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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概念为一般表述而不作特别处理。分析历史概念的重要以及在课堂教学中价值的意义
【关键词】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课堂教学
新课改进行了多年,我们在"用教科书"教的过程中比较重视教科书中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宏大叙事,对
具体的历史概念要么随意解读一番,要么视概念为一般表述而不作特别处理。然而,有些被忽视的概念无
论是对澄清历史得出结论、连接历史事件的过程,促进学生更好地理解教科书的内容等都大有裨益。下面
我以中国近代史教科书中的几个概念为例,在分析的基础上说明历史概念的重要以及在课堂教学中价值的
意义。
一、"民本"与"民主"
民主是热门话题。可有人说,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早就有了民主,言外之意,现在提出民主是多余
的。
其实,中国几千年文明史里根本就没有民主,而且中国古代社会也根本产生不了民主。
不错,2500多年前的孔子提出过"仁政"的思想,后来孟子也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在
当时是具有革命性质的先进思想,是贵族领主制社会进入集权官僚制社会经济结果在上层建筑里的反映,
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为数量很大却占地很少的小生产者自由民即农民说话(而在之前的奴隶只是会说话的工
具,根本没有人的基本权利)。
然而,这是民本思想。民本思想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它的要害是让统治者懂得"民"在巩固统治中的作
用,使之理解"民可载舟,亦可覆舟"(唐太宗);它的核心是对民进行驯化、软化、奴化。明确提出只有
"为民着想"、"为民作主",民才能"安分守己",天下才能太平。所以,几千年来,魏征、包拯、海瑞这些
清官被推崇备至;"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也就成了为官者的最高境
界。民本思想的极致,是期盼救世主的出现;而其主体——"民",却始终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
民主,质言之,就是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它最早是西方工业文明的产物,它随着商品经济的出现而出
现。经商者四处流动,他们不仅有着强烈的主体意识,而且成了社会经济的主流,为自己的经济利益着想
,他们在国家政权里面必须有各种各样的民利。民主思想是进口货,只是到了前后才吹入中
国。
中国历代统治阶级除了鼓励知识分子做官外,别的就什么也不重视了,尤其不重视自然科学,更不鼓
励商品经济,"重农抑商"是中国长期的基本国策,"种田万万年"的思想已经深入国人的骨髓。而知识分子
也只想做官,"学而优则仕","升官发财"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目标。"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还有
什么比做官更合算呢?世世代代固守在土地上的小生产者农民,只盼当个顺民,聊以糊口,当然信息闭塞
;而知识分子又只想忠于朝廷,"治国平天下",加上"三纲五常"的机制将其严密地控制着,他们作为社会
个体的主体意识--民主意识还能产生出来表现出来吗?
民本,是为民作主;民主,是人民作主。前者是主"民";后者是"民"主。要害是主体不同,不可颠倒
。民本,是农业文明的产物;民主,是工业文明的产物,来路不同,不能混淆。
二、"小农经济"与"自然经济"
小农经济的特点是有二:一是分散,一是生产出来的产品主要用来自己消费,不是为了进行商品交换;小
农经济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国古代的社会经济就是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 自然经济是自给自
足的经济,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市场交换的需要,而是为了生产者个人或经济单位的需要的一种经济
形式。二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内涵不同。
小农经济只以家庭为生产、生活单位,自耕农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自然经济的生产、生活单位包括多个
家庭组成的经济单位,如封建庄园,但是庄园主并不一定是生产者。
第二,土地所有制基础不同。
小农经济赖以存在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呈现多样化的特点;自然经济一般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在封建社会
中,自己拥有土地等生产资料称为自耕农,但基于封建土地兼并的发展趋势和地主土地所有制的确立和发
展,自耕农逐渐减少。
第三,社会环境不同。
小农经济存在于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及社会主义社会,故有封建小农经济和社会主义小农经济的类
型;自然经济学存在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它与商品经济是根
本对立的。
第四,虽和商品经济共存但性质不同。
小农经济可以和商品经济相联系,甚至可以说小农经济是商品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经济与商品经
济是根本对立的,自然经济的存在,商品经济的发展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当然,二者还是有一些联系的
,如都是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的产物,都带有自给自足的性质和特点,都以土地所有制为存在和发展的基
础等。
上述二对历史概念不是"不起眼"的"细节"问题,也不是教学中"可讲可不讲"的知识,如何处理与分析
[关键词]东乡族军屯;土地占有权;小农经济
[中图分类号]K2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8-0018-04
一、屯田强制东乡农业发展
屯田是千古之策。①历史上的屯田,无论是军屯还是民屯,首先都是与军事目的或统治需要紧密相联系的国有制经济。军屯以军队作为屯田劳动者,国家以军律将士兵固着在土地上从事屯田生产。屯兵使用的土地、耕畜、农具、籽种等生产资料,都由国家提供,屯兵对这些生产资料只有使用权,而无所有权。②元代屯田的设置,也像前代一样,和当时的兵制和财经制度密切相配合。但作为“民族”政策或移民措施的配合部分,发挥的作用更为特殊。在蒙古统治政权的手里,它被更充分地利用为一种掠夺土地、奴役人民和“民族”压迫的手段,具体表现在剥削方法更为有效而残酷,剥削面更为广泛而剥削程度更为深刻。③按民、军、匠诸色之划分,元代早已有之。明代在黄册里甲制度尚未建立之前,其户籍仍以元末原籍为据。④蒙元时期,是穆斯林移居中国最多之时。由于成吉思汗子孙三次西征,被签发东来的中亚和西亚穆斯林多达数十万人,他们主要是工匠和平民。工匠被编入元朝政府或诸王贵族所属的工局,从事纺织、建筑、武器、造纸、金玉器皿等各种行业的劳作,是中国回族先民最早的工人队伍。平民被编入探马赤军,充当蒙古军的前锋,后又被派去镇戍边关要塞,既是战士,又是农民,过着兵农合一的生活。这是中国回族、东乡族等先民最早的农民队伍。⑤
元末,经过长期战争,农业生产遭到破坏,客观情况迫使朱元璋不得不通过军屯解决部分军队给养。朱元璋出身下层,了解民情,深知要取得农民的支持,决不能竭泽而渔。形势的需要、斗争的实践以及朱元璋个人的经历,使他逐渐形成了兵农兼资、耕战结合的思想和政策。⑥明朝建立后,派征西将军邓愈攻占河州、循化、贵德等地,元朝的吐番等处宣慰使锁南普、镇西武靖王卜纳刺、西宁州同知李南哥以及各少数民族部落首领南木哥、吉保、失刺等相继降明,明王朝对他们加官赐爵,以资笼络,实现了河湟地区的安定。河湟地区东接秦陇、西通西域、南交蜀藏、北护甘凉的战略位置,加之复杂的民族组成,使其成为明王朝的重点经营地区之一。⑦明初河州卫有正军员额1万余名,屯军人口约6万人,分布在7个屯田千户所之68个屯寨。⑧按照朱元璋“陕西诸卫军留三分之一御城池,余皆屯田给食”的诏令,河州卫参与屯田的军人至少在7000人以上,若按每人50亩屯田计,可开垦屯田3500顷。据嘉靖《河州志》卷1《食货志》记载,嘉靖时河州共有屯田3452余顷,而此时河州民户的耕地也只有3559顷,有民户5208,口90845,可见,明初河州卫屯田在当地农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是相当大的。⑨明清政权更迭后,在战乱造成的荒芜土地上,清朝政府实行了大规模的屯田,以至在政府文件和官员口语中,将甘肃的耕地统统叫作屯田。⑩由此可见,蒙元以降,军屯制主导包括东乡在内的河州农业之发展。
进而论之,军屯地点的选择在历史上主要有以下四个标准:一是腹里军事据点,二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军事要塞,三是水陆交通要枢,四是边防地区。(11)东乡地区符合军屯四个条件中的后三个条件,这就决定了寓兵于农的军屯一直是东乡最为主要的土地制度。当河湟边缘汉藏之间政治比较稳定,多民族矛盾得以缓和的历史时期,军屯往往转化为民屯;当中央王朝更迭战乱时,往往造成这一少数民族山区边地大量土地荒芜。依从征官兵之留戍者、土著之归附者、有罪谪戍、调拨来边者四大军户来源看,东乡地区的军户在蒙元时期主要是中亚和西亚从征官兵之留戍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学术界在对东乡族主体经济与社会生活的零星研究中,长期忽视对东乡地区屯田制度的探考。事实上,至以前,东乡地区的小农经济并不发达,后,仍有不少官地(屯田)。蒙元以降,在东乡农业生产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是屯田制度中的军屯,大部分肥沃土地的所有权行使主体是军队而非地主、土官或流官。东乡地名信息中就遗存有历代中央王朝戍边屯田开发的历史痕迹。据马志勇先生考证:“东乡地区沿川沿原土地肥沃,水利条件便利,宜于屯田;山区水草丰盛适于放马。这些细节虽不见史册,但从东乡地区的地名可以得到证实。在黄河西岸的东乡喇嘛川有‘屯地’地名,东源公社有‘新屯地’地名,考勒公社锁豁土原也是蒙古人屯田的地方,这个原共有土地七千余垧,其中‘屯地’、‘民地’各占一半,这些‘屯地’、‘民地’的叫法一直沿用至今。东乡还有三处‘同前’,‘同前’就是‘屯田’,在东乡语中qian与tian对音。”(12)择要一述,东乡地区河川良田多为历代中央政府以军队直接占有,为其军队补养服务,军事屯田才是历史上东乡族发展农业生产的主要推动力。
更进一步讲,血缘和地缘的合一是社区的原始状态。(13)始自秦汉的边防军事屯田制度对现今东乡族的形成至为关键。一方面,这种制度在秦汉时期就将东乡地区土著先民河湟羌纳入其中,使其很大一部分完成汉化并有效发展了当时的生产力,从此拉开了河湟经济开发的历史大幕。另一方面,元朝对于包括东乡地区在内的河州之边防军事极为重视,影响直至明清,严格的屯田户籍制度又将构成现今东乡族主体的非土著先民长期固化在东乡地区。这一历史时期,屯田制度不仅大大加速了东乡族非土著先民本土化的进程,而且明朝在当时强制汉化少数民族。洪武五年(1372),“令蒙古、色目人氏许与中国人家结婚姻,不许与本类自相嫁娶”,(14)后又令各族人民都一体纳粮当差,这就进一步从经济生活上促进了东乡族与河湟地区其他民族相互融合。总之,军屯为主的历代屯田一方面强制性东乡族主体农业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东乡族在供养补给元、明、清集权官僚政府军队和巩固加强中央王朝边防等方面发挥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更重要的是,这一制度确立了农业在东乡族多元生业结构中的主导地位,使得东乡族主体经济日趋自洽于大一统的统制经济体系。与此同时,东乡族为主体的农民阶级在元明以降的东乡登上了历史舞台,在反抗满清王朝的数次艰苦斗争中逐渐显露出英勇团结的民族自觉性。
二、东乡土地占有主体更替
集权官僚制是以政治的集权控制土地所有权的专制。(15)这一制度在经济上实行以皇帝为名义的国家土地所有制,官吏有职田、禄田的占有权,并将部分土地占有权“均配”给农民,可以买卖、析分继承。无地或少地农民可向官僚地主租土地,成为佃农,付一定的地租,作为使用土地的代价。不论地主还是农民,都要向国家交税,以体现国家土地所有权对占有权的控制。(16)在中国集权官僚农民社会里,统治制度的新创设或较有效的传统制度的加强,主要是阶级矛盾的广泛化和尖锐化的表现。自辽金以后,军屯逐渐强化,元明两朝发展到高峰,是封建社会后期农民阶级反对地主阶级的阶级矛盾尖锐化的具体反映,是在农民反封建斗争日益扩大和加剧的趋势下,封建国家为镇压农民阶级的反抗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所采取的措施。(17)复前述及,河湟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可西控塞外诸卫,北据蒙古,南捍诸番,东卫关陇,为历代封建王朝所重视。明初,随着河湟地区卫所的建立,为进一步控制刚降附的土官进而控制整个青海,明廷采取了不同于西南地区以土司统治为主、流官为辅的方式,而以流官为主、土官为辅,“土官与汉官参治,令之世守”(18)的措施。(19)明洪武以降,东乡地区的军屯制趋于衰微,“土流参治”的政治制度开始在东乡社会发挥主导性的统治作用;土地占有权行使主体以明洪武中期河州实行里甲制度为标志,从中央戍边屯田军队转变成为土官与流官共同领导下的官僚地主阶级,东乡族沉重的赋役随之而来。有清一代,东乡族在土司制、里甲制和会社制的统治下遭受地主、官僚、宗教上层人士和高利贷者四位一体的经济剥削与政治压迫。
封建国家的统治须有它的物质基础――田赋和徭役。(20)对此,陈翰笙先生研究指出:“赋役制以小规模农业的自然经济为基础;联合着农业与家庭手工业,在小经营中制造必要的及剩余的生产物。这种剩余生产物以物品田租的形式流入地主的掌握中。物租与力租不是没有合并的可能,但在赋役制下力租却限于极小部分。即使中国或印度的地主比较法国地主所领的土地面积要小得多,土地所有者与直接生产者间的生产关系还是丝毫不变的。印度与中国的地主在赋役制下同样是以物租的形式向农民榨取剩余生产物的。这种榨取方式同欧洲中古时代地主所用的完全没有什么差别。”(21)清政府对东乡人民最大的掠夺之一就是赋税,在康熙四十四年(1705)以前,东乡赋税非常混乱,田亩没有定则,赋税没有定量,由里长、甲首等任意勒索。康熙四十四年(1705),经过清丈土地、厘定税则以后,东乡人民每年仍要交纳千石左右的粮食,两三千两地丁银,再加上大量临时摊派,人民负担很重,因而使得大批东乡人民弃田逃亡。在地主和官府的双重掠夺下,当时社会的阶级矛盾非常尖锐。这具体表现在当时东乡人民与统治阶级的武装冲突上,特别是乾隆、同治年间的反清斗争,规模很大,斗争也很激烈。以后,东乡除了私有土地,尚有相当数量的官地,又叫屯田。屯田租额较轻,因此多为豪绅地主承包,他们又转租给佃户或雇人耕种,从中进行剥削。(22)
诚如东乡花儿所唱:“百七百八地籴青稞,二百的斗价里过来了;交过了皇粮催团课(地租),穷汉们没活的路了。”(23)相较军事屯田占主导的元明时期,清代东乡族的小农经济逐渐发展起来。小农经济不仅维持了农民这个主要劳动者阶级的简单再生产,也为官僚地主阶级的统治提供了经济条件。(24)小农经济的发展是清代东乡地区集权官僚统治强化的突出表现;土地占有主体从戍边军队到由官僚、地主、富商和宗教上层人士联合构成的官僚地主阶级之演变,加深了东乡农民与统治集团之间的经济矛盾。总之,广大东乡族人民在清朝统治的200余年中常常食不充饥,衣不蔽体,东逃西散,苦不堪言,最终走上了武装反抗满清官僚地主阶级的革命道路。
三、东乡撒尔塔式小农经济
民族作为人类经济活动的社会形式,在长期对人们经济活动的制约中,逐渐地演变为经济的一种属性,是经济发展的内在因素。(25)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的生产方式具有内部的坚固性结构;在印度和中国,小农业和家庭工业的统一形成了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26)农民是中国古代文明主体的主要部分,其生产方式就是小农经济,即世代在自家占有或租来的小块土地上,以“家”为单位,进行手工劳动以维持基本的生活,他们的剩余劳动产品为官僚地主阶级所占有,是官僚地主经济得以存在的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小农经济和官僚地主经济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或两种形式。(27)东乡族土著先民的小农经济始于秦汉,地处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边缘带域的东乡地区不仅是农业与牧业生计的资源边界,而且是历史上多种少数民族聚居之地和河湟多元文化交融之区。明清以降,东乡地区既不是中国政治统治与经济发展的重心,也不是西北经济区内的开发要地。在这样的自然、人文与政经环境中,伊斯兰教信仰化作东乡族非土著先民的撒尔塔认同,进而创造出极具本民族特色的小农经济,本文将其称为撒尔塔式小农经济。
生活在集权官僚制中的东乡族虽始终坚持以农为本,但清朝以降,其农业生产自然条件每况愈下,农业生产技术和工具非常落后,农业生产自给却不能自足的矛盾较为突出。自然环境方面,据位于东乡县唐汪川的红塔寺石碑记载,康熙三十八年(1699)“山势Gi,林木蓊郁”。清中期后,连年战争,兵燹不断,东乡地区林木被破坏几尽。(28)农业生产技术方面,普遍是浅耕粗播,甚至甜种(即不施任何肥料)。光绪年间,农业生产工具有杠子、犁头、耧车、镢头、铁锨、石磨、石碾等,铁质工具很少。由于土地收获量极低,剥削惨重,广大农民除了交纳租赋外,所剩无几,连“半年糠菜半年粮”的生活也达不到。因此,农民们多在农闲时外出当小贩、挑担子、当脚户,以弥补生活的不足。(29)另外,由于农业生计资源的先天不足,东乡族土著先民和非土著先民千百年来的许多生活日常用品的原料都与畜牧业有关。至今东乡的许多地名仍保留着当年畜牧业生产的痕迹。如“郭尼匡”意为羊沟,还有马场、牛沟等名。(30)有鉴于此,撒尔塔式小农经济的主要特点集中表现为农牧相结合,长途贩运与短途贩卖相结合,家庭手工业、山地畜牧业和穆斯林商业因集权官僚统治而聚合植根于小农生产方式,以多元生业格局和多种生计手段艰难地存续着家庭经济。其中,贩运是东乡族突破小农经济桎梏,充分利用农牧两大经济区剩余劳动产品比较优势,进而以商品交换中间人和承运人的双重身份获得商业利润的最具本民族特色的移动性生计手段。挑担子、当脚户、制皮筏都是为了贩运,贩运一般会带来双重收入:第一重收入是提供运输服务的劳动所得,第二重收入是售卖所贩运商品的利润。在东乡族的经济生活中,这一移动性生计手段所得的双重收入大都用于存续以家庭为基本单位、自给却不能自足的小农经济,因而贩运在历史上长期从属于小农经济,其双重收入终未积累形成商业资本。要而言之,商业反哺农业是撒尔塔式小农经济最大的特色。
总之,家庭经济是农民生存之本。(31)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结合,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农业集约化与经济收益的递减是小农家族经济结构的特征。(32)农民家庭既是一个消费单位,又是一个生产单位。农民的消费就包括生活消费与生产消费。生活消费支出高于生产消费支出,是封建社会农民消费的又一个重要特点。(33)以农为本的东乡族家庭经济既有自给性生产的一面,又有商品性生产的一面。其中,农业属于自给性生产,畜牧业和手工业劳动剩余产品则常用于交换生活必需品,商业是东乡族一种移动性的生计手段,其主要内涵是充当商品运输的承运人和商品交易的中间人,其获利主因是提供服务性的劳动。伊斯兰教文化的商业精神深入东乡族的骨髓,他们寓教于商,经商哺农,农牧兼营,以灵活多元的生业结构驾驭着农牧业生计的资源边界,以自洽于小农生产方式的家庭经济不断强化着撒尔塔认同为核心的社会记忆,以中国特色伊斯兰教门宦制度为纽带,在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之间绵延传承着本民族的经济与文化。
[注释]
①赵予征:《丝绸之路屯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
②王希隆:《清代西北屯田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4页。
③(4)梁方仲:《中国社会经济史论》,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82页、第365页。
⑤马通:《中国伊斯兰教门宦与西北穆斯林》,《西北民族研究》,1989年第1期,第117~131页。
⑥唐景绅:《明初军屯的发展及其制度的演变》,《兰州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第33~45页。
⑦朱普选:《明清河湟地区城镇的形成与发展》,《西北民族研究》,2005年第3期,第59~68页。
⑧清•王全臣:《河州志》卷2《田赋》。
⑨武沐:《甘肃通史》(明、清卷),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8页。
⑩李清凌:《甘肃经济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5页。
(11)王毓铨:《王毓铨史论集》(下),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945页。
(12)马志勇:《“撒尔塔”与东乡族族源》,《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第31~48页。
(13):《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0页。
(14)《明会典》卷20《户口》二《婚姻》一。
(15)刘永佶:《中国经济矛盾论――中国政治经济学大纲》,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第79页。
(16)(27)刘永佶:《经济文化论》,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259页、第294页。
(17)(20)王毓铨:《明代的军屯》,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2~23页。
(18)《明史》卷330《西域二》。
(19)张维光:《明代河湟地区“土流参治”浅述》,《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第108~114页。
(21)陈翰笙:《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农村经济参考资料之一,中华民国十九年(1930),第4页。
(22)(29)《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甘肃省编写组:《裕固族东乡族保安族社会历史调查》,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第72~73页。
(23)(30)《东乡族简史》编写组、修订本编写组:《东乡族简史》,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第59页、第48页。
(24)刘永佶:《农民权利论》,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年版,第77页。
(25)刘永佶:《民族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年版,第49页。
(26)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72~373页。
(28)陈其斌:《东乡社会研究》,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80页。
(31)杨思远:《中国农民工的政治经济学考察》,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第346页。
一、教学流程的“翻转”及教学方法的改变
翻转课堂的实质就是先学后教、以学定教,所以学生在课前的自主学习显得尤为重要。为此,笔者在课前做了诸多准备,以落实学生在课前对课本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并对所学内容有初步思考。
(一)微视频的制作
翻转课堂的重要特色之一就是微视频的应用,使新技术在课堂上发挥正能量,真正体现新技术的优势和对学习助力的不可替代性。本节课微视频的时间是15分钟,其设计思路和特点如下:
1.设计思路
微视频讲述古代中国的两个政策,即重农抑商和海禁,两者实行的原因、内容和影响,以及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发展缓慢的原因及影响。在重农抑商和海禁政策的影响下,资本主义萌芽最终只能是缓慢发展,三个知识点之间实际是因果关系。笔者以此逻辑关系勾勒微视频的线索,使课本中的主干知识予以精练地呈现,为接下来课堂开展有效教学奠定基础。
2.设计特点
在讲述的过程中,要有意识地对课本三个知识点、逻辑关系进行讲解,加深学生对课本内容的理解。
微视频最后提出了几个颇有思维含量的问题:重农抑商和海禁之间有何联系?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资本主义萌芽要发展应该具备哪些条件?对比明清时期,东西方不同经济政策的选择及由此导致命运的天壤之别,你有怎样的收获和启示?将这些问题抛给学生,以让他们课前思考,为之后课堂上讨论的展开、交流的深入奠定基础。
以生动的语言将枯燥的课本内容进行有趣呈现,调动学生继续微视频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从一定意义上说,学生能否对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有恰当合理的解释和客观全面的评析,关键在于学生通过学习,对相关历史知识内在联系的梳理、对历史发展逻辑的分析、对历史意义的理解。因此,如何帮助学生获得对核心知识扎实而深湛的理解、掌握核心概念,是一线教师非常重视的实践性研究课题。对此,微视频起到了很好的探索作用。
(二)预习学案的编写
学生的学习有学案的引领,主要目的是配合微视频的使用,使学生对课本中的主干知识有较为深入的了解。本课的学案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学习目标:
①了解“重农抑商”“海禁”等政策及其影响;
②分析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缓慢发展的原因;
③提高对外开放意识、树立农工商协调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学习重点:理解中国古代的重农抑商政策和“海禁”政策,培养学生历史分析能力。
学习难点:古代中国是一个以农为本的社会,要求能够基于这一点去理解重农抑商和海禁实施的原因。此外,不可忽视超越经济的政治文化的因素;理解重农抑商、海禁政策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之间的深层关系。
情感目标:通过本课的学习了解古代中国重农抑商经济政策压抑了中国社会新的生产方式的萌芽,从而认识我国今天的改革开放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
自主预习:
①重农抑商。阅读“重农抑商”,找出政策的首倡、含义、目的和影响;
②海禁政策。阅读“海禁”,找出海禁政策的含义、原因、表现及影响;
③资本主义萌芽的缓慢发展。阅读这一子目,找出它的产生及缓慢发展的原因。
此外,还有知识体系构建、课后反思、针对性训练等。
(三)学生问题的收集
翻转课堂是以学生所提问题为中心展开教学的,这就要求教师在课前必须对学生所提问题做到心中有数,进行有效筛选,挑出有足够思维含量且和课文主题相贴切的问题。例如在本节课的课前问题收集中,学生一共提出了22个问题,这些问题一方面在课堂上逐一解决根本来不及,另一方面有些问题根本就是无效问题,偏离着教学的主线,属于学生的突发奇想。如有学生提出古代商人屡受压迫为何不奋起反抗?郑和下西洋是怎么回事?这些问题均与本课主题脱节,属于无效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教师下一番功夫,对这些问题进行取舍、整合,以对问题的探讨更为有效。笔者在课前将这些问题予以整理,留下了6个在课堂上展开讨论。
①中国重农抑商政策和传统文化有什么联系?
②重农抑商政策在一以贯之的过程中有没有改变或调整?
③为什么古代要限制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农、工、商的关系是怎样的?
④为什么明清两朝统治者无法考虑到闭关锁国的弊端?
⑤如果不采取闭关锁国政策,中国是否会像欧美一样走入工业时代?
⑥相比自[lunwen. 1 KEJIAN.COM专业提供写作论文和毕业论文写作服务,欢迎您的光临]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进步性是如何体现的?
这6个问题涵盖了课文中的三个主要知识点,其中涉及重农抑商政策的问题有3个,海禁政策的有2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有1个。同时,这些问题也比较有深度,可以引发学生的思考,也便于之后课堂讨论的展开。
二、课堂教学的互动化
(一)学生合作学习的组织
从翻转课堂的流程看,先是学生课前观看视频进行预习,然后课堂上进行探究,体现了学生学习的小组合作。从教师角度来看,教师就是布置好任务,然后由学生进行研究探讨、合作探究,获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教师只是一个任务的安排者,学生才是任务的研究者、执行者。为此,笔者在课堂上将全班学生分为9个小组,每组6人,由组员推举组长,负责问题讨论的记录和整理,每个问题由一至两个小组负责讨论,形成书面观点,同学间亦可以相互辩驳。
学生是翻转课堂中的主体。在小组讨论和发言中,学生思考的深入度和活跃性都大大超出了笔者的想象。如在讨论“重农抑商和传统文化的联系”这个问题时,学生就 曾提到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的重义轻利观,并引用《论语》中的话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来说明传统文化中的抑商观念;中国传统观念中一直存在“安土重迁”意识,这种意识也对重农政策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学生的这些观点都颇为新颖,让人眼前一亮。又如在讨论“相比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进步性如何体现”这个问题时,发言的学生就提到“小农经济是生产力水平极度低下状态的产物,只是个体的存在,不注重相互交流;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生产力水平向前发展的产物,它可以推动科技的发展、金融市场的形成(如股票、证券)、抗灾能力的增强、世界一体化的发展等”。对于这样一个非常抽象的问题,学生能有如此的认识,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在教学过程中,笔者真正体会到了:相信学生,相信学生的能力,给他们时间、给他们讨论的空间,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惊喜。
(二)教师当好新角色——导师
在这一新的教学模式下,教师更多的是指导者而非内容的传递者。在这里,我们是在引导学生学习,而不是指令的教师。我们的目标是让学生成为最好的学习者,并真正理解课程的内容。当我们在学生身边和他们一起掌握概念,他们会以最好的行动来回应。在学生讨论发言的过程中,笔者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倾听者的角色出现,在他们讨论中出现困惑或分歧时予以适度的点拨。如课上对于小农经济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两者的比较,因为这个问题比较抽象,学生在讨论和发言之后,针对这两个概念,笔者从对人的解放这一角度入手,来看两者的区别:“小农经济是将人限制在土地上,它限制人的流动和自由,具有封闭性和落后性;而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劳动力成为了一种商品,生产社会化,人的自由度增加,而正是在这种生产关系下,我们现在所熟知的自由、平等、民主、个人主义这些概念才会出现。从对人的解放这一角度来看,从小农经济到资本主义是个巨大的进步。”经过笔者的一番解说和提升,使学生对这两个概念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又如对于“如果不采取闭关锁国政策,中国是否会像欧美一样走入工业时代”这个问题,学生讨论得出的结论是很不到位的,有学生仅仅将闭关锁国归结于君主个人素质的高低,这既是一种肤浅的认识,同时也偏离了问题本身。为此,笔者就需要从更为宏观的政治、经济、文化视角出发,论证进入工业时代所需要具备的条件,使学生获得更为深入的认知。由此可见,翻转课堂绝不是视频取代老师,学生也不是在孤立地学习。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对学生所探讨问题的引领和提升也是非常关键的。
三、课后反思与教学感悟
这节课做为翻转课堂的首次尝试,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笔者课后反思起来,还是有诸多不足之处。在此,[lunwen. 1 KEJIAN.COM专业提供写作论文和毕业论文写作服务,欢迎您的光临]也一并进行了归纳整理。
(一)预习学案的设计可以更厚重些
预习学案的设计从课后学生的反馈情况来看,问题的设计较为浅显,应有的深度感也不够。如在对重农抑商、海禁和资本主义萌芽三个知识点的梳理时,以填空的形式对课本内容进行整理就显得思维含量不足,学生很容易在课文中找到答案,没有真正把导学的意图体现出来,而最后留下的问题也较为简单。
学习思考1:应当怎样认识中国古代重农抑商政策的作用和影响?
学习思考2:根据所学知识分析清朝采取闭关锁国的原因和危害。
这两个问题的设计不足以引起学生深入的思考,而只是对课本内容的重现。
(二)课堂师生的互动可以更积极些
伴随着问题的提出与思考、讨论的进行,课堂就成为了解决问题的场所,对话便成为通向理解的重要方式与途径。因为对话既表现为师生与历史文本之间的对话,也表现为师生间诚挚的交流与对话,而“在对话中,可以发现所思之物的逻辑及存在的意义”。笔者的这节课应该说有了些翻转课的痕迹,但可以做得更到位些。如在给学生表达的机会时,笔者还是受到传统的教师主导课堂思维的影响,在某些点上教师有“越俎代庖”之嫌。如在学生针对农、工、商关系问题的发言中,有学生提到他个人认为“商业是无用的,因为它本身并没有生产,只是进行交换,赚取中间利润而已,于国于民作用不大,国家发展农业和手工业就足够了”时,笔者打断了学生的话语,也没有对他的观点进行辩驳,而是将他的观点概括为过于绝对化,没有进行应有的讨论。学生在这里其实是对商业存在的必然性认识不清,没有认识到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商业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通过讨论达到解疑、释惑这一环节的缺失不能不说是个遗憾。从这节课可以看出,教师控制课堂、掌控话语权的传统教学思维依然存在。在课堂中,可以更放开些,让学生充分表达观点,让师生充分互动,在辩驳、讨论声中将智慧和启迪内化心间,这才是翻转课堂应该达成的教学目标。
(三)问题整合可以更到位些
从课堂操作层面来看,本节课所选取的6个问题,依然不够精练,有些问题在课堂上进行全班讨论的意义不大。如第2个问题“重农抑商政策在一以贯之的过程中有没有改变或调整?”和第3个问题“为什么古代要限制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农、工、商的关系是怎样的?”这两个问题在课本中有较为明显的答案或者略作思考即可解决。问题太多导致的后果之一就是课堂收尾环节的缺失。收尾的缺失,一方面总是在完整性和对课文内容的总结方面有些缺憾;另一方面导致对第5、第6两个非常有价值问题讨论的时间明显不足。如果将这两个问题去掉,集中精力讨论4个问题,那么在时间安排和效果方面必将大为改善。
(四)教师的综合素质要求会更高些
关键词:再农业化 必然性 发展理念
一、再农业化的历史必然性
(一)古代东方传统农业长足发展和局限
古代传统农业发展中,东方埃及、巴比伦、中国、印度农业发展成就突出,因此率先进入古代文明。它们传统农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主要表现在开垦了大量农田,形成了精耕细作的耕作技术和生产经验,较高的粮食生产养活了庞大的人口,并以此为基础,创造了辉煌的古代文明,且使之延续和发展。传统农业也有其局限性。首先是传统农业带有极强的保守性;生产单位分散、生产规模狭小、生产技术墨守成现,而且脆弱的小农经济需要一个高高在上的权威来保护它们,小农经济构成了封建专制中央集权国家的经济基础。其次,传统农业的自然经济,限制了人口流动,加之中央集权制和户籍制度的束缚,致使大多数农民安土重迁。这样,新的阶级很难产生。再次,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主要依靠投入大量劳动力来取得较高的收获量,这使得许多未成年人过早地投入农业劳动而失去受教育机会,同时也刺激强化了农民早婚早育多育的观念,造成古代人口的阶段性高速增长。
(二)近代西方发达国家的农业工业化及局限
十八世纪以来,由于工业上的巨大成就,大大推动了传统农业的发展,典型标志就是农业工业化。十九世纪,生物学上的巨大成就也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二十世纪,化学生的巨大成就,促进了农业长足发展。恰恰由于农业的良种化、化学化、机械化的应用,使农业的面貌焕然一新。工业化农业的发展,以投入大量物质和能量为标志,促进了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将四千年的传统农业推进到近代农业,带来了20世纪农业的高速发展。但由于高能耗和化学品的污染也带来了能源枯竭、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调等严重问题,困扰着社会社会发展,于是人们提出了农业可持续发展之路。
(三)现代科技革命与新型现代农业
21世纪是农业发展的重要阶段,生命科学和其它最新科学技术相结合,将使世界农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展,生物基因库的建成,遗传工程的崛起,克隆技术和生物固氮技术的广泛应用,农业的面貌将为之一新。在新科学技术革命中,产生了一批新的技术群,如生物工程技术、新能源技术、微电子技术、原子能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等等。这些科学技术成果正不同程度地在农业中得到应用,为解决工业化农业带来的环境、能源和生态问题,呈现了光明的前景。
正是由于传统农业局限和近代农业工业化导致农业的异化,现代新型农业则要求在深刻尊重自然规律,顺应知识经济的发展趋势,各国政府都有必要对“再农业化”进行深刻的思考。立足现代化的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市场需求、以生物技术与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的农业科技革命,进行“再农业化”,将近代农业工业化推进到现代农业生态化。
二、再农业化发展理念及特点
从当今世界农业发展的趋势角度分析来看,再农业化具有明显的时代内涵,主要概括为:1、现代农业是高效益多功能的产业。再农业化突破了传统农业主要从事初级农产品供给和原料生产的局限性,而具有原料供给、就业增收、生态保护、观光休闲、文化传承等多功能,不断向农业的广度和深度拓展,实现了种养加、产供销、贸工农一体化的高度组织化、规模化生产,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农业生产率都比传统农业大幅度提高。2、现代农业是高度科技依存型的产业。科技进步与创新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根本动力。科学技术进步对农业生产力的贡献度超过了资源依存度,发达国家现代农业的科技贡献度一般在70%以上。现代农业以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等高技术为引领,以常规技术升级的效率革命为支撑,用现代科技及装备改造传统农业,用现代农业科技知识培养和造就新型农民。3、现代农业是生态环境友好型的产业。现代农业要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将现代农业建立在资源环境可持续性的基础之上。现代农业通过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等科学技术的应用,在保护农业生态环境的原则下,减少了化学(化肥、农药、除草剂等)的使用量,实现对农业生产的全过程控制,避免或减少了生态环境污染,是生态环境友好型的绿色产业。4、现代农业是高投入、高保护的产业。现代农业注重集约投入生产要素,通过增加资本投入、应用现代科技和装备、强化组织管理,改变了农业粗放经营状况,提高了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同时,现代农业是国家高度保护的产业,发达国家现代农业发展历程证明了农业教育科研投入、农业科技推广、补贴、农业保险、法律法规建设等方面的高保护政策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保障。
从技术特征来看,常规意义上的现代农业技术特点一般包括化学化、水利化、机械化、电气化等。当今发展现代农业,除了还要注重上述技术特点外,要更加关注到现代技术的新特征:生物化、信息化、安全化、环保化、循环化、标准化等特点。
关键词:农业文化;农产品品牌;对策
中国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国,在几千年的农业发展中孕育和造就了独特的农业文化。农业文化以宗法家庭为背景、小农经济为基础,内涵丰富、贯穿古今,渗透于各个行业、领域和阶层,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和核心。可以说,农业文化所蕴含的思想和价值观对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同样也体现在农产品的品牌建设上。因此,在农产品竞争由产品竞争逐步转化为品牌竞争的时代,如何克服农业文化对品牌建设的阻碍和制约就显得至关重要。
一、农业文化的内涵
从狭义角度来看,农业文化指形成于农业生产方式基础之上的观念体系,涉及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思维方式、哲学理念、伦理道德、人生态度、国民性格等。其中,农业生产的技术形态(进行农业生产的手段和方法)和社会组织形式(在生产过程中生产者的分工与协作关系),构成农业生产方式的基本内容。在技术形态方面,人力和畜力的付出是农业生产不可或缺的动力来源,而简单的手工工具则是必不可少的技术手段。在社会组织方面,血缘家庭既是社会的细胞,又是相对独立的从事农业生产的主体。一方面农业生产的稳定性和持久性使得血缘家庭千年不衰,另一方面血缘家庭的延续又为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组织保证,二者之间相互加强,形成了家庭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而农业文化则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进行的观念建构(张磊,2006)。
二、农业文化对农产品品牌建设的制约
1、经验性之思维方式的制约。
农业生产要有收获,既取决于天时、地利等自然条件,又依赖于生产者自身的能力。劳动者在平时生产中所积累的直接和间接经验是以后生产中不可多得的财富及凭借的基本依据。在经验农业基础上形成的经验性思维方式,特点便是注重经验的吸收、借鉴,轻视对事物深层的原因、本质的理性探析和概括。从目前来看,农产品品牌的发展相对落后于工业产品品牌,因而在农产品品牌打造过程中习惯采用工业产品品牌培育的相关经验、成果并受其约束,缺乏根据农产品特点、各地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以科学和理性的思维研究农产品品牌建设,从而适用性较差。
2、义利对立之伦理道德观念的制约。
在重“农”抑“商”的中国农业社会里,重“义”轻“利”观念作为正统观念长时间得以延续。随着中国社会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由于缺乏基于工业社会和商品经济所形成的契约关系和商业道德意识,人们追求“利”时往往轻视“义”,突出表现为诚信的缺失。在建设农产品品牌的时候,最具代表性的行为有两种:一是合同履约率低。对农产品而言,生产大多以农户家庭为主体,而销售则大都通过签订契约由中间商进行。农户在农产品市场价格高于契约价格时往往不执行购销约定,私自出售,而中间商在市场价格比契约价格低时则拒收拒购,或者压级压价等;二是以次充好,制假售假。据媒体报道,国内很多“进口水果”其实都是国产的,只是贴着“进口标签”而已。
3、中庸取向之哲学观念的制约。
农业生产的典型表现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帝王世纪•击壤之歌》)。人们的活动领域比较有限,交往主要在宗族亲属中进行,重“和”与“仁”的相互关系造就了“中庸”观念,其负面效应是对创新意识的摧残,突出表现为技术创新不足。农产品竞争的核心是技术竞争,通过技术创新提高农产品品质是建立品牌的内在要求。我国的农产品生产经营者由于缺乏冒险和创新的精神,往往强调模仿,致使农产品的科技含量非常低。
4、皇权意识之政治思想的制约。
在古代中国,皇权意识作为小农经济的产物构成了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制度则成为封建社会政治的基本特征。直到现在,政府仍然高度集权,掌握着众多的资源,并通过资源的调控和分配来影响社会中其他主体的价值选择与判断。品牌的实质是生产经营者向消费者传递某种产品信息的自发性的市场行为。但是在我国,农产品品牌培育并不完全是农产品生产经营者自发的市场行为,而是缘于政府的部署和推进。在自上而下政治运动式的品牌建设热潮中,创建品牌农产品被各级政府当作政治任务来完成。近些年来农产品品牌数量的迅速增长并不是市场选择而是政府行政权力干预的结果。
5、讲求实用之人生态度的制约。
农业生产讲求一分耕耘一分收获,遵循效益最大化原则。这种状况使人们的一切行为和思想活动以取得实际功效为目的,由此形成了过于“实用”的心理,注重短期而非长期效益。在农产品品牌的培育方面,很多农产品生产经营者认为农业品牌效益优势不明显,投入多且创建难度大,因此他们的理念和行为仍以产品经营而非品牌经营为核心,最看重的仍然是农产品是否能够卖出去。
6、自我封闭之民族性格的制约。
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其典型表现是“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潜夫论•叙录》)。当今农产品竞争,已经由单个产品的比拼转变为与其相关的整条产业链甚至是整个产业体系的比拼。有时,产前、产后环节比产中环节即农业生产过程更重要。而我国的现状是产前、产中、产后环节相互脱节,难以形成合力。同时,我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生产规模小、经营分散、农民合作组织化程度低,使农产品品牌存在一定的分散性和分割性,同一区域一品多牌现象比比皆是,各品牌之间各自为政,甚至恶性竞争,没有抱团形成合力集中打响品牌。
三、推进农业文化创新,促进农产品品牌建设
1、形成科学思维习惯,合理借鉴工业产品品牌建设经验。
在分析国内外工业产品品牌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各地独特的自然资源、悠久的种植和养殖方式与加工工艺、悠久的人文历史渊源,在充分利用农产品“自然”和“人文”差异化的前提下,找出农产品品牌建设的内在规律,通过与众不同的品牌设计和宣传推广,塑造独具特色的农产品品牌。
2、坚持义利合一观念,以诚信促进农产品品牌发展。
坚持义利合一的观念,一方面既要肯定谋利对品牌建设的激励作用;另一方面也要求自觉地把利益的追求纳入道德的轨道,做到诚信经营。为此,一要将诚信意识渗透到品牌建设的全过程;二要顺应市场经济潮流,从缺乏责任心和商业道德缺陷的传统文化氛围中挣脱出来,自觉地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三要加强与贸易伙伴的精诚合作,重合同,守信誉。
3、改变因循守旧观念,以技术创新为农产品品牌建设提供内在支撑。
通过树立激励创新、鼓励探索、包容个性、宽容失败等观念,推进技术创新,逐步提升品牌农产品的科技含量。赵兴泉(2006)认为,采取的措施包括:积极推进以提高农产品质量为核心的技术改造和技术攻关;引进、培育良种,优化品种结构;积极推广先进适用技术;提高农业企业家、农业科技人员、农民的整体素质等。
4、改变“权力本位”思想,明确农产品品牌培育中政府的角色。
农产品品牌建设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但必须明确政府在其中的角色,避免越俎代庖,以行政权力代替市场机制。罗高峰(2010)根据吕鸿德(1996)政府倡导者角色的理念、贾爱萍(2004)政府规划者角色的理念、McCarthyandNorries(1999)政府扶持者角色的理念、埃里克•乔基姆塞勒(2001)政府服务者角色的理念、王玉莲(2008)政府管理者角色的理念,提出农产品品牌建设中政府要起到倡导者、规划者、扶持者、服务者、管理者五大角色的作用,为农产品品牌培育提供完备的扶持系统。
5、改变过于追求实用观念,注重农产品品牌建设的长期性。
品牌建设对农产品生产经营者来讲,是一个长期且非常艰难的过程。农产品生产经营者要将品牌经营而不是产品经营作为核心理念,针对目标顾客确立品牌定位,打造良好的品牌形象,以提升品牌的满意度和忠诚度。
6、培育合作观念,共同打造农产品品牌。
一方面可以通过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形式,使农产品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形成合力;另一方面对于区域内一品多牌的农产品,单一农产品生产经营者一定要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观念,严格遵循统一的农产品技术标准和相关规范,确保质量统一,抱团宣传和推广,共同打造农产品品牌。
主要参考文献:
[1]张磊.中国传统文化转型研究[D].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06.
[2]赵兴泉,朱勇军等.浙江省实施农产品品牌战略的调查与探讨[J].浙江农业科学,2006.2.
1.中国当代社会面临的信用危机
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工人、农民还是知识分子、政府官员,都越来越多地走出了祖祖辈辈生活的空间,经商的人也日益增多。由此带来的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人际之间的丰富交往。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个人与组织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乃至个人与政府、组织与政府、政府与政府之间的交易和交往都更为频繁,交往范围更大。随着交通、通讯特别是网络的发展,可以说,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无限”可能的交往时代,人类之间的联系变得前所未有的“密切”——世界变成了“地球村”。
但是,表面上“无限”的交往频度背后是人们非常“有限”的交往深度,人们在交往日益“密切”的同时却似乎永远地丧失了交往的“亲密”。人们发现,彼此之间越来越难以建立信任了,哪怕曾经是两小无猜、亲知近邻。“杀熟”这一名词所昭示的,是人们不再珍视信用。地球“村”没有乡村里温馨宁静中的朴实与坦诚,没有乡村里人与人之间的默契和信任;相反,现在的乡村却日益沾染了城市之风,农民也开始用自己的信用换钱而最终在几年间毁了几千年积累下的美德。信用,真如当年鲁迅所说的,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1]。
对此,许多人深感忧虑,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指出,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繁荣景象背后依然涌动着暗流:我们正在面临着巨大的“信用危机”。[2]人们看到,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过渡的特定时期,……诚实信用的传统道德受到冲击,短期行为以及不讲信用大行其道。……从产品信用到市场信用,以至于整个社会信用存在全面短缺”[3]。这导致“当下我们在建设市场经济过程中陷入了一种怪圈:一方面各种市场法制规则不断完善,市场运行有法可依;另一方面部分市场主体个人信用沦丧”[4]。人们在慨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同时,自己的行为却又充满了投机取巧、见利忘义的色彩。更有经济学家认为,目前中国经济的首要问题“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信用不足”。林毅夫教授指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信用体系在我国刚刚出现,处于起步阶段,远远谈不上成熟。企业信用制度没有建立,个人信用更为落后,造成市场经济秩序混乱,我国历史上长期形成的‘童叟无欺、诚实守信’的商业信用传统也大大削弱。”[5]
更让人们忧虑的是,信用危机带来的现实影响严重制约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这表现为“假冒伪劣商品泛滥、虚假广告遍地,企业之间三角债、银行呆坏帐、信用卡诈骗、偷税漏税、走私骗汇等问题,造成全社会的信用危机感,影响经济运行效率。……同时涉及信用的经济纠纷、债权债务案件及各种诈骗活动也大量增加,失信泛滥进而降低社会道德水平”[5]。信用危机“反映在经济领域就是,加大了交易风险和成本,阻碍了市场主体间的正常经济交往,压抑了资本的活跃程度。反映在社会层面就是扭曲了社会评价体系,品行信用恶劣者无论从社会评价上还是经济上都不用付出相应的代价,反倒是只要有钱便成为人人景仰的英雄。”[4]。信用的丧失也影响到了国际贸易,在西部大开发中这一点体现得尤其明显。“西部各省、区政府引资的热情不能说不高,出台的引资文件不能说不优惠,但目前引资的效果却并不是十分理想。……国内外资本没有滚滚流入商机巨大的西部地区市场”,重要的原因是西部的政府和企业还缺少良好的信用。对于海外投资者而言,撤回投资“不是大陆没有市场,很简单的原因就是商业信用和商业道德太差,应收账款收不回来”[6]。而我们知道,如果人们之间没有信用,企业没有信用,甚至政府也不讲信用,那么交往、交易以及其他正常的社会生活都将难以进行。因而有人认为:“如果任这种信用沦丧的局面持续发展下去,不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目标将变得遥不可及,而且还会带动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滑坡,从而使依法治国失去最根本的道德支持。”[4]
2.理解信用危机的社会科学方法
面对着日益严重的“信用危机”,人们在寻求着解救之道,如建立信用数据库、信用中介、信用排行榜等等。但是,治病必须先诊病,只有找到病因,才能对症下药。我们必须思考的是:为什么在市场经济和现代化进程中会出现“信用危机”?根本性的问题究竟是什么?人们把解决这一问题的希望寄托在信用制度的建立、道德的约束、政府的管制和法律的规范之上,那么这些措施会对于解决这一问题有帮助吗?如果不能,应对“信用危机”的基础条件究竟何在?流星,
在有关“信用危机”成因和解决之道的理解上,大致说来有两种基本的态度:一种是道德哲学的[7],一种是社会科学的。人们通常采取的是道德哲学的态度,得出的答案是,“守信”是一种美德,因此背信违约的人都是道德败坏;或者换一种表达,是认识上的错误或者观念上的落后。[8]但是,这样的回答其实并没有给出答案,因为为什么“缺德”和为什么“失信”在很多时候不过是表里之别,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侧面。[9]我们常常把一些不守信用的行为称为没有道德。但把信用归结为一个道德问题并不能使我们获得更深入的认识,除了由此引发出的“道德义愤”和相应的意识形态批判以及借以展现的社会良心,我们无法从这一进路获得更多的启示,更不要说是解决的办法。把问题归结为道德败坏也就意味着终结思考。要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必须选择另外一条进路。流星,
我们或许都曾经向别人发誓诸如从今天早起床一个小时之类的事,但是我们似乎都在随后的日子里背弃了自己的诺言,铮铮誓言总会被起床时的困倦之苦所压倒。这个事实似乎表明,我们总是从衡量“当下”的、可以确知的快乐和痛苦——或者用经济学的术语成本和收益——出发来选择行动。如果我们向别人承诺早起床而没有履行,而对方也很看重这个承诺,比如他是你的老板,那么即使是这样轻微的“违约”行为也会被认为是“失信”。进一步讲,即使是很少的人履行了诺言,那么他们也不是因为履行诺言本身是一种美德,而是因为看重了早起所带来的长远利益,如身体健康、学业有成、领导赏识,等等,这和不起床这一与之相反的行为选择在逻辑上是一致的。由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知道,是因为履行诺言对人们有利而促使“应当守信”成为原则,而不是“应当守信”这个原则促使了人们履行诺言。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人都希望别人守信而自己不愿意守信的原因,不然为什么要强调“信用”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是否有信用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道德问题,而是一个利弊权衡的问题。换言之,只有在守信是对自己有利的时候,人们才会守信;相反,如果背信比守信更有利可图,那么人们就会背信。这就是经济学和法学上所津津乐道的“有效违约”。而这样一种理解也正是本文所采取的进路。
不过,这样一条进路只是从方向上引导我们把握“信用危机”的一般原因。要回答前面提出的问题即为什么在中国古代的小农经济和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下,人们都很珍视“信用”,而当我们向市场经济这个更为高级的经济形态迈进的时候却反而要面临“信用危机”时,我们还要从不同经济形态的历史语境出发来具体分析。
二、市场经济对传统信用的摧毁
1.中国传统经济中的信用制度
中国古代是一个珍视信用的社会,我们历代传下来的古训正表明了这一点:“民无信不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一诺千金,一言九鼎”,等等。而这与当时的经济基础密切相关。
在传统的小农经济中,人们生活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内,从事的生产活动和日常生活都大体类似,都遵守相同的生产和生活的规律,春种秋收,日出而作,日暮而息。对此,先生有非常精辟的论述:“农业和游牧业和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侍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了土里。……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粘着在土地上的。……一代一代的下去,不太有变动。……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10]7“乡土社会是一个生活很安定的社会。”[10]21
在这样一个祖祖辈辈都生活在一个固定的空间里的“社区”中,人们彼此都是熟人。“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的社会。”[10]22,7而且,这种“熟悉”也是因为相似,“乡土社会里是‘人怕出名,猪怕壮’。不为人先,不为人后,做人就得循规蹈矩。这种社会用不上常态曲线,而是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一套”[10]22。
深入的彼此了解是传统信用的根本。以人口定居和熟人社区为特征的小农经济,造就了人与人之间的坦诚无邪,造就了人们之间的亲密、默契与知根知底。在这样的情况下,信用是根本不用强调就通行的规矩:“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这信任并非没有根据的,其实最可靠也没有了,因为这是规矩。……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10]10。退一步讲,在这样的社会中,即使有人想要坑蒙拐骗也是很难实现的,因为日常的交往规则也全都是彼此默会的,稍有动作就会被察觉。人们之间太知根知底了,即使“一次两次”骗倒这些憨厚朴实的人是很容易的事,但是在一个人口不怎么流动的地域,“再三再四”就几乎不可能了。
更为重要的是,信用是一个人在熟人社区的生存之本。一旦丧失了信誉,生存本身就岌岌可危了。因为小农经济的定居和熟人的特点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就是隔绝和束缚。在这样的社区中,一个人或一个家庭就被完全隔离并监管了起来。因为人们既走不出这个圈子,又每天都在这个圈子的注视之下。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社区的依赖也是格外强烈的,因为即使在经济上能够自给自足,但在其他方面也仍然需要群体的帮助。[10]9如果失去了信用从而没有人愿意与之交往,那么一旦遇到天灾人祸、遇到诸如水利、安全保卫这类只有群体才能应付的事情,这些人就会遇到严峻的生存危机。我们知道,以上所说的那些需要群体应对的困难在古今都是经常发生的。显然,在小农经济下,信用成了生存最大的保证。
这样的生存境地是给定的,因而守信用也就自然会成为人们的天性。“生活上被土地所囿住的乡民,他们平素所接触的是生而与俱的人物,正像我们的父母兄弟一般,并不是由于我们选择得来的关系,而是无需选择,甚至先我而在的一个生活环境。”[10]10以至于在传统的小农经济下,“信用”根本就不是个会被提出的问题。信用就是道德,就是习惯,就是天性。
在计划经济下,人口定居和熟人社区这两个特点丝毫没有改变。农民不允许进城的政策、城市户籍管理制度、“单位”以及各级党政组织的建立,反而强化了这一特点。计划经济时期,全国的思想高度统一,“忠诚可靠”的成为了人们行为的榜样,“不老实”的“坏分子”是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这就让有贼心的也没了贼胆。所以这一时期,信用甚至会比小农经济下更好。
2.现代市场经济对传统信用制度的冲击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推进,越来越改变了人们的生存环境:人们活动的空间大大拓展,机会越来越多,时间越来越成为最稀缺的资源,人口在大范围流动起来;人们日益进入一个陌生的社会,彼此的观念趋于多元,竞争激烈、风险加大、权威削弱,新生事物层出不穷,社会急剧变化。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个体的行为方式也必然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逐利”越来越成为人们的首要目的,人们摆脱了地缘、血缘的束缚,生活自立、选择自主和责任自负成为了现代人的特点,而这些因素对传统信用的冲击无疑是致命的。
首先,人口的流动和关系的陌生,就使得人们之间不可能有很深的了解,不可能建立起小农经济下那样无间的信用。“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凡事事先都)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10]10“在我们社会的激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在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10]10-11费先生的剖析实在是鞭辟入里。传统的信用是扎根在传统的小农经济、乡土社会中的,有其存在的需求和现实条件;现在“时代不同了”,人口定居和熟人社区一去不复返,传统的信用也就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基础。
现代的人口流动、机会增多、变革加剧和权威削弱以及个体的自立自主都使得现代人受到的束缚和控制变小了。换句话说,人们也具有了打破传统信用的可能。
在今天激烈变革、追名逐利的社会之中,信用越来越不足以保障人们的生存,更别说发展了。“老实人吃亏”、“老实就是傻”反映了现代社会的新标准,精明算计成了人们立足社会的根本。正如亚当?斯密所分析的,现代人的自私和理性是在现代市场经济大潮的激荡中不得不为的生存之道。[11]传统的信用不但不能帮助人们适应时代,甚至往往成为了自设的樊篱。这时,打破传统信用已经不仅是一种可能,而且会成为意愿。
现代的社会环境和个体特点使传统的信用不再具有存在的基础,也不再成为人们生存的保障和有利的行为选择,因而也就不再为人们所珍视。我们可以看到,无疑是市场经济与现代化一手促成了这一切的变化。
但问题也就出在这里。市场经济在打破了传统社会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秩序以及与之休戚与共的传统信用之后,却不可能在短期内建立起新的适用于现代社会的现代信用。于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一边是传统信用的瓦解,而另一边却是现代信用的缺失,出现了信用制度的“青黄不接”,信用危机就由此而来。
信用危机的出现是市场经济建立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社会现象,不以我们的好恶和意志为转移,而是现代人不得不面对的“命运”。人们对于传统信用的丧失是非常痛心的,甚至以此来批评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但是,这些批评的道德色彩过于浓重,对于理解问题本身并无补益。如果我们抛开感情因素而冷静地加以分析,我们就会看到,既然打破传统信用是市场经济展开和推行的必然结果,那么我们选择了市场经济也就意味着我们选择了放弃传统信用,在选择了市场经济后又来批评市场经济毁掉了传统道德就没有丝毫的道理。熊掌与鱼不可得兼,我们要从小农经济和计划经济进入到市场经济就必须承担传统信用衰败的后果。市场经济带来了繁荣多彩的现代社会,但也带来了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和惮忌。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其实,这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早已经入木三分、淋漓尽致地被刻画了出来。
因此,我们只有在正视市场经济进程中信用危机不可避免的前提下,才能找到解决之道。道德的批评和一时的意气最终只能成为我们逃避现实和推卸责任的借口,而于事无补。我们要做的,不应是发牢骚和谈感慨,而应是借助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所提供给我们的分析工具来进行心平气和的思考,寻求应对的良方。
三、市场在克服信用危机中的基础性作用
1.信用危机非市场解决机制的困境
面对传统信用危机,呼声最高的是引入政府干预、颁布相关法律和加强道德教育。许多人呼吁:“信用是市场经济得以运行最起码的基础。”[4]“市场经济不仅是法制经济,也是信用经济”[注:这一口号目前颇为流行。参见刘晓辰:《构建诚信责任对市场规范意义重大》,2002年7月15日《中国证券报》;梁庚水:《信用是财富》,2001年8月2日《茂永晚报》;李雯:《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的信用制度建设》,《理论与探索》2003年第3期;《呼唤信用经济》,2001年12月17日《福建日报》;任保平、钞小静:《经济转型时期市场秩序建设的信用制度供给》,《思想战线》2006年第1期。],并且开出了自己的药方:“大力培育社会信用观念和意识”,“大力倡导诚实守信的职业道德”[13],以期“在不太长的时间内,使我国社会信用观念淡薄和信用制度缺失的现象有一个根本的改观,为建设市场经济和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奠定坚实的社会信用基础”[4];促进“信用管理系列的立法和执法,即使用信用的规范和失信惩罚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政府对信用交易和信用管理行业的监督和管理”[5];“加强法制建设,要维护法律在防范和化解信用风险和危机中的权威性、严肃性,把社会信用建立在法制的基础上”[14]。
这些观点显然认为,由于市场经济导致了信用危机,必须强化道德教育和由政府与法律加以有力的引导和干预。[15]林毅夫教授在接受采访时明确提出了这一观点:“市场自我规范也有缺陷,比如监理公司有可能对施工队进行过分的干预或者收到施工队的好处而不负责的进行监督管理,政府要做的工作就是防止这些情况的出现。”[5]
2.市场对重建现代信用制度的基础性作用
市场中有人会利用权力寻租,但是政府不会寻租么?难道政府的权力不是更大,不是更有寻租的动力?愿望良好的人们显然虚构了一个公正无私的“理想政府”,并且忽略了市场自身的巨大影响。这个“理想政府”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如此强调政府管制的结果很可能是欲速则不达,反而会阻碍市场功能的发挥。实际上,林毅夫教授自己也承认,“市场有自我净化功能,可以通过制度的选择和安排来实现”。他举的例子也很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在家居装修市场,存在着偷工减料、不按标准施工、以次充好等不守信行为。针对这种现象,北京就自发地出现了‘居然家居市场’,进入这个市场的工程队,必须遵守它所制定的规范,报价设计合理、操作规范等,这样就把信用好的施工队和街头‘游击队’区分开,进入这个市场的施工队信誉好,生意好,取得的回报也好,市场的这种安排使守信者得到收益。同时,家装还需要专业信息和专门人才,市场上就出现了专业的监理公司,为业主提供服务,帮助他们考查施工队的操作行为、用料情况等,杜绝了施工队可能的失信行为。”[5]不仅中国的市场机制已经在逐步克服信用危机,西方国家的经验也可供参考。“在美国,每个人都有专门的信用号码和由专业公司做出的信用报告,以供任何公司、银行和业务对象有偿查询。若个人信用差就有可能被打入黑名册,直接影响到经济生活。”[16]依靠市场自发建立的这些消费者信用报告,美国成为了世界上消费信贷相当发达的国家之一,其信用制度已经相当成熟。[17]这些例证都说明了林教授强调的市场的“自我净化”能力。
信用的建立需要也只能以市场为基础。面对着这样一个瞬息万变和无限丰富的现代社会,政府往往会显得力不从心。[18]同理,人们往往把责任归结为政府,也是走错了路:信用制度建立缓慢的原因不是政府的阻挠或者延误,而是制度本身缺乏支撑的基础,建立起来也是空中楼阁。而市场的完善,是一个公共选择,需要量的积累。[19]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建立信用制度已有150多年的历史,目前个人信用消费已占全社会消费总量的10%以上,企业间的信用支付方式已占到社会经营活动的80%以上,纯粹的现金交易方式已越来越少。即使在个人支付活动中,信用付款方式也已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比如在奥地利,信用制度建成已久,奥地利国民对使用信用卡和信贷消费早已习以为常。[20]
要解决信用危机,必须首先认识到市场经济是重塑信用的基本机制,认识到市场本身的基础性作用。那些把信用危机看作市场的阴暗面从而过分强调通过规制和制度建设来解决问题的观点是舍本逐末。这带来的一个直接的后果是,许多人把解救之道放在了政府、法律和道德观念之上,而市场在这个时候成了盲点。市场经济摧毁了传统信用,也必然要依靠市场经济来重塑现代信用。[21]85-88法律只能成为辅助的工具,而道德说教已经根本起不到作用。“要改变信用沦丧的这一现状,简单的呼吁是苍白的,毕竟不讲信用,而轻松获得利益的诱惑胜过任何谆谆教导”[4]。
四、市场机制下的信用特点及其建立条件
1.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代信用制度特点
既然要从市场经济本身来寻求信用危机的解决之道,我们就必须从把握和依照市场的经济特点以及由此导致的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特点着手。前文的分析已经表明,人们是否珍视信用是一种在特定时空内的趋利避害的行为;而市场经济是一种跨地域的大规模经济,它在最大限度上拓展了现代人的生存空间,并使现代人的利害算计成为了生活的首要问题。由此我们可以引申出的结论是,现代信用的生命力必然不同于小农经济下的传统信用,它必须能够在大的时空格局中成为人们利益的有效保障,否则就没有意义。现代信用的基础不是固定的居民、熟悉的人群、稳定的社区,而是流动的人口、陌生的个体、变动快速的社会。现代信用对于现代个体(包括个人、企业以及某些时候的政府)的最大功用就在于它能够在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最大可能的促成这些不断流动的、陌生的、自利的个体间的有效合作。
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市场作为现代的合作机制,其运行的效果取决于“交易成本”的高低。[注:参见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出版社1991年版;张五常:《经济解释》,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而与交易成本密切相关的首先是信息问题。市场经济的跨地域性和交易双方陌生性就使得交易所必需的信息很难获得。现在为人们所乐道的国外“信用商品”、“信用消费”就是为了解决交易信息问题而产生的。[23]与信息问题密切相关的是交易安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交易不但跨越的范围广阔,而且标的也往往非常大,在缺少信息的情况下,信用本身就是一个安全的信号,可以成为规避风险的指示灯。[23]品牌和商誉正是作为一种现代信用,来标识和保证交易安全。
至少就传递信息和节省交易成本而言,一个有信用的现代个体更有利于促成交易,促进投资和资金流通。因此,实际上现代信用本身就成了非常有价值的无形资本。之所以出现假冒伪劣的行为,恰恰是假冒者要搭现代信用的无形资本这个便车而引发的。近年很多大企业纷纷推出“信息论坛”等类似的大型研讨会,许多学者纷纷对信用问题发表看法,“信用危机”是一个直接原因,但是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了信用在市场经济中的巨大价值。显然,正是在这里,现代信用开始找到了自己的合适位置。我们也进一步发现了现代信用与传统信用的一个不同:传统信用,用先生的话来说,是一种“不假思索”的近乎天性的习惯,而现代信用是基于人们理性算计的功利选择。一句话,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代信用就是一件商品,虽然是比较特殊的商品。但是,市场经济中哪一件商品不是特殊的呢?
因此,影响现代信用的首先不是所谓“信用制度”的建立以及法律的规制,而是参与交易的个体对信用价格的判断;信用制度能够起作用的前提也并不是因为这个制度本身如何的先进,而是因为这个制度能够把每一个不同个体的信用价格充分和真实的标识出来。换句话说,现代信用的确立首先是人们认识到“信用有价”,它的建立则必须依赖对市场中每个个体的信用“实际定价”。这也就是张五常教授反复提及的弗里德曼的名言:“人的灵魂是可以出售的。……人各有价!”[24]
2.建立现代信用制度及信用定价的困难
既然信用定价可以解决信用危机,为什么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信用危机仍然无法得到有效的缓解呢?其困难在于,从意识到“信用有价”到能够较为便利地对每个个体信用进行定价,这中间的距离仍然是非常大的。由此,我们可以很容易发现目前炒作得很热的所谓“个人信用制度”、“社会信用制度”、“信用记录与公布制度”以及相应的“信用消费”和现在大力推行的“学生信用贷款”等等,虽然都是很有针对性地提出的、解决当前信用危机的解决办法,都表明了人们的热切愿望,但是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对每个具体的个体信用进行实际定价的问题。人们期待的那些信用制度短期内都不能帮助定价,反而要以个体信用定价作为运转的基础。
一个耐人寻味的例子是,在以信用为基础的分期付款购车、购房这类商业交易中,商家(银行、保险公司以及经销商)并不认可所谓信用记录和那些信用中介,甚至不完全相信自己以往的信息记录,而都要从头“层层盘查,真可谓‘宁可少贷一千,不能错贷一人’。购房贷款要清查一遍,汽车信贷要清查一遍,反正只要是与信用沾边的事,都要从头再来。”[26]对风险的恐惧是贷款方或担保方设立层层关卡的重要原因。银行、保险公司、经销商都没有错,试想谁愿意将钱借给不知根知底的人?但问题是,这样周而复始的信用“盘查”何时是个尽头?对于一手托三方(厂家、经销商、消费者)的信用消费,是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认可的:对小到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到国家拉动内需来说,信用消费都是一把难得的“金钥匙”。然而,这把在国外屡试不爽的“金钥匙”缘何带到国内就锈迹斑斑呢?难道中国人都是不讲信用的?波斯纳的目光很敏锐,他看到了“信用消费,是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认可的”,人们认识到了信用的价值,但是在具体定价过程中,“这把在国外屡试不爽的‘金钥匙’……带到国内就锈迹斑斑”。“主要问题之一就出在政府有关部门上(对个人资料发掘权应该由政府享有)。在老百姓遭遇到信用消费的诸多麻烦手续后,尽快建立信用制度成了长期以来老百姓的一致呼声,然而遗憾的是‘建立信用制度’一直‘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耐不住性子的一些金融机构纷纷推出信用评价体系,各自为政,信息不能共享,致使一些消费者往往在某金融单位信用良好,而在另一金融机构信用为零。购房贷款与汽车信贷也同样遭遇着‘信用割据’的尴尬:购房时信用与购车时的信用依旧‘老死不相往来’。信用的一统已迫在眉睫。”[25]
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在如今颇为普遍但也颇为怪异的现象:人们一方面承认信用有价,另一方面,在实际定价中又不得不否定信用的价值。于是周而复始的信用“盘查”这种怪现象的出现就是必然的,因为“个人信用”这种商品刚刚投入市场,市场还要反复的加以估量。这时无论是民间组织、中介机构还是地方或中央政府都无法通过建立几套制度或颁布几部法律来解决这个问题。信用定价最终只能靠市场本身来实现,这同其他商品的定价并无差别。许多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在这个必定信息不完全、存在交易成本的世界里,市场是定价的最佳系统。
“信用定价”困难除了这个一般性的原因外,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即信用不但是一种商品,还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每个人自己对自己信用的估价很可能同市场对之的定价不等。西方国家常常会出现的信用卡透支欺诈的情况很能说明这一问题。次级贷危机是新近的例证。即使现代信用制度建立起来了,可以很便利地为每个个体定价,由于个体自己认为自己“不值那么多钱”,那么也还会出现信用欺诈的情况。问题的实质在于信用存在双重估价:一是别人对一个人信用的估价;一是这个人自己对自己信用的估价。当代信用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信用商品的外在估价和内在估价不同这一特点。
中国社会当代的“信用危机”不应笼统地归结为“中国人都是不讲信用”甚至大而化之地指向民族素质,而是因为具体的信用定价机制没能及时建立,人们在一时没有办法给每个个体信用进行简便定价的情况下,只能把信用的价格压低,甚至确定为“零”。3.克服现代信用危机和完善信用定价制度的长期性
由于信用定价的上述特点和实践困境,现代信用危机的克服和信用制度的建立势必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急功近利的政府干预只能导致欲速则不达,因为信用定价既不是政府所能解决的问题,同时,让人们认识到“信用有价”、“人各有价”也并不全是政府的“道德教育”、“法制教育”、“精神文明建设”的功劳。我们必须一直坚持的思路是从市场经济本身和现代社会以及现代人的特点来理解这个问题。[26]而按照这一思路,最终决定人们行动的只能是每个人权衡利弊后的理性选择。新晨
当然,这并非是说政府和法律不该或者不能起作用。美国次级贷危机的发生的确在提醒我们注意政府监管和法律规制。我们不能把政府和法律的作用作为基础性作用,市场才是基础。[27]那么,政府和法律的作用是什么呢?其最重要的作用是抬高一个社会中信用的平均价格。而提高信用平均价格的方法可以有两种:一个是惩罚背信行为,一个是奖励守信行为,即分别提高背信的成本和守信的收益。一个人不守信付出多少代价,也就意味着这个被背弃的信用价值多少,同样,一个人守信的收益也可以度量信用的价格。因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以即使是对某一个特殊个体的惩罚或奖励也都意味着在对每个社会成员的信用价格进行调节。每个人在此基础上可以通过自己的行为提升和降低自己信用的价格。
信用制度的建立与市场经济的成熟一样,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实现的,“需要时间的鬼斧神工”[28]。时间可以把许多起初看似不利的因素化为促成转变的最初条件。“信息割据”固然可忧,但是这恰恰是最终建立统一制度的基础,至少可以培养某些非正式制度的生成。人们也需要在时间的磨砺中不断觉醒,不断认识并且最终确定信用的价值。正如苏力所说,“时间是超出任何个人或一些人的能力的,是‘上帝’的事业。事实上,时间本身并不可能有什么神力,而只是一种简便化的标记,它标记的是各种资源的积累、传统的承接或转换、合法性的确立。我们的责任只是,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大背景下,注重研究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这就是在创造、积累资源。”[21]22[感谢匿名评审人和伏军博士提出的修改意见,也感谢北大经济学院曹和平老师的提醒与点评。感谢曹志勋同学出色的研究帮助。一如成例,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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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蒋万胜]AttributiveCausesforCurrentCreditabilityCrisisinChineseSocietyandItsSolutionthroughMarket
LINGBin
(LawSchool,BeijingUniversity,Beijing100871)
Abstract:Acreditabilitycrisisoccursbecausemarketeconomyhasreplacedthetraditionalcreditabilitywhichdependedontheplannedandsmallscalefarmingeconomyforsustenance,butamoderncreditabilityishardtobeestablishedinashorttimetoadapttomarketeconomy.Theessenceofcreditabilitycrisisliesinthefactthatcreditabilityasaspecialpieceofmerchandiseunderthecircumstancesofmarketeconomyishardtobepreciselypricedbecauseofimmaturemarketmechanism,whichleadstoaconfusionincreditabilitymarket,hencethecreditabilitycrisis.Thiscreditabilitycanberemovedbylaworgovernmentalinterference,butcanonlydependupondevelopmentofmarketeconomyandthecourseofsteadyaccumulation.
KeyWords:moderncreditability;creditabilitycrisis;systemofcreditability;marketmechanism
摘要:市场经济取代了传统信用赖以建立和存续的小农经济和计划经济,但是难以在短时间内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的现代信用,由此带来了信用危机。信用危机的实质在于,信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成为了一种特殊商品,但是这种信用商品由于市场机制尚不健全而难以得到准确的市场定价,导致了信用市场的混乱并最终引发了信用危机。这一危机很难依靠法律制度或者政府干预加以化解,而是只能依靠市场经济的发展,在逐步积累过程中得到清除。
关键词科学思想元气阴阳五行
1科学思想的概说
一般来说,科学思想是在具体的科学认识活动中,产生、阐述和解释科学假说和理论的最一般的概念框架和信念基础。一方面,它制约着科学认识过程中的思维方式,影响着科学方法的形成及其发展方向,对科学理论的构成起到了指导作用,影响到社会对科学价值的评价。另一方面,一定历史时期的科学思想作为社会思潮的一部分,也是历史传统与现实生活在科学活动中的反映。它要适应人类从自然事物、自然现象获得认识和心理满足的社会要求,也就是说,科学思想一般应和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思潮相容。科学思想应该满足科学实践对理论的要求,科学思想应能够反映科学实践所显示出来的认识倾向。
科学思想从内容上分析包括:①对自然的普遍形式,万物存在的方式,事物与现象变化之间联系认识的一般观念。科学思想反映了对自然整体图景和规律的综合认识,表现了对自然事物认识的客观性和实证性,从而成为宇宙观和方法论的基础。②对认识自然的目的、基本途径及用什么方式来表达和确证这种认识的一般看法。③社会对科学技术、社会价值的一般看法。从科学认识活动的角度看,就是对科学对象、科学任务、科学工具、科学方法、科学与社会环境关系的基本看法。这些构成了科学活动中的指导思想,为科学认识的思维过程提供了基本框架,使科学活动沿着一种规范式的方向发展。
2我国传统科学思想的特点
科学思想是从探讨宇宙的本原和秩序开始的。气的观念、阴阳观念和五行观念是中国自然哲学中最为基本的几个内容,这些观念是中国古代人民探索自然的成果,孕育了中国古代科学思想。
关于宇宙万物存在和变化的原因,西周时期,人们在这方面的认识有两个基本点,“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故先王以土与金、木、火、水杂,以成百物”。这种观点是用具体的感性可认识的物质充当了万物的本源,并提出了万物构成的方式。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认识能力的提高,这种用具体物质形态来说明万物的构成、宇宙的起源遇到理论和逻辑上的困难。到春秋战国时代,关于万物本原的探讨更倾向于寻找一种超越感觉、经验和具体物体的东西来解释大千世界的起源、存在和变化。老子用道作为万物的本原,勾画了大千世界的起源和生成图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淮南子·本经训》用气的学说进一步说明万物构成和发生的物质原因,认为“阴阳者承天地之和,形万殊之体,含气化物,以成桴类。”汉代的董仲舒、王充都各自讨论了有关气的思想。“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夫人所以生者,阴阳也。”元气论至此成为占主流的理论,它不仅讨论了万物之生,而且还探讨了事物的变化,讨论了无形之气与有形之物的相互转化以及有形之物的发生和演化。这种认为宇宙本原是气的生成论,相对于西方占主导地位的构成论(主张变化是不变的要素之结合和分离)而言,更便于建立概念体系的功能模式,适合于由代数描述,而代数形式又易于发展类比推理,于是形成了中国传统科学的功能的、代数的、模型论的特征。而且“元气”这一概念可以用来说明从自然现象、社会关系到人的精神世界的一切,不是一个纯粹反映物质世界的总体性范畴。人们可以运用这不可明言的“元气”,随心所欲地用自然现象来依附、论喻伦理政治,或用人事来类比自然。这种倾向不可避免地导致用玄学的思辨来代替经验的考察,使理论思维本身缺乏严密的逻辑性。
朴素的辩正思想。早在《周易》中就包含了人们观察世界的辩正思维方式。朱熹曾说,《周易》有两条基本原则,一是“流行”,二是“对待”。流行者,过程也;对待者,矛盾之对立统一也。整个宇宙,无非是一个过程,一对矛盾。在《周易》基础上,经过历代思想家和哲学家的批判发展,逐渐形成了一套严密的阴阳变易的逻辑理论体系。阴阳,本义是指日照的向背,“阴者见云不见日,阳者云开而见日。”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们用这一概念来解释自然界中相互对立、彼此消长的物质或其属性和阴阳相互作用对于万物产生、发展的作用。《管子·乘马》说:“春秋冬夏,阴阳之推移也;时之短长,阴阳之利用也;日月之易,阴阳之化也。”《庄子·天道》说:“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阴阳论看到了事物内部对立统一的力量,并且以此说明整个世界的运动,但忽视了事物运动的因果联系。
五行相生相克的循环论。古人在农业生产活动中,观测到四方和四季周而复始的现象,如《易传》所概括的“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方位与时间的对应循环,以日的运行最为明显。日从东方升起,转到南方,又入西方。政治生活中朝代的周期性盛衰更迭、治乱分合的往复交替,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更强化了人们的循环观念。邹衍在用金、木、水、火、土五行推演四季和自然现象的基础上,还用五行的这种相生、相胜来演绎人类社会的王朝更替和历史兴衰,把历史的发展说成是“五德转移”的结果。总体来说,中国传统思想用五行说来表明事物的变化和联系,但这种变化和联系是一种机械的、封闭的循环运行,带有宿定论的色彩。它不能具体地描述各种运动、变化的规律,也不可能正确地揭示事物联系、变化过程的物质原因,只是神秘地、抽象地脱离具体条件、具体过程讲变化、联系和相互作用。元气、阴阳论与五行理论的结合,在《月令中》,四时是阴阳的体现,四时与五行配合,也就是阴阳与五行的结合。阴阳之气是基础,是本原;五行则是德,是属性,阴阳之气化生大千世界的五种属性。阴阳的对立统一,则是物质运动的最终动因。这种以气为基础的阴阳五行体系,把自然、社会和人结合为一体,形成了一个有机的体系,它是传统科学思想中宇宙论的基础,影响了科学思维的整个过程。
总之,元气阴阳五行万物成为理论诠释的固有范式,这一范式在中国传统科学思想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奠定了中国传统科学发展的基本特征,自然没能成为社会认识的独立对象,关于自然的一些经验知识是直接为政治、伦理哲学作诠释,因而在认识方法上局限于笼统的描述和整体的概括,忽视了局部细节的说明,成了一个能说明一切的方程,而不能说明一个简单的具体运动。所以,理论的形式框架只是模糊地把握过程的一般表象,忽视了事物内在结构的分析,理论思维的实证分析的趋向被抑制。而且,庄子在《大宗师》和《人世间》两篇中所提出的守宗、心离、生忘三种悟道方式也长期影响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排斥了感性经验材料的可靠性和客观性,造成传统科学思想和大量的感性经验事实相脱节或对立,容易通过玄思走向神秘主义。
3我国传统科学思想成因的初步探析
事实上,科学思想的发展会受到两方面的社会条件的影响。一方面是物质生产条件,这其中包括两个层次的问题:一是社会在生产技术上是否需要科学?是否有可能向科学提出任务和要求;二是社会能否为科学研究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如实验和观察工具与资料?另一方面是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是否有可能确立起科学发展所必需的思想自由的政治保证?
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的自给自足式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是封建中国经济结构的基础,重农抑商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奉行的基本国策。这种小农经济是一种基础薄弱的简单再生产,以精耕细作的种植农业为基础。由于没有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只要有劳动力和小块土地就能恢复和重建这种小农经济。因此对技术成果的应用和生产工具的改进,其依赖程度不大。由于这种物质生产方式的生存、发展主要依赖于气候、天象、物候周期性变化的;防旱、防涝的水利工程;和生产工具密切相关的手工业、冶炼业;农产品与手工业产品交换贸易所需的算术计算;人和畜力的疾病防治。“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早就被生产所决定”,因此,围绕精耕细作种植农业的发展,天文历法、农学、计算数学、中医学四门实用科学构成了中国传统科技体系的主体。
儒家文化将中国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引入了科举入仕的道路而鄙视科技活动,将科技活动纳入了“小人为之夸之”的方技之列,道家文化却通过修身养性的方式将中国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的兴趣沉溺于一种玄秘虚无的境界。读书人做学问的目的就是“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知识分子和精通技术的工匠相分离,研究生产技艺就缺乏文化知识方面的动力,自然科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缺乏足够的知识力量,同时生产技艺得不到理论上的总结、提高和应用上的推广和发展,所以历史上很多杰出的技术发明就无声无息地湮灭了。
中国传统的思想体系在内容上以政治、伦理为主体,形成了社会对科技活动和科技成果的价值评判的习惯看法是“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这阻碍了科学思想的发展,使知识分子对于自然事物的研究缺乏趣味。而且,他们大都以皇帝或上天的意志和圣人之言来看待各种观点、学问,也就是对自然万物的理论知识和解释缺乏实证判断的理性。也就是说,社会缺乏一种组织机制、价值的吸引,鼓励知识分子从事科技活动。
参考文献
1刑兆良.中国传统科学思想研究[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2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中)[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系统论是奥地利科学家贝塔朗菲于20世纪40年代创立的一种理论。系统论的核心思想是系统的整体观念(即整体性原则)。
贝塔朗菲认为,任何系统都是一个有机整体,它不是各个部分的机械组合或简单相加,系统的整体功能是各要素在孤立状态下所没有的性质。整体性原则要求我们把研究对象视为一个有机整体,它的性质和规律存在于各构成要素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之中,而不是其各个构成要素的孤立特征及其叠加所能反映的。
根据这一原理,对待任何一门学科,都不能将其分割为孤立的知识进行教学,而应特别注意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通过教学,不仅要使学生理解各个部分的内容,而且要使学生理解各部分内容之间的联系。
二、现行普通高中历史教材编写的缺陷
普通高中历史必修课分为历史Ⅰ、历史Ⅱ、历史Ⅲ三个学习模块,按照“古今贯通与中外关联”的原则分为25个学习专题,分别反映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等领域的重要历史内容。从教与学的实际情况来看,这种编写体例存在一些缺陷。
1.缺乏通史基础,模块学习已成“空中楼阁”
“模块”加“专题”形式的教学,必须建立在通史知识的基础上。对此《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以下简称《课程标准》)亦作了强调:“普通高中历史课程在体系的构建上,既注意与初中课程的衔接,又避免简单地重复,遵循高中历史教学规律。”但是由于历史学科在初中被严重边缘化,初中学生并没有形成系统扎实的通史知识,这对高中阶段的历史专题学习是一个巨大的障碍和制约,《课程标准》的设想仅是一个美丽的神话。
2.忽视历史时序,知识呈现显得零乱
时序性和因果关系是历史演变不可或缺的两个关键因素。而《课程标准》中“古今贯通与中外关联”的原则,表现在教材的编写上,则是传统的时间顺序和空间范围被打断。这种时空的跳跃与跨越无形中加大了学生学习高中历史课本的难度,学生普遍感到历史知识混乱无序,难以把握。
3.知识叙述重复,且有蜻蜓点水之感
以人民版历史教材为例,有关的内容,在必修Ⅰ专题四“现代中国的政治建设与祖国统一”、必修Ⅱ专题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必修Ⅲ专题四“20世纪以来中国的重大思想理论成果”中均有所涉及。虽然侧重点不同,但这个内容还是不可避免地重复了,使得历史知识繁冗芜杂且不成系统。
4.割裂历史事件的内在联系,恐成盲人摸象之惑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定时期的文化,是一定时期政治、经济在意识形态中的反映。”上述观点充分表明,历史事件的产生与发展,必须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角度来阐释其原因。而模块加专题的编排模式人为地将历史割裂成政治、经济、文化三条孤立的线索,忽视了历史事件之间的有机联系,学生对历史的全貌就难以形成整体性的把握,更难以从这些分散孤立的史实中对历史事件做出客观的分析与评价了。
鉴于此,笔者认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需用整体论的原则对教材进行处理。
三、整体论处理历史教材的方法
俄国教育家乌申斯基认为:“智慧不是别的,而是一种组织得很好的知识体系。”美国心理学家和教育家布鲁纳也认为:“简单地说,学习“结构”就是学习事物是怎样关联的。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注意从整体上处理教材,帮助学生弄清本模块内容在历史教材的整体结构中处于什么层次,这样才能弄清历史的来龙去脉和因果联系。
试以人民版教材晚清(1840~1912)阶段的历史教学为例,教师可以指导学生列出下表:
有了这个结构表,从体系构建的角度看,学生就可以知道历史教材的主要内容,可以了解历史教材是从哪些层面、哪些角度编写的;从知识掌握的层面来看,纵向可以把握历史的发展线索和规律,横向可以把握特定历史时期的各个子系统之间(如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相互联系和影响。学生学习历史的难度无疑会大大降低。
从微观层面来说,专题内部亦应使用整体性原则处理,使学生清楚专题内部各节内容的结构与知识联系。试以人民版教材必修Ⅱ专题一“古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与特点”为例。各节标题如下:
第一节 古代中国的农业经济;第二节 古代中国的手工业经济;第三节 古代中国的商业经济;第四节 古代中国的经济政策。
本专题围绕两个问题展开,一是古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二是古代中国经济结构的特点。其中教材前三节描述的是古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国民经济的组成和构造),因中国古代长期执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私营手工业和商业经济受到抑制,所以古代中国经济结构的特点表现为自然经济(即小农经济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模式)长期占统治地位。显然教材第四节的目标是追根溯源,探讨古代中国经济结构的特点及其成因。
新课程下教材的使用与处理,要求教师树立新课程意识。即我们应该视教材为一种资源,为我所用,可以改造;而不应当成教条,受其束缚,不敢僭越。
一、民间美术的基本特性
1、民间美术的生活实用性
民间美术的基本特性之一就是生活实用性,这种民间艺术品更多的是为了更好地运用于生活。因为在我国古代长期小农经济的经济背景下,人民多追求自给自足的生活理念,在这种观念引领下衍生出的民间艺术,也多是和经济适用性具有相关性的生活用品,只是这些生活用品经过长期的发展,与当代社会流行趋势不相吻合而逐渐没落,但是其中蕴含的是古代人们的艺术精神的结晶,其中的很多元素已经成为当今中华民族的标志性元素。比如,古代的小孩子穿的鞋子样式就有很多种,虎头鞋、无毒花鞋等,都是具备了很多美好的寓意,但其主要目的还是讲究实用性,是实用性与少许观赏性的有机结合,这种民间美术源于生活,最终又服务于生活,是民间美术生活实用性的典型体现。
2、民间美术的审美性
民间美术体现的另一显著特性就是审美性,但是这种审美性并不是贯穿我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始终,只是在特定时展下衍生的产物,其体现的是当时社会中人们生活中的一种闲适状态,是在经济发展较为迅速的阶段才产生出来的,其艺术作品的审美性也是对当时社会生活状态的一种影射。只有经济发展能够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人们才有可能在生活中有超越物质性的精神方面的追求。以清代的青花瓷为例,当时的经济政策为重农抑商,农业实现了较快发展,农民丰衣足食,也就有了闲暇在一些器皿上作出精美的图案以满足自己的审美需要。这种艺术品主要是为了满足精神上的需求而不是为了生活实用性,是为了给生活增添一种美感而实行的专门性的创造性活动。
3、民间美术的民俗性
我国的民间美术大多数都是与民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由民俗活动中衍生出来的民俗文化,大多都包含着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一种期许,因此,这些民间美术多有着其美好的含意,其本身的文化价值已经超越了物质性价值。比如我国民间美术中的一些象征性的事物,风筝、年画等,其制作材料并不是一些稀缺珍贵的资源,但是在式样成型后,却总能带给人们心理一种美好的感受,使人们的精神寄托。
4、民间美术的本原性
民间美术是由最初的本原进而发展到二元和多元的,也就是说,开始的艺术创造是不讲究实用性和审美性的,只是一种单纯的适应,随着人脑的开化和生存环境的逐渐舒适化,人们才有了最初的实用性和审美性的模糊界限,将实用性和审美性明确分别开来又需要经过漫长的演变,进而才实现了最终的民间艺术的实用性偏向和审美性偏向。民间美术主要通过物质形态表现一种精神寄托,寓意会产生变化,但是物质载体却很少改变。
二、现代艺术设计的基本特性
1、现代艺术设计的经济性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个概念,就是艺术设计和艺术创作在本质上是不同的。艺术创作主要是作者为了向世人传达自己的某种价值观而进行的艺术活动,其只注重最终的形象传达,对于实用性没有要求。但是艺术设计的目的之一便是能够产生实用性,为人们的生活提供相应的便利。这与当今的社会经济发展形势不无关联,艺术设计要想在注重物质化的环境下存活,就一定要具备一定的功利性特点,满足人们对于艺术品经济性的需求。
2、现代艺术设计的高科技性
科技为人们的社会生活带来了诸多便利,这是不争的事实,因此,高科技在现代艺术设计的广泛应用也是一种常态。电子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为现代艺术设计带来了灵感,各种高科技物质设施和设计软件的出现为艺术设计这个行业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这种高科技性也确实能够完成诸多人力无法完成的项目制作,因此高科技的使用已经在现代艺术设计中实现了长驻。
3、现代艺术设计的社会性
社会性也是现代艺术设计所无法规避的现实,因为人们对于艺术设计的需求已经不再是从前的小众效应,现代艺术设计已经成为涉及社会方方面面阶层的一种必需品,遍及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比如,楼梯的式样需要设计灵感的注入,现代意义上的楼梯已经超越了之前只注重实用性的时代,注重的是一种美感,要能体现出人们生活的一种态度,用当今社会的话来说就是要有一种“设计感”。一个简单的楼梯对于设计的需求尚表现如此,那么扩展到整个社会需求,可想而知,现代艺术设计已经无法规避社会性这一倾向了。
4、现代艺术设计的文化性
现代艺术设计不能规避的一个问题便是文化性方面的问题,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民族对于文化符号的运用都是不尽相同的,甚至会对一种文化符合的使用产生完全相反的含义。以此,在进行现代艺术设计时,就不得不考虑到这种状况。比如,许多国家是很喜欢绿色的,认为绿色是生命的象征,但是在日本、马来西亚、埃及等国家,人们认为绿色是不吉祥的,是灾难的象征。因此,在进行艺术设计时,这些文化因素都要被考虑在内,否则就不能实现理想范围内理想程度的传播。
三、民间美术与现代艺术设计的关系
民间美术与现代艺术设计在表现形式上看似毫无关联,许多人也认为民间艺术已经不能展现出当代人的生活状态和风采了,是一种过时的艺术。但是,只要对现代艺术设计稍有研究的人,便会明白一个亘古不变的道理,那就是现代艺术设计离不开民间美术艺术灵感上的激发,民间艺术与现代艺术设计有着共同的民族和心理起源,民间美术是对现代艺术设计的重要支撑。
1、民间美术与现代艺术设计关系的误区
有许多人认为,民间美术与现代艺术设计产生的经济背景、文化背景、政治背景和社会背景都不甚相同,因此民间美术是一种过时的艺术,并不能为现代艺术设计提供灵感上的支持,给予民间美术创作出的现代艺术设计也必将无法满足当代人们对于艺术的需求,必然是一种艺术上的失败品。这是一种对于艺术设计不甚了解的错误言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民间美术中蕴含的民族精神和民族特性不管经历了多长时间的演变,也不管社会主要形式发生了多少变化,只要是中华民族儿女,在民族心理认同感方面是有着无法改变的统一性的,民间美术相对于当今的现代艺术设计,也必然吸收了更多民族文化的精华。而且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现代美术设计还需满足国际上对于设计美感的接受度,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要想艺术设计在国际舞台上绽放不朽光彩,也一定要立足于民间美术,立足于民族的本源,只有这样,才能摆脱现代艺术设计无本之木的尴尬局面。
2、民间美术与现代艺术设计同源同宗
民间美术与现代艺术设计不管在表现形式上如何创新发展,其实两者都是由同一个艺术源头泛化出来的,我们暂时称之为原始美术。原始美术的产生最直接的目的是为了给其物质资料以装饰作用,在满足了物质需求的大前提下才会考虑到精神美感的需要。而且反观民间美术与现代艺术设计,都是将实用性摆在了首要位置,审美特性虽然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存在,但是它还是实用性的附属品。所以说,民间美术与现代艺术设计是有着相同艺术源头的艺术表现形式,两者同源同宗,现代艺术设计是可以从民间美术中汲取大量民族文化营养以增加自身文化积淀性的。
四、民间美术对现代艺术设计的启示
1、现代艺术设计必须走民族化的发展道路
在当今艺术设计领域流传着“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句经典俗语,从这一观点中我们也可以得知民族文化对于现代艺术设计的中坚支撑作用,没有了民族化的东西融入设计中,设计就相当于没有归属,也自然无法使人们对此作品产生共鸣,那么这种设计产品也是五意义可言的。因此,现代艺术设计必须走民族化的发展道路。以服装设计为例,我曾经在日本一家高档百货大楼里看到过一件日本民族服饰与现代流行装扮有机结合的衣服,这件衣服充满了现代感,又可以使人在第一感觉上就能知道是融入了日本文化在其中的,为流行加入了沉重的民族文化积淀,这件衣服也吸引了众多人的驻足观赏,由此可见民族特点在现代艺术设计中的应用是多么重要。
2、现代艺术设计必须走人性化发展道路
民间美术十分讲究人性化,在情感表达与审美外形出现冲突时,其会不惜舍弃原定的审美外形,而力求将主要的情感表达完整展现出来。对于现代艺术设计者来说,人性化是必须遵循的一种设计理念,外形的表现力是掩藏不住其蕴含的真实情感传达的。
五、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