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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兽医学;隐性知识;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 S853-4;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2)11-0336-02
中兽医学是我国传统的兽医技术,有着数千年的历史,由于受到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影响,在教学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隐性知识。笔者从中兽医学的特点出发,结合近年的教学实践经验,就如何认识中兽医学的隐性知识及如何将其转变为具体内容的途径进行探讨。
1 中兽医学教学中的隐性知识
在中兽医学教学中,既存在着大量有关具体内容的隐性知识,又存在着有关教师教授和学生学习行为的隐性知识。认识和理解教学中的隐性知识是整个中兽医学教学目标得以真正实现的一个必要前提,是教师整个教学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进行中兽医学教学改革、切实提高教学质量的一个重要条件。
1.1 有关中兽医学教学内容的隐性知识
中兽医学教学内容的隐性知识,主要是由中兽医学理论知识的隐性知识所决定的。中兽医学是从宏观角度去研究畜体内在的动态联系和辨证规律,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是中兽医学的基本特点,这决定了中兽医学在很多概念及内容上不同于西兽医学。这些概念及内容对于主要接受自然科学教育的学生,就形成了学习中的隐性知识。如“证”不同于“症”,它不只是对疾病症状的描述,而是疾病病因、病理、临床症状和诊断的综合概括,同时还提出了治疗方向,因此“对证治疗”也不同于“对症治疗”、“辨病治疗”;又如脏腑,除了指解剖学上的实质脏器外,更重要的是对其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的概括,不仅仅是现代解剖学中内脏的概念,中兽医所涉及的肾还应包括“下丘脑—垂体—性腺轴”的功能。
还有一些隐性知识则不能或很难以用语言、文字或符号来表示。比如经络能运行气血、沟通上下表里,像网络一样遍布全身,但既不是血管也不是神经,看不见、摸不着、挖不出;阴阳是对相互关联的事物和现象对立双方的隐性概括,而不代表任何具体的事物;五行以五为基数来解释万物的生克制化关系;气是具有功能活动的精微物质,在生命活动中表现出多种功能,这些功能也无法直接展现在学生思维中。
1.2 有关教师教授的隐性知识
在中兽医学教学过程中,教师往往都有这样的体会,很多知识对其本身而言,都很好理解和掌握,而学生却没有足够的接受能力和学习兴趣。教师如果坚持那种满堂灌和一堂言的习惯,往往使内容过于隐性,学生总是受隐性知识的影响,不易想象和理解,接受就更加困难。如:一味地只从文字或语言上去描述阴阳的内容、五行的生克制化关系,而缺乏图形的形象说明和仿真模拟,往往容易造成学生思维障碍,使中兽医学变得枯燥而乏味,缺乏实用性。
2 中兽医学教学改革的基本途径
2.1 调整教学次序,注重前后贯通
中兽医学的内容包括理、法、方、药四大部分。笔者认为,中兽医学的教学虽然要给学生传授具体的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无可非厚,但更重要的是对学生思维方式和治学能力的培养[1],因此中兽医学的教学应按先基础理论(理),后辨证论治(法),再到方药,后到疾病防治的次序,学生更易于接受。
首先,专业的技能是建立在基础理论上的,在教学过程中要始终强化基础理论知识,只有较好地掌握基础理论之后,对辨证论治的学习才不会难以理解。其次,对辨证和方药来说,应确立“方从法立,以法统方”的思想。中兽医治病,是以辨证为前提,再立法、拟方、选药,若倒行逆施,则使病情加重甚至造成畜禽死亡,且中兽医学认为疾病的发生会因时、因地、因畜而不同,治疗的用药,亦贵在因时、因地、因畜不同,活泼斟情。
同时还应注意,中兽医学的“理、法、方、药”是一环紧连一环的,讲解时不仅要分节分段讲解,而且要前后呼应,互相连贯,这样可以使学生加深理解。如在讲解脾胃生理功能特点时,还应该和脾胃病理的辨证、立法、用药治疗联系起来。以胃为例:基本功能之一:胃主和降,胃气以下行为顺;病理上:胃气不降,则出现少食,胃脘胀满或疼痛等;胃气上逆则嗳气频频,呕吐等;治法上:或消胀除满,或降逆止呕;用药:多用和胃、降胃气的药物,如陈皮、莱菔子等。这种教学方法能使所学内容融会贯通,既清楚又方便记忆,在笔者的教学过程中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2.2 改进教学手段和方法,变枯燥为活泼
中兽医学是兽医专业的必修课,基于其理论的隐性性,如果教师讲课时,语言枯燥乏味,缺乏行之有效的教学手段和方法,就很难调动学生的听课兴趣,影响其探求知识的内在动力。笔者认为,可以通过以下手段提高教学质量。
【关键词】面部防护罩;手术室;医护人员;血源性感染
【中图分类号】R61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4-7484(2014)01-0279-01
手术室医护人员每天都在进行有创操作,工作中直接暴露于血源性物质中,加上工作紧张、时间长,注意力高度集中手术操作,常被血源性物质污染不易发现。这样,极易感染血源性疾病的危险,因此,手术室医护人员必须坚持配带防护用具进行手术是预防血源性感染的关键。
1 血源性感染的危险性
1.1感染HIV的危险 我国疾病控制中心1988年检测报告已证实,医务人员由于职业暴露易被HIV感染,我区HIV感染者人数位列新疆第三位,近年来,HIV感染者有上升趋势【1】。
1.2感染HBV的危险 据王蕾等人研究手术室医护人员乙肝感染高于内外科医护人员,感染率为30%【2】。我院手术室医师感染率为35%。
1.3感染HCV的危险 有人报道保健工作者中HCV患病率与普通人群相似,血清阳性率1.7%以下。近年来,手术室医护人员感染HCV的感染率有上升的趋势。
2 血源性感染危险性的来源
2.1污染源 含有HBV、HCV、HIV的血液、体液。
2.2传播途径 主要是经眼结膜、口唇粘膜及破损皮肤接触。
2.3感染的危险性 被HIV、HCV、HBV污染眼结膜、口唇粘膜及破损的皮肤其危险性取决于:①眼结膜、口唇粘膜接触血液/体液量的多少;②接触时间的长短;③所接触病毒滴度的高低;④所接触的医护人员的免疫功能等【3】。
3 防护罩对血源性感染的预防
3.1提高防护意识 防止职业暴露的发生是减少血源性物质污染最积极、最有效且较容易实施的预防措施【4】。我院地处新疆偏远地区,吸毒人员多,造成血源性疾病增多。加上基层医院创伤急诊手术较多,因为HIV血清检查出结果时间较长,来不及等结果出来就需要手术,因此要树立全面的预防观念,无论病人是否患有经血液传播的疾病,医护人员都应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
3.2隔离方法 手术操作前,常规先带好胶质透明能把面部全部遮挡的防护罩,固定在一个舒服的位置,穿好无菌手术衣、带好帽子、口罩及手套,虽然每个人都有带口罩,但是口罩易被血源性液体透过而被污染,而眼睛更是无法遮挡,暴露于带有血源性液体的手术野中,手术操作中医务人员注意力非常集中,小动脉的射血常不被注意,易射入医护人员的面部及眼睛,污染眼结膜及口唇粘膜。由于手术不能停止,常常不能及时清洗及消毒,因此带上面部防护罩可避免血源性物质污染面部,如确定为血源性传染病则带双层手套,腰部用塑料布保护好防止血液透过手术衣污染手术者。
3.3提高医护人员的免疫力 HIV、HCV目前国内尚无疫苗。我国是乙肝高发区,职业性感染机率最大,因此医务人员要积极接种乙肝疫苗。
4 面部防护罩对血源性污染的效果及作用
我院手术室一直以来各科手术医师由于没有意识做好面部防护工作,经常有医师手术中被血源性物质污染眼结膜及口唇结膜,特别是创伤外科多次为吸毒病人做手术时,被小动脉血射入眼睛及口罩而污染眼结膜和口唇粘膜。手术后医护人员要为自己抽血检查HIV、HCV、HBV及注射免疫球蛋白,这样对医务人员身体上造成了痛苦、心理上的巨大压力,经济上给医院造成损失。因此从2011年开始规定手术医师一定要带面部防护罩后,无一例手术医师被血源性物质污染眼结膜及口唇粘膜,从而减少了医务人员心理压力,保障了医务人员身心健康。减少了医院不必要的经济负担,是手术室预防血源性感染的重要措施。
参考文献:
[1] 张培.现代护理学[M].北京: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2008.191
[2] 王蕾,张克,姜莉莉,等.手术室护理人员获得性乙型肝炎的调查[J].齐鲁医学杂志,2006;24(6):302
兽医药理学是学习兽药及相关研究内容的一门学科。在教学中,结合兽医临床实践,培养学生实验、实践的能力,为临床学习和研究兽药打下良好的基础。但由于该门课程内容理论知识较为枯燥,常导致学生会出现厌学心理。结合多年的教学经验,探讨如何在此门课程的考核方式上进行细划与调整。
兽医药理学考核方式策略兽 医药理学是学习兽药及相关研究内容的一门学科,为临床学生学习新兽药及相关研究提供基本理论,也是基础兽医学与临床兽医学的桥梁。它是动物医学专业的一门必修课。通过该门课程的学习,可使学生较系统地掌握兽药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研究方法与技能。
1考核形式
将考核分为两种:形成性考核和终结性考试两种形式。形成性考核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70%,终结性考试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30%。
1.1 形成性考核
目的是本着从课程的自身特点和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实际需要出发,通过对学生学习过程的指导、考核和管理,及时了解、反馈学生学习信息,有利于提高课程的教学质量和学习效果,有利于促进学生自主学习,形成良好的学风考风,有利于培养学生综合素质、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有利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而再将形成性考核内容分成四步来进行。
1.1.1第一次形成性考核内容
课堂回答问题占20%。通过上课前提问记分,督促学生课下认真复习,每人至少采分2次,取其平均分记入成绩。
1.1.3第三次形成性考核内容
撰写论文或案例分析占20%。考察学生对该领域的理解和掌握情况,培养学生对问题的分析、总结和归纳的能力。
1.1.4第四次形成性考核内容
学习心得占20%。培养学生组织语言的能力、文字水准及学习收获,考察学生一学期来对本门课程的体会及信息量的收集。
1.2终结性考试
2主讲教师职责及要求
2.1主讲教师要按本课程实施细则的要求布置形成性考核任务,并收回学生完成形成性考核任务的相关材料。
2.2主讲教师需按时评阅学生完成形成性考核任务的相关材料,并要有批语、批注和成绩评定,并及时反馈给学生本人。
2.3主讲教师要针对学生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指导、答疑及讨论。
2.4主讲教师如发现有抄袭、代作、复制等非学生本人独立完成的现象,学生的课程形成性考核成绩可视情节轻重按0分或违纪处理。
2.5主讲教师填写完《形成性考核学生成绩记录表》,经签字认定后,成绩要上
交到教务管理部门。
2.6主讲教师学期末要对形成性考核情况进行认真总结,若发现问题要及时提出整改意见,并及时反馈给教务管理部门或学生管理部门。
3成绩记载与管理
本课程的综合成绩应采取以下方法记载:
3.1形成性考核成绩由主讲教师评定,要客观、公正、准确。成绩一经评定,不得随意改动。
3.2各种形成性考核成绩均按百分制记录。
3.3形成性考核成绩的计算方法要全统一,采取以下记算方式:
X=∑(xi×λi)
X——学生课程形成性考核的成绩
xi——第i项形成性考核任务的成绩
λi——第i项任务的考核成绩占课程形成性考核成绩的百分比。
3.4学生必须能独立完成课程规定的教学实践活动(如必做实验等),成绩及格后方可参加终结性考试。
许多人认为动物只有在实验室才能为人类的医疗作出贡献,但动物普同性医学认为,人类和动物患病以及治疗的机理都一样。
电影《周渔的火车》里有一个片段。周渔在火车上晕倒了。同车的人让张强给她看病,张强大声说,“可我是兽医啊!”在美国,兽医圈子里流传一个笑话,他们把医生称为“人医”,所谓的人医就是只给一种动物看病的兽医。
在普通人眼中,给人看病的医生知识更丰富,技巧更熟练,他们也往往更受尊重。但这种观念正在受到挑战。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心脏病学家芭芭拉·霍洛维茨决定推翻这一假设。她认为给人看病的医生在很多方面需要向兽医同行学习,不能再把人类医学和动物医学看做不同的领域。在洛杉矶动物园兼职期间,霍洛维茨注意到人和动物病症之间的相似性,从此走上了将兽医科学同人类医疗科学相结合的道路。
人类和动物会得同样的病
霍洛维茨从事心脏病的治疗和研究几十年,但是对兽医知识一点都不了解。像很多医生一样,霍洛维茨与兽医的唯一交集就是自己的宠物得病的时候。但是在洛杉矶动物园的兼职工作让她改变了从前的看法,开始关注兽医的知识。
霍洛维茨发现从抑郁症、性功能障碍到上瘾,几乎所有人类得的病动物都会得。动物会患乳腺癌、黑色素瘤、脑肿瘤、功能障碍和梅毒吗?动物会得强迫症、饮食失调,会自杀吗?它们有性吗?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会”。
于是霍洛维茨与美国科普作家凯瑟琳·鲍尔斯联合创造了一个新词“zoobiquity”(动物普同性),并且合作撰写了一本书:《动物普同性:动物能教给我们有关健康和医疗的何种知识》,书中描写了人类和动物所患疾病的惊人相似性。
许多人把癌症与化学物质和现代生活方式联系到一起,其实动物也会得癌症,两位作者指出,癌症是动物和人类共患的最常见疾病之一。长期以来癌症一直肆虐于动物界,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恐龙时代。马易患皮肤癌,大量海龟死于癌症,甚至蟑螂和果蝇这样微小的动物都会得癌症。
动物也会患心脏病,也容易感冒,而且动物还会得我们原以为人类特有的病。鱼会晕倒,土拨鼠会患肥胖症。蜻蜒被誉为昆虫世界的战斗机,可是它们也会体重超标。陪伴着人类的猫和狗更深受肥胖症的困扰,城市里的老鼠也越来越胖,一些宠物龟也是,胖得手脚都缩不进壳里。
而面对压力、孤独和厌倦的时候,所有的动物都会自我伤害。鸟类在落单的时候会咬羽毛;公马在马厩里感到孤独时会啃咬本文由收集整理自己,而当它们与母马一起被放到野外时,就不会这么做了。就像人类一样,有些动物也会得神经失调的毛病,一些母猪会得厌食症,饿着自己。面对压力,猫会控制不住自己舔爪子,狗会咬尾巴根或者原地兜圈子,而马会咬自己的肋骨。有些野生动物被捉住接受治疗的时候,会因为精神紧张而猝死。
兽医有时比医生更高明
在《动物普同性》一书的开头描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动物园里,霍洛维茨发现一只患有心脏病的金丝猴,其症状非常像一种新近才被人类医学发现的心脏衰竭。随着研究的深入,她发现两者其实就是一种病。这种症状在兽医领域几十年前就发现了,而且找到了治疗的方法,而医生在2000年左右才在人类身上确认了这种病症。
兽医还熟悉动物的癌症、行为障碍、传染病和其他一些人类也会患的疾病的病理和病因。我们知道人类和动物在基因上高度相似,但是一直忽略人类和其他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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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在生理和心理上的相似之本文由收集整理处。从动物身上了解这些疾病,可以让人类想出更好的解决之道。
兽医是真正的全科,涉及的领域包括哺乳动物、爬行动物和昆虫。兽医的诊断不像医生一样要利用一系列昂贵的测试仪器,而是通过古老的观察法作出判断。动物也不能像人类一样可以描述自己的病情。兽医必须自己观察动物的体态、呼吸和习性变化再作出判断。这些方法都是人医需要学习的。
论文摘要:现代兽医行业科学发展信息化产业化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们不仅追求物质生活的舒适安逸,更追求的是生活的高质量,追求的是安全与健康。因此,对肉、蛋、奶的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近几年来,禽流感在全球泛滥,口蹄疫在世界各地蔓延,甲型H1N1流感正横扫五大洲,疯牛病正在一步步入侵人们的脑细胞。除此之外,猪瘟、鸡新城疫等古老的疫病又以新的流行方式威胁着畜禽,猪的蓝耳病、圆环病毒病也正对养猪业造成巨大损失,给人们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人们越来越重视兽医在保障人类健康方面的重要性。
中兽医学是起源于中国古代,经过数千年的发展而形成的具有独特理论体系和丰富诊疗手段的传统兽医学,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同动物疾病进行斗争的经验总结,主要包括基础理论、诊断法、中药、方剂、针灸和病症防治等内容。受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和中医学的影响,中兽医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逐渐形成并发展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指导思想,以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为特点的理论体系和以四诊、辨证、方药及针灸为主要手段的诊疗方法。在古代中兽医为我国畜牧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随着社会发展,中兽医只有调整适应当前形式才能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我们需要意识到我国现代兽医发展不仅起步晚,而且由于各种社会原因道路十分曲折,进步缓慢,尽管国家政府高度重视,但与世界先进水平仍有较大差距。兽医行业如何在新时期更好地发展,以做好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确保畜牧业健康发展,保障动物源性食品安全,是当代兽医行业必须认真思考和深入探讨的问题。以下是几点建议,仅供参考:
1适应新形势要求,信息化发展
信息化浪潮将现代人推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信息化时代。每个行业的发展也必须适应潮流,才能在发展中进步,在发展中提升。因此,兽医行业也要树立起与时俱进的观念,在行业中推进信息化的进程。
所谓兽医行业信息化,是指为全面提高兽医行业经济运行效率、兽医行业劳动生产率、兽医行业竞争力,在兽医行业生产、管理、经营各领域不断推广和应用电脑、通信、网络等信息技术和其他相关智能技术的动态发展过程。在整个兽医行业信息化建设中,硬件(电脑、网络等设备)是基础,软件(办公软件、各种应用软件)是条件,信息资源(资料、消息的收集过程)则是重要的生产要素。
建立行业信息资源数据库,完善网络建设。数据库是指在计算机存储设备上的数据集合,内容丰富、真实有效的信息资源是兽医行业信息技术的关键。根据不同用户对信息需求多样化的实际,加强信息采集、整理、分析加工工作。保障建立一个真实准确、及时有效的信息数据库。这个信息库集疫情预防、疾情治疗、案例分析、技能提升、疑难问题等多方面的信息资源共享,同时将信息及时地向网络传送,全国各地的政府、研究所、大学、企业、防疫站等都可以随时随地查看到这些数据,以进行市场预测和生产决策,享受信息化的便捷。
同时加速推进兽医行业信息网络工程的建设,加强标准和技术平台的建设,建立统一的网络平台,建立以各省兽医行业信息中心为枢纽,上联农业部,下通至全省各地市县乡的兽医行业信息网络体系,并使兽医行业信息网络与畜牧业科研机构实现计算机联网。
完善兽医行业信息网络建设,首先要加强兽医行业信息员队伍的建设,开展兽医行业信息员培训,拓宽信息渠道,推广信息来源,搞好信息采集工作,建立一支自上而下、高效灵活的兽医行业信息采集、整理、队伍;其次要不断改进和完善网站中的栏目,增加一些对兽医职业具有指导意义的信息栏目,例如“案例分享”、“疑难解答”等信息;最后,要加大网站的宣传、推广、普及,养殖户是兽医行业信息使用的主体,必须使他们学会在网上获取信息、分析信息,使网站上的信息真正用于生产实际中,发挥出最大的效益,这也是建立网站的最终目的。
2营造集群效应,产业化经营
产业化发展是时展的必然趋势,每个行业都概莫能外。因此,我们要积极研究兽医行业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新趋势、新变化、新特点,并用以指导生产和工作,加快产业配套建设,增强发展科学性,走产业化道路,实现行业的又好又快发展。
营造集群效应,加强群防群治,在当代是兽医发展的趋向和机遇。过去群体防治一直被认为是中兽医的弱项,未能引起人们的重视。但随着人们对环保和自身健康的重视,用抗生素和化学药品进行防治所引起的各种问题迫使人们寻求一种新的代替药物。而中草药源于天然,毒副作用小,无残留的特点必然成为人们寻求的趋势,这就为中兽医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机遇,而通过群防群治形成产业化发展,则是兽医业发展的必然之路。
首先要从根本上树立产业化理念,具有超前意识,由“单打独斗”向形成产业为主转变。随着畜产品短缺时代过去,以及经济收入的增加,人们已经由吃饱向吃好转变,对畜产品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对兽医的行业要求也逐步提升。而小规模的发展,独立的经营模式已不能适应全局统筹的大方向,“单打独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必须产业化经营,规模化动作,才能提升全局的“战斗力”,提升行业的整体素质;才能以集体的力量和智慧应对疫病的发生,也只有资源共享了,才能提升全队的业务素质,这是必须也是必要的。只有如此,才能确保兽医职能的充分发挥,从而保障生畜及人身的健康安全。
其次要调整思路,加强政策引导,积极推广产业链条延伸经验。实行“政策引导,防疫站联合,兽医主动参与”的模式,从疫病预防、种畜禽检疫、技术学习、经验推广,实现配套衔接,形成从源头到结局的完整产业链条,不仅可以实现统筹兼顾,高强度防治疫病,而且能够保证从业人员的素质水平基本趋于一致,从而根本性地保障畜禽的安全性,实现根源安全。总之,建立并完善兽医行业产业链条,让疫情预防、从业人员素质提升、整体行业素质改善等诸多相关环节融入到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条当中去,可以实现整体应对市场,增强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实现规模防治,有利于兽医行业的长远发展,全局发展。
3重视行业薄弱环节,提升应对能力
每个行业的自身发展都有缺陷和不足,在我国兽医体制中也存在的一些问题,诸如机构不健全,管理体制不顺、基层防疫工作不到位、缺乏专业人才与技术和没有完善的法律体系保障等问题,影响了行业长远发展和社会应对能力。因此,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要重视行业薄弱环节,可从几下几方面入手:
完善健全兽医行业工作体系。最重要的是建立健全兽医行政管理机构。中央一级兽医行政管理机构列入农业部的内设机构。省以下兽医行政管理机构由省级人民政府结合本地养殖业发展情况和兽医工作需要确定,并按程序报批。上级兽医行政管理机构对下级兽医行政管理机构负有指导职责;各级兽医行政管理机构对动物防疫、检疫工作负有指导和监督职责。要加强兽医医政、药政管理,实施官方兽医制度。
加强基层防疫机构建设。根据经营和公益性职能分开的原则,积极推进乡镇畜牧兽医站改革。由县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按乡镇或区域设立畜牧兽医站,人员、业务、经费等由县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管理,承担动物防疫、检疫和公益性技术推广服务职能。要将原由乡镇畜牧兽医站承担的诊疗服务等经营性业务进行科学界定,并与公益性职能合理分离,使其走向市场。鼓励和引导乡镇畜牧兽医站分流人员创办经营性兽医服务实体。
加强乡镇兽医从业人员技术培训。如今的基层兽医技术人员,不仅承担了畜禽疾病诊治任务,还肩负着新技术推广、法律宣传、疫情调查和向上级通报疫情的责任。由于兽医社会地位偏低且专业性特强,难以从社会上吸纳到所需要的优秀人才,不得不采取“近亲繁殖”和“自我膨胀”的方式解决,“子承父业”、“半路出道”的现象比较多见。他们之中大部分没有经过专业知识培训,对新知识和新技能的吸纳能力较差,不对其进行职业道德和专业技能的培训,很难适应新时期动物防疫工作。因此必须加大乡镇兽医和防疫人员的技术培训力度,提高兽医业务综合素质,确保重大动物疫病防疫工作的质量。应该在行业中逐步推行官方兽医制度,逐步实行执业兽医制度。各地要通过成立兽医行业协会等方式,实行行业自律,规范从业行为,提高服务水平。
切实加强兽医行业工作能力建设。要重视和加强兽医教育,保证人力资源储备,提高从业人员素质。加强兽医科学研究,完善动物疫病控制手段,建立健全风险评估机制,提高科学防治水平。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积极参与国际兽医事务,跟踪研究国际动物卫生规则,及时调整和完善国内相关政策。
[关键词] 猪 寄生虫病 分析 危害性 防控措施
[中图分类号] S858.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1650(2016)10-0271-01
从兽医学的角度针对猪的各种寄生虫病进行研究,认识到猪被感染寄生虫病主要是由于猪的身体抵抗力下降而导致的。一旦猪患有寄生虫病,就必然并导致寄生虫在猪的群体中广泛传播,各种传染病也会随之在猪圈中蔓延,使得猪的发病率不断提高。要降低猪的寄生虫病的发病率,就要充分认识到寄生虫病的危害性,坚持以“预防为主,治疗为辅”的原则,采取有效的防控措施。
1 猪常见寄生虫病的分析及危害
1.1 肉孢子虫病
猪所患有的肉孢子虫病属于是寄生于猪的细胞内的原虫,表现为在猪的心肌中或者横纹肌中有包囊形成。当猪被感染上肉孢子虫,初期没有明显的症状,随着肉孢子虫的数量越来越多,肌肉就会产生变形,猪肉的质量就会下降。如果人食用了患有肉孢子虫病的猪肉,很有可能也会被感染病症[1]。对于猪肉孢子虫病并没有特效药可以治疗,因此,要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避免猪被感染肉孢子虫病是非常必要的。
1.2 蛔虫病
猪患有蛔虫病,是由于猪的小肠内寄生有蛔虫。如果猪已经长到成年,身体素质良好,对寄生虫病就会有较强的抵抗力,因此并不会表现出明显的症状。仔猪对疾病的抵抗力较差,如果小肠内长有蛔虫,营养就会被蛔虫所吸收而导致仔猪营养不良,伴随的症状是宰猪的腹部疼痛,且出现贫血。如果猪感染了蛔虫病且较为严重,很有可能会导致肠阻塞,甚至出现肠破裂的症状,由此而导致猪死亡。
1.3 弓形虫病
猪所患有的弓形虫病属于是寄生于猪的细胞内的原虫,表现为在猪的呼吸道和消化道被损伤,皮肤的黏膜出现损伤的病症。如果将已经患有弓形虫病的猪和健康地猪在同一个猪圈中饲养,就会导致健康的猪感染上弓形虫病。如果猪患有急性的弓形虫病,身体的温度就会快速升高到超过40摄氏度,甚至会达到42摄氏度。此时,猪就会表现为厌食的状态,即食量减少或者拒绝饮食,同时还会伴随着呼吸明显困难,而且还会伴随有咳嗽、眼结膜呈充血的症状,一些病猪还会流鼻涕。如果观察猪的皮肤,就会发现在猪的耳部、眼睛周围和胸部会有淤斑,呈紫红色,这些淤斑会逐渐向猪的全身蔓延。患有的弓形虫病的猪会有腹泻症状或者便秘的症状,粪便的颜色为暗红色或者煤焦油的颜色。
1.4 疥螨病
猪所患有的疥螨病属于是慢性病,多是在猪的体表所生长的寄生虫。疥螨会在猪的表皮下挖凿隧道并在隧道内生长、发育、繁殖,主要是依靠食用皮肤组织以及因此而渗出的淋巴液维持生命[2]。由于幼猪的疾病抵抗力较低,如果患有疥螨病,就会从头部、面部以及眼窝处开始蔓延,逐渐地,猪的背部、身体的侧面以及股内侧都会患有病症,主要表现为瘙痒症状而对猪的饮食造成影响,且因此而身体消瘦,生长速度减慢。患有疥螨病的猪会由于瘙痒而到处摩擦,甚至会导致皮肤被擦破而出血,患病之处会有毛脱落以及结痂的现象。
猪一旦患有疥螨病,疾病就会在猪群中快速传播,采用隔离治疗措施是非常必要的。猪活动的场所,包括猪圈,所使用的各种用具以及猪经常活动的场所都要使用杀螨药进行消毒处理。
2 猪常见寄生虫病的防控措施
2.1 要做好驱除寄生虫的工作
春季和秋季是寄生虫病的高发季节,所以在这两个季节要做到驱虫工作。仔猪由于身体抵抗力低,很容易被感染寄生虫病,因此,在出生45天左右就进行一次驱虫,之后就每间隔65天左右驱虫一次。给猪驱虫在药物的选择上要根据猪群的生活环境和感染的情况,最好是选择低毒的驱虫药物,以确保驱虫安全且能够获得良好的效果[3]。驱虫可以在夜晚进行,通过对猪粪便的观察而明确药物疗效。
2.2 要对猪舍进行消毒处理
病猪所排泄的粪便要及时清理。为将粪便中的虫卵、幼虫及成虫等有效杀死,可以通过堆积发酵而进行消毒杀虫。对猪圈室内要使用浓度为15%的石灰乳或者浓度为15%的漂白粉融合进行消除处理,包括地面和墙面以及猪的饲槽都要彻底消毒,以将寄生虫的虫卵彻底杀死[4]。夏季是蚊蝇滋生的季节,要力求猪所食用的饲料或者饮用水洁净,以避免出现二次感染。猪舍要每隔7天通风一次,确保猪舍中空气良好,使猪的养殖环境清洁卫生,对猪的身体健康并提高疾病抵抗力非常有利。
2.3 对患有寄生虫病的病猪和死猪都要进行无害化处理
如果猪已经患有寄生虫病,就要立即对这部分猪采取隔离措施,并对病猪进行治疗,而健康的猪采取预防措施,由此而可以避免猪的寄生虫并在猪群中快速蔓延。对于感染了寄生虫病的病猪以及因此而导致死亡的猪,要采取无害化处理措施。特别是对死猪,要明确死亡的原因,在猪的活动区域的地方进行无害化处理。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猪寄生虫病扩散。
总结
综上所述,中国的农业经济发展中,养猪是提高农民收入的主要途径。目前的农业养猪已经打破了传统的养猪模式而采用新型养猪模式,其突出的特点就是对猪的常见病症采取了多种预防措施。但是,猪寄生虫依然会通过各种途径侵入到猪的身体。为了避免因此而损害养猪农户的经济利益,就要做好寄生虫病的预防工作,还要针对已经患有寄生虫病的猪采取必要的治疗措施。
参考文献
[1]叶德海,黄爱民,李麟,等.5种猪寄生虫病感染情况调查及防治措施[J].江西畜牧兽医杂志,2011,12(01):2―3.
[2]杜森有,朱景利,王文学.陕西省安塞县猪瘟免疫情况调查及防治措施[J].畜牧与饲料科学.2013(04):67―68.
库恩之后,科学研究的视角发生转换:“我们都关心获得知识的动态过程,更甚关心科学成品的逻辑结构”,“要分析科学知识的发展就必须考虑科学的实际活动方式”[1]。同时,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影响日盛,其“语言游戏”说强调,任何活动都植根于特定的语言游戏或生活形式,从而受制于社会的、历史的和文化的情境。以此为背景,一场重估科学知识的形态的运动展开了,“作为实践的科学”观念开始取代“作为表象的科学”观念:科学是一种介入性的实践活动而不是对世界的表象。因此科学研究理应把科学活动本身作为对象,而对科学活动的考察本质上是经验性的社会学研究。这种新的社会学不对科学做内在论考察,不局限于科学的独特的理性品质、认识逻辑、观念史。它也作为“科学知识社会学”(SSK)而区别于墨顿学派的科学社会学。墨顿学派的科学社会学预设了不受社会污染的纯粹的知识过程和知识内容,把科学技术的内容排除在社会学研究之外,仅把社会因素作为促进或阻碍知识过程的外部因素;而科学知识社会学取消了知识的内容和情境之间的区分,把社会因素作为知识的构成性因素,对知识的构造活动进行了广泛的经验研究,产生了大量富有启发的成果。
但是,科学研究最近二十年的发展表明,“或者社会科学精致得足以解释科学的内容但是整个社会的创制却陷入一片漆黑,或者宏观社会学恢复作用但是科学的细节消失在视界之外。”[2]以布卢尔和巴恩斯为代表的爱丁堡学派的利益分析保留了宏观社会学和政治批判的旨趣,但是其对阶级利益等宏观社会变量的诉求并不能说明知识的微观构造。而柯林斯的争议分析、林奇的民族方法论等微观研究尽管在揭示知识的微观构造方面成果斐然,却缺乏宏观社会学的关注,不能宏观地说明科学与社会的关系,而这样的所谓社会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内在论研究”[2]。拉图尔采用的人类学考察方法似乎为打通宏、微观研究提供了途径。这种人类学考察把经验的案例研究作为科学研究的基础,强调对知识的生产现场、知识的生产过程进行实时实地的考察,不仅追踪科学事实在实验室中的微观构造,而且还追踪科学家在所谓实验室外部的活动。拉图尔采取的人类学方法首先要求通过参与式观察取得科学活动的第一手资料;其次,运用“转熟为生”的策略,悬置以往的有关科学的成见,保持对观察对象的距离,单单从当下的科学活动本身出发构造对科学的理解;再次,这种人类学的方法还要求研究者对这种人类学构造保有反思性;最后,至关重要地是,要求追踪正在创制之中的科学技术而不是既成的知识和技术制品,这一点成为他考察科学的第一原则:“我们研究行动中的科学而非既成的科学和技术;我们或者在事实和机器被黑箱化之前到达,或者追踪重新开启黑箱的[科学]争议。”[3]我们不妨追随拉图尔,去考察科学活动本身,追踪工作中的科学家和正在制作中的科学事实,看这种考察能获得什么样的结果。
二、构造自然:实验室生活
实验室是科学知识的典型的生产场所。拉图尔首先把实验室生活作为研究对象,考察实验室日常的知识生产活动,是“实验室研究”的开创者之一。不过,“实验室”并不局限于通常的有围墙的具体的实验室,其扩展意义为“知识的生产场所”,强调对实际的科学活动进行实时实地的考察。相比之下,以往的科学研究都是事后考察,即在接受已确立的科学事实的前提下去重构科学的发现史、观念史。实验室研究也不同于对实验的研究,因为实验研究往往以提炼科学独有的方法为目的,而实验室研究则以科学事实的实际制作过程为目标,基本上是一种社会学考察。实验室研究采用了人类学的田野研究方法,这种方法适合于新视角下对科学活动本身的考察。拉图尔从1975年进入萨尔克(Salk)研究所,做了近两年的实地考察。
现在让我们跟随人类学家进入萨尔克研究所的实验室。实验室包括各种复杂的实验仪器,实验材料,实验室人员,科学文本。实验仪器构成一组组“铭写装置”(inscription devices),铭写装置把实验材料转化成可以直接用作科学争论之证据的铭写符号(inscriptions)(数字、图表、图像等可以呈现在文本中的符号)。典型的科学活动是,把实验材料联接或放入铭写装置,经过一系列规范的操作生成铭写符号,再根据这些铭写符号完成科学论文,提出科学命题或主张,参与科学争论,再依据争论的情况继续做实验,强化或修改命题或主张,直至特定的科学命题或主张变成事实。在上述观察中,首要的是实验室的物质环境。“这个实验室的特别之处在于仪器——我们称之为‘铭写装置’的特殊配置。这种物质安排的至关重要性在于,作为实验室成员的谈论‘对象’的任何现象并不能脱离这种物质安排而存在。比如,没有生物测定,就不能说一种物质存在。生物测定不是简单的获得某种被独立给予的实体的方式;生物测定构成了物质的构造。...不仅如此,现象完全由实验室的物质环境所构成。人工实在——实验室成员用客观实体来描述——事实上为铭写装置所构造。借用Bachelard的‘现象技术’ (phenomenotechnique)这个术语,这样一种实在经由物质技术的构造而呈现出现象的外观。”[4]这表明,科学不单单是思维现象、语言现象或者对世界的理论解释,它本质上是一种物质过程,是对不确定世界的物质性介入,而正是这种介入构造出科学对象。玻尔认为对量子现象的描述不能脱离对实验环境的描述。实际上,这对十七世纪以来的实验室科学是普遍适用的。
拉图尔记录了科学家在日常的科学活动中的言谈并加以分析,对科学事实的微观构造过程做了考察。科学家的日常言谈表明,科学“证据”的接受很难说是逻辑上必然的推论,而是做出判断的问题,同行间的协商问题。比如说某种肽的静脉注射是否具有心理行为效应的问题是一个实践问题,取决于注入量,取决于科学家把什么注入量作为标准。拉图尔还发现,科学家对特定科学主张的评估往往不限于所谓纯粹的科学内容,而是包括研究兴趣上的侧重、职业实践的迫切需要、学科未来的发展方向、时间上的限制,乃至对科学从业人员的权威甚或人格的评价,如此等等。这些考虑直接影响到特定科学主张的接受和否定。“评估的丰富性使得这种构想——思维过程或推理程序同这些讨论发生于其中的实际物质环境相隔绝——变得不可能。”[4]。拉图尔从言谈分析中得出结论:科学事实“完全是一种社会的构造”[4]。“社会的”在这里并具有其在墨顿或布鲁尔那里的含义,只是表明区别于纯粹逻辑推理过程的微观构造过程。
拉图尔还从人类学角度进行了历史案例研究,描述了促甲状腺素释放因子(TRF(H))化学序列的确定过程,给我们呈现出科学事实的典型的构造过程。[①]1962年,“大脑控制促甲状腺素的分泌”已成为神经内分泌学界的公认事实。吉尔曼(Guillemin)认定这种控制作用源自下丘脑的一种新因子,他将之命名为促甲状腺因子(TRF),并认定它是一种肽,决定用化学分析方法确定其氨基酸序列。其时下丘脑因子的生理学研究颇有成果,却没有分析出下丘脑因子化学序列的先例;TRF的存在只是一种假定,很可能是其他已知因子在起着作用。因此,该决定并非唯一可能的研究路径,没有它神经内分泌学照样会继续发展。尽管如此,吉尔曼1963年提出了确定新释放因子存在的14条严格标准,从而彻底地重塑了释放因子的研究领域。以前有关新释放因子存在的研究和主张都被取消了。可以说,在这套研究标准存在以前TRF并不存在。这些标准要求更精密而昂贵的实验设备和技术。日本、英国的竞争者因此出局。1966年以前,研究工作主要是改进TRF的提纯方法。把一种馏分认定为TRF的根据仅仅是它能在生物测定中稳定地产生出与基线峰值有显著差异的曲线。到1966年,已能获得相当纯的所谓TRF。但是,此前所有的酶实验都未能破坏TRF的生物活性,吉尔曼因此主张“TRF或许不是一种肽”。沙利(Schally)的团队采用了与吉尔曼大致相同的研究路线,尽管他们认为这种新物质是一种激素即TRH。沙利在1966年发现TRF含有His、Pro、Glu三种氨基酸,不过只占TRF总质量的30%。尽管存在着其他解释,由于沙利认可吉尔曼的权威,因此无视三种氨基酸的存在而得出结论:“TRF不是肽”。而这意味着研究方向将发生发生重大改变。其时,与TRF的生理学研究相比,TRF的化学分析无甚进展。美国全国卫生研究所准备召开一个针对该领域的评审会议,这将直接影响该领域的资金分配,进而决定着TRF化学分析的存亡。吉尔曼的团队将会议拖延到1969年1月,在该会议上公布了他们独自做出的发现:His、Pro、Glu三种氨基酸占TRF总质量的 80%;TRF是肽。分析工作进入最后阶段。确定TRF序列并不直接分析天然的TRF,而是用上述三种氨基酸合成各种可能的序列,同天然TRF做比较,看两者在铭写装置上产生的铭写符号是否足够相似。沙利的团队使用薄层色谱仪来进行这项工作,并于1969年9月提出,TRF化学序列是Pyro-Glu-His-NH2.。吉尔曼的团队认为两种物质在薄层色谱仪上所产生的谱线的微小差异不可忽略,因此否定了沙利的结论。他们认为只有原子水平的质谱仪才能最终确定TRF的结构。1969年9月质谱仪终于产生出合成Pyro-Glu-His-NH2与天然TRF的几乎完全相似的光谱。争议停止了。此时,本体论转换发生了:“TRF是Pyro-Glu-His-NH2”。吉尔曼和沙利都因TRF序列的“发现”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
上述过程表明TRF序列的确定不是单线的逻辑发现过程,而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多种可能性的构造过程,而实验设备对不确定世界的介入在整个构造过程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科学事实的“发现”不过是曲折的充满争议的构造过程的结果。只有在构造过程结束之后,科学事实的构造才变成“发现”,变成独立于构造过程的外在事实,构造过程本身以及实验室的物质环境被掩盖了。当我们深入知识的实际生产过程,知识的品质立刻发生变化:与其说知识是静态的表象,毋宁说知识是一个动态的构造过程;知识的力量不是表现为对外部世界的描摹,而是表现为对世界的型塑。就知识的静态含义而言,它不过是对型塑过程及其结果的记录,知识更多的是一种“know-how”而非“know-that”的知识。不妨给知识下个新的定义:何为知识,知识就是型塑世界的过程或能力。知识的力量的表现之一就是对“自然”的构造。TRF的构造史已经表明科学事实或者说“自然”是构造的结果,先在的“自然”并不能说明科学事实的生产。“由于争论的解决是自然表象的原因而非其结果,因此我们决不能用这个结果——自然——来说明争论如何以及为什么被解决了。”[3]
三、型塑社会:实验室的扩张
上述考察的焦点是科学事实的微观构造,问题是发端于“实验室研究”的考察知识活动现场的人类学方法能扩展到“科学、技术与社会”(SST)水平上的宏观研究吗?我们把“实验室”定义为“知识的生产场所”,而实际上知识生产活动并不局限于通常的围墙内的实验室,随着知识活动的实际展开,“实验室”的构造也随之扩展。拉图尔认为“实验室‘内部’与‘外部’的区别、‘微观’水平和‘宏观’水平的区别恰恰是实验室的建造要破除和取消的”[5]。“追踪工作中的科学家和行动中的科学”的原则自然会导向宏观层次的科学研究,导向对实验室的扩展构造、实验室在社会中的定位及其型塑社会的力量的考察。在这种追踪中,总会发现有一部分科学家在所谓实验室“外部”活动,同科学界、政府、生产部门、用户、传媒、公众保持着联系。一旦这些联系中断,实验室内部的研究工作将陷入停顿。这表明,对实验室内部和外部做出截然区分是成问题的。这种区分把实验室想像为隔绝于社会的知识生产地,从中产生出纯粹的自然知识,这种知识随后毫无代价地扩散到实验室之外。这种成见掩盖了实验室的构造及其在社会中的定位,进而使实验室的力量神秘化。且来看个案例。[②]
19世纪末法国的农场发生炭疽疫情。巴斯德把瘟疫界定为细菌传染病,而此前细菌学与炭疽病毫不相干。他在发生疫情的农场研究疫情,把兽医学的用语转译成细菌学的术语,比如说把“疫情潜伏期”转译成“杆菌的孢子”,从而把细菌学同疫情联系起来。其后,他排除了农场的其他复杂因素而把培养成的细菌病原体带回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实验室,他在这里可以任意地控制条件对杆菌做各种试验。他向外界宣称:“若想解决炭疽病疑难请到我的实验室来。”经过无数次试错,巴斯德偶然地发现了降低杆菌毒性的实验室条件,制出了炭疽病疫苗。这种疫苗在实验室中的小规模活牛实验中获得成功,如其所愿地引起了农场主、兽医、卫生学家等利益团体的注意。但是这并不能让这些群体完全相信巴斯德的实验室能控制疫情,因为疫苗在错综复杂的农场中的成功并不能得到保证。因此,巴斯德需要在某个农场中演示其疫苗的有效性。实际上,有许多非控制的因素会导致失败。因此巴斯德需要把关键的实验室条件扩展到农场。巴斯德成功地与这些代表达成妥协,把农场变成了准实验室,巴斯德的“预言”实现了,在外界看来,实验获得了“奇迹般的”成功。巴斯德实验室的疫苗被广泛地用于法国农场。由此,巴斯德实验室成为相关利益群体的强制通行点,巴斯德名垂史册,法国农业的面貌为之一新,兽医职业和卫生学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巴斯德的细菌理论与实践深刻地影响了法国的社会关系。当巴斯德和卫生学者提出细菌——传染病的传染源——的概念时,他们并没有把社会看作是由穷人和富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组成的,而是由传染病患者、健康的但是危险的细菌携带者、有免疫力的人、接种疫苗的人这样的群体组成的。他们给这些群体的界定加入了非人的行动者:细菌——共同的敌人。共同的利益被制造出来,一种新的社会连带类型产生了。以前因为阶级对立而被视作阶级压制工具的卫生法令得以实施。
巴斯德的实验室重塑了各类社会行动者,转译了他们的利益和社会关系,成了型塑社会的力量。我们可以从巴斯德的工作中提炼出许多有意义的结论。首先,“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科学活动的结果。“在我们的现代社会中,大多数真正新的力量来自科学,而不是来自古典的政治过程。”[5]“既然[科学]争议的解决是社会获得稳定状态的原因,我们不能用社会来解释[科学]争议如何和为什么被解决了。”[3]布鲁尔的社会实在论用社会说明知识,其根源在于他仍局限于表象主义的窠臼,认为知识是以社会为中介的对客观实在的表述。而我们通过对知识活动的考察已经发现,知识的生产过程就是实在的构造过程。“描述(account)和实在不存在先天的(a priori)区别;...描述就是实在。”[6]其次,我们发现了科学力量的源泉——实验室。当巴斯德把病原体带回巴黎的实验室时,一个关键的转换发生了:研究场所由有着无数不可控因素的大规模的农场变成条件可控制的实验室,巴斯德可以在该实验室中任意地对病原体做各种试验。同时,实验室成果的应用并不是简单的传播,而是把农场转变成准实验室。“既然科学的事实在实验室里被制作出来,为了使它们扩散开来,你需要建构它们能在其中维持其脆弱效力的昂贵的网络。如果这意味着把社会转变成一个巨大的实验室,那就这样做吧。”[5]似乎可以说,科学通过把社会转变成巨大的准实验室而型塑社会。再次,我们发现,实验室本身的构造也包含了农场主、农业协会、兽医、卫生学家乃至普通公众这些社会行动者。巴斯德始终在努力把这些行动者的利益同他的实验室联系起来,竭力让他的实验室成为这些行动者的强制通行点。可以想像,假如他的实验室未能成功地维持这些行动者的兴趣,或者他未能同他们达成把农场变成准实验室的妥协,那么炭疽病疫苗的实验室制作就不会成功。可见,知识的成功构造以成功转译相关社会行动者的利益并赢得其支持为前提,实验室不是封闭的实验室,实验室的构造必须纳入社会行动者。
四、科学自然社会的同时构造:走向行动者-网络理论
前述对科学活动的人类学考察已经揭示,“自然”和“社会”都是在科学活动中得以塑造,都是科学争议趋于稳定的结果。传统的社会学分析框架不再有效了,因为这种分析框架有着预定的社会范畴和严格的社会/自然区分。以往的科学研究预设了“自然实在”或“社会实在”这两极。要么用自然来说明知识和社会;要么用社会来说明知识和自然;要么用“自然”和“社会”的杂交来说明知识。以拉图尔为代表的巴黎学派所倡导的新的社会学研究框架试图颠倒说明方向,不再用预定的自然或社会来说明科学活动,而是考察科学活动如何重构着自然和社会。他们主张,如果不研究科学和技术作为其一部分的社会情境同时发生的重构,科学知识和技术系统的发展就无法被理解。只有同时追踪创制中的科学和型塑中的社会才能把握知识活动的本质。“自然的”和“社会的”要素性质上不加区分的参与了知识的构造,同时作为结果被重塑。巴黎学派据此发展出所谓的“转译社会学”(sociology of translation),又名“行动者-网络理论”。那么科学、自然和社会是如何构成无缝之网的呢?我们来看卡龙所做的著名的案例研究。[③]
1973年,EDF(Electricite de Erance)筹划开发新型电车(VEL:electric vehicle),该计划不仅规定了新型汽车纯粹技术上的特征,而且界定了这种汽车在其中运营的社会场域。首先,EDF界定了新社会运动中的城市消费者。这场新社会运动把矛头指向内燃汽车。内燃机是工业时代的产物,产生空气污染和噪音等副产品;私车还是社会地位的标志,此乃受批判的工业社会的消费模式。新型电车能拥有更优的性能/价格比,进而成为普通消费品。它还能改善城市公交。EDF在提出计划时已经考虑了开发电化学电池的技术可能性:首先,公交系统能装配改进过的铅蓄电池;其次,蓄电池和燃料电池能使电力汽车的时速达到90公里进而开拓更广阔的私车市场。EDF不仅界定了后工业社会取代工业社会的社会史和技术史,而且也对制造商做了界定。在EDF的项目规划里,雷诺汽车公司只负责装配底盘并制造车身。而雷诺汽车公司一直雄心勃勃地想成为欧洲最大的汽车制造商。EDF还寻求政府各部门提供支持:制定有利于电车的法规,为对电车感兴趣的市政当局提供资助。还要求公交公司同研究中心和科学家们合作。EDF的电车计划还不可避免地包括了蓄电池、燃料电池、电极、电子、催化剂和电解液等非人类实体,与人类实体同等重要。蓄电池开发的失败同消费者的不合作一样对于电车的存亡是决定性的。电车的构成实际上包括了电子、消费者、政府部门、雷诺汽车、铅蓄电池、后工业社会等社会的和非社会的要素。该项目在最初几年里并未受到挑战,雷诺汽车公司似乎默认了这场新社会运动的不可阻挡性。但雷诺汽车在1976年对自己的利益做了新的定位,对开发高性能电池的可能性、消费者的需求做了新界定,挑战EDF的安排。在1973年时,VEL存在,而到1976年就瓦解了。
EDF实际上在建构一个世界,卡龙称之为“行动者-世界”或“行动者-网络”。 所谓的技术对象VEL隶属于EDF正在建构的行动者-世界,可以说,VEL本身的构造就是这个特定的行动者-世界的构造。“行动者-世界”的概念使得理解社会和技术对象如何同时被型塑成为可能。我们现在对行动者-世界做一说明。首先,行动者-世界的构成是异质的,既包括社会行动者,又包括非社会行动者。消费者、政府部门、制造商、蓄电池、电子等社会和非社会行动者共同构成了VEL,决定了它的技术内容。在卡龙看来,“不描述型塑技术对象的异质的和规模更大的行动者-世界就不可能描述技术对象。”[7]“社会的”不再意味着“外部的”,科学技术的内容渗透着社会因素,区分科学的内部与外部不再有意义。其次,行动者-世界是通过转译过程而被建构的。行动者-世界并非外部世界中的预定的行动者的简单组合。这些行动者的利益、身份、角色、功能和位置都在新的行动者世界中加以重新界定。比如说,雷诺汽车公司在EDF构造的世界里不得不服从新社会运动而降格为制造底盘和车身的厂商。在转译过程中,“社会的”和“非社会的”要素都发生改变。不过转译的成功与否取决于转译者的转译能力和被转译者的抵抗力。在上述案例中,雷诺汽车公司不甘于它在EDF所构造的世界中的位置,它努力建构自己的行动者-世界,进而瓦解了EDF的行动者世界,VEL也随之死亡了。技术对象的坚固性对应于行动者-世界的坚固性。再次,转译过程表明,科学技术的力量已体现在建构过程之中,因为科学技术的建构过程就是型塑社会和自然的过程,科学技术的成功建构就是社会和自然成功型塑。同时,行动者-世界囊括了众多社会的和自然的要素,这些要素构成科学的力量源,足以解释科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巨大力量。再加上前面提到的“社会的准实验室化”,科学的力量不再神秘。要言之,在科学活动的行动者-网络中已区分不出纯粹的“科学的”、“技术的”、“自然的”和“社会的”内容,因为科学活动本身已经把它们结成无缝之网,“自然”和“社会”在这张无缝之网中被共同建构。
五、结语
对知识的生产现场进行人类学考察,同时追踪创制中的科学和型塑中的社会,结果发现,知识生产把各种社会的和非社会的因素纳入其中,知识的生产过程就是型塑自然和社会的过程,知识不是对世界的表象而是型塑世界的过程和能力;科学在建构一张科学、技术、自然与社会构成的无缝之网,也在这张网中被建构。在这种考察中发展出了行动者-网络理论。科学的浪潮把人类卷入知识社会,知识社会是高风险的社会,其风险很大程度上源自对知识的生产过程及力量机制的无知和失控。科学的人类学和行动者-网络理论为考察知识的生产过程以及知识与社会的复杂关联提供了新的方法和理论平台,寻求在降低知识社会的风险方面发挥作用。我们需要做的是,对知识社会中的知识活动进行更广泛和深入的经验性研究。
注释:
[1] 库恩:《必要的张力·发现的逻辑还是研究的心理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p.265,p.267。
[2] B.Latour,One More Turn After the Social Turn..., in M.Biagioli (Eds.),The Science Studies Reader, 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1999,p.276-289。
[3] B.Latour,Science in Action,Milton Keynes:Open University Press,1987,p.258,p.99,p.144。
[4] B.Latour and S·Woolger,Laboratory Life: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Facts,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6,p.64,p.159,p.144。
[5] B.Latour,Give Me a Laboratory and I Will Raise The World,in Knorr-Cetina and Mulkay (eds.),Science Observed:Perspectives on the Social study of Science, London and Beverly Hills:Sage Publications Ltd., 1983,p.141-170。
[6] S.Woolgar,Critique and Criticism:Two Readings of Ethnomethodology,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vol.11,1981,p.504-14。
[7] M.Callon.,The Sociology of an Actor-Network:The Case of The Electric Vehicle,In Mechel Callon,John Law and Arie Rip(eds),Mapping The Dynamic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London:The Macmilian Press LTD,1986,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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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案例参见《实验室生活》(Laboratory Life)第三章“一个事实的构造:TRF(H)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