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债务危机的解决办法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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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国家债务危机的解决办法范文

"国家破产"是解决债务危机的新思路

"国家破产"，实际是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副总裁安尼・克鲁格在2001年11月的讲演中提出的"国家债务重组机制"，它是解决当前国际债务危机的一种新思路。这个新思路的特别之处在于，所有遭遇外债或债务危机的政府，在获得国际资助或进行债务重组之前首先进入一种"破产"状态；这种正式的"破产"的程序启动后，危机中的政府的海内外资产便处于冻结状态，其解冻情况根据债务重组的进程而确定。克鲁格认为，这种新方式有助于推动债务危机的快速解决，避免危机恶化，促使像阿根廷一类的国家免受为世人瞩目的社会动荡和政局风波，避免传统解决办法中的"道德风险"问题，促使新兴市场国和国际投资界更加重视经济发展和债务问题的可持续性。

创建这么一种正式机制的基本目的，是促使债务人和债权人产生自愿达成协议的内在动力。然而在实践中真正启用这个机制的时候并不多。这个机制类似与诸如美国破产法庭那样的"国内"破产体制。

债务重组机制产生的国际背景

建立国家债务重组机制，主要是为了给动荡风险不断上升的国际金融体系提供一种稳定器，它的产生有其深厚的国际背景。

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日趋严重。其债务1980年为5257亿美元，1990年为13245亿美元，2000年为22040亿美元，占发展中国家GDP的35.5%。在高外债的背景下，一旦出现外国债权人从本国撤回资金，本国政府或公司机构不能如期还债，社会公众对本国货币和金融体系的信心发生动摇，金融危机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目前发展中国家的外债问题已经成为威胁国际金融稳定的重要因素。近年来，随着各种证券投资的增加，各种类型的证券投资者已成为发展中国家外债的重要债权人，这使得80年代形成的外债解决方式遇到新挑战。

债务违约进入新的高发期。据标准普尔公司统计，在过去十年间，债务违约率高达19%，为1824年以来的第四个高峰期。2002年三季度，该公司确认的债务违约行为国有28个，违约金额为1326亿美元，是1994年以来的最高额，而本世纪头十年可能更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实际的最后贷款人可能不得不面对由此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

私人债权人的介入，使得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的解决更加困难。20世纪80年代，债重组是一个进展缓慢而有序的过程，那时重要的债权人是商业银行，它们通常想与债务人保持良好关系，并且很少有获得额外利益的企图。随着大量债券持有人的介入，他们与债务人的合作难度也在上升，这些债券持有人参与债务重组的目的也是多样化的：一些债券持有人想要迅速而有序的重组，以维护债权的价值；另一些从二级市场上购买债务的人士宁愿重组过程出现紊乱，希望能够在诉讼中获利，比如像埃略特合伙人案例。

埃略特合伙人案例：外债解决方式的新挑战

埃略特合伙人是一家对冲基金，1996年以1100万美元从二级市场上买进面额为2000万美元的秘鲁政府发行的布雷迪债券。按原来的布雷迪债券解决方案，只能获得一点毛利。但该公司并不参与债务重组谈判，而是向法院提出债权追溯的申请。1999年，联帮上诉法院同意了其债权追溯的要求，秘鲁政府被迫接受了埃略特合伙人的全部偿债要求--2000万美元加上利滚利息3800万，埃略特合伙人从中获毛利4700万美元。

埃略特案例暴露出目前国际社会在债务重组的方法上存在缺陷。如果单个债权人可以依据国民法院及其判决对国外债务人的财产采取指控行为，这便等于同意"全体债权人一致同意"原则，此时，只要任何一个不同意重组计划的单个债权人都可以采取行动并获得优先偿付，其他所有债权人都会效法，以此增加自己债权的价值而减少损失。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债务重组无法进行。这种情形显然是一个两难悖论：如果债务国有能力全额偿还外债，就不会出现债务危机；一旦出现债务危机，就表明债务国无力偿还外债，外债就需要重组，而任何外债重组必然以非全额偿还为前提。如果埃略特合伙人案例流行开来，债务危机中的债务国在理论上不再可能有解决危机的希望。

国际货币组织建议债务重组的用意正在于避免出现埃略特合伙人事例，试图为债务重组建立起一个规范的程序。由于多数债权国是发达国家，其法律都有完备的债权追溯条款，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方案的核心内容就是要限定债权追溯范围。克鲁格认为，要有一个正式的启动程序，即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的债务国政府，在一定条件下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债务重组申请，并得到审议和批准，一旦启动正式程序，该债务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官方资产便处于冻结状态，任何单个债权人不可对资产或其任何部分采取法律行动。这使得埃略特合伙人案例将失去法律依据，债务重组的国际安排得到法律保护。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在试图发挥类似世贸组织的作用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新思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的法律政策、法律关系必须进行一定程度、一定范围的调整，而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前未涉及的领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行为突破了其仅仅对短期国际收支和宏观经济运行等传统领域进行关注的框架，反映出了当今国际经济关系出现的一些深层次的变化。在各国经济关系日益紧密、公私部门都大量卷入国际经济活动的背景下，各国的债权债务法律也应该适时地加以变化或积极协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无疑应该在这个领域发挥出作用，这同世界贸易组织所出现的变化与调整应该有类似之处。随着国际贸易的广泛开展，世贸组织更加突出了对各国贸易政策与体制的关注，从某种意义讲，各国贸易政策和体制已成为制约国际贸易发展的因素，可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债务重组的新建议也是为顺应时势发展做出的调整与变化。

改革债务重组的目标在于降低围绕重组的不确定性

美国负责国际事务的财政部副部长泰勒于今年4月2日在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发表讲话，表明了美国政府对此问题的立场以及采取行动解决债务问题的紧迫感："研究与讨论的时代正在过去，采取行动的时刻到来了。"他特别建议由国际货币基金出面，把债权国和债务国聚合在一起，达成一揽子国际条款，以求妥善解决这类问题。目前对债务重组过程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当某国债务不再可持续时，债务国政府将采取什么措施？何时采取？同债权人的谈判如何进行？私人部门如何做出反映？如果一种重组方案被选定，它将费时多久？重组是否发展成某种可持续的局面？债权人是否会受到公平与公正的对待？

上述不确定性使人们（私人部门、官方部门或政府）的决策变得复杂化了。对那些步入债务不可持续状态的国家而言，一个更加可预测的债务重组程式将有助于减弱这种不确定性，从而降低爆发危机的概率和缓解危机。改革债务重组程式的目标不是要减弱国家全部并按时偿还债务的激励，而是要降低围绕重组的不确定性。鉴于利益和观点不同，可操作性是至关重要的。人们必须清楚地知道新程式将如何运转以及为什么比旧有的要好。最现实和最可接受的改革是让债务国和债权国签订新的、详尽的、分散或市场导向的一揽子条款。条款的细节由借贷双方在发行新债券时加以确定。此时法律方面的基本原则为：

首先，要有一个多数行动条款，如75%债权人同意的条款。目前许多债券条款要求的是债券持有人100%同意（英国法律）原则，该条款应该改变，这不利于可预测性和效率。

第2篇：国家债务危机的解决办法范文

【关键词】美国国债;财政平衡;国际储备货币;实体经济;人民币;国际化

2014年底，美国国债突破18万亿美元，而美国2014年GDP为17.69万亿美元，也就是说，美国国债与GDP比例继2013年再次突破100%，达到了102%。2008年、2009年和2010年，美国国债上限分别为10.61万亿美元，12.10万亿美元和14.29万亿美元，占GDP的比重分别为70%、84.1%、92.1%。2013年底美国国债首次突破17万亿美元，2013年的GDP是16.8万亿美元。如果按照欧盟《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划定的60%的安全线来看，美国国债早就处于危险境地，只不过长期以来依靠其头号经济大国和美元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美国国债一直得以维持其AAA级信用。即使按照国际三大评级机构认定美国国债AAA级的前提条件，国债占GDP比重不超过110%，美国国债也已接近红线。

目前，美国社保基金和美联储是美国国债的两大持有人，二者合计持有30%以上的美国国债，其次是中国和日本，这是美国国债最大的两个海外债权人，合计持有比例约为14%，至2015年7月，中国持有美国国债1.24万亿美元，为美国第一大债权国，其余是欧佩克组织、英国、俄罗斯和巴西等国家，以基金为主的债权人结构注定了美国国债不会在短期之内出现太大的波动。

美国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税，二者占美国财政收入的比例超过80%，美国财政收入的第三大来源是公司营业税，占比约为10%。

相对于财政收入艰难增长，财政支出却无上限增长。美国财政支出主要分为强制性支出、可自由支配支出和利息支出。强制性支出主要是社保、医保和社会救济与福利，三者合计占比约为55%，可自由支配支出主要是国防支出，占比约20%，是最大的单项支出，利息支出占比约7%。另外，还包括雇员工资等政府运行成本。从这些主要财政支出看，几乎每一项都属于刚性支出，可供调整的空间很小。做为最大的单项支出，国防开支似乎最有调整的余地;为解决2011年美债危机，出台的债务上限法案在提高2.1万亿美元债务上限的同时，将在未来10年内削减2.1万亿美元赤字，其中要求削减国防开支3500亿美元，但实际效果并不明显，不会对美国债务困境有实质性改变，国债水平继续攀升，仍末进入可持续通道。

美债危机，促使人们把美国国债放在历史舞台的大背景下，一遍遍地反复梳理;美国自建国以来就有国债。但今日国债之困局始于美元和黄金脱钩。1971年，尼克松总统宣布美元和黄金脱钩之后，全球其他国家依然将美元作为主要储备货币。失去了黄金之锚的制约，美元进入了可以随意滥发的时代。

美国国债真正恶化始于本世纪初，在上世纪末，美国国债总额从1990年的3.2万亿美元上升至2000年的5.6万亿美元，10年间涨幅75%，而经过新世纪的头十年之后，美国国债已上升至14.29万亿美元，涨幅高达155%。

上世纪末，美国的国防开支大概为3000亿美元，10年后虽然迅速膨胀至7000亿美元左右，但如果和当时高达14.29万亿美元的国债相比，国防开支显然不是国债上涨的主要动力。

美国国债今天的困境，主要还是美国滥用其货币发行权造成的恶果。对于拥有全球印钞权的美国而言，自身需要大量的资金维持社保和国防等高额开支，刚好又有中国和日本对美债强大的外部需求，滥发国债的冲动也就难以遏制。除了拥有货币发行权这样的诱惑之外，美国国债困境的深层次原因还在于美国经济增长乏力，当自身经济增长不足以满足民众福利和国防军事的需求，举债是唯一的出路。美国经济自70年代后期失去国际竞争力，并且一直找不到真正有力的经济增长点，除了德国、日本、中国、印度等国先后的经济崛起，成为美国在国际市场上的有力竞争者，更主要的内因还是美国失去了从事实体经济生产的兴趣或动力，主动成为一个产业空心化的国家。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发行国债能带来不少好处，既可以通过发新债还旧债来维持运转，又可以通过开动印钞机来稀释债务;这种局面可能还会持续相当长时间，但是最终是不可持续的。持续的时间越长，最终给美国经济及世界经济带来的破坏越大。

美国国债问题的实质，并不是中短期国债支付能力的问题，而是如何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和长远期的财政平衡，解决办法在于长期财政的可持续性。美国的决策者也认识到了这一点，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美国面临的真正经济挑战是采取有效措施，提高长期财政的可持续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认为，美国政府和议会迫切需要就中长期财政平衡的路线图在政治上达成一致，并通过控制医疗卫生成本、加强社会保障融资、改善税收结构并增加财政收入等综合性措施，确保国债水平步入下行通道，以实现财政可持续性的目标。

美债问题对于中国至少存在三方面的影响：一是外汇储备缩水，二是量化宽松带来的前期和后期影响，三是出口萎缩对实体经济的冲击。相对于外汇储备的缩水以及量化宽松政策的影响，美债问题对中国更大的影响在于实体经济。过去几十年来，美国通过举债消费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拉动了中国经济增长，在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影响下，作为中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美国和欧洲复苏之路缓慢，中国出口市场面临萎缩。出口萎缩带来的阵痛在所难免，但在客观上有助于加速中国经济转型，减少对外部市场需求的依赖度。经历2008年的金融危机，2011年的美国国债危机，中国通过宏观调控，经济增长已经主要依靠投资和消费实现。

与中国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身份相比，人民币在国际上的地位显然落后太多。2014年，美国GDP总量为17.69万亿美元，中国GDP总量约为10万亿美元。有专家预言，中国经济总量将在2030年左右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尽管无人怀疑中国经济总量将在不久的未来接近甚至超过美国，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并不等于成为第一超级强国。对人民币而言，2030年取代美元成为全球主要货币显然是个不切实际的幻想，原因在于，即使美国经济衰落，中国经济崛起，世界很难再出现英国、美国这样的单一经济霸主，真正的格局是全球经济的多极化。这样的背景下，单一国家的货币难以独自承担起全球储备货币的重担。形势所迫，加快人民币国际化刻不容缓，并增加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话语权。

2008年金融危机后，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明显加快了，到2015年，人民币成为全球第四大支付货币，并已开通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第3篇：国家债务危机的解决办法范文

近期股市的“跌跌不休”使得市场人气萎靡，投资者悲观情绪不断蔓延；此外，从8月宏观经济数据来看，通胀预期形成机制仍未被打破，通胀压力依然处于高位。在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下，通胀是否见顶回落？未来投资将何去何从？

对于近来甚嚣尘上的中国经济“硬着陆”论调，具有多年从业经验的长盛同祥泛资源主题基金拟任基金经理李庆林表示，投资者对对经济增长中枢的回落应该有理性认识，不必过度恐慌，政府将相应保持持续偏紧的货币政策，同时配以合理的产业政策，硬着陆概率较小。

从中国经济本身来看，李庆林指出，中国经济的增长依然以固定投资为主，尤其是国家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及房地产。中国模式意味着高的投资增长率，而一些收益率很低的投资项目必然依靠货币推动，尤其是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相关的信贷，这将导致长期内的通胀势在必然。未来，货币政策短期内仍以紧缩为主；但从长远来看，经济的放缓并不意味着投资机会的减少，关键是经济规模以及经济结构的转型，未来“紧货币、宽财政”政策或将是最优的选择。

虽然8月CPI较此前开始出现小幅回落，但鉴于PPI对CPI的传导，长盛基金预计未来2、3年，4%以上的CPI高位可能将是一种常态，也就是说通胀筑顶时间较长。而且，通胀可能是呈现为此起彼伏的格局，价格上涨不断从一个热点转移到另一热点。“目前平均市盈率在17倍以下，根据我们对市场的整体市盈率的分析，到现在为止股市跌破17倍市盈率的情况仅出现过4次，所以后市下跌的空间不大，此时正是市场中长期的相对低点，是投资者低位介入的良好时机。”李庆林如是表示。

“在高通胀背景下，我们需要挖掘具有强势定价能力的自然资源股和消费品牌股，可以把自然资源和品牌资源归纳为泛资源，前者涵盖农林牧渔、采掘、有色金属等上游产业，后者包括家用电器、食品饮料、医药生物等下游消费产业。”

李庆林分析指出，来自上游具有自然资源禀赋的行业，可以在资源价格上涨的大趋势下获得利润提升；而来自下游具有品牌资源优势的行业和公司，可有效转嫁生产要素价格上涨压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得长期稳定收益。

第4篇：国家债务危机的解决办法范文

美元本位制下的国际

利益格局不对称

美国利用美元霸权攫取全球利益。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及此后的牙买加体系下，美元处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这使美国享有各种经济特权。尤其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没有黄金支撑和纪律约束的美元本位制进一步巩固了美国经济的特权地位。在美元本位制下，美元是国际经济交易的主导货币，美国只需要“生产和经营”美元业务就可以获得资源和产品，实现经济增长。国家则在这一体系中处于对美国的依附地位，只能以资源和产品换取美元。这样，全球分工逐渐向美元主导下的美国“货币中心”和国家“资源与商品生产基地”的方向转化。

以美国为“货币中心”的国际分工格局，决定了全球利益分配格局。一方面，美国用“生产”出来的美元从他国进口所需要的资源和产品，并利用美国跨国公司的垄断地位和金融期货市场，控制关键商品的定价权，这样，美国利用付出的美元钞票就能获得本国消费者所需的商品。另一方面，美国利用发达的金融市场和不断创新的金融衍生产品，吸引国外资本流入美国，并力推美国虚拟经济的功能，以获取更多的资本市场收益。通过这两条途径，国家形成了对美国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双重依赖。

在美元本位制下，美国不仅将全球分工和利益分配格局置于掌控之中，还通过美元扩张将其他货币（欧元、日元、英镑等）排挤至国际货币体系的有限范围内，使国际货币体系缺乏应有的弹性。由此，新兴市场国家和石油输出国逐步形成了对美元的过度依赖，陷入“美元困境”。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世界经济规模越大，国家对美元的依赖就越强，美国从中获取的利益就越多，其他经济体摆脱美元的风险和难度也随之增加。

“利益陷阱”使新兴国家

对美依赖加深

在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格局下，为了实现美元的持续扩张和全球利益的分配，美国需要加强对世界经济的控制，利用失衡将目标锁定在高增长经济体身上，并让这些国家承担失衡的风险与调整成本。可以说，失衡是美国获得双重利益的体现。在以美国为“货币中心”的国际分工格局下，美国经济增长主要靠消费和投资来拉动。在国内制造业日渐萎缩的情况下，美国消费需求主要依靠进口来满足。对美国而言这是理性的选择，因为美元很容易“生产”，这种一本万利的商品获取方式进一步推动了美国的过度消费。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个人消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近70%，加上政府消费支出部分，总消费达GDP的80%以上。可以说，美国是典型的消费型经济体，而国家则是生产型经济体，两者通过商品贸易联系在一起。同时，美国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使其不仅能从“经营美元业务”中获得大量收益，而且能为本国获得低成本融资。在储蓄率很低的情况下，美国的投资需求往往通过国外资本的流入得以补充。

为了实现消费品的进口和资本的流入，美国通过金融和贸易渠道“锁定”高增长经济体，由此获得高增长红利，实现美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一方面，美国从国家进口大量廉价商品，获得低成本的比较收益；另一方面，国家积累的美元外汇储备大量流回美国资本市场，使美国获得了低成本融资，维持了长期的投资高于储蓄的现象，巩固了美国的投资中心国地位。

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美国将制造品进口市场从日本转向新兴经济体，全球经济随之由发达国家内部的失衡转变为美国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失衡。这使美国获得了更为廉价的进口商品，新兴市场和石油输出国更为庞大的资本流回美国，中国成为美国的最大债权国。概而言之，拥有美元储备的新兴国家以购买美国资产的形式让资本回流美国，而美国则负债向海外投资和进口，这就形成了世界经济失衡下的持续融资基础。

在美元本位制下，国家在参与经济全球化并取得经济发展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落入美国主导下的“利益陷阱”，形成对美国市场或美元的依赖。新兴经济体中的东南亚国家、石油输出国以及中国，或者通过国际商品贸易市场，或者通过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资本市场，或者二者同时联动，形成了对美国市场和美元的长期依赖。于是，美国低储蓄、高逆差、高债务，亚洲新兴经济体高储蓄、高顺差、高债权的世界经济模式不断强化。在这种模式下，全球经济失衡成为必然，金融危机也频繁发生，新兴经济体成为危机重灾区，前期积累的巨额财富大量流失。

美元债权者往往成危机“替罪羊”

美国往往将失衡的风险和成本向外转嫁。在全球经济失衡状态下，美国无需担心国家可能遭遇的风险。由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中心地位，美元储备占国际储备的60%以上，到目前为止没有一种货币能够对美元发起挑战。同时，美元贬值往往导致贸易顺差国和美元债权持有者受损，尽管美国持有大量外债，但债务危机往往只会发生在美国以外的国家。因此，美国不必担心经常项目赤字下的货币危机和美元贬值风险。而且，失衡一旦被打破，美国可以利用美元霸权地位，通过美元贬值、通货膨胀、金融危机等方式使国家承担调整成本。在此形势下，国家不仅要承受外贸下降的损失，还将不得不承担美元贬值和通货膨胀风险，导致以美元形式持有的财富大量流失。因此，失衡所导致的危机一旦爆发，国家往往成为“替罪羊”。

第5篇：国家债务危机的解决办法范文

一、金融危机的根源和特点

金融危机又称金融风暴,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类型。此次的金融危机是系统性金融危机,其导火索就是美国的次贷危机,但真正的根源在于一是无限制扩张的消费和透支欲在背后使坏,美国依靠资本市场的泡沫来维持消费者的透支行为,市场被无节制地放大了;二是华尔街打着金融创新的旗号,推出各种高风险的金融产品,不断扩张市场,造成泡沫越来越大;三是美国较为宽松的监管制度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这次风波,而整个监管体制显然已经无法跟上金融创新的速度;四是亚洲国家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给了美国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且输送流动性的无限动机,让其有足够的流动性。此次金融危机的特点:一是持续的时间长,罗杰斯说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二是破坏力大,此次金融危机百年不遇,格林斯潘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这是他职业生涯中所见最严重的一次金融危机;三是影响面广,全球一体化给世界带来了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风险,此次危机世界任何国家没有一个能独善其身,从虚拟经济到实体经济,都难逃厄运。

二、金融危机对企业的影响

金融危机对企业的影响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此次的金融危机表面上险象丛生,实际上有利于行业洗牌、优胜劣汰,企业发展机会多。因此,我们必须辨证地看这个影响的问题。

1、金融市场疲软带来的融资方面影响。作为企业融资的集中阵营――银行,在此次的危机影响下,呈现银根紧缩的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地影响了企业的融资。企业融资困难,首先会对产品的市场推广、新产品开发、企业的品牌宣传上带来影响。其次对员工的薪资福利也有影响,由于金融危机引发的企业裁员风潮正在蔓延。最后,银行出于对自身安全的防范,不但提高了融资标准和成本,对融资额度也随之降低,增加了企业的融资成本。2、外贸业务降低带来外贸企业贸易的影响。金融危机将使欧美发达国家增长大幅放缓,有些国家甚至出现负增长。在这种形势下,对中国商品的进口需求会大幅度萎缩,这对于对外贸依存度很高的中国企业来说,销售将大幅减少。但同时,由于中国产品价格较低,在国外大部分是低价产品,在金融危机的今天,国外民众也将更加青睐中国的低价产品。所以,金融危机对我国贸易影响将是一个逐步的过程。3、消费者的收入及心理带来的产品销量方面的影响。在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下,原材料成本上升,物价也随之上升,消费者的购买能力也大大地下降了。金融危机还将影响受众心理,消费者会控制消费欲望,缩减一些消费开支,同时,也会降低对新产品的信息敏感度和关注度,从而影响企业产品的销售和新产品的开发速度,导致了企业生产力的下降,严重阻碍了企业的生存和发展。4、全球市场发展速度的放缓带来的影响。金融危机影响全球企业及市场发展速度的放缓,在总体上造成市场需求的下降,中国企业同样会受到这样趋势的影响,未来市场的增长潜力会有所下滑。5、企业家信心方面带来的投资规模的影响。目前中国政府和企业家们对中国未来经济的稳定还是持较为乐观的态度。不过,在国际经济的低迷形势下,企业家的投资信心还是会受到影响。从而是否也会影响到整个行业的现金流?这是一个需要深刻思考的问题。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看到危机中潜藏的机遇。一是国际市场带来的潜在商机而提升的相对竞争力。金融危机使得欧美市场的运营商面临较大的资金压力,更多的会考虑压缩成本。而国内企业在产品、服务方面相对价格更低,且技术质量差距不大,这就使得中国更多的企业可能会成为国际运营商。二是行业并购会加剧。金融危机带来的机遇就是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直至倒闭。那些拥有强大品牌和资源优势的企业将会加大行业并购。三是行业洗牌再度袭来。在投资需求放缓,企业增长面临较大压力时,企业或改变依赖资源投资扩张模式转向利用新技术来提高生产效率,这在一定程度上或激发企业对产品技术的需求,达到行业内洗牌的效果。四是将会获得国家更大的政策支持。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国家频频出台各种扶持政策,刺激消费,给中小企业带来更多的发展机会。

三、积极应对金融危机,谋求科学发展

1、坚定信心,信心为王。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荣荣融曾经说:“面对严峻的形势,信心比黄金和货币都重要。”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面对危机,危机就是企业的常态。在一场危机面前,没有勇气面对危机才是最大的危机。企业在应对金融危机面前,坚定信心才是最重要的,要充分认识到,危机将促使企业技术研发、上下游产业链整合、品牌创建、核心竞争力强化上做足功课,有利于产业的长足发展。2、捂紧钱袋子,加强资金管理。在金融危机面前,Cash is King(现金为王)是至理名言。企业时刻需要谨防因资金链断裂而失去生存的能力。企业要严管应收款和库存两个基本点。如果当月赚钱但是现金流是负的,一定要认真核查,及早解决出现的问题。重点放在应收、库存、固定资产采购上。企业要根据需要调整或修改销售政策,尽量现款销售,必要时成立专门小组负责催收应收款,控制应收款的增长。同时还要注意库存管理,加大库存处理的力度和速度,保持库存的周转效率。固定资产采购也要十分慎重,要与投资计划进度相匹配。真正做到该花的钱一定要花,不该花的钱一分都不能花。3、提高科技水平和管理水平,提高效益。危机当前,通过提高全员劳动效率尤其作业效率,转变生产方式、提升管理水平,是企业在同行业中保持竞争的重要途径。企业要积极实施“科技兴企”战略,增加研发投入,不断提高企业科技整体素质和技术水平,形成比较优势的竞争能力。另一方面,企业要加强管理,鼓励管理创新。汲取先进管理意识,采用现代化管理方法,使管理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不断提高,以新的管理思维理念与新的运作机制应对周围环境变化。通过管理改革和创新,使组织最优,效率最优,效益最优。4、采取多种措施狠抓成本控制。企业任何时候都需要控制成本,每个企业家都应该知道“勤俭治家”的重要性。尤其在金融危机的时候,股权融资、银行贷款都非常困难,企业的资金压力陡然增加,很多人束手无策,控制成本的压力立刻凸显出现。很多企业都在进行成本控制,但是效果并不明显,除了外部环境以外,内部推动因素最为关键。因此,要使成本控制落到实处,要注意处理好几个问题:一是树立全员的成本意识,组织上要有保障,制度上要有规章,文化上要提倡,多管齐下。二是领导要以身作则,只有领导带头,才有可能贯彻全员。三是建立成本控制的体系,贯彻成本标准、成本识别、成本措施、成本分析考核,以及成本持续改进。四是要采取措施增收,增收就摊薄了固定成本费用,单位成本也就降低了。五是要寻找省钱的方法,省钱就是赚钱!5、加强投资监管,完善风险管控。“危”中有“机”,并不意味着所有企业都能获得发展机遇,企业界有句名言:多数企业不是被饿死的,而是被撑死的。无数事实表明,企业在走多元化发展的道路时,过快的企业膨胀,以及盲目扩张都会使企业走上不归路。在金融危机时期,很多企业都准备规划行业并购计划,所以,当前还要防止“并购热”。企业要认真审查自己的投资计划、融资能力和现金流能力,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进行投资,能力不及的则要适度压缩建设投资规模。投资的核心是发展主业,对于与主业相关的、能够为企业发展壮大的可以投入,对现在做得比较大但近期不能对企业产生重大效益、也不能对企业发展产生影响的项目要放缓。在总体安排上采取“有保、有缓、有压”的发展格局。另外,要建立全面的风险管控体制,全面树立和科学优化企业管理流程,按照“效益、效率、防控”的要求建立现代化企业风险控制制度,要从源头治理抓起,在企业分权上实行制衡机制,通过分级授权明确职责,建立“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风险控制机制,尽量做到“零风险”。6、建立全程全面监控的财务预警系统。构建符合企业要求和特点的财务预警系统,是企业财务管理的重点工作,也是应对金融危机的最好方法之一。企业财务预警,是从财务角度对企业进行预警,以企业的财务报表、经营计划及其他相关财会资料为依据,及时捕捉企业经营活动和财务活动过程中的堵塞、浪费、过度滞留等影响财务收益的重大管理失误和管理波动信号,并在危机发生之前向企业经营者亮出黄牌、发出警报,督促企业管理者采取有效措施,避免潜在的危机演变成损失。财务预警系统不只是在意识到企业可能将出现问题时才使用,而应更注重日常监控,随时考虑各种可能导致预警的原因,重视从细微处发现问题,以便及时有针对性的解决问题。

第6篇：国家债务危机的解决办法范文

[关键词]美国；金融危机；金融自由化；世界经济

一、美国的各种国债债券是金融危机的发动机

近几十年来，美国在全球大量地寻求国际借贷，引起了世界主要经济区域之间国际资本运动分配的深刻变化，而且正是从这时开始，人们目睹了金融全球化过程的出现。在20世纪60～70年代，国际资本主要以南北为轴心流动，主要是美国、欧洲和日本为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性赤字提供大部分资金。由于石油危机，资本的这种运动在1974—1982年进一步发展，主要是通过国际银行体系回收石油输出国组织各国积累的石油美元，为非产油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这一时期，发展中国家出现负债过度。1983年之后，因为利率上升与美元的泛滥使负债的发展中国家不堪重负，停止偿还债务。债务几乎压垮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

为此，资本的国际流向从此按北一北的逻辑改变了方向，欧洲和日本的盈余为美国的庞大赤字提供资金。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行调整政策，以消除发展中国家的赤字数额。与之相应，全球化与国际资本流向的变化并行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前，国际资本的借贷主要是经过银行的媒介，遵循某种国际银行债务的逻辑，美国财政与贸易赤字的上升、债务危机和国际资本流向的北一北变化使国际金融体系向直接金融的逻辑发展。从此，国际投资，贷款往往是直接地进行，而不是经过银行媒介，这种活动的新方式是适应作为金融活动的主体的借贷要求的。

新的金融逻辑的发展，机构投资者，主要指保险公司、养老基金、投资基金、国库、银行与跨国公司的财务部门都更喜欢在证券市场上借贷或投资，因为这种方式更加灵活，并且因为去掉了中间成本而变得便宜。这样，投资或借款人寻求通过股票、币种的变换与支付方式，从欧元债券到美元债券，从股票到期权合约，从期权合约到期货交易，这些方式被投资者择优选择，以实现最大的收益。这些特殊市场的金融投资、外汇交易、期权合约和期货交易，成为世界性的整体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金融市场成为一个巨大、统一的市场。

统一的全球金融市场，实现了金融自由化，由于有了现代的通讯网络，各个市场都互相连接起来。无论全球任何地方，跨越了时空，把亚洲、欧洲和美洲的金融市场都紧密相连，全球24小时金融开放，交易不问断。国际金融体系这一深刻的变化，是20世纪80年代后首先由发达国家实施金融自由化的结果。各国政府都逐渐取消对利率、贷款和资本流动的各种控制。这种控制的取消旨在发展金融市场。很明显，放宽金融管制，全球化得到迅速推动，但同时也是危机产生的源泉。资本的国际循环加快了，投机者也找到了许多冒险的新契机。20世纪80年代日本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首先开放了金融体系，而后由于1990年资本统一市场的开辟，欧洲外汇市场控制体系被解除，又在美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促进下，新型工业化国家也跟着开始进入自由化的进程，这样便出现了新兴的金融市场。

新兴工业化国家同样是为了能够为其财政赤字提供资金而不得不实行金融自由化的。然而与人们的愿望相反，发达国家在推行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便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盒子，使金融投机发展起来。这种演变并非偶然，凯恩斯曾对此做出预见：“随着有组织的投资市场的形成，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新因素，它有时为投资提供方便，但有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增加经济制度的不稳定性”。在过去，国际金融体系的职能是为世界贸易提供资金和保证其支付的平衡。事实上，在全球金融一体化的初期，很大程度上被解释为实现世界范围内的支付平衡方面的金融需要。1992年，全球的流动金融资产大约为32万亿美元，也就是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会员国GDP的2倍，到2005年已经达到140万亿美元，流动金融资产比实际经济增长速度快3倍。

20世纪90年代之后，国际金融的流动出现了爆炸性的增长和发展，而这种发展与世界经济的需求并不相适应。90年代世界外贸赤字总额在每年3000亿美元以下，同时主要地区的外汇市场却大约有每日10000亿美元的交易额，而且外汇市场上出自金融活动的外汇交易额与商品和服务方面的国际贸易相联系的外汇交易相比，相差50倍之多。今天国际金融的发展是根据其自身的逻辑，而与世界经济中的贸易和生产性实体投资不再有一种直接的联系。其中投机易在交易过程中已经占居主导地位。

今天全球金融市场的投机活动，与N·卡尔多1939年给投机活动所下的定义极其相似：“购进、售出产品是为在以后某一天再售出或购入，并且这种活动的目的在于改变现行产品的价格，而不是通过产品的使用、改造或一个市场向另一个市场的转移获利益”。看看今天的纽约证券交易市场，伦敦、法兰克福、东京……，哪一个都与这样的投机活动相联系。这些活动的进行以实现预期的资本利润为目的，而不是直接或间接的生产和贸易。一方面，大多交易主体在市场上都只作短期的考虑。证券市场快速的买进和卖出展现这种近视病越来越严重，并且有高度的一致性。另一方面，交易人在把握市场趋势过程中，倾向于忽视分析其现实基础而重视寻找有关“舆论”。市场的这种投机性偏差的出现，是因为市场变得更具有波动性，而投资者在进行预期时缺少各种参考指标。

更为具有时代特征的是，美国国债是当前全球市场投机最为活跃的领域。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国债市场获得了迅猛的发展，国债市场业务大大超过了其他金融市场的规模。在美国的主导下，其他工业化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靠持续性的公共财政赤字维持债券市场的繁荣。债券二级市场的增长则由于投机的影响而更加惊人，交易规模增长了10倍以上。美国当然是居全球之首，1980年美国国债交易是140亿美元，到1993年已达到日均1200亿美元的水平，到2009年初已达到5000亿美元的水平。发达国家国债市场迅速扩张的原因很简单，它是风险最小的可交换债权，国家不会破产，国债被人们认为是无风险的债券。为此大多数发达国家的财政部指定一些国债的专门运作者，这些机构享受交易方面的特殊待遇，负责保持市场的连续性。全球债券市场，尤其是金融衍生工具，已成为今天从事投机的主要手段。

二、美国的金融自由化是打造一个开放的金融体系还是对全球经济的束缚

长期以来，一直作为世界最大债权国的美国，如今已经沦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并且日益陷入贸易和金融失衡的泥潭之中，难以自拔。在过去短短的几十年间，美国在经济基础设施和经济行为上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由一个过去的积聚、生产并创造可观财富的社会，一个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如今却放弃了储蓄并从制造业让出市场，转向服务业。在债务方面，不管是从国家角度还是从个人角度来看，美国经济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程度，他们负债累累，却仍然沉浸在非生产性进口商品的过度消费的狂潮之中。美国现在的处境从表面上看似乎风光无限，但这种风光实际上是建立在其祖辈所积累的财富之上的；一旦这些财富被挥霍光，先前那种奢华生活方式也会随之消失。

然而，问题就在于，大多数美国人，包括大多数经济学家和投资顾问在内，都忽略炫耀性消费所带来的危害。以消费为主的GDP增长并不是衡量一个国家创造了多少财富的标准，相反它是衡量一个国家破坏了多少财富的标准。美国现在每年有高达8000亿美元的贸易赤字，3000～4000亿美元的预算赤字，以及8.5万亿美元的国债，如果再加上无资金准备负债、社会保障金，那么美国的国债将超过50万亿美元。在过去20年间，如果美国经历的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繁荣，那么它现在还会继续保持贸易顺差，并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而不是最大的债务国。令人预想不到的是美国正经历一场空前的金融风暴。

我们看到，金融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强势发展，与美国近年来的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不断上升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随着美国债务负担日益加重，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再也不能只依靠本国的投资者，而必须求助于国际投资，特别是机构投资者购买美国的政府债券。现在几乎是全球各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都有大把的美国国债。美国已经把全球经济与美国利益捆绑在一起了，并且束缚了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全球资本市场上出现了一种怪现象，金融资本大大优于生产资本的发展，美国企业不再被激励去进行生产投资的拓展，而是在利益的趋动下以各种形式购买有价证券进行金融投资。美国企业从传统的债务型经济，即通过向银行借贷进行生产投资的经济，过渡到一种“依靠自有资金型的经济”。在这种经济中，企业千方百计通过减少负债和进行金融投资来实现盈利。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虚拟资本，也就是其价值依赖于市场，而与工业生产活动脱节，可转让的金融资产大大发展。因为这些资产在市场上是可以转让的，所以虚拟资本比借来的资本更易于流动。这样的占有方式更加鼓励投机行为，即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其目的是通过运作实现超额价值，而不是向生产资本进行投资。在市场经济的发展史上，投机并不是一种新的现象，但金融自由化却使投机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大发展。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运作机制最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在这个市场上，75％的活动是投机性的。在这次金融危机中，这些投机活动起了头等重要的作用。如果投机逻辑压倒生产逻辑，我们这个时代经济发展的基础就不存在了。

凯恩斯在1936年曾经指出：“现资市场的奇怪局面使我倾向于这种主张：使购买证券成为永久性的事务。像婚姻一样，除了死亡和其他严重原因外，不能解约。这也许是治理当代弊端的一个有效手段，因为它可以迫使投资者考虑长期的前景。然而，对这一解决办法稍加思考又使我们看到一个难题，即：虽然要求投资具有流动性有时会有害于新投资的产生，但它却往往也对新投资的产生有利。此中的原因在于，每个投资者会自以为他投入的资金具有流动性；这一事实可以给投资者壮胆，从而使他比较愿意承担风险”。…在这里投机就被定义为一种对流动资本偏好和针对经济动荡的一种保护。当未来的不稳定比较严重时，企业投资就会退却而出现有利于投机精神的条件。金融资本流动就因此变得比工业资本循环更活跃。

随着国际上机构投资者力量的上升，投资基金构成大部分国际资本流动的基础，它们可以扶植或搞垮某些货币，实际上它们把平均10％的投资资产用于购买外国证券，他们握有工业化国家国债的很大份额，一旦他们把这些投资从一种货币转换为另一种货币，便会使有关货币发生动荡。

过去，在传统的经济模式下，银行控制着经济的命脉，银行发放生产性贷款以支持投资。此外，在衰退和不景气的条件下，银行还可以通过提供替代性信贷促进复苏，来起缓冲作用。现在，银行似乎再也没有能力起这种作用了，因为它被金融动荡搞得十分“脆弱”。然而可怕的是，美国的金融危机传染性极强；美国一家的问题，却让全球都不得安宁。

金融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确有它的进步作用，但美国在主导这一模式时，不仅仅是利用它的进步作用，同时他们也在巧取豪夺，把一个很好的模式又破坏掉了。

三、重新调整全球金融整合的方向

进入21世纪，美国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走入了死胡同，不仅美国自己，甚至使很多国家在金融危机面前都变得束手无策。由美国主导的金融规则，仅建立在对自己有利的框架上，因而导致判断上的错误，甚至让美国的一些大银行也垮掉了。为此，必须重新调整世界金融整合的方向。

1重新规范金融市场。金融自由化使美国的市场“权力”过度膨胀，连华尔街自己的货币政策作用也大大降低。到目前为止，由于美国的单边主义，各国货币政策的协调一直不很成功。因此，各国的央行要建立起有效的经济政策协调机制，在主要政策措施上协调一致，形成货币政策国际合作的新环境。这样，才能增强人们对货币政策的信心，才能使投机者无空子可钻。

2抛弃货币主义的市场教条。近30年来，美国一直奉行货币主义的政策，优先考虑美国的货币稳定和货币政策。这一政策主张反映在机构建设方面，即强调各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其实这是一个虚假的命题，所谓的独立性，实质上是要求所有国家都放弃干预经济的权力，但美国政府却从来没有放弃过干预经济的权力，实际上这种所谓的独立性是全球经济不稳定的一大要素。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导致严厉的货币政策与膨胀的财政政策并存。如我们见到的，这种政策的混合大大地促进了前二十年利率的上升，而利率的上升也引起公共债务赤字的上升。要走出这个怪圈，就要改变这种混合政策，也就是说，要进行国际合作的全面整顿，实行一种宽松的货币政策，以便使利率下降。现行由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组织机构不利于经济政策的调整，因为中央银行的独立很不利于其政策与政府权力机关的宏观经济调节手段的衔接。对于这次金融危机，人们曾普遍质疑货币主义政策，主张回归凯恩斯主义的宏观干预政策。

3制定经济政策的新原则。这次金融危机动摇了人们的信心，人们开始对金融的稳定性以及市场对现行政策解决如失业和公共赤字问题的能力持怀疑态度。市场机制是很难做到完美的，市场本身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也正是在市场的压力下，其他国家的货币权力机构被美国主导的市场机制限制住了。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首要目标是降低利率，使其回到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水平上来。在20世纪90年代初，这种宽松的货币政策已经开始采用，但是至今还很不够。这方面，中国的表现可谓独树一帜。这次金融危机刚一波及到中国，中国政府立即出台了投资四万亿人民币的经济刺激计划，并迅速降低利率，使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面基本未受影响；而且还会大大促进中国经济的产业升级。

第7篇：国家债务危机的解决办法范文

旧瓶新药

所谓债转股，即国家组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银行不良资产，将原来银行与企业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转变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企业间的持股与被持股关系，原本的还本付息也转变为按股分红。

理论上讲，债转股的重启是使用传统的以“时间换空间”的方式处置不良资产，对于一些回报周期比较长、当下确实比较困难的企业来说，不失为一个可行的解决办法。回顾1998年，为了缓解国内的经济衰退和通缩压力，国家提出了三年实现国有企业改革与脱困目标，债转股政策推出并取得了积极成效，国有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机制和盈利情况得到好转，全国不良资产得到有效控制，经济结构得以优化。

鉴于此，此轮债转股在顶层推动、企业选择、转股处置和退出机制方面都有可借鉴的经验。民生证券研究院固定收益组负责人李奇霖也表示，本轮债转股将由银行主导，但万亿规模仍需政府进行顶层设计推动，以便全面有效落实，在转股处置方面，上一轮中资产管理公司仅参与企业的重大决策，不参与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充当“临时股东”角色，若此次银行采用这种形式，可降低人力物力成本，提高经营效率。

但申万宏源宏观首席分析师李慧勇对《经济》记者表示，上一次债转股效果显著，这次情况不太一样。他解释称，本轮“债转股”是国家在上一轮政策基础上的改进和创新，试点企业的范围从一般的不良资产扩大到关注类和正常类贷款，更加强调“市场化”，运作的主体也由传统的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变为商业银行主导，很可能成立新的资产管理公司，设立股权投资基金，吸引社会资金完成对处置企业的股权投资，运作主体更加市场化和多元化，防止处置企业与商业银行或资产管理公司的道德风险和利益输送。

市场化，意味着打破了过去的政府“照单全收”，政府不会直接注资，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告诉《经济》记者，这样一方面有利于银行尽早地处置其不良债券和不良资产，另一方面银行不可避免地会做出一些债券本息的让步。

但目前中国经济还在下探中，国际环境也已经大大改变，有业内人士表示，目前的经济结构已经与上世纪末不可同日而语，商业银行基本都已经进行了股份制改革上市。另外，同上轮相比，本轮“债转股”所面临的市场环境也大不相同，前一次债转股之后不久，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由此带动基础原材料和周期性行业勃兴，加上各种资产开始升值，让四大资产管理公司赚了个盆满钵满。但李慧勇表示，此轮主要目的还是在于通过资产重组和企业间的兼并实现“市场出清”，提高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

银行：砒霜变蜜糖

1998年国企兼并重组开始后，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幅度明显加大，并且不良贷款率绝对水平达到55%的历史高位。但随着四大资产管理公司（AMC）政策性剥离的开始，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明显下降，2004年已降至34%，资产质量明显提升。

从此轮债转股的着眼点出发，更多的是为银行解决“不良”出拳。据银监会的数据显示，2015年底，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至1.67%，不良贷款余额达到12744亿元。多家银行拨备逼近红线，信贷资产安全状况堪忧。不良贷款率与不良贷款余额都保持着持续上升趋势。

巨额的不良贷款已然成为商业银行经营的一个巨大包袱，加上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居高不下，薄弱的能力使偿债遥遥无期，对银行的不良资产的处置成为了当务之急。

对此，民生证券研究院固定收益研究员梁路平对《经济》记者表示，债转股后企业的本息支出减少，违约概率下降，有利于降低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生成率，节约拨备，增厚净利润，同时放开了商业银行法第43条“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的口子，可能为商业银行持股企业在法律上予以默许。

除此之外，银行可以获得更加灵活的不良资产处置手段。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杨德龙告诉《经济》记者，债转股通过筛选出其中相对优质的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原来的利息收入摇身变为相对较高的股息收入，进而增加投资收益。另外，二级市场整体估值处于低位，转股价格便宜，随着企业经营状况逐步改善，银行可以通过上市、转让或者企业回购等方式收回借款。

这意味着商业银行的现金流量与损益结构将得到相当的改善，信达证券研发中心总经理吕立新解释称，“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债权如果作为不良资产来处置的话，会一次性或分期进入损益，吃掉银行很多拨备，冲掉银行利润，如果把它转成资产，起码暂时不会对损益产生影响，并且为企业降低了财务费用，降低了杠杆”。不良资产的剥离将直接反应在每股净利润的增长上，而且银行在剥离不良资产的同时取得再贷款可以投入到新的经营活动中，更有利于增厚收益。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银行仍然是本轮债转股最大的赢家，激活了债务人，让濒死的债务方不至于拖累银行，但董登新也表示，这个功劳不完全是银行的，“不做债转股银行可能就一分钱拿不回来，本息全部打水漂，但是如果做债转股，尽管银行要做妥协让步，但一定需要第三方携资介入，没有第三方的注资介入，债转股几乎是没有太大可操作空间的，通过第三方介入和市场股民买单，银行尽管会损失部分的本息，但是损失的部分仍然会在将来股市的巅峰时期收回”。

“但是，商业银行以此来进行大规模的业务创新仍存在风险隐患，银行实施债转股更多是一种‘跳板’行为，帮助经营有困难且资质尚可的企业暂时度过危机，而非真正意义上的股权投资”，梁路平解释说。

企业：失之桑榆收之东隅

2016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有突破进展，而周期性行业去产能是首要问题，一些诸如钢铁、煤炭、化工等行业里强制去产能的公司，将面临更大财务压力和经营困难的状况，对于企业而言，通过债转股看似失去了部分股权，但实际能有效地降低困难企业负债率，减轻还本付息压力，并将提升银行为转股企业继续提供贷款的动力，利于经济稳增长。

记者查阅央行公布的2015年金融统计发现，在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中，短期贷款占比39.28%，中长期贷款占比51.85%，票据融资及其他类型款项占比为8.87%，以上述短期贷款和长期贷款的比例为参考，并根据商业银行贷款基准利率，实施一万亿债转股计划将减轻相关企业466亿元利息负担。

在经济下行周期，企业的利息支付相对固定，而利润率下降较快，长期持续足以拖垮很多有潜力的高杠杆企业。债转股为有潜力的企业赢得发展时间。如果能通过债转股，暂时减轻其还本付息压力，那么这些企业就可能扭亏为盈，度过寒冬。

此外，从转股企业角度来看，企业获得了一笔无限期不用还本付息的贷款资金，杨德龙告诉记者，不仅降低了企业自身负债，还能增强营运资本，提高资金周转的灵活度。当企业完成“债转股”时，一方面负债能力能够得到提升，另一方面，提高了转股企业信誉，从而有助于企业获得更多的融资。

但是如果机制设计不好，也有消极的一面，梁路平表示，缺乏相应的法律约束机制，就会助长“赖帐机制”，变相豁免企业债务，甚至有导致赖帐经济的危险。另外，如果债转股以后企业没有根本好转以至于经营状况更差，股权血本无归，会对银行产生更大的负面影响。

对企业来讲，如果有幸能够成为债转股的对象，其偿贷压力会降低，财务结构会发生变化，由原来的负担转换成资本，有重整旗鼓进入发展的机会。

什么样的企业会成为此次债转股的受益对象？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教授李永森告诉《经济》记者，从市场的层面来看，可行的应该是负债率比较高的周期性行业，这些行业现在处于周期性低谷，所以经营上遇到一些困难。如果给企业喘息的机会，经过相应的改造和自己的努力以及外部环境负担的降低，它有可能起死回生或重新发展起来。比如说像煤炭、钢铁、化工、冶炼这些行业可能收益相对比较明显。

具体来说，本轮债转股的受益对象将集中于短期经营有困难但质地优良、企业贷款属于正常贷款或者关注贷款类型而非不良资产的国有企业，梁路平表示，这不包括产能过剩行业的“僵尸企业”。

杨德龙也强调称，债转股为了防止出现一些“僵尸企业”，通过债转股来套牢银行的现象，这次第一批重点做关注类和正常类的贷款，而不是不良贷款的债转股，将来会不会扩大范围还没有明确，银行会尽量筛选一些好的企业来做债转股，就是说这些企业将来是有前景的。

当然，债转股并非万能，只是供给侧改革“组合拳”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须与深化国企改革和银行改革、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等多项改革组合并协同。

残余风险仍需谨慎

债转股确实能在短期内缓解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并能有效缓解企业的负债压力。不过，业内人士表示，从上一轮实行债转股的情况来看，最终的退出问题仍是一个考验。梁路平回顾称，由于股权退出机制和金融市场的不完善，1999年债转股时可供选择的退出方式较为单一，债权、债务人都是国有独资企业，相关损失由财政承担，加之金融市场不发达，AMC的退出方式主要为企业回购且多数是打折回购，从而有力扶植了亏损国企，但仍有不少股权难以处置遗留至今。

本次债转股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未来中国经济环境和企业经营状况能否好转。李慧勇表示，“在比较悲观的情况下，全球陷入‘通缩’中难以脱出，企业经营预判继续恶化，估值下降，债转股周期被迫拉长，将迟迟无法退出”。

由此看来，相对债权而言，股权投资有更高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梁路平表示，投资者的收益率和获得收益的时间都难以预知，银行将可能被迫持续输血企业。如果贷款企业的经营状况没有好转，甚至进一步恶化直至破产，那么银行手里的股权将白白占用资金，使社会大量资源处于低效率的闲置状态，影响经济稳定和回升。

所投资的企业可能持续没有转机，这样可能把债券变成不良股权，会成为未来商业银行的一个拖累。难以退出的股权，也会带来相应的问题，目前股票市场扩容完善背景下，我国资产证券化率、市场化程度都已明显提高，债权人、债务人的产权结构更加复杂，财政也已无法兜底，商业银行不可能再采取简单回购的方式退出股权。

第8篇：国家债务危机的解决办法范文

关键词：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货币非中性；融资动机；内生货币供给

中图分类号：F091.3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2)02－019－06

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Post Keynesian Economics)是当代凯恩斯主义的一个重要分支，代表了强烈反对处于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和新古典综合派的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并努力为宏观经济分析提供可供选择的多种研究方法而联合在一起的经济学家们的观点。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特别是其在美国的分支(又被称为后凯恩斯主义货币学派)，发展了凯恩斯在其著作中提出的不确定性、货币非中性、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不稳定性思想，强调资本主义经济的不稳定性在于不确定性和同货币――信用有关的那些问题，将凯恩斯的货币经济思想发展为一种非均衡的宏观经济学分析框架，并运用该框架来分析资本主义现实经济中的种种问题。2008年的美国金融风暴以及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再次验证了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提出的理论观点，因此，这一学派的影响力必将进一步扩大。

一、生产的货币理论

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机械均衡的世界里，产量、就业及收入的实际水平是由真实部门的各种因素(资本、劳动、资源和技术等)决定的，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只决定各种经济变量的名义水平，而不能决定其实际水平。这就是说，货币是中性的，它充其量也只是罩在实际经济部门之上的一层薄薄的面纱。新古典经济学通常把经济分成两个部门，即实际部门和货币部门。实际上，生产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决定了各种经济变量的实际值；在货币部门，货币的供给和需求以及流通速度(货币数量论)决定了各种经济变量的名义值(价格水平)。新古典经济学的“两分法”抹杀了实物经济和货币经济之间的根本区别，它所研究的东西实质上就是在确定性条件下运行的物物交换，如果有货币的话，也只是作为交换的媒介在事后引进的。在新古典的没有货币(或者货币只是买卖的中介)的确定性世界里，经济体系会自动实现充分就业均衡。新古典经济学的这种“两分法”遭到凯恩斯的猛烈抨击，他明确表示要打破这种两分法，而使物价论与社会全体之产量及就业量发生密切接触。在《通论》绪论中，他这样写道：“当我开始写《货币论》时，我还遵循传统路线，把货币看作是供求通论以外的一种力量。当该书完成时，我已有若干进步，倾向于把货币理论推展为社会总产量论。”与新古典经济学货币理论的严重分歧使凯恩斯主张以微观和宏观两分法代替新古典的两分法，他提出了生产的货币理论，用以解释有效需求在以不确定性为特征的世界中的波动。后凯恩斯主义者发展了凯恩斯关于货币非中性的观点。他们提出，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货币都是影响真实部门的一个重要因素。

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货币理论是从凯恩斯关于分析使用货币的企业家经济的方法演变而成的，该理论强调，资本主义是在不确定条件下的信用――货币经济中运行的。因此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的任何理论分析，如果不考虑货币的特殊性，以及货币在实践上赖以发生作用的金融机构，那么这种理论就必然是干枯的，与现实没有什么联系。保罗・戴维森指出，企业家经济“是一个有着两项显著不同的特征的体系”。首先，组织生产的是“一群企业主，他们付钱雇佣了生产要素，然后期望从产品的销售中得到金钱补偿”。第二，“不存在自动的机制保证付给生产过程中的投人要素的货币将被花费在工业品上。因此，企业主永远无法确定他们能收回所有的货币生产成本。”维多利亚・奇克也指出：“《通论》代表着一个生产经济模型，它使用货币，在时间中穿行，受到不确定性和出错的可能性约束。”

与新古典经济学强调货币的流通手段的职能不同，后凯恩斯主义者强调的是货币的贮藏手段的职能，因为货币是在不确定的世界中把现在与未来联系在一起的东西。资本主义社会最基本的经济活动是资本家为赚取利润而进行的投资和生产活动。货币就是投资和生产得以实现和顺利进行的必不可少的工具。在非物物交换的经济中，由于不确定性不间断地存在于所有的市场中，储存货币就必然成为抵御不确定性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手段。这是因为货币作为一种特殊的资产，虽然具有零收益，但同时具有极大的流动性，这种流动性是其他资产所不具备的。所谓货币的流动性，是指货币无论作为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还是作为一般的法定支付能力随时随地(包括即期和延期)都能进行支付和偿还债务。由于其材料的属性(如体积小、自然损耗少等)，保藏货币的费用很低，甚至微不足道的，货币的这一特征与流动性结合在一起，使货币成为财富或价值的贮藏手段。货币之所以被用来作为贮藏手段，主要是因为未来的不确定性。这正如凯恩斯所强调的那样，如果不确定性完全不存在，那么就无需在交易需求之外再保持一定量的现金，所有的闲置现金将自动地转化为长期的盈利性资产，而货币作为财富贮藏手段的作用也就不复存在了。如果不是因为存在不确定性，凯恩斯问道：“为什么在疯人院之外的每一个人都想把货币当作财富贮藏手段呢?”英国后凯恩斯主义者乔治・沙克林也指出：货币由于其所提供的流动性，可以推迟作出具有深远影响的决定，货币是不确定性世界中的购买力的短期寄居所。

一旦货币作为贮藏手段退出了流通领域就存在导致危机的可能性，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早已指出过。后凯恩斯主义者则发挥了凯恩斯在《通论》第17章所讲的关于现代货币的两个特征思想，说明了为什么货币会影响真实部门的实际产出和就业，以及为什么资本主义的通常情况是有效需求不足。货币的第一个特征是：其生产弹性等于或几乎等于零。这就是说，货币不是生长在树上，它不像其他商品那样，其需求增加和价格提高会使其供应量增加。在不兑现纸币流通或者实行管理通货的国家，纸币的生产或发行都由国家严密控制，对于私人企业来说，绝对没有生产纸币权力，货币的生产弹性只能等于零。货币的第二个特征是：其替代弹性等于或几乎等于零。这就是说，货币是独一无二的，它不像其他商品那样，其需求增加和价格提高会减少自身的需求量和增加其替代品的需求量。货币的替代弹性等于零是由于货币本身并无效用，它的效用来自于交换价值。作为一般购买力的代表，它可以换回任何其他商品，但其他商品中却不具备这种效用。因此，人们不愿用其他商品来替代货币，货币的交换价值越高，人们越不愿用其他商品来替换货币，从而对货币的需求就越大。货币的这两个特性对解释有效需求失灵的起着决定作用：对于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而引起的对灵活性需求的增加，即货币需求的增加，在货币供给不变的情况下，一方面会导致货币的价格――利息

率――上升；另一方面会导致非货币生产及相应的劳动力需求的减少。在这两种情况下，货币都会对实际产出和就业产生决定性影响，正像凯恩斯所说的那样，“货币是以一种实质性的和特殊的方式进入经济体系之中的。”

后凯恩斯主义者不仅强调不确定性世界中货币的贮藏手段职能，他们还把注意力集中到了不确定性世界中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以及由此产生的债务问题上。从货币的这一职能产生的信用关系到资本主义发展到了极致――资本主义在本质上和根本上是一种信贷经济。生产者之间、消费者之间以及生产着和消费者之间的相互欠债，货币资本的借贷关系，弥漫于每一个角落，从而形成一个接着一个的支付的锁链，一旦个别人不能按期偿还债务，这在不确定性条件下是必然的，这个互相连接在一起的支付锁链就会从某一个环节中断，从而引发金融危机。海曼・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性假说就是建立在货币经济的信用和债务关系基础上的，用以说明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频繁爆发金融危机的原因。该假说既是一个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模型，借以说明了金融危机与经济周期发展的内在联系；同时，它还表明金融危机是与金融自身内在的特征紧紧相关的，即不稳定性是现代金融制度的基本特征。美国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经济系教授罗伯特・巴伯拉将明斯基的观点总结为这样两句话：“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使人们愿意去承担越来越大的风险。当许多人进行风险赌博时，一丝沮丧之情便可引发灾难性的后果。”他将2008年美国房地产市场暴跌列为“明斯基式危机”的一个经典案例。他指出，1966年至2002年间，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这反过来使主流经济学家和房主们以为，房价永远不会下跌。随着房价上涨，人们在房地产市场里加大赌注，其形式就是次级抵押贷款、抵押再融资和复杂的金融衍生品。从2004年6月开始，为抑制通货膨胀，美联储决定提高利率，联邦基金利率最终达到5.25％。贷款利率提高后，人们对房地产的需求下降，导致价格回落。与此同时，拖延还款的现象显著增加。首先被拖欠的贷款就是所谓的风险贷款或次级贷款。在贷款市场繁荣时，许多银行利用抵押贷款发放担保债券。当房屋价格下跌、消费者开始拖欠还贷时，投资者发现最好的做法就是抛出手中的债券。这样一来，问题在短时间就转移到银行方面：它们没有充足的资金应对这股抛售浪潮。许多银行成为牺牲品。与此同时，债务成本提高，资产贬值使得许多家庭受到财产损失，从而造成消费、投资和信贷活动的相应缩减。

二、货币需求的融资动机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利率由投资和储蓄这两个实物因素决定，并调节投资和储蓄使之相等，货币的供求不会影响实际利率，因此，货币是中性的。在《通论》中，凯恩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利率理论进行了批驳，并提出了全新的流动性偏好理论。凯恩斯认为，利率不是由投资和储蓄决定的，而是由货币供求决定的。货币需求由交易动机、谨慎动机和投机动机组成。其中，交易动机和谨慎动机主要和收入相关，投机动机主要和利率相关。货币供给是由货币当局决定的货币数量。利率是一种价格，它使得公众愿意持有的货币量恰恰等于现存的货币量。因此，货币的供求变化使利息率发生变化，而后者的变化通过影响资本边际效率的变动传递到实际部门中去。后凯恩斯货币学派对凯恩斯在《通论》中的这些观点，特别是对凯恩斯在《货币论》和《通论》发表一年后的几篇论文提出的观点加以补充和发展，提出了货币需求的融资动机新说。

早在《货币论》中，凯恩斯就与货币数量论作了彻底的了断。他明确区分了工业和家庭这两个部门为交易动机所持有的货币量，并指出两者持有货币的动机不一样，家庭部门主要是为消费的目的而持有货币，而工业部门持有货币的目的是为了生产和投资。马歇尔的“剑桥方程式”只适合于前者，因为它是相对稳定的，且与收入保持固定的比例，这一方程式被凯恩斯形容为是一种“坐着的货币”。而后者由于经济形势的变化和未来的不确定性具有更大的波动性。这就是说，两者的流通速度是不同的。凯恩斯因而否认了货币数量论和现代货币主义的一个主要信条，即在货币量和国民收入的名义水平之间存在着稳定的联系，因此货币需求函数是稳定的或是可预测的。在《通论》中，凯恩斯没有提及这一观点，这被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认为是从《货币论》上的一种倒退。然而，在《通论》发表的一年之后，凯恩斯在《就业通论》、《利率的替论》和《利率的“事前”理论》等3篇文章中明确提出融资动机(finance motive)的概念，将其作为传统的交易需求之外的一种货币需求。他说，“我现在认为，当初我在分析货币需求的各种源泉时，如果能更加强调这一点就好了”。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的融资动机理论没有受到新古典综合学派的重视，但却被后凯恩斯主义加以大大的发展。

后凯恩斯主义强调货币需求的“融资动机”，将其称之为“第四种货币需求”。西德尼・温特劳布甚至提出了货币需求七动机说。他认为，在现代经济生活中，货币需求的动机可以扩展为七个：(1)产出流量动机；(2)货币――工资动机；(3)金融流量动机；(4)还款和资本化融资动机；(5)预防和投机动机；(6)弥补通货膨胀损失的动机；(7)政府需求扩张动机。其中，除了第5项和第7项外，货币需求的其他动机都与融资动机有关。而一旦将货币需求的融资动机引入未来不确定性下的资本主义货币―金融体系的分析框架，就会得出货币非中性和资本主义经济不稳定的结论。

所谓货币需求的融资动机，是指企业家在进行投资决策和实际完成投资这一时间间隔内产生的货币需求。这是发生在实际投资进行之前对货币的需求，它同计划的投资有关，因为在进行投资之前，必须确保相应的资金供给，它是为了当前的投资决策所需要的一笔预先提供的现金。对出于融资动机的货币需求似乎适用暂时或非常短的时期，但是这种旨在为建设项目提供资金的“暂时性”的货币需将会特别巨大，特别是在经济高涨期更是如此。事前投资的急剧增加造成了对事前资金需求的显著增加，而除非银行愿意按现行利息率提供更多的资金――这是不可能的，这种资金需求是不可能在不导致利息率上升的情况下得到满足的。这正如凯恩斯所指出的那样：“在企业家筹措资金的时候和实际进行投资的时刻之间，存在着一个空位期，在这个空位期，存在着对流动性的额外需求，但是却不存在着它的额外供应”。利息率上升最终会导致实际产出的下降和失业的增加。在灵活偏好理论中加入融资性需求，这意味着在存量货币中加入流量货币，这样就必然导致存量和流量的矛盾，从而造成利息率的不确定性和波动性。保罗・戴维森指出，在“融资动机”存在的情况下，IS－LM模型是不稳定的。因为由于“融资动机”的存在，投资增加必然导致货币需求的增加，也就是说商品市场与货币市场是相互联系的，IS曲线和LM曲线也是相互影响的，当融资动机导致IS曲线移动时，LM曲线也随之移动。

三、内生货币供给理论

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是指货币供给的数量由经济主体的需要内生决定的，中央银行不能有效地控制货币供应量，而只能被动地适应经济生活中对货币的需求。如果中央银行只是部分地满足了对于货币需求的增

加――这是更为可能的情况，那么，发生在货币部门中的变化就会通过利息率的变化外溢到实际部门中去。在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和货币主义的货币理论中，货币供给被视为由中央银行决定的外生变量。不同之处仅在于它们对货币数量论以及货币供应量与名义收入水平之间联系的强度有不同的解释。后凯恩斯主义货币经济学家从不同角度分析了货币的创造过程，提出了内生货币供给理论。这一理论完全是与主流经济学所信奉的货币数量论对立的。正如斯蒂芬・罗西斯指出的那样，一个充分发展了的内生货币供给理论需要毫不含糊地在三个方面直截了当地拒绝货币数量论：(1)拒绝资本主义经济自然趋于长期充分就业均衡的概念；(2)拒绝关于货币需求是人均实际收入或一般物价水平的稳定函数的论点；(3)拒绝货币数量论中的由货币供应量到名义收入或一般物价水平的因果链的箭头。后凯恩斯主义的内生货币供给理论的代表是温特劳布－卡尔多模型。

温特劳布模型是以他著名的工资定理为基础的。根据这一定理，工资率的任何过度增加都将通过某种在单位劳动成本之上的事先决定的和稳定的加成而导致物价的上涨。由单位劳动成本的增加所导致的名义收入的增加将造成在既定实际产出水平上的交易货币(信贷)的需求的增加。温特劳布假定货币的流通速度不变，那么要维持实际产出和就业水平，就必须完全满足对货币的需求。因此，箭头的指向是这样的：货币工资上升成本提高利润加成价格水平上升货币需求增加货币供应量增加。后凯恩斯主义者的这种观点完全不同于货币主义者的观点，后者认为，是货币供给量的变动造成了价格变动，所以箭头的指向完全是相反的。

如果中央银行断然拒绝增加货币供应，过度的货币需求就会引起利息率的上升，并导致预料之中的凯恩斯式的结果，即通过乘数的作用，投资的减少将导致实际产出和就业的减少。在较低的实际产出水平上，货币需求将会减少，这就迫使货币的需求和供给实现相等，这一调整过程是通过实际产出和就业的减少来完成的。同样的分析也可以应用于这样一种情况，即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只能部分地满足货币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产出和就业就会下降，但下降程度比货币供应完全不增加时为少。在上述任何一种情况下，由于货币供应没有或部分地满足了货币需求的增加，物价水平将会提高，而产出和就业减少。这是温特劳布对滞涨问题的解释。在这里，滞涨是由温布劳特的工资定理加上中央银行的顽固态度所造成的。

尼古拉斯・卡尔多认为，在信贷――货币经济中，任何时候货币供给量是由货币需求来决定，即货币供给直接随着公众对现金和银行存款的“需求”变化而变化，这就是说，货币供应是内在的和受需求驱使的。他提出了决定货币供给变化的两个因素：货币收入变化率与工资膨胀率。货币收入变化率是建立在比温特劳布的单一工资理论广泛得多的基础之上，它取决于这样一些因素：(1)需求压力；(2)国内投资；(3)出口：(4)财政政策；(5)工资上涨率；(6)公共部门借贷需求的变动，等等。货币收入率和通胀率的变动使名义收入发生变动，从而导致货币需求量发生变动。如果不想引起灾难性的经济后果，货币当局除了满足由名义收入变动引起的货币的交易需求的变动外，别无其他选择。这意味着货币需求创造自己的供给。另一方面，利息率(贴现率)不是由竞争性金融市场上的供给和需求的相互作用而内生决定的，而是由中央银行确定和管理的外生决定的货币的基本价格。利息率不是一个因变量，而是一个完全处于中央银行控制下自变量。货币政策的目标是确定利息率，而不是货币存量。这意味着，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量实际上并没有控制能力。总之，货币需求是名义收入的函数，而利息率则由中央银行决定。货币需求的变化是利息率变化所导致的生产和收入水平变化的结果，利息率对“持有货币的愿望”没有直接影响，只有因收入水平的变化所引致的间接影响。换言之，由贴现率变化所导致的利息率的变化对投资有直接影响，通过乘数――加速数模型，它又对收入造成了影响。因果关系的链条是这样的：利息率下降投资增加收入按倍数增加货币需求增加。由此引出的货币需求的变化必须由作为“最后贷款人”的中央银行予以充分满足。

卡尔多的模型假定，在中央银行所制定的和维持的任何利息率水平上，货币供给曲线的弹性是无限大的或是水平的。这意味着，货币需求创造了自己的供给，而这种供给能完全满足经济对货币的需求。这是对萨伊定律在货币部门的反用。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如果内生的货币供给是完全有弹性的，金融部门的行为就没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仅是被动地适应实际部门发展的节奏而已。但实际上，在未来不确定性的资本主义货币――信用经济中，货币供给往往不能完全适应信贷货币的需要。这意味着，资本主义金融体系是不稳定的和金融市场是非均衡的。由此必然会爆发资本主义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并引发经济周期性波动。

四、后凯恩斯主义货币理论的政策含义

第9篇：国家债务危机的解决办法范文

回溯即将落幕的2011年，有哪些事件让您记忆犹新?盛世收藏网将与您一起盘点2011年艺术品收藏界的重大事件，用每一个重要的节点来还原2011年的艺术品收藏市场。

文交所年底遭遇整顿

2011年1月26日，天津文交所第一批艺术品份额上市交易。跌宕起伏的201 1年艺术品收藏市场就从火爆的艺术品份额交易开始了。短短一个月间，首批艺术品份额《黄河咆哮》和《燕塞秋》分别暴涨621％和570％。3月9日，天津文交所提高开户门槛，推出第二批艺术品份额交易品种，这八支份额艺术品当天集体涨停。3月18日，天津文交所再次更改规则，控制涨跌幅比例。21日，天津文交所推出单有艺术品交易品种，24日，首批两支艺术品份额跌停。

被称为“艺术品股票”的份额化交易暴涨暴跌，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在各项规则和监管并不完善的情况下，争议不断的文交所在各地筹备并接连成立，成都、北京、汉唐、福建、江西、浙江、河南等等，据不完全统计，2011年全国筹备及开业的文交所超过40家。所有上市的份额化艺术品都没能摆脱被爆炒的命运，文交所也遭受了价格虚高、涉嫌操纵交易、交易规则修改频繁等等地质疑。

由于极大的不确定性和不规范性，以至于文交所被形容为“击鼓传花的游戏”。在10月中旬，传出消息称文交所审批工作被全面暂停，并将面临大范围的整改。不过在巨大利益的驱使下，这并未阻止文交所发展的脚步。直到11月下旬，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之后，文交所的动作才稍有放缓，但是各家文交所也都出台了相应的应对措施。据了解，目前部分文交所的交易仍在继续。

巨大的利益加上混乱的制度结果只能是脆弱不堪的市场，在各项规则和监管都不到位的情况下，文交所的步伐还是要迈的更慎重些，投资者的资金也要更慎重些。如果只将艺术品市场当做是一夜暴富的途径，保不齐得到的只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艺术品自身的价值是收藏市场不得不遵循的规律。

尤伦斯大批藏品被拍卖

作为中国当代艺术最重要的国外收藏家，尤伦斯夫妇从上世纪80年代起收藏的中国艺术品多达1000多件，其中有80％为中国当代艺术作品。尤伦斯夫妇收藏中国当代艺术作品，做基金会支持当代艺术家，成立美术馆级的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他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不过2011年2月，盖伊?尤伦斯宣布将他对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CCA)的管理权移交给“长期合作伙伴”，并使自己脱离这一艺术机构。并且将阶段性的出售与妻子共同积累的大量中国当代艺术藏品，其中有106件作品于4月初香港苏富比春拍时出售。一时间，“尤伦斯退出中国”的声音此起彼伏，并且引起了业界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恐慌，甚至有声音称，“中国当代艺术市场或将崩溃”。

在深深的担忧中，香港苏富比首批“尤伦斯收藏”专场收获了3.59亿元的佳绩，全场106件作品，除一件被尤伦斯撤拍外，其余105件作品全部成交，这样的成绩打消了人们对中国当代艺术品市场的疑虑。此后，苏富比秋拍中推出的第二批尤伦斯珍藏90件作品，取得了超过一亿元的成绩，成交率为93.33％。

如今尤伦斯夫妇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影响正在逐渐减弱，只有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仍在798内保留着过去的回忆。在尤伦斯离去后的中国当代艺术市场不跌反涨，还频频刷新画家个人作品的拍卖纪录，这似乎说明，中国当代艺术品市场正在逐渐形成，更多的藏家对中国当代艺术品市场充满信心。

央视曝光文物虚假鉴定

在今年3月15日“国际消费者权益日”，中央电视台将目光对准近年来越来越火爆的收藏市场。据记者调查，所谓的鉴定师只要收钱就可以按照要求随意开具鉴定证书。几百元的仿制品，只要花费鉴定费，就摇身变成价格不菲的文物，虚假鉴定在大众媒体上曝光。

一边是民间收藏者队伍的壮大，一边是专业知识的缺乏，再加上部分投机心理作祟，给了伪专家及虚假鉴定可乘之机。

然而，这只是一次导火索，近年来文博界鉴定出错已经不是新鲜事。今年9月，一件假“金缕玉衣”骗贷5亿元的案件开审，而这件假的“金缕玉衣”就曾经被原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等5位专家估价为24亿元。比起给钱就开具鉴定证书的伪专家们，这些所谓的“真专家”又如何呢?

原本应该是学术权威的专家们已经变得不再权威，这对于日益扩大的国内艺术品收藏市场来讲不是好消息。不负责任的专家及虚假鉴定伤害的不只是收藏者，更会扰乱整个艺术品市场的秩序。如何建立适当的鉴定机制和监督机制，是市场管理者需要考虑的。而对于普通的藏家来说，摆平心态，对藏品进行更多的了解和学习，才是首要之义。

范曾郭庆祥案开庭

从2010年5月到2011年4月，中国当代著名书画家范曾与国内知名收藏家郭庆祥之间的恩怨，经过将近一年的拉锯战，终于在4月22日开庭审理。

2010年5月，郭庆祥发表《艺术家还是要凭作品说话》一文，对艺术家流水线作画现象提出批评，认为艺术家必须有思想境界、艺术追求，不能以炒作和包装来欺骗大众。10月，范曾认为文章严重侵犯自己的名誉权，造成了社会评价降低和谨慎损失，将郭庆祥告上法庭，索赔500万元。

今年4月22日，北京昌平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郭庆祥向范曾书面道歉，并赔偿7万元，郭庆祥不服一审判决上诉。9月6日下午，“范曾诉郭庆祥名誉侵权案”二审开庭，此案没有当场宣判。

这一场官司对于2011年的收藏界的影响是，引起了人们对于大师流水线作画的争论和对艺术批评如何界定的思考。“流水式”作画显示的是画家的技艺高超，还是“连环画的放大”?什么样的文章才能成为艺术批评，大师的作品是否也要艺术批评?

这桩沸沸扬扬的案件应该给艺术品市场带来更深层次的反思，在如今浮躁的市场下，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大师，需要什么样的艺术批评?如何界定大师，是靠画作的价格还是艺术价值?如何界定艺术批评，是要正面的赞美还是诚恳的批评?

拍卖公司提高保证金、买方佣金

2011年春拍前，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将一般保证金从10万元上调至20万元，同时，香港佳士得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有相关的保证金门槛设立”，同时还透露这一举措是从今年才开始实施的。此后，香港佳士得规定：

凡是竞投800万港元以上的拍品，都要办理特殊竞价牌，缴纳100万港元的保证金。

在2011年秋拍开始前，北京永乐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将保证金数额调整至20万元人民币。而中国嘉德则宣布，再次将一般的拍卖会竞买保证金提高至50万元，此外对于竞买中国书画各场次拍卖标的，以及竞买其他场次中带有特殊标志的拍卖标的竞买人，则需在拍卖前交纳竞买保证金100万元，以办理特别竞号牌。10月份，北京保利也宣布，将从2011年秋拍开始“春秋大拍日场竞买保证金调整为人民币伍拾万元，夜场竞买保证金调整为人民币壹佰万元。办理特别竞买号牌或竞投金额过大超过额度，仍需联系本公司重新办理竞投号牌。”

同时提高的还有买方佣金，3月初，中国嘉德宣布将上调买房佣金比例三个百分点，调整后的买方佣金比例为15％。随后，北京匡时和北京永乐等多家拍卖行都调整了买房佣金比例，4月福建运通和福建嘉德的佣金从10％涨到12％。

有分析认为，各家拍卖行纷纷调高保证金，是由于目前越来越多“拍而不买”现象的出现，而佣金的提高则是拍卖行成本增加的结果。

保证金的提高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国内艺术品市场所存在的问题，诚信问题不仅仅出现在艺术品市场上。而国内艺术品拍卖的买家佣金比例在世界范围内还处于较低的水平，不少业内人士认为，提高买家佣金是大势所趋。不过从拍卖的结果来看，保证金和佣金的提高对于艺术品市场的影响有限。

艺术品基金大举来袭

如果说2010年被称为“中国艺术品基金元年”，那么2011年的艺术品基金则显示了它强劲的实力和巨大的影响力。这一年，中国艺术品市场与资本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艺术品基金迅速崛起。据不完全统计，今年艺术品基金规模将在20-3-亿元，到2012年则可能达到50-70亿元，艺术品基金正在成为艺术品市场不可忽视的力量。

这一年中，越来越多的艺术品基金浮出水面，中国首家艺术品投资顾问管理公司北京邦文、具有基金背景的北京艺融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艺术品基金是通过发售基金份额的方式，将众多投资者的资金汇集起来，有专门的基金管理人进行育婴，通过多种艺术品类组合的投资方式，最终实现收益。不过，目前不少公众对于艺术品基金仍旧缺乏了解，它并不完全等同于艺术品的投资机构，也与艺术品的“份额化”有着巨大差异。

艺术品基金在国外已经拥有较长的历史，但是对于国内艺术品市场来讲，它还是一个新生事物。目前，与国外成熟的艺术品基金相比，国内艺术品基金存在着基金年限偏短、退出渠道有限、风险应对措施不完善等桎梏。虽然艺术品基金给艺术品市场与资本的结合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但是如何走得更远、走得更稳，不仅考验着艺术品基金管理者的智慧，也考验着众多艺术品投资者的抉择。

中拍协《自律公约》

2011年春拍中，“天价”艺术品频出，国内艺术品市场的多项纪录被打破，但是关于拍卖公司假拍、拍假的质疑却引起了公众的关注。

6月新华社《网名发帖质疑艺术品拍卖‘天价’有猫腻记者调查揭‘天价拍卖’重重黑幕》一文，将拍卖公司推上了风口浪尖。中拍协9日表示，将组织全行业认真研究、自查自纠、跟踪解决存在的问题。10日，中拍协召开情况通报会，中国嘉德、北京保利、北京匡时、北京翰海、北京华辰等多家拍卖公司代表悉数到场。中拍协正式公布了《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企业自律公约》，并表示将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不过，赝品依然是艺术品市场的硬伤质疑，秋拍之前张晓刚画作《小女孩》由于被证明为赝品而撤拍，而徐悲鸿的《蒋碧薇像》的真伪至今仍扑朔迷离。

市场的火爆、频出的天价让原本属于小众的艺术品收藏市场走人大众视野，巨额的利润、激烈的竞争和规则的缺失则让艺术品市场陷入了“假”的漩涡。虽然赝品已经成为艺术品市场的众矢之的，但是仍旧未能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虽然《自律公约》重点对违规收费、知假拍假等方面进行了规范和自律，但是对于拍卖公司的约束力到底有多大还需有观后效。

春拍总额达到428亿元

可以说，今年春季是中国艺术品市场最美好的时光。在上半年，中国艺术品市场显示了它巨大的潜力，国内艺术品市场219家拍卖公司实现总成交额428.42亿元，比2010年春拍上涨了112.71％，比2010年秋拍上涨15.13％，并且统计显示，高价拍品的数量也创下历年之最。

其中，中国书画拍品的成交额占到春拍总成交额近60％，笑傲春拍。齐白石的巨幅力作《松柏高立图・篆书四言联》更是以4.255亿元的价格刷新了近现代书画作品的世界拍卖纪录，也成为这一整年来中国艺术品市场的谈资。

在春拍高起高走的情况下，一些分析人士预测，根据以往的数据分析，今年秋拍将迎来艺术品市场的，全年艺术品市场的总额或将达到1000亿元。但是，下半年在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下，经济环境衰退，秋拍没有迎来预想中的大爆发。

2011年春拍骄人成绩的取得，离不了天时地利人和，也让更多的人看到中国艺术品市场的潜力。虽然秋拍的情况并不尽如人意，如今看来要想达到全年收获1000亿元的预想几乎没有了可能，但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被天价冲昏头脑的投资者们可以冷静下来，重新思考中国艺术品市场的未来方向。

故宫展品被窃、文物损坏

作为国家级博物馆、中国最大的古代文化艺术博物馆的故宫今年频繁的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然而与之相联系的却都是“展品失窃”“文物损坏”“私人会所”等负面新闻。

2011年5月，香港两依藏博物馆正在故宫斋宫的临时展览发生失窃案，有九件展品丢失。随后，11日，故宫展品失窃案告破。仅相隔一天，13日故宫博物馆向北京市公安局赠送锦旗“撼祖国强威”，一个“撼”字又引起公众质疑，偌大故宫的文化水平与安保水平要如何信任?

时隔不久，故宫再次陷入“会所门”，有知情人透露，故宫建福宫变身富豪私人会所，引起轩然大波。

然而，故宫风波并不仅于此。7月底，有网友爆料称，“故宫器物部手续不全，将国家一级品宋代哥窑瓷器一件出库，不料被工作人员摔碎。”8月，该网友再爆，今年故宫发生多次珍贵文物被损或遗弃事件，后故宫承认丢失部分古籍。

故宫风波还未平息，国家博物馆就接连上演奢侈品展览，又引起公众广泛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