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学研究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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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新闻传播学研究范文

数据新闻的性质和业务

有学者认为大数据新闻的本质是构建所有意义的有机统一体，数据新闻遵循的逻辑和基本途径是人文法则。大数据驱动的新闻报道实现了从关注社会表层到发掘社会深层问题的转变，有助于提升新闻报道的透明性。数据新闻报道的特点是提早策划、及时跟进、多渠道收集海量数据。有学者认为数据新闻的价值通过数据的量体现，数据新闻能对“全体”进行报道，使“整体真实”从理想变为现实。有学者认为数据新闻的制作过程包括新闻主题发现、数据抓取、清洗过滤、分析挖掘、交互性设计、可视化呈现、故事化讲述等几个方面，而数据处理、交互性设计与可视化呈现是数据新闻制作的核心。大数据技术对传统新闻业务的影响是数据新闻研究的重点，彭兰认为新闻报道中趋势预测性新闻和数据驱动型深度报道将增加，数据呈现、分析与解读能力会不断提高，新闻生产过程中跨界合作也会不断增强。她还认为数据关系的揭示，对于挖掘新闻内涵具有重要意义。喻国明认为大数据既是新闻形态的创新，又是一种全新意义上的内容创新，通过碎片化的数据及文本挖掘技术，实现了“减少和消除不确定性”新闻内容。周子渊认为大数据对传统新闻在获取新闻线索、新闻呈现方式、新闻舆论导向以及新闻内容等四个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丁柏铨认为数据新闻的出现影响了新闻工作者的新闻理念、传媒的组织架构和人力资源整合、新闻实务以及部分新闻学者的研究旨趣。

大数据与传媒业关系研究

关于大数据与传媒业关系的研究主要包括大数据对传统传媒业的影响。彭兰认为传媒业是大数据时代受到冲击的主要行业之一。官建文认为大数据在媒体内容、新闻报道数量、媒体从业人员以及媒体舆论等方面对传媒业带来了挑战，媒体要有强烈的数据意识，要善于收集数据、分析数据和使用数据。王武彬认为大数据的核心理念对传统媒体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媒体应将大数据看成重要的资产和生产资料，大数据应该被广泛应用于媒体的辅助经营和报道中。大数据背景下传统媒体如何转型？喻国明认为个性化信息定制、众包式内容生产以及传媒业跨界融合是传媒业转型的三个基本路径。张涛甫认为传统媒体可以抓住大数据环境下受众对高品质、确定性信息的需求，寻求战略突围，应在理念、战略、技术三个层面寻求突破。解葳和高宪春认为在大数据背景下要实现传统媒体从“公共媒体”向“公众媒体”，记者从“全能记者”到“数据协作团体”，新闻生产从“制度化新闻生产”到“众包数据挖掘”、从“信息采集”到“数据筛选”，新闻报道从“客观性报道”到“沉浸式新闻”的五大转变。还有学者认为大数据时代媒介组织结构面临变革，媒介要建构数据互动空间，勇于打破自身边界的束缚，同时要重视大数据人才的培养。

大数据与传播学研究

徐偲骕认为对于传播研究领域来说，如果“大数据”概念与方法只能增加功能主义经验研究的工具性效益，于反思传播权力不平等、关注个体传播权益、重建媒体公共性无任何裨益的话，只能成为学科发展的又一桎梏。吴维忆分析了大数据的传播学意义，认为大数据不仅提供了技术支持，还是一种构建性塑造力，在根本上重塑着媒介场和整个传播领域的结构和生态。从大数据对传播学效果研究方法论的影响来看，操瑞青认为研究者需要充分考虑两者的平衡，在关注文化向度的前提下将效果研究向前推进，关注传播活动与人的思想之间的具体关联。曹刚认为大数据背景下受众研究受到受众使用行为的海量数据、高维数据和价值缺失三个方面的影响。研究过程中，在处理“大数据”时要利用抽样技术有效压缩受众测量数据量，利用维归约技术降低受众的数据维度和增加受众研究背景知识数据挖掘的预判性。有学者认为大数据使受众分析对象从抽样分析变为全量分析，分析结果实现了预测性、评价性和可视化。在传播学研究中，大数据还是一种研究方法。喻国明将大数据方法运用于社会舆情分析，用大数据价值挖掘与分析技术，分析当下中国社会舆情的结构性特征。

第2篇：新闻传播学研究范文

关键词：电视知识分子；研究现状；研究困境；未来发展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3）03-0054-07

我国有关电视知识分子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1997年1月24日《南方周末》以《知识分子与大众传媒：爱与恨的纠缠》为题编发的三位学者的文章，至今已经整整15年了。无论是在当代知识分子研究还是传媒文化研究中，“电视知识分子”作为知识分子的一种新类型，都越来越受到关注。作为新闻传播学这一领域的研究者，我们在看到取得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目前在研究中存在的困境，思考未来电视知识分子研究的发展方向。

一、电视知识分子的概念界定及研究背景

1.电视知识分子的概念界定

“电视知识分子”是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在批评电视固有的弊端时提出来的，意指那些热衷于在电视上露脸的一部分知识分子。然而目前我国学界尚没有一个关于电视知识分子的权威定义，结合15年来我国电视知识分子的研究成果，本研究对它作如下界定：

电视知识分子，主要是指经常出现在电视上同时又非专业电视从业人员的知识分子，他们作为特邀专家或嘉宾解答电视观众的问题，或者就某一社会热点问题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发表见解，多为大学教授、研究员等，属于高级知识分子阶层。

我们可以对这一定义作进一步理解：

第一，“电视知识分子”是那些经常上电视但又非电视媒体内部从业人员的人。

第二，从功能上看，知识分子上电视，多是就社会问题发表看法或传播知识，这是他们介入媒体的价值所在。

第三，从身份上看，在电视上发言的知识分子一般为大学教授、研究员，这是电视媒体邀请他们最看重的身份标签，也是这部分知识分子能够频繁出现在电视上的资本所在。

在我国早期的研究中，“电视知识分子”被等同于“屈服于电视的知识分子”，这其实是忽略了电视知识分子所继承的知识分子利用大众传播媒介对公众进行启蒙的重要传统。在西方，利用电视这个现代媒体进行思想传播、启迪公众的重量级知识分子大有人在，如萨特、罗素、布尔迪厄。当然，由于知识分子介入电视是个新现象，这个概念的褒贬内涵也就尚在争论中。就我国而言，这一概念经历了一个从早期的贬义色彩到现在的中性色彩的转变过程。

2.电视知识分子的研究背景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电视刚刚普及之后，就出现了函授性质的电视教学栏目。这应该算作我国知识分子与电视媒体的早期接触。进人90年代之后，国外“脱口秀”节目被引进，谈话类节目风靡一时。于是，一些知识分子渐次走上电视，这类节目在精英学者和普通大众之间架起了一座非常有效的沟通桥梁。伴随着这样的过程，电视知识分子群体开始出现了。

随着观众对文化需求程度的提高以及电视媒体对收视率的强烈追逐，电视知识分子越来越多地以各种方式参与到电视节目中去。到2006年，知识分子与电视的亲密接触达到了顶峰，这一标志即是《百家讲坛》的火爆一时。《百家讲坛》作为“明星发射塔”，先后推出阎崇年、刘心武、易中天、于丹、王立群等多位“学术明星”，其气势之大、来势之猛，前所未有，这也标志着中国电视知识分子的日益成熟。

在电视媒介强大的影响力面前，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走出了“象牙塔”，走上电视屏幕，显声留影，传播自己的学术成果或社会主张。这是一个传媒对接学术的时代，也是学者易成明星的时代。新的传媒时代提出了新的时代课题：知识分子是应该坚守他们传统的学术操守，冷坐书斋，还是应该勇敢地走上电视，成为“文化传教士”？在人文知识分子日益边缘化的今天，究竟是什么成就了这些文化明星？在物欲横流的时代里，知识分子纷纷“触电”的表象背后又隐藏了什么？《百家讲坛》红火之后，国内对电视知识分子的研究也逐渐增多，这无疑为中国当代的电视知识分子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研究背景和研究课题。

二、中国新闻传播学中电视知识分子的研究现状

对“电视知识分子”现象的关注，最早可追溯到1997年1月24日的《南方周末》。随后何东在1997年第5期的《天涯》上发表《电视“知识分子”》，周安华在1998年第2期的《文艺争鸣》上刊登《论中国“电视知识分子”》。随着《百家讲坛》“造星运动”的进行，国内关于“电视知识分子”的研究也相应多了起来：如时统宇的《试论电视知识分子》和《电视知识分子的前世今生》（1-3）、李兴亮的《知识分子与电视的关系新论》、刘艳臣的《中国电视知识分子状况浅析》、黄宁的《电视知识分子的传播逻辑》、胡畔的《解析电视知识分子现象》、吴世文的《试论我国电视知识分子的公共事务参与》、郑萍的《论中国电视知识分子的特殊性及其作用》等。2007年，《中国传媒报告》第4期发起了以“媒介、知识分子与公共性”为中心的学术专题讨论，掀起了国内讨论知识分子与传媒关系的一个小。

在学术专著方面，目前颇值一提的：一是陈媛媛的《社会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媒介形象研究》，该书第一次较深入地分析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所呈现出的媒介形象，其中探讨了知识分子媒介形象呈现社会语境、主要方式、形象内涵以及制约机制。该书将对知识分子的研究深入到定性与定量两种方法的使用上，将西方理论与中国社会现实结合起来，可认为是在这一领域的开创性著作。二是牛慧清的《中国知识分子与电视媒体关系研究》，这可以说是目前为止关于知识分子与电视关系方面研究的比较规范的专著。书中对知识分子介入电视的动力机制进行了分析，指出知识分子介入电视的两种互动模式：历时主导模式和共时主导模式。对知识分子介入电视这一行为所产生的异化倾向，作者也给予了深入的剖析，并探讨了知识分子与电视可能的良性互动。

总体说来，这些论文及著作均以知识分子与媒介关系为中心，从不同角度切入，论述当今媒体时代知识分子与电视的关系现状及存在问题，总体基调是批判性的。

在对电视知识分子的研究中，关于“学术明星”的研究占据其中相当大的比例。“学术明星”是指在学术界有一定声望的学者通过在大众媒体（尤指电视）上面向大众展示形象、传播文化知识，从而成为人们所熟知并产生明星效应的知识分子。“学术明星”作为电视知识分子日渐成熟的标志，成为学者们探讨的热点。以“学术明星”为关键词研究这一现象的文章，较有价值的如颜敏的《学术明星的崛起与人文知识分子的现实定位》、阎翠静的《浅析大众文化背景下的“学术明星”现象》和《从学术明星现象看大众文化的回归》、柯婧的《学术明星与文化快餐风潮下的符号暴力》、章芝羚的《学术明星：文化传播与大众传媒对接的产物》、李倩倩的《对学术性节目与“学术明星”的思考》、惠东坡的《“学术电视”需要“学术明星”――以央视“百家讲坛”为例》、许闹的《透视知识分子的“学术明星化”》等。至于其它以“易中天”或“于丹”为个案，探讨学术明星现象的较有学术价值的文章更是数以百计。

在对电视知识分子的关注上，形成连环重磅效应的是《当代传播》杂志。就在2003年，即《百家讲坛》调整策略，收视率开始回升的当年，《当代传播》便在第2期推出郭五林的文章《教授走进电视直播间的学理思考》，接下来，此文章便如引玉之砖，引起了后来学界的一连串讨论，陈力丹在2004年第2期的《当代传播》针对郭五林的文章抛出《教授走进电视直播间的学理追问》，紧跟其后，黄顺铭在2005年第3期的《当代传播》上发表《“教授走进直播间”与“布尔迪厄式批判”》。2006年第1期的《当代传播》中，党生翠的文章《“公共知识分子”、“传媒知识分子”与“节目专家”――传媒时代知识分子与大众传媒关系探析》再次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可以说，在对学者与电视的关系的敏感度上，《当代传播》是走在前列的。

我国新闻传播领域目前对电视知识分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从电视知识分子现象产生的原因人手，认为现代传媒的媒介特性是电视知识分子产生的客观条件，而大众的时代及文化需要是电视知识分子产生的根本原因。“易中天的崛起完全是电视的功劳，易也写了许多相当有趣的著作，却并不流行――电视的平台将易中天变成新的偶像……没有电视，就不可能有易中天的火爆。”

第二，从学术角度分析电视知识分子现象。认为在电视知识分子那里，学问实则已经变成敲门砖。一旦敲进了名利之门，知识分子一贯秉承的学术追求便被丢到了脑后。也有不少学者认可电视知识分子现象，认为这是连接知识分子与大众的有效途径，是学术大众化的有益尝试。

第三，从文化角度分析电视知识分子现象。这类文章所占比例较大，因为电视知识分子现象首先无可争议的是一个新文化现象。它的出现，是中国文化在社会转型期所表现出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有其特殊的文化意义所在。

第四，对电视学术明星现象存在问题的反思。对于一时火热的学术明星现象，很多学者也进行了冷思考，表达了他们对这一现象可能潜在的负面作用的忧虑。如李倩倩认为，电视知识分子与歌星、影星不同，其特殊的学者身份，加上他是以科学文化知识或思想为手段来服务公众的，这必然使得他所产生的影响难以估量。电视知识分子应该深深地思考，如何才能扬长避短、避免可能发生的负面影响。另有学者在反思学术明星现象时，提出了“知识分子”与“知道分子”、“书斋学者”与“明星学者”的区别，并对这一伴随电视媒体而出现的对知识分子的区分现象进行了考量。“乐观派”认为：“当今语境的“‘知道分子’可以说是‘知识分子’传统角色在现代传媒社会中的一种变身”，而“悲观派”则认为，“教授是电视台的工具性符号”，部分知识分子以“上镜率”和“收视率”来获得附加资本，并扰乱学术自身的游戏规则。出于如何更好地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的考量，有学者提出要建立公共电视台，认为当下在我国消费文化“一统天下”、精英文化淡出历史舞台的问题症结在于公共电视的缺失，这的确不失为一个思考未来发挥知识分子作用及使命的一个方向。

三、新闻传播学中电视知识分子研究的困境之围

1.中西知识分子概念界定的不同

“知识分子”一词的最早来源有两个，一是来自19世纪的俄国，当时一批与主流社会有着疏离感、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特别是道德批判意识的群体，被称为“知识分子”。二是来自19世纪末的法国。在1894年的德雷福斯事件中左拉、雨果发表了《知识分子宣言》。后来这批为社会正义辩护、批判社会不正义的人士就被他们的敌对者蔑视地称之为“知识分子”，它同样是指那些受过教育、具有批判意识和社会良知的一群人。

从以上两个源头发展下来，到目前为止，西方学者对“知识分子”的看法也不尽相同，主要有曼海姆的“自由漂移的知识分子”论、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论、萨义德的“业余知识分子”论、福柯的“普遍与特殊知识分子”论、鲍曼的“立法者与阐释者”论。这些理论各有特色，但基本上都将社会良知和批判精神视为知识分子最具特质的内涵，这是和西方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一脉相承的。

“知识分子”一词被引人中国后，我国出版物和学术界对它的界定更是各式各样。1989年版的《辞海》中的解释是：知识分子“是有一定科学文化知识的脑力劳动者，如科学工作者、教师、医生、编辑、记者等”。《社会学百科辞典》认为：“知识分子是有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以依靠脑力劳动获取报酬为其主要生活来源的社会阶层。如科学工作者、医生、教师、记者、文化工作者等。”从这两个定义不难看出，我国更注重从知识水平方面来框定知识分子。然而，随着国民整体文化水平素质的提高，简单地以文化程度的高低界定知识分子，未免过为宽泛。牛慧清在其专著中这样界定：知识分子“主要是指受过高等教育，在自己所属的专业领域内取得一定声誉并在社会上产生一定作用和影响的人士”。这个定义比较切合当今中国的实际情况。

所以，在中西不同的社会语境下，其对“知识分子”概念重心的强调是各不相同的。与中国学者强调知识分子的“知识性”不同的是，西方学者更看重知识分子的道德超越性和社会批判性。“知识分子”概念的不同内涵，直接导致了中西对“电视知识分子”概念理解的不同，这样，虽然使用的是同一个词，但研究对象及研究内容却不尽相同。由于西方对电视知识分子的研究早于中国，本应多向西方学习的中国学者却往往在具体借鉴时产生概念或范畴上的困惑。这样，中西的电视知识分子研究仿佛走的是两条不同路线，偶有交叉却只能各奔前程。

2.理论的本土化问题及与本土理论的结合与矛盾

“知识分子”一词原本就是个舶来品，无论是西方的知识分子理论还是电视知识分子理论，其成熟度都高于中国。因此，中国学者一直致力于引介西方理论的工作。然而，任何西方的理论一经介绍到中国，就必然要开始其本土化历程，结果只有两种，要么最终变为我们自己的话语，要么在本土化的过程中逐渐消弭。中国的电视知识分子研究者也必然要面临一个外来理论本土化的问题，这即是萨义德所说的“理论旅行”的结果。

西方的知识分子理论当然是根植于西方社会和文化背景之中的，因此，西方知识分子理论天然地是与社会批判意识及与统治阶级的不合作态度为前提的。我们看到西方的知识分子理论几乎无一例外地强调要保持知识分子个人的独立性与超越性（除后现论中的一些悲观论调），他们更注重从道德方向来界定知识分子的性格特征，保持昂扬的战斗姿态成为知识分子不变的人格剪影，他们对知识分子的这一观念自然就移植到了对电视知识分子的研究中。比如法国学者德布雷最早关注到大众媒体时代的知识分子，他运用媒介学的角度和方法研究知识分子，著有《教师・作家・名流：近代法国知识分子》。他认为在1968年以后，知识分子开始转向大众媒介，在大众传媒时代，知识分子的代表既不是“教师”也不是“作家”，而是频频出现于电视屏幕的与其他流行报刊的“名流”，成为“追逐名声的动物”。他将“五月风暴”后走向媒介的知识分子称作“名流知识分子”，他们通过媒体获取名声和资本，他们的言论不是激发而是限制了公众独立的判断和表达。这个时代，知识分子所谓的“成功”取决于与媒体的接近程度以及利用媒体所获得的文化资本的多寡。

而就中国来说，知识分子的现状有其自身的文化原因和社会背景，而且中国媒体“喉舌”的性质也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不可能如西方那样决绝地与电视保持不合作态度，甚至可以在电视上批评电视（如布尔迪厄）。就现阶段来说，中国知识分子多以嘉宾、专家、文化讲师、策划人或时事评论员的身份介入电视，这就决定了他们必须以“合谋者”的身份参与电视节目。既然中国具有与西方不同的文化语境与媒介现实，对西方理论的简单移植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理论嫁接的痕迹，未必能分析中国的电视知识分子问题。中国的研究者们如何合理地借鉴和利用西方相关理论，却也是个难题。

从另一方面讲，中国其实也有自己源远流长的知识分子理论。如余时英、许纪霖、杜维明、钱穆等，都先后著书立说，剖析中国知识分子的源头、特征、结构、功能等。其中，余英时在他的《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更是鲜明地指出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已具有了现代西方意义上的公共性，士这一层在中国古挥了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士阶层与西方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在精神气质上是相通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电视知识分子的研究者们，如何结合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新特征，从而恰当地将本土知识分子理论运用到对电视知识分子的研究当中，并合理借鉴本土化了的西方知识分子理论，适当协调这不同语境中的理论矛盾，从而找到恰当的理论视角去透视中国的电视知识分子现象，这还有一个长期的理论磨合之路要走。

3.研究方法的缺陷与不足

方法是我们研究某一问题的视角或工具，方法决定了我们透视问题的深度和广度。通观目前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视野下的电视知识分子研究，方法论上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三：定性较多而定量不足、个案较多而综合不足、跨文化研究不够。总之，研究方法较为单一。

第一，从目前公开发表的文章或著作来看，定性分析较多，定量研究却很少。研究者多是就目前电视知识分子现象的某一点进行简单思辨，从而提出一个问题或得出一个简短结论。这种空中楼阁式的研究方法不利于理论的归纳或提升。当然，问题决定方法，知识分子理论无论是西方还是在中国，都已相对完善和成熟，对理论的借鉴必将成为电视知识分子研究的主要方法，但是，电视知识分子毕竟是一个新的社会文化现象，新的现象决定我们应当适当采用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现象研究如果能建立在新的调查实践结果的基础上，必将会使新理论的得出顺理成章。

第二，国内电视知识分子研究的另一特点是个案研究较多，综合性研究较少，理论提升不足。个案研究也多集中于对《百家讲坛》中所谓“学术明星”的研究，跟风研究色彩明显。

过多的个案研究，使得研究成果总体看起来琐碎而表浅。从数量来看，综合性的研究明显少于个案研究，这就使得目前我国的电视知识分子研究缺乏宏观视野和理论高度。

第三，跨文化研究不够。跨文化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共时性或历时性的对比，寻找差异和不足，以便能更有针对性地提升研究效率、丰富研究成果。跨文体研究要注意探讨不同国家、不同研究领域中的相关话题，以清晰的国外研究或其他学科研究为背景，全面观照我们新闻传播学的电视知识分子研究，以期研究视野的拓宽和所得结论的客观。而就目前来看，我国对西方电视知识分子的研究明显不足，使得我们的研究往往是沉浸于自说白话的满足中。

四、新闻传播学中电视知识分子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

1.理论研究的三步走

目前中国的电视知识分子研究的理论背景有两种：西方知识分子理论和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理论，而且西方理论也还存在一个本土化的问题。只有在结合了中西方关于知识分子的理论精华、并将其融会贯通，才可能从正确的视角看待我国新文化背景下的电视知识分子现象，才能对电视知识分子的出现原因、社会功能、存在问题及未来前景等有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与预期。因此，未来的电视知识分子研究的理论把握，必然要经历三个阶段，即理论研究的三步走：第一，掌握西方知识分子理念的精华。西方的知识分子理论虽然相对成熟，但其内部却非铁板一块，而是一个有着不同观点和范畴的庞杂体系。中国学者要发扬“拿来主义”精神，在吃透这些理论的基础上，找出能为我所用的精华部分。第二，进行西方理论本土化的工作。理论提供的只是一种研究视角，既然研究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现象，当然要从符合中国实际的研究视角出发，得出的结论才具有说服力，因此，将西方理论进行切实的本土化改造，使其能够成为分析中国问题的得力工具，是我国当代学者必须要面临的现实难题。第三，与中国本土理论的结合。目前国内出版的关于中国士大夫（或称文人）、古代及现代知识分子的书籍不在少数，虽然不如国外相关理论那么自成体系，但它们对中国知识分子性格、功能、使命的分析还是十分到位的。中国电视知识分子研究者要做的就是找到合适的角度，将西方知识分子理念与中国知识分子理论结合起来，以达到中西理论的自然对接。如果能做到这一步，那必然能极大拓展和加深分析中国电视知识分子现象的理论视角和研究厚度。

2.加强研究的学理色彩

首先，就研究数量看，目前我国公开发表的关于电视知识分子的文章中，学者们多将目光集中于某一人、某一栏目或某一人在某一次电视节目中的表现，而这其中，绝大多数又聚集于《百家讲坛》及其推出的学术明星上。因此这些文章发表的时段也比较集中，大多在2004年至2009年五年间。《百家讲坛》作为电视知识分子电视表现的最闪亮时期，当然值得关注，但它毕竟不能代表我国电视知识分子的全部，这些个案研究难免会有以偏概全之嫌，难以有理论上的重大突破。

其次，就研究内容看，当前我国新闻传播学视野下的电视知识分子研究，很大一部分是从实务角度出发的，即业务分析较多，理论剖析不足。对电视知识分子的传媒表现多停留在浅表层次或细节问题的探讨上，力度缺乏，深度不够，明显缺少对这一现象深层次的理性反思和宏观背景下的理论建构。

因此，无论是从数量还是质量来看，今后新闻传播学中的电视知识分子研究，必须强调其研究的学理色彩，基础层面的研究工作已有不少，在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未来这一领域的学者们必须从更高的角度和更宽的视野上来深入透视中国目前的电视知识分子现象，加强理论厚度和注重理论创新。例如，近年来就有学者将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借鉴运用到电视知识分子的研究中，提出电视场与学术场是不同场域的观点，并站在场域的视角上分析二者的冲突及融合，这不失为一个研究电视知识分子的新视角。另外，新闻传播学中的电视知识分子研究主要存在两种不同视域：一种秉承知识分子的传统批判路线，认为当今积极参与到电视中的知识分子实际扮演的是“特洛伊木马”的角色，它的直接后果就是知识分子独立性的丧失；另一种观点则着眼于积极建设方面，认为电视知识分子是部分知识分子在新的文化背景和媒介生态情况下的一种自我突围，重新找回了知识分子失落已久的话语权。从目前数量来看，持第一种观点者居多。我们说，批判总是很容易的，但批判后的建构似乎更重要。电视知识分子的研究者们不能仅止步于“打破一个旧世界”，更要从学理上思考如何“建设一个新世界”，即如何在我国当代的媒介图景下，描绘出知识分子电视参与的美好蓝图。唯有如此，才能既发现问题又积极解决问题，真正发挥知识分子在转型时期的社会作用，也为传媒与知识分子的结合找寻合理路径。

3.方法论的创新

诚如前文所说，我国目前新闻传播学视野中的电视知识分子研究，总体说来，研究方法比较单一、定量不足、个案较多。相对单一的研究方法决定了我国电视知识分子研究理论建构的底气不足。方法是为目的服务的，我国的电视知识分子研究，目的是通过剖析当前我国知识分子的电视参与行为，发现问题，找出原因，以期找到二者结合的恰当路径和方式。因此，基于这一方向，我们必须尽量拓展研究思路，注意采用多种研究方法，如问卷调查法、内容分析法或深度访谈等方法，确切了解当今知识分子自身、媒体工作者或是观众群体对于这一现象的看法，这乃是得出客观结论的基础、理论提升的前提。较值一提的是叶慧珏于2007年第2期在《新闻大学》上发表文章《新闻点评中大众传媒和专家学者之间关系的异化可能》，这篇文章的不同之处在于它超越了一般学者的泛泛而谈，而是采用了调查访谈的方法，从新闻点评的视角考察了大众传媒和专家学者之间的关系，认为新闻场和学术场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导致了大众传媒和专家学者之间关系的异化，呼吁大众传媒和专家学者摒弃合谋的不正当状态，建立独立的知识分子评价体系、独立的新闻生产体系及富有专业精神的正当合作。

第3篇：新闻传播学研究范文

目前，我国新闻传播学相关专业理论课程的教学目标可以整合为通过理论基本概念、特点和研究方法的介绍和初步训练，使学生能够通过新闻传播现实现象掌握本质规律。根据20世纪50年代以布鲁姆为代表的美国心理学家提出的教学目标分类理论，新闻传播理论课程的学习，可以分解成认识、理解、记忆、应用、掌握等几个阶段。学生认识、理解和记忆知识的阶段应该是以“学”为主的信息处理过程，而应用和掌握阶段则是以“习”为主的技能训练和培养过程。因此，新闻传播理论课程的教学也可以分解成认知结构建构和创新性应用两大模块。认知结构在教育心理学中称为“图式（scheme，schma）”，在传播学中称为“基模”，词的创造者是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他认为“图式是指动作的结构或组织，这些动作在同样或类似的环境中由于重复而引起迁移或概括。”［1］即图式就是主体对于某类活动的相对稳定的行为模式或认识结构。根据这一思想，新闻传播理论类课程教学应该帮助学生建立能容纳各种新知识或者具有容纳各种新知识潜力的认知结构。因此，认知结构构建模块应该是新闻传播理论类课程教学的基础模块，其教学目标是在学生充分预习的基础上，任课教师通过对知识点间联系和重点、难点的讲解，让学生迅速建立比较完整而且同化和顺应能力强的认知结构。创新性应用模块应该是新闻传播理论课程的提高模块或者是能力模块，其教学目标是在学生已有的认知结构基础上，通过引导学生自主观察新闻传播现象，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此外，通过两个模块的系统学习，学生能够掌握一整套理论课程的学习方法，自学其他学科理论知识事半功倍，适应社会多元化人才需求。此外，创新性应用模块需要学生自组团队申报选题，教师引导和启发学生研究方向和思路，并通过改革评价体系和为学生提供展示成果的平台，最大可能地激发学生求知欲、创新欲。

二、教学内容调整与教学方式高效化

我国高校新闻传播学理论类课程所使用的教材和知识点相对稳定，这是运用认知心理学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形成总体认知结构的基础。因为“基模的应用在个人层面上是一个自动的、无意识的过程。”［2］而学习却是主体有目的、有意识的可控行为。那么如何将无意识、自动化的心理结构外化成一种可感、可知、可控的思维工具，就是专业教师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英国“记忆力之父”东尼•博赞（TonyBuzan）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实用的方法，即“思维导图”（MindMap）。思维导图主要由关联项和连接线构成，模拟人的扩散思维习惯展开，配以形象化辅助记忆图标，是记忆、学习和思维的工具，完全可以作为认知结构意识化的工具。因此，在认知结构构建模块中，需要用5%～10%的课时量将思维导图和快速记忆法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传授给学生。那么教师课堂教学只能讲授论课程中的重点和难点。这就需要教师引导和要求学生在课堂上将自己预习中实际遇到的理解难点及时反馈给教师，教师才能根据学生的反馈信息，具体调整每堂课的教学内容。如果传统的授课内容是大套餐，那么调整过的授课内容就是小套餐加自助餐，这样的授课形式倒逼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读书、查资料自学，在课堂上集中注意力印证和评价自学成果；同时要求专业教师充分备课，以应对学生反馈的问题。此外，在认知结构构建模块中，至少需10%的课时量解释、强调、固化知识点之间的联系，让学生回忆和整理认知结构，并建立自己的认知体系。这一学习过程是知识点内化的重要步骤，主要依靠学生自主完成，教师只起辅助作用。

三、小结

第4篇：新闻传播学研究范文

1新媒体为网络文学硬件技术多元化提供技术平台

新媒体的普及为网络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石，而移动阅读设备的问世、广泛使用为网络文学硬件技术多元化提供技术平台。目前，网络文学正向PC、手机、平板电脑、电子阅读器、平板电脑、智能电视等多屏终端扩展，特别是3G手机和移动阅读器推广，为网络文学的繁荣带来了机遇。据CNNIC2010年统计，截至2010年12月，中国手机网民规模已达到3.03亿人。手机成为网络文学用户的第二阅读设备，使用比例达60.1%。媒体数码产品的更新换代，进一步扩大了网络文学的生存空间。商家专门针对用户阅读而设计了电子阅读器（电子书），越来越多的视听娱乐设备的功能日益多元化，逐渐成为手机文字爱好者的网民的重要阅读设备，移动设备的使用比例达到42.6%。从现有市场情况来看，为了满足用户对多屏同源、同步阅读的需求，多数厂商为此纷推出阅读云服务，可以同一帐在不同终端、不同平台网络中无缝切换。

2新媒体为网络文学提供了传播渠道

网络文学的为文学原创，网民阅读提供了更多的渠道，包括电信运营商阅读基地、电商电子书刊平台、门户读书频道、移动阅读应用等都分布着大量网络文学内容。新媒体的普及为国内网络文学提供了广泛的传播渠道，使其呈现出阅读渠道众多、网络文学作家群体庞大、作品供给充沛的特点。同时，网络文学用户数量庞大，随着付费阅读模式大范围推广，并逐渐得到网络文学用户的认可和接受，整个市场保持旺盛的需求。为提高作品的出品效率，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阅读需求，开始走向团队专业分工、流水线合作创作作品的路子，网络文学的创作呈现“工业化”生产的趋势。

（1）网络文学传播渠道众多，作家群体庞大，作品数量巨大，供给充沛。新媒体作为网民自我表达的途径，在网民强烈的表达欲望驱使之下，在互联网这个开放自由的写作空间中，产生了大量文学作品，网络写作逐渐盛行。目前，中国网络的数量没有准确的统计数据，一些主要文学网站注册的数量，口径不同，数字相差极大。比如，在盛大官网介绍中，包括旗下晋江原创网、起点中文网、榕树下、红袖添香网、潇湘书院、小说阅读等内有注册93万，但其旗下的红袖添香就号称有注册110万。根据一些主要的文学网站所的注册的数量来看，目前，我国网络的数量大概在100万，其中盛大文学包括旗下所有文学网站的就有93万。但这不是一个准确的数字，还有大量的小型的文学网站无法统计，至于博客就更不计其数了。

（2）网络文学用户规模逐渐扩大，付费阅读意愿逐渐增强，消费能力逐渐提高。截至2010年12月，文学网络的使用率将近50%，用户规模达1.95亿，比较2009年的数据底增长19.9%，是网络娱乐类应用中，用户渗透率唯一增长的应用。2010年，网络文学商业化运作的快速发展，为调动作者创作热情，吸引用户的广泛参与，文学网站采取增加投资金额、加大宣传力度、打击侵权盗版等措施。用户的阅读花费中，手机话费支付成主要支付方式，为59.4%。调查显示，手机作为网络文学的重要阅读设备，用户对其支付功能的使用将进一步扩大。此外，网络文学用户还使用网上银行、支付宝、银行汇款、固定电话支付等方式支付阅读费，其用户比例分别为54.7%、37.2%、15.2%和15.1%。

3新媒体为网络文学创作运营产业化提供客观条件

（1）在网络文学产业化过程中，新媒体提供的运营平台在产业链中占有明显的主导地位。新媒体提供的平台主要分三种：一是电信运营商，二是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三是终端厂商。目前，在国内网络文学市场仍然是渠道为王的情况下，拥有大规模的用户基础，就拥有产业链中的话语权。因而，新媒体平台强势地占据主导地位。新媒体平台在与内容提供商合作的基础上，为用户提供阅读及相关服务，并与内容提供商进行利润分成，其对网络文学内容的聚合能力取决于与上游版权供应商的合作，包括合作模式、供应商管理体系、供应商数量等。目前整体网络文学市场中，电信运营商的阅读基地业务是最大的收入口，占据整体市场收入规模的七成以上。其拥有相对庞大的用户群、充裕的资金、成熟付费通道，以及对手机应用推广渠道强有力的掌控权。这一些优势有助于中国电信运营商成为网络文学产业链的领导者。

（2）在网络文学的销售上，全版权所有的全媒体销售体系逐渐成型。在网络文学的销售上，最具代表性的是盛大文学采用的全版权运营。全版权运营是指以版权为核心，在新媒体版权的所有渠道上宣传、营销，包括电子阅读收费、无线阅读、改编影视、网络游戏、等多个领域的媒体版权开发。在全版权的营运之下，网络文学的产业链条越来越完整，从网络媒体开始延伸，已经涵盖了收费阅读、广告、出版、游戏、影视、漫画、杂志、手机等全媒体领域，网络文学以不同的媒体形式得到充分展示，其商业化趋势明显，产业链不断延伸，资本增值和利润效益不断增长。其战略运营为，首先取得人气超高的网络文学作品全版权，再在网络媒体上，以其改编网游、影视或动漫，一是网络在线小说因为其开放性、连载性、互动性，更能提前占领网络市场，减少投资风险；二是可以凭借网络文学在网络上的人气，在短时间聚集庞大的消费群体；三是和传统文学相比，网络文学内容更新更快，不但受广大用户喜爱，而且更容易固定用户群，这些优势为网络文学改编其他新媒体形式，为定位后期宣传营销战略提供了极大方便。此类网络文学改编影视剧的市场空间很大，据《中国网络文学用户调研报告（2010）》的调查，网络文学用户中表示会观看网络文学改编的电影、电视剧的比例达79.2%，表示会选择玩网络文学改编游戏的也有37.8%。由网络文学改编而成的网络游戏有《诛仙》、《鬼吹灯》、《兽血沸腾》、《天元》、《佣兵天下》等，电影为《杜拉拉升职记》、《第一次亲密接触》等，电视剧为《未央•沉浮》、《佳期如梦》、《泡沫之夏》、《来不及说我爱你》等，并获得较好的口碑。其中，《杜拉拉升职记》成为网络文学产业的传奇，实现了从网络文学创作2000字到产值10亿元的收获。

4新媒体背景下网络文学发展的现状和展望

第5篇：新闻传播学研究范文

关键词：英国 新闻传播学 教育 现状

英国作为主要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之一，是现代高等教育发源地之一，新闻学起步较早，在新闻传播学教育方面具有十分突出的优势，值得我们进行学习、研究与借鉴。

一、中国新闻传播学发展趋势。

随着新闻装备、人们思想观念、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不断提高，新闻传播学得以飞速发展，并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与特点。

（一）、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交叉融合。传统的新闻学研究突出实用性质，淡化理论性。传播学被引入新闻学界以后，新闻学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研究领域，它包括广播、电视、网络媒体等多种传播媒体或形态，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的内容。这种融合不仅是原来两个学科的融合，而且与传媒活动相关的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这就要求必须创新现有的课程设置以及教材内容的划分方式，重新构建一种适合新的环境条件的新闻传播理论。

（二）、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领域正在不断扩张。近年来，中国的传媒处于大整合的时期，传播业急速膨胀，传媒每日每时与社会发生互动，矛盾冲突的频率上升，新闻官司增加，社会对传媒职业道德不规范的指责增多。因此，传媒业自身的法治建设和职业行为的规范化，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传媒经营、新闻法治与职业道德成为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新领域。

（三）、新闻传播学的内涵不断拓展。20世纪90 年代以后，中国广播电视特别是电视的发展速度和规模空前。从行政、综合市场、专业市场三个角度看中国电视产业的市场格局，中国电视产业呈现三大发展趋势：政府导向让位于市场导向；民营电视业将成为市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电视资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时进行，形成区域性传播中心。

二、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发展历史渊源。

英国作为主要的西方发达国家之一，在近现代新闻传媒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新闻传播学教育源远流长。

（一）、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起步较早。

英国最早的日报《每日新闻》创办于1702年，是世界上较早采用双面印刷并分栏、较早形成近代日报形式的报纸；1851 年出现在伦敦的路透社，是世界上首批诞生的新闻通讯社之一；1922 年以民营形式组建的英国广播公司于1927 年改组为公立（BBC）以来，已成为西方最大的公共广播电视机构；1 936 英国广播公司（BBC）建立的电视台是世界上第一座电视台，英国的新闻传播教育也伴随着新闻媒介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在英国人的观念中，掌握实际本领的最好办法就是实践，从实际接触中学习其中的技巧，新闻传播教育也不例外。这种理念影响着早期的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奠定了英国新闻传播学的地位。

（二）、传播学发展先于新闻学。英国的传播学出现在新闻学之前。早在上世纪30年代，一些社会科学家便开始对媒体效果研究产生兴趣，传播研究与传媒研究院系应运而生。西方新闻学的研究领域很早就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传播学，范围更加宽泛，设计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内容，以及广告研究，公共关系研究，媒体经营研究等。在英国传媒教育领域颇具盛名的城市大学新闻系被规划入该校的艺术学院，而另一所著名的维斯敏斯特大学新闻和大众传播却在同一个学院，还有一些院校的传播学被划入英语学院和商学院。

（三）、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起始较晚。在新闻与传播学教育方面，伦敦大学曾率先开设新闻学专业本科教育（非学位教育）；最早开设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的是卡迪夫（Cardiff）大学，于1971 年开始进行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伦敦城市大学于1976 年开始辨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但本科学位教育是在20 世纪90 年代初开始的。英国的新闻与（大众）传播学教育、媒介教育起始较晚，但英国以其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具有自己特色的大学教育传统和发达的传媒业等基础，在新闻与传播教育/媒介教育与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点。 [ ]

三、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现状。

英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研究生层面的教育，新闻学教育与传播学教育区别较明显，而且整个学科领域的教育总体上也形成了几种不同类型的学位点，而各校又自有其特色。

（一）、

新闻传播学强调专业实践性。从新闻学与传播学教育的区别角度来讲，英国新闻学教育领域的学位点，虽然提供宽厚的理论框架，但更加突出的是强化专业新闻实践。无论是伦敦大学戈德斯密斯学院媒介与传播系研究生教育中按媒介及其实务细分的专业方向设置，还是威斯敏斯特大学媒介、艺术与设计学院研究生教育中划分较宽的专业方向设置，均要求学生深入某种媒介领域进行大量练习。而传播学领域的研究生课程设置，则侧重于传播学、文化学和相关学科的理论视角、争议点、研究方法等，以便为研究生选择课题进行研究，奠定宽广的理论基础。

（二）、新闻传播学教学要求严格。关于整个学科领域形成不同类型的学位点，英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科的研究生教育，不仅有欧美较为常见的研究型、课程（教学）型之分，而且还有研究与课程（教学）型，而且对课程学习的数量要求非常高。就“Research Degrees”来说，不但该专业的博士学位点在时间分配上以研究为主，并对开题报告、研究项目和博士学位论文有严格的要求，要求博士论文达到8～10 万，并强调博士论文对于专业的独创性贡献，而且该专业的哲学硕士点（A 型）也要求学生聚焦于选定的研究领域并撰写4 万词的学位论文。而该专业属于教学型（“TaughtProgrammes”）的硕士学位点，则要求研究生修满4 门课，撰写1 万词的学位论文。

（三）、社会科学特征明显。英国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研究新闻和传播活动的规律，表现出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从理论课授课内容也可以看出其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比如《新闻理论》，涉及战争与新闻、新闻业市场结构与新闻实践、新闻从业者为谁而工作、新闻与政治、国际新闻流与通讯社等专题。与英国相比，中国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新闻学教育表现出较强的人文学科特点，新闻学更多地“体现出政治与文学杂揉的特点”，“更具人文学科的特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新闻学教育视角与社会对新闻人才的需要基本合拍。

但是，“当新闻活动越来越表现为一种文化消费活动时，以社会科学的态度对待新闻学已是一种必然选择。”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把握新闻传播活动的规律，可以让新闻学教育更贴近现实操作。

（四）、学校教育国际化特色突出。此类学校师资构成较为国际化，不少教师来自国外；其学生结构更呈现出国际化特征，约50%的研究生是外国留学生。这种师、生构成的国际化特点带来的文化间的相互融合，一方面增加了彼此间了解不同文化的机会，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国际化视野，以及对于新闻与传播学领域的重要概念的多元文化理解；但同时也因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带着其对一些重要概念的不同理解在一起学习而给教学带来一定的困难。社会传播现象和传播学科的跨学科性质，在当今时代传媒的传播活动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这种跨学科、个性特色突出的专业方向，有利于培养宽口径、复合型的传媒人才，也有利于对于传媒实践的深刻理解。

四、结束语。

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发展历史源远流长，新闻传播学强调专业实践性、新闻传播学教学要求严格、社会科学特征明显、学校教育国际化特色突出等，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特点，抓住了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精髓，对我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hi138/Com]

参考文献

［1］Garnham Nicholas，Capitalism and Communication:Global Culture and the Economicsof Information London 1990.

第6篇：新闻传播学研究范文

一、研究人员和教学人员的更替

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进行和发展，新闻传播界的研究人员也在断的更替。旧的研究人员不断退休，以前的老教师也开始逐渐离开教学岗位，新老人员的更替为新闻传播学的发展制造了新的契机。一批新的研究人员和年轻教师开始走上工作岗位。他们陆续接替先前一批工作人员的工作，在他们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不断进步。在新一代年轻研究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各高校的新闻传播研究出现了一批丰硕的成果。年轻的一代作为各高校新闻院系和新闻研究的主创人员，他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视野更为开阔，知识结构较为合理，科研成果也将更为突出，为新闻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随着经济发展，新闻学专业开始在各高校普遍建立并发展，但是在发展的同时，由于基础设施和高质量新闻传播学教师的缺乏，其配套发展仍有很大的难度。

二、近年新闻传播学研究的重大进展

数套传播学的译丛（数十本）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的连续几年内陆续出版了，这对这回影响和促进新闻传播学研究和新生本文由收集整理代的持续发展。当前来看，我国新闻处奥博教学的应用教材多为翻译版本，而且这些翻译教材大多来自国外教材。传播学研究方法的研究开始受到重视。随着学术会议和交流增多，传播学论文数量和质量也大有改观。在高校各新闻传播院系中，传播学发展成果显著，作为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基础课程的地位己经得到确立。许多受到传播学界认可的教材被积极引进，并得到广发应用，这些教材多为国外教材，国内自己的研究性著作极为匮乏。随着传播学的快速发展，与传播学相伴而生的传播学批判学派也开始出现，批判学派的研究获得发展，符号学、舆论学随着批判学派的发展也有所进步。

三、发展新闻学研究的重大进展

《中国新闻事业通史》陆续出版，这是中国新闻史中提综合研究的丰硕成果，这一成果已经得到了业内的公认，并且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新闻史的个案研究在今年来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很多高质量的研究论文不断展示给大众，研究发展蓬勃进行。中国新闻史的个案研究促进了新闻传播思想的研究，各个时期的新闻传播的研究思想都在这个时间段得到了新的重视也研究，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随着最近你年来的各项发展，成套的新闻传播学教材在各主要高校的新闻传播院系出版或重新出版，这些教材注人了较新的材料和思想。随着新世纪的到来，研究人员在回顾历史、拓展研究的基础上出版了一些成套的历史性研究著作，这对于总结过去，继往开来有重要意义。

四、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融合

较强的使用性质和较弱的理论色彩是传统的新闻学研究的一大特点。现在的新闻学研究范围广泛，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报学。一切与人类相关的食物和活动中都贯穿这传播学，传播问题散发在各个学科中。新闻学和传播学在学科管理上有着众多的共同点，在学术研究中，会有很多的相同性，在学术活动中已很难区分，或者说区分的必要性已经很小。新闻学和传播学的融合已成定局。

五、研究的热门话题

第7篇：新闻传播学研究范文

【关键词】施拉姆 传播学 四大奠基人

一、对“四大奠基人”的异议

拉斯维尔、拉扎斯菲尔德、霍夫兰、卢因被施拉姆确定为传播学四大奠基人,在学界已经是一个常识。国内的传播学教科书称,“20年代以后,有四位学者的研究和学术活动对传播学的建立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被称为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他们是拉斯韦尔、卢因、霍夫兰和拉扎斯菲尔德”1。李彬的《传播学引论》、张国良的《传播学原理》等书中也都有引用。

罗杰斯在其《传播学史》中对此提出质疑,认为这是一个学术“神话”。虽然他们“的确在开创传播学领域方面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但是还有许多其他的创始人,其中有几个人就构成传播学来说,具有与这4个人相等同或更加大的影响”。罗杰斯列举了施拉姆、帕克、阿多诺、香农、维纳和默顿等人,而且认为法兰克福学派、芝加哥学派和帕罗阿尔托学派等促成传播学方面重要进步的学术团体“都是被有关四个奠基人的神话所忽略的理论团体”,这“是对传播学史的一种严重的简单化的做法。”2

而黄旦认为罗杰斯在他的《传播技术:社会中的新媒介》一书中,清楚地勾勒出了美国传播研究从来源到制度化的发展图,但惟一的美中不足的是“上面没有李普曼”,他希望将李普曼“置于芝加哥学派和四个先驱者之间,构成芝加哥学派、李普曼到拉斯维尔等的历史链条”3,“芝加哥学派或者霍克海默们也未必就辱没了门庭”,至少芝加哥学派无论如何是够格的。4

学者胡翼青则认为,施拉姆之所以对芝加哥学派的奠基作用熟视无睹,与其说是施拉姆与芝加哥学派“一种理论上的分歧,不如说是一种强烈的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因为“施拉姆与四大奠基人都参与到二战为美军宣传服务的研究中来,成为美国政府的‘御用’学者”,代替了“以社会传播为主导”芝加哥学派成为研究主流。5

二、传播学诞生的时代背景

罗杰斯在批评施拉姆的同时也指出:“施拉姆很少提到已经身处传播学领域的那些传播学者,他更愿意通过声称现存社会科学或行为科学中的那些受人尊敬的人物实际上是他的同事的途径,来赋予传播学以合法性。在政治上,这是一个聪明的策略。因此,人们能够理解施拉姆为什么会构建出四个奠基人的神话:它与传播学出身名门的想法是相一致的。”6

也就是说,施拉姆想通过“挂靠”当时流行的学科并与其著名人物“攀亲”的方式来使传播学获得纯正的血统,为传播学在美国的生存打下基础。

这的确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策略,不光是施拉姆和传播学,对一些晚近形成的社会学科的创建人来说,要想使这门学科生存下来,都是要苦心积虑想点策略的。

1、“老爸”布莱尔与新闻学的创立

“老爸”布莱尔被认为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新闻学教育的开拓者,他以威斯康辛大学为基地,使新闻学最终在美国大学被广泛接受。

布莱尔的策略核心是强调新闻学的学术性,他通过对研究的日益强调“来改造新闻学院的途径,帮助新闻学院生存下来”。“在将新闻学推进为一个合法的大学学科方面”,他坚持“将新闻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而不是一种职业教育来教授。”7

而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就是将新闻学与其它现存成熟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结合,因此布莱尔的新闻学观的第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一个4年期的大学生课程,它由四分之一的新闻课程、四分之三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课程组成。”8而新闻学方面的博士学位同样要求学生在学习历史、经济、政府和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科学和文学的同时兼修新闻学才能授予。“布莱尔和他的弟子们相信,新闻学为了要在研究性的大学里生存下去,需要社会科学的基础。”9

2、施拉姆与传播学的创立

“所有创建一个新的科学领域的个人都必须对这个领域持有某种观念。施拉姆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华盛顿形成了他的观念。他返回衣阿华大学新闻学院着手开创他的传播学观。”10而这个开端基本上采用了布莱尔在开创新闻学教育上的策略。

罗杰斯用“层复一层的聚集物”的隐喻“来理解从布莱尔到施拉姆的学术联系”。从“一个新闻学教育的奠基人”到“一个传播学的奠基人”的主要纽带是布莱尔的弟子们,主要有R・纳夫奇格、R・凯西、F・赛博特和C・布什。其中纳夫奇格和凯西是施拉姆在统计局和战时新闻局的同事(1942),赛博特是其在伊利诺伊的同事(1947―1955),而布什是其在斯坦福的同事 (1955―1961)。

“他1942年为衣阿华新闻学院设计的蓝图提出一种本科生的新闻课程,它由四分之一的新闻技能课程与四分之三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课程组成,这正是‘老爸’布莱尔曾经提倡过的比例,尽管施拉姆没有将布莱尔引为这一比例的出处。”11

施拉姆的具体做法是:

(1)强调传播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施拉姆有宽阔的眼界,能够向上看到处于高位的大师。他与这些著名的学者打成一片,并鼓励他的学生也这么做。他在衣阿华、伊利诺伊和斯坦福的传播学博士课程都与心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有着牢固的跨学科联系。它们起先都是在大学的研究生院的领导下组织起来的,并要求博士生注册学习由著名心理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所开设的课程。”12

(2)使传播学与现存的学科结构相适应。施拉姆在衣阿华设立的第一个传播学博士课程就是在新闻学院,“至少在最初年代,传播学往往影响现存的新闻学院,而不是被贯彻到新创建的传播系中”。“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几百个大学传播学系在美国已经被创建起来。大部分都是从现存的言语学系、新闻学系、图书馆学系和其他强调某种专业的或人文的传播研究的大学单位中崛起,其他的则是新创建的。”13“截止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约有1500所传播学院或传播系。”14

很明显,施拉姆采取的是一种低调的迎合策略,而不是直接而激进地自立门户。结合美国大学的特性,他这么做实在是识时务的明智之举。

“最有名望的美国大学往往是私立的、古老的、抵制激进的教育创新思想,包括开创一个新的学术领域”,“这些排在首位的大学的一般态度似乎是:不愿冒新的学术风险――像传播学、种族研究、环境研究和女权主义研究,或更早时代的社会学新领域――而危及它们已有的名望”。“除斯坦福大学外,那些名牌大学没有一所大学接受传播学。”15

三、“四大奠基人”的合理性

对于施拉姆来说,“总结像人类传播这样一个领域的困难在于:它没有只属于自己的土地。传播是基本的社会过程”,在流派纷呈的研究中,施拉姆抓住了当时位于研究舞台中心的“拉斯维尔们”,当然这与传播学领域在他头脑中留下的印象有关,即便是个人主观的,也是无可厚非的。

施拉姆是1942年在统计局和战时新闻局工作时形成了其传播学观的。“战争努力要求一种跨学科的方法,它往往是以传播问题为中心。”16这些问题即包括“应该向美国公众传播什么样的信息,以鼓舞国内的士气,并决定统计局能够使用什么样的传播渠道来影响其意图中的受众。他们试图通过调查来评估他们的传播行为对于公众的效果”。17

而当时的“拉斯维尔们”所做的工作,黄旦老师曾总结如下:18

很明显,施拉姆选择他们四个的原因不仅是因为个人声望和学科经历,而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研究视野、方法和内容都非常相似:用调查、实验的方法测定效果。

“他有强烈的想象力,能够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已经积累起来的大众传播和说服研究的零散物中看到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施拉姆的传播学观有意识利用了美国一流大学的著名社会科学家的工作,以便使他努力创建的新的研究领域具有可信度”20,并且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效果研究。

胡翼青认为,“它的这种取向便对传播学研究产生了误导。作为传播学的开创者介入传播思想史领域的研究,施拉姆出于自己的偏好,无端地从一开始就片面勾画传播学许多可能的发展方向”,“束缚了传播学的全面发展”,“也正因为如此,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学都遭遇了不同程度的学科危机。”连施拉姆也曾坦言,“直到20世纪80年代,‘传播学仍旧没有发展出一个系统的中心理论,让传播学研究者可以围绕这个中心来思考,来组织,来建立一门成熟完备的学问’”,而这个责任,施拉姆本人“难辞其咎”,“因为他创造的四大奠基人的神话关闭了传播学发展的多元通道。”21

笔者认为,这一观点脱离了当时的时代环境,“一个命题的起源在一切情况下都与其真理性无关。而和其产生的社会、历史结构相关”22。上世纪80年代传播学研究陷入迷茫,传播学研究领域亟待拓宽,这是一个发展的自然过程。毕竟传播学诞生仅半个多世纪,一方面因为传播学自身的发展壮大,一方面因为新媒介的发展,带来托马斯・库恩所谓“范式的转换”。同时,社会科学领域向来是没有中心的,理论的兴衰,研究的重点、范式的确定都随时代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新的问题不断被提出,旧的问题不断被搁置。正如卡尔・曼海姆所言,“当代的知识界不再是一个统一体,而是呈现为相互敌对的派别和相互冲突的学说的战场”。23

涂尔干说过,“当一门科学在初创的时候,为了使它能够成立,就必须参照仅有的已有模式,即参照已经形成的科学”,“但是,一门科学只有形成自己独特的个性,才能让人视为达到了最后的独立”。24■

参考文献

1、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第1版,P260―261

2、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E・M・罗杰斯,殷晓蓉 译:《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7月版

3、4、黄旦,《美国早期的传播思想及其流变――从芝加哥学派到大众传播研究的确立》,《新闻与传播研究》,2005年第1期

5、21、胡翼青,《传播学四大奠基人神话的背后》,《国际新闻界》,2007年4月

22、23、卡尔・曼海姆,黎鸣、李书崇 译:《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商务印书馆,2000年9月版

24、涂尔干,狄玉明译:《社会学方法的准则》,商务印书馆 2006年版,P156

第8篇：新闻传播学研究范文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第9篇：新闻传播学研究范文

关键词：传播学　专业英语　教学探索

研究背景

随着大众传媒的迅猛发展，人类已进入了信息传播全球化的时代。传播学专业也已经列入高校本科生专业目录，成为国内多所大学的新办专业。目前。中国高校本科生传播学专业在制订人才培养方案时，大多平衡和兼顾了学术界与业界两个方面，力图为社会培养两类毕业生：第一类是新闻传播从业人员：要使未来的从业人员在当代传媒中有效地传递信息和表达思想，理解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以及大众传媒和社会、政治、法律和经济体制之间的关系，能够以战略性、创造性和批判性的方式思考和解决专业领域中的各种问题，应对专业领域中的变化；第二类是科研人员：要让未来的科研人员在大学就读期间，从理论观念和研究方法方面得到熏陶，毕业后能够致力于对媒体内容、表现和受众方面的批判性分析，增加这个领域中的基础和应用知识，使他们具有批判性和规范性的分析角度，在学界和业界都能出类拔萃，在国内外担任领军人物。

经调查分析，中国的传播学本科教育与美国的大众传播学教育相仿。因此，课程设置要考虑到大众传播学专业的特点，增加学生对大众传媒的认知，注重传媒实践，同时提高传播学理论素养。传播学专业英语正是适应上述人才培养目标而设立的本科生课程，理论与实践并重。

概念界定

在探讨传播学专业英语的教学内容与方法之前，有必要对其概念进行界定。传播学专业英语不完全等同于新闻专业英语，但与新闻专业英语存在着部分交叉。传播学专业英语应界定为“以英语为唯一的语言载体，既涵盖英语传媒实践，即英语新闻的采访、写作、编辑、评论、翻译、摄影摄像等业务技能，又包括大众传媒历史与现实方面的专业术语、传播学经典著作赏析及前沿思潮研读的专业知识体系”。

基于上述概念。传播学专业英语课程应该包括两大类课程：以英语新闻实践为内容的课程，是通过对英美电视新闻的分析，让学生了解英语电视新闻主持人、记者、编辑和技术人员的工作方法和特点，掌握英语电视新闻文本的结构、语法、词汇等方面的特色，掌握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体育和健康等方面的英语新闻术语。而以传播学专业文章为核心内容的课程，则是通过阅读英语专业论文和著作，在了解传播学专业知识的同时提高英语水平，为学生独立阅读专业英文著作、撰写英文论文奠定良好的基础。

特色探索

根据传播学专业英语本科生的教学实践，笔者对传播学专业英语在教学内容构成和教学方法层面的一些特点予以探究。《新闻英语视听说》和《传媒专业英语》两门课程共同构成传播学专业英语课程。借鉴美国大学的做法，前者是后者的预备课程，后者是建立在前者基础上的高级课程。第一门课程在二年级下半学期开设，第二门课程贯穿于三年级整个学年。

《新闻英语视听说》。《新闻英语视听说》有针对性地引导学生接触美、英和中国知名媒体的经典新闻作品或最新要闻；鼓励学生分析和借鉴美英电视新闻在采访、写作、摄影、播报等新闻业务中体现的特点，初步培养传媒职业精神和跨文化传播的视野；通过生动直观的案例赏析和专业知识讲解，帮助学生逐步掌握必备的电视新闻学术语，如新闻价值、电视文稿、主持人、标题、导人等，同时培养良好的英语新闻语感以及扩大新闻英语词汇量。另一方面。精要、简洁、辩证地指出中西方新闻媒体在议程设置、平衡报道、新闻与宣传、新闻与法律等方面的异同。

教学内容。课堂教学以CNN、NBC、CBS和BBC的新闻作品为主要视听材料。课后，学生阅读英文报纸，收听英文广播，收看英语节目，登录知名媒体的英文网站进行在线学习。熟悉主要新闻事件，了解其背景和最新进展。

《新闻英语视听说》包含英语和新闻视听说，其中英语是“外壳”，新闻视听说是“内核”。从“外壳”进人“内核”务必首先突破“外壳”。因此，课堂教学应引人视听跟读播报的循序渐进的学习方法。知识和技巧包括：练习跟读和复述，了解英语电视新闻结构，识记专有名词，听记数字，辨析和熟悉美式英语和英式英语的发音特点，提高辨识新词的能力，领悟新闻导人部分的核心作用，利用句型结构理解大意，学习并掌握英语速记法等。

教学方法。《新闻英语视听说》课程为全英文教学，对学生的英语水平综合要求较高。而且，二年级本科生的英语水平大多为公共英语四级，建议采取以下教学方法：

课前问卷调查，了解学生需求。正式授课前的课堂调查，让学生介绍自己的兴趣爱好，对听说水平作出自我评价，提出对课程的期望。设立学习目标。教师可根据学生的总体水平，控制课程难度和进度，也可依据学生各自的特点，因材施教。

课上精心引导，消除焦虑情绪。初次接触本课程的学生因听不懂，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焦虑和紧张。因此，教师应耐心引导学生放松心情，介绍英语电视新闻结构和听力技巧，鼓励他们进行跟读练习，模仿纯正的发音；了解英美新闻播报时的弱读、连读等语音习惯，熟悉不同民族和种族人士的口音，做到泛听与精听相结合；通过模仿正确发音，学生逐渐培养起对原汁原味英语的敏感和适应；针对新闻作品中涉及的专业话题向学生提问，启发学生从中借鉴其独特的采、写、编、评、摄等技巧。每课练习前介绍相关的新闻背景和新闻人物，帮助学生迅速增加新闻知识，消除在理解时的不确定性。

互动式教学，个性化辅导。在教学中，努力向互动式教学和个别化学习模式转变，鼓励学生自主学习。以学生的新闻实践作为传播学专业英语的“模拟演练”。

如每课开始时，学生播报英语新闻，以求掌握并应用英语新闻中的常见词汇。随后，教师会对每名学生的语音、语调、非语言交流等方面予以个性化的即兴点评和指导。

在此基础上，教师“模拟”英语电视新闻策划、采集、编辑、制作和播出的全过程。学生自愿分组，召开选题策划讨论会，实施采访，制作英语新闻。此教学实践强调原创性和团队合作精神，学生可根据各自的兴趣和特长确定分工。教师不断关注学生的作业进展，按专题给予必要的指导和建议。最终对学生的作品依次给予个性化的指导，巧妙地把新闻价值、倒金字塔结构、平衡报道等内容融入练习。

通过学习，学生既可系统地掌握热点新闻及其新闻背景和发展趋势，也可熟悉英语新闻的词汇、语法和文体特色，并逐渐适应电视英语新闻的语音语调、语速和语气，最终理论联系实际，合作完成电视英语新闻作品，全面提升对英语新闻的理解力和掌控力。学生树立了自信心，发挥

了最大潜能，沉着应对社会现实对新闻工作者的挑战，

《传媒专业英语》。《传媒专业英语》课程跨越一个学年，分成Ⅰ和Ⅱ两个梯度。教学目的在于：满足全球化对英语教学在广度和深度上的要求，引导传播学专业的高年级本科学生直接阅读专业原著，在专业学习中巩固和提高英语水平，在英语学习中了解和研究专业知识。

教学内容。课程内容大致涵盖各类大众传播媒介和大众传播学的主要领域，点面结合，深浅有致。形成梯次。每个单元一般包括综述文章、个案研究和著名学者关于该主题的经典论述。教师根据难易程度，灵活选取精讲和泛读的文章。

第一学期，课程以新闻学和传播学教育开篇。导论中首先界定“传播”的概念。随后，以大众传媒出现的先后为序，选取印刷媒介、电子媒介和新媒体的相关文章。第二学期，学习内容更加倾向于学术性较强的文章，其中涉及广告、公共关系、传媒经济、文化产业与文化研究、大众传播过程和效果、大众传播与社会、大众传播法律与道德等方面。

教学方法。《传媒专业英语》课程是重要的高年级专业课程之一，对学生的综合能力要求较高。由于该课程的讲授跨越一个学年，教师在教学中体现的侧重点也不同：第一学期强调听力、口语、阅读和翻译训练，第二学期则突出概括文章大意、收集素材、撰写学术文章的练习。具体采取的是以下三种教学方法：

研讨式教学。课前，学生预习指定文章，查阅相关材料，大胆提出疑问。课上，通过学生口译与教师点评相结合、对文章重点和难点的师生互动分组研讨、相关纪录片的播放等方式，着重培养学生对文章的精准理解、准确翻译、正确归纳作者观点的能力。在翻译和讨论时，鼓励学生大胆提出独到见解，敢于挑战学术权威。教师保持开放的、学习的心态，与学生平等、自由地研讨。课后，教师向学生推荐西方新闻传播学经典名著，鼓励他们继续深入研究。

研讨式教学不仅切实提高了学生阅读理解和翻译英文专业文章的能力，而且着重培养了学生探索新知和大胆创新的精神，为撰写专业论文奠定了基础。

课堂演讲。无论学生日后是从事传媒实践，还是学术研究，他们都应成为某领域的“专家”。因此，第一学期教师建议学生从大众传播中选择某一感兴趣的领域，以课堂演讲形式介绍该领域并陈述自己的观点。演讲后的问答环节培养了学生的应变能力。教师根据演讲内容，结合学生未来的传媒实践和研究的需要，补充实用性强的传播学专业术语，播放相关视频，介绍相关传媒机构，拓宽就业渠道。

因此，课堂演讲的内容大于形式，切实有效地帮助学生灵活掌握传媒专业术语、专业知识和技能，提升专业英语的听说能力，为日后就业拓宽思路、夯实基础。

科研课题。在听、说、译三种能力提高的基础上，教师要求学生撰写英文科研论文。论文撰写严格按照开题、撰写、修改、定稿的流程执行。

教师将论文开题移至课堂进行，既兼顾整体，又注重个体。论文写作中，教师不断激发学生的潜能，培育原创精神，鼓励他们学以致用，解决实际问题。在思维和行文方面，学生要借鉴所学文章，体会东西方跨文化差异，运用正确的术语、英文表达和论述方式。教师借助电子邮件对学生的论文提出指导意见。虽然教师的工作量增大了，但学生常常被教师严谨治学的精神所感染，并在科研实践中激发和培养出强烈的成就感。

上述教学方法营造了张弛有度的课堂氛围，利于学生树立创新意识，提高其口头和笔头的专业交流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