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学传播理论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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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新闻学传播理论范文
【关键词】传播学基础理论；主体哲学；主客体协调；社会学理论；文化理论
传播理论集中体现了现代知识的综合，这种综合体现在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叉和开放性上。传播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既可以指狭义的创新和发展(指传播理论自身)，也可以指广义的创新和发展(指影响到传播理论体系的建立)，由于学术界对后一个问题论述不多，本文主要论述影响传播理论的基础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本文谈到的基础理论主要分为哲学问题、社会学问题、文化问题等3个方面，这3个方面不同程度涉及到传播理论。理论界选择什么样的基础理论，传播理论相应地就会带什么样的印记。就目前有影响的传播理论来看，主体哲学(对哲学的基本问题偏于主观的理解)及相应的社会学理论和文化理论的影响更大。今天，审视传播理论的基础理论，使传播理论建立在可靠的根基之上，继而创新和发展传播理论，是传播学界面临的一项基本任务。
一、影响传播理论的几种主体哲学
在当代，哲学思想对传播理论的影响通常是通过社会学为中介的，我们在评判一种社会理论时，总是在评判一种哲学思想。为了叙述的便利，我们首先分析影响到社会理论的哲学思想，然后分析其相应的社会理论和文化观。众所周知，主体哲学在西方哲学中更为典型和明确，在西方思想史上有其长久的历史背景。自文艺复兴以后，绝大多数哲学流派都是以主体意识的第一性作为理论的起点。在20世纪，从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到解释理论，从精神分析到现象学，从存在主义到“法兰克福”学派，主体第一性的观念以各种体系表现出来：心灵、心理、直觉、精神、体验、理性观念、人道主义等等，它们都指代一个实体——主体，是主体赋予了人类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这种信念在现象学哲学、解释学哲学和“法兰克福”学派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它们在社会——文化理论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它们也通过社会——文化这个中介间接地影响到传播理论。至今，我们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的争论仍是这些方面的延伸。
我们首先来看现象学，胡塞尔提出现象学的观念并发展了现象学的方法，现象学哲学有一套较为完整的认识论，以现象学为框架的社会学也多以此为根据发展了意向理论及价值理论。现象学的基本任务是以直觉达到人类理性的深刻基础，这一任务的前提是直觉是一切知识的合理根源，一切在初始状态的直觉中呈现的事物将会完全地如其所呈现自身的那样被接受。这个假设中，主体的理性被赋予了不可动摇的地位，直觉是我们接受事物的外在方式，最后还会有一先验的自我来保证直觉的可靠。为了达到本质的直观，他提出了“现象学的还源”，简单地讲，这一命题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
历史的加括弧：即把我们的各种信念(不论是经验的概括还是各种现实的信念)全部悬置起来，并不对它们作是非的判断。2.存在的加括弧：放弃一切有关存在的判断，因为哲学的认识是对本质的认识，而对现实存在的判断则非本质，所以，对存在的判断也应中止。3.先验的还原：这种还原使我们从此验的自我走向先验的纯粹自我，这是世界上一切意义被建立起来的基础。胡塞尔晚期则将自我纯粹意识视为最终的绝对领域，即它的存在不需要任何实在为前提。纯粹意识的地位确立后，即可以解释经验世界，如果人们在经验的世界找到共同之处，那么，这是因为他们在意向性上是一致的。
正是这种主体哲学的框架和意向性理论，影响到后来的现象学社会学的发展，舍勒提出的价值哲学、舒茨的意义理论都与现象学有着密切联系。现象学对现代微观社会学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只要我们看一下戏剧理论(戈夫曼)，本土方法理论(加芬克尔)，交换理论(雷克斯)及冲突理论(霍克斯)，无不带有意向性理论的影子，无论是日常的自我还是掩盖了意图的自我，都可以在现象学纯粹那里找到最后根源。
舒茨的现象学社会学将胡塞尔的现象学观念扩大到社会领域，认为对社会活动的理解取决于主体间的一致，意义在于主体赋予对象的过程上，社会互动之所以可能，也是由于主体间的一致性。和一些其他的微观社会学理论相似，现象社会学也是以个体为基本的考察单位，尽管这些理论以互动来解释社会系统，但它们几乎都忽视了社会制度对个体的制约。从理论上讲，社会结构的形成总是离不开个体及集体的参与，但社会制度形成稳定状态后，它总是从语言到思想、从法律到伦理、从制度到信念各个方面来制约个体。主体既参与了社会制度的形成，同时，又是社会制度的产物，个体的动机和行为往往是制度化的结果。离开了社会结构和制度，很难解释一些行为和动机的原因，这也是微观社会学理论普遍的局限所在。
一些其他的微观社会学理论如符号互动论等也都是以个体为根基来解释社会，个体往往成为不受社会制度制约的个体，微观理论的共性表现在它们几乎都在表述主体哲学的一些基本主张。
解释学也存在着类似的理论。解释的根基建立在个体的体验和理解之上，为了说明解释是普遍有效的，就要说明解释在主体间是一致的，为了说明主体间的一致还要找到更基础的东西。当代的伽达默尔是用语言来解释主体间的一致，语言既是解释学的根基，也是对世界的体验，其核心观念是人类以语言的方式拥有世界。用委婉的体验解释世界无疑要比现象学更少地依赖于主体，但体验的背后又隐含着原来的主体。
解释学赋予了个体极大的心理自由，个人的体验成为分享共同意义的重要方式，特别是对解读精神性文本来讲，由于时间的差别，也由于解读者所处社会历史背景的条件，解读者不可能得到文本的原始意义，解读总是充满了个体的理解，因而文本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在所难免，这种多样性和差异性也是合理的。显然，在文本和读者的关系上，解释学以牺牲文本来迎合读者，其相对主义的结局不可避免。
“法兰克福”学派发展了一套批判理论，批判理论旨在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和思想体系。从认识论上看，批判理论主要对实证主义提出了批判。批判理论的核心是人与自然的对立，精神与物质的对立。批判理论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矛盾可以从近代的启蒙找到根源，启蒙精神在改变自然时从认识理性中发展了极度的工具理性，科学技术也是工具理论的集中体现，当世界都变成可度量的对象时，人也变成了被奴役的对象。在当代，启蒙精神变成一种操纵意识，这又是通过大众文化来实现的，大众文化造就了文化产品的单一化和标准化，文化工业代表了这种单一化和标准化。简而言之，“文化工业”已成为当代一种新的社会控制形式。
纵观以上几种哲学思想，无论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有多么不同，确定主体意识优于并高于所有一切，是他们哲学推论的前提。正因为存在着主体意识与外在世界的对立，他们的结论几乎都包含了事实与价值的对立，世界与心灵的对立，以致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对立，在更极端的态度上往往以牺牲认识的理性法则来换取意识的自由。我们在伽达默尔及“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胡塞尔那里，可以看到精神世界的无限膨胀，科学涉及到的物理世界往往被看成对意识自由是一个极大的妨碍，甚至对意识自由是有害的。主体哲学很少考虑这样的问题：即主体——客体二元对立的框架中，主体的推论是否包含了局限和偏见的问题。绝大多数的主体哲学将理性看成是自明的，客体就是呈现为主体推论的结果，这个假定预设了主体不会出现任何偏差。而事实上无论在哪种意义上，这种假设都是不可能的，特别是近代科学的发展，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主体意识不可避免地会包含着局限。思想史的发展能清楚地说明这一点，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在未能把握其本质前，总是以主体的图式看待世界的，以人的特性解释世界注定会产生拟人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也不可避免地暗含了人类中心论的思想，主体哲学就是按这种推论极端发展的结果。主体哲学是在人类中心论和拟人论的框架下来看待人与世界的，这样，对世界的认识总是折射出主体的意图和限度，世界的存在往往被看作人类中心的象征。换言之，它没有实体性的地位，它的性质全靠主体意识的解释。这种认识世界的方式不仅存在于西方古典哲学中，也存在于其他民族的哲学中。当人类不能分离出单独的客体时，除了用人这个尺度解释外别无其他方式，这也不难理解为何主体哲学一直是哲学史中最有影响的理论。
认识到人类中心论及主体意识的局限是近代科学理论的成果，这个开端就是哥白尼的天文学革命，在他的日心说中，太阳是宇宙的中心，地球自转并和其他行星围绕太阳公转。与地心说相比，这是一幅全新的世界图像。这里，不论是地球还是人类，都不具有特殊目的和意义，相反，他们(它们)只是宇宙系统的一部分，这种理论最早喻示了人类从中心到系统的变化。
在以后达尔文的理论中，也提供了反对人类中心论的又一种理论。按照其理论，人是生物连续进化的一个环节，人也像其他生物一样组成了一个系列。这里，人不具有特殊的意义及目的，这种理论也排除了神学理论的创世说。达尔文理论与哥白尼理论在反对人类中心论上是一致的。这两种理论都说明了人既不是世界的创造者，也不是世界的目的。此外，当代量子力学也提供了背离人类中心论的理论。这里，主体哲学与人类中心论有着天然的联系，正因为它假定了人是世界的终极目的，因而，它无法解释真正的客观世界，也不可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理论，而科学理论总是呈现出反拟人化的结果。
现代科学理论的发展过程越来越趋向将人视为无数系统中的一部分，人类既不是世界的创造者也不是世界的目的。如果这样看待人类，人类中心论的思想是值得怀疑的，主体哲学的观念也是值得怀疑的。
二、建立主、客体相协调的理论
就认识论来看，主体哲学代表了解释世界的一个方向。除主体哲学以外，一些哲学家力图使主客体协调起来，这种努力在近代开始显示出积极的成果，超越主体哲学的有效途径在于恰当地说明主客体的关系。对马克思来讲，解决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首先是实践的问题，因为实践包含了将两者统一起来的可能，思维的观念只能在实践中加以验证：“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与其他哲学的根本区别，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到了实践对人与世界的双重作用：在实践中，自然成了人化的自然，人通过实践也在改变自身的特性，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实践的观点说明，主、客体本性的确定是从对方的作用中获得的。
在20世纪，思考主、客体的关系仍是思想界面临的主要议题，皮亚杰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提出了认识的发生问题，再次涉及到主、客体的关系。传统认识论大多在两种态度上摇摆：一种是经验主义，往往将认识看成信息来源于客体，主体只能受教于客体；另一方面，先验论和天赋论则认为主体一开始就有内部生成的结构，然后这些结构加诸于客体。这两种理论涉及的都是在高度成熟阶段上的认识，而没有涉及认识的起源，认识的起源要比这两种理论设想复杂得多。皮亚杰根据心理研究的成果，证明了认识既不起因于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主体，也不是起因于一个业已形成的客体，而是起因于主、客体的中途，它同时包含着主体又包含着客体，这样，充分考虑到联系主、客体的中介就十分必要。皮亚杰作了这样的设想：“如果从一开始就既不存在一个认识论意义上的主体，也不存在作为客体而存在的客体，又不存在固定不变的中介物，那么关于认识的头一个问题就将是关于这些中介物的建构问题：这些中介物从作为身体本身和外界事物之间的接触点开始，循着由外部和内部所给予的两个相互补充的方向发展，对主客体的任何妥当的详细说明正是依赖与中介物的这种双重的逐步建构。”
认识的过程事实上也就是一个建构过程，它从感知运动阶段经前运算阶段、具体运算阶段到形式运算阶段，才能达到通常意义上的认识。认识图式的发展是主客体之间的同化和顺应，相互协调的结果，经同化、顺应的平衡作用，使主体的认识图式逐步接近客体的结构。
在建构的过程中，我们很难看到有一个本质不变的客体，也很难看到有一个本质不变的主体，顺应说明了主体会在对环境的适应中造成认识图式的改变；同化说明了主体对环境的过滤和改变，使之符合主体的认识图式。建构就体现了相互制约、相互转化的过程，认识的过程就是从简单低级的结构向复杂高级的结构不断过渡，这也是一个永无终结的过程，客体意味着主体所能达到的极限。
皮亚杰的理论建立在大量心理学及生物学的实验基础上，因而，它代表了解释认识形成及发展的科学解释方向。它的要点仍是沟通主客体的中介，在中介的关系中说明主客体。如果将这个中介与马克思的实践联系起来，它们的近似就在于从联系主客体的结构模式上解释主客体。
除了皮亚杰发生认识论以外，语言哲学关于语言对世界的组织成形作用也作了出色的论述，这一理论涉及到的指称问题、真理问题、意义问题及言语行为对我们理解语言与认识、语言与主体及语言与社会有积极的启发作用。
此外，值得提到的还有结构主义，结构主义建立在严格的理论法则之上，它以语言模式为出发点，突出强调了结构和系统的观念。结构的观念表明了它对表层对象背后共时的关心；系统的观念表明了它试图通过关系的模式来解释对象，和语言哲学一样，它也是通过观众形态来说明主体的。就此来看，以上几种有影响的哲学与主体哲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当传播体系建立在主体哲学之上时，我们很难察觉主体哲学的局限，这种局限势必通过其社会学理论内化于传播理论之中。毋宁说，主体哲学的蓝本和传播理论的摹本存在着一种对应关系，主体哲学对心灵的能动作用的强调会贯穿于传播理论中。同样，它的局限(没有看到认识总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也内涵在传播理论之中。因而，借鉴科学的认识论建构主、客体的关系，使传播理论建立在可靠的哲学的社会学根基之上，是传播学界需要思考的问题。
以上我们曾对主体哲学与微观社会学的关系作过分析，确实，微观社会学对主体的动机、行为、意义是主体间的互动曾作过详细分析。然而，微观传播学理论几乎都没有考虑到既定的社会结构对主体动机和行为的作用和影响，没有考虑到社会结构与动机的辩证关系，因而无法说明动机和行为的真正动因，最终使陈述的理论趋于表层化。显然，问题的真正源头在于如何看待行动和结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这是一个如何从社会学的角度理解主、客体的问题。
目前，大家经常谈到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该理论的核心问题就是结构与主体的关系问题，与微观社会学理论不同的是结构化理论力图在更客观的立场使结构与主体协调起来。
传统宏观社会学偏于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对个体的塑造上，而大多数微观社会学理论将注意力集中在个体和行动的意义的理解上，吉登斯提出了将两者协调的结构化理论。结构化的核心旨在说明社会结构既是通过人类的行动建构起来，也是行动得以建构的条件和中介，即结构与主体存在着一种二重化的过程，结构并不是外在于主体的活动，而是通过主体的特定活动而构成；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既是其不断组织的实践的条件，又是这些实践的结果，结构不应简单看作对主体的外在制约，它既有制约性同时又赋予行动者以主动性。这样，结构和主体存在着一种生产和再生产的方式，对结构和主体的妥当说明，需依靠对它们二重化关系的说明。
鉴于目前传播理论更多地依靠微观社会学来维系，清醒地看到微观社会学的不足，并从社会学层面考虑结构与主体的协调关系也是传播学界不容忽视的问题。
主客体的关系也涉及到如何看待文化，一个多世纪以来，文化研究一直是全球性关切的问题。通常大家谈到有影响的几种理论大多集中在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两个领域。
社会学中占主流地位的理论是价值论，其理论源头可以追溯到韦伯及狄尔泰，用价值解释文化的各种理论几乎都将文化视为对象满足主体需要的一种活动。现象学、解释学、“法兰克福”学派及大多数实用主义理论都代表了这个方向。它们的共性是：都给予了主体以至高无上的地位，无论是生命、体验、理解、自由或人与社会、精神与物质的对立，都要根据主体意识来评判，文化几乎没有自己的实体地位，文化的存在完全要看主体间的解释。本来，用价值解释文化并不是没有说服力，问题在于对主体的极端信赖除了走向自我中心论以外别无选择，此外，价值论的解释还面临着文化相对主义的危险，事实上，这两个方面的危险也是价值论所无法克服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人文科学的研究区别于自然科学除了对象不同外，还在于研究者适度的介入是可行的。但研究者介入到什么程度则是价值论和解释学所无法回答的问题。以此为框架，总是面临着解释过度的问题，而解释学通常也把解释的多元化视为合理的。这样，在价值论和解释学的背后，我们看到的仍是主体哲学的主张。
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主体与世界的对立变成为精神与“物化”的严重对立，工具理性的扩张必然在制度上、精神上对人进行新的操纵，文化的单一性及庸俗性不可避免。所以，由于工具理性的极度扩张，人类未来的文明也是暗淡的。
该学派的许多主张都建立在主、客体的对立上，为了维护主体的至上性，不得不排斥非主体的存在。“法兰克福”由于把个体与社会看作完全都是对抗性关系，现代工业文明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被看作是一种倒退，与之相关的是工业社会及科技进步造就的大众文化根本不具有以往精英文化的单纯和高贵。“法兰克福”学派从主、客体的对立进而过渡到人与社会的对立，再过渡到文化的对立有其内在的必然性。这样，我们除了看到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对立外，我们根本看不到它们是如何协调在一起的。
纵观以上几种有影响的文化理论，几乎都是从主体来解释文化，其结果要么是价值涵盖了一切，要么是文化存在着对立。因而，超越主体哲学的局限就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大家知道，近几十年来，结构主义提出了一套与主体哲学截然不同的理论，包括其文化理论(主要集中在文化人类学)，其核心是以语言模式来看待社会系统，进而解释主体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从结构主义的影响来看，它提供的超越主体哲学的途径和方式是可行的。
结构主义主要关心文化的共时性问题，莱维——斯特劳斯集中表述了结构主义的文化观，即文化不仅是共时的问题，也可以通过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加以说明。文化人类学家经常可以看到大量重复出现的文化形态，是什么决定了它会重复出现?如果人类没有普遍共同的心智，这一问题也就不可能产生，是各个文化外观形态的差异重要还是内在的共同模式重要，两种不同的选择会有不同的答案。
按照这种方式来理解文化，各种文化现象就不难解释了。无论文化人类学提供多么不同的文化差异，但共时态的文化是存在的，因为像亲族系统、婚姻系统、神话系统、图腾系统反复出现在不同民族的文化中，这恰好证明了各民族具有构造文化的共同能力。它通过转换系统，成为我们可以看到的各种具体文化形式，而共时模式为这些形式找到了答案。考察各种具体文化的差异不是人类学的任务，人类学要探讨决定文化现象的深层内容——人类共同的心智。
共同的心智，在他那里也就是无意识问题，它不是与意识相对立的下意识或潜意识的概念，毋宁说它是人类先天的一种构造功能。它普遍地存在于各民族中，因而是普遍的理智功能，正是它的存在，可以解释各种文化的普遍共时。
结构主义的重要代表福柯在思想史领域提供了一种非主体解释思想的方式，福柯对思想史的分析集中在权力对知识的形成上，换言之，社会的知识型总是体现了权力的支配，主体正是在各种制度性场址的权力关系中生成的。
如果主体总由其他因素所决定，那么，确定的主体是不存在的。毋宁说主体总是由特定的知识型所决定，《词与物》表明了知识型如何决定着主体。按着结构主义的解释，它会引出许多被忽视的结论：如果文化不存在着高低之分，发达和落后之分，那么，各种文化之间的比较只能得到现象的差异，追问这种差异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很想知道热衷于中西方文化比较的研究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如果文化现象的差异只是表层问题，那么中西方文化在心智的创造上具有的共同性不更重要吗?难道它们不都是共同心智的结果吗?如果表层的背后确实存在着普遍的东西，揭示这些普遍性正是文化研究要回答的。知识型理论也使我们看到了思想的另一个方面：我们认为许多不可动摇的观念其实是用某种占主导地位的信念所支配的，主体不仅无法意识到这一点，在大多数情况下反而在强化这种信念。事实上，能超越既定知识型的人少之又少，我们通常表述的知识大多数情况下是某一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知识而已。
综上所述，建立主、客体协调的认识论是社会人文科学的可靠前提，它影响到在什么样的方式上看待社会理论和文化理论，客观的社会理论直接关系到传播理论的根基问题：个体既是社会制度的结果，又参与了社会制度的形成，这样，两者存在着密切的对应关系。同样，非主体解释的文化理论旨在说明文化共时模式的存在，表层文化现象的对立和无序并不反映内在层次的共同模式，如果我们做深层分析，各种文化可以找到普遍的共性。
三、结语
近50年来，人类的知识积累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以往许多被认为是经典的理论和命题，现在被看作是有条件的和相对的，知识的不断综合和更新要求我们的思维与时代保持同步，特别是像传播学这种新型的综合性学科，如何使其理论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是不容回避的问题。
近代科学反复证明了这样的事实：一门学科的成熟与否，在于其基础理论的成熟与否，而不在于其表象形态的丰富，这一道理同样适用于传播理论，相对于传播理论的应用理论来讲，其基础理论的研究就更为重要。
目前，传播学界对狭义的传播理论讨论较多，而对广义的传播理论讨论不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对传播理论的深化理解。如果我们仅仅讨论狭义的传播理论，我们只能得到一个相对封闭的解释体系。问题在于对传播理论基本观念的讨论常常会将问题引向更基本的问题，例如，信息问题、语言符号问题、意义问题、传播的存在及目的等等。对任何一个问题完整的回答都会涉及到人的问题，涉及到人对世界的理解，涉及到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些问题都属基础理论的范畴。这样，借鉴基础理论的成果，无疑会强化传播理论的解释力，使狭义的传播理论更为健全。
本文谈到的传播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论述的。以上谈到的三个方面直接关系到我们建立什么样的传播理论。主体哲学曾在哲学史上产生过长期影响，而现代科学的发展愈发证明了其内在的局限性，我们只有从主、客体相协调的途径上来看待主体意识时，我们才能更好理解主体意识，我们只有恰当地说明了主体，我们才能恰当地理解人与社会的关系，才能恰当地说明文化的本质特征。这既是我们探讨广义传播理论的目的所在，也是我们探讨传播理论创新与发展的核心所在。
注释：
第2篇：新闻学传播理论范文
关键词： 新闻学 理论体系 公共性
新闻学的学科地位时常被人质疑，这一问题值得每一位新闻学学者深思。郑保卫教授扛起保卫新闻学和发展新闻学的大旗，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的目标。应该说这个目标比较明确，回答了中国新闻学的特性问题，有助于明确中国新闻学的个性价值和努力方向。新闻学只有充实了自身的内涵，凸显了自身特色，才能进一步巩固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价值和意义。本文就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谈一些粗浅看法。
一、理论溯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的提出
由于新闻在中国总是与政治联系在一起，新闻学又与文学、历史学、社会学、传播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少人发出“新闻无学论”[1]的质疑，甚至一度有人认为新闻学已“走入黄昏”[2]中国人民大学郑保卫教授认为，新闻学并未走入黄昏，而是在不断迈向辉煌，新闻学学科的基础扎实，其学科独立性具有现实和理论依据。郑保卫教授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进步的大背景下，我国的新闻学的学科发展具备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环境和条件，丰富多样的改革实践、不断改善的政治环境、逐步开放的学术氛围，都为新闻学的发展创造了现实基础。[3]新闻学的学科创新是宏观创新理念的要求，是新闻事业内在发展的需要，是新闻工作不断创新的需要，我们应该在创新的基础上不断发展新闻学。[4]郑保卫教授认为，我们应该坚持在找准问题、继承传统和学习借鉴的基础上发展，坚持在理论创新中发展，坚持在科学与人文精神的关照下和在马克思新闻观的指导下发展新闻学学科。[5]他提出，我国新闻学研究创新与发展的最终目标，应该当是构建一个能够体现当代最高水平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以适应新世纪新闻事业和新闻学科发展的需要。[6]郑保卫教授认为，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要坚持用马克思新闻观作指导，并体现两个特点：一是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反映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本质；二是要具有中国特色，适应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需要。[7]
郑保卫教授的观念为我们探索新闻学的未来指明了方向。但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应该说是一项艰巨而长远的任务，如何明确这一理论体系的内涵和功能，解决这一体系的贡献和普世性、阐释力等问题，规避理论构建中的伦理风险，都值得我们深思。
二、理论的时代背景：“去西方化”理论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
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内在上与目前学界认同的推进“去西方化”理论研究有一定程度的契合。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新闻学开始大量引介、吸收西方学术理论，以信息、传播等概念取代原有宣传的学术话语，希望借西方话语达到学术研究“去政治化”的目的，推动了学术研究的极大解放。经过了20多年的引入，西方理论与中国国情的不相匹配、“水土不服”现象开始引起学界的讨论，新闻学开始反思西方理论的局限，并希望在未来研究中能体现中国的传播实践与学术理论的平衡点。这种“去西方化”理论研究，虽然任重道远，但目前学界取得了越来越多的共识，就是应该找一个基于全球化中国的“去西方化”范式。如同李彬、黄卫星所言，当务之急需要在更加深厚的思想层面和更加广阔的社会层面重申政治及其意味，新闻传播学研究不仅在于摆脱技术化、“贫血化”的庸俗路线，而且更在于科学解释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并为其提供一套安身立命的价值依托。[8]在这样的背景下，新闻学研究的视野被进一步扩大，学术研究的诸多禁忌开始被打破，新闻与政治的关系再次被重新审视，在“再政治化”的过程中学界越来越强调学术研究的公共参与精神。
中国传播学研究正在经历着一个学科走上历史前台的重大转折时期，政府或国家的需要发挥着一种引领和重组中国传播学研究群体的作用。目前，新闻学研究面临的是一个黄金时期，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并面临转型，信息化持续加速新闻需求高涨，媒介技术变革推动公众公共意识不断增强。姜飞[9]认为，目前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面临的社会形势和公共需求，同战后美国对新闻传播学的需求十分相似。在这个冠之以“转型”、“信息”、“风险”、“新媒体”等名称的社会中，传播媒介和新闻媒体的作用空前重要，而党和政府、企业组织、公众个人等，对新闻传播的需求也空前高涨。这个时代是难得的理论创新机遇期，新闻学有必要加强“去西方化”研究，而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或许可以成为“去西方化”理论的一个恰当选择。
三、理论合法性：人文学科的表述危机和文化书写
学界中的很多人对但凡牵涉以“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的理论常常嗤之以鼻，或敬而远之。他们认为，理论应该是具有普世性的，能够接受特殊性或普遍实践的检验，或者理论应该是意识形态中立的，不应有政治倾向。这些人的观点有一定的道理和科学性，学术不是政治，应该保持相对的独立性，理论也应该具有强大的阐释力和适应性。但理论研究作为人的一种思想活动，仍然无法解释实践中遇到的全部问题，而且理论也无法回避自身的意识形态。
后现代思潮中，真理已遭到质疑，人文学科遭遇表述危机。人文学科中处于支配地位的观念正在被重新评估，那些曾经想当然地被当做事实，或者被当作范式的有效性基础的“确定性因素”，成为有问题的东西。[10]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在《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一书中指出，所有建构的真理都是通过排斥和修辞的强有力的“谎言”而变得可能的，没有一个“完整的”第一时间知识大全。[11]人文学科的表述危机，不仅仅限于文学界和人类学界，但人类学民族志所作出的反思已经深刻地影响了诸多人文和社会学科。后现代思潮带来的质疑权威、消解中心、打破权力，给传统的理论带来诸多挑战，这种质疑给所谓的普世理论和客观真理以巨大打击，普世理论和绝对中立都是被后现代给解构了的“神话”，他们并不存在。在后现代思潮的挑战和实验民族志的启发下，或许我们应该重新反思理论构建中的基本问题，我们应该放弃那种构建普世理论的追求和完全中立的态度。
但是，如果放弃理论的普世性和中立性，理论的合法性依据又从何而来呢？公共人类学的实践或许对我们有一定启示意义。公共人类学的主要声望来自它对世界范围的某些问题及事件所作出的直接的和实质性的贡献，它从过去的研究所积累的传统中吸取智慧并应用于当代。[12]学术研究应该是作者（学者）利用文本（理论）与读者（公众）的一种对话，这种对话面对的是具体的公众，要解决的是理论的普世性与本土性之间的矛盾。在这一解决过程中，普世性成为解决“本土问题”的前提和语境，而“本土理论”成为特殊人群面对的特殊问题，并证实或证伪普世理论。我们要发展的新闻学理论就是这样一种理论，新闻学学者借助这一理论体系建立同中国公众的公共关系。以公共精神为基本原则，这符合学术研究的价值关怀和人文精神。
知识的产生与发展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的知识总在一个原点开始旅行，后人会按照沿着前人走过的路继续走下去。但是当知识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必然会走入歧途，误入困境。这时知识会推崇复古或是返回原点，重新考问，摆脱困境，以便开始新的旅程。人文学科的表述危机如此，民族志也是如此，当原有的学术传统难以解决困境中的问题时，我们需要返回原点。在这个原点，永远高昂着人性，永远驻扎着对人的生命的追问，对真理的追问。后现代主义返回了这样的原点，打破了原来树立的传统和权威，但在打破这一切的同时，它仍然在建构。后现代民族志同样打破了民族志积累起来的权威，但同时它也致力于一种新的秩序。
现在，新闻学的理论构建也急需做这么一项工作：返回原点。返回原点，不是完全“返祖”，而是要回到我们传统理论无法支撑社会发展、西方理论大量涌入中国的时刻，返回那一时代，梳理最近30多年来学习借鉴西方理论的经验和不足，以公众联系的时代变迁为底色，在总结的基础上创新，描绘新的理论图景。这种总结的源泉就是30年来的中国模式和生动的社会主义实践。
四、理论阐释力：中国模式和生动的社会主义实践
目前，中国研究成为西方学界的热门，西方新闻传播学界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也成为热点。很多西方理论无法在中国得到验证，因此中国研究成为理论验证的天然“试验场”。很多西方学者将中国的特性表述为“中国模式”，这一模式一方面表达中国特色，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社会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色彩。在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的同时，中国学者更喜欢生搬硬套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问题，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怪圈”。我们所要构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就是要解决这种怪现象。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是要在吸收消化西方理论的基础上，研究中国的特殊问题。这种研究很像民族志研究，民族志学者在走入一个村寨做研究时，他首先要了解村寨所处的乡情、县情、省情，乃至国情和整个世界。我们所要构建的新闻学理论体系，并不是要把自我封闭起来，排斥西方和全球化，而是要在西方理论和全球化的基础上来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的特殊问题。这一理论体系可以对西方理论进行发展或修正，它的创立目的是强化普世理论的有效性，并不是要在西方学术界以外再建立一个理论界，学术理论是不分国界的。这一理论是一个完全的开放系统，它最早借鉴了西方理论，并同中国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结合在一起，同当前的现实中国保持了密切关系；它大量吸收了西方传播学的研究成果，也欢迎西方理论和西方学者的检验。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施行，中国的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国际影响逐步提升，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备了越来越多的理论和现实可能性。这一理论建立在从殖民时代开始从未有过的全新世界经济格局基础上，建立在社会主义的全新尝试和探索实践基础之上，建立在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大国影响逐步扩大的基础之上，这些现代历史上的崭新经历和发展历史将给我们所要构建的新闻学以更强的阐释力。
我们的态度并不是为了通过中国模式和社会主义实践的研究建立一种真正的“普世理论”。克利福德在《写文化》一书中用了“部分的真理”一词，用来说明民族志的真理，也正是这种“有承诺的、不完全的”真理带来的“一种有力的不完全感”，才能“成为机智表达的源泉”。[13]或许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理论体系就是要探索这样一种“部分的真理”，这种部分真理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理论或真理不同，但这种真理面对世界背景中的中国公众时，可以解释中国的问题，并与世界交流。
我们所要建构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是与中国国情、社会主义政治密切相关，同时又坚持理论建构的一般原则（普世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坚持服务于公众和公共事业的一种理论体系。我们应该放下对“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的政治成见，深刻地去思考目前我们理论创新的依据和可能。我们应该捕捉历史难得的机遇，将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纳入世界范畴之中，发扬公共精神，服务于中国的公共事业，扩展学术的公共空间，发挥学者的公共作用。
注释：
[1]参见唐远清：《对新闻无学论的辨析及反思》，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
[2]参见郜书锴：《走入黄昏的中国新闻学——30年中国新闻学的回望与反思》，2009年第3期。
[3]郑保卫：《试论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及学科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4]郑保卫：《试论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及学科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5]郑保卫：《从“保卫新闻学”到“发展新闻学”——当前我国新闻学学科建设之我见》，《现代传播》，2007年第1期。
[6]郑保卫：《试论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及学科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7]郑保卫：《从“保卫新闻学”到“发展新闻学”——当前我国新闻学学科建设之我见》，《现代传播》，2007年第1期。
[8]李彬、黄卫星：《从去政治化到再政治化——读赵月枝〈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新闻大学》，2012年第1期。
[9]姜飞：《中国传播的三次浪潮——纪念施拉姆访华30周年暨后施拉姆时代中国的传播学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年第4期。
[10]乔治·E·马尔库斯、米开尔·M·J·费切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三联书店，1998年，第23、25页。
[11]詹姆斯·克利福德：《导言：部分的真理》，见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编：《写文化》，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35、36页。
[12]乔治·E·马库斯：《中文版序：〈写文化〉之后20年的美国人类学》，见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编：《写文化》，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4页。
第3篇：新闻学传播理论范文
一、加强传播学教学理念和学生对该课程教学的思想认识
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要求该专业学生主要学习基本原理和新闻学、广播电视学、以及与广播电视有关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受到广播电视新闻采访、写作、编导、播音、节目主持等方面的基本训练，具有广播电视节目策划、编辑、采访、管理等方面的基本能力。由此可见，广播电视新闻专业教育的本质在于引导学生了解媒体传播的现象，掌握媒体传播规律从而能熟练地把握媒体传播。因此，传播学理论课程的教学需要树立具有强烈专业关切精神的教学理念，教学理念是教学效果的前提和基础，是教学效果的重要保证。传播学在广播电视新闻学本科人才培养模式下，传播学课程教学的专业针对性，就是要在教学过程中考虑媒体传播作为一种传播现象的一般性特征和独特性特征，处理好教学过程中传播学理论的一般性和媒体传播的专门性之间的关系。教师在传播学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关注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需要，依据专业的特点强化教学理念，进行教学改革，提升教学效果。
教学过程包括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两部分，在加强教学理念的同时，学生对学习传播学的思想认识同样重要。许多广播电视新闻专业的学生对于《传播学》课程的学习认识不够，不太重视，完全区分传播学与新闻学，认为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本身操作性、实践性特别强，应该加强与广播电视切合紧密的课程如《新闻学》、《节目制作》、《电视摄像》、《电视节目策划》等课程的学习，完全没有必要学习《传播学》那些既枯燥又无用的理论知识。没有充分认识到传播学的理论知识对新闻传播的指导作用。所以许多同学知道媒体传播的一些传播现象，却并没有将其进行归纳总结，上升到规律和理论的层面，从传播学的角度进行思考。宁树藩教授早在1994年就曾谈到他的一个想法：“新闻学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以新闻传播为研究对象而形成的，这可说是本来意义上的新闻学；一是以报纸等新闻媒介的活动为研究对象而形成起来的，无以名之。姑称之为广义新闻学。”而且指出：前者是核心，是基础，失去前者就不成其为新闻学了。1998年，李良荣教授与李晓林也曾撰文呼吁：“新闻学需要转向大众传播学”；“新闻学转向大众传播学是必然趋势，也是必由之路”；“新闻学转向大众传播学是对传统新闻学的一次改革”。
上述学者的观点非常明确指出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学生们在学习传播学的过程中，首先要认清传播学与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之间的紧密关系，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学生们的学习态度，进而才有学习的激情和动力。
二、切合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特点优化整合教学内容
传播学教学模式既有普遍性，也有不同专业的特殊性。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传播学教学更要切合该专业特点进行教学内容的优化整合。不仅要用传播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分析媒体传播现象，更要用传播学的理论进行新闻传播的实践指导。依据专业特点优化整合教学内容才能真正达到学有所用，学以致用的教学目的。
据调查了解，目前，我国广播电视新闻学的本科教学中，使用的传播学理论教材有很大的相似性，基本上涉及到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传播类型研究，主要包括传播者、传播受众、传播媒介、传播内容以及效果研究等内容，而传播效果又着重介绍四大宏观社会效果，即议程设置、培养理论、知识沟假说及沉默的螺旋理论。这种安排基本上将西方传播学主要是美国的经验学派的研究成果介绍给中国学生，它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类本科教学普遍采用。然而。教学过程中，只向学生纯粹的介绍这些源于西方的传播学理论，肯定得不到学生的欢迎，传播学的知识体系往往游离于专业之外，并没有和专业紧密地结合。传播理论教学要以一般原理介绍作为重点，再结合实践。使学生学有所用，学以致用。教学过程中，注意将抽象的传播学理论与具体的新闻传播现象结合，使抽象问题具体化、感性化。比如，在讲解议程设置时，在学生们了解了它的本质是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势力对舆论进行操作和控制的过程之后，结合新闻实例进行讲解。例如，美国轰炸伊拉克之前，大肆渲染后者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其本质也是利用媒体进行议程设置，扰乱视听，推行其霸权政策。在讲解人际传播时。通过观看记者和采访对象的电视节目录像进行探讨分析，使同学们真正理解传、受双方之间的认知互动、情感互动，从而指导将来的新闻采访工作，做出有创意和深度的新闻作品。
传播学教学，就是要让学生在体验中理解、掌握，以及运用所学的知识，解释新闻传播现象，提高新闻传播实践能力。教学过程应该将新闻传播现象与传播理论紧密结合，从一般到特殊，从理论到实践，充分优化整合教学内容，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从而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
三、丰富教学方法，调动学生学习激情
传播学本身理论性较强，多开于专业学习的较低年级，学生的接受能力和理解能力都比较有限，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教学方法的采用对于教学效果的体现是很有益的。传播学教学必须要跳出理论型课程单向教学的传统模式。不仅要将传播学理论研究成果清晰的介绍给学生，还必须充分尊重传播学自身学科性质，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充分调动学生们参与思维，进行主动学习，从而提高教学效果。
经调查，教学内容枯燥、抽象、难于理解，是学生们对传播学学习的普遍印象，所以在教学中可运用多媒体技术。提供多元化的学习情境，产生多样性的外部刺激，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其中，运用多媒体技术进行教学是方法之一。运用多媒体技术将一些抽象的过程、微观的现象进行模拟，瞬间的现象进行定格，是教学内容变得具体、直观、生动而易于理解。另外，多媒体系统的超文本功能，可以把诸多的教学信息，由不同媒体形式进行有机组合，将与某一教学内容相关的不同层面的资讯系统集成在一起，实现课堂教学信息组织表达的最优化。对于广播电视新闻专业的同学来说，影像资料特别丰富，可以最大程度的发挥优势，使抽象的教学内容形象化、简单化。如，在讲授人类传播的符号和意义的内容时，播放对话、访谈类节目，借用影视的直接诱导，调动学生的参与热情，使他们进入教学内容情境之中。通过这类节目的主持人、嘉宾的非语言符号，如面部神态特写镜头，肢体动作细节描写来反映其心理活动，并通过讨论使学生掌握基本的知识点，同时对著名主持人的采访技巧也有了直观的认识。例如，笔者在教学过程中播放了湖南台鲁豫主持的栏目《说出你的故事》中的《白岩松约会电视》这期节目，因为主持人和嘉宾都是明星主持人，同学们参与热情非常高，讨论非常热烈，教学效果可想而知。
要想提高同学的参与热情，还可以采取情境教学的方式，让学生亲身模拟，直接感受教学内容，加深体会和理解。这样的教学方式不仅将同学从枯燥的被动接受的教学中解脱出来，同时可将理论直接付诸实践，使同学们学得轻松，接受愉快。如讲解传播技巧和传播效果的内容时，笔者让同学上讲台模拟了“诉诸理性”和“诉诸感情”以及“警钟效果”，使课堂气氛变得轻松活泼，同学们对教学内容记忆深刻。大众传播的教学中，针对传播热点话题，组织学生跟踪大众传媒的报道，要求学生对所收集到的材料进行整理、分析，再利用课堂时间进行讨论。这样的互动安排，充分考虑到教学目的和学生的兴趣，鼓励学生学习积极性，一般都能达到预期效果。如笔者组织同学们就“3·14拉萨事件”从传播学的角度进行了讨论分析，效果很好。
由此可见，只要教师将传播学的教学进行适当的处理，使之与新闻时事紧密结合，使同学深入教学内容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传播学教学过程就会变得轻松愉快，教学效果就会明显提升。
四、与时俱进的探讨新问题，培养学生思考分析能力
人类传播的发展过程，是一部人类在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中不断扩展自身的传播能力、不断发展和创造新的传播媒介、不断使社会信息传播系统走向发达和完善的历史。纵观人类传播发展历程，先后经历了口语传播时代、文字传播时代、印刷传播时代、大众传播时代和网络传播时代。加拿大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这本书中，提出了著名的论断：“媒介即是讯息”，指出了媒介的决定性作用，特别是在电子化时代，媒介具有前所未有的积极的能动作用。媒介引起了人间事物的尺度变化和模式变化，媒介改变、塑造和控制人的组合方式和形态。20世纪80年代，社会形态、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使得人类社会出现全球化、信息化趋势。网络传播已经成为信息社会传播的基本形态。它突破了大众传播时代大众化、非目标性、单向、区域传播的障碍，使得传播走向个人化、目标化、双向和全球网络传播。
第4篇：新闻学传播理论范文
关键词：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现状
英国作为主要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之一，是现代高等教育发源地之一，新闻学起步较早，在新闻传播学教育方面具有十分突出的优势，值得我们进行学习、研究与借鉴。
一、中国新闻传播学发展趋势
随着新闻装备、人们思想观念、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不断提高，新闻传播学得以飞速发展，并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与特点。
（一）、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交叉融合。传统的新闻学研究突出实用性质，淡化理论性。传播学被引入新闻学界以后，新闻学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研究领域，它包括广播、电视、网络媒体等多种传播媒体或形态，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的内容。这种融合不仅是原来两个学科的融合，而且与传媒活动相关的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这就要求必须创新现有的课程设置以及教材内容的划分方式，重新构建一种适合新的环境条件的新闻传播理论。
（二）、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领域正在不断扩张。近年来，中国的传媒处于大整合的时期，传播业急速膨胀，传媒每日每时与社会发生互动，矛盾冲突的频率上升，新闻官司增加，社会对传媒职业道德不规范的指责增多。因此，传媒业自身的法治建设和职业行为的规范化，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传媒经营、新闻法治与职业道德成为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新领域。
（三）、新闻传播学的内涵不断拓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广播电视特别是电视的发展速度和规模空前。从行政、综合市场、专业市场三个角度看中国电视产业的市场格局，中国电视产业呈现三大发展趋势：政府导向让位于市场导向；民营电视业将成为市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电视资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时进行，形成区域性传播中心。
二、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发展历史渊源
英国作为主要的西方发达国家之一，在近现代新闻传媒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新闻传播学教育源远流长。
（一）、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起步较早。
英国最早的日报《每日新闻》创办于1702年，是世界上较早采用双面印刷并分栏、较早形成近代日报形式的报纸；1851年出现在伦敦的路透社，是世界上首批诞生的新闻通讯社之一；1922年以民营形式组建的英国广播公司于1927年改组为公立（BBC）以来，已成为西方最大的公共广播电视机构；1936英国广播公司（BBC）建立的电视台是世界上第一座电视台，英国的新闻传播教育也伴随着新闻媒介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在英国人的观念中，掌握实际本领的最好办法就是实践，从实际接触中学习其中的技巧，新闻传播教育也不例外。这种理念影响着早期的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奠定了英国新闻传播学的地位。
（二）、传播学发展先于新闻学。英国的传播学出现在新闻学之前。早在上世纪30年代，一些社会科学家便开始对媒体效果研究产生兴趣，传播研究与传媒研究院系应运而生。西方新闻学的研究领域很早就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传播学，范围更加宽泛，设计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内容，以及广告研究，公共关系研究，媒体经营研究等。在英国传媒教育领域颇具盛名的城市大学新闻系被规划入该校的艺术学院，而另一所著名的维斯敏斯特大学新闻和大众传播却在同一个学院，还有一些院校的传播学被划入英语学院和商学院。
（三）、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起始较晚。在新闻与传播学教育方面，伦敦大学曾率先开设新闻学专业本科教育（非学位教育）；最早开设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的是卡迪夫（Cardiff）大学，于1971年开始进行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伦敦城市大学于1976年开始辨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但本科学位教育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英国的新闻与（大众）传播学教育、媒介教育起始较晚，但英国以其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具有自己特色的大学教育传统和发达的传媒业等基础，在新闻与传播教育/媒介教育与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点。
三、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现状
英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研究生层面的教育，新闻学教育与传播学教育区别较明显，而且整个学科领域的教育总体上也形成了几种不同类型的学位点，而各校又自有其特色。
（一）、新闻传播学强调专业实践性。从新闻学与传播学教育的区别角度来讲，英国新闻学教育领域的学位点，虽然提供宽厚的理论框架，但更加突出的是强化专业新闻实践。无论是伦敦大学戈德斯密斯学院媒介与传播系研究生教育中按媒介及其实务细分的专业方向设置，还是威斯敏斯特大学媒介、艺术与设计学院研究生教育中划分较宽的专业方向设置，均要求学生深入某种媒介领域进行大量练习。而传播学领域的研究生课程设置，则侧重于传播学、文化学和相关学科的理论视角、争议点、研究方法等，以便为研究生选择课题进行研究，奠定宽广的理论基础。
（二）、新闻传播学教学要求严格。关于整个学科领域形成不同类型的学位点，英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科的研究生教育，不仅有欧美较为常见的研究型、课程（教学）型之分，而且还有研究与课程（教学）型，而且对课程学习的数量要求非常高。就“ResearchDegrees”来说，不但该专业的博士学位点在时间分配上以研究为主，并对开题报告、研究项目和博士学位论文有严格的要求，要求博士论文达到8～10万，并强调博士论文对于专业的独创性贡献，而且该专业的哲学硕士点（A型）也要求学生聚焦于选定的研究领域并撰写4万词的学位论文。而该专业属于教学型（“TaughtProgrammes”）的硕士学位点，则要求研究生修满4门课，撰写1万词的学位论文。
（三）、社会科学特征明显。英国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研究新闻和传播活动的规律，表现出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从理论课授课内容也可以看出其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比如《新闻理论》，涉及战争与新闻、新闻业市场结构与新闻实践、新闻从业者为谁而工作、新闻与政治、国际新闻流与通讯社等专题。与英国相比，中国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新闻学教育表现出较强的人文学科特点，新闻学更多地“体现出政治与文学杂揉的特点”，“更具人文学科的特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新闻学教育视角与社会对新闻人才的需要基本合拍。
但是，“当新闻活动越来越表现为一种文化消费活动时，以社会科学的态度对待新闻学已是一种必然选择。”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把握新闻传播活动的规律，可以让新闻学教育更贴近现实操作。
（四）、学校教育国际化特色突出。此类学校师资构成较为国际化，不少教师来自国外；其学生结构更呈现出国际化特征，约50%的研究生是外国留学生。这种师、生构成的国际化特点带来的文化间的相互融合，一方面增加了彼此间了解不同文化的机会，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国际化视野，以及对于新闻与传播学领域的重要概念的多元文化理解；但同时也因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带着其对一些重要概念的不同理解在一起学习而给教学带来一定的困难。社会传播现象和传播学科的跨学科性质，在当今时代传媒的传播活动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这种跨学科、个性特色突出的专业方向，有利于培养宽口径、复合型的传媒人才，也有利于对于传媒实践的深刻理解。新晨
四、结束语
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发展历史源远流长，新闻传播学强调专业实践性、新闻传播学教学要求严格、社会科学特征明显、学校教育国际化特色突出等，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特点，抓住了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精髓，对我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1］GarnhamNicholas，CapitalismandCommunication:GlobalCultureandtheEconomicsofInformationLondon1990.
第5篇：新闻学传播理论范文
关键词 传播学 专业 定位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The Mistakes of Communication Professional Orientation in Domestic Colleges
WU Xiaoling
(College of Arts and Communication,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31)
Abstract The lack of positioning awareness, the educational ideas of journalism followed, som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follow suit so that neither the implemen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f professional journalism and other related professional and effective segmentation, differen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did not achieve the necessary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professional segment. Communication, journalism and other related professional and cross professional overlap between the differen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f professional communication in a certain degree of homogeneity tend to weaken the independence of professional communication and academic value,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communication and exacerbate the news media specialty employment market saturation, resulting in waste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Key words communication; professional; positioning
在国内的高等教育中，传播学专业是一个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的专业。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将新闻传播学提升为一级学科，下设新闻学、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明确了传播学专业在研究生教育中的地位；1998年，教育部颁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将新闻传播学列为一级学科，下设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广告学、编辑出版学4个本科专业，后增设传播学、媒体创意等专业，逐渐明确了传播学专业在本科教育中的地位。在迄今为止的十余年间，传播学教育在我国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仍存在专业定位不清、课程体系陈旧、教材水平不高、师资力量不配套、学校教育与社会需求脱节等问题。
所谓定位，就是确认某一事物在特定环境中的独特位置或形象。定位这一概念在市场营销领域使用频率较高。市场定位的根本目标是寻找不同于竞争者的优势特征并进一步确立这种优势特征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地位，通常要包括目标市场细分和目标市场选择两个方面，是市场营销的重要环节。
高等教育中的学科定位虽然不能简单套用市场定位的做法，但其基本理念具有启发性。诸如：只要有竞争就应该有定位，定位是达成目标的重要环节；确立不同于竞争者的优势是定位的一般做法；定位需要随竞争者和社会需求的变化而变化。对照目前国内高校传播学专业的办学情况，能够更清晰地发现将市场定位的基本理念引入传播学专业建设的必要。经过十余年的发展，传播学专业已成为热门专业之一，出现了一定的饱和度，传播学专业和新闻学等相关专业、传播学专业内部形成了一定竞争；与此同时，传播格局和社会需求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相关高校如果要将传播学专业办出特色办出优势，就必须对变化中的传播格局、其他相同和相关专业、社会需求等因素进行跟踪分析，并在此基础上适当调整自己的专业定位。这对于传播学专业领域的跟随者显得更为迫切。
传播学专业的快速发展为其奠定了规模基础，但质的提升却是一个更为紧迫的任务。反观目前国内高校的办学情况，发现部分高校的传播学专业定位主要存在如下两个问题。
其一，在传播学与相关专业之间，未厘清传播学专业和新闻学、大众传播学等专业的关系，用办新闻学或大众传播学的思路来办传播学，导致传播学教育与新闻学教育的过度交叉重合，或将传播学简化成大众传播学，未实现传播学专业和新闻学等相关专业的有效区隔。
在国内，新闻学比传播学起步早得多，积累了较丰富的办学经验和一定的社会认同，师资力量较丰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传播学专业的开办和发展提供经验和人才支持，但客观上也可能使传播学专业过多地沿袭新闻学专业的办学思路，加上国内学术界对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的各持己见，从而导致传播学专业的定位不清、目标不明。“对于起步较晚的中国传播学而言，传播学与新闻学边界的模糊不清，核心理念与学术立场的模棱两可，使当前中国的传播学教育尚处于思考与探索阶段，未能确立明确的教育目标，形成鲜明的教学特色。”①
不少高校院系在设计传播学专业课程体系之初会将传播学专业视作新闻学专业的“扩展版”，新闻史、新闻理论、新闻采、写、编、评和广告学、广播电视新闻学、编辑出版学的部分主干课加上传播史、传播理论、传播学研究方法，便构成了传播学专业的专业课。在这种情况下，传播学专业似乎成了以新闻学为核心而涵盖面更广的大众传播学，而本来在传播学专业中具有重要地位的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跨文化传播、政治传播等课程反而处于较为边缘的地位，在课程体系中要么没有体现，要么仅有一两门概论课一带而过，从而导致传播学教育与新闻学教育的过度交叉重合。“目前中国绝大多数新闻与传播学院都开设了传播学的相关课程，如传播学概论、大众传播学等等。但总体而言，新闻学与传播学在课程设置与教育理念上并无太大区别。新闻学与传播学的本质差异也未能在各阶段的教育中得以体现。在本科教育阶段，传播学课程数量较少，大多作为实务类课程的补充，以概论性课程为主。”②
其二，在传播学专业内部，部分高校的传播学专业未实现与其他高校传播传播学专业的必要区隔，存在同质化的现象。
查阅各高校关于传播学专业的描述，会发现其中不少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如：面向现代化，适应社会和市场的需求，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培养具备传播学、新闻学的知识与能力，能够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从事新闻、广告、公关传播的复合型人才。看起来都对，但在这样大同小异的官样描述中，我们看不到鲜明的教学特色和明确的教学目标。
定位意识的缺乏、定位策略的失误，导致传播学专业与新闻学等相关专业的过度交叉重合和各高校传播学专业之间的同质化倾向，其不良后果已经开始逐渐显现。第一，作为后起之秀的传播学专业没有实现与新闻学等相关专业的有效区隔，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传播学专业的独立性和学科价值，不利于传播学教育的可持续发展，甚至引发对本科阶段开设传播学专业的质疑。“教学上从一开始招生到四年的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直至毕业去向，几乎与新闻学专业没什么两样，导致师生与用人单位一片困惑，越来越多的人士甚至质疑：照这种路子走下去，本科生阶段还有必要设置传播学专业吗？”③第二，加剧了新闻传播类专业毕业生就业市场的饱和度，在一定程度上误导学生的职业规划和就业，造成教育资源的浪费。在传播学专业开办之前，新闻学专业的学生在就业市场上已日趋饱和。如果其后开办的传播学专业是对新闻学专业的简单重复或扩展，难免使学生在职业规划和就业的时候仍然将注意力集中在电视、报纸、杂志、广播等传统大众传播领域中，而对本来有较大需求的群体传播、组织传播等领域重视不够，从而导致传播学专业和新闻学专业的低水平竞争，加剧就业市场的饱和度。
与国内传播学专业根植于报学―新闻学的发展背景不同，国外传播学专业则较多地从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中吸收营养，从创立之初就与新闻学专业有较清晰的分野，并在各自的领域中拓展空间、形成核心竞争力。比如美国，其“传播学教育已经基本摆脱了与新闻学教育的胶着关系，建立了以社会学为依托，在加强社会科学理论素质的培养的同时，又注重实际业务技能培养的教育模式。”④美国的经验对于国内后起的的传播学专业建设颇有启发意义，值得我们借鉴。
本文为2009年西南交通大学教育研究基金重点项目“基于理工科背景的传播学专业定位与课程体系建构”的研究成果
注释
① 石义彬.关于中国传播学教育的几个问题.新闻大学,2008.2:52.
② 石义彬.关于中国传播学教育的几个问题.新闻大学,2008.2:53.
第6篇：新闻学传播理论范文
新闻 事实 信息 媒介互动
陈响园，兰州大学兼职教授，文学院硕士生导师。
新闻是新闻学的核心概念之一，也是新闻传播活动的核心对象。关于新闻的定义，中西方学者对此都有不同的见解，加起来上百种。如此多的新闻定义，主要是新闻的特性及衍生特性众多，下定义的学者研究的着眼点不同，而不同的研究视角造成了要抓住新闻客观本质特性定义比较困难。现有新闻的诸种定义，多是局限于传统纸媒平面新闻的概括，传播技术的变革使新闻传播方式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无论是传播主体、时空关系、传播模式，还是传播效果都与传统纸媒新闻传播截然不同。
一、传统新闻定义的梳理和考察
（一）国内外的不同新闻定义
新闻活动的产生源于早期人类在共同劳动和生活过程中，为适应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更好地劳动生产和生存生活，相互之间传递信息，交流情况。这种相互依存状态下信息交流和社会交往的需要导致最早的信息传播活动产生，新闻这种特殊社会现象应运而生。由于人类自诞生后就形成了相互依存的社会关系，无论物质上还是精神上的生产生活都在各种社会关系中进行，维系人类生活和这些社会关系的就是信息交流和传播。所以人类接触和从事新闻传播活动由来已久。
伴随人类社会发展，人们的社会交往范围扩大，信息交流需求也日渐增强，新闻传播活动成为一项社会事业。而对新闻理论的研究远远晚于新闻活动的实践，因此对新闻的定义早在实践中就产生了许多根据新闻传播直接体验做出的理解和界定。影响广泛的有19世纪70年代美国纽约《太阳报》的编辑主任约翰・伯博加特说“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美国堪萨斯州《阿契生市环球报》的副主编爱德华・贺说：“凡是能让女人喊一声‘啊呀，我的妈呀’的东西就是新闻。”还有20世纪30年代初《纽约先驱论坛报》的采编主任斯坦利・瓦利克尔定义的新闻是建立在三个W的基础上，这三个W就是women（女人）、wapum（金钱）和wrongdoing（坏事）等等。尤其在西方的业界形成的新闻定义大多都来源于新闻内容的趣味性、猎奇性和反常性。英语词汇中“news”，源于希腊，在《牛津词典》里就解释为“新鲜报道”。 整体来看，国外的对于新闻的定义大多将其归为信息。西方社会的专家学者更为关注的是“时效性”、读者的“兴趣”和“关注”，认为这些是作为新闻的主要元素。这样认识新闻和西方新闻传播的环境分不开。近代西方新闻事业主要产生于商业活动，从一开始就具有商品属性。商业化运作模式、受众市场主导新闻传播的环境下，大众化报刊对新闻的选择标准的认识和理解成为广为流传和认可的定义。如此对新闻的认识也同西方新闻的职业化和专业主义精神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在国内，新闻的定义多源于学界，主要是新闻教学研究的教授、专家、学者们，根据他们对新闻传播研究的结果做出的界定。因此，国内的新闻定义往往较为宏观抽象，却又能比较全面地把握新闻内涵。在表达上常以形式逻辑的肯定判断，简明扼要，言简意赅。总体上，国内关于新闻的定义分为“事实型”“活动型”“功能型”“信息型”4种主要类型。
被誉为“中国新闻学的开山鼻祖”的徐宝璜在他的著作《新闻学》中讲道：“新闻者，乃多数阅听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实也。”[1]民国名记者《京报》总主笔邵飘萍定义：“新闻者，最近时间内所发生，认识一切关系人生兴味、实益之事物现象也。”可见我国早期的新闻定义多是将新闻看做是事实。这多是受到晚清和民国时期传入的西方新闻思想的影响。在“事实型”的定义之中，不得不提到的是范长江先生1961年发表的《记者工作随想》一文中提到的新闻的定义。“什么算是新闻呢？我觉得，新闻是广大群众欲知、应知而未知的重要的事实。这个说法不一定全面，但是，它贯穿了一个为群众服务的精神。”[2]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徐宝璜先生还是范长江先生对新闻的定义，都强调新闻一定是事实，注重新闻最根本的真实性。新闻的本源就是事实，新闻就是提供关于某一事实的信息，没有事实依据，杜撰和凭空捏造的都不是新闻。同时，二者都是从受众的角度提出定义，都考虑到了受众对新闻的主动性。不过在范长江先生的定义中“欲知、应知而未知”表达的内涵更加丰富，不只是西方新闻思想中的受众客观信息需求，还有了传者主观传播导向的因素。在西方新闻理论中，新闻是客观中立的信息，而在我国新闻学理论中，新闻的引导教化功能一直被视为新闻重要的特性。
第7篇：新闻学传播理论范文
1 对基于网络化关系的新闻学重造的必要性进行分析
随着网络科技的发展，新闻传播也具有了革命性的变化，与此同时，新闻传播的社会形态也出现相关的变化，人们的相关交往所使用的网络在在改变。另一方面，网络化的应用，信息的交流方式也在不断扩大化，出现横向交流与纵向交流相互穿插的方式，这种方式使得社会和个体之间的差别越来越不明显。关于新闻的教育最早出现在美国，当时的教育内容主要是围绕新闻传播的技术型的课程，随着社会的发展，对于新闻事业以及新闻史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并且编制出了专业的新闻学类的教科书，在此基础上为新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通过新闻学的教育，可以培养学生对新闻的掌握能力以及使用技巧。我国对于新闻学的教育从密苏里大学对于新闻学的教育方法、教育理念吸取了很多经验，在新闻学的教育中，更加倾向于实践性的教育模式，在这一教育理念的影响下，我国的新闻教育主要强调的是公共性的服务精神，这一精神对于中国新闻教育的教学模式以及研究模式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与意义。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对于传统的报刊业等传统的新闻行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新闻学也面临着重新的变革，这一变革主要是以数字化和网络化两者的整合作为基础，在此基础上使得多种新闻传播模式并存，采用这一变革模式，可以涵盖多种文化的精华内容，而且这一过程中新的社会模式也随着产生，新闻学要想在此基础上立足发展，并且顺应这一网络化的发展模式，必须要进行一定程度的重造与创新。但是对于目前的新闻学发展概况进行研究发现大部分部门还是过多的重视富于媒体的融合以及对于全媒体课程的展开，并没有重视网络化对于新闻学的影响，其实网络化的关系不仅仅包括大众型的媒介平台，更加包括以人为主体的媒介平台和数字化的平台，在此基础上使得新闻学出现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虽然新闻学占据一定的地位，但是却没有足够的效力；（2）对于社会和媒介没有明确的界限，使得后果无法预测；（3）没有对新闻学的意义进行合理的建构；（4）没有及时改变衡量标准，缺乏相应的专业度。基于以上问题，必须要从网络化的关系出发，对新闻学进行一定程度的重造。
2 对基于网络化关系的重造新闻学的措施进行深入的分析
由于科技的不断进步与发展，多媒体技术以及网络化广泛的应用于人们的生活当中，所以产生了比较多的新鲜的事物，新闻学应该基于事物的发展特征，使新闻学从最初的理论型发展为网络型，在此基础上对新闻学进行重造，可以采取如下几种措施：
（一）对新闻学的基础进行及时的转变，使人类的传播实践取代职业性的新闻实践
要对新闻学进行一定程度的重造，首先要对其基础进行及时的转变，一定程度上使得人类对于新闻的传播实践取代职业性的新闻实践。最初的新闻学对于职业实践比较重视，所以这种及时的转变不仅可以扩大新闻传播的分析研究范畴，对于新闻传播的实际概况也是一种适应，对于新闻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基础，如果能够合理的转变和改造新闻学的基础，就可以转变传统将新闻学职业化的理念，降低传统对于新闻学的研究模式。另一方面，转变新闻学的基础，并不意味着如果将人类的传播平台作为新闻传播的基础，就可以完全忽略职业性的新闻传播实践，基于网络化的关系，规范职业性新闻的实践必须要进行重新的确定，使其呈现出比较流动的趋势，可以将新的经验以及事实作为基础，对新闻实践中所遇到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最终总结出具有利用价值的规范和准则，采用这一方法也可以让规范性的新闻学与经验性的传播学达到一致性，并且逐渐成为规范性的整体。
（二）对新闻学的相关概念以及前提进行相应的改变
新闻学的解释与传播的前提为社会需要论，这一前提可以将新闻传播和新闻业进行有效的联系，因为社会需要也建立在新闻传播的基础上，并且是促进新闻传播的内在动力。在新闻学的发展历程中，社会需要论对其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以及网络化的广泛运用，现代化对于新闻传播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现代化的出现也使得社会需要论在新闻传播方面出现了一些缺点，要想解决这些缺点，必须改变传统的新闻传播理念，顺应时代的发展规律与潮流，才能对新闻的传播历史以及现实的变化进行合理的解释。除此之外，新闻的真实性也需要重新重视，因为新闻的真实性也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新闻的真实以及新闻的真实性两者的理论是息息相关的，在现阶段的新闻学中，仍然是将新闻的主体和客体进行区分的，并且将新闻看作是现实生活的写照，这种想法具有一定的片面性，而且不能紧随人文的发展潮流以及社会自然科学的发展，也不能很好的适应当前网络化的社会发展趋势。
（三）对新闻人才的培养模式以及相关课程的教育体系进行合理的转变
要对传统的新闻学进行重造，使其顺应网络化的发展模式，就要对新闻人才的培养模式以及相关的课程教育体系进行合理的转变，在此过程中学校要对新闻学的相关课程体系进行更加清晰明了的构建，在此过程中对新闻的传播媒介进行有效的使用，基于网络化的关系，可以对现有的新闻学专业进行重新的划分，打破传统意义上对于人才的培养模式，并且用新的视觉、新的角度对人才培养的目标进行确立，调整现阶段新闻学的教育理念以及教育目标，规划具有新意的新闻学教学课程规划体系，让这一课程结构能够紧随新闻学发展的潮流与趋势，在网络化的社会中更好的发展。
3 结语
本文首先对基于网络化关系的新闻学重造的必要性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基于网络化关系的重造新闻学的措施进行提出，如：对新闻学的基础进行及时的转变，使人类的传播实践取代职业性的新闻实践；对新闻学的相关概念以及前提进行相应的改变；对新闻人才的培养模式以及相关课程的教育体系进行合理的转变等。相关部门对此也应提出更多可行性的措施，并且随着时代的转变，不断反思与创新不合时宜的思维模式，对新闻学进行基础网络化关系的重造与创新，使其更适用于社会的发展模式，提升新闻传播部门的实践操作能力。
参考文献
[1]王武彬. 2016新闻传播领域值得关注的五个研究课题[J]. 中国记者，2016，02：60-61.
[2]张志安. 从新闻传播到公共传播——关于新闻传播教育范式转型的思考[J].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03：77-84+131.
[3]王文捷. 另类奇幻的解构性娱乐意态的新兴[D].武汉大学，2011.
[4]王慧辉. 民间立场上的语言实践[D].西北师范大学，2012.
第8篇：新闻学传播理论范文
关键词：新闻专业主义；新闻学教育；新闻学教育改革；专业主义理念建构
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在河海大学工作期间所主持的200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商业化运作背景下中国媒体的公共性研究――基于体制变迁的视角”（项目编号：09YJC860010）的阶段性成果，受200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资助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
一、“新闻专业主义”概念界定及其现实意义
新闻专业主义是一种理想的新闻业的职业标准、态度和行为（侯迎忠，2003）。具体而言，它包括从事新闻业的基本的专业技能、基本的行为规范、一套定义媒介社会功能的信念、一系列规范新闻工作的职业伦理、一种服从于政治和经济权利之外的更高权威的精神以及一种服务公众的自觉态度（Macdonald，1995）。作为新闻从业者的摇篮，高校新闻学教育业迫切需要注重对学生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培养。笔者认为，新闻专业主义教育应当在新闻教育中居于核心地位，贯穿新闻理论、新闻史和新闻业务教育的全过程，渗透到新闻学教育的各门课程之中。失却了新闻专业主义理念，整个新闻学教育就会失去灵魂，一盘散沙，陷入职业训练的泥潭。新闻专业主义对于今天中国的大众传媒而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其一，新闻社会功能的回归需要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随着社会政治体制的改革，新闻媒体被赋予了越来越重要的功能――作为民众知情、表达、监督、参与民主政治的载体，媒体需按照专业主义的理念来生产、传播信息。新闻媒体要真正维护公众的民利，就必须真正成为公众知情、表达、参与、监督的平台与渠道；新闻从业者必须理解新闻的真谛，站在公共利益的立场，抵制政治的压力与经济利益的诱惑，主持社会正义，张扬新闻专业主义理念。这就对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理念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其二，媒体商业化运作的疾患呼唤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注入。随着市场化运作的推进，在生存的压力与利润的诱惑之下，媒体对商业利益的追求往往超越了对公共利益的捍卫――商业利益和公共利益、政党利益之间的冲突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新闻院校必须培养学生的专业主义精神：使学生建立一种服从于政治和经济权利之外的更高权威的精神以及一种服务公众的自觉态度。
其三，新的媒介生态，新媒体的普及与新技术的拓展使得专业主义成为新闻媒体安身立命的根本。随着新媒体的普及和新技术的拓展，新闻业面临着全新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新媒体的普及和新技术的拓展给新闻传播业带来了两大变化：一是人人都可能成为新闻的传播者，这意味着新闻业面临着更多的竞争者；二是人人都可能同时接收到多种不同来源的信息，对不同的信息进行甄别和选择，这使得人们对信息的要求进一步提高。在这样的媒介生态下，只有真正具有专业精神的新闻媒体才能赢得公众的尊重。那么，新闻院校作为专业新闻从业者的培养单位，怎能不重视对学生专业主义理念的塑造？
然而，中国新闻学教育长期以来存在的一个问题，就在于专业主义理念的缺失。这一缺失使得学生对职业的认同感停留在“求职谋生”的现实层面，也使得新闻媒体对新闻专业学生的认同感越来越差。
二、中国新闻学教育中专业主义理念的缺失及其带来的问题
近几年来，新闻专业学生的就业压力与年俱增。有关学者（吴飞等，2007）的实证研究表明，新闻传播教育在新闻从业人员那里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尊严和较高的评价，一些人认为新闻传播与新闻实践有较大的距离；一些人则认为新闻专业培养的学生与其他专业的学生相比，并没有更多值得骄傲的东西；甚至有人认为，高校新闻传播专业教育无用，个别媒体甚至以不从新闻专业进人为乐事和特色。对此，笔者认为，中国的新闻媒体不是不缺人，而是缺少真正的新闻人。
当前，中国新闻学教育分为三大块：新闻史、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意在通过此建立学生完整的知识体系，培养学生从事新闻工作的基本理念和基本技能。然而，据笔者了解，在不少新闻院校的教育中，这三块都是割裂开来的，任课教师各自为政，只顾课程知识的讲授，忽略了对学生专业主义理念的打造。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也将三类课程割裂开来，没有理解其间的联系，几年的专业教育下来，知识架构一盘散沙，对专业主义理念或仅有模糊认识、或毫不知晓。
对此，笔者认为问题在于新闻院系的教学理念和培养理念。新闻学教育中新闻专业主义的缺失会导致新闻学的空洞化、理论化与技能化，进而影响学生的专业学习、就业以及中国新闻业的良性发展。
第一，新闻学教育中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缺失不利于学生专业认同感的形成。学生为什么报考新闻专业？一部分名校名专业，如人大新闻学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等对学生确实有着强大的吸引力，进入这些新闻院校的学生也常常引以为豪，比较容易形成对自身专业的认同。他们的自豪感与认同感来自于学校的美誉度与良好的传统以及已经走上新闻工作岗位的众多校友的杰出表现。然而，对于普通综合性大学新闻专业的学生，尤其是近几年才开办新闻专业的一些工科院校、财经院校、法律院校、外语院校、体育院校、医科大学学生，如果不进行新闻专业主义教育，学生就很难形成专业认同，也就不能很好的理解这个专业、接受这个专业。针对此类情况，最有效的解决办法就是加强新闻专业主义教育，让学生理解新闻的精髓，用鲜活的事例激发学生的学习激情。
第二，新闻学教育中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缺失难以形成学生良好的就业出路。对于新闻媒体而言，新闻专业学生不可替代的优势何在？恐怕不是学生看得很重的熟练的采编技能，也不是某一具体学科的深厚专业知识功底，而是其独特的新闻理念与新闻敏感，在于其客观公正的视角以及判断社会变革、透析事件本质的能力。我们姑且用新闻专业主义理念来概括。而这样一种理念只有经过专业的学习才能融化到血液中，并转化为行动。这就是新闻学教育的任务。
由此看来，新闻学教育中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缺失是许多高校新闻学教育举步维艰的重要诱因之一，也是新闻学教育招来媒体和社会各界诟病的症结所在。那么，如何改变这一现状？
三、高校新闻学教育中专业主义理念建构的路径探索
要改变当前新闻学教育存在的问题，在当前的高校新闻学教育中，必须将新闻专业主义教育提升到应有的高度，将之作为整个新闻学教育的核心，贯穿到所有课程的教学之中。
第一，新闻专业主义教育应当贯穿新闻史、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教学的全过程。笔者所说的要将新闻专业主义教育作为整个新闻学教育的核心，并不一定是说要开出单独的以“新闻专业主义”命名的课程。事实上，在现行新闻学教学体系中，可以涉及到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内容很多。新闻史、新闻理论、新闻业务的讲授与学习中都可以涉及到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传授与实践。首先，在近代新闻史中，可以梳理出一条清晰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发展线索，也可以找到专业主义理念践行者的范本。这些都可以使学生更好地理解新闻专业主义的源起、精髓及其现实意义，同时也可以为原本枯燥无味的新闻史教学注入精神与活力；其次，在新闻学理论中，关于新闻本质特征、基本原则、社会功能等的讲授都可以和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相联系。例如，新闻的“真实”、“准确”等一系列新闻价值要素以及“客观”、“公正”等原则都可以和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互相映证。这就将原本空洞的理论“精神化”、“人格化”了。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可以成为课堂中那支将灰色理论转化为常青树的生花妙笔；再次，在实践教学中，教师更应当引导学生切实践行专业主义理念，引导学生如何甄别新闻，如何挖掘信息，如何保证信息的准确、客观、公正。实践教学应当将理论教学中传授的专业主义理念升华，使之真正成为学生的一种意识乃至一种习惯。对此，各新闻院系教学主管部门应制定明确的培养计划，将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培育提升到应有的核心地位，并引导、督促各课程教师实施。
第二，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应当通过人文素质教育来打造。如前所述，与其他专业的学生相比，新闻专业学生的竞争力在于其专业主义理念。然而，仅有理念还不够，新闻专业主义还体现为一种职业技能、一种社会信念、一种责任感。因此，除了专业课程的讲授之外，新闻学专业的学生还需要广泛学习其他人文社科知识，提升自身的文化底蕴与人文精神。通过文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统计学、心理学等课程的学习可以培养学生认识社会、关心社会、分析问题的能力，使其具有客观公正的视角、丰富的知识以及透过新闻现象认识本质的洞察力。
国外许多新闻院校的教育都非常重视学生人文社会基础的强化。如密苏里新闻学院本科教育以人文社会科学基础课程为主，其比例占到了75%。而据英国新闻教育学会会长罗德・艾伦（2005）介绍：新闻教育必须有超前意识，能超前的主要指观念而不是技术，每当新技术来临，80%不变，20%技术部分比较容易学到，因此学校花更大的精力教学生那80%的内容。他们的本科教育非常注重宽基础，50%以上的课程为非新闻类课程。也难怪普利策（1904）曾经预言，只有在人文基础良好的综合性大学，才能培养出优秀的新闻人才。
社会对新闻人才的具体要求在变，但总的倾向没有变，那就是宽广的知识面、深厚的专业基础功底与较强的动手能力以及强烈的专业主义信念。因此，新闻学教育也不能偏离这样的方向，而应当以培养学生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为主线，一方面要重视新闻史论等基础课程，重视采、写、编、评等基础业务；另一方面要开设新闻伦理与新闻道德方面的课程，同时还要大量开设传播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律等人文社会科学类基础课程。
中国的新闻学教育已经走过了搭架子、铺摊子的阶段，该是提升质量和内涵的时候了。作为高校新闻学的教育者，我们应当坚信，培养学生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是中国新闻学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基本方向。因为这关乎中国未来的新闻人，关乎中国新闻业的未来。
（作者单位：南京财经大学新闻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侯迎忠.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初探[J].当代传播，2003.4.
[2]陆晔，潘忠党.成名的想象――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J].新闻学研究，2002.4.
[3]吴飞，丁志远.新闻教育与专业主义理念的构建[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11.
第9篇：新闻学传播理论范文
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人数 考试科目 参考书目 备注 011 新闻传播学院(电话:025-83686366) 70 本院所有专业都不接受单独考试。 055200新闻与传播 36 01 新闻与传播硕士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③334 新闻与传播专业综合能力④440 新闻与传播专业基础 复试科目:1102 新闻与传播业务综合 《当代西方新闻报道规范：采编标准及案例精解》，张宸编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第9版），埃德温-埃默里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当代广播电视概论》，陆晔、赵民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广告策划与创意》（第2版），蒋旭峰等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传媒经济与管理学导论》，阿兰.B.阿尔瓦兰 主编 崔保国 杭敏 徐佳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复试参考书：《传播学教程》，郭庆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网络传播概论》（第4版），杜骏飞主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 初试参考书适应于复试。专业学位，学制2年。 050302传播学 20 01 传播史论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3 日语③620 传播史论④959 研究方法与传播业务 复试科目:1103 传播学综合及研究设计
不设特定参考书目，请参阅近年来出版的传播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网络与新媒体、媒介经营与管理等专业基础课程教材译著，并关注新闻传播学术研究热点。方法部分参见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相关教材。 02 影视传播 03 网络与新媒体 04 传播社会学 05 广告学 06 媒介管理 07 南海舆情管理 050301新闻学 14 01 新闻理论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3 日语③622 新闻传播史论④946 研究方法与新闻业务 复试科目:1101 新闻学综合及研究设计
不设特定参考书目，请参照近年来出版的新闻学、传播学专业基础课程教材译著，并关注新闻传播学术研究热点。方法部分参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相关教材。 02 新闻业务 03 媒介融合 04 媒介经济 05 新闻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