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管理伦理学的特征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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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企业管理伦理学的特征范文
一、问题缘起:从要素分析到类型分析
儒家伦理推动或阻碍现代化的要素分析(elementaryanalysis)是分析评估儒家伦理的主流研究取向,这种要素分析,是一种将儒家伦理构成因素——拆解开来,作为单独的社会因子对待,并据此观察它的社会功能的研究方式。在方法的基调上,则表现为将这些拆解开来的伦理因子与西方伦理中相似的因子加以对照,再将二者在社会运作中的相似作用加以类比认证,最后判断这些因子对社会进程的推动与阻碍作用,并由此推断整个儒家伦理理论的功能如何及作用大小。无疑,要素分析对增进人们的儒家伦理的微观认识有帮助。第一,发现了儒家伦理对个人品德的积极影响。近代早期那种以私德为恶否定儒家伦理的激进观点,在此做出了修正。就儒家伦理强调个人注重德行修养(“一皆以修身为本”),保持高尚人格(“富贵不、威武不屈、贫贱不移”)、凝炼主体精神(“吾欲仁、斯仁至矣”)而言,是具有无可置疑的现代价值的。第二,确证了儒家伦理中有生长交易伦理、商业伦理的因子、近代早期那种笼统地认定儒家伦理的反商业性在此有所校正。可以肯定,儒家伦理强调的诚心实意(“正心诚意”),重视的利益居前(“先富后教”)、高扬的得之有道(“义以生利”、“见利思义”),完全可以成为现代化商业伦理的思想资源。第三,凸显了儒家伦理在构成要素上的自我更新能力。近代早期那种认定儒家伦理至明清已彻底僵化的观点被否证。
但是,要素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有相当局限的。首先,局部不能代表整体。无论对儒家伦理的各构成因素能够促进现代化做出了多么可靠的论证,都不能证明儒家伦理整体上有相同功能,因为,整体不等于是部分之和。其次,微观意义不足显示宏观意义。微观分析只能是一事实描述与一价值肯认的排列组合,尽管可收“小中见大”之功,但是,却无法以此事实与彼意义作任意配对,这就限制了说明儒家伦理的社会功能的开阔视野。比如,无论怎么证明儒家伦理重视个人修养,也不足以说它可以导向每个人的入世苦行,从而推动资本主义(商业)的发展。再次,类比性的要素分析无法避免牵强附会。当人们总是以西方伦理的某一因子已发生的近代功用为参照系,去刻意爬梳中国社会历史中儒家伦理某一相似因子的作用,其可信性大值疑虑。就此而言,类型分析(typologicalanalysis)就显示出独特的价值。类型分析瞩意于理想类型(idealtype)的建构。理想类型的建构要求,把历史生活的特定关系和事件集合为一个复合体,而关系和事件是具有内在一致性的体系,从而显示出这一复合体的“典型性”;同时,为说明这一复合体的“个体历史”,应将关系与事件的因果分析放置于客观可能性的探讨中,遵循经验规则。在此方法指引下,建构理想类型实际就成为建构社会行动类型,此中以目的态度为指引方向的行动范式,又直接以价值为取向。而那些要素性的个别事件和关系的分析,也就不足以说明问题。
马克斯·韦伯(MaxWeber)正是在此方法的引导下,分析某一伦理类型与资本主义发生关系的。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指出,从单个因素上考察,西方发生资本主义的几乎所有要素,其余地区也都具备。但从事件与关系的内在一致性上分析,各文明古国的科学未达到社会普遍认同,未生成普遍应用的公理系统,中国的史学、印度的政治思想、西方以外的音乐艺术、建筑、高等教育、行政管理、权力机制,都不如西方那么严密、合理。西方独具神秘观照、经济生活、技术、科学研究、军事训练、法律和行政机关的理性化特征,尤其是能够采取理性化行动类型的社会精神气质——新教伦理的禁欲主义,构成了资本主义的复合性发生机制。1而在中国,之所以未能开出资本主义这个经验性成果,则与儒家理性地适应此世的伦理观相关。儒家维护现存社会,主张中庸之道,重视血缘关系、剥夺统一人格的追求,从而限制了理性的成长、职业的分途、劳动的合理组织与计算,外加道教的遁世观念的影响,以及有效率的货币制度的缺乏,家产官僚制的低效率行政体系、血缘体系的超法律运作,城市行会的非独立性,使资本主义无以在中国发生。[2]
马克斯·韦伯的类型分析,相比于前述的要素分析,信度有相当的增强:一是以复合体看待伦理与社会的互动,克服了要素分析以局部证整体的局限;二是透过经济现象,在其背后寻找出支持某一经济行为类型的精神气质,克服了要素分析难以抓住问题实质的弱点;三是理论判断与经验事实有着完全的一致性,可以解释资本主义在西方发生的必然,和在中国发生的不可能性,克服了要素分析不能说明中西同具某一条件为何西方发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中国却未曾发育而出的缺陷。
但韦伯的类型分析因为三个契机受到挑战:一是所谓工业东亚兴起的儒家伦理担负了动力作用的“历史事实”;二是中国近古史研究中因对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的关系的再考察,“证明”了韦伯判断的不成熟性;三是西方学者以反归纳重演绎的历史研究方法上对韦伯的类型分析进行了批判(尤以卡尔·波普carlpopper认为韦伯的类型分析未被证实为代表)。第一方面引出了儒家伦理不仅可以是规范型的,也可以是管理(应用)型的论断;第二方面引出儒家伦理自身可以生长出管理(应用)伦理,从而推动以合理化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的成长观点;第三方面则为之提供了方法支撑。
为此,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有益的:若儒家伦理既可以是管理的又可以是规范的伦理体系,那么,资本主义在中国发育的伦理动力就不匮缺。反之,儒家伦理就只能是著力于人伦关系调节的古典规范伦理体系,无以对资本主义的合理劳动组织产业推进作用。
二、理论状态:从规范体系到生成机制
儒家伦理理论自身,是一典型的规范伦理体系,它不是关注现代工业工艺流程的合理组织的管理伦理学。规范伦理学关注的是我们应当做什么。在理论主题上,它围绕三个中心问题:一是道德品性善恶的分辨;二是社会应该如何组织;三是事物与经验内在价值的期望性。[3]在论述问题的方法上,着重于应当、绝对、命令的语式。换言之,在处理价值与事实的关系上,它更重视价值的优先性,常常直接陈述是非善恶好坏。就此而言,儒家伦理虽难称为系统的规范伦理学,但确实可称为典型的规范伦理体系。
首先,从儒家伦理的理论主题上来看,它所依存的,正是上述三个方面。
第一,在道德品性的善恶分辨上,儒家伦理围绕着三个问题展开自己的理论蕴涵。一是人性善恶问题;二是善性推展的依据问题;三是存善祛恶的根本方法问题。人性善恶问题是儒家伦理发展史中贯穿始终的问题。在其早期孟子认为,人们之以能做出一些善举,比如“见孺子入于井”而救助,“叔子见嫂溺于井而援之以手”的权变,是因为人们心中自能判断或自据善性,“举凡同类”皆具“不忍人之心”,这“不忍人之心”正是良心善举的人性根基。天性而善使人们自然知道爱人(仁),助人(义)、让人(礼)、自制(智),从而划分出行为的善恶界域。而且,善性良心作为“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东西,更形强化了人识别善行的内在可靠性。孟子的立场,之后更为宋明理学家所坚守和扩展。
就善性的推展而言,儒家伦理在强调个体自身的自动性(有善性必有善行),自主性(有善心必表现善行)的基础上,更指出了由已及人的向外推展,也依据于对良心(善性善行)的共鸣。孟子特别注重“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态,乐莫大焉”的德性自我主宰,这与孔子注重的“吾欲仁,斯仁至矣”的主体欲善而必善的立论完全一致。同时,孔子认为的“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与“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论语:颜渊·雍也》),则表现了善性推展,基于人性以善性的共同要求上的立场,人已相关的善良之举内在地根植于天性而善的共同人性要求。
正因为如此,人能够坚守善性坚行善举,也就与他能够在万端头绪中辩识出或体察出何为善何为恶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于是,道道的行为抉择,其实也就是一个存善祛恶的道德辨析问题。宋明理学家特别强调的道德问题,“存天理,灭人欲”,就鲜明地体现出儒家伦理对善性善行呵护问题的极度重视。
第二,在社会应该如何组织上,儒家伦理对组织的伦理原则和组织的理想范式进行了殚精竭虑的思索。儒家伦理对社会组织的关注,较为忽略它的利益基础,而非常重视它的伦理原则,尤其强调以人的善良品德与善良行为的培养,去营造一个良性的社会环境,以求为社会的道德化提供一个良性氛围,促成每个人德性的完善。这一观念的展开历程是这样的:先认定人的行为是受德性驱动,而不是受利益支配的,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是也;其次确认社会组织只须依靠道德法则即足以保证其顺利运转,所谓“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再次肯定社会组的最高道德原则就是培养道德完善的个体,而这类人物是不为物质利益所动地践行伦理规范的,所谓“孔颜乐处”(“居陋巷,一殚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而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是也,三个层面次第推进,逐级提升,终于将社会组织的原则净化为纯粹的伦理规则。在这一原则的引领下,儒家构想出的理想社会也就是一个十足的伦理王国。伦理王国的最理想状态便是人皆具为公之心为公之行的高尚道德情操的“大同”。
第三,对事物与经验的内在价值的可期望性来讲,儒家伦理非常注意无条件善性的至上价值。一方面,养成“浩然之气达到“至大至刚”,臻于完美的境界。另一方面,在道德践履的活动中,对那“一念不善”,须“防于未萌之先,而克于方萌之际”(《全书》卷二《答陆原静书》),由此才能“做个人”。倘若不将无条件的善的知识与行善的能力呵护住,那么,恶的肆虐就难以避免,“心中贼”“山中贼”势必横行。
很显然,儒家伦理的讨论主题完全是规范伦理学范围内的。相反,对管理伦理学的主题则没有涉及。管理伦理学主要围绕的中心议题,是企业管理中,道德因素是如何转变为劳动生产率的。并由此引申出一系列重要主题:诸如人际关系与劳动生产率的微妙关系,管理者与企业、社区、用人道德与权力的关系,管理过程中的原则、规范和范畴的体系,以及管理者的职业道德评估方式。[4]管理伦理学的研究主题,指向的目的明显地是:合理地组织劳动,以理性地利用道德动力提高劳动生产率。
其次,从上述分析可见,儒家伦理论述的道德规范,表现出强烈的应当性(oughtto),绝对性(absolute)和命令性(obligation)。在儒家伦理的视界中,道德的善是不容商议和思量的最高最后规范。而积德行善也不能假借任何外在功利(尤其是物化性质的)支持,去做善事践履善的规范纯然是道德命令,而绝对不是道德劝谕。因此,道德价值也就成为至上的、中心的价值观念,并且超逾现实事实世界,一切偏离道德轴心的思虑与行为都是恶的。相反,管理伦理学处理道德问题时,则表现出鲜明的功利性(materialgain)、相对性(relativity)和商谈性(discourse)。管理伦理学是为提高劳动生产率服务的,因而分析道德问题不只是为了道德的理由,更主要的是为了获得更多的物质产品。因此,对道德问题的关注,势必对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道德互动关系极度重视,而不能单纯地以已度人,对话协商沟通等商谈的伦理行为规则在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无条件性和有条件性,划分出儒家伦理和管理伦理学的界限。并且,儒家的伦理中心主义导致一切社会要素的伦理化,使伦理成为固化现世社会的封闭架构(Closedstruc-ture),而管理伦理学促进伦理要素与社会各要素的健康互动,营造成一个改进现存社会物化状态和精神构成的开放系统(opensystem)。可见,作为古典规范伦理学的儒家伦理,是内在地不具备管理伦理学功能的。
当然,从一般伦理学理论的逻辑关系上来讲,管理伦理学作为应用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它是规范伦理学应用于实际的道德问题的理论成果。[5]因此可以说,儒家伦理理论尽管在类型学上归属规范伦理学,但它并不先天地缺乏应用于合理地组织劳动的管理伦理的处理能力,只要外部条件具备,儒家伦理是可以搭起规范伦理与管理伦理间的桥梁的。但是,理论假设依靠经验事实证成。儒家伦理生成的原有基础,并不具备发挥管理伦理功能的外部条件。
儒家伦理文化的社会学分析告诉我们,古代中国的社会文化土壤,只能供给儒家思想家们建构规范伦理学体系的各种条件。作为一个身份社会,古代中国的社会结构是由血缘关系的亲疏凝结而成的。尊卑贵贱,由老少长幼远近亲疏所注定,不容许个人选择的自由,而“血缘是稳定的力量。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乃至业缘——引者加)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6]正是因为如此,儒家伦理尽管在一般伦理规范的申述中强调“泛众之而亲仁”(《论语·学而》),但是,从事父以孝,故忠可移于君”的社会伦理规范上看出,也能够从孔子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论语·子路》)的主张中觉察。作为一个乡土社会,古代中国人全靠农业谋生,“粘着在土地之上”,从而造成了人和空间关系上的不流动,人和人在空间排列关系上的孤立和隔膜,由此,那为增加效率的合作消逝了,人们之间的协作只不过是基于血族情感的助人为乐罢了,作为思维方式上的笼统特性,分析问题时的定性方法,以及从原则到问题的演绎逻辑,则阻塞了伦理思路通向分析化、精确化、定量化、归纳统计。因为,在一个以应当、好坏(是非、善恶)、普遍原则为尚的社会里,人们在思考问题时,当然会相对忽视各种问题的具体条件性,无视各类问题的精确测定与数量关系,更不用说概率统计了。这恰恰使合理的劳动组织最需要的资源处于匮乏状态,既抽掉了伦理思维趋近健全的动力,也丧失了现实社会合理组织的伦理动力。更为关键的是中国社会的基层结构是一种差序格局,是由一根根私人联系所结成的网络,自食其力成为每个人生存的基本状态,很少感到需要伙伴,与别人发生关系总是后起的和次要的,并不需要经常的和广泛的团体。这种社会能够获得广泛认同,因而具有极强伦理感染力与影响力的规范也就是私德规范。如孔子所说的“克已复礼”,或“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礼记·大学》)而管理伦理学的生成土壤则不同。职业社会、工业机制、分析思维、定量核算、归纳方法、公共道德等西方社会要素为管理伦理学的发生及发挥作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职业社会是超血缘的。在职业社会中,人们的劳动仅有分工的不同,而无贵贱的差异,固有的血缘世袭传统不对现存工作起保障作用。而职业的分化日益复杂细微,更推动社会合作向紧密的方向发展,使人与人之间的往来更具繁复性,单纯依赖人际情感已不足维持相互间的权利和义务的平衡。因此,人们需要以契约的方式清楚地规定各自的权利与义务,以货币为媒介的精密计算成为合理化行为的标志之一。这就势必要求伦理学为每个人的公平发展提供论证,要求管理者为每个被管理者提供合乎道德的发展机会。
工业机制,则将生产按需要区分为细微而具体的生产流程,这种机制,自然地要求伦理学注重企业管理过程中的人际关系,管理者的道德状况,管理过程中人—物的关系、管理者本人与企业、与社区的关系。工业化成为管理伦理学发生与发挥作用的最强、最直接动力。同时,随工业发展而倍增的物质财富和新鲜事象,随科学分门别类对自然现象的入微研究,随统计手段的日益精确和完善,分析思维取代了综合(笼统)思维、粗略统计被定量核算所代替,演绎方法日渐走向归纳方法,这既为伦理学走向精确的元伦理学提供了动力,更为伦理学进入工业企业管理的领域开辟了新境地,当然也就为整体管理活动的优化提供了伦理动力。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西方式的工业(职业)社会,其基层结构是一种团体格局。在这种格局中,道德的基本观念建立在个人——团体的关系上。团体格局以笼罩万有的神为赏罚的裁判者,公正的维持者、全能的保护者。管理者作为神的代言人,也只能依循公正原则行事才能保有人资格。这样,权利观念产生了。为防权利滥用,宪法诞生了。国家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公民以尽公德为国尽忠。于是,公共道德成为主流德性规范。这无疑推动了思虑公众人物的管理者的道德规则的管理伦理学的诞生与发展及发挥强大作用。综上观之,儒家伦理的生长均不具备这些条件,因而,它打不通规范伦理学走向管理伦理学的渠道。
三、类型转换:从传统伦理到现代伦理
根据韦伯的类型分析法,对儒家伦理的类型特征:它自身要素的内在一致性,它与生成自身的文化土壤互动的复合性进行了剖判,从而得出了儒家伦理属于规范伦理学类型的结论。从中可见,儒家伦理之所以不能担负管理伦理的功能,既不是儒家思想家们主观上愿意不愿意的问题,也不是儒家伦理客观上能不能够承当这一任务的问题,而是传统中国社会需不需要儒家伦理发生这种作用。社会的需要注定伦理的功用。古代中国最强地抑制了儒家伦理管理功能的发生与发挥作用。这无疑支持了韦伯对儒家伦理功能的判断。
但韦伯的判断毕竟有来自两个方向的批评与修正。一是纯粹方法论的批评,此点较偏离本文的主旨,故略而不论。另一是以“经验事实”为基础的为儒家伦理进行的辨护。这一辨护,又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从儒家伦理的自我修正已在其古典时段的晚近阶段(明清)显现出推动合理化组织劳动的商人精神,力证儒家伦理可以发挥其组织、优化现世社会和工艺流程的功能;另一是从亚洲四小龙的工业进程中,发现了儒家伦理对工业企业管理的独特价值,从中概括出所谓“儒家资本主义”,把儒家伦理视为与新教伦理功用相同而表面征象相异的管理伦理体系。前者,以余英时的《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为代表;后者,以杜维明的《新加坡的挑战》、《儒家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为典型。而前者,则鼓舞了儒家伦理自发内生地生长管理伦理功能的观点持有者;后者,则掀起了儒家伦理是为了工业东亚腾飞的的直接动力的思考热潮。很明显,前者历史学维度的论评,后者道德社会学的分析,都试图直接或间接地修正韦伯对儒家伦理的断语。如果说这种修正既合乎儒家伦理的自身构成状况,又合乎儒家伦理在所谓工业东亚进程中实际发挥作用的情形,那就值得充分肯定。余英时的分析,[7]不乏精彩之处。对于韦伯《中国宗教》一书中对儒家伦理的诸多断定有正确的修正。但从整体上说来,余英时的方法是有疵漏的,他是想以自己的要素分析去挑战韦伯的类型学结论。其实,不论中国中世宗教的转向如何,新儒家伦理有何异动倾向,以及商人观念、商人地位、商人自觉状态产生了什么变化,事实上都未能触动儒家伦理作为古典规范伦理学的固有结构,也未能校正中国社会超稳定的传统农业社会结构。换言之,要素上的些微变化并未曾导致类型上的转换。同时,余英时的例举典型性是不足够的。新儒学的转向很难说已走到了此世与彼世二元对立的地步,并能导出以彼此改造此世的伦理思路;另一方面,即使同意余氏说的宋明时商人伦理正趋形成。但至清朝时却发生了历史的中断、且不论余氏所举大多为儒学非主流人物的见解,或为政治失败作文化苦思的山中作家的观点。可见,余氏所说,只有要素修正的局部意义。
杜维明力图对工业东亚的兴起背后的伦理动力进行揭示[8],无疑可贵。但是,他的论证是不充分的。其一,资本主义的发生方式确允许有形式上的差异,但却无实质上的区别,以合理组织劳动谋求更高利润为实质的资本主义只能是西式的。目前尚难称别具本质的“儒家资本主义”新类型的出现。其二,工业东亚的企业精神与儒家伦理的关系,一则不如杜氏所说的那么具有张力,二则具有在西方影响下前者先期发生而后者相辅而行的时间逻辑顺序。并且,缺乏了西式制度的根本性作用,儒家伦理对工业东亚的起飞便不可能有任何积极作用。可见,“儒家伦理自身担负不了管理伦理的功能”仍能成立这种类型性作用(结构上的)丝毫不为某种特殊的要素性作用(功能上的)所动摇与修正。当然,余杜及波普的批评,倒促使我们去思考:儒家伦理如果能够在结构上发生转换。并在内外部机制上接受根本性改造,是否可以发生类型上的转换,从而由规范伦理的层面落实到管理伦理的应用层面。
如果下述两方面的修正能够成功,那么如上假定就可以证成。第一,儒家伦理理论自身结构的改造。这种改造需从两个角度着手。一是转换致思主题,将抽象的善恶分辨的一般伦理思考,调整为公正问题的探讨,从而寻找一个结合规范伦理与管理(应用)伦理的内在视点。另一方面,在社会组织原则上,将单一的伦理规范,丰富为伦理——利益规则,从而能够从伦理理论的角度寻求机会公平、分配公平的解决之道。并将入世苦行,勤俭诚实,个人——团体关涉性、分工——合作互动性、权利——义务的辩证性、市场——道德制约性注入社会组织的逆转之中,使儒家伦理的视域最大地拓宽,从而为社会的合理化组织提供最充足的伦理资源。再则,在事物与经验的内在价值的可期望性上,将善自身的价值确认,逆转为相对功利化的价值标准,引入功利主义的两重价值,一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与快乐)”(utilitarianism),二是合理地获得最大量的物质财富(materialgain),从而,既为道德价值奠定现实感召力,又为道德价值的超越性提供保证。
从另一角度看,儒家伦理在道德语式上,要结合应当与功利,绝对与相对,命令与商谈,从而,为规范伦理的强势存在状态转化为管理(应用)伦理的常态存在提供余地。
第二,儒家伦理对作用于已和反作用于彼的外部机制加以彻底改造。这一改造有四个切入点。其一,为儒家伦理的合理运作提供良性的政经因素。政治是模塑道德的最强有力之手,而道德通过对政治运作的影响发生对社会的最有力作用。传统政治的家国同构,依赖于血缘关系,固化身份社会结构,强化了社会的非理性定势。而现代政治的普遍社会性,强化了职业社会结构,政治自由保障每个人的权力不受任意侵犯,政治民主保证每个人平等地参与社会生活,从而推动人们理性地思想与行为。现代政治是保证儒家伦理承当管理功能的基础。另一方面,现代经济构成了道德变迁的最直接动力,而道德也通过对交易伦理、商人精神的影响,对社会发生最广泛的作用。传统的小农经济,其自给自足性强化了道德觉醒的有限性,强化了对现存生存状态伦理状况的依附性,只有市场经济,才打破了封闭自足的经济结构,推动着普遍的交往、理性的交易、合理的计算,精确的统计,从而推动道德理智的成长。市场经济是唯一可以促进儒家伦理进入管理领域的经济形式。其二,将儒家伦理的外部作用方式由单纯的道德命令调整为道德的操作性指令。这一方面是指道德思维方式的变革,改笼统思维、定性考察、演绎方法为分析思维、定量核算、归纳方法,为人们清晰把握道德原则提供条件。另一方面则是指,将道德的一般命令分解为针对道德一般问题和管理情景的不同层次或维度,使其可以成为具体的游戏规则,从而为合理的管理活动提供可靠的伦理动力。其三,打破道德理想主义和伦理中心主义的格局,为道德与社会其他要素的互动提供可能。道德理想主义将伦理道德为至上价值,带有强烈的乌托邦色彩,因而难以融入现世社会并充任实际游戏规则;而伦理中心主义则将伦理道德视为一切事务的处理准则,带有将一切社会要素同为伦理道德的倾向,因而模糊了各个社会要素的独立作用特性。儒家伦理正是由于两种主义的制约,无法从规范层面下降至应用层面,因此,打破两个主义的固有格局的意义不言而喻。其四,将儒家伦理的原结构分化,而将有效用的那些要素付诸管理实践,以求建立起儒家管理模式的工业化实践范型。自然,这一实践范型,既不是工业管理被套入儒家伦理,也不是儒家伦理被肢解为新教伦理的已有功能的注脚,而是将儒家伦理的一般原则、规范与工业流程的要求有机组合,凸现出儒家伦理自身具有的独特管理功能,形成促进工业化推动合理劳动组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儒家管理伦理学。
就两个方面而言,儒家伦理理论的自身改造是内部结构的修正,而儒家伦理外部作用的条件的改善则是其发挥管理功能的前提,只有两个方面同时成功,儒家伦理才能蜕去其古典规范伦理学(traditionalnormativeethics)的外衣,而转换为现代管理伦理学(Mordernadministrativeethics)。这种类型转换的完成,才可以使儒家伦理显现出现代活力:规范与应用,一肩而二任。
注释:
1参见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4—19页。
2参见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6—278页。
3参见艾伦·沃格斯:《伦理学要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80页。
4参见严绿华等主编:《管理伦理学》,上海交大出版社1990年版,第4—6页。
5参见艾伦·沃格斯:《伦理学要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70页。
6参见:《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版。
第2篇：企业管理伦理学的特征范文
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理论一直受到“休谟命题”的影响。西方哲学家，也是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大卫·休谟，在《论人的本质》一书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哲学命题，即“一个人不能从是中推论出应该是”，这就是所谓的“休谟命题”。休谟依据“是——应该是”的二分法的区分，对本来存在密切关联的事实领域和价值领域之间，来了个一刀切的区分，因此，被人们喻为“休谟的铡刀”。因此，西方经济学围绕经济学的研究要不要或说应该不应该涉及伦理道德和价值判断的问题，展开了长期而又激烈的争论。实证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学派，他们强调经济学不是伦理学的“奴婢”或附属品，认为经济学主要是研究经济发展过程的客观规律，而不是制定或实践道德规范，同时，作为市场经济行为主体的人，也是一种“纯经济动物”，因此，经济学家无需重视“道德关怀”。
规范经济学，作为西方经济学的异端学派，他们批评主流经济学派对道德的“遗忘”，强调经济学不可能摆脱道德的“纠缠”，不可能离开伦理道德原则和回避价值判断。如新剑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夫人和当代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冈·缪尔达尔等，认为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之间并不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经济学决不可能是一门“纯粹”的科学。
那么，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可以沟通的桥梁又是什么？或者说两者之间的交汇点在哪里？这也正是我们探讨经济伦理学的切入点。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在《伦理学与经济学》一书中对这一问题作了有益的探索。乔治·恩德利教授在《面向行为的经济伦理学》一书中指出：“他（指阿马蒂亚·森，作者注）在伦理学和经济学两方面的学术成就都是杰出的。而且，他非常精细地探索了两者之间的交汇处，建立了一些桥梁，这些桥梁使得不同的观点彼此之间更有意义。”约翰·勒蒂奇在《伦理学与经济学》一书的前言中这样讲：“对于那些关心当代经济学与道德哲学之间的经济学家、哲学和政治学家们来说，这本书可谓是一个思想‘宝库’。”“在全新的意义上，他阐述了一般均衡经济学能够对道德哲学分析所做出的贡献，道德哲学和福利经济学能够对主流经济学所做出的贡献。”
1.阿马蒂亚·森首先论证了经济学与伦理学这一严重分离，以及这一分离如何铸就了当代经济学的一大缺陷。阿马蒂亚·森认为，随着现代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隔阂的不断加深，现代经济学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贫困化现象。揭示这一隔阂的本质，就显得特别重要。他认为必须澄清两点：一是正确认识和评价“工程学”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应用问题。“工程学”的探索主要专注于逻辑的问题：在一些非常简单的行为假定中，为了最大效率地达到从别处给定的目标，一个人应当选择什么手段。正是由于“工程学”方法的广泛应用，使经济学可以对很多现实问题提供较好的理解和解释，因为经济学中确实存在大量需要关注的逻辑问题，即使在狭隘解释的非伦理人类动机观和行为观的有限形式中，这些逻辑问题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有效的解释。如一般均衡理论所研究的是市场关系中的生产和交易活动，虽然这些理论非常抽象、简单，而且对人类行为的看法也非常狭隘，但是，它们毕竟使我们对社会相互依赖性本质的理解更加容易了，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同时，他还认为，即使那些回避了伦理考虑的、极为狭隘的行为动机描述，也有助于我们对经济学中许多重要的、社会关系本质问题的理解。也就是说，他并不认为，“没有伦理考虑的方法就必定使经济学失效”。但是，他所强调的是，“经济学，正如它已经表现出的那样，可以通过更多、更明确地关注影响人类行为的伦理学思考而变得更有说服力，我的目的并不是要列举经济学已经取得的成就和正在进行的研究，而是要提出更高的要求”。
需要澄清的第二点是，由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不断加深的隔阂所造成的损失具有两面性。因忽视“伦理相关的动机观”和“伦理相关的社会成就观”而给经济学所带来的损失；经济学中的“工程学”方法，也是可以用于现代伦理研究的，因此，两个学科的分离，对于伦理学来说也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
2.经济行为和动机。阿马蒂亚·森指出，“理”假设在现代经济学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他认为，即使标准经济学关于理的描述被认为是正确的，从而被人们普遍接受，也不一定意味着人们一定会实际地按照其行为。因为现实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人的行为动机也是多样的。他说，一种理性观会承认其他行为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最终目标和约束条件被充分认定，理假设自身也不足以把握某些‘必需的’的实际行为；必须把理等同于实际行为（无论理如何定义）的问题与理的内容问题加以区别，这两个问题虽有联系，但它们之间的差别还是相当大的。这两个特征在标准经济学中，实际上是作为一种补充的方式被使用的。通过一个共生的过程，这二者都被用于描述人类实际行为的特性：(1)把理等同于实际行为；(2)以一种相当狭隘的方式限定理的性质。
一般来说，在主流经济学中，定义理的方法主要有两种：第一个方法是把理性视为选择的内部一致性，第二个方法是把理性等同于自利最大化。这里的一致性指的是选择和目的的一致。在他看来，理必须要求一定的一致性，但是，一致性自身并不是理的充分条件。因为选择是否具有一致性，不仅取决于我们对这些选择的解释，而且还取决于这些选择的某些外部条件，如我们的偏好、目的、价值观和动机。
定义理性的第二种方法是自利最大化。理性的自利解释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在好几个世纪中，它一直是主流经济学的核心特征。自利理性观意味着对“伦理相关”动机观的断然拒绝。阿马蒂亚·森对此作了有说服力的批评。他说：“把所有人都自私看成是现实的可能是一个错误；但把所有人都自私看成是理性的要求则非常愚蠢。”日本市场经济在生产效率方面所取得的成功，曾经被当作是自利理论的证据，但是一个自由市场经济的成功根本不可能告诉我们，在这样的经济中，潜伏在经济行为主体背后的行为动机到底是什么。事实上，有大量的经验证据表明，责任感、忠诚和友善这些偏离自利行为的伦理考虑在其工业成功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想着重提出的是，说自利行为在大量的日常决策中不起主要作用肯定是荒诞的。事实上，如果不是自利在我们的选择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正常的经济交易活动就会停止。真正的问题应该在于，是否存在着动机的多元性，或者说，自利是否能成为人类行为的惟一动机。这里，他触及到了一个人们似乎都知道但尚未彻底澄清的大问题，即对亚当·斯密提出的追求个人利益的“经济人”的重新讨论。
长期以来，亚当·斯密被不少经济学家尊崇为自利的“宗师”，但这与他实际提倡的正好相反。在讨论自利行为问题时，区分以下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人们的实际行为是否惟一地按照自利的方式行事；第二，如果人们惟一地按照自利的方式行事，他们能否取得某种特定意义上的成功，比如这样一种或者那样一种的效率。这两个问题都与亚当·斯密有关。因此，人们常常引用亚当·斯密关于自利行为的普遍性和有效性的观点。事实上，并没有证据表明他相信这两个命题中的任何一个。首先，同情心和自律在亚当·斯密的善行概念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如他所说，“根据斯多葛学派的理论，人们不应该把自己看作某一离群索居的、孤立的个人，而应该把自己看成是世界的一个公民，是自然界巨大的国民总体中的一员”，而且，“为了这个大团体的利益，人们应当随时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的微小利益”。“人道、公正、慷慨大方和热心公益是最有益于他人的品质”。但在拥护亚当·斯密关于自利以及自利成效的经济学家们的著作中，亚当·斯密的“同情心”不见了。斯密看到的，也是任何一个人都能看到的，大多数人的行为确是受自利引导的，其中一些行为也的确产生了良好的效果。而且，在论述市场中，正常的交易活动为什么会发生？如何被完成及为什么会有分工等，斯密强调了互惠贸易的普遍性，但这些并不表明，对于一个美好的社会来说，对于挽救经济来说，他并没有满足于建立在某种单一的动机之上。他曾指责伊壁鸠鲁试图把美德视为精明，并斥责某些“哲学家们”试图把所有事情都简化为某种单一的美德。通过上述分析，阿马蒂亚·森认为，在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中，人们对亚当·斯密关于人类行为动机与市场复杂性的曲解，以及对他关于道德情操与行为伦理分析的忽视，恰好与在现代经济学发展中所出现的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分离相吻合。“实际上，道德哲学家和先驱经济学家们并没有提倡一种精神分裂式的生活，是现代经济学家把亚当·斯密关于人类行为的看法狭隘化了，从而铸就了当代经济理论上的一个主要缺陷，经济学的贫困化主要是由于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而造成的。”
3.经济判断和道德哲学。阿马蒂亚·森在依据人们对福利经济学与预测经济学不同关注程度上的分析，指出经济判断与道德哲学相通的方面和不同的方面。在古典经济学中，本来并不存在福利经济学和其他经济学研究的严格界限，后来，随着对在经济学中所使用的伦理学的怀疑不断增加，福利经济学变得越来越不明朗了。现代福利经济学的标准定理是建立在一个结合体中，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追求自利的行为假设；二是一些以效用为基础的社会成就判断准则。传统福利经济学准则曾经是简单效用主义者的准则，即判断成功与否的依据是效用总和，除此之外，其他任何东西都不具有内在价值。由于离开了伦理分析，这些理论显得非常肤浅和狭隘。在19世纪30年代，以罗宾斯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激烈批评个人之间的效用比较，认为这是“规范的”或“伦理的”考虑，是没有意义的，从此，福利经济学走上了更为狭窄的道路。随着反伦理主义的发展，福利经济学拒绝了个人之间的效用比较，剩下的准则，只有帕累托最优了。
帕累托最优是经济学家们普遍认同的一种对经济运行理想境界的经济学描述，这是由19世纪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用严密的逻辑和数学方式作出的。帕累托深受英国功利主义哲学的影响，它认为功利主义创始人边沁提出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福利”的原则，也是经济学家应该追求的理想境界。在帕累托最优中，资源和财富在每一种用途和每一个人之间实现了最优配置，社会福利实现了最大化，以致没有人愿意改变这一状态。帕累托最优有时也被称为“经济效率”。阿马蒂亚·森认为，有时这种称谓是恰当的，因为帕累托最优所涉及的仅仅是效用范畴内的效率，而不重视效用分配方面的考虑。这一术语又是不幸的，因为这里分析的焦点仍然是效用，这是早期效用主义传统留下的遗产。那么，在为福利经济学所限定的狭窄范畴内，由于帕累托最优成为判断的惟一准则，追求自利的行为成为经济选择的惟一基础。他进而揭示了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将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市场均衡结果与帕累托最优联系起来，深刻地描述了价格机制运行的规律，清晰地说明了建立在人们追求自利基础上的贸易、生产和消费的互惠本质，解释了市场机制中的有关的主要经济关系。所以，尽管帕累托最优有着普遍的重要性，但这一准则仅是评价社会成就的一个极有局限的方法。就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的意义，他特别提出有一点需要澄清。关于总体社会最优必须是帕累托最优的理论基础是，如果某一种变化有利于每一个人，那么对于这个社会来说它就必定是一个好的变化。在一定意义上，这一概念是正确的，但是要明确地把效用与利益区分开来却是不容易的。相反，如果利益被解释为效用之外的其他东西，那么，帕累托最优——用个人效用来定义——不仅不是总体社会最优的充分条件，甚至连必要条件也不是。这些分析表明，帕累托最优在福利经济学中的神圣地位是与功利主义在传统福利经济学中的神圣地位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比如，对权利概念的理解也是这样，这是经济理论中常常涉及到的，如自然禀赋、交换和契约都会涉及到不同类型的权利。然而，在功利主义的传统中，这些权利只是被当作获取其他东西的工具，尤其是当作获得效用的工具。也就是说，传统功利主义只是按照权利取得理想的结果的能力来判断权利，而并没有赋予权利的满足以内在的重要性，可以说，权利满足本身被忽视了。这一传统已经被带入福利经济学的后功利主义阶段，在这里，人们所关注的只是帕累托最优和效率。在经济分析中，较为典型的看法是，权利仅被当作纯粹的法律实体，只具有工具价值而没有任何内在价值。
阿马蒂亚·森认为，与福利经济学和预测经济学有密切联系的伦理思想十分丰富，远比人们在传统上已经认识的或假设的更为丰富。只是一些经济学理论把许多有意义的伦理思想排斥在经济评价和行为预测之外。他还强调说明，我们迫切需要对变量集合和变量的影响集合进行补救性扩展，以便把经济分析中意义的变量及其影响，如伦理，也考虑进去。对于伦理学来说，许多伦理问题也具有我们所称之为“工程学”方面的因素，它们中间的一些也的确涉及到经济关系。这是伦理研究应注意的。除了经济推理的直接应用之外，经济学对相互依赖和相互联系这类逻辑问题的重视和研究还具有方法论方面的意义。他一再强调，通过更多地关注伦理学，福利经济学可以得到极大的丰富，预测经济学和描述经济学也可以从中受益。同时，伦理学与经济学更紧密的结合，也可以使伦理学的研究大受裨益。
4.经济伦理学的研究纬度。阿马蒂亚·森的观点给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的经济伦理研究提供了以下启示：(1)伦理对于经济来说，它不是一种外部的力量，而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因此，经济伦理研究应该注重经济运行过程的分析，经济增长各变量及各变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尤其应该注意的是道德这一变量或因素在其中的地位、作用与影响。如人的道德观念与素养在经济体制改革层面上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在企业发展战略、企业管理、企业文化建设等方面，又具有哪些意义。(2)经济伦理研究注重伦理规范的探索，这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在于，这些规范的提炼与概括，必须基于客观经济关系中形成的伦理关系。如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领域中形成的新的伦理关系。这应该说是我们目前经济伦理研究所应思考的。因为经济体制的转型，我国经济生活领域出现了许多新的复杂的伦理关系。而且，如果对这些新的伦理关系没有认真而又全面的把握，经济伦理规范的客观性与科学性就难以充分保证。阿马蒂亚·森几次提到经济学理论有其局限性，但他并没有完全否定局限性的合理意义。如他讲的一些经济理论是建立在不完全的经济关系基础之上，仅就这些，也可供伦理学研究参照。(3)经济伦理研究，应当合理地将认知层面与规范层面相结合。一方面要认识、理解经济活动、经济关系以及企业实践等“是什么”的问题，另一方面要有科学合理的伦理规范方向，解决“应当怎样”的问题，这两者同样重要。研究中，认知层面与规范层面应当加以区别，但不应分裂成两个独立的东西。否则，经济伦理就不可能是“内在的”或“科学的”，要么两者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使得事实陈述与规范陈述都变得没有意义。因此，认知层面与规范层面的整合，显得特别重要。应该说，其中还有很多难点问题需要探讨。(4)经济与伦理之间的交汇点之一，或者说结合点之一，是“伦理相关的动机观”和“伦理相关的社会成就观”的价值分析与价值判断问题。如对人的行为的假设，自利是人的行为中重要的动机，但决不是惟一动机：对社会成就判断，除了效用、利益等之外，还与善和正义这样的伦理问题分不开，与人应当怎样生活以及什么是正义的社会分不开。显然，这些是道德价值判断的问题，同样是经济伦理研究的终极关怀问题。(5)经济伦理研究应真正深入到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中。阿马蒂亚·森在本书中主要阐述的是经济学脱离伦理学从而走向贫困化的问题，同时，他也几次谈到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也给伦理学带来了不幸。这就提示我们今天的经济伦理研究，如果不能在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找到相通的语境，不能更好地把经济学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如“工程学”的逻辑分析方法、实证的方法运用到经济伦理研究中去，那么，两者的分离同样会导致经济伦理研究的贫困化。
【参考文献】
第3篇：企业管理伦理学的特征范文
【关键词】管理科学管理管理哲学化
管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及其需要应运而生的。总体来说，人类的管理经过本能、经验、科学三个阶段，而当下，正在由科学管理向哲学化进步。
一、从本能管理到科学管理
人类由聚居部族到城邦，最原始的管理，没有任何的经验可供参考，主要依靠管理者的“悟性”和个人的地位与魅力。那个时候，大凡优秀一些的管理者通常被视为圣人，他们是“上帝”或者“道”的化身，他们凭借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理解，开创了一些初始的管理理念，例如中国的“仁政”。东周“百家争鸣”的时候，诸子开始总结前人的智慧，本能管理已经进入了尾声，开始进入另一个时期——经验管理时期。
当人类积累一定管理经验的时候，借鉴前人经验成为管理智慧的主要来源，在这个阶段，管理者一般都精通历史，从历史中找到管理的得失和方法，《资治通鉴》也就是这种背景下诞生的。但是，经验管理容易厚古薄今，而且经验毕竟是前人的经验，不可直接使用。更让人惋惜的是，中国的经验管理因循色彩和习惯都很浓重，以至于没有朝科学管理的方向发展。
科学管理源起于西方的企业管理，经过工业化的催动从而不断地发展和完善。到今天为止，从泰勒到德鲁克，管理科学已经成了一门内容丰富、使用范围广泛的科学。这些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构成了现代社会管理科学，对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推进作用。
二、从科学管理向哲学化管理是大势所趋
科学管理思想是不是人类最好的管理理念呢?答案是否定的。我们从中外管理的实践与思考的历史都看到这样的局限，尤其是金融危机以及以往的经济问题，印证了西方管理理论的局限甚至失败。
首先，科学止于人性。科学管理是以物质为基础的，原先的所说的科学层面的管理，其实都是单模块的“事”与“物”上的管理，如物流、财务、营销、生产、甚至人力资源的部分内容。当管理上升到真正的以“人”为本时，科学就显得捉襟见肘了。
其次，科学管理是分专业的，是以相对特定的领域和静止的环境为前提的。科学管理系统，大多是方法和工具，而研究这些具体的方法与工具之间的关系、研究更高层的规律，尤其是现代社会的人和化无常，确立组织的根本规律，就需要更高层次的思辨模式了，这就是管理哲学。
当人类管理进入真正的“人本”时期，进入整体思维时期，进入不是对具体表象而是对规律加以研用的状态，就是管理的哲学化开始。管理的哲学化不是否定科学，相反，管理哲学化是以管理科学为基础的。
那么管理哲学研究什么呢，有人用企业文化来代替，我认为这是不全面的，按照中国术语来说，管理哲学的内容起码应包括:立心、立制、立人，其中，立心为本。立心，就是确立企业的基本精神、性格、价值取向、基本思路，包括企业在若干问题上的决策依据，如:稳定与发展，合作与竞争，知与行，个体与团体等。这些问题与企业文化的理念部分有相似的地方，但不是绝对的相等。立制，就是建立企业基本的运行模式与规则，尤其包括企业权利体系，这是企业运行的基础。立人，在企业是培养团队，在个人则是安身、立命、智慧，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三、现代管理科学发展的哲学轨迹
现代管理科学的发展，经历了“古典管理”、“行为科学”、“管理丛林”，直至今天的“企业文化”阶段。
现代管理科学发展的第一阶段(1900-1930)，是以F•W泰罗、M•韦伯为代表的“古典管理”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主要把近代自然科学成果引入企业管理，提高效率，但其实质却把人变成了机器的附庸。
它忽视了人是富有情感、具有主动精神的主体。这个时期，泰罗尽管侧重研究管理技术问题，但他却注意到了科学管理的本质问题。他认为:“科学管理从本质精髓来说，包含某种哲学。”因此，有人把泰罗看成是首先提出管理哲学的管理论者。
现代管理科学发展的第二阶段(1930-1960)，是以梅奥、麦格雷戈、马斯洛等为代表的“行为科学”阶段。行为科学的崛起及其广泛应用，心理学展开了对管理科学的实验研究，社会学也开始把管理作为社会群体生活的一个方面来加以研究。此外，美学、伦理学、逻辑学等学科也日益与管理学相结合。在上述诸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管理方法论、管理心理学、公共关系学、管理逻辑学、管理伦理学等各门分支学科相继发展起来。管理的研究方法也就由“古典管理”阶段的自然科学数量方法转向理论研究的哲学思辩方法，以探求管理主体在管理过程中的地位、意义和人文倾向。
现代管理科学发展的第三阶段(1960-1980)，是以多种管理学派并存为特点的“管理丛林”阶段。这个阶段上的理论把企业看成是一个开放的社会技术系统，力图从整体上把握管理与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使得管理实践和管理理论的哲学色彩大大加深。
现代管理科学发展的第四阶段(1980-)，就是“企业文化”阶段。在这个阶段上，把文化学的研究成果，应用到企业管理中来，充分发挥文化的作用。在当今企业经济活动中，人是最宝贵的财富。许多发达的国家把聚集培养人才看成是整个管理活动生存发展的源泉。这就是说，在现代管理中，重视管理主体的价值，进而形成现代化管理的主导力量和核心，是现代化管理思想哲学倾向的重要方面。
四、中国式管理哲学
第4篇：企业管理伦理学的特征范文
一、相关文献综述
（一）旅游学学科基础研究的背景
不少学者在文章中均探讨了旅游学的学科基础。在略论旅游学的理论体系一文中，王德刚提出旅游学是一门综合性的边缘学科，它是以研究旅游的三要素，旅游主体，旅游客体和旅游媒体及其相互关系为核心，探讨旅游活动和旅游业发展规律的科学。就是所谓的三体说。把旅游学的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分为综合层，分支学科层， 在分支学中把旅游分为经济学，旅游管理学，旅游开发规划学，旅游社会学，旅游史学，王德刚先生认为旅游学的基础是经济学，管理学，开发规划学，社会学，史学。在旅游六要素的理论属性探讨一文中，翟辅东把旅游分为动力系统层次，主体系统层次，支撑系统层次，在支撑系统层次中提到了相邻学科和相关部门，在提供系统中提出管理学，经济学，心理学，地理学，生态学，文化学和其他，这是一种初级的划分。龙江智在从体验视角看旅游学旅游体验研究一文中，把对旅游的研究分为旅游场管理研究，旅游影响研究，学科共性研究，在旅游体验研究中，分支学科有旅游体验学，个体旅游行为学，旅游美学，旅游心理学，旅游人类学，分支学科有旅游地理学，群体旅游行为学，旅游文化学，旅游社会学，旅游人类学，在旅游场管理研究中，旅游企业管理学，旅行社经营管理，旅游资源学，旅游市场营销学，旅游开发，旅游体验设计和管理，旅游规划学，旅游行为管理学，旅游目的地营销，旅游地形象策划，旅游可持续发展，城市旅游管理学，在旅游影响研究中，旅游生态学，旅游效应研究，在学科共性研究中，包含有旅游史学，旅游研究方法，旅游伦理学，从中我们可以归结中旅游学的学科基础是地理学，文化学，社会学，人类学，管理学，营销学，生态学，史学，伦理学。谢彦君在旅游的本质及其认识方法一文中，在探讨旅游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中，以旅游为核心，把旅游分为空间行为，社会交往，商品交换，审美意识，文化交流，身心体验，从而导出了旅游学的学科基础是美学，文化学，心理学，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
（二）从不同的学科视角下考察旅游
与此同时，很多学者也从不同的学科角度来探讨旅游学的学科属性。
在社会学框架下的旅游学学科属性定位分析一文中，陈才借用社会学关于学科属性定位的分析框架，对旅游学的学科属性进行定位分析，认为从学科的认知维度来看，旅游学是一门应用性较强的软学科，从学科的组织维度来看，旅游学是一门分野度较高而城市度较低的学科，旅游学这些学科属性的确定，为我们解释旅游学发展现状提供了基本依据，能够使我们明确旅游学的发展阶段，发展方向以及应注意的问题，这对于旅游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在旅游学研究的时空视角：一种概念性理论框架中，左冰从哲学的视角考察了旅游，提出了“旅游是时间与空间的统一形式”的思想，旅游表现为特定时空状态下的社会地域活动，从微观层面考察，个体旅游者每完成一次旅游活动即实现了一次旅游体验，从宏观层面考察，旅游系统是人类在旅游活动中同所有涉及的因子或成员组成的一个时空关系统一体。在基于伦理维度的旅游研究综述中，文章从伦理学的角度对旅游进行了综述，王寿鹏，高天好提出对人文关怀取向的研究加以重视，文章从旅游伦理研究的时代背景、现实问题、国内外相关领域研究进展等方成对相关文献进行了综述，并认为这一新研究范式将改变以往只注重旅游的“事实”方面而忽视价值方面的片面性，为旅游研究注入了人性的因素，有助于旅游研究进一步走向成熟。（王寿鹏，高天好，2011）此外，还有不同的学者从经济学，管理学和地理学的视角来研究旅游中出现的某种问题。如在“塌陷”背景下中部旅游发展的地理学透视一文中，马晓龙，保继刚从地理学的视角来研究了在“塌陷”背景下中部旅游发展的问题。在基于管理学视角的旅游规划失灵分析及对策分析中陆相林则从管理学的视角研究了旅游规划为什么会失灵的问题并提出了对策。综上所述，尽管有大量学者探讨旅游学的学科基础，但旅游学的学科基础仍然不明朗，有必要撰文来探讨旅游学的学科基础，以备进一步研究之用。
二、浅析旅游与 “体验”的亲缘性
（一）体验的心理学的定义
体验到的东西使我们感到真实，并在大脑印象中留下深刻印象，使我们可以随时回想起曾经亲身感觉过的生命历程，也因此对未来有所预感。
（二）体验的旅游定义
从体验所具有的性质谈把旅游定义为“体验”的合理性
体验具有如下的特征使“体验”一词运用到旅游定义中的合理性
1、体验的亲历性：体验意味着亲身经历，实地领会，明王守仁《传习录》卷中指出，“皆是就文义上解释，牵附以求，混融凑泊，而不曾就自己实工夫上体验。”从中可看出体验的亲历性。旅游也是必须要亲身经历，用体验来描述旅游恰如其分。
2、体验的真实性：体验，是用自己的生命来验证事实，自己的亲身经历如何不真实，与此同时，旅游也强调真实性，体验的真实性契合着旅游的原真性。
（三）从旅游的性质谈把旅游与体验的亲缘性
从性质方面看，旅游的基本属性是文化的，旅游的内核是文化。以前对旅游概念的误区认识，因为觉得旅游离不开经济的支撑，故从表象来看表现为经济活动，但所有的经济性质的东西都是为了满足旅游者的内心需求，而从体验的概念来说，体验的概念首先是在心理学学说提出，体验着重强调人的内心活动，体验的主体是人，人是社会的生物，人在旅游中更多地体验一种文化，故体验一词可以用来体验旅游的文化性。
（四）从旅游和体验的相关性谈把旅游定义为“体验”的合理性。
人从出生到现在也是一种旅游，是一次长长的旅游，这种长长的伴随着人的一生，可以用体验一个词来形容伴随人生的旅途，成功或者失败，体验是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体验感性与理性的交织的特性，使体验带有超越自我的特性，带着自己的情感，使体验成为自己独特的记忆与经历，带着自己独特的烙印。
三、从不同的角度来划分旅游学的学科基础：
由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把旅游定义为体验具有相当的合理性，旅游与体验具有相当的亲缘性，由旅游学学科基础研究的背景和旅游学研究的不同学科的视角，我们可以尝试从不同的视角来研究旅游，同时也给我们启发，尝试从不同角度来划分旅游学的学科基础，本文尝试从旅游与体验的亲缘性和旅游学所涉及学科的重要性来划分旅游学学科的学科基础。
（一）从与体验的的亲缘性来划分旅游学的学科基础
旅游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由于旅游的核心是体验这一说法已得到学界的基本认同，笔者也尝试从不同角度论述了旅游与体验的亲缘性，由此笔者尝试从旅游与体验的亲缘性角度来划分旅游学学科基础，从旅游与体验的亲缘性来看，体验是通过人心来体验，在体验的过程中，人们体验到的是美和一种文化，故旅游学研究的重点是心理学，美学，文化学，旅游归根到底是一种文化现象，文化是旅游的内核，旅游归根结底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审美需求， 愉悦需求，上述学科成为旅游学研究的重点是合理的。要满足人的旅游体验的需求，需要扩展到异地与人交往和与物交融，故社会学，地理学出现在旅游学的学科基础中，在异地交互过程中，从马斯洛的基本层次出发，人需要基本的吃喝以维持异地交往，故酒店，饭店，旅游社出现以满足人们的需求，从而带出了旅游的经济性，需要研究经济学与管理学去支撑这个心理现象。最后再扩展到开发出千奇百态的旅游目的地以更好地满足旅游者的需求，从而引致出生态学，景观学，营销学的研究。用图1表示如下。
（二）从旅游学所涉及学科的重要性来划分旅游学的学科基础
从与旅游学的学科基础的重要性来划分，旅游学的学科基础的构成可分为基础，核心，一般，边缘学科。哲学是一切学科的基础，旅游学也要以哲学为指导，故哲学处于基础学科地位。旅游学是人学，首先研究的是人，故心理学，文化学，美学属于核心，在旅游学的研究进程中，经济学为表象，但人在旅游中又涉及到大量的经济现象，还要进行管理，故经济学，管理学也位列其中。在旅游中涉及到人的空间位移，旅游目的地资源，故地理学很重要。此外，旅游学的研究还边缘涉及到伦理学，心理学，人类学，故从旅游学的学科基础的重要性来划分用图表表示如下。
第5篇：企业管理伦理学的特征范文
国内企业审美化研究大多是以概念的提出为主。刘玉清提出了几个关于企业形象审美化的途径。吴杏德从管理、产品企业化等方面简要论述了审美对企业的作用。向莉和曹虎指出企业的产品应当具备审美价值, 并探讨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赵丽萍和王庆红研究了企业管理中员工从业状态的审美化等。姚全兴在指出了企业审美化缺失所造成的“反文化审美”现象。黄河涛指出，当人均国民收入达到1000美元左右时，人们开始追求体现在消费中的自我价值的实现。朱爱军在指出，任何社会变革最终都将落脚到人的发展问题上,通过企业审美化可以实现对人的现实性的终极关怀。金元浦提出审美化创新必须重视现代社会的媒介革命与视觉文化的转向，必须注意现代消费中的新现实。刘开云指出商品的审美需求更能影响消费行为。赵冠闻指出在知识经济条件下企业销售的终极战场是消费者心灵。
通过相关研究的文献资料分析来看, 国内外有关企业审美化研究存在着以下的问题:第一研究对象片面。马歇尔（A.Marshall）等人研究的主要对象是 “丰裕社会”的“有闲阶级消费审美化”， 黄河涛等人认为审美化是在人均国民收入有所提高的前提下的“立美宜人” 。第二理论研究不足。对于相关概念的认识不够全面深入, 同时缺少对已有文献的全面综述。第三研究方法单一。此前的研究基本上采取定性方法，缺乏通过一定规模的问卷调查来考察企业审美化的总体状况和发展趋势，研究结果不具有普遍意义，另外也会因为定性分析的缺陷使研究难以深入探询，无法构建一个适合现代消费诉求的企业审美化机制。第四缺乏实证研究，使得相关文献的立论普遍缺乏可靠依据。
企业审美化研究的趋势必将遵循“美的规律”内涵开展。张相轮在“企业生产的美学原理”一文中提出，“美的规律”用在企业生产中包括和谐原理 、消耗最小原理和人的发展与完善。和谐是指事物协调地生存和发展的状态，它承认事物客观存在的多样性和发生冲突的多样性, 并主张通过人的思想协调和主观努力达到多样性的统一,强调对立双方的相互依存以及经冲突而最终相互融合，和谐也是中华民族传统的审美诉求。由于受到三聚氰胺、H1N1 等等事件的影响，当代消费者对于健康的关注度急剧提高，他们越来越偏爱天然、环保的产品，这种深层次的审美诉求要求企业审美化具有相关的和谐性。在此大环境下，企业审美化的研究将会出现一下新的趋势。第一研究对象的增加，即包含构建绿色产品开发、清洁生产制造和资源回收利用等层面的具体研究内容；第二理论研究将密切关注和企业审美化相关的学科成果，诸如管理学、伦理学、低碳经济学等的冲击和影响,并借助这些学科的相关理论和方法研究解决企业审美化机制的建构,避免陷入当前企业审美化就“审美”论审美的困境；第三研究方法的改变，建立企业审美化的定量模式并设置一定规模的问卷调查，科学地构建适合现代消费审美诉求的企业生产经营机制；第四研究视角的拓展。企业审美化将从中国传统文化出发、从后危机时代的大背景出发，去研究消费趋势转型与企业审美化的互动关系，结合企业管理的实践活动，对不同产品的设计―生产―销售―消费的全过程进行具体的、实证性的分析研究，总结深层企业审美化的规律性东西，以指导管理的实践，使企业审美化理论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做出贡献。
第6篇：企业管理伦理学的特征范文
基因植入：企业管理对危机传播理论的促进
在危机传播理论的形成过程中，曾得到了来自商业企业领域的极大促进，其在这些领域的应用卓见成效。
一般认为，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是现代科学对“危机”展开专门研究的开始。①但是，严格来讲，其源头可以追溯到二战之后。1947年，美国在杜鲁门任总统时，即特别在国家安全会议之下，成立了一个危机小组，希望在急迫而又影响国家存亡的重大事件上，能采取立即而又适宜的行动。此后，基于一连串国际重大事件的发生，如柏林危机、古巴危机、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以及伊朗人质事件等，美国政府在处理这些事件的过程中，归纳出了许多原则。后来，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院长格雷厄姆·阿利森根据美国处理古巴危机的经过写了一本书《决策的本质：解释古巴导弹危机》。②这也是众多研究者将其视为危机研究起点的原因。
而真正使危机管理理论得到极大发展的标志性事件，却是1982年发生的美国强生公司的泰勒诺胶囊危机事件。事件发生后，由于强生公司对该危机的应对较为得当，成功地避免了企业可能受到的损害，使得人们认识到危机管理的重要价值。其示范效应极大地带动了当时的跨国公司等大型企业对危机管理的重视，也促使管理学领域开始真正重视危机管理理论的研究。
研究者们对危机最初的思考，首先是出于社会结构功能的要求，于是，诸多管理学的知识和理论框架被直接近便地移植到这一领域内并建立起了一些基本的理论系统。这些理论成为此后所有危机研究的话语基础。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从传播角度介入危机管理研究和实践的巨大效用的不断展现，危机传播管理的研究迅速发展起来。危机传播也逐步被更多的社会组织和商业企业所接受和认可，纷纷在其原有的管理系统中植入危机传播管理的内容。
条件影响：社会环境与危机理念的变化
一般情况下，事物总是在以各种方式不断进步，进步的过程就是一种否定的过程，而否定处理不善，就可能成为危机。现代社会，进步的脚步在不断加快，人类社会的种种文明，随时面临着各种危机所带来的冲击甚至是毁灭性的灾难。用乌尔里希·贝克的话来说，现代社会的人们是“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③原本惯常的生活中，一旦我们带着危机的概念去观察体验时，便发现原来危机几乎是无处不在的。不唯各种空间领域中充满危机，在历时性的考量之下，危机出现的频次似乎也愈发在强化着这一社会现象的普遍性和重要性。
这种直觉的感受，是和深刻的社会背景密切关联的。在传统的社会文化景象中，是“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田园牧歌、自给自足式的生产生活方式，是“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社会结构方式，这种均衡平和、安稳有序和少于沟通，也减少了外在因素所可能带来的冲击。当然，即便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充满了人们对抗自然和人为的种种危机的斗争。而在今天，人类社会正以加速度的方式突飞猛进地发展，信息全球化、传播技术数字化、关系交往多元化成为基本的时代特征，我们正在经历“全球化”、“信息化”等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剧烈的变动之下，社会的各个部分、各个层面，都在不断面临互相适应、融合协调的过程，其中任意一个板块的滞后、缺失，都可能带来连锁反应，直至危机出现。如果说传统社会中出现的危机是区域性的、既知性的、封闭性的、外部性的，则现代社会中的危机，就是全球性的、未知性的、开放性的、内部性的。
而且，伴随着信息生产、、分配和消费方式的改变，权力正在一定程度上向公众转移，各种新兴媒体不断赋予公众话语权。话语权不仅带来了意见表达，而且增加了社会监督的机会。而借助新兴媒体，公众又可以迅速方便地找到各种有共同兴趣和特征的群体，快速实现组织动员。公众话语权和社会动员效率又一起促进了公众参与意识的觉醒，提高了公众的实际行动能力。这样，通过话语权、社会监督、动员效率和行动能力四者的共同作用，危机爆发的几率极大地增加。④
可见，我们正面临着危机成为社会显象的时代，也面临着如何科学应对危机的问题。用一句话来总结，对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的人们来说，需要具有这样一种心智：危机是生活和思维的方式。
内生发展：作为企业管理文化的危机传播
危机传播的诸多实践证明，一个小的危机最终往往会激发起连锁反应，涉及社会心理层面的原因，以及大众文化的力量。所以，在今天的危机传播管理理论和实践中，将上述的“心智”，内化为管理文化的一部分，是很有成效的。这可以让我们更加深入地关注人、群体、组织和社会之间的内在关系，以更契合于危机本身的复杂性。
贝克在对风险社会的描述中，就曾提出，风险社会与社会的文化和社会知识结构关系密切。他说：“世界风险社会的政治场域不是大街，而是电视。它的政治客体不是劳动阶段及其组织，不是贸易联盟。相反，文化的符号在大众媒体中被体现。”⑤而拉什则更集中地从文化层面对风险社会进行了一些探讨，他提出，风险文化正是对风险社会的自省和反思。
从企业管理文化的层面来认识危机传播，更微观的问题，留待以后再进行讨论，宏观地考虑，需要注意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企业管理战略思想的丰富与改变。在今天的社会环境下，如何认识和应对危机应该是企业管理战略的一部分。在某种程度上，对现代企业来说，首要的能力似乎不是如何会发展，而是如何能应对危机，原因是发展只是快慢的问题，而危机则关乎存亡。将危机传播管理内化融合进企业的文化、气质中，产生出原生性的力量和作用，可以最大限度地帮助企业适应风险社会的生存环境。
有研究者认为，在2010年1月的丰田“召回门”事件中，丰田公司之所以表现迟钝，就与其企业文化密切相关。丰田公司作为一家日本企业，其企业文化也带有鲜明的日本文化色彩，对产品质量的要求近乎苛刻，这也意味着任何产品质量方面的问题，对他们来说都是耻辱。因此，当出现质量问题时，他们首先想到的不是直面现实，积极解决问题，而是推诿否认，在危机面前采取沉默不语的策略，心存侥幸，想让事件得以自然解决。这意味着在其固有的企业文化中，存在与正确的危机传播策略相抵牾的因素，在其企业文化建设中，应该考虑到文化的一致性，将危机传播的思想融合统一进来。
其次，是与企业自身的特征相适应。从宏观的角度考虑，每一次具体的危机都是在各种特定的文化氛围中发生的，危机传播管理也需要充分考虑到这种影响因素。在将危机传播上升到企业管理文化的层面时，从危机传播管理体系的建立，组织机构的架构，到具体的风险防范内容、传播者责权利的确定、危机传播策略的选择等，都需要与企业自身的特征相适应，这样才能最好地发挥其效能，使企业管理文化具有根本性的影响作用。
宣伟伯曾经有过一段著名的评价：“凡是会在一个社会中发生的事，几乎全在中国发生过……从具有这么悠久历史的中国文化中，一定可以找出不少亮光，让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人类的传（播）行为。”⑥不同的国情和历史，不同的民族习惯和思维方式，其哲学、政治学、心理学、伦理学的理论概括，都会不尽相同。只是我们不能把其差异性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近年来的研究中，有学者就注意到了中国人的心理和观察习惯对危机传播的潜在作用，提出应对中国社会生活中的文化心态进行深描。⑦中国传统的“德”化传播、“和”的思想、“利天下”思想等，对危机传播都存在根本性的影响。对于企业管理文化而言，注意到这种差异性的特征并与之相适应，在逻辑上是一致的。
注释：
①根据史安斌的研究，目前可以在权威论文索引中检索到的最早由传播学者撰写的关于“危机传播”的论文，是1967年发表的，但其讨论的问题，是1961年秋前苏联和芬兰之间的一次外交危机。参见史安斌：《危机传播研究的西方“范式”及其在中国语境下的“本土化”问题》，《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6期，第22页
②【美】菲克著，韩应宁译：《危机管理》，台北经济与生活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4月版，第I页
③【德】乌尔里希·贝克著，何博闻译：《风险社会》，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20页
④相关论述，亦可参见冯春海：《“击鼓传花”，2.0时代的风险链条》，《人民论坛》2011年4月下
⑤【德】乌尔里希·贝克著，吴英姿、孙淑敏译：《世界风险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5页
⑥余也鲁：《中国文化与传统中传的理论与实际的探索》，见宣伟伯《传媒、信息与人： 传学概论》，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年版
第7篇：企业管理伦理学的特征范文
关键词：国有企业；管理目标；竞争意识；责任意识；产权；改革
一、问题提出
从公共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可以把整个经济分为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两个部分，其中公共部门又可以分为政府部门和公共企业部门，国有企业属于公共企业，与私人企业相对应，应该属于公共部门，除追求利润这一共同目标之外，还在一定程度上贯彻政府的特定经济职能。然而，国有企业从本质上还是归属于市场体系，需要追求利润，因而国有企业在经济结构中一直处于一个尴尬的地位，这种形势又造成了国有企业经营管理出现了许多问题。
二、分析我国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问题
（一）从企业管理目标和使命来看
从国内文献来看，国有企业的使命大概可概括为如下几点：（1）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实现更为平等的收入分配。（2）国有企业作为推进工业化的工具。（3）保证国家对战略部门的控制。（4）经营国有企业以实现充分就业。（5）保证国家税收。（6）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7）克服自然垄断造成的市场失灵。（8）国家作为大股东强化公司管理机制。（9）利润最大化，或资产的保值增值。可见，除了最后两点外，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目标基本上为非商业目标。国有企业要以公众为服务目标，追求公众利益，如充分就业，控制国民经济命脉，保证国家税收等，这就造成了国企既要兼顾商业效益，又要兼顾非商业效益，很难进行平衡。数据显示，以上年实现利润按比例征收央企红利为主而实现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2008年、2009年分别为547.8亿元、873.6亿元，2010年约为440亿元。而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2010年国有企业累计实现利润近2万亿元，只拿出5%左右上缴“红利”（数据来源：新浪财经）。这种纯粹以利润为目标，却并没有惠及普通民众的做法，显然违背了国有企业的使命，相反，却让国有企业无偿占有的大量优质资源最终却并没有有效利用。
（二）从管理的竞争与效率意识来看
现在的国有企业是从计划经济中脱胎换骨而来的，与市场经济中摸爬滚打成长起来的企业相比，在市场竞争意识方面先天不足。国有企业依靠其行政资源等方面的优势，难以自生强烈的竞争意识和效率意识。国家对于国有企业的补贴力度是很大的，引用郎咸平教授的数据，可以发现，1994～2006年国家财政对经营性的国企亏损进行补贴，共计3653亿元，而且这期间没有一毛钱的分红。2007年之后名义上补贴取消了，事实上依然存在，2007～2009年仅中石油、中石化就获得774亿元补贴，相当于每天7000万。在信贷方面，根据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刘小玄的研究，国有及控股企业实际利息率1.6%，个人及控股企业实际利息率5.4%。如果按5.4%融资费率进行测算，国有企业在2001～2008年间少支付的利息为28469亿元，占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名义利润总额58%。业绩的增长主要来自于大幅加价。这样，由于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厚爱，让国有企业获得优质资源并且垄断价格，更加使其难以产生竞争意识，结果很多被国企占领的行业，根本不去理会消费者，依靠其自身的垄断地位，甚至去剥削消费者，这样，自然资源没有被善用，消费者也没能得到良好的服务。只能造成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进一步衰落。
（三）从管理的责任意识来看
相对于产权清晰的私人企业，由于利益机制的原因，国有企业缺乏内在的责任机制，需要更为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管理学家古德帕斯特指出，企业必须既要实现自身的利益，同时还要实现必需的社会利益，二者不可偏废，“既不能造成没有伦理学的企业，也不能造成没有企业的伦理学”。国有企业责任意识不强与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企业存在的内部人控制紧密相关。完善的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应当是建立在所有者、经营者、劳动者等利益相关者互相制衡的基础上的。但由于内部人控制的存在，经营者（内部人）在具体经营过程中，往往利用不对称的信息来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所以，才会出现国有企业分配不公，国企高管、行贿受贿的腐败事件。在会计政策方面，由于国有企业产权的多重性，他们具有不同的行为目标和经济特征，存在着不同的利益驱动，不可避免的出现不同的利益矛盾或利益冲突，于是，这其中利益上的矛盾就会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造成人之间的“合谋造假”。因此，国有企业的会计信息一般会受到很大质疑，另外，会计服务于财政；强调生产而非获利能力；缺乏外部的经管责任都会造成国有企业会计信息的失真。政府把目标放在产量上，忽视竞争和获利能力，这就会导致企业的会计管理十分落后：没有成本中心，没有标准成本体系，没有预测机制，会计的管理功能不能充分地体现出来。这就要求国有企业建立并完善会计政策与会计制度，努力提高绩效。
三、解决路径
面对我国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问题，本文从管理学角度分为三个层次进行了论述。那么，面对这些问题，需要怎样去解决呢？由于作者知识能力有限，只能较为简单地提出自己的观点与看法。针对国有企业依靠自身优势、政治资源而缺乏竞争与效率意识方面，并不能像一些人鼓吹的那样随意变卖国有资产以达到所谓的国有企业“市场化”，他们盯着的是国企的产权，他们呼吁把国企卖掉，他们在贩卖“一卖就灵”的假药，他们这些假市场化之名搞改革的，其实是希望这些巨额补贴和免费资源随着企业改制，进入他们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的腰包，随后再以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为由，把这种特殊利益合法化、私有化。我认为，国企现在的种种弊病是因为我们的产业政策和国企治理出现了系统性偏差，这种偏差让国企看起来虚胖。对于我们来说，正确的做法是限制国企享受补贴和免费资源，这样才能逼着国企靠改进技术、降低成本、提升管理来赚钱。换句话说，我们希望国企赚钱、赚大钱，但是有两个前提：第一，国企赚的钱不是靠滥用垄断地位搜刮老百姓。第二，国企赚的钱不能自己留着，必须上缴财政，然后返还给老百姓。针对增强国企责任意识方面，要深化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加强对国有资产的监管。我们可以有效借鉴“共同治理”模式，让不同的投资主体的相互制衡机制为规范构建法人治理结构创造条件。同时，应该切实理顺国有资产的监管关系，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应赋予国有企业集团母公司更多的权利，建立“防护墙”，保护子公司、孙公司按规范的公司制要求进行改造，积极推进股权多元化，并建立清晰的“委托—”和“分权—制衡”体系。
从会计政策的角度来看，由于正在进行改制的国有企业要对整个社会负责，因而需要建立更为广泛的会计目标和更为完善的会计政策，需要引入绩效导向的预算和以应计制为主的会计体系，建立良好高效的内部管理会计体系，实施更为有效的监管与管理。参考文献：
[1] 郎咸平.中国的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
[2] 邵念荣.国有法人治理结构探析[N].首都建设报，2007.
[3] 刘美玉.国企社会责任意识亟待加强[J].时局，2005（7）：4445.
第8篇：企业管理伦理学的特征范文
关键词：商业地理学；近期进展；发展趋向
中图分类号：K90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4-9479.2013.03.011
1 引言
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商业地理学的研究有着悠久的传统。20世纪80年代以来，仅国内学者有关商业地理学的理论、方法评介和探索的文献就不少，主要成果有：陈福义等对商业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和学科性质的阐述[1]；陆大壮对中国古代商业地理学的形成、近代商业地理学的发展及建国后我国商业地理学的回顾和前瞻[2]；周春山等人对1984年以来中国商业地理学研究的主要进展和存在问题的评述[3]；杨吾扬总结了商业地理学的近期成就，指出了商业地理学在理论、方法和应用方面的主要研究方向[4]；石忆邵[5]、郑勇军[6]分别对农村集市、专业市场进行了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张文奎等人对国外商业地理学研究的主要课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总结[7]；侯锋介绍和评述了西方商业地理学的基本内容，指出空间分析和区域研究是商业地理研究的基本框架[8]；赵荣[9]、蔡宗夏[10]分别介绍了日本、法国的商业地理学研究主题和发展特点，指出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日本商业地理学研究的两大支柱是商圈研究和商业地域研究；法国则侧重于城市商业规划政策和立法、商业活动的空间扩展与平衡以及欧洲一体化对法国商业带来的契机和挑战等问题探讨。管驰明等人归纳和总结了1990年代以来国外商业地理研究的若干主要方向[11]；桑义明等人比较分析了国内外商业地理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述了我国商业地理研究的趋向[12]；张萍对历史商业地理学的发展历程和理论内容做了概括[13]。综上所述，国内学者对2004年以前国内外商业地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方法方面的评介较多，而对近10年的相关进展关注不够。本文主要对近10年来国外商业地理学的主要进展做简要评介，并对其发展趋向进行展望。
2 国外商业地理学研究的近期进展
近10年来，国外学者有关市场和商业地理学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下列几个方面：
2.1商品交换、流通和消费的新商业地理学研究
商品交换、流通和消费是商业地理学的传统研究领域。但近年来，随着消费和创新逐渐成为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消费城市日益崛起，消费范畴逐步拓展，消费层次不断提升，奢侈品消费引人关注，知识资本的流动日趋频繁，新商业地理学便应运而生。
Wilson从商品流通中的社会关系视角，研究了商品交换和消费中的种族关系所产生的社会和地理后果，指出应当重视并处理好商品流通中的包容和排外关系，通过削弱种族障碍将有助于扩展商品流通边界和消费范畴[14]。Hughes通过对英国食品和服装零售商学习开发他们的伦理贸易项目的方式的考察和评价，指出伦理学习实践不仅有助于产生更多的创新方式以保持企业盈利、提升企业竞争力，而且裨益于他们在商业实践中成为更负责任的法人公民，从而在知识资本主义形态的形成中发挥较好的作用[15]。Hughes还探讨了知识流动与跨国贸易和管治的关系，指出知识的交流和传播对维持地方企业、区域创新系统、产业区和产业集群的竞争力具有积极作用[16]。
由商品交换、流通和消费构成的商品链或营销网络，拥有各类居住于不同地方的行动者，包括生产者、批发商、购买者、零售商、其他中介商和消费者。然而，以往的大多数研究主要集中于生产者尺度，而较少关注消费者。近年来，零售商创造和控制全球广泛的供应链的能力已经引起了商业地理学的关注。“新零售地理学”认为，生产、交换、流通和消费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商品链不只是受到供应商的控制，而且受到消费者期望的驱动，因此，不能将它们分离开来进行“脱钩”研究，而应当将它们结合起来进行商品链或营销网络的综合研究。如Ilbery 和Maye运用供应链简图，考察了苏格兰和英格兰交界地区（落后的农村地区）5种不同零售类型（农场商店、屠宰场、饮食承包单位、专业商店、超市）的食物供应链的发展，特别是重点考察了这5种不同零售类型的上游联系及与当地投入供应商的关系的性质[17]。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从中介服务链角度进行的研究还极少。因为产供销一体化的可持续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各个环节的参与者对利益分配的合理性。此外，商品流通的速度和效率的空间差异也需要引起商业地理学者们的注意。
近期的另一个进展是对动态的营销地理学即商品、消费者及其时空关系之间的联系的研究，包括消费者能感知的市场、虚拟市场（如电子商务）等市场生态学的研究探索[18]。
2.2 零售业国际化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的感召下，零售业国际化已成为近年来商业地理学研究的热点之一，主要内容集中于跨国零售商扩张的过程、动机、区位布局、进入方式、业态选择、驱动机制、溢出效应、应对策略等方面。
Gereffi从“全球商品链”（Global Commodity Chains，GCC）视角，分析全球化经济的转变过程及其联系，认为存在两种类型的全球商品链：消费驱动型和生产驱动型。在消费驱动型商品链中，大型零售商、分销商、贸易公司在出口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中建立分散的生产网络中起着关键作用。在这种模式的商品链中，海外次级承包商为全球消费者提供代工服务，因此主要存在于劳动密集型的消费品工业中；反之，在生产驱动型商品链中，跨国公司对资本和科技密集型产业有绝对的控制力[19]。Dawson从国内市场和目标市场的市场饱和情况、企业管理者、消费者、国内法律等多个角度对零售商全球化扩张的动因进行了分类[20]；Wrigley和Lowe对Dawson的分类加以扩展，并根据“推动因素”、“促进因素”和“拉动因素”进行了更加明确和细化的分类[21]。Alexander将零售商的全球化扩张动因归纳为满足国内市场、被动对外扩张、主动对外扩张和以全球化扩张为核心的四种类型[22]。Wrigley认为，从20世纪90年代起，跨国零售企业的扩张并非为了应对本地市场的竞争，而是通过将资本流入相对安全的新兴市场来获得盈利[23]。
McGoldrick将零售产业进入市场的方式归纳为六个方面，即许可证方式、挂靠方式、特许经营方式、合资方式、兼并方式、自主开店方式等[24]，此后的研究也大多支持这种分类方式。新兴市场中，新的零售形式的出现往往预示着国外零售商投资的进入。Weatherspoon和Reardon回顾了非洲地区超级市场的扩张方式，并分析其是否会被欧美大型食品零售商所收购，重复其在拉丁美洲、东亚和东欧的模式来渗透非洲市场[25]。Wrigley将跨国零售业的经营策略分为两种：一种是标准化经营，采用集中管理的形式，输出管理理念和文化，并追求购买、市场和后勤的规模化经营；另一种经营策略则更为灵活，多与当地企业合作经营，并在不同的国家开展权力下放[26]。
关于跨国零售业的空间影响，学术界的研究成果颇丰。首先，跨国零售业的进入会对当地零售业产生影响，可能导致当地零售商被挤出市场，或对当地大型零售商造成压力，促使其联合经营[27]。其次，跨国零售业在不同国家的零售商中产生竞争[28]。Rocha和Dib分析了沃尔玛进入巴西后外国和本国零售商的应对策略[29]。第三，跨国零售商的购买决定会对当地供应链产生巨大的影响[30、31]。
需要指出的是，跨国零售商的进入不仅改变了当地购物的传统性质，而且改变了城市和社区的命运，同时还会引发当地原有零售业格局的重构。零售商供给战略的全球化增强了他们在本地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及本国市场的集中化程度，这些变化都对任何一个地方的零售商的实力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然而，关注跨国零售商与东道国市场的体制和受规章限制的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的案例研究较少。况且，这些影响既是相互的又是双向的，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并存。Coe和Hess以东亚和东欧为例，对零售业国际化对当地供应网络结构的影响及应对策略进行了实证分析[32]。Mutebi探讨了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政府对大型跨国零售企业迅速扩散到它们的城市地区的不同政策反应，及其对城市社会经济和环境面貌的影响[33]。Wrigley和Currah考察了跨国零售企业崛起中电子商务面临的组织挑战，指出地方、空间和嵌入性继续影响着多渠道分配中的新经济发展[34]。
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与本地化有机结合的时代潮流中，跨国零售商的战略本地化同样是其扩张进程中的重要议题。跨国零售商具有极高的地方嵌入性，主要表现在：跨国零售商设法建立和维持广泛的商店网络。采购他们的产品以满足各种消费文化的需求，管理与本地供应基地的联系及其扩散。Coe和Lee通过对韩国Samsung-Tesco联合经营公司的实证研究，剖析了该公司的战略本地化的三个特征：产品本地化、来源本地化、职员和战略决策本地化；指出跨国零售商的战略本地化是一个随时间演进的动态体系概念，而地方化应被视为具有对母公司产生更广泛影响潜力的双重动态体系[35]。
近年来，一些学者在研究跨国公司及其区位选择时，还开始关注卷入全球零售分配体系中的企业结构和网络的异质性[36-38]。
2.3 购物中心的吸引、扩张与竞争研究
Maryam和Heidarzadeh从消费者的视角评价了伊朗购物中心的吸引力因素，以最大似然法估计相关矩阵，从而得到消费者在购买行为中最重视的是购物中心的租户组合形式以及购物环境[39]。Aloys和Cindy对荷兰2004年后新颁发的零售政策下大型购物中心的吸引力进行评价，主要以问卷调查的形式，对大型购物中心的交通可达性、停车场、主要商业街长度、商铺类型、主力店类型等因素进行了模型分析[40]。
由于不同国家的跨国零售企业在同一区域或城市的空间扩张而引发的新的竞争格局成为近期的研究热题。Graff选择三个最大的折扣链Kmart、Target和Wal-Mart，比较分析了它们的区位扩张战略及其竞争状况的差异性特征[41]。研究结果显示：这三大折扣链均采用超级购物中心的形式进行扩张，但它们的扩张区位与竞争状况存在明显差异，Wal-Mart的超级购物中心数量最多且分布较广；Kmart和Target将其超级购物中心集中于少量的大都市地区；与Wal-Mart和Kmart相反，Target则将其超级购物中心布局在中产阶层而不是蓝领职员为主的大都市地区；Wal-Mart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战胜了它的超级购物中心竞争者，现在正面临着主要杂货链的竞争。
Brandao Antonio等人比较了一座城市的两个购物中心的竞争关系发现，购物中心的商铺总利润虽然少于百货公司，但购物中心中的商铺却没有动机入驻百货公司，相反，百货公司会将自身分解融入到购物中心中[42]。
Lee和McCracken从商业活动的向心运动和离心运动两个方面，比较分析了在商业服务全球化背景下，美国丹佛市和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市的购物中心的区位演变过程和特征，揭示了两地购物中心的区位变化的动力机制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它们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布里斯班的购物中心仍然倾向于中心城市布局，而丹佛的购物中心则呈现出郊区化态势，这种差异性与两个城市不同的购物中心开发政策及产权制度相关[43]。
2.4 市场接近性、市场规模与产业区位的研究
Davis和Weinstein将赫克-俄林的新古典比较优势模型和克鲁格曼模型结合起来，以OECD国家为例，对“国内市场效应”（Home Market Effect）进行检验，证实“国内市场效应”对OECD国家制造业的细分具有重要作用[44]。Behrens基于对市场规模所依赖的“职能等级”的观察，通过对交易商品和非交易商品的比较分析，探讨了市场规模对产业区位分布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交易商品通常存在“国内市场效应”；而对非交易商品，这种效应的存在主要取决于产品差异化的程度[45]。高的产品差异化程度一般支持“国内市场效应”，而当产品能够充分替代时，一种反向的“国内市场效应”就可能出现。
2.5 商业空间重构与消费者选择行为研究
Halbert运用修正后的统计和制图方法论工具，分析了巴黎大都市区从传统单中心城市向多中心城市演进的过程中，中心城区与郊区次中心的经济地位的互动演变态势，证实了巴黎大都市区内部商务服务业的分散化与核心商业区的扩张是并行不悖的，因此，核心商业区衰退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46]。不过，他认为“分散化不可能成为21世纪大都市区的典型特征”的大胆预言尚为时过早，仍然需要进一步观察和检验。
尽管学术界对零售商与消费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做过一些研究，但全球和地方供给结构及消费者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对消费者长期行为的累积效应的研究却关注不够。Clarke等人以英国港市Portsmouth为研究背景，通过对1980年和2002年消费者购物态度和购物行为所进行的两次大规模问卷调查，首先从当地商店之间的选择这一地方层面，探讨了零售业重构对消费者选择的长期影响效应，以期廓清零售业竞争与消费者选择经验之间的联系[47]。Jackson等人又从商店内部的选择这一更微观的邻居和家庭层面，通过深度访谈，探讨了零售供给的选择过程及其与消费者空间选择的关系[48]。结果表明：消费者在商店之间的选择可以根据可近性和便利性来理解；而消费者在商店内部的选择则与价值观、价格和质量有关。而且，消费者在商店之间和商店内部的选择受到其家庭背景的强烈影响。由此可知，必须将消费者的选择行为与其家庭背景关联起来进行分析。
2.6 市场潜力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
Athreye和Keeble基于英国中小企业创新调查数据，定量测度和分析了专业性的技术中介服务市场和企业行为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49]。他们认为，专业技术中介服务市场的发达程度是形成区域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这种结构性差异又与区域内企业的技术行为和比较优势的差异密切相关，正是企业的技术行为差异带来了生产组织形式的差异，而技术行为差异又源自劳动分工的深化和专业性的技术中介服务市场的出现。
Head and Mayer基于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思想，即一个国家的生产要素收入与该国到达巨大市场的运输成本（距离是关键指标）有关，通过构建市场理论潜力与可达性之间的关系模型，论证了市场潜力对于经济发展的长期影响，证实了市场潜力是人均收入增长的有力驱动因素[50]。
Watson认为，在英国城市地区，城市研究者更多关注的是大型购物中心，传统的市场几乎成了被忽视的公共空间。因而他选取8个不同类型的传统市场，通过对这些样本市场上所发生的各种社会活动的考察，探讨了作为公共空间的市场的社会潜力。他得出结论：市场作为一个场所，能够为不同的社会群体提供一个重要的公共和社会活动空间[51]。他的研究拓宽了我们对这种城市空间的理解，可视为市场社会地理学方面的一个研究尝试。
2.7 商圈与集聚经济研究
商圈研究曾是商业地理学的传统研究热点，主要集中于商圈生命周期理论、商圈空间结构演变、商圈与交通可达性、商圈划分模型、商圈租金等方面。商圈与集聚经济研究近来也受到关注。以往文献对集聚经济的测度多集中在制造业，或关注生产力、工资、人口等要素。一般认为，商业业主之间之所以趋向集聚，很大程度上是受顾客需求多样化的影响；集聚力是通过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的。日本流通学者石原武政认为，形成商业企业集群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能够降低消费者成本；二是解决消费者商品需求种类远远大于供给方能力的矛盾；三是集群内店铺对外部的依存关系[52]。也有学者认为：商圈内外部经济、范围经济、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效率提高以及乘数效应是影响商业企业集群的主要原因。Drennan和Kelly则另辟蹊径，从办公楼租金的视角来研究集聚经济，通过分析美国49个样本调查区域的120个主要办公楼市场过去18年的租金变化特征，并构建模型来定量测度集聚经济对办公楼租金水平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大都市CBD中的办公楼市场存在集聚经济，而中小城市和郊区办公楼市场中的集聚经济效应并不明显[53]。
3 商业地理学发展的新趋向
3.1 创意商业逐步崛起
创意商业是指建立在创意产业基础上的、以提供商品展销、物流、结算、信息咨询、投资、科研、休闲、体验等方面的创新商业和商务服务。如瑞典、芬兰、丹麦、挪威、冰岛等北欧国家，为了促进各国创意产业之间的联系，打造世界级的创意集群，在着力提高创意产业的企业化与创造力的同时，积极发展创意商业，通过建立泛北欧创意知识产权咨询服务、设立泛北欧创意投资基金、推动北欧创意投资俱乐部、树立对“北欧品牌”的忠诚度、发展北欧创意集市等一系列举措，来振兴和拓展创意商业，增强其全球竞争能力[54]。随着全球创意集群的成功推进，创意商业及其空间差异将会成为未来商业地理学研究的新热点。
3.2 节能店铺正成为低碳商业发展的新潮流
近年来，随着低碳经济日益深入人心，环保和节能问题备受关注，低碳城市发展如火如荼，低碳商业亦方兴未艾。在特易购（Tesco）、沃尔玛等商业巨头的引领下，采用了先进的智能能源管理系统的节能店正成为低碳商业发展的新宠。这种节能店大规模应用了全新风换气系统、冷凝水回收系统、电子膨胀阀、高效节能风机和高效电子整流器等一系列国际顶尖水平的节能设备，从而实现了空调、冷冻冷藏以及照明的低能耗[55]。据分析，这些节能店在提供绿色环保商品的同时，预计可节约能源25%-30%左右。因此，低碳商业及其空间发展模式同样将会成为商业地理学研究的兴奋点。
3.3 伦理商业与伦理贸易日益受到重视
商业和贸易竞争中的公平性或平等性是商业地理学关注的又一个核心问题。国家、区域或城市之间经济社会发展的差异性易于导致商业和贸易竞争中的不公平性，进而影响到其间商业和贸易的可持续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零售商的供应链之间的竞争日益加剧，全球供应链的公共政治意识也不断增强，零售商如何学会把伦理贸易规则和标准纳入到主流的供应链管理体系之中，便成为他们面临的重要实践任务。尤其是在知识经济时代，商业企业的伦理道德和社会责任就显得格外重要。因此，很有必要加强对商业企业和贸易机构的社会审计方面的培训以及伦理贸易方面的学习和培训，提升其伦理贸易方面的法人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既是商贸企业和企业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又是公平贸易向伦理贸易推进的关键举措。伦理商业和伦理贸易地理学有可能成为新的生长点。
3.4 商品流及市场网络系统的研究愈益深化
市场特别是大型市场既是商品、信息、交通和服务的集合地，也是批发企业之间、批发企业与零售企业之间、批发企业与生产企业之间的横向联合基地。当前这些大型市场大多已从纯粹的交易场所转变为集交易展示、仓储、物流配送、加工、研发中心、办公、食宿、休闲、娱乐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现代生产经营流通模式，成为研发设计中心、制造中心、交易中心、信息中心、物流中心、会展中心、创业企业孵化器、检测中心、培训中心等交互融合的区域创新合作网络。这些大型市场“综合体”已远非昔日的传统市场，它们对市场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日趋重要。市场的发育与创新不仅有助于促进企业结构和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而且有助于产生全新的商业模式。同样，企业和产业的发展与创新不仅有利于为市场的成长和壮大提供强大的支撑，而且产业链的细分、拆解、重构、融合、交织和渗透，也必然会对原有商业模式提出创新的要求。传统商业区位研究的主要不足在于“均质、静态、封闭”等几个方面[56]。新的商业区位研究必将突破这些不足，以“异质、动态、开放”的新思维，深化商品流及市场网络系统的综合研究。如Yan和Molly对美国三种主流零售场所（中央商务区，CBD；生活休闲中心，Lifestyle Centres；封闭式购物中心，Enclosed Shopping Malls）进行了比较分析，探究这三种类型零售场所的零售性质对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影响，以及消费者对这三种零售场所的接受程度，首次将近年新兴的生活休闲中心纳入到购物中心的研究体系中来[57]。
3.5 定量分析和模拟仍然是商业地理学发展的一个新方向
定量化和模型化既是当前商业地理学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又是商业地理学发展的一个新方向。借助GIS技术和手段，采用数学模型和空间统计分析等方法对各类商业活动中心、全球商品链（GCC）、全球生产链（GPC）、全球市场网络（GMN）展开定量分析和模拟将是未来商业地理研究者的一个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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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企业管理伦理学的特征范文
[关键词]中国农村；道德秩序；《西北农村道德观察书》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3）08-0152-03
一、当代中国农村面临的道德困境
中国当代农村社会正处于迈向现代化社会的大发展时期，经济转型、社会转轨、观念转变，人与土地、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在裂变。在此情势下，如何面对儒家传统伦理道德与社会生活分化这样的现实境遇，如何使传统与现代化相互批判又相互为用，沿乡土走向完美的结合，这是历史赋予我们当代人的使命。一个难以回避的事实是中国人千百年来安身立命之依凭的传统伦理道德，在现代遭遇了强劲的挑战，工业文明和城市化的急遽发展，改变了传统道德赖以生存的土壤和条件，现代的政治批判和曲折的意识形态解构，加剧了这一变化所引带的效应，使得传统道德伦理与我们的现实生活越来越疏离。从目前国内道德问题的研究成果看，大多注重理论导证和逻辑推演，容易流于道德善恶的简单化甄别，而忽视田野调查和实证分析。无论从纵向还是横向看，对区域性伦理关系及道德规范的研究方面，显得比较薄弱。尤其对农村社会伦理关系的变迁与道德流变等问题的研究偏于空疏，鲜见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西北农村道德观察书》无疑在新形势下农村道德的研究方面做出了积极的探索。该著的出发点是西北农村地区的道德问题，落脚点却是整个中国农村社会道德秩序的重构。
道德的演进是一个长期自发演进的过程，有其自身的规律和相对独立性。我们也要看到，从更开阔的理性视野来构建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道德，仍有重大现实意义。面对新的道德场景和现实伦理难题，中国当代农村社会如何将传统伦理道德的优良成分最大可能地融入人类文明的普世性追求及其路向之中，并在高度融合的普遍主义伦理观念中保存并凸显自身的价值与意义，无论政府、民间还是学术界都是迫在眉睫的问题。
西北农村地区的道德传统虽然延接并归属于中华民族的道德传统谱系，但由于远离中原腹地的地理位置和多民族、多宗教特点，决定了该区域道德现象的多变性、丰富性和复杂性。《西北农村道德观察书》（以下简称《观察书》）以考察改革开放30年来西北农村地区道德流变中独具特色的轨迹为进路，全方位梳理这一特定时段内西北农村地区道德现象的丰蕴状貌，提出西北农村不同于中原的中介性特征；分析儒家伦理、宗教伦理、世俗伦理等相互交叉又相互作用的伦理机制，并且作出从局部到全局的拓展式研究；将道德考量与西北农村地区的社会文化发展联结起来，面对特定的新的道德场景和普遍意义上的现实伦理难题，通过审慎思考与研究，对目前中国的社会道德建设有所助益。
二、考察农村社会道德问题的几个基本路径
细究起来，农村的道德问题关涉很多方面，但从大处看不外乎经济伦理、政治伦理、婚姻家庭伦理、人际交往伦理、职业道德伦理与环境伦理。抓住这六个方面，就能提纲挈领地抓住农村道德问题的关键。《观察书》正是从这些最基本的问题入手的。该著的研究是从宏观视角打开，阐释了道德的本质属性、道德生态的概念及道德随社会发展流变的客观规律，对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简要的述评，历史地考察了西北农村地区的道德谱系，仔细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该区域道德生态的变化及其特点，指出该区域所面临的道德困境。
该著借鉴经济伦理学的研究成果，从经济伦理的角度，探索西北地区农村经济制度或体制与伦理道德的变迁。作者通过对西北地区农村经济制度或体制伦理的宏观历史考察，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各经济环节中伦理问题的中观研究，总结出这一地区农村经济伦理中的基本道德规范主要有勤劳、诚信、公平和节俭等，这些规范一方面表现为农牧民的德性，另一方面也表现为农牧民的道德规范。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研究可以看作是对农村经济伦理的微观研究。
该著对西北农村地区村民政治伦理即政治角色或政治身份认同、政治价值理念、权利和责任意识、政治情感和态度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考察，并对这一地区村民政治伦理的变迁及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国家与社会、公域与私域、政治与伦理不断分化，逐渐显现出比较清晰的界线；无论从政治的思想理念、价值追求来说，还是从政治的制度设计、制度运行以及政治主体的活动来说，都离不开伦理道德的规范和引导，对于正在进行村民自治的西北农村来说，村民将成为农村政治生活的最重要的主体，他们的政治伦理也随之成为决定这场政治改革成败的关键因素。
道德最有力量的支撑点是家庭。作为所有社会组织中反映社会生活变化最敏感、最迅速的单元，家庭结构以及相应的家庭伦理关系、道德规范对处于社会转型做出了相应的反映。该著指出，现代文化所表现出的多元化、世俗化、个体化倾向已经逐渐进入西北农村地区民众婚姻家庭构建过程中，这二者交融的状态使得当代西北农村地区民众的婚姻家庭伦理观显示出更加理智、务实的特点。
30年来，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大地的全面推进，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升，但毋庸讳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较之以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际交往伦理显得越来越复杂。《观察书》较为详尽地考察了西北农村地区人际交往伦理变化的特点及这种变化产生的原因、动力及影响等。按先生的界分，中国社会的结构是因循“熟人社会”缔结的。市场经济越来越占主导地位的现代社会更多的是“陌生人”社会，诚信、公平、正义是关键词。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市场经济与乡村民主政治的发展，西北农村地区的人际交往关系从传统的重地缘、血缘、人情、面子、关系等逐步发展为重人品、利益、能力等，具有长期性和连续性的传统农村人际关系被改变，人际交往的对象、交往范围扩大，金钱交易与人情交易并存的新的农村人际交往关系出现。
随着上世纪80年代中期市场经济步入中国，农村社会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农牧民阶层开始分化，这使得农村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发生了巨大变异。对于农牧民阶层分化后所引带出的道德问题，以往的著述关涉偏少。《观察书》系统地考察了西北地区农牧民职业分化和西北地区农牧民职业道德的现状及不足，并对提升西北地区农牧民职业分化与职业道德提出了思考和建议。关注西北地区农牧民职业分化的速度和水平就是在关注西北地区农牧民的现代性，关注西北地区农牧民的职业道德就是在关注西北地区农牧民职业分化过程中的道德性。在加速农牧民职业分化、增强农牧民现代性的同时，不可忽视其职业道德的养成，这也是农牧民过渡为一个现代公民的关键。
人类塑造环境，环境也塑造人类。中国人的环境伦理观中，并不存在造物主与造物的截然对立。巨大的频发的各种灾难，映衬出人在自然面前的脆弱和渺小，讲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传统中国人的最高理想。西北地区的自然条件差，生态系统严重失衡，但人类生产生活又必须向大自然索取，对人类赖以生存的外部环境和自身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当下西北农村环境伦理的变迁过程及出现的问题、西北农村社会对于环境问题的管理模式及其所暴露的问题，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但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仍然普遍淡薄，这是众所周知的。该著从态度与行为模式与社会重构、民间与政府的生态对话、民众的参与式管理以及需要应对的生态策略与文化教育的普及方面，探讨了这一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社会行为观点。归根到底，人与自然的共生共荣是最理想的价值目标。
不难看出，《观察书》阐述的是西北农村地区的道德如何重构，进而延伸到中国农村社会的道德如何重构。面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与现实社会生活分化这样的境遇，要建立符合时代节律的农村道德新秩序，必须汲取中华民族道德传统中的优良成分，借鉴异域优秀的道德成果，构筑农村社会的当代“文化场”，夯实经济基础，集合政治力量，实现农村人的全面发展。
三、 探寻当代语境下中国农村道德问题研究的新视角
随着社会实践的日新月异，道德问题也发生了巨变，这需要研究者转换考量的视角。《观察书》的学术视野无疑是开阔的，该著借用现代生态学理论和文化生态环境的理论，创新性地提出了“道德生态”观念，并指出作为人类文化生态的一部分，“道德生态”是人类道德的社会性、历史性和综合性的生存状态。因此，在研究中不仅注重西北农村地区道德问题自身及其有形外观，更注重它们所依赖的结构性环境。该著从一些独特的视角透视了西北农村地区的道德生态：一是在考察道德伦理现象时，十分注重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结合，还注重西北农村地区伦理所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及其各部分之间有机关系的考察；二是十分注重多民族、多宗教等民间多元文化之下西北农村地区道德伦理特质的考量；三是注重农村经济发展后逐渐析离出的各个阶层，如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管理者、农民工群体、本色农民、村干部等道德样式的考察。
《观察书》对西北农村地区道德生态既因循传统学理分为经济伦理、政治伦理、婚姻家庭伦理、人际交往伦理、职业道德伦理、生态伦理六个方面去考察，又创造性地对每个方面设计出衡量社会道德状况的各类指标，每一类指标再细分为若干项子指标，通过这些指标对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西北农村地区的道德生态变迁与现状进行考察。该著综合运用伦理学、经济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对调查资料进行多角度透视分析，将宏观（群体）考察与微观（个体）考察结合起来，将现象考察与规律揭示结合起来，将机理考察与准则提炼结合起来，勾绘出西北农村地区独特的道德生态变易的视图，并将之置于现代市场经济的场域下，置于中国社会建设运动寻求发展的大背景下，考察其折射与碰撞的“汇聚点”。把道德生态的变迁放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运用社会文化变迁理论，细究该地区道德传统在演进中分离、佚散、流失的图式，深刻剖析其变迁、演化与消解过程。
从历史变迁角度看，西北农村地区的道德正处于农业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织互构过程中，其特点为道德主体由传统一元走向现代多元、从半封闭型走向开放型，道德意识由单向度走向多层化。从共时性的变化看，西北农村地区的道德正从重义轻利走向义利并重、从道德律令的刻板走向道德法则的宽容，道德价值取向从重整体本位走向集体与个体的统一，道德追求从内敛型走向积极进取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肯定集体主义伦理原则的前提下，承认个人追求自己经济利益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与动力，充分调动了农牧民的生产劳动积极性。除集体主义伦理原则之外，西北农村地区经济伦理主要体现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更加讲求权利平等、机会平等、等价交换、契约信誉等伦理。经济与伦理的双向效应困扰着西北农村地区的道德建设，过度的逐利思潮侵蚀着西北农村地区的道德主体，西北农村地区的道德教化空间正被分割，农民阶层的分化加强了西北农村地区道德建设的复杂性、艰巨性。较之于东部沿海地区、发达城市，西北地区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低，农民的职业分化程度远远低于全国水平，分化的速度慢，影响西北地区农民职业分化水平的来自于农民自身的主观因素，该著对这一问题纳入职业道德的视野来考察和分析。善于面对社会上出现的热点、难点问题，这是该著在研究取向上很突出的优长之处。
研判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的道德问题，必须将研究触角放置于社会文化转型的背景中，运用文化变迁的理论，客观辩证地评价西北农村地区道德传统的现实价值与时代适应性，分析现存道德与社会和谐的关系、道德生态与地方社会发展的关系、新农村建设的关系。难能可贵的是，《观察书》提出了建立符合时代要求的农村社会道德新秩序的几个动力，即文化动力、经济动力、政治动力、社会动力。这些新鲜而不失准确的论点很值得我们去关注。如果仔细归纳一下，《观察书》主要有五方面结论：其一，道德的流变既有客观根源又有主观原因，其中经济、宗教、阶层、主体需要等因素对道德流变的影响较大，必须站在“中观”立场，辩证地考量与推究；其二，要正确面对儒家传统伦理道德与社会生活分化这样的现实境遇，使传统与现代化相互批判又相互为用，引发当代农村社会道德精神的内生力，丰富和发展中华民族道德传统中的优良因子，借鉴多元文化的优秀道德成果，构筑适应时展的农村社会“文化场”；其三，诚信缺失是当代中国最具危害性的道德问题之一，要构筑以农村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人心工程”，重建农村社会信任结构；其四，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以开放的心态对待现代道德传统，保持良好的主位意识，守护、整合各类积极道德因子，多体共融，形成符合当代中国的道德体系；其五，道德的流变既是客观现象又有主观原因，其中经济、宗教、阶层、主体需要等因素对道德流变的影响较大，必须站在“中观”立场，辩证地考量与推究，寻求中国农村社会道德秩序的重构与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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