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资源的意义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文化资源的意义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文化资源的意义范文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5）12-0267-02
一、文化生态学的起源
早在1870年，“生态”一词就被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使用，当时主要是指生物的聚集。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美国文化地理学之父卡尔・苏尔从景观出发，研究文化景观与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并对文化生态学的方法论进行了探索，创立了“伯克利学派”，又称“文化生态学派”。1921年，美国学者卜欧克从城市社会学的角度首先提出了“人类生态学”（Human Ecology）这一学术术语，他和伯杰斯开始在芝加哥大学带领研究生展开对该问题的研究，被称作是城市科学的“芝加哥派”。[1]同时，美国人类学家弗兰兹・博厄斯和克罗伯提出了文化的“环境决定论”和“环境可能论”，为文化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生态方向。目前学界比较认可的观点是，文化生态学诞生于美国，由美国人类学家J. 斯图尔德提出，他在1955年出版的专著《文化变迁理论》中完整地阐述了文化生态适应理论。在该书中，斯图尔德认为文化变迁就是文化适应，这是一个重要的创造过程，称为文化生态学。[2]这一观点的出现也被认为是文化生态学学科正式诞生的标志。文化生态学比较重要的观点是“文化生态适应”理论、“文化核心”与“文化余留物”理论。
二、文化生态学的发展
斯图尔德正式提出文化生态学的整个50年代，文化生态学的研究范围主要局限于人类学领域，并且没有形成一套正式的方法论和学科范式。直到60年代末，在斯图尔德的影响下，三部重要的文化生态学著作问世，即R・内廷的《尼日利亚的山地农民》、R・拉帕波特的《献给祖先的猪》和J・贝内特的《北方平原居民》。这些著作丰富了文化生态学的内容，界定了研究范围。
70 年代，霍利对赞比亚的多加人继承模式的变化进行研究，哈里斯提出“文化唯物论”，这些文化生态问题的成果，大大地深化和拓展了斯图尔德的研究。[3]在这段时期，文化生态学的研究领域也开始扩宽，如加拿大心理学家伯里认为，生态背景与社会政治背景通过人类的生物适应与文化适应发挥作用，人类个体接受生态影响、遗传传递、文化传递及文化融合等的作用，产生可观察的行为和可推测的心理特征。[4]
80年代，美国学者哈里斯创立了文化唯物主义，并出版了同名著作《文化唯物主义》，这标志着文化生态学的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哈里斯的文化唯物主义主要强调“基础决定论”，即基础结构决定结构、结构和上层建筑构成文化体系。[5]
90年代，美国学者罗伯特・F・墨菲指出，文化生态理论的实质是指文化与环境（包括技术、资源和劳动）之间存在一种动态的富有创造力的关系。[6]同时期，文化生态学也成为了美国人类学系和人文地理系的核心课程。1994年，芬兰总统M・阿赫蒂萨里在国际传播研究年会的致辞中首次用“文化生态”来表现由于信息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造成的严重问题以及在“信息有产者”与“信息无产者”之间不断扩大的差距。[7]1995年，日本学者发起了关于文化生态学的国际研讨会，并于1997年出版了D・克里克的《文化生态学：文化中的传播》。1999年9月在吉隆玻召开了“文化生态学国际讨论会”，来自亚洲和欧美等国的学者分别对本国的研究情况进行了交流。
三、文化生态学在中国
我国早在20世纪初，就有学者开始关注文化生态，如、冯友兰、梁漱溟等人在研究文化生成机制时，就试图从生态环境角度说明文化的差异性和民族性，进而进行优劣比较与选择。[8]尽管这些属于静态研究，但是启发了我国人民对民族文化的认识与反思。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民族调查的兴起与发展，我国文化生态研究也呈现出一片热潮。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关于文化生态学的理论迅速增多，学者们不断对斯图尔德的理论进行补充和完善。如江金波提出，现代文化生态学理论应包含进化论、人地关系论、文化时空耦合论、系统结构论、生态功能论、景观感知与映射理论等。[9]尤其是21世纪，文化生态学在我国已经发展成为一门与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生态学、教育学、传播学交叉的新兴学科，文化学是其研究对象，生态学是其主要的研究方法。
四、文化生态学对地方文化资源的研究意义
（一）有助于深刻认识地方文化资源的本质与特征
一个地区的文化资源由于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的差异性，在长期的历史与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与地理位置有关的文化特征。如燕赵文化、三秦文化、三晋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齐鲁文化、岭南文化等等，就是不同自然环境下产生的文化资源。在文化生态学的视野下研究不同的文化，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文化的整体性、延续性和发展性。
（二）有利于提高对地方文化资源保护的意识，使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入人心
文化生态学主要侧重于研究在自然、文化、社会等环境中各种文化的相互关系以及文化对环境的适应性等内容。将文化生态学的相关理论融入对地方文化资源的研究中，有利于提高对地方文化资源的保护意识。文化生态保护理论是一种系统的、整体的保护，在保护过程中既要保护文化资源本身，也要注意环境对文化资源的作用，使文化资源与环境处于和谐状态。
（三）有利于提高对地方文化资源的利用率，防止出现庸俗化开发
纵观我国现在的文化资源开发现状，无不是依托地方文化资源，以地方文化资源为主体。这种资源依托型开发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就是对资源无节制地利用，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资源的重复浪费。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庸俗化开发，如对古镇的开发，全国各地的模式如出一辙，毫无新意。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需要提倡文化生态学中对文化的尊重和认可，让文化资源体现出它的生命特征与价值。提高地方文化资源的利用率，在一定程度就保证了文化资源在时间上的传承和在空间上的扩布，文化资源也会因此而更多元和丰富。
参考文献：
[1]邓先瑞.试论文化生态及其研究意义[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1）：94.
[2]江金波.论文化生态学的理论发展与新构架[J].人文地理，2005，（04）：119-120.
[3]戢斗勇.文化生态学论纲[J].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2004，（5）：2-7.
[4]侯鑫.基于文化生态学的城市空间研究[D].天津大学，2004.
[5][美]马文・哈里斯著.张海洋，王曼萍译.文化唯物主义[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83.
[6][美]罗伯特・F・墨菲.文化与人类学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79.
[7]黄育馥.20世纪兴起的跨学科研究领域――文化生态学[J].国外社会科学，1999，（06）：22.
[8]江金波.论文化生态学的理论发展与新构架[J].人文地理，2005，（04）：120.
[9]江金波.论文化生态学的理论发展与新构架[J].人文地理，2005，（04）：122.
作者简介：
第2篇：文化资源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正定古城；文脉资源；创新策略
历史文化名城是我国文化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极具研究意义的文化资源宝库。河北省正定古城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燕赵文化的发祥地，承载着厚重的燕赵文化与人文风情。溯源千年，曾与北京、保定两地并称为“北方三雄镇”，孕育出三国名将赵云、南岳武王赵佗、大文豪范仲淹、元曲作家白朴等历史名人；还存留下隆兴寺、临济寺、赵云庙等大量古迹建筑和文化遗产。通过对正定古城的实地调研和考察，可以发现现阶段正定古城主要存在以下几点问题：一是游客构成主要为正定周边县市群众为主，其中石家庄市区、新乐、藁城等区县游客占比集中，跨省游客或外籍游客较少，造成了游客流失较为严重，无法为当地旅游业带来关联的经济收益，如餐饮、酒店客房等；二是游客主要集中在南城门、南门广场、广惠寺华塔等几个外围景点，对正定古城深度游览的参与度较低，这就导致了千年古城虽名声在外，但其文化影响力和辐射力却始终不高；三是正定古城的传统文化艺术资源虽然丰富，如各类古建、历史文化名人、民俗文化等，但总体缺乏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能够吸引大量流量的优质文化IP作为古城的文化视觉形象。综合以上3点原因，导致了正定古城在区域文化影响力方面还无法达到应有的高度和经济带动效应。为了实现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长久留存和创新发展，本文研究在当今社会发展与全球化的大环境下，将历史文化名城的创新发展与时代精神相结合，深入发掘具有地域性特色和差异化的文化艺术资源，推动传统文化资源的活化利用以及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做到历史文化名城在原有保护基础下的创新性发展，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为燕赵文化传承添砖加瓦。
1解析典型文化资源，提炼精品文化IP
正定古城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历经近两千年的历史积淀，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古建筑文化遗产，正定历来就有“九楼四塔寺、二十四座金牌坊”的说法，这里的古建筑“九朝不断代”，更被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誉为“古建艺术宝库”。隆兴寺、天宁寺、临济寺、开元寺等，尽显古代匠人的高超建造技艺。在周长12km的古城内，密集分布着隋、唐、五代、宋、金、元、明、清等8个朝代别具特色、形态各异的古建筑群，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有八处之多。置身这里，古色古香、灵动秀美，给人一种时空穿越之感，正定古城的古建筑文化资源也成为正定文化对外宣传最富有特色的一张名片。围绕具有代表性的文化资源展开创新性开发，打造精品IP文化概念，开发具备高亲和度、高延展性的文化艺术IP，强化受众的峰值体验，为其带来全方位的感官享受是当前我国古城古镇文化开发的重要理念，也是本文的创新策略之一。从极具地域特色的正定文化中提取相应元素，如历史人物、民俗活动等，赋予其更为符合现代受众审美情趣和设计感的艺术特征，将正定古城的人文、历史、风貌等演变为高度可视化的形象信息，富有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打造属于正定的精品文化IP。一方面使受众易于接受，另一方面也可以制作生产相关文创商品，带动当地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多维度宣传古城文化，使正定文化的变现能力进一步加强。
2强调差异化表现方式，增强正定古城核心竞争力
在当前我国文化艺术行业同质化严重的背景下，本文在深入发掘正定古城传统文化艺术资源的基础上，提出了强调差异化的艺术表现模式，以增强当地文化资源的核心竞争力，是本文的创新策略之二，具体内容可分为以下4个部分。
2.1创新技术打造古城文化圈
历史文化名城在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其中涉及大量文物并且具有极高的历史研究价值，同时，它也是一个地区精神文化的高度凝练和反映。为了实现历史文化名城的长久留存，在当今社会发展与全球化的大环境下，将历史文化名城的创新发展与当下高新技术相结合，以信息化时代的思维模式将古城文化立体化地展现出来。比如：可以在古城文化展览区融入数字虚拟技术，灵活运用多维景观展示技术，增强传统文化资源互动性，让古建“动起来”，甚至“开口说话”。同时，拓宽古城文化内容和地域范围，挖掘古城周边地区的历史文化底蕴，进一步催生其文化和经济的双重增长。
2.2文创特展展现古城历史风貌
文化创意特展作为当前最为新颖的展览形式，凭借独特的“设计+”模式迅速走红，并带动广大相关行业如：零售业、时尚产业、文创产业等迅速发展，互利共赢。文创特展借助场地和各类高新技术及设备为人们呈现出视觉、听觉、触觉等多维度综合展现的感官体验，能够给人“高沉浸感、高体验感、高记忆度”的独特感受。文创特展的核心是优秀的文化IP，国内最早的文创特展如“棉花糖和白日梦”“光影梵高”等均在短时间内吸引大量关注度，凭借当前高效的网络平台传播，如今已经成为炙手可热的高流量网红文化IP，具有极高的市场号召力和变现能力。正定古城坐拥大量优质文化艺术资源和北方特色民俗资源，其中大量文化古迹具有极强的史诗性、故事性和艺术性，如正定隆兴寺的历史发展和古代寺庙及佛教造像修建技术等，都非常适合以文创特展的形式进行艺术化提炼和设计，以文旅热点为契机，以线上线下一体化为形式，开发具备高体验感、高沉浸度的文创特展，多维度展现古城历史风貌。
2.3传统民间民俗活动增添古城魅力
正定古城传统民间民俗文化活动丰富多样，除了常规的舞龙狮、高跷、新春花会之外，还有河北特色节庆活动“高照”“跑竹马”等，更有极具代表正定古城韵味的“常山战鼓”。常山战鼓早在战国时期便初具雏形，兴盛于明代，与开封盘鼓、兰州太平鼓、山西威风锣鼓并称“中国四大名鼓”。表演时气势雄浑，铿锵有力，振奋人心，彰显常山后人的慷慨激昂。中国文化自古强调民俗艺术的影响力，利用为数众多的传统节日举办民间庙会、灯会等活动，在活动中进行正定古城特色民俗艺术表演，辐射周边城市和乡镇，为正定古城增添文化艺术魅力和影响力。
2.4文创品牌开发强化古城形象
各地方文创产品开发形式同质化严重，无法满足大众个性化的审美需求，竞争力逐步弱化。开发具有典型地域特色的文化创意产品，打造爆款效应，强化品牌意识以增强用户的文化认同感是发展当地文化特色的核心理念。例如：日本熊本县吉祥物、优质文化IP——熊本熊的塑造与营销案例便极具代表性，当地政府通过免费授权的方式鼓励当地企业对熊本熊相关衍生品进行生产销售，既带动了当地企业发展，又为熊本熊的形象进行了有效宣传，使其成为带有超级流量的优质文化IP。就正定古城而言，可供择取的文化形象资源丰富，例如三国历史人物——赵云，精美佛教造像——隆兴寺倒坐观音等典型形象，早已深入人心，具备高知名度、高流量特点，围绕此类形象进行文创形象延展设计，可以达到以点带面，用以诠释正定古城全新形象和面貌。图3为正定隆兴寺倒座观音像及艺术化形象设计利用VR技术对正定古城建筑、历史及发展进行高仿真度演示和展现，对接国际最为先进的技术手段，为古城添加现代化元素；通过提取正定古城文化艺术元素，塑造高知名度、高流量文化IP，利用文化创意特展多维度展示古城文化艺术底蕴；举办各类民俗文化活动，以传统文化弘扬和普及的形式提升古城影响力辐射范围；深入解析正定古城的精神核心和文化底蕴，设计新颖而全面的古城视觉形象，将相关文化艺术资源进行品牌化、艺术化包装和推广营销，提升其艺术价值和经济价值。通过以上4个举措，可以对正定古城各类资源进行全方位整合和差异化发展，以此提升古城核心竞争力。
3线上线下立体化营销，提升古城知名度
本文在研究正定古城文化多维价值的基础之上，提出了线上线下立体化的营销策略，是本文创新策略之三。结合文章前两个方面，将文化资源、旅游以及数字化特展结合起来，打造古城宣传新手段。在国内，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江山如此多娇——三山五园皇家园林光影艺术特展”在法国一经展出便获得了高度认可。历史文化名区将优秀的历史文化与旅游公司、展览公司等多家企业进行合作开发，如颐和园、圆明园、永乐宫等均采用此方式，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在各类线下活动宣传的基础上，基于网络媒体互动平台建立官方账号，拍摄高质量视频内容，利用互联网覆盖面广、传播速度快的优势进行古城文化宣传，投入小，收效快，可以高效率地提升正定古城知名度和美誉度；另外，在线下进行各类民俗文化活动的同时，开设线上直播，以网络互动的形式扩大辐射面，立体化展现古城风貌；最后，在网络销售平台如淘宝、京东等开设文创产品商店，对正定特色产品进行网络销售，为相关文化古迹建立网络参观平台等，都可以极大促进正定古城文化艺术资源的推广效率，提升优质资源的变现能力。
第3篇：文化资源的意义范文
早上，我一打开窗户，一股凉风扑面而来，我下楼一看，花园的小草上和大树上都有许多许多的小水珠。我听见了快乐的小鸟在树上叽叽喳喳地叫，高兴的小狗在操场上相互追逐着，老爷爷在打太极。太阳出来了发出温暖的光芒，小花小草在太阳底下快乐的生长好像在说我要长大，我要长大。
中午，太阳火红火红的很刺眼让人睁不开眼。花园里的人很少，只见树荫下有几只小狗在呼呼的伸着舌头好像在说很热很热。
傍晚，太阳偏西了气温渐渐变低了，小花也精神地昂起头。我和妈妈在花园里散步看见有的小朋友在玩滑板，有的在荡秋千，有的在放风筝。天渐渐黑了，人们也慢慢回家了。花园里又恢复了一片寂静。
三年级:玫瑰公主
第4篇：文化资源的意义范文
伴随着旅游行业的快速发展，中国在自然旅游资源开发上渐渐取得了一些成绩，各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效益。与此同时，不能否认的是，在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不能回避的问题。其中，忽略自然旅游资源的文化附加值提升，在旅游行业高速发展的今天也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简单来说，自然旅游资源的文化附加值，就是在自然旅游资源产品上赋予文化内涵，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和旅游产品的简单叠加，而是要求旅游产品的开发者要根据自然旅游资源的具体状况，恰到好处地组合、优化，最后达到自然旅游资源和文化完美统一。我们可以通过以下方法提升自然旅游资源文化附加值。
一、利用外形命名，并挖掘背后的文化内涵
对于某一个特定的自然旅游资源，可以针对其具体的外形特征来命名，同时引用相关的传说故事，名人趣事，提高自然旅游资源的文化附加值，创造出具有文化内涵的旅游产品。重庆巫山十二峰之最神女峰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神女峰伫立于青峰云霞之中，远远望去，宛如亭亭玉立的神女，便由此得名。在神话传说中，神女是西王母之女，曾帮助禹治水，后来化成山峰伫立于此，保佑着过往船只的平安。后来又有楚襄王梦会巫山神女的民间传说，被宋玉收入《高唐赋》。在美丽神话的修饰下，神女峰的美便更加引人入胜。
二、借助古代遗留的文艺作品，提高自然旅游产品的知名度
国内很多自然旅游资源本身并不具有特色，但历史上一些文人墨客的足迹和诗篇却使得这些自然旅游资源声名远播。在开发这类旅游产品的时候，将这些文化内涵融入自然旅游资源中。重庆酉阳桃花源的自然旅游资源并不是十分具有特色，在国内并不是唯一的，但其开发者在对其进行开发过程中，将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在这里重现。桃林夹岸，落英缤纷，土地平旷、阡陌纵横、良田美池、村落点布。又有松峰耸翠、石室藏书、飞泉洒玉、玉盘仙迹、龟鹤遐龄、桃涧流红、机织烟霞等“桃源八景”。打造出一个“远离尘世喧嚣、步入秦晋田园、探寻科学奥秘、回归绿色天堂”的绝佳去处。这种将具有浓厚的文化底蕴的旅游产品更容易被旅游产品购买者所接受。
三、开发独具创意的自然旅游产品
开发独具创意的自然旅游产品，满足现在都市人群的精神需求，推出符合当代人们新兴时尚观念的旅游产品。例如，在开发山地旅游资源时，可以考虑现代年轻人热捧的“真人CS对战”“丛林逃亡”等项目。也可以针对当代人们对绿色生活方式的追求，开发高氧、低碳、纯天然、无污染的新型小资休闲度假区。还有其他的特色之旅，如藏医药及高原温泉SPA养生之旅、高原极地户外探险之旅、高原绿色生态环保之旅。
四、完善整个自然旅游资源地的整体形象以提升其文化附加值
完善整个自然旅游资源地的整体形象以提升其文化附加值。以拉萨为例，拉萨经过近几年的建设与宣传，已初步建立“雪域圣地，高原明珠，幸福拉萨”的整体城市旅游形象。拉萨通过向社会公开征集并邀请专业旅游策划机构进行设计制作，打造出最具拉萨代表性的旅游形象标识，同时积极运用宣传促销手段，逐步提升拉萨在国内外的旅游认知度，推出拉萨旅游的一首歌、一本书、一部旅游宣传片、一个重要旅游节庆、文化活动或体育赛事，以此吸引市场眼球，吸引大量旅游者，成功提升了拉萨整个旅游地的文化附加值。
五、申遗
对于一些自然旅游资源，可以申请世界自然遗产保护，一方面保护了自然资源本身，另一方面也提升了其文化附加值。2014年6月23日，作为“中国南方喀斯特”最具典型喀斯特地貌的中国重庆南川区金佛山风景区，成功入选世界自然遗产名录。从此，金佛山已不仅仅只属于中华民族的名山大川，更是整个人类的宝贵自然遗产。对金佛山景区来讲，申遗的过程及申遗成功都是展示金佛山景区形象的良机。成为世界遗产之后的金佛山景区，吸引了来自国内外的大批游客，每年都有大批稳定的客源，有利于带动景区和当地经济快速发展。与此同时，成为世界遗产的金佛山景区，引进国际先进的管理技术和经验，使景区更持续、科学、合理的发展。
六、推出风景宣传文化宣传片
第5篇：文化资源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 西安文化产业资金短缺投融资多元化
一、西安市文化产业面临的投融资问题及原因分析
1.西安文化产业发展中面临着严重的资金短缺问题
西安市文化艺术业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然而同兄弟城市和其它行业相比，仍然存在诸多问题。而其中一个具体问题就是资金紧张，剧团职工工资比例较低，导致艺术团体只为生计奔忙而难以深入钻研艺术。西安市报业整体也存在发展资金不足、印刷设备老化等问题。以西安日报社为例，经营困难局面还没有完全改观，由于长期亏损，发展资金严重不足。《西安日报》自复刊以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近三年来，报社累计亏损2335万元，其中日报的实际累计亏损就达2220万元。资金短缺也是制约西安市动漫、网络游戏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对西安市动漫、网络游戏企业的调研中显示，几乎所有企业都反映由于资金的短缺，一方面他们无法引进企业发展所需的高端人才，另一方面西安许多高端人才在向东南沿海流失，这对西安和陕西的动漫、网络游戏产业发展十分不利。西安市文物文化产业的制约因素之一也是缺乏资金。大遗址、文博景点的保护开发所需经费数额巨大，除个别外，大多景点所处位置偏远，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大遗址除了保护展示工程外，区域内的土地利用调整、环境整治和绿化、人口搬迁和居民生活改善等都需要大量的经费，但靠中央财政拨款和地方财政投入是远远无法满足需求的。
西安市文化产业的各个行业普遍面临着投融资困难问题，一方面是国有文化企业体制不活，对政府财政支持依赖严重，其它渠道的资金来源非常有限，而政府的财政投入又逐渐满足不了这些企业的资金缺口；另一方面是政府对民营文化企业的重视程度还不够，相关的优惠措施很多民营文化企业也享受不到。例如，大唐西市、西安影视制片公司及纺织城艺术中心负责人纷纷反映：“西安其它经济门类在发展过程中，几乎都享受到了诸多的政策优惠，西安发展民营文化产业的呼声虽然很高，但民营文化企业享受到的政策优惠却远不如其它经济门类”。
2.西安文化产业发展中面临的投融资问题的原因分析
第一，政府投入不足。西安市目前有很多大型的文化企业是由原来的事业单位转轨而来，在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多数文化事业是非盈利性的，其资金投入都由政府全包，政府并没有太多的关注于这些投资所带来的收益。近些年随着文化事业单位的逐步转轨和发展，政府财政投入已经不能满足巨大的资金缺口，虽然政府也在不断提高对文化产业的投资力度，但是总体上还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
第二，金融机构对文化产业支持不足。银行贷款是文化产业间接融资途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文化产业的特点，大部分文化企业很难从银行获得资金。在我国，为了保证贷款的安全性，银行的新增贷款中信用贷款的比例有所减少，而抵押和担保贷款的比重相应增加。虽然从理论上说很多形式的资产，如土地、建筑物、设备等等都可以作为抵押物，但是目前银行最偏好的是以房地产作为抵押。而文化产业的资产主要表现为知识产权和品牌价值等无形资产，难以进行评估，并且存在着风险偏大等特点，因此很难通过抵押的方式获得银行贷款。
另外，银行在选择对文化企业进行贷款时，大型文化企业比中小型文化企业更能受到银行的青睐。大型文化企业拥有长远的企业发展规划、良好的信用状况、完善的管理结构，并且这类企业能够获得政府的担保。因此对这类文化企业进行贷款，银行的风险会降低不少。而中小文化企业则相反，银行在选择向这类企业放款时会非常谨慎。
第三，投资主体单一。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的一大特征就是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文化产业属于高投资产业，理应形成多元化的投资主体。然而目前情况是西安市文化产业的投资主体上还比较单一，主要依靠政府投资。除了政府投资，其它投资主体的参与非常少，尤其是那些由文化事业单位转轨而来的企业，对政府财政资金的依赖比较严重，整个文化产业还没有形成多元化的投资主体，民间资本和外资的作用还没充分发挥出来。虽然政府在这几年逐渐放宽了民间资本和外资进入文化产业的限制，然而受传统文化观念和文化产业自身高风险性特征的影响，民间资本对进入文化产业的积极性还不高。
第四，与资本市场对接程度小。利用资本市场进行融资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直接融资的一个主要渠道。直接融资包括了上市发行股票融资和债券融资两个方面。然而，想要通过这两种直接融资方式筹集资金，对于众多的西安文化企业来说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两种方式对企业的各方面要求非常严格。例如上市发行股票，我国的主板市场对于上市企业的审核非常严格，从财务角度来看，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发行前三年的累计净利润超过3000万人民币；发行前三年累计净经营性现金流超过5000万人民币或累计营业收入超过3亿元。这些条件对于多数中小型文化企业而言是很难逾越的，因此，多数文化企业尤其是中小型文化企业只能转而通过间接融资方式来寻求解决发展资金的办法。
第五，相关法律政策环境不配套。西安市也在不断努力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各种政策支持，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涉及文化产业的相关法规还很不完善，影响了文化产业的发展。一方面文化产业因其产业的特性，需要相应的法律法规来保证其融资途径。另一方面是在社会资本进入到文化产业中去时，缺乏有效的政策法律法规保障。西安市文化企业多数是民营的中小型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这些企业在投融资地位上和大型的文化企业或者国有文化企事业单位存在不平等，这些企业的融资需求受到极大的限制。
二、促进西安市文化产业投融资多元化发展的对策
西安市具有发展文化产业的资源优势和人才优势。目前情况下，要解决西安市文化产业投融资问题，要在政府的大力扶持和引导下走多元化的投融资道路，形成“政府引导、市场主体、企业参与”的多元化投融资体系。多元化的文化产业投融资形式能够减轻政府负担，有效的汇聚社会上各种分散资本，集中力量解决文化产业发展的巨大资金缺口问题，这对处于发展初期的文化产业而言有巨大的支持作用。促进西安市文化产业投融资多元化发展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充分发挥政府在文化产业投融资中的作用。首先，政府应当加强制度设计，创造良好的投融资环境。文化产业的发展处于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而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通过制定各种经济政策来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对于文化产业这个新兴朝阳产业来说，政府需要不断完善相关政策法规来为其发展消除障碍。西安市政府要充分发挥政府的这项职能，目前情况下，西安市政府应该努力营造“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文化产业发展政策环境。其次，政府投资要有重点、分主次。西安市政府在通过项目补贴、贷款贴息和财政补助等方式发放文化产业专项资金时，要做到有重点、分主次，要采取普遍支持、重点扶持的策略，加快发展一批体现西安特色，具有较强支撑、师范、带动作用的重点文化产业项目。同时，西安市政府应该尽快用专项资金设立文化产业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公共技术服务平台主要是针对文化企业资金少、科技含量不足的情况，解决单个企业资金紧张、创意转化能力弱，产业重复投资的有效途径。再次，政府牵头设立文化产业投资基金。文化产业投资基金在我国尚处于尝试阶段，在我国政府近期颁布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当中，设立中国文化产业投资基金被提到了日程之上。在目前相关法律法规还不健全的情况下，以政府为中心设立文化产业投资基金无疑是最稳妥的办法。在基金设立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设立专门的基金管理机构，在基金的使用方向上要严格审核，确保基金的使用效率和投资人的收益。
第二，大力引导民间资本和外资的进入。民间资本介入文化产业，可以为文化企业带来多方面的积极作用。首先，民间资本的介入能够解决文化企业的资金短缺问题。西安市大多数文化企业的发展依赖的是自身积累，很难通过银行信用和资本市场融资。大力引导民营资本的介入能够缓解这一问题，为文化企业解决一部分资金短缺的燃眉之急。其次，民间资本可以通过股权形式对文化产业资本增资，这种方式融资成本低，并且不会增加文化企业因融资而产生新的财务负担。再次，民间资本进入国有文化企业可以促进国有文化产业资本更有效的运行。从民间资本所有者角度来说，把资金投入到文化产业当中去，能够获得更大的收益。一方面西安市政府在逐步放开民间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限制，并且制定相关政策鼓励民间资本的进入。在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背景下，民间资本能够在文化产业领域取得更高的收益。另一方面，在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洗礼下，文化产业反经济周期的特性无疑也成为吸引民间资本进入的重要因素。金融危机导致了制造业等传统产业的收益大幅缩水，民间资本也在寻找更有价值的投资方向。而文化产业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很小，依然保持了高速的增长。因此，对于民间资本家来说，文化产业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领域。因此，无论是从文化企业还是民间资本所有者来说，投资文化产业能够给双方都带来收益，实现双赢。因此大力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文化产业是解决西安市文化企业融资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
利用外资发展西安文化产业也是一条重要途径。首先，从产业投融资体系本身来说，外资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资金的一个重要来源；其次，外资进入到我国文化产业中来，会带来国际上更为先进的设备、技术以及管理理念，能够提高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进程。再次，外资的进入能够促使我国的文化产业以更快的速度融入到国际文化产业发展中去。国内当前的经济形势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外资的投资力度减小，并且在项目选择上更加谨慎。而西安地区拥有许多非常高知名度的文化资源，尤其是历史文化资源，这些资源具有非常大的开发价值，因此外资在选择投资方向上也会有所偏重。因此西安市的文化企业要在这个基础上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各种手段来提升各种文化资源的知名度，召开大规模的文化产业博览会，从而吸引外资的眼球，为文化产业的发展助力。
第三，促进文化产业与资本市场的对接，推动企业间的并购重组。随着我国金融体系的不断完善，上市融资成为很多企业募集发展资金的重要渠道。通常情况下，通过上市发行股票进行融资可以为企业带来以下几个优势：有利于企业取得资本或快速融资；上市能够给企业提供收购的机会和能力；上市能够促进企业形象的提升；有利于改善企业的治理结构。对于文化企业而言，短期资金一般用来补充企业日常营运资金和采编等小部分设备的投资，但是，文化企业更需要长期的发展资金，只有长期资金才能为企业今后的扩张和高速成长提供稳定基础。而上市融资正好有这个优点，通过上市发行股票募集的资金，只要企业能够运用好，不因企业经营不善而被退市，这部分资金可视为无限期的永久性资产，并且随着企业的扩张，可以通过增资扩股的方式募集更多的资金。
企业间的并购重组是企业做大做强的快捷之路。并购重组可以给企业带来多方面的利益：一是能够使不同企业资金迅速聚集起来，从而解决一部分发展资金问题。二是获得协同效应，通过并购重组，不同企业拥有的资源得以重新分配，生产成本下降，产生规模经济效应，这是协同效应当中的最重要部分；通过并购重组，企业还能够获得管理、经营等协同效应。三是能够加强企业竞争力或取得垄断地位。西安市众多文化企业规模小、资金少、缺乏长远规划，并购重组对企业乃至整个产业的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解决资金困难方面说，一方面使文化企业之间的资金由散到聚，解决一部分企业发展资金缺乏的问题；另一方面随着并购企业的规模增大、优势资源的整合、长远发展规划的制定、管理制度的完善和盈利能力的提高，使得企业从金融机构融资的难度会大大降低，这对多数中小文化企业意义重大。
参考文献：
[1]夏泽民 李天顺 高东新等：2009西安文化产业发展报告[M].西安：西安出版社，2009
[2]刘亚力：文化创意产业的融资路径[J].北京商报，2007.1.15
[3]岳红记：陕西发展历史文化产业的投资环境分析[J].商场现代化，2007（11）
[4]卫兴华 孙咏梅：文化产业市场化与投融资体制的改革[J].教学与研究，2005(1)
[5]岳红记：西安文化产业的融资模式探讨[J].商场现代化，2007(5)
第6篇：文化资源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源博弈；经济全球化
[作者]：吕俊彪，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向丽，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硕士研究生。南宁，530006
The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the Resource Gam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LV Junbiao，Xiang Li
Abstract: The anxiety of the extinc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s, has promoted the trend of protecting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its people, the pursuit of political achievements, the chasing of commercial profit, has made the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evolved into a large-scale and influential resources game movement. Facing the rupture and separation in the cultural and economic order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taking an objective look at the resources game phenomenon in the proces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s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mobilizing the social strength,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prosperity, is t the important path sel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s protection.
Key words: the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esources gam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以及发展主义、消费主义思潮在当代社会的高度泛滥，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压力，由此亦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于无形的、活态流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①的保护与发展问题的广泛关注。 如果说，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所规定保护的对象主要是自然遗产和固化了的文化遗产的话②，那么，2003年所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则更多地强调了保护活态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有鉴于全球化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损坏、消失和破坏的严重威胁”的社会事实，《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敦促各缔约国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其领土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保护，并对享用这些遗产的特殊方面的习俗做法予以尊重。③
国际社会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所做出的努力及其所取得的成效固然有目共睹。然而。近年来此起彼伏的民族文化主义思潮以及政治权力和商业资本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挟持，正在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陷入到以往难以想象的种种困境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化主体之于文化身份的诉求，权力承担者之于政绩的种种“考虑”， 以及商业资本之于利润的追逐，正在异化和瓦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原初的想象，并使之演变成一场规模宏大、社会影响极为深远的资源博弈运动。而如何在这场博弈中实现多方的共赢，于是成为全球化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所必须积极面对的现实问题。
一、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主体的“身份”诉求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颁布实施之前，“非物质文化遗产”通常被称为所谓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在一些早期的研究当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是指一些民族的（尤其是少数民族的）、民间的文化表现形式，而民族性、民间性则被认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最为“基本”的特点。④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这种变革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不仅体现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生活的一系列重大变化上，同时也体现在政府和个人对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观念和态度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束缚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因素逐渐减少，而国家之间、地区之间、民族之间日益频繁的文化交流，更增进了国人对于传统文化的普世性价值的认识和了解。由此，民族民间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的“重要意义”在现代化建设的热潮当中得到了应有的尊重，而一些在过去曾经被令行禁止的民间仪式活动，也逐渐得到恢复。
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现象，固然有着诸多深层次的社会文化原因，并在相当程度上受到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某些“规律”的影响，然而，就其目前所呈现出来的种种迹象来看，这种复兴绝不仅仅是某些旧有传统的简单回归，而是蕴含着许多“与时俱进”的、丰富的“时代内容”。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以后，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已然成为一种具有世界性意义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与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身份的认同危机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关联。在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看来，经济全球化所导致的社会后果之一，或许便是促进了所谓的“流动的现代性”的形成。⑤这种看起来令人迷恋的现代性（化），在为人类的社会生活带来更为多样的选择的同时，也造就了许多难以把握的不确定性。而当越来越多的人群在一个被安东尼・吉登斯（Antony Giddens）认为已经失控了的社会当中执着于生活世界的“景观”的拼贴之时，其所遭遇的社会风险也随之增加。⑥于是，在一种“无家可归”的后现代式的迷惘之中，如何确认“我是谁”这样一个看似简单明了然而却往往使人无所适从的社会事实，也就成为一些物质生活高度丰裕而精神世界却日见贫乏的人群所不得不认真面对的现实问题。或者可以这样说，如何在纷繁芜杂的景观社会当中，“正确”标识自我并提示他者正视自我的现实存在，从而实现一种“独一无二”的文化身份的建构，已然成为众多文化共同体，尤其是这些文化共同体的社会精英们所努力诉求的社会目标。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客观存在，无疑为这种诉求的实现提供了或可以聊以慰藉而又看似丰厚的社会资源。事实上，在经济全球化所催生的日趋同质化的社会生活面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世代相传”的“传统生活方式”，往往可以用各种“独特”的社会实践和观念表述，“证明”一个共同体的“与众不同”之处，从而使当事之人那种吊诡的身份情结或多或少得到一些令人欣慰的释解，以便于“回到”那种或许永远也不能到达的“温馨的过去”。在一定程度上，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热衷与执着，或可以看作是地方社会文化群体谋求其主体身份的一种自然反应，同时也是传统社会之于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社会后果的一种被动性回应。
然而，要重新“植根”那些“已被根除之物”，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来实现文化身份的诉求，却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与固化的文化表现形式的单一性、排他性以及在另一时空的不可再生、难以复制的特点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共享性、变异性（多样性）的特点，并因此而衍生出其传播、享用上的广泛性。⑦更为重要的是，由于长期处在流变之中，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排他性的主体构成，往往很难为当世之人所能明确断定。如此一来，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版权”问题而展开的文化主体之争，似乎也就在所难免。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全球一体化的现实场景当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主体身份往往潜藏着巨大的政治、经济利益，并由此引发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过程中相关利益群体对于文化身份的激烈争夺。从而，这种“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的社会实践，在实现文化主体的身份建构的同时，还需要面对来自其他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
二、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权力承担者的政绩焦虑
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社会对于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的热切关注以及各国政府对于此项事业的日益重视，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和了解到传统文化的存在价值以及保护文化多样性的现实意义，并直接推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中国社会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所付出的努力及其所取得的成效无疑十分显著的。2006年以来，我国先后公布了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共计1530项，其中包括民间文学138项，民间音乐（传统音乐）188项，民间舞蹈（传统舞蹈）140项，传统戏剧219项，曲艺139项，杂技与竞技（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82项，民间美术（传统美术）144项，传统手工技艺（传统技艺）264项，传统医药33项，民俗183项。⑧而在此期间，入选地方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更是难计其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显著成效”由此可见一斑。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各项政策措施，主要是在各级政府部门的倡导和支持之下始才得以“贯彻落实”的。而其所取得的诸多成绩，亦与政府部门以及其他行政权力的实际承担者为此所付出的种种努力，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事实上，不管源于何种目的或者动机，单纯依靠于文化主体的“文化自觉”来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即便是在最为理想的情状之下，往往也只能维持其缓慢而自在的存续状态。如果没有外在的、强有力的社会力量的推动，我们很难想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近年来在中国社会的顺利开展，也很难想象我国在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或许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行政权力的实际承担者的极力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于保持人类文化多样性的重要价值及其对于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现实意义，才得以在短短数年之间变得如此“深入人心”。而轰轰烈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亦由此而成为地方文化发展的一道靓丽景观。
相对于其他文化表现形式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看起来似乎更“符合”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发展潮流，因而具有更加鲜明的时代特点和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或许是因此之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的现实状况，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全球化背景下地方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于是，为了适应这种“时展的需要”，通过各种行政手段尽可能多地“挖掘和保护”地方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并把它们“做强做大”，便成了一些地方政府和文化管理部门的中心任务之一。然而，文化“软实力”大小、强弱的衡量标准，往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通常难以准确地反映地方政府工作的“能力”和“水平”。而若要“科学”地评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则需要借助一些所谓的量化指标对其进行“具体说明”。此等“国情”的现实存在，虽然为地方政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了“努力”的方向，但同时也催生了一些地方政府，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文化管理部门在文化发展事业上的政绩焦虑。
从某种意义上讲，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此起彼伏的“挖掘和保护”运动，以及对于入选“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近乎狂热的追求，正是这种政绩焦虑的集中体现。当前中国社会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最为令人瞩目的景观，或许就是名目繁多的所谓民族传统节日庆典的迅速“复兴”，以及如火如荼的申报入选各种级别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热潮的不断涌现。作为一种自在发展的文化表现形式，浮现在社会生活表层的民族传统节日庆典，既是整合地方社会的重要形式，更传达了各族民众对于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自身存在价值的总体认知。因此，民族传统节日庆典的传承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地方社会的现实要求。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以及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一些地方的社会不稳定因素不断增多，唤起世人对于传统文化的实在意义进行重新评估的迫切要求，复兴传统文化的社会呼声亦因此日渐强烈。在此等情状之下，以实际行动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并以之诠释“构建和谐社会”的深刻含义，也就成为地方政府不得不认真面对并着力解决的现实问题，并且因为互联网时代社会舆论压力的陡然增加而衍生为种种难以消除的政绩焦虑。而作为消解这种政绩焦虑的重要方式，通过不断“挖掘”地方文化资源，大操大办所谓的民族传统节日庆典，并积极申报入选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目，以努力彰显行政权力的承担者保护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信心和决心，开始列入一些地方政府和文化管理部门的议事日程。由此，“民族传统节日庆典”得以大规模形成并成为一些地方政府评估政绩的重要指标向之一，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也因此得以进入一个空前高涨的“兴盛时期”。
三、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商业资本的利润追逐
以鲜明的活态性作为其存在表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不是与世隔绝的文化表现形式，而总是沉浸在人类社会生活的大海之中，并与人类的经济活动密切相关。人类经济活动的“特殊”运作方式，建构了一个从主观的、个人的基础上分离出来的价值领域。而经济活动的过程及其差异、功能与内容之间的张力，则不仅造就了“价值”的客体以及主体之间具体的、特殊的生活联系，更开启了其他社会存在（物）转化为商品的可能性。⑨这种开放性，既为市场经济条件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拓展了“走出去”的路径选择，也为商业资本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渗透提供了现实的可能。
目前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大致有两种主要模式：一是倡导“施予式保护”，即由政府投入资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一是主张所谓的“开发式保护”，即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推向市场，通过市场竞争激发其生存活力，以进一步拓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空间。⑩前者是目前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所普遍采取的保护模式。而后者的保护模式，简言之即是非物质文化的资本化运作，其意图无非是想借助市场的力量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自我生存和自我发展能力。由于前一种保护模式往往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因而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倾向于引入商业资本，对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开发性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之所以能够从文化主体“星星之火”式的自我表述，演变成为一种具有“燎原之势”的社会文化现象，固然离不开地方政府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高度重视”，但商业资本的推动作用似乎也同样重要。事实上，单纯依靠文化主体的“自觉”行为，或者地方政府出于“责任心”和“使命感”而采取的行政干预手段，似乎都难以保持这场运动的持久性和延续性。商业资本的渗透及其之于利润的追逐，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开发性保护”，近年来似乎已经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的重要方式。这种以发展民俗旅游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开发性保护”，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扩大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影响，增进了社会各界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和了解。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这种通过经济手段推动地方文化产业发展的模式，使越来越多作为文化主体的当地人意识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所谓经济价值。
在20世纪的最后二十年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发展理念，对于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或许是史无前例的。而在这种理念所形塑的社会实践当中， GDP之类的数量指标俨然已经成为评判一个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最为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唯一的标杆。如此，一种文化表现形式的存在价值，往往就需要用一些似是而非的“经济数据”来证明。商业资本的渗透以及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似乎不仅迎合了这种时展的“需要”，同时还有力地证明了其之于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现实意义”。然而，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就是，商业资本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与文化意义的权衡当中，对于前者无疑会有着更多的期待，并在相当多的时候直接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推进到竞争色彩更加浓厚的资源博弈场域之中，从而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逐渐偏离其最初的设想，并最终成为商业资本谋取利润的工具。
商业资本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所彰显出来的巨大推动力，似乎已经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愿意相信，一旦有了商业资本的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就可以水到渠成。这种估计或许过于乐观。我们无意否定商业资本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促进作用，但更倾向于认为，商业资本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渗透，其最为主要的目的似乎是利润而不是其他东西。事实上，对于那些精于算计的经济资本经营者而言，他们追逐商业利润的热望，往往远甚于对所谓文化发展的渴求。由此，我们或许需要更加清醒地认识到，由商业资本所制造出来的一些文化繁荣景象，其实只不是一种表面现象，而远非它的本质使然。诚如布尔迪厄所说，对于经济资本而言，“没有超功利性也就不可能有利益”11，然而，无论如何，利润或许仍然是商业资本所追逐的最为重要的目标，这似乎是一个我们必须正视的社会事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的确需要倚赖于社会各方的共同努力，这当中除了文化主体的自觉以及地方政府的扶持之外，还需要商业资本的积极推动。然而，商业资本的本性之所在，乃是最大限度地攫取利润。因此，无论商业资本拥有者的投资愿望如何迫切，我们都不应过高估计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诚意”。实际上，要求商业资本不计回报地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也是一种不切现实的期待。
四、 断裂与脱节的文化经济秩序与全球化背景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在某种全新的意义上，现代世界已经成为一个互动体系。而文化同质化与文化异质化之间的紧张关系，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全球互动的中心问题。阿尔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认为，我们必须把全球文化经济秩序理解为一种既互相交叉重叠又充满断裂与脱节的复杂秩序。在这种复杂秩序中，人种、机器、货币、形象和观念越来越各行其道，以致于断裂与脱节成为全球文化政治的主要特征。12事实上，在全球化的巨大冲击之下，传统与现代、经济与文化的断裂与脱节，似乎已是有目共睹之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过程中的资源博弈现象，或可以认为是这种断裂性与脱节性所导致的社会后果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仅是保持人类文化多样性存在的重要方式和途径，同时也体现了社会群体试图弥合经济与文化断裂与脱节的种种努力。然而，正如前文所论述的那样，随着文化主体之于“身份”的诉求愈演愈烈，权力承担者的政绩焦虑不断加重，商业资本对于利润的追逐日益多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似乎已经陷入到一场多方力量全力角逐的资源博弈之中。
在传统社会中，“经济总是沉浸在文化的大海之中”。然而，全球化背景下断裂与脱节的文化经济秩序，正在割裂经济与文化之间这种“天然”的依存关系。以断裂性流动为基础的全球文化经济互动，一方面使世界经济与文化的“跨越式”发展成为可能（如通过所谓的民族文化资本化来促进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等），另一方面也会以一种看似难以抗拒的力量不断侵蚀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的社会土壤。碎片化的生存状态，既为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的利益群体提供了资源博弈的竞争平台，也由此导致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与发展的种种不确定性。这样，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确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的明确的目标和指向，也就成为全球化背景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所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诚如一些学者所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赖以生存的民间根基，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固然离不开行政部门的引导，离不开商业资本的支持，但更需要作为文化主体的广大民众的积极参与。13然而，由于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上的话语权的缺失，以及支撑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物质资源的相对短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主体的普通民众，在这场博弈当中的弱势地位是显而易见的。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地方行政权力的承担者以及商业资本的操控者，由于在话语权和资源配置方面拥有文化主体所难以企及的主动权，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他者”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主导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方向并决定某些实得利益的流向。这种悖论性的博弈格局的现实存在，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所可能产生的影响，无疑是令人担忧的。实际上，由于话语权的缺失和发展资源的短缺，目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过程中的去主体化现象似有日趋明显之势，而其导致的社会问题也在不断凸显。14如何确保文化主体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发展中的主体地位，不仅关系到文化主体的“身份”问题以及地方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和发展休戚相关。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主体的主体地位，积极协调好利益各方的关系，并妥善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导向问题，在这场错综复杂的资源博弈中实现多方的共赢，因之成为全球化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所必须着力解决的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仅是国际社会一项重大的文化战略举措，同时也是我国文化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和重要途径。15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其所引发的一系列深刻的社会转型，在使人类的物质生活获得极大丰富的同时，也对各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产生了巨大冲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任重而道远。正视全球化背景下断裂与脱节的文化经济秩序，客观看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过程中的资源博弈现象，充分调动社会各方力量，共同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和繁荣，既是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路径选择，也是历史所赋予我们的一项艰巨任务。
五、 参考文献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巴黎，2003年10月17日。
[2] 王文章主编《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
[3] 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
[4] 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周红云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 刘魁立：《论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载《河南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6] 国务院：国发〔2006〕18号《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2006年5月20日。
[7] 国务院：国发〔2008〕19号《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的通知》，2008年6月7日。
[8] 国务院：国发〔2011〕14号《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2011年5月23日。
[9] 陈庆德、马炜：《文化经济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10] 牟维、李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的博弈探索》，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7期。
[11] 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2] Appadurai, Arjun(1996, 2005): Disjuncture and Differencein the Global CulturalEconomy, in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Lond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3] 刘魁立：《论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载《河南社会科学》2007年1月。
[14] 吕俊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去主体化倾向及原因探析》，载《民族艺术》，2009年第2期。
[15] 王文章、陈飞龙：《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国家文化发展战略》，载《求是杂志》2007年第17期。
【基金项目】：广西高校优秀人才资助计划项目（桂教人[2010]65号）阶段性成果。
①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是“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即“（1）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3）社会实践、礼仪、节庆活动；（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工艺”。参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第32届会议正式通过，巴黎，2003年10月17日。
② 该公约所定义的文化遗产，只包括文物、建筑群和遗址三类。
③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巴黎，2003年10月17日。
④ 王文章等人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特点主要有独特性、活态性、传承性、流变性、综合性、民族性、地域性等。参见王文章主编《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60~70页。
⑤ 在鲍曼的眼中，“流动的现代性”的“流动性”，指的是社会的“流动”与“解体”。参见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
⑥ 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周红云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1~32页。
⑦ 刘魁立：《论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载《河南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⑧ 相关数据根据国发〔2006〕18号《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国发〔2008〕19号《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的通知》、国发〔2011〕14号《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分类统计而得。
⑨ 陈庆德、马炜：《文化经济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页。
⑩ 牟维、李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的博弈探索》，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7期。
11 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0~191页。
12为了更好地考察这些断裂与脱节，阿帕杜莱提出了观察全球文化流动的五个维度，即：（a）人种图景（ethnoscapes）；（b）媒体图景（mediascapes）；（c）科技图景（technoscapes）；（d）金融图景（finanscApes）；（e）意识形态图景（ideoscapes）。并且认为，这些景观流动的、不规律的形态，深刻地体现了国际资本的特征以及全球文化经济的断裂性与脱节性。参见Appadurai, Arjun(1996, 2005): Disjuncture and Differencein the Global CulturalEconomy, in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Lond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3 刘魁立：《论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载《河南社会科学》2007年1月。
第7篇：文化资源的意义范文
车到桃花源风景区，一阵淡淡的微风拂过脸颊。迎着微风，我们走进了桃花源。我们去时，并不是桃花盛开的季节，桃花并不多，香气也不浓，许多桃花还是人工绑的，游人并不多。据导游介绍说，在桃花盛开的时候，放眼望去，一片连一片，好似花海，发出诱人的香味。一阵风吹过，桃花随风漫天飘飞，落到游人头上、肩上……美丽极了。那时，游人摩肩接踵，不时还用手去接那桃花瓣儿。可惜，我们去的不是时候。
我们沿着石径去秦人洞。这时，石径附近的竹子引起了我的注意。这竹子，远望为圆形，手摸有棱有角，好像是方形。“竹子不都是圆的么？怎么会有方的？”经过一番了解，我知道了这亭子叫“方竹亭”，是参政陈性学主修的。亭为八方形，为了更好的体现“方”，就培养了许多方形竹。突出它的无与伦比，显现它的别样气质。
忽然，一不留神，我被一块石头绊了一下。我发现这个石头上有几颗斑点，奇怪，只有人才会长斑，难道石头也会长斑？导游向我们介绍了它的来源：很久以前，有一位女子的父亲喜欢打牌，钱输完了卖家当，家当输光了卖房屋，以至于最后把女儿也卖了出去。女儿得知此事很痛苦，因为她根本不喜欢那位大户人家的少爷，并且她已有了自己的心上人，在李少爷提亲那天，她偷偷地跑到山崖边哭泣，泪水滴在了石头上，受不了如此打击的她也跳下了悬崖，久而久之，她的泪水印在了这块石头上，人们就把这块石头叫做“泪石”。我不由得感叹：他的父亲是多么愚蠢，好好地女儿就因为他放弃了生命。而我也体会到女子的敢爱敢恨，勇于追求。
我们来到了秦人洞，秦人洞在桃花源上方，洞长67米，洞口镌刻着“秦人古洞”四个大字。奇古怪松，古色苍然，曲径通幽，恍如仙境。我和哥哥入洞后，眼前一片漆黑，内心十分恐惧，有时还不时撞到头，走着走着，一股光线照射进来，令人豁然开朗，只觉得胸臆在扩展，似山谷展开，每个细胞都充满了活力，这真让人感受到大自然的伟大、恢弘。
走出洞口，看到那山在动、水在流，人在劳作，这山与水与人的连接，不正是一幅美丽的风景画吗？看着这美丽的风景我沉醉了，如痴、如醉、如迷。人们常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但我觉得，这桃花源的景色不亚于那杭州西湖。
第8篇：文化资源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医院文化核心竞争力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新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医疗机构之间的竞争日趋热化,医院之间的竞争已从传统的设备竞争、技术竞争上升为服务竞争和文化竞争。而医院文化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医院持续发展的生命力,必将成为研究市场经济体制下医院管理工作的一个新课题。
一、医院文化
医院文化是指医院在长期的医疗、科研、教学等活动中,逐步形成的,具有本院特色的基本信念、价值观念、道德规范、规章制度、生活方式和人文环境,为全院员工认可和遵循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总和。
医院文化的内涵包括医院精神、制度文化、物质文化三方面的内容。其中精神文化是灵魂,是从制度文化、物质文化中提炼浓缩的文化精华;制度是保证,精神文化只有通过制度文化建设,才能逐渐内化,成为医院职工的行为准则;物质文化是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建设的物质基础,三者有机结合,缺一不可。优秀的医院文化能够为医护员工确立一种具有群体心理定势的指导意识,建立共同的文化氛围,树立共同的价值观、激发医护员工爱岗敬业、奋发向上的工作热情,使医护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最大限度地加以发挥,从而产生归属感、使命感、凝聚力和向心力。
二、医院文化建设的作用
当今时代是一个以文化论输赢的时代,一个没有文化的医院绝对走不远。医院之间的竞争,起初拼的是设备和技术,但是到了最后拼的是文化。医院文化是一个医院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是医院的“灵魂”。谁拥有了符合社会和时代需要的先进的医院文化,谁就会在激烈的医疗市场竞争中构建起自己的长久的竞争力。先进的医院文化,可以使医院员工得到明确的指引和激励,形成高度的默契和信任,从而更好地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奋斗。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都表明,医院文化是医院生产力、生命力和内在活力的核心要素之一。
第一,支撑医院的发展战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医院想又好又快发展,必须要以适应医院现状的文化作支撑,只有拥有了文化优势,才拥有竞争优势和发展优势。医院文化建设对医院发展战略构成强有力的支撑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核心价值观来选择、判断发展战略是否符合价值追求,会不会偏离发展的基本宗旨;二是建立对使命、愿景、价值观的广泛认同,形成统一的医院意志和行动模式,支持医院战略的实施。
第二,增强医院核心竞争力。医院核心竞争力是指医院长期形成的、蕴含于医院内质中的、独具的、支撑医院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竞争优势,是使医院在竞争环境中能够长时间取得主动权的核心能力,是处于核心地位的、影响全局的竞争力。加强医院文化建设能增强医院核心竞争力原因有如下三点:其一,医院文化是医院的灵魂,是医院员工的精神支柱。加强医院的文化建设,可以增强凝聚力,激发创造力,使全体员工发扬团队精神、拼搏进取、从而提高医院核心竞争力。其二,医院文化是医院理念创新的基础。加强医院文化建设,塑造与建立人本思想,推动员工观念和思路不断创新,促进员工不断解放思想,求真务实,与时俱进,推动医院发展战略、制度建设、技术创新和经营方式等的不断变革,从而提高医院核心竞争力。其三,医院文化是医院精神的升华。加强医院文化建设能提高医院的知名度、美誉度、诚信度、忠诚度,不断弘扬和升华医院精神,使员工达到一种崇高的思想境界,从而提高医院的核心竞争力。
第三,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医疗行业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从人到人”,这二者的关系就是“医患关系”。近年来,以“看病难、看病贵”为代表的热点问题使医患关系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挑战。一方面,历史上形成了以医务人员为中心的局面,患者在医疗活动中始终处于被动地位,因此过去医院文化展示的大多以临床技术为主要内容,忽视了患者的感受。另一方面,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患者对医院的要求日益提高,认为患者一旦到了医院,就应该“包治百病”、“药到病除”,不知道几千种疾病,被医学真正发现和掌握的只有几百种,还要求环境好、自尊、维权等。所以在如今的“一切以病人为中心”的世界医学进步潮流面前,医院难以适应广大患者对医疗服务的更高层次的需求。医院文化的两个最显著特点是“以人为本”和“以文化人”,加强医院文化建设,就是要通过树立“以人为本”、“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培养职工建立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把职工的发展前途与医院的发展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只有加强医院文化建设,坚持“以病人为中心”的核心价值观和“以人为本、以文化人”的管理理念,推行人文关爱与服务,加强医患沟通,在医患之间架起互相信任、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互相帮助的桥梁,才能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三、如何加强医院文化的建设
先进的医院文化能够增强医院的活力,促进医院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具有强大的竞争力、生存力和无限的发展力,因此加强医院文化建设对未来医院的发展将是十分必要的,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加强医院文化的建设?
第一,建立科学的医院管理体系。医院文化是一种管理文化,因此开展医院文化建设,必须有一套科学的管理体系。医院管理体系应包括管理体制、医疗安全管理、医院形象、信息系统和医院组织及人力资源等内容。一个科学的医院管理体系不仅能够增强职工的向心力、凝聚力,增强职工的荣誉感、归属感,而且能够提高职工素质,引导职工树立健康的、积极向上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
第二,重视人才队伍建设。人才战略是医院发展战略的首要战略,因为医疗市场一切要素的竞争,无论是技术、服务,还是经营、管理,归根结底都是人才的竞争。因此在如何配置人才、吸纳人才、留住人才、用好人才的工作上,要求医院要把“以人为本”的理念贯穿于人才管理的全过程,制定科学合理又富有创新的包括绩效考核制度、竞争激励制度、全员聘用制度等内容的一系列规章制度,营造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能上能下、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良好氛围,让人才充分感受到知识的价值和优胜劣汰的竞争法则。
第三,提高医院管理者自身素质。医院文化其实就是一种管理文化,因此医院管理者的经营思想、行为准则,甚至个性特质都直接影响着医院文化的培育和发展。在医院文化建设中,医院管理者起着工程师的作用,既是医院文化的设计者,也是医院文化的塑造者和传播者,没有医院管理者的设计和塑造就难以形成独具特色的现代医院文化。
第四,确立“以病人为本”的理念。病人是最需要服务的人,医生和护士是直接为病人服务的人,必须确立“以病人为本”的服务理念。医院的一切行为,都应以满足患者的需求为出发点,以医疗质量、优质服务为立足点,以换取患者满意感动为目标,这应是我们的服务理念。所以我们真正做到尊重病人、关心病人、理解病人、帮助病人、感动病人。通过开展以“一张笑脸、一声问候、一次详细的入院介绍、一张舒适的病床、一壶热水、一个整洁的环境”的活动,为病人提供温馨、细心、爱心、耐心的服务,让患者到了医院就有回家的感觉,心理的创伤得以慰藉。
第五,发扬“爱岗敬业”的主人翁精神。通过爱岗敬业教育让员工知道无论多么平凡的工作岗位,都能做出不平凡的业绩。激发员工的主人翁意识,关心集体,关心医院的发展,在工作中及时发现并反馈医疗质量、医院服务等各方面存在的问题,能提出合理化建议。
第六,实施品牌战略。品牌是医院的无形资产,优秀的品牌体现了医院的文化、管理、质量、服务、效率等要素,是医院核心竞争力和医院精神在医疗实践中的凝结与体现。医院核心竞争力是医院在长期的医疗服务过程中形成的不易被竞争对手模仿和替代的竞争优势,是医院在竞争中取得可持续生存和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第七,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医院要发展就必须不断创新,保持原状就是后退,不思进取必然被无情淘汰。在医院的发展过程中,医院文化建设必然要随着医院管理的创新而不断丰富和充实新的内涵。医院文化的创新体现在医院管理的创新之中,包括制度创新、技术创新、服务创新和观念创新。观念的创新是前提,技术和服务的创新是重点,制度创新是保障。
著名企业文化专家孟凡驰教授曾经说过:我们的医院同世界接轨,许多领导和医务人员还只能从博弈规则的技术层面去实践,看不到博弈规则的深层——文化层面,因而使许多技术、制度、设备等先进的东西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随着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深入开展和国家新医改的试点,极大地推动了医院文化建设的进程,日益深化的卫生体制改革,为医院文化搭建了更多的平台、提供了更多的载体,建设医院文化从认识上、组织上和实际工作上得到进一步提升,因此越来越多的医院把医院文化作为医院发展的制高点,制定医院文化战略,实施医院文化工程,构建医院文化体系,努力开创医院文化建设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1]卢伟,姚碧文,段宁等.我院党建工作的实践与探索[J].中国医院,2007,11(11):442-46.
[2]侯庆中,孟庆春.关于构建医患关系的思考与实践[J].中国医院管理,2007,27(12):77-78.
[3]李国强.试论医院文化建设[J].现代医药卫生,2008,(3):461-462.
第9篇：文化资源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民生需求 文化艺术资源 地域特色
前言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以经济体制为先导的增长方式的转变引发了全社会的整体变革，与之相伴随，城乡、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社会风险递增，而经济全球化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不安定问题，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展开有关社会变革的学术研究。
文化艺术资源作为社会资源的一种配置方式，提高其配置和利用效率对于实现经济方式的转变，提高居民生计的可持续性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从研究现状来看，对于文化艺术资源的开发，学者们主要从社会保障、政府职能转变、经济体制改革等方面来加以探索和研究，而以民生实际需求为切入点，通过对社会文化艺术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利用作为实施手段的较为少见。
我国文化艺术资源形成的历史境遇与变迁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在借鉴西方艺术观念、价值和形式的基础上，通过吸纳中国现代文化艺术的成果，在对传统与现代文化艺术资源优化整合的基础上，实现了文化艺术资源的创新，这种实验艺术的焦点在于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艺术的现代化改造，以应对当前我国的文化危机。在这种形势下所形成的以“全盘西化”为主要特征的文化艺术群体特征，赋予了中国现代文化艺术特有的表现手法，在思想层次上打开了观众视野，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艺术道路。
一个国家的文化艺术资源往往与时代的精神氛围紧密联系在一起，文化艺术与生活息息相关，诠释着诸多艺术家的个人情感，对于社会的发展有着深刻而积极的影响。自19世纪末期以来，我国经历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新民主主义社会再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演变，我国的文化艺术也展开了“文化反殖民”与“文化殖民”之间的首场论战，西方文化和艺术的入侵所形成的文化艺术表现在生活实践中也带有一定的对抗情结，而社会主义社会和谐社会背景下的文化艺术手法也诠释和表达着一种和谐思想理念，这种思想也是最贴近人的生活实际，与民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我国文化艺术资源与民生之间的耦合演替关系
我国的文化艺术资源有着多种艺术表现形式，这些文化艺术表现手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表现出截然迥异的差别，同时也是时代民生的反映，对当前文化艺术资源进行挖掘、整理，有利于提出具体的应对策略，解决当前的民生问题。
原始型文化艺术与民生问题。以宁夏中卫大麦地发现的大量独立岩画群为例，它们成形于2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包括日月星辰、天地神灵、狩猎放牧和舞蹈祭祀等大量的个体图形，近两年的考古考证发现，它们是比甲骨文还要早几千年的图画文字。这些古老的象形符号在大麦地岩画中出现绝非偶然和孤立的，而是呈星状分布。表现了人们与自然的利用方式是一种融入天然食物链中的依附性资源利用方式，利用的都是自然界的现成物品，对自然保持了一种原始的和谐的文化艺术形态，由此形成的文化艺术与人们挑战自然的生活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
传统型文化艺术与民生问题。由于管理国家、经营商业、管理劳动和发展科学文化的需要，象形文字在奴隶社会发展迅速。文字的出现，使人类的生产经验和自然知识得到继承、积累和传播，为文化艺术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并开始出现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这个时期的文化艺术彰显着人与人之间阶段性、区域性不和谐的民生问题。
近代型文化艺术与民生问题。工业革命的兴起使得人类社会进入了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时代，生产力的高速发展，资源的过度掠夺，环境的恶化，人与自然的矛盾更加突出，甚至超过了自然资源的再生能力。我国这一时期的文学艺术作品吸取了西方现代艺术的精神，以批判的姿态对传统文化艺术提出了挑战，形成了中国文学艺术特有的审美风格，凸显了以民主促民生的文化思想内涵。
现代型文化艺术与民生问题。我国现代型文化艺术诞生于20世纪中叶，这一背景下的文学艺术创作带有西方高科技影响的烙印，西方的强势文化给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带来了强烈的震撼和倾斜，特别是一些原生态的文学艺术表现形式也悄然蜕变。在这场东西方文化艺术纷争中，中国文化意识话语权遭到弱化，这就需要在挖掘中国传统文化艺术资源的基础上，寻求中国文化艺术的支撑，进而构造自己的“中国形象”，把以和谐为主题的文化艺术运用到人们的生活实践当中，形成批判现实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艺术表现力，以切实解决我国的民生问题。
我国民生问题形成原因的多维分析
历史因素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力的快速发展，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人们对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需求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矛盾并存的格局，加上我国历史因素的影响（人口基数大、资源环境压力大），造成我国在就业、医疗、教育、公共服务等方面压力增加。
经济因素分析。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过渡转变的过程中，社会利益关系格局必然会有重大调整，为了尽量避免这一问题所造成的社会危机，国家把更多的公共资源投向了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民生问题解决的资金投放力度，从而引发了公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分配不公平，各利益主体分配不平衡之间矛盾凸显的问题。
体制因素分析。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在“发展是第一要务”理念的影响下，政府对经济增长方式过度渴求，政绩的考核过多地倾向于招商引资和GDP增长，而忽视了与民生息息相关的教育、医疗、保险等社会问题。物质的快速增长与精神缺失之间的矛盾，造成了社会群体幸福指数的下降，环境问题、工作压力问题、失业问题、社会冲突问题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
社会心理因素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以市场经济为要务的发展形势格局，对于民主和自由的崇尚，在解决民生问题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并取得一定成效。但是，社会体制结构的急剧变化，经济结构的快速调整，造成了如失业与一夜暴富等一系列反差，从而造成社会群体的心理失衡，形成一种急切的心理焦虑，人们参与社会改造积极与消极心理的巨大反差造成了社会矛盾格外突出。
开发文化艺术资源以服务民生的策略
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艺术产业，构建公共文化艺术服务体系。文化艺术产业应当说是一个民族发展的魂魄，提高全民族的文化艺术素养是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根本保障。文化艺术产业的发展要面向大众、服务大众，以落实社会公平正义为基本准则，表现在文化艺术工作的各个方面，都要以实现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为主要途径，大力发展公益性的文化艺术产业，构建公共文化艺术服务体系，保障全社会公民的基本文化权益。
发挥政府在文化艺术建设中的导向作用，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长期以来，我国主要围绕城市谈发展、谈改革、定政策，造成我国城乡文化艺术产业的发展不平衡矛盾突出。这就需要在借鉴城镇文化艺术的发展成果，在政府的引导下，加大对农村群众文化艺术产业的投资力度，积极开展各类形式的文化艺术活动，为广大农民创造和谐的文化艺术活动氛围，挖掘农村文化艺术活动资源，拓宽文化艺术活动领域，鼓励和支持农民参与精神文化活动的积极性，积极引导社会文艺团体和文艺人才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动，从而实现城乡文化艺术的发展。
整合传统与现代文化艺术资源优势，构建地域特色的文化艺术。我国现代文化艺术的构建不能单纯以西方强势文化艺术为本位，而要充分发挥传统文化艺术的优势，加强特色文化艺术建设，积极开发民间艺术文化资源，赋予文化艺术以新的活力。在吸收和借鉴传统与现代文化艺术资源的基础上，通过文化艺术产业政策的引导来构建地域文化艺术特色，并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艺术活动，把传统文化艺术和民俗文化艺术融入到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建设之中，才能真正满足社会群体的大众化需求。
结束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