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创新的过程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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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知识创新的过程范文

正如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在20世纪60年代预言的一般，如今我们已经开始步入“知识社会”，知识成为重要的经济资源，知识工作者成为社会的主角，创新成为社会发展的第一驱动力。企业也认识到了知识的重要性，逐步开展知识管理的工作。随着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现有信息和知识的搜索和浏览变得更加便利，但是如何创造新的知识、如何实现技术创新，仍然是困扰企业管理者的难题。

知识管理领域的拓荒者野中郁次郎所提出的组织知识创造理论，系统地阐明了组织是如何创造知识，以及组织是怎样对知识创造的过程进行管理的。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中国企业面临创新的难题，这套知识创造理论可以为中国的企业管理者提供借鉴，帮助企业更好地进行创新。

被忽视的“隐性知识”

作为一位受过西方教育的东方学者，野中郁次郎将西方哲学影响下的管理思想与日本知识传统进行对照和结合，分析日本企业对知识认识的独到之处。

野中郁次郎首先在哲学层面上分析了西方和日本对于知识的认识，西方哲学中关于“知识是什么”，以及“知识是如何产生出来的”的探究被称为“认识论”。而日本缺少这方面的论述，没有专门关于知识的哲学理论，日本人的知识传统特征主要有：主客一体，即“人类与自然的一体化”；身心如一，“知识意味着根据全人格的观念获得的智慧”，而不是像西方身体与精神分离的观点；自他统一，“重视自身与他人之间的互动关系”，“自己与他人产生共感中达成一体化”。日本的知识传统与西方笛卡尔式主体与客体、精神与身体的二元论截然不同，野中郁次郎认为要遵循日本的知识传统，身行合一，身体和精神彼此相互补充。

同时，他认为西方学者在努力克服“笛卡尔两分法”在理论上的局限性，但是还“没有哪位思想家曾经明确地阐述过，人类为了改变世界可以积极地创造知识方面的动态理论”。笛卡尔学派认为组织是“处理信息”的机器，并不能对创新过程进行真正的解释。野中郁次郎发现，与西方的经济与管理理论不同，日本企业在管理过程中对知识有独特的理解。他使用迈克尔・波兰尼（M.Michael Polanyi）的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概念对日本企业的理念进行解释：日本企业认为创造新的知识，并不仅仅是在处理显性知识，而是发掘每个员工的高度个人化、难以进行形式化和交流的隐性知识，为整个企业所用。

野中郁次郎认为，隐性知识可以分为两个层面。“技术”层面包括“非正式和难以明确的技能或手艺”，称之为“秘诀”（know-how），这些知识可能源自亲身体验、高度主观和个人的洞察力、直觉、预感及灵感。专业工匠的技能就属于这个范畴，虽然他们有丰富的经验，但是很难将自己知道的技能表达出来。“认知”层面包括信念、领悟、理想、价值观、情感及心智模式。这些认知因素同样很难表述，但是会在人的行动中有所体现。

对隐性知识价值的发掘，是野中郁次郎提出知识创造理论的基础。

创造知识的“场”

虽然西方的知识理论和日本企业的知识传统大相径庭，但是野中郁次郎秉持辩证的观点，认为东西方的理论是互补的。他提出知识创造理论，力求实现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这一对立事物的转换和统一，在组织内以螺旋式上升的方式创造知识。在他的观念里，“知识创造的本质，深深地扎根在建立对知识的综合，以及对综合知识的管理过程之中”。组织可以通过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之间的转换来创造和利用知识。据此，野中郁次郎提出SECI模型，包括四类知识创造过程：从隐性知识到隐性知识的社会化（Socialization），从隐性知识到显性知识的外显化（Externalization），从显性知识到显性知识的组合化（Combination），从显性知识到隐性知识的内隐化（Internalization）。

SECI模型可以在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的相互转换上提供理论上的指导，不过创造知识还需要“场”的推动。野中郁次郎将“场”定义为分享、创造及运用知识的动态的共有情境。“场”为“进行个别知识转换过程及知识螺旋运动提供能量、质量及场所”。这里的“场”既包括会议室、办公室、工作车间这样的实体空间，也包括工作小组、项目团队、非正式团体、临时会议、虚拟空间、客户交流活动这样在特定时空发生的相互作用。知识不仅存在于人的认知层面，也依存于特定的情境，“场”就是参与者共享情境，通过互动创造新知识的存在场所。

企业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场”，领导者可以对企业内的“场”进行有机配置，推动知识螺旋的进行。通过提供诸如实际空间（比如会议室）、网络空间（比如算机网络）或精神空间（比如共同目标）的“场”，可以使企业内的员工分享、创造、运用知识的过程更加方便顺畅，促进知识创造。

野中郁次郎认为，知识创造可以分为五个子过程：共享隐性知识；创造概念；验证概念；建造原型；知识转移。因此，想要营造知识创造的“场”，首先需要鼓励员工进行隐性知识的共享，实现知识创造的第一步。不同的企业，知识共享方式有很大不同，具体为以下五种。

隐性知识传承型企业

这类企业依靠的是知识口头或手把手的传授，是一种“师傅带徒弟”的模式。人类出现以来，主要靠这种方式继承和传播知识。存在问题是：知识传递的效率不高，范围有限，“场”不够大，远不能满足当今复杂产品创新的需求。

基于命令的知识贡献型企业

这类企业的知识共享依靠的是强制命令，例如，规定企业员工必须每年多少条知识，提多少条建议。或者规定员工在工作完成后，必须总结自己的经验，将知识保留下来。这对于企业知识的积累有一定的作用。特别是当员工意识到这些知识的共享，对于企业发展有重要价值的时候，他们会认真对待这些工作。典型的案例是美国军队的“事后总结”制度，军人认识到自己所总结的经验对于战友的生命安全至关重要，所以他们会去认真执行这一制度。存在的问题是：员工往往更多考虑自己的利益，不愿上传有价值的知识。因为这是他们的吃饭本领，担心“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上传的知识多数是些无价值的垃圾知识。所以在基于命令的知识贡献型企业中，如果员工只是被动地去共享知识，难以形成有效的创造知识的“场”。

基于知识共享数目的激励型企业

这类企业对员工的知识共享数目进行统计，然后将知识数目折算成点数，给予相应的经济和精神激励。员工对此的反应是：或者一些价值不大的知识，或者少或者不知识。因为员工会觉得，这么点激励不能反映自己知识的价值。而过多没有价值的知识来拿奖金，又不好意思。例如，中国某研究所曾经规定，发一条知识奖励400元奖金，但大家知识共享的积极性还是不高。这类的激励因为标准不科学准确，对形成创造知识的“场”作用不大。

基于知识生命周期的透明公平型企业

利用信息技术，对知识生命周期，即知识螺旋进化过程进行跟踪统计和分析，最终可以获取知识对企业发展的贡献情况，然后据此给予员工公平的激励。这样可以解决员工对于贡献有价值的知识得不到合理回报的担忧，使员工愿意贡献自己的知识。这也是一种内部知识市场型的企业。其难点是，知识生命周期和知识的效益不易评价，激励很难做到充分准确。但互联网和大数据为建立基于知识生命周期的透明公平型企业提供了机遇，有助于使企业中的知识生命周期变得越来越透明，激励越来越公平。这对形成创造知识的“场”有积极的作用。IBM的创新梦工厂、西门子的ShareNet都是这类创造知识的“场”。

幸福型企业

员工在企业中感到很幸福，以企业为家，将知识无私贡献给企业。幸福型企业依靠文化和价值观激励员工贡献知识，这是最理想的企业。日本的稻盛和夫曾致力于此类企业的建设，并已经在影响一些中国的民营企业，如宁波中兴精密和方太集团。深圳华为也在打造这类企业。这类企业的主要问题是，在目前的市场环境和企业制度环境中要实现幸福型企业，难度很大。因为这种企业文化的建立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特别重要的是首先要求企业领导做到无私忘我，要求领导有很好的人格魅力。

合伙人制、稻盛和夫的“阿米巴经营”理念及管理方式等，再加上互联网和大数据带来的企业透明化，可以促进幸福型企业的成长，让员工与企业成为“精神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目标共同体、利益共同体”，释放员工潜能。这是比较理想的创造知识的“场”，因为它能使员工真正以企业为家，全心全意为企业发展出谋划策，贡献自己的知识，无私地开展协同创新。日本的精益生产模式也代表了这种“场”。

成为知识创造型企业

知识以及创造、利用知识的能力，被认为是企业可持续竞争力的最重要来源，很多企业都开始重视这项工作，但是这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知识创造的过程中，存在一些壁垒：在个人层面，员工在接受新情况、新信息及新情境时，在新方式短期内不能产生效果的时候，可能会对新方式持消极态度，而采用旧的、稳妥的做法；使新的方式短期内不能产生效果；在组织层面，企业范式（company paradigm），即企业的战略意图、愿景或使命宣言及核心价值观，根植于每个组织，并且影响员工的思考和工作方式，当出现的新知识与企业范式有冲突时，在推广上会遇到阻碍。在这些壁垒的阻挡之下，知识创造过程在企业可能难以维持。因此，野中郁次郎认为需要在知识创造过程中进行知识促进，并且归纳总结了以下五个知识促进要素。

灌输知识愿景

灌输知识愿景，是指组织制定企业战略时，将企业的愿景概念化，指导员工应该开发哪些知识，同时在管理过程中对知识创造过程进行促进。例如，本田汽车在开发新概念轿车时，提出口号“让我们一起去冒险”。管理者认为，需要一款与传统的思域（Civic）和雅阁（Accord）车型设计理念不同的汽车。于是，一群由年轻工程师和设计人员组成的新产品开发团队根据管理团队的思路指导，设计了既“短”（长度上）又“高”的城市型轿车――本田城市（Honda City）。这种“球形”的汽车形状可以为乘客提供最大的内部空间，同时占用路面空间最小，特别适合日本空间有限的国情。

管理交谈

管理交谈是指协助组织成员之间的交流，以及与组织外部的人员之间的交流，比如与供应商、利益相关者及顾客等之间的交流。管理交流的方式包括：使用共同语言，澄清和避免任何误解及误读，鼓励组织成员之间的积极沟通，即创造交流的“场”。野中郁次郎认为，相比购买昂贵的信息系统来管理和处理数据，交谈才是分享和创造知识的最佳手段，应该受到重视。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员工之间的交流变得更加方便。例如，西门子公司的ShareNet将数据库、聊天室、搜索引擎结合在一起，在ShareNet中，员工可以存储任何有可能对同事有用的信息，而且不必拘泥于形式，因此在ShareNet上有很多个人或部门的陈述、评论；ShareNet上的“紧急求助”论坛是很多人愿意光顾的地方，在这里员工可以紧急询问在世界各个角落、对这个问题有了解的同事；ShareNet中的每一个知识贡献都能被大家评论。从使用结果来看，ShareNet是很好的工作助手，在使用的最初4年为西门子带来了1.22亿美元的额外销售额，而创造这套系统的成本只有780万美元 。

调动知识行动者的积极性

知识行动者是企业内将知识信息传播给每个人的“传教士”，他们帮助建立适当的促进情境，使隐性知识得以分享出来。他们为知识创造的过程进行准备工作，比如建立各种微型知识社群、联系不同部门的员工等。虽然他们一般不会参与到具体的知识创造过程中来，但是他们的工作减少了知识创造需要的时间和成本，改善了知识创造活动的条件。当今基于互联网的各种知识社区、微信群、博客等，使得知识行动者的人群范围已经大大扩展，企业需要对于知识行动者的行为给予肯定和鼓励，提高他们的积极性，间接地推动知识创造过程。

创造正确的情境

创造正确的情境包括：培育扎实的关系及建立有效合作的组织结构，促进跨职能及跨业务单元活动。在当今的互联网环境中，企业组织在发生着变化，分布化企I将是企业组织的未来模式。一方面大企业将权力下放，形成各种具有较大自的小团队或“阿米巴”，甚至是海尔的平台型企业中的创客，另一方面大量小企业纷纷涌现，如淘宝上的千万网商。他们是企业的主人，目标明确，创新非常积极。同时，互联网和大数据帮助专业化分工协同，并进行监管，防止投机取巧现象。

将本地的知识全球化

本地知识的全球化，指的是考虑在全球范围内复杂的知识传播问题。在跨国公司中，将局部知识全球化，利用各国员工的智慧，就有可能缩短创造知识所需的时间，降低创造知识的成本。野中郁次郎知识创造理论的提出过程，就是知识全球化的一种体现。他分析日本企业的成功秘诀，把总结出的管理理念与西方的管理思想对照结合，向全世界的研究者发表知识创造的学说，由此东西方的企业管理者可以互相借鉴经验，更好地进行知识管理工作。

国内的一些企业先驱如华为，已经在进行着知识促进的工作，在公司层面上提出知识管理的目标和战略，开辟线上线下的知识交流平台，任命知识管理专员负责知识行动，同时也组建跨职能及跨业务单元的团队来解决问题，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第2篇：知识创新的过程范文

[关键词] 城市社区 治理模式 创新路径

一、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创新内涵

1.社区治理的内涵

社区治理是指以社区地域为基础,政府与社区组织、社区居民共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的活动,它体现为社区范围内的不同主体依托各自资源而进行的相互作用模式。正如美国政治学学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所说“社区治理通过借助既不同于国家也不同于市场的制度安排,可以对某些公共资源系统成功地实现适度的开发与调适。它可以弥补国家和市场在调控和协调过程中的某些不足,成为国家和市场手段的补充”。

2.社区治理模式创新的内涵

所谓社区治理模式创新,就是一个改革过程,就是对社区管理公共事务的理念、方式、体制、制度等等进行重新设计和运行的过程。在社区的治理模式框架中,所有的内容发生了变更,都可以称之为治理模式创新。如果我们结合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来考察社区治理模式创新,则社区治理模式创新可被定义为:引入新的治理因素或对原治理模式进行重构。

二、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创新框架

城市社区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我国城市管理体制、民主政治建设、公共服务的供给与运行及社会稳定与发展,更涉及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元结构的关系调整。正如上文所说,社区治理中的任何要素发生了变动,都可以称之为革新。因此,社区治理模式创新就是一个系统,是多维度的集合,其涵括的内容非常广泛。根据治理要素的内容,笔者构建了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创新的框架,认为社区治理模式创新,应该涵括治理目标的创新、治理理念的创新、治理主体的创新、治理结构的创新、治理方式的创新和治理过程的创新等若干层面的创新。

三、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创新路径

正如上文所说,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创新是一个多维的架构,这个多维的架构,为社区治理模式创新提供了选择路径。

1.城市社区治理目标创新:构建社区善治的导航目标

社区治理模式创新,需要正确的目标引导。正确的目标,使社区治理模式创新有了方向,有了航标。笔者认为,我国社区治理模式创新的走向,应该是通过创新,实现良好的治理。因此,善治是社区治理模式创新的目标。那么何谓社区善治?所谓社区善治,就是长效的、良好的社区治理的治理。它是使社区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区管理过程,其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社区居委会与社区居民对社区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

城市社区善治的目标和测量指标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基本要素:第一,合法性,即社会秩序和权威被自觉认可和服从的性质和状态。第二,透明性,即社区信息的公开性。第三,责任性,即与某一特定职位和机构相连的职责及相应的义务。第四,法治,即所有人都依法行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五,回应,即公共机构和管理人员要对社区居民的要求做出反应。第六,有效,即管理的效率。善治实际上是政府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善治的过程就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善治表示政府与社区或者说政府与社区居民之间的合作。善治有赖于社区居民自愿的合作和对权威的自觉认同,没有社区居民的积极参与和合作,至多只是善政,而不会有善治。城市社区的良好治理涉及社区经济、环境、资源利用、居民意识、民主管理、生活质量等的综合平衡发展。

2.城市社区治理理念创新:树立参与、和谐、服务的治理理念

社区治理模式创新首先要从理念或价值层面上入手,社区治理的核心理念是参与、和谐、服务。也就是说,通过社区成员的积极参与,努力实现共同的发展目标,共同享受创造的成果。社区治理理念是对社区治理活动合规律性和合价值性的认知定势和认知运行模式的总和,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思维模式,这就决定了它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其创新是社区治理模式创新的先声和基点。城市社区应以新的治理理念为指导,进行传统的社区治理模式创新。

(1)社区治理的参与理念

社区治理模式创新的理念之一,是变革传统的基层管理理念,强调社区成员的治理参与性。所谓社区成员的治理参与性,是指社区各类成员要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制定决策中去,以不同身份参与到社区治理活动中,并分别担任不同的角色,承担了安排者、生产者、监督者等不同的职能。社区发展的各项规划、社区建设的实施,以及社区事务的处理等都必须体现社区居民的广泛参与,与居民的要求相适应。

社区治理参与理念的树立,需要社区居民公民意识的建立,需要不断地加强公民意识教育,逐步培育“参与共享、互助共进”的理念,提升参与意识,提高参与行为。因为能否有效地参与社区的公共事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居民是否具有强烈的参与意识和成熟的社区理念。社区公民参与意识和公民精神的培育需要适宜的生长空间和土壤,因而,政府一方面要抛弃管制和包办的做法;另一方面,要提供更多政府与公民合作、沟通的平台。

(2)社区治理的和谐理念

正如我们在前文所说,社区治理模式创新的目标是实现社区善治,通过社区善治,使得社区和社区内成员都得到壮大和发展。为此,建设和谐社区是善治目标下的应有之义。所谓和谐社区是指基于法律框架和道德约束,以人为中心的人、自然与社区的协调统一。互相帮助、互相照顾、奉献爱心是和谐社区的精神理念。也就是说,创新型的社区治理模式下,社区将建设政通人和、经济繁荣、居民生活幸福、社区功能不断完善的社区,一个以人为本、注重全面发展、充分实现社会正义的社区,一个人与自然平等发展、和谐统一的社区。

(3)社区治理的服务理念

社区服务是社区建设的永恒主题和生命力所在。社区治理模式无论如何变革,强化社区服务都是核心的理念。社区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使社区内的所有成员都能得到全面发展,而这种全面发展的实现,则有赖于完善的、良好的社区服务。社区的所有工作都应当围绕社区居民的需求来开展。因此,我们应当变革原有的“小社区服务”理念,树立“大社区服务”的理念,看到社区服务已经不仅仅是福利性质的扶贫帮困和志愿服务,它还涉及到社会保障、基层政务、公共服务、社会工作、第三产业、互惠交换等领域,形成多层次、多样化的综合服务体系。

3.城市社区治理主体创新:构建多元参与的治理主体

传统社区治理模式下,社区治理主体单一,这会造成权威统治。而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则使治理过程民主化,使治理决策科学化,治理结果合理化。Hayek说:“我们每个人在做自己要做的事的时候,彼此产生了协调,这种自发式的协调所产生的秩序,足以证明自由有利于这种个人行为,可称之为自由的行为,因为它不是上司或公共权威所决定的。个人所需服从的,是法治之下的法律,这种法律应是无私的普遍的有效的。” 所以培育社区非营利组织,提高居民的组织化、社区化程度,构建多中心秩序,无疑将是社区治理模式的理想选择。社区本是多元主体的聚合体,因此社区主体多元化是社区治理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个趋势下,除政府以外的非政府组织、企业、社区部门和社区居民都可以成为社区治理的主体。不同主体在对社区事务的管理中发挥各自的特点和优势,相互合作,共同为社区建设出力。

多元主体治理模式下,所有社区利益相关者都是社区治理的主体,即与社区需求和满足存在直接或间接利益关联的个人和组织的总称,包括政府组织、社区组织、社会中介组织、驻社区单位、居民等。他们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共同管理。社区参与者之间进行适度分权,不通的社区参与者被授权拥有与其角色相对应的社区决策权、管理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社区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自愿平等合作关系被强化,凭借合作网络实现各个主体间的协调和沟通,实现治理机制与治理理念的转变。

4.城市社区治理结构创新:构建合作共治的治理结构

所谓社区合作共治,是指社区治理多元主体间以伙伴关系为基础,在治理中相互关怀、相互协调、相互交换资源并通过合作而达到社区治理目标的治理架构。

在合作共治的治理架构中,各治理主体的“平等性”被强调,治理主体因面对需要解决的社区发展共同问题、社区公共事务这―共同客体而相互需要,由若干个“我”构成为“大我”、“我们”,构成为共同体、共同主体的内容。合作共治其基本的价值取向在于正确处理好互为治理主体的主体间的关系,其核心内容是治理主体间如何相互协调并达成目标的一致性,寻找达成目标一致性的路径。治理主体间的平等、建立在相互信任基础上的网络化联系、价值认同、对资源的相互依赖性、对治理规则的认定是维系多中心治理的基础。

其次,社区共治是互惠基础上的合作。社区共治是借助科层制、市场机制、合作机制、组织间网络、自组织制等混合机制,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共同管理。这种共同治理的实质在于互惠基础上合作关系的建立。互惠规范的确立,有利于建立多元主体之间的伙伴关系,才能使合作得以持续发展。

再次,社区共治是权力与权利的结合。社区共治是公共权力的分散化与公民权利的民主化为基础,实现了权力与权利的结合。社区居民有权参与社区事务的治理,特别是随着社区居民民利意识的增长,权利的诉求逐渐转变为一种对社区发展治理权力的追求,要求参与到公共权力体系中,实现对社区事务的治理。

5.城市社区治理方式创新:向自治化、制度化、综合化治理演进

(1)社区自治是社区治理方式转变的必然选择

创新的社区治理模式下,必然要求采取“自治”的治理方式。自治型社区治理方式,需要服务型政府的出现。政府管理理论认为,社区的治理结构取决于政府的主导:一个管理型的政府,其基层管理也必然是管理型的;而一个服务型的政府,其基层管理也将是自治型的。所以在当前社会转型、经济转轨时期,我们要不失时机地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发展公共服务型政府,收缩政府管理战线,避免把社会事务管得过严,理得过宽,统得过死,通过各种方法和途径,积极促进社会力量的壮大,促进公民社会的实现。

(2)制度化的专业治理是社区治理方式转变的必然要求

传统的社区治理方式,由于一些制度性的缺陷,使社区日常事务管理,很多主要是依靠经验进行。这种依靠经验的非制度化管理,使社区活力受到抑制,难以有更大的发展。随着新的治理模式的创新出现,必然要求经验式治理方式向制度化治理方式演进,新型的专业化治理要求应运而生。专业化的发展要求社区治理的技术化、制度化和专门化,特别是在社区服务的提供上,需要专门的技术型、知识型人才,单单依靠社区自身可能满足不了对这些人才的需求,外聘职业经理人实现对城市社区的专业化治理正逐步成为一些发达地区社区的选择。

(3)多层次的综合治理是社区治理方式转变的必然方向

传统的社区治理模式下,社区的治理是执政党一元化的单向治理,社区居民与其管理者之间是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在文化上表现为大众行为的趋同性和意识形态教条化。随着社会经济体制的改革,社区各类问题(流动人口问题、老龄化问题、就业问题、环境问题、康乐问题等等)的产生,催生着城市社区治理向多层次、综合化的方向发展。在居民自治的基层民主治理试验之外,社区多种多样的中介组织、自治组织、营利组织和非营利组织等等都在城市社区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关心公共事务、参加公益活动、参与决策、对社区建设进行监督评估等,使社区治理向多层次的综合治理演变。

6.城市社区治理过程创新:由行政控制向民主协商演变

在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中,政府担任着重要的角色。在传统的“两级政府,三级控制”的治理模式下,社区治理过程通常表现为行政控制,公安、民政、疾病预防、消防、交通、计划生育等政府部门对社区治理进行渗透,它们根据自己的权力、职责在社区建设中找到参与的切入点和落脚点。而创新的社区治理方式,要求治理过程向民主协商演变。这是同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治理架构的共治性向吻合的。社区共治架构下,多元的治理主体间既不可能是行政命令机制,也不可能是市场交换机制,而应该是多方协商机制,并通过制度使协商机制规范化、定期化和有效化。治理的一个重要基础是有关各方达成共识,而达成共识,必须依赖于良好的沟通与协调。一方面,参与治理的各个主体之间需要进行沟通协调;另一面,在治理主体与各利益相关者之间也要进行有效分的沟通协商。社区事务的多方协商,可以通过多种形式来实现,比如通过定期召开听证会、协调会、评议会、咨询会和议事会等形式,对涉及具有社会性、公益性、群众性的社区事务进行议事协商、协调联络、监督评议,充分了解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汇聚民力,规范社区成员参与共同治理的议事规则、工作制度,逐步形成合法、合适的社区民主组织形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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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翟桂萍:社区共治:合作主义视野下的社区治理[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8

第3篇：知识创新的过程范文

(一)以引进为起点构建创新的经济学意义。

1．技术创新过程是一个动态的学习过程和融合过程。通常创新经济学家都将技术创新过程视为，始于对技术商业潜力的认识，而终于将其完全转化为商业化产品的整个行为工程。例如，经过对创新理论的深入研究，索罗(S．C．Solow)在《在资本化过程中的创新：对熊彼特理论的评论》中，就把技术创新分为新思想的来源和以后阶段的实现发展两步过程。而作为第一步过程的新思想来源，既可以来自产业内部的技术创意，也可以来自外部的学习与引进。引进新技术、新工艺乃至新的生产方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是由下述原因决定的，即各国经济在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性，及其一国经济在不同发展层面和运行时点上面临问题的多样性。制造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其庞大的生产体系和不同门类的众多工艺技术，是不可能由一个国家的工业部门完全占优的。尤其是经济后起国家，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提高产业的技术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恰当的技术引进是一种必要的选择。与欧美国家技术经济发展上的巨大差距以及生存竞争的严峻环境，使日本历史性地选择了把引进作为创新的起点，以降低追赶成本和加快自身的发展脚步。尽管经济发展的后进性及其与他国的技术经济差距，使日本在工业化起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恢复时期的经济活动处于低水平，但是日本却成功地利用了这一点，孜孜以求地学习一切能够学习的先进科技知识，把握一切可以利用的引进机会，在广泛汲取民族发展营养的同时促进自身的成长。例如工业化早期，它尽可能聘用各种掌握一定科学技术知识的在日外籍人员，利用一切能够得到的科技书籍从事发明与创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赶超期间，为规避风险，节省费用和节约时间，又积极推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为基础的吸收型科技发展战略。将发展之初的劣势成功地转化为后发优势。可见，利用科技发展的国际传递特点，尽可能以全人类创造的科技知识武装自己，实行开放式发展，乃是一个经济体迅速崛起的关键。

2．合理整合资源，实现技术创新上的帕累托最优。由于技术引进过程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资源转移过程，广义上说，它是包括了对有用技术的筛选，对使用这些技术从事创新能力的准备等一系列环节的资源整合过程。对于具体的各制造业部门来说，既包括它所拥有的各种资源，也包括使用这些资源的方式。因此，即使是技术禀赋再充裕的部门，也有从外部获取技术投入提高自身技术使用能力的必要。基于技术创新活动的不确定性及其创新所要求的经济技术条件实施技术引进，是许多国家的制造业部门在权衡成本——收益后所做的一种必然选择。日本制造业的技术引进始终是与自身技术能力运用并行而动的。原有的技术基础和对新技术的驾驭能力，使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采取了多样化的技术引进运行模式。在自身的消化与吸收能力允许的前提下，根据各制造业部门的实际需要，多通道实行引进。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它对工业技术的引进，既包括了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已建立起来的钢铁、造船、电机等产业技术，也包括欧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已发展的汽车、家电行业的技术；有当时欧美应用成功的电子工业、高分子合成材料、原子能工业的最新技术；更有虽已完成实验但尚未在生产中应用，或还未实现商业化的技术；以至引进正在实验中的技术。正是技术引进上的这种广揽博收、博采众长，才使日本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以最低的成本奠定完整的新技术基础成为可能。在1950～1975年25年里，它通过引进吸收了全球半个世纪开发的先进技术，而支付的外汇总额不到60亿美元。据日本自己测算，这种做法使其节约了2／3的时间和9／10的研究开发费用。结果使它在60年代与西方国家的科技差距缩短到lO-15年，70年代大部分制造业部门的技术水平已接近欧美发达国家，到80年代其工业技术水平在国际市场已处领先地位。

3．选择和确立创新的国际起点。更具意义的是，这种广泛有效的技术引进及早日实现赶超欧美的目标，使日本能够在深刻了解世界先进技术的基础上，把本身的自主创新活动建立在高水平的国际起点上。由于产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前提，是对那些具有较大产业化潜力的先进科技成果，客观地进行筛选甄别，它要求产业部门与企业要对所选成果及其发展潜力有充分的了解，并对成果实现商品化的生产前景有基本的价值判断，乃至需要对技术选择的机会成本认真加以核算。所以它在客观上也是技术引进要进行的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说，技术筛选的复杂过程，同时也是产业企业对先进技术的充分认识和比较研究过程。例如，日本在引进中不仅了解到相关产业部门的世界最新技术动向，而且也通过比较了解了世界先进技术国家同类技术的不同特点，以及该技术研制中对所遇问题的解决过程。这对日本准确地选择自身所需的新技术，确定本国技术创新的切人点有着极为重要的帮助。因此成为后起国家日本，不仅能在钢铁、造船、汽车等传统制造业领域获得强大的国家竞争力，而且能在短时间内在半导体、机器人、集成电路等高端领域取得突破性业绩的重要原因之一。通过技术引进，使得日本的制造业企业开阔了国际视野，锻炼了对现实中的先进技术乃至潜在技术产业化前景的准确判断。从而能在本国制造业的技术创新中，尽可能地避免重复研发和少走弯路，而直接向世界水平的关键技术发起冲锋。因此得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宝贵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在激烈的高端国际竞争中摘取桂冠。

(二)自主创新与制造业自立发展的内在联系。

1．把握完整的工业技术基础上的发展主导权。由于创新是较引进更深一层次的发展手段，日本诸多的成功企业均视创新为企业乃至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决定性环节，最重要的生产经营活动。他们普遍认为，鉴于特殊的历史背景，日本的工业技术多是模仿欧美发展起来的，如果仅停留在模仿上，即使模仿的再好也只能跟在别人后面爬行，如果完全照搬欧美的做法，那么倒闭的只能是日本企业。于是各企业与引进的技术结合，谋求通过不断的产品、工艺及其组织创新，实现制造业的强盛和自主发展。“勇于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的挑战者索尼，就是在这一认识下出现的创新型企业。正是将发展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做法，使这个建立之初仅有500美元资本、20名职工的小企业，通过接连不断的创新活动，迅速成长为世界电子企业的巨人。这种独立性还集中体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所采用的各种新技术获取方式上，即合资合作以股权换技术；购买专利技术许可；独自进行现有的技术改造和独立从事新产品的市场开发中。“即使是那些选择与外国公司合作的企业，也不仅仅是现成的外国观念的被动接受者。例如，当时以51％的股份出售给通用电气公司的东京电气公司，就拒绝了通用方坚持研究应由美方进行，日方仅负责后期开发和集中生产的主张，日本企业认为，技术创新是为了日本的国家利益，必须独立建立自己的实验室。选择购买专利的企业，更是随自身创造能力的提高而减少对专利技术的依赖，依靠不断增强的独立性，从世界工业的最新发展中捕捉信息，从而开发出自己的生产技术。这种情况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日本化工企业中较为普遍。它表明日本的企业从开始就将现代制造业的发展建立在自主的基础上。

第4篇：知识创新的过程范文

[关键词]创新学习；知识建构；观点；推进

[中图分类号]G40-057 [文献标识码]A [论文编号]1009-8097（2013）01-0021-07 [DOI]10.3969/j.issn.1009-8097.2013.01.005

一、引言

21世纪的教育面临着的最大挑战在于帮助学生产生和运用新的思想，并将新思想贡献到生产与生活过程中。Scardamlia和Bereiter认为，从知识社会的基点出发，教育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帮助年轻一代适应知识创新文化并且在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具体来说，这个任务包括帮助学生发展知识建构能力和使他们成为推进知识创新的社会成员。而中国小学科学的教学当前存在着诸如注重知识的传授而非方法，聚焦于课本内容的掌握而非各种能力的拓展和科学素养的提升，教学过于形式而没有真正体现学生的主体性等现象。这些现象表明小学科学课程的教学迫切需要注入新的理论和思想。基于上述考虑，本研究力图把国外成功的创新学习理论与中国小学科学课程的教学结合起来，探索变革中国小学生学习科学知识的方法，试图使学生形成一定的科学素养和掌握系统的科学研究方法体系，将科学学习引向创新学习的方向。

本研究的理论基础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知识创新与技术研究所的“知识建构理论”（Knowledge Building）及其教学环境“知识论坛”（Knowledge Forum）。与建构主义的不同之处在于，建构主义强调以活动为中心，在活动中进行学习和建构，而知识建构关注学生所提出的观点，一切的活动主要围绕观点来开展，从而辅助学生推进和发展自己的观点。知识创新教学理论的核心在于看重学生对生活中真实问题的真实想法的形成和持续改进，它关注问题，而非系统的知识单元或主题；关注思想的持续改进，而非寻找结论性答案；关注集体知识，而不仅仅是个人学习；强调去中心化的开放互动，而非权威控制的互动。近几年来，加拿大、美国、西班牙、新加坡和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致力于将知识建构应用于中小学科学、语文、数学、社会等多个学科的教学当中，并取得了相应的成果。相关研究表明，在知识建构的实践过程中，课堂对话包括异步的论坛在线对话与同步的口头对话，而有意义的对话是影响学生进行知识创新的重要变量；20世纪90年代研究者在加拿大和美国以小学生为研究对象，对比和研究有无使用知识论坛的学生在成绩、沟通与表达能力和元认知等方面的情况，结果发现使用知识论坛的学生明显有了提升；还有研究者指出，在传统的学习环境下时常发生的错误观念很难被发现，而在知识建构的过程中错误观念大多会被同伴挑战，学生解决错误观念时在知识创新上发生了巨大的进步。

由此，变革传统的教学形式，将知识建构理论引入小学科学的课程教学中具有一定的优越性，并且对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能力等方面有一定的启发，从而也为小学科学知识的教学提供了导向。

二、研究设计

1.课程开设情况

初次将知识建构理论引进小学三年级的科学课中，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课程调整问题，这种变化不仅需要做整体的规划，更应该考虑到开展知识建构活动的细节方面。此外，学生的已有经验和各方面的能力条件、学生的学习活动形式、现有的设备和资源、教师的教学理念和思想观念等方面都需要有一个新的转型。

（1）教学计划

在宏观架构整个小学阶段的教学内容的基础上，放弃了原先的“螺旋式上升”的教材。本研究把小学阶段课程标准中所有涉及“水”的内容整合起来，把“水单元”作为三年级上学期开展科学课程知识建构的活动主题，同时整合信息技术/社会等相关内容。每周教学5课时。一来，水单元涉及的知识点较多，学生在探究的过程中能够挖掘到更多的知识；二来，水与学生日常生活的联系更为紧密，更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2）教学内容

“水”作为全班学生共同的研究主题，在实际教学中发展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由于课程标准的制约，教师在水的大主题下提前预设了四个小主题：水的三态，水与我们，水污染，水的分布。以此作为学生研究问题的领域和范围，避免学生思维过于发散，导致研究内容脱离该主题框架。在第二阶段，学生进一步深入研究身边的水污染情况，该阶段是在超越课程标准的基础上进行的，不受课标限制。

（3）教学过程

学期的教学过程主要分两个阶段：（1）教师设定四个小主题，通过视频引入，创设情境，引导学生基于“水单元”的四个模块提出自己感兴趣的问题；然后结合多种方式获取资料，初步形成自己的观点；进而组织学生进行小组内部的讨论，推进观点的发展；最后进行研究结果的汇报与交流，并总结和评价。（2）研究主题为“里圩河”的水污染情况，学生通过前期讨论，为实地考察做好准备工作：在具体考察的过程中，记录观察结果，提出自己的问题和猜想；通过水样的采集、水温的测量等，对比分析不同地方的水质情况，并作相应记录，帮助观点的完善和推进：学生在此基础上延伸出新的问题和观点，并持续地深入探究。在学期结束前，教师还要求学生进行研究的反思与总结，回忆并巩固所构建的有关“水”的知识。

2.研究对象

选取南京市白云园小学3年2班为研究对象，全班共29人。第一阶段时，依据学生的自主选择，全班分为六个小组，分别研究“水的三态”，“水的分布”，“水污染”和“水与我们”四个小主题，其中，研究“水的分布”和“水污染”各有两个小组。第二阶段时，主要根据研究过程中所产生的问题灵活分组，学生也是自主选择，分为十个小组。

3.研究工具

知识论坛工具既是学生的学习研究工具，同时也是一个评价工具。目前它支持以Applet的形式嵌入形成性评价工具，包括贡献和参与评价工具、社会网络分析工具、词汇量增长评价工具、写作分析工具、语义分析工具等。同时，知识论坛工具具有很强的交互性，能够时刻追踪全班学生在整个学习历程其知识量和思维上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化。

经观察和访谈发现，学生初次认识知识论坛时，兴趣很浓，随着时间推进，学期末学生的兴趣不但没减反而倍增了，其原因是知识论坛界面的交互性，还有点评和发展的功能等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学生最初并非为了使用技术而学习技术，而是在产生学习需要的基础上学会了知识论坛工具的使用方法，从而促进了学习。也就是说，这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将技术更好地整合并融入课程教学中的设想。知识论坛工具目前已在国外诸多国家得到了教育领域的广泛应用，如香港，加拿大等中小学校，而在国内，该工具尚未被推广。

4.研究方法

数据来源：采取田野工作，通过参与性观察、访谈、问卷调查、学生的作品分析、视频音频材料、知识论坛工具等获取直接与间接的数据。

数据分析：知识论坛提供了比较成熟的数据分析方法，在知识论坛中，包括短文的浏览次数、短文创建的数量、短文相互发展的情况等；学生制作的PPT作品、科学记录本；学生课堂中的对话内容。

数据分析的核心在于学生在知识建构课堂下的学习效果及其创新学习路径，重点分析知识方面上的变化。

三、研究结果：诊断与分析

知识建构教学方式并不提倡通过考试来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因为通过建构的知识和技能是无法预设的，它主要在教师与学生的相互过程中动态生成。因此，教师需要随时关注每个学生的研究进展，并采用嵌入式的过程性评价方式来掌握学生的各方面发展情况。本文通过收集和分析学生在探究过程中动态生成的各种学习成果来了解学生知识创新的相关情况。

1.超越教材的知识量的扩展――生成性知识

在以知识建构为代表的创新学习中，很多教师担心的是：教学计划能否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学生所学知识能否涵盖课程标准（教材）？若是会超出课程标准的话，能够超出多少？在本研究的第二个阶段中，所生成的“里圩河的水污染情况研究”本身就是完全超越课标的。因此，笔者的考察重点在于，围绕课程标准所进行的第一阶段学习中，学生的学习结果是否超出了课程标准？若是超出的话，到什么程度？

由此，有关第一个阶段生成性知识考量的资料来源于：（1）通过课堂观察，记录和统计了学生汇报过程中所提到的一些知识点或概念；（2）学生的PPT作品中所涉及的主要概念和知识点；（3）知识论坛中学生所创建和发展的短文内容。其统计的方法主要是按研究主题（小组）的划分，对学生进行依次编号，然后参照小学阶段课程标准和教材中所有涉及“水”的知识点来分析每个学生都涉及了哪些知识点，知识点各有多少个。最后统计得出学生的总知识量如表1所示。在表1的基础上，依据研究主题去除其重复的知识点，重新统计出每个主题下的学生进行知识建构后获取的知识量，同时也对科学课标中有关“水”的总知识量进行统计，比较两者后得出超出科学课标的知识量，如图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在不考虑其知识点的重复和学生能力的差异性的情况下，全班学生对于社区知识的贡献量人均为8，其中编号为10的学生的知识量高达23，笔者经过与相关老师了解并结合平时的课堂观察发现，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研究兴趣强烈，经常会利用课外时间主动与老师、同伴交流或网上查找资料来解决自己的疑问，具有较高的自主学习能力，因此其动态生成的知识量较为突出；每个研究小组对于社区知识的贡献量均在53左右，其中“水的三态”小组的总知识量低于平均贡献量，由于有关“水的三态”在课标中所涉及的知识点较多、较难理解，加上小学生本身的知识和经验有限，所以难以拓展到更多的知识点，相比较“水的分布”，其知识点会更贴近学生的日常生活也容易理解。从个人和小组的知识量可以看出该班级的学生整体上都有一定程度的为社区贡献自己知识的意识，并以推进社区知识为荣。而在此探究过程中动态生成的社区学科知识总量高达234，这说明学生在无教材或课程标准限制的基础上建构并获取的知识是无法预设的，甚至还可以无限拓展，由于知识点之间的相互联系最终构成了一个社区的知识网络。

同时，笔者从学生的学期末反思日志发现其实每个学生收获的知识量大致上无差别，例如，编号2的学生在反思日志中写道：“水有固体、液体、气体三种形态，固体是指水遇冷变成冰；液体是指小溪、大海、长江等中的水：气体是指蒸汽。世界上身体含水量最多的是水母，水占身体的99%。水是人类不可缺少的，没有水我们眼睛会疲劳、干燥，没有水，人会死亡，动物和植物也会死亡……”，该学生是研究“水的三态”，从日志中我们发现她还学习到了有关“水和我们”，“水的分布”等主题的相关知识点；再如，编号10和编号22的学生均在日志中提到了关于水的三种形态、水污染的分类和治理、水循环等多个主题的知识。主要原因在于他们都将个人知识贡献给了整个学习社区，最终形成了公共社区知识；而社区中的每位成员都有权利随时获取已形成的社区知识。

由图1可知，四个主题中“水污染”超越课标的知识量最多，原因在于水的污染与小学生的生活联系更紧密些，学生也容易理解，其次是水与我们（关于水的灾害和作用），再次是水的分布（关于江河湖海洋和水循环），最后是水的三态变化，较为抽象，小学生也较少关注。整体来看，全班学生在建构知识的过程中所获得的知识点总量远远超越了科学课程标准中所要求的知识点或概念，甚至有一部分知识点涉及了初中或其他学科的知识领域，例如海水的淡化技术，分子、离子和化合物，板块运动，电能法，耗氧物污染，生态系统，核爆炸和天体的坠落等等，知识点都较有深度，这在一定程度上迫使了学生去获取更多的知识来作为补充和解释。由此看来，学生获得的生成性知识不仅在数量或广度上有所突破，在其深度上也有所延伸，学生正在进行着知识的创新学习。普通教学下，由于时间和教材的限制，学生学到的知识仅仅局限于课本中的内容或课外阅读材料，远没有由学生主动探究所构建的知识来得丰富和深刻。

四、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尝试探析了在中国小学科学课堂中运用知识建构创新理论指导教学的初步成效，研究结果表明，知识创新学习的关键是要坚持以观点的提出及其不断地深化和发展的路径；小学三年级学生在知识创新学习中，他们的知识量扩展会远远超出课程标准及教材的“限制”；知识建构型学习活动，应该是一种有目标的意向性活动，学生与科学家一样都在朝向理论化、系统化的知识建构迈进；知识建构学习会超越个体知识，形成社区的公共知识。

同时，依据已有的实践经验和研究结果，本文总结出了关于教师如何引导学生进行科学知识创新学习的相关建议：

1.如何让学生提出自己的真实观点

学生进行知识创新的首要关键是要能够提出“真”观点，但是观点的产生并非凭空想象、无凭无据的。因此，教师首先需要选择或者和学生商榷好研究主题，然后创设一定的情境让学生能够产生一些自己感兴趣并想能深入探究的问题，从而引导学生针对自己的问题提出有凭据地猜测，即观点。

2.如何推进和深化学生的观点

第5篇：知识创新的过程范文

关键词：国企改革；办公室；创新；价值

大型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中流砥柱。大型国企办公室作为企业运行的中枢桥梁，在企业管理过程中发挥着枢纽作用，在企业领导决策过程中发挥着参谋助手作用。可以说，办公室对外是展示企业形象的“窗口”，对内是协调各方关系的纽带，承担着承上启下、协调左右、联系内外、衔接各方和服务保障等日益增多的综合职能。在深化国企改革的进程中，办公室管理工作只有不断转变观念、创新提升，才能在推动企业快速发展过程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创造出越来越大的价值。

一、准确把握办公室在深化国企改革中的工作定位

大型国企办公室不仅承担行政办公室的职能，还要承担党委办公室、董事会办公室的职能，成为党委办公室、董事会办公室、行政办公室“三办”合一的办公室。在工作中既要负责党委、董事会、经理层日常工作的综合协调、服务，各种办公会的组织、准备和会议纪要的起草，还要负责公文管理、信息及信息公开管理、保密管理、重要事项督办、来信来电建议提案管理、外事管理、接待与服务等工作，同时也担负着行政服务和档案管理工作的职责。为了更好的完成新形势下办公室的各项工作，对办公室的工作进行了新的定位：

一是“谋事”。办公室作为企业上传下达、沟通各方的桥梁和纽带，要立足发展变化的新情况，多动脑筋、想办法、出主意，发挥参谋和助手作用，不断提高参与决策能力。通过增强政治意识和责任意识，提高工作的主动性、预见性和创造性。

二是“全面”。办公室工作是综合性的、全局性工作，既要全面了解企业各方面工作情况，又要协调各方，处理好上下左右的关系。对于职责以内的工作要抓紧抓好，做到件件有交代、项项有落实。对于职责以外、但没有明确具体承办部门的工作，办公室也要主动承担，使企业工作没有空档，实现无缝衔接，保证各项工作的全面推进。

三是“细致”。办公室工作无小事、要细心、细致的开展每一项工作。对任何一件经办的工作，都严谨细致，一丝不苟。时时刻刻细致再细致，不让领导布置的工作在办公室延误，不让需要办理的文电在办公室手中积压，不让企业的影响在办公室受到影响。

四是“程序”。办公室工作对程序性有很高的要求，特别是在大量复杂的事务性工作中，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分清主次和轻重缓急。坚持逐级汇报的原则，明确责任。逐步建立完善一整套行之有效、科学规范的工作制度、工作程序、工作规则，使办公室各项工作都有章可循。

五是“落实”。要据实情、讲实话、干实事、创实效，将企业和领导的意图落到实处。实事求是干工作，实事求是反映情况，在听取基层意见，向领导反映情况的过程中都要全面真实。工作中一步一个脚印，不做表面文章。

二、要树立三个意识，实现三个转变，做好四项服务

一是树立学习的意识，由经验型像专业化、技能型转变。在深化国企改革的进程中，办公室工作人员不仅要有扎实的市场经济知识，还需具备过硬的专业素养，只有通过不断学习，才能开阔视野，丰富知识结构，提高职业素养，进而在以往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理顺工作流程，不断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

二是树立开拓意识，由常规式服务向创新式服务转变。办公室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跳出传统工作方式的束缚，始终把开拓创新作为办公室工作的动力。由“只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的被动式服务向“主动开展调查研究，为领导决策提供依据”的主动服务转变，变严谨慎行、按部就班、无过即功为锐意进取、大胆开拓、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三是树立服务意识，由事务型向参谋助手型转变。办公室要不断强化服务意识，主动协调各方面的关系，改进服务方式，提高服务效率，认真做好“四个服务”，即：首先为领导决策服务，当好领导的参谋助手；其次，为总部部室服务，为部室工作创造良好的办公环境；第三，为基层单位服务，精简工作流程，提高办事效率；第四，为企业发展服务，当好深化国企改革，建设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排头兵。

三、国企办公室工作的价值体现

一项工作是否有价值，不是取决于哪个部门、哪些人来做，而是取决于这项工作的服务对象是谁，取决于所服务的人和组织的利益或价值。

（一）办公室运转工作创造组织价值

在国有企业中，办公室的运转工作主要包括收文、发文、签报、归档、传阅等主要流程。运转工作的开展需要与相关部门、分管领导、主要领导保持密切沟通，需要投入人力和精力开展全面统筹协调活动，厘清并理顺工作链条和关系。究其实质，运转工作的价值体现在协调各单位、部门有序开展工作，使日常办公更快捷、更方便，使企业形成整体合力，促进企业组织价值的最大化。

（二）办公室会议管理创造协同价值

会议是企业内部实施有效管理的重要方式。办公室的会议管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确定会议类型、召开时间、议题准备、材料报送、会议记录、会议组织及服务等。仅以会议类型为例，可分为年度工作会、半年工作会、经营分析会、董事会、党委会、总经理办公会、领导工作例会、专题业务会议等，涵盖了企业运行管理的各个方面。会议管理的协同价值，一方面体现在会议为深入贯彻企业战略目标、反映职工呼声、协调各方面工作、推动民主决策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另一方面体现在会议对促进工作落实、解决企业内部具体问题发挥重要的沟通作用，以达到提高企业效益的最终目的。

第6篇：知识创新的过程范文

会议贯彻《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精神，紧紧围绕“地方志理论的传承与创新”“年鉴理论的传承与创新”“地方史理论的传承与创新”等主题进行了深入交流，针对进一步推动地方志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展开了热烈讨论。

一、地方志工作是基础性和战略性工作，地方志学科建设仍需吾辈努力

会议指出，地方志不仅具有“存史、育人、资政”的重要功能，也是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认同、凝聚民族力量的重要载体。在全球化的今天，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精神栖居地所在，也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底气所在。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地方志工作是文化强国的基础性工作，也是一项战略性工作。

新时期，我国地方志事业发展到了新水平、新高度，明确了地方志工作在改革发展大局中的目标任务。2015年8月25日，国办印发的《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2015〕64号），全面而详细规划了我国地方志事业发展的路线图，其11项主要任务中明确提到“加强地方志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制定方志、年鉴理论和方志学、年鉴学学科建设规划，建立和完善方志、年鉴理论研究学术规范，力争到2020年形成较为成熟的方志学和年鉴学学科体系。”

会议认为，地方志学科在学科定位、学科属性、基本概念、研究方法、结构体系、学术规范、成果积淀、研究机构、研究人才和学科平台等方面仍然有较大的研究和提升空g，加强地方志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工作，为地方志工作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有助于地方志的学术地位、学术影响和学术价值的提高，有利于地方志工作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地方志事业的长远发展。

会议认为，社会主义新方志事业视野下的方志理论研究工作具有多重内涵。

一是方志学理论研究。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方志学经过不断的发展已经具备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重要特征，其中包括方志学基本理论、方志学史、方志学通论、方志学方法论、方志学文献等方志理论的形成，方志编纂实务、方志学大辞典（在编）等方志实践指导和方志综合工具书的出现。

方志学之所以能够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因为它有着独特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思路以及方志实践的巨大发展作为客观基础和现实依据，方志科研方兴未艾，大量的方志科研活动和科研成果为中国地方志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动力支持。具体而言，它包括方志学基本理论、方志学史、方志学研究方法（方志学方法论）以及分支学科方向诸如方志管理学、方志心理学等方志学理论；方志学与历史学、图书馆学、档案学等学科关系紧密，交叉重叠部分是当前方志学理论研究的热点和难点；国内方志学研究与国外方志学研究学术交流日益密切，比较方志学研究具有较大发展空间。

二是具有更广泛意义的“方志科研”还应包括：方志事业发展规律探索；方志工作面临的新挑战、新形势、新特点；方志工作与现代科学新技术的结合，方志信息化；传统方志文献资源的保护与挖掘、整合；方志新闻媒介以及公众舆论宣传；方志文化塑造、传播；方志工作新机制构建研究；方志人才素质、品质、境界提升研究；方志工作部门打造智力资源密集型产业路径分析；方志工作“三贴近”以及方志工作增强吸引力研究；等等。根据类别划分，我们可以概括为方志事业发展、方志科学技术、方志文献资源、方志媒介传播、方志文化、新时期方志工作机制、方志人才、方志产业、方志利用（“读志用志”）等学科研究方向。

三是方志理论研究工作不是单一纯粹的学习、研究、探讨，它与方志实践的现实发展紧密联系。就目前的方志实践发展需要来看，方志理论研究工作至少包括四个方面的内涵，即方志编纂经验总结，旧志整理研究，方志理论人才培养以及系统性的方志理论研究。

二、继往开来，近代方志转型的新视角、新思路与新趋势

会议认为，梁启超、李泰■、傅振伦等运用现代学术方法研究方志学，取得了许多具有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初步奠定了方志学学科体系的基础。在方志学学科体系不断建构的进程中，“方志学”内涵由“编纂之学”向以“科学”为旨归转变。绵延不断地编修地方志是我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在地方志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近代方志既传承古代方志，又促成现代方志的基本定型，实现了方志学理论的重要转型。近年来，随着修志实践的大规模开展，方志学研究逐渐向纵深发展。尤其自1980年代初全国首轮修志以来，有关章学诚、戴震、梁启超、余绍宋、王树楠、吴宗慈、李泰■、甘鹏云、王葆心等方志学家及其思想的探讨日益增多，出现了一大批研究成果，有关方志学思想的传承与发展脉络也日益明晰。

会议指出，学界从近代方志转型的角度，对方志学理论、方志学家及其思想作了专门探讨，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但综观已有成果，大多注重于宏大叙述，缺少实证性的具体分析和研究。如何循着方志学发展的历史脉络，厘清方志学的渊源流变，通过一系列的专题研究和理论构建，取得足以支撑这一论说的研究成果，成为当务之急。

会议认为，应当以修志机构与人物档案文献为基础，追溯方志学的历史源流，深入把握地方志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借以探索近代方志转型背景下，“方志学”内涵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复杂原因，及其背后所牵涉的思想学术源流与人事体制变迁，进而将“方志学”概念还原为历史，深化方志理论研究。同时，还应注意近代方志转型的重大历史背景，系统梳理近代“方志学”概念产生、发展与演化的历史脉络，勾勒其形成“专门学问”与构建“独立学科”的历史图景。

会议认为，当前方志学研究的进一步开展，应当充分利用修志人物与机构的档案文献，从修志机构沿革、修志人物思想和修志社会影响等方面，对方志学予以全面考察，并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系统勾勒方志学产生、发展与演变的历史图像，厘清方志学渊源流变的历史脉络，进而实现方志学理论的深化与方志学学科的构建。会议指出，当前方志学研究注重新的研究视角、研究思路与研究趋势，既是构建方志学学科体系的客观需要，又为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以及文化强国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和理论支撑。

三、还在路上：方志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会议认为，方志理论研究工作对于当前地方志工作创新发展与实践转型意义重大，它能够促进实现史志工作“以学术提高带动业务发展，以业务前进推动学术革新”格局的形成，能够促进基层史志工作实现战略性改革和突破性发展。从根本上说，方志理论研究不是孤立的学术研究，它是史志工作新思想、新观念、新价值的形成和凝结过程，它是在史志实践基础上总结和发现的经验教训、明理箴言。方志理论对于方志实践是思想对于实践的指导关系，方志理论的指导、引导以及促进作用是方志实践不断前进的思想动力，是解决方志实践过程中出现新问题的智力火炬，是正确认识和把握当前方志实践发展新形势、新任务的真理之眼。

（一）“方志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议题的提出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地方志治理现代化是当前全面深化改革大背景下的时代命题，是地方志工作进行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大趋势、总方向，是新时期地方志工作核心价值的应有之义。

（二）方志法治与方志治理现代化：从“方志法制”到“方志法治”、从“依法修志”到“依法治志”、从“修志体制”到“治志体制”的逻辑转换

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结合地方志工作领域，方志工作的法治化与依法治志是当前地方志工作的必然要求，是推进地方志事业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条件。

编修地方志是地方志工作的本职业务，确切的说，是一种专业技术工作。基于此，国家对于地方志工作的管理和调控是指导定位，即对地方志编修专业技术工作的“指导”。所以，在认识上，通常认为“依法修志”是地方志工作法治化的主要群。而现实工作中，国家层面对于地方志工作的“指导”显然不会局限于此，它更深刻的定位应当是“领导”而非指导。以此为视角转换，以社会主义新方志事业为考察对象，我们发现，“依法治志”的地方志工作法治观亟待确立。

“依法治志”是“方志法治”阶段的发展特征，更加强调地方志事业的领导地位和法律主体地位。方志工作部门除了“编修”层面上的主体地位以外，还应包括地方志权利权益方面上的法律主体地位，即代表国家和人民承担维护地方志权利权益。这就要求方志工作部门坚持立意“官修”的本质内涵和基本特征，从重“修”轻“官”到重“修”兼顾重“官”，承担领导主体责任，履行法律主体义务。

我国业已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持、各级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及其办公室组织实施”的修志体制。在“治志”视域下，应当如何创建符合社会主义新方志事业发展规律和适应当前地方志工作实践发展的治志体制是一个宏观的顶层设计问题。“方志法治”的价值内涵值得我们努力探索。

（三）当前地方志实践可能会面临的重大挑战――以方志文献为基点，如何正确看待地方志工作与档案工作的关系

方志文献是方志档案建设过程中的基础性资源，确切的说，是方志档案的基本来源。方志文献与方志档案在表现形式上、内容上和范围上具有同质、交集和交叉的特征。在现有地方志和档案管理体制下，方志文献和方志档案分别由方志馆和档案馆收藏保存，方志馆和档案馆作为不同界别的行政管理部门，分别实施不同的管理策略和管理措施。由于方志档案先天的“二重性”，“治档”与“治志”出现职能职责上的交叉重叠与业务上的交集。

方志档案先天的“双重性”，演变为方志档案实践发展过程中的“双重性”――稀缺性和竞争性。档案界和方志界争夺方志档案资源将成为必然趋势，方志档案资源的稀缺性会同时给档案界和方志界的基础工作带来现实挑战和客观压力。此外，一些具有方志档案收藏及研究性质的学会、研究会、研究基地等社会团体，对方志档案资源的竞争性争夺会加剧方志档案资源的市场稀缺性和资源有限性。

如果从宏观业务角度来看，档案界“依法建档”，方志界“依法修志”，各自业务范围泾渭分明，分界清晰。然而社会主义档案事业与社会主义新方志事业是有机统一的，两者必然存在业务流程上的接续与交集。从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对象共同性来看，档案事业与方志事业的服务宗旨是一致的，服务对象是同一的。“依法治档”与“依法治志”都是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共同组成。

这个问题（视角）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大环境和方志档案工作整体化、系统化和科学化的大背景下提出的，“依法治档”与“依法治志”体现的是档案界和方志界在业务上的互相配合与相互衔接，体现的是社会主义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上的统一。

（四）新时期地方志工作的新机遇――“走向世界的中国地方志”

2013年8月，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提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在全面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做宣传思想工作，一项重要任务是引导人们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宣传阐释中国特色，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继“四个讲清楚”，2016年2月，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又提出，“增强国际话语权，集中讲好中国故事。”

第7篇：知识创新的过程范文

关键词：汉字词 教学 韩语

中图分类号：H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6）12（b）-0147-02

众所周知，韩语词汇体系由韩语汉字词、固有词和外来词3部分构成。其中汉字词数量最为庞大，占总词汇量的60%～70%。韩语汉字词与汉语词汇关系密切，其来源大体分为3类，一类是源于中国古代汉语的汉源汉字词；另一类是源于日语的日源汉字词；还有一类是汉字传入韩国后，韩国本土使用汉字语素自己创造出的韩源汉字词。

韩语汉字词中有些词汇与汉语词在发音、语义、用法上非常相近，得益于此类词，中国学生在韩语文章的阅读和理解中相比非汉字圈的欧美学生具有明显优势。同时，韩汉语言中也存在大量形态相近，但词义、词性、用法等方面不同的词汇，这类词汇对应的汉字容易误导中国学生，使他们在使用上出现错误。因而，如何帮助学生正确地认识和运用韩语汉字词，是韩语词汇教学的重点之一。

1 韩语汉字词与汉语词汇的词义对比

1.1 同形同义词

同形同义词指构词的汉字语素相同，并且词义、用法、感彩等方面也几乎相同的韩语汉字词和汉语词。韩汉语言中的同形同义汉字词汇包含大量的名词，如“山”“T”“W校”“家”“生日”“D^”“私生活”“力”等。除名词外，汉字词根与韩语词缀“-??”“-??”“-???”等构成的动词、形容词也与汉语词的意思几乎相同。如“\??”“x究??”“育??”“健康??”“危U??”“\??”“自由??”“害??”“自????”等。同形同义词不仅形义相同，而且读音也很相似，因而中国学生在学习韩语同形同义汉字词时，很容易理解、背诵、掌握。

1.2 同形异义词

同形异义词指构词的汉字语素相同，但在词义、用法或感彩等方面不同的韩语汉字词和汉语词。同形异义词可分为同形部分异义词和同形完全异义词两种。

（1）同形部分异义词是指构词的汉字语素相同，但在词义、用法或感彩等方面有共同点，但并不完全相同的韩语汉字词和汉语词。如“提出”在韩语和汉语中都可作为“提出意见/???提出??”使用，表示“提请建议、方案等”。但除此意义外，韩语中的“提出”也可用于“???提出??”中，表示“提交”的意思。而“放心”一词在韩语和汉语中都表示“情绪安定，没有忧虑”，但与汉语中的用法不同，韩语“放心”一词多用于带有否定色彩的句子中，表示“松懈、大意”，如“?? ??? ?????放心?????.（不要以为考试题容易就大意）”。

（2）同形完全异义词是指构词的汉字语素相同，但在词义、用法或感彩等方面完全不同的韩语汉字词和汉语词。如“vx”在汉语中指“对文章内容的总体概要含义”，而在韩语中则指“上课”；“?U物”在韩语中指“排泄物”，而在汉语中却是不文明的词语；“成人病”在韩语中指的是“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等老年人容易得的病症”，而在汉语中却是一个容易引起误会的词汇。

关于同形异义词产生的原因，很多学者认为：一是韩语汉字词保留了传入时期古汉语的词义，而现代汉语的词义已经随着社会的变迁发生了变化，原有的词义被扩大、缩小或转移。二是汉字词引入韩语后词义发生了变异、派生。三是因为时代演变的过程不同，汉韩两国词汇出现了引申和比喻上的差异。

2 汉语知识在韩语汉字词习得过程中的影响

20世纪50年代的对比分析理论（Contrastive Analysis）提出了“语言迁移”的概念，指在语言学习过程中已经获得的母语知识对新语言学习产生的影响，分为正迁移（Positive Transfer）和负迁移（Negative Transfer）两种。正迁移表现为过去获得的知识对新知识的学习起促进作用，有利于新知识的掌握；负迁移则表现为过去获得的知识对新知识的学习造成阻碍，增加新知识学习的难度。

2.1 汉语知识对韩语汉字词习得的正迁移

（1）有利于学生对于词汇内涵的理解。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词汇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对于中国学生来说，母语的文化知识，对汉字词所蕴含的文化意义理解起来非常容易。如“八字”“百年偕老”“|西答”“百?如一”“雪上加霜”“匪拦放搿薄?^蛇尾”等等，这类词汇学生通过字面就完全可以理解其意，减轻了学生学习的难度。

（2）有利于学生积累词汇、提高阅读能力。外语学习中词汇量的积累非常重要，可以说词汇量的多少，直接决定着学生的阅读能力。韩语汉字词广泛地应用在韩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如亲属指称语“父H”“母H”“姨母”等；表示职业类别的“外交官”“警察”“t”等；表示节气或方位的“太”“选薄按笫睢薄岸至”“UL”“|”“西”等；数量词“一”“十”“百”“”“J”“名”等。

特别是韩语中存在着大量汉字词缀，这是汉字词在融入韩语的过程中，逐渐地产生了韩语黏着语的特点。韩语中的汉字词缀造词能力很强，不但与汉字词结合造词，也可以与固有词、外来词结合造词。韩语汉字词前缀有“非-”“小-”“高-”“低-”等，汉字词后缀有“-家”“-”“-W”“-的”等。学生如果掌握了这些词缀的意义和用法，在中高级阶段的阅读过程中，就能够借助母语知识的“拐杖”推测未学词汇的意义，使阅读能力得到明显的提升。

2.2 汉语知识对韩语汉字词习得的负迁移

（1）对于词汇理解和使用的误导作用。由于韩汉语言中存在相当数量的同形异义汉字词，如汉字词“??（出世）”在韩语中指“出人头地”，“??（放心）”指的是“松懈、掉以轻心”，“??（出b）”指“分娩、生孩子”等等。初级阶段的学生在接触这类词时，很容易根据表面的汉字，e误的理解其意义。特别是存在于韩汉语言中的感彩不同的汉字同形词汇，如果不能恰当的使用，很容易引发误解。如“???（自心）”在韩语中指“对自己有信心，自己感到骄傲和光荣”，“???????（自信心很强）”，“??（约会）”在韩语中仅仅是普通朋友间的“约、约定”等等。

（2）在韩汉翻译过程中译文词不达意、晦涩难懂。在翻译教学过程中，学生完成的中文译文常常直接照搬汉字词的汉字，译文语句不通，往往只有懂韩语的人才能明白其意。如“????（休v）???.（今天停课）”翻译成“*今天休讲”，“?????????????（_J）????.（按下查询按钮，查询余额。）”翻译成“*按下查询按钮，_认余额。”，“???????.（性格随和）”译成“*性格圆满”。这样的晦涩译文，直接影响着对学生专业能力的评价，使招聘者对学生语言能力的评定大打折扣。

3 韩语汉字词教学策略

（1）增加学生认知韩语汉字词的机会，使学生尽量多地了解各个领域的韩语汉字词汇。汉字词因其发音与汉语相似性，易于学生背诵和掌握。特别是与汉语词汇词义、用法几乎相同的汉字词，此类词无需教师过多讲解，学生完全可以利用母语知识自主学习。因此教师只需提供给学生这类词的词汇表，通过课后作业等形式督促学生独立完成学习。而与汉语词汇词形相同但词义完全不同的汉字词，学生初次接触时容易产生偏误，增加学生与此类汉字词接触，不仅可以使学生进一步认知汉字词和汉语词汇的差异，也可以通过教师的讲解、引导，使学生正确地掌握其用法及意义，有效地降低学生偏误几率。

（2）引导学生了解和掌握韩语汉字词的音节和所标记汉字的对应关系，培养学生对未知汉字词的推断能力。教师可以收集一些有趣的汉字词汇材料，引入到课堂教学，训练学生，通过韩汉语言发音的相似性，推断词汇的意义。推断能力的提升，不仅能够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成就感，也能极大地提高学生韩语词汇学习的效率。

（3）加强学生韩语汉字词翻译练习。按照词汇、句子、短文的顺序，通过韩汉翻译练习，循序渐进地使学生掌握汉字词的翻译技巧，用恰当、精准的语言组织译文，增加翻译的准确性。同时，也需要提醒学生平时注意汉语词汇、汉语知识的积累，良好、扎实的汉语语言知识对中韩翻译能力的提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4 结语

韩汉语言关系密切，母语汉语知识在中国学生习得韩语汉字词的过程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大量与汉语词汇同形同义汉字词的存在，减轻了学生学习的难度，增加了学生学习的信心。但同时学生在学习汉字语素相同，但在词义、用法不同的韩语汉字词时也因为汉语知识的干扰作用，在使用上频频出错。因而教师在教授韩语汉字词时，应该恰当地运用教学方法，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有效地利用母语的正迁移，尽量减少或避免母语的负迁移，提高学生学习的效率。

参考文献

[1] 戴世双.韩汉同形汉字词的句法功能与语义色彩分析[J].外国语学院学报，2000（3）：37-39.

[2] 温晓虹.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习得语教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3] 马淑香.浅谈韩国语汉字词与汉语对等次的词义差异[J].外国语学院学报，2009（5）：28-31.

[4] 安炳浩，尚玉和.韩语发展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第8篇：知识创新的过程范文

[关键词]网络教育；质量监控；校外学习中心；年检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6.18.157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6）18-0-02

网络教育是构建知识经济时代人们终身学习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我国教育资源短缺条件下办好大教育的战略措施。近年来，随着我国网络教育规模的发展壮大，办学过程中的各种质量问题也随之出现，严重制约了网络教育的健康发展。为确保网络教育的办学质量，探索行之有效的质量监控方法是当务之急。

1 网络教育年检的必要性

质量是网络教育的生命，直接影响网络教育的生存和发展。质量监控是试点高校进行质量管理的重要途径。现阶段，年检作为网络教育质量监控的重要手段之一，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其必要性。

第一，网络教育培养质量堪忧，通过年检可以发现和解决各类办学问题。目前，我国网络教育学生主体不在试点高校，而在校外学习中心。校外学习中心的职责履行程度与培养质量密切相关。随着网络教育师生比扩大，部分校外学习中心追求招生规模和经济利益，忽视办学资源建设、学生管理等，未按照试点高校要求充分履行职责，培养质量得不到保障。年检可以对学习中心的办学能力进行审查评估，解决影响培养质量的办学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网络教育质量的提高。

第二，年检是现阶段了解学习中心年度办学情况的重要途径。我国网络教育校外学习中心数目日益增多，面对如此庞大的管理规模，试点高校目前很难做到对每个校外学习中心进行实地实时的监控与管理。年检年审不仅可以全面了解所有学习中心的年度办学情况，还能对每一个学习中心的持续办学能力进行考察。

第三，学习中心办学管理水平参差不齐，试点高校可以根据年检结果进行跟踪管理，提升其办学能力与服务水平。校外学习中心在基础建设、人员配置、服务水平等方面差别大，开展年检可以发现、纠正、校外学习中心不规范的办学行为。

2 网络教育年检的创新研究

网络教育的质量监控，包括教学管理、教学过程和教学对象等方面的内容。教学管理方面的监控内容，体现了对教学质量的要求与标准。年检主要针对校外学习中心，体现了对学习中心的管理标准与要求。年检的行之有效离不开科学的质量管理标准、完善的评价体系、有效的监管措施及合理合法的退出机制。如此才能真正起到质量监控、督导作用。

根据上述指导思想，网络教育年检必须以校外学习中心的管理职责为基础，建立具体工作的核心标准，将标准量化为考核指标，根据指标对实际办学过程进行逐一考核，以此达到全程监控、综合评估、细化管理、全面督导的目的。为此，笔者进行了如下四个方面的创新研究。

（1）制定考核标准，建立评估体系。依据校外学习中心的管理职责制定考核标准。根据对各学习中心的工作分析，划分为四大模块进行审查，每个模块依据核心工作内容设立相应的考核指标，每个指标设定考核标准，便于系统评估。

（2）注重对网络教育教学过程的管理与监控。将教学过程的各个管理环节纳入年检。将教学、考试、毕业等实际工作成效及存在问题用指标的形式反映在评估体系中，通过年检侧面对教学管理过程进行监控。

（3）建立年检退出机制及跟踪管理机制。网络教育要保证人才培养质量，必须设立退出机制及时淘汰不符合办学要求的学习中心。对存在办学问题的学习中心进行密切跟踪督导，确保其具备持续办学能力。

（4）开展数据年检。为了科学考评，所有办学指标的考核标准都量化为具体的数字，通过获取学习中心的办学数据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通过数据总结掌握实际办学情况。

3 年检工作的实施

为保障年检工作的有序进行，对其进行了全面系统规划，制订了《吉林大学学历继续教育年报年检实施方案》。根据该方案，年检包括上报、审查、评估、公布、质量督导与跟踪、复审六大工作程序。其中审查包括办学能力、支持服务、办学成果、存在问题四大模块。每个模块设定核心指标，如师生比、毕业率等。综合各项指标的量化考核结果，完成年检的最终评定。

依据综合分数进行等级评估，具体评估标准见表2。

根据等级评估标准，年检结果将整改或不合格的校外学习中心列为重点监控对象进行细化管理，并按照程序复审，如复审不合格，被认为不具备持续办学能力，将停止招生协议。具体年检工作流程如图1所示。

4 年检的工作成效

年检和网络教育其他质量监控手段一样，遵循“科学评估 注重实效”的工作原则，突出监控、督导的作用，以规范办学行为，提高办学能力。从2013年开始，吉林大学连续3年对各校外学习中心开展年报年检工作。2015年，学习中心年检合格率为91.96%，同比提高了10.88%。2014-2015年，学习中心年检情况见表3。

通过系统、扎实的年检工作，在四个方面取得了工作成效。

第一，严格落实年检退出机制与督导复检机制，淘汰不符合办学要求的校外学习中心，保障网络教育办学质量。通过年检工作的质量监控与评估，筛选出14家年检不合格、8家整改的校外学习中心。

图1 吉林大学校外学习中心年报年检工作流程

第二，掌握办学问题，明确重点监控内容。对年检反映的五方面的突出问题进行了重点监控：①网络教育校外学习中心过程管理；②校外学习中心毕业率；③部分学习中心师资配备情况及学生的学习支持服务；④部分学习中心的招生行为；⑤高校自身内涵建设及创新管理。

第三，提出对策，推动网络教育综合改革。针对网络教育质量问题，结合办学现状，从可持续发展、提高办学质量的角度，提出参考对策。

第四，总结年检成绩，出具年检质量报告，为网络教育创新发展、可持续发展提供相关参考和依据。质量报告从参检、评测、分析、问题与对策五个方面进行报告，如实反映了年检工作情况，对学习中心的年度办学情况进行总结。

提高质量是网络教育的永恒主题。我国网络教育发展已成规模，提高教育质量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只有提高质量，才能培养合格人才，提高网络教育的社会满意度。年检是网络教育质量监控不可或缺的手段，在督促校外学习中心规范办学、助力高校内涵建设方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未来各种质量监控方法必将发展成为科学权威的质量监控系统，将在全面提高网络教育培养质量、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培养更多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9篇：知识创新的过程范文

一、引言

进入学习型社会、知识经济时代，企业对知识的需求从简单趋于复杂，运作模式呈现知识化趋势。企业努力成为“知识型组织”，或称“学习型组织”，企业通过知识创新与组织创新，以形成和发展其核心能力，成为持续竞争优势的来源。

我国众多高新技术企业也开始探索如何通过知识创造更大价值和获得持续竞争优势，并在变革组织结构、发挥人力资源作用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多数企业在开展知识管理时，过于强调信息技术的作用，忽视了组织基础（如战略、结构、文化等因素）的作用，从而导致企业的知识创新难以达到预期效果。本文基于对知识创新理论的探索，提出知识创新研究的概念模型；从知识创新与组织创新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作用，提出知识创新与组织创新的互动模型、协同模型，并予以探讨。

二、知识创新理论探索

知识以及创造知识和运用知识的能力，是当今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的最重要源泉。通过组织学习而积累起来的知识之所以是一个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源泉，是因为这种知识是无法交易的，是难以模仿的，并具有很强的经验性和潜在性，它根植于各个组织的技能与日常工作中，为企业的特殊需要而设计。

尽管知识研究领域的主要研究者非常关注企业的知识创新问题，但很少有人真正了解企业是如何创新、如何管理知识的，或者说为了使企业持续开展知识创新，企业本身应具备什么样的组织能力。而组织理论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典型信息处理范式”的统治，这种范式把企业被看作信息处理机器，其主要问题在于它的组织观和知识创新观是被动的、消极的，无法恰当地解释知识创新的能动过程。因此，有必要形成新以知识为基础的理论。本文认为，对企业知识创新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从实体到过程、从静态到动态的历程，而且其研究范围也由知识本身（属性、过程等）拓展到知识创新的组织基础研究。

1、知识实体。企业知识是一定情境下的产物，嵌入在特定的情境之中。企业实际上提供了其与外部组织进行交互而选择隐性知识或显性知识的特殊情境，然后知识被储存在企业的路径中。企业情境的不同，决定了企业知识的差异，从而影响企业业绩。Nonaka＆Takeuchi区分企业的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认为真正在企业内部起作用的主要是隐性知识。而Collins从“显性知识―隐性知识”和“个人知识―共有知识”的维度进一步解释知识的心理和行为层面，将知识的特征与使用知识的具体情境联系起来，同时将知识的创新和使用同人的认知能力和认知水平联系起来。

2、知识创新过程。Nonaka＆Takeuchi提出知识创新动态“螺旋”过程，即SECI模型，也就是知识在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之间转换，在企业不同层次之间流动。Nonaka＆Konno在SECI模型的基础上提出四种“场（Ba）”的概念，既源发场（OriginatingBa）、互动场（InteractingBa）、网络场（CyberBa）、练习场（ExercisingBa）。“场”的提出旨在为企业创造一种知识交流的环境，为“知识螺旋”的产生提供条件。

3、知识创新的技术基础。信息技术能为企业知识创新提供两种基本能力：创造知识网络和整合知识。通常认为，信息技术工具能够使知识创新与知识管理行之有效。但这种看法在本质上把知识看成是一种静态资产，导致过分强调如何将显性知识编码化，却对隐性知识的理解非常有限，忽略了知识创新过程中的社会关系网络，从而不利于知识创新的有效开展。在企业缺乏更好的、明确的知识战略远景、价值观等来整合和创造知识的情况下，能够促进员工彼此知识交流的信息技术工具，并不会起到有效创新知识的作用。因此本文认为，企业知识创新与管理不仅仅是处理信息，知识创新系统不仅仅是个信息管理系统，它还包括企业文化、企业知识战略等组织管理条件。当知识创新的技术工具与组织结构、战略和价值观等有效匹配时，企业创新与运用知识将会达到预期效果。

4、知识创新的组织基础。目前，知识创新研究开始关注并重视其组织基础，涉及企业战略、组织结构、组织文化等。Nonaka，Konno＆Toyama指出，为了通过知识创新活动来创造价值，企业需要远景规划来使整个企业朝它必须获得的那种知识方向发展。Hedulnd提出与M型结构有着显著不同的N型组织，Nonaka分析和描述了日本企业殊的组织结构――超文本组织结构等。金光、程德俊认为，组织设计并不仅仅是在知识存量既定的情况下，通过集权或是分权来分配决策权的问题，而是如何通过设计有效的制度来保证知识的内生性增长。美国知识管理学研究者艾莉指出，“知识的核心是一种社会过程，集思广益才能产生知识”，知识管理者的任务是“帮助设计和维持知识的获取、知识创新、知识共享和知识应用的进程”。

本文进一步对上述研究的基本观点予以分析归纳，研究者在知识创新研究的各个领域都获得了一定的成就，而且都在某种程度上强调了组织基础对知识创新的作用。例如，研究者对知识创新过程的研究已经从单纯内在的创新机理（SECI模型）向企业情境拓展，强调企业需要建立和强化知识创新的组织内在机制；Kim，Sung-Kwan指出，在建立信息技术工具获得竞争优势时，最重要的因素是人的技能，而不是信息技术工具本身。正如Ikujiro Nonaka所指出：“只有人类才能在知识创新过程中扮演核心角色，无论计算机的信息处理能力有多大，它们终究不过是人类的一种工具。”

三、知识创新与组织创新的互动

综上，对企业知识创新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强调知识创新过程中组织基础的作用，从而引出知识创新与组织创新互动关系的研究。本文认为知识创新以组织创新为基础，组织创新以知识创新为主导，其互动通过组织学习实现。

知识创新是指创造并拥有新知识的过程，它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核心力量。但必须认识到，企业知识创新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知识创新的有效开展是有条件的，它要求企业必须在组织方面给予有力支撑。组织创新是企业目标、战略、结构规范和文化等要素之间的重新选择与优化，这可以通过其运作过程中的知识共享、积累与创新来实现，其实质是企业知识创新的运用与延伸，即知识创新的过程进一步作用和体现在企业的战略、结构和文化等组织创新行为中，组织创新又可进一步有利于知识的积累与创新。

知识经济时代的组织创新是一个以知识战略为导向、组织结构为载体、企业文化为底蕴、组织学习为机制的企业知识交流、积累与创新的过程。其中知识战略、组织结构的创新过程，更多地体现为组织创新的显性知识积累、运用与创新，而企业文化的创新过程更多地体现为企业的隐性知识的积累、运用与创新。以企业的组织结构创新为例，在企业的知识创新过程中，每一个阶段都有它独特的知识活动方式，而且所有的企业都是不同类型知识的混合体，不同的知识特征及其分布情况决定着不同的组织结构形式。以显性知识作为知识基础的组织，一般倾向于采取正式的控制和协调机构，有高度标准化的工作任务和工作方式。而以隐性知识作为知识基础的组织，通常采用分权化、柔性的组织结构以及使用非正式的协调机制。

值得注意的是，知识创新与组织创新的互动过程存在一个重要的内在机制，即组织学习机制。组织学习将企业的发展战略、结构轨迹和文化积累融合为一个整体，并最终决定企业在环境中的竞争能力，知识创新、组织学习与组织创新行为是相互促进的，共同构成企业知识存量和流量的转化过程。

组织学习目标是要建立一种可以从自身和别人的经验中学习的动力，并能产生、储存和搜索知识，以达到组织有效行动的效果。组织学习的本质不是获得更多的信息，而是要培养实现组织持续的竞争优势和创新能力，而这往往要通过知识的收集、共享和应用来实现。由于企业组织的外在竞争环境与内在生存发展机制的需要，创新一直是企业组织生存与发展的动力源泉，而组织的学习过程是一个渐进与累积的过程，这一过程增加组织知识基础，并使组织行为发生变化，乃至组织创新成为可能。因此，学习知识、知识交流与知识创新成为组织创新的核心过程，致力于学习的组织将获得比竞争者更大可能的创新能力，企业生存与发展靠的是知识与技术，尤其是创新型知识的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