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研究生的出路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历史学研究生的出路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历史学研究生的出路范文
【关键词】现代化；现代性；资本主义
一、现代性的含义
现代性这个词是用来描述“现代”这样的状态。如果将历史区分为三大时期的话，现代可以表示所有在中世纪之后的欧洲历史。这三大时期为：上古时代、中古时代与现代。现代也会特别用来指称1870年到1910年这段期间开始的一个时期，一直到现在。如果还要更特定的话，则是指1910年―1960年这段时期。
按照“现代性”最权威的理论家哈贝马斯的说法，“现代”一词为了将其自身看作古往今来变化的结果，也随着内容的更迭变化而反复再三地表达了一种与古代性的过去息息相关的时代意识。哈贝马斯指出：“人的现代观随着信念的不同而发生了变化。
很显然，我们现在理解的“现代性”是指启蒙时代以来的“新的”世界体系生成的时代。一种持续进步的、合目的性的、不可逆转的发展的时间观念。正如汪晖所概括的那样：“现代”概念是在与中世纪、古代的区分中呈现自己的意义的，“它体现了未来已经开始的信念。这是一个为未来而生存的时代，一个向未来的’新’敞开的时代。这种进化的、进步的、不可逆转的时间观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看待历史与现实的方式，而且也把我们自己的生存与奋斗的意义统统纳入这个时间的轨道、时代的位置和未来的目标之中。”
法国历史学家费.布罗代尔则把“漫长的16世纪”看成资本主义起源的时期，但他甚至把萌芽上溯至12、13世纪 ，他认为那时就产生资本主义的萌芽。布罗代尔赋予工业革命决定性的作用，并把世界的时间划分为两个阶段：即18世纪前和18世纪后，18世纪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真正诞生的标志。由于资本主义起源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也就不能把现代性起源与之简单等同起来。现代性的起源应该是一个更广泛更深远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历史变迁过程。以此看来，把18世纪启蒙主义运动兴起看成现代性缘起的时期比较合理。
由此看来，现代性应该从两方面去理解：其一，社会的组织结构方面：现代性标志着资本主义新的世界体系趋于形成，世俗化的社会开始建构，世界性的市场、商品和劳动力在世界范围的流动；民族国家的建立，与之相应的现代行政组织和法律体系；其二，思想文化方面，以启蒙主义理性原则建立起来的对社会历史和人自身的反思性认知体系开始建立，教育体系以及大规模的知识创造和传播，各种学科和思想流派的持续产生，这些思想文化不断推动社会向着既定的理想目标发展。
二、现代化的含义
从历史上来讲，现代化主要指近代以来，世界各国一种向以西欧及北美地区等地国家许多近现代以来形成的价值为目标，寻求新的出路的过程，因此常与西方化的内涵相近。但历史发展到今天，西方国家，不论是英、美还是德、法，都不能算是现代化的典范了，于是一个具有广泛涵盖性的新的“现代化”概念逐渐形成，并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研究中开始被广泛使用。但是“现代化”一词的确切含义究竞是什么？学术界迄今没有一致的看法，更没有公认的定义可言。这里就目前所知的关于现代化涵义的种种说法，加以归纳，大致可概括为以下四大类：
第一，现代化是指近代资本主义兴起后的特定国际关系格局下，经济上落后国家通过大搞技术革命，在经济和技术上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历史过程。
第二，现代化实质上就是工业化，更确切地说，是经济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的进程。从现代化的观点来看，西欧、北美的工业化，除英国以外，都始于十九世纪，到本世纪中叶才进入成熟的高度工业化阶段；而在其他一些地区，工业化的进程大都始于二十世纪；对第三世界的新兴国家来说，则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因此，用“工业化”这个标题来概括现代社会变迁的动力、特征和进程，已为经济史学界和社会史学界所广泛接受。现代化就是指人类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
第三，现代化是自科学革命以来人类急剧变动的过程的统称。按照这种观点，人类社会在现阶段发生的史无前例的变化，不仅限于工业领域或经济领域，同时也发生在知识增长、政治发展、社会动员、心理适应等各个方面。这种现代化理论不仅强调现代化是随着科学发展而产生的特殊社会变动方式，而且提出“现代性”与“传统”作为分析现代化进程中的对比的类型。“传统”是前现代社会的特征，而“现代性”则是现代社会的特征，它是社会在工业化推动下发生全面变革而形成的一种属性，这种属性是各发达国家在技术、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所具有的共同特征。由于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由前者向后者过渡的过程就是现代化的过程。
第四，现代化主要是一种心理态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过程，这主要是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的角度考察现代化的。这类观点强调现代化发展的最终要求是人在素质方面的改变，即从传统主义到个人现代性的改变。认为片面强调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是不够的，如果没有从心理、思想和行为方式上实现由传统人到现代人的转变，使之具备人的现代人格、现代品质，不可能成功地从一个落后国家跨入自身拥有的持续发展能力的现代化国家的行列。总之，现代化不只是经济发展，也是政治发展，同时又是文化发展和精神发展。
以上四类看法，归纳得并不一定恰当，也很不全面，同时各类观点并非截然对立，其中有些观点实际上是互相渗透、相辅相成的。新兴国家的政治家们多着眼于增强国力，在现代世界中求生存与发展来考虑现代化；经济学家则从工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观点来看现代化；社会学家偏爱从社会机体的分化与功能方面来谈现代化，而历史学家则把现代化视为一个统一的世界发展过程。现代化的过程有若干不同的层面：经济发展是物质的层面；政治发展是制度的层面；而思想文化、行为模式与价值观念则是社会文化的深度层面。
三、现代性与现代化的区别
“现代性”与“现代化”概念的区别首先在于，现代化主要是一个在经济学与社会学层面上谈论的范畴，现代性则主要是一个哲学范畴；其次，现代性乃是现代化的结晶，是现代化过程与结果所形成的属性，而不断演变。
与哲学味道很浓的“现代性”不同，“现代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社会学概念。作为社会学概念，现代化与现代性一样，极具复杂性和多样性，其范围广泛而宏大，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和心理于一体。换言之，现代化是一个传统社会历经全面变迁，使旧的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受到冲击而发生变化，从而获得新的社会模式和行为模式的过程。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一种“产物”，但现代化则不仅是“产物”，同时更是“目的”和“过程”。作为“目的”的现代化，其宗旨在于追求和获取人们所需要的现代性，使人类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演进、由落后国家向先进国家嬗变、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由封闭型社会向开放型社会变迁。
国外学者布莱克曾经这样说明这两个概念的区别：“从上一代人开始，‘现代性’逐渐被广泛地运用于表述那些在技术、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诸方面处于最先进水平的国家所共有的特征。‘现代化’则是指社会获得上述特征的过程。”这是从因果关系的角度来说明现代化与现代性两概念之间的区别。现代化是动态性的“因”，现代性则呈现为静态性的“果”；由现代化的过程，产生了现代性的特征。不过，虽然这一说明点明了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但他的有关说明则是主要从“技术、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角度进行的，而“现代性”概念的最深的层面，却是属于哲学的，属于哲学反思所把握的时代本质与精神。就这一意义来说，现代化主要是一个在经济学与社会学层面上谈论的范畴，表明社会从农业文明进入工业文明，表明社会在这一文明变化过程中在生产力、生产方式、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上与传统农业社会相比的根本变化，以及社会在城市化、信息化、教育普及、知识程度提高等方面的巨大进步。“现代性”则主要是一个哲学范畴，从哲学的高度审视文明变迁的现代结果，着眼于从传统与现代的对比上，抽象出现代化过程的本质特征，着眼于从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上把握现代化社会的属性，把握“现代”应有 的时代意识与精神。
四、现代性与现代化的联系
作为“过程”的现代化，就是获取现代性的过程，是用现代性的价值标准和价值取向破坏和削弱旧的权威、摒弃和排除阻碍现代化实现的传统社会的历史积累，而后经过阵痛和发展向现代社会迈进的过程。可见，现代化就像一把发展的利刃，总是在不断地向着现代性挺进。在这一过程中，传统性和现代性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势态，但两者并非绝对对立，因为传统的东西有时会因吸收现代性的某些层面而发生裂变，并在裂变中实现创造性的转换，从而获得再生，使传统性和现代性巧妙交融。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化过程的本质“是一个社会中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的互动。
“现代性”与“现代化”的相关性可以通过“现代性”与“资本主义”的比较得到进一步阐明。“资本主义”是说明现代化或现代现象的一个十分有效且能引起人们持久关注的概念，资本主义概念的含义也很混杂，如韦伯的“资本主义”与布罗代尔的“资本主义”就有所不同，但其指述的意域则主要是指以资本运行机制为核心的经济制度、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人们不得不通过“资本主义精神”的概念来扩大。“资本主义”的含义，从而把“资本主义”问题引向更广阔的社会文化伦理背景。而“现代性”概念不同，其指述的意域比“资本主义”更宽泛得多，“资本主义”可能只是。“现代性” 的一个维度。因此。“现代性”概念在许多领域或问题背景下都可以取代。“资本主义”概念来针对现代社会进行意义更为深远的言述活动。“资本主义”与“现代化”的关系远不及“现代性”与“现代化”的关系具有更广阔的论说空间。“现代性”与“现代化”的相关性，还在于前者对于后者具有一定的反思性。我以为这种内在的反思性对于现代化尤其重要。现代性以社会科学或人文关怀的方式审视或重估现代化的根据及其负面影响，分析或批判现代化滚滚车轮碾过的文明大道上人类的生存状况。舍勒指出，由西方文明造成的现代化进程迄今井没有给西方带来可靠增长的幸福。无论过去或是现在，中国、日本和印度没有欧洲文明都更为幸福。换句话说，假如没有被迫接受西方的现代化，中国、日本和印度的幸福状况还会延续更长时间。舍勒对于现代化与现代人的心态、痛苦或幸福感的关系的揭示，正是站在现代性立场上的一种反思。
目前，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时期，当现代化成为举国上下、统一奋斗的政治目标或基本国策时，我们一方面要积极评价现代化建设给落后的中国所带来的巨大进步以及种种福祉，同时也应充分意识到现代性反思对于现代化建设尤其不可缺少，因为在中国，现代化的洪流已经掩盖了现代性问题，使现代性问题变得晦暗不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张志扬对中国的担忧情真意切，值得记取：“现代化的路或许很快，现代性的路还远着呢。”
参考文献
[1] 汪晖.汪晖自选集[M].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牡，2010.
[2] 单世联.反抗现代性[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8.
[3] 张志扬.缺席的权利[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4] 张志扬.问题与思考[A].学术思想评论（第二辑）[A].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12.
[5]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精髓[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8.
[6] 舍勒.量丰资本主义的主义未来[M].罗梯伦，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7.
[7] 福柯.什么是启蒙？[A].汪辉译.文化与公共性[C].北京：三联书店，2008.
第2篇：历史学研究生的出路范文
[关键词]应用型人才；教育模式；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4）03 — 0168 — 02
据2011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法学本科专业在所调查的11个专业中，就业率最低，专业对口率亦排行倒数第一，为33%。这种严峻的就业形势除了受到社会整体的就业形势影响外，与法学人才培养模式的弊端密切相关。因此，以美国为鉴，进行我国应用型法学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美国法学人才培养模式之特征
美国的法学教育从萌芽走向成熟并非一蹴而就，亦经历了相当长时期的探索与努力。在殖民地时期，美国的法学教育的目标也仅限于培养相当多数量的律师。后来在律师事务所的基础上开始创办法学教育学校。到了南北战争时期，法学教育成为今天美国法学教育的雏形。到了19世纪中叶，美国大学法学院兴起，但是仍然深深刻有“职业培训”的烙印，法学院与大学的结合方式极为松散。直到20世纪上半叶，法学教育成为法律学习和法律职业者培养的唯一路径。
综观美国法学教育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概括出以下几个特征：
（一） 以培养应用型法学人才为目标
美国的法学教育目标以“小司法”为理念，即培养法律职业人才〔1〕。美国总统卡特在洛杉矶美国律师协会成立一百周年庆祝会上曾讲到“我们的律师高度密集，每五百名美国人中就有一名律师，比英国多三倍，比西德多四倍，比日本多二十一倍。”美国律师职业十分发达，成为法官、检察官、甚至是大学教师等职业入门需要具备的基本资格。这就使得美国法学教育以培养法律职业人才为目标，培养学生像律师一样思考和解决法律问题。
（二）以研究生教育为起点
美国基础法学教育以研究生为起点，也就是说只有获得本科学历后才能进行基础法学教育。本科既可以修读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等文科专业，又可以修读自然科学、理学等理工科专业。美国法学教育层次之所以这样设置，是因为：第一，法学学科本身的特点要求学生具备成熟的思想，学生经过本科课程的学习后，为成熟思想的养成奠定了基础；第二，法学涵盖的社会关系范围相当广泛，法学教育需要有其他学科的教育基础。正如萨维尼所言：“法律并无什么可得自我圆融自洽的存在，相反，其本质乃是为人类生活本身。”著名的教育家庞德也曾有关类似的论断“教育愈是通博，融化的功能愈大”。
（三）以判例教学法为基本的教学方法
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兰代尔在1870年推出“判例教学法”，并设计出与其配套的课程体系，成为全美全世界竞相模仿的蓝本。判例教学法采用由精心挑选的判例汇编而成的教科书，要求学生在上课前阅读相关文献并充分准备，课堂上老师会就相应问题提问，同学们积极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老师再就学生的回答进行总结。这种方法便是苏格拉底式的问题教学法。这种教学方法使学生剥离了固有的思维方式，在老师的引领下试图运用法律的逻辑推理能力来解决生活中的难题，以此来获取法律知识、提升综合职业能力。在上世纪20-30年代，判例教学法受到了现实主义法学派学者们的抨击。以弗兰克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法学家认为判例教学法是一种僵化的教学法，只注重对学生法律思维的塑造而忽视法律知识本身的价值，使法律教育陷入“形式主义”的误区。在现实主义法学的推动下，“实效性教学法”悄然而生，60年代出现的法律诊所教育就是受到了现实主义法学的影响，后来成为了至今仍起着重要作用的教学方法。尽管如此，判例教学法在美国的法学教育中仍然占据着不可忽视的“霸主”地位，其它的教学方法无论怎样具有时代性与实效性。
二、应用型法学人才培养模式之价值判断
从美国法学教育的特征，我们不难发现美国法学教育无论在教育目标的设置还是在教学方法的选取上都体现了其对应用型法学教学模式的选择，这种模式的选择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的道路。美国的精英法学院曾与美国的律师界做过这样的斗争：他们拒绝以培养“律师制成品”为己任，不屑于引进实务技巧课程。他们志在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传授法律知识，将他们培养成社会各界的名流与骄子。当然，这也引起了法律实务界的不满，他们将法学院培养出来的毕业生视为“半成品”，要求他们在参加律师资格考试之前先进行相关实务培训，法学院认为这是实务界对法学院自治领域的挑衅，双方据理力争。1992年，美国律师协会展开了一项关于法律教育的研究，报告显示了一个律师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和专业技能。这使美国律师界和法律教育界都意识到了一个合格法律人才的培养需要他们共同的努力：法学院不能成为“抽取了事实的空洞条文”的传送带，现实主义大师卢埃林敦促法学院应该研究解决“把法律和人文知识适用于行动的问题’；律师实务界也不能期望法学院成为职业培训机构，过于追求实用主义，正如卡尔.卢埃林所说：”只有技术而欠缺价值（判断）是罪恶，空有价值（判断）而没有技术是愚昧”。〔2〕打破了这种意识上的冲突之后就要寻找出路，美国著名的社会学法学代表人物兰代尔为法学院在理论与实践、职业培训与学术教育之间寻找到了一个平衡，那就是“判例教学法”，尽管这种教学方法后来受到了现实主义法学的冲击，其自身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完善，但至今仍没有被取代，这与美国系典型的普通法国家不无关系。然而，现实主义法学的运动对美国法学教育的发展也起到了划时代的意义：在其开创性思想的引领下，美国的主流法学院先后开设了“法律诊所”等实践性课程，并将公法课程列为必修科目。纵观美国法学教学发展的历程，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美国法学教育界正在不自觉地为构建应用型法学人才培养模式而开辟路径。
法学是一门应用性极强的社会科学，法学院应定位为“学术殿堂”还是“职业学校”〔3〕一直困扰着法学界，他们似乎永远也找不到一个完美的平衡，总是在理论与现实、学术与实践的矛盾中徘徊。我们不可否认，法学人才可以分为应用型法学人才和学术型法学人才两种，这取决于他们的就业取向：律师、检察官、法官还是大学教师、法学研究人员。这样两种取向使得他们对法学教育的要求发生了分歧，律师、检察官、法官除了应具备基本的法律素养外还要有过硬的实务技能，而法学研究人员则更侧重于法学理论研究，这种分歧使得法学院陷入迷茫。其实，对于应用型法学人才还是学术型法学人才的界定并不是法学学科本身的矛盾的分化，而是一种职业选择的结果。早在1992年律师协会的报告中就可以知道从事法律实务界工作的律师、法官、检察官不但要具备“解决问题”的本领，更要具有“法律分析与推理，法律研究”的能力，而对于法学教学研究者来说，更不能将法律架构于现实之上，游离于法学理论的“真空地带”。因此，应用型法学人才和学术型法学人才的分化并不影响法学院对于构建应用型法学人才培养模式的选择。
三、我国应用型法学人才培养模式之构建
（一）确立明确的法学教育目标
法学教育目标的确立取决于法学教育所承载的任务与法学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其实，法学界一直有这样的争论，即法学教育的目标应定位于通才教育还是专才教育，这种争论与挣扎在美国法学教育的改革进程中也曾出现过。参照美国法学教育目标的确立标准，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法律人才为应用型人才。因此，无论从“职业需求”出发，还是从法学教育的目标出发，都应建立应用型法学人才培养模式。法学教育目标的实现亦应分阶段进行，在法学本科阶段应以专业教育结合人文教育，培养综合型法律人才；在研究生阶段则可以结合行业需要，培养复合型法律人才。两者并不矛盾。
（二） 提高法学教育定位的层次
中国法学教育定位的层次与美国不同，美国法学教育的起点就是研究生教育，而中国法学教育既包括本科、研究生教育又包括专科、高职等低层次教育。这种法学教育过滥过热的状态与中国法制改革的历程密切相关。当然，将中国法学教育起点定位于研究生教育不符合实际，但至少应该提高到本科教育的层次，与其对应的措施还要提高律师、法官、检察官等实务界的门槛，将参加司法考试的资格限制在法学本科学历以上。
（三）建立“4+x”法学教学模式
中国的法学教育应以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的本科教育为主，通过4年的学习完成对学生的专业教育和素质教育，培养一个“法律通才”。〔4〕这与美国法律博士的职业教育不同，美国的基础教育是研究生教育，学生在进入法学院之前就已经完成了4年的本科教育，其中也包括人文教育，因此，中国法学本科教育承载了更多的历史使命。
4年的本科学习只能使法学院的学生掌握基础的法学理论知识和基本的职业技能，还不能成为真正的“法律职业者”。不可否认，当今社会的法学人才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应用型法学人才；另一类是学术型法学人才。对于应用型法学人才的培养除了需要4年本科教育外，还要有至少1年的“职业研修”或是“法律实习”，经过这种“4+1”的学习模式的培养后才能够有资格参加司法考试，通过司法考试后方可进入律师、法官、检察官等领域工作，以此保证我国司法工作人员的素质。学术型法学人才则要进入研究生学习阶段，接受3年的研究生教育，进入更深层的理论研究学习。而且，在研究生学习阶段要求学生根据自己所选专业的需要选修相关专业的学习，例如经济法专业的学生可以在其研究生学习阶段选修经济学课程的学习，这样既可以做到知识的相互融合，又可以服务于“复合型人才”的培养。然而，两种法学人才的培养模式与应用型法学教育模式的构建非但不冲突，相反还在相互促进和融合的过程中为法学教育改革起到推动的作用。
结语：
目前，我国法学教育水平并不发达，存在很多缺陷和不足，各高校的法学教育目标参差不齐、认识不一。这主要源于我国法学教育发展起步较晚，法制建设受制于历史、经济等各因素。因此，我国法学教育改革任重而道远，尚需要法学教育界、实务界全体法律职业者的共同努力。
〔参 考 文 献〕
〔1〕苗绘.高校非理性扩张的文化缺失〔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0，（08）.
〔2〕聂鑫.美国法学教育模式利弊检讨〔J〕.介绍与评论，2010，（03）.
第3篇：历史学研究生的出路范文
【正文】
哲学的经济学分析和经济学的哲学概括，是马克思理论研究中极其重要的内容，体现出丰富的方法论思想。认真清理和总结这些思想，无论对于我们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还是分析现实经济问题，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
一、客观性与主体性的统一
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既非单纯经济学也非纯粹哲学，而是在融合两者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质科学。这种“新质”，就在于它打破了当时的一些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考察经济问题的方法：或者从主观概念、理性原则出发剪裁、套用客观经济现实，否认后者是前者的基础；或者停留和止步于客观经济现象的表层，否认作为主体的人的认识、实践的能动创造性。前者是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后者是机械唯物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
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经济哲学思想的批判，在他最初的经济哲学研究成果《哲学的贫困》中就有着充分的体现。他批评蒲鲁东从普遍理性出发建构经济学的哲学体系，把经济范畴视作“不依赖实际关系而自生”的思想，不过是一种先验的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而他关于经济学要能够真正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本质和规律，就必须跳出哲学的圈子研究经济现象的思想，则蕴含着从经济现实、物质生产出发的唯物主义经济哲学思想。同时，对庸俗经济学思想的反思，使马克思意识到，经济哲学要走出“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对“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的误区，就必须突破以往的理论，在面对现实的同时发挥主体能动性，冲破思想障碍，敢于进行理论创新。
集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之大成的《资本论》，既与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现实，从现象分析中揭开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关系、运行机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谜底”有关，又与马克思在充分吸取以往和当时的经济学、哲学思维成果基础上，善于走出哲学和经济学各自的理论藩篱，在综合两者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不无联系。正因如此，马克思才最终实现了其哲学与经济学成果——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论的有机统一。
纵观马克思一生的经济哲学研究，他不是躲进书斋给自己设定纯抽象思辨的命题，在主观玄想中构造体系，而是立足经济现实，捕捉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不囿于“现存”和既有的方法、结论，而是让“思想的闪电”在划破理论的迷雾中，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真谛。
今天，虽然时代的巨变使经济哲学研究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与马克思那个时代有了极大差异，但马克思当年从客观性与主体性相统一的角度研究经济哲学的思路和方法，仍能为我们从事当代经济哲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启迪。在此，不妨借用马克思的一句名言：经济哲学要想成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就必须“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同时，要充分发挥主体特有的能动性，破除陈旧的传统观念，解放思想，敢于创新，与时俱进。
二、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科学性与人文性，分别从物与人的角度，体现了人类对世界的两种基本态度和价值取向，前者强调客观性和事实评价，后者强调主体性和人文关怀。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的对象，无疑是“现实的人”。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既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又是能动的、有价值、理想追求的主体。因此，经济哲学要研究“物”，也要研究“人”，应是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辩证统一。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这种辩证统一，体现得尤为彻底。
马克思既反对从所谓“纯粹的客观性”或单纯的技术理性、经济模式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撇开主体的人和缺乏对人的价值需要、利益要求、地位体现、发展愿望的人文关怀的理论，把人降低或等同于“物”和单纯“经济人”；同时，又反对从抽象的人、人性、人道主义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抛弃客观的物和缺乏对客体分析的“人文关怀”，只能使人成为虚假的主体和片面的“道德人”。与资产阶级经济学或哲学不同，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人类社会历史的本质时，把它们视为以人的生产实践为基础和中介的合规律的过程，强调无产阶级解放之路的寻求，首先必须深入到客观的经济底层，同时，又关注现实的人尤其是无产阶级的地位、处境、命运和出路，认为自己的理论就是为“倍受压迫”的那个阶级提供解放的精神武器。因此，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对“人”的探讨既以对客观事实的科学研究为基础，又以对人的价值追求和发展要求为目的；对“物”的探讨既以人的价值取向为参照，又注重从物的基础、本源角度探究人文关怀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今天，借鉴马克思科学性与人文性辩证统一的方法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有助于我们关注和研究全球化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增长、转型、变化、发展的现状、历史和未来趋势，立足科学的实证经济学，从人化了的客观世界中认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基质及其本质规律，为理解和满足人的价值需求、人生的现实性、时代的变易性、社会生活的真伪性，以及准确定位与之相应的人格模式，提供客观依据；同时，也关注和研究人在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体现自身价值、发展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善于运用科学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人的价值要求的客观范围和内在层次，为使人在冷漠、自在的自然物质世界中看到自己的价值，体现生存的意义，感到人生的温暖、美好和崇高提供激情泉源。具体言之，经济哲学要研究宏观的经济增长与人的发展、社会进步三者间的关系，研究微观的诸如经济发展、转型引发的利益与价值、公平与效率等矛盾，以及道德与经济、政治与经济、法律与经济乃至社会心理与经济等等之间的关系问题。
三、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
决定性与选择性则侧重于从实践角度表述主客关系。决定性即承认人类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是有自身规律可循的自然历史过程；选择性即承认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又是历史主体的人有目的的活动过程。前者肯定客观世界和其规律的必然性及其对人的制约性，后者肯定主体的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认为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一身兼任“剧中人物”和“剧作者”双重身份。因此，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运动的规律，是通过现实的人的有选择的能动性活动而得以实现的。人的实践是联接两者的中介，正是在实践基础上，两者达到了辩证的统一。经济哲学研究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通过对经济现实的理性考察，为发挥人的自主能动性提供理论根据，因此它应当从决定与选择的统一角度，研究作为客体的世界与作为主体的人之间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这种统一在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中，同样得到了体现。
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陷入纯实证经济论和蒲鲁东陷入纯思辨的经济论，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离开历史的主客体关系来考察经济问题，没有看到客观经济规律既是人的能动实践的结果，因而人在它面前并非束手无策；但经济事实作为既定产物又具有客观必然性和制约性，因而人在它面前不能随心所欲。由于不能正确认识经济活动中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关系，导致他们或者陷于机械决定论，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为“永恒之手”，完全制约着人的活动；或者陷于唯心能动论，视个体理性、“社会天才”的自由意志为解决经济矛盾的灵丹妙药。与他们不同，马克思一方面认为社会的、历史的物质活动是人类生产实践、经济生活的根本内容，生产力是在人类从事生产的经济活动的历史过程中积累、创造的物质力量，而不是自身无前提的先验假设；同时又认为人类生产实践是主体的人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生产力是人的实践能力的物化，生产关系是人为适应生产力而创造的结果。这样，马克思通过物质生产实践作为历史的主体与客体的基础和中介，科学地预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活动，是历史决定论和历史选择论的统一。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考察当代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和制订新世纪现代化战略决策，有助于我们走出“超越论”和“循序论”的两极，既立足于“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研究诸如中国与世界体系的联系与交往中，经济的调整、重组、改革、开放等关系；又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创造性，在历史的决定性与选择性的交错点上“抓住机遇”，切实把我们的事情做好。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研究生态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有助于我们走出“人类中心论”或“生态决定论”的两极，进而深入研究诸如经济增长与自然成本和生产效率、人口生产与物质生产，社会发展中的物质生产、人口生产与精神生产，自然发展与社会发展，以及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与自然可再生性发展等等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
四、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
共时性与历时性，是分别从静态与动态、横向与纵向的维度考察社会结构及其形态的视角。前者侧重于以特定社会经济运动的系统以及系统中要素间相互关系为基础，把握社会结构；后者侧重于以社会经济运动的过程以及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发展的规律为基础，把握社会形态。运动通过静止表现出来，相对静止中有永恒的运动。因此，共时性与历时性两者有着辩证统一的关系。
上述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哲学中，具体体现为他的“有中介的社会生产体系”观：社会就其静态存在看，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就其动态展开看，是生产力发展改变生产关系及其一切社会关系。生产方式作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中介，既为生产力所决定又决定生产关系，既具生产力功能又具生产关系价值，是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人类社会特定结构及其整个历史运动，既是一个以生产方式内部各要素相互作用为基础的系统，又是一个由生产方式运动推动的过程。因此，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统一的基础，在于社会的生产方式。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观点研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助于我们既从历史的、现实的国情出发，又把它置于“世界历史”、“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中；既从我国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出发，又联系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总趋势，从而既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因其中介性，可以共存于两种社会制度之间并互通互补，生产的技术层面构成生产方式的基础，经济体系以它为坐标系，经济形态的依次演进从根本上决定所有制形态的一般发展，因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市场经济发展阶段不可超越，中国必须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市场经济；又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的中介性必然与一定的经济关系、社会制度结合，生产关系的社会层面决定社会的基本制度，不同的所有制形态可以反映相同的经济形态。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是可以超越的，中国实行的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应该而且必然是社会主义的。
五、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
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是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中又一基本的方法论思想。它体现为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不仅从经济现实出发，在研究经济现实中进行哲理的分析推论，并从中引出世界观、方法论的结论，而不是止步于实证归纳；而且在对经济现象进行哲理的分析与揭示中，融入经济的实证使之有根有据，而不致流于哲理的空洞思辨和抽象演绎。
还在马克思创立经济哲学之初，他就批判地审视了当时的经济理论，既反对蒲鲁东用先验原则、抽象哲学理念投射经济现实，认为这只能导致“可笑的哲学”；[9]又批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停留于纯粹经济事实的肤浅表述和实证归纳，认为其不从经济关系的社会历史性考察、深究经济现象的本质，导致了他们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固定永恒的规律的唯心史观结论。而马克思《资本论》中贯串始终的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分析与综合、演绎与归纳的方法，则是他融合经济学实证性与哲学思辨性的结晶。虽然这部研究资本主义的巨著侧重于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但这种分析却既因哲学唯物史观的运用而使经济学的实证分析，超越了纯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强烈的理性思辨，又因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的实证而使哲学的逻辑推演，超越了纯思辨的抽象论证而具有透彻的经验说服力，从而使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任何单纯的经济学著作或单纯的哲学著作。纵观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思想，其哲学与经济学在相互交融基础上达到了辩证统一。如同劳动、分工、生产力、生产关系既是经济学又是哲学的基本范畴一样，马克思的经济哲学理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既是社会的、历史的、哲学的经济学，又是经济的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哲学理性思考和经济学实证分析统一的方法研究和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必须做到：一方面，在探讨诸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等具体问题时，必须运用世界历史理论、社会形态论加以理性抽象而不能止于经济范式、技术模式、操作手段等经济学的表层。另一方面，在深化诸如的社会结构论、形态论、本质论、动力论等基本理论时，必须结合和依据世界、中国的社会经济变化现状和趋势，以及新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等问题加以经验证明，而不囿于抽象的概念框架和理论体系。更重要的是要在融合两者特征的基础上，创建出既不因满足于繁荣表象而对自身功能产生幻化、又不因囿于空洞思辨而对自身功能产生怀疑的，既适合又能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实的经济哲学理论。
【参考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40，149.
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21，466-46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
第4篇：历史学研究生的出路范文
现状简析
关于艺术学门类下相关一级学科的设置，最初国务院学位办采取较为审慎的态度，提出最好设置3个一级学科的意见。应该说，从传统的学术文化循序渐进发展的角度，此意见无疑有着深厚的学理意义和现实意义。然而，为了解决多种因素而形成的各种矛盾，经不同层面的多番研讨和论争，最终突破了这一限制，通过了艺术学科评议组提出的艺术学门类下设艺术学理论、音乐舞蹈学、戏剧影视艺术学、美术设计艺术学等四个一级学科的议案。之后，为了兼顾相关学科的需求和要求，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讨论，又将美术设计艺术学一分为二，成为美术学和设计学(可授艺术学、工学学位)，共计五个一级学科。一级学科确定后，我们亟待解决的是艺术学理论相关二级学科的设置问题。由于艺术学作为学科门类、艺术学理论作为一级学科的建设，属于史无前例、无从参照的新事物，这就只有依靠艺术学理论界集体的智慧，一方面是“摸着石头过河”，审时度势，迈好关键的第一步;另一方面是要遵循和秉承传统学科发展完善的理论理念及其长期实践的经验，兼容并蓄、提炼升华，客观科学、扎实有序地实现传统与现代接轨这一时代赋予的重要历史命题。在此用“史无前例”一词，可能会遭到质疑，因为百年前西方国家就有了艺术学的学科概念，中国的艺术学也是得益于西方艺术学理论理念的影响而出现的一个新学科。但若进行系统地分析即可看到，处在不同地域和国度的中西方艺术学之间，确实存在着定义、对象、范围及其精神实质等方面的较大差异。如贡布里希所言:“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方，艺术这个名称所指的事物会大不相同。”［3］
比如说西方人口中的“艺术”惯性指向于美术，中国的“艺术”则包含所有的艺术门类;西方的艺术学仅仅作为造型艺术的一般性理论，中国的艺术学则包含着多个艺术门类一级学科与二级学科的实体运作系统。故此“艺术学”与彼“艺术学”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当属于世界学术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我们不仅要尊重二者之间永恒的共性特征，又要尊重其不同区域、不同民族长期积累而形成的文化差异，只有这样，起步之脚才能踏向实处。在艺术学理论二级学科设置的酝酿过程中，如凌继尧先生所强调，大约遵循了以下两个原则:第一个是传统的原则，第二个是现实的原则。所谓传统的原则，即根据传统学科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固定的学术名称、研究对象、范畴、命题、概念、术语和问题域等设置相关二级学科。现实的原则，即拟设置的二级学科，一是能适应现实的迫切需要，能够为国家和区域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服务，并且确有很多理论问题值得研究;二是在现有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教育中已经存在，并且取得一定的业绩，我们应该给予它合法的地位，从而促进它更好地发展;三是这个学科涉及多种艺术门类，而不仅仅涉及某一种艺术门类。根据以上关系准则，提出了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下设艺术史论、艺术批评学两个传统意义的基础理论二级学科，以及具有现实意义的“艺术创意和艺术管理”应用理论二级学科的主张。［4］目前统一的学科设置标准尚未出台，不过据了解，在各高校自主设置的艺术学理论二级学科中，已经涉及了艺术史、艺术理论、艺术批评、艺术管理、艺术创意、艺术教育、数字媒体艺术、艺术与科学等多个相关二级学科。
些许思虑
负责任地说，艺术学独立为学科门类，既是长期以来被边缘化的艺术学科确立自身价值的大好机遇，又是对中国艺术学人的智力、魄力与理智的严峻挑战。因为学科建设是百年大计，起始阶段尤为重要，最要紧的是要选准方向、定好目标，迈出关键的第一步。仲呈祥先生在2011年5月于杭州举行的“2011艺术学学科发展的新向度暨对策研究高端国际论坛”主题发言中也再次强调:“作为民族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艺术学应该为民族的生态环境营造良好的氛围，以体现中国社会、时代的文明水准，改变当下令人堪忧的人文艺术生态环境的现实情状。”［1］8并谆谆告诫老师们“千万不要去抢地盘”，不要“为了整合资源，把人家人文学院的、历史学院的、哲学院的等其他学院的老师全部拉过来申报。本来就是独立门户了，要以我为主了，结果又反客为主，这不行”。“有的时候，本校校内的资源的共用也是可行的，这得有个度，不要搞成了拼凑。”［1］14然而，由于历史的、现实的、中国的、外国的等多种矛盾的存在，在截至目前的实际操作过程中，也已经出现了如仲呈祥等学者担忧的一些抢地盘、拼资源等现象。比如相关二级学科的设置问题，由于在现行的普通高校办学水平评价机制中，拥有硕士点、博士点的数量是一项重要的评价指标，故各高校无不希望借此机会扩大自己学科点的数量，以致在学科设置过程中出现“化整为零”、东拼西凑现象。更加值得深刻思考和检讨的是，艺术学理论本是旨在将艺术作为一个整体，从宏观角度进行综合研究，以此贯通各门类艺术的共性内容与本质特征，探索体现各门类艺术共同性发展规律的一门基础学科和学问。这一学科的突出特征是综合性。
按照传统的一般性学理结构原则，人们常有“史、论、评不分家”的说法，因为三者之间有着割舍不断的内在关联。而在这个学科尚未拧成一股绳的初级阶段，就简单化地将其拆解开来，或者更多地将一些本来的三级学科(专业方向)强化为所谓的“特色性”二级学科来建设，极有可能是弊大于利。笔者认为，在当今世界学界都以崇尚学理规范、学术规范等为基本标准的时代，在作为“百年大计”的艺术学学科建设的起跑线上，中国艺术学界需要清醒头脑，谨慎从事，不能够让暂时的利益冲破了理智的防线，因为这个天平一旦倾斜，矛盾和困难不但不会消减，而且会纷至沓来。目前值得思虑的核心问题约有以下几点:顾名思义，艺术学理论是一门综合性艺术理论，也是学术文化在“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自然规律支配下，经我国许多代人共同努力而开创的一个新局面，二、三级学科的设置更应体现综合性原则。然而，倘若我们在做法上继续沿袭已经过时了的“科技文化为中心”模式进行切块分割，则恰恰是违背了艺术学的基本理论理念和学科宗旨，形成了南辕北辙、背道而驰的走向。我们可以草草地算一笔账，比如艺术学理论的二级学科可设置六到八个，音乐舞蹈学等一级学科则可设置十四五个，那么，同一所学校如若同时建设艺术学的五个一级学科，起码要建50余个二级学科，按每一个二级学科设一个三级学科(专业方向)需3位教授计，至少要有150余位教授，而在我国普通高校传统建制的音乐、美术及至新建的设计院(系)中，能达此指标者恐怕寥寥无几，必然出现空巢现象，这就势必要做那些拉郎配、拼资源等不应该又不能不做的事情。《战国策》说:“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5］历史的教训必须记取。据悉，在关于学科设置问题的酝酿过程中，艺术学差一点被取消了资格。除诸多客观原因以外，本学科在十余年来的发展过程中，较多地关注表象上的繁荣，缺乏学科内聚力的夯实打造应是内因所在。中国是个文明的国度，自古就有“礼乐之邦”“礼仪之邦”等美誉，西周时期就制定了国之礼仪“五礼”，截至如今，许多传统的伦理纲常，依然潜移默化地根植于人们的理念之中，成为约束个人的行为准则和保持社会群体间井然有序的基本砝码。艺术学理论一、二、三级学科的设置，理应遵循一个基本的伦理关系准则，不能够成为无“礼”取闹，如若伦理关系错位亦将贻害无穷。#p#分页标题#e#
荐言要议
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制定了有关优化学科结构、加快创新型人才培养的重要举措。艺术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的首要步骤，就是要围绕以上两个方面开展基础性工作。有学者指出，“艺术学理论需要在面对质疑和自身检讨中推进学科的发展”，它“旨在打通各门艺术之间的壁垒，通过各门类艺术之间的关联，构建涵盖各门艺术的普遍规律的宏观理论体系”［6］23。仲呈祥先生反复强调“营造氛围说”，警示老师们千万不要盲目地去“抢地盘”，最基本的原因在于任何一门学科的建设，均需要有长期的学术积累、坚实的学理基础和长远发展的科学性目标定位，应以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综合吸纳、兼容并包的传统文化精髓为基本理念，以扎实稳妥、循序渐进、精益求精、质量第一为立学准则，必须恪守学术规律，讲究学术规范，遵循学科形成与发展的基本路径，让其循序渐进、天工雕琢，不能陷于盲目和盲动。在这里需说明的是，“抢地盘”等行为一般并非普通老师们乐行与可行之事，它往往会成为一种地方性行政指令让你被动地接受，别无选择。当然，学界同仁并不能因此而推脱或放弃应尽的责任。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专家组组长仲呈祥先生的信任和重托，笔者有幸曾参与起草《艺术学学科简介与博士硕士培养要求》的工作，在此仅将自己通过初步调查研究、集思广益基础上提出的一些核心观点和参考性意见作简要汇报，敬希诸位方家批评指正。
百年前，先生主张“尚自然，展个性”，倡导美育教育，提出德、智、体、美相融并举的育人方针，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推行沟通文理的学科设置，教授治校的管理模式等举措。而今看来，以上举措仍可作为我们教学与治学的基本准则。艺术学理论作为一门综合性、高阶性和理论性学科，其研究的对象包括各艺术门类的艺术实践、艺术现象和艺术规律等，它体现了实践性品格、理论性思维和精神性价值等多重特征，旨在以各门类艺术的实践总结为基础，以各种艺术现象的宏观梳理与综合分析为铺垫，最终形成用以表征人类艺术文化发展之普遍规律的科学理论、概念范畴、价值论和方法论等知识系统。具体而论，艺术学理论的学科研究对象既包括各门艺术(音乐、舞蹈、戏剧、影视、美术、设计等)共通性的主体创作、造型设计、表演展示、鉴赏评论、教育传播等艺术文化实践活动，也包括古今中外人类对艺术现象、艺术史、艺术价值、艺术精神和艺术思想的认知经验。进而言之，各艺术门类之间必然存在着共通性的价值理念、思想坐标、理论基础、知识结构和认知路径。艺术学理论属于综合性、交叉性人文艺术学科，其研究方法包括三大维度:一是用以分析并完善那些能够涵盖各门艺术基本概念的艺术知识学方法，涉及艺术史、艺术原理、艺术评论、审美范畴学、语义哲学等相关学科;二是用以解释人类表达与感知各门艺术的形态特征，实现与体验它们的审美价值等艺术实践规律的艺术现象学方法，涉及艺术学与相关学科交叉生成的艺术哲学、艺术美学、文艺学、艺术心理学、艺术民俗学、艺术社会学等相关领域;三是用以揭示并预见那些能够整合各门艺术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用以建构人类艺术创新精神的理性范畴，用以阐释人类以艺术之道把握主客观世界的价值真理的艺术之学的理论方法，涉及心理学、精神科学、美学、意识认知科学、文化人类学、宗教学等相关学科。
二级学科是教育教学与学术研究的实体，一级学科的宗旨目的及其各项具体的指标能否顺利地实现，关键在于二级学科设置的规范性和实施运作过程中的合理性。审视任何一个传统学科和现代学科的构架体系，无不把学科的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作为不可或缺的两大部分，故我国艺术学理论二级学科的设置，应遵循继承性、科学性两个基本原则。继承性原则。注重广泛地继承与借鉴世界各国艺术学优秀学术理念、方法和成果，重点强调继承与弘扬中国艺术文化一以贯之的综合性、包容性民族精神特质，以期在艺术学理论的学科建设进程中强力凸显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立、文化自强的坚定信念，在此基础上实现广采博纳、兼收并蓄的学科构架体系的构建与完善。科学性原则。倡导和尊重科学规律，坚持以人为本，这是党和国家及学术界、艺术界、教育界历来秉持的发展观。科学性是一种极具世界包容性、人类本体性和时代进取性的现代学术理念，处在重大转型起始阶段的艺术学理论二级学科的设置，如何更好地体现科学性原则，这是对艺术学理论界群体智慧的重大考验。具体来说，艺术学理论的学科建设与理论创新，首先需要基于人类据以内化—转化—外化艺术文化的审美价值规律，其次是需要基于人类用以认知艺术文化和创造审美产物的心脑科学规律，再次是需要基于艺术家用以构制艺术造型的形式法则、感性之道与技术规范。
根据上述基本原则，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的学科范围，可包含艺术基础理论、艺术应用理论两个二级学科，下辖相关的若干研究方向(或三级学科)。艺术基础理论。艺术基础理论，主要涉及文化主体对艺术文化世界这个艺术本体系统的观察、分析、判断、评价等对象性的艺术认知基础理论。具体包括传统学科的艺术史、艺术理论、艺术评论等三个主干研究方向。(1)艺术史:含中国艺术史，外国艺术史，以及艺术考古学、艺术图像学、艺术人类学等交叉学科专业方向。(2)艺术理论:含艺术原理，艺术美学，以及艺术文化学，艺术社会学，艺术教育学，艺术宗教学等交叉学科专业方向。(3)艺术评论:含艺术鉴赏学(传统艺术鉴赏、现当代艺术鉴赏)，艺术批评学(传统艺术批评、现当代艺术批评)等。艺术应用理论。在当今时代，“全球审美化”“经济基础审美化”“物质审美化”“日常生活审美化”等学术理念不断影响着艺术理论的更新。艺术和生活的关系再次产生巨大的变异，首先是彻底颠覆了传统的审美价值观与艺术创作的思维范式，倡导生活审美化的艺术理念，艺术已经渐渐地远离神圣的象牙塔，回归到人类生产、生活的本真的层面，也即实现了由人类的生活提炼升华成为以“美”为核心的艺术，再由艺术的“美”熏染提升人类生活的一个博大的理论命题，“审美化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策略”。当然，上述艺术理论的流派及其理论，并非构成对传统的和现当代其他艺术理论流派的取代，而是形成了一种并存与互补的发展关系。从大局上看，上述变化有助于破除“艺术神圣”“至高无上”的象牙塔情结，让艺术回归现实，服务于社会生活，无疑是艺术理论研究造益人生的一大进步。我们再从人类艺术文化演进发展历史的视角来看，从艺术与人类社会文明的共同源头(源于生活)，到艺术与生活的渐行渐离(高于生活)，及至艺术再次回归到生活中来(创意生活)，总体上符合事物循序渐进的基本轮回及普遍性发展规律。因此，设置艺术应用理论二级学科既合乎规范又通于情理。艺术应用理论，主要包括20世纪末以来在我国热兴的艺术管理研究和艺术创意研究两大主干研究方向。(1)艺术管理学:含艺术文化管理、艺术产业管理、艺术市场与营销管理、艺术展演与策划管理、艺术产品与传播管理，艺术品抵押与信托管理(艺术品抵押、艺术品按揭、艺术品信托、艺术品基金、艺术品“股票”)等方面的研究。(2)艺术创意学:含艺术文化创意、艺术产业创意、艺术传播创意、艺术经济创意、艺术科技创意等方面的研究。#p#分页标题#e#
第5篇：历史学研究生的出路范文
关键词：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社会助学；性质；功能
收稿日期：2006―09―11
作者简介：陈涛(1979―)，男，宁夏中卫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先后在《西北师大学报》、《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多篇论文，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研究。
一、社会助学的地位和性质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是个人自学、社会助学、国家考试相结合的高等教育形式，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个人自学、社会助学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系统中的教育活动，是国家考试的基础和重要条件。
社会助学，是社会力量帮助社会自学者学习的教育活动，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中“个人自学、社会助学、国家考试”的重要环节。国家为造就和选拔更多人才，建立自学考试制度，以考促学，鼓励自学成才。各种社会力量根据自学考试所考专业计划和考试大纲要求，举办各种类型辅导、补习学校（班），运用电视、广播、函授、面授、录音、录像及编印自学辅导材料等助学形式，辅导社会自学者学好文化基础知识和专业技术知识，使其通过国家考试，取得学历。①
社会助学是联结个人自学与国家考试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它既是自学考试制度的必然产物，又是自学考试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没有社会助学，自学考试作为一种高等教育形式是不完整的②。毋庸讳言，社会助学是一种重要的教育活动。然而，在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社会助学性质的理解却不尽相同。总的来说，对社会助学性质的理解大致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
1.社会助学的助考性质
第一阶段，自学考试诞生最初的年代，人们对社会助学的认识和理解是一种助考性质。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各个方面迫切需要专业技术人才，但在“”特殊历史时期，大学停办，有大约500多万学生错过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他们迫切的要求学习深造。而高等学校，百废待兴，招生人数很少。因此，那时候高自考教育的定位是为500多万错过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人补课。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已经工作了，高自考教育形式可以给广大自学者进行业余辅导，通过国家考试者就可以获得高等教育学历，没通过国家考试者也获得了文化和专业能力的进修和提高。③
以北京市为例，据1989年的累计统计，全市共有自学考试助学单位53个，2.1万余考生参加听课辅导，均占在考人数的50%。办学形式主要以单科辅导、考前串讲为主。授课时间以业余为主，集中在晚间或周日。以全日制形式办学的只有极少数学校，个别专业。就考生成分而言，1989年以前，老三届初中、高中生是自学考试考生的主要成分；就考生考前学历而言，1989年以前，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考生总人数的23%。④
2.社会助学的助学性质
第二阶段，人们对社会助学的认识和理解普遍是助学性质。
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一代“补课人”过去了。当时高等学校招生人数增长缓慢，录取率仍然较低，很多高中毕业生就是通过全日制高自考助学获得上大学的机会。因此，20世纪90年代后，高自考助学学生的数量一度大大地超过了普通高校。③
以北京市为例：1994年上半年统计，全市共有助学单位76个，4.9万余人参加各种形式的学习，约占在考人数的70%。全日制民办学校是助学主体，部分普通高校也开展了助学活动。其中，51所民办学校共有学生32970人，占考生总人数的47%，占全部参加辅导学习人数的68%。就考生成分而言，自20世纪90年代起考生年龄段发生质的变化，1978以后毕业于高中、中专、职业高中的30岁以下的年轻人成为考生的主要成分；就考生考前学历而言，从1990～1994年的累计统计，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考生只占全部考生的3.6%，高中、中专、职业高中三类考前学历的考生已占考生总人数的84.1%，其中，高中毕业生占考生总人数的40%。高中、职业高中、中专毕业生尽管最后学历高于第一阶段，但其自学能力并不强，参加考试依赖社会助学辅导，④就在这个时期，社会助学组织也发展很快。
3.社会助学的教育性质
第三阶段，人们对社会助学的认识和理解逐渐深入，社会助学的教育性质得以真正确立。
从制度上讲，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国家根据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制定高等教育发展规划，举办高等学校，并采取多种形式积极发展高等教育事业。⑤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作为一种高等教育形式，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个人自学、社会助学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系统中的教育活动，是国家考试的基础和重要条件。
从构建终身教育的途径上讲，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更新越来越快，人们为了适应工作的需要，必须不断学习新的知识。市场经济制度的逐步建立，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使人们的职业岗位变动频率增加，转岗就业培训等继续教育需求日益增加。此外，随着生活水平的改善，为了提高生活质量，人们学习各种知识的愿望越来越高，构建继续教育、终身教育体系，建立学习型社会已经成为当今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⑥自学考试社会助学在有效地满足社会各方面日益增长的继续教育和继续学习的需求方面，充分体现了教育性质。
从社会助学的办学理念上讲，随着1999年后高等教育的持续扩招与发展，高等教育进入了大众化阶段，高自考助学出现了生源市场的大调整，生源正由普通高中毕业生为主，转入中等职业学校的毕业生为主。这批教育服务对象，基础知识薄弱、生活学习习惯不好、个人自我控制能力不强，并且其成长环境、思想状况、心理特点、性格喜好、发展目标、价值取向等方面与前两个阶段的考生存在很大差别。而普通高校、成人高校、民办高校、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及公民个人，在国家考试的指导下，在个人自学的基础上，利用各种教育手段开展广泛的多层次的社会助学活动，为自学者提供辅导，可以有效地帮助他们完成教育过程。
在多年实践中，有相当一批社会助学组织已逐渐发展成为具有自身特点的自学考试教育。目前，在我国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社会助学活动中，各种类型高等教育特别是全日制民办高校中，相当一部分也主要以自学考试助学为其办学支撑点。接受全日制助学教育的考生已达到很大规模。②
二、社会助学的功能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必须坚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把教育摆在现代化建设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党的十六大把教育事业列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之一，强调“教育是发展科学技术和培养人才的基础，在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先导性、全局性作用，必须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实现三大历史性任务是党的十六大对教育提出的要求。一是构建体系，构建比较完善的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教育体系；二是培养人才，造就数以亿计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专门人才和一大批创新人才；三是知识贡献，促进教育同科技创新和经济建设、教育同文化繁荣和社会进步的紧密结合，使教育为现代化建设作出应有的智力支持和知识贡献。⑦
社会助学比较充分地利用了社会各方面的教育资源，为参加自学考试的广大考生服务，这是发展中国家办大教育的一条有效途径，是完全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助学作为一种重要的教育活动，其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整合社会教育资源
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由于我国人口众多，经济还很不发达，现在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教育，一方面，在于政府的不断投入，另一方面，要动员社会各个方面的力量来关心、支持、兴办各种各样的教育事业，这是我们发展教育事业的重要途径。教育是一个公益性的事业，是提高民族素质的根本途径。社会各界广泛兴办教育事业是国家兴旺、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利国利民的善举，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完全符合我们穷国办大教育的实际需要，符合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现阶段，我国教育体制还存在很多跟当前社会发展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协调的方面。教育事业的发展，根本出路在于改革，而其中很重要的就是要改革我国目前由政府包办教育，教育统得过死的教育体制。要改革办学体制，就要改变政府包揽办学格局，逐步地建立起以政府办学为主体，社会各界共同办学的新体制。为此，就要大力推进教育创新，大胆探索教育发展的新途径，开辟教育发展新的增长点，克服制约教育发展的体制。社会助学是适合我国国情的一种新的办教育的形式，社会助学活动的开展，聚集了社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兴办教育，克服了过去只依靠国家进行单一教育投资的弊端，符合当前我国提倡的多渠道投资办学的精神，国家、集体和个人都能受益，为发展我国教育事业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社会助学具有开放、灵活、经济、实用、高效等特点，极大地满足了社会成员的不同需求，特别是在我国高等教育尚为达到普及化阶段，社会助学在保证教育机会均等方面有重要作用，它通过吸引大批的高考落榜生及希望进入大学学习的考生参加自学考试，缓解了社会对高等教育的巨大需求与普通高校的有限教育资源之间的供需矛盾。
2.保证教育教学质量
在适应社会需要、灵活办学以及提高办学效益和教育教学质量方面，社会助学发挥了较大优势。
由于广大助学单位能够按照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业计划、考试课程安排及课程自学考试大纲制定助学辅导计划，并对业余学习和全日制学习的不同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多种形式的助学辅导活动，通过系统学习和辅导，提高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考试质量。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之所以取得辉煌的成绩和被社会认同以及国际上的认可，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始终把确保质量放在第一位。实践证明：社会助学的质量，直接关系到自学考试的质量。凡是社会助学质量搞得好的，考生质量就高，毕业生质量也好。因而社会助学在帮助考生学习的过程中，承担着重要的作用。高质量的社会助学，是保证自学考试健康发展的前提和基础。⑧
3.完善自学考试教育
(1)社会助学对自学考试的发展有推动作用。社会助学单位为了求生存、求发展的需要，为了扩大招生，积极宣传自学考试，提高了自学考试的声望，增加了自学考试生源。社会助学活动的开展，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业考试计划的安排、实践性环节考核和命题要求的制定提供了一定的依据。社会助学单位可将辅导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和广大考生、实习单位提出的一些建设性意见向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汇报，供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制定专业考试计划、实践性环节考核要求及命题做参考。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还可以根据助学单位的反馈信息，制定教材和大纲供应计划。
(2)社会助学对自学考试的发展有支撑作用。自学考试作为国家对考生水平的检测制度，其标准要求不比全日制的普通高校低。由于近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应考主体的变化，大量的高中、中专、职高、技校毕业生走向工作岗位，工作几年后感到需要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和文凭，这部分人员进入自考队伍，单靠自学已很难达到自学考试的国家标准。社会助学的参与，为广大考生提供了重新学习或继续学习的条件和环境，可以帮助考生提高学习效率，这对自学考试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支撑作用。⑧
(3)社会助学对自学考试的规模有调控作用。从自学考试的发展来看，社会助学搞得好的专业，考生参考的积极性就高，参考率、及格率同时增高；反之，社会助学体系不健全、薄弱，考生就减少，自学考试就冷冷清清。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助学对自学考试的发展规模有重要的调控作用。⑧
综上看出，社会助学活动的蓬勃发展，各类教育机构的积极参与，使自学考试作为教育形式更加完善。
注释：
①顾明远主编.教育大辞典(增订合编本)〔Z〕.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②赵亮宏主编.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社会助学和宣传工作的理论与实践〔C〕.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
③高福勤主编.理论研究与实践〔C〕.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
④王武成.北京市高教自考助学情况浅析〔J〕.北京成人教育,1995,(5).
⑤宋树涛，李伟民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大全〔Z〕.北京:京华出版社,2001.
⑥陈至立.在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建立2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J〕.中国考试,2001,(6).
第6篇：历史学研究生的出路范文
关 键 词：体育学科；学科归属；学科规模；学科规制
中图分类号：G8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5）06-0001-07
Abstract： The author discussed the opinions put forward in DONG’s paper from such 3 aspects as disciplinary attribution， disciplinary scale and disciplinary regulation， clarifi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ternal standards and endogenous develop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discipline， and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approache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discipline： correctly understand currently faced issues about external standards and endogenous development； follow and refer to general patterns and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regarding physical education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exert the guiding functions of academic research via the building of multiple research methods and its own theory system； strive to make contributions to other disciplinary areas while perfecting its own theory system.
Key words： physical education discipline；disciplinary attribution；disciplinary scale；disciplinary regulation
2011年3月，由国务院学位办、教育部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中，艺术学上升为新的学科门类。与其同时申报学科门类的体育学却铩羽而归，这在体育学界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广泛的热议。有体育学术期刊甚至专门为此设立专栏进行学术争鸣[1-3]。学术争鸣或者学术批判可以对以往理论和实践的不足进行反思，有利于学科知识的不断积累，特别是对于近几年发展较快、问题较多的体育学科更是如此。然而，学术争鸣或者批判性的反思需要一定的前提，即学术批判必须建立在对已有文献的理解和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否则其论证和结论都难以成立。2015年第3期《体育科学》刊登董德龙等的《归属、规模、规制：对中国体育学科发展的认识――一种学科方向探究》（以下简称“董文”）。“董文”在反思已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总结出自己的核心观点：以学科归属、学科规模及学科规制为外在标准的中国体育学科，在规模和规制上已基本形成自己相对独立的体系，问题关键在于学科的“内生发展”。并从学科内容、研究范式、知识建构3个方面阐述了中国体育学科发展的方向[4]。
对于这一观点，笔者认为“董文”能够从学科内容、研究范式和知识建构3个层面提出体育学科的未来发展的3个方向：关注问题、解释研究、内生创新，这是难能可贵的。但是，对于“董文”在整个论述过程中的某些观点，笔者不能完全认同。尤其是“董文”对体育学科3个发展方向的提出，是建立在对以往相关研究的“历时”形态批判的基础上，这就意味着，如果“董文”对以往相关研究的反思和批判不够合理或者未能充分理解以往文献，那么“董文”3个发展方向（创新之处）将成为无因之果，其科学性和思想性也将受到质疑。本研究从学科归属、学科规模、学科规制3个方面入手，在研究“董文”所质疑和批判的文献中的观点基础上，指出“董文”所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进一步深化讨论了体育学科外在标准与内生发展之间的关系，就中国体育学科未来发展的一些观点和看法与“董文”作者进行商榷。
1 商榷的起点
关于学科归属与体育学科的发展问题，“董文”开篇即指出：“许多研究指出，由于中国体育学科归属或体系分类不明，导致了学科自身范围的模糊以及学科根基的薄弱，进而衍生了学位、学术管理混乱、国家立项获奖的局限以及学术、学问的缺失。”并在文章中的第1部分 “学科归属是否不明？”、第2部分“学科规模是否有限？”、第3部分“学科规制是否松散？”以反问的形式，从3方面对前人文献中的观点进行质疑和批判。为了使问题的讨论体现学术研究应有的科学性和规范性，笔者对“董文”所标注的参考文献进行了深入研习。这里必须指出的是，“董文”在质疑的这些“许多研究”的观点中虽然标注3篇不同作者的文献[5-7]，但实际上，“由学科归属不明所衍生的学位、学术管理混乱等问题”，包括“董文”在第1部分中对“体育学没有按照学科属性划分所导致的问题”、“国家各级课题申报中‘体育学’术语模糊”、“体育学术期刊示范性弱化”、“体育学研究生学位管理混乱”4个导致体育学科归属不明的理由为主题，所展开的对前人观点的质疑和反驳均是来自参考文献[7]（以下称“易文”）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董文”第2和第3部分。
基于此，为便于阅读和还原被批判观点的真实，本研究主要以“易文”的观点作为对照，与“董文”作者进行讨论和商榷。
2 关于学科归属
2.1 关于学科分类混乱与学科归属
“董文”对前人的研究提出质疑：“学科归属不明的理由之一是体育学下设的4个二级学科没有按照学科属性来划分……，学科范围模糊、学科性质难以定位等问题，以至于‘体育界出现了能在4个二级学科发表学术论文的人’”，并认为：“学科归属不明与一人多能的现象之间并不是充分必要条件。因为，即使体育学科不划分二级学科，同样会存在这种一人多能的现象……这只能表明，一是研究不够专一；二是当前学者研究质量还不够高；三是学科内部知识交叉明显，具有共通性。如此看来，似乎只有第3点与学科分类有关联，但这种关联并非因果关系，其更加倾向于学科发展的一种历时态表现……因此将这种现象归于学科归属不明或分类混乱是不妥的……”由此可见，“董文”的思路和立场是将学科归属不明或学科分类混乱，与“易文”中的“体育界出现了能在4个二级学科发表学术论文的人”观点之间理解成充分必要条件，而且在“董文”中一直是将其列入学科归属不明或学科分类混乱“主要原因”进行讨论。
“易文”在原文献中的表述是：“体育学术或科研管理，在学科分类体系混乱的背景下，也很难获得理性、清晰的制度内涵。各体育院校的科研积分，较少会关注科研成果的学科属性，往往只在体育学这个一级学科之下去思考问题。因此，体育界甚至出现了几个能在4个二级学科发表学术论文的人……”
通过“董文”和“易文”观点对比可以发现，“易文”通过举例科研积分的学术管理制度是旨在强调和说明，在学科分类体系混乱的背景下，体育科研所存在的管理问题。在这里，“出现能在4个二级学科发表学术论文的人”的直接原因是学术的管理问题，学术分类体系或者学科归属不明相对而言则属于外在的次要原因。“董文”的问题在于在逻辑上：一是“易文”认为学科归属是外在的原因，“董文”却硬将学科的归属与“一人多能、在4个二级学科”联系起来并生造出彼此之间是一种非充分必要条件的关系，而事实上“易文”并没有认为学科分类混乱与“出现能在4个二级学科发表学术论文的人”之间是充分必要条件；二是“易文”认为学科归属是导致“能在4个二级学科发表学术论文的人”的次要原因，“董文”却将其理解为是主要的。
“董文”进一步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只有追求学术造诣，提升学术水平，形成专业领域，才能遏制这种现象的发生”；“做到严格的体育学科分类很难，尤其是每个学科学理性研究很可能会涉及很多学科知识……因此，学科之间的纠缠是不同程度的存在着……完全消除学科之间的交叉不现实，也不必要……自20世纪80年代，不少学者对学科分类进行了研究……如杨文轩提出的身体教育、健身休闲、运动竞技新的学科分类……其分法正确与否还难以确定，但也表现出对现有的体育学科全面归类和囊括的难度。”
“易文”对以上问题和体育学科分类所持的基本观点是：“一个学科能否兴旺和发展，是学问、学说、学派共同决定的……体育学如果没有建立起自己独特的学问、学说和学派并逐渐展开丰富的实践，就很难获取独立的学术地位和科学影响力，进行这样的学科划分也难以得到内外部的认同。”；“关于体育学科分类，有学者（杨文轩）指出：‘体育教育训练学’和‘民族传统体育学’的内容要重组，‘运动竞技学’、‘身体教育学’、‘健身休闲学’将作为体育学科体系的主体发展。不管这个观点是否正确，至少说明目前官方的学科分类并未得到认可……”
通过观点对比可以发现，“董文”一方面是在通过摘录“易文”的部分观点进行质疑和否定，另一方面却又在此基础上以杨文轩的学科分类为例提出了与“易文”雷同（重复）的观点和看法。逻辑混乱之处在于：体育学科归属与体育学科分类，外在标准与学科的内生发展，彼此之间的关系并未厘清，对事物的内外因与事物本身之间的总体影响关系也没有考虑，甚至对此存在误识：对“易文”中“体育界出现了能在4个二级学科发表学术论文的人”等观点往往采取片面、孤立的对待，进而导致的逻辑和观点缺陷是，“易文”在讨论体育学科外在掣肘的问题，“董文”在论述体育学科面临的内部瓶颈，而“董文”认为内部瓶颈很重要进而批判“易文”没有认识到内部瓶颈的重要性，事实上，“易文”已经强调并提及了。
不止于此，“董文”在学科分类体系的问题表达和体育学科未来发展方向上前后逻辑也存在矛盾：一方面对“体育学科分类标准继续调整的问题，持赞同的态度……”并引国家标准GB/T13745-92《学科分类与代码》为例说明学科交叉性或种属关系的混乱现象，提出“体育学科的二级学科分类需要做出新时期的调整”（重复“易文”的观点）；另一方面在后文第4部分又提出“当代的中国体育学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具有一定特色的中国体育学理论体系，此时，如果仍以学科体系的归属……为论证焦点，势必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中国体育学的发展……今天的中国体育学，应该强调问题关注的价值取向，这是世界体育学历时态转型的一种共时态压缩。”在此，“董文”不仅对历时形态的批评缺乏依据――没有指出有哪些研究是当下仍在围绕学科归属、基本构成、结构要素问题进行论证，而且对“易文”当中所具体论述的体育学科外部掣肘、内部瓶颈、自我困惑等问题之间的彼此联系没有给予充分理解。也正是这种缺乏依据的质疑和对已有研究的片面理解，使得“董文”作者在否定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所提出来的体育学科发展方向具有重复性、空想性。
2.2 关于国家课题申报“体育学”术语模糊与学科归属
对于国家课题申报“体育学”术语模糊，“易文”的观点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虽然用‘体育学’之名，但明确‘体育学指的是体育人文社会学’，实践中体育其它学科的学者，也获批承担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立项和评奖也同样面临上述问题，而事实上是体育科学无法整体上归入人文社会科学。”“董文”对此进行质疑：“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等项目申报中存在‘体育学’这一项目类别，但主要获批项目为‘体育人文社会学’，其它两个2级学科‘民族传统体育学’、‘体育教育训练学’等领域获批项目很少，由此得出是将‘体育学’与‘体育人文社会学’划了等号。”
通过对比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易文”观点很明确，是国家社科基金在立项时将“体育学”指称为“体育人文社会学”，但在实际中却出现了偏差――其它两个体育学二级学科的学者也得已获批国家社科项目。“董文”将其理解成：由于在国家社科项目申报中主要获批的是体育人文社会学，所以才得出将体育学与体育人文社会学划了等号。更甚者，“董文”针对“易文”进行反驳的观点令人不明所以：“对申报课题类型加以限制没有什么错误，只是侧重点不同，国家社科基金偏重人文社会学研究，自然科学基金偏重自然科学类研究，是正常的事情……”，但后文中提出的观点又与此不一致：“不管是什么研究方向，只要申报课题的性质属于其中的一种，选择合适的部门申报应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课题申报的类别差异，重要的是如何开拓更多的申报渠道推动体育学科的整体发展……”作者前后观点和认识的自相矛盾，凸显了立场的不够坚定。
2.3 关于体育学术期刊示范性与学科归属
“易文”中对体育学术期刊的观点是通过“反观其它学科，既有一级或二级学科的综合性学术刊物，也有众多单学科刊物，比如《会计研究》、《工业经济》……”来对比体育学术刊物：“在学术规范上，不少体育学术刊物时而追逐社会科学刊物评比体系，时而参照自然科学刊物评价标准，影响了刊物对学术研究规范的示范作用。”“董文”针对“易文”的“中国体育学术期刊时而追逐人文社科期刊评比体系，时而又转向自然科学期刊评价标准”观点进行质疑，认为：“这有失公允，因为，从世界范围来看，许多世界优秀期刊，如Nature和Science同样也是刊发多种学科的论文，甚至还有体育类，虽然一本期刊只集中一方面或多个方面的论文，但仍是在一个学科门类或一级学科下，体育学科同样也有类似的多重性。所以，将体育类期刊性质的偏好同体育学科归属不明归为因果关系有些牵强……”
这里，“董文”再一次误识了“易文”的观点：即“易文”对其它学科学术刊物创办的引述视野是在学科门类下的一级或二级学科，而“董文”所列举的否证例子，却以始终如一地报道和评论全球科技领域里最重要突破的集众多“学科门类”于一身的综合性杂志《Nature》和同样是非专注于特定领域的综合性刊物《Science》为例，与我国目前属于一级学科的体育学科等量齐观进行对比，在如此卯不对榫的论证逻辑的基础上，进而提出体育学期刊应该朝向多元化命名发展，这样的观点质疑和学术对话已然不在一个层面上。
2.4 关于研究生学位管理混乱与学科归属
“董文”对“易文”中关于研究生论文管理的观点进行质疑：“将这些现象归于学科归属不明并不成立，一是当前大多数院校仅是从体育学一级学科做了规定，并没有从所属二级学科进行考虑，加之招生量的扩大导致管理上的松懈；二是许多专业研究生受实验条件的限制，如体育教育训练学专业的学生，多数需要具备实验条件或高水平运动员作为研究对象，……运动人体科学领域的研究生更是如此了。但相对于人文社会学科就可能容易多了。”
“董文”或是对实行了近30年，在研究层面体育学是教育学门类的一级学科，下设4个二级学科国家分类办法的漠视，或是“当前仅是从体育学一级学科做了规定，并没有从所属二级学科进行考虑”的大多数院校没有按照国家规定进行招生，而事实上在国家研究生招生考试过程中都已经对各个专业进行了明确的区分和报考指向，这里只能说作者的观点是不顾事实的主观臆想；在论文评审存在的问题上，作者认为是招生量扩大所导致的管理松懈的问题，而非管理者无法划清体育学科界限，而这与作者上文中“体育学科二级学科种属关系错乱，急需调整”的观点自相矛盾。在研究生论文选题和撰写方面，作者似乎并没有认识到“易文”中对上海体育学院体育教育训练学所列举的典型实例，也没有思考运动人体科学专业在实验条件阙如的情况下却依旧在自身领域选题的原因，更甚者面对实验条件和研究对象上的难度――知难而退的学术态度不应该出现在学术研究上，因为国家培养研究生的目的是为国家未来储备具有勇于探索精神的科研人才。但“董文”在树立中国体育学科未来发展方向转变的认识中已经注意到：“目前中国体育学理论研究中，专题的实验性研究还比较少，尤其是解释性的实验研究更是不足……”令人费解的是为何有“学术质量的控制是问题的根本所在……无论学科专业如何划分，只有提升学术质量，才能促成专业化形成……”如此忽视事物内外因与事物之间的总体影响的看法。提升学术水平，提高体育学论文的质量的内因与学科分类、学位管理的外因之间的关系是互相影响的。孤立地批判外因的观点而对“易文”中内因问题的无视又重复提出内生发展的观点成为“董文”症结所在。
另外，“董文”在第1部分所做的总结性观点中仍然是重复甚至照搬“易文”的论述：“以美国为代表，其学科管理基本呈现松散性特点，全国学科和专业目录以CIP为指导，在16个学科大类中，体育学并未单列独立大类，而是分散到不同学科门类中发展……”对比“易文”：“美国的全国学科和专业目录CIP来指导，这一目录将全国绝大多数学科专业排列16个大类中……在美国的16个学科大类中，体育学没有单列一个大类”而且对“易文”中“当下，体育学科发展和建设的使命或许不在于成为独立的学科门类，而在于如何打牢学科根基、继承学术传统、培育学术特色、彰显学理价值等问题”的观点视而不见，仍在重复强调“相比体育学成立独立学科门类，更应该考虑的是体育学科的生命力――内在建设”，并认为“易文”没有强调学科的内在建设而对其进行质疑，而事实上“易文”已经明确强调了！
3 关于学科规模
体育学科规模的局限是带来自我困惑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体育学科规模层面，“易文”从多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体育相关本科专业涉及的学科门类，近几年逐渐增加……与此同时，全国设置体育学科和专业点的院校也不断增加……”“然而这些不断增长的数字并没有改变体育学科整体规模有限的格局。如原直属国家体委的6所体育院校的体育学本科专业数占专业总数的40%左右，硕士点在50%上下，形成了传统与新兴学科并存的局面。然而，以传统学科为主的格局在体育院校中并没有改变。以全国规模最大的体育院校武汉体育学院为例……”
“董文”对“易文”的观点不以为意，“从这些原因来看，并不能完全说明体育学科规模不足，虽然与艺术学开设的专业数量对比中，体育学处于弱势，但近些年体育相关本科专业是逐步增加的……且数量的多少不是衡量学科发展规模的唯一指标。”“另外，传统学科与新兴学科并存的问题也并不矛盾，传统体育学科只要社会需要，就应继续存在，两者并存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更可能是一种历时态表现……不一定是规模导致的。”
通过对比可见，“董文”并没有理解传统学科与新兴学科并存，同体育学科规模之间的关系，甚至还将其误认为新兴学科的发展会使两者之间产生矛盾，即两者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事实上，体育学科发展之所以偏小，跟体育新兴学科发展萎靡有密切关系，背后的原因是体育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融合不够，存在着学科嫁接、交叉、交融本身的一些要求难以满足等问题。
“董文”还提出质疑：“学科交融与互动的不足更倾向于学科规模发展初期的一种表征……”之后又在相关的论述和分析上“离题”地转向了体育学科是与其他学科的交融与互动：“至少在当下的中国体育学科，这种交融与互动是非常明显的。学科交融与互动不是体育学科发展的专利，体育学科知识也正是在学科交融中发展的，如体育经济学、运动人体科学……”随后又转回来重复“易文”的观点：“体育学科在与其他学科联姻与嫁接中走向制度化、系统化，只是这种互动的深度还不够紧密，这种深度需要学科内部知识建构。”最后得出了结论自然也是自相矛盾的。“董文”总是一方面在质疑“易文”的观点，之后的论证要么是讨论跟主题无关的，要么就是重复论述“易文”中的观点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例如，在第2部分最后的总结性论述中所引证的中国体育专业院校数量与其它国家相比较，以及世界上体育学科设置的相关论证都是在重复“易文”已经论述过的内容[7-8]。
4 关于学科规制
体育学科规制是指凌驾于体育学科之上的学科或类学科管理制度。“易文”分别从体育学名称、体育学术刊物、研究生管理、体育人文社会学管理4个方面，对目前体育学科在规制上的问题进行了论述。
“董文”对“易文”观点进行质疑：“当前体育学科的发展恰恰与规制无关，表现在体育学外在的标准都已具备，理由是在国家学科分类体系中具有明确地位、有独立的学术组织；在体育院校开设体育课；人才培养有自己的专业方向；有自己的学术期刊。”“董文”列举这些外在标准佐证学科发展与规制无关令人有些不明所以，按照笔者的理解，“易文”似乎不知道体育学科有这些外在的标准吗？假如不知道这些外在标准，“易文”又如何在这些标准上指出体育学科的问题？或者说，有了这些外在标准，体育学科在规制上就一马平川没有问题了吗？“董文”进而又给出了问题的所在：“问题出在学科的内在标准上，缺乏扎实的理论体系和科学依据，没有自身独特的知识体系。因此，虽然体育学科规模是否有限还难以确定，但至少体育学科规制应该是相对独立的。”在这里，又充分体现出“董文”没有将导致体育学科问题的内外因与事物之间总体的影响关系进行考虑，对“易文”从“体育学科学问、学说、学派缺失”3个方面大篇幅论述体育学内部瓶颈也是视而不见。另外，“董文”对学科规制的内涵也没有充分理解，仅仅将规制理解成是一种自在的规定和制度，对人之于制度的主体性作用缺乏自觉性的认识。
另外，“董文”对国家各类课题立项或评奖中的“体育学”名称混乱现象的观点也值得商榷：“无论‘体育学’作为一级还是二级学科来对待，国家各类课题立项均会有所侧重，如果一定要在国家立项中明确‘体育学’的具体释义……那么与其他诸多一级学科申报相比，最终必然导致体育学科发展狭小……”显然“董文”作者并没有理解“易文”所提出的“体育学”释义问题。我们可以试想，如果不在国家立项中明确“体育学”的释义，一些难以比较的学科之间进行评奖和立项有合理性吗？概念混乱所导致的立项规制松散、评奖不尽合理等如此不良现象难道不需要改善吗？严格按照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对体育学科进行课题规制、同领域的学科之间进行评优评奖，做到学科规制有序难道会导致发展局限和狭小吗？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董文”在学术期刊命名上以“世界上各种优秀期刊也表现出多元化命名特点”（“董文”在上文列举《Nature》和《Science》两本综合性刊物作为论据笔者已对其进行批驳，此不赘言）为例不仅缺乏论据，而且对体育人文社会学在管理上所存在的问题及见解还存在以下问题：一是“体育院校不能代表整个中国体育学科发展”误识了“易文”中“多数体育院校不可能涵盖所有人文社会学科的人才队伍、教研机构……”的观点；二是“体育院校的学科门类有限，导致了体育院校在发展中规模受限，发展难度很大”不仅与“学科规模是否有限难以界定”自相矛盾，而且“中国各类高校体育专业发展情况正突飞猛进，更加具备学科发展的实力”的观点也不符合实际。事实上，“易文”中以事实为依据已明确说明“非体育和师范院校体育学科专业呈现强劲增长态势……但总体上说，除少数综合性大学成效较好外，多数院校的体育学科建设主体仍是公共体育教学部。”笔者认为，体育学科教研人员的这种先天不足和学科发展的自我封闭导致“多数体育相关专业的新兴学科惨淡经营，有些甚至半途而废，具有典型代表的是北京师范大学的体育经济和吉林大学的体育新闻专业。”这也是体育学科规模虽然在数量上呈现增长态势，但规模仍然有限的一个内在原因。
5 中国体育学科的发展理路和未来方向
5.1 厘清外在标准与内生发展的关系
体育学科虽然在外在标准和形式上已形成自己独立的体系，但是我们仍然要认清因体育研究的轻浮表浅导致学科空心化[1]、借壳换名、脱离实际等弊端的存在。特别是在体育学科飞速发展，体育人文社会学之下的多数子学科是借哲学、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众多人文社会学科之壳换名的做法和外在繁荣的虚幻性，更彰显了学科体系研究和建设的必要性[9]，对体育学科进行历时形态的批判和反思，既符合学科发展的时代性，也遵循了学科建设的基本规律。
体育学在内生发展中对实践问题的关注，与学科归属、体系构建等外在标准之间不应也无法完全孤立起来进行纯对象性的问题归纳，因为彼此是一种相辅相成、内因与外因同体育学科整体发展的问题间影响关系。“董文”也在文中承认“中国体育学在学科内容上不能局限于单一问题的单一性解决”，然而在论证方面，“董文”又常常是矛盾的：“从学科内容来看，以学科归属和体系建构为突出特点的时期已经弱化……未来走向应更强调问题关注、问题间的关系研究……要突出关系性或解释性的价值研究这是对世界体育学历时形态转型的一种共时态压缩。”试想：没有对学科分类、学位管理混乱问题的关注，没有对学科内部学问、学说、学派问题的考察，何以得出体育学科归属不明、学科规模有限、规制松散的结论？我们没有对体育学科发展中历时形态问题的总结，不知过去何以指明学科未来发展的应然走向？又如何应对学科快速发展变化的格局？
从问题出发，考虑问题之间的关系研究，不仅仅是体育学科也是众多学科应该坚持的方法论。问题在于历时形态的问题就不是问题了吗？“董文”对体育学科问题关注的观点是：“不同历史时期应该有所侧重……今天的中国体育学科，问题关注和问题关系的关注是必须面对的两种共时态表征。”这种空泛地对问题关注的描述是否意味着中国体育学科在过了这个共时态时期以后就不需要关注问题研究了？
研究认为作为体育学科内生发展问题关注与体育学科外在标准的研究不应有主次之分。处于相对弱势的体育学科的进步，需要仰仗对其他强势学科（传统学科）的高度借鉴，这是学术发展的一般认知[10]。当然，体育学科的成熟并得到学界和社会各界的认同离不开自身理论体系的建构和完善，尽快摆脱对母学科的依附。出路之一是要打破体育圈子内无意识的固步自封的局面，积极、主动、自觉地发挥学科自身综合性的特点与其他学科（传统学科）进行融合，这种融合不仅要凸显传统强势学科对弱势学科扶持作用，积极引进并介入非体育学术背景人才，同时还要努力走出去，使体育学科能够对其它学科领域有所贡献。简而言之，体育学的内生发展需要在不断开放的过程中积极创新，而这种创新不仅需要学术思想上的理论创新，同时也需要在具体的管理实践中发挥体育人的主体能动性，依靠科学、技术理性、人本主义精神规范体育学科的健康发展。
5.2 多元的方法与理论建构
相对独立的研究范式和理论体系应是体育学科在发展和建设中的长期追求。根据库恩范式理论：“当某个科学共同体开始遵循某个单一的范式（paradigm）之后，那种在一门科学形成之前的混乱和多样化的活动，最终会转变为有组织和有定向的活动。”[11]133关于范式（在广义被称之为学科基质，disciplinary matrix）虽然难以精确定义，但是可以从有关范式的解释和描述中去理解范式的基本内涵：“有陈述明确的基础定律和理论假设；范式包括把那些基础定律应用于各种类型的情况的标准方法；还包括使范式定律对现实世界产生作用所必需的仪器制造和使用技术；范式的另外一部分，由一些非常普遍的形而上学原则构成，这些原则将对在范式框架内所进行的工作提供指导”[11]135。研究范式可以为其所支配的科学中的合理工作确立一些标准，这无疑有助于学科的规范发展。而在库恩看来一门学科研究范式的更替与嬗变是革命性的，这里所说的革命包括摒弃一种理论结构，并用另一种不相容的理论结构取代它，同时还强调科学共同体的社会学特征所引起的重要作用。那么，按照库恩的范式理论，从一门学科的研究范式更替和嬗变的角度，则意味着一种新范式对旧范式的取代和突破。就我国体育学科整体（单一）的研究范式而言（由体育学科的理论体系决定），目前尚未得到学界公认，至多停留在一些相对宏观的合理研究的标准以及方法论的基本原则上。研究认为体育学科本身文理融通的学科属性，结合我国体育学科目前的发展现状，要探究体育学科的具体研究范式则需落实到某个子学科或研究方向上。基于以上认识，“董文”似乎并没有理解研究范式的真义――把一些具体的“描述研究、实证研究及解释性研究”研究方法，等同于是整个体育学科的研究范式所要面临的历史选择。不止于此，在一种研究范式取代另一种研究范式中，也并未给出合理的理由，而这却是库恩范式所着力强调的：“当一个范式受到某个竞争对手威胁时，就必须努力清楚地说明一个范式中所包含的普遍定律以及形而上学原则和方法论原则，以便保护他们免受有威胁的新范式中的那些替代者的伤害。”[11]138
我们虽然面临着体育学科研究范式无法回答的尴尬，但在研究方法上可以确定的是体育学科的未来走向将由单一的方法趋向多元和混合的方法[12]。人体运动的复杂性、现代社会的异质性，决定了体育学既需要自然科学的实验研究，也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的实证、定量和定性（个案）研究。体育学科目前所面临的研究方法上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忽视对方法论的关注。方法论体现的是研究者的理论立场、关注的问题，和相关研究的比较。例如，描述性研究就一定不可取吗？什么样的描述研究我们可以提倡（库恩对科学的描述性说明是由某种理论构成的――可以提倡）？什么样的描述研究我们应该摒弃（对科学的描述仅仅在于描述科学理论或科学范式以及科学家的活动――应该摒弃）？以体育人类学为例，由于对人类学发展历程中文化人类学相关理论的忽视，导致很多研究者对研究个案只注重简单的身体测量，仅止于人体运动现象的简单描述。体育人类学固然要实证，应用需求迫切，其脚踏实地的田野调查尤其值得提倡，但体育人类学研究对于学科发展的贡献不可以忽略学科的理论建构和理论指导。恰恰相反，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个案的整理和挖掘需要研究者始终具有“如何走出个案”[13]的方法论抱负，通过理论建构（形成体育学自己的理论）或者理论重构（与其他理论进行对比）来发展自己的理论，来指导自己的实践，甚至在与其它学科理论的对话中做出自己的贡献。近几年来，以胡小明教授为代表的体育人类学研究团队正在试图做出这样的贡献，至少正在建立属于体育人类学独有的研究方法及范式。由研究方法由单一走向多元，注重体育学科自身理论建构、重构和发展将是体育学科未来走向。
理论是科学的最高殿堂，是否具有一定数量的独有理论，是学科发展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按照这样的学科规范和要求，我国体育学科还远没有达成这样的水准，即使“外在的标准已形成”也只是形式上的――徒有其表而无其实。之所以没有达成这样的水准，一部分是跟体育学科分类混乱、学科归属不明的外部原因有关；另一部分是由于体育学科学问、学说、学派缺失的内部瓶颈所致；同时也跟规模、规制的局限所带来的自我封闭密不可分。体育学科目前面临的问题是复杂的，试图通过孤立地看待体育学科的发展问题，只看到部分而置体育学科的整体于不顾，所得出的结论也是片面、轻浮和虚假的。体育学科未来的方向，需要正确认识目前所面临的外在标准与内生发展的问题，遵循和借鉴体育学科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国际经验，通过多元的研究方法和自身理论体系的建构来发挥学术研究的引领作用，力争在完善自身理论体系的同时对其他学科领域有所贡献。
参考文献：
[1] 胡小明. 体育人类学与学科建设[J]. 体育学刊，2013，20（4）：1-4.
[2] 易剑东. 对中国体育学科发展中两个问题的审视[J]. 体育学刊，2013，20（4）：5-7.
[3] 体育学何以不能升为学科门类――体育在线学术论坛摘登[J]. 体育学刊，2013，20（4）：8-13.
[4] 董德龙，刘文明，SEAMUS Keppy. 归属、规模、规制：对中国体育学科发展的认识――一种学科方向探究[J]. 体育科学，2015，35（3）：83-89.
[5] 胡春雷. 关于我国体育学科定位问题的思考[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0，36（3）：6-9.
[6] 杨文轩. 体育学科体系重新建构刍议[J].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09，24（4）：277-280.
[7] 易剑东，熊学敏. 当前我国体育学科发展的问题[J]. 体育学刊，2014，21（1）：1-10.
[8] 易剑东，詹新寰，舒竞. 当前中国体育学科发展的出路[J]. 体育学刊，2014，21（2）：1-11.
[9] 鲁长芬. 我国体育学科体系研究的必要性及策略[J].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08，32（2）：6-10.
[10] 路云亭. 体育的贫困――关于体育学的成长性问题[J]. 体育与科学，2013，34（6）：28-31.
[11] A F查尔默斯. 科学究竟是什么[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