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疾病诊断思路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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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精神疾病诊断思路范文

[关键词] 脑卒中；脑卒中后抑郁；脑卒中部位

[中图分类号] R749.4+1[文献标识码] B[文章编号] 1674-4721（2014）06（a）-0169-0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irst onset post-stroke depression and stroke position

HE Chun-yan YANG Ping-sheng WU Su-fang

Neurology Department,South Courtyard of Center Hospital in Yongzhou City of Hunan Province,Yongzhou 425006,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first onset post-stroke depression and stroke position. Methods Selected 78 cases with the first onset stroke,according to whether depression onset or not,they were divided into post-stroke depression group (observe group),and post-stroke non depression group (control group),the correlation of prevalence of depression after stroke,parts of the stroke with poststroke depression were observed. Results Incidence rate of depression after stroke was 12.82%,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observation group patients′ onset at left and cortex position obviously increased,the differences ha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

[Key words] Stroke;Post-stroke depression;Stroke position

脑卒中作为临床常见的脑血管疾病的危急重症之一，以高死亡率及致残率而严重威胁患者的身心健康，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重，脑卒中的发病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1]，且发生卒中后患者多首先会出现躯体功能障碍，渐次发展为语言及认知功能障碍，最后影响患者的情绪，多以情绪低落、兴趣减退为主要表现，对患者的治疗积极性与依从性产生较大影响，进而影响患者的预后[2]，相关统计学数据显示，脑卒中后1个月～1.5年抑郁障碍的发病率为25%～65%[3]，已有研究报道提出，左侧、前部、皮质、多发病灶脑卒中患者，相较于右侧、后部、皮质下、单发病灶而言，更易并发卒中后抑郁[4]，而卒中后抑郁发病率较为悬殊的原因是否与卒中部位相关，目前研究较为少见，因此本研究以此为思路，探讨两者之间的相关性。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诊断标准：依据第四届脑血管病学术会议制订的“脑血管疾病诊断标准”中的“脑卒中”诊断标准。纳入标准：①年龄40～80岁；②符合诊断标准，且经头颅CT证实；③病程≤2周；④患者意识清楚，检查合作。排除标准：①既往有抑郁症者以及有抑郁症家族史者；②有严重痴呆者；③言语以及认知障碍者。

根据上述标准，将2012年7月～2013年7月本院收治的78例首发脑卒中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纳入研究。

1.2 病例分组

观察脑卒中患者卒中后的抑郁患病率，根据是否罹患抑郁症进行分组：脑卒中后抑郁组（观察组）及脑卒中后无抑郁组（对照组）。

1.3 卒中部位定位方法[5-6]

根据测量病灶最前端与额极的最短距离，并与总额枕极长度的比值，病灶位于前部时结果

1.4 抑郁评定方法

所有患者首次就诊时均采用17项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定患者是否患有抑郁症，本研究采用24项版本，方法简单，适用于有抑郁症状的成人，总分可较好地反映疾病的严重程度，也能很好地衡量治疗效果，是经典和被公认的抑郁评定量表。

1.5 统计学处理

所得数据均采用SPSS 16.0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与处理，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以P

2 结果

2.1 首发脑卒中后抑郁的患病率

78例脑卒中患者中，发生脑卒中后抑郁者10例（12.82%），归为观察组，本组患者中男2例，女8例，年龄44～73岁，平均（62.5±1.8）岁；未发生者68例（87.18%），归为对照组，本组患者中男25例，女43例，年龄47～78岁，平均（68.3±1.9）岁。

2.2 两组患者卒中部位与抑郁的关系

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左侧、皮质部位的发生率增加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目前，对于脑卒中后抑郁的发病机制尚不清楚，有观点认为其与脑卒中后脑组织解剖结构以及神经递质的病理性改变有关[7]，也有研究者提出，脑卒中后抑郁是一种心理疾患，其继发于脑卒中，并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所产生[8]，这两种发病机制观点的阐述，可能互为因果，相互作用导致本病的发生[9]。

已有研究进一步指出，卒中部位为前部、左侧以及皮质部位的脑卒中患者更易罹患抑郁[8]，这可能与脑卒中后抑郁导致患者去甲肾上腺素能神经元、5-羟色胺能神经元以及相关信号转导通路受到破坏，从而导致这两条神经递质水平明显降低，从而诱发本病[10]。①神经解剖学机制：左侧大脑半球对人类而言，其作为一个优势半球，功能分区属于情感中枢，故而左侧半球卒中者的卒中后抑郁发生率较右侧高；同时，额叶前部为边缘系统，其与机体的认知、记忆、情感、注意以及思维等精神活动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因此易出现抑郁症状；②神经生化机制：近几年的临床研究已经证实，去甲肾上腺素（NE）、5-羟色胺（5-HT）、多巴胺（DA）在脑内活性同抑郁的发生有关[11]，主要表现为活性体降低，而抑郁的发生率升高，这主要由于基底神经节区为NE、5-HT、DA能神经元轴突的一个重要通路，如果基底节区发生病变，则会阻断 NE、5-HT、DA神经递质向皮质的轴突传递，故而相较于其他部位更易发生抑郁症，而前述神经元均位于脑干部位，穿过深层皮质，发出分支，终于大脑皮质组织，同时，左侧半球主导认知功能，若左侧大脑受到损伤，容易并发精神障碍，如抑郁症等。

此外，由于边缘系统与下丘脑一起发挥调节情绪变化的功能，蓝斑核从脑干上部发出，终于大脑皮质，可对机体的睡眠、情绪以及记忆等变化产生影响。上述神经节间的传递都是通过神经递质完成，故而当左侧、前部、皮层部位损伤时，对神经递质纤维的破坏性较大，这些部位损伤后更容易并发抑郁。本研究结果显示，78例脑卒中患者，观察组发生脑卒中后抑郁者10例（12.82%），主要发生于脑卒中部位在前部、左侧以及皮质部位的患者；对照组未发生脑卒中后抑郁者68例（87.18%）。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左侧、皮质部位的发生率增加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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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长青，方向华.卒中后抑郁流行病学研究现况[J].中华神经科杂志，2006，39（1）：63-65.

[4]Carota A，Berney A，Aybek S，et al.A prospective study of pre-dictors of poststroke depression[J].Neurology，2005，64（3）：428-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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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邹立，陈现红，黄小让.急性期脑卒中后抑郁临床分析[J].中国实用神经疾病杂志，2012，15（22）：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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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精神疾病诊断思路范文

关键词：电视暴露；注意力问题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俗称多动症，是儿童行为障碍中最常见的一种。目前多数学者认为ADHD是遗传因素与环境因素共同影响所致。但是，我们仍然对ADHD产生的原因了解非常少，特别是环境因素的影响。近年来，电视、视频游戏和互联网等媒体得到快速发展，它们作为影响儿童发展的一个潜在来源，逐渐引起了研究者的高度关注。美国小儿科学会建议父母控制儿童每天电视暴露时间不要多于两小时，并且不要把电视放在孩子的卧室里（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2001）。因为有一些研究表明，在儿童和青少年时期长期暴露在电视中会成为以后注意力问题产生的一个潜在危险因素，而这种注意力问题又与儿童和青少年的不良行为有关系，比如较差的阅读、写作和运算技能（Barry et al.，2002）以及攻击行为的增加（Mannuzza et al.，2004）。本文通过对目前研究现状的回顾，指出以后的研究中应该注意的问题，为该领域的进一步研究提供方向性

思路。

一、电视暴露时间与注意力问题的关系研究

有研究者发现儿童期的电视暴露时间与注意力问题存在正相关。Christakis等（2004）对1278名1岁儿童和1345名3岁儿童进行了研究，采用行为问题指标（Behavioural Problems Index，BPI）评估儿童的注意力和冲动行为状况。在控制了孕妇产前物质使用、怀孕周期数、孕妇精神状况、父母社会地位等潜在变量后，通过逻辑回归分析，发现儿童1岁和3岁时每天观看电视的时间与7岁时的注意力问题均存在显著正相关。Miller等（2007）以170名2～5岁的学前儿童为研究被试，在控制了年龄、性别和社会经济地位等变量后，发现儿童的电视暴露时间和老师报告的ADHD症状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其中，老师对ADHD症状的报告依据的是《美国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DSM-IV）。

儿童期电视暴露时间与青春期的注意力问题也存在一定的关系。Landhuis等（2007）对1037名被试进行了长期的纵向研究，让父母记录孩子在5岁、7岁、9岁、11岁、13岁和15岁时每周观看电视的时间，在孩子13岁和15岁时，采取Quay和 Peterson修订的问题行为量表（Quay and Peterson Revised Problem Behavior Checklist）和鲁特行为问卷（Rutter Behavior Questionnaire），让被试本人、被试的父母和老师分别报告被试的注意力状况。结果发现，在控制了被试性别、儿童期注意力问题、5岁时的认知能力、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等变量后，儿童时期（5～11岁）观看电视的平均时间与青春期（13～15岁）的注意力问题存在显著正相关。

Johnson等（2007）控制了被试父母个性特征、情感剥夺、儿童早期注意力问题等变量后发现，青少年每天观看电视时间多于3个小时，可能会成为以后注意力问题产生的高风险因素。Swing等（2010）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扩展了被试的年龄范围，采用两个被试样本，分别是6～12岁的小学生和18～32岁的大学生。对小学生被试组采用纵向研究，在13个月里分4次测量被试的电视暴露时间和注意力问题。被试和被试的父母分别报告每天四个时段内（6am―12pm、12pm―6pm、6pm―12am、12am―6am）被试观看电视的小时数。为了减少报告时的社会偏向，被试观看电视的小时数最终采取两者报告数据的平均值。教师通过3个问题对小学生注意力问题进行评估，分别是：“该学生是否难以停留在某项任务上”“该学生是否集中注意力有困难”“该学生是否经常打扰其他学生学习”。对大学生被试组采取横向研究，电视暴露时间和注意力问题均采用自评。注意力问题的评定采用3个问卷：成人版ADHD自评量表（ASRS）、简易自我控制量表（BSCS）、Barratt 冲动量表（BIS-11）。在对小学生被试进行研究时，控制了被试早期的注意力问题。结果发现，电视暴露时间与注意力问题之间的关系，小学生组边缘显著正相关，大学生组显著正相关。

也有研究者发现电视暴露时间与儿童的注意力问题并不存在显著相关。Stevens 和Mulsow（2006）对2500名5岁儿童进行研究，让父母持续记录孩子5岁时每周看电视的小时数。控制父母社会经济地位和父母卷入两个变量后，发现5岁时的电视暴露时间与6岁时出现的ADHD症状没有显著相关。Obel等（2004）发现儿童早期（3岁半）观看电视时间与10～11岁时注意力问题没有联系。Stevens等（2009）对4～10岁的儿童进行研究，未发现ADHD症状与观看电视时间存在必然联系。

电视暴露时间与儿童、青少年的注意力问题之间是否有关系，目前还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我认为结论不一致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样本特征、控制变量、测量方法、随访时间。样本年龄和控制变量在各个研究中是不同的。对注意力问题的评定，研究者采用的评估问卷也各不相同，如《行为问题指标》《美国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成人版ADHD自评量表》等。比如，Swing等（2010）对小学生学生注意力问题进行评估时，采用的3个问题是“该学生是否难以停留在某项任务上”“该学生是否集中注意力有困难”“该学生是否经常打扰其他学生学习”；Christakis等（2004）采用的5个问题取自《行为问题量表》（BPI），而不是《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对注意力问题的评估方法不同，可能导致结果的不一致。

二、电视内容的类型、电视播放速度和观看背景的调节作用

以上研究只是考察了媒体暴露时间和注意力问题的关系，没有考虑到电视内容的类型、电视节目的播放速度以及观看背景的调节作用，或许儿童看什么（content）和如何看（context）比看多长时间（time）更重要。

1.电视内容类型的调节作用

Zimmerman和Christakis（2007）为了考察电视内容的类型是否是电视暴露和注意力问题之间的调节变量，考察了三种不同内容类型的电视节目：教育类、非暴力娱乐类、暴力娱乐类。结果表明，3岁前观看教育类电视节目（《芝麻街》）的时间与5年后的注意力问题没有关系，而3岁前观看暴力娱乐节目（《猫儿历险记》）和非暴力娱乐节目（《乐一通》）的时间与5年后的注意力问题有显著关系，因此，暴力电视节目和非暴力非教育类电视节目对注意力问题的消极影响要大于教育类电视节目。结果还发现，4～5岁时不管观看何种电视节目，都与随后的注意力问题没有关系。因此，研究者认为早期观看电视时间和随后注意力问题之间的联系，主要存在于3岁前观看的非教育类电视节目。该研究与以往两项研究的结果一致，即3岁以前儿童观看电视节目与以后的注意力问题有显著关系（Christakis et al.，2004），5岁儿童观看电视节目与以后的注意力问题没有显著关系（Stevens & Mulsow，2006）。

Barr等（2010）让父母记录儿童在1岁和4岁时的电视暴露时间与电视节目的名字，然后在儿童4岁时进行一系列认知测量和执行功能的评估。结果发现，1岁和4岁时暴露在成人节目（比如，新闻、情景剧、体育比赛等）中的时间与4岁时较差的执行功能有关系，而暴露在儿童节目（如《芝麻街》）中的时间与4岁时的执行功能没有关系。因此，在理解电视暴露和个体发展的关系时，电视内容的类型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重要变量，或许电视暴露对注意力是否产生影响要依赖于电视的内容，而不仅仅是电视暴露时间。

2.电视播放速度的调节作用

Geist和Gibson（2000）让实验组被试观看《恐龙战队》和《罗杰斯先生》，控制组被试不看电视。观看完之后三组被试均自由玩耍。结果发现，观看《恐龙战队》的被试与其他两组被试相比，在自由玩耍时更换活动频繁，在每项活动上坚持的时间短；观看《罗杰斯先生》的被试和控制组之间没有显著差异。由于《恐龙战队》的节奏比《罗杰斯先生》快，研究者认为观看快节奏的娱乐节目可能会导致注意力问题的发展。Lillard和Peterson（2011）把60名4岁学前儿童分为三组，分别观看快节奏的电视卡通节目、观看慢节奏的教育类卡通节目和画画，时间为9分钟。在控制了儿童的注意情况、年龄和每周电视暴露时间等变量后，发现观看快节奏卡通节目的被试比另外两组被试在完成执行功能任务上（延迟满足、河内塔和数字广度等任务）表现较差，即观看快节奏卡通节目对4岁儿童的执行功能产生了消极的短期影响。

Anderson等（1977）以72名4岁儿童为被试，采用两个呈现速度不同的《芝麻街》片段，其中一组是快速呈现，另外一组是慢速呈现。每个孩子都是在父母在场的情况下观看，控制组被试不观看电视，而是在这段时间内听父母读故事。观看结束后，所有被试均完成2个测验，用来评估注意力状况和在一项任务上的持久性。三组被试的测验结果没有显著差异。有研究者认为，对于教育类节目，节目的内容比播放速度可能更重要（Christakis，2009）。

3.观看背景的调节作用

一项对8年级学生的研究发现，在播放肥皂剧的电视前做作业的学生，完成作业的表现差于在安静环境中完成同样作业的学生。研究者认为，学生边做作业边看电视屏幕，认知资源被分配在两个任务上，使注意力在电视和作业之间频繁转移，因而导致完成作业时的表现较差（Pool et al.，2003）。

个体在观看电视节目时存在主动观看和背景观看两种情况。主动观看指的是个体有观看电视节目的愿望，注意力集中在电视或电脑屏幕上。背景观看指的是孩子没有观看电视节目的意愿，电视节目是儿童玩耍时的一种背景。比如，家长观看电视节目时，儿童在一旁玩耍。背景电视会干扰婴儿玩玩具的行为，使儿童集中在玩耍上的时间减少（Schmitt et al.，2008）。由于父母的注意力集中在电视节目上，使得父母与孩子之间的互动活动减少，对孩子的关注减少（Kirkorian et al.，2009）。一项对孤儿的研究表明，早期的亲子互动对儿童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Chisholm，1998），高质量的亲子互动与儿童执行功能的良好发展有重要关系（Laible & Song，2006）。因此，背景媒体的直接影响是分散儿童的注意力，间接影响是使得父母把注意力从儿童的身上转移，亲子互动减少，从而影响儿童执行功能的发展（Christakis，2009）。因此，在考察电视暴露与注意力问题的关系时，要同时考虑到亲子互动的减少和电视刺激的增加两个变量。

三、电视暴露对注意问题产生影响的理论假设

为什么电视暴露会成为注意力问题产生的一个潜在危险因素？有研究者作出以下几种假设。

1.媒体内容刺激有趣，使得生活情景显得无趣

大多数电视节目采用了吸引观众注意的技术，使得电视节目内容刺激有趣。现实生活与电视中所描述的生活情景相比之下显得乏味无趣。儿童和青少年经常观看电视节目，就会对那些不太刺激有趣的任务（如学校功课）缺乏耐心，集中注意力时变得困难（Christakis et al.，2004）。Friedrich和Stein（1973）发现观看电视节目《蝙蝠侠》的实验组儿童比不看任何节目只是玩耍的控制组儿童更能容忍延迟满足。

2.节目注视点快速转换，过度刺激了婴儿大脑的发展

新生儿的大脑在出生后前2年平均重量由333g增长为1kg，这种快速增长是对外界刺激的直接反应。早期的视觉和听觉经验对大脑的发展至关重要，这在人类和动物的研究中都得到了证实。神经科学认为儿童出生后前几年大脑的神经元联结有很大可塑性，刺激的类型和刺激程度会影响大脑神经突触的数量和密度（Greenough et al.，1987）。儿童周围任何刺激的多次重复暴露都会影响神经细胞的发育和神经递质的调节，从而影响大脑的结构和功能。

大多数电视节目具有灯光闪烁、图像和场景快速转换等特点，由于观看视角的不停变化或者目标物体的快速运动，观看者要把注意点频繁地从一个目标转向另外一个目标，即要把注意点不停地重新定位。快速变化的图像和场景可能会过度刺激儿童的大脑，从而对大脑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如果经常暴露在电视节目中，就会损害个体将注意力长时间集中在一项任务上的能力。这种影响既可以发生在儿童主动观看的情况，也可以发生在背景观看时（Christakis，2009）。Zimmerman和Christakis（2007）发现儿童3岁前观看教育类电视节目的时间与5年后的注意力问题没有关系，研究者认为这可能是因为教育类节目的场景长度比非教育类节目长，即节奏较慢的节目可能不会对3岁儿童的大脑产生过度刺激。

3.过多接触电视导致其他促进注意力发展的活动减少

观看电视取代了其他可以促进注意力发展的重要活动，如阅读、玩游戏、体育锻炼等，即过多的电视暴露剥夺了大脑其他方面的经验（Christakis，2009）。一个婴儿每天看3小时电视，大约在屏幕前花掉他清醒时间的20%，试想一下，他因此可能会失去什么。

4.儿童对节目内容不理解引起注意分散

孩子一边和父母观看定位于成人的电视节目，一边玩玩具，会导致注意力问题的产生。电视节目突出的感性特征（如响亮的声音效果），会把儿童的注意力吸引到电视屏幕上。由于儿童无法理解节目的内容，所以注意力不会长时间保持在屏幕上（Anderson et al.，1980），而会把注意力再次转向玩具。由于电视节目反反复复干扰儿童正在进行的活动，所以影响了注意的长时间维持，扰乱了抑制性控制过程，进而导致注意力问题的产生（Barr et al.，2010）。正如Barr等（2010）的发现，1岁和4岁时暴露在成人节目中的时间与4岁时较差的执行功能有关系，而暴露在儿童节目中的时间与4岁时的执行功能没有关系。

四、研究展望

1.开展时间跨度更大的纵向研究和实验研究

目前关于电视暴露与注意力问题的研究都是相关研究，而不是因果研究，即使电视暴露时间与注意力问题有显著正相关，也只能说电视暴露时间长的个体，表现出来的注意问题也较多，但无法确定是过多的电视暴露导致了注意力问题的产生，还是有注意问题的个体本身会较多地接触电视，或者两者互相影响。由于研究中可能有很多没有被控制的变量在影响注意力问题的产生，因此，我们不能作出因果推断。比如Swing等（2010）在对小学生被试进行13个月的测量过程中，被试可能因服用药物使得注意力下降，这时研究者就无法判断看电视时间的长短有没有影响到注意力的变化。另外，Acevedo-Polakovich等（2007）发现有ADHD的2岁儿童观看电视节目的时间显著多于正常的2岁儿童。因此，过多的接触电视究竟是多动症产生的原因，还是多动症的一个结果，或者互为因果，目前也不清楚。因此，在以后的研究中应该进行时间跨度更大的纵向研究，考查电视暴露对注意力问题影响的过程。除了实验组外，还应加入控制组，对控制组的电视暴露时间进行干预，观察实验组和控制组的不同。总之，要尽量排除对注意力问题产生影响的潜在因素。

2.细化暴露时间的测量，关注媒体内容的影响

在进行电视暴露时间测量时，要考虑到电视内容的性质，如：是教育类还是非教育类，是暴力类还是非暴力类，是定位于成人还是定位于儿童，被试是主动观看还是作为背景观看。以往很多研究对电视暴露时间进行测量时，没有根据电视内容和观看方式进行细致划分，而是整体测量的（Christakis et al.，2004；Miller et al.，2007；Landhuis et al.，2007；Stevens & Mulsow，2006；Obel et al.，2004；Swing et al.，2010）。未来的研究在测量暴露时间时，应对不同类型的电视节目进行分开评估。

3.细致划分媒体特征，关注其他媒体的影响

电视具有很多不同的特征，这些不同特征可能会对注意力问题产生不同的影响。对电视的特征应进行更细致的划分和研究，以决定哪些特征与注意力问题的关系最大，比如是节目的刺激性，还是节目场景的快速变化。另外，除了电视外，儿童和青少年长期暴露在视频游戏、互联网、电影、音乐、电话等媒体中，是否也会与注意力问题的产生有关系？目前还没有相关研究，因此它也是未来研究的一个方向。

[1]Acevedo-Polakovich， I. D.， Lorch， E. P. & Milich， R.. Comparing television use and reading in children with ADHD and non-referred children across two age groups[J].Media Psychologyl，2007，9（2）：447-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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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精神疾病诊断思路范文

【关键词】轻度认知障碍；阿尔茨海默病；研究概况；述评

老年人轻度认知障碍（mildcognitiveimpairment,MCI）于1996年被美国著名精神科专家Petersen正式命名，现已被公认为是“痴呆的前期状态”。目前许多学者认为，MCI代表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disease,AD）的极早期阶段，以记忆障碍为其最基本和最主要的特征。由于AD是不可逆转的，因此对老年人MCI患者的早期干预治疗尤为重要[1-2]。下面对最近的MCI研究作一综述。

1MCI的概念

过去许多学者曾针对认知功能损害提出过多种术语和概念[3]，如良性衰老性健忘（BSF）、年龄相关性记忆障碍（AAMI）、年龄相关性认知衰退（AACD）、轻度认知衰退、轻度神经认知衰退、非痴呆的认知障碍（CIND）、可疑痴呆等。这些概念或包括对象太泛或不能准确概括其特征，且多数缺乏操作性，现在少用。

时下普遍认为MCI代表了痴呆流行病学调查中除认知正常和痴呆之外的一个内涵广泛、程度各异的认知状态，它是指介于正常老化和痴呆之间的一种临床状态，处于这种状态的个体存在超出其年龄和文化所允许范围的记忆障碍，但其他功能完好，达不到痴呆的诊断标准[4]。

2MCI的诊断及分型

2.1MCI的诊断

目前大多学者同意MCI不是一个疾病实体，仅仅是一种认知过渡阶段。Peterson等在研究正常老年人的认知水平时，提出了一套操作性较强的MCI诊断标准[5]，为大家所认同。标准如下：①存在由患者自己、家属或知情人提供的记忆损害主诉；②记忆测验成绩低于年龄和文化程度匹配的正常对照1.5个标准差；③总体认知分级量表轻度异常，即总体衰退量表（globaldeteriorationscale,GDS）2~3级或临床痴呆评定量表（clinicaldementiarating,CDR）0.5分；④一般认知功能正常；⑤日常生活能力（ADL）保持正常；⑥除外痴呆或任何可以导致脑功能紊乱的躯体和精神疾患，同时满足上述几条才能诊断为MCI。MCI认知损害特征与AD的早期或临床前阶段极其相似。据此许多学者认为MCI是前AD状态，或者是一种更广泛的前痴呆状态?

2.2MCI分型

有人[6]认为可根据MCI的认知特点（如：遗忘型与非遗忘型MCI、记忆障碍与多个认知功能区损害的MCI）、临床神经系统表现（如有无帕金森综合征的MCI或抑郁型MCI）、可能的病因、神经影像学发现（如有无海马萎缩的MCI）、基因特征（如有无APOEε4基因型的MCI）或病情进展情况将MCI分为几个亚型。

Peterson等[4]认为MCI主要存在三种类型：①以记忆损害为主，其他认知领域相对保持完整，其的主要结局是发展成Ad。故建议将此类MCI称为遗忘型MCI（AmnesticMCI）；②多个认知领域的轻度损害（不一定包括记忆），但其严重程度达不到痴呆标准，这种类型的MCI可能进展成AD，也可能进展成血管性或其他痴呆以及其他非痴呆疾病；③单个非记忆认知领域的损害，如单纯语言障碍或单纯注意或动作和执行功能障碍，前者可以进展成原发性进行性失语，后者可以进展成额颞痴呆。MCI患者存在神经心理评分、影像学、脑电图（EEG）、最终转归等事实上的差异，这可能是其亚型存在的原因。对MCI的认识和分型还存在争议。

3MCI发病率与AD转归率

3.1MCI的发病率

以Petersen的标准诊断MCI的患病率为3.2%，而在其他的调查研究[7]中，各种形式的认知障碍的流行率在17%~85%。由于年龄组不同以及使用的标准有别，MCI的患病率差异较大。Barker等人发现50~95岁老年人群中MCI发生率由于确定记忆损害的标准不同而变动于5.8%~18.5%之间[8]。发病率与研究所采用的标准（如单纯记忆障碍或任何障碍）、受试者的人口特征（如年龄、受教育水平、性别分布）[9]、样本的大小（全部人口、老年人口还是其他特殊人）及样本筛选率等有关。尽管流行病调查数据报道不一，但老年人群中存在着MCI庞大患者群是不争的事实。

3.2MCI的AD转归率

关于MCI向痴呆或AD的转化率的研究很多，但同样受到不同研究中MCI概念和标准不同的影响。美国神经病学研究所（ANN）报道MCI每年进展为AD的发生率为6%~25%。Hogan等[10]在加拿大的一项队列研究中，根据7种不同的MCI标准诊断的MCI的年转化率在4.0%~10.2%之间。在Petersen等[5]的研究中，MCI向AD的转化率平均每年约为12.0%，明显高于正常人群。另外的研究表明，MCI患者中约44%在3年后转化为AD，平均年转化率为15%[11]。Ritchie等发现只有22%的MCI患者在8年后进展为AD[12]。Morris等则认为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大多数甚至所有MCI者病情将加重并进展为痴呆，特别是AD[13]。MCI向痴呆或AD的高转化率一方面说明MCI是痴呆的高危人群，另一方面也支持MCI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痴呆的临床前或早期阶段的观点。

然而，并不是所有MCI者都将转化为痴呆。这可能是MCI包含了稳定的记忆障碍个体，也可能是MCI及抑郁之间存在混淆[14]，或是的确存在MCI亚型。

4临床诊断

临床常通过神经心理学量表〔韦氏智能量表、韦氏记忆量表、听觉词语实验、临床痴呆评定量表（CDR）、痴呆扩充量表和Hachinski缺血指数量表（HIS）等〕、简易精神状态量表（MMSE）与日常生活能力量表（ADL）评分、影像学和实验室检查，结合临床特征（临床资料包括既往史、主诉、体格检查）进行综合诊断，最终确诊要靠尸体解剖。

4.1临床症状

一般MCI患者没有明显的既往史，即无明显抑郁、精神错乱、精神发育迟滞或其他精神疾病，无颅脑外伤、肿瘤、颅内占位性病史。MCI病人有认知功能逐渐下降的主诉且至少持续6个月以上，且有记忆力减退、学习能力下降的客观证据，其他认知功能一般未受损[15]。一个老人有无认知障碍，最好要与同文化程度的同龄人进行比较，这是最重要的。

4.2神经心理学评分

有些老年人因各种原因可能有记忆力减退的主诉，但在记忆力测验中却无客观损害的证据，神经心理学检测显得尤为重要。

4.2.1记忆力评价

对临床前AD和MCI的横断面和前瞻性研究发现情节记忆是最突出的认知损害领域，最早损害的是言语性情节记忆，然后是视觉性情节记忆[16，17]。MCI的神经心理学改变与临床前AD非常相似。语义记忆包括词语流畅性和命名和其他认知领域在最初是不受累的，当病程进展到临床发病前后，才出现其他认知领域和总体认知功能（MMSE）的下降[17-19]。OstbergP等认为动词流畅表达（Verbfluencyperformance）在AD和MCI的初期已经存在[20]。杨氏[21]发现正常老年人和MCI患者（MCI、NC各10名）汉语言语产生中双词素词语音编码模式相同，均受词义和词素意义激活程度的影响，但激活的速度MCI患者慢于正常老年人。人们还发现MCI者即刻记忆、近记忆、远记忆均有不同程度的损害。词语情节记忆损害可能是MCI和MCI是否进展成AD的预示指标。该标准客观性不强，尚需其他方面资料的支持。

4.2.2认知评价

MCI在认知功能如语言序列学习及记忆任务方面有缺陷，并且均存在执行功能异常、口头记忆减退、命名损害等[15，19，22-25]。有研究报道临床前AD和MCI存在除记忆损害外，其他认知领域的损害，包括注意、语言、视空间和执行功能等[26]。王荫华等[28]认为轻度AD和MCI汉字整体认知加工速度减慢，语音加工过程受损。周氏[29]应用精确计时软件DMDX编制程序，测查MCI患者的注意功能，发现与正常老人相比MCI患者〔MCI（18±1）例、NC（19±1）名〕选择注意功能有下降趋势，持续和分散注意能力正常。这些结果差异可能与不同研究中所采用的病例入选标准、神经心理测验工具及其反映的认知损害严重程度不同有关。

在Petersen等[27]的随访研究中，MCI患者的一般认知能力和其他非记忆领域认知能力与正常对照组差别不大，而记忆损害在两组之间有显著不同；与极轻度AD比较，两组的记忆损害程度相似，而其他认知损害在AD组更显著。

Ready等[30]采用额叶系统行为量表（FrSBe）检查MCI和AD病人，发现两者均表现出淡漠和执行能力异常，且无明显差别。说明额叶管理的行为改变在认知损害的早期和极早期即已出现，甚至在日常生活能力减退之前就已经表现得比较明显了。短期精神状态量表（shorttestofmentalstalstatus,STMS）是一种用于痴呆评估的特殊方法，在评价MCI病人的学习能力和思维敏捷度方面比常用的MMSE更灵敏，主要用于发现认知功能基本正常但以后会发展为MCI或AD的个体[31]。

目前使用的所有精神量表对于准确的发现MCI或早期AD病人都不理想，只能作为一种有价值的参考手段。

4.3影像学诊断

4.3.1结构性神经影像学

资料显示MCI影像学主要表现为颞叶和海马结构萎缩，特别是内嗅区和经内嗅区皮质明显萎缩，同时伴有脑沟增宽、脑室系统对称性轻度扩大，并以幕上脑室扩大为主。DeLeon等应用CT、MRI发现MCI至AD海马萎缩发生率分别为76%（MCI）、84%（轻度AD）、96%（重度AD），且与年龄无关，在老年人中海马萎缩与延迟回忆成绩有相关性[38]。当MCI者海马结构改变时即预示着将出现新皮质的改变和AD到来。这提示海马萎缩导致了认知下降。

应用磁共振（magneticresonanceimaging,MRI）定量技术测定海马-海马周围和内嗅皮质区容积，海马结构容积越小，AD转化率越高。连接海马的颞叶新皮质区或前扣带回萎缩是发展为AD的最佳预测。此技术测定大脑萎缩率对预测MCI转归AD较神经心理测量评分价值高[34，35]，可不依赖于其他因素，如神经心理评分和ApoEε4基因型[36，37]。

4.3.2功能性神经影像学

4.3.2.1脑血流与灌注单光子放射计算机断层显像术（singlephotonemissioncomputedtomography,SPECT）主要是估测脑血流灌注，正电子发射断层摄影术（positronemissiontomography,PET）主要观察脑部氧代谢、葡萄糖代谢和脑血流。OkamuraN[39]用I123-IMP（N-异丙基-P-碘123苯丙胺，IMP-SPECT）研究发现MCI患者存在后扣带回血流灌注不足，AD患者则在额、颞和顶叶皮质均灌注不足。其他研究者运用大脑激活显像技术研究记忆过程及内侧颞叶皮层反应模式时发现，有记忆障碍的老年人在编码阶段右侧海马、左侧前额和左侧颞叶皮层的激活显著降低且没有发现功能代偿[17]。Cardebat等[40]观察发展AD患者的记忆评分与右额前区皮质血流增加显著相关，但该区在对照组中并不激活,提示可能存在代偿机制。SPECT还显示随着认知功能的衰退脑血灌注量减少也波及其它脑区（如枕区），与正常人、AD者不同。

4.3.2.2葡萄糖代谢脱氧葡萄糖荧光标记正电子发射断层摄影术〔（18F）-fluoro-deoxy-glucosePET，FDG-PET〕发现向痴呆转化的MCI者右侧颞顶皮质及内嗅皮质局部葡萄糖代谢降低，血流灌注也降低，这些改变比结构改变早1~2年。这种神经功能影像的改变可以筛选向痴呆转化的MCI，其正确率为56%~75%，若与神经心理评估相结合筛选的准确率为90%[41]。

MCI的代谢障碍部位多为颞叶、顶叶，而基底神经核、丘脑等脑区较少受累。这种改变在神经元缺失、神经突触联系减少之前即可出现。MCI患者的PET检查常见颞顶部联络皮质有明显氧代谢与葡萄糖代谢低下，病变双侧对称。大脑局部葡萄糖代谢及灌注的差异对预测MCI转化可能有帮助。血流量和葡萄糖代谢减少是认知功能进行性降低的高危因素，物质和能量代谢的障碍往往早于痴呆患者的病理学改变。所以SPECT和PET是诊断MCI和早期AD的有用工具。

4.3.2.3活体化学成分磁共振波谱（MRS）可无创检查活体内化学成分。质子磁共振分光谱（H1MRS）检查发现[42]MCI者和AD者NAA/Cr（N-乙酰天冬氨酸/肌酸）比值在颞上叶、扣带回后部的感兴趣区（volumesofinterest,VOI）显著地低，而在枕中央部VOI无差异。AD者扣带回后部VOI处的MI/Cr（肌醇/肌酸）比值比MCI者和正常者高。

质子磁共振分光谱（H1MRS）检查可发现MCI者脑内DA神经递质的代谢异常。

4.3.2.4细胞凋亡与受体Fox（2000）提出运用连续脑MRI记录能分析脑细胞凋亡的速率，发现MCI者脑细胞凋亡速度加快，尤以海马部最为明显，可作为辨认MCI的手段。他的纵向随访研究发现，衰退的MCI者比稳定的MCI者脑整体凋亡速率显著地升高；颞叶和海马部的细胞凋亡对痴呆的发生有重要意义。

有人[43]用11C标记的尼古丁（nicotine）通过PET和SPECT研究AD患者发现起颞叶皮质部烟碱受体的明显减少。MCI者有缺损并与MCI者认知功能显著相关。

尽管如此，海马定量测量很难在个体水平区别MCI、正常老化和早期AD。不过，它在动态观察MCI患者是否进展为AD有较好的应用前景，为AD的早期诊断和干预提供帮助，但费用昂贵。

4.4其他辅助诊断

4.4.1嗅觉测试

有研究发现MCI（28例）者嗅觉识别能力减退明显，且嗅觉识别能力评分和认知测验结果呈正相关，即认知功能好的人嗅觉识别能力也较好，并认为嗅觉障碍可出现在认知功能障碍之前[45]嗅觉减退合并ApoEε4阳性者发展为AD的风险增加5倍[46]。

4.4.2MCI事件相关电位

事件相关电位（ERP）研究[47]表明，MCI老年人部分脑诱发电位（RP、N100、N200和P200）有健康老年人的特点，但MCI组P50、P300潜伏期都比对照组明显延长，P50的波幅也增加。P300潜伏期延长，反应时间变慢则类似于AD患者。P50的差异可能反映了在AD的超早期阶段听觉皮质就有了病理学改变。MCI的N400（反映与语言加工过程有关的电位）潜伏期延长，Olichney[49]利用N400检查MCI病人的语义变化能力，发现N400在临床应用中对MCI、AD病人了解其语言障碍的情况和机制以及与语言加工有关的认知过程有很大帮助。也有研究认为MCI者的ERP没有变化，可能是听觉刺激诱发的ERP不如视觉和嗅觉刺激稳定?这些研究提示P300在临床诊断MCI和早期AD中有一定的价值[47，48]。

4.4.3脑电图（electroencephalography,EEG)

Jelic等[50]运用定量EEG（quantitativeelectroencephalography,QEEG）研究发现QEEG比普通EEG能更好地提示MCI的进展程度。在MCI患者的颞部、颞枕部及中央顶部，有明显θ波的功率增高，而α和β波的功率降低，EEG的基线无变化。

4.5生物化学标记物

4.5.1血液指标

4.5.1.1血小板APP淀粉样前体蛋白（amyloidprecursorprotein,APP）是AD的Aβ沉积发病机制中的关键所在。Borroni[51]对血小板APPr异常的MCI患者进行为期2年的随访，发现83%的MCI转变成了AD。Padovani等[52]用Westernblot分析法发现MCI和早期AD病人血小板中APP形式（APPr）同正常老年化相比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他们认为血小板中APPr比率可以作为诊断MCI和早期AD的生物学指标。

4.5.1.2炎症因子Weaver等[53]通过严格的回归分析发现血浆中白介素-6（IL-6）水平升高同认知功能损害有密切的关系，是导致认知障碍的危险因素。他们利用过表达IL-6的转基因鼠发现IL-6在导致记忆和学习能力降低等神经病理生理方面发挥着作用。通过检测血浆中IL-6水平有助于早期发现认知功能的损害。

Schmidt等[54]对一组人群进行了25年的随访，发现血清中非特异性的高灵敏度C反应蛋白量比正常高出至少3倍，显著增加了发展为痴呆的危险性，认为C反应蛋白也可作为诊断AD的生物指标。

4.5.1.3氧化因子Isoprostane8，12-iso-iPF（2α）-VI是体内脂质过氧化的特异指标，在AD病人的血浆中升高。Pratico等[57]发现MCI病人的大脑氧化应激反应增强，其血浆、脑脊液和尿液中均检测到8，12-iso-iPF（2α）VI水平显著升高，且预示着有发展为AD的趋势。通过Isoprostane的检测可以预测脂质体过氧化增强的MCI病人是进展为AD的危险因素。

4.5.1.4氨基酸认知功能和营养状况的关系一直受到研究者的关注。Seshadri在前瞻性研究中发现血浆中高半胱氨酸水平在痴呆发病以前就已升高，升高到2倍以上就可认为是发展为AD的危险因素，同时还检测到血清中叶酸水平下降[58，59]。高半胱氨酸的升高可能与亚甲基四氢叶酸还原酶（MTHFR）基因的T/T基因型有关。已有研究表明体内叶酸、维生素B12不足可以引起血中高半胱氨酸水平增高，从而促进认知障碍的发生[60]。因此，体内叶酸和维生素B12不足也可以间接反映认知障碍。

MCI组（91~104岁）和痴呆组的苯丙氨酸比值较社区正常老年人组（90~103岁）和青年对照组（20~50岁）高。所有老年人组（90~104岁）的酪氨酸或其他中性氨基酸的比值较青年对照组高。苯丙氨酸和酪氨酸都是神经递质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的前体，二者可与其他大分子中性氨基酸竞争入脑[61]。另一项研究发现，健康和痴呆老年人血浆苯丙氨酸和酪氨酸水平在多个点都升高。二者相对升高可能是对已发生或将要发生的认知功能障碍的一种代偿反应[62]。

4.5.1.5其它Coquer（2000）曾提出外周血血浆中n-3脂肪酸的低水平可能是认知功能损害的一个危险因子，但这对MCI和AD特异性并不强。

4.5.2脊液指标

由于血脑屏障的阻挡作用，外周血中的Aβ40、Aβ42、P97等不能较好地反映大脑功能、结构变化，近年来多研究脑脊液（CSF）中的变化。

4.5.2.1脊液tau和磷酸化蛋白（hyperphosphorylatedtau）一项随访研究表明MCI（均发展为AD，44例）组脑脊液总Tau蛋白、磷酸化Tau蛋白水平均比对照组高[63]。对MCI不同转归者进行比较发现，脑脊液Tau蛋白在发展为AD或呈进行性发展的MCI者较稳定型MCI者明显升高，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升高的脑脊液Tau蛋白是认知功能减退的预测因素[64]。另有研究认为，是磷酸化Tau231而不是总Tau蛋白与认知功能障碍和MCI向AD转化有关[65]。也有研究发现，MCI的脑脊液Tau蛋白最初并无明显升高，在转化为AD后才升高。

KanaiM等测得正常老年人脑脊液中Tau蛋白水平轻微增加，高龄者显著增加，而老年组脑脊液蛋白Aβ1~42的平均水平高于中年组[66]。Hulstaert等[67]研究提示脑脊液Tau蛋白增加而脑脊液Aβ1~42水平下降在MCI患者进展预测方面可能有一定帮助作用。Arai等[68]研究20例MCI后来均发展为AD，其中13例（65.0%）有高tau蛋白水平，表明MCI可以导致某些脑区不正常磷酸化tau蛋白的聚集和神经元的死亡，出现AD的病理改变。

这些结果不一致的原因可能包括MCI的异质性、诊断标准的不同以及脑室容积的影响。对MCI者随访时只有校正脑室容积的影响后，脑脊液磷酸化Tau231才随病情进展呈增加趋势[69]。

4.5.2.2Aβ和APP（Aβ前体蛋白）脑脊液Aβ42水平在早中期AD患者中升高，以后随病情进展降；Aβ40则相反，在早中期AD患者表现为降低。对MCI患者的研究则不太一致[70]。还有研究发现，MCI者脑脊液Aβ42与对照组无差异，当这些MCI发展为AD后，Aβ42才明显降低[71]。对MCI者随访后发现，进展为痴呆的MCI或呈进行性发展的MCI者的脑脊液Aβ42水平比稳定型MCI低。Andreasen等[72]研究MCI患者（16例）的CSFtau蛋白和Aβ1-42水平，发现与对照组相比，MCI患者的CSFtau蛋白显著升高而CSFAβ1-42水平显著降低，与AD患者类似。ELISA法[73]检测脑脊液中的Tau、Tau总量、Aβ42等指标，Tau总量升高、Aβ减少（因为Aβ在大脑沉积形成老年斑），Tau/Aβ42比率发生改变是认知衰退的预兆，可作为诊断MCI和早期AD的特异敏感指标。特别是磷酸化Tau231更预示着MCI的发生。同时，这些指标也是MCI演化为AD的有力证据。测定CSFTau蛋白和Aβ42浓度水平有助于AD的早期诊断，但是应该强调的是上述工作的鉴别意义是针对群体的，针对个体的预言价值尚未确定。

4.5.2.3炎性因子（IL-1β，TNFα，GM-CSF，TGFβ）TarkowskiE等[74]用ELISA法检测MCI（56例）和正常老年人（25例）脑脊液中IL-1β、TNFα、GM-CSF、TGFβ、tau蛋白、Aβ的水平，结果MCI者TNFα与tau蛋白明显升高于对照组，TGFβ和Aβ则低于对照组。9个月后，31人MCI转为AD，只有转为AD的MCI脑脊液中TNFα高于对照组。另外，脑脊液Aβ42降低仅仅发生在转为AD的MCI者身上。这支持AD者早期存在Aβ代谢紊乱。研究提示MCI脑脊液TNFα增加和TGFβ降低是转为AD的危险因素；中枢炎症是AD病理变化的早期特征，建议对MCI进行抗炎处理。

4.5.2.4胆固醇Papassotiropoulos等[75]用气相色谱分析-物质光谱测定法发现早期AD和MCI病人脑脊液中24-羟基胆固醇水平升高，这是神经元变性过程中胆固醇转化为24-羟基胆固醇过程加速的结果。认为24-羟基胆固醇可以作为认知障碍发生和发展的指标。

4.6织胆碱乙酰转移酶（ChAT）

MCI老年人ChAT活性在优势额叶、海马比无认知功能障碍老年人明显增高。非优势顶叶、优势颞叶和扣带前回皮质的ChAT活性在有无认知功能障碍老年人相当。该结果表明，MCI和轻度AD患者的认知障碍和ChAT活性无关，至少不仅仅是胆碱能系统功能失调引起的。额叶和海马ChAT活性的上调可能是机体为防止轻度认知功能障碍恶化的一个重要因素[55]。值得注意的是，MCI老年人ChAT活性显著升高选择性地出现在Braak分期的边缘系统期，即内嗅区-海马Ⅲ/Ⅳ期。MCI者存在短时记忆障碍可能不是胆碱能系统功能发生障碍，而可能是内嗅区和海马的联系受到破坏所致[56]。有假设认为ChAT活性在MCI的升高可能是海马失去内嗅区皮质输入信息的代偿反应。

4.7遗传学标志

ApoE4仅仅对于相对早期发病的遗忘型MCI来说，可能代表了向痴呆转化的危险，而不代表其他亚型的MCI向痴呆转化的危险[76]。也有研究指出认知水平的减退与ApoE4基因型无关。ApoE4基因型对于评价MCI向痴呆转化的价值存在很大争议。

5MCI的病理和病理生理过程

5.1病因不明

MCI病因研究报道较少。现有资料提示老年、家族史以及其他慢性疾病与MCI发病相关，它们可能是促使MCI发生的重要因素。另外，神经、心理及机体系统状态（如慢性肾衰、腔隙性脑梗塞、抑郁性假痴呆）、感染（如HIV性脑病）或营养障碍（如吡哆醇、维生素B12缺乏）、内分泌失衡（T3、T4[77]）可能是诱因。退行性病变和血管性因素可能是引发认知功能损伤的直接因素。

5.2MCI的病理变化

MCI患者获得尸检的几率远少于AD，有限的病理资料表明似乎大多数MCI患者其脑内病理改变处于正常老化与AD之间的界限状态[78]。

有些MCI患者在病理学上已表现出AD极早期病理变化[79]，一般在海马和内嗅区皮质出现神经元纤维缠结。但对有MCI典型表现者死后进行尸检发现，其皮层中并没有出现MCI或早期AD有的胆碱能改变[79]。

MCI的神经元丢失最常见于海马CA1区，内嗅区皮质的Ⅱ、Ⅳ层。Petersen等对死亡MCI（11名）尸检，发现所有遗忘型MCI患者颞叶内侧结构都有神经纤维退行性改变。MCI的内嗅区皮质比对照者的神经细胞少32%，而Ⅱ层神经细胞丢失达60%。这个结果表明内嗅区皮质Ⅱ层神经细胞明显丢失可区别十分轻度AD与非痴呆的老化[80]。Meynert核团亦可出现神经元减少。

Bennett等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检测AD变和脑梗死与死亡前的最后临床诊断之间的关系，并控制年龄、性别和受教育程度。研究资料表明，轻度认知障碍可能是常见的年龄相关性神经疾病最早的临床表现[81]。

5.2MCI病理生理过程

MCI可能的病理生理过程可能涉及：①APP代谢异常；②氧化应激、自由基损伤；③免疫炎症反应；④能量代谢异常；⑤胆碱能神经异常；⑥神经元Ca2+失衡；⑦IR；⑧神经递质与受体异常。

Yao等[82]与正常人比，AD者的额、颞叶区12/15脂氧酶（12/15lipoxygenase,12/15LOX）活性增强，MCI和AD者CSF中的12（S）-HETEand15（S）-HETE（12/15LOX的酶解产物）浓度升高，与脂质过氧化反应水平和Tau蛋白浓度有相互关联。提示此酶激活发生在AD的早期，并介导了脂质过氧化。富宏等[83]研究认为在MCI发病过程中胆碱能神经系统生物学效应降低与机体抗氧化酶系统的保护功能减弱有着重要关系。

在动物实验方面，足够的资料表明氧化损伤与轻度认知障碍密切相关。Farr等发现抗氧化剂α-硫辛酸及N-乙酰半胱氨酸能逆转老年SAMP8大鼠记忆障碍，通过检测脂质代谢产物TBARS以及行为学试验证明氧化损伤可加重认知损害[84]。

TarkowskiE等[74]用ELISA法检测56MCI和25正常老年人脑脊液中IL-1β，TNFα，GM-CSF，TGFβtau蛋白Aβ的水平，提示中枢炎症是AD病理变化的早期特征，建议对MCI进行抗炎处理。

周卫东研究[85]发现与正常对照、MCI以及其他神经科疾病比较，AD患者血浆存在显著的HO-1下降和血浆总胆红素水平较低。后者支持老年期痴呆病人血浆中具有抗氧化活性的胆红素减少。HO-1在区别AD和其他各组时有较好的敏感性和特异度，这点与Schipper等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86]。AD人脑中血红素加氧酶-1（hemeoxygenase1，HO-1）酶活性下降，淀粉样前体蛋白（APP）通过和HO-1结合，抑制HO-1活性，可加速神经元损害。

6MCI中医认识

中医学中并没有“轻度认知障碍”一词。根据MCI的临床表现、最后转归和现代医学的有关认识，周永红[87]认为，可以把MCI作为中医学“呆病”的轻证来认识。

杨氏[88]参照《血管性痴呆辨证量表》拟订MCI的辨证草案，对MCI患者进行辨证，并对证候进行半定量积分，发现MCI患者的最常见证候是肾精亏虚证，其次是痰浊阻窍证、瘀血阻络证、热毒内盛证、肝阳上亢证。经相关分析发现中医证候积分与认知指标得分呈负相关。并认为肾精亏虚、痰浊、瘀血、热毒和肝阳是MCI患者认知损害的基本病理因素；肾精亏虚是导致MCI患者记忆智能障碍的病理基础，而痰浊、瘀血、热毒、肝阳是基本病理因素。虚实错杂，相互作用，以致元神失用，记忆智能障碍。

周永红[87]以为MCI基本病机当为脑萎髓空，神机失用，其发生不外乎虚、痰、瘀三端，为本虚标实之证。其本虚为气血亏虚，脑脉失养，或亏空，髓减脑消；其标实为痰浊阻滞，蒙蔽清窍，或瘀血阻痹，脑脉不通。提出中医治疗MCI的思路，即益脑填髓、活血涤痰、芳香开窍、宁脑安神。

7治疗

MCI的治疗分为药物治疗和非药物治疗。日本科学家发现脑越用越聪明[89]，增加MCI的脑力劳动，应能有效地降低患阿尔兹海默病的危险性。俄勒冈州老年病研究所一项5年随访研究发现，不管是智能训练还是强体能训练MCI均与进展为痴呆的危险性下降相关[90]。不管临床治疗与家庭康复都应将二者有机结合。

一些人认为MCI是AD的临床前期，将一些用于治疗AD的新疗法也用于MCI治疗。包括乙酰胆碱酯酶抑制剂（AChEI）、抗谷氨酸能药物、益智药、抗氧化剂、抗炎药物、中医治疗和理疗，

王学美等[91]根据中医补肾生髓是益智的重要途径，用加味五子衍宗颗粒（枸杞子、菟丝子、五味子、覆盆子、车前子和羊藿）治疗MCI，研究结果表明加味五子衍宗颗粒对指向记忆、联想学习、图像自由回忆、无意义图形再认、人像特点联系回忆的5项记忆均有明显提高作用，经CT检测证明加味五子衍宗颗粒可使MCI患者的海马指数和颞角宽度变小。李浩等[92]用还脑益聪胶囊（由人参、何首乌、石菖蒲、黄连、葫芦巴、川芎组成）合并灯盏花素治疗中风后MCI有效。

金丽英等[93]用半导体激光疗法治疗25例MCI发现可影响β-淀粉样蛋白代谢过程，对延缓MCI发展具有一定的临床意义。

8面临的问题与研究对策

由于AD是不可逆转的，因此对老年人群中MCI患者的早期干预治疗意义重大。虽然对MCI的特征、定义、转归存在不少争议，MCI的研究已经引起国内外越来越多学者的兴趣，也受到医药学术界的普遍重视和关注。我们认为，今后对MCI研究应着力解决如下几个问题：①诊断标准化，建立一整套合适的MCI的筛选手册，制订完整的易于推广的标准化危险人群的诊断标准，建立MCI愈后的判断标准，确立特异的、敏感的生化标志物；②从分子水平找出MCI发展为AD和不发展为AD的机制，进而建立“易发展为AD的MCI”标准和不易发展为AD的MCI的标准；③需要干预的最佳时间——时间窗的研究确定；④MCI的最佳干预方案与手段的研究：认知障碍是分子水平的复合级联反应结果,今后认知障碍的治疗发展方向应该坚持多靶点、多层次的综合调控；⑤研究重点可从减少Aβ的生成和集聚、阻断tau蛋白异常磷酸化、提高神经细胞的可塑性、免疫干预及基因治疗等方面着手；⑥中医药在防治老年记忆障碍方面积累千百年丰富的临床经验，中西医结合更能取长补短、优势互补，我国对MCI的防治研究应该充分发挥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的特色和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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