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的范畴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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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自然科学的范畴范文

一、思维科学范畴的提出

思维科学范畴是经典作家最先提出的。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首次提出了“思维科学”概念,指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和其他任何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他还进一步指出:“一个民族想要站在世界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经典作家提出的思维科学范畴,为思维科学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为思维科学指明了正确方向,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在中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最早倡导要建立思维科学。他在《关于思维科学》中指出:“思维科学只研究思维的规律和方法,不研究思维的内容,内容是其他科学技术部门的事。”

二、唯物辩证法是思维科学的根本思想方法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了“思维方法”概念:“所有这些过程和思维方法都是形而上学思维的框子所容纳不了的。……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的。”十八世纪后期以来,自然科学由材料搜集阶段进入材料分析阶段,科研工作者以唯物辩证思维方法为指导对自然科学材料进行整理,充分运用了分析和综合、逻辑和历史、归纳和演绎等唯物辩证的思维方法,突破了以经验归纳法为主要思想方法的研究传统,思维不断从感性上升为理性,深刻揭示了自然科学各领域的本质和规律,带来了科学思想全面的飞跃。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指出:“恰好辩证法对今天的自然科学来说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因为只有它才能为自然界中所发生的自然过程,为自然界的普遍联系,为从一个研究领域到另一个研究领域的过渡提供类比,并从而提供说明方法。”他还进一步指出:“辩证法是唯一的、最高度地适合与自然观的这一发展阶段的思维方法。”最后他提出必须正确运用辩证思维方法:“归纳和演绎,正如分析和综合一样,是必须相互联系着的。不应该牺牲一个而把另一个捧到天上去,应当把每一个都用到该用的地方,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注意它们的相互联系、它们的相互补充。”

三、思维创新不能脱离哲学社会科学

哲学社会科学作为帮助人们解决世界观、方法论、价值观,解决社会发展规律,解决科学思维方法的科学,它能为思维创新提供科学的方法论,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制度保障。

第一,哲学社会科学可以帮助思维创新的主体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形成科学的方法论和思维方式。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要登上科学高峰,一刻也不能离开理论思维。”哲学是关于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掌握一定的哲学知识、具备一定的哲学素养,是进行卓有成效的科学研究(包括自然科学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必备条件。时代在不断发展,科技在不断进步,但大量事实证明了一个不变的真理:要想在自然科学研究方面取得大的成就,就必须靠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否则就会误入歧途,甚至会走向伪科学的泥潭。因此,我们要进行思维创新,就必须掌握必备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科研工作者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下,就能正确认识包罗万象的自然现象和纷繁多变的社会现象,为不断地推动思维创新作出积极贡献。

第二,哲学社会科学能够保证思维创新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和价值导向。科学研究固然受未知欲和好奇心的驱使,但一项重大科研课题的选定往往要更多地考虑到国家、人民和社会的需要。进行思维创新必须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自觉地把自己的科研工作、自己的人生价值追求与人民的利益、国家民族的利益结合起来,自觉面向国家现代化建设、面向市场经济、面向广大人民需求,把科技攻关的方向和重点,放在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课题上来,加速科技进步的思维创新研究。

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为人类造福,又能为人类造孽。它在努力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同时,也意外地带来了许多灾难,比方说生态问题的产生: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导致全球性资源短缺,大工业生产导致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诚如马克思所说:“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丧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i这些重大问题的解决,靠科学技术本身是难以做到的。要想保证科学技术运用的正确方向,使科学技术进步服务于全人类,服务于世界和平、发展和进步的事业,就必须充分哲学社会科学的巨大作用,建立、完善高尚的科技伦理,尊重并合理保护和知识产权,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利用实行符合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的政策引导。

第三,哲学社会科学能够为思维创新提供良好的人文氛围和充满生机活力的运行体制。宽松、和谐的人文环境和学术氛围,是思维创新和科技进步的必要条件,要推进思维创新,实现科技的跨越式发展,就必须坚持“百发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营造“兼容并蓄,有容乃大”的宽松学术环境;提倡探索,尊重探索,鼓励探索,形成既尊重研究者的学术自由,不打棍子,不扣帽子,又有积极的、健康的争鸣和批评的良好学术氛围。

无论是人文环境的营造,还是良好运行机制的健全,都无法脱离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

第2篇：自然科学的范畴范文

人文文化是比科学文化古老得多的文化。它是人在其生活和社会实践中缓慢形成的文化，也是围绕人思考、研究、撰写、制作和应用，逐渐展开和达成的、处处与人相关的文化。人文文化是当今唯一能够与科学文化对峙的文化。从知识层面讲，如果说科学文化主要是关于物或物质世界（当然科学也研究人的自然属性）的文化的话，那么人文文化则是关于人或精神世界的文化。人文文化是以人文学科为基底的，它主要凝聚在人文知识、人文思想、人文方法、人生观和生活方式中，尤其渗透和显现于人文主义或人文精神——这是人文文化的核心和精髓。

作为人类文化的两大亚文化，二者是有诸多差别或异质性的，其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与它们脱胎的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差异等价。从知识的外在关联看，也就是从作为研究活动和社会建制的知识的层面上看，二者的差异主要在以下诸方面。1.研究对象。自然科学研究的是自然，涉及的是外部世界，是相对独立于人的客观的物质、现象和事件。人文学科研究的是人（类的和个体的）及其文化产物，把主观精神或思维的东西作为研究对象。2.认识主体。在自然科学中，认识主体基本上可以看做是认识对象的旁观者，二者是可以相对地分离；而在人文学科，二者可以说是合二而一、难分难解。自然科学的认识主体的创造者是不定的，原则上无个人专断特征；而人文学科的创造者则是特定的，权威痕迹明显。3.认知取向。自然科学以发现或发明自然的普遍规律（定律、法则、原理）为取向，注重共性而基本不涉及个体性。在人文学科中，寻找一般规律大半是无意义的，甚至几乎是不可能的，往往针对个体或个别精神进行研究。4.研究方法。自然科学主要采用实证方法和理性方法，偏于抽象，是客观主义的方法。人文学科主要依靠直觉和体悟，偏于具象，是主观主义的方法。5.自主性。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界的客观实在，又运用的是客观主义的方法，形成与实在符合的、系统的、严密的概念框架和理论体系，使科学发展有自身的逻辑。这种状况使得自然科学具有很高程度的自主性，不大容易受社会因素和个人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但是，人文学科研究往往会受到群体压力、政府操纵、利益集团收买、个人偏好等的影响和制约，有可能沦为权力的奴仆和金钱的俘虏，自主性程度相当低下。6.进步性。科学进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尤其表现在它的累积性上；在人文学科中，很难看到知识的累积或学科的进步。7.成熟度。自然科学虽然历史不长，但是发展速度很快，达到很高的成熟程度：理论预言准确，实际应用深广。相形之下，人文学科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应用方面，都显得逊色不少，甚至诸多学科还停留在常识和日常经验的范围，更不用说它们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了。8.历史感。库恩认为，科学和人文的区别部分在于各自的从业人员以不同的方式对待他们领域的历史。他声称，科学家忘记他们领域的历史，而人文家一直受到他们领域历史的鼓舞。

从知识的内在特征看，也就是从知识体系本身看二者的差异。1.自然科学是公共知识，具有普遍性、共识性、非私人性。人文学科往往是地方性知识，具有局部性或个体性。2.自然科学知识一般而言是价值中性或价值中立的，对价值判断不感兴趣也无能为力。人文学科负载价值，涉及人类的目标、理想、旨趣、信念、情感等，与价值有千丝万缕的联系。3.自然科学知识是由系统而精密的理论构成，是定量化的。人文学科的知识只能说是一种意见，难以定量化或无法定量化，通常没有正误和真伪之别，也根本无法用实验做出判断和裁决。4.自然科学的概念、范畴、语言不同于人文学科。自然科学力图消除拟人的指称或内涵，甚至可以操作定义，其语言是严谨的、精密的，甚至形成形式化、数学化、公理化的语言系统。相反地，人文学科基本上使用日常语言，常常以情感性、体悟性、意会性的语句表达思想或体验，抒发内心世界的感悟，具有模糊性、隐喻性、多义性、歧义性。5.自然科学理论具有简单性，或者总是力求把复杂的问题尽可能简化。与之对照，人文学科，本身是复杂的，而且人文学者也往往喜欢把简单的事情弄得错综复杂。

第3篇：自然科学的范畴范文

关键词　科技革命　　辩证唯物主义　自然观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学说，是关于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学说。这个学说的指导思想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与历史观，它的酝酿和形成始于19世纪40年代。而在这一时期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相继涌现出一系列的新发现，在技术领域发生了遍及欧洲的产业革命。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地总结和概括了当时自然科学以及技术发展的最新成就，批判地继承了哲学史上的宝贵遗产以及人类文明史中一切有价值的成果，建立和完善了辩证唯物主义学说。

1 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形成与科学革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恩格斯指出：“要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需要具备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①马恩时代，自然科学领域正发生一系列革命性的变革。他们首先以近代自然科学成就为依据，对它们进行批判与分析。

康德的星云假说既否定了“神的第一次推动”，又批判了宇宙神创论，为的产生提供了天文学的依据。英国地质学家赖尔提出了地球地层缓慢进化的学说——渐变论，在地质学领域有力地冲击了灾变论。恩格斯称赞这个学说使人确信“不仅整个地球、而且地球今天的表面以及生活于其上的植物和动物，也都有时间上的历史”。②德国化学家维勒用人工方法首次由无机物合成有机物——尿素以及能量守恒与转化定理的发现，也都从不同侧面揭示了自然界的历史性，为的产生提供了化学、物理学基础。19世纪以来的物理学成就，摧毁了那种认为力、热、光、电、磁彼此间独立无关的形而上学的认识，实现了人类对自然认识的又一次综合。19世纪生物学中的细胞学说和生物进化论也为的产生提供了科学基础。生物进化论的提出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生物学革命，它摧毁了上帝创世说，否定了物种不变论，第一次把生物学放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为的产生奠定了科学基石。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评价了达尔文的进化论，称它“证明了自然界的历史发展”，③为自然界的历史观“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础”。④

在自然科学革命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建立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描绘出自然界辩证发展的图景。

2 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形成与技术革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从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欧洲经历了一场技术革命，这场革命整个地改变了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的技术基础。人们通常把这次技术革命叫做工业革命或产业革命。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的、以电机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的电气革命，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各国如德国和美国带来了新的经济发展，并对20世纪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如果说蒸汽机革命揭开了技术革命的序幕，电力革命则把技术革命引向纵深，它们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产生提供了技术基础，也为揭示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规律提供了科学依据。

工业革命把技术和科学结合，从此技术与科学不仅成为联系自然史与人类史的中间环节，而且成为变革自然和变革社会的革命力量。技术改变自然的革命力量突出地表现在劳动工具上。劳动工具依靠它机械的、物理的和化学的属性改变自然。

马克思、恩格斯正是从劳动工具的变革，提出了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思想原理：技术是社会发展史的指示器；技术革命划分了不同的历史时代；技术革命引发产业革命；技术革命推动了市场经济的发展；技术革命促进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3 对近代科技革命提出的问题的回答

首先，在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克服了培根经验论的形而上学的缺陷和笛卡儿唯理论中的唯心主义倾向，把他们的归纳法和演绎法辩证地结合起来，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他们认为：自然科学是实验的科学；以观察和实验为基础的物理学是自然科学的最重要的部分。

其次，关于如何看待自然界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自然界是物质的；物质处在永恒运动和发展的过程。关于自然界的辩证发展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根据自然科学的成就，科学地阐明自然界的四大演化即天体、地球、生物、人类的演化。恩格斯从两个方面描绘了自然界演化的总图景：自然界中一切有限的事物都有它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自然界是一个无限发展的过程。

第4篇：自然科学的范畴范文

关键词：中医发展；哲学思维

中图分类号：R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717(2008)07－1413－03

在目前的中医发展问题研究中存在着一种拒斥哲学的倾向，表现有三：(1)把中医理论中的哲学特质看成是中医发展的最大障碍，否认哲学在中医发展中的积极作用；(2)虽不明确否认哲学在中医理论中的地位，但对哲学在中医发展中的作用持怀疑态度；(3)在中医发展研究中缺少哲学的指导和配合。这种倾向对于具有浓厚哲学色彩的中医学的发展是极其不利的。笔者认为，中医在现代的发展仍需保留其哲学特质，也离不开哲学的指导和参与。

1　哲学作为中医理论的基础在今天仍具有合理性

中医的特色之一就是以哲学为其理论的基础。中医在产生初期是与哲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是因为：一方面，在古代自然科学尚未从哲学中分化出来，各种自然科学知识包括医学知识都以自然哲学的形式存在于哲学知识的母体之中。另一方面，由于当时的医学知识贫乏，无法揭示人体的内部成分和组织结构以及致病的原因和机理，因而对人体和疾病的认识也就不得不采取哲学思辨和猜测的方式。是中医以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使得中医能够树立大体正确的人体观、疾病观和辨证论治的原则，并以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为基础，建构了自己的整个理论体系。

随着近代欧洲自然科学的兴起，医学和其他自然科学逐渐从哲学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西方的古代医学把自己建立在自然科学和实验的基础之上，完成了由朴素医学到科学医学的转变，从而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成为世界医学发展的主流形态。中国的自然科学由于中国独特的文化背景和特殊的国情而未能有长足的发展。因此，中医没有象西医那样获得自然科学和实验的有力支持，没有走上医学发展的常规道路，造成“中医发展两千多年来只有量变，没有质变。”直到今天仍然停留在朴素医学阶段。

中医在当代如何发展已经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很多学者对中医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对中医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其中有一些学者对哲学作为中医理论的基础颇有非议，甚至把它看成是中医发展的最大障碍。实际上，哲学作为中医理论的基础在今天仍具有合理性。中医能够有效地诊治疾病，除了它是同疾病长期作斗争的经验总结之外，也与它的理论基础是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哲学有着密切的关系。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尽管存在着直观性、猜测性等缺陷，但它们对客观世界的整体把握是大体正确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与自然科学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对客观世界唯物辩证性质的正确反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哲学是在宏观或一般层次上的反映，而自然科学则是在微观或具体层次上的反映。因此，以哲学为基础的中医和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西医都能够正确地认识和治疗疾病，这正是哲学作为中医理论基础在今天仍具有合理性的根本原因。中医运用哲学建立的唯物主义的人体观、疾病观、辨证论治的思维方法和包含丰富辩证法思想的“君臣佐使”的组方原则，直到今天仍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中医突出的疗效也充分证明了哲学的积极作用。特别是近年来，随着西药毒副作用和抗药性的不断出现，医源性疾病日益增加和疾病谱的改变，西医对一些疑难病症束手无策，在这种情况下，中医药的优势更加凸显，这里面理所当然地也包含着哲学的积极作用。

2　哲学贯穿于中医的整个理论体系去掉了哲学特质中医理论也就解体了

如前所述，中医是借助哲学建构了自己的理论框架，它的一些重要思想和基本概念，如阴阳、五行、天、象、气等等就是直接从哲学中移植过来的，这些哲学理论和概念贯穿于中医的整个理论体系之中，或者说，中医主要就是运用这些哲学理论和概念进行思维的。以阴阳学说为例。中国古代哲学的阴阳学说是构建中医理论的重要基础之一，其内容涵盖了中医理论的人体观、疾病观、辨证论治、方剂与药物等方方面面。如中医对人体和疾病的认识就是建立在阴阳学说的基础之上的。关于人体的产生，中医认为是阴阳媾精而形成的。《内经》说：“两神相搏，合而成形”，“阳化气，阴成形”。对人体结构的认识也是如此，《素问・金匮真言论》中说，“夫言人之阴阳，则外为阳，内为阴。言人身之阴阳，则背为阳，腹为阴。言人身之脏腑中阴阳，则脏者为阴，腑者为阳。肝、心、脾、肺、肾五脏皆为阴，胆、胃、大肠、小肠、膀胱、三焦六腑皆为阳。”“人体内外、上下、表里、腹背、脏腑各个方面，以及它们与外界环境之间，无不构成阴阳联系、对立统一，并由此而形成一种独特的认识人体生理、病理的学术体系”。中医对疾病的诊断也要运用阴阳学说。中医认为，人体只有阴阳平衡协调才能维持正常的生命活动，反之则生疾病，即《内经》所讲的，“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中医诊断疾病也离不开阴阳学说，“八纲辨证”中的八纲“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其中阴和阳为总纲，即表、热、实归属于阳证；里、寒、虚归属于阴证，这是中医诊断时分析病情的最基本的依据。中医治疗疾病的思路也离不开阴阳学说，即调治阴阳，使其恢复平衡，即以“阴平阳秘”为目的。中药的性、味、功用也分为两大类，如辛、甘、淡味，性温热、燥烈、升散的药物属阳；酸、苦、咸味，性寒凉、滋润、降敛的药物属阴。可见。阴阳学说在中医理论中无处不在，指导着中医对疾病的诊断治疗和组方用药。

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已经深深渗透在中医的全部理论之中，也是贯穿于中医观察人体、诊治疾病、组方整个过程的根本方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用自然科学的理论置换出中医的哲学特质，那么，就必然造成中医的基础理论与中医的其它理论、方法的激烈排斥，导致“两张皮”的后果，或者造成中医理论体系的崩溃。因此，在中医的的创新过程中，中医理论的哲学特质应当保留。当然，作为未来的、新的中医学理论基础的哲学，应该是去掉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中的不合理的成分、经过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改造过的科学的哲学。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改造的过程中，除了继承和保留其合理成分之外，还必须注意继承和保留它的表达方式和语言特色。只有这样，才能使现代的哲学理念和传统的中医理论能够更好地融合在一起，更有利于我们对它的继承和发扬。

3　医学的发展必然向具有辩证思维的医学形态回归而辩证思维正是中医的天然优势

世界医学的发展已经经历了朴素医学(古代医学)阶段，正在经历科学医学(近现代医学)阶段。从它的发展趋

势来看，它将发展到“系统医学”(后现代医学)阶段。

朴素医学是一种原始的、朴素的辩证医学，它以朴素唯物主义、朴素辩证法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为基础，用整体的观点、联系的观点和辨证论治的方法来观察人体和治疗疾病，为人类的健康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朴素医学也存在很多缺陷，如它的基本概念模糊不清，缺乏清晰明确的定义，理论没有严密的逻辑性，缺乏实验的证实和自然科学的根据，直观性、猜测性较为突出，在诊断治疗上也缺乏明确具体的技术规范，等等。

科学医学克服了朴素医学的直观性和猜测性，把自己的理论建立在自然科学和实验的基础之上，从而获得了科学理论和科学实验的有力支撑，使自己具备了“科学的形态”并能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地充实自己、丰富自己，因此称之为“科学医学”。但科学医学由于受还原论的影响，对人体的研究只关心各个部分的形态、结构和功能，虽然对人的生理结构和功能有了非常深入的了解，但它却不关心整体，忽略了人体疾病与人的心理、环境的联系和相互作用。所以，它在许多复杂疾病的治疗方面很难取得根本性的突破。科学医学否定了朴素医学，大大推动了医学的进步。但它在整体观、辩证思维上与朴素医学相比，却产生了倒退，这也正是制约它进一步发展的重大障碍。

系统医学是一种以现代系统论的原则和方法为指导，以系统生物学等现代科学技术和科学医学的合理成分为基础的辩证医学，是世界医学发展的新阶段，是公认的新世纪医学。系统医学将否定科学医学，当然，系统医学对科学医学的否定是辩证的否定，它将保留科学医学的合理成分，即以自然科学和实验为基础的医学科学理论和科学的诊疗手段。同时，抛弃了科学医学形而上学的人体观、疾病观。它强调医学研究的整体性、系统性，在系统理论的指导下，把人体看作是一个有机联系的系统整体，深入研究基因组信息与环境信息的相互作用，阐明发病机理，建立系统分析和预测疾病发生、发展和转归机理的新理论体系和技术平台，实现疾病的早期诊断和有效治疗。可见，医学的发展必然要“回归”到辩证医学形态。

中医虽然也是具有辩证思维的医学形态，但它是原始的、朴素的辩证医学，它需要向现代的、科学的辩证医学发展。但中医发展的未来形态并不是系统医学，系统医学只是西医发展的新形态。而中医必须在坚持其传统特色的前提下来发展自己，所以，中医的未来形态只能是一种类似于系统医学的、与系统医学处于同一发展水平的“新中医学”。但无论如何，从医学的发展必然向具有辩证思维的医学形态回归这一大趋势来看，哲学的作用也是不可或缺的，中医的发展不能拒斥哲学思维，中医的哲学特质是中医的天然优势。

4　中医发展研究需要哲学的指导需要中医工作者和哲学工作者携起手来进行合作

中医在创立时期深受哲学的影响，而中医的发展，特别是在当代的发展也离不开哲学，它需要哲学的方法和指导，这涉及到了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虽然自然科学为哲学提供总结概括的材料，是哲学发展的基础之一，但哲学并不是对自然科学的消极反映，哲学会积极地、能动地影响自然科学，给予世界观、方法论的指导。自然科学越是深入发展，越会涉及到深刻的哲学问题，越是需要哲学思维为其开路，指明方向，提供武器。没有哲学思维，没有必要的各种逻辑范畴，自然科学就将寸步难行。列宁在20世纪初自然科学大发展时期就曾深刻指出：“因为，自然科学进步的那样快，正处于各个领域都发生那样深刻的革命变革的时期，以至自然科学无论如何离不了哲学结论。”中医学在学科归属上也是自然科学，它的发展和其它自然科学一样，都会涉及到一些哲学问题，如怎样认识世界医学发展辩证过程；中医发展的规律问题；如何用现代哲学改造贯穿于中医学的朴素哲学；中医与西医的关系；中医怎样才能既保持传统特色又能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成就；中医的未来发展形态是什么，等等。对这些问题的正确回答就离不开哲学思维，必须有哲学开阔的视野，要运用哲学的方法。

第5篇：自然科学的范畴范文

论文关键词：科学心理学；知识社会学；背景

1879年，德国心理学家冯特在莱比锡大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专门的心理学实验室，标志着科学心理学的诞生。本文试图在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考察科学心理学诞生的背景。

一、实证自然科学的发展对传统哲学的冲击

19世纪下半叶兴起于德国的科学心理学思潮，既是对传统的哲学心理学思想的直接继承，又是对当时德国哲学状况的一种富有建设性意义的直接反应。因此，冯特心理学的理论性质，不可避免地直接或间接地决定于当时的德国哲学状况。冯特作为心理学家和哲学家．成长于是19世纪中叶，成名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而19世纪中叶，正是西方哲学从它的近代形式向它的现代形式的过渡期，因而在理论上处于极度的贫乏和混乱的状态，这就使得当时的哲学家们的首要任务，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寻求和探索哲学的出路。冯特的科学心理学事业，就是这种探索的特殊形式。

19世纪中叶德国所面临的哲学状况，在很大程度上与黑格尔于1931年的去世相关，黑格尔的去世意味着整个传统哲学的终结，因为他的哲学体系“以最宏伟的形式概括了哲学的全部发展”。在他的“博大”体系中，以往哲学的全部雏鸡都终于到家栖息了。如果不抛弃黑格尔哲学由之孕育而成的，由笛卡儿的“我思主体”所确立的近代哲学的“第一原理”，如果不突破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那么哲学要想还有所作为是不可能的。

19世纪中叶，实证自然科学已经得到充分发展，对传统哲学产生着强烈的冲击。首先，在自然哲学最终被清除的意义上，实证自然科学的发展使传统哲学不断丧失它的“世袭领地”，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世界模式不是从头脑中，而仅仅是通过头脑从现实世界中得来的，如果存在的基本原则是从实际存在的事物中得来的，那么为此所需要的就不是哲学，而是关于世界以及关于世界中所发生的事情的实证知识，由此产生的也不是哲学，而是实证科学。”其次，就哲学和自然科学作为知识体系而言，实证自然科学的发展，使二者无论是在世俗生活世界还是在理智生活世界，在人们心目中的社会地位以及人们对它们的社会情感发生逆转：自然科学的基本特征，是研究对象的素朴客观性、理论体系的感受性、精确性和社会实践的直接可感性。因此，实证自然科学的充分发展，一方面使其自身受到人们的普遍青睐，另一方面又普遍地使人们对任何形式的思辨的哲学形而上学体系发生怀疑，并导致曾经令世人叹服的、在逻辑上极为精致的古典哲学体系在德国理智生活界的地位和声誉El渐衰微。为了适应历史条件的变更并拯救哲学的命运，有一大批学者，包括一些哲学家自己，采用了自然科学的实证态度，并试图利用自然科学的经验和方法来研究或“治疗”哲学，以把哲学建设成为一门像自然科学那样精密的知识体系。此时，刚刚兴起的实验心理学，特别是科学心理学思潮，既是这种理论冲动的表现，又是这种理论努力或尝试在学术实践上的主要形式，并被它的倡导者们认为是为所有的哲学问题提供基础的一项真正的哲学事业。这就是哲学思维中的对后世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的“自然主义”态度和“心理主义”思潮兴起的历史根源。

二、生理学的发展及其哲学意蕴

生理学本身纯粹是自然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属于生物学范畴，是在解剖学的基础上理解以物质形态而存在的人类有机体及其结构的功能活动。它与哲学的“联娴”产生了实验心理学。这是因为，在传统上，人的意识或人类精神活动现象属于哲学的问题领域。但是，意识作为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最终只能在作为个体组织而存在的人身上得到实现。因此。一旦生理学萌芽，便会在理论上构成一个素朴的信念，即将人的各种心理活动或精神活动如感觉、运动、思维等，理解为就是人的物质的神经组织的功能活动，从而将意识或精神纳入生理学的研究领域。这就是无论历史上还是现实中在接受过严格的自然科学传统训练的生理学家之间普遍流行并被坚持的一个理论构思。这一构思在理论上的成熟化，就意识或精神这一实质上构成了哲学前提的论题而言，必将否定哲学的权威性并取而代之。

在自然科学体系中，生理学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波林曾对此进行过广泛的考察，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生理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较为成熟的实验科学，而且德国在这一领域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实验生理学在19世纪上半叶的渐趋成熟，特别是有关神经生理学、脑的结构与机能和感官生理学的研究及其发展，直接导致了科学心理学亦即实验心理学的诞生。关于实验生理学和实验心理学之间的这种过渡关系，波林曾提出了一个隐含重大理论意义的历史事实。19世纪上半叶的生理学多以动物实验为主要手段，这就决定了运动生理学先于感觉生理学。这个时期关于感觉现象的研究，多以感觉器的物理学为对象。与此同时，虽然生理学家不易处理感觉的问题，因为这一时期的研究没有机械的记录器可以构筑一个动物的感觉神经的终端，但他们在自己身内却有可以接触到的直接经验，因而此类研究与心理学的关系更加密切的部分便采用了一种非正式的内省法。这种缺乏批判性的内省法若能产生任何其他科学家都易于证明的结果，我们便不必将此法精益求精。也不必子此法以一名称，更不必提出现代行为学所提出的唯我主义的问题，尽管学者完成了这些种种观察。可却没有对于其中一个因素即经验的性质作批判性的讨论。

正是因为当时的生理学家们没有批判性地讨论他们在自己身内可以接触到直接经验的性质，才使他们得以僭越自己的研究领域而进入心理学和哲学领域，从而直接推动科学心理学的诞生。这就是前述生理学家们的意识问题上的理论素朴性。后来的“纯”哲学家们，特别是现象学传统的哲学家们，坚定而强有力地掀起一场运动，以驱逐哲学思维中的“心理主义”并取得成功，正是以对我们每个人所拥有的这种直接经验的性质进行自觉的批判性反思为基础的。而在心理学领域，甚至直到现在，对经验的性质的这种批判性反思却令人遗憾地未达到这种自觉程度。例如，赫尔姆霍茨关于神经冲动传导速率的研究，就其自身的性质而言，是纯粹生理学的范围，因而他很自然地就并未考虑其对心理学的影响。虽然就事实而言，历史证明，这种影响对实验心理学或称科学心理学的诞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如果我们仅仅在以下意义上来理解这种影响的意义，即认为其研究的重大意义在于，对一种心理过程是可以进行实验和测量的，过去无法形容的“灵魂”居然可以时间化了，从而增强了19世纪生物科学中的唯物主义倾向，那么，这种理解就以上述理论素朴性为前提的。

第6篇：自然科学的范畴范文

哲学物质观是人们对物质是什么的总回答(或根本观点)。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观就是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对物质的科学规定。那么这一物质观究竟是如何形成的?或者说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物质观是如何必然地合乎逻辑地发展成为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观的?

传统的观点是按照唯物主义历史发展的三个阶段来阐明哲学物质观的发展线索(即“三阶段”分析法)，即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物质观近代唯物主义的物质观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观。(如下图)

这一思路当然有其合理之处，但其缺陷也是明显的，那就是它虽然能使我们了解哲学物质观从低级到高级、从具体到抽象的形成发展过程，但它究竟是如何从低级到高级、从个别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发展的?(这一点非常重要!)而这一点在传统的“三阶段”分析法中反映不出来，这就无法令人信服地得出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观的必然结论。列宁的辩证唯物主义物质观的最终形成不是头脑发热的结果，更不是来自神秘启示的灵感一现，它应该是以往的物质观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我们不理解这一点，就无法正确理解和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观的科学规定、深刻内涵及其伟大意义。因此很有必要通过研究哲学物质观的逻辑演变历程。从而揭示哲学物质观发展的内在联系。具体来说，就是按照从个别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的思维发展规律来探索人们对哲学物质观认识上的规律性，探索哲学物质观发展各个阶段之间内在的逻辑联系，从而揭示辩证唯物主义物质观产生的必然性以及伟大意义。

由此，笔者认为：从逻辑学的角度，人类对哲学物质观探索的逻辑轨迹应该经历了以下五个阶段。即以泰勒斯为代表的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物质观一阿那克西曼德的物质观一爱尔维修的物质观一恩格斯的物质观一列宁的物质观即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观(如下图)。

其别是阿那克西曼德提出的“无规定者”(这一天才思想使人们的眼光从个别、具体事物上升到一般，具有启蒙的意义)和爱尔维修关于物质的天才说明(尽管带有形而上学的痕迹，却为以后物质观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本文将重点介绍这两个阶段。

二、人类探索哲学物质观的逻辑轨迹——“五阶段”分析法

第一阶段：泰勒斯“水是万物的始基”的物质观。这是哲学物质观逻辑演变的起始阶段(它包括除阿那克西曼德之外的所有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者的物质观)。

作为最早的希腊哲学家、自然科学家，泰勒斯并未留下什么著作，我们关于他的哲学思想主要来自于别人的记载以及其他流传下来的文献资料。他依据经验的直观的猜测到万物的本源是水，“水是万物的始基”。“因为热的东西需要潮湿来维持，死的东西就干燥了。凡是种子都是湿的，所有的食物都充满着汁；所以说每一种东西都是从水那里获取营养是很自然的。因为水是潮湿的本性的始基，又是养育万物的东西。因此他们得出结论：水是一切的始基，并宣称地浮在水上”。这种思想反映了古代人们的认识能力和水平——简单、直观、猜测。它否定“神明”的作用，对于宗教唯心主义无疑是有力的反击。可以说，正是他开启了从物质自身认识世界的先河，奠定了认识复杂多变的物质世界的唯物主义基础。但同时他也成为把物质和物质的具体形态混为一谈的始作俑者。

第二阶段：阿那克西曼德的“无规定者”。幸运的是，泰勒斯物质观的这一缺陷很快被其学生察觉并试图加以修正，尽管因其思想的抽象和思辨在古代只是昙花一现，但他的影响却是深远的，他就是阿那克西曼德。

他和泰勒斯一样，认为宇宙的本原是物质的，但他认为万物的本原不是水，也不是大家承认的其他元素，而是一种没有固定形态或固定性质的原始物质，他称之为“无规定者”(还有译为“无限者”“未定物”“无定”等，但据学者杨适考证，“无规定者”比较切近他的原义——参见《哲学的童年》第91页。为统一起见，本文一律使用“无规定者”的译法)。这个“无规定者”本身是不生不灭、无穷无尽、无边无际的，“从这个始基中产生出一切的天，以及其所包含的一切世界”。阿那克西曼德“无规定者”的提出恰恰说明他已经认识到泰勒斯“水”的思想的局限性，因而想用一种更准确的东西来说明。阿那克西曼德为什么不满意于泰勒斯的“水”呢?杨适先生是这样分析的：因为他发现要用“水”或某一特定的物质去解释万物及其生成，是要发生困难的，甚至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水是湿的、冷的东西，如何能产生出干的、热的东西来呢?如果只用这样一种东西做本质，岂不是非但不能说明万物，反而会毁灭了那些与之对立的事物吗?万物是多样的异质的东西，而用某一种物质做本原，则只有一种质的规定性，这一种物质如何能说明多种物质呢?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因为这个缘故，他认识到，本原不应当是某一个具有特质的元素，而应当是质上不定的东西。

怎样看待他的“无规定者”?第欧根尼·拉尔修说，阿那克西曼德“认为始基是‘无规定者’，‘无规定者’变换其部分，而全体则常住不变”。“从这个‘无规定者’中分离出对立物……对立物就是热和冷，湿和干等等”。显然既然“无规定者”中包含热和冷、湿和干等这些只有物质的东西才具有的性质，这种“无规定者”当然只能是物质的东西而非精神的存在。黑格尔更是十分明确的指出：阿那克西曼德的“无规定者”“所指的不是别的，就是一般的物质，普遍的物质”。黑格尔的眼光是敏锐的，这一结论尽管有夸大之嫌，但表明阿那克西曼德的“无规定者”显然不是精神性的东西；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无规定者”所包含的“一般性”和“普遍性”。

阿那克西曼德用“无规定者”去取代“水”作为世界的本原，这种观点扬弃了“水”所具有的特定的具体性质和形态，比“水”更有普遍性，一般性(抽象性)。他认为，“无规定者”化生一切的作用应当什么都不缺，“它包容万物，并且支配万物”。“无规定者”是一种没有固定性质、没有固定形态的“混沌”。因为这种“混沌”状态的“无规定者”，可以更好地解释世界上多种多样的事物和现象，既可以说明与“水”相关的事物和现象，又可以说明与气、土、火等有关的事物和现象，这就初步克服了泰勒斯为代表的朴素唯物主义者把物质和物质的具体形态混为一谈的缺陷。从人类认识发展史角度看，阿那克西曼德提出的“无规定者”作为世界万物的始基的思想是人类认识从个别转向一般这个过程中极具价值的一大积极成果，它表明了人们抽象、概括能力的提高。

遗憾的是，这一极有价值的天才思想，由于其理论的抽象和当时人们的认识能力与水平制约被其学生阿那克西美尼过早否定并代之以“气”这种“原初物质”，没能真正实现从个别到一般的飞跃、上升，但他对哲学物质观的最终形成以及对人类认识发展史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阶段：爱尔维修对“物质”的天才说明。经过漫长的中世纪的冬眠期之后，唯物主义又得到了充分发展。在近代唯物主义的物质观中，原子论物质观被认为是主流的思想，即认为世界在本原上是物质的，物质就是原子，原子及其属性是固定不变的，他们共同构成世界的本原。这种观点是把近代自然科学家关于物质结构研究的最新成果绝对化，把它移植到哲学上来而形成的，带有浓厚的形而上学痕迹。从实质上看，这种物质观仍未摆脱把物质归结为某种固定形体的窠臼(其实这种认识是不恰当的。笔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和研究，提出近代唯物主义的物质观应该是“物质实体论”物质观)。

“众人皆醉，终有醒者”，在“原子论”物质观和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成为哲学认识论和科学研究的显著特色与主流思潮的时候，爱尔维修发出了不同的声音，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尽管这声音是如此的微弱，其见解也没有为人们所接受，甚或他最终还是与大众同流合污，但他毕竟显示了他的与众不同。

对于爱尔维修，我们以往研究的最多的是他的以经验论为特征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思想，基于功利的社会历史观以及以教育为手段的社会改革论。其实。爱尔维修对“物质范畴”的认识显然比他的同时代人更加理性，也更接近于对“物质范畴”的正确认识。他反对把物质定义为实体的观点。“如果我们一开始就确定了意义(指确定物质这个词的意义——引者注)，我们就会承认人是物质的创造者；物质并不是一个东西；在自然中只有人们称之为物体的个体，我们只能把物质这个词了解为一切物体所共有的性质的总合”。在这里，爱尔维修认为物质不是“一个东西”，而是“一切物体所共有的性质的总合”，即一切具体事物和现象的共同特性的总和，这就初步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物质观把哲学物质和具体的物质形态混为一谈的缺陷，使认识由个别上升到一般，通过具体事物而高度概括抽象出哲学的物质范畴，这是他的伟大的卓越的贡献，他为以后哲学的物质观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但遗憾的是仅此而已，他未能摆脱笼罩在他那个时代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迷雾，并在这种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诱惑下，回归到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中，“这个词的意义这样不确定，我们想知道：是否广延、坚固和不可人性就是为一切物体所仅有的共同的性质；是否一种力的发现，比如引力，不能够使我们推断物体还有不可认知的属性；像感觉能力，这种感觉能力固然显现于动物的有机形体中，但是也可能为一切个体所共有。把问题归结到这一点之后，我们就感觉到：如果严格说起来，不可能证明一切物体都绝对没有感觉，那么关于这个课题任何不为天启所启示的人，只能靠衡量和比较这种意见的或然性的和相反意见的或然性来解决问题”。在这里，实际上他认为，物质除了广延、体积、不可人性外，还有感觉性。他从物质结构人手，把哲学的物质范畴和自然科学关于物质结构的理论等同起来，把自然科学家的关于物质结构的研究成果移植过来，升华为一切物质的共同属性，把广延性、体积、不可人性甚至感觉等作为“一切物体所共有的特性”，这就不可避免地和他那个时代即近代机械唯物主义的物质观同流合污了。

第四阶段：恩格斯对哲学的物质的指导性说明。但是，爱尔维修的这一闪光的极具价值的思想没有也不可能被埋没。

19世纪70年代，耐格里比较明确地提出具体现象、具体事物和抽象的概念的区别问题，明确提出了“物质等一系列概念是什么”的问题。这就使得马克思、恩格斯必须对“物质”以及时空、运动和静止等哲学范畴问题做出认真的研究和说明。其时，马克思正忙于研究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进行《资本论》的写作。回应这一挑战的任务就落在了恩格斯的身上，恩格斯吸取了哲学史上唯物主义在物质观方面研究的优秀成果特别是继承并吸取了爱尔维修对物质的天才说明，同时又克服了他的定义的形而上学缺陷，对物质做出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确实有人认为，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是物质和运动!因为抽象的物质和运动还没有人看到和体验到，只有各种不同的、现实地存在的实物和运动形式才能看到和体验到。实物、物质无非是各种实物的总和，而这个概念就是从这一总和中抽取出来的。”恩格斯对哲学上的物质的这一说明，虽然没能给哲学的“物质”做出科学的定义，但他准确地抓住了哲学上的物质和经验中把握到的具体物质形态之间的本质区别，清楚地认识到了以往哲学物质观的严重缺陷，明确指出了哲学的物质或物质范畴是对“各种实物”即一切事物和现象所具有的最大共性和普遍性的抽象和概括，这对后来列宁为哲学物质做出科学规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五阶段：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观的形成。历史发展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然科学的发展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科学家对物质结构的研究也进入到了新的层次，随着电子、放射性现象、放射性物质、光的波粒二象性自然科学上的重大发现，原子的内部世界被打开了，“原子即物质”的近代唯物主义物质观在科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面前暴露出它致命的缺陷。当时许多深受形而上学物质观影响的科学家提出：“物质湮灭了”“原子非物质化了”“物质(原子)被消灭了”，一些唯心主义者也乘机进攻唯物主义，提出“唯物主义破产了”。在这种严峻的形势面前，列宁担负起了捍卫唯物主义的历史使命，他总结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经验，依据自然科学提供的最新成果和材料，吸取了历史上唯物主义哲学家对“物质”及其范畴的理解和说明，其别是恩格斯对物质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性说明，对哲学的物质做出了科学的规定：“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这一定义从物质和意识的对立性上坚持物质对意识的根源性、意识是对物质的反映的唯物主义原则，同唯心主义和二元论划清了界限；从物质和意识的统一性上指出物质是可以被认识的，从而坚持了可知论，同不可知论划清了界限；更为重要的是它从哲学的高度准确地概括抽象出一切事物现象所具有的最大共性即客观实在性，提出“物质就是客观实在”，克服了以往旧唯物主义物质观把物质和物质的具体形态、物质的结构属性混为一谈的严重缺陷，从而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的物质观。毫无疑问这是列宁对哲学的伟大贡献。

第7篇：自然科学的范畴范文

关键词：科学分类历史沿革分类标准

Abstract：Theimplications,meaningsandhistoryoftheclassificationoftheSciencesminutelyarediscussed.RepresentativeexamplesoftheclassificationoftheSciencesatancientandmodernandinChineseandforeignareenumerated.Onthebasisofsynthesizingadvantagesofvariousclassifications,thenewviewstotheclassificationofthesciencesarebroughtup.

KeyWord：theclassificationofthesciences,historyoftheclassificationoftheSciences,StandardsoftheclassificationoftheSciences

科学分类就是依据某些带有客观性的根据和主观性的原则，划分科学的各个分支学科，确定这些学科的研究对象、内容和辖域，明确它们在科学中的位置和地位，揭示它们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从而达到宏观把握科学的总体结构、微观领悟学科的前后关联之目的。科学分类作为科学王国的地图，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具有不容忽视和不可小视的意义。在理论上，它对于认识科学的总体画面、洞悉科学的构成框架、明晰科学内在关联、把握科学的研究范围、预测科学发展的趋势，估价技术的原创基点，是绝对不可或缺的。在实践上，它对于科学部门的设立、科学规划的编制、科学政策的制订、科学资源的配置、科学研究的管理、科学信息的收集、科学教育的实施、科学传播的开展，均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科学分类无论对于从事科学研究的科学家，还是对于想要学习和熟悉科学的非科学家，都是大有裨益的。任鸿隽在谈到科学分类时说：科学知识的进化，是把知识来做纵的解剖；科学知识的分类，是把知识来做横的解剖。科学分类“不但使科学的地位愈加明了，并且科学的范围，也可以大概呈露了。”

要恰当地进行科学分类，并不是唾手可得的事情。皮尔逊揭示出一个原因是，任何个别科学家都不可能真正地衡量每一个孤立的科学分支的重要性，也无法洞察它与整个人类知识的关系。可是，只有对彼此的领域具有鉴赏力、对他自己的学问分支具有透彻知识的科学家群体，才能达到恰当的分类。在现时代，这种知识日益分化和个体科学家无力把握整个科学概貌的状况，变得更加严峻了。薛定谔对此洞若观火：

一百多年来，知识的各种分支在广度和深度上的扩展使我们陷入了一种奇异的两难境地。我们清楚地感到，一方面我们现在还只是刚刚开始在获得某些可靠的资料，试图把所有已知的知识综合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可是，另一方面，一个人想要驾御一个狭小的专门领域再多一点的知识，也已经是几乎不可能的了。

另一个原因是，科学分类必须在科学发展得比较发达之时才能方便地进行，这时各个知识领域已经相对成熟，各个知识部门已经开始自然分化，并形成群科林立的态势，于是观察和分析它们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就显得比较容易一些。在此之前，在科学的孕育时期和童年时期，知识的数量和类别严重匮乏，要进行恰当的科学分类，的确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

尽管如此，人类的智力好奇心和实际的需要，还是诱使或催促人们对科学分类乐此不疲，从古代一直延续到今天。在叙述科学分类的历史沿革时，人们大都按照历史纪年的大框架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来划分；也有按分类特征来划分历史阶段的：第一阶段是圆心式的神学之知识分类（亚里士多德、圣维克托隐修院的于格），第二阶段是树枝式的哲学之知识分类（培根、笛卡儿、沃尔夫），第三阶段是阶梯式的科学之知识分类（柯尔律治、边沁、惠威尔、孔德、斯宾塞、皮尔逊、汤姆森、克罗伯），第四阶段是文化学之知识分类（冯特、文德尔班、李凯尔特、克罗齐）。当然，也有以有代表性人物的科学分类思想和图式来铺陈的。在我们下面的铺叙中，各种因素可能兼而有之。

早在古希腊时代，柏拉图的认识论就表明有三种知识，即感官知觉、意见和真正的知识或广义的科学。感官知觉不能揭示事物的真像，只能显露现象。意见有真伪，仅仅是意见，毫无价值。它不是知识，而是建立在信念和感情之上的。它不知道自己是真是假，找不出为自己辩解的理由。真正的知识以理性为基础，这种知识知道自己是知识，即能确证自己为真的知识。我们必须从感官知觉和意见前进，达到真正的知识。柏拉图创造了一个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虽然他没有明显地把哲学分成逻辑学、形而上学（物理学）和伦理学（实用哲学，包括政治学），但是在著作中运用了这种划分法。亚里士多德认为，真正的知识不在于仅仅熟悉事实，而且在于认识它们的理由、原因或根据，认识它们必然如此的情况。哲学或广义的科学，包括一切经过理性思考的知识，其中有数学和各专门科学。研究事物根本的或初始的原因的科学或哲学，他称之为第一哲学，我们叫形而上学。形而上学研究本然的存在，各种科学研究存在的某些部分或方面。例如物理学研究存在中的物质和运动。其他部分的科学和哲学取名为第二哲学。他还进而区分理论科学（数学、物理学和形而上学）、应用科学（伦理学和政治学）以及创制的科学或技艺（有关机械生产和艺术创作的知识）。他又把这些科学分成物理学（物理学、天文学和生物学等）、形而上学和应用哲学，如果加上逻辑学，那就是柏拉图的一般分类：逻辑学、形而上学和伦理学。

自亚里士多德之后，特别是在中世纪的千余年间，宗教一统天下，其间科学分类标准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把知识分为自然知识和启示知识两种，哲学属于自然知识，神学属于启示知识，与亚里士多德没有什么两样。在1141年，法国圣维克托隐修院的于格（HugoofSt.Victor）的分类才在原有的基础上有诸多细节的增加。例如在应用的一项之下列举了工艺和逻辑：工艺包括纺织、缝纫、建造、航运、农业、渔猎、医药、游艺等，逻辑包括演说、文法、方言、修辞。不过，于格仍然摆脱不了亚里士多德的主张，依旧以神学为归宿。罗吉尔•培根虽然没有系统地发表过科学分类的见解，但是他在《大著作》中列举了五种重要的学问：语言学、数学、透视学或光学、实验科学、道德哲学。这位身处中世纪后期的思想先行者所列举的学问，已经超出当时的学术范围了。

弗兰西斯•培根是名副其实的近代科学思想的先驱，他在《论学术的尊严和进展》、《智力球描述》中，对科学进行了分类。按照培根的观点，人的学术起源于理解力的三种官能——记忆、想像和理性。他以此为基础开始了他对知识的分析和分类。记忆对应历史，而历史包括公民史和自然史，二者之下进而各有细分。想像对应诗，诗分为叙事的或史诗的、戏剧的、比喻的。理性对应哲学或科学，其下一分为二：自然哲学和神性（启示）。在自然哲学名目之下有人、自然和上帝三项。第一项人之下又细分为公民哲学（权利的标准）、人性哲学（人类学）。第二项自然之下又细分为思辨的自然和操作的自然，前者包括物理学（质料和第二因）和形而上学（形式和第一因），后者包括力学和纯化的魔法。第三项上帝包括自然神学、天使和精灵的本性。培根的分类没有在知识的素材和知识本身之间、实在的东西和观念的东西之间、或在现象的世界和非实在的形而上学思维的产物之间划出明确的区分，而且学科用语中有中世纪神学的残迹和经院哲学的弊病，因而从近代科学的立场来看是有缺陷的。但是，培根指出：“知识的划分不像以一个角度相交的几条线，而更像在一个树干上交叉的树枝。”这个观念对培根和斯宾塞来说是共同的，即科学源于一个根，它与孔德的观点针锋相对，孔德是按系列或阶梯排列科学的。

在17世纪的近代科学革命以及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牛顿力学已经牢固确立，并衍生出刚体力学、流体力学、解析力学、天体力学等力学分支，热、电、磁、光等现象的研究也初露端倪，动物学、植物学、生理学的发展方兴未艾。在这种情势下，

一些科学分类的方案陆续出台：神学君临一切学科的格局已被打破，神学色彩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哲学包容全部学科的传统观念也日渐式微乃至悄悄退隐；经验性的和应用性的学科纷纷出现在科学分类表中。

例如，笛卡儿把一切精密的知识都包括在他的哲学体系之中。在他看来，哲学有三大部门：一是无形世界的形而上学，二是有形世界的物理学，三是知识应用的应用学。伽桑狄把科学分为逻辑学、物理学和伦理学。霍布斯试图把主观原理和客观原理结合起来进行分类。他认为数学方法是普遍应用的方法，把几何学摆在演绎科学的首位，把物理学摆在归纳科学的首位。他拟订了科学的配置原理：从抽象到具体，从事物的量的确定性到它的质的确定性，又引向量的确定性。洛克把科学分为物理学、实践和逻辑学。拉美特利做了形而上学的划分，他把自然界分为三界（矿物界、植物界、动物界），并有与之对应的科学。法国百科全书派（狄德罗、达朗伯）接受了弗兰西斯•培根的记忆、想像和理性三分原则，但是在细节上有所丰富。比如，理性部分冠以哲学，哲学之下分为一般形而上学（本体论）、神的知识、人的知识、自然的知识四个门类。其中，自然的知识下辖物体的形而上学、数学和物理学（自然哲学）。数学下辖纯粹数学、应用数学和物理数学：纯粹数学下辖算术学、几何学；应用数学下辖力学、几何天文学；物理数学下辖光学、声学、气体力学。物理学下辖广义物理学和狭义物理学，其下又各有所辖。沃尔夫（C.Wolff）将知识分为历史的（经验科学）、哲学的（理性科学）和数学的（形式的）三种：历史叙述正确的事实，哲学研究事物的原因，数学规定事物的数量关系。其中，哲学又细分为狭义哲学（自然神学、心理学、物理学），规范科学（伦理学、心理应用哲学、物理应用哲学）、本体论（决定各物共同性质的科学）。

在19世纪这个科学世纪，超越经典力学的热学、电磁学、光学等经典物理学分支已经成熟，并且出现了数学化和形式化的热力学、统计物理学和电动力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学、心理学等学科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弗兰西斯•培根等人的分类越来越不适应科学的现状，于是新的真正的科学分类纷纷登台亮相。英国诗人和思想家柯尔律治（S.T.Coleridge）把科学分为纯粹科学、混合科学、应用科学、复杂科学四大部门：纯粹科学属于形式的有文法学、逻辑学、修辞学、数学，属于实在的有形而上学、伦理学、神学；混合科学包括机械学、水力学、气压学、天文学；应用科学包括实验哲学、热学、电磁学、光学、化学、音乐学、气象学、测量学、美术学；复杂科学包括历史、地理、辞典学等。这个分类虽然忽视了科学的客观标准，显得有些杂乱无章，但是它却给后来的分类开辟了一条门径。英国哲学家边沁和法国科学家安培把科学分为物质科学和精神科学两大类。在他们的物质科学里，列入了天文学、地质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在精神科学里，列入了历史学、语言学、法律学、经济学等。这种分类法，有两个值得注意之点：一是把科学研究的对象作为分类的标准，二是把科学的范围推广到历史、语言等学问上去了。惠威尔汲取了培根的心理官能标准和笛卡儿的数学乃科学之基础的思想营养，将科学分为七种，从前一种进至后一种，必须在前者再加上物质的或心理的能力，才能成为新的科学。例如，数学是研究时间和空间数量的，数学加上势力、运动则有机械学，机械学加上化合力则有化学，化学加上生命则有生物学，生物学加上感情、意志则有心理学，心理学加上历史的原因则有历史学，历史学加上时间、空间则有神学。这种分类的特点是，注意到各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富有独创性，尽管条理还不甚明晰。

也许从孔德开始，科学分类已经开始具有某种现代气息。孔德认为，一切科学的基础是经验，所有的神学和形而上学假设对科学毫无贡献，必须予以抛弃，而通向真理的惟一道路是科学。在他看来，有六种基础科学，即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社会学，在第七种或最后的道德科学中达到顶点。在这个科学“等级制度”或阶梯中，后一门科学依次从属于前一门。这些科学实际存在相互依赖性，以致要清楚地理解一门科学，就必然需要先前的其他几门科学的研究。孔德的等级制度分类明显地和他的实证主义的政治体系相符，仅有纯粹空洞的图式。

斯宾塞拒绝实证论的等级制度的阶梯排列，而重返培根从共同的根展开的树枝状的科学概念。他把知识分为两个主枝：处理现象在其下为我们所知的形式的科学和处理现象的题材的科学，即抽象科学和具体科学。抽象科学囊括逻辑和数学，或处理我们知觉事物的模式的科学。具体科学处理我们在这些模式下知觉的感觉印象群和存储的感官印记。他进而把处理现象本身的具体科学又细分为抽象具体科学和具体科学：前者“在其要素上”处理现象，后者“在其全体上”处理现象。这导致他把天文学与生物学和社会学结合起来，而不是与它的亲族力学和物理学相关联。这样的分类可能适合形式逻辑的词语区分，但是并不适合于指导读者阅读或使专家受到启发。他的第三群具体科学再次按照所谓的“力的重新分配”原理加以细分。可是，这个原理在物理学中没有真实的基础，因此不能形成分类具体科学的起点。对于斯宾塞的分类，皮尔逊的总评价是：

该结果充其量将是有启发性的，但是作为一个完备的和一致的体系，它必定或多或少是一个失败。但是，从斯宾塞的分类中可以学到许多东西，因为他把培根的“树”系统与孔德从知识领域排除神学和形而上学的做法结合起来。尤其是在抽象科学和具体科学的原始划分中，它给我们提供了出色的起点。

德国生理学家和心理学家冯特把科学分为形式科学和实在科学，数学属于前者，其他科学属于后者。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实在科学又被分为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自然科学是把经验现象的内容从认识主体中分离出来，作为间接性现象来研究的科学；精神科学则把认识主体的经验作为直接的研究对象。这两大类科学又根据各自学问的性质分为现象性、发生性、系统性：所谓现象性是研究并说明自然以及精神现象的作用，所谓系统性是将全部显现的自然现象和人为诸现象加以系统性记载整理，所谓发生性介于现象和系统之间，是研究自然以及精神性成果的发展。自然科学的现象性中包括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发生性中包括地质学、生物发生学，系统性中包括记录天文学、地理学、矿物学、系统动物学。精神科学的现象性中包括心理学、社会学，发生性中包括历史学，系统性中包括法律学、经济学。李凯尔特不同意精神科学的提法，而用文化科学取而代之：“根据文化对象的特殊意义把科学划分为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这可以使专门研究者由此分为两个集团的那种兴趣的对立得以最明显地标示出来。因此，在我看来，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的区分适合于代替通常的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的划分。”

皮尔逊对科学分类素有思考和研究，并在其经典科学哲学名著《科学的规范》最后一章“科学的分类”中专门做了论述。他考察了历史上三位著名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孔德和斯宾塞的分类并附带加以评论，同时阐述了自己的分类图式。皮尔逊汲取了培根的树枝状图式、孔德的科学相互依存的长处，采纳了斯宾塞的抽象科学和具体科学的区分，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科学分类体系。在皮尔逊看来，科学不仅仅是事实的范畴，而且是用来简洁概述我们对于那些事实的经验的概念模式。因此，要求进入实际分类的科学分支，实际上仅仅是处于形成中的科学，他们与其说符合完备的概念模型，还不如说符合分类范畴。于是，它们的终极范畴不能是绝对固定的。在或多或少还原为完备的概念模型的那些物理科学和依然处在分类范畴状态的那些物理科学之间的区分，可用所谓的精密科学（前者）和描述科学（后者）来表达。由此可见，无论何时我们开始细分科学的主要分支，边界仅仅是实际的而非逻辑的。在细分中被分类的细目与这些边界交叉和再交叉；虽然在下面的分类中大多数科学仅进入一个位置，但是它们往往同时属于两个或更多的部门。所有分类图式都具有经验的和尝试的特征，因为科学是连续成长的。

皮尔逊这位以感觉印象为基石的感觉论者，按照知觉（感觉印象）在科学中区分了两个群。前一个群处理知觉官能在其下辨别客体的模式的概念等价物，这是抽象科学。后一个群处理我们用来描述知觉内容的概念，这是具体科学。具体科学依据处理无机现象还是有机现象，又分为物理科学和生物科学。于是，他把整个科学划分为三大块：研究知觉模式的抽象科学，研究无机现象的知觉内容的物理科学，研究有机现象的知觉内容的生物科学。

在抽象科学中，皮尔逊又按照分辨的一般关系与空间和时间独有的关系一分为二。分辨的一般关系有定性的和定量的关系之分：定性的关系包括逻辑学、拼字学（orthology即发明术语），定量的关系包括分立的量即算术、代数、测量、误差、概率、统计理论等和量的变化即函数理论、微分学、积分学等。空间和时间独有的关系又分为空间用定域分辨和时间用序列分辨：前者又包括定性的（位置）即描述几何学，定量的（大小）即度量几何学、三角学、测量法等；后者亦包括定性的即观察和描述理论（与逻辑无关），定量的即胁变理论（大小和形状的变化）和运动学（位置的变化）。不难看出，

抽象科学囊括了通常归类为逻辑和纯粹数学的一切。在这些分支中，我们处理分辨的概念模式；由于所形成的概念一般而言是严格定义的，并且摆脱了知觉内容的无限复杂性，因此我们能够以极大的精确性推理，以致这些科学的结果对于所有落在它们的定义和公理之下的东西都是绝对有效的。为此缘故，抽象科学的分支往往被说成是精密科学。

物理科学二分为已还原为理想运动的精密的物理科学和还未还原为理想运动的概要的物理科学。精密的物理科学下列四大部门：团块物理学包括力学、行星理论、月球理论等；分子物理学包括弹性、塑性、内聚性、声音、晶体学、地球外形、流体力学、空气动力学、潮汐理论、气体运动论等；原子物理学包括理论化学、光谱分析、太阳物理学和恒星物理学等；以太物理学包括与分子无关的辐射理论（光、热、电磁波）和与分子有关的光、热、电磁（与分子结构有关）——例如弥散、吸收、传输、传导等。概要的物理科学有星云理论、行星体系演化、地球的无机演化、地质学、地理学（有时称物理地理学）、气象学、矿物学、化学等。

生物科学是概要的而非精密的，它按照空间（定域）和时间（成长或变化）一分为二。在空间方面，有生命形式的地理分布（生物分布学）、习性与地点和气候的关系（生态学）、自然史（在古老的意义上）。在时间方面，亦一分为二：非再发生状态的历史学、发生状态的生物学有植物的生物学即植物学和动物的生物学即动物学。在历史学中，再分为一般的物种进化和特殊的物种进化；前者包括生命起源（种系发生、古生物学等），物种起源，自然选择和性选择理论等；后者包括体格（头盖学、人类学等），心理官能（语言史、语言学、哲学史、科学史、文学史、艺术史等），社会建制（考古学、民俗学、习惯史、婚姻史、所有权史、宗教史、国家史、法律史等）。在生物学中，一有描述各类生命的形式和结构的形态学、组织构造学、解剖学等；二有专门处理成长和繁殖的胚胎学、性理论、遗传理论等；三有涉及生命的功能和行为的学科：从物理学的角度处理功能和行为的生理学，从心理的角度处理功能和行为的心理学。在心理学中，广义心理学包括本能理论、意识的起源等，狭义的人的心理学包括属于个体的心灵研究、思维心理学等，属于群体的社会学即道德、政治、政治经济学、法理学等。

颇有新意的是，皮尔逊还指出，他的科学三大块分类并非彼此互不沟通。正如应用数学把抽象科学与具体科学联系起来一样，生物物理学——处理无机现象的定律或物理学对于有机形式发展的应用——也把物理科学和生物科学联系起来。谈到自己的分类图式，皮尔逊“自称没有逻辑的精密性，而仅仅是尝试表明各种科学分支如何与基本的科学概念关联起来的粗略轮廓”，并表明他“在培根、孔德和斯宾塞失败的地方必然不可能成功”。然而，由于皮尔逊是位学识渊博的百科全书式的的哲人科学家，最有能力从事科学分类工作，因此他的工作在当时科学发展的状况下还是有现实意义的，至今仍有恒久的学术价值和一定的启发意义。

皮尔逊的科学分类是于1891年在伦敦格雷欣学院所做的讲演中和盘托出的，次年在《科学的规范》一书中发表。这是19世纪末的事。进入20世纪不久，汤姆森（J.A.Thomson）和奥斯特瓦尔德也就科学分类提出了自己的方案。汤姆森的科学分类大体沿用了皮尔逊的分类思想，但是却凸显了各学科的地位和关系。他的抽象科学包括形而上学、逻辑学、统计学、数学。他的具体科学则包括普通科学、特殊科学、联合科学和应用科学。在普通科学中，又细分为社会学、心理学、生物学、物理学和化学。在特殊科学中，对应于社会学的有人类学、各种社会组织之研究等；对应于心理学的有美学、语言学、心理-物理学等；对应于生物学的有动物学、植物学、原生学等；对应于物理学的有天文学、测地学、气象学等；对应于化学的有光谱学、立体化学、矿物学等。在联合科学中，有人类的历史、人种学、生物通史、地球通史、地质学、地理学、海洋学、太阳系通史等。在应用科学中，对应于社会学的有政治学、公民学、经济学等；对应于心理学的有逻辑学、教育学等；对应于生物学的有优生学、医学、林学等；对应于物理学的有航海学、工程学、建筑学等；对应于化学的有农学、冶金学、采矿学等。奥斯特瓦尔德汲取了孔德的等级制度的分类思想，以最普遍的概念创建科学的分类体系——形式科学、物理科学、生物科学。形式科学论及属于所有经验的特征，它的主要概念是序，它包括逻辑或流形的科学、数学或量的科学、几何学或空间的科学、运动学或运动的科学。物理科学的主要概念是能（energy），它包括力学、物理学、化学。生物科学的主要概念是生命，它包括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这里的生理学应该理解为处理非心理现象的整个科学，涵盖植物学、动物学以及植物、动物和人的生理学；心理学是心理现象的科学，它不限于人，尽管有许多理由要求它的占优势的部分针对人。奥斯特瓦尔德表明，在他的分类中是就纯粹科学而言的，没有把应用科学计算在内。

稍后的逻辑经验论在关注科学统一的同时，也涉及到科学分类问题。该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卡尔纳普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使用“科学”一词，包括所有的理论知识，不管它在自然科学领域，还是在社会科学或所谓的人文学科领域，不管它是借助特殊的科学程序发现的知识，还是基于日常生活中的常识的知识。我们首先必须在形式科学和经验科学之间做出区分。

形式科学由逻辑和数学确立的分析陈述构成，经验科学是由在事实知识的不同领域确立的综合陈述构成。

这种分类的特色在于，首次明确地从科学语言和语言哲学的角度出发区分科学。

在其后的整个20世纪，科学分类一直受到各国学者的关注和研究。苏联的凯德洛夫等人依据自然界的客体层次无机界-有机界-人，认为其对应的科学学科是物理学、化学及其他，生物学，心理学；人的社会和思维对应的是社会科学和哲学科学。数学是单列的。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学科都各有自己对应的技术应用科学或技术科学。中国的于光远把现代科学分为两大类，即分别研究自然界和社会的运动规律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二者之间还有边缘学科领域。数学是研究整个世界的量的关系的科学，哲学则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概括和总结。钱学森认为，客观世界除了自然、社会之外，还有第三个领域即思维领域，因此他把现代科学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同时，从这三个领域向上，通过自然辩证法、历史唯物论和辩证认识论的桥梁，和哲学相联系；向下则与技术科学、工程科学相联系；数学则贯穿各个学科部门。日本的纲岛定治提出，自然科学可以按照研究对象分为物质科学、生物科学、心理科学。这三者又可以细分为三个范畴：个性记述为主的阶段、一般性的升级阶段、适用第二阶段的发生理论；比如，实验物理学（力学、声学、热力学、光学、电磁学），理论物理学，分子、原子、电子理论这三者分别与之对应；其他学科也是如此划分的。美国的科恩按照一般约定，指出自然科学包括物理科学和生物科学、化学、地球科学、气象学，有时还有数学。社会科学一般地被理解为包括人类学、考古学、经济学、历史、政治科学、心理学和社会学。传统上存在第三群人文学科，它包括像哲学、文学研究、语言研究，有时还有历史这样的学科。科学或自然科学的范畴常常被推广到包括一些常规认为是社会科学或人文学科一部分的某些学科，除（体质）人类学和（实验）心理学以外，还可以包括像语言学、考古学和经济学这样可以变化的领域。有时，地理学被认为是社会科学，有时被认为是自然科学。最近，一些（并非一切）传统的社会科学被放在“行为”科学的大伞之下。

在现时代，科学的指数式发展引起知识的极度膨胀，造成学科的极度分化，同时也催生了一大批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的诞生。据说，在德国大学的科研目录中列有四千多个研究领域。中国教育部学科分类（国标-92）也列举了文、理、工、农、医、军事六大部类的57个一级学科和三千多个专业的分类目录。1989年出版的一本《英汉学科词典》，收集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学科名称更多达三万有余。学科的这种通过分化和交叉而增生的趋势方兴未艾。在这种情势下，学者竞相推出自己的分类方案，从二元分类到五元分类一应俱全——当然也有超过五元的。

邦格持二元分类的观点。他说，在各种科学之间，第一个最显著的差异是形式科学和事实科学之间的差异，即处理观念的科学和事实的科学。逻辑和数学是形式科学：它们不涉及实在的事物，因此不能用来使我们处理实在（即经验），为的是使我们的公式确凿有效。物理学和心理学处于事实科学之中：它们涉及设想在世界中发生的事实，因此必须诉诸经验，以便检验它们的公式。自然科学包括物理学、化学、生物学、个人心理学等。此外，还有文化科学，其中有社会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科学、物质史、思想史等。

三元分类也许是比较多的一种分类法。例如凯伯格坚持，从学术上可以区分出形式学科、经验学科和诠释学科。数学是形式学科，生物学和心理学是经验学科，文学是诠释学科。显而易见，每一个实际的学科都体现出所有三个类型的方面：数学中的许多东西最终与关于世界的事实有联系；生物学偶尔涉及形式结构，心理学包含诠释；文学批评处理诗的形式结构和有关产生它的社会事实。在这个框架中，哲学本质上是像数学一样的形式学科，诠释的进路更多地属于历史。我们原来涉及的科学像生物学和物理学一样，主要是经验学科。我们的形式关注与科学知识和科学理论的结构有关。我们也能够注意到科学和哲学的诠释方面，科学理论是在某些环境中并针对某种哲学思想背景出现的。理解科学史中的一个惟一事件，与分析在新近出现的理论和被说成用以支持它的实验资料之间得到的形式关系，是截然不同的事情。

四元分类除了前面介绍过的柯尔律治等人的区分以外，也有把科学分为形式的-运算的科学、自然科学、人类科学-文化科学。

N.麦克斯韦的五元分类（或六元分类）是这样的：数学、统计学和逻辑关注改善形式的、先验的或分析的知识。物理科学关注关于物理宇宙各个方面的知识。生物科学关注改善关于生命的知识。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关注改善关于人的生活的各种社会方面和文化方面的的知识。技术科学关注改善关于为实现各种有价值的、实际的社会目标所需要的知识。按照知识哲学的普遍一致的意见，经验科学能够被安排为粗糙的等级制类型。在底部，在一切的最基本的层次上，我们有理论物理学，与之密切相关的是宇宙学。向上，我们有理论上不很基本的物理学部分，例如固体物理学和物理化学；再高一点，我们有无机化学的整体，并排化学天文学、天体物理学和地球科学（物理学和化学的特殊化的应用）。再向上，我们有生物科学以及有机化学、分子生物学、生物物理学和生物化学做基底，中途有诸如动物学、植物学、解剖学、神经病学、遗传学这样的科学，顶端是生态学和动物行为研究。更高一些，我们有社会科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经济学、政治科学和历史学。按照一种观点即还原论，我们应该把所有这些科学还原——至少在原则上——为理论物理学。按照竞争的观点即反还原论，这或者是不可能实现的目标，或者是不需要的目标。但是，二者都同意，经验科学能够依照等级制组织。更一般地，某种类似的等级制能够在逻辑和数学的学科中察觉到。在基础是逻辑，稍向上有集合论。其余的几乎整个数学分支都能够被诠释为或多或少特殊的集合论的应用。

在这里，有必要专门介绍一下技术科学。这不仅由于我们先前很少涉及，更因为技术科学在当今社会所起的作用实在太大了——它可以迅速地变成生产力，在改造世界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伊利英和卡林金指明，技术科学是改变实在取向的研究和活动，任务之间的差别产生不同的技术和技术知识。前科学时代的技术知识是实践活动的经验知识，技术知识的科学形式的进化与向机器生产的转化有关。物质生产和技能的发展要求生产任务基于科学的工程来解决，要求技术设备的数学计算，技术不再能够仅仅在常识、才智敏锐、经验的基础上发展了。这就是为什么技术科学的诞生和形成是由两个相反指向的过程决定的：一方面使用自然科学的定律、理论和发生在它们之中的技术对象和过程的研究的独立资料决定，也由科学认知方法的积极应用决定；另一方面由独立的观察和技术与生产的事实的概括决定。自然科学应用于生产的技术问题，产生了不能还原为基础理论知识和技术常识的知识。军事科学的开端近似地落入15世纪中期和1870年代之间的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用科学知识解决工业生产任务，而不是一般的实际问题。在这个时期的第一阶段（15世纪后半叶到18世纪初期），技术知识还没有获得理论水平，因为在自然科学中充分形成的理论还不存在。这个阶段以在实验方法的基础上应用科学的形成为标志。在18世纪初和19世纪末的时期，对于与物理学、化学和力学相关的技术科学的形成来说，是决定性的时期。基本的自然科学理论的出现和充分发展的技术实践，为把技术知识提高到理论水平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但是，新技术科学的进化的机制和形式在技术知识发展的“经典”时期（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期）已经开始有意义的变化。在这个阶段，技术科学还是通过从基础自然科学导出而出现的模式继续存在。导出是工程技术实践和自然科学理论的综合，电气工程和无线电工程就是从电动力学导出的。在这个时期，技术科学的开端的新形式已经出现——通过从已经现存的作为基本科学起作用的技术科学导出，比如无线电定位就是从无线电工程导出的。应该注意，此时的技术科学已经在它自己的题材、理论原理和特殊的理想对象方面是科学知识的充分形成的领域。在1920年代至1940年代，技术知识的数学化稳定地得以发展。在1960年代，技术知识变成认识论认真分析的对象。因此，20世纪中期能够被视为技术科学发展的非经典阶段的开端。经典的技术知识与非经典的技术知识之间的差异除了理论的结构、出现和形成的机制不同外，还在于后者是交叉学科的。技术科学的理论具有建设性的功能，却不包含新的逻辑关联，这样的理论不说明和预言，只是产生工程对象。

从以上的形形的科学分类不难看出，学者进行分类的依据或基准各有千秋。有人认为，科学分类所依据的原则有客观原则（物质运动形式的客观区别）、发展原则（物质运动形式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序列）、层次原则（从一般到特殊的科学知识层次结构序列）、实践原则（新方法和新工具的出现会造成新学科的诞生）。有人指出，科学分类研究进入到结构分析和动态分析的阶段。学者设计了各种模式模拟科学体系的结构，如塔模式、树模式、网模式等。同时，科学分类的动力学研究也方兴未艾，学者用液体沉淀模型、气体流动模型、球体膨胀模型来模拟科学体系的运动和变化。其实，马赫早就强调，在科学研究中，不同的透视都是可能的。从这些不同的观点得到的结果能够产生不同的学科，它们具有相对的自主性。不过，一般而言，科学分类的基准不外乎三种：客观的基准、主观的基准、综合的基准。客观的基准包括研究的对象、种类和范围，事物的本质，物质的层次，自然的秩序，探索的方法等；主观的基准包括心智官能、精神能力、哲学理念、描述语言、抽象的形式等；综合的基准在奥斯特瓦尔德的以序、能、生命的概念作为分类的依据中最具有代表性。

不用说，这三种基准的划分是仅就主要倾向而言的，只具有相对的意义。诚如奥斯特瓦尔德所言：这些分类不是依照所谓的事物的“本质”，而仅仅从属于为了比较容易和比较成功地把握科学问题而做出的纯粹实际的安排。这是因为，“缺乏完备的和精确的边界是所有自然事物的普遍特征，而科学是自然事物。例如，如果我们力图在物理学和化学之间进行鲜明的区分，那么我们便会遇到相同的困难。在生物学中情况也是这样，倘若我们超出怀疑的阴影力图在动物王国和植物王国之间建立分界线的话。”在本文结束时，我们不怕贻笑大方，愿意综合各家之长，主要依据科学研究的对象和方法，托出自己的简略的分类方案：

广义的科学可以分为形式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形式科学以符号概念为主要研究对象，多用分析、推理、论证的方法，其目的在于构造形式的、先验的思想体系或理论结构。自然科学以自然界为主要研究对象，多用实证、理性、臻美的方法，其目的在于揭示自然的奥秘，获取自然的真知。技术科学以人工实在为主要研究对象，多用设计、试错等方法，其目的在于创制出新的流程、工艺或制品，它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科学在技术上的实际应用或应用科学的技术化而形成的系统的知识。社会科学以社会领域为主要研究对象，多用调查、统计、归纳等方法，其目的在于把握社会规律，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进步。人文学科以人作为研究对象，多用实地考察、诠释、内省、移情、启示等方法，其目的在于认识人、人的本性和人生的意义，提升人的精神素质和思想境界。

参考文献

©李醒民（1945~），男，陕西西安人。现任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主编，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科学哲学、科学思想史、科学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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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自然科学的范畴范文

关键词：康德；先验综合命题；分析命题；综合命题

中图分类号：B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6）03-0012-07

Abstract： From Kant onwards， disputes about the classification of propositions have been going on， and relationships between various propositions are still in confusion. An underlying reason for these confusions is that people confuse the two meanings of “transcendental”， for which Kant was partly responsible. Confusions began when Kant put priori synthetic proposition， analytic proposition and synthetic proposition together as three paralleled propositions. In fact， a priori synthetic proposition should be understood as a kind of proposition that is defined from the light of the action that leads to the formation of a proposition， and should not be understood as a kind of proposition parallel with analytic proposition and synthetic proposition. In the light of the action that leads to a proposition， all propositions are a priori synthetic proposition. From the angle of validation， these propositions can be divided into analytic proposition， synthetic proposition and metaphysical proposition. Kant’s triad also led to other confusions of proposition classification. To modify Kant’s thought of proposition classification will make proposition classification more reasonable.

Key words：Kant； a priori synthetic proposition； analytic proposition； synthetic proposition

关于知识及其表述形式（命题或判断）①

的分类的思想源远流长，在哲学的知识论转向之后，笛卡尔、莱布尼茨、洛克和休谟等人对此都有论述，但引起广泛争论的起点应该从康德对判断的分类算起。康德首先明确地区分了分析判断与综合判断，并由此引申出一种不同于二者的先验综合判断。逻辑经验主义者对康德区分分析判断与综合判断的方法做了改进，从判断的真值评判方法上将一切知识命题区分为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取消了康德的先验综合判断[1]。蒯因更为激进，认为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区分只不过是逻辑经验主义的教条，其间的界线根本划不出来[2]。克里普克在分析先验和后验、必然和偶然、分析和综合等概念基础上，又提出了两类新的命题形式：先验偶然命题和后验必然命题[3]。学界对这些思想与争论，尤其是关于蒯因和克里普克的观点给予了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在澄清命题分类上有所贡献。但先验综合命题、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以及先验偶然命题和后验必然命题之间的关系仍十分混乱。要彻底地清除这些混乱首先要清楚地认识引起该混乱的深层原因，并予以更正。笔者认为混乱正好始于康德的命题分类思想。让我们从澄清引起混乱的“先验”概念开始。

一、“先验”概念的两种意义

“先验”康德哲学中的transzendental、transzendent、a priori，英文分别译为 transcendental、transcendent、a priori，中文译名有多种。在各种译法中，笔者认同陈晓平先生的译法，把“transcendental”、“a priori”和“transcendent”分别译为“先验论的”、“先验的”和“超验的”。相应地，中文文献中通常所说的“先天综合判断”和“先天范畴”应为“先验综合判断”和“先验范畴”。具体理由参见陈晓平《可知与不可知之间》《现代哲学》2009（5）：81）。对于本文所引译本，出于尊重原文考虑，保留其“先天的”译法，但将被理解成“先验的”，以利于全文概念的统一。由于康德本人对术语界定和使用并不十分严格，需要另外澄清和解释之处，将另行说明。即先于经验之意。在康德哲学里，先验之“先于经验”，并不是时间上、事实上先于经验存在；而是逻辑上、形式上先于经验。“按照时间，我们没有任何知识先行于经验的，一切知识都是从经验开始的。”[4]1什么是逻辑上、形式上先于经验呢？回答这个问题需要结合康德批判哲学的核心概念“先验综合判断”来理解。在回答“知识如何可能”这个问题时，康德认为是先验综合判断使知识成为可能。先验综合判断形成于先验统觉通过先验范畴对直观（形式或材料）的综合。没有先验认识形式（范畴和直观形式）就不可能有这种综合，从这个角度而言，先验认识形式是先于经验的。但是先验认识形式并不能在事实上独立于经验存在，它们只能在经验范围内使用，离开了经验材料，越出经验范围，它们的使用就是超越的使用[5]172。由此康德指出先验在事实上和时间上总是与经验密切联系的。康德谈道：“即便是空间和时间，无论这些概念多么纯粹得没有任何经验性的东西，无论它们多么确定，以至于它们完全先天地在心灵中被表象，如果它们不被指明在经验对象上的应用，它们就毕竟没有客观有效性，没有意义和含义……一切概念都没有区别地是这种情况。”[6]158概念（范畴）“永远不能仅仅从这样的概念出发就本身来说而成立，而是在任何时候都唯有作为一般经验的形式的和客观的条件才成立。”[6]189“因此，经验的可能性就是赋予我们一切先天知识（先验认识形式和原则，引者注）以客观实在性的东西。”一切先验认识形式和原则虽然在逻辑上是先于经验的，但在实际应用中却并非与经验无关，恰恰相反，它们必须通过经验显现。“虽然我们在哲学里能孤立纯粹概念而且‘在其纯洁上’设想到它们，但是它们在我们寻常的全部经验里都是以我们不断关于经验性的对象所作出的判断那种形式表现出来的。”[7]202

籍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表明经验与先验的关系：先验并不是与经验对立的概念；在知识命题中，它们是紧密结合的；没有独立于经验而存在的先验，也没有独立于先验而存在的经验。必须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联系，是指知识的形成过程必然由两个方面的因素相互作用，而并不是说所有知识的内容都是经验性的。正是在知识命题如何形成的意义上，康德甚至将没有经验内容的几何和算术命题都看成是先验综合命题，因为它们也是先验范畴作用于感性直观形式（时空）――虽然不是感性直观的内容――得来的。康德在另一方面又强调有一种“先天的知识”。这种知识因为“完全没有掺杂任何经验性的东西”而被称为“纯粹的”，康德将它命名为“先天的知识”（即先验知识）[4]2。数学（算术和几何）知识属于这类知识。另外，康德还从先验知识的必然性上加以界定。他认为，先验知识是严格意义上普遍必然的[6]31。由于这种先验知识由先验命题表述，因此，先验命题也是严格的普遍必然的[5]21。如此，数学知识既是先验综合命题，又是先验知识（命题），这种观点在康德的命题分类系统中会导致矛盾。这种矛盾在后文进一步澄清几种命题概念之后，会明显起来。相对“先验”概念，康德还使用了“后验”（a posteriori）概念与其对照。这个概念用来指知识中的经验来源。它与先验形式共同建构经验知识，因此它不与先验对立。

如果先验概念始终维持“逻辑上、形式上先于经验”的意义，在命题分类领域就不会出现后来的混乱局面。但是，事与愿违。康德将先验综合判断与分析判断、综合判断并列为第三种判断后，混乱开始了。将先验综合判断与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并列的举动无意中为 “先验”一词引入了另一种意义：在时间上先于或独立于经验。这就为后来克里普克提出新的命题类型提供了空间。与在逻辑上先于经验的“先验”概念不同，克里普克使用的“先验”恰恰是指在时间上先于或独立于经验检验。克里普克如此理解的“先验”和“后验”是对立的概念。我们从克里普克列举的先验偶然命题和后验必然命题的例子可以看出这一点。

为什么康德对此负有责任呢？我们知道，康德将先验综合判断与分析判断、综合判断并列为第三种判断后，分析判断由于其必然性以及这种必然性来自于矛盾律，就被看成是先验必然命题；综合判断则由于其偶然性以及这种偶然性来自经验，就被视为后验偶然命题。如此，分析判断、综合判断和先验综合判断的区分就变成了先验必然命题、后验偶然命题和先验综合命题的区分。由于分析判断（先验必然命题）的赋值（判定真假）仅需矛盾律而无需经验检验，其中的“先验”一词就被赋予了“在时间上先于或独立于经验”的意思；相应地，综合判断（后验偶然命题）的赋值不仅需矛盾律而且还需经验检验，其中的“后验”就被赋予了“在时间上后于或不独立于经验”的意思。原本在康德的观念中，先验性和必然性是统一于分析性中的。但对命题做出三分之后，三者就有分离可能，从而为克里普克的发挥提供空间。虽然在康德命题体系中，先验偶然命题和后验必然命题是不可能的。但在克里普克对先验和后验、必然和偶然、分析和综合做出自己的理解后，先验偶然命题和后验必然命题就顺理成章了。此时的“先验”完全改变了先验综合判断中“先验”的意思。然而，先验综合判断根本就不应于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并列为第三种不同的判断。康德的这一做法导致了一系列混乱，详见下节。

二、康德对命题的分类及其问题

康德论述其命题分类思想的起点是区分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康德认为，一切命题，从其中主词对谓词的关系来考虑，有两种不同的类型，即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分析与综合的区别正是由命题的主词和谓词的包含关系界定的：如果一个判断的主词以包含的关系与谓词关联，那么这个判断就是分析判断；如果一个判断的主词不是以包含的关系与谓词关联（谓词外在于主词），那么这个判断就是综合判断。分析判断具有按照矛盾律即可判断真假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不能从经验的来源获得。综合判断则只能有来自经验的偶然性。另外，康德还认为分析判断是解释判断，不能通过谓词给主词增添任何东西；综合判断则给主词增添了新内容，是扩展判断[6]35。康德正是依据这个理解试图阐发出一种既具有分析判断的必然性，又具有综合判断的扩展性的先验综合判断。根据康德对先验综合判断性质的界定，其中的先验性就是指判断的必然性，其中的综合性是指内容的增长性。因此，在康德的理解中先验性与必然性是一体两面的，这就是他将分析判断说成是“先天知识”的理由[5]19。

那么先验综合命题包括哪些命题呢？康德在阐述先验综合命题的必然性和扩展性时，以因果关系命题为例加以说明。由此我们知道，康德的先验综合命题中至少包含“一切发生的事物都有其原因”之类的命题。据康德认为，由于这类命题中，原因概念完全外在于发生的事物的概念，它表示某种与发生的事物不同的东西，因此是综合的；同时这类命题又具有不依靠经验的必然性――“因为上述因果原理不仅仅是以更大的普遍性、而且也以表达出来的必然性，因而完全是先天地并从单纯的概念出发，把后面这些表象加到前面那个表象上。” [4]10-11除此以外，从康德将回答“纯粹数学如何可能”、“纯粹自然科学如何可能”和“形而上学如何可能”等问题都归结为回答“先验综合判断如何可能”这个总问题上看，康德一定认为数学知识、自然科学知识和形而上学知识都是先验综合命题表述的知识。由此，我们不难推断，康德认为数学（算术和几何）命题、自然科学命题和形而上学命题都是先验综合命题。

从这里开始，康德命题分类思想的问题初露端倪。如果康德将分析命题、综合命题和先验综合命题并列的观点，以及先验综合命题包含数学命题、自然科学命题和形而上学命题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包含哪些知识命题呢？康德除了在提出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区分时，列举了“一切物体都有广延”、“黄金是一种黄色的金属”等分析命题和“一切物体都是有重量的”这一综合命题外，再没有给出这两类命题的具体内容。而除了数学知识、自然科学知识和形而上学知识以外，康德并没有讨论其它的知识类型。由此推断，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归属其下的知识，因而成为空洞的命题类型。事实上，康德所认为的“一切物体都有广延”、“一切物体都是有重量的”这些命题都是自然科学知识，而自然科学知识是用先验综合命题表述的。如此一来，分析命题、综合命题和先验综合命题三种平行的命题种类就包含了相互重叠的内容。这表明这种分类是有问题的。

康德将分析命题、综合命题和先验综合命题并列导致的问题不止于此。根据康德关于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赋值方法的不同的观点，人们不禁要问，我们应该根据什么一以贯之的方法判定先验综合判断的真值呢？对此，康德没有给出答案。事实上他不可能给出这种方法。因为先验综合判断既包括数学判断又包括自然科学判断，判定这两类判断的真值的方法如此不同，在其中似乎找不到共同点。导致这种困难的原因正是康德错误地将先验综合判断与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并列起来。另外，康德既试图从主词与谓词的包含关系上将判断分为“分析的”和“综合的”，又试图从命题的赋值方式上界定两类命题，也是导致上述问题的根源。康德将那种包含关系称为“同一性”关系。这种“同一性”关系十分模糊。经过逻辑经验主义的改造，主谓词之间是否符合同一性标准被是否符合同义性标准代替，成为界定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界线。由于同义性概念的引入，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划界标准变得更为清晰：一切通过对命题中概念的意义分析，仅使用矛盾律就能判定真假的命题是分析命题，这种命题的真值具有逻辑规律赋予的必然性；综合命题要通过经验检验才能判定其真值，其真值是偶然的。正是从验证命题真假这个清晰的划分标准看，逻辑经验主义反对康德的先验综合判断，认为这是一种不存在的命题形式。在笔者看来，逻辑经验主义划定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标准要比康德的标准合理。这也是现在人们一般沿用逻辑经验主义意义上的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原因。但是，逻辑经验主义否认存在先验综合命题是不对的。因为先验综合命题根本不是与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并列的命题类型。

康德将数学命题、自然科学命题划归到先验综合命题之下还会导致另一个问题。就数学命题和自然科学命题而言，我们知道它们的普遍必然性是十分不同的。一般而言，数学命题的必然性要高于自然科学命题的必然性。数学命题（尤其是算术命题）的真值被认为是无需经验检验的，它的必然性具有类似于逻辑命题的必然性；而自然科学命题的真值则依靠经验检验确定，其必然性跟逻辑的必然性相去甚远。两种如此不同的必然性如何用先验综合命题中的先验性予以解释呢？尤其是与经验密切相关的自然科学命题中的必然性如何用先验性解释？康德在这个问题上遇到了麻烦。康德将必然性（知识的客观性或普遍必然性）区分为严格的普遍必然性和非严格的普遍必然性。前者是先验性，后者是主体间性。康德通过先验论证从知识的普遍表述形式（命题形式）中发现了理性的先验认识形式。这些形式是使知识成为可能的先验条件。由于这些条件具有先验性，知识才具有我们普遍必然性。但是经验知识的主体间性并不能用认识形式的先验性完全解释。康德也始终没有解释非严格的普遍必然性是如何可能的，即他没有解释自然科学命题的主体间性[8]。既然自然科学命题的必然性是主体间性，而且康德不能用先验性解释它，那么自然科学命题的必然性就与先验综合命题的必然性不相符。又由于自然科学命题中的主体间性恰好来自经验，而且经验包含偶然性，如此康德所言的先验必然的自然科学命题就成为后验偶然命题（综合命题），而不是先验综合命题。这是出乎康德意料的！此外，自然科学命题与数学命题的重要区别也在于主体间性：数学命题具有严格的普遍必然性，不具有主体间性；自然科学命题则既包含先验形式的严格的普遍必然性又包含主体间性。这种明显的区别向康德提出问题：为什么具有如此不同必然性的命题都属于先验综合判断呢？康德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也没有对问题的解决给出有益提示。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对命题分类作必要调整。

除上述提及的从命题包含的知识内容上区分的数学命题、自然科学命题和形而上学命题外，康德还提出了一种表述“先验知识”的“先验论命题”。这种命题的提出进一步增加了康德命题分类思想的混乱。“先验论命题”在康德的命题分类体系中应归属于哪一类呢？在回答这个之前，必须就“先验知识”概念的使用做一番解释。康德本人对“先验”和“先天”在知识种类上做了区别。在康德看来“先天知识”包括“先验知识”，“先天知识”比“先验知识”外延更广。属于“先天知识”的数学知识不是“先验知识”。康德把“先验知识”界定为“一切不研究对象、而是一般地研究我们关于对象的认识方式……的知识称为先验的。”[6]45“并非任何一种先天知识，而是惟有使我们认识到某些表象（直观或概念）仅仅先天地被应用或者仅仅先天地可能以及何以如此的知识，才必须称之为先验的……”[6]78总之，在康德看来，“先验知识”就是关于先验认识形式的知识。由于我将“先验”和“先天”看作同义词，而康德的“先验”（transcendental）对应于我理解的“先验论的”，因此康德的“先验知识”就是我的“先验论的知识”。如此在本文中，康德的“先天知识”和“先验知识”，就分别等同于“先验知识”和“先验论的知识”，先验知识包含先验论的知识此后出现的未加引号的先验知识和先验论知识都指矫正后的先验知识和先验论知识。康德意义上的先验知识和先天知识会用引号标明。先验原则就是先验论知识和先验论命题的具体内容。。康德将先验论的知识又称为“纯粹的先天知识”。先验知识和先验论的知识都具严格的普遍必然性，它们分别由先验命题和先验论的命题表述。先验论的命题是先验命题的子类，它们都具有严格的普遍必然性。

康德还认为一切分析命题都是“先天知识”，即先验知识[5]19。又由于康德将“先天知识”界定为没有经验内容的必然知识，数学知识就成了“先天知识”的子类。如此，数学命题和分析命题都是表述“先天知识”的“先天命题”。但在康德的理论中，数学命题属于先验综合命题，与分析命题截然有别，它们怎么可能是同一类命题呢？再者，分析命题虽然是必然的，但它并不是没有经验内容的。比如，“黄金是黄色的金属”这个命题虽然是分析命题，但其中包含经验内容。因此，说分析命题都表述“先天知识”并不妥当。如果康德对“先天命题”的界定是合理的，那么它在整个命题分类系统中应该处于什么位置？从它不具有经验内容来看，它不应该是综合命题，也不能完全归入先验综合命题――因为先验综合命题不包含分析命题。如此看来，它要么属于分析命题，要么独立于上述三种命题，成为第四种命题。如果我们出于同情的理解，尽量使康德命题分类成为一个体系，将其归入分析命题可能更合适。但是如此一来，数学命题就成了分析命题，而不是先验综合命题了。总之，康德命题分类思想的混乱和矛盾由此可见一斑。

为看清这些矛盾的地方，我们将上文讨论的各种命题的关系，根据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和《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中的表述，做一个清理。按照康德的观点，这些命题的关系可用图1表示出来。

将前文所述内容与上图结合起来，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矛盾和混乱：

（1A）既然数学命题即是必然真理，又无经验内容，无需经验检验，那它就是先验命题，因此它是分析命题。

（1B）数学命题是先验综合命题。

（2A）自然科学命题是先验综合命题。

（2B）自然科学命题是综合命题。

（3A）“红旗是红色的”是分析命题。

（3B）“红旗是红色的”是先验综合命题，因为它是先验认识形式综合感觉材料得到的。

（4A）既然一切命题都是先验认识形式综合感性直观（形式或质料）得来的，那么一切命题都是先验综合命题。

（4B）如上图所示，并非一切命题都是先验综合命题。

这些矛盾和混乱表明，如果我们想继承和发展康德先验认识论中的合理成分，尤其是继承和发展他的先验综合命题对解决“知识如何可能”问题的贡献，以及它反驳怀疑论的功用，那么我们有必要对他的命题分类作必要改进。

三、对康德命题分类思想的改进

康德对命题的理解和划分所出问题的关键之处在于：第一，混淆了先验综合命题的性质，错误的将其看成是与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并列的命题。第二，对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界定不合理，不应该用主词与谓词的关系来界定它们，而应该仅从它们的成真条件上区分。基于这两条基本认识，对康德划分命题的方法作如下改进：

1.从命题形成的活动方面看，所有命题都是先验综合命题，先验综合是形成命题的唯一活动。除了这种产生命题的活动外，没有其它活动产生命题。关于先验综合是形成命题的唯一活动，可以在康德自己的论述中找到根据。第一个最明显的根据就是康德用先验综合判断解释知识何以可能的论述。康德从这个问题出发，用先验论证的方式，发现了先验直观形式和先验范畴；然后引出先验统觉，它的先验综合功能形成了数学、科学等知识。第二个根据是康德对综合先于分析的论述。康德认为所有知识的可能性最后都必须以先验统觉的综合统一性为条件。他说，先验统觉的综合统一“这种行动原初必须是唯一的，并且适用于一切联结，而分解，亦即分析，看起来是它的对立面，毕竟在任何时候都以它为前提条件；在知性事先没有把任何东西结合起来的地方，它也就不能分解任何东西，因为这东西唯有通过知性才能作为结合起来的东西被给予表象力。”[6]107“因此，只有通过我能够把被给予的表象的杂多在一个意识中联结起来，我才能表象这些表象本身中的意识的同一性，也就是说，统觉的分析的统一性惟有以某种综合的统一性为前提条件才是可能的。”[6]108“在对我们的表象作出任何分析之前，这些表象必须事先已经被给予了，而且任何概念就内容而言都不能以分析的方式产生。”[6]91总之，先验综合乃是分析的条件。“离开了综合，我们所有的就会是一些单纯互无联系的成分；我们就不会有任何东西是能描述为需要加以分析的确定性的内容了。没有某确定性的内容在心的面前被抓在一起，那就不能有知识的任何可能性；而就知识是依靠心的活动的这点来说，知识的第一性起源应该在综合里而不应在分析里去寻找。”[7]247如此，先验综合是形成命题的唯一活动。

2.先验综合活动形成的命题，从它们的成真条件来划分，可分为分析命题、综合命题和形而上学命题。分析命题在语义规则和意义公设的基础上，通过语义分析、用矛盾律就能判定真假；综合命题用经验检验判定真假；形而上学命题（本体论命题）由于“形而上学”概念的含义较为模糊，在不同哲学分科中有不同理解，本文的形而上学命题单指康德所谓先验认识形式超越的（对理念对象的）使用而形成的本体论（关于上帝、物自体和先验自我的）命题，比如“世界的本原是X”这一类命题。没有真假可言，正如康德所言，科学的形而上学是不可能的。由于知识命题是有真假的，形而上学命题没有真假，因此，形而上学命题不是知识命题。由此，我们可以将所有通过先验综合活动形成的命题分为知识命题和形而上学命题。分析命题是必然的；综合命题是偶然的。逻辑实证主义者纠正了康德将先验综合命题与分析命题、综合命题相提并论的错误，但又矫枉过正，过犹不及地丢掉了先验综合命题。笔者在此兼顾了康德和逻辑经验主义各自的优点而摒弃了它们的缺点。

3.逻辑命题、数学命题、经验科学命题和先验论命题是从内容方面对命题的划分。其中，逻辑命题、数学命题和先验论命题是分析命题。经验科学命题中既有分析命题又有综合命题，这取决于检验命题真假的方法。

4.为避免概念混淆，并维护“先验”之“逻辑上、形式上先于经验”的意义，在命题分类中不再使用其“在时间上先于或独立于经验”的意义。因此，我主张取消后验综合命题和先验分析命题这样的划分，并进一步取消克里普克提出的先验偶然命题和后验必然命题的划分。因为，克里普克的“先验”正是“事实上和时间上先于经验”。他对“巴黎米尺”定义的先验偶然性的讨论中所使用的“先验”，是指定义活动先于对定义的检验的意思。如此理解的先验正是康德意义上的经验，他所谓的先验偶然命题，本质上不过是一个真值随经验变化的综合命题。而他的后验必然命题本质上也是一个被经验证实的综合命题。克里普克基于他独特的命名理论对先验偶然命题和后验必然命题的划分，已有学者提出致命地反对意见[9]51-58，36-48；[10]59-65。

5.分析命题可进一步分为非纯粹必然命题（有经验内容的必然命题）和纯粹必然命题（无经验内容的必然命题，即康德意义上的先天命题）。前者包括诸如“红旗是红色的”、“绿叶是绿色的”、“黄金是黄色的”等这类无聊命题和“单身汉是未婚男子”这类包含经验的约定命题，以及其他包含经验内容、基于约定命题之上的分析命题，比如，“没有一个单身汉是已婚的”虽然数学和逻辑中也会出现类似的同语反复命题，但是逻辑用这种命题表示同一律，而数学用此表示等量关系，因此它们有不可取代的作用，不能称之为无聊的。唯有此类经验命题，除了有限的修辞作用外，实属无聊，因为讨论知识命题与修辞无关。另外，约定命题本质上是定义，之所以将定义看成是必然真的分析命题，是因为，定义一般而言就是一个语言系统的语义规则和意义公设，是普遍接受的基础。虽然有旧定义被新定义替换的情况，但是这不能说旧定义为假，新定义为真。因为，一个被替换的定义已经不是定义了，因此没有定义为假的情况。定义只有实用不实用的情况。；后者也称之为先验命题，它包括逻辑命题、数学命题和先验论的命题，即表述先验论知识的命题。它是通过先验论证得到的关于人类先验认识形式和原则的知识。

在此有必要指出，先验论命题只在有限的范围内存在。由于先验论命题是通过先验论证，对人类知识的一般形式的分析发现的，因此它们是无经验内容的、纯粹的；又由于它们是人类知识的最终规则，除此之外，再无其它工具能够对它们的真假进行检验，因此它们是必然的，就像人类不得不接受的意义公设一样。基于此它们理所当然属于先验命题和分析命题。正是因为先验论命题具有分析性，康德所举的两个例子――“一切物体都有广延”是分析命题，“一切物体都是有重量的”是综合命题――才好理解。事实上“物体”和“广延”、“重量”并不是康德所说的包含或不包含的关系。纯粹的语义分析不可能从“物体”概念分析出“广延”概念。在这个意义上两个命题没有区别。“一切物体都有广延”之所以是分析命题，仅仅在于它与这样一个先验论命题同义：“一切物体都以空间的形式呈现”，而空间性就是广延性。与此不同，“一切物体都是有重量的”是综合命题，原因在于这个命题只不过是牛顿力学体系的逻辑后承。牛顿力学是受经验检验的自然科学，它的所有逻辑后承理所当然是综合命题。当然有必要指出，先验论命题与一般的分析命题之间有微妙区别――先验论命题的真必然性来源于非如此不可的不可想象性（即不可能想象有另外一种先验认识原则），而一般分析命题的真的必然性来自于矛盾律。但是从它们都无需经验检验，而且是必然真这个角度而言，将它们称为分析命题仍是合适的。

综上，在澄清各种命题的关系后，各种命题的关系形成了一个清晰有序的体系，如图2所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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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自然科学的范畴范文

【关键词】科学精神；客观世界；社会发展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1-027-02

近现代自然科学兴起以后，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经济社会运用进入到了社会建制化的时代，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联日益密切，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展现日益突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必要对科学的内在精神与社会发展进行分析，以厘清其内在的逻辑关联，使科学技术更好促进社会发展，更好地实现人的自我发展与完善，同时也能不断深化人们对于科学本身的认识

一、认识论意义上的科学与哲学

近代自然科学是建立在实验和实证的基础之上的，这与之前处于哲学或神学体系下的科学有着截然的不同。因此，这两种科学的内在精神也有着很大的分野和差别。西欧中世纪及其以前的科学，主要处于形而上的层次，科学在很大程度上与哲学，后来主要是和神学并无二致，这种学问主要是解答人内心深处的疑问，这种疑问多是充满思辨的、根本性的、终极关怀性的问题。所以这样的科学主要是解决人内心深处、甚至灵魂深处的一些疑问，而这种努力并不一定就有答案。

近代自然科学从其产生的内容上来看，首先是一种人对于大自然的认识，当然这种认识是基于现实中的人的，属于人的认识能力和认识范畴的一种知识，这种知识是人的认识能力所能达到的，但人是对象却来自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因此，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科学同其他任何一种人的认识一样，都是主观世界对客观世界的一种反应，具体体现了知识形式的客观内容和主观形式的统一。事实上，从近现代自然科学产生的基础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点，近现代自然科学从知识上最重要的基础就是实验方法，最重要的思维方式是实证，所以，近现代自然科学从这个基础上就是一种追求一种与现实的相符，或者说探寻自然界和人本身本来的面目和规律，揭示客观世界本身。

科学的实验或实证基础充分表明，科学本身具有主观与客观相符的唯物主义的性质，科学所建立的知识基础就是它本身，或者说是实证本身，这就使得科学具有一种动态性、开放性和不断发展的性质。因此，正是因为科学是可验的，所以是不断发展的，这与超验的哲学或者神学有了很大的不同，哲学或者神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一定体系内的发展，所以这种发展与科学相比是封闭的发展，哲学的超验性和形而上学性很容易造成一种知识权威，而这种权威一旦形成则并不容易被打破。但科学则不相同，科学的发展很容易超出既有的框架，甚至可以这样说，只有超出原有的框架才意味着科学的进步与发展，同时，在近现代自然科学发展过程中，的确出现了许多科学的巨人，但他们的成就并不在于对于科学的“终结性”的结论，而在于他们迅猛推进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所以牛顿发现物理学三大定律，并进而建立起经典物理学体系后，科学的发展并为就此终结，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以来，量子力学，现代物理学革命则成功的超出传统物理学的框架和范畴，使物理学发展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从认识论来看，客观世界是不断发展的，而人的认识能力也是在不断增长的，所以，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也是不断深化的。首先从静态上来说，客观物质世界具有无限丰富的层次，而且具有微观与宏观无限延伸的纵深，这就表明科学知识需要具有与自然客观世界同样复杂的空间的无限性和延展性，这种延展性既需要科学具有与自然物质世界想融洽的层次与表述方式，又需要具有自身内在的一致性与自洽性，同时，由于自然客观世界发展的动态性质，所以客观世界又具有了自身的演化发展性质，这又会使得科学知识的发展具有时间和自身发展上的连续性。这样科学与社会发展就会出现同向发展，并且不断呈现互相促进，循环放大的效应。

二、科学的自恰及与客观物质世界

科学在发展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这些挑战可能来自外部，也可能来自内部，来自外部的挑战主要是对外部世界解释的有限性、谬误，或者问题无法解决，这主要可能是由于客观世界复杂性及其多维性，科学知识无法全面反映世界本身，或者是由于客观世界事物之间本来就具有相互冲突的特性，而科学知识本身无法与这种冲突的全局相符合。这种状况的出现是必然的，因为科学在相当程度上是纯粹的，逻辑假定是固定的和清晰的，这是由于科学的本性所造成的，而现实世界则是由多种因素组成的，事物的发展往往是由多种已知因素和不可知因素所决定，因此事物的发展会呈现极为复杂的状况，所以从这个因素上讲，科学的假定单一性和逻辑的单一性，这是一种真，是一种美，而现实物质世界发展的多因素性，复杂性。这也是一种真和美，这两种真在相当程度上并不矛盾。科学因此在很多时候，也就体现出人的一种追求和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