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的财政政策措施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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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积极的财政政策措施范文

就我地区从近年来对涉农资金审计情况来看，各级财政为解决“三农”问题所安排的大量投入，对促进农村改革和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在财政支农资金预算安排、审批拨付、使用等方面，还存在一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相应的配套资金难以到位。现阶段，上级各部门掌握的专项资金，大多要求下级财政和基层按规定比例提供配套资金，否则，上级专款便不予下拨。然而，这一旨在调动地方各级积极性、整合财力搞建设、促发展的良好初衷和举措，在实际运行中并未收到效果。众所周知，目前除了经济发达地区外，不少县市尽管财政收入数字可观，但水分过重，可用财力十分有限，乡镇村在农村税费改革以后，新的财源尚处于培育阶段。在这种情况下，要求逐级逐项提供足额的配套并搞“一刀切”，着实很让基层为难，极易导致产生“下级糊弄上级，一级糊弄一级”的负面效应。审计发现，为获取专项资金搞假配套，已成为不少地方的惯用手段。(2)报付的资金使用不合理。专款不专用或不能完全专用，是各地不同程度存在的一个带共性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地方财力不足，争取项目多，配套资金不到位，因而出现“拆东墙补西墙”，把不同类项资金打捆使用，甚至截流、挤占、挪用等问题；另一方面，也与上级部门安排的项目与各地经济发展进程实际需要不完全对应有关。有的地方因急需解决的问题找不到与之对应的项目资金，便立假项取资金。此外，对有些专项资金的使用范围作过于机械的硬性规定，也便专款专用的严肃性大打折扣。(3)国家的专项资金申请难度大。据反映，国家财政支农资金，除了中央统一安排的大型建设和政策性专项资金能公开运行，并能保证直拨直达外，大量由部门掌握的各类专项资金几乎不能对外公开，有哪些项目，有多少资金，如何申报立项，基层很难获知信息和了解情况，并且这一部分资金有的不是通过预算安排下拨，而是靠各地去争取。由于“类归争取，部门掌管，封闭运行”，有些专项资金找不到投向，大量滞留财政账户，不能发挥当期效益；同时也加大了基层向上争取资金的盲目性、欲望和成本，扰乱了专项资金的审批拨付秩序。不少地方把向上争取资金作为招商引资的主攻目标，公开提出“跑部钱进”的口号，甚至内定奖励政策，鼓励干部拉关系、找门路，攀高亲、引巨资。据网上透露，有的地方争取资金的成本竟高达四至五成。

鉴于以上问题的存在，如何提高财政支农资金的运行质量和效率，应考虑采取以下对策和措施。

1　变向上争取为预算下拨

财政支农资金的公共性、无偿性，决定了其分配、拨付应当具有很强的计划性、严肃性，而不应取决于各地的争取程度。因此，必须变基层向上争取资金为各级通过预算安排下拨。在预算安排上，政府及各职能部门要采取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上下结合的方法，确定项目计划和编制预算方案。特别是要预先搞好调查研究和可行性论证，并应下发有关申报立项的指导性文件，让基层了解国家财政支农资金安排的宏观走向和具体政策，以利结合本地实际选择和申报项目。要改变财政支农资金预算安排过粗的问题除了应对不确定性(应急救灾等)事项所预留的资金外，其他各类支农资金的预算方案应分解到单位、项目。在资金拨付上，要严格按照预算安排制定拨款计划，公开拨款时间表，实行到时即拨制度，以防止部门弄权，中间梗阻，杜绝基层向上跑要资金现象，降低各类专项资金运行成本。

2　变逐级配套为分级负责

现行财政支农项目逐项逐级资金配套模式，即不能有效保证配套资金到位，对不便明晰项目建设投入主体，故应予以取消，而行分级负责。所谓分级负责，就是在科学合理划分财政支农资金类项的基础上，分级确定各自为主负责的类项。中央、省级财政重点负责带全局性、区域性重大涉农类项，并把所需资金全额纳入本级财政预算安排；县及县以下重点负责除了上级已做安排外的本地急需解决的重要涉农类项，并把所需资金全额纳入本级财政预算。实行分级负责的好处是：即有利于中央集中财力解决影响农村改革发展中带全局性的问题，又有利于各地结合实际情况解决本地急需解决的突出问题；既有利于强化责任，又有利于各级支农资金的直拨直达。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取消配套资金并不意味着项目配套也取消，对有些类项，特别是涉及农村、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如果国家承建的是主体工程，即么基层就应承建配套工程。同时还要明确，取消资金配套也无须一刀切，对有些地方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仍可继续实行资金配套办法，以利于国家财政支农资金能够更多地向西部地区倾斜。

3　变分散资金为整合使用

应该看到，现阶段农村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而各级政府每年能拿出的财政支农资金，不可能不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所以，在财政支农项目安排和资金投入上，只有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才能突出重点，集中财力办大事、办难事、办好事。目前，财政支农项目过多，资金过于分散，极易导致低标准建设、重复投入，不少地方是专项资金年年抹，道路年年修年年补，渠道年年修年年漏。要走出这种低效益循环，惟有整合使用财政支农资金。要根据新农村建设的长远规划和阶段性目标，按照国家宏观政策走向，突出带前瞻性、全局性和不同区域、不同产业的发展重点，合理安排支农项目，切忌面面俱到。要打破财政支农资金按行政区划、产业或部门均衡分配的格局，适当拉开和用好时间差，优化资金配置，保证重点投入，切忌撒胡椒面。我国电力农网改造和农村税费改革，是国家集中财力解决农村突出问题的成功范例。今后各级尤其是中央、省级财政支农资金的安排使用，应更多的采取这种”选准项目、足额投入、一次性到位”的做法，力求每年解决一至两个事关农村改革全局的重点问题。

第2篇：积极的财政政策措施范文

关键词:行政自由裁量权;滥用;对策措施

一、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概念

按具体行政行为受法律拘束的程度,可以将其分为羁束性行政行为和自由裁量性行政行为。其中法律赋予行政机关在自由裁量行为中有一种特殊的权利,谓之为自由裁量权。所以简单地说,行政自由裁量权就是法律法规赋予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活动中依据立法目的和公正合理的原则,根据具体情况自行判断行为并自行决定实施其行为或不作为以及如何作为的权力,是行政机关常用的一种权力。它有如下二个特征:

1、行政自由裁量权相对于一般法定行政权来说,是一种“自由”的权力,灵活性大。行政机关享有自行判断、自行选择和自行决定是否作出某种行为,在何时何地行为,怎样行为的广泛自由。

2、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自由不是绝对的。它具有行政权的国家意志性、法律性的一般特点,有其标准和目标,受合法性的限制。自由裁量是在法律法规规定的一定范围内的自由裁量,而不是完全没有范围没有边际的裁量,与毫无准则限制完全不同。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现代行政的必然要求。首先,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是提高行政效率之必要。针对纷繁复杂、发展变化的各种社会现象,为使行政机关能够审时度势,对各种特殊、具体的社会问题能够灵活果断地处理和解决,在适用的方式、方法等方面应有一定的自由选择的余地。为此,我国的法律法规赋予行政机关在法定范围内行使自由裁量权,以增强行政的能动性,提高行政效率。其次,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是法律调整各种社会关系之需要。面对复杂的社会关系,法律法规不能概括完美,作出非常细致的规定。因此,从立法技术上看,有限的法律只能作出一些较原则、富有弹性的规定,作出可供选择的措施和上下活动的幅度,促使行政机关灵活机动地因人因事作出有效的行政管理。 同时,行政自由裁量权也是一把双刃剑,在缺乏程序约束及必要有效监督的情形下又极易被滥用,对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侵害。

二、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表现

1、裁量行为畸轻畸重

所谓畸轻畸重是指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和幅度内选择明显有失公正的措施。我国很多的法律法规中都授权行政机关在法定的范围、幅度内有自由选择的方式。行政机关的处罚措施应公平地施加于相对人,才能使自由裁量行为与相对人的具体情况形成一定的比例,做到标准基本统一、合理公正。否则,就会出现行政机关的具体措施与相对人的具体情况间的畸轻畸重,造成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2、对法律法规作扩大或缩小的解释

在有些法律法规中,立法弹性较大,意味着行政机关适用时有一定选择和解释的自由。行政机关在选择和解释这些弹性规定时,必须根据法律法规的立法精神和目的,遵循惯例和先例,使之成为有一定标准和原则的规则。只有这样,社会才能稳定正常,行政相对人对行政机关活动的预测才会有一定的标准或参照系数。否则,就会形成行政机关对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3、自由裁量行为前后不一致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基于法律的规定和立法目的的要求,为使社会生活形成一种比较稳定的秩序, 在具体行政行为中采取措施时, 同样的措施应针对事实、情节、后果相类似的行为,使行政相对人能够预测自己的行为结果。但由于一些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作出选择和决定时从本单位、本地区的利益出发以及考虑到某个人的政治、经济等社会背景,对同样的事情或行为处理起来区别对待,前后不一致。

4、拒绝或者拖延履行职责

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中,对履行法定职责有时限要求的有两类:一是行政许可行为:二是行政保护行为。对于这两类行为中,法律法规的时限规定,有的明确,有的含糊,但无论哪种情况,行政主体于何时履行法定职责都有自由裁量的权利。根据行政管理的效率原则,行政主体应及时行使行政权,履行法定职责。但在实践中,违反效率原则或者出于某种不廉洁动机,拖延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大有其在。这种行为也是对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三、解决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对策和措施

1、完善程序立法,建立公开、公平、统一的行政程序,促进行政行为程序化。

首先应确立程序的公开和公平原则,通过立法确定规范的程序,对行政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的依据、资讯、条件、过程、决定意向、结果予以公开,对涉及相对人利益较大的及与公共利益关系密切的或过于集中的权力领域予以公开,使权力行使为公众所瞩目;赋予行政行为双方相应公平的程序权利。要处理好法律条文的“弹性”和执法的“可操作性”的关系,尽量做到明确、具体,减少“弹性”,尤其是对涉及到公民合法权益的条款,更应如此。

2、建立完善行政监督机制。监督主体不仅有党、国家机关(包括立法机关、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还有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基层群众组织和公民。对已有的法定监督方式还应当根据形势的需要,继续补充、完善;对没有法定监督方式的,要通过立法或制定规章,以保证卓有成效的监督。同时,要有对滥用职权的人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还要有对监督有功人员的奖励和保护。“行政三分制”中的监督,也属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更多体现在事后的监督。在现行的行政监督体制中,行政监督权被虚化已十分明显,如行政机关擅自设定行政程序、不作为等,相对人通过行政机关的监督部门申诉效果并不理想;再如每个行政机关都有错案追究制,真正执行错案追究的没几例。行政机关的自我监督,总有自己监督自己之嫌,在民众中缺乏权威性。因此,增强行政监督的可操作性,实行严格的执行责任,树立监督的权威性,对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泛滥,防止执行权的膨胀至关重要,可以说是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

3、加强行政执法队伍建设,提高执法水平。现在行政执法人员素质不高是个较普遍的问题,这与我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很不适应,有些行政执法人员有“占据一方,唯我独尊”的思想。为此,一方面要加紧通过各种渠道培训行政执法人员,另一方面对那些不再适宜从事行政执法活动的人坚决调出,使得行政执法队伍廉正而富有效率。

4、全面纳入司法审查。现行审判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审查只限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司法审查力度不够。应把行政自由裁量权全面纳入司法审查,一则可以增强司法监督的力度,二则避免自己监督自己之嫌。

5、建立行政严格责任追究制度。对于那些滥用自由裁量权的行政权行使主体,才用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使其不敢或者迫于畏惧而不敢滥用自由裁量。“离开了责任行政的原则,合法性原则、合理性原则将失去存在的基础,也失支了判断合法、合理的意义”,通过对行政机关和行政人员双方的责任追究,形成既定的成文规则,从而促进其更好地用好权力。它的形式可以是首长负责制、公务员的执法责任制等。

第3篇：积极的财政政策措施范文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运用也就是膨胀性、紧缩性和中性三种类型政策的不同组合。现在我们从松紧搭配出发来分析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不同组合效应。

(一)松的财政政策和松的货币政策，即“双松”政策

松的财政政策是指通过减少税收和扩大政府支出规模来增加社会的总需求。松的货币政策是指通过降低法定准备金率、降低利息率而扩大信贷支出的规模，增加货币的供给。显然，“双松”政策的结果，必然使社会的总需求扩大。在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生产能力和生产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的情况下，利用这种政策配合，可以刺激经济的增长，扩大就业，但却会带来通货膨胀的风险。

(二)紧的财政政策与紧的货币政策，即“双紧”政策

紧的财政政策是指通过增加税收、削减政府支出规模等，来限制消费与投资，抑制社会的总需求;紧的货币政策是指通过提高法定准备率、提高利率来压缩支出的规模，减少货币的供给。这种政策组合可以有效地制止需求膨胀与通货膨胀，但可能会带来经济停滞的后果。

(三)紧的财政政策和松的货币政策

紧的财政政策可以抑制社会总需求，防止经济过旺和制止通货膨胀;松的货币政策在于保持经济的适度增长。因此，这种政策组合的效应就是在控制通货膨胀的同时，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但货币政策过松，也难以制止通货膨胀。

(四)松的财政政策和紧的货币政策

松的财政政策在于刺激需求，对克服经济萧条较为有效;紧的货币政策可以避免过高的通货膨胀率。因此，这种政策组合的效应是在保持经济适度增长的同时尽可能地避免通货膨胀。但长期运用这种政策组合，会积累起大量的财政赤字。

从以上几种政策组合可以看到，所谓松与紧，实际上是财政与信贷在资金供应上的松与紧，也就是银根的松与紧。凡是使银根松动的措施，如减税、增加财政支出、降低准备金宰与利息率、扩大信贷支出等，都属于“松”的政策措施;凡是抽紧银根的措施，如增税、减少财政支出、提高准备金率与利息率、压缩信贷支出等，都属于“紧”的政策措施。至于到底采取哪一种松紧搭配政策，则取决于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及其所要达到的政策目标。一般说,如果社会总需求明显小于总供给，就应采取松的政策措施，以扩大社会的总需求;而如果社会总需求明显大于总供给，就应采取紧的政策措施，以抑制社会总需求的增长。

到这里，我们的分析主要还是把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调节效应放在对社会总需求的影响上，实际上，不管是松的政策措施还是紧的政策措施，在调节需求的同时也在调节供给。同样的道理，在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情况下，既可用紧的政策措施来抑制需求的增长，也可用松的政策措施来促进供给的增长。因此紧的政策措施和松的政策措施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补充的。如果从结构方面看，问题就更清楚。在总需求与总供给基本平衡的情况下，也会有一些部门的产品供大于求，另一些部门的产品供小于求;在总需求与总供给不平衡的情况下，同样也会出现有的部门的产品供大于求，有的部门的产品供小于求。这样单纯地采取紧的或松的政策调节，都不可能使部门之间保持平衡。因此，还要从结构失衡的具体情况出发，采取或紧或松的政策措施加以调节。由此可见，当我们运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来实现宏观经济的调控目标时，不能只看到需求的一面，还要兼顾供给的一面。当然也要看到，采取紧的政策措施在压缩需求方面可以迅速奏效，而采取松的政策措施在增加供给方面往往要经历一个过程才能见效。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与配合

【摘 要】作为国家调控宏观经济的重要工具，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得好坏直接影响经济运行。不同的经济形势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相应的搭配模式。一般在不同时期中央政府会对既定的政策模式下的政策手段、政策侧重点给予调整，即纵向协调;在某一时期的政策配合模式下，政府不仅要调整政策本身，也要注重政策配合系统的整体优化，即横向协调。

【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一、文献回顾

在调节范围、调节手段、调节的侧重点以及作用机理等方面的不同决定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必须紧密结合，扬长补短(贾中慧，2009)。我国加入WTO后，加大了与世界市场的关联度和互动性，不仅要防患外部经济的冲击，也要重视本国经济政策对国际社会的影响;随着财政体制和金融体制的进一步深化改革，这将促进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更好地协调配合，但是会暂时出现的脱节现象，这就需要加强两大政策的配合(贾康，2009)。在两大政策配合模式的选择上，大多数研究都赞同“财政政策调结构、货币政策控总量”的观点，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选择相应的政策组合方式，即对“双紧”、“双松”、“松紧”和“中性”四种模式的选择(任碧云，2009)。毕海霞(2006)分析了过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的基本轨迹，发现两大政策在配合日臻完善的同时，缺乏更深层级的配合，包括调节分工不明确、配合效果不明显等。影响政策配合效果的因素有很多，主要有技术因素和非技术因素两方面，前者是指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手段和工具紧密联系的因素，后者主要指政策实施的宏微观环境和政策执行能力等。技术因素由于其对政策配合效果影响的直接性而更为重要(任碧云，2009)。对于两大政策自身的完善，要侧重两大政策的手段和工具的运用(王国林，2004)，同时注重政策配合环境的建设，主要是相关财政和金融制度的建设，健全货币市场，从而提高政策实施主体和执行主体的执行能力(贾康，2009)。

在文献梳理过程中，笔者发现在研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模式上，只是简单地描述IS-LM模型，并没有突出“协调”，而且单纯地从目标与现实的不合，理论性地评价政策配合的效果。笔者认为这种评价方法缺乏科学性，并没有真正发现两大政策的不协调之处，因此政策建议也缺乏针对性。在一定的经济时期，要优化两大政策的协调配合，最为关键的问题是通过某种更有说服力的方法寻找两者之间配合的不足以及影响政策配合的不利因素。本文首先对协调和配合进行重新界定，并尝试将协调分为纵向与横向两个方面，通过1997年和2008年两次金融危机的纵向对比，探讨两次危机时的政策配合的差异，并分析2008年应对金融危机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试图寻找现实中两大政策的配合与协调。

二、政策协调――以两次金融危机为例

1.概念的界定

在《辞海》中，配合是指通过各方面分工合作来完成共同的任务，协调不仅需要配合，而且需要配合得当。二者的最本质区别在于，前者并不能反映分工合作的效果，而后者包括前者，它既可以指事物间关系的理想状态，也可以指实现这种理想状态的过程，强调“理想”。那么政策协调就是指，在既定政策配合下，针对分工合作中出现的与任务目标相悖的问题进行政策手段的调整，以达到政策配合的最优化。因此，我们研究的重点应该是如何协调，而不是配合。本文将协调分类为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前者是指不同时期相似经济环境中，相同的政策配合框架下政策目标、政策有无调整;后者则指在某一的经济环境下，由于经济形势的“左”(与政策调控方向相反)变化或者政策效果与目标相悖时，既定的政策配合模式下会出现某些政策手段的调整。

2.纵向协调――两次经济危机

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和本次金融危机是近年来两次主要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其根源是相同的，过度金融创新而忽视了安全性，国内经济泡沫破灭。尽管二者在影响力度等方面有所差异，然而都暴露了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金融市场不完善等问题。造成的消极影响广泛，主要表现为出口贸易大幅下降、利用外资情势恶化、内需不足、经济增长放缓。

1998年，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我国采取了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偏松)的配合模式。积极的财政政策包括增发长期建设国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增加财政支出，主要是购买支出和转移性支出;鼓励投资消费，刺激出口的税收政策;调整收入分配政策等。稳健的货币政策涉及存贷款利率、准备金利率的调整，以扩大社会总需求。再看2008年，政策配合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方面，增加财政支出，税制改革等。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多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利率，加强窗口指导和政策引导，着力优化信贷结构。

与前次金融风暴不同的是，面临本次经济危机，在财政政策方面，我国政府要求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将支出重点倾斜于民生建设、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以及中小企业;税制不再是小修小补的改良，而是变动了增值税这一主体税种，即真正意义上的税制改革。总的来说，财政政策特别着力于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保障民生，促进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货币政策方面，由于2008年经济危机影响更大，下调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的频率和力度都明显增加，为了吸引投资，优化投资结构，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重点工程建设、中小企业、“三农”、灾后重建、助学、就业等的信贷支持，加大对技术改造、兼并重组、过剩产能转移、节能减排、发展循环经济的信贷支持，优化信贷结构。这不再是只关注货币政策调节总量的一个转变，而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调节经济结构。

通过对比，我们得出两个结论：第一，虽然1997年金融风暴后实施的经济政策，其目标也是扩大内需、优化结构、刺激消费、投资和出口，但是政策配合中，刺激居民消费的财税力度不大，且消费人群更关注城市居民民，尽管在增加政府支出也包括对低收入人群消费的转移性支出，但是政府支出的重点仍然是基础设施建设，相对忽略了乡村居民的消费培养;虽然政府已经意识到了拉动经济增长三大马车的结构不协调问题，但是政策仍然缺乏向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倾斜。事实也证明，前一次经济危机暴露的问题，接下来的这一场经济危机中依然存在。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有效需求不足、中小企业应对风险的能力较低等。因此，1997年金融风暴后政策配合模式选择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在手段、调节对象等方面需要改进。第二，2008年经济危机中的经济政策不仅刺激投资，更关注内需的扩大，不仅要出口数据上升，更重要的是出口产品竞争力的提升，如利用出口退税政策限制“三低一高”产品的出口;不再将收入分配的重点置于城镇居民，对低收入者和农民给予充分关注。这种政策配合模式中手段和侧重点的转变和调整表明我国进行了政策配合中的纵向协调――不同时期相似经济形势下的政策协调，以期更好地解决经济问题。

3.横向协调――2008年经济危机

如上所说，2008年经济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是深刻的。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失业增加;出口下降，首次贸易逆差，出口企业大量倒闭;消费、投资结构不合理的矛盾凸显;外商直接投资减少;外汇储备风险增加;证券市场受挫等。面对如此恶劣的经济形势，中央政府果断实施了“双松”的政策配合模式，强劲的政策力度使得我国整体经济复苏速度较快。当然，其成绩是值得我们肯定的，但是配合模式是否“天衣无缝”?

首先看一组宏观经济数据。到2010年5月份，CPI为3.1%，首次超过3%的调控目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继续维持高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25.9%，比预测高0.2个百分点;5月份出口增速达48.5%，大幅超预期。再看2010年以来中央银行调控准备金的频率：2010年1月18日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2010年2月25日，国内存款准备金率上调至16.5%(上调0.5%);2010年5月10日，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暂不上调。

毋庸置疑，至2009年上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组合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出口逐渐回升、居民消费持续上涨、整体经济回暖。但是进入2009年下半年，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货币供应量和银行信贷出现了跳跃式增长。货币和信贷的高速增长为保证经济平稳快速增长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但是也带来了通货膨胀预期上升、资产市场泡沫加速膨胀的负面作用。因此，2010年货币政策更侧重于“适度”。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在货币供应量上，一方面保持充裕的信贷货币，保证经济运行所需的资金;另一方面，在“适度宽松”基调不变的前提下，通过公开市场业务，回收流动性。

这一事实说明了两点：第一，我国中央政府调控经济的能力不断提高，在现实经济出现了与目标相悖的情况下，对政策手段和侧重点进行调整，以达到预期目标。但是这种调整只是货币政策自身的完善，并没有涉及财政政策，忽视了配合系统的优化;第二，不管是货币财政还是财政政策，抑或是其他的以调控宏观经济为目标的经济政策，更应该注意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这才是保持经济长久增长的关键。而不应该只关注形式上的经济数据，即关注促进经济质量提升方面的政策而非单纯地刺激数量。这两点也应该是今后两大经济政策协调配合的方向。

看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如何配合”的人还看了：

1.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何配合使用

2.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搭配方式

3.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4.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的必要性

5.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的必要性

第4篇：积极的财政政策措施范文

一、国际经济协作下的中国经济现况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财政收入绝对数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而且增长的速度不算慢，但从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相对数来看，则是 1995年以前逐年下降，1995年以后才逐步回升，2000年以后回升速度开始加快。因此，根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划分，中国财政运行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9年～1995年，这一阶段的特征是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第二阶段是1996年至今，特别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导致1998年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后，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逐年上升。2007年，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突破20%，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比上年的18.79%提高了约1.89个百分点；2012年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有望升为22%左右①。目前，我国经济运行的基本态势是积极的，具备进一步发展的潜力和有利条件。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加快推进，国内需求潜力巨大；各项改革不断深化，体制机制活力迸发；财政金融运行稳健，调控回旋余地较大。同时，也要充分认识到，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和问题仍很突出：一是经济增长存在下行压力。受外需明显减弱影响，出口面临的困难加大。刺激消费的政策效应逐步减弱，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然较大，消费增速稳中趋缓，新的经济增长点需加速形成。二是经济结构调整任务艰巨。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在“八连增”的基础上继续保持稳定增长难度较大。“两高”行业扩张依然偏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淘汰落后产能、促进科技创新仍面临制约。能源资源和环境约束问题日趋尖锐，节能减排形势更趋严峻。三是推动物价上涨的因素仍然较多。2012年需求拉动和2011年价格翘尾的影响虽会有所减弱，但劳动用工、节能环保等成本上升趋势短期内不会改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和国内部分农产品供给存在较大不确定性，部分资源性产品价格关系亟待理顺，加上全球货币流动性仍比较宽松，物价上涨的压力较大。此外，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就业总量压力与结构性矛盾并存局面更加复杂，经济金融领域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潜在风险。

总的来看，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但面临的形势将更为复杂严峻。在此大背景下，要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需要继续发挥财政政策的支持作用。同时，“十二五”规划中有些重大项目需要开工，已经开工的项目要保在建、保工期、保民生，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支持重点领域改革等都需要进一步增加财政投入。近几年我国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过程中，始终注重通过加强财政管理，控制和防范财政风险，目前我国的赤字率和债务负担率还处在安全的区间。综合分析，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既有必要，也有可能。

二、国际经济协作下的中国财税政策的具体实施

（一）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从本质上说，积极财政政策就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积极财政政策的理论基础主要归因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凯恩斯在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以需求管理为主，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调节的政策主张。其政策工具的操作方向主要是减税和增加政府支出。在国际经济协作的时代背景下，我国近年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措施主要有：

第一，进一步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扩大居民的消费需求。也就是说，要继续运用税收政策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增加国家财政对低收入群体的各种补贴和转移性支出，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提高城乡低收入群体消费能力。通过加大对农业生产的支持力度，促进农民增收。与此同时，进一步完善促进消费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积极引导消费。

第二，着力优化投资结构，加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十二五期间中央基本建设投资主要是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的建设，增加以水利为主要内容的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大力促进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的发展。增加节能减排和生态环保投入，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与此同时，要积极引导社会资金的投入，安排好这些公共投资，既扩大内需，也为进一步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第三，综合改革和优化税制，实行结构性减税。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消费型增值税，完善增值税制度，调整小规模纳税人的划分标准，降低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征收率，促进企业扩大投资、加快技术改造。顺利推进成品油税费改革，公平税费负担，推动节能减排，促进科学发展。对住房转让环节暂定减免一年营业税。进一步提高纺织、服装、石化、电子信息等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多次调整部分商品进出口关税。取消和停征10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

第四，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的结构，保障和改善民生。我国在编制国家预算的时候，始终注意加大对民生财政的支出。压缩一般性的支出，重点加大对三农、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的支出，增加对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环境保护以及科技创新，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国家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

第五，大力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国家需进一步加大对科技的投入，推进自主创新，促进企业技术改造，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继续大力支持节能减排，加快建立生态环境的补偿机制，推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工作。进一步落实各项财政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城乡统筹发展，推动地区区域发展。尤其是大力支持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地区、革命老区经济社会的发展。

（二）灵活运用各种税收政策，增加财政收入，促进外贸增长方式转变

1. 调整出口退税政策，促进外贸增长方式转变

2005年，财政部等5部门联合发出通知，下调了部分出口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其中涉及很多“两高一资”（高能耗、高污染、资源性）产品。此次出口退税率的调整，有利于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优化产业结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贸易顺差。这次调整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降低了部分原材料和消费品的出口退税，另一方面提高了装备工业、高科技产品的退税，由此有望改变长期以来中国出口产品过多依靠价格优势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贸易顺差过大的局面。

2. 降低企业税负，增强企业活力，促进外贸增长方式转变

扩大进口是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充分利用国际资源、促进贸易平衡的重要举措。调整部分商品进口关税，为进口企业提供多元化融资支持，清理进口环节不合理的限制措施。进一步优化进口国别和地区结构，积极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能源原材料进口，适度扩大消费品进口②。我国政府应立足于促进贸易增长方式转变，优化进口商品结构这一目标，对所得税和关税领域的某些税收政策进行调整，如取消给予外商投资企业的全面税收优惠政策，实现“两税合一”；根据外商投资企业对民族经济的拉动作用灵活调整所得税税率；按照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要求，适当调整进口关税的行业结构等等。根据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2008年前11个月，中欧双边贸易总值为3，929.4亿美元，增长22%。2010年中国国际贸易进出口总值为29，727.6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4.7％，对外贸易总体向基本平衡的方向发展③。

三、国际经济协作下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等其他宏观调控政策的配合

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特别是在国际经济协调的大背景下，随着商品与资本流动的自由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越来越受到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国内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不仅取决于本国的经济周期和宏观经济政策，而且更多地受到来自外部的冲击。因此，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等其他宏观调控政策的配合不但要有利于维护国内经济的稳健运行，还应当促进更有效的国际经济协作机制的建立，应对来自于外部的冲击。

（一）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方式的历史]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方式的历史]变可划分为七个阶段：

1. 从1979年至1992年

这一阶段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更多着[于影响总供给，并且以“松”为主的扩张性政策搭配出现更多。

2. 从1993年至1997年

该阶段财政货币政策一直采取“双紧”配合，政策协调目标就是通过紧缩性政策来控制赤字、减少发债、压缩政府开支、控制货币总投放量等。

3. 从1998年至2005年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为应对当时的严峻经济形势，中国开始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1998年至2002年，中国面临通缩压力，那时稳健的货币政策取向是增加货币供应量。2003年以来，面对经济中出现的贷款、投资、外汇储备快速增长等新变化，稳健的货币政策内涵开始发生变化，适当紧缩银根，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2005年，鉴于国内社会投资明显加快，经济活力充沛，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7年后正式退场，转为稳健的财政政策。

4. 从2005年至2007年

从抑制潜在通货膨胀，防止经济过热，保证经济稳定的目标出发，中国在2005 年实行了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双稳健”政策延续至2007年，当年第三、四季度，通货膨胀迅速上升，四季度中三个月通胀率分别达到6.5%、6.9%、6.5%，全年经济增长率达到11.9%。由此，中国政府对通货膨胀的担心超过经济下滑的担心，每月一次提升存款准备金率成为央行抵御通胀的必需手段，面对当时国家经济中存在的过热风险和不断增加的通胀压力，2007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适时提出，要把“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转向明显的通货膨胀”作为2008年国家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货币政策由“稳健”转向“从紧”。

5. 从2008年年初至2008年年中

2008年初开始实行稳健财政政策和从紧货币政策，年中，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把抑制通货膨胀放在突出位置。

6. 从2008年年中至2010年

2008年9月份以来，美国金融危机迅速恶化与扩散，已对世界实体经济造成实质性影响。国内外的经济形势急剧恶化，通货膨胀的压力迅速缓解，预计第二年经济面临的风险主要是经济下行风险。基于经济形势的变化，200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宏观调控的基调确定为“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经济政策相应调整为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

7. 从2011年至今

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继续回升向好，工业生产强力反弹，国内需求强劲，三大增长动力协调性增强，经济发展总体上呈“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态势。中国社会科学院表示，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货币政策转向稳健、消费刺激政策逐步淡出等综合因素影响下，2011年我国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将有所放缓，预计gdp全年增长速度将达到9.2%左右，增速比上年回落1.2个百分点。我国经济将由政策刺激下的快速回升转入稳定增长阶段，总体策略是“审慎、灵活、积极、稳健”，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④。

从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方式的历史]进，我

们可得出以下启示：一般说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在运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应选用另一种搭配取而代之，形成相互交替运用的政策格局。一方面，经济形势是不断变化的，固守一种配合方式，有可能因不适应变化的形势而达不到预期目的；另一方面，即使经济形势是稳定的，也不能一成不变的长期使用某一种政策，否则往往是正效应递减，而负效应递增，不仅不利于预期目标的实现，而且还可能产生相反的作用。因此政府本文由收集整理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和经济运行不同阶段的特点，适时调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加强宏观调控。

（二）协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建议

1.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必须适应经济形势发展需要

根据宏观调控目标、国民经济运行状况和经济管理体制的特征来选择恰当的政策、措施和合理的搭配方式。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组合产生政策效应的关键之一就是要根据宏观经济走势及微观经济状态，确定合理的政策取向。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是不同的：财政政策主要通过税收和政府支出直接影响经济运行，调控效果更为直接、力度更大。但长期采用，容易引起过度赤字、贸易逆差和挤出效应。相比之下，货币政策属于间接性的经济调控政策，货币政策工具具有灵活性、伸缩性的特征，可以频繁使用。但由于传导过程复杂，政策传递带有时滞，其作用发挥并不能达到预期效果。因此，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应用，既要区别开来，又要配合使用。

2. 积极推进汇率机制改革，增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在资本持续大量流入的情况下，作为货币政策工具之一的汇率机制是否完善，对于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选择合适的时机，推进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使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已经成为共识。人民币汇率机制的调整应采取逐步和有序的方式推进，而且，要与宏观经济政策和相关的结构改革密切配套进行，以避免政策可信度的丧失和经济成本加大。

3.适时调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是我国宏观调控面临的难题之一。财政政策要以国债手段为主转向以税收和财政贴息手段为主刺激总需求；货币政策要更多地运用利率、公开市场操作、再贴现率、存款准备金率等间接手段调节总需求。要进一步加快国债市场发展，改革国债发行交易制度，建立统一的国内债券市场，活跃短期债券市场，增加中央银行公开市场业务的空间和灵活性以有效控制货币信贷的扩张；在现有资金市场的基础上，组建由中央银行调控的资金市场系统，包括短期拆借市场、融资券市场、短期票据市场以及贴现市场等，为中央银行运用货币市场工具调控金融市场提供基础，增强债券市场对信贷市场的传递性。

4. 建立和完善财政、银行的配合机制，优化宏观调控体系

要健全和完善国家规划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相互配合的宏观调控体系。国家规划明确的宏观调控目标和总体要求，是制定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主要依据。要通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统筹安排和政策协调。财政政策要在促进经济增长、优化经济结构和调节收入分配方面发挥重要功能。货币政策要在保持币值稳定和经济总量平衡方面发挥作用，健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要完善统计体制，健全经济运行监测体系，加强各宏观经济调控部门的功能互补和信息共享，提高宏观调控水平。

5. 完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与其他宏观调控政策的协调配合机制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结构问题甚于总量问题，经济结构不合理造成局部需求过高和局部供给不足成为主要矛盾，必须重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其他经济政策的协调。我国产业政策要通过鼓励、限制或禁止某些产业、产品和技术发展，合理配置利用资源，优化经济结构。目前部分信贷资金流向低水平重复建设领域，与产业政策导向出现了偏离，要求产业政策和信贷政策要适时、适度进行调整，形成动态协调配合机制，更好地发挥综合调控作用。发展改革委要定期和适时调整相关产业政策；人民银行和银行监管部门要配合提出加强和改进信贷管理、优化信贷结构的政策措施，为商业银行适时调整信贷投向提供支持；商业银行要严格按照产业政策和信贷政策发放贷款。为解决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增长不平衡现象，要重视通过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刺激消费需求增长。要加快进行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从根本上抑制由地方政府推动的某些行业和地区出现的投资热。只有各项经济政策协调配合，我国经济才能步入自主增长的良性循环。

四、国际经济协作下协调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用的经验总结

财政政策与货币的搭配模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采取何种搭配模式，主要取决于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在此基础上，还要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态势的变化，确

第5篇：积极的财政政策措施范文

一、21世纪初期我国财政形势展望 有的学者认为，我们对2000年的财政收入预测暂不考虑费税改革的体制因素，对政策因素、征管因素以增减持平处理， 经济增长方面按7％考虑，物价方面按3％考虑，财政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 按此测算2000年全国财政收入将达到11890亿元，比1999年预算增长10％， 绝对额增加1000多亿元。关于2000年财政支出，按照1999年全国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14.0％测算，2000年全国财政支出将达到13350 亿元， 比1999年预算增长10.1％，绝对额增加1200多亿元。2000年支出与1999年同比增幅和增量都有所减少。收支相抵，2000年中央财政赤字为1660亿元，比1999年扩大157亿元。 另有学者认为，21世纪初期我国财政将面临以下几个影响因素。

1.“九五”时期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续提高，2000 年估计能够继续保持在12％左右的水平上。但“九五”时期财政收入的增长很重要的在于一些临时性、政策性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在“十五”时期将很难继续发挥作用。“十五”时期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将主要依赖税收与经济的协调增长。

2.当前我国财政收入与经济协调增长的机制还没有真正建立，长期以来影响我国财政收入提高的因素依然存在。 4.1998年和1999年，我国已经连续两年实行增加国债发行、扩张政府需求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从目前看，在“九五”末期和“十五”初期，继续实行相对扩张的财政政策仍然难以避免。普遍的看法认为，我国经济需要比较长的结构调整时间。根据世界银行有关专家的分析，在这个期间里，如果不能采取有效的措施，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下降到4.5 ％左右，这个速度显然是我国社会现状所难以接受的。因此，财政政策面临着技术扩张的压力。

5.造成财政政策自我矛盾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财政基础薄弱，财政可调控财力严重短缺。初步测算，考虑物价因素，如保证法定支出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十五”时期仅支农、科教文卫支出、价格补偿等因素即可占去财政每年新增财力的50％左右。如果考虑到近年来大量下岗职工的生活保障问题、粮食收购等资金需要，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的可调控财力极为有限，“十五”时期财政收支矛盾将更加突出，作为宏观调控主体的中央财政无疑将要面对更加严峻的考验。

6.在我国财政调控经济手段缺乏的情况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最终体现为财政赤字和国债的增加，但财政赤字的扩大和国债规模的增加，也相应增大了财政的风险。很显然，不论从财政赤字还是国债角度看，联系到我国脆弱的财政基础，财政风险都不是一个让人可以放心的问题。 再有学者认为：21世纪初期尤其是“十五”期间，我国宏观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将表现出以下若干基本走势。

1.经济增长速度继续受到需求制约。我国需求不足，除了出口大幅度波动的冲击之外，主要原因在于最终消费率下降，以及消费需求不足对投放扩大的影响。从国际比较看，我国近几年的最终消费率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明显低于储蓄率较高而消费率较低的亚洲国家，原因是我国的居民消费率与其他国家相比差距很大（大概低20个百分点左右）；但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率按人口比重计算却不低于其它国家，问题在于农村消费水平太低，影响了整个居民的消费率。从现在到“十五”期间，我国国内需求结构失衡从而需求不足的局面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从这个角度看，我国消费需求的扩张基本上依赖于农村居民消费扩张期的到来。

2.经济增长质量将逐步得到改善。“十五”期间，国有经济的制度变革和战略调整将较大幅度推进，这会带动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上升，同时促进非国有经济特别是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较快发展，使竞争机制更趋于合理和有效，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进一步加" 强。国有企业改革和所有制结构调整的进程，加上市场需求相对不足的约束，将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起着较大的推动作用，从而使经济增长质量得到逐步改善。估计“十五”期间增长方式转变和增长质量提高最为明显的领域将是消费品工业部门。

3.产业结构调整将迈出较大步伐。90年代以来我国的结构问题比较突出，一个是三次产业的结构偏差明显加深，另一个是工业结构的升级非常缓慢。这两个方面对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增长质量产生了很大影响。因此在“十五”期间我们不能不花大力气来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4.对外开放将进入一个重要的新时期。加入WTO， 受到冲击较大的产业将是农业、重制造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以及很多第三产业部门，而大多数消费品工业则已经具备了较强的对外竞争能力。即使中国在近期不加入WTO，21世纪初期也必然要实行进一步开放的政策， 在关税降低和外商投资条件方面都会迈出较大的步伐，国内企业将面临更多的商品进口冲击和国际大跨国公司进入的冲击，面对更大的国际竞争压力，同时也会有更多的国内企业去迎接新的国际挑战，扩大对外出口和对外投资。因此，“十五”期间我国在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中既可以进一步利用扩大开放的有利条件，又需要加快增长方式的转变与产业结构的升级，以尽快提高国际竞争能力。

二、21世纪初期的财政政策建议

第一种建议认为，考虑短期政策与中长期政策的协调衔接，近期我国财政政策的取向有以下八个方面：

1.坚定不移地贯彻实施“反周期”宏观调控方针。市场经济的发展已使中国经济运行基于“自然节律”的周期波动趋于明显，因此财政政策作为市场经济下“间接调控”的主要政策手段之一，势必要更加自觉和坚定不移地在目前所处的经济运行低谷阶段，与货币政策相互协调配合，作扩张性的“反周期”调控操作。只要经济景气还未回升到（并相对稳定到）接近中位的水准，市场预期还未普遍由看淡转为看旺，扩张政策调节的取向就不能改变，并要审时度势保持调控措施必要的力度，掌握好各方面具体措施的优化组合。

2.酌情对积极的扩张财政政策在实施重点和操作方面作出微调。根据项目实施情况和优化经济结构的通盘考虑，近期的投资重点，应向兴办基本农田水利、防治环境污染、建设一般民用住宅等方面适当调整并更为收拢。同时，针对现实问题，加大项目建设资金的监管力度，严防挪用，加快资金到位速度，并努力改进工程设计，提高施工质量，以求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3.财政职能应在退出“越位”和填补“缺位”两个方向上作出积极调整和探索。随政府职能和财政职能的进一步转变和调整，财政应在一般竞争性的生产建设领域“淡出”，其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职能，需要更加强调和重视，摆到更靠前的序位上。

4.“费改税”渐入快车道。以“清费规税”为重点的政府财力整合，代表了现阶段财政政策的一个必然导向。这也意味着对政府行为的规范约束和对“既得利益”的调整，将随之进入更深入、更具体的阶段。

5.改革的深化将引出进一步的机制磨合过程。财政政策是服务于发展和改革的，目前既需要作出不同寻常的短期调节，又需要掌握中长期的总体机制转换、协调与配套。财政体系自身走出困境的“振兴”，也有待经济发展、市场成熟过程中财力状况的改善和政府财力运作的规范化。

6.新调控方式与手段的探索将成为现实生活的迫切要求。财政政策需进入市场经济“间接调控为主”的轨道，因而必须积极探索新时期可行的间接调控新方式。1998年在以财政贴息支持高科技成果产业化方面已经破题，而今后经济生活中的客观需要将推动这种探索向更宽广的政策性投融资领域扩展。

7.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势在必行。现实生活正在呼唤财政收支管理的进一步严密化和与市场经济国际惯例的接轨。从财政政策指导上看，今后必将强化对收入、支出、转移支付的各个环节与相关领域的管理，使之严密和规范。

8.进一步推进统一市场和企业公平竞争环境的营造。实现企业间的公平竞争、优胜劣汰，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的既定方向和动态过程。随相关措施的贯彻落实，我国统一市场的规范程度将进一步提高，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条件也将进一步走向成熟。

第二种建议认为，在我们看到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拉动经济增长积极效应的同时，还要对其下一步发展及可能出现的问题作出前瞻性分析。

1.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必须适度，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及早研究。这是经济资源的有限性决定的。从中长期看，我们必须坚持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严格控制并逐步缩小财政赤字和发债规模。要对国内外经济形势和国内的物价走势、国债资金使用效果及还本付息等进行密切监测，早作应对。俄罗斯等国因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过大而引发债务危机和通货膨胀的教训，我们要很好研究，以兴利除弊，未雨绸缪。

2.要把激活消费作为今后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措施，而不宜简单地再靠政府投资推动。从投资和消费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特点看，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短期拉动作用十分明显。但是从社会再生产角度看，只有消费需求才是经济增长真正的和持久的拉动力量。因此，今后要逐步把拉动经济增长的立足点转到引导刺激消费上来，要修改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限制消费的税费等政策，制定鼓励和引导消费的税费政策。有计划地把工作重点放在开拓城乡消费市场和引导形成新的消费热点，进而带动民间投资上。

3.要注意财政政策与其他政策措施的协调与配合。因此必须发挥政策要素的组合效应。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两个主要手段，首先必须相协调、相配合，要继续适度加大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开展消费信贷和对中小企业信贷的支持力度，以充分发挥两个政策工具的作用和效力。

4.要研究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具体措施。要特别注重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和导向作用，更多地采取通过财政贴息和为高新技术贷款提供担保等间接手段，用较小的投入去启动企业和个人的投资和消费。这样做，不仅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推动经济的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而且可以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使中央和地方形成合力，但地方财政必须做到收支平衡。

第三种建议认为，对“十五”财政的测算，要按照坏、中、好的经济大环境做三个方案。具体测算如下：

方案一：整个“十五”时期仍未走出经济低谷，需最大限度运用财政扩张政策。

方案二：“十五”中期走出经济低谷，需维持现行财政规模的扩张过渡政策。

第6篇：积极的财政政策措施范文

美国次贷危机已演变为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且在继续蔓延，从发达国家传导到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从金融领域扩散到实体经济领域，造成全球性金融市场动荡和世界经济与贸易滑坡，全球经济增长明显放缓。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也在逐步加重，国内外需求萎缩、企业效益下滑、就业形势趋紧等问题突出，财税收入明显下降。今年1月份，全国财政收入6132亿元，比去年同期减少1265亿元，下降17.1％。

具体来看，影响我县财政增收的主要因素有：一是内外需求减弱、资金短缺等因素将严重影响项目投资建设和企业生产，农副产品、矿产品价格难以预测，经济下行压力增大，财政增收困难加剧。二是政策性减收因素多。今年，增值税转型、取消和停征10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等政策出台，将直接造成财政减收。三是上级转移支付增量将难以为继。在全国特别是沿海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减速，省财政增长预期偏紧的情况下，近几年上级转移支付连年高速增长的势头将难以为继，这对高度依存上级转移支付的我县来说极为不利。

与此同时，今年保运转保民生促发展支出新增项目多，资金保障任务重，主要是：落实中央扩内需保增长的政策措施，地方配套压力大，公路建设、病险水库治理、城镇污水垃圾处理等重点项目资金需求大；改善民生新增项目多，支出刚性强，完善医疗服务和社会保障体制、推进城乡保障性住房和义务教育合格学校建设等政策机制性投入明显增加；公务员津补贴改革、“普九”化债等重大改革逐步深化，支出有增无减。初步统计，今年县本级可以预见的新增支出超过2300万元，远远超出财力增长水平。

第7篇：积极的财政政策措施范文

【关键词】财政政策；政府投资；税收政策

美国金融危机影响下，国际市场疲软、外需不振，中国的经济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作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之一的出口承受巨大压力，加上投资萎缩，企业盈利能力下降，中国经济在经过7年加速上涨后，增长势头在2008年发生逆转。为此中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目前这些政策措施效果已开始显现，部分地区和行业经济出现企稳回升迹象。

一、宏观经济走势

1．消费增长速度趋弱化

以2008年1至10月为例，虽然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2%，但是CPI涨幅就达到6.7%，扣除价格因素，消费实际增长并不快。以重庆市为例，1至10月居民食品类消费价格上涨46.1%，需求弹性小的粮油类和肉禽蛋类上涨高达57.3%、60.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4.5%，表面上看消费形式喜人，扣除价格因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16%。物价上涨较高直接影响了居民尤其是低收入群体即期消费和生活质量。作为居民生活首选必需品，食品支出日益增加，多数家庭无奈之下只能缩压其他消费品开支。即便如此，部分地区居民的实际消费能力仍趋弱化。

2．投资增长存在不确定因素

2008年期间，总体而言既有刺激投资增长的因素，这与地方新一届政府开始工作以及灾后重建等相联系，也有抑制投资增长的因素，主要与房市股市变化和城市建设规模、速度等相联系。此外，资源环境工作以及对新开工项目的管理，对投资也会形成一定的约束。

3．出口增量明显回落

2008年前三个季度，我国出口10741亿美元，增长22.3%，比07年同期回落4.8%。对美国的出口比07年同期回落4.6%。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速大幅回落，其中服装和玩具前三季度出口分别比07年同期回落21.2%和6.3%。08年前8个月，我国家电业累计出口250亿美元，增幅比07年同期回落10.7%，其他行业的情形也不容乐观。

二、应对危机的财政政策

面对经济下滑，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更为有效，它可以起到直接拉动经济的作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增加支出，扩大消费；二是通过减税刺激消费，扩大生产。

（一）财政支出与投资政策

1．“三农”支出

中央财政加大对农民的补贴，支持农业生产，加快推进农村公共事业建设，推动农村改革与发展，着力保障和改善农村人民的生活。用于“三农”支出和民生支出安排分别达到7161.4亿元和7284.63亿元。

2．保障性住房和灾后恢复重建投资

在国务院扩大内需的十项措施中，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位列之首。在2008年末增加安排保障性住房、灾后恢复重建等中央政府公共投资1040亿元的基础上，2009年中央政府公共投资安排9080亿元，增加4875亿元。2008年和2009年两年，中央财政共投入375亿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相当于过去10年总投资的5倍。理论上，以定金式或基金式启动的、由中央财政投资带动的项目，能够撬动6至10倍的资金，那么未来三年，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和社会资本在该领域的投资总额将可能达到9000亿元。如果再考虑其对上下游相关产业的带动，平均每年3000亿元的投资额还可能会翻一番，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

3．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国务院扩大内需十项措施中提出了“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交通运输部和铁道部表示将在未来三到五年内实现投资总额8.5万亿。比照“十五”期间，交通基建平均每年对GDP的贡献达到了2%。这一轮的交通基建投资的贡献率也应该会与上一轮相当。铁道部估计，仅2009年计划的6000亿元铁路投资，可创造600万个就业岗位，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将达1.5%。

4．地方和民间投资

在中央投资项目的带动下，1到2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出现上升势头。但地方和民间投资还没出现大规模复苏迹象。1到2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长26.5%，相对去年末上升0.4个百分点。考虑投资品价格的大幅下降，实际增速大幅上升至30.3%。

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投资4486亿元，增长35.6%，增速较去年全年加快12.8%，是自2004年5月份以来的最快增长速度；除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投资之外的内资企业，在1到2月份的投资总额为4577亿元，累计同比增长26.2%，增速较去年全年增速放慢6个百分点，该类投资增速已经连续五个月放缓，创出历史新低。民间投资尚未被积极拉动，依然处于低迷状态。但在中央项目投资的带动下，后期地方项目的投资会逐渐跟上，使得后期总的投资增长形势比较可观。

（二）税收和减费政策

1．增值税转型

推进税费改革，实行结构性减税，减轻企业和居民税收负担，扩大企业投资，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我国从2009年1月1日起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据测算这项措施将减少当年增值税收入约1200亿元，减轻企业税负约1233亿元，共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约5000亿元。增值税转型有利于释放生产力，促进鼓励投资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提高经济效率，但其实施效果往往有滞后性。作为制度性改革，其实施效果的显现将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出口退税政策

调整完善出口退税政策，能鼓励外贸发展，促进外贸出口保持稳定增长。在2008年下半年两次调高出口退税率的基础上，我国自2008年12月1日起，进一步提高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机电产品和其他受影响较大产品的出口退税率。此次出口退税率调整有利于缓解外贸企业资金链紧张，并有望进一步减轻劳动力密集型出口企业的压力。此次部分产品出口关税税率的调低有利于降低原材料企业的出口成本，提高相关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减轻库存积压。

3．自主创新和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

下一步将实施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的财税优惠政策，落实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支持完善担保体系建设，帮助中小企业融资，促进中小企业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同时支持重点节能减排工程建设，支持服务业发展。中国还将大力支持科技创新和节能减排，推动经济结构性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加大科技投入，促进企业加快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

4．减费政策

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决定自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国统一取消和停止征收10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此举将为企业和社会减轻负担约190亿元，连同自2008年9月1日起停征的集贸市场管理费和个体工商户管理费约170亿元，合计2008年以来国家采取的减费措施可直接减轻企业和社会负担约360亿元。此次强有力的减费措施，可进一步减轻企业和社会负担，发挥与减税政策相同的扩张效应，促进企业增加投资和居民消费。

三、财政政策的实践效应

虽然财政政策的运用不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由于其更多的是瞄准经济结构中深层次的问题，偏重于结构的调整，因此在宏观经济的调控中其对经济结构的影响是深远的。

1．有效拉动消费

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消费所占的比重是比较低的，不仅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我国国民收入不均造成的，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整体消费更是呈现不足。财政通过转移支付可以使国民收入向普通劳动者倾斜，同时配合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社会保障的覆盖，从而启动农村消费市场，有效促进消费水平的提高。

2．有助于中小企业走出困境

08年上半年，全国有近7万家中小企业倒闭。倒闭的中小企业大多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以外向型经济为主。随着出口退税率的降低及信贷控制的放宽，中小企业的资金短缺问题可以得到有效缓解。

3．带动地方经济积极响应

中央财政投入基础建设和民生工程带动了地方经济的积极响应，如北京市政府今后两年将投资1200亿至1500亿，用于加强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城市路网、保障性住房等城乡基础设施建设，预计可带动社会投资1万亿元；广东省政府以重大项目带动社会投资，5年内计划投资2.3万亿元；江苏省政府加快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企业的支持力度，实施总额2200亿元的政府主导性项目。新晨

4．有利于社会公平

政府财政支出对分配可以起到很大的调节作用，一方面通过对政府支出的公共保障功能的强化；另一方面通过完善补助政策，关注低收入者群体。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经济的均衡发展和国民经济快速增长。

5．有助于产业结构调整

在深度调节产业结构方面，财政政策有着其他政策所不可比拟的优势。其能对产业结构的薄弱环节有针对性的调节，如利用税收政策来鼓励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拿出相当一部分资金扶持“三农”调整农业种植业结构，支持新农村建设等。

6．降低对外依存度

受国际经济环境制约，我国政府通过降低关税和降低出口退税税率，并且进一步完善企业税负负担，通过税收政策来引导企业把更多的资源配置到符合国内消费需求的产行业中，从而减轻了国际收支对国内经济增长、流动性膨胀等的压力。

四、结束语

全球金融背景下，我国政府对未来进行了积极的预期，重拳出击实施了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虽然这些政策的实施效应还未完全显现。但是，无疑这些举措对我国经济颓势的扭转，远期增长方式的转变都具有积极的意义。此外，我国的财政处于转轨阶段，由原来的投资性财政向公共财政、服务财政转移。所以，财政刺激方案取向也是财政改革的实践取向。相信这种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可以有效地减少世界经济下滑带给我国的冲击，保证经济的持续发展，而且也是我国政府运用政策应对危机能力的一次有益体验。

参考文献

[1]马洪范.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与中国财政政策选择[J].经济研究参考.2009（7）

第8篇：积极的财政政策措施范文

关键词：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公开市场操作

一、 应对危机政策的经济原理

1、实施刺激性政策的原理及其效果

凯恩斯主义认为经济低迷的原因是投资需求的下降、消费需求的减少，结合在一起就是总需求的萎缩。凯恩斯主义的解决方案是运用货币和财政政策工具，刺激总需求，比如减税、刺激消费需求和增加公共支出、降低利率等，来恢复投资者的信心，拉动经济增长。

2、实施刺激性政策调整的工具

（1）财政政策的工具：包括政府购买、转移支付、调整税率和发行公债等方式。

（2）货币政策工具：包括存款准备率、再贴现率和公开市场操作。

二、 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战略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尤其是近十年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随着我国经济规模日益壮大，全球影响力也日渐扩大，作为世界经济大国的形象正在形成。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经济实力快速增长的同时，经济运行中出现了不少前所未遇的矛盾与挑战。

1、及时调整宏观调控目标，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随着金融危机影响的加深，中国房地产、钢铁、汽车等一些重要支柱产业开始受到冲击，产销大幅度下滑，经济运行更为困难。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国家确定了“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政策目标。

2、通过多种手段扩大内需和调整产业结构，并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为了缓冲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防止中国经济加速下滑，确保2009年中国经济增速在8%以上。同时，着眼于渡过当前难关和解决这些行业发展中长期积累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化危为机，政府出台了十大产业调整规划，振兴国内支柱产业。

3、完善金融市场，加强金融监管。

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金融业受到的冲击比较小。一方面是因为我国的金融业融入国际市场的程度不深，而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坚持了虚拟经济的发展与实体经济发展状况相适应的原则。

三、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

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我国果断地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同时迅速推出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

1、积极的财政政策

自2008年第三季度开始，中国GDP增长率开始下滑，从2007年的11.4%降至9%，于09年第一季度降至最低点6.1%；工业总产值也由07年的18.5%，降至09年的5.1%；出口甚至出现了负增长的现象，可见各经济指标都呈现明显的下滑趋势。实施的政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大力增加政府公共投资和支出。2008年第四季度，政府出台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提出了扩大投资的重点领域和方向。

（2） 实行结构性减税，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全面实施消费型增值税，消除重复征税因素，减轻企业税负，促进企业增加自主创新和技术改造投入。

（3）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扩大居民消费需求。从2008年末开始政府增加对农民的各项补贴，提高主要农产品最低收购价格，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增加企业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提高优抚对象的抚恤补贴以及生活补助标准。

2、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1）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随着国际金融动荡加剧，为保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分供应，中国人民银行分四次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

（2） 灵活调整公开市场操作策略。根据不同时期货币调控的需要，中央银行合理把握了票据的发行力度与节奏，逐步调减中央银行票据发行规模和频率。

四、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效果

1、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对经济产生的积极效果

（1）消费者需求增加，消费者预期改善。政府通过调整利率、降低税率，刺激消费，拉动内需。

（2）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迅速。政府采取的4万亿投资计划和扩大内需的十项政策有利于直接扩大投资规模，发挥投资的乘数效应，达到了刺激国内投资需求的目的。

（3）对外贸易开始出现回升迹象。为了缓解出口需求减弱的压力，政府实行的出口退税率调整等保持对外贸易稳定增长的政策措施，有利于稳定出口规模和发挥出口需求的乘数效应，达到了稳定国外需求的目的。

2、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对经济产生的消极影响

通过及时的宏观政策，中国较早从金融危机中复苏过来，目前来看这些政策在短期已取得了相应的效果，但其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

（1） 政府负担加重。政府实施的4万亿投资项目，从来源上看中央财政出资1118亿， 其它将由地方财政和社会投资来完成， 而其主要依靠银行贷款。可以预计的在财政支出压力增加的情况下，大规模减税势必加大财政赤字，不仅将影响到政府正常运转，而且将削弱政府对贫困地区、中低收入人群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保障能力，对市场和社会公平造成更大损害。

（2）具有通胀压力。自央行实施的一系列宽松的货币政策，使货币供给和银行信贷量迅速增长。截止到2009年6月末，M2和M1增速持续上升，总体呈扩张态势，分别为1996年5月份以来和1995年5月份以来最高水平。

（3）加大中国对投资拉动增长模式的依赖性。自从上世纪80年代末期，由于快速的工业化进程以及加入WTO后的深度改革，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固定资产的投资。（作者单位：贵州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李华.中国应对金融危机政策回顾与分析[J].中国工程咨询，2010（1）

[2].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和中国的政策应对[J].经济研究参考，2010（1）

[3]贾洪波，李国柱.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述评[J].现代管理科学，2009（10）

第9篇：积极的财政政策措施范文

关键词:宏观调控;投资;消费;比较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392(2009)增-0018-03

一、两次宏观调控政策的比较

(一)相同之处

1. 从外部环境看,都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1997年以后,由于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特别是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爆发危机国家的货币大幅度贬值,为维护国内经济稳定以及保证香港经济繁荣,中央政府坚持人民币不贬值政策,在客观上形成外部通货膨胀与内部通货紧缩的反差。这种反差不仅表现在出口商品和劳务价格的相对上涨,而且表现在国内商品和劳务价格的相对下跌,形成通货紧缩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伴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新旧体制转轨造成人们对于未来前景的不确定。中国经济增长率(以GDP增长率衡量)从1993年的l3.5%回落到1997年8.8%的水平,平均每年下降约1个百分点,这时被认为还处于比较适宜的区间,但惯性下滑并未停止。1998年上半年经济增长率仅为7%,与全年8%的增长目标形成明显差距。同时,物价水平持续负增长,l-7月累计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下降0.4%,商品零售价格下降2.2%。

当前,受全球金融危机和人民币升值双重影响,外部需求持续下降。数据显示,自2008年11月出口增速开始出现负增长,同比下降2.2%,此后出口下降幅度不断扩大,12月同比下降2.8%,2009年1月同比下降17.5%,2月份同比下降25.7%。

2. 从内部环境看,都是我国经济周期性调整的结果。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经济运行的主要问题是通货膨胀,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四个“热”:房地产热,开发区热,集资热,股票热;二是四个“紧张”:交通运输紧张,能源紧张,原材料紧张,资金紧张;三是一个“乱”:经济秩序混乱,特别是金融秩序。为了确保经济的健康发展,1993年6月24日,中央决定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由于支持原有经济增长方式的因素已基本消失,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即出口的支持因素尚在形成之中,因而导致经济自发增长的能力减弱,内在收缩力度加大,通货紧缩迹象明显。同时,1998年国企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企业连续多年亏损,出现了大量“下岗分流”人员,失业压力增大,金融机构不良贷款大幅增长,金融体系也非常脆弱。

从经济运行的周期性规律看,我国此轮从2003年以来的经济增长在2007年第二季度已达到峰值,从第三季度开始步入周期下降阶段。2008年四个季度经济增长率分别为10.6%、10.1%、9.0%、6.8%,2009年一季度经济增长率下滑至6.1%。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率也分别在当年第三季度和第二季度达到波峰后,进入周期性回调状态。

3. 从政策措施看,采取了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为贯彻扩大内需的政策,1997年以来的七年间,我国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9100亿元。在充分发挥财政政策作用的同时,也注重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国债项目的银行配套贷款达1.32亿元,为国债投资的2倍;另外,从1998年开始中国人民银行还制定了一系列发展消费信贷的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消费需求。除了信贷支持外,连续三次下调人民币存贷款利率。同时,通过国家财政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提高了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充分发挥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互协调与配合的作用。

在美国次贷危机演化为金融危机并迅速向欧洲甚至全球蔓延,可能给全球实体经济带来较大负面冲击的情况下,我国政府及时采取了应对措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就财政政策来看,确定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落实这些措施的投资额到2010年底约需4万亿元人民币。并多次调整部分行业出口退税率,2008年以来累计调高了半数以上出口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并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这有助于鼓励企业技术改造,减轻企业负担约1200亿元。就货币政策来看,中国人民银行四次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连续五次下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取消了实行将近一年的商业银行信贷额度控制。同时,4万亿元的刺激计划带动了银行迅速的信贷投放。2009年上半年信贷投放7.36万亿元,超过2008年全年4万亿的投放总额。

4. 从风险防范看,都强调注重防范金融风险。1998年中央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强调在设施扩大内需政策的同时,要高度重视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1997年至1999年,由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内商业银行在支持经济增长的同时,金融风险或金融隐患还没有消除。1998、1999年,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率还在上升。直到2001年,在实施扩大内需政策的3年后,金融风险才开始下降。

2008年11月10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的省区市人民政府和国务院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会议上强调,在加大金融支持经济增长力度的同时,各类金融企业要切实加强基础管理、内部控制和风险防范。

(二)不同点

1. 从政策出台的背景来看,目前外部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增长带来的冲击更大。从外部环境来看,本轮遭遇的是结构性危机,而不是周期性危机;是一次全球性危机,而不是局部性危机;本轮危机是最近十年全球经济模式的一种反思,美国只消费,中国只储蓄和投资,这样一种搭配的经济模式,造成全球经济越来越失衡,越来越严重,最后只能以一种危机的方式来调节,而且危机覆盖面广,冲击大,G3经济体整体衰退。而1997年是一个局部危机,主要是亚洲及巴西、俄罗斯等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危机,并未形成全球性的危机,美国和欧元区经济还处于景气上升周期。

从经济结构来看,与98年我国的经济结构依赖于消费和投资相比,现在更趋于依赖投资和出口。当时出口占GDP比重仅为20%多,但目前,出口占到我国GDP比重的40%,对外依存度高达70%,所以这次全球性的危机对中国的冲击远远大于上一次。

2. 调控的经济体制基础和发展阶段不同。亚洲金融危机时,我国处于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转型、但尚未“基本转型”的过程中。1998年我国人均GDP只有821美元,经济总体实力还处于相对较弱的阶段,GDP总值仅达到84402亿元。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危机的发生对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了“倒逼”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为有效应对危机及国内经济下滑和需求不足的状况,我国政府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基础设施建设,启动住房、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制度改革,促进了公众的被动式消费需求,形成了巨大的新型消费增长点。

本轮宏观调控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之后的第一次宏观调控,经济基础较为雄厚,我国人均GDP2008年达到3000美元以上,目前我国的外汇储备达2万亿美元,居世界首位,抵御风险能力更强。虽然,通过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释放消费需求的体制基础已经不存在。然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体制仍不完善,同时在经济社会结构发生重大转型与变化时,面临着经济结构调整和消费结构升级以及更大的资源与环境压力,这同样可以释放出公众消费需求。

3. 从政策实施的力度来看,本轮刺激政策力度更大。亚洲金融危机时期,我国实行的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是一种扩张和中性政策的搭配。1998年,当时政府发行4000-5000亿元的国债,带动了大概两万多亿元的投资规模。而此次实行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双扩张”,将在2010年底之前安排4万亿元的投资,2008年第四季度中央就安排投资1000亿元,追加政策性银行2008年度贷款规模1000亿元,鼓励商业银行发放中央投资项目配套贷款, 2009年1-6月,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增加7.3万亿元以上,超过了上年全年的信贷总量。这一投资力度是很大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将十分明显。

4. 从调控方向看,本轮调控更注重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优化。十大扩大内需措施中,一个重要内容是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中央决定,实施增值税转型,鼓励企业技术改造,各地也纷纷出台了鼓励措施;各金融机构正在加大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取消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限制,合理扩大信贷规模,加大对重点工程、“三农”、中小企业和技术改造、兼并重组的信贷支持。和谐社会的建设更是需要推动保障性住房建设以及医疗、教育、社保体制的改革与投资。所有这些与市场压力下的企业自主调整结合起来,成为推动中国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真正动力,

5. 从调控重点看,把注重改善民生作为扩大内需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为经济实现内需驱动型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1997、1998年主要投资方向是基建,公路和机场,这次主体虽然也是基础设施建设,但改善民生被放在突出的位置,为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奠定基础: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加大对廉租房建设的支持力度,加快棚户区改造工程等;加大农村沼气、饮水安全工程和农村公路建设力度,进一步完善农村电网等;加快建设城镇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和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等。

6. 从金融风险防范来看,商业银行更加注意自主防范风险。1998年,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刚刚向商业化、市场化方向改革,在支持国家和地方扩大内需上一些项目上往往没有太多的自主性,风险防范意识不强。统计数据显示,仅工行、中行、建行和交行等四家国有银行,从2004年6月至2006年6月就先后采取各自不同的方式,将共计11861亿元的不良资产进行了二次剥离。

现在占银行业资产大部分的商业银行已经上市(上市银行已达14家),银行经营管理要受到股东和投资者利益的约束,即银行的每一笔贷款都要考虑防范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要考虑安全性和流动性。特别是在落实中央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政策上,商业银行作为企业和项目的贷款人及其监督方,为了保障自身资产的质量和安全,必须加强信贷资金使用和运用的监督管理,以保障资金合规使用。

二、98年宏观调控政策的经验与启示

(一)保增长必须立足于转变增长方式,扩大有效需求

保增长的实质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即从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向内需拉动型经济增长方式,不能从出口导向型转向投资拉动型。要根本的启动内需、扩大最终消费,核心措施是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尤其是提高中、低档收入的居民生活水平。只有居民收入普遍提高了,才能提高居民的消费欲望和消费能力,从根本上刺激消费需求的增长。

(二) 要充分发挥财政政策自动稳定器和相机抉择的功能

自动稳定器和相机抉择政策是财政政策的两个部分,也是政府应对衰退的两道防线。就财政政策中的自动稳定器部分而言,由于收入一侧的所得税和开支一侧的失业保险补偿占GDP的比重较小,以及对地方政府举债的限制造成在1998年开始的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在经济下滑时所发挥的“托”总需求方面的作用有限。在相机抉择政策方面,由于政府干预经济的工具匮乏,真正能使用的工具是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和基础设施开支,无法有效、及时和低成本的促进经济复苏。同时,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要求注重对时机的把握,强调政策实施的实效性及政策的适度性。

自1998年以来,财政政策的自动稳定器部分的安排并没有重大改变,相机抉择的政策工具亦没有增加。因此,要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创造新的财政政策工具,减少经济波动的可能性,并快速有效、低成本地应对经济下滑。

(三)要避免积极财政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挤出效应

积极的财政政策,伴随大量的公共投资,带来就业的稳定,有助于消费回升,从而有效带动相关行业的投资回升。但公共投资的扩大意味着财政赤字的扩大,而且大量的基础设施投入往往伴随着垄断权力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对民间投资形成排斥,并不断从比例不断降低的国民收入中抽取垄断利润,导致消费需求日益萎缩。从98年积极财政政策实施来看,对调动民间投资的作用有限,没有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几年来,主要靠发行国债、扩大公共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政策实施后期,在一定程度上挤出民间借贷能力和民间投资及消费。因此,要采取有效措施有效约束财政资金的使用,并积极启动民间投资,最大限度减少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

(四)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

一个国家的内需是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着直接和深刻的联系,有效启动内需要实施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但是由于货币政策目标更多的是追求币值稳定,如果靠货币政策来启动内需,等于对社会收“货币税”,对公众的财富和自我保障形成冲击,从而使公众产生负面预期,不敢投资和消费。与此同时,频繁使用货币政策,往往会出现通胀与通缩交替出现的不良循环。相比之下,财政政策则负有更多启动经济的功能,因此货币政策要在有利于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条件下,适时适度调整。

(五)必须积极激发实体经济内在活力,引导其自主投资

实践证明,经济增长不仅需要宏观经济政策的外在推力,更需要微观活力的激发。因此,要改善微观措施,大力扶持中小企业,加强企业技术改造,增强企业的投资信心和投资能力,快速形成新的增长点。

三、当前扩大内需应把握的几个问题及政策建议

(一)应提高公共投资质量,减小公共投资的挤出效应

一是要努力创造有利于民间投资的环境,将其纳入国民经济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一些行业的准入标准要放低一些,通信、交通等基础设施领域要适度地放开。二是对于重点民营企业及其重点项目,除资金支持外,还应在项目运行的有关制度、投资管理等方面给予指导。三是要拓宽融资思路。在投资方式上,要推动信托基金、产业基金发展,扩大民间投资渠道,把民间资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如在企业发展的初期实行税收优惠;实行贷款援助,成立民营企业融资担保公司;建立风险基金;政府为民营企业提供公平的融资环境等。另外,应当大力发展中小型的金融机构,为民营企业提供服务。可以通过推动小型直接、间接融资渠道的发展来加以促进。

(二)找准突破口,提高消费能力,扩大投资乘数效应

一是应从源头上解决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两大问题。促进消费是提高投资乘数的关键。目前我国消费不足的最大症结是巨大的农民群体消费水平低下。而提高农民消费水平,首先就必须想办法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这就要求重点解决农业技术水平的提升、农产品结构的优化以及农业产业链的延伸,引导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其次,要破解农民消费的“硬件瓶颈”―基础设施落后,就必须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农村交通、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多方面创造条件,使农村更多地区通水、通路、通电话、通广播,释放农民消费潜力。最后,要破解农民消费的“软件瓶颈”―公共服务体制不完善,就要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探索新型养老模式,建立农村最低救济制度,消除农民消费的后顾之忧。此外,还应加强农村综合服务体系建设,解决农民买难、用难、维修难的问题,促进农民消费积极性的提高。

二是政府要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可以通过大力推动廉租房、保障性住房和经济适用房建设、采取税费优惠进一步鼓励和支持住房消费、引导开发商积极促销等措施促进房地产消费的稳定增长。

(三)改革货币政策调控机制,提高货币政策调控效率

依靠资金成本的变化来调节、改革信贷结构,加快利率的市场化步伐,可以考虑在扩大现有的商业银行信贷浮动利率定价自的基础上,有选择性地放开一些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并使用贴息贷款等方式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加快企业债券和股票市场等金融市场的发展步伐。改变目前的货币对冲办法,不过多地依靠准备金调整而主要依靠央行票据的办法对冲外汇储备的增长。有步骤地构造利率和汇率的联动机制,实现货币市场和汇率市场之间的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