMS的私人银行与CIM的协同有：CIB提供新私人银行和公司客户；CIB为私人银行与机构客户设计结构化产品；CIB为不动产基金提供融资服务。其次，AMS内部也提供了交叉销售的机会：私人银行从保险部门获得储蓄和保障产品计划；资产管理部门为私人客户提供集中化的专门组合管理，以及提供范围从最普通产品到非传统投资的广泛产品；私人银行分销不动产服务部门的不动产投资基金，在与居住有关的财产和打包产品中投资；Cortal Consors为私人银行客户提供有关股票的日常指令和咨询建议。
2. 基于矩阵组织的营销团队
私人银行会为客户安排专门负责营销工作的客户关系经理⑦，他们是联系银行服务与客户的重要纽带，主要职责为：客户发现、诊断和策略制定；改善客户服务和提升满意度；保留客户；依靠客户提高组织绩效；交叉销售和向上销售（up-selling），为客户办理各种业务⑧。同时，配置由各个业务领域的产品专家组成的服务团队，以及网络银行、交易前台等软件服务平台，为客户关系经理提供营销支持。高度专业化的服务团队将与客户共同制定个性化财富管理计划，以构建、管理、保存和转移财富，还与客户聘请的其他专业人士共同紧密工作，如注册会计师、税务专家或律师。
整体看，客户关系经理和产品专家组成了营销团队，前者负责市场营销，后者负责向前者提供支持服务。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市场营销人员和负责营销支持的产品专家并不要求在同一个地方工作，实际上这种营销团队带有临时性和虚拟化的特征。这是因为，当地的分销渠道很重要，但是全球范围内客户对资本市场专业知识的要求少有差别，可能只需一个全球性产品团队，这个团队位于何地无关紧要。如果从产品管理和市场管理两个维度来看，这种营销团队是一种基于扁平化管理的矩阵组织。这种结构显然利于突出银行的营销功能，便于为客户提供个性化、专业化的服务，最大程度地满足客户的需求。另外，为保证这种矩阵组织中各业务线和相关人员的服务质量、效益，组织通过内部定价机制，在部门之间实行有偿服务，即对每笔业务收入，按照公平合理的内部转移价格，实现市场营销人员、产品团队和相关部门之间的利益分享。
瑞士信贷以私人银行服务为切入点，构造一种三层次的一体化财富管理产品供给模型：最接近客户层次是私人银行的关系经理；其次是私人银行的解决方案专家；最外层是来自私人银行、投行和资产管理部门的当地和全球专家，提供各部门的多样化产品组合。三层次员工针对客户需求，共同为客户设计综合性解决方案。而富国银行营销团队的角色包括：（1）关系经理。关系经理致力于保证银行了解客户的现状和长期目标；通过提供一种单点接触，关系经理提升私人银行团队向客户提供有价值建议和个性化服务的经验。（2）财富管理专家。专业团队包括以下财富管理专家：①私人银行家，私人银行家集中于满足个人银行、信贷和存款需求，建议解决方案（包括定制化信贷和融资方案、现金管理和存款、外汇交易服务）。②投资经理，投资经理构建帮助建立和管理财富的综合投资计划。③信托官员，信托官员帮助保存和转移财富，提供有关税收服务，包括不动产规划、信托设立和行政管理、慈善赠与、计划或多代赠与。④财富规划专家，财富规划专家开发基于家庭财务需求和目标的综合财富计划。⑤风险管理专家，风险管理专家帮助客户，缓解对利率和外汇交易不确定性的风险暴露。（3）投资专家。如果客户具有经纪或保险需求，专业团队有以下投资专家：①财务顾问，负责提供经纪服务、个人退休计划、有管理的权益和固定收益证券交易、单独管理账户和共同基金、年金。②保险专家，负责向客户及其家庭提供避税方案（其中包括人寿保险、长期护理保险、失能保险）。
3. 功能分离型的开放式体系
随着经营理念由“以产品为中心”转为“以客户为中心”，客户利益最大化要求生产、分销和咨询三大功能应该分离。与一般零售客户不同，私人银行客户出于自身金融利益考虑，要求服务尽可能是纯功能分离式的，也愿意为此支付高昂的费用。特别是对生产和分销的分离要求强烈，而对咨询与分销的分离要求不是很高（实践中咨询和分销的边界还是比较模糊的）。当前，大型私人银行经营模式由三大功能在内部执行的封闭式结构演进为，一种生产专业化、生产与分销分离的开放式体系。前者的典型特征为：组织根据自身情况结合客户需求分析，内部开发产品，再将产品销售给客户；后者则要求重视客户关系管理，产品按需定制且追求最佳（不分自有或者同组织其他机构，还是外购）。
当前，多数私人银行既不是专业的产品生产者，也不是纯粹的产品分销者，而是混合的分销者/生产者模式。开放式体系有助于解决创新型产品短缺问题，改变产品为主的经营方式，且充分利用渠道资源，其实质就是一种生产与分销的混合体。大型组织普遍构建了开放式体系。在图3中，瑞士信贷的开放式体系提供机构内部和外部的全方位产品和服务，主要包括：流动性产品、结构化投资产品、非传统投资产品、权益连结产品、不动产服务、税收咨询、遗产咨询、法律咨询、并购服务、权益/类权益募资、证券化、信贷管理，等等；关系经理针对客户需求提供咨询/销售服务，为不同的细分客户群精心选择产品和服务。随着私人银行内部生产能力建设的加强，新兴市场竞争者，特别是亚太地区，也普遍采用这种生产与分销的混合体模式。
私人银行结合投行的融合模式实质是咨询加产品技能，私人银行一直致力于成为咨询驱动的财富管理人，改善产品供给能力是私人银行增长管理与差异化策略的一个关键领域。构建综合系统内外产品且实现两者有效竞合的开放式体系，能够显著增加产品供给，也有助于私人银行与投行的协同。
四、对我国商业银行发展私人银行业务的启示
1. 建立和完善商业银行财富管理事业的组织结构
发展私人银行业务以及塑造协同发展的融合模式，非常需要高效的资源配置行动、强大的市场开拓能力和集约化的控制职能管理。为此，我国商业银行需要改革组织结构，构建以业务结构为主导的事业部制管理体系。短期内，应该在零售银行部门内设立私人银行二级部，负责管理和推动业务发展，并指导下属服务网点开展私人银行业务的营销和客户服务。随着我国商业银行综合经营和国际化发展、建立真正的事业部制管理体制，出于中长期战略安排和国际接轨考虑，应该参照国际最佳实践范式，在二级部基础上建立财富管理事业部。其中，具有定位于高端财富管理的私人银行，该单元在国内市场可以是二级部门安排，在国际扩张时针对不同的监管法律要求而设立附属子公司，应按照一级法人治理结构组织经营管理。
2. 打造综合经营平台，实现私人银行与投资银行的协同
财富管理融合模式强调通过整合私人银行、资产管理和投行技能，向高净值客户提供综合性解决方案，这意味着该模式离不开综合经营平台的支持。受法规限制，我国商业银行不能从事证券承销和交易等持牌的投行业务。国际一流私人银行都有实力强大的投行业务，而且在美国等发达资本市场都具有重要的市场存在，资本市场技能对财富管理事业的发展至关重要。我国商业银行应该根据证券市场环境、监管政策以及自身需要，并购或新组建证券公司，获取直接投资、证券承销、交易和经纪、受托资产管理等全面境内投行业务牌照，完善投行业务功能。同时，在机构部门设置、海内外平台整合、绩效考核、费用和人力资源配置等方面进行配套支持，依托证券市场开展原始创新、集成创新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着力提高产品技能，做大做强投行业务，在此基础上积极构建私人银行和投行部门的协作机制，打造咨询和产品技能双轮驱动模式，推动私人银行业务发展。另外，还要以银行系基金管理公司为重点，跨越式发展资产管理业务，提高投管能力。
3. 构建矩阵式的营销组织体系
按照市场、产品管理两条主线，在私人银行业务领域内构建业务前台和后台部门之间相互配合的营销组织体系。首先，支行是整个银行的业务前台，支行主要向客户提供营销和服务，强化支行对私人银行业务的市场营销功能。按照私人银行客户群设置业务部门，加强客户关系经理专职营销人员的队伍建设，由支行的客户关系经理和分行、总行的产品经理等组成矩阵式的营销团队。还要增强客服人员的营销意识，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其次，总行、分行是向各支行提供支持的中后台。分行在各业务线下设置由专职产品经理组成的服务团队，支持各支行营销工作，负责按客户需求开发新产品，或对现有产品进行改进和组合；负责推广总行统一开发的产品。另外，分行的产品经理应被赋予一定的营销职能，负责与支行客户关系经理组成团队，共同营销客户或直接营销目标客户。最后，总行按业务线设置产品经理，负责全行的产品研发，支持分行产品经理开展客户服务工作；成立产品委员会，指导、协调各部门在产品研发和推广方面的工作。
4. 采取生产与分销混合模型，建立和完善开放式体系
私人银行和投行业务协同需要功能分离型的开放式体系。我国商业银行私人银行业务的产品生产、咨询和分销三方面的能力普遍较缺乏，这决定了在注重客户关系经理队伍建设、增强咨询能力的同时，还要建立和完善开放式体系：以客户价值最大化为目标，加强内部生产能力建设以及外部产品采购，为客户提供全方位、最佳的产品和服务，同时切实提升分销渠道的价值。
注：
① 与纯粹私人银行不同，在这些大银行和集团中，私人银行是其中的一个事业部或者独立法人机构。
② 原来的事业部门为：英国银行、国际零售和商业银行、巴克莱卡、巴克莱资本、巴克莱全球投资者、财富管理。
③ 也包括了资产管理部门提供的产品/服务，在一些机构中资产管理包括在投行或证券部门中，可视为广义投行业务的一部分。
④ 2006年《亚洲货币》第二届年度私人银行调查发现，关于私人银行业务最重要的方面，51.0%的受访者选择“产品/投资的绩效”，20.7%选择“产品/投资的定制化”，两者分列第一、第二位。
⑤ 根据Capgemini/Merrill Lynch对高净值客户投资资产的调查，股权和非传统投资（包括结构化产品、对冲基金、管理的基金、外汇、大宗商品、私人股权和投资）的比重由2002年的20%和10%，分别上升到2007年2月的31%和22%。
⑥ 高净值客户一般仅将70%-80%的可投资资产交由私人银行管理，而且分为2-3个私人银行账户，所以客户钱包份额水平不是很高。根据2007年普华永道全球私人银行/财富管理调查报告，当前不足半数的财富管理人拥有其客户40%以上的可投资财富，未来3年中，钱包份额有快速增加的趋势，预计大约80%的财富管理人拥有超过40%以上的客户财富。
⑦ 其他称谓有财务顾问、客户顾问、客户经理、关系经理，在私人银行业务领域常称为私人银行家。
⑧ 当然，一些客户关系经理要求拥有从业资格证书，在发展客户关系同时为客户购买特定产品。
参考文献：
1. [美]罗伊・C・史密斯、英戈・沃尔特著；黄为忻等译；沈思等校. 全球银行学[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
2. 乔晋声、徐小育. 美国商业银行开展理财业务的经验及对国内银行的启示[J]. 《金融论坛》，2006年第10期.
3. The Boston Consulting Group. The Three Golden Rules of Cross-Selling[R]. The Boston Consulting Group, Inc. 2002.
4. Parry, Simon. Asia's private banking behemoths. Asiamoney[J]; Jul 2006 Wealth Management, Vol. 17, p4-8.
5. Capgemini/Merrill Lynch. 2006 Capgemini/Merrill Lynch Annual World Wealth Report[R]. 省略/media/672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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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证券市场的基本经济功能范文
【关键词】产权制度 经营监督权 产权独立化
一、古典企业产权制度
古典企业,根据钱德勒(Chandler,J r.,A.D.)的定义,是指只掌管一种经济职能,经营单一产品系列,且仅在一个地区内经营,小规模的、由个人拥有和经营的“单一单位的企业”。古典企业有两种基本类型:一是个人业主制(single proprietorship),二是合伙制(partnership)。前者是指由某一个自然人出资兴办,并独自经营、独担无限风险的企业;后者则是指由多个自然人共同投资、共同经营、共享利益并共担无限风险的企业。这两类企业都是在长时期的经济发展中形成的、并由法律所认可的组织形式,它们内部也都有各自的制约企业行为人的一套规则。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才将它们标以“制度”,而“古典”则是相对于“现代”而言的。
从权利安排看,个人业主制企业和合伙制企业的共同特征是:第一,权利人以自然人为本位,并分为两个层级,即雇主和雇员;第二,权利配置是以所有权为核心的集权结构,即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第三,权利运作的准则是财产保值。
个人业主制企业和合伙制企业产权安排的区别在于:第一,个人业主制企业由一个人(包括其家庭成员)出资,个人财产即为企业财产,经营规模小;而合伙制企业则由多人出资,他们各自的财产组合成为企业的财产,经营规模也较大。第二,个人业主制企业的经营风险全部由一个人承担,如出现亏损倒闭,这个人需要用他的全部财产,包括其家庭财产承担债务清偿责任;而合伙制企业的经营风险则由所有合伙人共同承担,当企业亏损倒闭时,每个合伙人都必须以他们的全部财产,包括每人的家庭财产承担企业债务责任。第三,个人业主制企业的契约关系仅涉及雇主与雇员之间;而合伙制企业的契约关系还包括所有合伙人(都可能充当雇主)之间。第四,个人业主制企业的经营者只能是出资者,不具有选择性;而合伙制企业的经营者则可以在所有合伙人中间选择,从而出现所有者(不包括经营者)与经营者一定程度的分离。第五,个人业主制企业的剩余索取权(residual revenue)唯一地属于出资者;而合伙制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则由所有合伙人分享。
古典企业的权利安排决定了其在相应的规模内是有效率的制度选择,超出此规模,这种制度的效率就会下降。就个人业主制企业来说,它具有一种单一持有者的权利安排,即业主拥有全部的产权,包括经营决策权、监督管理权、财产处置权和剩余索取权。这种权利安排使得业主制企业建立和歇业的程序十分简单,产权能够较为自由地转让,而且决策迅速,经营灵活,表现出业主充分的积极性。但是,正因业主独自出资而形成的单一持有者的权利安排,使业主制企业规模小,寿命短。这种企业通常只存在于零售商业、“自由职业”、个体农业等领域中。
合伙制企业在一定程序上弥补了个人业主制企业的不足。因为合伙制企业是一种协作型企业。协作能够产生比个体生产更高的效率,或者说,它能够节约成本。在合伙制企业中,合伙人通过协议契约来规范各自的权利和义务。每一个合伙人都是一个风险中性者,即任一个合伙人既不会独担风险,也不会独享剩余索取权,而是共担风险、共享剩余,这就使他们之间的协作成为可能。这种由契约而形成的协作可以提供避免偷懒的激励。因为合伙人投入与剩余分享是联系在一起的,偷懒的结果必定是其分享剩余的减少,这就形成了一种行为的自我控制机制,而无须有专业化的监督。
然而合伙制企业的权利安排也存在一些致命的缺陷。第一,企业中没有唯一的契约人。即企业的各项事务,包括经营的决策、运作的管理、收益的分享比例完全取决于合伙人共同达成的协议,没有一个人“说了算”,所有的合伙人都有权代表企业从事经济活动,这使任何一个合伙人的不忠诚、偷懒和失误都不仅仅是影响本人,而是影响整个企业,这就很容易造成决策上的延误和差错。第二,合伙人(权利人)负债责任的无限性限制了企业规模的扩大。责任的无限使得任何一个合伙人的不良行为所造成的损失都可能导致全体破产,合伙人愈多,资产规模愈大,每个人无法抵御和承负的责任风险也就愈大,这就限制了企业规模的扩大。第三,合伙制企业的产权是不可转让或出售的。因为合伙人全体共同承担着一切责任,如果其中有一个合伙人撤出其资产或者死亡,合伙制就会瓦解。产权的不可转让性会降低那些欲撤资合伙人对“共有”财产的关切度,从而影响企业效率。由于合伙制企业存在以上缺陷,致使这种企业形式虽然出现很早,却难以扩张和发展。只有那些业主的个人信誉和个人责任具有很大重要性的合伙制企业,如律师事务所和会计事务所等,在发展到几十个、几百个合伙人之后仍然采取这样的组织形式。直到70年代,美国华尔街的投资企业仍然采取合伙制的法律形式。但是到了后来,这些企业变得过份巨大,任何一个合伙人都无法了解其他合伙人的财产状况和可能承担的债务责任,此时,合伙制的不利方面就大大超过了它的有利方面。这就导致了一批巨型合伙制企业在80年代接踵破产,另外一些巨大的合伙制企业如摩根银行(J.P.Morgan)、美林证券行(Merrill Lynch)等改组为公司。
二、现代企业产权制度
现代企业,根据钱德勒的定义,是指具有多种经济职能,经营多个产品系列,在不同的地区经营,“由一组支薪的中、高层经理人员所管理的多单位企业”。现代企业是企业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企业的法律形式,即所谓公司制企业。
公司制企业又可以分为公众公司和非公众公司。如果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就成为公众公司,也即股份公司,股份公司是现代企业最重要的组织形式。
现代企业制度权利安排的基本特征是:第一,所有权外在化。财产所有者不论是自然人,还是法人(包括政府),都脱离于企业之外,不再直接干预其财产所在企业的经营活动。财产所有权已经转化为股权,所有者(股东)以其在企业的股权比例对企业承担有限责任。第二,企业法人产权独立化。既然财产所有权已从企业中脱离出去,企业法人便成为独立的实体,并拥有独立的产权,即享有对企业财产的完全支配权或控制权,财产所有者的任何变动都不再影响企业的经营和发展。第三,经营管理专家化。财产所有者在观代企业制度中已不再充当企业经营管理者的角色,不论是高层管理者,还是中层管理者,他们皆由不具有财产所有者身份的专门管理人才(所有者的人)担任。这是因为,现代企业规模巨大、财产额多、管理复杂,从而决策权的信息基础愈来愈重要,而现代经济社会中与决策有关的不确定性因素却大大增加。这样,财产所有者为了保证企业有效率地扩张,实现资本增值最大化,就会把对企业财产的经营管理权委托给那些拥有更多管理知识和决策信息并能有效运用的人,这就是所谓的“委托―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控制权)的分离是必然的。第四,财产所有者(股东)对企业经营享有监督权。这种监督权的行使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用手投票”,即在企业股东大会上参与决策或表达意见。二是“用脚投票”,即当企业业绩不佳时,出售该企业股票;反之,当企业业绩上升时,购进该企业股票。以此可以对企业的经营产生有效的激励和约束。
上述现代企业权利安排的基本特征,使其较古典企业具有更高的效率。第一,财产所有权的外在化以及所有者(股东)责任的有限性,为资本集中提供了可能,企业经营籍此可以达到规模经济。由于是有限责任,个人更愿意购买股票,而企业扩张所需的融资也只有通过股份公司这一组织形式才能有效地筹集。而对于非股份公司来说,投资者显然不愿意把钱投给它们,因为投资者无法通过公开渠道对它们进行经常性的监督,把钱投给它们,无异于下赌注。在现代市场条件下,达不到一定规模的厂家,其生产成本难免较高,只有达到一定规模的企业才能生存,只有充分利用规模经济优势的企业才能扩展。规模经济使企业有能力采用先进技术,迅速提高产出水平,降低单位产出的生产费用,由此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率。第二,企业法人产权的独立化保证了企业财产的正常营运。企业法人产权的独立化意味着企业法人有独立使用和支配财产营运的权利,它可以避免和防范其他任何主体对企业财产的支配和侵害,这使企业具有了不同于自然人的永续存在的“生命”,使企业能够产生持久的效率。第三,企业经营管理的专家化提高了管理效率。钱德勒证明,现代企业的成熟过程,就是管理上的“有形之手”取代市场中的“无形之手”的过程。他指出,管理协调带来的节约“要比通过增加生产或分配单位的规模而造成的节约多得多”。或者说,高效率的管理协调是现代企业的生命力之源。在现代企业中,执行管理协调职能的精英是知识经理,他们在企业中“已承担起协调当前产品和服务的流量以及为未来生产和分配进行资源分派的责任”。由于知识经理执行了这样一种新的基本经济功能,所以他们“要比那些强盗企业家、工业政治家或金融家所起的作用重要得多”。第四,财产所有者享有对企业经营的监督权,有利于刺激经营者提高工作效率。如果经营者工作不力,所有者可以在股东大会上通过“用手投票”罢免该经营者,这是所有者直接行使其监督权。同时,如果某企业经理经营不善,企业业绩不佳,所有者还可以通过在市场上抛售股票来制约经营者。因为所有者纷纷抛售该企业股票,就会使其成为资本市场上的“廉价货”,该企业也因此会成为证券市场上被收购的目标企业。这一机制将对经营者形成强约束,使他们会比在没有被收购的可能的条件下更加努力地工作,以取得令所有者满意的经营业绩。另外,经理市场和产品市场的压力也会对经营者产生激励和约束。
需要指出的是,现代企业是以所有权与经营权(控制权)分离为特征的,这一特征曾被视为现代企业高效率的重要因素。然而,由于所有者和经营者利益的不一致,由此导致了经营者控制公司,即所谓内部人控制的现象,而且这种控制呈现出不断加剧趋势。在一些公司,经营者甚至完全背离了所有者利益,因此,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率先拉开了有关公司治理讨论的序幕。80年代末,英国一些著名公司相继倒闭也引发了对公司治理的讨论,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公司治理委员会应运而生,其中最著名的有1992年成立的卡德伯瑞(Cadbury)公司治理委员会、1995年成立的格林伯瑞(Green―bury)公司治理委员会和1998年成立的汉普尔(Hampel)公司治理委员会。公司治理的基本目标是保证公司的运行以股东的长期利益为归依,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实现股东价值和股东财富的最大化,提高单个公司和整个经济的运作质量以及竞争力。
【参考文献】
[1] 高明华:权利配置与企业效率[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
第5篇：证券市场的基本经济功能范文
关键词：金融危机；实体经济；影响
中图分类号：F83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544(2008)06-0002-06
近期，美国金融危机及其对世界经济的深远影响仍在持续蔓延，金融危机可能会向美元危机甚至经济危机发展，并可能带来世界经济衰退，对我国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也在日益显现，对此必须给予高度重视，密切关注形势发展。
一、美国金融危机正向纵深领域蔓延，可能导致世界经济衰退
近来，美国金融危机愈演愈烈，迅速波及全球金融市场。值得注意的是，最新一波冲击有三个显著特征：(1)保险业受到影响。全球第一大保险商美国国际集团(AIG)信用违约掉期业务累计亏损高达250亿美元，其他业务亏损达150亿美元，面临倒闭危机。在此情况下，美国政府2008年9月16日决定投入850亿美元以挽救濒临破产的AIG。(2)部分传统银行倒闭。美国最大的储蓄银行华盛顿互惠银行因金融危机影响宣布破产，2008年9月25日被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接管，成为美国历史上倒闭的最大规模储蓄银行。另外，陷入困境的美国第四大银行美联银行的银行业务也被花旗集团收购。受金融危机影响，美国2008年已有12家地方银行宣布倒闭，总资产达420亿美元，这显示美国正遭遇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银行倒闭潮。令人担忧的是，现在FDIC手中仍持有大约90家可能破产的银行名单，而目前FDIC存款储备只有452亿美元，如再遇大型银行倒闭，FDIC将需政府紧急注资，这势必进一步打击储户对银行体系的信心，大举从银行撤走存款，进而严重冲击银行体系。(3)波及范围扩大。目前金融危机已扩散到全球，世界金融市场动荡加剧，部分金融机构陷入困境，各国纷纷展开大规模的救市行动。最新一波冲击显示，次贷危机已向传统信贷、保险领域蔓延，而信用违约掉期业务风险的爆发预示着美国金融危机可能会向美元危机甚至经济危机发展。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报告显示，随着美国房市的继续下滑以及此次危机对其他经济领域影响的不断扩大，美国信贷市场的危机不断深化且未见谷底。
1.美国房价仍在加速下跌。标准普尔公司2008年9月30日的最新报告显示，7月份美国20个大城市独栋住宅价格同比跌幅达创纪录的16.3％，显示美国房价继续呈现加速下跌态势。8月份出现400万有房家庭延迟30天不付贷款的情况，信用违约率大概为9％。由于引发危机的基本经济因素――美国房价还在加速下跌，一些机构纷纷下调其对美国建筑业和房价的预期。摩根大通最近预计，到2008年年底美国新屋开工的步伐将进一步下降30％，平均房价将下降7.5％至15％；高盛则认为，在未来几年里美国房价还将下跌15％至30％。如果在目前的价位上再跌15％，那么美国负资产家庭将会再翻一番，信用违约率会迅速攀升。
2.房价加速下跌将引发信用违约危机。随着房价加速下跌和信用违约率迅速攀升，信用违约掉期等金融衍生品市场出现危机，此时金融危机将发展到信用违约危机。作为一种高度标准化的合约，信用违约掉期使持有金融资产的机构能够找到愿意为这些资产承担违约风险的担保人。信用违约掉期一经问世，就受到了国际金融市场的热烈追捧，其规模从2000年的1万亿美元飙升到2008年3月的62万亿美元。此时，信用违约掉期早已不再是避险工具，而是异化为信用保险合约买卖双方的对赌行为。这些巨额交易既没有政府监管和中央清算系统，又没有集中交易的报价系统和准备金保证要求，像一颗“金融定时核炸弹”，随时威胁着整个世界的金融市场安全。一旦信用违约率大幅上升，信用违约掉期将造成高达1万亿美元的巨大损失，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冲击力将数倍于2007年的次贷危机。
3.信用违约危机将带来美元危机甚至经济危机。在大规模信用违约危机的剧烈冲击下，美国银行间市场和货币市场可能将再度出现流动性枯竭危机，对美国债券的信心危机将导致世界范围内对美国金融产品的恐慌性抛售和美元的失控性暴跌。由于美元是世界储备货币，并且全球贸易的70％都以美元结算，美元危机很可能导致全球经济危机。根据美国信用违约情况和发展趋势，2009年3月、2010年9月、2011年8月很可能是金融危机全面升级的危险时段，其中2011年8月对世界金融市场的冲击将最为严重。目前，包括或有负债在内的美国债务规模超过50万亿美元。一旦资产价格上涨停止，美国巨额债务的支付危机就会演变为信用危机。因此，次贷危机只是一个“引爆器”，其背后的50多万亿美元的总债务才是真正的巨型“火药库”。目前美联储以及各国央行的联手注资行为，虽然能够暂缓金融机构的流动性枯竭危机，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美国本身的巨大债务问题；而且随着增发货币所导致的通胀压力加大，也将增加世界各国货币政策的调控难度。
4.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速下滑，世界经济衰退迹象明显。次贷危机发生以来，美国经济增速已明显下滑，GDP增长率从2007年第三季度的4.8％骤降至第四季度的-0.2％和2008年第一季度的0.9％。虽然2008年第二季度达到3.3％，但这是出口拉动和一揽子经济计划刺激的结果。随着金融危机的深化，美国经济将继续放慢，不排除出现负增长的可能性。最新数据显示，2008年9月份美国制造业活动指数为43.5，低于8月份的49.9，为2001年10月以来的最低点；2008年9月份失业率为6.1％，就业岗位已连续9个月下滑。金融危机已阻碍欧洲经济增长。2008年第二季度英国经济为零增长，采购经理人指数已从8月份的45.3降至9月的41，创历史最低水平，折射出英国经济前景的暗淡。2008年第二季度欧元区经济增速同比下降0.2％，8月份失业率创一年多来的新高，9月份制造业、服务业及零售业遭遇连续第四个月下滑的困境，目前人们对于经济前景的信心已经跌至“9・11”恐怖袭击以来的最低点。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日本经济2008年第二季度增速下降3％，日本央行调查显示，2008年9月份大型制造商信心为负，这是2003年6月以来的第一次。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国际机构纷纷下调世界经济增长率。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将2008年世界经济增速预测下调至2.9％，将日本和美国经济增速均下调至1.4％。
二、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影响分析
(一)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1.对出口的影响。总体上看，受金融危机影响，2008年美国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放缓乃至发生轻微的经济衰退已成定局。由于我国对美国出口的依赖程度较高，美国经济进入衰退，特别是美国消费水平下降，对进口商品的需求相应下降，这将从外需方面抑制我国出口的增长。并且美国金融危机对日本、欧洲影响较大，日本经济大幅放缓，欧盟也修正了增长预期，世界经济深度衰退可能出现，这也会影响我国的外贸出口。同时，美国经济衰退会导致贸易保护压力增大，“中国制造”将面临更多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诉讼，必将削弱我国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对我国经济增长和就业产生显著冲击。目前来看，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情况的影响已经显现。2008年1～8月我国出口累计增长22.4％，比上年同期下降5.3个百分点(如果考虑人民币升值的因素，出口增长下降的幅度还要更大)，其中很大程度上是由对美出口增幅下降引起的。2008年1～7月，我国对美出口1403.9亿美元，同比增加9.9％，增速较上年同期下降8.1个百分点，这是自2002年以来我国对美出口增长首次出现个位数。由于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还远未结束，并有向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扩散的趋势，预计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的出口增长将继续放缓。除需求因素外，汇率对中国出口增长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从2007年5月至今，美元对人民币约贬值了10％，也就意味着，仅此一项就使我国外贸企业成本提高了10％，导致一些企业出口无利可图，被迫停止。美元汇率虽然在近期出现了走强的趋势，但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在中期贬值的可能性较高，这势必对中国出口企业构成长久的压力。
2.对投资的影响。2008年1～8月，全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完成8492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7.4％，增速与上年基本持平。但如果扣除价格因素，实际投资增速比上年同期还是有较明显的回落。国家统计局的《中国经济景气月报》显示，在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中，外商直接投资部分和全部的利用外资部分都出现了明显的增速下滑。其中，外商直接投资部分2008年1～7月增速由上年同期的22.6％下滑到1.1％，全部利用外资增速则由上年的16％下降到3.3％。目前来看，美国对华FDI的增速确实在放慢，2008年1～8月实际投入外资金额同比仅增长9.26％。总体而言，由于利用外资在固定资产投资来源中的比重很低，为3.5％左右，其变化对固定资产投资的总体影响也相应很小，因而对短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由于外资在中国经济所发挥的独特作用，直接投资减少对中长期经济增长还是存在负面的影响，因而需要继续关注美国金融危机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3.对消费的影响。2008年1～8月我国的消费一直保持较快增长，累计比上年同期增长21.9％。扣除价格因素后的实际增长也达到了近年来的新高。这一情况表明，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消费增长尚未受到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但展望未来一段时间，外需放缓将影响一部分出口产业的就业与收入，进而对部分人群的消费产生不利影响。
综上所述，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是来自于出口部门，对投资和消费虽有一定影响，但影响程度较小或较为间接。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美国金融危机正好发生在中国经济出现周期性调整的时候，其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冲击，将加大我国经济周期性调整的速度和幅度。
(二)对通胀的影响
目前我国主要的通胀压力来源于原油、金属等国际初级产品价格的上涨。尽管国际初级产品价格上涨是受到包括投机在内的各种因素的影响，但市场供需形势仍是决定价格的基本因素。而对初级产品的需求又主要是由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决定的。因而，在美国金融危机可能引发全球经济衰退的情势下，国际初级产品价格出现了明显的回落。如布伦特原油在2008年7月达到147.5美元的历史最高价，而目前的油价已跌破60美元大关。国际初级产品价格的下一步走势仍会受到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当金融危机显现出向实体经济扩散的势头时，国际初级产品价格就会下跌，而当金融危机有平息可能时，价格就又会回涨。此外，美元汇率的走势对国际初级产品的价格也会产生较大影响，而金融危机在中长期是倾向于使美元贬值的。两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可能是国际初级产品价格呈下行但不断出现反复和波动的变化态势。这一态势总体上有利于中国缓解通胀压力，特别是有利于抑制近期不断上升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另一方面，美国金融危机导致了中国外需增长放慢，结果使部分出口产品转向国内市场，从而增加了国内市场的供应，加剧了国内市场的竞争，这从另一方面抑制了价格水平的上升。因而，美国金融危机对缓解中国通胀压力，保持价格稳定是有好处的；加上其他方面的因素，将使今明两年通胀率继续保持下降态势。
(三)对主要行业的影响
1.对工业制品业的影响要大于初级产品行业。2008年1～7月，初级产品的出口增速较去年同期上升了13.9个百分点，而工业制品的出口增速较去年同期下降了7.2个百分点。
2.工业中消费品行业所受的影响要大于资本品。按照SITC分类，2008年1～7月以消费品为主的分类商品、杂项制品和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增长较慢，同比增长大幅降低。而以资本品为主的化学成品及有关产品和机械及运输设备等则仍保持了较高的增长。
3.在消费品行业中服装鞋帽行业受到的影响较大，纺织业情况较好。2008年1～7月，服装及衣着附件出口仅增长了3.4％，比上年同期下降了20个百分点。而纺织织物、纱线出口的增长仍达到24.4％，增速比上年同期还提高了12个百分点。
4.高新技术产业受到一定影响。2008年1～7月，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速为22.5％，比上年同期下降了2.2个百分点。
5.与外贸相关的一些服务业也受到拖累。与贸易相关的会展业、海运业和为企业进出口提供信息与交易平台的电子商务行业均明显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
6.局部房地产市场也受到冲击。从2008年三季度起，在华房地产投资的海外买家明显减少。相关机构统计显示，第三季度，曾是外资投资意愿最强烈的上海楼市，也仅有三宗外资购买交易。而9月份金融危机加剧后，卷入危机较深的摩根士丹利、花旗银行、雷曼兄弟、美林等多家外资投资基金纷纷开始通过中介寻找买家，出售此前在中国购买的物业资产。这种情况对外资相对集中的上海、北京等地的房地产市场会产生一定的冲击。
三、应对不断深化的美国金融危机的若干建议
(一)密切监测国际国内金融、经济形势，建立和启动危机应急机制
1.建立跨部门的应急机制，启动工作小组，对危机的发生和发展随时进行跟踪、分析和报告。
2.与美日欧和香港建立及时的信息交流与监管协调的工作机制，尤其是对大型金融机构和对冲基金的跨境交易活动及时交换信息，及时掌握各国政策干预的意见和立场。
3.尽快组建由监管部门、业界人士、专家学者等组成的金融决策咨询委员会，为中央和国务院在金融领域问题的重大决策提供专业意见。
(二)在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同时，努力促进经济结构转型、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1.从宏观调控目标来看，既要全力“保增长”，也要强调“促转型”，以“促转型”来“保增长”。我国当前经济运行中总量矛盾和结构矛盾同样突出，解决当前经济困难不仅需要总量政策的适度放松，更重要的是通过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为中国经济增长注入新活力，提升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在着重解决经济运行中总量矛盾的同时，必须加大力度解决同样突出的结构矛盾，将各级政府和企业的发展积极性更好地引导到落实科学发展观上来，防止为保增长重走粗放型发展老路。
2.从宏观调控思路来看，应一手应对周期性调整压力，一手应对结构性调整压力。面对周期性调整压力，为尽快纠正前期过度紧缩政策的负面影响及滞后影响，两大经济政策应当机立断，以再次的“矫枉”应对国际经济、金融动荡对国内经济运行的巨大冲击，使经济增长走上“正”道。面对结构性调整压力，一方面，依靠我国经济的纵深性，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调整，减小外部需求给我国经济增长带来的压力；另一方面，抓住当前有利的市场环境和条件，坚持市场化的改革取向，创造有利的体制政策环境，下决心尽快解除能源价格管制，理顺能源价格体系，促进节能降耗，鼓励自主创新，推动节约型社会的建设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3.从宏观调控政策上看，全面放松两大经济政策，使之更为积极、宽松，明确定位在“保增长”上。就财政政策而言，不仅要扩大政府建设投资，由政府配置更多的资源来集中力量办大事，更要强调通过市场配置资源来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通过减税和减费来降低企业成本和居民负担，增强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的积极性，更多地通过市场配置资源来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就货币政策而言，要进一步连续、大幅向下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重点加强信贷结构引导，在重视中小企业贷款的同时，引导资金向结构调整、自主创新、节能环保和国债项目配套倾斜，更好地发挥货币政策在促转型中的独特作用，增强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
(三)在保增长、促转型过程中稳步推进各项体制改革
无论经济处于上行周期还是下行周期，宏观调控都不应是惟一手段，而应与深化体制改革相结合，从根本上解决经济中的结构性矛盾。现在的确是推进各方面改革的较好时机。
1.加快推进资源性产品的价格改革。尽快放松资源性产品价格管制，逐步理顺资源性产品价格关系，加快推进水、电、油、气、煤和土地等重要资源性产品的价格改革，建立能够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和市场供求关系的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的重点是：加大水价改革力度，深化电价改革，完善石油、天然气定价机制，全面实现煤炭价格市场化，完善土地价格形成机制，主要采用经济手段解决当前煤、电、油、运的供需矛盾。
2.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劳动收入合理增长机制，提高劳动在社会分配中的比例。同时，依靠强大的财政基础，加大对中低收入群体的补贴力度，促进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
3.深化金融和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吸取美国金融危机的教训，注意金融业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安全性，加强和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建设，通过继续深化改革开放来解决我国监管体系、金融市场及金融机构存在的问题。财税体制改革主要是以减轻居民个人和中小企业税费负担为核心，推进合理减税体制的建立，目的是于近期保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于长期推进真正公共财政体系的建立。
(四)采取多种有效措施加快启动内需
1.加大政府投资力度，发挥财政政策在扩大国内需求方面的作用。以扩大国债发行规模为重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历史上被证明是有效的，可以考虑将明年中央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扩大到5000亿元以上，重点用于灾后重建、国家重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节能减排和结构升级等产业发展项目、支持“三农”项目等，扩大铁路、新能源等领域的投资。采用银行配套贷款、吸收民间资金入股等办法，扩大国债投资的带动作用，并做好明年财政可能出现轻微赤字的准备。同时，要注重提高投资效率，使新增投资的着力点放在调整结构，转变增长方式上。此外，财政支出要向城乡居民倾斜，增加各级政府对公共卫生和医疗、义务教育、居民养老、保障性住房、农村公路和城乡消费性基础设施等改善民生领域的支出，切实减轻城乡居民的后顾之忧。应考虑尽快放开地方政府发债权，推动符合条件的地方政府发行市政债券，建立规范化的地方政府融资渠道，推动地方经济发展。
2.全面实行减税。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逐渐上调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建议根据个人支出和消费水平的情况分阶段分步骤地上调，由目前的2000元提高至3000元甚至更高；降低商品税给企业及居民减负；下调银行营业税；停止征收证券交易印花税；完善税收优惠政策。
3.关注中小企业的发展。对中小企业实行特殊税收优惠，扩大中小企业增值税抵扣范围，减轻企业税负，增加企业技术改造能力；对创新创业型中小企业，要采取加速折旧、放宽费用列支标准、设备投资抵免、再投资退税等多种税收优惠形式；对技术开发型中小企业进行财政补贴；对中小企业社会保障提供财政支持，减轻企业负担，提高保障水平，改善职工的消费预期。
4.完善消费政策，进一步挖掘消费增长潜力。(1)大力发掘农村和农民的消费潜力。抓住农村新一轮改革契机，推动农村消费市场升级。在财政支出中适度加大农业基础设施、现代农业、农产品综合生产能力、主要农产品供应保障体系、农村商贸流通体系和文化服务设施建设方面的投入，同时重视提高投入效率，改善农村消费环境；加快重要农产品核心产区、现代化农村居民小区、农村工业及新兴产业集中发展区的建设；启动国土的全面整治，恢复农村宅基地和厂矿区的土地复垦；加快发展农村现代流通和服务网络等。(2)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鼓励居民消费。建立收入增长机制，增加城镇居民的实际可支配收入，提高劳动报酬在GDP中的比重。发展个人消费信贷，倡导适度负债和超前消费的新观念。大力发展旅游、文化、体育等服务性消费，培育新的消费热点。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提高保障标准，增加对中低收入者、困难群体的生活补贴等，通过多种措施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改善居民消费预期，可借鉴香港向市民“派糖”的方式，如直接向城乡居民发放定向消费券来刺激消费。
(五)推动对外开放战略的调整与转型，努力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1.主动进行对外贸易政策和策略的调整，构建开放型平衡发展的外贸新战略。彻底改变传统的以出口创汇为首要目标的粗放式外贸发展战略和增长方式，实现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型、从粗放型增长模式向集约型贸易增长模式的转型、从出口导向为主的贸易政策向贸易平衡政策的转型。正确认识和处理外贸结构升级长期目标与短期平稳增长目标的关系。短期来看，把应对当前外部危机放在重要位置，把保出口作为主要矛盾；长期来看，应选准时机，把握节奏和力度，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积极推动外贸结构优化和出口产业升级。
2.加快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努力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支持和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的商品出口，调整和完善进口政策，进一步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实行出口市场、产品、渠道的多元化战略，妥善处理贸易摩擦及贸易壁垒，加快实现出口“规模导向型”向“效益导向型”转变，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提高和国际竞争力提升转变。
3.适时适度调整外资政策，从以往的政策竞争向制度优化转变，促进利用外资从“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
4.合理利用外汇资源，整合国际资源为我国扩大内需所用。逐步完善外汇储备资产结构，逐步增加欧元、英镑、瑞郎、加元、澳元在外汇储备中的比重。抓住机会将外汇货币资产更多地转换为我国扩大内需所需要的战略性资源资产，为我国扩大内需提供长期的资源供给保障。通过收购拥有石油资源、矿产资源的国际企业股份甚至获得相对控股权来提高我国资源保障的可靠性，增强我国对重要资源国际定价的话语权。
5.适当放缓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努力保证人民币币值稳定。在国际经济、金融环境存在着较大不确定性以及我国外资、外贸形势压力严峻的背景下，应利用强制结售汇取消的契机进一步调整汇率制度，增强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完善人民币汇率调节机制，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减弱人民币升值预期，消除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的汇率传导机制，避免汇率成为美国转嫁危机的政策工具。
6.坚持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为防止庞大的国际资本再次因国际金融形势逆转而发生大规模流出并对我国产生显著冲击，在未来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应继续在总体上保持对国际游资大进大出的有效控制，坚持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和建立资本流动风险监控体系，构筑狙击国际游资的“防火墙”。
7.逐步推行人民币的区域化、国际化。应利用金融危机造成全球信用萎缩的契机，增强人民币的国际信用和认同感，为人民币自由兑换和资本项目完全开放后的全面区域化、国际化创造条件。当前，应鼓励在亚洲区域内的贸易中采用人民币计价、结算，减少对美元的依赖。
(六)高度关注资产价格变化，使用金融政策与其他政策的组合来降低金融资产价格大幅度波动的风险，着力维护金融安全
当前，我国金融安全的重大隐患集中在股票市场与房地产信贷市场两大领域。
1.对于股票市场，应从全局高度充分认识发展其对我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重大意义，以历史眼光和国际视野看待并解决我国股票市场发展中遇到的种种困难和问题，从战略上重视并坚定维护股票市场的稳定发展。在市场失灵和投资者信心发生危机之时，政府对股票市场实施必要的干预和救助措施，既有理论上的充分依据，也有国内外实践的支持。面对持续一年之久、历史罕见的非理性暴跌，须高度关注资产泡沫破灭后股市过度调整的负面影响，注重防范股市暴跌可能引发的跨部门、跨领域的冲击，特别是向实体经济领域蔓延的危险势头。不应固守市场自动恢复均衡的教条，应将“治市”与“救市”相结合，坚决果断地采取更积极、更强有力的实质性措施，全面提振市场和投资者信心。建议调动社会资源，设立大小非稳定基金，尽快解决困扰市场稳定发展的“大小非”问题，从市场层面稳定证券市场；抓紧建立平准基金，有效调节供求；适时推出融资融券、股指期货等创新产品以平抑市场波动；完善新股发行、再融资、股份回购等基础性制度，实行强制分红并与再融资挂钩；建立防范资产价格泡沫和股市危机的涨跌幅限制制度；加强监管，建立有效的政策协调机制；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监测和管理；大力发展债券市场。
2.对于房地产市场，应格外关注房地产信贷风险。房地产市场泡沫是次贷危机的罪魁祸首，房价的快速上涨往往掩盖了大量的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作为我国经济支柱产业的房地产吸收了约20％的银行信贷资金，企业财务杠杆比率高达70％。因此，房地产价格变化对防范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至关重要。必须密切关注房地产市场走势，重新审视现行的住房开发贷款和按揭贷款管理制度，最大限度地估计房地产泡沫破裂引发大规模不良贷款的可能性。当前，稳定房地产市场，关键是鼓励房地产价格向其真实价值的理性回归，尽快让房价泡沫平稳消解。应吸取美国次贷危机的深刻教训，反思高度依赖房地产业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将遏制房价泡沫与控制银行风险相结合，严防房地产贷款质量下降和房地产市场的风险向银行转移。人为地抗拒房地产市场的自发调整则会孕育更大的风险，不利于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和经济结构调整。应合理调整住房供给结构，加大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力度，进一步完善住房保障制度，科学制定城市发展规划。金融机构应对在施房地产投资项目进行风险评估，保证对普通住宅和经济适用房等房地产项目的正常贷款，稳定房地产投资规模，保证在施房地产投资项目正常施工和竣工，防止因资金链断裂而出现大面积“烂尾楼”现象。
(七)加强金融监管协调，提高金融监管效率，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1.金融监管体制必须与我国经济金融发展与开放的阶段相适应，应采取渐进的改革方式，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监管要从整个金融市场的稳定与发展出发，改善监管而非单纯地增加监管和增加干预。
2.完善金融监管体制，加强金融监管协调。为了提高监管效率，必须适时推进金融监管机构的改革，以适应金融混业经营和全球化趋势对统一监管的需要。短期来看，借鉴美国的改革模式，在保留现有“一行三会”的同时，建议国务院成立强有力的下属金融监管协调部门作为一种过渡机制，建立统一的信息共享平台，来平衡调节各监管机构的功能和纷争，对所有金融业务进行监管，而不是简单地将现有的所有金融监管机构统一起来。同时，成立下属金融决策咨询委员会，负责金融战略、规划制订，审核监管执行情况，下设若干个专业委员会(非常设机构)。长期来看，应将“一行三会”合并成一个机构，统管金融监管，执行功能监管，强调金融稳定、化解金融风险的目标，而不对具体业务进行监管。
第6篇：证券市场的基本经济功能范文
第一种观点认为，当前扩大内需的制约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
1、持币动机增强，影响现期消费。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社会成员有一种储备倾向的内在愿望。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在提高消费的同时，谨慎动机也在增强，特别是在当前，城镇居民的谨慎动机更为明显，这主要是由三个因素造成的：一是大批国有企业职工下岗；二是政府机构改革，精简机关工作人员；三是子女上学、购买住房、医疗养老保险等费用增加。
2、市场供求的结构性矛盾影响消费的有效增长。我国目前的买方市场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供给与需求的不协调直接制约着消费的实现。主要是市场供给未能适应不同收入水平和富裕程度的消费群体的需要。地区之间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雷同，多年的重复建设形成大量的无效供给，造成生产能力的相对过剩。相当多的企业只是把生产的着眼点定位于城市居民，但对拥有8亿多消费者的农村市场却研究不够，使许多产品生产脱离了农村的实际，也就等于放弃了农村这一广阔的市场。
另一方面，产品质量也影响着消费者的需求心理和消费行为。据资料显示，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重点监控129类产品，近几年抽查的4411家企业的5233种产品，合格率均低于80％。
3、收入水平的不均衡制约了消费的扩大。据测算，我国近年来居民的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逐步增大，目前已超过0.4。另据国家统计局调查，1996年底城镇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为30850.2亿元，其中20％以上属于公款私存，2.5％的城镇居民人均储蓄存款仅1080.5元。由于高收入者的消费倾向小于低收入者，当国民收入一定时，分配差距扩大超过一定限度，就可能使总消费水平下降。
4、投资性支出增加，分流了消费资金。近年来城镇居民股票投资不断增加。1997年，沪、深两个证券交易所通过发行股票筹资655亿元，比上年增加1.79倍；同年还发行国债2412亿元。
5、体制性因素和改革滞后的影响。当前社会成员普遍感兴趣的消费产品，如住宅、汽车等，虽然出现供大于求和积压的现象，但这并不是生产能力绝对地超过了市场容量，而是有着诸多的复杂原因。
6、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亚洲金融危机对国内经济增长形成巨大的心理压力，甚至造成某种程度的恐慌心理。对未来经济的预期不明，甚至预期看淡，就会直接影响现期的经济运行和国内消费走向。[1]
第二种观点为认为，从深层原因分析，目前消费需求的实现障碍主要来自于以下四个方面：
1、供需结构障碍，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不相适应，造成消费需求实现困难。从城市居民的消费结构看，需求的重点转移：一是从基础的吃、穿、用类转向以居住条件改善、通讯和交通为主要内容的住、行类消费；二是从简单的商品性消费，如餐饮、医疗保健、教育、误乐、旅游、家庭服务等；三是从大量的普遍性商品转向注重选择、追求时尚的个性化消费，商品的质量、品牌意识日趋增强。从总体看，用于享受资料、发展资料的需求比重有较快上升。可是，由于多年来的重复建设、重复生产，使供给结构不合理，结构升级滞后，是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的主要障碍。
2、体制障碍导致市场有效需求得不到实现。以住宅为例：一是传统的实物福利分房制度制约了居民买房的积极性，由此出现商品房严重积压与福利房紧缺的奇特矛盾；二是住房价格体制不合理，房价过高，居民缺乏承受能力；三是住房金融体制改革滞后，支持居民购房力度较弱。居民买房心有余力不足。
3、收入障碍制约消费扩大、一是居民收入增幅趋缓。城镇居民人均实际收入增长已从1993年最高时的9.5％降到1997年的3.4％；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997年增幅仅为4.6％，比上年下降4.4个百分点。二是收入差距扩大，城市贫困人员增多，主要是企业亏损严重，下岗职工已上升到1000多万，相应收入下降。三是强储蓄倾向延续多年，平均每年以20％以上的速度增加。1997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高达46280亿元。
4、消费心理障碍，消费者信心指数下降。由于供过于求，价格下滑，持币观望的人数增多。同时，由于收入预期不稳定，消费者为防范下岗，应付医疗制度改革、退休养老制度改革、住房货币化改革和子女教育费用等积攒资金的倾向加大，消费更加谨慎。即期消费下降，具体表现就是少消费多存钱。[2]
第三种观点认为，首先从消费需求来看，造成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工农“剪刀差”依然存在并继续扩大。二是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还未建立起来。三是一些产品不适应市场消费需求变化。四是由于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少数高收入者边际消费倾向低，而绝大多数中低收入者边际消费倾向高却无力购买。其次从投资需求来看，由于前几年的重复建设，盲目发展，一些行业、产品的生产能力严重过剩。据1996年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对900多种重要工业产品的调查资料显示，50％以上的工业产品生产能力利用率在60％以下；在高新技术方面，由于技术力量薄弱等原因而难以大量投资。再次，从出口需求方面看，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以及我国承诺人民币不贬值，人民币币值坚挺，大大削弱了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直接制约着我国出口需求的增长。[3]
第四种观点认为，扩大内需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最终消费持续下降。
（一）作为消费需求主体的居民消费需求的提高依赖于居民收入的提高，而在我国目前条件下，提高居民收入问题是与收入分配问题密切联系。目前，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一些不合理的差距有所扩大，表现在：第一，社会居民中不同阶层的收入水平的差距变得越来越大，造成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下降。第二，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人均收水平的差距也在扩大。1986－1998年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在大多数年份中均落后于城镇居民，平均落后1.7个百分点。1998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差距为3265元，而这个数字在1991年仅为992元。这就使得农村消费品市场的发展越来越慢从而影响到全国消费市场的发展。第三，地区收入水平随着地区经济增长水平差距的扩大而扩大，也使得地区消费品市场的发展出现不平衡。在解决地区收水平不平衡方面，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作用还非常微弱。
2、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应该合理拉开的收入差距没有拉开。例如，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的收入差距，对企业家的激励机制，等等。此外，目前我国国家干部和多数职工的工资制度仍具有很强的原有计划体制下的低工资制度特点，不适应市场经济环境和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
3、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增长在较长一段时期内较大幅度地落后于GDP增长或者说，我国社会总产品的最终使用结构发生了严重失调。1996年与1981年相比，按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的最终消费率下降了9.8个百分点；按1978年不变价格计算，下降了10.6个百分点；按当年价格计算，下降了7.6个百分点。从居民收入角度来看，1986－1998年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年均增长率比GDP年均增长率少2.6个百分点。这种状况造成了在这一时期中居民收入水平下降了12个百分点，1998年这一比重为41.4％，比“六五”期间的平均水平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在长期的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这一问题的逐渐积累，终于成为了阻碍社会再生产正常进行的严重障碍。
（二）目前的一些正在出台和正在蕴酿出台的各方面的改革措施，使居民未来支出预期增大，产生了较强烈的减少目前消费的影响。一方面许多改革方案，例如，医疗体制改革、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养老金制度改革、教育制度改革，等等，特别是住房制度改革，都要求居民自己支付相当一部分费用，这就需要人们减少部分当前消费，增加储蓄数量。另一方面，目前居民的直接投资渠道少，证券市场尚不规范，风险较大，因此居民储蓄仍以银行存款为主。这就不仅减少了当前消费，而且使居民储蓄转化为投资需求的速度也相应较慢。
（三）目前有些地方对1999年宏观经济增长的宣传也在某种程度上对居民的预期产生了不利影响。虽然目前GDP增长速度已经出现了一定的回升，而且1998年开始采取的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效果正在逐渐显现出来，但是人们目前从不少渠道得到的印象确是1999年宏观经济仍将处于增长率下滑的状态之中，因而对相当多数的居民来说，他们的预期是1999年收入状况不会乐观，消费仍需谨慎，并且物价可能还会进一步下降，因此等待消费可能是明智的。这些问题都会对增加消费需求产生负面影响。
（四）1998年开始采取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虽然在通过扩大投资需求来拉动宏观经济增长方面产生了较明显刺激国有投资的效果，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为了避免盲目投资搞重复建设，国家财政投资指向重点是基础设施建设。这种政策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对于刺激最终消费需求来说，传导路程相对较长，因此，国家财政投资很难在较短的时期内对刺激消费需求产生十分明显的作用。[4]
第五种观点认为，从就业的角度来看，对消费的影响有三个原因：（1）目前就业形势比较严峻，我们对1998年做了预测，1998年的劳动力供给可说是90年代、80年代以来最高的一年，大概达到了2800万，增加量主要是在下岗这一块，1997年底下岗职工1100万至1200万，这些下岗职工按照国家统计局调查60％还要进入劳动力市场去找工作，40％可能就撤了。这样一下子就增加了700万，平常年份我们节转过来的劳动力大概就有590万，加上70万的下岗职工，这个供给虽然说可能还跟企业保持劳动关系，不算失业，但是他肯定要冲击市场，他要进入市场，而市场一下子又提供不了这么多岗位，人心就变得不安起来。这就直接影响着消费心态。（2）政府机构改革，虽然改革只是在中央，只涉及到6.7万人，但是影响面很大。下来这些人要安排在事业单位，而事业又不用人，地方政府也不要人。（3）1998年我国在劳动保障制度上做了很多改革，尽管我们认为这些改革对建立市场机制有用，对老百姓将来是很有好处的，但是老百性对此的直接反映是要掏很多钱，比如失业保险，要多掏一个百分点，原来劳动者不用掏。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也一样。这些对老百性的预期消费的影响非常大。[5]
第六种观点对1999年我国居民消费走势做了一个判断。从中长期看，我国居民消费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势头的基础和条件是存在的。居民收入水平还比较低，人均GDP仅700美元有余；居民耐用消费品拥有率还不高；居民服务消费还比较低。但从1999年看，随着制约因素的逐步显露，影响强度的不断加大，我国居民消费需求增长势头将会有所放慢。主要依据有：
1、居民收入特别是持久性收入增长缓慢。1998年1－9月城镇居民家庭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4065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6％而其中具有明显特久性收入特征的国有集体企业单位职工工资性收入仅增长2.9％；1月－9月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也有所减缓。
2、收入分配差距过大。199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2.5倍；城镇最高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为最低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的4.2倍，如考虑到特高收入户和特低收入户的因素，分配差距更为明显。由于收入较多地集中在高收入阶层，加之高收入阶层消费倾向较低，影响到居民消费的较快增长。1997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4186元，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617元的2.6倍；城镇最高收入户人均消费支出7315元，为最低收入户人均消费支出2333元的3.1倍。如将城镇最高收入转移到最低收入户，按此测算，1997年最高收入户与最低收入户人均消费支出将净增961.9元，按此推算，将增加消费近500亿元。过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对消费需求增长的影响不容忽视。
3、居民预期支出提高。20年来的改革开放，可以说居民是最大的受益者。但为适应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的需要，近期的重点主要是住房、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制度的改革。这些制度改革的共同特征都要求居民在当前或未来时期要有一笔较大数额的支出，反映到当前必然是居民推迟当前消费，即期消费增长放慢。
4、不适应居民部分消费领域需求的消费环境。当前不适应居民消费领域要求的消费环境方面还是比较多的，但较为突出的方面主要有：一是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较低。1977年末城镇居民人均居住8.8平方米，限制了居民对装饰材料、对家具家电等的消费；二是受输电线路特别是农村输电线路覆盖面及负荷偏低的限制，加之农村电价偏高，影响了居民对空调、冰箱等家电的消费；三是道路拥挤、停车摊位偏少，影响了一些大城市居民对汽车的消费。
5、不利于居民消费增长的体制和制度。这主要表现在一些职能部门对一些商品和服务的管理上。如对私人购买汽车的不合理收费，一些城市规定的“占地费”，电力部门收取空调增容费及超用电过高加收电费，对公有住房限制房产买卖的规定，等等。这些规定和制度都不利于居民对相关商品和服务的消费，影响了居民消费的增长。[6]
二、对扩大内需政策的不同看法：
第一种看法认为，扩大内需是从我国实际出发的必然选择：理由是：第一，我国是一个大国，具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和特殊优势。我国地域辽阔，消费人口多，国内需求巨大且市场潜力更大，当受到国际经济变化的冲击时，国内的回旋余地也很大。第二，应从战略性高度看待扩大内需，而不应把它看作是权宜之计。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的最大影响，应该在今明两年，这是回避不了的。因此，我们不可能被动地等待国际经济的回暖，而必须主动地寻求发展的新路，所以扩大内需就显提极为必要。从另一个角度看，扩大内需也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有利于推动国内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的战略性改变，使整体的经济运行上一个新的台阶。第三，扩大内需有巨大的潜力。我国的市场广大，消费增长点多，扩大内需的潜力也相当巨大。[7]
第二种看法认为，扩大内需必须解决体制栓塞。首先，尽管微观上企业已不能不参与市场竞争。但全社会宏观投资体制却依然不能完全适应市场的变化。特别是占据社会总资本60％以上的国有经济，无论其总规模还是分布结构，均处于僵死状态：虽然它们所处的消费品生产领域已显然竞争过度，虽然它们因不能赢利而亏损，但却不能破产，生产要素无法向其他领域或部门流动；而从全社会角度看，大量的社会资本沉淀在低效的国有经济组织中，不能向其他相对高的经济成份转移，同样造成了经济的栓塞。其次，至今尚未打破的城乡二元管理体制严重阻碍了市场的有效扩大。传统的户藉管理限制了城乡人口流动；基于计划经济时代城市平衡观念的规划政策限制着城市需求的迅速提升；现有的农村土地制度阻碍着城镇资本向农村流动；凡此种种，无疑造成了城乡市场之间的栓塞。再次，政府运作目标的所谓“效率优先”虽然短期可以强力推动经济发展，但却日益导致地方保护盛行、市场分割严重以及经济环境的扭曲。这同样是提高国内市场需求和优化经济结构的巨大障碍。[8]
第三种看法认为，调整消费政策鼓励消费。
1、更新消费观念，刺激消费。一是要划清消费与浪费的界限，提倡消费，反对浪费。二是要划清合理消费与过度消费的界限，提倡合理浪费，防止过度消费。三是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要作适当调整。近年来投资率上升过快，1981年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投资为32.5％，1995年上升到40.5％，显然过高，影响了消费的扩大，建议把投资率压缩到35％以下，城镇居民的实际收入增长保持在4％左右，以扩大市场消费需求。
2、调整供给结构，扩大消费容量。一是对供过于求、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行业和产品，要坚决实行限产压库，避免边生产、边积压的情况继续发生；二是实行资产并购重组，促使资本和社会资源向优势产品、名牌产品集中，扩大适销对路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三是采用高新技术推进产品结构优化升级。
3、调整消费结构，引导消费增长、消费结构是随着经济发展、收入增长而不断升级换代的，合理的消费结构可以使消费得到全面实现，从而拓展消费总量。
4、培育新的消费热点，形成消费群体。通过深化房改，取消福利分房切断职工对就业单位分房的依赖，愿意买房，同时增加买房补贴，降低房价，又买得起房，才能把大多数人推向商品房市场，形成购房群体，也才能使住房消费真正成为消费热点。从消费结构的演变趋势看，可能形成消费热点的除住房外，还有轿车、家庭电脑、旅游、教育以及新一代的高科技产品等。工作的重点应当放在培育消费群体方面，通过消费热点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
5、扩大消费信贷，提倡负债消费。消费信贷是市场经济社会中货币信用关系发展到较高水平时，缓解生产和消费之间矛盾的必然产物，是使消费增长速度适应生产增长速度的金融服务产品。在当前供大于求的买方市场形势下，应大力拓展消费信贷，以此启动市场，扩大消费，推动经济增长。[9]
第四种看法认为，扩大内需关键要恢复信心。目前扩大内需的障碍是如何恢复信心。扩大内需要从启动居民消费开始，看不到这个迹象，投资方也会按兵不动，否则会产生新的库存。启动居民消费，最主要的是恢复居民对未来的信心。有关部门应该帮助老百姓算一笔帐，降低他们对未来个人支付增加产生的过高估计心理，适当增加即期消费。近年来曾经缩小的城乡差距又开始扩大，减轻农民负担的工作还没有完成，政府要拿出一个新的姿态。如果老百姓没有信心，内需很难扩大。因为财政政策的作用毕竟是非常有限的。[10]
第五种看法认为，扩大内需，技术创新是根本。要扩大内需，扩大有效消费，最根本的途径是技术创新。当产品不断更新换代，产品寿命期不断缩短，这时的内需既来自拥有量的扩大，更来自拥有量的更新。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内需的扩大，与其说要靠拥有量的增加，还不如说是靠拥有量的更新。[11]
第六种看法认为，市场启动要依赖整体经济形势。对任何一种经济形势来说，国内的投资和消费需求是社会总需求的主要组成部分，投资和消费的疲软，会使原本生产能力过剩的情况更趋严重，而陷入一个“社会生产能力过剩导致投资和消费疲软，投资和消费疲软导致社会生产能力更加过剩”的恶性循环之中。[12]
第七种看法认为，扩大内需的根本在发展第三产业。扩大内需也要在结构上进行调整。因为不同的行业，不同的产业，不同的企业，就业量是不一样的。比如，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已不需要那么多劳动力；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达到了0.75左右，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保持在10％左右，每年增加的就业岗位是1000万，去年没有达到。所以第三产业是今后扩大内需的一个重点。[13]
第八种看法认为，政府应在降低投资风险和消费风险上加大力度。风险大于消费投资预期，就叫没有投资热点，没有消费热点。因此，在降低投资风险和消费风险上政府大有文章可做。社会永远有需求，永远有项目可投，问题不在于政府为企业设计生产什么，让消费者去买什么好，而是应规范法律、社会交易环境、降低投资风险、打击地方保护，严厉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等，这才是政府为启动消费所要做的事情。[14]
第九种看法认为，启动内需的关键是以国债调动劳动积累。能否通过巨额国债发行启动内需，关键在于国债的使用效益。启动内需的根本思路是：五年内作用国债调动1.5亿农民的劳动积累，以整治国土为纲，加速农村城市化。
整治国土包括，第一，南水北调，整修长江黄河，塔里木河；第二，改造少漠荒地，将耕地扩大三分之一，实现大规模移民；第三，治理环境污染，植树种草，改造气候；第四，建立大批中小城市，将中国城市化比例，从30％提高到70％以上；第五，全面建立农村公路网和电网。[15]
第十种看法认为，扩大内需要注重政策转型。1999年，扩大内需、拉动经济，主要还是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扩张的财政政策是短期性的，所以研究政策转型的问题显得尤为重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既要保持经济的适度增长，又不能老实行扩张的财政政策，这怎么办呢？就应该今后不仅靠财政政策或是货币政策，而要加强二者之间的协调配合。在政策组合上，要搞好协调配合。在政策重点上，要调整政策的方向。现在主要是以扩大基础设施建设为主，今后，特别是1999年在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要把注意点逐步转移到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又刺激消费，刺激民间投资这方面来。[16]
第十一种看法，启动经济必须增加投资。经济运行进入收缩阶段，需求必然减少，调控不好，供给必然大于需求。启动经济必须增加投资，如果再紧缩，国有企业将更加困难。我们必须适应经济运行的规律，认清经济周期波动的规律。在投资问题上，国家在能源、交通、运输等方面运行切入是正确的，政府通过财政投资来拉动需求是正确的，但是靠它是不能维持长久的。经济真正起来不是光靠基础设施来推动的，是靠加工业、装备工业的启动。而装备工业还处在低水平，基础设施再好创不了效益。另外要处理好扩大内需与产业调整的关系。应该增加需求，缩小供给需求差距。[17]
第十二种看法认为，扩大内需应重视非义务教育的产业化。非义务教育产业化可以很好地起到扩大内需和减轻就业压力的作用。当前发展非义务教育深得人心。我国历来就有重视学历教育的传统。望子成龙的古训使得父母愿意资助、子女愿意就学，目前中高等教育资源供不应求，是传统狭义的教育发展思路造成的。只要解放思想，使非义务教育产业化，这个瓶颈很快就可以打通。大力发展非义务教育，可以使国家增加税收，青年劳动力提高素质，就业压力得到缓解，是一项不可多得的选择。当前急需通过非义务教育的产业化，大力促进中高等专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发展。[18]
第十三种看法认为，一年来以扩大内需为主旨的财政－倾向政策运用有几点启示：1、去年的财政－货币政策，特别是积极财政政策，对投资需求起了明显的拉动作用，但对最终消费需求的提升的作用还有待加强。2、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亟待改进和健全。此次启动经济，一些市场经济条件下惯用的货币政策手段，诸如利率、准备金率、信货的扩张和收缩等，之所以作用效果不甚明显，固然与体制、制度和结构障碍直接相关，也与政策传导机制或传导路径的缺乏和阻滞有很大关系。3、在体制、制度、结构等方面的问题依然突出的情况下，不宜过分夸大宏观经济政策，以及政府干预的功能与作用。因为上述问题，会对财政－货币政策赖以发挥作用的政策环境产生不利的影响，乃至干扰和破坏。因此，必须把进一步深化改革，解决体制和结构障碍，创造良好的宏观政策环境，与充分发挥财政－货币政策调控能力有机结合起来，使之相辅相成、相得益彰。[19]
三、扩大内需的具体对策建议：
建议之一，（1）增加改革透明度，正确引导消费者预期。当前正在推进的由企业保障制度向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目的是为居民建立更为安全、规范、覆盖面更广的保障制度。要将新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内容和优越性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消除消费者因对新体制的不了解不适应所产生的不安定感，使消费者在适应新的社会保障制度基础上形成新的理性预期，让消费者增强即期消费欲望，适当提高居民收入的消费倾向。只有微观的千家万户居民“储蓄－消费”比例关系正常化，宏观的社会再生产中生产与消费才能形成良性循环。（2）加快推进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实行城镇居民住房的货币分配。通过房改促进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动权掌握在政府手中。应当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加快推进城镇住房制度改革。1999年启动新的货币化分房制度，建议在当前通货紧缩的形势下对住房工资实行明补明收、边予边取的政策，为住房商品化提供收入条件。（3）运用房价、地价分流的新方法大幅降低房价，降低了城镇居民购买商品住宅的“门槛”。今后在城镇居民经济适用房和安居工程住房开发中，可将地价与房价分开。房价实行抵押贷款分期付款，地价收取办法由将50－70年地价一次性预收改为按年或按月分期收取，今后由政府部门按年或按月收取地租，同样根据经济发展、利率、收入水平变化不断提高地租。在运用金融手段（扩大贷款规模、实行消费信贷）的同时，财政信用也要为培育城镇住宅为新经济增长点作贡献。（4）研究利息税实施方法，发挥税收对“储蓄－消费”调节作用。要抓紧研究开征利息税操作方案，发挥税收对“储蓄－消费”比例的调节作用，刺激即期消费意愿，增加即期购买力，利息税同时对收入分配差距具有一定调节作用，将利息税重点用于对生活困难家庭的最低生活费补助，可以将部分高收入家庭的储蓄转化为低收入家庭的消费。（5）抓紧与消费信贷有关的经济立法工作，稳步发展消费信贷。第一，非抵押分期付款：购买商品的分期付款销售信贷，在有可靠担保的情况下消费者购买商品和劳务时先付部分现款，再签订一个分期付款合同，每月偿还贷款的一定数额。第二，非分期付款信贷：有一次性偿还贷款形式，消费者在购买价款内的商品时，货款在约定日期一次还清；有赊消帐款形式，消费者在零售商店多次赊购，以后一次付清。第三，循环信贷：由零售商店提供给消费者可在一定时期和一定信贷额度内随意选购商品的信货形式，如在30天内全部还清可不付利息，否则要支付偿还期余额的利息。第四，信用卡信贷：这是发达国家金融机构提供的消费信贷的主要形式。我国有些地区已经试行国际通行的消费信贷加商业保险担保的做法，由贷款人在申请住房抵押贷款时，向保险公司购买信房抵押综合保险，综合保险由财产保险、保证保险和食用保险组成，一旦贷款人出现房屋财产损失、死亡、还贷困难时由保险公司负责还贷并处理贷款人的房屋。经过实践，可逐步推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其它消费信贷品种。（6）增加对经济适用房、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农村电力设施的投资，改善消费环境。要增加对农村电力设施的投资，治理农村用电管理混乱，为家用电器在农村的普及创造基础条件。要增加城市道路、地铁、高架轻轨等交通设施建设投资，满足城市公共交通和私人轿车发展的需要。（7）加大开拓农村市场的力度。一要加大对农业和乡镇企业的政策扶持，保证农业与农村非农产业的稳定发展。继续扩大对农业产业化、农产品仓储设施和批发市场的投资。二要在发展农村小城镇的过程中规划建设农村现代化商业设施，工商联手将名品名店销售体系延伸到农村去，使农民有放心的购物场所。三要对农民消费特点改进工业产品设计，向农民供应价廉物美的农村适用型商品。四要增加各级政府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公共投资，不能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任务完全转为农民负担。五要把减轻农民负担工作作为农村工作的重点，检查落实中央有关政策，对各地变相增加农民负担的做法要开展一次清理整顿，切实保护农民利益。[20]
建议之二，扩大内需的具体建议：（1）理顺收入分配关系，逐步提高居民收入。由于目前我国消费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增长速度长期相对落后于经济增长，因此，我们必须注意从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入手，提高最终消费率，逐步把过高的积累降下来，使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能与国家的生产能力相适应，实现二者之间的良性循环。在提高居民收入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2）投资消费双向启动，加强启动消费力度。无论从短期还是从长期来看，扩大内需都需要同时注重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而且从长期来看，归根结底最重要的还是消费需求。目前我们已经出台和正在研究制定一些有利于扩大消费需求的政策措施，应该继续认真研究这些政策措施的效果，及时总结经验。扩大消费需求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发展各类教育，事业积极鼓励民间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这样做不仅有利于有效扩大消费需求，而且也是加强人力资源基础建设的重要措施。（3）全面落实财政政策，有效用好财政资源。在目前条件下，国家财政投资除了对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之外，还应当考虑对一些有较好市场前景的国有项目适当投资。有效利用财政资源，还应该通过各种方式带动全社会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中小企业的发展，加速中小城镇的建设和发展。目前还应考虑将部分财政资源直接用于增加居民消费，例如为社会保障体系补充资金，以及对下岗职工提供帮助。（4）稳妥落实各项改革，稳定居民未来预期。目前居民对未来的预期是影响扩大消费需求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各项改革如何进行又是影响居民对未来预期的重要因素。对于那些已经在进行中又尚未完成的改革，应尽快明确方案，及时落实完善。例如，住房制度的改革和房地产二级市场的开放，应尽快出台，不能久拖不决。对一些正在筹划尚未铺开且对居民支出预期有影响的改革，可以暂缓，以后分步进行，以免影响目前的居民消费，例如对国家职工的医疗费用改革。总之，各项改革的时机选择需要考虑宏观经济形式，恰当错开安排，以利于保证必要的消费和投资需求。（5）发行专项建设国债，发展开拓资本市场。到1998年底，中国的国债余额已达到7770多亿元，占GDP的比重已接近9％。为了将国债的发行数量控制在国家财政能够承受的限度内，同时又能集中足够数量的资金投入建设项目，可以考虑采取发行专项建设国债的办法，拉动国内投资需求。此外，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应该考虑有计划地允许地方发行一定数量的政府债券，同样可以起到扩大内需的作用。[21]
建议之三，提出启动消费市场的三点建议：（1）积极推出消费信贷，并扩大消费信贷领域。消费信贷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扩大消费信贷领域。由于住房信贷尚不能在短期内实现，就谈不上启动市场，应该把消费信贷扩大到家电购买、小额消费信贷等众多领域。二是简化贷款手续。（2）拓宽投资领域。应寻找一些高于存款一般性收益的领域，有的资金虽间接进入投资领域。但毕竟合理地驱动市场活跃，反而不会产生新的银行坏帐。（3）尽快实现各种类型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应充分认识到股份制改造并不等于上市，其最终目的是搞活企业和股东分红。老百姓也并不想在股市里投机冒险，而是希望进行一次较为保险的投资活动。国有企业实行职工股份制对国有企业则益处多多，既能防止国有企业上市圈线，又可监督管理者。其他类型的企业股份制改造则可以扩大百姓的投资领域，让投资者成为企业的老板，享受股东决策、分红之权益。[22]
建议之四，分收入阶层制定消费政策。有三项可操作性建议。（1）调整中等收入阶层的消费行为：增发特种国债与消费信贷的组合政策。把消费信贷政策与增发特种国债补充社会保障基金帐户政策相结合。发行的特种国债为10年期甚至更长、且到期一次还本付息的品种，长期性的国债利率有可能与中期性的银行住房贷款利率之间形成正利差即国债利率略高于银行贷款利率，那么在政策操作过程中，可利用这种正利差规定：该特种国债只售予打算利用消费信贷购买住宅、汽车等特种消费品的个人，并且所购国债必须用于向银行质押贷款；消费者在购买国债的同时与银行办理质押贷款手续；消费者凭银行开具的质押贷款信用证办理购买特定消费品的消费信贷手续。（2）调整高收入阶层的消费行为：对购买特定消费品的收入减免所得税。对比重占20％的高收入群体来说，消费信贷的刺激作用不大。因为他们的主要问题并非是积蓄不足。动员他们的存量资产和未来收入。按照国际经验，对用于购买住宅、汽车、商业保险等特定消费对象的收入减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是一项行之有效的政策。这项政策主要目标是调整供求失衡，当前对国民经济发展最有意义的，是必须找到一个能够容纳相对过剩产品的“蓄水池”。以实现社会再生产的良性循环，鼓励富人把他们的金融资产转换为实物资产，这样一个“蓄水池”于社会有益无害。（3）调整低收入阶层的消费行为：对储蓄的利息收入征收所得税。从国际经验看，相对于降息来说，对利息收入征收个人所得税是一项有利于低收入群体的政策。降息属于金融政策。这两种区别在于，要取得同样的政策效果，征税对低收入群体有利。因为人们认为征税减少的是本应属于自己的收益。而在降息政策下，仅仅将利息收入减少，对消费者的影响可能微乎其微。因为人们认为降息减少的是尚未属于自己的收益，要取得同样的政策效果，利息率可能需要更大程度的调低才行。[23]
建议之五，为居民消费开道的10项措施：（1）要增加国民收入。增加城市人口收入，一靠扩大就业，二靠增长工资。增加农民收入，一靠农业增产，保持农产品价格的稳定，缩小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二靠减轻农民负担，取消对农民的“苛损杂税”和乱摊派。（2）鼓励群众购车、购房、购高档消费品，取消对购买和使用这些东西的种种限制和障碍。现在购车、购房手续繁琐，税费太多；汽车上路的限制仍然不少，这些问题不解决，“大件”的消费就难以启动。（3）国家对房地产的税费虽有所减免，但房价并没有实质性的降低，仍是让居民可望而不可即，以致望房兴叹。因此，还得采取一些强制的降价措施，才好销售。（4）取消对集团购买力的控制，加大政府采购的力度。在预算不超支、实物不私分的情况下，当前扩大政府的投资和开支，是很必要的。（5）扩大消费信贷，鼓励信用消费和超前消费。除了向银行贷款用于购买住房、汽车外，分期付款也是一种消费信用。（6）增加改革的透明度，减少居民对收入预期的不安全感。（7）切实引导企业把目光转向农村，开发对农村适销对路的产品，并且切实解决好道路、输电和商品质量等问题，加强技术指导并送维修下乡，为家用电器的新商品打开广阔的农村市场。（8）取消空调增容费、电话初装费等的收费，有利于这类消费的加速扩展。（9）加强引导，促使国民增加对教育、文化、科技、娱乐、旅游等方面的消费。（10）办个体欢乐消费节，对消费者进行鼓励和奖励，以树立消费光荣的社会风尚。[24]
建议之六，启动城镇居民消费的两大措施：（1）降低价格以启动汽车和住宅的需求。住宅和汽车应该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尤其是房改将带动万亿产值。启动居民对家庭住宅的有效需求，不仅要从扩大需求方面着手，也要从供给体制改革着手，有效降低住宅造价，本身就可以扩大需求。政府从价格中免除市政大配套费用，减免其他税费，可以降低房价的30％；鼓励住宅合作社的建立，让购买者参与住宅的设计，施工监督和售后管理，可以将价格再降低20％，并大大减少售后管理费用。住宅的价格弹性高，必须降低价格，再辅之于消费信贷，才能逐步启动居民家庭的住宅需求。关键在于有效清理中间环节。（2）将部分国有资产存量转化为社会保障基金，加入股市。为三千万下岗半下岗工人建立社会保障，不仅是为了社会稳定，也是为了启动城镇居民的需求，鼓励人民信心。40年历史遗留问题，不能靠一般积累方式，而应该从现有国有资产存量中直接转化过来，这不是“私有化”，而是将国有资产在历史上按照工龄进行的职工投资，以社会所有制形式转化为社会保障基金，加入股票市场，以利息支付职工养老医疗费用，对于职工下岗问题有一个统一解决办法。在5年之内，每年有上千亿基金加入股市，必然促使股市走“牛”，纠正过度投机，对于全社会投资和国有企业改革，也具有非常大的积极作用。[25]
建议之七，启动市场有四条政策建议：（1）加大财政－货币政策直接启动消费需求的力度。为此可选择的政策举措主要有二：一是认真贯彻落实对企业和农民的减负政策，为提高职工和农民收入水平创造条件；二是国家财政可适当增加转移性支出比重，尤其是定向增加对城镇低收入者的生活（工资）补贴、增加对公教人员的住房补贴，以及加大国家财政对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支持力度。（2）加大发行专项建设国债的比重。所谓专项建设国债，就是将此类国债的发行，以及项目投资、项目经营和还本付息等活动，建立在运用这些国债所形成的资产及其收益上，并最终以（国有）资产转让和经营收益，作为还七付息的财产基础和资金来源。这种做法，能收到刺激经济、减少财政债务负担、提高投资的资本化（资本金）程度、增加国有资产比重和控制力、优化经济和产业产品结构等多重功效。事实上，除了某些所谓“纯公共产品”之外，现有的许多财政性投资对象（如公路、铁路、机场等），都可以考虑和试行这种筹投资形式。（3）加大对企业和民间投资的引导与鼓励力度。在这方面，我国也有很大潜力和政策空间。比如，充分运用财政贴息、财政参股、财政担保等经济手段，以充分调动和吸纳社会资金参与社会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产业和房地产开发等方面的投入，可收到“四两拨千斤”之效。为此，在社会投资来源、银行可贷资金较为充裕的条件下，从有限的国家财政投资中，拿出相当的比重来起这种杠杆或带动作用，肯定能比财政的直接投资、金额投资收到更好更大的效果。又比如，可以有选择地运用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税收支出（税收优惠）等手段，以引导和刺激企业的科研开发和技改投资热情。（4）加大对非国有经济和融资支持力度。在直接融资方面，主要是创造条件，健全法规，逐步放宽和取消对非国有经济，特别是内资企业在股票、债券发行方面的一些不合理限制，用统一的标准和尺度来选择和确定上市公司、发债企业对象，消除在这方面所存在的所有制歧视现象及非公平待遇。在间接融资方面，则应从建立健全为非国有经济服务的金融机构，以及采取措施，提高现有金融机构对非国有经济部门的贷款份额这两个方面入手来解决问题。[26]
建议之八，进一步扩大内需的5条政策建议：（1）理顺收入分配关系，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必须注意从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入手，提高最终消费率，逐步把过高的积累率降下来，使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能与国家的生产力相适应，实现二者之间的良性循环。在提高居民收入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2）投资消费双向启动，加强启动消费力度。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扩大内需都需要同时注重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而且从长期看，归根结底最重要的还是消费需求。扩大消费需求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发展各类教育事业，积极鼓励民间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而且也是加强人力资源基础建设的重要措施。（3）全面落实财政政策，有效用好财政资源。在目前条件下，国家财政投资除了对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之外，还应当适当考虑对一些有较好技术基础和较好市场前景的国有项目适当投资。有效利用财政资源，还应该通过各种方式带动全社会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中小城镇的建设和发展。目前还应考虑将部分财政资源直接用于增加居民消费，例如，为社会保障体系补充资金，以及对下岗职工提供帮助。（4）稳妥落实各项改革，稳定居民未来预期。目前居民对未来的预期是影响扩大消费需求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各项改革的如何进行又是影响居民对未来预期的重要因素。对于那些已经在进行之中而又尚未完成的改革，应该尽快明确方案，及时落实完善。例如，住房制度的改革和房地产二级市场的开放，应尽快出台，不能久拖不决。对一些正在筹划尚未铺开且对居民支出预期有影响的改革，可以暂缓，以后分步进行，以免影响目前的居民消费，例如对国家职工的医疗费用改革。总之，各项改革的时机选择需要考虑宏观经济形势，恰当错开安排，以利于保证必要的消费和投资需求。（5）发行专项建设国债，发展开拓资本市场。到1998年底，我国国债余额已达到7770多亿元，占GDP比重已接近9％。为了将国债的发行数量控制在国家财政能够承受的限度内，同时又能够集中足够数量的资金投入建设项目，可以考虑采取发行专项建设国债的办法，拉动国内投资需求。此外，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应该考虑有计划地允许地方发行一定数量的政府债券，同样可起到扩大内需的作用。[27]
建议之九，应发展非国有中小银行。中国之所以民间投资上不来，中小企业投资上不来，是因为这么多年来，中国发展出了一个很大的非国有经济，但没有发展出一个非国有银行，没发展出一个非国有中小银行，没有发展出一个可以为非国有经济、中小企业直接融资的资本市场。现在，若再不对民间放、让那些地方的、区域性的小银行随着非国有经济的不断成长而成长，那么，中国市场中最具活力的非国有经济就要面临死亡。[28]
建议之十，扩大内需要从两方面着手。第一方面是刺激消费需求。主要措施有：一是调整人们的收入预期，要使人们感到今后还挣到更多的钱，可放开消费。二是改变人们的消费观念，提倡贷款消费，提倡扩大健康消费。三是在城市消费需求中要坚定推进购房需求，把购房需求作为突破口，加大贷款买房力度。四是在农村消费需求中要不断扩大农民的消费领域，使其生活逐渐向城镇化发展。第二方面是刺激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1999年，还应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继续通过基础设施的投资带动需求增加，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寻找财政政策的新的资金来源？除了国债外，还有两个来源：一是国有资产的变现，即结合国有资产的战略调整，尤其是结合国有资产要从竞争性行业退出的战略调整，将一部分国有资产变现，作为财政政策的资金而投到基础设施建设中。另一个是项目融资，调动社会资金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中来。[29]
建议之十一，拉动经济增长，需要增加三方需求。（1）增加出口需求。第一，我国的出口依存度1995年为21.7％，作为一个大国，这是相当高的。为增加出口需求，提高我国的出口依存度仍需努力，但潜力不太大，更重要的是改善出口商品的构成。如果在不降低出口依存度的前提下，能够多出口价格高，特别是增加值高的商品，我国按价值计算的出口总额也可以增加，这方面的潜力是很大的。第二，为了拉动经济的增长，我国的进出口还应保持顺差。但从长远看，出口和进口应大体平衡。今后进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不应是通过增加净出口直接增加国内生产总值，而是通过进口和出口提高国民经济的素质，促进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
（2）增加投资需求。在市场经济中，当经济处于不景气或衰退状况时，正是大幅度调整经济结构的时机，通过经济结构的调整，国民经济的素质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就会促进经济的回升并获得进一步的发展。我国目前如此大规模投资正需要而且可能把增加有效需求与调整经济结构结合起来。因此，必须启动民间投资。为启动民间投资，减轻财政负担，在银行贷款方面应对民间企业给予支持，政府应为鼓励民间投资制定一些政策。可考虑选择一些前景好的项目，由政府和民间企业共同投资。
（3）增加消费需求。众我国情况看，当前增加消费需求就是要增加居民的消费需求。至于政府的消费需求，则不可能有多少增加。要增加居民的消费需求以拉动经济的增长有两个途径：第一，增加居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这就要增加居民的实际收入。要增加消费最重要的是增加居民的实际收入。当前应考虑增加中低收入者的工资收入。第二，把居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引出来，使其用于最终消费。这里又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是从供给入手，用共给去创造需求、开拓需求。在市场疲软的状况下，更需如此。另一个办法是提高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改变人们的收入预期。如果一些商品的价格不是下降或预期下降，而是上升或预期上升，并有继续上涨的趋势，有些居民就会把银行的钱取出来购买，你买我买，市场清淡的局面就会改变。增加消费信贷也是其中一个办法。[30]
建议之十二，扩大内需应注意五个方面的结合。（1）把增加有效需求与加快结构调整更好地结合起来。现在出现的“需求不足”现象，从更深层次上分析，根本还在于供给结构不合理，供给创新能力不足。通过结构调整实现供给创新，由新的供给能力创造出新的需求，乃是把扩大需求的潜力转化为现实有效需求的重要途径。（2）把投资需求带动与促进消费需求合理增长更好地结合起来。当前扩大内需以投资来带动是必然的合理选择，但增加投资的最终目的是扩大消费。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只有消费需求才是真正的最终需求。历史经验业以证明，如果只在增加投资与投资品生产中自我循环，是难以持久的，也不能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的实惠。当前，以基础设施为重点的投资启动，应对那些有利于改善城乡居民消费环境的项目（如城乡电网改造）加大投资力度。（3）把加快基础设施与提高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更好地结合起来。结构优化升级、提升产业素质、提高经济效益，关键还在于提高制造业的国际竞争能力。当前首先要结合和依托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带动相关的制造业尤其是装备工业的新产品开发和技术创新，加快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成果转化和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抓好新一代重大装备和重要高新技术产品的国产化。（4）把改革、发展、稳定更好地结合起来。增长，有其具体内容。鉴于1999年国际经济环境严峻和国内运用财政、货币政策的余地有限，需要深化改革去消除增加有效需求和实现供给结构创新的体制障碍与政策瓶颈，以拓宽经济增长的空间。同时，要更加重视做好保持社会稳定的工作。为此，要加快投融资。（5）把开拓国内市场与开拓国际市场更好地结合起来。从战略上、全局上考虑，我国必须继续坚持并有能力实行人民币不贬值的方针。提高出口退税率也有一个税制界限并受到财政承受能力的制约。因此，1999年保持出口稳定增长，除努力保持价格竞争力外，要更多地依靠提高非价格竞争力。[31]
建议之十三，应具体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1）规范城镇居民收入渠道，提高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比重，减少工资外收入比重；寻求农村居民主业，提高农村居民主业收入比重。通过提高居民持久性收入比重，刺激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2）加强对居民个人收入的登记管理工作，通过税收的手段，加大收入由高收入阶层向低收入阶层转移力度，增加低收入阶层收入，刺激低收入阶层消费需求的增长。（3）在加快住房、医疗和社会保障制度等制度改革的同时，还可考虑降低居民未来支出比重较高的住房价格水平，以降低居民未来支出预期，提高居民的即期消费水平。（4）结合当前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取向，重点加强输电、道路等的建设，以缓解消费环境对居民消费需求的制约。（5）清理、取消一些部门限制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的各种收费项目和规定。如取消私人购买汽车的不合理收费、超限额用电过高加收电费、禁止央民自由买卖公有住房等规定。[32]
建议之十四，扩大内需的主要对策有：（1）发挥大国优势，积极开拓国内市场。立足国内，扩大内需，是从我国实际出发的必然选择，是一项积极的应对措施。这是因为：第一，我国是一个大国，具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和特殊优势。第二，应从战略性高度看待扩大内需，而不应把它看作是权宜之计。这次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至少在2－3年内都过不去，甚至可能引发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因此，我们不可能去被动的等待国际经济形势的回暖，而必须主动地寻求发展的新路，所以扩大内需就显得极为必要。从另一个角度看，扩大内需也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有利于推动国内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使整体的经济运行上一个新的台阶。第三，扩大内需有巨大的潜力。我国的市场广大，消费增长点多，扩大内需的潜力也相当巨大。
（2）积极增加投资，扩大消费。在扩大内需的过程中，要十分注意消费的拉动作用。近年来，由于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和买方市场的形成，虽然消费的拉动作用有所减弱，但是国内消费增长的潜力仍十分广阔。为此应该积极有效地培育新的消费热点，增加消费需求，拉动经济的有效增长。
（3）保持必要的经济增长速度。在目前国内外各种不利因素进一步扩大的情况下，对经济增长8％的目标应该有一个全面的理解。8％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机械数字，而是包含着三个需要实现的具体的宏观经济目标：一是尽快扭转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趋势；二是保持人民币不贬值，承担起中国作为地区性经济大国应尽的责任；三是保持适度快速的经济增长来缓解在深化企业改革的过程中出现的职工下岗待业增多的问题。如果这三项目标都得到了实现，也就是达到了经济增长8％的目的。
（4）积极改善生产结构和市场结构。一方面要把扩大内需和改善供给结合起来，积极推进产业升级，加快企业技术，改造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和支柱产业。有关部门既要考虑加大信贷支持力度，还应从财政政策上给予支持；既要支持大企业，还要更多、更有力地支持中小企业。根据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广大中小企业不仅在吸纳就业方面担当重要角色，而且能够在促进经济快速增长方面作出重要贡献。因此，在扩大内需方面，企业的作用十分重要。另一方面，改善市场结构，积极创造新的消费渠道和环境也必有可少、
（5）努力保持物价水平的基本稳定。从长远来看，保持物价水平变动基本稳定，有利于技术进步和刺激正常投资，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稳步提高。因此，在扩大内需的过程中，要十分注意保持物价基本稳定。当前，随着新增国债使用的逐步到位，部分生产资料的价格已经转跌回涨，这种价格回升经过一段时间后，必将全面引导到下游产品中去。因此，以物价指数下降为表现形式的通货紧缩将不会成为长期困扰我们的问题，值得注意的倒是有可能出现的通货膨胀。[33]
建议之十五，扩大内需的财政对策。（1）增加财政支出，扩大政府投资，刺激投资和消费。第一，在我国当前企业“惜借”、银行“惜贷”、投资萎缩的财政部下，政府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的主体和一级投资主体，应通过扩大政府投资支出来刺激需求，促进经济增长。政府投资既可刺激资本市场，也可刺激消费市场。据有关部门测算，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约有40％左右转化为消费基金。第二，充分发挥政府财政支出的宏观调控作用，运用财政支出政策，加大对落后地区的支持和对低收入阶层的照顾，以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和个人财富分配差距，可将政府的大型采购项目较多地分配给落后地区，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通过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为失业、下岗人员和贫困家庭提供基本经济保障，以减轻企业的社会负担，这既有利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又可解除居民投资的后顾之忧，有利于促使居民将储蓄存款转化为投资。
（2）减轻税费负担，增加企业和个人的可支配所得，刺激投资和消费。据统计，目前企业负担中，税、利息、费各占1/3，如能有效地规范各种收费，遏制各种乱收费，就能有效地减轻企业负担，增强企业的投资能力。取消各种不合理收费，可大大增加广大农民的可支配收入，增强农村市场对城镇已趋饱和的家用电器等耐用消费品及日常生活用品的吸纳能力。取消各种不合理收费，亦有利降低城镇住宅造价，提高建房质量，有利于促使城镇住宅、汽车等需求热点的形成，并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在规范各种收费，取消不合理收费的同时，对现行税制结构进行调整。逐步提高所得税在整个税收中所占比重，改生产型增值税为收入型增值税，以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在出口需求方面，可适当提高出品退税率，以增强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竞争能力，刺激出口需求。[34]
资料来源：
[1][7]刁永作：《扩大内需：中国经济增长的现实选择》，《经济纵横》1999年第2期。
[2][9]陈伯庚：《论消费政策调整》，《经济学家》1999年第1期。
[3][34]李珍萍：《扩大内需和促进经济增长的财政对策》，《湖南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8年第3期。
[4][27]中国科学院：《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进一步扩大内需的政策建议》，《经济参考报》1999年4月21日。
[5]《扩大内需：中国经济的新挑战》，《中国财经报》1999年4月2日。
[6][32]李晓超：《居民消费：1999年宏观经济调控的着眼点》，《经济研究参考》1999年第33期。
[8]《扩大内需必须解决体制栓塞》，《中国改革》1999年第1期。
[10]杨宜勇：《扩大内需关键要恢复信心》，《经济参考报》1999年4月7日。
[11]傅家骥：《扩大内需，技术创新是根本》，《经济参考报》1999年4月24日。
[12]《市场启动要依赖整体经济形势》，《中国财经报》1999年1月29日。
[13]莫荣：《扩大内需根本在发展第三产业》，《中国财经报》1999年4月2日。
[14]陈淮：《给消费者以正确的位置》，《中国财经报》1999年4月2日。
[15][25]杨帆：《启动内需，重在调整分配关系》，《中国财经报》1999年3月5日。
[16]刘溶沧：《今后要注重政策转型》，《中国财经报》1999年1月12日。
[17]侯国庆：《经济发展要遵循经济规律》，《中国财经报》1999年4月9日。
[18]杨宜勇：《扩大内需有利于增加就业》，《中国财经报》1999年4月9日。
[19][26]刘溶沧：《启动市场从何入手》，《经济参考报》1999年4月14日。
[20]范剑平：《当前增强消费需求的对策建议》，《经济界》1999年第4期。
[21]刘国光等：《扩大内需还有文章可做》，《中国改革报》1999年4月26日。
[22]钱晓利：《启动消费市场》，《中国财经报》1999年2月23日。
[23]陈淮：《分收入阶层制定消费政策》，《中国经济时报》1999年4月1日。
[24]刘汝燮等：《为居民消费开道》，《中国财经报》1999年3月5日。
[28]樊纲：《发展非国有中小银行势在必行》，《中国财经报》1999年1月12日。
[29]魏杰：《要优化共给但不是掐住供给》，《中国财经报》1999年1月12日。
[30]董辅：《增加三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经济界》1999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