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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07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展现了现代金融风险错综复杂的特征,这场危机后来演化成为全球的信货紧缩。世界和中国和都受到了深刻的影响,不管是实体经济还是虚拟经济都受到了严重的打击,直到2010年的今天,危机带来的后果还在影响着世界的经济。反思危机,文章认为在流动性过剩的背景下,商业银行为了追求利润的持续快速增长,很容易出现过度竞争,放松信贷标准,盲目扩大贷款客户群体,追逐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品种。
关键词 次贷危机 收入差距 金融风险 措施
一、美国次贷危机
美国次级房屋抵押贷款(SubprimeMotrgageLoans,简称Subprime或“次贷”)是美国金融机构向信用等级较低的购房者提供的一种抵押贷款。在美国的抵押贷款市场,主要有三种信用等级不同的贷款:一是优质抵押贷款;二是“另类A级”(Alt一A)抵押贷款;三是次级抵押贷款。判断优质贷款或次级贷的标准是根据借款人的信用纪录、偿付额占收人的比率(DTI)和抵押贷款占房产价值的比率(LTV)。一般情况来说,DTI低于55%,LTV低于85%的借款人的房贷为优质贷款,而DTI超过55%,LTV超过85%的贷款人的房贷则为次贷。“另类A级”房贷是介于优质和次贷之间的灰色地带,是指借款人符合优质贷款标准,但没有提供所有的收人证明等法律文件。这种由银行或投资公司向信用较差的客户发放的次级贷风险较大,一旦发生拖欠、违约或取消抵押品赎回权,都会给贷款机构造成损失,并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对金融市场产生消极影响。但是在盲目的利益追求和驱动下,由次贷引起的不良贷款,最终引发了一场空前的经济危机,两房破产、雷曼兄弟倒闭等一系列严重的经济危机随之而来,西方国家顿时陷入一场巨大的危机洪流之中。
二、美国的次贷危机根本原因
通过危机形成和爆发的过程可以看出美国的次贷危机直接诱因是利率(r)的提高,结果:r房价、房地产行业下滑、次级抵押贷款还贷困难、信用紧缩、投资衰减经济衰退、信心下挫金融恐慌、金融(次级抵押贷款)危机经济衰退加剧。
利率为什么会不断的上调?原因:r住房市场泡沫、通货膨胀压力房价、物价低收入阶层超前消费、过度消费宽松的信贷条件+过大的收入差距(产生低收入阶层)。由此分析可以看出,“利率”是一个关键和枢纽;但是追溯到最后.转动这个枢纽的根本力量是收入的差距,即使信贷宽松也是以收入差距为土壤。
所以,次贷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利率持续上调,住房市场泡沫破裂,房价下跌;次级抵押贷款及其产生的金融风险是次要原因、利率提高只是导火索;根本原因是美国消费增长超过经济所允许的限度;而本质则是“收入差距”问题。
三、危机对我国金融业的影响和警示
从表面上看美国的次贷危机是因资产证券化和银行对风险控制不力导致的,与我国银行房地产贷款情况并无太多相似之处,但是美国次贷危机的诱因却与我国金融行业面所临的问题相同:房价虚高,房地产泡沫不断膨大,利率不断调高。这些问题成为我国金融业发展中的潜在风险。
由于房价上涨较快,房地产项目利润较大,收益有保障,所以银行在房地产开发贷款项目上并不惜贷,房地产开发贷款成为房地产投资的主要来源,02年以来银行房地产开发贷款占地产投资资金比例连续8年保持在22.6%一30%之间,信贷资金在房地产资金来源中的占比已超60%,银行成为房地产风险的最大承担者。
从2007年危机开始到2010年,中国的经济遭受了严重的影响,由于证券和金融市场的相对封闭性,次贷危机对我国的经济并未产生过大杀伤力。同时,政府在关键时刻推出四万亿投资计划,也极大的拉动了经济的发展,保证了年经济增长不低于8%的目标。08年开始的房地产刺激政策,在拉动GDP和地产业的飞速发展中起到了十分明显的作用,但是也由此引起了一系列产能过剩和潜在的通胀风险。2010年10月份央行首次加息,11月份央行二度加息,都表现出了着强烈的通胀预期。银行的过度放贷,导致的流动性充裕,给经济的复苏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过度放贷也引起了严重的危机警示。房地产泡沫再度膨胀,居民的收入却严重跟不上。央行和政府也时刻感觉到危机的逼近。
四、措施和对策
严峻的形势要求我们必须正视此次危机,最危难的时刻还没有过去,危机我们还没有度过。因此我们要以此次危机为鉴,努力的完善我国的金融体系,推动金融与经济的和谐发展:
1.必须提高金融机构的自身的风险防范意识,完善风险防范制度。
2.必须不断优化金融机构的信贷资产结构,分散风险。
3.要加强会计信息披露的管理工作。
4.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市场,构建多层次的金市场体系,推进金融体制的改革
5.要加强金融监管。市场不是万能的,监管起着重要作用。
总之,我们要以史为鉴,不断的探索适合自己的道路,不断的完善自己,不断的推荐体制的改革。做到金融、地产、经济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芦寄峰.收入差距:美国次贷危机的根源与本质.统计与决策.2008(16).
[2]李进,张凯.美国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危机原因及其影响研究.世界经济.2007(10).
关键词:次贷危机;进出口;人民币利率;人民币汇率
自从2006年底以来全球承受着由次贷危机所引发的一波又一波的金融寒潮,美联储投入7000亿美元救市试图控制金融危机的扩散,但其举措究竟能否奏效?对中国的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又会有怎样的影响呢?
一、次贷危机的根源以及扩散层次
1、次贷危机的产生及本质
美国次级住房抵押贷款是美国住房抵押贷款的一类,贷款对象为信用等级低于优质客户的贷款人,违约风险一般较高,银行对于这类贷款应该持审慎的态度并要求较高的贷款利率。2001年网络经济泡沫破裂之后,美国将金融衍生工具和房地产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发动机。美联储为了刺激经济发展连续14次降低再贴现利率,连续13次降低联邦基金利率,原来那些信用不佳、收入较低的家庭在超历史低水平的利率和房屋价格不断上涨情况下纷纷购房。而在利率不断下跌的预期下,绝大多数贷款都是选择浮动利率贷款,为危机产生埋下伏笔,到了2004年6月,美联储在通货膨胀压力加大的情况下,两年内连续17次将利率从2004年的1%提高到2006年6月29日的5.25%。次级贷款客户由于收入无法偿付贷款利息因而贷款违约不断,最终不得不交回住房从而大面积引发次级贷款信用危机。因而次贷危机的本质是信用过度扩张引发的信用危机。
2、次贷危机扩展的层次
次贷危机的扩展经历了次级贷款—次级债券—资产担保债券三个层次。美国住房抵押贷款的规模约为7-8万亿。而其中的次级贷款存量约为1.5万亿,占整个住房抵押市场的20%。据估计直接损失为4000亿元对于美国13万亿的gdp和25万亿的债权市场可以说影响不会太大,而美联储已对金融机构注资累计超过2万亿,远超过次贷市场的存量,这说明次贷危机的冲击和震荡仍在通过一定体系蔓延,因而不得不探究资产证券化。美国绝大多数住房抵押贷款是通过地区性的储蓄银行和储蓄贷款协会发行的,由于受到资金规模的限制,这些金融机构将贷款资产打包以此为担保发行不同级别的债券,通过资产证券化的途径让各类投资者购买,抵押贷款发行者将利息收入的一大部分转移出去获得流动性。资产证券化市场的基础是金融资产的信用,如果原始标的出现了坏账造成现金流中断,以这些资产为担保发行的债券就会大幅缩水,投资于这类证券化债券的金融机构会面临巨额亏损。而更为严重的是其他各类资产担保的证券在绝大多数投资基金的投资组合中处于相似的信用风险级别,一旦次级贷款担保的证券发生问题就会波及其价格。因此从本质上看次贷危机是信用扩张不当所引发的信用危机,而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就是其传导的锁链使其进一步延展激增恶化。
二、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1、 使得国内金融机构蒙受巨大损失并使我国金融市场的风险加大
进入2008年以来欧洲股市以及亚太股市普遍表现不佳,这与全球金融危机的加深有着密切联系。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股市和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也会产生影响:一种可能是由于受到次贷危机的影响,投机性资金会对中国等新兴市场的投资风险进行重新估计,撤资回国,以缓解流动性和融资危机,这样势必会造成中国面临经济的瞬间停滞和输入型通货膨胀;另一种可能是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会成为国际游资的安全避风港,进而加速热钱流入影响国内正常经济秩序。
2、 次贷危机对我国进出口的影响
美国次贷危机有可能通过外贸途径对中国的实体经济产生影响。我国的对外贸易政策是以出口为导向的,出口在支持经济发展中占主要地位,贸易依存度相当高而美国次贷危机将会萎缩美国以及相关国家的国内消费需求,减少对中国的进口,从而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在国内消费不足的情形下我国就会出现产能过剩和供给过度的问题进而我国政府会采取紧缩的宏观调控政策限制产能导致通货紧缩,出口不振增加就业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压力。另一方面美元的持续下挫导致国际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扬,对以相关原料开展加工贸易的企业构成极大压力。同时由于中国的油价与国际油价倒挂,形成了中国变相补贴全球油价的局面,而国际游资会通过fdi境外资金进驻内地的各种能源消耗领域、石油石化下游产业、依靠石油运转的工业领域变相的套利对中国的能源资源进行掠夺。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将会逐步显现。
三、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的启示即对策选择
1、 调整贸易战略,推动产业升级
次贷危机使得美国国内以及欧洲市场萧条导致进口需求的减少。中国出口导向型的目标推动中国走过了经济两位数增长辉煌的十年,但我国的出口贸易主要是依托加工贸易等低技术含量、低产品附加值处于国际贸易价值链下游的贸易支撑,应调整出口贸易战略,鼓励能源节约型、高技术、高产品附加值的产品出口,扶持相关自主品牌的发展。同时加大政策扶植力度。引进先进技术、设备、管理、人才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积极生产国内消费升级所需要的产品,以出口支撑进口,以进口支持产业结构优化。
2、刺激内需,扩大投资发展实现持续稳定增长
消费需求不足源于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和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要扩大消费需求让更多的公民能够分享到经济持续高增长带来的好处就要完善社会保障和调整收入分配制度。一条有效途径是加薪,特别是提高工资增长极低的诸行业中就业者的工资,实现社会收入的公平合理分配进而配合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建设,推进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增加政府转移支付,只有解除了人们的后顾之忧才能有效拉动消费。在收入结构方面要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调节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实现国民收入分配从哑铃型结构向橄榄型结构过渡。在内需不足的情况下应该加强政府购买,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重点工程项目的开展,支持经济持续发展。
3、 谨慎使用利率政策工具
目前中美贸易不平衡的矛盾更加突出,2007年中美贸易顺差高达1633.32亿美元,美国的降息政策扩大人民币与美元的利差同时热钱的流入制造的“繁荣景象”对人民币升值造成很大压力而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的压力也在逐步增强。如果我国提高利率不够谨慎很可能会刺破房地产泡沫导致金融危机。2007年央行6此上调存贷款利率,其中五年期以上基准利率由6.84%上调至7.83%,并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今年的最高存款准备金率达17.5%创下20多年来新高,如果继续调高利率很可能使贷款者丧失还款能力。今年以来劳动力市场逐步紧绷,进口大宗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信贷成本不断推升,企业的经营环境逐渐恶化利润增长率开始显著放慢,提高利率对企业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不利于实体经济的发(下转117页)(上接116页)展。提高利率还会造成国际资本的套现。2008年第一季度我国贸易顺差为414.2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为274.14亿美元,但同期外汇储备新增额高达1539亿美元约有850亿美元找不到出处,可以用热钱来解释,这些热钱着眼于中国人民币年基准利率比美元高约2%,并人民币存在升值预期,中国将成为为国际游资提供稳定预期收入的避风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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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贷危机对美国的影响
如果历史可以为镜,我们可以看到历次金融危机给美国带来的后果不尽相同。
当经济萧条尾随金融危机,投资者看到的是漫漫熊市,如1990日本地产泡沫和2000年美国科技股崩溃。与此相反,当金融危机没有经济萧条相伴,股民们面临的往往则是投资的良机,如1987年股灾、1995墨西哥危机和1998年俄国国债违约/LTCM。
对于当前的次贷危机,美国希望的当然是后一种情形。
然而,目前大局还未明朗。美国经济萧条的风险仍在上升。美国正在走软的房产业与其信用萎缩相结合,增加了市场的不确定性和波动性,造成了财富的损失。同时,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也在下降,房产市场上的每一点新动向似乎都在加速这一下降趋势。
如果美国个人和企业消费者对经济前途变得愈加悲观因而继续削减消费,其汽车行业可能将成为进入萧条的第二个大行业。2000年底科技股崩溃后,正是由于消费者信心突然下降,加上制造业萎缩和汽车销量回落至低谷,经济才从2001年3月正式步入萧条。
美联储曾经在历次经济危机中起到关键作用。这一次,人们又一次把眼光甚至筹码压在了美联储上――利率和证券期货市场目前的价位都已隐含假设联储将再次降息。
美国经济出现萧条,也必将从基础上冲击以出口为主的中国经济。因此,次贷危机的最终危害有多大,不仅取
决于金融市场已经遭受的损失,更重要的还需看美国经济是否被拖入萧条。
中国新契机
中国的对外投资还基本上处于封闭状态,有能力直接投资于美国次贷的机构主要是国有大商业银行、投资实体和外汇储备。据公布的数据,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三大国有商业银行截至2007年6月底共持有约112亿美元的美国次贷。相对于他们的证券投资总额,这是一个很低的百分数比例。其他国有投资实体(如投资黑石的中国汇司)和QDII可以通过购买外企间接拥有美国次贷。这类投资总额难以估算,但好在这类投资目前在中国并不是主流。
中国13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可能含有美国次贷,华尔街也曾估计其总投资额在100亿美元左右。但是国家外汇管理局官员已经于9月4日澄清,中国外储不拥有任何此类债券。
由于市场的封闭而躲过危害,可以说中国是消极地抵御了次贷危机的直接冲击波。次贷危机的长期余波是否会对中国产生影响?回答是肯定的。但可喜的是,次贷危机的长期影响有很大几率对中国有利,这是因为,中国自身经济结构和国际经济增长格局有可能在危机结束后,促成国际资本在流向上的改变。
美国经济萧条进而中国经济受牵连萎缩是可能情形中最坏的一种。当次贷危机尘埃落定,更有可能出现的则是美国经济持续低迷,中国经济保持强劲。
从国际整体环境看,在过去的几年里,全球经济增长总格局已经改观。目前全球经济增长的75%来自于新兴市场国家,美国已经不再是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在这种氛围中,除非美国步入严重的经济萧条,否则美国单方的经济变化不能改观这个新格局。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将继续领跑世界经济。
从中国内部看,国内消费已经持续增长几年,势头不减。重要的是,中国的消费增长和美国有着本质的不同。首先,中国的国内消费是来源于积蓄而不是依赖过剩的信贷。其次,中国的金融衍生工具创新几乎还不存在,杠杆运用远远小于美国。
另外,国内A股市场和楼市虽有泡沫的危险,但是它们从客观上已经提高了国民财富。这部分增加了的财富意味着新的消费增长。
从央行的政策看,次贷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的央行们在联手准备放宽货币政策,中国央行上月却逆流而行继续紧缩。这进一步反映了中国面临的问题是高增长高通胀而不是经济衰退。
以上这些客观事实显示,在美国经济可以避免萧条的前提下,国际增长格局将保持稳定,中国经济也将有能力延续其已经独立走出的轨迹。
从已被媒体披露的信息来看,不少跑路老板的涉案金额过亿甚至过10亿。而据央行温州中心支行在今年7月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显示,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规模达1100亿元,有89%的家庭或个人、59%的企业参与。温州官方文件也证实,当地民间借贷规模占民间资本总量的六分之一,相当于温州全市银行贷款规模的五分之一。
另据中金公司近日的研究报告估计,全国范围内的民间借贷2011年中期同比增长38%至3.8万亿元,相当于银行总贷款的7%。
如此高规模的民间借贷究竟有多少处于风险之中,我们无从得知,官方只是一再强调“出问题的只是少数”。的确,温州失踪的高利贷涉案老板只是数十位,相比参与放贷的企业数量的确是少数,但我们相信,问题并不止于这数十位老板,温州的困局只是全国民间借贷危机的冰山一角。
从各级政府对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的重视上,我们可以猜测出问题的严重程度。国庆节期间总理亲赴温州调研并指示、浙江省和温州市两级政府近日迅速出台各种对策、其他高利贷市场繁荣省份对民间借贷大户的监控,都预示着问题的普遍和严重。
从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的全面爆发,到出台各种救市的“组合拳”,也就一两个月的时间。政府就像一台救火车,在危机面前总是异常“高效”,但这种高效我们似曾相识――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中央政府也是迅速重拳出击,积极救市。但是,如今暴露出的各种新危机,正是当年仓猝救市留下的后遗症。
为应对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央政府了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主要手段是扩大信贷规模和投资),大量资本流向低效部门和虚拟经济,泛滥的流动性带来了物价飞涨和房地产价格泡沫,致使政府不得不“紧货币”应对通胀。而银行的体制决定了货币的歧视性流向――宽松货币的得益者是政府投资项目和大型企业,紧缩货币的受害者是私营经济和中小企业。
短时间内货币政策一松一紧,加上居民存款的负利率化,导致高利贷市场在短期内急剧繁荣――缺钱的中小企业为了渡过难关不惜成本地从民间融资,回报无门的居民存款流向风险极高的高利贷市场。
其实,民间借贷的潜在风险早已暴露,但有关部门却视而不见。今年上半年,本报记者在河南一些中小城市进行调查时,同样看到了大量小额贷款担保公司在从事高利贷业务。而当记者向当地银监局、央行驻地机构等地方金融管理部门询问此事时,这些部门却都互相推诿,避而不谈。
另据本报记者调查,江浙地区的民间借贷危机,还可能引发更大的系统性风险。在高利贷的巨额回报下(最高的民间借贷年利率竟达180%),普通民众大量参与其中,不少人把房屋重新估值质押给银行套取资金用于放贷,更有甚者,将已经质押给银行的房产,二次质押给高利贷放贷者获取资金。
将房产价值和高利贷生意捆绑在一起,是基于房地产价格不降和房产方便变现这两种假设,但是,房地产调控政策正让这两种假设成为泡影――限购不仅让房价有下降的风险,而且限制了房屋的变现能力。这样看来,一旦高利贷的系统出现风险,就会引发房地产市场的系统风险,最终会将银行牵涉其中,形成更大的金融风险。
温州几十个高利贷老板跑路事件,并非区域性、偶发性的危机,它很有可能是全国性、系统性民间借贷风险的前兆。金融市场的管制已经造成利率价格的双轨制,并在现实中形成体制内的低廉资金成本和民间的高利率市场,在这种背景下,不乏掌握体制内资源的利益群体,利用其优势获取高利贷市场的暴利。
如果金融体制的市场化问题不能够解决,造成高利贷危机的深层次问题得不到正视,民间金融的后续问题得不到暴露,政府就仓猝地出台救市政策,很容易掩盖问题的本质,错过从根源上治理问题的良机。
这一次“一次调个够”的真实意义,主要是传递货币政策的从紧不会因抗震救灾而总体放松的信号,但对于内忧外患的国内经济尤其是股市来说,是否表错了情,真值得大可怀疑。事实上,2007年连续15次上调以及今年以来5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无论对CPI还是银行存款准备金都未收到过任何实质性的调控效果,这一次恐怕也不会有什么例外。
虽然说这一次的上调不能简单地等同于5月12日的那次上调,那一次据谢百三教授说,央行因没有料到恰好与大地震撞车而不无后悔,事后对灾区实际上实行了特别豁免,而这一次的调控范围则明确将灾区排除在外,但这种形式上的差别化作用应该是很有限的。即使央行对各大总行列入计算的存款准备金不妨剔除其灾区金融机构的数额,但总体货币政策的从紧真的能够不影响灾后重建吗?毕竟,灾后重建不仅需要其他各省的对口支援,而且也是不可能不以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为基础的。而从目前的情形而言,大多数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资金状况其实早已不是过剩而是紧张。等到大家都感到囊中羞涩的时候,不要说可持续发展将不能不成为一个问题,而且也很难想象不会不影响到灾后重建的顺利进行。
作为用捕风捉影的“提前量”来反通胀的鼻祖,格林斯潘其实不是没有教训的。格林斯潘在美国的通胀虽有苗头但实际上还没有显影的时候,就捕风捉影地采取了提前量的货币调控措施,结果,连续加息所造成的问题非但同样幅度的连续减息弥补不过来,还酝酿出了不久前的次贷危机。
笔者一向就很怀疑,为什么我们总是对“过热”那么害怕,却一点也不怕“过冷”呢?许多人提起日本经济由于过热而导致的泡沫破裂,总是津津乐道,而对于其由于调控过头所导致的长期过冷的危害则轻描淡写,其实,这是很不理智的。在这方面,我们自己也不是没有教训的。
资本主导下的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预期经济,也就是信心经济。信心是维系市场稳定的最大公约数。就像房价的下跌固然会使一些买不起房的人能买得起房,但也会严重动摇更多已经拥有自己房产的人的信心。而一旦连买得起房的人也不想买房了,那么,受到打击的将不仅是房地产开发商,而且也将是整个国民经济。
在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中,瑞士瑞信银行(以下简称“瑞信”)都遭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本文以此为例,从欧洲银行业的业务特点入手,对其复苏前景进行探讨。
瑞信业绩表现和欧债危机演进高度相关
从瑞信最近五年净收入的季度变化(图1)来看,其与欧债危机推进的每个重要节点都有很大相关性。自2009年第四季度三大评级机构同时降低希腊信用评级,拉开欧债危机序幕开始,瑞信从次贷危机中复苏的势头被立即逆转,到2010年第三季度希腊获得7500亿欧元救助后,其经营业绩才有所回升。但从2011年第一季度开始,三大评级机构不断下调希腊等国的信用评级及银行信用评级,瑞信的业绩也再次呈现持续下滑趋势,并再度出现亏损。2011年第四季度,瑞信单季亏损6.4亿瑞郎。由此可见,瑞信的业绩和欧债危机的演进相关性极高。
这种相关性主要归因于西方混业经营体制下的银行业业务结构及收入结构情况。欧美银行业中的非利息收入普遍很高,如美国银行、德意志银行等都达到80%左右,瑞信2011年的非利息收入占比也达到74.8%。这主要是由于投行、交易等非信贷业务构成了其主要业务。从瑞信2011年的收入结构来看,投行、私人银行、资产管理及公司业务的收入占比依次为45.2%、42.8%、8.4%及3.6%。从图2可以看出,私人银行作为其主要业务非常稳定,受到欧债危机的冲击很小;资产管理和公司业务虽受到一定影响,但规模不大,可以忽略;唯有投行业务的波动剧烈,且和净收入高度相关。瑞信投行业务在2011年第四季度亏损13.1亿瑞郎,全年净利润比2010年减少98%。由此可见,瑞信经营业绩对市场的敏感性主要来自于投行业务。
瑞信的投行业务主要包括债券承销、股票发行、咨询、固定收益产品交易及股票交易等,其中,交易业务的波动较大。在遭受次贷危机影响最大的2008年第四季度,瑞信的交易业务损失达50.8亿瑞郎,主要源自在杠杆交易及美国资产抵押债券、次级CDO(担保债务凭证)等结构性产品方面的损失。而瑞信之所以能在2009年第一季度迅速扭亏为盈,主要源自三方面:一是瑞信对投行业务的定位进行了调整,降低风险容忍度,如加强流动性及减少复杂结构性产品风险额度等;二是美国对次贷危机的有效控制,随着美国政府对几大投行的接管及高盛等的转型,美国政府宣布1万亿美元有毒资产购买计划(PPIP计划),次贷相关产品的风险得到有效控制,市场情绪缓和,瑞信基于公允价值的各类债券价值回升及二级市场交易收入大增(其中,仅房地产抵押债券及CDO交易增收就达17.3亿瑞郎);三是转投债(这也为欧债危机的损失埋下“祸根”)。这次复苏说明,针对市场上的流动性问题,政府的救助是非常有效的,只要市场信心恢复,银行业的困境会很容易摆脱。
2012年难以走出亏损“阴影”
从2009年至今,投行业务的不断缓慢下滑反映出市场对本次欧债危机认识的不断深化,债务的财务危机正逐步向偿还能力危机及体制危机转变。在本次私人部门的债务互换(PSI)中,名义上,私人部门将放弃53.5%的面值,如果算上利息损失,预计将实际放弃约74%的债券票面价值。持有该类债券的大银行大都已经进行了拨备,如2011年苏格兰皇家银行为所持希腊债务减记损失拨备了11亿英镑。因此,本次债务互换之后,希腊政府的财务危机将得到暂时缓解,其债务本身对银行业造成更进一步损失的威胁将会减轻――除非希腊真的出现违约。进而,这将有效防止希腊无序违约或投资者恐慌性抛售的风险,但投资者可能将会更为“认真”地考虑债务危机的本质,即债务减记之后希腊是否将具有偿还能力,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的债务危机是否会依次减记,欧洲央行、欧洲稳定基金、IMF等是否仍有继续援救这些“后来者”的能力等问题。欧洲银行管理局(EBA)认为,欧洲央行目前需筹资1150亿欧元,以弥补其持有的问题国债带来的损失。因此,欧洲债务危机在本质层面的更深影响或刚刚开始。
欧洲银行业当前面临的核心问题,是这种债务重组能否像次贷危机的解决那样换来市场流动性的改善。从投资者角度来看,显然对希腊2011年第四季度GDP增长-7.5%、年轻人失业率达51.1%和总体失业率21%的“表现”很难怀有信心。换句话说,即使未来针对欧债危机没有“坏消息”出现,当前新的希腊债券仍可能将缺乏流动性,希腊债券市场的重建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同时,投资者对葡萄牙、西班牙债务的关注度可能提升,对风险的承受能力将会减弱,相关的交易或公允价值损失可能不会因希腊债务问题的暂时性缓解而减小,反而可能逐步增大。因此,短期内银行固定收益投资的减值损失不会减少。从瑞信2010年和2011两年的经营表现来看,固定收益交易收入的增长率分别为-38%和-40%,这是对宏观经济运行最敏感、“萎缩”最快的业务。2011年末,瑞信52%的资产是根据公允价值定价的,这些资产仍面临很大的减值压力。在体制问题没有解决、经济增长乏力的情况下,预计2012年瑞信固定收益投资的情况难有大的改观。
由于目前普遍存在担保品不足的问题,若债务的流动性问题不能解决,银行业通过金融市场或央行融资的能力会受到制约,进而其投资能力、信贷能力等都将难以有效发挥。目前,欧洲银行业债券的利率比欧债危机爆发前高出约100个基点。从2012年3月欧洲央行进行的第二轮5295.3亿欧元的长期再融资操作(LTRO)效果来看,尽管银行间拆借利率有所回落,但央行隔夜存款却比2012年1月底时增加了2926.35亿欧元,这些存款很大一部分被存回央行,建立自己的财务“防火墙”,还有一部分被用于银行子公司的融资。从瑞信的数据来看,2011年第四季度,其对信贷资产的信用风险拨备大幅提升,由第三季度的5000万瑞郎猛增至3.2亿瑞郎。可见,量化宽松并没有给实体经济注入多少资金,没有促动偿还能力问题的解决,也没有转化为银行的盈利能力。
瑞信投行业务的第二收入支柱是股权交易业务,但其近两年的收入增速也都在-20%左右,面临很大萎缩压力。由于这部分业务和实体经济关系密切,量化宽松政策的失效使欧盟很难再拿出有效刺激经济的措施。欧洲央行对2012年欧元区经济的增长预期已从先前的0.3%下调至-0.1%,并预计欧元区17个国家中至少有6个将陷入衰退。在这样的宏观经济运行环境下,欧洲乃至全球股票市场难有很好的表现,股票、债券的发行市场状况也难有很大起色。瑞信2011年第四季度承销的股票规模同比下降67%,这也直接影响到瑞银投资银行的第三块收入――股票和债券承销收入。这部分收入在投行收入中的占比约为20%,2011年承销收入增长为-26%,这一趋势或将持续。
资本监管对瑞信的业绩增长带来了明显的压力。次贷危机及欧债危机后,瑞士监管当局对瑞银(UBS)和瑞信提出了更高的资本要求,即2019年核心资本充足率达到10%、资本充足率达到19%。在盈利能力和融资降低的情况下,瑞信面临的资本压力将更为突出。由于难以通过融资的方式扩充准备金,瑞信只能更多地通过减少资本占用方式来提高资本充足率。投行业务作为资本耗用最高的业务,压缩其资本耗用成为其首要选择之一。瑞信2011年年报中提出,到2012年末,投行风险资本占用额将从目前的2480亿美元缩减至1900亿美元,减少23.4%。在多国及大量银行信用评级不断下调和经济不景气背景下,高品质的资产稀缺,资本节约很大程度上可能要通过投资规模的缩减来实现。瑞信2011年第四季度投行营业收入减少总额中的21%(约4.69亿瑞郎)是由其业务收缩引起的,其中,1.49亿瑞郎是由于高资本占用业务的退出导致,3.2亿瑞郎是由投资规模减少造成。如果其他欧洲银行也面临同样问题,可能对金融市场带来负面的压力,反过来也将对投行业务造成进一步冲击。
综上分析,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瑞信的投行业务很难像2009年那样迅速恢复盈利。瑞信对这一问题也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从2011年第四季度即开始推进投行业务与私人银行业务的合作营销。但瑞信私人银行业务已经占据其较大的经营份额,模式也较为成熟,除了在新兴市场可能开发相对可观的新增客户及资产外,很难出现大幅增长,也难以弥补投行业务下滑的影响。
瑞信2012年将难以走出亏损的“阴影”,而这对混业经营的欧洲主要大银行都具有普遍参鉴意义。
对我国的启示
瑞信作为欧洲银行业的个案,在一定程度上作为欧美银行业经营“缩影”,给我们带来了深刻启示。
特殊的业务结构和收入结构决定了其在外部宏观因素冲击下的业绩波动特征,对风险的体现更为敏感和显性化,这对市场和政府正确评价银行业更为有益。这种情况与我国目前在银行业分业经营体制下,以信贷业务为核心的银行体系有很大不同。自1980年以来,我国基本每隔十年完成一个经济运行的中周期过程,银行业整体收益呈现跟随实体经济变化而变化的规律,即银行业表现对实体经济的波动有明显的隐性化和滞后性。
这种业绩对风险显现特点的差异性为我国和欧美银行业的业绩比较带来了困难,很难简单通过同一时点的业绩比较来说明经营状况的孰优孰劣。当西方银行业在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冲击下为生存“困苦”之时,我国银行业1.2万亿元的经营利润却并不足以为之带来太多“欣慰”的资本。近几年,在经济危机冲击下,有多少风险已隐藏于银行体系,欧债危机对外向型经济进一步影响的风险有多大,这些问题很难通过中国银行业当前的数据来进行分析。因此,简单地从业绩数据推及体制红利的观点难免有些偏颇。实际上,我国银行业也正在以商业个体担当宏观经济的自动“稳定器”职能,承受体制性风险。这与西方银行业有很大不同。更进一步地,那种轻举妄动、固步自封,甚至认为我国银行业应像生产型企业那样,“趁机”到欧洲大举兼并金融企业的想法,更需要在事前进行认真论证。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阶段成果)
关键词:金融危机 金融法规 道德风险 制度安排
一、历次金融危机下金融法律的回应
金融危机是历史的常客。虽然每次危机个性迥异.但还是存在着不少相似点。其中较为常见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存在行为金融学中称之为“羊群行为”的情形.或者叫从众行为(followingthe trend) 即虽然个体是理性的,但往往导致群体行为在某种程度上的非理性。据说这种类似羊群的行为源自信息瀑流(information cascade)。我们可以从住宅市场的变迁,1987年的股灾以及外汇市场波动中发现它的身影。
危机常常起源于相对较好的经济形势,是时,人们有大把可支配的收入想寻找投资机会.常常跟风于大众问流行的投资项目。 这种模式意味着.在一定情形下.投资者仅关注羊群性证券,而忽略了其他外生性资产。以次贷危机为例.我们可以在次贷衍生品的投资狂潮中看到羊群因素。通常.随着羊群规模不断扩大,尤其是当衍生品复杂到无人能理解该证券的本质时,可能会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企图借机谋利。当危机来临之后,政府就介入以缓解危机的波及面。
这是历史的惊人重现。1 7世纪荷兰发生过郁金香市场危机.当时在市场泡沫破裂之前,郁金香的价格直逼一幢房屋的价位。政府不得不允诺以 1 O%的价位购买郁金香的期货合约。一个月之后便是赫赫有名的南海泡沫(South Sea Bubble)事件.当时南海公司不受限制地向贪婪的关系户们发行具有欺诈性的股票认购书。人们狂躁地涌八市场急遽抬升了股价.当众人意识到公司管理层在兜售日益膨胀的股票时.随之便是恐慌性地集体抛售.这导致市场的惨跌。英国政府不得不出手拯救经济.并最终施行了规范股份认购的《泡沫法》。该法规定.未经法律授权或英王特许.发行股票办公司是非法的。
回顾整个2O世纪,最令人刻骨铭心的金融危机就是起源于1 929年股市危机的经济大萧条.这次危机促成了前所未有的政府管制和1930年代的证券交易委员会。当然这些举措并不能有效地运用于 1970年代至 1980年代的储蓄和贷款危机。管制的 新形式便1980年的《储蓄机构解除管制和货币控制法》(Depository Institutions Deregulation and Monetary Control Act),该法赋予银行有更多的自由权来选择投资和储蓄。之后,便是1 982年1 2月的 《甘恩一圣哲曼储蓄机构法》GarnSt GermainDepository Institutions Act),该法旨在赋予金融机构投资多样化的权限。
在起因于储蓄和贷款危机的United States v Winstar等相关诉讼中,我们可从中获取政府管制措施之外部效应的客观教训 .这在Anchor Savings Bank.FSB V.United States案中也有迹可循。法院在2008年所作出的判决类似于早年要求美国政府对违约行为担责的裁决。[7]Anchor储蓄银行起诉美国政府,声称1989年的 (《金融机构改革一恢复 一执行法》(Financial Inst i tut ions Reform Recovery and Enforcement Ac.以下简称FIRREA)的若干条款——其立法意图旨在补救储蓄和贷款危机的管制问题——危及到现存合约的遵守与否。特别是在1 980年代 .在美国监管机构的要求下,Anchor要求众多失意的储户与其协议允许它适用 “监管美意 (supervisory goodwiI 以满足其资本充足性的条件。FIRREA否决了这种会计报表 Anchor为满足这种资本充足率的新要求.被迫损失以将其所持资产多样化。因此,Anchor和其他银行斥责FIRREA损害了早期的合约义务。法院支持了该诉求。
总之 历史揭示了金融危机的怪圈.即危机过后是管制,管制过后是新的金融危机.然后是新管制,生生不息。然而.就当前而言,相关的事实是危机周期更短了。我们要反思 :我们可从中学到些什么.进而可阻止或者起码能减轻下一波危机的 冲击7我们是否会继续犯同一个错误7
二、次贷危机对法律局限性的拷问
自由市场的历史.一直就是上上下下起伏不定的过程.与此类似的是欧洲市场发行的欧元债券,其在贸易中自由度较高,日渐活跃的金融创新活动并未受政府管制的阻挠,随之市场繁荣。难题在于能否找到这样的一条路径:既能让金融创新不受费力、费钱、费时的复杂管制举措的消极影响.又能保障公众及其投资者免受市场弊病之扰以及暴富梦醒之后羊群行为的冲击。
在过去数年间,我们亲眼目睹了次贷抵押支持证券给金融机构和全球投资者所带来的巨大损失。我们清楚损失的巨大波及面,想找出罪魁祸首究竟发生了什么,谁又该对此负责呢?在寻找的过程中,脑海中闪现出许多词汇来形容引起此次危机的嫌疑证券——例如掉期.衍生品.担保债务凭证 证券组合和抵押支持证券—— 以及其他 ”非常嫌疑犯”——例如投资银行家.抵押经纪人.对冲基金管理人 ,评级机构和金融工程师.是他们推动了有毒抵押产品。总之,缘由众多.也该有很多人和事被责难。考虑到将来还会出台监管措施来回应这场危机,那就有必要审视这些原因。
市场泡沫开始随着大批金融机构批发的业主抵押贷款出现问题而破裂。这些贷款又被打包成金融机构发行的证券组合.接着又被重新打包卖给其他金融机构和投资者。[1O]简言之,监管措施必须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该监管其中的哪些主体7哪种监管措施适当可行7同时.监管体系从一开始就必须对所涉及的金融证券及其衍生品的本质有着准确的定位.还须注意到这些证券日新月异的情形。正如一家法院所指出的.次级抵押就是因责任标准而不是贷款规模不合规的抵押…在绝大多数情形下.这些风险是有利可图的…因为它们是1 990年代市场中急遽扩张的高收益高利润业务。”
关键词: 次贷危机; 住房金融制度; 合同契约型
一、我国住房金融制度的现状
(一)住房金融制度的类型
从国际住房金融制度发展的历史来看,目前占主导地位的住房金融制度有三种:强制储蓄型、合同契约型和资本市场型。
强制储蓄型是政府凭借国家权威和信用,通过国家法律和行政规定等强制手段要求雇主和雇员将雇员工资收入的一定比例定期存入制定机构,该机构以优惠贷款方式支持雇员住房消费,其本质是一种社会保障机制,以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制度最为成功。
合同契约型住房金融制度中,政府一般采取适当干预政策保证本国住房金融制度实施。以德国为例,政府采取由政府出面构建多模式综合性住房金融体系以满足不同阶层居民需要、设立具有保障性质的建房贷款制和建房互助储金制以鼓励私人建房和购房,同时对住房储蓄提供奖励、免税等优惠以鼓励中低收入阶层购房。
资本市场型是通过资本市场筹集住房资金的一种住房金融制度。以美国为例,该国利用住房抵押贷款二级市场,解决一级市场“存短贷长”的矛盾,控制住房金融机构的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稳定经营收益,促进一级市场的发展,形成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之间的良性互动。
(二)我国住房金融制度的现状
我国的住房金融是随着住房制度改革和住房商品化、社会化而逐渐建立与发展起来的。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里,住房一向被看作是公共消费品,住房消费市场的主体基本上是各种社会集团,而个人作为住房的最终消费者并不直接进入市场,整个社会缺乏一种依靠最终消费者自己的力量消费住房的压力和动力。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如何发展我国的住房金融,国内曾进行过很多探索。如1987年烟台和蚌埠的住房储蓄银行试点,1991年上海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试点,2004年天津中德住房储蓄银行的成立,2005年12月,中国建设银行国内首单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产品MBS的推出等。
客观公正地说,中国的住房金融虽然起步晚,发展也不尽如人意,但是至今已初步建立起颇具中国特色的住房金融体系,即以“住房公积金”为核心,以各大商业银行房地产信贷部为运行主体的一种住房金融模式。这种住房金融体系可以首先大致分为房地产开发金融和个人住房金融两大块,前者为开发商,投资商、建筑商的住房建设等提供融资;后者则给居民个人购房提供金融支持。个人住房金融又可大致分为政策性住房金融和商业性住房金融两大类,前者俗称为“委托性”业务,以住房公积金的运作为核心;后者又叫“自营性”业务,以商业银行的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为主要方式。
这是种以强制储蓄型的住房公积金制度为主导、合同契约型和资本市场型为辅的住房金融发展格局。强制储蓄型的住房公积金制度是现阶段的主要模式,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现阶段的合理选择。我国人均收入水平低,住房主要还是依靠政府解决,资本市场不发达,投融资渠道不畅。同时,住房公积金具有筹资数额大、资金期限长、筹资成本低等优点,特别适应我国目前住房消费的要求,应予加强和完善。但作为强制储蓄的公积金制度,制约了市场机制在住房资金配置中的作用,不符合国际住房金融的市场化发展趋势,而且我国的公积金制度覆盖范围狭窄,不能适应经济体制、人事制度、户籍制度的改革要求,再加上公积金制度内在的难以解决的公平性和保值增值的问题,决定了它从长远来看很难成为我国住房金融发展的主体模式。
二、次贷危机给我们的启示
次贷危机爆发之前,美国的“资本市场型”住房金融制度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先进和最完备的制度,进而也是各国金融当局学习和研究的主要内容。然而次贷危机爆发之后,特别是当次贷危机日益演变成由美国向全世界扩散的金融风暴时,各国都开始反省自己在住房金融制度或多或少“资本”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我国尤其应该从美国次贷危机中汲取经验教训。
(一)住房金融制度的基础:适合自己的国情
美国“资本市场型”住房金融制度是建立在资本市场较为发达,金融制度相对完备的基础之上的,其一级市场活跃着的是体系化的信贷评级制度和历史悠久的评级公司;其二级市场不仅有政府担保下的“两房”、各类增级公司,还有历来活跃的投资银行。可以说,美国的住房金融制度是在各种力量的推动下形成的,能为住房市场带来高效率、高流动性的住房与金融的有机安排。我国目前不具备这些市场条件和市场主体,因此这一制度并不适合我国国情。以新加坡为代表的“强制储蓄型”制度,非常适合于新加坡国家小、不需较高流动性,易于统一行动的特点,是与“资本市场制”相对立的一个典型。
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住房金融制度必须着重考虑两点:首先是我国二元型的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下城乡住房市场的二元化,决定了我国的住房金融制度不能一刀切;其次是我国与住房金融制度的各项配套尚未健全,特别是诚信系统的缺失,决定了我国的住房金融制度必须以稳定为基础,不能过分冒进。
(二)住房金融制度的关键:监管
尽管各国在建立住房金融制度时都充分考虑了自己的国情,然而这一制度一旦成型,必须有强有力的监管,来制约住房金融制度给国民经济带来的风险。美国次贷危机的根源之一,便是监管的缺失。消费习惯的提前化、政府对住房金融体系风险的漠视、投资银行对风险资产趋之若鹜,都是危机爆发的前兆。而适时适当的监管,是有可能化解这场危机的。2008年10月,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亲自向公众承认此次危机中的监管不足问题。可见,一种体系再完善,也必须将监管视作关键。
反观我国,在住房金融活动的监管方面,主要由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银监会主要是对开发商贷款和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业务进行监督,可以说,银监会是监控住房金融风险的主体。由于我国实行的是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金融模式,银监会和证监会之间并无实际交叉,对于现实生活中的混业经营活动,无法进行有力监管,在部分机构实施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业务后,此类住房金融业务的风险,成为监管的空白点。
三、次贷危机后我国住房金融制度的发展方向—合同契约型住房金融制度
鉴于“强制储蓄型”和“资本市场型”住房金融制度的不足以及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给我们的经验教训,笔者认为,合同契约型可以成为我国住房金融制度发展的主要方向。
(一)我国已具备合同契约型住房金融制度的运行条件
前提是介绍次贷危机的基本模型,通常投资银行为了赚取暴利,采用二十倍到三十倍的杠杆操作,一套房子价格300万,以2倍杠杆价格的预估就是600万,所谓对未来市场价格的预测,结果是一套房子以300万的抵押换取600万的投资,在投资买房,例如盈利5%,一套房就可以换取利润30万,相对于原始的价格300万就是10%的盈利,然后继续将600万的房子进行抵押,继续实现上述的循环,不断投资并且收益。这样的发展势态是无法终结的,各个银行不断给个人进行投资贷款并且从中获取收益,最后投行亲自出手,导致连环效应,最后房价和其他相应的金融产品价格涨到一个非常高的位置,没有人和企业可以接盘。美国金融市场中平均杠杆率高达30倍。在经济状况良好、资产价格上涨时期,杠杆作用使金融机构的资产规模急剧放大,导致资产泡沫的泛起。但是如果资产价格下降,金融市场总体风险上升,这时金融机构将不得不将杠杆比率降低,即进行去杠杆化操作。这有两条途径:一是金融机构出售风险资产,二是吸引新的股权投资来扩充自有资本规模。在资产价格下降和市场风险提高的情况下,如果不能相应增加资本金,为了维持或降低杠杆率,金融机构必须主动大幅度减少资产。而全球信贷紧缩则会加大购房者的还款压力,从而造成更多的房地产抵押贷款违约,导致房地产金融类产品市场价值的进一步缩水。这就形成了一个典型金融危机机制。所以,去杠杆化导致全球金融危机,如果继续任由市场发展的话会导致更大的金融危机。最终导致市场崩溃,政府被迫接受并且救市。在这样的现象之中次贷就是特指次级贷款,就是信用度不高的人在投行的贷款。信用度不高的人抗风险最差,最先在市场危机中倒下,他们是信贷市场中最薄弱的一环。在这种模型之下根据马克思相关的价值理论,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价值的源泉,而价值分为价值和使用价值,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没有使用价值的价值是不可能存在的,而当今的西方价值理念片面地抽象出价值背后的人性和人的社会角色,通过赋予价值“人”的能动性,通过复杂的技术建立了让人难以理解的金融市场操作“高科技”系统,又通过虚拟的信用给予每个人信用评级,但是依然隐藏着自身欲望的无限化和社会有限物质创造的根本矛盾,资本主义依旧没有解决自己的问题,只有通过对西方价值进行分析才能是我们认清光怪陆离的资本主义次贷危机。
首先,出现的是西方价值概念在人性中的“异化”。在经历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后,伴随着生产力和科技的发展,整个社会进入了信息时代,虚拟经济和对外金融逐渐兴起,新的经济形势导致新的价值概念的取向。这包括:(一)价值概念的抽象并且符号化和虚拟化。西方的“高科技”金融市场和“自由主义”相结合,价值和具体劳动脱离,价值成为个人经济行为的“标识”,在发达的金融系统和信息处理工具的辅助下,人没有必要在具体劳动中创造使用价值,价值也随之开始抽象尤其体现在金融市场中。每个人都可以在虚拟的金融市场中交易,预测未来价格的上涨或者下降。同时在国家的层面,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同时发行国债,对国债的收益进行符号化和虚拟化的收益预测。这是价值概念的虚无并且符号化的结合,运用“神圣化”的严密逻辑数学方法计算最终的收益。(二)价值评估的人性化和信用化。首先人性是复杂的,价值背后的人性意味着价值受个人的约束,价值的表现也随之由人的欲望所控制,“赌博”式的投机和“不懈”的贪婪,用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收益成为价值评估的出发点。另外在西方的经济社会中根据每个人的信用指数将个人分类,给予价值品质的界定,通过“科学”的评估测算对应相关的透支额度。通过对价值的信用化从而确定个人的经济待遇。这本身是技术进步和社会管理的优良结合,但是资本主义的“赌”“贪”等变异人性对价值的操控,在金融市场的暴利的驱使下不断地进行金融衍生品的投放,在国家之间不断增加国债,并且对信用度低的个人也照贷不误,扭曲了金融市场的正常发展。
其次,展现的是西方价值行为在社会中的角色化,即在社会中每个人存在的角色背后的价值引导,价值的内在必然是通过个人的社会角色而在社会中具体体现的具体行为。而且在西方的当今发达的传媒面前,个人不可能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次贷危机就是群体性的价值行为体现,也是价值观的群体显现,隐藏在这次背后的是西方具体每个人在社会中的价值迷失。这其中包括:(一)价值观的物欲追求的感官化和传媒化,价值在目前的西方社会不再是原来的清教徒的勤俭和克忍努力等社会责任感的优良的道德集合,而是对个人欲望的无限满足。在美国的发展历史中,美国人的核心价值理念就是把每个人潜在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自身的物质欲望而奋斗,但是从20个世纪60年代开始,从美国到整个西方社会,随着自由主义及其相应的资产阶级思潮的泛滥,越来越多的人进行超前消费。不仅在思想方面,在媒介方面,电视、网络、杂志等各大媒体公然以奢侈性消费为导向,媒体被商业左右,浮躁和奢靡的社会氛围使得更多的人被感官刺激。媒体扮演了诱导私欲的角色,把激发个人内心的物质欲望作为传播任务。在整个社会氛围的推动下,物质欲望的追求不断从潜在走向显示外表,所以美国的次贷危机都是由一个个社会角色行为的价值集合。(二)价值活动“契约”的庸俗化和群体化。根据西方的社会组成理论,西方社会在契约中实现价值活动的链接,笔者认为价值活动的契约主要有两类:第一是人与他人的契约,根据霍布斯等人的理论,人与人的交易依据契约开始,西方人通过信贷的金融交易原理和市场现实去制定交易合同。但是在信贷发行的过程中,抵押贷款的金融机构庸俗化,背离了科学的经济原理,以自身攫取最大利益为核心,大量发行次级贷款,并且对次级信用的约束不断减轻,对可能出现的危机后果至于不顾。同时金融机构在市场扩张的时候,大量给普通的个人提高信用评级,使其可以过多贷款,自身随之大量发行次级贷款,忽视了市场现实和个人情况。这种庸俗的契约丧失了基本的契约精神,使得大量的消费者产生趋同的价值导向,使得次贷危机成为一种群体性的事件,当市场发展不良的时候,契约的有效性就不断下降,最终市场各个实体陷入价格危机。第二是人和人自身的契约,根据马克斯•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理论,“神”是资本主义中个人的价值导向,价值导向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清教伦理中简朴、勤劳、努力等优良的生活习惯,而当今的美国人在金融市场的诱惑面前摈弃了清教徒的传统,实现“赌徒”的心理,“美国梦”中的道德和价值开始变质,最终其中的个人经济活动走向了庸俗化,价值行为的个体走向融合,最终形成集体趋势,显现为一种社会危机。
最后,是西方价值观的国际化。在技术层面上研讨可以得知美国早该因为次贷危机而破产,但是在国际社会中,美国运用虚拟化和抽象化的价值,大量发现国债,以国家信用的透支为前提,肆无忌惮地发行国债,是其他的债权国不愿意看到美国破产,以至于必须购买更多的美国国债,确保美国不破产,本质是美国的价值观绑架了各国。这本质是美国及其西方推行的价值观战略,对其他各国进行价值输出,其实是维护自身利益,置他国损失于不顾。在价值观战略上,美国把自己置于价值观的至高点,在创造所谓的普世价值观,实际是单边价值观的霸权主义的具体体现。笔者认为次贷危机对我国社会的核心价值和价值观建设有重要意义,首先需要我们确立正确的认识,进入现代信贷经济之中我国在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和理念的同时也十分注重模仿发达国家的消费模式,一些人不顾国情与自身财力,消费方面片面追求过高,尤其是年轻人及早把自己推向了月光族的队伍。美国次贷危机给我国消费者上了一次风险教育课。我们的消费观念也到了应该冷静和回归理性的时候了,在购置房屋等大宗消费品时,还是应该量体裁衣、量入为出。推行勤劳节俭的价值理念,而不是片面地享乐主义。再次坚持科学发展观:建立可持续的、和谐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科学发展观提出了两个和谐: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只有这两个问题解决了,才会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成果的基础上,为人类社会建立起可持续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
作者:薛凯单位:西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