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多样性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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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民族文化多样性范文

滇西北是历史上著名的“茶马古道”要塞，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各民族相互间频繁地进行经济和文化交流，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民族文化大走廊”，因此，无论在各民族成份的构成上，还是在宗教、民俗、衣食住行、歌舞艺术等方面都形成了既保留各自的特色，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熔铸出滇西北各民族文化特有的宽容开放精神，促成了滇西北地区各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并存。

滇西北地区各民族的大融合

滇西北纳西、藏、彝、白、傈僳、普米、怒、独龙等族都是藏缅语族族群，与西北的氏羌族群有渊源关系。这种同源共祖的历史奠定了各民族之间唇齿相依、友好相处的客观条件，并在历史发展历程中逐渐形成了同源异流、异源同流，在分化和融合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亲缘关系。历史上滇西北各民族形成同区域交错杂居、聚居而相安无事〔除了过去因各种历史原因而产生过的一些短期民族纠纷）的格局，也是这种友好关系的反映。

纳西族《创世纪》中说藏族、纳西族和白族是同父同母的三兄弟，彝族古老的故事《居木乌乌》中说汉族、彝族、藏族是居木乌乌和天女所生的同胞：藏族传说《萨当汉・松诺罗丹》的故事，把丽江木氏土司称为萨当汉，即“丽江王”， 他的藏语法名是“松诺罗丹”，意为今“柞永盛”，这些传说都反映了滇西北各民族源远流长的友好关系。唐代洱海地区“乌蛮”蒙氏王族与“白蛮”贵族联合建立多民族集合体南诏政权的历史，是滇西北不同民族联合实现地域性统一的反映。从古至今，滇西北各民族之间相互通婚者很多，从中也可以看出各民族和睦相处的传统。历史上，汉族和汉文化对滇西北各民族的影响很大，白族即英人与到滇的汉人融汇而成的民族，南诏、大理国的整套典章礼制深受汉族政治、文化的影响：明代为滇西北霸主的纳西族木氏土司广采博纳汉族文化，大量引进中原汉族人才，极大地推动了其统治区域的经济、建筑、医药、汉传佛教和道教文化等的长足发展。各个时期的汉族移民与滇西北各民族在城乡杂居，和睦相处。少数民族学习汉文化，很多汉族也入乡随俗，学会了各民族的语言文字。

在历史上，滇西北一些民族之间也有过因封建中央王朝的政策以及民族上层利益导致的冲突和纷争，但各民族人民之间在经济、文化上的友好交往是一直存在的。南诏统治者曾与吐蕃联盟抗唐，后又联合唐朝军队击败吐蕃：唐代磨些与吐蕃之间既有争夺盐池之战，这段历史纠葛形成藏族著名的神话诗史《格萨尔传奇・姜岭之战》的历史背景，但唐代磨些和吐蕃之间又有着密切的友好关系，吐蕃贵族与磨些酋长之间建立姻亲关系。

据唐代《蛮书》等记载，铁桥〔在今丽江塔城）上下的吐蕃与磨些等族民众之间的牛羊等商贸交往十分频繁。明代，中央王朝推行“以蛮攻蛮”的政策，扶持纳西族木氏土司，认为木氏土司“守铁桥以断吐蕃，滇南籍为屏藩”。木氏土司在明王朝扶持下多次出兵与藏族土司交战，其势力远达滇川藏三地藏族地区，战争给藏族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但木氏土司在促进藏族地区的佛教和经济的繁荣方面也起了较大的作用，如土司木增在明万历末年至天启年间主持刊印“丽江一一理塘版《甘珠尔》大藏经”，广建藏传佛教庙宇，推广较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和农作物品种等等，都赢得了藏族人民的好感。该文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主办的《环球市场信息导报》杂志http：//总第547期2014年第15期-----转载须注名来源在滇西北，既有称为“磨些古宗”的藏族，也有称为“藏纳西”的纳西族，反映了两族的相互融合和密切的关系。

滇西北各民族之间的经济贸易有悠久的历史，遐迩闻名的“茶马古道”即是滇西北各民族长期进行贸易而形成的充满活力的商业通道。历史悠久的大理三月街、洱源鱼潭会、鹤庆松桂会、兰坪营盘街、丽江三月龙王庙会、七月骡马会等，都是滇西北各民族进行贸易的集市和物资交流会。清代和民国年间，藏族、白族商人纷纷在丽江开商号，纳西族商人也在中甸、德钦等地设立很多商号。纳西族、白族商人深入到傈僳、怒、独龙族的居住区域经商，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商贸交流。在“茶马古道”上，滇西北纳西、藏族商人还齐心协力修桥筑路，促进这条滇藏贸易通道的繁荣。如位于德钦县澜沧江上的云南进重要渡口溜筒江铁索桥是由丽江纳西族商人赖耀彩在1946年倡导并出资、得到迪庆藏族商人马铸材等的积极响应而修建成的，此桥建成后，改变了过去这里只能用溜索渡江、危险异常、人畜渡江辛苦万分的原始状况，极大地促进了“茶马古道”商贸的繁荣。

滇西北民族文化的多样性

在长期的相互交流过程中，滇西北各民族的文化在相互影响中发展。比如，滇西北不少民族中都是本土和外来宗教并存，如纳西族，既普遍信仰自己的本土宗教东巴教和民间巫术，同时远至唐时始就将吐蕃的苯教文化内容吸纳到自己的本土宗教中来，后又将一些藏传佛教、汉族道教的文化吸收到东巴教中，形成了东巴教这种以纳西本土文化为主，又融合了多元文化的独特的民族宗教形态。明代，在纳西族木氏土司的积极倡导下，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教派〔白教派）在今丽江、维西、迪庆纳西族和藏族地区得到蓬勃发展，该教派黑帽系八世活佛和十世活佛先后到丽江，促进了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教派在滇西北的繁荣。产生了著名的噶玛噶举“滇西十三大寺”。佛教道教传入纳西族地区后，与纳西族的本土东巴教和民间巫术一起在民间流行，祭司东巴、巫师桑尼、和尚、喇嘛、道士各行其道，在民间各有影响。丽江过去每逢甲子年举办甲子会，各种宗教的教徒分别在各个不同的地方举行法事，各有信徒，和平相处。有时祭司东巴、巫师桑尼、和尚、喇嘛、道士同时登场为民众举办法事。在丽江甚至出现了诸教寺庙融和一体、不同宗教教徒同堂和平共处的文化现象。如有的寺庙前院供佛、住和尚，后院供道教神、住道士。一些民间盛行的寺观节庆，不论它是属于哪一种宗教的，都会有各种宗教的僧人、道士和信徒一起来参与，共同欢庆。

第2篇：民族文化多样性范文

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民众日常文化、娱乐的内容、形式和节奏等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广播、电影、电视普及以前的文化、娱乐大多是小范围的，从直观的“数量级”和“影响面”来说是属于相对“小众”的。在“小众化”的时代，文化艺术基本上更多的是以具有明显地域特色的、原汁原味的“原生态”的形式、内容为主要的存在方式，也正因为那种交通不畅、信息闭塞的状态而使得交流、传播不便，导致了一定区域范围内的相对封闭和独立，文化艺术的存在也才能够呈现出更多种多样、有着独特民族特色和地域特点的、多姿多彩的局面。

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交通的不断改善和传媒技术手段的不断进步，人们的文化娱乐就更多地以一种“大众化”的局面出现了。成千上万上亿的人操着同一个腔调、喊着同一个口号、唱着同一首歌曲就成为一种时髦，而一旦成为了一种时尚就会成为更多人追逐、消费的娱人娱己的追求娱乐体验的“产业”。这种所谓“众口一词、万众一心”的“文化消费”对文化多样性来说无疑就是灾难！

2009年7月23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若干意见》提出的“基本原则：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既要继承、保护、弘扬少数民族文化，又要推动各民族文化相互借鉴、加强交流、和谐发展。坚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把握规律性，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推动少数民族文化的改革创新，不断解放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生产力……坚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优先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文化事业，保障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各族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不断完善扶持少数民族文化事业发展的政策措施。”①就科学地、提纲性地阐述了民族文化艺术的保护、传承和交流、发展以及文化艺术事业和产业之间的关系。

云南有4000多公里的边防线，与3个国家接壤，地处中华文化圈、东南亚文化圈、南亚文化圈的交汇地，与西亚和非洲文化圈邻近。云南有15个民族是全国特有的，其中有16个民族是跨界而居的，境内外同宗同源，特别是云南各民族与东南亚、南亚各国人民亲如一家，和睦相处，世代友好，大多都有着与邻为善的历史传统，更有着血脉相通的人文渊源，同一民族拥有相似的文化底蕴，在语言上、文化上、宗教上是相通的。云南各民族自古就与东南亚、南亚地区有着较为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具有广阔的文化吸纳和辐射的交流空间。这种民族同宗、文化同源的跨境而居，对于边界的和谐稳定非常有益，但同时也会存在着一定的边界、跨界问题、多民族文化及多宗教问题。

在云南这样一个世界上少有的多民族群体共处、多文化形态共生、多共存的地方，不少民族都有自己的信仰，南传佛教、藏传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等多种宗教在这里共生并存，信教群众彼此尊重、各得其所。文化的多元性始终都是依存、体现在民族的多样性之中，每个民族都有自己不同的文化体系。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有着各自文化特色的民族风俗，节庆、宗教、祭祀、歌舞、工艺品、服饰、建筑、饮食等种类十分丰富。云南有26个世居民族分布在省内各地，总体上是一种大杂居的状态，同时又依循云南的地理特点围绕着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坝子”形成一种小聚居的格局，大一些的坝子往往就有“街子”，“街子”又连接着村子、寨子。在周期性的“街天”或“三月街”“火把节”之类的民族节庆日的时候，人们除了进行物资交流之外，由于人员的聚集就自然而然有了更多跳舞、对歌之类的出于沟通、交流、娱乐需要的活动，就会举行“灯会”“对歌”“打跳”“目脑纵歌”之类的文娱活动，人们既是欣赏者，又是参与者、演出者，使得村子、寨子里的歌舞、礼仪、习俗等有机会得到一定范围内的展示、传播和交流、发展，平日的劳作辛苦在这类活动中也得到舒缓调节。

云南因为地形地貌的多样性、复杂性，导致族群村落之间交流走动不便而造成的相对独立性、封闭性，也客观地使得云南丰富多彩、底蕴深厚的民族文化能够更多地“原汁原味”地保留了下来。在具有生态环境、生物资源的多样性的同时民族文化也多种多样，使云南有了“民族文化聚宝盆” 的美誉。据调查，云南有7000多种（个）民族舞蹈，200多种地方戏剧（戏曲），以及名扬海内外的白族银饰加工工艺和剑川木匠的传统建筑、雕刻技艺等，有多种多样的物质、非物质文化遗产。无论是各民族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文化习俗、技艺，还是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文化理念，都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积淀而成。云南所特有的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资源就是云南民族文化大省的标志，但“文化大省”并不等于“文化强省”，我们应该遵循“包容性增长”的原则（也只有“包容性的增长”）才能更好地使云南多姿多彩的多民族文化更好地和谐共处，共同发展。

在现时消费主义社会追求娱乐享受的背景下，社会经济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社会文化与快速转型的经济社会之间如何更好、更快地相适应，多民族的、多元文化语境中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怎样和谐发展？民族文化的发掘、传承与发展、创新之间以及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之间如何互动、协调才能更好地发扬光大和持续发展？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这四项建设当中，怎样使文化建设这一块不成为短板而使我们及后辈避免文化断层、缺失、衰落的窘境？无论是从国家、从云南的角度，还是从整个中华民族、从全世界的角度都是非常重要的，都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和持续关注的问题。

注释：

第3篇：民族文化多样性范文

关键词：和谐社会；和谐文化；少数民族；文化自觉

中图分类号：G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8）02-0091-04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而作为人类特有的现象，“文化有复杂的内容，包括哲学、宗教、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教育、风俗等，是一个包含多层次、多方面内容的统一的体系。”[1]可见，和谐文化建设不仅是我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复杂的子系统，更是一个十分值得研究的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课题，其中，我国少数民族多元和谐文化的建设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一、和谐文化的渊源及现代意蕴

汉语“和谐”一词由“和”与“谐”两字组成，“和”者，和睦也，有和衷共济之意；“谐”者，相合也，有顺和、协调之意。“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和根本精神。安康富足，和谐相处，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愿望和梦想。《中庸》说“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把“和”理解为万物普适的普遍原则。《周礼》中说“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把“和”与“谐”理解为治国安邦的根本。还有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道家的“道法自然”，佛教讲的慈悲观等都蕴含着丰富的和谐思想。和谐在今天也指事物相互之间的协调、有序，但今天我们所理解的和谐文化则已具有更多的现代意蕴，是指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思想内核和价值取向的文化形态和文化现象。建设和谐文化，就是建构一个以和谐的理念为根本，以先进文化为价值取向，把主导文化与多元文化结合起来，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尊重差异，包容多样，通过创新，反映出鲜明的时代精神的有机的文化体系。和谐文化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了和谐的思想基础，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的思想导向和精神支撑。和谐文化既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也是其重要内容。

二、和谐文化视野下的多元少数民族文化

（一）多元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承炎黄，经春秋，历汉唐，经过各民族的融合形成的以汉族为主体，包括55个少数民族在内的统一体。在中华文化的发展史中，虽然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汉文化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但其它少数民族的文化从来就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56个民族水融、和谐共存一直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自身价值诉求。有学者也把这种自身价值诉求用一个“56+1=57”的公式来加以表达，认为“这里的1是指中华各民族共同的历史文化大传统，56是指各民族自身的文化传统。” [2]可见，中华民族文化包含了我国各个民族的文化，特色鲜明的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正如有的学者所说：“中华各民族不论大小，都以自己的勤劳、勇敢和智慧创造了灿烂的文化，都在丰富的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留下了自己的藏品，写下了不可磨灭的篇章。” [3]所以，中华文化从古到今，一直是繁衍生息在这片土地上由各民族共铸的。

（二）发展多元少数民族文化是和谐文化建设的内在要求

谈到少数民族文化，先生的“中国大花园”理论是对我国多元民族文化发展最好的注解。认为，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大花园中，只有百花齐放、百家争艳、和谐共生，才能相得益彰。这里，“中国大花园”理论强调了各民族的文化平等、和谐的发展要求。

中国有55个少数民族，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有的学者指出：“这种多样性是历史形成的，是民族多样性的必然结果。” [3]事实也证明，没有这些多样性民族文化的和谐共存与发展，就不可能有一个五彩斑斓、生机勃勃的中华民族文化生态。C.W.沃特森在《多元文化主义》一书中也说，多元文化“承认文化的多样性，承认文化之间的平等和相互影响。”[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通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则明确指出：“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这种多样性的具体表现是构成人类的各群体和各社会的特性所具有的独特性和多样化。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从现实的角度讲，任何一个社会都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有机结合，文化由一定的经济、政治决定，又是对它们的反映并反作用于经济、政治。各民族政治、经济和谐的发展，也离不开多元民族和谐文化建设，而树立全社会的和谐理念，以推动和谐社会的发展，则更离不开多元民族和谐文化的建设。所以，发展多元的民族文化是我国和谐文化建设中必须面对的一个课题，也是和谐文化建设的内在要求。

（三）多元少数民族文化的存在和发展丰富了和谐文化的内容

民族地区的很多文化，充分地体现着和谐的价值取向。蒙古族的谚语说“与其有一百两银子，不如有一百个朋友。”“像绵羊似地，合群走就有力；像沙土似地，散放着就无力。”“聪明人也需要朋友帮助，伛偻人更需要朋友搀扶。”“亲友多的人，走遍草原，没亲友的人，势如孤掌。”土家族过去的族谱家规中都有“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的规定。这些文化都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在很多少数民族文化里面，还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少数民族崇尚自然、崇拜天、地、山等诸神，与自然建立了一种带有原始和神秘色彩的和谐关系。“据云南学者的田野调查，彝族、哈尼族、纳西族、傈僳族、阿昌族等民族，都有植物崇拜的痕迹。生活在云南富民的彝族，以竹为图腾，认为竹的兴衰象征族人的兴衰；怒江的傈僳族，往往以动植物为自己氏族的名称，如茶树氏族、紫柚木氏族等等，而这些植物都是禁伐的”。[5]同样，很多民族也用自己的文化传递了对于动物的情感，侗族大歌四大类中最精华部分的声音大歌(侗语称“嘎所”)，声音的标题常以昆虫鸟兽或季节时令的名称命名，如《蝉歌》、《知了歌》、《三月歌》等；鄂伦春族崇拜虎、狼、熊这些动物；蒙古族将狼作为本民族的图腾；一些少数民族的习惯法对一些动物禁杀、禁食。虽然少数民族地区的这些文化具有明显的“泛神论”的特点，但其中形成的维护生态平衡，万物有灵，保护自然的生态朴素观念，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些少数民族地区的多元文化，以自身所具有的独特的视角体现了和谐的价值取向，丰富了和谐文化的内容。

三、和谐文化视野下多元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和繁荣

（一）和谐文化为多元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导向

我国少数民族大多处在边疆和偏远地区，长期封闭、发展缓慢，保留下了大量的具有很强稳定性和传承性的富有本民族特性的传统文化。但在日益市场化、信息化和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之下，各民族的传统文化都不可避免地要打破这种故步自封的状态，要不断地和其他文化进行互动和交融，因而也就避免不了相互之间的碰撞和冲突，如何在这一过程中保持健康、有序的发展，维护各民族文化平等、和谐发展，减少彼此之间的矛盾和摩擦，无疑需要有一个核心价值理念来引导，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从哲学的层面上来理解，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与各少数民族文化的关系，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司马云杰说：“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文化都是有民族性的。” [6]不同民族文化反映着不同民族的特性，也反映了不同民族对自身生活道路的选择，这都是特殊性。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又是各民族在互动、交融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一致认同的文化，是我国56 个民族共同追求的目标，这是普遍性。用同志的话来说，“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7]所以，要处理好和谐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的这种普遍和特殊关系，一方面我们要尊重差异，重视和研究少数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充分保证各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相对独立性，惟有如此，才能创造出丰富多彩、百花齐放的局面。另一方面，我们要坚持各少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与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前进方向相统一的原则，有机地将主导文化与多元文化结合起来，在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的过程中，充分保证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导向作用，使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为多元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提供和谐的环境。

事实上，我们党和政府历来就很重视少数民族多元文化建设，这在很多具体法规和政策性文件中都有体现。例如《民族区域自治法》就有尊重各民族的文化，支持少数民族发展各具特色的本民族文化的政策；《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也专门列举了多项对于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发展的事项。在其他法规和政策中，还具体规定了各民族文化平等发展的权利。所有这些都为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构筑了和谐的基石。如今我们又提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在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导向下，党和政府要求我们不仅尊重少数民族保持或改革本民族风俗习惯，保护各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同时还更加注重挖掘民族多元文化资源，强调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文化人才的培养，鼓励、扶持少数民族艺术创作等等，使各种多元民族文化逐步达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状态。正如同志2006年4月21日在耶鲁大学的一段讲话中所说：“一个音符无法表达出优美的旋律，一种颜色难以描绘出多彩画卷，世界是一座丰富多彩的艺术殿堂，各族人民创造的丰富的文化都是这座殿堂的瑰宝。”我们当今所追求的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就是要创造一个更为和谐的多元民族文化发展环境。这既是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的任务，也是其最终目标。

（二）“文化自觉”――少数民族多元文化发展和繁荣的有效途径

“文化自觉”的概念是1998年12月在香港召开的“中华文化与21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出的。少数民族的文化自觉就是指各少数民族都要了解本民族文化的长处和不足，积极消除那些不符合时代要求和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落后的意识和观念，同时，也要自觉抵制现实中一些不健康、不和谐的文化因素。毫无疑问，文化的发展从来就不是一首由始至终都和谐完美的奏鸣曲，总会时不时地掺杂一些不和谐、不合理的噪声。有的学者也把文化的这种自我相关的不合理性和矛盾性称为“文化悖论”。在少数民族的文化发展中，“文化悖论” 也普遍存在。少数民族文化虽然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美好的精神食粮，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与当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和谐的音符。例如大小凉山的彝族社会鬼神观念极为普遍，用来祭祀的开支巨大，常可使有的人家倾家荡产；在有些少数民族的饮食文化中酗酒成风，因酒致贫或引发矛盾纠纷的现象比比皆是；另外，一些民族婚俗文化中还有近亲结婚、一夫多妻现象等等，这些都是与时展不和谐的落后意识和观念，需要我们的共同努力，通过各民族的文化自觉来加以克服。

当今的国际社会，文化的影响力日益增大，美国哈佛大学的国际政治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甚至提出：“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 [8将文化冲突定性为威胁世界和平的主要因素，亨廷顿的观点也为某些国家推行文化霸权主义提供了借口。文化霸权主义不仅扼杀了其他文化“话语”，导致多样性文化生态平衡的破坏，而且还使弱势民族淡化对自身历史传统和归属身份的信仰和忠诚，并因看不到自己的未来而陷入一种绝望自卑的心理困境，以至出现信仰背离和失语症状，不得不用西方国家的价值标准来评价自身的合理性和“进步性”，以迎合西方世界的认同和欣赏，妨碍了自身主体的实现而走向边缘化，造成自身文化前进方向的迷失和衡量标准的错位，这也是近些年来不少发展中国家本土民族文化出现病态异化、一些迎合西方价值观和人生观的低俗文化、泛娱乐文化和商业文化得以大肆流行的原因，有的人甚至还以发展民族文化之名而行分裂活动之实。所以，少数民族文化的现代化必须加强文化自觉意识，必须自觉地将自身的发展纳入到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轨道上来，通过有机整合，才能不断超越自我，不断创新。

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的和谐社会建设需要和谐文化。而发展和繁荣我国少数民族多元和谐文化，这将是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也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参考文献：

[1] 张岱年，程宜山. 中国文化论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2] 张海洋. 中国的多元文化与中国人的认同[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3] 徐万邦，祁庆富. 中国少数民族文化通论[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

[4] （英） C.W.沃特森 ，叶兴艺译.多元文化主义（出版导言）[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5] 李本书. 善待自然. 少数民族伦理的生态意蕴[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5（4）

[6] 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第4篇：民族文化多样性范文

一是企业文化创新就是企业对其他文化进行消化性融合，其目的是建设自身新的企业文化模式。企业文化创新并不是对各种文化简单地进行拼贴，也不是否定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差异与矛盾，而是以开放的姿态将外来的文化要素纳入本己的、正在建构的新的文化框架之中，并将这些文化要素进行变革，赋予其在新的框架中的新的意义和本己的功能。

二是我们不难看出，企业文化竞争使保持着自身传统文化的民族面临着西方现代性的挑战，要想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必须加强企业文化的创新，同时，这种创新必须具备全球化的视野。可以说，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文化的兴衰，全系于文化创新能力的高低。文化创新能力日益成为文化竞争力的内核。对各企业文化而言，真正的成功传承也必然是以创新的形式对传统进行超越性发展。

三是企业文化创新的实现，有赖于创新机制的实施。首先要冷静地反思自身文化的优点和缺陷，其次，要深刻认识外来文化和新产生的本土文化要素的精神品格，第三，要开通文化融合的中介渠道，避免对不同文化要素进行任意嫁接。而这一切，都必须是在稳定而有序的社会环境中才能进行的，只有这样，新的文化要素的生命力才会以一种新的文化形式保留在新的文化模式中。

四是文化的差异、矛盾和冲突，并不是文化发展的负面现象，而正好表现进行文化创新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我们必须辨证地对待全球化时代多彩纷呈的文化现象，既不能因为文化多样性有积极的一面而对其不加限制和规范，也不能因其有消极作用而闭关自守、使民族文化处于封闭性的单一状态。正确的态度是在肯定合理的多样性的前提下，从文化多样性中寻求不同文化相互协调、相互依存的一面，做到。求同，就是努力寻找和扩大各国文化共有的价值观，正视全球人民在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上的共同性，争取在一些全球性的重大问题上达成共识；存异，就是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化传统，包括它们的地方性价值观、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容许多民族自身文化的丰富个性和多样性，这就要求在承认自己民族文化价值的合理性的同时，对其他民族文化采取宽容、理解和学习其优点的态度，只有这样，全球各种文化才能呈现出多样并存、和而不同的生动局面。

五是企业文化创新与社会文化建设是一致的。因此，企业文化创新决不意味着某一种文化能够“同化”世界上的其他多种文化而取得“王者至尊”的地位，或者不同的文化都放弃自身的生存特性而最终任意地融合成一种偶然的单一文化，企业文化创新强调各种文化都要以开放的姿态，走出文化模式的对峙，更多地关注多种异质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和融合所形成的仍然是多样性的系统。同时，企业文化创新也意味着各种文化平等交流，融合互补机会的增多。问题的关键在于，应该实行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的革命，建立起一种流动主体性、多重自我与复合身份的多样性概念，使文化在本土与异域、现代与传统、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灵活地穿越与流变。

三、本土化与秩序性原则

一是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凝聚力的根基和发展动力，对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民族的意义上说，真正统一的全球文化是不可能存在的。任何民族如果要保持自己的存在和发展，就都必须固守和发扬自己的传统文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头脑，在国际文化交往中保持和发展自身的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西方文化作为一种地区性文化，它从某些侧面也反映了人类科技进步、社会发展及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的现代性特征；它提出、并回答了工业化社会出现的新问题；它积累了现代科学在一定历史阶段管理的丰富经验；它取得的大量成果对人类社会发展有着一定积极意义。因此，西方文化也是人类文化在一定历史阶段进步的环节，也是人类的成果。

二是企业文化创新不能以西方文化为轴心和摹本，这是因为西方文化是在特定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它是近代西方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的产物，它的地域特征就说明它并不具有无条件的普遍性，如果再以东亚文化、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为参照系，更能看出，它并没有包容全球文化的普遍性框架和整合能力。西方文化在经济、文化和科技等方面的优势，并不能掩盖它自身的文化缺陷，因而它并不能成为世界上所有的文化都非得接受的价值观和思维模式。

三是在文化创新过程中的合理做法应该是：一方面要虚心学习西方文化中的优秀成果，另一方面则要保持民族文化的自尊心、自信心；要强化民族文化自身的主体意识，要努力维护本民族文化的特色和个性。在一定意义上说，对民族文化的弘扬，可以使传统文化获得一种现代的阐发，这必然推动传统与现代性的整合。

第5篇：民族文化多样性范文

关键词少数民族 文化传承

1 文化传承概念解析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当中形成的，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称，少数民族文化传承就是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在代际之间的传递和承接过程 。民族文化传承与教育成为多民族、多文化国家必须面对和亟待解决的问题，要实现民族平等，要平等的发展各民族的文化和语言，民族文化传承教育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

2 当前我国少数民族文化传承面临之困境

先生曾经说过，要改变一种陈旧的生活方式, 就要触及许多传统的生活习惯，而这种传统的生活习惯对于一个古老的民族来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朵艳丽奇葩。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正在面临着衰弱趋势。地域性的民族优秀文化特别是少数民族的文化，在全球经济化、观念趋同化的大背景下逐渐被淡化，有的出现了濒危化的现象，甚至有些则正在或已经灭亡。很多民间技艺、少数民族语言，服饰甚至传统文化濒临灭绝，将在地球上永久的消失，这曾经的辉煌，就这样静默的退场，留下我们慨然叹息。当我们从现代化的大潮中迷茫的抬头之时，那美丽的一切已不复存在，面对曾经的瑰丽文化，内心一片恐慌。为什么情况会如此糟糕？究其原因不难发现：

第一，主流文化的冲击。当21世纪来临之时，现代化已渗透到人们生活的角角落落。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同样也享受到了现代化所带来的便利，人们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地改善。然而由于全球一体化和主流文化的强势冲击，民族文化被忽视和日益边缘化。少数民族文化在主流文化的冲击之下，已现衰微、淡化趋势。“一些少数民族为了适应现代化主流社会的发展而开始逐渐向主题民族融合。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逐渐被主流文化所取代的现象。”文化的多样性受到了严重影响。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少数民族的文化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总是一厢情愿地将他们带入现代化 , 使之成为现代化的牺牲品, 却不曾倾听少数民族成员的心声。

第二，人们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必然为之。人的每种行为都是由一定的动机引起的。动机能够激发和维持人的行动，并且维持行动向一定的目标不断地努力的一种心理动力。当人们处于某种缺失状态之时，他的内心便会有种强烈的渴望，不顾一切的追求他想得到的。但是有时人自身并不存在某种缺失状态，但是外界的压力或诱惑物挑起了人的欲望，那动机便产生了。同样，当现代化的大潮扑面而来的时候，人们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表现出了他们的趋利性，归根到底一句话即：自身利益的驱使，促成了人们的行为。

第三，学校寄宿制对文化传承也有一定的影响。家庭环境对文化的传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当学生因为家庭与学校之间的距离太远，而不得不选择寄宿于学校的时候，家庭环境对学生的影响就相应的减弱。殊不知，少数民族的文化传承必须要有一定的环境才能传承下去，家庭当仁不让的作为首要环境，现在家庭环境对孩子影响的削弱，成为孩子离本族文化越来越远的重要原因。

3 如何促进少数民族文化传承

第一，内在动机——文化自觉极其对本民族文化的高度认同感。先生在《论文化与文化自觉》一书中提出：“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换言之，是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只有在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并接触到多种文化的基建上，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多种文化都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连手发展的共处原则。”少数民族成员是本族文化传承的主体，少数民族文化只有得到本族成员的高度认同，并从内心深处感觉出本民族文化的重要性，自觉自愿的采取行动，加以保护、传承，这种文化传承才最为有效。只有培养少数民族成员的高度民族认同感，使其成为促进民族文化传承的内在动机，并且意识到保护本民族文化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义务，文化传承才能生生不息。

第二，关键所在——家庭环境的影响。家庭环境的熏陶和影响是民族文化传承发展的关键所在，具有天然优势。儿童从小在家庭中成长，父母的一举一动，风俗习惯、节日传统无不对他发生着作用。这种家庭环境氛围的熏染，在他们心中早已根深蒂固，对他的一生产生重大影响。家庭氛围对文化传承的积极作用，文化的迁移与保护，不能脱离滋养这种文化的生态环境。

第三，首要途径——学校教育促进少数民族文化传承。教育是民族文化传承发展的首要途径。学校应该以他者的眼光，跳出作为“主流文化代表”这一角色，重新审视学校教育，用不同的民族视角来看待不同的民族文化，将之融入到教学过程当中去，培养学生文化多样性的意识，能够从不同的民族视角来发现、认识、解决问题，从而促进少数民族学生形成自我认同感和高度的民族认同感，为少数民族文化传承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四，根本保障——政府制定颁布相应的法律法规是文化传承的根本保障。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不仅要靠个人、靠学校，更要依靠政府。政府在社会大环境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作为社会舆论的领头人和导向者，政府行为无疑成为社会行为的标杆和量尺。因此，政府在制定相应法规政策的同时，应该充分考虑少数民族文化在多民族国家中的重要地位。应将少数民族文化纳入到现代教学体系当中，实行多元文化教育，让各族人民充分认识到少数民族文化在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形成传承少数民族文化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参考文献

[1]哈经雄,滕星.民族教育学通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

[2]金志远.民族文化传承与民族基础教育课程改革[m].北京:民族出版社.

[3]丁宇,唐守冬.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角度审视少数民族的文化传承与发展[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9（8）.

[4]缪家福.全球化与民族文化多样性[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3.

[5]陈兴贵.多元文化教育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9).

[6]王令,刘晓芳.“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教育人类学研究”研讨会纪要[j].民族教育研究,2006（6）.

[7].论文化与文化自觉[m].北京:群言出版社,2007.

第6篇：民族文化多样性范文

关键词：新课程目标；民族基础教育；课程目标；文化创新

中图分类号：G7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8）02-0185-05

新世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多样性宣言》第一条指出：“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采取了多样化的表现形式。这种文化多样性体现在组成人类的群体和社会的特征的独特性和多元性。作为一种交流、创新和创造的源泉，文化多样性对于人类就像生物多样性对于自然界一样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为当今和未来世代的人类的利益而予以承认和肯定。”《宣言》还强调指出：“文化多样性也是发展的动力之一，它不仅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而且还是个人和群体享受更加令人满意的智力、情感和道德精神生活的手段。” 文化多样性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全球层面的文化多样性；二是一个国家内容层面的文化多样性。在中国国内，无庸讳言，也存在着文化相对的两重性。一方面是面对全球，在现代西方文化输入的强大冲击下，以汉族传统文化艺术为代表的中华民族本土文化相对处于被动守势的弱势地位，因此有必要强化保护中华本土文化作为文化多样性的存在；另一方面，在国内传统的文化领域中，强大的汉族文化艺术又一直处于优先的强势地位。”[1] 因此有必要强化保护少数民族文化作为文化多样性的存在。多元文化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当前，我国非常重视社会向多元文化的方向发展，强调多种文化并存的价值。但是多元文化是否在课程改革中得到体现，我国以往的课程改革中是否很好地反映了多元文化的理念，是否避免或克服了主流文化的立场来编制课程，这是值得分析的。令人欣慰的是，我国当前实施和推进的新课程改革，已经开始强调培养学生的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课程的文化目标问题。

一、课程的知识与技能目标的文化创新

有学者认为：“建国五十年来，中国基础教育取得了骄人的教育成就。中国的基础教育赢得了整体教育质量和全局效益；培养了学习者扎实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培养了学习者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注重培养人的深厚历史感和厚重的文化底蕴。”[2] 建国以后至今，我国民族基础教育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对民族基础教育来说，不仅与普通基础教育一样，存在着应试教育的问题，而且还存在着民族文化传承逐渐断裂与缺失的问题。这些成就的取得在民族基础教育中是在丢掉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文化个性的代价前提下获得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民族基础教育课程片面地传承着主流文化。从多元文化主义的角度分析，各国现行的教科书对待非主流文化通常存在四种形式的不合理性：首先是忽略，即教学内容中有意无意地省略某些非主流文化的历史、传统和观念；其次是肢解，即教科书中仅包括非主流文化的部分内容，而且这部分内容还被彼此分割在各个章节中论述。同时，教科书仅从主流文化视角去分析和理解非主流文化，而忽略其他文化族群的态度和看法，从而形成学生对非主流文化是似而非或一知半解；第三是歪曲，即教科书站在优势文化的立场，美饰主流文化，歪曲非主流文化，对历史和当代生活经验进行某种不真实的表述，而且常把民族矛盾、种族歧视等社会问题排除在教学内容之外；第四是刻板化理解，即教科书用传统、僵化的眼光审视非主流文化、文化族群，拒绝承认其生活方式、行为习惯、和价值观念；否认文化的多样性。其中集中体现在课程生活脱离民族生活的实际。我们知道，生活方式是文化的表征，一个民族的生活及其方式就体现一个民族的文化。脱离一个民族的生活就等于脱离一个民族的文化，而我国民族教育及其课程很少联系少数民族生活。少数民族基础教育的课程标准照搬国家统一课程标准，缺乏针对性。我国民族教育的课程采用全国统一标准，实行高度集中和统一，没有专门指导少数民族基础教育的课程计划和课程标准（教学大纲），学生所使用的教材大都是全国统编的，虽然在课程设置和内容上也涵盖了一定的民族文化、宗教、风俗习惯和各民族的生产生活经验等方面的知识，在一些民族地区也开设了双语课程、乡土课程等，但满足不了实际需要，使得少数民族教育质量长期以来难以提高。由于民族学校的学生在心理素质、学习和生活习惯等方面与普通学校的学生相比存有差异，民族学校的课程设置与教材内容应该适合各民族学生的特点。少数民族学校只能把主要精力放在普九任务完成上，从而限制了民族地区从本地区、本民族的实际出发开发适合本地区的课程和教材建设，影响了民族学校的办学质量。因此，只有建立起包括民族文化的多元文化理念的课程文化观，才能提高少数民族基础教育的效率，才能更好地反映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

本次新课程改革为包括少数民族文化在内的多元文化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首先，新课程立足于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等三级课程格局，在国家课程为主导的前提下，根据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特点及人群心理素质倾向，编排符合本地区学生发展的各级各类的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强化对本土知识的挖掘是十分重要的。科恩科林（Conklin）认为：本土知识即一个民族在自己的生存、延续和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自己独特内容与形式的知识体系。[3] 这种知识体系深刻地反映了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包括信仰、道德、习俗和个人作为社会成员所必要的能力及习惯，并为本土人民提供一种他们自己熟悉的界定问题、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视角。这就要求给少数民族学生提供系统学习本民族知识文化的机会，培养学生对本民族知识文化的认同，获得理解民族知识所必需的基本技能。他们将会自信地在不同场合与不同的人和谐地相处，并容易对一些事情达的起因做出客观的判断。学生将终生受益，会把欣赏民族知识文化的观点带到以后的成人生活中。少数民族在与世界上不同民族、不同国家文化的交流、对话中，在不断学习对方优秀成果的过程中与国际教育接轨，不断发展壮大自己。其次，使每一个民族学生不仅能够用民族语言有效地交流，而且能够借助民族语言成功地进行民族知识文化的学习，了解本民族习俗，理解和弘扬本民族传统知识文化价值观、信念及民族精神。再次，新课程改革从课程标准的层面规定了多元文化选择的合法性。在知识与技能方面，我们要使民族儿童学生了解本民族的一般特征和历史发展；了解本民族区域自然与地理的概况；了解本民族的艺术与民俗；了解本民族的当代社会与生活；会用多种方法和现代信息技术收集、保存、处理资料，学会筛选资料。

二、课程的过程与方法目标的文化创新

民族基础教育课程实施的基本途径是教学，但在传统的民族教育观念中，将课程理解为规范性的教学内容，教师无权更动课程，教学就是教师忠实而有效地传递课程内容。在这种观念下，教学变成了教师教、学生背书的过程。这种重结论、轻过程的教学排斥了学生的文化思考的个性，只需要听讲和记忆就能成为掌握文化知识的“好学生”，却缺乏文化思考、文化诘问、文化批判、文化创造的能力。这种被动的学习方式窒息学生的思维和智力，摧残学生的兴趣和个性，导致学生的主动性、能动性、独立性不断丧失。这样不可能培养学生的文化批判意识、文化探究意识，以及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实践能力。总之，长期以来，在整齐划一的课程模式下，忽视了一些地区和一些少数民族在文化背景方面的差异。在教学活动中，少数民族学生在文化、语言、等不同于汉族学生的差异，并没有引起学校教师足够的重视，教师在教学心理、教学方法等方面并没有过多考虑少数民族学生不同于内地学生的文化差异和文化特点。

新课程改革强调课程目标的过程与方法，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具体可操作的方式方法。课程实施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问题探究式。这是围绕当地现实生活中一些不明确或需要解决的问题所展开的观察、调查、实验、操作等活动和寻求解决方法而组织的学习。二是实践体验式。这是一种基于学习者自身的活动体验、学习感性知识的过程，是发展其情感、意志、态度的过程。三是小组合作学习方式。这是一种普遍而又特殊的活动，是发展学生综合素质的一种手段，其特点是师生民主、平等、和谐、协作。四是计算机网络学习方式。这是教师从地方课程目标或学习所关心的问题出发，指导学生利用网络搜集和处理信息。它不但能解决地方课程资源不足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扩大了学生的视野，使学生从狭隘的学校生活走向社会生活。”[4] 因此在过程与方法目标维度方面，课程的具体实施上要体现民族文化个性，发展和提升少数民族的文化个性。即是说，民族教育课程改革必须结合并适应不同民族社会的特殊性，根据不同民族独特的文化背景和现实环境，在考虑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心理、人口语言等诸方面历史传统、现实状况和发展需求的基础上，采取有效的教与学的方式和民族教育课程体系，以便在目标方向、课程结构、实施途径、课程教材、师资条件和教学方法、教学策略上全面达成民族教育课程与民族社会文化发展特点的最优结合；打破我国课程文化建设中单一设置主流文化课程的开发模式，在保持必要张力的原则下，尝试整合模式，通过多种途径将少数民族文化的内容与主流文化和现代科学知识有机结合；将多种课程形式作为民族文化的载体，关注活动课程、潜在课程、非正式课程；充分利用各种课程资源，探索地方与学校层面的课程开发，重视教师在课程开发中的作用，使之成为课程开发主体；使民族学生通过调查、观察、感受、体验、探究，了解和参与生活；尝试用历史的、辩证的眼光观察历史文化传统，接受优秀传统，评价现实问题；通过合作学习，了解本民族文化的产生经过，体验在民族生活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尝试从不同角度、综合多种知识探究社会问题，提高参与社会实践和自主学习的能力。

三、课程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的文化创新

民族基础教育课程很少重视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培养，即便重视也片面重视主流文化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而对本民族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认同、体认相对忽略。在新课改之前的民族基础教育中，汉语各科教材基本上都使用全国统编教材；少数民族母语教材也都是由汉语教材翻译过来的。在教材的具体编制问题上，过多强调政治性而忽略民族性，强调统一性而轻视差异性。主要重视主流文化的学习，轻视非主流文化的学习。课程设置和课程内容仍主要是以占主体地位的民族的经验、文化、历史、观点等为中心来进行设置和安排的，往往忽略了其他少数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内容。这样使得少数民族教育的课程设置从形式到内容都照搬内地，忽视了民族传统文化的建设，缺乏民族文化教育的学校教育使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学生疏离于自己的民族传统。对此有研究者提出，“民族地区大多数使用的是全国统编教材，在以汉族文化为主导文化的地区有很好的适应性，但是否在所有的少数民族地区对不同文化心理背景的民族学生都同样适用还值得商榷。从教材的内容来看，统编教材基本上以汉文化为主编写的。教材反映的概念即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很容易被生活在汉族文化背景中的学生所接受，他们可以利用已有的知识经验以同化的方式接受知识，他们的语言、感性经验等对教材的学习理解是适应的。少数民族则不然，一部分少数民族有自己独特的生活环境、独特的宗教、独特的民族人文背景，还有独特的民族的语言文字作为族内的交际工具，全国统编的主要面向汉族学生的统编教材的内容就未必适合民族学生的心理、文化背景。教材所蕴涵的知识系统、价值系统由于语言的障碍，或者是大的人文背景的差异，对少数民族学生难以达到应有的教育效果。培养目标、价值取向和民族教育的现实必然产生一定的反差和矛盾。”[5] 课程与教材的大一统局面使少数民族学生缺乏用自己的语言编写的教材，增加了学习的难度，同时又使教材中民族传统文化找不到正规的学习渠道，间接造成课程内容中民族文化传承的缺失。而这种缺失状况又加重了学生的辍学、失学现状。由此可以看到只有在课程内容中融入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学校课程才会具有生命力。尽管汉族人口在我国总人口中绝对多数，但我国同时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少数民族是中华民族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义务教育阶段的语文教材对少数民族文化应该有一定的比例的反映，否则会影响学生对我国各民族文化的理解和认同。

令人振奋的是，新课程改革为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开辟了一个途径。从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各门课程标准中对文化在课程中的渗透可见一斑。《语言课程标准》认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认识中华文化的丰厚博大，吸收民族文化智慧。关心当代文化生活，尊重多元文化，吸收人类优秀文化的营养。《数学课程标准》也认为，数学是人类的一种文化，它的内容、思想方法和语言是现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艺术课程标准》认为，艺术课程是一种人文性课程，它不再把艺术视为单纯的消遣娱乐或单纯的技艺，而是把它视为人类文化的积淀和人类想象力、创造力的结晶，具有极高的人文价值。艺术课程用艺术的感人形式、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人文内涵打动学生的心灵，接近学生的生活，表达学生的情感和文化追求。艺术课程……成为学生成长的文化养分。《音乐课程标准》在“音乐与相关文化”一节中强调音乐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强调根据自己的生活与已学过的知识认识音乐的社会功能。《历史与社会课程标准》也提出，认同民族文化，培养人文素质。《英语课程标准》强调“跨文化交流”等。从以上各门课程标准关于课程文化的表述，可见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对课程情感态度和价值等文化目标的高度重视。因而对民族基础教育课程的文化目标的创新提供了可能性。具体体现为：其一，激发学生关注社会生活的热情，关注本民族所在的区域文化和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树立为本民族发展而奋斗的志向；关心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形成崇尚科学的态度、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和终身学习的愿望；注重社会实践，关心民族、祖国和人类的命运，热爱自己的民族，热爱祖国，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其二，培育学生对主流文化的风俗、价值和信念等的理解与接受，同时培育学生对构成我国人口的多样民族、文化、语言群体的理解与接受，承认文化丰富性和多元性，消除歧视与偏见。其三，培养民族学生对自身民族、文化、语言、宗教等背景的理解与接受精神，形成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提高对自身价值的自信和自尊感，并养成学生热爱家乡，服务家乡的本土意识。

参考文献：

[1] 乌丙安, “遵循文化多样性法则，保护少数民族文化遗产”[A]. 张庆善主编.中国少数民族艺术遗产保护及当代艺术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 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216.

[2] 柳海民, 孙阳春：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理性诉求[J]. 教育学报，2005（3）：23～24.

[3] 石中英, 知识转型与教育改革[M]. 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325.

第7篇：民族文化多样性范文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多媒体时代；保护；宣传

中图分类号：G2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10-0279-01

与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路刚刚起步，且与见“物”为主的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法的选择更注重如何留住看不见的文化传承，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出台，其目的并不在于建立一个新兴遗产名录体系，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该《公约》和名录体系寻找一定的方法，促进处于濒危状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命的延续。同时各国应该制订宣传计划、教育计划和科学研究等活动，鼓励社区和个人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振兴中来，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弘扬和传承。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宣传

计算机的诞生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随着技术创新，数字化技术应运而生。数字博物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很多优势，但数字博物馆不是万能的，它的数字化技术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同时，也将具有“活态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历史定格，参观者了解到的也只是固定在某一历史时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不是活态的、变化的文化现象，这对参观者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宣传的条件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个综合性的命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能片面强调记忆工程或以人为本，应该对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联系的各要素做通盘考虑，在加强人才培养的同时，也要注意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发展中与之息息相关的其他因素。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宣传方法和原则不是僵死的，要根据文化遗产项目的具体情况，根据区域文化发展的具体情况，在遵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和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中对文化遗产规定的具体方针和政策的条件下，对保护原则与保护方法灵活运用，不能拘泥于一种形式或方法。

三、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宣传的意义

（一）有利于维护文化传统的延续和弘扬民族精神。对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理解是见仁见智的问题，庞朴、朱维铮等学者都对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的本质进行了辨析，几位学者都认为文化传统是“活文化”。文化传统是活态的，其在民族共同体中产生、传承、延续，文化传统中蕴含着民族精神，民族文化传统的存在是民族存在的标志。近年来，“祭孔”、“祭黄帝”、“祭炎帝”等活动在各地悄然兴起，这是中华儿女通过这种形式在表达自己对民族和祖先的情感，是文化上的一次次寻根，表达了他们在心理上和组织上的各种诉求。只要民族的文化不断，民族精神就不会断，民族文化传统在延续，民族精神就会延续。

（二）有利于维护文化的多样性。如我国东北和西南等少数民族的衣饰文化，云南地区保存有树皮衣制作技艺，即用“见血封喉”树的树皮制作衣服；北方黑龙江地区保存有鱼皮衣制作技术，这些技艺现在已经失去了它的实用价值，但这些少数民族保有的树皮衣和鱼皮衣制作技艺是鲜活的历史材料，能够生动地反映各民族文化的特异性，证明民族发展的历程，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化价值，它对民族文化传统的证明功能是任何语言、文字都无法代替的。留存这些文化创造，就是留存民族的文化记忆，保持人类文化多样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宣传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我国起步时间晚，法律和制度还没有建立和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民族精神的延续，维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和构建文化和谐的社会作出了重要贡献。

四、结语

文化遗产见证了民族或地区历史与文化发展的历程，体现了民族文明发展的高度和社会的进步状态。19世纪以来，人类对自身文化遗产创造的认识轮廓日渐清晰，并在100多年来的保护历程中形成了一套渐趋完整的保护框架体系，文化遗产的类别也从单纯的物质性文化遗产逐渐跨界到双遗产，从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扩大到无形的精神文化遗产，并衍生出了线性文化遗产，比如乡土建筑、记忆遗产、农业遗产、工业遗产等新形式，日渐丰富的文化遗产已经不仅包括历史的馈赠，也涉及当下百姓的日常生产生活、起居饮食等。总之，多样的文化遗产保护已经成为形势所需、时代所需和文明发展所需，文化遗产已经融入到国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文化遗产的保护c发展关系着现实的国计民生，关系着国家文脉的传承，更关系着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实现。

参考文献：

[1]张新宇.试析新媒体时代的大众文化[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04）.

第8篇：民族文化多样性范文

九寨沟旅游在国家政策、各级政府、地方社区等的大力支持下飞速发展，带动了地区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增加了国家税收、提高了当地人的收入、解决了大量的就业问题。但是，旅游在推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给当地的自然环境、宗教信仰、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生产生活等多方面带来了影响，值得思考，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基于初步的文献阅读，结合自身工作经历和兴趣，本文从民族文化旅游的角度试着分析九寨沟旅游发展中存在的一些短板。本文首先谈对“民族文化旅游”概念的认识；然后就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九寨沟民族文化旅游相关研究进行概述；最后总结作为自然遗产地九寨沟民族文化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民族文化旅游概念

什么是民族文化旅游,中文文献中不同的学者用了 “民族村寨旅游”、“民族旅游”、“民族地区旅游”等相关概念来表述。罗永常(罗永常 2003)用了民族村寨旅游，认为以少数民族乡村社区为旅游目的地，以目的地的人文事象和自然风光为旅游吸引物，以体验异质文化,追求纯朴洁净,满足 “求新、求异、求乐、求知”心理动机的旅游活动称为民族文化旅游。李天翼(李天翼 2011)也用了民族村寨旅游，认为民族文化旅游是对民族村寨社区进行自然与文化参观访问的活动。他强调异文化体验是民族文化旅游的核心。2012年，李忠斌和文晓国(李忠斌，文晓国 2012)从理论上梳理和分析了国内外的相关文献,提出对民族文化旅游概念的新认识。他们认为，民族文化旅游是不同的民族旅游者以某一民族聚居区域为旅游目的地，以该民族文化为内核，以经济、社会生活为主线，以全面了解该民族文化特质及生产、生活状况为目的一种参与、体验活动。在界定“民族旅游”的概念和内涵时，两位学者强调：民族文化旅游不应该理解为是主体民族对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的旅游，这个概念偏窄并具有误导性；不能解释多民族国家内不同民族间或国与国之间不同民族间的旅游性；容易给人一种主题民族和其他民族是从属关系的错觉。

以上学者对民族文化旅游概念的表述中可以看出，民族文化旅游是一种以体验为主的旅游活动；吸引旅游者前往旅游目的地的是当地的自然风光及与自身文化有差异的地方特色人文事象；体验地方的特色文化是整个旅游活动的核心。

从概念理解上来说，九寨沟的旅游就是一种民族文化旅游。九寨沟地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九寨沟县境内，景区内因有九个藏族村寨而得名为“九寨沟”。景区内及周边主要生活的是安多藏族、白马藏族，同时还有汉族、羌族、回族等其他民族。旅游者在欣赏九寨沟独特自然风光的同时，体验当地特色的民族文化是旅游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世界自然遗产地，九寨沟在近40年的旅游发展历程中，就景区管理、保护、科研、营销、信息化等诸多领域与国际接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走在其他自然遗产地或景区的前列，但从民族文化旅游的角度来看，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如何看待九寨沟民族文化旅游发展？

二、九寨沟民族文化旅游发展概述

在以九寨沟为研究对象的文献中，学者主要关注的问题包括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情况、旅游带来的文化变迁、当地人和游客对民族文化原真性感知和满意度调查等方面。

1、关于社区参与民族文化旅游的研究

田世政和杨桂华(田世政，杨桂华 2012)较全面细致地总结和分析了九寨沟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演进过程。把九寨沟30年发展历程中，社区参与旅游的经历分成了四个阶段：自发式参与（1984-1991）、合作式参与（1992-1998）、依附式参与（1999-2005）到融入式参与（2006至今）。他们分析到，在这个演进过程中，作为文化载体和景区主人的社区没有因景区成立而被迁移或隔离; 社区的资源权益以集体林权参与门票收益分配的形式得以实现；景区与社区以股份制公司的形式实现经营项目合作；就业机会同享；最后形成了“景社一体”的社区参与模式。在这种参与模式下，社区居民的总收入水平比以前提高，参与面得以扩大，受益更趋公平，社区居民的归属感增强，下一代的教育程度明显提高，最终也促进了景区环境资源的保护。

但是，“景社一体”的社区参与模式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目前社区参与主要停留在经济参与层面，参与建议和决策的比例低；社区经济收益分配与景区发展不同步；社区经济参与缺乏有效保障机制，社区权益缺乏法律法规的保障(田世政，杨桂华 2012)。随着九寨沟旅游业的快速发展，这种参与模式已表现出不能满足当前发展的需要(李刚 2012)。

尽管有不足之处，从管理学或经济学的角度，有学者认为九寨沟社区参与旅游的经验在实践上有创新、理论上有突破[2]，是一种有效而成功的案例[3]。因此，结合九寨沟的经验，也给其他类似的遗产型景区发展提出了一些参考建议：留驻与外迁结合，社区外迁遵循引导与自愿原则; 将景区内社区的行政管辖权授予景区管理机构; 保障社区林权参与景区资源性收益分配; 培育社区企业参与景区特许经营权竞争; 推动社区参与景区管理与决策(田世政，杨桂华 2012)。

2、旅游者和当地人对九寨沟民族文化旅游的认知

1998年，南京大学城市与资源学系的张捷(张捷 1998)教授，对九寨沟和江苏吴文化旅游资源进行了比较，基于游客态度调查结果分析指出，由于九寨沟自然风光优异品位吸引住了游客的大部分注意力及当地旅游发展忽视了对人文旅游资源的开发,尽管九寨沟藏族民俗风情比吴文化有特色，整体上游客认为九寨沟自然风景比藏族风情更为重要。而江苏无锡的吴文化虽然不如九寨沟的民族文化有特色，而且与主流文化差异性小，但是江苏吴文化的历史传统及民俗等文化旅游资源得到了充分的挖掘和系统的开发和利用，当然效果也就更明显。

十多年后，匡翼云(匡翼云 2011)也就国内游客对九寨沟民族文化旅游满意度进行了统计和分析，得出的结论也是：旅游者对九寨沟民族文化旅游整体满意度均值不高，为51.82；处于中等偏下水平。作者分析原因可能是：1）九寨沟长期在对外营销的时候重自然风光宣传，而忽略了民族特色文化的宣传；2）景区利益相关者满足于当前以自然观光为主的游客的量，缺乏长远利益考虑，放松了对民族文化建设的投入，导致游客满意度低。

2004年，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刘婕等(刘婕 2004)就景区住房样式、语言、文字、饮食、服饰、宗教、经济等代表九寨沟文化多样性的7个方面对九寨沟的当地居民、管理者和游客进行了问卷调查，分析指出旅游对九寨沟的文化多样性影响很大。建议通过保护九寨沟藏文化的生存环境、鼓励当地居民参与旅游、建设民族风情区为途径保护九寨沟的文化多样性，从而实现九寨沟旅游的真正可持续发展。他们强调，九寨沟文化多样性保护应该采取保护与发展相结合的办法，把旅游开发对当地文化多样性的消极影响控制在最小的范围。

李娜等(李娜，许从宝，梁玥琳 2011)以九寨沟的树正寨为案列，用问卷和实地访谈的方式，分析了居民和游客对藏寨建筑景观特色变迁的感知，发现居民和游客对村寨建筑景观特色都没有清晰的认识。他们认为民居的变迁本身离不开作为主人的少数民族社区居民的主观认识和客观改造。建议民族旅游地传统文化的保护，首先认清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和精华所在，并让社区居民参与旅游规划和管理来增强居民的自我认同和主人意识，从而才能激发当地居民对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承的自觉性。

3、针对游客体验最多的九寨沟民族歌舞表演的研究

卢天玲(卢天玲 2007)就当地人对九寨沟民族歌舞演艺的真实性感知进行了调查，发现在经济因素和文化认同两个关键因素的影响下，当地居民对歌舞表演真实性认知表现出明显的年龄差异。中青年受旅游经济的影响，将经济因素作为真实性评判的首要依据，而文化认同次之；老年人超越了利益关系，将他们对九寨沟传统文化的认同作为了判定表演真实性的标准。

杜娟(杜娟 2011)运用了人类学的文化自觉和“他者”构建理论，研究了九寨沟民族歌舞表演的变迁。认为在外来文化力量的影响下,特定区域的人们不会被动、消极地接受一种文化，而是做出了主动的适应和调整，不断地与不同的文化相互交融、渗透，形成新的文化，在这个文化变迁的过程中，政治和经济因素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阳宁东(阳宁东 2012)也以九寨沟藏羌文艺演出为例，研究民族文化与旅游发展演进的互动关系：认为旅游发展演进为民族文化的复制、再造、建构、消解等现象提供了平台；民族文化在旅游发展演进过程中重新生成，同时被价值化、功能转移，促进了地方旅游的发展和演进。在两者互动的过程中，民族文化实现了传承与变迁。

学者们从各自不同的学科背景，从不同的视角讨论和分析了九寨沟民族文化旅游发展现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不足。

三、九寨沟民族文化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九寨沟是世界自然遗产地，拥有优质的自然风光，九寨沟的民族文化旅游发展却任重而道远。随着旅游快速发展，九寨沟管理局协同景区社区居民，意识到了在外来文化冲击下和旅游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本土文化正在发生着变化。但是，面对着大众观光型旅游带来的压力，大量的精力、才力和物力必须投入到景区管理、生态环境保护、旅游接待和旅游设施完善等方面，相对来说，对民族文化资源的挖掘、开发利用和保护传承方面投入较少，也缺乏经验和专业团队。这就导致了学者们分析的九寨沟的民族文化旅游发展相对滞后的局面。

总的来说九寨沟民族文化旅游发展还面临着许多现实问题，学者们从不同的学科背景和切入点，分析了存在的问题，也提出了具体建议。归纳来说，九寨沟的民族文化旅游发展存在以下主要问题：一、由于九寨沟旅游发展过程中重自然、轻人文，本土的民族文化旅游资源没有得到深度挖掘和系统开发利用，导致旅游者对九寨沟目前的民族文化体验活动满意度不高。因此，学者提出深度挖掘本土民族文化资源及本土知识，对丰富和提升九寨沟民族文化旅游内涵、有效解决景区生态环境压力，实现九寨沟旅游的真正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4]。二、虽然九寨沟在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方面有自己成功的做法，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景区旅游的飞速发展，目前的参与模式表现出不能满足当前社区发展的需要；提高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程度和参与的形式多样化，都是目前需要解决的紧迫的问题。三、在推动民族文化旅游发展的同时如何权衡文化保护与开发利用问题，如何让旅游发展与文化保护良性互动，在发展的过程中实现文化的传承，是面临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四、面对旅游外来文化冲击和旅游经济利益的驱动，如何正确引导作为文化主体的社区居民意识到本土文化重要性，并主动担起传承和保护本土文化的责任，是实现九寨沟民族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长远课题。

参考文献：

杜娟 (2011). "论“文化自觉”与“他者”的构建—以九寨沟藏族歌舞的嬗变过程为例." 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 82-84.

匡翼云 (2011). "民族文化旅游国内游客满意度实证研究—以九寨沟为例."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34(2): 279-284.

李刚 (2012). 九寨沟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与社区参与互动模式研究, 四川农业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李娜，许从宝，梁玥琳 (2011). "旅游驱动的少数民族建筑景观变迁研究---以九寨沟为例." 华中建筑 11: 129-131.

李天翼 (2011). "镇山村“家庭主导型”民族村寨旅游开发模式成因分析 " 安徽农业科学 39: 10539-10541.

李忠斌，文晓国 (2012). "对民族旅游概念的再认识." 广西民族研究(4): 177-184.

刘婕, 曾. 蔡红霞,郭海燕,李正洁,曾宗永 (2004). "九寨沟旅游开发对安多藏民族文化的影响." 资源科学 26: 57-64.

刘志扬，更登磋 (2012). "民族旅游及其麦当劳化：白马藏族村寨旅游的个案研究." 文化遗产 4: 53-61.

卢天玲 (2007). "社区居民对九寨沟民族歌舞表演的真实性认知." 旅游学刊22(10): 89-94.

罗永常 (2003). "民族村寨旅游发展问题与对策研究." 贵州民族研究23: 102-107.

田世政，杨桂华 (2012). "社区参与的自然遗产型景区旅游发展模式—以九寨沟为案例的研究及建议." 经济管理34: 107-117.

阳宁东 (2012). "民族文化与旅游发展演进互动研究—以九寨沟旅游表演为例."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4: 141-144.

张捷 ( 1998). "区域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定量评价研究—九寨沟藏族民俗文化与江苏吴文化民俗旅游资源比较研究之二." 人文地理13: 5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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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黎永泰:《关于九寨沟文化构成及文化开发的几点看法》九寨沟民俗文化研讨会论文，2006年5月。

[2]任啸：《自然保护区的社区参与管理模式探索—以九寨沟自然保护区为例》，《旅游科学》，2005（3）。

第9篇：民族文化多样性范文

关键词：恩施地区 民俗旅游节庆品牌 发展现状 对策

一、引言

民俗旅游节庆主要依托地方民族文化，以展现民族服饰、音乐、歌舞、体育、、民间工艺以及民俗为特定主题，通过内容丰富、开放性、参与性强的各种民族活动项目，带动一系列旅游消费和吸引投资，进而带动该地经济增长。

恩施州作为湖北最大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以全州经济为推力，以文化旅游为契机，以土家优秀传统文化为传播力，打造出了具有地域民族文化特征的旅游节庆品牌——“恩施土家女儿会”、“来凤·中国土家摆手舞文化旅游节”、“巴东·中国三峡纤夫国际文化旅游节”等。

二、恩施地区民俗旅游节庆品牌发展现状分析

（一）该区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丰富，民俗旅游节庆活动差异化特征明显，为该地区民俗旅游节庆品牌发展奠定了的坚实基础。

恩施地区民族文化源远流长, 境内有存量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形态多样，底蕴深厚，为民俗旅游资源的开发提供了肥硕沃土。独特的民族语言、服饰、建筑、歌舞、饮食、礼仪等构成了神奇的地缘异质文化，充满原始、古朴、野趣, 与现代文明形成交流、碰撞与互补, 对该地区民俗旅游节庆品牌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该区少数民族文化对外渗透力强，民俗旅游节庆活动参与度高，为该地区民俗旅游节庆品牌对外发展推广增加了强劲动力。

长期以来，该地区天然的地理环境提供了独特的地缘文化条件，原生态的民族文化资源保存完好，体现了异质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从而也显现了该地区民族文化较强的渗透力和传播价值。另一方面，游客的积极参与是民俗旅游节庆品牌持续、健康发展的保证。游客全程融入节庆活动的始终，不仅加深了对该地区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也为节庆品牌的对外传播推广增添了强劲动力。

（三）该区少数民族文化发展举措全面，民俗旅游节庆活动发展潜力无穷，给该地区民俗旅游节庆品牌提升提供了有力支撑。

自2005年恩施州委、州政府“关于建设恩施民族文化大州”的战略决策到2010年省委、省政府确定“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再到“武陵山试验区”发展战略，恩施地区民族文化发展迎来了无数次新的重大机遇，这为该地区民族文化极具潜力的推广方式——民俗旅游节庆活动提供了良好契机，也为该地区民俗旅游节庆品牌提升提供了有力支撑。

（四）该区少数民族文化对内积淀深厚，民俗旅游节庆活动内容形式有机统一，是该地区民俗旅游节庆品牌发展的关键所在。

恩施地区土苗文化底蕴深厚，民俗旅游节庆活动主题鲜明，内容新奇，形态各异。这既是最吸引游客的关注点所在，也是其核心竞争力的内核所在，同时又是品牌保持生命力、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三、恩施地区民俗旅游节庆品牌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该区各县市民俗旅游节庆资源开发和利用存在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局面，缺乏系统化和凝聚力，难以形成整体合力。

恩施各县市民俗旅游节庆资源灿若繁星,多样性与统一性并存。然而人为的行政区域划分与地缘相近的民族文化整体风格存在一定的冲突，直接导致节庆资源开发利用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局面，同时，各县市把区域民族文化划分得过细、过杂，未形成明晰的统一标准，这也进一步削弱了其凝聚力，难以形成整体合力。

（二）各民俗旅游节庆活动的运作存在模式单一、陈旧，缺乏灵活性和多样性，难以形成核心竞争力。

地理环境的限制和信息交通的闭塞，致使当前该区民俗旅游节庆活动的管理理念和运营手法较为落后，还没有溶入现代节庆旅游的开发理念，缺乏创新意识，缺乏灵活性和多样性。节庆活动举办较为分散，仍未形成相沿成习的年庆活动，难以构成核心竞争力。

（三）各县市的新闻媒体在民俗旅游节庆活动期间未能发挥应有的主阵地的重要作用，难以提升品牌感知度和知名度。

该区新闻传播媒体虽说已基本覆盖各县市乡镇，但发展极不均衡，传播力和影响力极其有限。就上述三大民俗旅游节庆品牌而言，自第一次举办至今，除了节庆举办期间有零星的报道外，未对节庆做过多的宣传，节庆活动无法形成轰动效应，整个活动下来未达到预期效果，品牌的感知度和知名度大打折扣。

（四）部分县市的传统民族文化出现异化，有些甚至濒临灭绝，民俗旅游节庆活动缺乏生命力和创造力，难以提高品牌的文化魅力和文化品位。

伴随现代文明的强势冲击，该地区传统土苗文化逐渐被汉化，部分土苗文化濒临失传。有些传统民间习俗即便得以传播，其内容和形式也出现异化，原汁原味消失殆尽，大大削弱了民俗旅游节庆的文化价值和传播价值。

（五）该区各县市对民俗旅游节庆活动资金和人才投入不足，服务接待水平不高，直接导致节庆活动的规模小、档次低，影响力有限。

主办部门对当地民俗旅游节庆活动的举办效应认识不够，资金投入明显不足，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旅游服务水平低下，游客或望而却步，或持观望态度，节庆活动最终吸纳游客人数无法达到预期值，直接导致节庆活动的规模小、档次低，影响力有限。

四、恩施地区民俗旅游节庆品牌发展对策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