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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年，芬兰采矿工程师弗雷德里克・依德斯塔姆创建了诺基亚公司，后来经过历任领导者的苦心经营，诺基亚终于成为国际上首屈一指的手机公司。然而，这家有着一百多年历史的大公司，却在2014年，非芬兰本国公民史蒂芬・埃洛普就任CEO短短三年之后，就正式告别了手机舞台，并被微软收购，改名为“微软移动”。难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很早之前，就有人说他是微软的卧底，在他掌管诺基亚之后的第二个月，就宣布诺基亚全球裁员5000人，成为诺基亚10年来最大的一次裁员。其后，埃洛普每年都要裁员，并将诺基亚最擅长的塞班系统研发外包，直到终结诺基亚，堪称最会“卧底”的CEO。
最会经营的女星范冰冰
2014年5月4日青年节当天，“2014年福布斯中国名人榜”正式推出，范冰冰以1.2亿元收入位居榜首，就连大名鼎鼎的刘德华、周杰伦、成龙、赵本山等人都要名列其后。论作品、论资历，范冰冰都无法与他们相比，但从《还珠格格》中的小丫鬟金锁，成为财富与名气并重的吸金“范爷”，范冰冰本身就是一个足够励志的故事。她还投资房产、网游、影视剧等多个领域，并接拍多家大品牌广告。虽然作品有限，却总是稳坐一线地位，其经营自己与财富的能力，不得不令人钦佩。
最会“砸钱”的投资人马云
如果你还认为马云只有淘宝、天猫和余额宝，那你就错了。实际上，从电商平台、支付宝、余额宝、阿里小贷，再到民营银行、保险、基金、理财、金融软件，马云在未来可以掌控的是一条完整的金融产业链。数据显示，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马云平均每个月发动1.6起投资，平均每起投资涉及2亿美元资金，仅仅是今年4月份，就投资近173亿元人民币，3月份近116亿元，2月份68亿元，1月份10亿元。在这些投资中，有的是阿里巴巴作为投资主体，有的则是马云和他的朋友们。投资项目中，大部分是与阿里巴巴业务相关的生态圈投资。但不管哪一次投资，马云都能做出相应的名堂来，堪称最会“砸钱”的投资人。
把一个平庸的人变成“天才”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外界条件都具备了――宽松的环境、名校、名师、家学渊源等，但由于受教育者的资质平平，还是难以把他培养成一个出类拔萃的人。可是把一个“天才”培养成“庸才”却容易得多，它不需要有多高深的水平，在特定的环境下一般人都能做到，而且简单易行。仅以学校教育而论，下面几种方法都卓有成效，而且屡用不爽。
方法一：用“统一标准”要求所有学生。凡是与此不一致的观念、行为，不一致的教材，当然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当然是“异端”；有独立思考的学生，在学校里备受打压，不许当班干部，不得表扬。作业上不许有自己的想法，只准用现成的“标准答案”。凡与教科书上的“标准答案”不一致的，哪怕一个标点符号不正确，一律算错。
方法二：一定要让他们读死书，死读书，两耳不闻窗外事，两眼不看窗外事，心里不想窗外事。让他们知道他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即使让他们读点书，也要严格筛选，不能任由他们胡读。如果任由他们胡乱读书，他们早晚会觉醒，会知道是非，要像防火、防盗、防当官的一样防着他们读课外书。
方法三：不能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让他们独立思考的基因永远酣睡。比如在解题上，老师的方法就是最好的方法，不许有异议；凡是老师的都是正确的，当然校长说的比老师更正确；比校长权力大的，说的又比校长正确。
方法四：加大作业量，使学生没有喘气的工夫。这是一种最有效，最不受人诟病，还让人说你为学生好、工作认真负责的好方法，也是目前最流行的方法。它既不会遭到家长的反对，也不会遭到社会的反对，甚至不会遭到学生本人的反对。如果学生的作业每天做到晚上12点，试问，他还有时间去想别的吗？他还有时间去阅读课外书吗？他即使有心，也已无力。
方法五：三天两头地考试，考完后就排名，给他们加大精神和肉体的压力，使他们整天疲于应付，疲于奔命。谁没有自尊心？谁不想自己的名次靠前？谁愿意让别人在后面戳自己的脊梁骨？那就学吧！
以上方法，不仅可独立地使用，也可以综合运用。一般来说，经过十几年这样的教育，大多数学生已经没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所以我们就不用再担心他们会成为出类拔萃的人才。即使是天才，棱角也应该磨平了，灵性也应该泯灭了。这已经被我们几十年的实践所证明并将继续得到证明！
摘要 不同时代学者研究春秋学，主题、内容不尽相同，但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受宋代特殊政治环境的影响，宋代春秋学研究也呈现出明显的时代印痕。尊王攘夷、正名分、寓褒贬等传统内容被宋儒重新阐释并赋予新的内涵，成为他们经世致用精神的载体。
关键词：宋代 春秋学 经世致用 尊王 攘夷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孔子所作经学成为后世学者共同尊奉的法典，被奉为金科玉律，只能信奉注释，不敢稍有违异。北宋初至北宋中期，宋儒疑古惑经成为一种风气，他们完全摆脱了汉唐师法的束缚，遍观经史子集，以独见为荣，以雷同为耻，当仁不让，唯理是求。在这种学风的影响下，《春秋》及其三传自然也受到怀疑和审视，被重新阐释和发挥，赋予了本来就具有“正名分”、“寓褒贬”、“大一统”、“尊王攘夷”等思想的春秋学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内涵，承载宋儒的经世致用精神。
一 经世致用
《春秋》作为儒家经典被封建国家奉为学术宗教圣典之一，是“百王之法度，万世之准绳”。历代不乏学人致力于此，研究主题、内容不尽相同，但都带有作者所处时代的特点。宋代春秋学研究同样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从整体看，“尊王攘夷”是两宋春秋学之主流。北宋治《春秋》者好论内政，偏重“尊王”，以适应赵宋统治者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南宋则好论御侮，“尊王”、“攘夷”并重，以激励君臣同仇敌忾，复仇雪耻。这种时代性是经世致用思想的具体反映。
经世致用思想是儒家知识分子特有的一种意识形态。经世即治世之意，最早见于《庄子·齐物论》：“《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历代典籍经过诸儒的阐释和政府的推广，深寓其中的“经世致用”思想就成为士大夫一以贯之的精神传统。《春秋》就是孔子有感于礼崩乐坏而编写的经世之作，其体现经世致用精神的方式就是“正名分”、“寓褒贬”，这是孔子《春秋》本有之意。如“正名分”，《论语·子路》篇中孔子和子路关于“名不正则言不顺”的讨论，说明了经世以正名为先的道理。再如“寓褒贬”，孔子对齐桓、晋文的赞许，对“弑”、“杀”不同意义的界定等。通过后儒的演绎发挥，借助历史传承和积淀，春秋学便具有了“大一统”、“异内外”、“尊王攘夷”、“用夏变夷”等政治致用功能。“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篇当谏书”，历代儒者对《春秋》的不同阐释，都是借《春秋》之腹，产自己现实政治主张之子，寓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措施于注解之中，积极为统治阶级提供理论依据和治理现实社会的方略和计策。如从史学经世的角度看，所谓“《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史学经世不仅有令乱臣贼子惧怕的镇慑作用，而且还有减少乱臣贼子产生的预防作用，对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可谓大矣。皮锡瑞《经学通论·春秋》概括前人观点：“所谓大义者，诛讨乱贼以戒后世是也；所谓微言者，改立法制以致太平是也。”可见，《春秋》之经世致用价值在世事突变、社会动荡不安的时期，体现得尤为明显。
宋代内外交困的形势砥砺了宋儒普遍的忧患意识，经世致用遂成为他们共同的价值取向，尽管政治主张各异，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动机是一致的。虽然改革旧弊与谨守成法的斗争很激烈，但双方之争不外乎是为解决矛盾而“创新世”、“破旧世”较多与“经旧世”、“守旧俗”较多的分歧而已。他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经世致用精神是相同的。宋代春秋学经世致用的集中体现就是对“尊王攘夷”的大力提倡。
“尊王”、“攘夷”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尊王”从正面阐释，“攘夷”则从反面立论，目的依然为“尊王”。北宋、南宋所处形势不同，强调重点有别，大抵北宋强调“尊王”，南宋则二者并重。
二 尊王
“尊王”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正面贬刺周天子的轻佻失礼行为，强调天子应该怎样做才合乎至尊应有之礼；二是讨伐诸侯、大夫的专擅无礼行径，强调诸侯、大夫应该如何做才符合人臣之分。宋儒春秋学著作大多通过对此类事件的褒贬来阐释自己“尊王”的政治主张，略举数例以说明。
1 贬刺天子以尊王
《春秋》桓公四年载：“天王使宰渠伯纠来聘。”天王，指周桓王。伯纠，周桓王的宰相。聘，指聘问杀兄自立的鲁桓公。此句大意是记载周桓王二十二年（鲁桓公四年），桓王派他的位至伯爵的一个叫伯纠的宰相来聘问鲁桓公。
认为《春秋》有贬无褒的孙复对此事议论道：“威公（鲁桓公）弑逆之人，威王（周桓王）不能诛，反使宰渠伯纠来聘，此桓王之为天子可知也。”讥贬直指周桓王的失尊行为。阐释经义、崇尚新奇的刘敞议论道：“天子大夫不名，其宰渠伯纠何？讥！何讥尔？桓内弑君，外成人之乱，又不受命，王弗能讨也，而聘之，是崇乱也，参讥之。”他认为，孔子笔削如此，是对宰渠伯纠和周桓王的双重讥贬。身为天下共主的周桓王却派自己的家宰去聘问“内弑君外成人之乱”的鲁桓公，无疑是崇乱之举。他们贬刺周天子的根本目的在于使宋高宗觉悟怎样做才合乎至尊之礼。
2 讨伐不臣以尊王
《春秋》载：庄公十三年“齐人灭遂”。孙复评论说：“威（桓）公贪土地之广，恃甲兵之众，驱逐逼胁，束之以力，有弗徇者，小则侵之伐之，甚则执之灭之，其实假尊周之名，以自封殖耳，故此年灭遂，十四年伐戎……二年迁阳，皆称人以切责之。”认为《春秋》书齐桓公为“齐人”是讨伐齐桓公“假尊周之名以自封殖”的罪行。王皙在《春秋皇纲论》（卷一）《尊王篇》中提及此事也说：尽管齐桓、晋文“有尊周室、安中国之心”，但他们仍然是“执中国之权，制天下之命，则是强僭之臣也”。
宋儒中贬诸侯专擅无礼者不仅孙复、王皙两人，凡撰《春秋》著作的，多有此意。程颐于隐公四年“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条下云：“搂诸侯以伐诸侯，固为罪矣，而卫弑其君，天下所当诛也，乃与修好而同伐人，其恶甚矣。”隐公二年载“无骇帅师入极”条，胡安国议论说：“非王命而入人国邑，逞其私意，见诸侯之不臣也”。同年，对于《春秋》载“郑人伐卫”条，朱熹论道：“书伐国，恶诸侯之擅兴……”诸如此类议论，宋人春秋学著作中随处可见，兹不赘举。
对于诸侯的专擅无礼行为，宋儒讥贬如此；对大夫的专擅不臣行径，更深恶痛绝。如《春秋》载：鲁襄公三年六月，“公会单子、晋侯、宋公、卫侯、郑伯、莒子、邾子、齐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鸡泽。陈侯使袁侨如会。戊寅，叔孙豹及诸侯之大夫及陈袁侨盟”。前后两次鸡泽之盟，是诸侯在而大夫结盟的开始。孙复对此评论道：“诸侯既盟，而陈袁侨至，无盟可也。己未诸侯盟，戊寅大夫又盟，是大夫强，诸侯始失政也。”鲁襄公十六年《春秋》载：“三月，公会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这次干脆只记载诸侯相会溴梁，而结盟者却是大夫。对此，孙复痛恨地说：“溴梁之会，政在大夫也，政在大夫，故不言诸侯之大夫，不言诸侯之大夫，大夫无诸侯也。”胡安国于此亦曰：“诸侯失政，大夫皆不臣也。”
胡安国还对掌兵权、擅自主政征伐的公子 、公子庆父和公子遂严词斥责，“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渐矣”，“夫乱臣贼子，积其强恶，非一朝一夕之故，及权势已成，威行中外，虽欲制之，其将能乎？故去其公子，以戒兵柄下移，制之于未乱也”。其意在警示高宗，对臣下需防微杜渐，切不可掉以轻心，养成羽翼以致坐大轻君。这些观点和高宗秦桧集团为巩固皇祚而猜忌大将收兵权的政治需要步调一致，高宗对胡氏及其《春秋传》亦欣赏有加。
三 攘夷
中国地广人众，少数民族众多。徐、吴、楚、越，“诸戎皆四岳之后”，《春秋》为何待之以夷狄呢？“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华夷之辨别，常不以种族分而以文化分”。意即华夷之界线不在于所居之地，而在于礼乐文明，是否依“礼”行事。周初分封，徐、吴、越、楚皆为周之诸侯，之所以后来称之为夷狄，是因为他们僭越称王有违周礼。可见夷夏之称是可以转化的，夷狄可进而与中国同，中国亦可退为夷狄，其关键在于“礼”，是否按自己的名分做应做之事。《春秋》中对楚国的称呼变化反映了这一过程：庄公十年称楚为“荆”，襄公二年直接称“楚”，僖公元年则称“楚人”，昭公四年称为“楚子”。这一变化反映了荆楚由侵突中国、僭号称王进而遣使修聘、会盟尊周，即逐渐认同融合于华夏文化的过程。孙复于《春秋尊王发微》议论道：“案吴、楚本子爵，入《春秋》始则曰荆、曰楚、曰吴，终则称人称子。楚始谓之荆者，楚先吴僭，罪大贬重，犹曰荆州之夷也，终则称人、称子者，以其同中国，与诸侯会盟，及修礼来聘。称人，少进也，称子，复旧称也。”在孙复看来，僭号无礼则退为夷狄，遵规守礼则恢复旧称。
孙觉则从反面立论，认为荆、楚称呼变化过程是感叹中国之衰。如在《春秋经解》中云：“……至其侵陵之甚，主盟中国而虐害中国也，则书人书爵，与中国等矣！若曰中国而至于是者，中国无人焉尔。中国无人焉尔，则中国亦楚，于楚又何外之？故楚之所以称人称爵者，非进楚也，罪中国也，一时之中国不深罪之，则无人以惩后世也”，“吴、越书之有渐焉，非进之也，蛮服益强则中国益衰，《春秋》书之，所以伤中国之衰也”。孙觉从“罪中国”立论，强调自立、自强以“惩后世”，目的和孙复一样，“内京师而外诸夏，尊天王也，内诸夏而外四裔，尊中国也”。期望在夷狄僭越侵礼日甚一日之时，及早使中国觉醒，实是未雨绸缪。“欲令中国备之于始盛之时，制之犹易也，至其渐盛，将不可以制矣”，与胡安国防微杜渐论调主旨相同而侧重有异。
胡安国目睹金兵侵占汴梁，感于时事，提醒执政者：“中国之有四裔，犹昼之有夜，阴之有阳，其势迭相消长……理之常也。然而必不容其颠倒错连，则亦使之各安其所也……是故以诸夏而亲四裔，致金缯之奉，岁以饵敌，其策不可施也。以内属而朝诸夏，位侯王之上，乱常失序，其礼不可行也。以降人而居塞内，无出入之防，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萌窥伺之渐，其祸不可长也。”中国与四裔势力迭相消长是常理，为政者不应“致金缯之奉，岁以饵敌”，而应该对非我族类的夷狄“窥伺之渐”的举动明察秋毫，要因时、因事以制宜，“处其变尽其变”。
两宋三百二十年间，无一日无夷狄之患，在蔚然大观的宋儒春秋学著作中，“尊王攘夷”的思想观点也贯穿了三百二十年。宋儒从简约的《春秋》经及其三传记载中，挖掘出各方面的史料给尊王攘夷以新的阐释，即使现实政治不尽如人意，亦给予理论上的诠释。大到诸侯、大夫专兵会盟侵国、抗击王师，小至朝聘礼节、天象异常的记载，皆被援引，著以己意，这是宋儒主体意识高涨，为适应两宋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和感于强敌交相威逼中国而经世致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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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仲明：确实，我以前较少进行直接的文本研究，而是主要关注文学与作家、与社会和文化之间的关系。但我从来不忽视文本的意义，并且认为，任何方式的文学研究都不应该忽略与文本的关系，都应该以文本为基础。我以往的研究应该没有违背这一原则。近年来我之所以反复呼吁文本研究的重要性，主要是因为当前文学研究界、特别是现当代文学研究界，泛文化研究泛滥，文本被严重忽视。针对这种不正常的状况，我才有这么多的感喟和呼吁。也因此，近年来，我也花了一些时间精力做了一些具体的文本研究工作，并打算将更多的精力转移到这方面来。
文学研究可以有多种方法，我不是认为哪一种方法就一定最好，但是我认为文学研究的基础是文本，这一点不应该动摇。你思想的伸展可以超越文学范围，可以不以单纯的审美为主旨，但是，如果在你的研究中没有文本、没有审美，就不能算是文学研究了，只能算是文化或思想研究。当前，忽视文本的研究已经严重影响到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文风和学风，完全忽视文学独立性，将文学作为阐释某种文化理论工具的研究方式很盛行，许多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是这样，甚至一些本科生写的论文也这样。
祁春风：因而，我们也发现，您倡导一种重视文本阅读能力培养的教学。您曾经说过，对于文学作品的阅读和研究有两种基本方式，其一是还原法，其二是文本法。这两者有何区别？您强调的是后者吗？
贺仲明：所谓还原法，就是回到作品创作时的具体语境，联系作者的创作心态和时代背景来认识作品。所谓文本法，就是较少考虑这些具体的关联因素，从文本本身出发来认识作品。不是这两种方法有高下之分，而是我们以往太强调从还原角度来认识作品，局限了我们的认识。它们其实是各有侧重，应该不是绝对对立，最好是有所结合。而且，针对不同的作品应该采用不同的方法，那些时代或作家主体意旨比较明确的作品当然不能割裂它与时代和作家的关系，但是有些作品，或者意旨比较复杂，或者它本身就没有那么多的时代寓意，就应该侧重从文本角度来认识和欣赏。并且，不管怎么说，文本内涵是认识作品的前提，毕竟，文学作品不是时实，不是新闻报道，它首先是作家心灵的产物，是一种精神的创造品。
祁春风：我们长期以来的语文教育方式似乎偏重还原法。而您推崇文本法，这是基于怎样的考虑呢？与当前的中学语文教育现状相关吗？
贺仲明：前面说过，我们的语文教育一直偏重对作品的还原式分析。这有多重原因的影响，比如建国初对革命历史论证的需要，等等。这种方法也不能说没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到今天，如果还那么刻意地去还原作品的时代性，局限于时代内涵去理解作品，就已经是一种自我限制了。而且，这样也非常影响语文教学的效果。因为新文学的历史已经很遥远了，特别是其中曾经被反复强调的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等内容，现在的年轻读者已经非常陌生，其内涵也不合时代要求了。在这种情况下，再去探微作品的时代性意义，局限于时代来理解作品，确实难以让人提起兴致，也会影响作品的价值。
目前许多中学生不太喜欢学习语文，这是一个很不正常的现象。语文是我们的母语教育，对我们整个人生观、价值观的建立应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是我们教育的基本，是深层次影响我们民族文化传承的因素。这种情况的出现有很多原因，其中如教育考核方式，也就是过于死板机械的应试教育，典型如高考作文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中学作文教育问题。现在很多中学老师教作文、学生写作文，都是完全的程式化，是新的八股文写作方式。这样的作文哪个学生会喜欢写，这样的语文课谁会乐意上？这是重要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语文课程的内容。我以为好的语文课程，应该能够让学生真正进入优秀而规范的文学和语言课堂中，让学生在语文课中既受到美的熏陶，接受规范的语言训练，也感受道德情操的磨砺，接受民族文化的感染。这既关联到语文课文的选择，也关联到如何解读课文，如何让课文的内涵和魅力充分地展现出来。
祁春风：这么说来，一个突出的例子——中学生普遍在心理上排斥鲁迅的作品，某种程度上也是我们以往的教学方式造成的。如何破解这种困局呢？
贺仲明：确实是这样。我曾经分析过鲁迅的《秋夜》，这么多年来，那么多人在探究作品的时代寓意，如这个意象象征什么，那个意象象征什么，等等，其实基本上是猜谜。现在的中学生大学生对这个还有兴趣吗？那些所谓的象征对于他们完全是陌生的，而且也丝毫不切实。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的建议是更灵活地处理对作品的理解，还原历史与文本解读相结合，总之是不局限于某一方面，不固守于某一点，使作品的价值更丰富更全面地呈现出来。
具体到鲁迅，他作品的文本价值其实尚未为人们足够关注，或者说还没有被充分挖掘出来。我们以往太过于将鲁迅与其时代联系在一起了，忽略了他的跨（超）时代意义。这中间的原因有很多，包括鲁迅文学创作本身的特点，包括后来者对鲁迅作品的接受等等。但它确实局限了鲁迅的价值，特别是从纯粹文本意义上看，他的成就和对新文学的贡献尚未被充分认识。从一个方面讲，这也是新文学的损失。前些年不少人非议鲁迅的文学成就和文学地位，正是因为他纯文学的价值被忽略了，被遮蔽了，许多人才有了菲薄他的理由，其实从文本角度说，鲁迅作品的文学价值是非常高的。我们以前完全从时代意义来理解他，真正是局限了他、遮蔽了他。
而有关尊严最为深刻的话题，则是历史上春秋时代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越国被吴国打败后，身为一国之尊的勾践不仅屈辱的为吴王喂马，吴王外游，他坐在“驭手”位置上，一旁的兵士向围观人众高呼“为大王（吴王）驾车的是越王勾践……”这样屈辱的“宣传口号”。更加屈辱至极的是，吴王病了，这位败国之君勾践，竟然以吃饭说话的口舌去尝“胜利者”的粪便。这真令人慨叹：国之不存，尊严扫地！
倘若细究起来，动物中也有尊严。老虎啸震山林，百兽皆避，这是兽中之王动物凶猛的尊严。而比虎等而下之的狼、弱小的猴，其尊严亦不可轻犯，如狼群中的首领、猴群里的猴王，都是“妻妾成群”，不容属下染指。
动物尚有尊严，何况我辈武者。
其实，无论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乃至寻常百姓，都有自己的尊严。
古时，武术的主要功能，就是维护人的尊严。而往大处说，武术更是维护祖国尊严、民族尊严的艺业，岳武穆、戚继光便是其中的佼佼者。难怪古有“练成文武艺，货卖帝王家”之说。可能那个时代冷兵器盛行，强者为王。如果一个人或一个家族，受了欺凌，被人谩侮，只有寻访高人，学武复仇，还我尊严之一途。
这是古代农耕社会的武者尊严，今之武侠小说、功夫影视中的故事，多是此种版本。
那么，有没有现代的武者尊严呢？
回答则是肯定的。但是否有关宏旨，尚请自思自度。
可能由于职业的关系，我们接触的武术名家及练家，确实不少。倘若说句不客气的话，保守者居多。众所周知，武术中有的门派规矩之大，亦很保守，对于他们认为杀伐凌厉的招法，绝对不肯轻传，因而我们在采访或邀稿中，遇到对方有难言之隐时，不但十分理解，也极其尊重。有时采访的对象虽是德高望重的武界名家，也难免遭到冷淡，甚至冷漠的对待，我们深感无奈。
然而，当翻开日本《武术》杂志，看到上面的中国武家一个个身影拳脚灵动毕现，而且文章内容翔实时，我们的头脑就比平常多转了转，也许是东洋相机及摄影技术实在高明吧？其实，原因并非这么简单。
于此，我们不愿多说。可禁不住自己的大脑思维飞转，冷丁，从中“转出”了我们的国宝“景泰蓝被窃一事”。这种瓷器的制作技术在世界上独一无二，惟我国独有。后来却被东洋鬼子利用当时的高科技（摄像机）将景泰蓝全部工艺流程摄录下来。从而日本也可以生产“景泰蓝”，遂使我国景泰蓝出口额大降，经济损失巨大。
武术不会也这样吧？
不经意间，我头脑中又“转出”韩国人对于日本人的“态度”，如果用“敌视”，可能有点过，但用蔑视来譬喻却差不哪去。因为朝鲜民族也和咱中国一样，都被日本鬼子侵略过、奴役过、蹂躏过。就是时至今天，日本的右翼分子仍拒不认罪，篡改侵略历史，改动教科书。为此，一韩国人竟在日使馆前剁下自己的手指，用鲜血来抗议日本政府。
面对这位血性的韩国人，面对朝鲜民族对于日本人的“态度”，我不知道咱们的练家子，尤其是那些“厚外而薄内”的练家，有何感想？我很想问一句：咱们的武者尊严何在？
日本的武士道实在是很狂妄，他们曾说：“少林寺在中国，少林拳已不在中国”，还曾说：“××年，学太极拳得到日本”。言犹在耳，对此有损咱武人面子的话，我们又当做何感想?
我也应当用钦佩的语言来赞美：日本人实在是有理由狂妄。
柔道、相扑本是中华古技，如今早已成为日本的国技。还有茶道(日人仍尊唐代陆羽为祖)、围棋、和服、插花等这些“玩艺”，都是咱们从汉唐时代“出口”到东瀛的，就是日本文字中也有汉字的影子。而这些成为日本人的“东西”，在咱这疙瘩，还能寻到吗?即或有，还剩多少精华绝响?
说日本人也有理由狂妄，还有另外一层。汽车是美国人福特发明的，德国也是现代制造汽车的大国，可曾几何时，日本却成为与这两巨头鼎足三立的后起之秀，令西方世界对东方崛起的日本人刮目相看。
面对精明而强悍的日本民族，又是咱中国的近邻，我们的武者可莫掉以轻心。
听过“老虎向猫学艺”的故事么?(下转第4页)
中国武术是得走向世界，但也要思考如何“走”，如何与世界接轨。莫“厚外而薄内”才好。
记得一位名作家(其名已忘)好像说过这么几句话：“正如我们一些人，出两趟国，喝两杯咖啡，认识两个外国鬼子，就以为与世界接轨；其实，文明、文化、知识、学问、人格、品德、风度、教养，不是艾滋病毒，扎一针就能传染上的。”可谓一针见血。
翻开日本《武术》杂志，看看我们某些武家的衣衫装束：有的穿紧绷绷“干部服”……有的甚至穿着短裤、拖鞋“打拳”……《武术》可是一本国际刊物，演示中国千年瑰宝――武术，以这样的着装，难道是“展示”咱的民族特色，还是“寒碜”……一本美仑美奂满世界发行的杂志，上面的五彩缤纷彩照，居然摄下这等衣衫装束，不知居心是何?因为能在这本杂志上“亮相”的不是无名小辈，难道连练功用的传统服装也没有?真令人费解!
日本有专门研究中国武术的杂志，美国《黑带》也有介绍中国武术的文章，法国一本杂志上差不多每期也有写咱们武术的。可是，咱中国有专门研究空手道、合气道、相扑、柔道的杂志吗?就是拳击、泰拳我们又有多少“专门”研究呢?
因此，中国有句古训不可不知：国有利器，不以示人。
还有一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对这两句古训，咱们的武者，甚至连我们的国人，都千万不要忘记!
其实，我们中华民族，并不乏血性志士，武术也造就了千千万万英雄儿女。近代史上八卦掌第二代传人――程廷华，就是应当大书特书的豪杰，可惜，我们实在是做得不够。
当年，程廷华为维护民族尊严，挺身而出，以赤手空拳对抗武装到牙齿的外国侵略者。似乎是以原始对抗科学(洋枪火器)――“鸡蛋碰石头”，可他的这一壮举，却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的不惧、反抗外来侵略的民族气概和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因此，我们说，程廷华死于外国侵略者的排枪下，既是良善对抗野蛮，更是一个大写的武者尊严!
程廷华是我们民族的脊梁。
近年来，我们的武术界常有纪念名人，或为某一名家塑像之举，这本无可厚非。但是，又有谁来为程廷华雕塑“金身”呢?笔者认为，程先生是中国近代武术界最值得纪念的一位人物，因为他是反抗外国侵略的杰出武者。漠视他，何谈尚武精神!
如果说自由之花须得用鲜血来浇溉，而维护祖国尊严、民族尊严、人民尊严、武者尊严，也需要流血，甚至牺牲。
【论文关键词】孝 孝慈 孝道 孝道文化
在慈、孝、友、恭之中，中国古代思想家尤其重视孝，将其看作为“百行之先”。孝是做儿女的义务，其根本要求是敬，即对父母发自内心地敬爱和依恋，表现于外就是温和、愉悦、恭敬的态度，尽心尽力的侍奉．力求给父母带来更多的幸福、欢乐以至荣耀。如“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孝子之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丰L记·祭仪》)“人之孝行，根于诚笃。虽繁文末节不至．亦可动天地，感鬼神。”(袁采：《袁乐世范》卷一《睦亲》)孝慈是中国传统道德规范中十分重要的规范，在所有的传统德目和规范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儒家视孝慈为仁、义的根本，“人伦之公理”，许多思想家和历代统治者也把它当做维护伦理关系和政治统治的重要手段，把孝慈与“忠君”、“爱国”相联系，以孝慈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出发点，使孝慈这种调节亲子关系的道德规范上升扩展为具有社会普遍意义的行为准则，成为社会教化的基本内容。
一、“孝”产生的原因及其社会基础
孝的观念产生于原始氏族社会末期，即由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的时期。由于私有制的产生，并为男性家长所支配，子女可以直接从先人那里继承财产，为了表达对家长的感恩、崇敬和哀思之情，日久天长便产生了孝的观念。孝最早是作为家庭伦理规范出现的，它的功能是调节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当初并无社会规范的意义。远在西周社会，孝作为一种道德观念已见著于文字。《尚书·酒诰》说：“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尔雅·释训》有“善父母为孝”的说法，意思都是敬爱、奉养父母。
孝的观念的产生基于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两个最根本的事实。第一，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的存在，构成了中国占代社会人际关系的“天然”形式。基于血缘而产生的“亲亲”关系，这是人类古老的感情，氏族社会就是依靠它来维系的；在西周奴隶制社会，体现为自周天子至诸侯、卿大夫、士的垂直金字塔形式，经过春秋战国的变革，在秦以后的封建制社会．则体现为以家庭为单位的横向的网络形式。第二，作为社会存在基础的自然经济的高度分散与作为国家整体的君主专制统治的高度集中，是中国古代的社会基本结构。个体家庭经济的形成，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家庭中权利与义务关系的出现，使得氏族社会里抚养老人是全体氏族成员的事，子女对父母无特殊的责任和义务。奴求社会出现了个体家庭后，夫妻及其子女构成一个独立的经济单位，在经济上相互依赖。父母有抚养子女的义务，并有要求子女奉养的权利，子女则负有照顾父母的义务。与此相联系，作为家长的父母享有绝对权威，有权支配子女，子女则有尊敬与服从的义务。“孝”的观念便由此产生。
“孝”作为一种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要求子对父的奉养、尊敬和服从。它虽体现了父子血缘“亲亲”之情，但本质上是父子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反映。因此，“孝”不是自有人类社会就有的，只有到了私有制财产出现、“一夫一妻制使父子关系确实可靠，而且导致承认并确定子女对其先父财产的独占权利”(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的情况下，才开始产生的。“孝”的社会属性，主要是用其维系宗法制。一方面宣扬“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把同一“族类”作为同心同德的政治基础；另一方面又以宗室血缘的亲疏远近确定内部的等级秩序。这样由家族到国家，达到了伦理与政治的统一。因此，西周对“孝”非常重视，把“有孝有德”作为“君子”的主要政治标准的道德要求。“孝”作为宗法道德规范获得了强烈的政治色彩，成为维护奴隶主统治的有力工具。它集中反映了氏族成员必须服从氏族整体利益(既个体依附群体)的伦理实质。正因为如此，“孝”在诸宗法道德规范中占据了主要的地位，特别为周统治者所重视。周人关于“孝”的思想，一直为后世所承袭，在儒家和封建统治者那里，得到了不断的升华和发展，与“忠”相并列，成为封建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
二、《孝经》的德育思想
《孝经》论孝，概括起来，主要是两方面的内容。
(一)“孝”为“至德要道”
《孝经》开卷即伪托孔子表明了“孝”在诸德中的地位：“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是先王“以顺天下”，使“民用和睦，上下无怨”的“至德要道。”关于“孝”的内容，《孝经》作了如下的概括：“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中于立身。”“事亲”也即“爱亲”、“敬亲”，要求“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并要求做到“居上不骄，为下不乱，在丑(众人)不争”否则，“居上而骄则亡，为下而乱则刑，在丑而争则兵，三者不除，虽日用三牲之养，犹为不孝也”。此外《孝经》又把“不敢毁”自己的身体作为事亲的一项重要规定，并视之为“孝之始也”。再有把“事君”尽忠纳入“孝”的规范，这是《孝经》对先秦儒家关于“孝”、“忠”关系的进一步理解。
(二)“以孝治天下”
《孝经》宣扬孝道的唯一宗旨，是实行“孝治”。“孝治天下”、“孝顺天下”，是贯穿在《孝经》中的一个重要思想。《孝经》说：“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遗小国之臣，而况与公、侯、伯、子、男乎!故得万国之欢心，以事其先王。”(《孝治》)天子以孝治天下，对诸侯和小国之臣接之以礼，即得万国之欢心。很明显，所谓“以孝治天下”，体现为使万国“事其先王”、百姓“事其先君”、家人“事其亲”，其实质是使天下都心悦诚服(“欢心”)地服从统治者．“是以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帮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孝治》)“以孝治天下”还包括以教化民。“教”，《广至德》说：“君子之教以孝也。”
《孝经》认为：“亲生之膝下”，人在孩提时就产生亲爱父母之心，及长则日增尊严父母之德，而这正是的教之所“本”。
总之，《孝经》把“孝”抬高到“至德要道”的高度，主张“以孝治天下”，适应了封建家长和君主专制统治的需要。因而始终受到封建统治者的重视，它首先为统治者所推崇，用以作为推行“孝悌力田”的选士标准和提倡“以孝治天下”的工具。以后，唐玄宗又亲自为之作注，从而更为《孝经》所论之封建“孝”道增添了帝王的至上权威。
三、“孝”的现实意义
孝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存在于社会生活中，已有3000余年的历史，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笔者认为，孝是封建道德，但绝不认为孝仅仅是封建道德。孝具有阶级性，但也有广泛的社会性，即全民性。在阶级社会里，任何一种道德范畴，都是阶级性与全民性的统一。任何一种道德行为准则的提出，都有它的阶级利益基础。在封建社会的早期阶段，对协调君主、父子关系，稳定社会秩序，发展生产力，培养人对国家、社会、家庭的义务感、责任心方面，都有着某种程度的进步作用。在大力弘扬传统文化、积极推进公民道德建设的今天，尤其是在我国进入人口老龄化的形势下，研究和弘扬传统的孝道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应该以兼容并蓄的态度来审视孝道文化，确实认识到孝道文化的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
首先，孝道文化的核心是敬老养老。作为中华民族普遍认同的优良传统，它强调幼敬长、下尊上，要求晚辈尊敬老人，子女孝敬父母，爱护、照顾、赡养老人，使老人们颐养天年，享受天伦之乐。这种精神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不管社会如何进步，社会文明如何发达，这种美德什么时候都不能丢。否则，就无异于大道废弃，纯朴破产，人心堕落，社会倒退。
其次，古人将孝道即敬老、爱老、养老列为学校教育和社会教化的一项重要内容，我们一定要继承发扬这一优良传统。古代孝道教育的目标就是使敬老养老观念由家庭推广到社会，并通过社会教化与社会教育的结合，有效地营造一种尊老敬老的社会风尚，鼓励人们“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把孝敬父母、爱护子女的道德情操推己及人。只有孝敬父母，才能家庭和睦；只有家庭和睦，才能社会安定；只有社会安定，才能经济繁荣；只有经济繁荣，才能国富民强。
【关键词】 民族高校 思想教育 多元文化理解教育 途径
我国民族高校主要肩负着为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任，其学生大多来自少数民族地区，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知识基础和生活水平各不相同，甚至或差别很大，这往往使各民族学生之间容易产生误解，甚至产生冲突。如何在民族高校倡导以尊重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为前提，以宽容、开放的心态看待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培养在平等基础上进行交流合作的观念，汲取各民族文化精华的意识，寻找理解和交流的平台，塑造开放的民族心态，形成一种理解、尊重多元文化的理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关于多元文化理解教育的内涵
我国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各民族由于语言、习俗、信仰和所处地域上的差异，形成了多姿多彩的文化，各民族在文化上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主体文化吸收了各少数民族文化，而各少数民族文化中也打上了主体民族文化的烙印，使得多种民族文化并存，组成了一个代表多民族国家的“共同文化群体”。
多元文化教育是指在多民族的多种文化共存的国家社会形态之中，允许和保障各民族的文化共同平等发展，以丰富整个国家文化的教育。多元文化教育的目标是“使属于不同文化、人种、宗教、社会阶层的集团，学会保持和平与协调互相之间的关系，从而达到共生”。当今社会，多元文化教育已成为西方国家民族教育的一种有效理念和改革运动，同样，多元文化教育的推进也是中国民族格局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必然选择。中国语境下的多元文化教育主要被称为多民族文化教育和少数民族教育，强调继承各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促进民族大家庭在经济上共同发展，在文化上共同繁荣，在政治上各民族互相尊重、平等、友好、和睦相处，最终实现民族大团结。
多元文化理解是指以尊重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为前提，以宽容、开放的心态看待不同文化传统与不同价值观念，培养与其他各民族人民在平等的基础上交往与合作的观念以及汲取民族文化和文明中精华的意识，寻找相互理解与交流对话的平台，塑造一种开放的民族心态，形成一种理解、尊重多元文化的理念，加深对多元文化的理解，在保持各个民族的自身特性的基础上，将其组合成一个有机整体。
多元文化理解教育包蕴着的正是当代中国致力于建设更加公正、和谐的社会所需要加强的那些价值观，如尊重、平等、关爱、包容，承认差异、学会共处、相互适应等。作为一个价值范畴，它包括对不同民族文化的尊重，对不同民族交流的认知，对不同民族的语言、习俗、特点接纳的正面情感以及对歧视、排斥、孤独、压抑等负面情感的体验，在思维方式上引导不同人群个体间相互欣赏、理解、接纳。
二、民族高校实施多元文化理解教育的意义
1、有利于提升民族大学生的民族和谐发展意识
由于民族地区特殊的历史文化和相对落后的社会发展状况，少数民族大学生整体的文化基础较差，认识水平低，思维具有直观性形象性，加之大多来自偏远的农村、牧区的经济困难家庭，心理压力大，沟通能力差，进入大学与其他同学交往存在困难，不愿参加集体活动，交往面狭窄，面临被孤立的危险。因此，引导民族大学生树立民族和谐发展意识尤为重要。民族和谐发展意识，是指不同的民族在交往的过程中，关注民族利益和民族权利的公平合理，相互尊重对方的民族特点，促进正常交往和共同发展。倡导各少数民族大学生树立自尊、自信、自强的民族意识，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同时对其自我意识进行有针对性的引导，让他们克服民族意识中的狭隘性和排他性等消极因素，促进他们身心健康发展。民族高校通过实施多元文化理解教育，培育各民族大学生的民族和谐发展意识，深入思考少数民族自身、民族与民族、民族与社会、民族与自然等方面的内容，教育民族大学生懂得民族和谐发展是中华民族实现全面、共同、协调、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2、可以完善民族学生健康的心理意识
少数民族学生进入大学后，各高校可以通过开展多元文化理解教育，培养大学生的各种素质，让各民族学生敞开胸怀，去倾听他人不同的意见和观点，去了解其他民族不同的价值观。要强调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倡导彼此宽容和友善，同时还要不断发现、挖掘自身潜能，促进共同发展，提高自己的创造力。这些都有利于减少各族学生间的一些误解与纠纷，使大学生活更加和谐。
3、有利于增强民族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长期以来，民族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忽视了少数民族学生在传统、语言、文化、心理认同等方面的差异，在日常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往往“一刀切”，强调原则性、规范性，常常把主流价值标准和道德规范作为“知识”传授给学生，不关注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实际需要，一味强调主导性、灌输性和强制性，导致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产生了“逆反心理”，影响了教学效果。因此，民族高校有针对性地开展少数民族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势在必行。
4、有利于促进民族团结
民族团结是我国一项重要的基本国策，是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是多元文化理解教育的重要内容，“民族团结是一个历史范畴，民族团结是民族与民族在互动中的认同，民族团结的实质是一种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整合关系。”通过加强民族团结教育，让学生明确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的平等团结和国家的稳定统一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们正确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增强“各民族之间相互离不开”的意识，使学生真正从民族认同上升到对国家的认同。只有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才能产生巨大的民族凝聚力，才能逐步缩小各民族之间的发展差距，实现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和繁荣。
三、民族高校实施多元文化理解教育的主要途径
1、要加强民族观教育
首先，民族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设置应具有民族特色，除了《民族理论与政策》外，还可以开设《民族学概论》、《民族政策概论》课程，使各民族大学生牢固树立的民族观和国家观，普及党的民族政策，自觉地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的统一；通过民族观的教育，使大学生认识到民族问题、民族关系对我国的国防安全、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带来的重大影响，以及境内外民族分裂分子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对社会安全稳定和民族地区的和谐发展带来的隐患。其次，民族问题具有长期性、复杂性的特点，由于地理、历史等原因，一些少数民族在经济文化的发展上还较落后，加之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性的影响，使民族差别将在一定时期内长期存在，我们必须历史地、辩证地看待这些问题。再次，教育学生的民族团结意识是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之间应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相互依赖、相互协助，才能共同进步。民族的平等团结与国家的稳定统一息息相关，加强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民族的根本利益和共同责任。
2、应树立多元文化理解教育的理念
人们不但要理解和接受其他民族的文化传统，而且不能妄自菲薄，要认同并发扬自身优良的文化传统。民族高校应树立多元文化理解教育的理念。
首先，在民族高校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者，在上岗前必须系统掌握民族法律法规和党的民族政策，了解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风俗习惯和文化特征，养成尊重和理解民族学生的习惯；其次，要引导学生相信理解是人与人交往的一种剂、软化剂，其目的是要他们共同发展，共同进步；再次，多元文化理解教育的重点是消除不理解和误解，增进大学生理解的能力和品质，促进整体素质的提高；最后，鼓励大学生掌握多元的民族文化知识，有利于形成科学的民族意识，从而使其与其他民族或群体和谐、愉快的交往，使他们的个性得到良好的发展。
民族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遵循一般性的基础上，应具有针对性。首先应激发少数民族大学生对本民族文化的热爱；其次通过开展多元文化理解教育，使其大学生正确认识其他民族文化，体验不同文化魅力，共同传承、弘扬、发展多彩的中华民族文化，尊重民族特点和民族差异，体现党的“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政策，不断增强民族团结和维护祖国统一的中华民族意识。
3、加强各民族传统文化的共生共享
调查显示，文化对民族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具有重大影响。各民族的文化传统不同，当与其他民族文化接触时，总会谨慎对待，或产生心理距离和排他反应，文化之间各自保留的价值观和文化沟通上的障碍，是民族隔阂产生的重要原因。为消除隔阂、增进了解，加强民族传统文化的共生共享成为必需。首先，开设多门文化课程，有利于学生在了解的基础上更好的尊重其他民族。比如通过开设民族史、文化史、宗教史等课程，使更多的大学生了解不同民族的语言、习俗、宗教，也使他们更深层面了解本民族的历史，有利于他们在本民族的重大问题上达成共识；其次，民族高校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鼓励各民族学生进行积极正常的交往。让他们通过接触，发现和学习彼此的优势和特点，在认知上逐步消除隔阂、偏见、歧视，使相互理解与和谐共处成为共识，以豁达的态度对待其他民族的文化，抛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狭隘观念，而以“和而不同”的传统精神去尊重、接受，以一种博大的胸怀去吸纳、融汇；最后，积极引导民族高校大学生利用假期去民族地区参观考察，让其开阔视野。通过社会调查、志愿者服务等方式，大学生不仅可以加深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了解，而且还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在锻炼大学生实践能力的同时，增强其发展民族文化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同时，高校也要鼓励大学生关心民族地区的发展，利用自己所学到的知识为民族地区的经济、教育和文化发展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特别要教育少数民族大学生热爱自己的家乡，积累知识和本领，为促进民族地区的发展和繁荣作贡献。
（注：基金项目：2012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多元文化理解教育在民族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研究》（编号：12JDSZ306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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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5年前采访曹长义时（详见《老曹这十年》2009.1期），他刚刚取得育种的阶段性胜利，正想要意气风发，有一番作为。可是如果要推广新品种，就必须得到有关专家的审定和认可。曹长义的育种新方法不合常规，用专家的话讲就是违背了作物的生长规律。曹长义开始四面碰壁，育种科研路走得异常艰辛。如今的曹长义，依然面临着种种困惑和难题，唯一不同的是他学会了用科研的力量来捍卫自己的成果，梦想越来越近……
在质疑声中艰难前行
再访曹长义，是在他位于中牟的实验基地，他正在给要带到海南育种的种子分类做档案。这其中有很多种子极其相像，肉眼极难分辨。可曹长义说，这就像辨认自家孩子一样，他能准确地知道他们的出生代号，很可惜市场却对它们一无所知。
18年来，曹长义先后用数百个植物，经过数千次的试验，基本完成了原创性基础试验，并总结出了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培育出了大豆、小麦、花生、芝麻、油菜、玉米、水稻、高粱、谷子、绿豆、棉花、红薯、辣椒、南瓜、甜瓜、西瓜、黄秋葵、烟草等几乎所有农作物种质资源1 800多个，新品系200多个。
我们在他的实验大棚里，看到他能将红薯幼苗介入到西洋参上、把芝麻幼苗介入到黄秋葵上、把小麦幼苗介入到黑土豆上、把马泡幼苗介入到甜瓜苗上……如此这般，不胜枚举。我们在他的红薯地里，和他一起刨出了很多西洋参红薯、何首乌紫薯、油菜红薯、人参紫薯……我们兴奋地看着这些稀奇古怪的品种，不管是紫薯还是红薯都要比同类品种显得块大，产量高。曹长义边刨边感慨，这些实验薯并不一定都是成功的，就拿何首乌紫薯来说，虽然遗传了何首乌的块茎外观，块茎大但外观丑陋，需要检测后，进一步的优选。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以下简称《种子法》）中明文规定“国家实行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对经过人工培育的或者发现的野生植物加以开发的植物品种，具备新颖性、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的，授予植物新品种权，保护植物新品种权所有人的合法权益。”
为了争取《种子法》中所说的合法权益，曹长义必须要证明他的育种方法科学、稳定、可推广应用。但专家们给予了他“伪科学”的帽子，这让他有些迷茫。为了验证，作为局外人，我特意把他的育种方式说给了学农的朋友们听，他们听完一致表示，不可思议，难以置信。让育种目标植物和诱导植物，在不同种、不同科、不同属的植物中自由组合，实现远缘杂交诱导，从作物育种方式上讲，他已经打破了常规杂交育种的规律。“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难怪曹长义会被冠上“弄虚作假骗项目”的“伪科学”帽子！
他说，这顶帽子在很长一段时间，让他的育种研究陷入绝境。原本支持他的人不敢支持了，投资人撤资了……他说，连农民都知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为什么这些高学历的专家、领导面对创新不能在实践的基础上做出合理的评判呢？科学精神其实就是批评与创新的精神。他开始不停地反思自己，审视和检讨问题是不是出在自己身上，经过无数次的反省、审视和检讨之后，曹长义决定坚持自己的科研之路。他觉得“革命性的创新”总是要经历被质疑的过程，哥白尼、达尔文、陈景润哪一个不是经历了否定否定再否定，才有了今天的历史定论？许多伟大的创新，都曾遭受过同时代人的嘲笑与摈弃。他相信自己的育种方式是当今世界最好的！
曹长义说，这些年来，除了要继续进行新品种的培育和实验以外，最关心的事情就是给种子们做鉴定，为它们谋求合法身份。“主要农作物品种和主要林木品种在推广应用前应当通过国家级或者省级审定，申请者可以直接申请省级审定或者国家级审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确定的主要农作物品种和主要林木品种实行省级审定。”这是《种子法》中明文规定的，种子要进入市场，必须经过审定，获得身份证。他说，这5年来最大的进步就是成立了“郑州市远缘诱变农业育种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不仅部分成果通过了河南省科技厅组织的专家鉴定。一些品种还进入了区试，很多领导和专家开始慢慢认可他的做法，合法之路越来越近。
改变思路重新上路
在多年前采访曹长义的时候，他把自己的育种方法称作“农作物远缘嫁接诱变育种法”，也许是名字中“嫁接”一词的不准确，造成了误导，才使专家们对他的育种方法一锤定音。曹长义说，人们一听到“小麦与红薯嫁接、大豆与核桃树苗嫁接等”第一反应就是“不可能、瞎忽悠”，有人把这种方法看成“伪科学”，这也是一个原因。其实这种方法的本质就不是“嫁接”。为了“正名”，根据这种方法的本质属性，曹长义把这种方法改名叫“植物介入杂交诱变育种方法”。
这些年来，曹长义在接待领导、专家、学者时，总是会遇到很多他无法准确解答的质疑和建议。搞科研不是侍弄侍弄作物就可以的，曹长义开始潜心学习，总结这些年来的育种经验，搞实验、做数据、发论文，做真正的科研。
曹长义说，用“植物介入杂交诱变育种方法”，自然界的任何一种植物，都可以得到理想改造。任何一种植物，都可以作为育种目标植物;大部分植物，都可以作诱导植物;任何一个育种目标植物都可以从不同种、不同科、不同属的几乎所有植物中任意选择若干个，作诱导植物，实施“介入杂交”。这种方法的变异目标有可设计性，育种结果有可预测性，使定向培育植物新品种有了可能。
比如，用玉米诱导小麦变异，培育小麦新品种;用山药诱导大豆变异，培育大豆新品种;用何首乌诱导红薯变异，培育红薯新品种;用向日葵诱导花生变异，培育花生新品种;用人参诱导玉米变异，培育玉米新品种;用高粱诱导芝麻变异，培育芝麻新品种;用大丽花诱导棉花变异，培育棉花新品种……
曹长义解释说，这些其实都是将性状特点明显且易于介入操作的植物作“诱导植物”，把育种目标植物的幼苗介入到诱导植物上，同体共生50天左右，目标植物生出自生根，与诱导植物“分体”，独立成株开花结实;在此（逆境）过程中，诱导植物的某些可遗传的表型性状表观遗传至育种目标植物，育种目标植物的某些基因通过诱导被沉默或激活，改变原有基因的表达和调控模式，获得育种目标植物原来不具有的新变异，在此基础上结合系统育种方法培育出产量高、品质好、抗逆性强、适应性广的农作物新品系、新品种。
为了方便理解植物介入杂交诱变育种方法与其他育种方法的区别和特点，曹长义还把这些理论现象有趣地形容成：嫁接杂交――捆绑夫妻，终生相守，却不能传宗接代;授粉杂交――近缘夫妻，只能近缘选择;转基因――网络恋人，自由组合，不能产生附加效应，且存安全隐患;植物介入杂交诱变――临时夫妻，短暂相处即分离。
曹长义认为，他现在做的这些事情，是造福后人的创举。就拿人参、山药、何首乌来讲，这些植物介入粮食作物后，经过遗传优选后的粮食作物将会具备药用价值。这种新的育种方法不仅能够改造植物，使人类现有的大部分食用植物营养成分得到进一步优化，而且可以将人类原本不能食用的植物，变成可食用的新食材，确保营养健康。另外，利用新方法培育的新品种，产量可提高10%～100%，品质提高10%～50%，综合抗性提高10%～100%，生育期缩短3～30天，育种成本仅有常规育种方法的1%左右。一个人、一个科研组同时做几个、十几个甚至几十个作物，克服了杂交方法一个人、一个科研组只做一个作物的局限性，育种效率，比杂交方法提高百倍以上，为农作物育种工厂化提供了科学方法和途径。
誓要拯救中国种业
曹长义说，农业的竞争，归根到底是种业的竞争，种业的竞争，归根到底是育种方法的竞争;谁掌握了先进的育种方法，谁就掌握了种业主动权;谁掌握了种业主动权，谁就掌握了农业竞争的未来。当今世界种业竞争激烈，世界种业列强竞争优势突出。在转基因大豆进攻面前，几年光景，我国大豆就败下阵来。倘若今天的大豆境况发生在小麦、玉米、水稻上，那么把13亿人的饭碗端在自己手中就成了一句空话。中国粮食十连增后依靠新的育种方法培育新品种仍有30%～50%的增产空间。中国人仅仅研究出这种方法的核心技术还不够，只有在国家主导下实现产业化，中国人才能真正掌握农业未来发展和竞争的主动权，端牢饭碗。
爱因斯坦曾多次重申：“从观察到理论之间除了自由创造以外，没有任何其他逻辑的通路。”曹长义觉得这是一门新学问、新学科，有必要进行深入的研究，用创新的思维将其形成理论基础。但他自己没有条件，无法做出生物机理证明，需要有专业科研机构中具有专门知识、独到眼光的专家们去做。曹长义分别于2009年、2014年，两次进行科技查新，并无查到世界上的同类报道。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中科院东北大豆研究中心、河南大学生命科学院、国家小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河南省农科院芝麻研究所、河南省科技学院的许多专家、学者在得知曹长义的研究之后，都先后同他签订合作协议，共同研究这种现象的生物机理，但至今均无突破性进展。曹长义说，我愿意同国内外所有志士仁人合作，进行这种方法的机理研究，希望能够早日破题，用这种方法造福中国，造福世界！
这些年，曹长义培育的小麦、大豆、花生、油菜新品种在农民大田试验种植捷报频传：小麦每667O产量突破700 kg，最高达750 kg;大豆每667O产量突破300 kg，高者达400 kg;花生每667O产量突破500 kg，高者达600 kg;油菜每667O产量突破200 kg，高者达225 kg。曹长义说，我的育种方法有充分的大田试验数据支撑，若不是拿不到新品种审定证书，这些数据足可以让我们的粮食产量再翻番……
关键词：人力资源管理；人本管理；激励机制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影响
收录日期：2016年3月25日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更多的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上追求与国际接轨，大量引进西方先进的管理理念与工具。然而，面对中国人传统的文化背景、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等差异，这些照搬过来的东西却很难有效发挥作用。所以，如何在透彻了解中国文化及人性的基础上将西方科学、成熟的管理方法融合创新进来，找到一条适合中国文化背景的人力资源管理之道成为企业必须面对的问题。
一、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核心内容
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思想，首先就要搞清楚儒家的主流思想――忠孝礼义仁智信勇。当然，这许多都是为维护封建正统、为皇权父权服务的，但儒家思想有两点很重要――仁、礼。仁可以看作人本性中的一种大爱，礼则是后天修炼的德。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是指产生于过去，影响到现在，并留存于未来的，以儒家思想为主干，儒、释、道互补，以诸子百家为辅、为基础形成的一种人伦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健有为、贵和中、中庸、宽厚、务实等思想精华，既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具体表现，又包含着人本管理的丰富内涵，在培养、选拔、使用、激励人才等方面有着厚实的思想基础和独具特色的“用人之道”。如何汲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积极调动和发挥人的积极性、创造性，促进员工全面发展，是当前加强和改进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值得探讨和研究的问题。现在的企业都很注重企业文化的建立，文化必须靠制度来落实，尤其是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传统文化讲“忠义仁孝”，这些理念要很有机地融入到人力资源管理中。
二、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对人力资源管理的积极影响
（一）人本思想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运用。当今世界，随着全球化竞争的日益激烈，企业管理者也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人是管理的出发点和归宿，一切管理活动必须以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根本。在环境因素变得愈加不确定的情况下，通过人力资源管理来维持人力资源的优势进而维持组织的竞争优势是组织持续成长的重要法宝。在当今的人力资源管理中，我们应当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本思想，建立起一种中国特色的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中国企业有很多成功运用人本思想的案例，海尔集团是其中之一。
海尔的用人理念是“海尔的发展离不开各种人才的支持，员工也是企业的上帝”。古人云：“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细流，无以成江海”。正因为海尔能以其博大的胸怀纳百川而不嫌其细流；容污浊而能净化为碧水，所以它才有了神奇，才有了无与伦比的壮观。因此，海尔首席执行官张瑞敏说：“海尔应像海，不仅要广揽五湖四海有用之才，而且应具备海那样的自净能力，使这种氛围里的每一个人的素质都得到提高和升华，因为海尔的发展需要各种人才来支持和保证。”这就是海尔对人才的基本态度，也表现出企业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海尔看来，职工是企业的主体，职工参与是有效管理的关键，使人性得到最完美的发展是现代管理的核心。
（二）自强不息精神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运用。中国主流的传统文化包括道家、佛家和儒家。佛道儒学看中对个人修养的提高，自己修养高了就能影响周围的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并为全社会所接受，对中国社会各阶层产生了强烈的激励作用，成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奋发向上的精神原动力。
史玉柱，被称为史上最成功的失败者。1997年，因为珠海巨人大厦的贪污案，史玉柱欠债上亿，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首负”，但短短10年时间，史玉柱不仅清偿了债务，还迅速把财富聚集到数百亿，虽然对其营销手法多有诟病，但对于史玉柱的品质，业界还是相当认同的。从“中国首负”到“中国首富”之间有多大距离，而这个距离都可以用承受能力来弥补，来支撑。中国人骨子里都有这种自强不息、奋发向上的精神，对于普通的员工，也是如此，只是有的人缺乏这样一个跳跃的平台。在很多企业，领导层都推崇不断学习、自强不息、奋发进取的精神，同时也力图创造足够的平台给员工晋升，以充分调动职工的积极性，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以高效率地实现组织目标。
三、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对人力资源管理的消极影响
（一）专制式人治管理残余。专制式人治管理是指整个社会或该组织存在着一个权力高于一切、大于一切，不受任何限制和可以为所欲为的最高领导者，这个领导者按个人意志及情感对整个社会或组织实施管理。在我们现代的管理体系中提倡以“情”为纽带的“柔性管理”，强调思想观念的灌输，虽然有利于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但对于制度和程序的建立缺乏科学深入的研究使管理制度在实践中的可操作性不强，影响了效率的提高，过分重视人情而忽视制度建设和管理。受这种传统观念的影响，在现代的个别企业中常常表现为领导者的个人决策，家长制、一言堂。在这种绝对权威面前，上有所好，下必慎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使得一些敢于直言，富有才华的管理者被拒之门外，任人唯亲的现象比较严重。广大职工的智慧和潜能受到压抑，权力的监督和约束机制难以形成。中国企业人治的思想非常严重，加上深受传统观念影响，没有真正倡导竞争作为跨世纪人才，我们任重而道远。
（二）无处不在的服从文化。服从文化在西方备受推崇，在军队，强调服从是军人的第一天职，强调绝对服从只适用于军队。“服从第一”理念对企业同样有参考价值，如果员工没有服从意识，政策就难以得到准确地贯彻和实施。没有服从理念的公司是没有发展前途的，在市场战斗中一定会失败。所有团队运作的前提条件就是服从，有时可以说，没有服从就没有一切，所谓的创造性、主观能动性等都在服从的基础上才成立，否则再好的创意也推广不开，也没有价值。然而在中国，许多企业的文化在相当程度上是老板文化，这种企业的发展历史往往贯穿着领导的个人理想、对员工的严格要求、企业的前进方向。为了实现这一切，都需要员工的“服从”，公司各方面的制度和措施均在贯彻这两个字。这种文化表面看能提升员工凝聚力，也是很多中国私企老板效仿的管理模式，但是在笔者看来，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企业管理，特别是人力资源管理的消极影响。
（三）人情管理思想。中国的传统历来非常强调“人情”、讲究“义气”，人情和义气是什么？就是感情的等价交换：你对我好，我对你更好，投桃报李，循环往复。在企业，老板跟员工处得像“家人”一样：事情做错了，顶多给老板认个错，被老板骂一通；老板也像骂家里的小孩子一样，骂完就了事，该干啥还干啥。企业本来是一个做事的场所，当企业中的人把“要不要做一个事、或者要不要尽心去做好一个事”当成人际关系的“礼物”、当作对某人的“回报”的时候，人和事混在了一起，人和事一旦合二为一，事情的完成要靠感情去驱动，人事不分，管理中的各种问题就会出现。中国儒家管理思想表现在企业管理机制上，常以非理性的伦理道德观念为原动力。它过分重视人情管理，忽视企业规章制度的作用，结果导致一些企业无章可循，有章不循，违章不究的现象司空见惯。规章制度停留在嘴上、纸上，而不能见之于行动。这种人情虽在一定程度上给企业带来和谐，但企业毕竟不是一个家庭。作为社会的经济组织，需要一种客观公正的标准对其成员的思想和行为加以约束和规范。
四、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运用
（一）建立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以人为中心的管理理念是企业诸多现代管理观念的核心，是一切管理的立足点和落脚点。建立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具体措施如下：首先，做好人员的有效配置，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基本任务就是将合适的人在合适的时间选派到合适的岗位上，人事部门要根据企业的发展趋势做好人力资源需求预测和规划，对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的获得更应有强有力的人力资源规划来保证；其次，建立企业的人才培训体系以保证企业不断地获得合格、适用的人才，同时也可以使现有的人才素质得到提高并使企业的职工队伍长久保持活力；最后，在开发人力资源过程中应营造良好的用人环境。要造就人才得以发展并脱颖而出的环境就要建立公平、合理的竞争机制。联想集团十分重视“以人为本”的理念，把为员工“创造发展空间、提升员工价值、提高工作生活质量”作为企业的使命引导员工把个人追求融入到企业的长远发展之中。
（二）强调法治高于人治。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科学技术的高度分化和高度综合，现代企业经营管理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复杂。在这种情况下把权力过分集中到一人身上以单个人的能力领导企业已经显得很不够了。这就从客观上要求现代管理宜实行集体领导制度，要把这些复杂的劳动分工和协作组织起来，只有统一意志、集中指挥、协调动作才能保证生产的顺利进行。企业要不断扩大时企业必须进行组织创新，由集权逐渐走向分权，应将决策权下放，授予下级更多的自。建立尊重个人、上下沟通的企业文化，使企业充满竞争力，使员工从无条件服从和执行的人变为有思想、有主见的员工。在现代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中应当不断吸取传统文化中管理的精髓，同时在人力资源管理中要不断地进行管理和创新，创造符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模式。
（三）制订激励机制的薪酬方案。激励是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基本途径和重要手段，它可以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为企业创造更多的效益。企业管理中引入激励机制不仅是企业现代化管理的表现，更是迎接未来挑战的需要。企业通过建立适合企业特点的文化、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充分考虑员工的个体差异，实行差别激励，重视长期激励等措施激发员工潜在的自强不息的精神，对提高人的素质使人全面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采用科学的激励措施还可以使员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高度的责任心，可以激发员工不断探求新知识、新技术的兴趣。当前企业面临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员工的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显得尤为重要。员工都能确立自己的近期目标，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进行产品创新、技术改造、岗位革新，把多层次、多领域、多环节的创新做到“能者上，庸者下，平者让”。成功挖掘员工的潜能从而满足员工的自我实现、自我创造的最高层需要，成功地凝结为企业的巨大创造力，使企业无往而不利。我国人力资源管理起步较晚，发展时间很短，导致我国人力资源管理的不健全使得我国绝大部分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水平与发达国家有较大的差距。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信息化社会的到来和知识经济的发展，我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正面临巨大的挑战。我们要继承我国传统文化优秀的管理经验并不断对其进行改革创新。
主要参考文献：
[1]何似龙，施祖留.转型时代管理学导论[M].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2007.
[2]唐任伍.儒家文化与现代经济管理[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
[3]高钰.试论中国儒家思想对人力资源管理的影响[J].财经界，200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