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孝文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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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儒家思想的孝文化范文

关系营销思想最初是由营销学欧洲学派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来的。贝克在1976年《营销观念的演进》一文中认为：“营销关心的是交换关系的相互满足”（Baker，1976）。格隆罗斯是这样定义关系营销的：“营销就是在一种利益之下建立、维持、巩固与消费者及其他参与者的关系，只有这样，各方面的目标才能实现。这要通过相互的交换和承诺去达到”（Gronroos，1990）。营销学大师菲利普科特勒在其《营销管理》第8版中将关系营销描述为买卖双方之间创造更密切的工作关系与相互依赖关系的艺术，他写道“精明的营销者都会试图同顾客、分销商和供应商建立长期的、信任的和互利的关系，而这些关系是靠不断承诺和给予对方高质量的产品、优良的服务和公平的价格来实现的，也是靠双方组织成员之间加强经济的、技术的和社会的联系来实现的。双方也会在互相帮助中更加信任、了解和关心”（菲利普科特勒，1997）。20世纪90年代以后，关系营销的思想在西方国家被广泛认可并大行其道。目前，我们在学习借鉴这一来自西方国家的营销思想，“洋为中用”的同时，还必须深入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从中获得启迪，汲取营养，“古为今用”，为中国营销学理论的创建和发展及营销实践的应用做出贡献。探求传统儒家文化中所蕴含的关系营销思想，是笔者在这方面所作的一次尝试。 一、 仁者爱人——以满足顾客的价值需求为核心

营销实践是建立在非常简单的哲学基础上，即“（商业）交换关系的相互满足”（贝克，1976）。关系营销则更进一步认为企业与顾客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在经济利益上是相关的、联系在一起的，建立保持并发展与顾客之间的长期关系是企业经营中的核心理念和最重要的内容。因此，企业应当同顾客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互利互惠的伙伴关系，保持与顾客的密切联系，认真听取他们提出的各种建议，关心他们的命运，了解他们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机会，通过提高顾客在购买和消费中产品价值、服务价值、人员价值及形象价值，降低顾客的货币成本、时间成本、精力成本及体力成本，从而更大程度地满足顾客的价值需求，让顾客的购买和消费中得到更多的享受和满意。儒家文化中“仁”的思想就是体现了对人价值的尊重，荀子说“天地之性为人贵”，“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荀子王制》），所以要“仁者爱人”，而且指出了“仁”的结果将是“仁者无敌”。从“仁者爱人”的思想中，我们可以得到启示，即在企业营销活动中，使顾客满意就是企业最大的“仁”，企业只有对消费者“仁”，充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尽量增加向消费者让渡的价值，真正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去了解关心帮助他们，消费者才能以“仁”来回报企业，即成为企业的长期顾客，企业与消费者之间才能形成一种休戚相关命运共同体。百年老店同仁堂的大堂对联“同生同气，济世济人；仁心仁术，医国医民”的营销理念就充分体现了传统儒家思想中“仁”的精华。 二、 义利合一 ——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

传统营销学是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的，据此，一个人以理性的方式去评价他人的选择并做出决策（Bagozzi，1964），在一个交换关系中，传统营销认为，生产者寻求的是最大利润，消费者寻求的是最大效用。因此，营销者借鉴经济学中边际效用、机会成本和理性主义这样一些概念来分析消费者行为，“实证经济学可用于分析一些已知的消费者的行为模式，不论在分析者看来它是怎样不道德、误导或沙文主义的，它总是可以引导人们进行分析”（利普塞，1966）。正因为此，企业进行营销决策的主要依据是本企业当前的盈利计算，盈利是企业经营的根本和最终目的，满足消费者需求只不过是为实现利润最大化的一个手段。传统营销理论回避了消费者需要、消费者长远利益和长期社会福利之间隐含的冲突。它关心的是企业营销过程分析，即通过利用企业内部可控因素（经典地总结为4P′S）来适应外部环境，企业活动的核心在于制定并实施有效的市场组合策略，以达到企业的经济目标。但社会学家研究发现，企业是整个社会大系统中一个子系统，企业的营销过程必然要与供应商、经销者、同行企业、社会公众、媒介、政府等发生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并且这些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对企业营销目标的实现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与这些成员息息相关，因此其必须与之建立起事业和命运共同体，发展互助和合作关系，追求共同的利益和目标，为达成彼此之间相互适应、相互顺从、互助互利、和谐一致的状态而采取行动。简言之，关系营销是建立在“社会人”假设基础之上的，企业作为整个社会系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必然要承担社会责任。企业赚钱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忠于国家、服务社会才是企业经营的最终目标。

儒家文化中“义利合一”的思想，就是主张个人在追求私利时，还要考虑一下他的行为是否有损社会公利和道德，即“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利”，“义，利之本也；利，义之和也”。《左传》中所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左传》），用在今天企业经营中，就是要求企业的存在首先为社会服务，企业要与顾客及其它社会公众一同发展，实现经营者个人价值、企业价值和整个社会价值的统一。因此，儒家文化中的“义利合一”思想，超出了纯经济的范畴，它把社会变革的经济目标与人们追求的人文目标合而为一，把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融为一体，这与关系营销中“企业与社会公众是事业和命运共同体”观念是一致的。现代市场营销活动天然的要追求利润，不但要追求正常的利润，有时也不排除对超额利润的追求，但必须要有以“义”为基础的行为规范，坚决反对那种不仁不义、重利轻义、见利忘义甚至唯利是图的不义之举。可以这样认为，企业如果能长期获得利润甚至超额利润，从根本上说，是社会对企业所作贡献的回报，利润是企业服务于社会的结果。被誉为“经营之神”的松下幸之助说过，“我认为利润确实是推行健全事业所不可欠缺的工具，但绝不是最终目的。因为企业的根本使命在于谋求人类生活品质的提高，也唯有努力达成根本使命时，利润才会变得重要”，“一个负有提高社会生活品质使命的企业，应该是社会的公器；如果它经营的事业不能产生任何成果，这是不可原谅的，而它也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这充分体现了“义利合一”的思想和关系营销的哲学理念。 三、 和为贵——营销中的协调与合作

传统营销理论在引进了麦克尔波特的竞争战略理论的基础上，以单个企业作为分析单位，认为企业营销活动就是通过利用内部可控因素的有效组合，以求比竞争对手以更低的成本完成必要的活动或以增加顾客价值的特定方式完成价值链中的某些活动，从而满足顾客需求，获得竞争优势。这种分析方法是一种静态分析法，并未考虑企业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及营销活动的动态演进；价值链分析虽然有利于企业在单个的活动中创造竞争优势，但也会使企业陷入基于单一活动来塑造自己的竞争优势的误区；而且竞争战略也过分强调竞争与威胁，这样一方面使企业战略受制于竞争对手，另一方面则忽视了合作的可能及其巨大的经济效益。企业的营销实践证明，传统的营销理念越来越难以有效地帮助企业获得经营优势，因为任何一个企业都不可能独自提供运营过程中所必需的资源，而必须通过银行获得融资，从社会上招聘人力资源，与研究机构取得技术合作，通过供应商获得原材料，通过经销商分销产品，与广告公司联合进行促销，与竞争对手进行合作，与媒体进行沟通等。而且，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也逐渐侵蚀企业的利润基础，企业与竞争者之间的差异逐渐消弥，这也使企业必须寻找新的竞争优势来源，而在传统的价值链中可挖掘的潜力（比如削减费用、减少管理层级、重新设计流程、改善信息系统及办公自动化等）越来越少，向组织内部寻找有效的生产力提高的来源越来越困难了，所以组织之间的潜在生产力源泉开始得到重视。组织之间通过团结合作、合力创造价值，可以协助企业获得前所未有的获利能力和竞争优势。关系营销理论就是在这方面有了重大突破，它认为企业必须与这些与经营相关的成员建立起适当的合作伙伴关系，形成一张网络（这是企业经营过程中除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以外的另一种不可或缺的资本——社会资本），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挖掘组织间的生产潜力。因此，协调成员间的关系，促进组织间的合作，是关系营销理论的重要内容。

儒家文化中的“和为贵”则正是体现了关系营销中的协调与合作的思想。“和”即“协调”，就是处理各个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以实现组织目标；“和”又意味着“团结合作”，将个体优势合并成团体优势，提高效率与创造更大价值。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荀子说“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则百事不废”。对关系营销理论来说，“和”的思想首先是指化解企业与网络组织成员间的矛盾和冲突，通过共同的远景（Vision）、亲密的关系（Intimacy）和合力创造的贡献（Impact）使其联系起来成为战略伙伴，共同开发产品、开拓市场，提高竞争优势，更好地为消费者和社会服务。尼尔瑞克曼等认为，“在组织之间从事生产力的改善，亦即以更大的效率且更有效果的方式合作，其机会比在组织内部进行时大”，“在美国，这种伙伴关系以带来数十亿美元的价值，包括更佳的生产力、更低的成本以及新市场价值的创造等”(尼尔瑞克曼等，1998)。同时，儒家文化中的“和”还包括“和而不同”的思想。《论语子路》中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同”是指相同、没有差异或较少差异，是否定矛盾，抹煞差异基础上的等同；“和”是指和谐、合作或达成协议或互补，是承认矛盾，肯定差异基础上的和谐。只有存在差异，人们才会通过分工合作实现他们之间的互补，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整个社会福利水平（这实际上和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观点是一致的）；如果没有差异，人人都一样，就没有互补的可能性，也就无需分工合作，也就不会有效率的提高，正如《国语郑语》中所说“夫和则生万物，同则不继”。因此，对关系营销理论来说，“和而不同”意味着企业与网络中的相关成员进行合作、建立和发展战略伙伴关系不是无目的、无原则的随意联合，而是基于各自不同的核心竞争优势的基础之上的分工与合作，建立伙伴关系是为了更好地发挥自身的核心优势，更好地利用战略伙伴的核心优势，通过积极寻求彼此双方在产品开发、制造、销售渠道上的互补性，优势相长，风险共担，共创协同效应。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提高合作效率，真正挖掘出组织间的生产力源泉。目前我国许多企业间的合作却只是为了追求规模的扩大，忽视相互间的竞争优势的差异，忘记了合作的根本目的在于生产效率的提高，甚至有些企业兼并联合只是为了企业解困、政府甩包袱，不是在市场竞争过程中的结合，而是政府强行“拉郎配”的结果，这样的合作怎能不令我们担忧! 四、 以人为本——对人力资本的重视

传统营销理论中对企业内部员工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秉承了西方主流企业理论和古典管理理论的思想。新古典经济学假设企业的目标函数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并先验性地认为在企业中是“资本雇用劳动”，企业是资本家的企业。在主流企业理论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企业的契约理论①，其认为，企业是一个不完全的契约，契约的不完全性就使得资本家成为最大的风险承担者，同时资产专用性对整个企业的生产效率有重大影响，所以应该把企业的剩余控制权交给资方，这有利于刺激专用性资产的投资，有利于提高社会福利水平。这一理论过于强调非人利资本的作用，甚至提出“我们把企业定义为由它拥有的各种资产（如机器、发明等）结合而成的东西”（Grossman　&　Hart，1986）；“我们根据企业所有者控制的资产来识别一个企业”（Hart　&　Moore，1986）①；“在缺乏非人力资产的情况下，甚至连替代或解雇的概念都几乎没有意义了”（哈特，1998）。所以，这种股权至上主义必然导致股东利益最大化构成了企业的终极目标，企业的治理结构采取的是单边治理，即企业中的决策权集中在所有者及其人手中的，企业内部员工只是处于被管理、被支配的地位。古典管理理论则将人视为是被动与消极的因素，只把他们看成是“经济人”，忽视了人的情感、心理因素，将人视为机械的附属物。所以传统营销理论没有为企业员工在经营战略决策中提供应有的地位，它将员工只是当成决策的具体执行者，忽视人力资本的价值，所重视的仅仅是“管理者当局”的作用。实际上，我们现在越来越认识到：企业的本质是各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通过一系列契约关系而联结在一起所形成的特殊的组织——这种组织不但为各种要素提供了某种发挥某种生产经营作用的场所，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组合能够形成某种“集体生产力”，创造出可观的“组织租金”（杨瑞龙，周业安，2001）。组织的存在和发展是以合作为基础的，因此企业内部的组织安排，产权配置都将影响到相关当事人的工作积极性及与其他当事人的合作态度，即影响到整个“团队”的协作态度和“集体生产力”的大小。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对技术依赖程度的增加，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来说，雇员的知识和人力资本同物质资本一样重要，甚至许多企业是通过知识雇用资本来完成的。因此，这就要求给予企业内部员工以相应的决策权，以提高其生产积极性和协作的主动性。欧盟在最近的关于《公司治理结构》的注释中更进一步认为“只有认识到利害相关者的利益以及他们对公司长期成功的贡献，才能更好的服务于公司的利益”②。关系营销理论在结合现代行为科学的“人本管理”思想和企业利益相关者理论基础上认为，现代企业是一个由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集成的组织，员工（包括经营者）是企业组织的主体，员工在企业里对企业有各种各样的要求，企业只有不断满足员工的需要，员工才有积极性，企业才能成长，所以员工是企业的生命主体。管理者必须面对“完整的社会人”，而不仅仅是他们的技术和能力，组织要认识到员工的需要、想法和愿望，满足他们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并让员工积极参与到企业的经营管理决策中来，真正发挥员工的主人翁地位；企业应追求通过员工的成长来实现组织的成长，应该将人的发展放在第一位，通过开发人力资源，加大人力资本投资，促进企业的整体发展。

儒家文化中“以人为本”的思想，就是强调必须尊重人的价值。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生有气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在他看来，人之所以贵于物，不只是因为人具有知识，而且还具有道德理性，所以管理中必须以人为本。《大学》里所说的“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即是认为人力资本要远胜于物质资本。现代企业家们已经认识到企业活动的真正源泉不在于物质而在于企业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日本丰田公司总经理、丰田生产方式的创始人大野耐一说过：“丰田生产方式固然重要，但丰田人的创造力、努力和实际能力，则是生产方式的精华”。因此对于企业的营销管理活动来说，一方面企业必须认真对待“内部顾客”的需求，管理者的主要职责不单是执行计划、监督、控制，而更重要的是要吸引员工参与到企业的决策与管理中来，创造一种适宜于人们充分发挥其潜能和才智的工作环境与条件，从而使“内部顾客”达到满意；另一方面，重视人力资本投资，使知识的价值不断增值，将企业的长期竞争优势建立在以知识资本为主体的核心竞争力上。这恰恰是关系营销中“处理企业内部关系”的核心。

第2篇：儒家思想的孝文化范文

关键词：儒家思想；语文教学；德育

毫无疑问，学校教育的对象是学生，学生的健康成长是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的一座宝库。语文作为一门传统学科，应当主动承担起弘扬传统文化的重任，根据语文学科的特点，努力发掘儒家思想精髓，在学科教学中渗透德育教育，让优秀的思想文化重新焕发出它的生机，融入国人的血液。

一、儒家思想的内涵

在人类历史上，以儒家思想文化为基础的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史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古代文明。儒家思想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有些东西已经成为历史的糟粕，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了，但传统儒家思想的精华并未过时。作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中包含许多具有持续生命力的永恒的哲理和有益于人类文明的精华。儒家文化及其价值观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因素，那些关于做人、处事和立国的名言早已深入人心，并在潜移默化中传布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这正是中华名族的民族精神所在，也是对中学生进行德育的重要内容和方法。包括：爱国主义、诚信守正、仁爱思想、孝亲尊师，以人为本、明荣知耻。儒家认为“天地君亲师”是最重要的人伦纲常，“孝亲尊师”是做人的根本。

虽然物换星移，社会演进，但儒家思想，如，和谐持中、克己复礼、义利和合、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等等，在现代社会依然陶冶着青少年的道德情操，启示着人们应如何做人，如何修身养性，这些都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

二、在语文教学中融入儒家思想精髓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把德育渗透于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贯穿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各个方面。”

1.创设和谐的人文环境，营造儒家文化气息，创设温馨和谐的教育环境是对学生进行儒家思想熏陶的重要一环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语文教师作为德育的实施者和主导者，在教学中要把言传与身教结合起来，注重自己的德性修养，在日常教学和生活实践中对儒家传统思想身体力行。“若安天下，必先正其身。”待人接物温和自然，举止态度谦恭庄重，教学中能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为人师表。教师要热爱学生，尊重学生，严于律己，严谨治学，做学生的道德楷模，潜移默化地感染学生。

校园文化建设也属于语文教学的范畴。如，在校园路灯宣传牌上、宣传橱窗里定期张贴和更换儒家经典名句和故事。在学生中组织儒家传统文化的各种社团，营造出浓厚的儒家文化校园气息。提示语可以提醒学生向上、向善，名人格言、警句可以帮助学生审视自身。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人都会受环境的影响，学生会在老师、同学的影响下逐渐形成正确的道德观。

2.优选国学读本，开展课外阅读

孔子认为：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作为一名语文教师，更应具备儒学观念，时刻准备把儒家教育渗透在语文教学中。我们首先针对学生的年龄特征、兴趣爱好、思想实际，精心选择好儒学读本，列出书目，引导学生去读。

《三字经》包容了极其丰富的内容。讲学习的重要性，讲伦理道德、名物常识、经史诸子、朝代更替，并用古人勤勉好学的故事启迪教育学生。《弟子规》讲的就是如何做人，就是教人们如何做一个善良的人，做一个孝敬父母的人，做一个知书达理的人。对学生学好规矩、树立做人的标准起着积极的作用。

确定书目后就要合理安排时间引导学生阅读，可以以亲子阅读的形式调动家长的积极因素，每天让孩子背诵50字左右。在学校，可在早读中抽出一定时间，让学生诵读。背经典范文会让学生受益匪浅、终身受益。也可开展读书报告会，让学生交流读书心得。

除上述之外，我们还可以设置校本课程传播儒家思想，在阅读教学中渗透儒家思想。

语文教材中古今中外的许多优秀作品无不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显现着儒家思想的印记，字里行间洋溢着高尚的道德情操、朴实无华的生活态度、平凡而伟大的人生哲理。自古以来，语文教育总是与儒家思想密切相关。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发掘儒家思想的精华对学生进行渗透教育，正顺应了这一要求，也体现了语文学科的人文性。在操作中只要把握好学生的身心特点，深入探究教育方法，持之以恒，一定能收到“内化”的效果，对促进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以及推动社会的和谐、可持续发展都有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第3篇：儒家思想的孝文化范文

关键词：儒家思想；高中语文教材；人格养成

【中图分类号】G633.3

儒家文化自其创立以来，在其发展的两千多年历史长河中，历代儒家通过多种形式的努力与继承，使其不仅成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正统文化，更加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中都有明确表述：“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儒家思想代表的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精髓，是对高中学生进行人文性教育的重要来源之一。

现行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将大量的儒家文化经典编选其中，对于传承儒家文化传统，培养学生人文素养具有重要意义。其中收录了大量古诗文，整套必修教材中编排的古诗文约占课文总数的38%，必修一4篇；必修二4篇；必修三

8篇；必修四12篇；必修五8篇；课文总数为95篇。

一、作品分析

“我们阅读传统经典，不仅是为了获取知识，也是为了一个悠久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这或许是寻求一个完善、独立的自我与品格的最好途径。” 依照当今的社会现实，儒家思想文化中所蕴含的丰富的人文精神对于培养学生人文素养，弥补社会道德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爱国主义

春秋战国乃为乱世，儒家文化诞生于乱世，那么自其出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忧患的色彩。孔子主张的“入世”并不仅仅在于在社会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更加强调的是“救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孔孟以‘君子有终身之忧’为思想基调，强调君子要忧国、忧民、忧礼乐之失传、忧文明之失散” ，他们的忧患意识对古代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古往今来的有志之士创作了一批又一批爱国作品。

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中体现爱国主义精神的课文有：《烛之武退秦师》、《离骚》、《永遇乐・京口北故亭怀古》、《五人墓碑记》、《指南录后序》等。以《五人墓碑记》为例，课文讲述了明末时期东林党人和苏州人民不畏不怕牺牲敢于同魏忠贤这类奸佞之流进行斗争的英勇事迹，歌颂了其中五人“慷慨大义，蹈死不顾”的英雄气概，高度评价了他们“激于义而死”的崇高精神，肯定了其斗争的重大意义和不朽功绩，揭示出“明生死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的主题。

爱国主义并不是近现代的产物，古已有之，属于我国传统思想文化中最重要的内容。这是一种对祖国和民族的深深眷恋，是日积月累在普通老百姓心中种下的挂念国家、济世救民的果实。儒家文化教会我们，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人都有义务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付出。

（二）美好品德

《论语・雍也》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孔子此言有三层涵义：第一层是说“中庸”是一种道德；第二层是说“中庸”是最高的道德；第三层是说老百姓中很少有能做到“中庸”的。中庸之道之所以是“德”，并且是“至德”，因为它是“以人为本”的，是以平衡人际关系为手段，置社会于安定和平的。

“仁”，既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也是各种道德规范的总纲。具体来说，“仁”包括忠、恕、孝、悌、信、恭、敬、智、俭、良、耻等所有道德范畴，是对各种善品质的总概括。而“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也”，意思是说，“孝悌”是“仁”最基本的内容。孟子也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有了孝悌，才有后来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长幼有序”。亲情是一种十分伟大的感情，一个人只有先爱自己的父母亲人，才能将这种爱作用于他人和社会，实现“博爱”。所谓国家，有“家”才有“国”，在这一层面上看，“孝”是“忠”的基础，“忠”是对“孝”的发展。《孝经》说：“君子之事亲孝，故忠移于君”，家庭和睦在先，之后才能君臣和睦，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如果说孝悌观念是规范家庭成员行为的基本理念，原则是“长幼有序，尊卑有等”，那么这又体现了“礼”，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中许多篇目都是关于道德文化的，如：《项脊轩志》、《陈情表》、《廉颇蔺相如传》等。以《陈情表》为例，这是西晋李密写给晋武帝的奏章。文章叙述了祖母在艰难环境下对自己的养育之恩和自己应当竭尽全力报养祖母的大孝之义。在感谢朝廷知遇之恩同时，又真情倾诉了难以从命的苦衷。真情流露，委婉畅达，感动了千千万万的读者，更有“读李密《陈情表》不流泪者不孝”的说法。

（三）仁政与民本思想

治国以礼，为政以德是儒家思想对君王提出的要求，民本思想是对仁政思想的补充。早在两千多年前，孟子就主张君王须以仁爱之心治理天下，他提出：“民为本，社稷次之，君为轻”、“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民贵君轻”等思想，将“爱民”看成是政治的最高准则。

教材中体现仁政与民本思想的课文有《季氏将罚颛臾》、《寡人之于国也》等。以《寡人之于国也》为例，这是表现孟子“仁政”思想的文章，论述了如何通过实行“仁政”以“王道”来统一天下的问题。只有实行仁政，才能得民心，得天下。本文气势宏达，说理切剩阐明了孟子的治国之策，大力宣扬了他的仁政思想。

（四）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在儒家思想中的内涵并不能简简单单用我们今天所说的人与自然和宇宙的合一来诠释，它是儒家思想在生命哲学领域的中心思想。儒家认为，生命来源于天，即天命。在孔子奠定的生命哲学中，最根本的就是天命，天道。人需要对天对自然怀有敬畏之心，这是生命的根本。生命生生不息，不断传承与轮回，我们需要对天保持敬畏，与大自然和谐相处。

教材中就有不少关于生命、人生的经典文章与诗歌，如：《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滕王阁序》、《琵琶行》、《锦瑟》等。以《锦瑟》为例，辞藻华丽，情思缠绵，意象迷离，含义深邈，但对于诗歌主题历来存在争论。一般认为这是作者李商隐追忆似水流年，感叹悲欢离合，相思梦想都幻灭，所得只是眼泪和迷惘的怅然之作。

（五）“学思”并重

孔子认为人的认识能力先天就有差别，所受的教育也必须不同，体现出其因材施教的思想。孔子重视学知，认为“生而知之”仅是一种虚设，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需要通过学习才能获得知识。在学习上，他强调四个方面：

一要实事求是。《论语・子罕》：“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意思是，不要自己不懂却凭空造作，不要武断专横，不要顽固不化，不要自以为是。二要多方面学习。《论语・述而》：“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孔子将“多闻”、“多见”和“择善而从之”作为获得知识的重要途径，他自己也“入太庙，每事问”。三要思考功夫。《论语・为政》：“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孔子认为学习和思考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学思须并重。四要触类旁通。孔子提出“闻一知十”，“上学而下达”等学习方法，在积累丰富的感性知识基础上发挥理性的能动作用。此外，在言与行的关系上，孔子提出“敏于事而慎于言”，说话要慎重，但做事要敏捷，言行一致。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苏教版必修一《劝学》篇就典型体现出儒家对学习的重视。文章围绕“学不可以已”这一中心论点，先后阐述了学习的重要性，学习的作用，学习的方法和态度。

二、结语

随着时代的飞速发展，西方的快餐文化日益冲击着我国的传统文化。高中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如果引导不当，就容易滋生出崇洋、摒弃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情绪，譬如圣诞节热热闹闹，重阳节却无人问津的现象屡见不鲜。因此，苏教版高中语文教材中对儒家经典文本的收录十分必要。一方面，能够潜移默化地塑造学生的心灵，提高其文化品位，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学生在日常学习生活和社会中自觉规范自己的言行，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儒家思想作为我国优秀传统思想文化的精髓，将被世代传承下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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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吴伟明.中学语文教材中儒家经典选文及其教学研究[D].河南大学.2011.5.

第4篇：儒家思想的孝文化范文

摘要：中国传统木雕花板艺术是古代建筑装饰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本文研究了儒家文化对传统木雕花板雕刻题材的影响，从四个方面分析了传统木雕花板所表现出的文化寓意。通过以上研究可帮助今天的人们不仅看到木雕花板的装饰美，更能了解到其所传达的文化信息，为现代室内设计师对木雕花板的利用提供指导。

关键词：儒家文化；传统木雕花板；题材

0 引言

中国的儒家文化在整个封建社会中，不断吸取新的思想和观点，适应了各个朝代统治阶级定国安邦的需求，其思想广泛渗透到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各个领域。中国传统建筑和家具装饰的细部、室内陈设等从侧面反映和表达了儒家思想的理念和要求。在古建筑和家具上常用的结构件和装饰件――传统木雕花板是其中典型的代表。作为传统建筑装饰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传统文化的载体，其表现儒家思想的雕刻题材也就相应的占据了传统木雕花板题材的很大一部分。随着现在人们对建筑室内外装饰文化品位需求的提升，木雕花板又开始受到设计师的青睐。本文通过研究儒家文化对传统木雕花板雕刻题材的影响，从四个方面分析了传统木雕花板所表现出的文化寓意。

1 儒家文化理念

儒家思想形成于春秋末年，是以“仁学”为核心的庞大思想体系，它的根本出发点是“仁者爱人”的人道主义，追求“中庸之道”、“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和社会理想[2]。这些理论奠定了儒家思想的基本框架。汉代统治者独尊儒术，使儒学成为国学，儒家思想得到更充分的发展。儒家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其中儒家提倡的伦理道德始终在社会意识形态中占据着中心地位，并在封建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在古人心中形成强大的精神意识，进而影响了民众的价值观、情感观、审美观以及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传统木雕花板装饰纹样的教化题材中反映最多的是伦理教化。“忠孝节义”是儒家思想中最重要的伦理准则。木雕花板纹样中，或以人物故事情节、或运用植物比拟、或者其他象征手法的装饰题材来宣扬忠、孝、节、义，以达到宣扬伦理道德的教化意义，使人们生活在其中，在不断地熏陶中修身养性，在耳濡目染中接受着道德教化。“忠、孝、节、义”，反映了封建社会人们的精神思想，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民间建筑装饰的理念内涵[12]。在现今社会，依然是人们不断追求的高尚的精神境界。

2 儒家文化在木雕花板上的体现

2.1 以“孝”为题材

中国封建统治者素以“孝”治天下。汉武帝时期，将“孝”作为选拔人才的重要标准，最著名的就是“举孝廉”。在汉代，“孝廉”已作为选拔官员的一项科目，没有“孝廉”品德者不能为官。到清朝时，考取了举人，还是用孝廉公的名称。由此可见，在整个封建社会里，孝悌观念始终存在于统治阶级的心中，也被社会各阶层所接受。“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反映了中华民族敬老养老的传统美德。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二十四孝图》。其中人物的所作所行，为古代社会各阶层树立了榜样，就是教育人们敬老爱老的范本，常被用在建筑木雕中的花板雕刻之中。如“戏彩娱亲”、“百里负米”等被广为流传。图1即为二十四孝中的孟宗哭竹生笋的故事，故事讲的是孟母冬日生病，“孟宗哭竹，冬日得笋以食母”。另外，“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最体现孝道的是繁衍子孙，因此，多子多福、儿孙满堂，一直是几千年来中国人的传统家庭观。如徽州乡村人在结婚时，按照当地传统习俗，喜欢选用精工细琢制造的“花床”、衣橱等作陪嫁，来点缀他们的洞房花烛夜。图案以“龙凤呈祥”“麒麟送子”“百年好合”等较多，用“石榴”象征“多子多孙”，用“鸳鸯”象征“夫妻恩爱”，用 “和合二仙”的故事，来寓意夫妻恩爱、白头偕老，寄托人们对婚姻幸福的美好愿望。除此以外，还有麒麟送子、五子图、送子观音、百子图等，表示对子子孙孙无穷尽的希望。图2是百子闹春图花板中的一部分，此题材常见于我国古民居中，以表达对子孙满堂的美好期望。[37]

2.2 以“忠”为题材

忠与孝，是我国的一种传统美德和社会责任，在现代也是必须发扬光大的。忠、孝，是儒家伦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古代是维系家庭和社会道德的两大支柱，子女对待父母要孝顺，“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对待上司要忠诚，“君事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忠，即忠君报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可见，“忠”在古代人们的心中是何等的重要。“岳母刺字”、“杨家将”、“木兰从军”、“苏武牧羊”等以历史故事为题材的木雕纹样，都是赞扬人们忠君爱国的典范。图3“木兰归家”表现了花木兰征战疆场凯旋后还妆红颜的场景。[3-8]

2.3 以“节义”为题材

在封建社会里“节”主要指妻子对丈夫的服从；“义”则具有封建道德准则的意义，这里主要指君臣之间或不同阶级、阶层的人们之间的一种道德责任。节义，在新华字典里释为节操和义行。节，即气节，指置生死于度外的信念。其代表人物如文天祥，苏武等。在木雕花板中，常用梅、兰、竹、菊、莲等来比拟人的高尚人格。梅、兰、竹、菊，并称四君子，它们分别代表了傲气、幽静、坚韧、淡然四种不同的品质，常被文人用来作为其刚正无私的君子风度的暗喻，与儒家提倡的道德规范一致，也成为历代文人们颐养身性的道德标准，因此在书香门第的民居中较多见。义者，理义、道义、正义、公义。朱熹曰：“义者，天理之所宜。”见利思义，就是指人内心善良的道德本性。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关羽，由于其自身的英雄气概以及忠义，成为后世统治者推崇的忠义楷模，关公也成为一种文化和精神。所以取材于《三国演义》的木雕花板纹样，成为民间建筑木雕装饰中热衷的题材，教育后人要仿效关羽，忠义两全，如图4描述了关羽千里走单骑，离开曹操寻找刘备的故事。[38]

2.4 以“和”为题材

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在《论语・学而》中说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和”是儒家特别倡导的伦理、政治和社会原则。礼的前提是以和谐为贵，但是，如果为了实现和谐而脱离礼文的约束也是行不通的。就是说在家庭、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在遵守“礼”的同时，相互之间又不要出现矛盾。在传统建筑室内外装饰中随处可见以“和”为题材的木雕花板。图5通过动物之间和谐相处比拟人与人之间“以和为贵”的观念。图6的鹤谐音“和”，与荷花组合、寓意和睦。[8]

3 结论

近年来人们对中国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越来越重视，随着人们对传统和理性的回归，对传统文化艺术的存在和探究需要有更深刻的认识。传统木雕花板装饰艺术作为一种广泛存在的民间艺术形式，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儒家思想中的“仁、义、礼、智、信”依然是现代人的道德标准。今天的人们在使用和欣赏木雕花板时，不仅要看到木雕花板的装饰美这一物质层面的属性，更要了解到其所传达的文化信息和所表现出的中国儒家文化的内涵，这也为现代室内设计师对木雕花板的利用提供了有益的指导。

参考文献：

[1]鲁杰.中国传统建筑艺术大观.木雕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2] 李海梦.中国儒家文化与其美学思想[J].美术教育研究，2011（4）：1819.

[3] 王其全.传统木雕花板图案及其寓意[J].浙江工艺美术，2002（2）：3540.

[4] 王其全.传统木雕花板图案及其寓意续[J].浙江工艺美术，2002（3）：3540.

[5] 郑银河.中国传统装饰纹样与儒家精神[J].福建论坛，2005（12）：6061.

[6] 王孙琳，陆峰.徽州木雕图案中的吉祥文化[J].铜陵学院学报，2010（1）：9293.

[7] 梁志伟.古木器密码[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

第5篇：儒家思想的孝文化范文

一、先秦创始时期的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

先秦尤其春秋战国时代应当说是一部先秦儒学的发生期或酝酿期。而此间的所谓儒学，则又可称之为“原典儒学”或者“孔学”。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贵“仁”。“仁”是孔子哲学思想的精髓所在，也是孔子政治思想、道德思想、教育思想、文献整理思想的理论基础和前提。“仁”涵盖了一切善的言行，包括孝、悌、忠、恕、信、恭、敬、宽、敏、惠等许多道德规范。孝者，父母也；悌者，兄弟姐妹也。孝悌之爱所要解决的就是血缘之间的相亲相爱。“今之孝者，以为能养。至于犬马，皆为能养，不敬，何以别之？”此所谓不敬者，则不孝。而忠恕之爱，“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体现的就是忠道。恭就是对人民要恭敬；宽就是对人民要宽容；信就是对人民要讲诚信；敏就是要敏捷，提高办事效率；惠就是惠民之爱。孔子认为：“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把这五条做到了，就是仁了。

另外儒家还提倡“礼治”，“礼”内涵着“和”的制度伦理，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礼”从行为规范变成约束人心的内在要求，提升为社会生活的自觉意识。

就人性论而言，儒家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儒家提出的道德修养过程是：志――学――思――行，以此来达到修养的最高境界。

孟子的思想主要是“民贵君轻”，提倡统治者实行“仁政”，在对人性的论述上，他认为人性本善，提出“性善论”，孟子认为人具有一种先验的善性：“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认为，人能“存其心，养其性”，人应该把存性养性的道德修养作为自己安身立命之法。

荀子提出的隆礼重法的政治思想是以其“化性起伪”的性恶论为哲学基础的，而荀子的“天人相分”的自然观的思想模式运用在人性论问题上自然引导出“性伪之分“的命题。也认为人性恶是天然的，而后天的“善”则是人为教育的结果，这叫做“伪”。“虚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正名》）

二、汉代时期的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

西汉的董仲舒以儒学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诸子百家，建立起新儒学。他把儒家思想归结为“三纲五常”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思想上的一统维护政治上的统一。他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提出自然、人事都受制于天命，因此反映天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思想都应该是统一的。这很符合当时武帝要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成为汉代的官方统治哲学，使儒学成为传统主流思想。

董仲舒的人性论是主张性三品说。他把人性分为“圣人之性”、“斗筲之性”和“中民之性”。认为性是由天决定的，是天使人性有善、有恶。“圣人之性”善，“斗筲之性”恶。这两者是不可改变的，而“中民之性”，是“有善质而未能善”。他说性是天生的质朴，虽可以为善，但并非就是善，只有“待外教然后能善”。即人性善是通过教育的结果。既然民需要教化才能善，而谁来实施教化呢？当然是统治者，即君王。君王是顺天之意来完成这项任务的。君王要顺天之意来完成对人民的教化，他把被教育者的主观能动性完全交给了承“天意”的“圣王”。

三、宋、明理学时期的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

程朱理学是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和南宋理学家朱熹思想的合称。他们把“理”或“天理”视作哲学的最高范畴，认为理无所不在，不生不灭，不仅是世界的本原，也是社会生活的最高准则。在人性论上，二程主张“去人欲，存天理”，并深入阐释这一观点使之更加系统化。“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学者须要于此体认省察之。”“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朱子语类》卷十三）在人性论和认识论方面，宋明理学把“天理”和人性联系起来，认为“天理”在人心即为“性”，“性即理也”。强调人性本善，后世之人有“贤”、“愚”之分，是由于气禀不同，“气有清浊，禀其清者为贤，禀其浊者为愚。”认为“浊气”和恶性都是人欲，人欲横流，蒙蔽了本心，便会损害天理。“无人欲即皆天理”，因此要人们“存天理，去人欲”。要“存天理”，必须先“明天理”，而要“明天理”，便要即物穷理，逐日认识事物之理，积累多了，就能豁然贯通。提出了“格物致知”的思想，倡导“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的修养方法。

第6篇：儒家思想的孝文化范文

论文关键词：孔颜之乐；文化传承；理想境界  

 

孔子弟子三千，而其中通晓六艺者七十二人。其中有一名弟子，颇受孔子赏识，这名弟子就是颜回。 

在《论语》中，孔子曾对颜回大加赞赏。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第六》)。而孔子在《述而》篇也曾自我表白：“饭疏食，饮水，曲胧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不论是对弟子行为的称赏还是对自我内心的剖白，这些都直接表达了孔子安贫乐道，超脱于世俗功利的人生理想道德境界。这就是后来备受宋明理学家称道的“孔颜之乐”。周敦颐曾说：“颜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夫富贵，人所爱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乎贫者，独何心哉?天地间有至贵至富、可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处之一则能化而齐，故颜子亚圣。” 

自古以来，中国传统道德受儒家影响甚深，其中以道德来约束欲望，“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道德理念始终在历朝历代的儒家学者中占主导地位。通过周敦颐和二程所倡导的“孔颜之乐”我们也能体会出，儒家精神的内核并不如道家所讽刺的“汲汲于功名”，而是“天下清平”之后心有所归，不为外物所累的超脱（如“曾点之乐”）。那么“孔颜之乐”是否与宋学的内核相一致呢，为什么到了明代，这一理论甚至其所宣扬的儒家内涵都受到了王阳明的质疑呢？“孔颜之乐”在后世的文学发展中有着怎样的地位，对当代文学又有什么值得借鉴和传承的地方呢？这些都值得我们仔细思索。 

一、从“孔颜之乐”看先秦儒家的理想境界 

不论是授业还是为学为官，孔子的言行里始终保持着温柔敦厚、和悦相乐的态度。为学，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为友，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闻《韶》，沉醉其中乐而不知肉味，读《诗》，亦因其“乐而不”而赞叹称赏。在我看来，孔子这种和乐的态度是源自于内心的安详与神圣，是内心道德修养深厚而伟大的流露。孔子曾经与其弟子子贡有过一段对话，这段对话充分阐述了与行为上的规矩法度相比，孔子更注重内心的表达与修为。 

（一）“以道为乐”的价值感悟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论语·学而第一》）。 

可见，孔子虽然提倡“君子固穷”，但是并不仅限于注重外在的表现形式，他更希望人是从内在，发自本性的举动，真正达到那种安贫乐道的道德境界，而不是仅仅受礼仪法度的约束来匡正自己的行为，内心却与之背道而驰。不仅在贫富问题上孔子的态度是如此，就是在他最重视的孝悌纲伦中，孔子亦是看中内心而不拘泥于外在形式。 

（二）从“孝悌”视角看儒家心灵境界 

孔子曾在分别回答弟子子游、子夏、宰我三个人问孝的时候表露出他对内心重视的程度，这种程度直接区分了孝与不孝这种原则上和本质上的区别。我们不妨将这几段体现孔子对孝道看法的对话摘录如下：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扶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论语·为政第二》）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即没，新谷即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论语·阳货第十七》） 

以上三段对话，均表达了孔子对孝道问题的看法和立场。尤其是第三段，这段文字的核心，表达的正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思想，最终的焦点是直指人心，最终的落脚点是人心是否安顿的问题。通过孔子对弟子的教诲和评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孔子所倡导的孝悌礼仪的前提和基础是人内心道德的修为，是发自本性、源于内心而做的，而非反之，用外在的法度去约束人的内心，虽然表面看上去达到了同样的行为效果，但是却与夫子的本意相去甚远。 

（三）儒家理想境界与释老至乐的同异 

在中国古代，儒道释三者的思想互相融合，其中有一些相通的地方。佛家讲的“要眠则眠，要坐则坐，热则取凉，寒则向火。”讲求的就是顺应本心的修为，与儒家理学的“心学”有相通之处。明朝王襞曾经说：“舜之事亲，孔之曲当，一皆出于自心之妙用耳。与饥来吃饭，困来即眠，同一妙用也。” 

他认为“孔颜之乐”是心不执着于任何一物的自由自在的精神，“既无所倚，则乐者如何物乎？道乎？心乎？”曰：“无物故乐，有物则否矣。且乐即道，乐即心也，而曰所乐者道，所乐者心，是床上加床也。”而对于道家“超然物外”的至乐境界，在《庄子·内篇·大宗师》中曾记载过颜回坐忘而令孔子感喟的事，也能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儒家“孔颜之乐”的理想境界，其实与佛家的修心静性、与道家的“超然物外”均有殊途同归之理，儒家理想境界是内心的修为而非对外在礼法的严苛强求。 

二、“孔颜之乐”的理想境界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中国士大夫与儒家思想渊源甚深，几乎历朝历代都有著名的大儒和贤者出现，所以，儒家思想在文化传承中体现颇多。汉代的儒生自董仲舒将儒学定为国学以来，儒家思想就深深根植入中国古代文化政治当中，也对后世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一）“孔颜之乐”其“乐之体验的”诗性呈现 

“孔颜之乐”所表达的首先是一种通达坦荡、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在孔门儒者看来，一个人排除了物质生活贫困窘迫的干扰，也就排除了最易动摇人、使人忧惧、使人信念变易的干扰源。能够笑对贫困，自然可以笑对人生；能够笑对贫困，自然可以笑对权贵；能够笑对贫困，自然可以坦然笑对世间一切向伦理挑战的愚行。孔颜之乐是一种旷达恣意，是一种融合了真善美、统一了知行意的心灵境界。后世文人每每遇到生活上的窘境的时候，时而会拿出这种精神鼓舞自己，刘禹锡在《陋室铭》中就有“子曰：‘何陋之有？’”的慨叹，深切地表达了“君子固穷”、“独善其身”的思想内核。这种通和圆融的诗意境界，在一代又一代文人墨客身上得到不断再现和升华。 

（二）“孔颜之乐”对宋词及宋明理学的影响 

北宋周敦颐，著有《通书》，是宋明理学的开山鼻祖。其一生提倡“孔颜之乐”，为人为德，著文章《爱莲说》以表其志，深受儒学影响。据说二程曾受教于他，这为宋明理学后来思想核心的阐释奠定了基础。 

周敦颐本人气象甚高，人生境界极为洒脱，黄庭坚曾说“春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二程十四五岁时其父令二人学于周敦颐，周敦颐教二程“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程颢后来又见周敦颐，尝言“自再见周茂叔后，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尽管在宋明理学的发展过程中各家对此的阐释和强调也不同，但追求心灵的超脱和洒落始终是理学家人生境界中重要的一面。

宋代许多著名词人的作品中，都流露出这种儒家至乐思想，如北宋著名词人范仲淹在《定风波》一词中有“莫怪山翁聊逸豫，功名得丧归时数。莺解新声蝶解舞。天赋与，争教我辈无欢绪”的诗句，就表现出一种超脱和洒落的人生境界。后来的词人在此基础上演变，表现更加直白和豁达，如王安石在《清平乐》中的“若有一卮芳酒，逍遥自在无妨。”这一句，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从容安乐的心灵境界。“和乐”境界的大量出现始于苏轼及苏门词人。苏轼一生历经磨难，佛道思想固然是他忧患人生的精神支柱，但不能否认的是儒家思想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7]苏门四学士的作品中也不乏实例，这些都是“孔颜之乐”这一儒家理想境界的演变和深刻体现。 

（三）“孔颜之乐”对“心学”及明清文学的影响 

陆九渊是“心学”的开山鼻祖，。据陆九渊年谱载，他晚年结庐象山，“从容讲道，歌咏愉愉，有终焉之意”，“平居或观书，或抚琴。佳天气，则徐步观瀑，至高诵经训，歌楚辞，及古诗文，雍容自适。”洒落的哲人气象中又流露出诗人的风度。王阳明，字守仁，浙江余姚人。他是明代“心学”的代表人物，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正是根据孔子注重内在修为，倡导礼仪匡正道德的基础上进行的演变和升华，相比于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心学”的“灵明说”从理论上更贴近儒家思想所倡导的理想境界。 

在明清时期，文章流派众多，许多流派主张都离不开理学。始于陈白沙的的学术之变，为明清文坛带来了新的风气。他提出了以“心源”为本的散文文源论，以自然平易、优柔自得为美的散文风格论，和学古当求“悟入”以得其“无涯”之妙的方法论。在陈的理解中，“孔颜之乐”既不是像道家那样凭借终日静坐，与天理浑然一体，也不是强行从外在来因循社会伦理，而在于心中充满自适自足之乐，故能荣辱不惊。就这样，陈将“孔颜之乐”回归于人生之精神境界，且不受天理束缚，乃是一种从心所欲的自适自得之乐。后来许多散文流派，如桐城派，公安派及唐宋派等，或多或少都受到程朱理学和“心学”的影响，“孔颜之乐”的儒学内核，在这些流派的衍生中得到发展和深化，这也是对文化传承的影响之一。 

第7篇：儒家思想的孝文化范文

【关键词】 儒家思想；核心价值观；内在原因；意义

中国传统社会自汉代至清中叶，长期稳定地发展，且一直居于世界文明的领先地位，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从意识形态领域看，主要得益于其长期形成的一套相对稳定的核心价值观。它不仅在乱世成为拯救社会人心的精神支柱，而且在盛世成为一种信仰和追求。甚至融入到了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形成了这个民族特有的性格和思维方式。这对于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一

在中华民族核心价值体系中，汇集了先秦诸家思想的智慧，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共同形成了国民的精神核心。但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够成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外部原因来看：其一，在于统治者的提倡。儒家学派自春秋时孔子创立，经战国时的百家争鸣，到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便开始实施。虽然此时的“儒术”已掺杂了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但仍是以儒家思想作为核心的。而到了宋代的科举考试，尤其自真宗以后，其内容由诗赋、策论转变为集中于儒学，立论必须依据儒家经典，诸子之书不合儒学的都不能采用。这种要求到明清时期更加严格。这使儒学被社会尤其是知识分子所接受和认同成为可能。其二在于学校教育。儒家学派的创立源自孔子的设坛讲学，广收弟子，有教无类。弟子三千，七十二贤人，并代代相传。而孟子也以这样的方式传播思想以求实现理想社会的美好图景。到汉代独尊儒术之后，学校教育不仅有私学而且设立了公学。汉武帝时期，朝廷置博士官，立太学。成帝时，太学弟子三千人，东汉后期太学生多达三万人。汉代经学教育为儒学的普及和传承建立了良好的基础，也为后代学校教育树立了典范。其三在于儒家典籍的编纂。自汉代开始编辑儒家典籍，至宋朝确定了“十三经”。这些典籍成为学校的教本和知识分子阅读的主要内容。其思想价值也就成为社会的核心价值。其四在于文学创作的推进和深入人心。汉代多数作家都受过经学教育，他们成为沟通文学和经学的重要媒介，形成了文学和经学的互相渗透。汉代散文中的经学之文、唐宋的古文运动，都是以儒学为核心或作为旗帜的。而文学创作观念也主要遵循儒家的文学观念。

总之，儒学之所以被统治者、被知识分子、被社会所重视，以它作为统治的工具、自我的道德修养、社会的行为准则的主要原因在于儒学本身。强制的思想渗透不可能是永久的，只有真正被人们所接受并愿意奉行始终的才是永恒的。而这源自其内在的精神魅力。

二

儒家思想自其产生之日起至今，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它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并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价值观念，代代传承，至今仍然影响着中国人的心理和评判是非的标准。因此，我们回到最初孔子的学说来探究。虽然《论语》一书并非孔子亲著，而是由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所记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在体例和表达上并不统一，也不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从孔子的言行中，我们却能了解儒家文化之所以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原因。

1、儒家思想的明确性

儒家学说不但明确地提出了思想核心，而且提供了思想方法。

孔子的思想概括起来为“仁”和“礼”两个字，而这两者又相互关联。“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同时他又认为，没有“仁”，也就谈不上“礼”，所以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可见，他的思想是以“仁”为核心的。“孔子把‘仁’作为儒学的基本范畴，探讨人的价值。追求做一个完善的人，是孔子自始至终的理想。早期儒学也因此可称为‘人学’”[1]。

到了孟子，又将其发展为“仁政”思想，不仅完成了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更是将这一思想核心从个体的修为扩展到了统治者的作为。形成了上自统治者，下至老百姓的统一的核心价值。虽然统治者未必做得到，但也成为他们笼络民心的手段，毕竟这样的仁政理想是百姓所期待的。

“中庸之道”是其思想方法和处事原则。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又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孔子认为“中庸”是最高的道德标准。杨伯峻先生解释说：“中”，折中，无过，也无不及，调和；“庸”，平常。孔子以中庸二字，就表示其最高道德标准，其实就是折中的和平常的东西。而孔子思想核心的“仁”和 “礼”都是以中庸的思想方法得到的。如杨朱的“为我”，极端主张自己本位说；墨子的“兼爱”，极端的主张牺牲自己，专门利他。而孔子主张“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执杨、墨两端求得中庸。又如道家极端反对法制，而法家极端崇拜法制。孔子从两者中间找到了礼制。又说“出于礼者入于刑”这是执道法两端求得中庸[2]。因为折中，故而不甚激烈，具有包容性；因为平常，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有利于推广和被广泛地接受。

理论的明确性，是使它成为核心价值观的基础。

2、儒家思想的具体性和可操作性

儒家的思想核心虽然是“仁”，但他没有将其作为抽象的概念，而是结合个体的人和现实的生活，将其具体化，具有可操作性。

“仁”的解释是多样的。究其实质，是教人如何相处，如何做人。于是儒家提出了“孝”“悌”“忠”“信”的道德要求。同时还给出了具体的做法，即 “恕”的方法。

所谓“孝”是要对父母尽孝道，而父母也要慈爱孩子；“悌”是对兄弟姐妹尽悌道，兄长爱护弟妹，弟妹尊重兄长。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忠”是与人忠，同时忠于君王，而君王也要仁爱百姓。孔子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信”是守信用。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信”是立身之本。 而这所有的要求都是相互的，因此它既符合人性，又符合平等的观念。从家庭出发，从人与人的关系出发，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所谓“恕”是实践的方法。“恕”即“推”，推己及人。“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依照这种方法，进一步便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继而孟子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孔子认为这种方法可以作为终生做人的方法。而梁启超认为，这是最简单而最高尚的道德。将心比心地去对待别人，而不是设立一个高标让大家去努力达到。只要你愿意，每个人都知道该如何做，而且每个人也都能做得到。

“仁”的实践不仅具体化，而且他从个体出发，从家庭出发，容易被人们所接受和认同。而“仁”是个体的修养。修养品格，是要与社会现实相关联的，要在此基础上实现人生之理想。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思想从小处立足，提出了远大的目标，既切实可行，又有前进的动力。因此，不仅可以为社会所接受和认同，而且能够促使人的行动。理论的具体性和可操作性是使它成为核心价值观的可能。

3、儒家思想的合理性

儒家思想之合理性，其一在于对生命个体的重视。社会是由每一个个人构成的，因此，每个人的修养都关乎社会的文明。因此，社会的好坏并不是取决于少数的一些人或阶层，而取决于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朱光潜曾说：“我坚信，中国社会闹得如此之糟，不完全是制度的问题，是大半由于人心太坏”[3]孔子讲道德注重“仁”字，仁就是问心的道德。宋儒注“仁”字说：“仁者心之德”，每一个人如果都能注重仁的修养，人心就会因此而净化。所以孔子的思想是针对每一个人而言的，要求每一个人都有最基本的道德修为。而对于社会的中坚力量，则要求养成君子品德。其二在于对人的社会属性的关注和理解。人是社会中人，因此，人既有其自然属性，又有其社会属性；故而有生理需求，更有精神的需求。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类的需求是分层次的，由低到高。他们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由此可见，自我实现的需求是最高层次的需求。春秋末期，孔子首创私学，以《诗》、《书》、《礼》、《乐》、《易》、《春秋》教授弟子。同时，孔子将济世救民的理念渗透在《六经》中，希冀以此教化学生，推动社会进步，实现他的政治理想。其实，这既是孔子自我实现的需求，同时也是社会所有人的一种心理需要。儒家以此为目的进行教化，是合乎人情人性的。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让有识之士都有参与社会、改变社会的理想。这样的教育，使得中国知识分子具有极强的社会责任感，从而成为民族的支柱和脊梁。其三在于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悉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孔子一生周游列国，希望实现其政治理想，虽然终生落拓，但他从来没有颓丧过，安贫乐道，不改其志。既不注重物质之多寡，亦不在意人生之失意，始终以乐观之精神面对生命之种种。孔子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样的思想形成了一种精神和人格，也因此才能做到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而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精神和价值观念，形成了这个民族的乐观精神和不可动摇的气节。

三、结语

儒家思想之所以几千年来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成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关键在于其理论的明确性、合理性、具体性和可行性。这也是现今我们架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应该是在传统文化基础上的与时俱进，因此，研究儒家思想作为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原因是很有必要的。

【参考文献】

[1] 张岂之.中国思想史＼[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3.

第8篇：儒家思想的孝文化范文

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有其传统的文化和历史价值，在当今社会还有着许多现代意义。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思想，因此，笔者拟以儒家名言为例，谈谈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

儒家思想倡导人要有良好的道德情操和人生准则，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仁。

孔子以“仁”作为人生追求的最高价值。继孔子之后，孟子、董仲舒、朱熹等人都重义轻利，扬理抑欲，轻视物质方面的价值，重视精神方面的价值，倡导以封建伦理道德为基本内容的价值观。荀子肯定自然界万物“有用为人”，认为人通过裁制万物，就能使它们“尽其美，改其用”，从而获得美。

2.和。

孟子的两句名言“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是有道理的。“人和”、“和为贵”的思想，在人人心高气傲的今天，更值得推崇。孔子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已成为很多人修身养性的座右铭。

3.义。

《孟子・告子上》：“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这是古代儒家的生死观、义利观、理欲观的集中表现。它要求在个人利益与民族国家利益不能兼顾的关键时刻要敢于牺牲个人，要“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反对“见利忘义”。在日常生活中，要懂得“重义轻利”，做到“行己有心”，反对私欲膨胀，不讲理性。时至今日，古代儒家的价值观仍然有很强的现实借鉴意义。

4.忠。

在儒家经典《论语》中，忠有三层含义：其一是对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规范。“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待臣以礼遇，则臣对君尽忠心。泛化开来，对于上下级关系而言，前者要有“礼”的规范，并受到“礼”的约束；后者则受到前者的尊重与重视，自然激发“忠心”，表现出“忠勇”。其二是对具有普遍性的人的行为规范。“居之无倦，行之以忠。”“居之无倦”是指岗位职责意识，“行之以忠”是指忠于职守、勤勉敬业的态度和行为。孔子对此是大力提倡的，他自己就做到了“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有普遍性意义的是，对于所从事的事业，始终要有这种不知疲倦、奋力拼搏的精神和劲头。其三是对行为主体与社会环境的规范。“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就是说要热爱自己的岗位，用高尚的道德约束自己的行为，勤奋敬业，对人忠诚，在任何地方、任何岗位都能保持做人的本色。

5.信。

孔子推崇“言而有信”，把说话算数、求真务实看成人们立身行事的根本和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孔子把“诚信”同“人性”密切联系起来，指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在儒家经典《论语》中，“诚”也有三层含义：其一是就个人的言行而言，要做到“言必信，行必果”，如果不是这样，轻易放言，而又做不到，这是做人的耻辱，自古以来，人们都把说话算数当成做人的基本道德。其二是指人与人的关系，首先是交朋友，“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其次是做官，“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这两层意思可以连起来讲，一个没有诚信的人，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怎么可以谈得上交朋友，甚至是做官管事呢？其三，构建和谐的社会，关键在于当政者，只要他们倡导并力行诚信，那末，老百姓就没有不遵礼守法、不忠于朝廷的了。“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这样就可以孕育并建立社会的善序良俗了。

6.孝。

最能体现家庭、家族成员对家长、族长敬重的，就是孝。在孔子儒家看来，人与动物的差别就在于“敬”和“养”之间。在一定程度上讲，孝也就是敬。孝既是一种人伦关系，又是维系家庭、社会、国家秩序的道德基石。孝文化的要意在于，“以孝立人”，“百行孝为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孔子又推而广之，把孝悌作为规范社会秩序的尺度。

7.恕。

孔子的一个弟子来请教他，问有没有一个字我能够终身奉行的。孔老夫子说有，这个字就是“恕”。什么叫恕？人们都知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自己也不是圣贤，身上也有很多缺点，当自己犯错误的时候，希望别人怎么对待自己。应该将心比心，推己及人，能够以宽恕的态度来对待他人。

8.重尊严。

孟子提出“所欲有甚于生者”，指的是保持人格的尊严，“所恶有甚于死者”，指的是人格的屈辱。不仅要保持自身的人格尊严，还要尊重别人的人格。孟子所高扬的人的崇高的人格意识和主张培植的浩然之气，对于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发展和发扬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论语・子罕》中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是说连庶民也应该尊重他们的独立意志。

第9篇：儒家思想的孝文化范文

一、社会工作的伦理困境概述

在弄清楚社会工作的伦理困境之前，我们必须对这些概念进行剖析，明白其真正的含义，这样才能更方便进一步探讨。

社会工作是一种职业助人活动，十分注重专业伦理价值。学者王思斌认为，社会工作是以利他主义为指导，以科学的知识为基础，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的助人服务活动。这种助人活动是社会工作者强烈的助人观念驱动的社会互动，是一种伦理价值相关的社会互动。

那么什么事社会工作者呢？根据《社会工作百科全书》的界定，社会工作者是“从事社会工作的专业人员”。“它用从事社会工作和专业两个特征来指认社会工作者。”王思斌在《社会工作概论》中初步界定：“社会工作者是遵循社会工作的价值准则，运用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从事职业性社会服务的人员。他们是有一定专业知识并从事社会福利服务的人员。”这一概念目前成为国内社会工作学术界较为通用的界定。

王思斌将社会工作的伦理通过“应用伦理”和“职业伦理”两个方面进行了描述，“社会工作是一门应用的社会科学，其实践包含特定的价值观和信念，他们成为社会工作者进行专业实践的原则和指南，这些就是专业的应用伦理……职业伦理就是一套指导从事该专业的工作人员正确履行责任和义务并预防道德风险的行为规范。关于伦理价值的内涵，王思斌提出：“社会工作的专业伦理在现实中就是以社会工作者的职业守则为标准。”进而，他通过对各国社会工作者守则的归纳发现伦理应包括以下十二项标准，即“尊重案主权利”、“验收案主秘密”、“公平服务大众”、“重视同事工作”、“恪守公私分明”、“维护社会正义”、“信守机构政策”、“充实社会工作知识和能力”、“促进专业发展”、“约束不当行为”、“增进公众福利”、“共同执行守则”。

对于社会工作伦理困境，学者们的解释大多是援引自雷蒙（Reamer）所提出的定义，即“所谓伦理的困境是当专业核心价值中对专业人员要求的责任与义务发生相互冲突的情形;而社会工作者必须决定何种价值要优先考量。”当然，学者们并不是仅仅只有这一种看法，国内学者，王思斌教授就认为，“社会工作实践中的伦理困境主要是指有个人价值观与专业价值观、专业价值观与机构价值观、个人价值观与机构价值观之间产生的冲突所导致的伦理决定困难，它也是价值观的绝对性与相对性、个体与群体、个别与一般、革新（或变迁）与传统之间冲突的具体体现。”

但是不论怎样去界定这些概念，其本身实质的内涵并不会有太大的偏差，而体现在社会工作者身上的伦理价值内涵也大同小异。依此，社会工作者的伦理困境也成为所有社会工作者所必须面临的一个难题。

二、社会工作的伦理困境

（一）社会工作伦理困境的分类

有些学者倾向于沿用雷蒙（Reamer）所提出的分类方法。“社会工作者进行专业实践的过程中，会涉入不同层面的伦理困境。”具体的将困境分为直接实务中的伦理困境和间接实务中的伦理困境。直接伦理困境包含：（1）保密及隐私权，（2）案主的自决权与专业父权主义，（3）对不同对象的忠诚，（4）专业界限与双重、多重关系;间接伦理困境包含：（1）有限资源的分配，（2）专业伦理与法律、法规的两难冲突，（3）研究与评估所涉的伦理困境，（4）揭发机构或同事的不当伦理行为。

也有学者在此观点上提出了不同见解。他们认为：“这种分类方法还有些过于繁琐，而且不能给人一个对于伦理困境种类的整体直观印象，故而尝试从整体上将社会工作过程中的伦理困境依据其特点划分五大类，同时考虑到伦理困境起源于价值观的冲突，而一个“困境”本身也表现为一种冲突的情形，因而每一种困境都以“冲突”的形式来表述”，即划分为目标的冲突所造成的伦理困境;忠诚的冲突造成的伦理困境;责任的冲突造成的伦理困境;角色的冲突造成的伦理困境;利益的冲突造成的伦理困境。

（二）社会工作价值观冲突导致的伦理困境

社会工作是一项具有很强的价值导向的工作，也是一项面向社会实践问题的工作，在其专业实践中必然会涉及诸多的伦理问题。弗兰克?M.洛温伯格（Frank M.Loewenbrg）和拉尔夫?多戈夫（Ralph Dolgoff）认为，“社会工作实践中的伦理问题起源于作为现代社会特点的价值的多元性和矛盾性……” 社会工作价值观是一个包括社会价值观、专业价值观、个人（社会工作者和案主）价值观、社会工作机构价值观的复杂体系。在现实社会工作环境中，当不同的价值观同时发挥作用时常常会出现矛盾和冲突。正是这些冲突最终导致了社会工作的伦理困境。其表现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社会价值观与社会工作专业价值观的冲突。社会工作专业价值是指在社会工作专业实践活动中形成的，被社会工作专业人员认可的、体现社会工作专业自身特点的一系列价值。一般而言，社会工作专业价值观是社会价值观的反映。二者应当一致。但社会工作专业的特殊伦理相关性也决定了社会工作专业核心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存在者不可避免的冲突。可以说，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是受人道主义、社会福利观念的影响而形成的一种比较理想的价值观念。现实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运行方式并不能保证所有人都认同社会工作的价值体系。

第二，社会工作专业价值观内在之间存在冲突。由于社会工作价值观涉及到社会工作的方方面面。而每个方面对社会工作价值的要求又存在差异。当这种差异反映到社会工作价值观上就会导致社会工作价值观本身的矛盾和冲突。以社会工作中的尊重与保密原则为例，它要求尊重案主的隐私权，为案主保密，但是它同时又要求保护第三方不受伤害。可见，社会工作专业价值的要求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也会发生冲突从而使杜会工作者处于伦理困境之中。

第三，社会工作者个人价值观与专业价值观的冲突。“社会工作者是社会工作事业的催化剂，当他们被赋予专业责任时。他们就启动了可能实现专业计划和目标的过程”。所以，社会工作者的实践活动必须要遵从社会工作专业价值观。从原则上说，社会工作者应当遵从、认同社会工作专业价值，使个人价值服从专业价值，并按照社会工作专业价值的要求为案主提供服务。然而在实务工作中，社会工作者不仅受社会工作专业价值观的指导，也会受到他所处的社会环境、经济状况、个人的文化教育程度等多维度影响。社会工作者个人价值观可能会与专业价值观不一致。

第四，社会工作者个人价值观与案主价值观的冲突。在社会工作过程中案主的价值观与社会工作者的价值观需要契合。然而在现实环境中。每一个人的价值观都不可避免地与他生长的环境和成长的经历有关。社会工作的对象大部分是弱势群体，他们处于社会的边缘。与社会主流文化不相容.特殊的心理、社会地位很容易使他们持有不同的价值观。对某些问题产生重大分歧而使社会工作者处于两难境地。

三、传统儒家思想对社会工作伦理困境的修正

由于社会工作是从国外引进的，我们一直在沿袭甚至照搬西方社会工作的理论与知识体系，导致社会工作在我国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伦理困境。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中的价值、思想等对这些伦理困境均有一定的修正作用，尤其是当社会工作在中国本土化过程中，这些儒家思想对其有很大的帮助。

儒学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精神资源和现代人安身立命的根据。正如钱穆先生所言：“中国思想以儒学为主流。”“儒学为中国文化主要骨干。”儒家文化直接产生于中国历史社会，与其他各种学说比较最能反映和体现中国社会历史的实际和中国人具体的生活、行为和思维方式。就社会工作而言，它是一种根植于西方社会与文化的制度补充，是一种科学助人的行为和方法，是促进社会和谐与发挥个人、家庭及组织潜能的重要的职业。基于社会工作“助人自助”的核心本质，儒家文化的整个价值体系包含着很多可以与社会工作价值体系相契合的基本特质。

（一）儒家思想中的“仁”、“爱”思想可以对社会工作价值观的偏离进行修正

社会工作的伦理价值出发点就是利他主义。而孔子的仁爱思想是利他主义理念的典型代表。孔子的伦理思想用一句话概括是：“志于道，据一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仁者，爱人”，孔子的“仁”要求人们不仅爱自己的家人也要去爱其他人。这是一种利他主义的理念。《论语》里面有很多关于“仁”的论述，其中最为重要有两条：一是“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一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是自己想有所利，也要让别人得到它。也就是说从自己的欲望、要求、意愿出发，推己及人，实现融汇贯通的境界，就是“仁”。“仁”是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也是中国哲学的中心范畴之一，更是儒家文化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具体的要求例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爱自己的老人和孩子进而推广到爱所有的老人和孩子等。

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是受人道主义、社会福利观念的影响而形成的一种比较理想的价值观念。它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社会正义给予了高度关注，要求为他人福利无私奉献、勇于承担责任。然而由于现实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运行方式，我们并不能保证所有人都认同社会工作的价值。因此，将社会工作直接本土化必然会导致社会工作价值发生偏差。因此，儒家思想中的“仁者爱人”、“博爱，爱一切人”的思想必定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

（二）儒家思想中“和”的思想可以对社会工作内部价值之间以及社会工作者个人价值观进行修正

“以和为贵”是我国自古以来的人际关系准则。“和”在儒家思想体系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儒家的出发点是个群关系、人我关系，追求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孔子强调的是现世的和谐、社会的和谐;孟子则强调“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提出一系列旨在实现人际与社会和谐的道德原则以及建设大同社会的远景理想。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提倡宽和处世，协调人际关系，创造“人和”的人际环境，追求以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为主题的大同社会。在社会工作中涉及到多个相互关联的人，社会工作者应向涉及的各方明确自己的角色，并采取适当的行动尽量减少任何利益冲突。

而“和”的另一层面的意思是“和而不同”，在主张和谐统一的同时，支持和主张在这种和谐共生的内部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孔子“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孔子所提出的理想人格是善于以宽厚处世，协和人我，从而创造和谐的人际环境。他又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在这里，孔子区别了“和”与“同”两个概念，“和”是多样性的统一，“同”是一味地附和乃至结党营私。在社会工作中社会工作者应该坚持自己正确的价值趋向和助人意愿，不断寻找时机和努力采取各种办法耐心的做思想工作，而不是放弃努力，由对方去自行其事。

（三）儒家思想中“礼”的思想可以对整个社会的价值观进行修正

“礼”，是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存在的，旨在维护宗法血缘关系和等级制度的一系列精神原则和言行规范的总称。礼治有两个重要原则。其一为“亲亲”，就是必须亲爱自己的亲属，特别是以父权为中心的尊亲属，它包括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礼治的另一个原则是“尊尊”，就是下级必须尊敬和服从上级，特别是对一国之君的服从。亲亲是宗法制原则，尊尊是等级制原则。在“亲亲”和“尊尊”两者之中又特别强调“亲亲”，这是因为“亲亲”中的子弟孝顺父兄，下级服从上级已包含了“尊尊”。后来儒家继承了这种思想，提出“孝”是“德之本”。在孔子“爱”的思想中，他认为爱人行动的首先应是爱自己的亲人，然后再将这种对亲人的爱推导出去，爱别人和众人。因此，本文主要是从家庭伦理关系中的“礼”出发，阐述儒家思想中的“礼”可以对整个社会家庭伦理价值的修正。

1. 夫妻关系

《礼记》中讲夫妻关系主张“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礼者，礼之本也”（《礼一记?昏义》），这是说夫妻关系是其他家庭关系的基础。儒家对于夫妻关系的要求是，“夫为妻纲”。妻子是依附于丈夫存在的，这是典型的男权社会的要求。现代的夫妻关系是有着很大变化的，越来越多的夫妻主张两人地位平等，所有的事情是两人通过商量来决定。夫妻之间的关系成为家庭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

2. 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

儒家对于兄弟姐妹之间的描述是“兄友弟恭”，处理兄弟之间关系的基础是友爱。“长兄如父，长嫂如母”，长兄的地位是仅次于父亲的。儒家是比较注重长幼顺序的，主张长幼有序，不得超越长幼的界限做出大逆不道之事。孟子认为，兄弟之间应该“仁人之于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亲爱之而矣。亲之，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孟子?万章上》）也就是主张，兄弟之间要相亲相爱。儒家是十分看重血缘关系的，主张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关系是最牢固的最应该珍惜的关系。中国自从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后，独生子女越来越多，他们对于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没有那么深的理解，但是，儒家的兄弟姐妹之间相亲相爱的理念是适用于我们现代社会的。这些传统家庭伦理的精髓是不能丢掉的。

3. 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

“父慈子孝”是儒家对父子之间关系的界定。“孝”也成为人伦中最重要的环节。社会工作中“孝”伦理的运用也是十分必要和广泛的。孔子在对“孝”进行解释时讲过，“父在，观其行，父残，观其道，三年无改于父之志，此谓孝矣”，这是主张子女对家长的绝对尊崇。子女对家长的孝还有一个：“无孝有三，无后为大”。在传统的儒家文化中，家长地位在整个家庭中是绝对的权威。而现代社会家庭关系的重心开始下移，孩子的地位开始升高，家庭中是孩子处于主导地位，父母处于从属地位，加上计划生育使得一家只有一个孩子，孩子的地位更是无形中被抬高了。孩子地位的提高和家长过度的溺爱给中国社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孩子和父母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淡漠，很多人为了自己选择了不生孩子，是一种对社会不负责任的行为。儒家文化中的“父慈子孝”，我们还是应该一定程度的遵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