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的经济效益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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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旅游的经济效益范文

一、河南地域文化背景与河南旅游纪念品设计现状

1.河南地域文化概述

河南,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和华夏民族的早期聚居地,拥有者悠久的文化历史。河南山河壮阔,古迹繁多,嵩山、云台山、白云山、伏牛山、黄帝故里、白马寺、龙门石窟、少林寺、清明上河园等景区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河南民间美术资源更是丰富多彩,如朱仙镇木版年画、南阳玉雕、仰韶彩陶、青铜器等。

2.河南旅游纪念品设计现状

通过实地考察,以河南省知名景区所销售的旅游纪念品种类做出汇总表,发现河南多个主要景区的旅游纪念品样式相差很小,且重复率极高,定价相差不大,销售额很低。经访问,多个景区旅游纪念品销售点的进货渠道都是各个小商品批发市场,根据所汇总表得出结论:河南重点景区内所销售的旅游纪念品,其题材具有中国特色,但是这类商品在国内各地都可以买得到,尤其是由文化衫、中国结、香囊等。这些旅游纺织纪念品从材料、工艺、造型、包装、功能性和艺术性上都没有创新,缺乏当地景区独特的地域性和文化性,以至于不能满足当今游客对旅游纪念品趣味性和个性化的需求,也不能使旅游纪念品发挥其传播地域文化,打造和树立区域旅游形象和品牌文化的作用。致使旅游纪念品行业远远落后于旅游业发展迅速的步伐,导致旅游产业链结构发展不完善,经济效益没有得到相对的提高。

二、河南旅游纺织纪念品的创新设计原则

1.旅游纺织纪念品设计的地域性原则

地域性原则是旅游纺织纪念品设计的核心,地域性是根据各个景区独有的自然风貌或人文景观应运而生的,购买赋予地域性原则的旅游纺织纪念品,可以使游客获得一种可以永久的纪念和美好的回忆,更能使产品发挥其本身负载传播和宣传景区的功能,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游玩。

开封清明上河园是还原了宋代文化的一座大型实景主题公园,把其设计在以包袋为载体的旅游纺织纪念品中,再保留原有建筑造型的基础上进行色彩的新构成,将被遗忘的古建筑重新唤醒,并赋予绚丽的色彩与装饰。地域性原则的遵循,是此设计的重中之重,使之区别于其他景区售卖的旅游纺织纪念品,解决同质化严重的现象,给游客带来感官刺激。

2.旅游纺织纪念品设计的实用性原则

实用性原则是旅游纪念品设计原则的基本,其造型、色彩、材质的选择都要根据实用性原则来做依据,而旅游纺织纪念品要体现实用性原则需要以服饰类等为载体,进行图案的再设计。

例如以开封着名人物包公的形象为设计灵感,一改传统的包公嫉恶如仇、大公无私的铁板形象,将他的样子刻画成可爱的卡通人物,并加入灵活跳跃的色彩,使之更加的生动形象,具有亲和力,缤纷亮丽的色彩和具有特色的图案运用到包袋、衣物等旅游纺织纪念品上,不仅拥有实用性的原则,还更加提高游客的购买欲。

3.旅游纺织纪念品设计的情趣化原则

情趣化原则是旅游纺织纪念品设计中精神层次的体现,在地域、文化、材质色彩搭配等调和下,抒发一种诙谐、童真、愉悦的精神表达,而不仅仅只停留在设计外观的表层,更能满足当今人们对设计深层次的需求。

三、河南旅游纺织纪念品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分析

给河南旅游市场带来经济效益无疑是是旅游纺织纪念品开发的重要目的之一,合理的定价是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先决条件。价格的高低会影响游客的消费需求。价格上涨,需求下降,反之则上升。由于旅游纺织品开发尚属于导入期和快速增长期,市场开发状况并不成熟,且旅游经济自身兼具文化推广传播的功能,所以更应该关注市场占有率即销售额,而非单纯考虑利润最大化,因此如何定价才能使销售额最大是研究的重点,本文采用了多商品回归模型来确定最大销售额。

设n有种商品A1,A2,A3...An,它们的需求情况因价格变动而互相影响,不妨设第j个时间单位Ai商品的价格为Pij,销量为,。

1.多商品的线性回归模型

为获得商品i的需求函数,选取线性函数:

注意到,即qi是的函数 记

解方程组(1)则可得出参数.

需要注意的是,使用最小二乘法求解时必须要有至少n+1个时间单位的数据,否则无法求解。

综上所得:

解方程组(2)即可得多商品最优价格.

2.多商品的“交叉价格弹性”需求曲线

与双商品情况类似,根据往年销售记录即可使用数理统计方法求出商品i相对于商品j的交叉价格弹性(当i=j时为自价格弹性):Eij及价格、销量的数学期望:pi与qi。

则可得需求曲线为:

至此,最大销售额Qmax,通过解方程组(2)即可。

第2篇：旅游的经济效益范文

论文摘要:从历史过程看，是政府推动了经济体制改革，释放了市场的力量，使得中国经济能够迅速发展，显现了政府干预行为的效率。作为新兴产业，旅游产业的发展过程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同时，中国旅游产业经济管理中的“政府失灵”现象非常突出。通过对旅游产业的分析可以看出，产业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实行积极而有限的政府职能，提高政府行为的有效性。

现代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政府力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任何经济问题都无法摆脱政府行为的影响。因此，对政府行为效率的研究成为经济研究的重要课题。政府行为的效率是指其产生的绩效或者说是其后果，通常表现为政府行为的有效率和“政府失灵”两个方面。在产业经济层面，由于涉及到产业地位、产业结构、产业发展战略等产业发展的决策和调控问题，政府行为就更加具体且引人瞩目。政府对经济产业的干预行为要根据不同产业的情况采取适宜的措施和形式，与此相适应，对具体经济产业发展过程中政府行为的研究也有利于正确评价政府行为的效率。本文认为，作为新兴的综合性经济产业，旅游产业的发展能较为典型地显示政府干预行为的特点。

政府的广泛干预是中国旅游产业发展的一大特征，也是中国旅游产业能够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客观地看，政府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政府行为在某些方面是有效率的。不过，在中国旅游产业的发展过程中，“政府失灵”即政府行为无效率的现象比较明显，产生了相当严重的负面影响。如何正确认识和评价“政府失灵”，进而采取相应措施提高政府行为效率，是未来中国旅游产业发展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所有经济产业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

一、旅游产业发展中政府干预行为的由来及其有效性

政府具有垄断性和强制性的政治权力和公共权力，与市场行为相比较，政府行为有垄断性和强制性的特点，也更有权威性。当市场机制失效时，政府的干预行为便成为方便的选择。即使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失灵”和政府干预也是普遍现象。按照最初的认识，政府的干预范围是市场失效范围，主要是公共物品的供应、外部性现象、自然垄断行业、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等。随着社会发展进程，政府的职能向社会公平职能、经济稳定职能甚至经济发展职能扩张。[1](P50-54)由此说来，政府干预经济的范围有扩张的倾向，且对社会经济稳定和产业经济健康增长意义重大。

中国的旅游产业是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大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市场机制在产业发展的初期尚难以带动产业迅速形成规模经济。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市场体制无法自发地生长，必须要有政府的干预。经济体制转轨时期，政府在旅游产业起步中不是扮演市场的替代者，而是扮演了市场制度的导入者和市场体系的完善者的角色。[2](P66-68)应该说，政府的全面干预是中国旅游产业难以避免的历史过程。

首先，解决旅游产业的外部性问题。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旅游资源产权的不完备，旅游资源的自然属性决定了其有效产权难以界定。虽然从理论上讲中国的旅游资源产权是明确的，但实际经济活动中却存在着产权虚化和模糊，政府必须出面协调旅游资源的使用，协调各种利益关系。二是旅游产品的公共物品属性，对其消费具有不可分性和非排他性，滥用公共物品导致了拥挤、污染等外部不经济性的产生。[3](P14-17)在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旅游产品各环节的协调、旅游促销、环境保护等方面，显然要由政府来推动。三是旅游产业市场信息的分散性。由于旅游产业是一个综合性、系统性、依托性很强的产业，旅游信息的传递过程较为复杂，仅靠市场机制难以保证旅游信息传递的有效性。完善其信息传递机制，改善旅游市场信息集散系统状态，需要政府进行干预。

其次，促进旅游经济增长。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任务相当繁重。到20世纪末，旅游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拉动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日益显现出来。但中国的旅游产业缺乏资金积累，企业规模小、旅游产品的质量及国际竞争力较低，单纯依靠市场体制下的自发生长需要较长的时间，无论是政府还是旅游产业本身，都希望缩短这一历史过程。吸取日本等东亚国家的经验，政府应在旅游产业发展过程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第三，旅游产业相关领域的社会公平与稳定。这一方面的内容非常广泛，如促进旅游社会化进程，满足人们休闲、度假的需求，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提高人的基本素质;扩大对外开放，增进中外交流;协调旅游产业发展中的利益分配，保证社会公平与社会稳定;开展地区间旅游产业交流，促进区域间经济与社会平衡发展;21世纪初期，中国西部旅游开发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通过旅游开发带动西部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等。

二、“政府失灵”及其原因分析

关于“政府失灵”，经济学文献中已有大量的讨论。按照萨缪尔森的说法，“当政府政策或集体行动所采取的手段不能改善经济效率或道德上可接受的收入分配时，政府失灵就产生了”。[14](P1189)萨缪尔森的论述主要从政府行为的结果没有达到目的来说明政府失灵。结合其他研究者的意见，“政府失灵”大体有几种情况:一是政府行为未达到预期目标;二是政府行为的低效率、高成本;三是政府行为损害了市场效率。中国旅游产业发展过程中，“政府失灵”是常见的现象，政府干预很多情况下都没有更好地保证社会公平与旅游经济发展的效率，而是走向了其反面，成为发展的阻力。

第一，旅游行业的过度投资。政府有关部门为了取得政绩，就有可能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利用所掌握的资源进行过度投入。由于决策失误造成的“面子工程”、“赔钱工程”劳民伤财，[5](P21-22)造成行业迅速发展与企业经济效益不高的矛盾现象。以饭店业为例，80年代初旅游产业起步时，饭店数量与效益是同步增长的。而到了90年代，旅游产业渐受各级政府重视，投入增加，但饭店的利润率却一直不高。当然，政府主管部门也会根据市场情况要求企业在投资及经营方面进行适当调整。但政府毕竟没有利润压力，一旦环境适宜，政府直接投资企业经营的现象屡见不鲜。

第二，政府的不恰当干预造成旅游市场的不正当竞争。旅游促进发展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因此，政府自然会采取各种方式大力发展旅游产业。政府本应是公平竞争的保障者，但有时因过分强调发展的任务，政府的政策便会导致旅游产业各构成部分之间的不公平竞争。要促进本部门、本地区旅游企业的发展，就会有一些差别性的政策，就产生了地方保护与行业保护。中国的旅游企业从所有制方面看主要可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如果政府参与企业经营，则必然会在不同所有制企业间形成不平等竞争，压抑非国有企业的发展。“政府失灵”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中国旅游市场某些领域的混乱现象。如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旅游发展适度超前战略”，使国内旅行社之间的不正当竞争更加激烈。“在事实上旅游发展适度超前战略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带动社会其他经济的发展，可惜的是这个目的并不显著，而不正当竞争带来的严重后果却是十分明显的。”[6](P19-21)政府促进旅游产业发展的措施成为导致不正当竞争的诱因，让人始料不及。

第三，政府干预企业经营，严重抑制和削弱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与消费者是市场的主体。只有旅游企业生产的高效率，才能更好地满足旅游者的消费需求，使旅游产业得到健康稳定的发展。即使是国有企业，政府的参与也会使企业丧失应有的经营自主权，在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中无所适从。政府过度干预旅游产业的发展，出发点可能是好的，但实际效果却难如人意，会压抑企业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与创造性。

第四，旅游产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社会公平之间的不平衡。一般情况下，旅游企业的经营目标与保护环境、消费者利益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在几方面的关系中，政府应该引导旅游企业合理利用旅游资源，注意保护自然及社会环境，保护消费者利益。不过，旅游企业的发展对经济的拉动作用相当明显，对于政府有关部门来说，促进企业发展的冲动比较强烈，而约束企业保护环境和保障消费者权益的动力则相对较弱。因此，政府的干预未必就能有效地保障消费者利益，防止资源过度利用及环境破坏。在地区旅游产业发展过程中，政府部门多倾向于保护优势企业，而对于一般公众的参与及利益共享缺乏积极性，不利于社会公平的实现。

“政府失灵”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旅游相关信息的分散性，使得政府并不能掌握完全信息;政府本身的能力不一定完全符合旅游发展的需要;还有政府本身利益的影响等，都在或多或少地影响着政府职能的行使过程。其中，利益冲突的影响尤为重要。有人认为中国旅游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混乱局面其根源是旅游管理体制的问题，主要矛盾来源于“中央和地方各类利益主体之间的冲突”。[7](P77-78)由此看来，对市场失灵的领域，政府职能并不必然起作用，因为政府也要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将政府完全理想化是不现实的。而且，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政府失灵”是与政府有效率相伴而生的，是政府行为的自然结果。因此，只要政府干预行为存在，“政府失灵”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不可避免的。政府对旅游产业的干预通常是全局性的，如旅游规划与旅游产业政策的制定等，一旦出现失误，其影响是广泛的，政府失灵通常是对旅游发展全局的危害。而且，政府对旅游市场的干预通常是强有力的，缺乏相应的制约，出现问题纠正比较困难。因此，政府干预旅游市场应采取谨慎的态度。

三、政府行为效率与政府主导型旅游发展战略

政府行为的效率体现在促进旅游发展和校正“市场失灵”，同时，“政府失灵”带来的消极影响也是一种客观存在。几年来，由于对政府行为效率的评价不同，学术界发生了要不要实行“政府主导型旅游发展战略”的争论。

政府主导型旅游发展战略“就是按照旅游产业自身的特点，在以市场为主配置资源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争取旅游产业更大的发展”。[8](P284)中国政府主导型旅游发展战略的实质是对于政府职能的定位，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政府处于主动地位，由政府来主导旅游产业的发展。有人认为，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在发展旅游产业的过程中大都实行政府主导型战略，政府主导无时无地不在，只是有作用领域的不同、推行力度的差异而已。实践已充分证明，政府主导型旅游发展战略符合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和我国旅游产业发展的实际。因此，这一战略已成为行业认同、部门认同、地方认同的深入人心的选择。[9](P151-153)倡导“政府主导型旅游发展战略”者其基本的理由是用政府职能校正市场失灵，当然这与中国正处于体制转型期有关，因为“在新制度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之前，适度地保留一部分旧制度或许是一个不得已的‘好’办法，对那些几乎完全没有市场经济经验的计划经济而言，情况尤其如此”。[10](P4-17)

持反对意见者主要是认为中国正处于建立健全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政府主导型旅游发展战略与国家经济体制转变的大方向背道而驰。从大的方面看，市场导向是必然趋势，政府只能按市场规律“推动”，而非“主导”旅游产业发展，中国已加入世贸组织，市场自主调节的作用将会越来越大，政府推动作用必然随之弱化，“政府主导型旅游发展战略”已无提倡必要。[11](P4-7)这样的观点充分注意了市场的作用，也注意到了政府职能的有限性。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市场经济国家，政府职能总体是一种扩张的趋势，不加区分地弱化政府作用可能同样不利于旅游产业的发展。

是否赞成这一战略涉及到一个基本的价值判断，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旅游产业的发展动因是什么，是政府的主导，还是放松管制，即什么样的政府行为才是有效的。应该说，中国旅游产业的大发展，不是政府直接主导的结果，而是政府放松管制的结果。政府主导了旅游管理体制的改革，体制改革释放了市场的力量，成就了旅游产业的大发展。更为重要的是，要正确实施政府主导型旅游经济发展战略，就必须正确发挥政府对旅游市场干预的作用，大前提是政府官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实施这种干预的范围和力度，而时刻警惕自己的干预行为，切实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切实做到适可而止。[12](P47-50)这当然只是良好的愿望而已，因为出于自身特殊利益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政府有一种干预市场的冲动，不能指望政府自身主动地“适可而止”，这样的“大前提”是不可靠的。而且，旅游产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足以引来质疑的声音，如“政府主导管理旅游产业的概念似乎很为合理，却被诠释为不太合时宜的强化执法和大力投资”。[13](P14-17)进而有入主张现阶段就应停止提倡与实施政府主导型旅游发展战略。[11](P4-7) 转贴于

从市场经济理论的角度看，政府来主导旅游产业的发展是不合时宜的，尤其在“政府失灵”现象充分显现之后。认为“政府主导型战略相对于西方自由资本主义而言，创造了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新范式;而相对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来说，又是对自由市场经济的成功引进”[12](P47-50)的观点，是过于乐观的结论。对于客观经济规律，政府只能顺应而无法主导，政府主导与市场规律存在内在矛盾，提倡政府主导型旅游发展战略将不利于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而所谓纯粹的市场经济同样行不通，市场规律不能超出自身发挥作用的范围，社会经济作为复杂的系统，需要各种机制的共同作用。现代的社会经济制度，没有一个是其中的一种纯粹形式。相反，现代社会经济是带有市场、命令和传统成份的混合经济，从来没有一种100%的市场经济。[4](P40)市场与政府都是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可或缺的组成内容，市场机制与政府职能是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关系，离开了对方，无论是市场机制或者是政府职能都难以发挥作用。不能因为存在政府失灵就否定政府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的作用，更不能因为存在市场失灵就简单地用政府替代市场。

四、政府职能的有限性与有效性

简单地赞成或反对“政府主导型旅游发展战略”并不能有效地解决问题，关键应该是科学确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及提高政府行为的有效性。根据中国旅游产业的现实情况，恰当的选择是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基础上，实行积极而有限的政府职能。

首先，积极而有限的政府是指在处理市场与政府之间关系时，必须遵守市场优先的原则，市场优先于政府，作为扩展秩序的市场扩展到哪里，政府的职能范围就应该收缩到哪里。[14](P101)也就是说，政府的职能即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范围是有限的，有限的政府行为才是有效的。政府部门应当切实尊重市场在旅游产业资源配置中的基础地位，转变观念、放松管制，从竞争性领域退出，不与民争利。企业的创新能力得以充分发挥，市场促进发展的能量才能充分释放。

其次是指政府行使职能的主动性。积极的政府，促成了东亚各国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这已经成了共识。虽然东亚金融危机之后，人们开始了对东亚经济体制的反思，但现实经济的这次动荡与反复，不足以否定这种模式几十年的成功。[15](P32-37)政府对经济生活的适度干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合理调节各个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保持社会的稳定与发展。[16](P178-179)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旅游产业发展过程中具有更重要的作用和更大的权力，这也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要追求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有位”、“有为”和“有威”，[17](P35-40)而是说政府对旅游产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要有积极的态度。主要是在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领域，如保护环境及促进社会公平方面，积极的政府行为可以避免政府缺位造成的混乱。有人认为，旅游促进社会、文化、环境发展的功能，只有政府才有可能发挥作用。[18](P10-15)事实虽不一定全然如此，但政府在这些方面采取积极行动却是非常必要的。

第三是指职能行使方式的协调与完善。在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等领域，传统的政府职能行使方式容易出现权力寻租、效率低下等问题。为改善这种状况，可使用“市场机能扩张性”政策，在进行政策干预的领域引入市场机制。[19](P83、86)由于技术进步及管理理论的发展，公益物品的提供及许多天然垄断行业已经越来越多地引入竞争机制，制约政府权力，防止腐败，提高效率。政府也可以摆脱过多的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及资源开发利用的具体任务，在宏观的旅游管理层面更好地发挥作用。

第四，发挥中介组织的作用。旅游产业发展是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社会机制的各方面的协调努力。有人反对将经济体制的规定限定在“市场”或“国家”上，提倡在一定的条件下，面临“公用地两难处境”的人们，可以确定他们自己的体制安排，来改变他们所处情况的结构。[20](P89、99)公益物品的提供、资源开发与保护等除了政府与市场，人们还可以有第三种选择，即发挥民间中介组织的作用。旅游产业各种各样的行业组织，都可以在政府与市场之间进行协调，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旅游产业整体水平的提高。

从旅游产业的情况看，实现有效的政府行为是有一定条件的，最主要的是政府干预行为的范围和方式。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明确地界定政府在产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每一项职能也许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政府担负着领导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繁重的历史任务，其职能相对于传统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应有一定的特殊性，不过这种特殊性也不能超出应有的限度，即不能违反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基本原则。政府在行使职能过程中，必须遵守市场优先的原则，切实尊重市场在旅游产业发展中的基础作用和主导作用，要认识到其职能和作用是有限的。同时，由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特殊性，在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领域，政府还要积极主动地行使有关职能，防止政府缺位，并注意引入市场机制和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促进职能行使方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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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旅游的经济效益范文

【关键词】旅游危机管理旅游目的地旅游目的地竞争力

一、引言

关于旅游危机管理，大多数旅游目的地管理层仅仅看成是目的地在非常态下的一种反应。其主要表现为：危机管理是非常态的管理活动，是一种权宜之计，是事后补救措施，危机管理只会对旅游目的地发展增加成本负担等等。其实，这是对危机管理的一种偏见。事实上，危机管理固然会造成短期目的地管理成本增加，但就长期而言，它不仅能规避危机和减少危机发生的概率、减轻危机造成的损失、加快目的地危机后的恢复时间，而且更为重要的一点，危机管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旅游目的地竞争力的提升。

二、旅游危机管理影响旅游目的地竞争力的提升

危机管理主要通过三个途径，即危机预防、危机应对、目的地重建或恢复（危机救治），来影响旅游目的地竞争力的提升。

（一）旅游危机预防

危机预防是旅游游危机管理中的开端，主要是构建预警机制，尽可能做到危机规避，减少危机发生的概率。在此过程中，旅游目的地往往形成许多竞争优势。

1.预警机制有助于提升旅游目的地产品的竞争力。预警机制的建立健全有利于激发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甚至创造性，从而提高工作效率。这不管是对目的地的生产产品（有形和无形产品）数量还是质量都是大有裨益。预警机制除用来防范危机，还可以将其用做保障环境质量和保障产品质量等用途。

2.危机预防是目的地附加利益竞争优势的保证。所谓附加利益就是指对度假的满足超出了基本利益以外的利益。则附加利益竞争优势就是指通过附加的和持续的情感利益所获得的竞争优势，它很难被模仿。在旅游目的地竞争激烈的今天，许多目的地在基本利益方面一般都是可以替代得，这使得附加利益竞争优势成为目的地竞争取胜的一个法宝。

3.危机预防有利于增加目的地的知名度。旅游经济是体验经济，顾客在目的地旅游就是为了体验和享受生活。因此，游客对目的地的满意度就体现在该地的“体验”和“享受”两方面上。危机管理在预防阶段的功能主要是清除可预见且可控制的潜在的危机毒瘤，降低危机发生的概率，使目的地拥有较高的安全感。再加上拥有居安思危的领导和职工─他们的真诚和热情─使目的地的服务水平不断提高，让顾客体验和享受等价满质的服务，购买货真价实的商品。科扎克(MetinKozak,2001)在研究旅游者满意度、之前的访问经历以及重游意愿之间关系的过程中发现，游客之前的旅游经历与满意度也是影响旅游目的地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这不难理解，因为游客对某目的地有较高的满意度，他就会产生重游或重温该目的地，并且向亲朋好友，甚至陌生人推荐该目的地。结果是，该目的地不仅与游客建立了长期关系，而且还能增加该地的知名度，增加新顾客。

（二）旅游危机应对

危机事件的突发性、不确定性和破坏性等特点，导致许多危机事件发生不可避免。这就有必要做好危机管理，做好这项工作不仅能减轻危机事件的危害度，还能在其中寻找机会。

1.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前任CEO奥古斯丁说过：“每次危机的本身既包含着导致失败的根源，也孕育着成功的种子，发现、培育以便收获这个潜在的成功机会就是企业危机管理的精髓”。Faulkner指出：“依据混沌理论，危机管理实质上被看作是一个创造过程”。有效的危机管理可以减轻危机负面后果，并带来新的发展契机。对旅游目的地而言，无论来自外部还是内部的危机冲击，都可视为“创造性破坏”。

2.危机事件促进旅游目的地管理更完善。危机事件的爆发往往能暴露目的地管理中的很多问题，如，SARS的爆发，就暴露了中国在应对大规模公共危机方面，缺乏足够的应对措施和经验，更重要的，是缺乏一个专业的危机预警和处理机制。这可以使目的地地管理者更真实全面地了解自己，清楚地看到管理中存在的不足。这一过程可以使目的地战略分析更全面，战略制定与选择更加准确，战略实施与控制更加到位，从而从整体上提高目的地的战略管理水平，为培育与保护目的地竞争力起到积极的作用。同时，这一过程可以为目的地管理者提供创新的勇气和思路，在目的地内部达成创新共识，为目的地找到创新的突破点，切实提高旅游目的地竞争力。

（三）旅游目的地恢复

旅游目的地恢复是旅游危机管理的最后阶段。危机管理的建立健全能加快旅游目的地恢复。著名旅游经济学家科恩曾言：“一个为危机做准备的组织，从危机中恢复过来的速度比没有做准备的组织要快两到三倍，且花费的财力和人力成本也明显的减少。”

当今，旅游目的地竞争激烈异常，谁在危机中先恢复起来，少受危机事件的影响，谁就取得先入为主的优势。对旅游目的地而言，时间就是优势，是一种营销成本。目的地恢复时间越短，它消耗的时间成本就越少。旅游危机管理除了在旅游目的地恢复过程中产生时间成本优势外，它还能正如科恩所言的那样，减少在目的地恢复过程中花费的财力和人力成本。所以，危机管理创造了恢复后的旅游目的地成本优势，增加了它的竞争力。

三、结论

危机管理是旅游目的地常规管理的延伸，是目的地管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危机管理不仅是目的地规避危机，减少危机发生的概率，进行危机处理救治的主要途径，而且更重要的一点，危机管理还是旅游目的地竞争力提升的有效措施。做好危机管理首先就得意识到这一点。因为，只有意识到这一点，目的地管理者才会对危机管理开怀接受，才会投入精力和财力去建立和完善危机管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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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德克格莱泽著，安辉，译.旅游业危机管理.中国旅游出版社.

第4篇：旅游的经济效益范文

焦虑是指一种缺乏明显客观原因的内心不安或无根据的恐惧，预期即将面临不良处境的一种紧张情绪，表现为持续性精神紧张（紧张、担忧、不安全感）或发作性惊恐状态（运动性不安、小动作增多、坐卧不宁、或激动哭泣），常伴有自主神经功能失调表现（口干、胸闷、心悸、出冷汗、双手震颤、厌食、便秘等）。焦虑症作为一种常见病，对患者的工作、学习还有生活等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据统计，焦虑患者的终身发病率为10～15%左右。随着现代社会工作、人际关系、经济压力等诸多因素作用的加剧，发病率还在上升。虽然一些心理学治疗手段被证明为有效，药物治疗仍然是目前应用最广泛、最有效的手段，尤其是对于重症患者而言[1]。

临床应用的抗焦虑药如安定、丁螺环酮、氟西汀等由于有肌肉松弛、模糊记忆、产生认知障碍等不同程度的副作用及不良反应，迫切需要研发疗效高、毒副作用少的抗焦虑新药。传统中药往往具有作用温和、副作用小的特点，在中药中寻找有效的抗焦虑药，将成为抗焦虑药研究的重要分支。随着全球范围内“回归自然”浪潮的逐渐涌起，中药的优势和特色也越来越被世人所重视，国际医药市场对中药的需求将会不断地增长，这为中药进入国际市场创造了广阔的空间。目前在全世界药品市场上,由天然物质制成的药品已占约30 %，国际植物药市场份额已达270亿美元，因此中药成分的抗抑郁与抗焦虑药物的开发，日益成为医疗、制药、科研等方面关注的热点。近几年的研究结果表明，许多中药成分具有良好的抗焦虑活性[2]，且不良反应少，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当归又名秦归，西归，云归，为伞形科植物当归Angelica Sinensis(Oliv.) Diels的干燥根。主产于我国甘肃岷县和宕昌，云南、四川、陕西、湖北等地亦有种植。当归性甘、辛、温，入肝、心、脾脏。具补血，活血、调经、润肠之功效3。当归的主要成分分为挥发油和水溶性成分两大类，其中挥发油的主要成分为蒿本内酯和3－丁叉苯酞4，当归挥发油的药理学作用主要包括收缩离体子宫平滑肌、平喘、镇静、镇痛等5。陶静仪等发现当归油中的蒿本内酯有较强的镇静作用，强于阿魏酸或琥珀酸，动物实验观察蒿本内酯能缓解氯胺酮兴奋中枢的作用，使躁动不安减轻，但不会出现麻醉及睡眠状态，能阻止实验动物激怒，产生安静的中枢抑制状态6, 7。Matsumoto等也报道说蒿本内酯对心理紧张导致的中枢神经系统的病理变化起到有益的影响8。考虑到当归精油对中枢神经系统的功能产生影响，以及其主要成分蒿本内酯的镇静作用，我们对当归精油（AEO）进行了抗焦虑活性的研究。

1资料与方法

1.1小鼠明暗箱实验 (the mouse dark-light emergence test)[9]

昆明种小鼠，雄性，体重 23 ± 2克，随机分为 6组，每组13只。给药组分别为(A) 溶媒对照组；(B) CLOMIPRAMINE 2 mg/kg 组；（C）AEO 5mg/kg组；（D）AEO 10mg/kg组；（E）AEO 20mg/kg组；（F）AEO 40mg/kg组。

1.2实验方法

实验时明箱以白炽灯(100 W)照明，光强度为400 lux。将小鼠置于小盒中5分钟，关闭通道，使小鼠适应此环境。5分钟后打开出口，使小鼠能自由出入，通过摄像机和录像机拍摄5 min 内小鼠的活动情况。进行下一轮实验前彻底清洗箱底并擦干，以排除气味及排泄物的干扰。实验完成后，观察并记录各项指标：进入明箱潜伏期、明箱停留时间、穿箱次数。

1.3疗效判定

观察并记录各项指标：进入明箱潜伏期、明箱停留时间、穿箱次数。

1.4 统计学方法: 计量资料用 ±s表示，两组间比较用t检验；计数资料用x2检验。

2结果

小鼠明暗箱实验，由表1可见，接受未预知的长期温和应激刺激的小鼠，在明箱中的停留时间和穿过次数会显著减少。AEO (10mg/kg) 灌胃给药对小鼠进入明箱的潜伏期无明显影响，但延长小鼠在明箱的停留时间同时增加小鼠穿箱次数。AEO (20mg/kg) 灌胃给药也对小鼠进入明箱的潜伏期无明显影响，但增加小鼠穿箱次数，与空白对照组比较也有显著性差异。Clomipramine 50mg/kg灌胃给药可以显著增加小鼠在明箱中的停留时间和穿过次数。

Table.1.Effects of AEO and clomipramine on the behavior of mice in the light/dark emergence test. (n=13).

Drug Dose(mg/kg) Time in light Area(s) Latency Time(s) Tunnel Crossing

3讨论

本文主要采用实验性抑郁焦虑症动物模型来评价当归精油的抗焦虑药效及其对动物活动性的副反应进行研究。

动物模型可以将临床治疗学与基础研究联系起来，通过动物模型的研究为精神病理学研究提供了有利手段，对于揭示抑郁症和焦虑症的发病机制和临床表现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所用的动物焦虑模型主要分为两类：一、以动物非条件反射为行为基础的模型，包括探究行为模型和社会行为模型。探究行为模型主要包括：高架十字迷路实验、明暗箱实验、爬梯实验、孔板实验、开场实验。二、条件反射焦虑模型。理想的动物模型，应该对临床的有效药物及方法有较高的特异性，没有假阳性（动物实验呈抗焦虑作用，但临床上无效），也没有假阴性（抗焦虑药漏检），不受其他中枢作用药物（如阿托品和苯丙胺在多种动物模型中呈假阳性反应）影响，药物作用时程（两个星期左右）接近临床，并且有助于寻找和筛选治疗焦虑症和抑郁症的药物[10]。

动物应激本身可引起焦虑行为，如实验中对动物的抓取、称量、给药等可使动物进入一种应激状态，当应激刺激强度超过了药物的效应时，药物作用即被掩盖。所以在所有的药效实验前一周每天抓、摸每只动物1～2分钟，使实验动物适应环境，以减少无关刺激引起的应激性影响。

本文采用了明暗箱实验评价当归精油的抗焦虑作用。

未预知的长期温和应激刺激模型是Willner 等受Kate等描述的未预知长期应激刺激模型的启发而在1987年提出的。Willner将其中的应激刺激程度减轻，利用长期的温和应激刺激，使之更现实的模拟了人们日常生活中遭遇的“困难”。 由于长期应激刺激是模拟抑郁的环境诱因，因此这个模型常用作评价药物的抗抑郁作用。然而，近年来的研究发现，焦虑和抑郁常常在同一个体共存，称为焦虑和抑郁障碍共病（comorbid anxiety and depression）[11]。与单纯焦虑或抑郁障碍相比，焦虑和抑郁障碍共病患者具有症状重、病程慢性化、社会功能损害重、自杀率高和预后差等特征。也有报道，接受长期温和刺激的小鼠，表现出焦虑症状，因此本实验采用未预知的长期温和应激刺激模型状态下的小鼠进行明暗箱动物实验，进一步考察当归精油的抗焦虑作用。本实验结果也显示长期的温和刺激下，小鼠在明暗箱实验中，在明箱中的停留时间和穿过次数会显著减少。

在明暗穿箱实验中，小鼠的探究行为可被光照所抑制，因为光照是啮齿类动物所厌恶的事件。所以明暗穿箱实验是建立在鼠类对强光的先天性厌恶和对新环境的自发性探究行为的基础上的[12]。临床上可用于治疗人类焦虑症的药物和它们在此模型上可以促进小鼠的自发探究行为增加的作用具有很好的相关性。本实验所选用的阳性药氯米帕明还可以增加动物的穿梭次数，但相比较动物的穿梭次数来说，明箱停留时间是这一模型中最一致、最有效的用于评价抗焦虑药的指标。因此，本论文以动物的穿梭次数和明箱停留时间作为抗焦虑指标来评价药物的抗焦虑作用。本实验结果发现AEO (10、20mg/kg) 可以显著增加小鼠在明箱的停留时间并有增加穿梭次数的趋势，表现为明显的抗焦虑作用。

综上所述，通过对AEO初步的抗焦虑作用及其相关药效学的研究，结果表明AEO具有明显的抗焦虑作用和抗抑郁作用，同时副作用较少，具有一定的应用开发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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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ple animal behaviour for the anxiolytic effects of

第5篇：旅游的经济效益范文

[关键词] 环境负责行为； 计划行为理论； 感知行为效能； 地方依恋； 旅游者； 景区

一、 问题的提出

旅游产业发展一方面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拉动了就业，另一方面也给景区所在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长期以来，面对产业发展中的资源与环境困境，业界主要通过管理规制性措施实现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即通过发展规模监控、游客行为限制及旅游收入反哺生态保护的方式来应对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矛盾。然而这一主流策略受到不少学者的质疑，如Moeller等[1]、Dolnicar和Leisch[2]认为，传统的管理规制路径实际上是以“牺牲”旅游收入和旅游者体验来实现环境保护，这种方法一方面难以给旅游供给方提供保护生态环境的市场激励，另一方面也很难从根本上矫正旅游者行为。Krider等学者则指出，旅游收入反哺生态环保是将环境破坏的成本“售卖”给旅游者，进而通过获取更高的收入来弥补这一损失，在实践中，景区往往为迎合能带来更高收益的旅游需求而开发大量违背生态原则的项目，导致旅游地生态环境遭受不可逆转的破坏[3]。

传统管理规制策略的潜在假设认为旅游者天生是旅游地环境保护的“负债”，他们在旅游过程中必然会造成景区生态环境的破坏[4]，因此，只有通过监控、管制的方式才能应对环境保护与旅游发展的“矛盾”。然而近年来，环境心理学、休闲行为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对这一假设提出了质疑。研究者发现，不少旅游者存在自发的“亲环境”（proenvironmental）行为倾向，他们在旅游中自发地表现出珍爱自然、促进环保的行为，甚至愿意通过捐助、志愿者服务、环保公益活动等途径主动参与旅游地生态环境的保护[1，5]。这些发现促使学者们开始重新审视旅游者及其行为在旅游地可持续发展中的角色，引发了对旅游者自发的环境负责行为（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behavior， ERB）的大量研究。

旅游者环境负责行为是指旅游者主动减少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或促进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行为[6]。研究者们指出，具有自发环保行为的旅游者是旅游地生态环境保护的“资产”[4]，相对于“负债”假设下的管理规制策略，识别、吸引、培育具有自发环境负责行为的旅游者能够大大降低景区生态环境保护的交易成本，因而可以更好地应对旅游发展中的生态环境困境[1]。该领域的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亲环境”旅游者的人口统计特征[78]、“可持续旅游者”的市场甄别[9]、解说系统及服务设施等景区要素与旅游者环境行为的关系等方面[1011]。近年来，研究者们逐渐转向对驱动旅游者环境负责行为的关键因素和内在机制的探索[1213]。然而总体上看，已有研究很少能够立足于旅游情境，从行为科学的一般性理论出发检视旅游者环境负责行为的内在机理，因而研究结论往往具有片段性、片面性的局限。

本研究试图从整体观的视角进一步探讨旅游者环境负责行为的驱动机理，并回答以下两个问题：哪些关键因素影响了旅游者的环境负责行为？旅游管理方如何激发旅游者主动保护旅游地环境的行为？具体而言，本文以Ajzen提出的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PB）为基础框架[14]，通过纳入旅游者所感知的个人行为在缓解景区环境退化问题中有效性的“行为效能因素”，以及旅游者在与旅游地互动中形成的“人地情感因素”，对一般性的TPB模型进行了基于旅游情境的修正，构建了解释旅游者环境负责行为的整合模型。以来自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的251份游客问卷作为样本，本文使用结构方程技术（SEM）对提出的概念模型和研究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最后，根据研究结论，对我国旅游景区突破传统管理规制路径，通过引导、培育旅游者自发环保行为来促进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管理创新进行了探讨。

二、 理论视角与模型设定

（一） 理理论与计划行为理论

计划行为理论（TPB）是社会心理学领域解释个人行为决策过程的重要理论。它是美国心理学家Ajzen在理理论（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TRA）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4]。理理论认为，决定个人实际行为的是行为意愿，而行为意愿是由行为态度（个人对执行某项行为积极的或消极的评价）和主观规范（个人在决策是否执行某项特定行为时感知的社会压力）这两个因素所决定的。理理论的基本假设是，个人的行为决策是一个理性评估的过程，是行为人在综合各种信息、考量个人行为的意义和后果的基础上所做出的选择。Ajzen进一步研究发现，个人行为并不完全受自我主观意志的控制，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能力、机会、资源等客观因素的制约[14]。在很多情况下，即使个人具有强烈的实施某项行为的主观意志，但由于缺乏必需的时间、资金、技术等要素，主观意志也很难转化为实际行为。因此，他在TRA模型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新的预测变量――感知行为控制（个人基于自己所掌握的资源、机会、能力等要素而感知的实施某项行为的难易程度），从而构建了计划行为理论。

根据新的TPB模型，行为意愿由行为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三个因素决定。具体而言，个人对某项行为的态度愈积极时，其行为意愿愈强；对某项行为的主观规范愈正向（即社会压力愈大）时，行为意愿愈强；而个人感知行为控制愈强时，其行为意愿也会愈强。Ajzen进一步指出，由于感知行为控制反映了实际控制条件的状况，因而既能预测行为意愿，也能直接预测实际行为发生的可能性[14]。

在特定旅游地或景区：

H1：旅游者ERB态度正向影响其ERB意愿。

H2：旅游者感知的主观规范正向影响其ERB意愿。

H3：旅游者感知的主观规范正向影响其ERB态度。

H4：旅游者感知行为效能正向影响其ERB态度。

H5：旅游者感知行为效能正向影响其ERB意愿。

H6：旅游者对旅游地（景区）的地方依恋正向影响旅游者ERB态度。

H7：旅游者对旅游地（景区）的地方依恋正向影响旅游者ERB意愿。

三、 研究设计

（一） 抽样地点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选取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作为研究地点。西溪湿地位于杭州市西北近郊，总面积约11平方公里，被誉为杭州的“城市绿肾”，是国内第一个集城市湿地、农耕湿地、文化湿地于一体的湿地生态公园。经过近十年的发展，西溪湿地已经成为十分成熟的生态旅游景区，2012年接待游客达到425万人次，旅游年收入近1.2亿元。兼顾湿地生态保护与旅游产业发展一直是西溪湿地的战略原则，但随着游客接待量和旅游休闲产业规模的不断提升，景区的生态环境也遭遇了愈发严峻的挑战。作为我国东部发达地区的成熟生态旅游地，西溪湿地在采取创新策略促进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具有一定的紧迫性和代表性，这是本研究选取该景区作为实证研究地点的重要原因。

研究采取便利抽样的方法（convenient sampling method）进行数据收集。问卷发放和收集过程由浙江大学管理学院三名研究生于2013年6月至7月间完成。具体选取西溪湿地周家村停车场、“深潭口”景区出口、“茭芦田庄”出口三个位置邀请游客填写问卷。以上三个地点是西溪湿地游客完成游览后的主要出口或集结地，基本可以保证受访者至少有一次完整的游览经历。三个地点总计发放问卷300份，通过剔除回答不全和明显随意回答的问卷49份，最终获得有效问卷251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83.7%。

（二） 问卷设计与变量测量

调查问卷由问卷简介、人口统计变量（性别、年龄、学历、收入水平、游览次数）以及研究构念量表三部分组成。相关构念的量表均来自于已有研究，并通过反向翻译的方法转译为中文，在此过程中，作者根据本研究的具体情境对部分题项的措辞进行了微调。

本文采用Williams和Vaske[33]、Kyle等人[31]研究中测量地方认同和地方情感的6个题项对地方依恋进行测量。对于主观规范，采用Ajzen[14]、Fielding等人[34]建议的3个语义差别题项进行测量。对于感知行为效能，采用4个题项进行测量，题项来源于其他学者对亲社会和亲环境行为的研究[2122]。对于ERB态度，用Han等人[18]、Fielding等人[34]研究中使用的5个语义差别题项进行测量。对于ERB意愿，则根据中国情境，选取Halpenny[32]、Ramkissoon等人[35]研究量表中的10个题项进行测量。以上5个研究构念的量表均采用Likert 5点量表法（1=完全不同意，5=完全同意）。

在正式抽样前，本研究通过小规模访谈和30份试测问卷对量表的内容效度和基本结构进行了考察。访谈和试测过程删除了重复的和不适合中国情境的5个题项，形成了最终问卷。

（三） 数据分析方法与程序

本研究使用结构方程技术（SEM）对概念模型和构念间的假设关系进行检验。首先对数据分布的正态性以及量表的内部一致性进行检验，结果显示，量表题项偏度和峰度绝对值分别位于003―135和001―220之间，所有变量的偏度系数绝对值均小于3，峰度系数绝对值小于8，数据基本符合正态分布，适合使用最大似然法进行参数估计。量表一致性α系数均大于07，说明测量工具拥有良好的稳定性。在此基础上，使用AMOS 19.0对数据做进一步分析，首先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CFA）检定测量模型的信度与效度，再对结构模型的整体拟合情况和研究假设进行检验。

四、 数据分析结果

（一） 样本描述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下：男性占48.2%，女性占51.8%；19―30岁的年轻人居多，占554%，其次是31―45岁，占32.2%，18岁及以下、46―60岁、61岁以上的分别占1.6%、8.4%、2.4%；6.0%的受访者拥有初中及以下学历，13.5%拥有高中学历，28.3%有大专学历，52.2%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月收入2 000元以下的占11.5%，2 000―3 999元的占32.7%，4 000―5 999元的占25.9%，6 000―7 999元的占16.3%，8 000元以上的占13.6%；55.8%的受访者是第一次游览西溪湿地，24.7%游览过2次，12.7%游览过3―4次，游览过5次以上的受访者占比6.8%。西溪湿地游客来源地主要为长三角地区（浙江62.3%，江苏21.1%，上海9.5%），其他省市的游客占比7.1%。

（二） 信度与效度检验

验证性因子分析（CFA）的结果如表1所示，所有构念的组合信度（CR）均大于0.6，平均方差萃取（AVE）除ERB意愿外均大于0.5，说明测量模型具有良好的信度。

测量题项的标准化因子负荷大多高于0.6，且p值均小于0.001，显示了良好的聚合效度。本文采用Fornell和Larcker建议的方法[36]，通过潜变量平均方差萃取值（AVE）的平方根与潜变量之间相关系数的比较来检定潜变量的区分效度。如表2所示，所有构念AVE平方根均大于与其他构念的相关系数，显示了良好的区分效度。

（三） 模型拟合与假设检验

模型的整体拟合指标χ2=311.627（p

本文提出的假设大部分得到数据的支持（表3）。数据分析结果验证了ERB态度、主观规范、地方依恋对旅游者ERB意愿的正向影响，以及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效能、地方依恋对旅游者ERB态度的正向影响。因变量ERB意愿的回归判定系数（R2）为0.6，说明本研究的自变量解释了旅游者ERB意愿60%的方差，显示了模型良好的效力。

五、 研究结论与管理建议

本文以计划行为理论为基础框架，通过将感知行为效能和地方依恋纳入一般性的TPB模型，对计划行为理论进行了基于旅游情境的修正，从“意志效能情感”多维度、整体观的视角进一步探讨了旅游者环境负责行为的驱动机制。以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游客为样本的实证研究基本论证了本文提出的假设模型，证实了ERB态度、主观规范、地方依恋对旅游者环境负责行为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感知行为效能虽然对ERB意愿的直接影响不明显，但显著地影响旅游者的ERB态度。

与以往研究的结论一致，态度作为影响个体行为意愿的关键性因素得到证实（β1=0.47，p

此外，研究结论显示，旅游者环保行为意愿的形成不仅是基于自身得失评估的理性决策，还受到行为效能因素和情感因素的显著影响。尤其是旅游者与景区之间的情感依附和心理认同对其环保行为态度和意愿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管理者可以制定相关策略，维持、经营景区与旅游者之间的情感纽带，构建忠诚的“可持续旅游者”群体，依靠情感维系激发旅游者自发的环保行为。感知行为效能与旅游者ERB态度之间的显著关系（β4=0.28，p

本研究的结论对推动我国旅游景区可持续发展的管理创新提供了一定的启示。相对于我国长期以来以“管理规制”为主导的可持续策略[3738]，以引导和培育旅游者自发环保行为的可持续发展策略在理论上能更好地应对旅游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因此，我国的旅游地和景区应在传统的管理规制措施之外，探索通过感情维系、效能培养、规范树立等措施，引导和培育旅游者对环保行为的积极态度，使旅游者自发地采取行动保护景区的生态环境，这对于推动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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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旅游的经济效益范文

自早期国外学者做出城市旅游业发展对酒店经济效益影响之开创性的研究以来，旅游业发展对酒店经济效益影响的研究便成了旅游经济学领域的一个突出的论题，大量不同时期的研究从理论与实证角度对这一论题的不同方面进行了论述。研究城市旅游业发展对酒店经济效益影响的切入角度可以多种多样，例如，旅游收入可以在不同经济部门之间分配，从而形成城市旅游业发展对酒店经济效益影响的不同模式，这实际上是指出了酒店经济效益是城市旅游业发展施加影响的对象。

城市旅游业发展对酒店经济效益影响的研究是从研究旅游乘数开始的。从乘数原理发展而来的旅游对酒店经济效益影响的研究，在研究的全面性和适用性上经历了三次飞跃:第一次飞跃是以利用“乘数原理”为主要分析工具的简单数学模型时期;第二次飞跃是以利用复杂数学和统计工具为特征的时期;第三次飞跃是复合概念模型时期。从简单数学模型(乘数)到复杂数学模型，再到更为实用并在继续完善的复合概念模型，城市旅游业发展对酒店经济效益影响评价研究逐渐成熟，并体现出对经济发展战略决策的积极指导意义。

但是，尽管几乎所有的理论都一致认为城市旅游业发展对酒店经济效益的作用是显著的，然而，在一个长期动态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城市旅游业发展与酒店经济效益的因果关系如何，以及究竟是城市旅游业发展先于酒店经济效益还是酒店经济效益先于城市旅游业发展，其实仍然是十分模糊的。因此，有必要了解城市旅游业发展与酒店经济效益的因果关系以及区分此因果关系基础上的两种模式—“供给引致”和“需求导向”。其中，供给引致是指旅游机构的创建、旅游资产及其相应服务的供给要先于经济对其的需求;需求导向指的是旅游机构的创建、旅游中介及其相关服务的提供是由于响应实际经济中投资者和储蓄者的要求而发展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旅游业与总体经济水平是双向增长的，这更加促使笔者思考这样的问题:我国城市旅游业发展与酒店经济效益的因果关系是如何的。笔者循着这样的思考去探讨，以便于为我国城市旅游业发展和酒店经济效益的理论决策提供经验支持。

2.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综观国内外的相关文献，城市旅游业发展对酒店经济效益影响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收入在区域内的形成与流转的过程，如果按影响的正负方面来划分，则“乘数”和“漏损”分别是两个重要的研究主题。“乘数效应”即指旅游收入在区域内的形成与流转能够给区域经济带来的实际增长，而“漏损”也就是指旅游收入在流转过程中移出旅游地经济系统的现象。城市旅游业发展与酒店经济效益之关系的理论主要有第一次飞跃的旅游乘数理论，第二次飞跃的旅游投入产出理论、旅游经济评价和旅游经济影响理论、旅游卫星账户理论以及第三次飞跃的旅游政策与预测理论、旅游收入流转分析理论。下面分别对这些理论进行评述。

2.1旅游乘数理论

马西森和沃尔在1982年提出了旅游乘数的概念，即最初的旅游消费和它相乘后能在一定时期内产生总收入效应。著名学者阿切尔认为:旅游乘数是指旅游花费在经济系统中(国家、区域或城市)导致的直接、间接和诱导性变化和最初的直接变化的比值。也就是说，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诱导性效应三者之和构成了乘数效应的整体。直接效应是旅游者在旅游时，购买与整个旅游活动相关的服务与商品所发生的原生消费对于经济系统中旅游企业在产出、收入、就业等方面造成的影响;间接效应是旅游者的原生消费转化为旅游企业的营业毛收入后，将在旅游企业、旅游产品的供应商(如批发商、制造商)、旅游企业的内部员工和旅游地政府之间进行再分配，并由此产生分配的不断循环与扩散，促使经济系统的产出水平、就业机会、个人收入等随之增加的影响;而诱导性效应是由于外来旅游花费导致旅游地工资总额的增加，意味着人们的消费总额随之增加，所产生的对旅游地经济推动的影响。这两个定义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旅游乘数的本质，但将旅游乘数仅仅理解为旅游收入乘数，具有较大的片面性。根据我国学者张帆等的定义，旅游乘数是用以测定单位旅游消费对旅游接待地区各种经济现象的影响程度的系数。这个定义比较全面地刻画了旅游乘数的内涵，同时，也表明了旅游乘数种类的非单一性以及各种旅游乘数指标之间的差异。综上所述，旅游乘数研究着重于测算旅游产出、旅游收入、旅游就业和旅游投资等方面对经济的影响。在实际应用当中，旅游乘数研究是侧重于国家这一层次的，因为旅游乘数的大小随研究区域的大小变化而变化。在一般情况下，研究区域越小，所获得的旅游乘数效应也就会越小，只有在国家这一层次上，旅游乘数才能体现出其参考价值。因此，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旅游乘数始终是一个宏观经济的概念，它没有深入旅游经济活动的细节，缺乏对实际情况的了解，所以并不能最终决定经济影响的大小，它只反映出一种不对等和不完整的经济影响。而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了证明旅游发展对国家和地方的酒店经济效益的带动作用，并不排斥利用在数字上让人兴奋的旅游乘数分析。这种滥用行径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注意这些学者指出，为了表明旅游发展对地方经济有很大的贡献程度，一些人将原本适用于国家层次的旅游收入乘数硬生生地拿来分析地方层次的旅游收入问题，并且得到了一些不切实际的夸大结论。简言之，一个笼统的旅游乘数会掩盖许多旅游细节方面存在的问题。从数字上来分析，不同变量的变化可能导致同样的旅游乘数效果，如果只看到了旅游乘数效果的相同，而忽视了旅游乘数背后不同的形成机制，则可能对与旅游相关的区域经济状况做出错误的判断。

2.2旅游投入产出理论

投入产出理论是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Loentief在20世纪30年代所提出的一种经济数量分析方法。它以棋盘式平衡表的方式反映、研究经济系统各个部分之间表现为投入与产出的相互依存关系，并以其深刻复杂的经济内涵与简洁数学表达形式上的有机结合，成为经济系统分析不可替代的工具。把投入产出分析技术应用于城市旅游业发展对酒店经济效益影响的研究当中是投入产出分析应用的一个新发展。它可以清楚地显示旅游经济各部门之间相互联系的复杂性，解决了旅游乘数研究无法回答的过程问题。不少学者在此方面作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

2.3旅游经济评价和旅游经济影响理论

第7篇：旅游的经济效益范文

关键词 滨州市 旅游经济 效益

一、旅游经济效益的内涵

明确旅游经济效益的内涵，首先应把握“效益”的内涵。效益，即效果与利益，是一个中性的概念，指的是某项目的投入与产出的比较。经济效益，则侧重于“经济”二字，一是强调与经济活动相关的效益比较，二是强调效益的积极方面，即以更小的投入带来更大的产出。[1]旅游经济效益，则把经济效益的评价限定在旅游业范围内，包括微观和宏观两大范畴。微观经济效益，即旅游经济活动对各类旅游企业和相关企业发展产生的积极影响；宏观经济效益，即旅游经济活动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产生的积极影响，[2]其中包括对市场规模、国民经济、就业等方面的影响。

二、滨州市旅游经济效益分析

（一）滨州市旅游市场规模分析

在接待国外游客方面，如表1所示，滨州市近十年来接待国外游客人数增长趋势明显，由2005年的3519人迅速增长至2012年的45774人，年均增长率44.26%，后有微量回落，并稳定在43000人左右，单从接待国外游客人数来说，滨州市近年来旅游业发展是十分迅速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滨州市促进旅游业对外发展的一系列措施。

如表2所示，滨州市接待国外游客主要来源于亚洲、欧洲和美洲。近年来，欧洲游客数量增长迅速，但亚洲游客人数下降明显，这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导致了滨州市接待国外游客人数的整体下滑。

在接待国内游客方面，如表1所示，滨州市近十年来接待国内外游客数量持续增长，由2005年的241.07万人增长至2014年的1255.58万人，年均增长率20.13%，增长趋势向好，证明了滨州市近年来积极拓展国内旅游市场的行动和效果，因此应注重总结经验教训，为今后的旅游业跨越式发展指明道路。

（二）滨州市旅游就业效益分析

旅游业就业可分为直接就业和间接就业两部分，直接就业即在旅游业直接相关的旅行社、旅游景区就业；间接就业即在旅游业间接相关的餐饮、住宿、零售、交通等行业就业。[3]鉴于与旅游业间接相关的行业受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难以从中剥离出仅受旅游业影响的部分，故选取与旅游业直接相关的旅行社就业为研究对象，做深入分析。

如表1所示，近十年来，滨州市旅行社总数整体呈上升趋势，由2005年的35家增长至2014年的56家，年均增长2家。与此同时，滨州市旅行社职工总数由2005年的318人减少至2014年的268人，峰值为2008年的484人，总体呈下降趋势。不难发现，旅行社职工总数并不与旅行社总数呈正相关关系，究其缘由，主要归结于滨州市不断优化旅游业从业人员结构，提高旅游行业进入门槛，完善旅游业淘汰机制，既增强了旅游业发展实力，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滨州市各行业人员结构调整，对于改善就业环境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滨州市旅游业对就业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亟待提高。

（三）滨州市旅游收入效益分析

如表1所示，最近十年，滨州市地区生产总值与旅游总收入均持续增长，旅游总收入由2005年的14.31亿元增长至2014年的93.4亿元，年均增长率23.18%。地区生产总值由2005年的667.27亿元增长至2014年的2276.71亿元，年均增长率14.61%，比旅游总收入年均增长率低8.6个百分点，可见滨州市旅游产业发展迅速，总体发展趋势向好。

为进一步探求旅游业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还应结合滨州市旅游总收入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重进行分析，由表1中数据可知，2005年，旅游总收入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重为2.14%，后两年连续下滑，2007年占比为2.02%，之后7年均呈现稳步上升态势，至2014年占比达4.10%，较2005年翻了近1倍。由此我们可以得出，滨州市旅游业总收入占全市经济生产总值的比重相对较小，但旅游业对经济收入的促进作用日益显著，体现了滨州市旅游业发展的经济效益。

（四）滨州市旅游创汇效益分析

在旅游创汇方面，如表1所示，滨州市国际旅游（外汇）收入总体走势与滨州市接待国外游客人数总体走势基本一致，可见接待游客人数是决定旅游收入的重要因素。2005年国际旅游（外汇）收入为85.22万美元，2012年达到峰值1344.99万美元，之后稳定在1270万美元左右，增长了近15倍，可见滨州市国际旅游发展速度空前，潜力巨大。但从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占全市外汇收入比重来看，2005年占比为0.07%，2014年占比为0.34%，占比峰值为2012年的0.48%，虽然占比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增长幅度不大。

再进一步结合表1中数据进行分析，不难看出，滨州市国际旅游收入与国内旅游收入差距巨大，国际旅游收入占旅游总收入的比重不足1%。综上可以得出结论，虽然滨州市国际旅游发展速度较快，但创汇效益并不明显，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三、滨州市旅游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旅游业缺乏对外吸引力

对外吸引力，即对国外游客的吸引能力，通过上文对滨州市旅游市场的规模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国际旅游板块是滨州市旅游业发展的短板，国外游客规模远小于国内游客规模。从近两年情况看，亚洲游客的流失是导致国际旅游业整体效益下滑的重要原因。如何挽回亚洲游客对滨州旅游的热情，如何拓展欧洲、美洲、大洋洲旅游市场，如何深挖自身国际旅游潜力，都是滨州市应该思考的问题。

（二）旅游业对就业的促进作用有待加强

不可否认，旅游业对就业的影响是广泛的、深入的、细致的，是无法凭借单一指标来衡量的，滨州市旅行社职工数量的变化也只是反映旅游就业效益的一个指标，但透过这一指标，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滨州市旅游业对就业的促进作用并不理想，旅行社总数的增加反而带来了旅行社职工总数的减少，即使我们把旅行社职工减少看做是旅游业从业人员结构优化的必要成本，但仍旧改变不了旅游业对就业的促进作用有待加强的事实。如何以更低的成本创造更大的就业效益，如何带动更多的人进入旅游相关行业实现自身价值，如何将旅游业的经济效益辐射到更多行业，理应成为滨州市深入探讨的话题。

（三）旅游业对经济的贡献率较低

从滨州市旅游收入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重来看，近十年来，这一比重虽然呈增长态势，但始终没有超过5%，在2014年也仅仅为4.10%，可见旅游收入对经济总量的贡献并不突出，工业发展依旧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中坚力量。如何在现有的发展态势的基础上提高旅游产品的附加值，如何提高旅游业在第三产业中的比重进而提高旅游业对整个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如何优化旅游产业结构提高旅游经济效益，都应是下阶段滨州市旅游发展的主攻方向。

（四）旅游业创汇能力不佳

国际旅游收入是外汇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根据近年滨州市国际旅游收入来看，这一来源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国际旅游收入占滨州市外汇收入的比重始终没有突破0.5%，在2014年这一比重仅为0.34%，而同期济南市这一比重为2.81%，青岛市这一比重为1.80%，可见滨州市旅游创汇能力与发达旅游城市还有较大的差距。如何吸引更多的游客进入滨州旅游，如何提高国际旅游产品的单品值，如何提高国际旅游收入在整个旅游收入中的比重，都是当前滨州市旅游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

四、滨州市旅游经济发展的改进措施

（一）政府要加强宏观规划和引导

立足滨州实际，加强宏观规划。滨州市政府应在充分把握滨州市经济发展水平、旅游资源水平、旅游发展现状的基础上，以周边旅游发达地市为榜样，取长补短，制订适合滨州市情的旅游发展规划，以长远战略眼光描绘滨州市旅游发展的蓝图，充分挖掘滨州市旅游市场潜力，同时辅之以切实可行的行动规划，做到权责明确，任务搭配合理，调动各区县发展旅游产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及时查缺补漏，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更好地配合旅游规划的实施，滨州市还应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当前制约旅游发展的基础设施问题主要表现在旅游景区基础设施布局不合理，需求旺盛与供给不足的矛盾突出。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游客在景区游览过程中因劳累需要休息时，景区没有足够的座椅且数量极少；游客拿在手中的垃圾需要丢弃时，步行几里找不到垃圾桶。这已不仅仅是景区基础设施建设问题，更体现了景区建设缺乏人性化，没有充分考虑游客的感受。因此，应站在游客的角度，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游客的游览满意度。

坚持依法管理，加强法制建设。正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旅游产业发展是关系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体现城市发展水平的重要方面。为了更好地推动滨州旅游产业健康发展，政府应注重旅游相关法律、法规、制度的建设，剔除当前法律制度体系中有碍滨州旅游产业发展的条文款项，拓宽法律制度体系对旅游产业的覆盖范围，细化有利于旅游产业发展的实施方案，完善旅游相关监督奖惩制度，力争在旅游产业的各个领域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二）旅游企业要加强自身建设

明确自身定位，发挥桥梁作用。旅游企业是处于政府职能部门和旅游从业人员的中间部门，是建立政府与旅游从业人员关系的桥梁。因此，旅游企业应始终明确自身定位，发挥好桥梁作用，及时将政府的相关制度、文件、精神传达到旅游从业人员中，同时要及时将旅游从业人员的意见、现状、处境反馈至政府部门，为政府的未来规划作好铺垫，切实起到上传下达的作用。

立足企业现实，加强人才培养。人才是企业发展的源动力，是企业的核心资源。企业发展的目标是追求效益最大化，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旅游企业应认真审视自身发展的优势和局限性，把握好人才这一内在驱动力，不断优化自身人才结构，建立“比学赶帮超”的企业氛围，充分挖掘员工价值，同时为员工建立科学合理的晋升体系，提供全方位的福利待遇，促进旅游企业健康高效发展。

加强自省自律，提高制度自觉性。企业作为政府部门的直接领导对象，应该保持较高的制度自觉性，全面贯彻落实政府下达的各项制度文件要求，对于制度履行中存在的问题及时向政府部门反馈，坚持效益第一的原则。同时，企业应在政府文件精神的指导下，建立适合自身发展特点的自律公约及监督机制，确保覆盖企业日常业务的各个领域，明确奖惩，以制度建设推动企业提质增效。

（三）旅游从业人员要提高自身专业素质

坚定发展方向，提高制度执行力。旅游从业人员是直接面向广大游客的第一面孔，再好的上层制度建设，倘若没有基层从业人员的执行都形同虚设。因此，旅游从业人员应心怀大局意识，明确政府、企业既定的旅游发展方向，在这一方向的指引下，严格遵守政府制定的各项法律制度及企业制度的各项内部约束，提高制度执行力，确保上层制度建设落到实处，以实际行动为滨州市旅游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树立竞争意识，提高行动自觉性。旅游从业人员身处旅游行业一线，面对形形的游客、同事，如若想在一线求得职业发展，创造自身价值，必须树立坚定的竞争意识，明确自身职责所在，争相为游客提供周到的服务，争相在企业中创造竞争动力，以高度的行动自觉性激发企业发展活力，在创造企业效益的基础上，实现自我挑战、自我发展、自我完善。

明确自身定位，增强服务意识。旅游业是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提供高质量的服务理应成为旅游业的核心准则。旅游从业人员作为旅游业的一线员工，应该把服务放在自身日常工作的首位，严格要求自己，不断加强旅游专业知识的学习温故，细细揣摩游客旅游的常规心理，始终围绕游客开展各项工作。对于服务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亦或自己在实际工作中总结出的意见建议，要积极通过各种途径反馈至上级部门，加快服务质量优化升级，提高游客满意度，为滨州市旅游业跨越式发展提供服务保障。

（作者单位为山东农业大学）

参考文献

[1]崔青竹.山东省旅游业经济效应分析[D].山东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第8篇：旅游的经济效益范文

[关键词] 生态足迹 饭店 浙江

生态足迹理论是由加拿大生态学家William Rees和他的学生Wackernagel提出并完善的用来定量研究区域可持续发展状况的分析方法，该理论把人类的各种消费及吸收其产生的各种废弃物所必须的生物生产面积，通过建立简明的指标体系和计算方法转换为全球通用的可用来比较的生态足迹，把它与生态承载力相比，就能为区域的可持续发展状况提供定量诊断。该理论提出后，许多学者将它应用到众多领域，其中，在旅游方面的应用首推英国学者亨特(Colin Hunter)，他最早提出旅游生态足迹的定义并探讨了旅游生态足迹的应用，随后维多利亚(Cole Victoria)、格斯林(Gossling)等运用旅游生态足迹分析方法进行了实证研究，在国内，一些学者如席建超、章锦河、杨桂华等就旅游生态足迹展开了相关研究。在目前有关旅游生态足迹的研究中，一般都是研究旅游地的旅游生态足迹，着眼于旅游的六大要素“吃、住、行、游、购、娱”的综合分析比较，而针对某个具体要素进行深入探讨，把旅游生态足迹的生态资源占用与旅游经济效益核算相结合，寻求旅游要素的生态经济效益最大化，这样的研究目前还是空白。本文通过对浙江省旅游星级饭店近5年数据的分析，应用旅游生态足迹理论，把各层级星级饭店的旅游生态足迹与经济效益核算相结合，探讨其生态经济综合效益，为星级饭店的建设布局提供新的思路。

一、旅游住宿生态足迹计算方法简介

旅游生态足迹是指在一定时空范围内，与旅游活动有关的各种资源消耗,以及吸收其产生的废弃物所必需的生物生产性土地，即把旅游过程中旅游者消耗的各种资源和产生的各种废弃物吸收用被人容易感知的面积进行表述。这种面积是全球统一的，没有区域特性，而具有直接的可比性。

旅游住宿生态足迹测算包括为游客提供住宿床位的高、中、低等各档次酒店、度假村、招待所、旅馆等的建成地面积,以及为游客提供供热、制冷、照明、电视等服务的能源消耗。各类型旅游住宿设施的建成地面积和能源消耗量有差异,一般而言，每床位的建成地，一、二星级酒店为100平方米，三、四星级酒店300平方米，五星级酒店2000平方米，公共旅馆100平方米，私人旅馆50平方米;每床位的能源消耗量，一、二星级酒店为40MJ，三、四星级酒店70MJ，五星级酒店110MJ，公共旅馆40MJ，私人旅馆30MJ。计算模型为：

TEF=a1∑(Ni×Si)+a2∑(365×Ni×Ki×Ci／r)（1）

式中：a1、a2分别为住宿设施建成地的均衡因子、化石能源地的均衡因子，N为第i种住宿设施拥有的床位数，Si为第j种住宿设施每个床位的建成地面积，Ki为第i种住宿设施在所研究的时间段内的平均客房出租率，Ci为第i种住宿设施每个床位的能源消耗量，r为世界上单位化石燃料生产土地面积的平均发热量。

该生态足迹模型还可进一步与旅游住宿设施的经济效益结合，用来表征单位生态资源所产出的经济价值：

ITEF=Ii/TEF（2）

Ii为第i种住宿设施的年客房收入，也即一年内客房数、平均房价和客房出租率三者的乘积，ITEF为旅游生态足迹收入，数值的高低反映饭店客房的生态经济效益高低，数值越高，表明其单位生物生产面积产出的收入越高，也即生态经济综合效益越高。

二、浙江省旅游星级饭店旅游生态足迹计算

由公式（1），可计算出浙江省旅游星级饭店的生态足迹，见表1：

表1 浙江省旅游星级饭店生态足迹（2002年～2006年）（单位：hm2）

注：本文的浙江旅游星级饭店的资料均来自浙江省旅游局官方网站的统计数据

从表中可知，近五年来，浙江省旅游星级饭店总体生态足迹呈现较快增长，五年内翻了近一倍，在各个层级的星级饭店中，五星级、四星级和二星级饭店的生态足迹增长很快，尤其是五星级饭店，其2006年的生态足迹是2002的三倍多，四星级和二星级饭店的生态足迹五年内也增长了一倍多。三星级饭店总体而言处于平稳增长状态，而一星级饭店生态足迹则总体趋于下降。由此也可看出，随着浙江经济的快速发展，全省旅游星级饭店整体层次不断提高，对高星级饭店（四五星级）的需求增长迅速。而面向中等消费层次顾客群的三星级饭店，一直以来数量最多，是全省旅游星级饭店的主体，近几年来发展较为平稳，增长幅度不大。低星级饭店由于价格较低，市场群体较大，而二星级饭店相对于一星级饭店的性价比更高，更能吸引顾客的青睐，故二星级饭店的优势更为明显，发展速度极快，同时也导致一星级饭店的衰落。

三、浙江省旅游星级饭店生态足迹收入分析

由前述公式（2）可计算出浙江省旅游星级饭店的生态足迹收入，见表2：

表2 浙江省旅游星级饭店生态足迹收入（2002-2006）（单位：万元/hm2）

由表2可知，近五年来，从总体上看，浙江省旅游星级饭店年平均生态足迹收入以2004年为最高，也即该年度的生态经济综合效益最好。从各层级的星级饭店来看，每年度的生态足迹收入以四星级饭店最高，二星级饭店次之，三星级饭店和一星级饭店相若，五星级饭店最低。其中，四星级饭店和二星级饭店的足迹收入明显高于其他星级饭店，也就是说，浙江省旅游星级饭店中以四星级饭店和二星级饭店的生态经济综合效益最好，单位生态资源耗用产出的经济效益最高。四星级饭店主要面向高端客源市场，与五星级饭店相比，在价格方面有较大的优势，客房入住率一直高于五星级，而五星级饭店提供的硬件设施、服务内容和服务要求更高，成本更大，也即耗用的资源大大高于四星级，导致两者的生态经济效益相差十分悬殊。目前，在浙江省旅游星级饭店中，四星级饭店是高端客源市场的主体，但从近五年的增长速度看，五星级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四星级。这主要是由于许多地方为自身形象考虑，建造豪华饭店，促使五星级饭店数量激增。从生态经济综合效益考量，四星级饭店更具有优势，在布局高星级饭店时应该予以优先考虑。二星级饭店在吸引中低端客源市场方面竞争力很强，客房价位比一星级饭店只高五十元左右，但提供的服务设施和服务质量明显优于一星级饭店，客房入住率也更高，所以生态足迹收入比一星级饭店高出不少。在星级饭店布局中，二星级应该予以大力支持发展。而三星级饭店的生态足迹收入大致处于中端水平，发展较为平稳。总之，通过对各星级饭店生态足迹收入的比较，从生态经济综合效益的角度，应该大力发展四星级饭店和二星级饭店，稳定发展三星级饭店，而对于五星级饭店和一星级饭店，发展速度应有所控制。

星级饭店的旅游生态足迹收入可以通过两方面的措施来加以提高：一方面，提高饭店的经济效益，通过加强管理、改进服务、加大促销力度以及提供多样化产品等方式，提升饭店的竞争能力，更好地满足顾客的需求，提高客房入住率；另一方面，要降低生态足迹，对饭店运行中涉及的服务流程进行优化，通过深入调查，在不影响服务质量的前提下，减少不必要的服务环节，提高设施的利用效率，降低物耗和能耗。

四、结语

生态足迹理论由于其简明性及其可定量性，使之在旅游研究方面的应用有其独特的优势。用旅游生态足迹收入来衡量星级饭店生态经济效益的高低，可以促使饭店在提高其经济收入的同时，关注生态效用，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益，这符合当前提倡的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经济方式，贯彻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做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兼顾。

参考文献：

[1]Colin Hunter．Sustainable tourism and the tourist ecological footprint[J]．Environment，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ility，2OO2，4 (1)：7-2

[2]Cole Victoria，Sinclair・John A．Measuring the ecological footprint of a Himalayan tourist center[J]．Mounta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2002，22(2)：132-141

[3]Stefan Gossling et a1．Ecological footprint analysis as a tool assess tourism sustainability [J]．Ecological Economics,2002，43：199-211

[4]席建超葛全胜成升魁鲁春霞:旅游消费生态占用初探[J].自然资源学报，2004，19(2)：224-229

[5]章锦河张捷梁琳等:九寨沟旅游生态足迹与生态补偿分析[J]. 自然资源学报,2005, 20(5): 735-744

[6]杨桂华，．旅游生态足迹：测度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新方法[J].生态学报，2005，25(6)：1475～148

[7]Gossling S．Tourism，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nd economic transition：interacting processes in a Tanzanian coastal community．Tourism Geographies，200l，3(4)：230―254

第9篇：旅游的经济效益范文

[关键词]自然保护区 生态旅游 法律

    我国人口众多,自然植被少。保护区不能像有些国家采用原封不动、任其自然发展的纯保护方式,而应采取保护、科研教育、生产相结合的方式,而且在不影响保护区的自然环境和保护对象的前提下,还可以和旅游业相结合。

一、我国目前旅游的状况

尽管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带来了全球总需求的疲软,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旅游业发展的动力依然强劲。《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2009年12月1日正式,首次提出了“把旅游业培育成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提出的5大措施指明了旅游产业升级方向。这将为我国旅游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根据此前世界旅游组织作出的预测,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旅游目的地国家。独特的自然资源是自然保护区所要保护的对象,但同时也是保护区在开发过程中最具竞争力的资本。目前大多数的自然保护区都已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旅游项目,没有开展的也在积极筹备。

二、“生态旅游”在开展中存在的问题

在生态旅游发展过程中,许多开展生态旅游的地区只注重经济效益,忽视环境保护,使当地生态环境受到了严重破坏。在开展生态旅游过程中造成环境污染与破坏的主要原因:

1.粗放开发,盲目利用生态旅游资源。许多保护区的有关部门在开发生态旅游资源时,缺乏深入的调查和全面科学的论证、评估与规划,个别保护区甚至在资源本底调查尚未完成,对保护对象的特点和规律还不完全掌握的情况下就开展生态旅游。因此多数保护区借“生态旅游”之名,行“大众旅游”之实,真正达到生态旅游要求的自然保护区很少。

2.缺乏科学的管理。保护区的多头管理现象严重影响了保护区生态旅游的科学管理,如风景区归建设部管,森林公园归林业部管,自然保护区归环保局综合管理,存在政出多门、推诱扯皮、利益冲突等问题,自然环境成为其中的牺牲品。生态旅游区、当地社区和政府、保护区主管部门、经营部门之间的相互排斥与冲突多于合作与协调。

3.管理监督机制不健全。许多开展生态旅游的地区,其实际做法离生态旅游的要求相差甚远,普遍缺乏对生态旅游真正内涵的理解,实际上仍是以获取最大经济利益为主要目的。已经开展旅游的自然保护区还没有建立自己的旅游管理规章,对保护区无法形成真正有效的管理。

4.保护区旅游投入水平低。开展生态旅游对保护区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保护、科研、宣传、教育、监测等各项功能全面发挥。然而,大多数保护区科研基础薄弱,缺乏依赖科学信息的管理和措施;保护区基础设施落后,环境教育和科普教育滞后;大多数保护区资金不足,导致基础设施及服务设施建设不适应生态旅游发展的需要。

5.当地社区参与少。生态旅游是生态、社会、经济的统一体,保护区与当地社区是人与自然复合生态经济系统,因此正如在其指导方针强调的一样,生态旅游的开展需要当地社区参与经营管理和决策。而在目前,当地社区参与较少,社区受益也比较低。据统计,开展旅游使当地社区50%以上家庭受益的保护区占11.2%,20%-50%家庭受益的占8.1%,20%以下家庭受益的占51.3%,完全不受益的占19%。因此我国保护区生态旅游的开发在协调保护区与当地社区关系方面仍然欠缺。

三、自然保护区开展生态旅游的策略

1.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的一切经营活动都要坚持以环境资源保护为前提

自然保护区发展生态旅游是建立生态环境资源保护的基础上的,没有完整的生态资源,生态旅游就无法达到可持续发展。自然保护区发展生态旅游在取得一定经济效益的同时,要把对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程度,这是保护区自身发展的需要。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的一切旅游经营活动要体现在对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景观的科学组织管理和保护上,以使自然保护区的资源环境得到改善、美化。在发展生态旅游相关项目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以资源保护为中心的导向机制,保护是开发利用的前提,资源保护要贯穿在开发的整个过程中。

2.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的核心是坚持生态和经济效益最优原则

在保护和发展的矛盾关系中,保护区应该坚持生态和经济效益最优的原则。保护区发展生态旅游业效益最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通过生态旅游保护区获得经费补充;自然环境资源得到有效保护,生态系统比较完整;社区获得一定的经济收入;自然环境质量有所提高;达到科普和生态教育的目的。这就要求保护区在发展生态旅游业的过程中要建立生态旅游评估制度,对自然资源状况进行评估和临测,确定生态环境质量和承载量,以生态学原理为指导,合理安排旅游项目和旅游开发强度,根据环境条件和游客承载量制定生态旅游发展规划,做到定点、定线、定量、定时旅游,使之不超过自然破坏的临界点,杜绝有损生态系统完整的过量旅游活动,坚持经济效益服从生态效益的原则。

3.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开发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

可持续发展强调的是环境与经济的协调,追求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其核心思想就是健康的经济发展应建立在生态可持续能力、社会公正和人民积极参与自身发展决策的基础上。它所追求的目标既要使人类的各种需要得到满足,个人得到充分的发展,又要保护资源和生态,不对后代人生存和发展构成威胁。鉴于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资源是一种不同于一般旅游资源的特殊资源,其价值具有它的原始性和整体性,旅游景区的经济效益也直接受到影响。显然,发展与保护是可持续旅游发展的一对核心。只有从战略高度上充分认识保护区的生态问题,用生态学的思想和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来开发和规划生态旅游,做到保护区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结合,才能使保护区的旅游业成为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旅游产业。

参考文献:

[1]尹婕.人民日报海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