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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内部控制; 信息披露; 文献综述
这里所指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是管理当局自愿或者按照既定的披露要求将企业内部控制完整性、合理性和有效性评价的信息以公开报告的形式提供给利益相关者,以满足利益相关者作出合理决策的一种行为。2002年美国萨班斯法案第404条款、第302条款与第906条款的颁布,标志着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信息开始纳入强制性披露范围,并赋予了严厉的法律责任。我国2009年实施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要求执行本规范的上市公司,应当对本公司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自我评价,披露年度自我评价报告;2010年颁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则规定注册会计师应当对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有效性发表审计意见,并对内部控制审计过程中注意到的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重大缺陷,在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中增加“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描述段”予以披露。也就是说注册会计师对于企业内控控制信息披露具有一定的作用。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是内部控制体系中重要的一环,其完善有助于内控体系的健全、执行并发挥应有职能,国内外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本文对相关学者就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和比较。
国外学者对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研究主要以内控信息披露中最为重要、最具实质性的方面——内部控制缺陷披露为切入点,并从内部控制缺陷披露的影响因素和市场反应两个方面进行研究。
(一)内部控制缺陷披露的影响因素研究
国外学者主要以控制风险与内部控制缺陷的正相关关系为前提,从企业控制风险相关的影响因素出发,进而研究影响内部控制缺陷披露的因素。学者们认为影响因素主要包括:
1.企业具体交易层面的影响。如,Ge 和McVay(2005) 分析得出内控缺陷披露的内容往往是与较复杂的账户(如衍生金融工具和所得税费用账户)有关;McVay(2005)研究了披露至少一个重大漏洞以上的 261 家公司。结果发现,内部控制实质性缺陷通常与资源分配不充分的会计控制有关。
2.企业整体特征层面的影响。如,Bryan(2005)研究发现,披露重大漏洞的公司通常比同行规模小,业绩也比较差,风险系数较高。同样,Doyle(2007)证实了一些规模小、成立时间短、业务复杂、成长速度快、财务状况差的公司存在缺陷的可能性更大。Petrovits(2011)以非营利组织为研究对象得到和上述一致的研究结论。Ge 和McVay(2005)研究发现公司规模和公司盈利能力对内控披露的作用具有上述一致的结论。除此之外,也有相反的观点,如,McVay(2005)认为内部控制缺陷披露与公司规模和盈利能力无关。笔者认为这可能与前述学者在研究中对内控缺陷的具体认定标准不同,从而使不同的学者即使针对同一主体公司,对于其是否存在重大漏洞或是否为内控重大缺陷公司也有不同的观点。
3.公司特殊时期或变化时期的影响。如,Leone (2007)通过对在年报中披露了内部控制缺陷的上市公司进行研究,发现影响内部控制缺陷披露的因素有组织结构的复杂化及报告期重要的组织变化等。Hill和Short(2009)发现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司与一般上市公司相比,对内控信息缺陷及风险管理信息的披露较少。Ashbaugh-Skaife等(2007)认为重组并购的企业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可能性较大。
4.控制环境和内控活动执行特征的影响。如,Christopher S. Armstrong等(2011)实证发现具有监督激励措施的公司,其经受外部监管执法机构管制和披露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可能性较小。Felo(2007)证实高管层对职业道德的管理可以提高企业内控信息披露的透明度。Lin等 (2011)从内部审计的机构(包括审计人员的独立性、审计人员的专业胜任能力及组织对内部审计的投资力度)和内部审计执行(包括对审计质量控制的要求、与外部审计人员的相互协调、内部审计对缺陷内控的后续审计)两个方面阐述内部审计与内控缺陷披露的关系。结果表明:在内部审计机构的相关要素中,只有审计人员的受教育水平与内控缺陷披露呈显著负相关。内部审计执行的相关运行特性中,质量审计及与财务报告相关的审计活动范围、对以前发现的内控问题的追踪与内控披露呈负相关。另外,内部审计人员与外部审计人员的相互协调与内控缺陷披露呈正相关。
5.外部审计主体特征和报表重述的影响。如:Ashbaugh
-Skaife等(2007)发现更换事务所和聘请四大事务所进行审计的被审计单位倾向于披露内部控制缺陷。这与现任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在与前任事务所进行沟通后保持应有的职业怀疑态度、四大事务所具有较高的职业能力和较高的品牌诉讼风险有关。Richardson等(2003)则发现进行报表重述的企业,更会披露内部控制缺陷。
【关键词】 上市公司 内部控制 盈余质量
一、引言
2001年全世界都知道了安然公司的名字,知道它并不是因为它是世界500强的巨头,有着惊人的业绩量,而是它的造假让全世界震惊。继安然事件曝光后,一些大公司造假事件陆续曝光,像微软等大公司也有不同程度的造假行为,这些行为的背后都与内部控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或者可以说,公司的一些失败或多或少都与公司的内部控制有关系。失败不仅仅意味着公司的失败,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市场,影响着投资者。当然我们也从失败中吸取教训,2002年《萨班斯法案》的实施,对证券市场的信息披露进行了有效规范,同时也提高了上市公司财务报告披露的可靠性。这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不仅保护了相关者的利益,而且还提高了上市公司对于提高内部控制管理的意识。
国内目前关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在企业价值、股价等的相关性方面比较集中,较少人关注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与盈余质量之间的关系。本文以上市公司披露的最新数据为研究对象,结合相关基础理论,对上市公司披露的内部控制信息与盈余质量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研究,以使内部控制更加合理。
二、文献综述
1、国外相关文献综述
(1)内部控制信息的披露与股票和盈余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2000年戴维认为,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让公司有更好的投资决策。原因在于内控信息的披露更让投资者相信本公司具有良好的内部控制管理结构,从而更多的投资于该公司,与此同时,该公司的股票价值也会相应增加。2005年Chan等人通过实证研究察觉与其他“干净的”公司相比,那些遵照萨班斯法案404条款披露内部控制存在实质性缺陷的公众公司盈余管理质量更高而投资回报更低。2006年Parveen研究了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缺陷,并和公司股票价格联系起来,发现股票价格与上市公司披露内部控制缺陷存在负相关的关系。但当公司对内部控制缺陷进行披露的同时也披露相关的改进意见和执行情况时,两者就不一定存在这种关系。
(2)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与公司效益之间的关系。2004年Duff通过研究发现,公司的技术和外部咨询费用的快速增长正是由于萨班斯法案404条款的实施,根本原因在于上市公司为了执行404条款的相关规定,选择将内部控制的相关工作外包出去,或者是花费大量的金钱去购买内控相关的软件和系统。2005年Ashbaugh指出那些对内部控制缺陷进行披露的公司一般情况下运作都比较复杂。
2、国内研究综述
(1)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现状和改进措施的分析。2001年李明辉认为内部控制信息的披露有利于改善企业的内部控制,同时对财务报表舞弊也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能改善并加强上市公司管理层和注册会计师之间的交流。2004年张刚和周云鹏认为企业有必要披露注册会计师出具针对企业是否建立了健全的内部控制体系的审核报告,这样才能有助于满足投资者的信息需求并一定程度上减少信息不对称的风险。
(2)对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状况的研究。2003年陈关亭、张少华认为,中国的上市公司经营绩效、财务报告质量和相关法律法规遵循的情况都会受到内部控制建立健全与否及执行有效与否的影响,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将会逐渐成为投资者和监管部门的核心主题。文章中的问卷调查与分析论证表明,我国须实行强制性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制度,即要求一般上市公司出具内部控制自我评估报告及注册会计师对该报告的审核意见。2005年吴蔚认为目前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很大程度上不注重实质,由于我国资本市场信息披露环境存在着各种缺陷,导致上市公司自愿披露信息的动机不强,要完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必须先完善披露环境。
三、研究设计
1、研究假设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不断完善和金融衍生工具的不断推陈出新,以内部控制为主的管理理念诞生,从面向过去到转向兼顾未来,从重视股价转向兼顾盈余质量,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现在的状况。学者认为,相较于股票价值而言,内部控制的好坏更能准确反映企业资源的价值和环境的变化,提供与经济决策最为相关的会计信息。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内部控制披露的完善与否与盈余质量的好坏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2、模型设计
本文随机选取了深市主板400家、小板284家和创业板116家共计800家上市公司的年报和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进行研究,以2013年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为深交所)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深指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为上交所)颁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沪指引)为评价依据,同时参考2008年颁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对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披露的现状进行分析。
表2是对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与盈余管理的实证模型中所用到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据统计,2013年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年度报酬总额的均值7.652574,是2010年的1.09倍,标准差为0.683926,说明内部控制与盈余质量的关系不存在较强的联系。
表3的第二和第三列分别列式了参数估计结果和显著性成效。与本文的假设相背离的是,CFV和REV对于盈余质量的影响均是显著的。具体而言,CFV的估计参数是0.0005,P值为1.0320,拒绝估计值为0的原假设,显著;而同样的,REV的估计参数是-0.1326,P值为0.2028,无法拒绝估计值为0的原假设,不显著。这意味着本文的研究假设没被,即在上市公司当中,企业内部控制与盈余质量之间的关系弱显著,内控披露状况对盈余质量没有显著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排除常数项,公司规模是唯一显著的变量,说明公司规模与盈余质量之间的关系是可以肯定的,两者呈正相关关系,公司规模的扩张将导致盈余质量的增加。
四、研究结论
随着上市公司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等相关法规的陆续颁布,我们可以察觉到国家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的重视程度变得越来越高。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的披露到底对相关利益者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并且这个作用的效果如何等众多疑问还需要我们去探索。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披露的内部控制等信息为研究资料,在借鉴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之上,对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作用进行了探讨,研究它与盈余质量之间的关系,主要结论如下。
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的披露和盈余质量存在正相关关系。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得越详细的上市公司其盈余质量也会越高。这种内在关系的发现扩大了内部控制信息的传递内涵,为国家强调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提供了更多的理论依据。
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详细程度与盈余质量存在正相关关系。由于我国的上市公司成立时间与国外相比较短,其市场资源配置作用发挥得也不明显。在这样的环境中,我国中小投资者的知识储备不管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与国外的投资者都存在很大的差距。此外,我国投资者比较盲目,没有科学的投资判定标准。本文的实证结果恰恰是给中小投资者一个相对简单的判断依据,帮助投资者判断上市公司的盈余质量,从而做出正确的决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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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内部控制 风险管理 公路运输企业 干扰因素
一、相关研究综述
( 一 )国外研究综述 内部控制最初是由美国会计师协会审计程序委员会于1949年提出的,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内部控制也在不断的发展与完善。发展至今内部控制的理论经历了五个阶段,分别是:第一阶段萌芽期:以账目间的相互核对和岗位分离为主要内容的内部牵制阶段;第二阶段成长期:将内部控制分为内部会计控制和内部管理控制两部分的内部控制制度阶段;第三阶段发展期:将内部控制定义为由控制环境、会计制度和控制程序三要素构成的体系的内部控制结构阶段,此阶段引入了控制环境概念,着重于控制环境的研究;第四阶段成熟期:本阶段将内部控制由平面结构发展为立体结构的内部控制整体框架结构。AICPA《审计准则公告》(SAS No.78),给予内部控制新的定义:内部控制是由企业董事会、管理层和其他员工实施的,为经营的效率效果、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和相关法律的遵循性等目标的实现而提供合理保证的过程。第五阶段最新成果阶段:COSO了《企业风险管理——整体框架》,此阶段提出内部控制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以及监督、目标制定、事项识别、风险反应的八要素。使由八要素构成的内部控制组成了风险管理的预警、判定和防范的系统。由此,第五阶段建立在第四阶段基础上,范围比之前的内部控制更加广泛,是一个涵盖了整个企业风险管理的框架,要求企业时刻考虑风险因素,要求管理层、治理层以及其他员工都要有风险意识,使得内部控制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控制活动,而是与企业风险、公司治理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管理理念。
( 二 )国内研究综述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行和不断深化,我国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以及中航油巨亏事件、伊利高管被拘、“银广夏”上市公司财务报表造假案等事件的曝光,使得人们越来越开始关注企业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的问题。我国的内部控制最初是由财政部于1986年颁布的《会计基础工作规范》而首次被提出的。该规范对内部控制定义为“单位为了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保护资产的安全、完整,确保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贯彻执行等而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控制方法、措施和程序。”该规范明确提出了对内部会计控制的要求。2001年财政部颁布了《内部会计控制规范》的“基本规范”,随后又陆续颁布了《内部会计控制规范》的系列会计业务进行了规范,提出了内部控制规范的具体措施。自此,我国的内部控制的研究高速发展,进入规范阶段。2006年7月15日,我国正式成立企业内部控制标准委员会。2008年6月28日,由五部委联合颁布《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要求上市公司于2009年7月1日施行,鼓励非上市的其他大中型企业结合上市公司的要求建立内部控制制度参照执行。这是我国首部较为成熟的内部控制规范,标志着我国内部控制制度化建设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其颁布也必将引起学术界新一轮的讨论与研究。2010年4月26日,五部委联合《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该指引是对《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的进一步细化,标志着“以防范风险和控制舞弊为中心、以控制标准和评价标准为主体,结构合理、层次分明、衔接有序、方法科学、体系完备”的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建设目标的基本建成。《配套指引》自2011年1月1日起在境内外不同类型的上市公司施行。对我国来讲,全面认识风险管理与内控还刚刚开始,经营目标无法实现、虚增利润、财务报表舞弊、信息失真、经营不守法等现象的存在,很大程度都归结为内部控制的有效性无法得到保障。我国对内部控制的重视程度从我国频繁颁布的内部控制法律法规就可以看出。但我国现存的内部控制制度规范也仅仅是对常见企业经营业务进行规范,对于管理层凌驾于内部控制之上致使内部控制失控、治理层监管失则、风险识别、风险应对、特殊行业的内部控制等方面并没有涉及。我国在内部控制方面的制度多是事后控制,对未来风险考虑不足,很少涉及事中甚至是事前控制。相比国外来说,我国内部控制制度对风险欠缺考虑,就算有所考虑却也没有切实可行且规范化的应对措施,并没有充分发挥内部控制对公司治理的重大作用。
二、公路运输行业概述及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现状
( 一 )公路运输行业现状概述 交通运输行业属于服务业,为社会流通服务,包括交通、物流、运价、铁路运输、快递、水路运输、航运、海运、仓储、邮政快递业、公路等行业。由于运输行业直接连通城市与农村等不发达地区交通,运输货物或人力,致使连通的两地经济高速发展,其发展情况与经济的增长水平和速度息息相关,因此被誉为宏观经济的“晴雨表”。在国家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力度的背景下,2009年前三季度,交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7556亿元,同比增长了41.9%,增速比上半年提高了1.5个百分点。而分行业看,公路建设完成6654亿元,增长了50.1%,其中农村公路建设完成1503亿元,增长16.2%,增幅比去年同期提高了12.4个百分点。分地区看,东、中、西部地区分别完成3058亿元、1890亿元和2608亿元,增长26.3%、50.1%和58.6%,中部和西部地区投资增速较高。近年来,我国运输行业在不断应付各种紧急事件过程的同时适应经济发展的需求迅速发展。安全是交通的生命线,运输行业事关人身财产安全,任何闪失都将影响重大。安全与快速发展同样重要,因此,应在交通运输企业加强内部控制管理,进行风险管理并对未来风险建立预防机制,不仅要做好运输过程中的事中控制和事后控制,事前预警也是非常必要的,从而建立运输行业的内部控制及运输企业抵御风险的应急管理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 二 )公路运输企业的行业特征 公路运输企业属于第三产业中的流通行业,但和一般的第三产业又明显不同,具体来说,我国公路运输企业具有下列特征:公路运输线路的构建一般比铁路、水路、航空线路容易,由于西部地区多是水路、航空无法到达的区域,所以公路运输的使用率更高,因此,公路运输业呈现经营的营运点多、面广、线路长、路网多的特点;在铁路、水路、航运业中,运输工具价值比车辆价值大数倍,因此,相对于铁路、水运、航运业来说,投资相对较少,回收期也短;公路运输业的运输工具:车辆,相较于铁路、水路、航空的火车、轮船、飞机来说,体积小、便捷、灵活,并能到达一些火车、轮船、飞机无法到达的边远、偏僻地区;公路运输与区域经济发展、消费水平息息相关,因此不同的经济发展、消费能力决定区域内公路建设、路网铺建的不同;公路运输业生产经营“运输的距离”的产品,产品主要是货物吨位或旅客人数的运输距离,不能存储,生产和消费同时发生,所有的经营过程和经营成果都表现于一系列的业务流程中,因此,流程控制对公路运输企业尤为重要。另外,公路运输本身亦有一定的局限性,如车辆运行中震动较大,易造成货损货差事故;公路运输能耗高,环境污染要比其他运输方式严重等。同时,由于公路运输通过运输工具的移动来实现货物或人员转移,因此具有较高的风险特性。所以,公路交通运输业要想在复杂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健康稳步发展,必须准确识别风险,加强内部控制规范建设,以增强企业风险防范能力。
(三)公路运输行业发展不平衡 由于西部地区的地理环境和历史因素,公路运输在西部地区的交通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经济的快速发展,离不开道路运输的支持,只有交通运输的便利,才能把西部地区的资源运出去,使东西部人才互通、资源共享。在西部地区发展交通运输建设,可以缩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甚至与国际接轨的距离。在国务院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时,西部地区以其自有的地理位置和资源特色进入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时期。2009年西部地区实现地方财政收入6055亿元,同比增长17.4%,增速高于全国和东部地区3.7和5.1个百分点。面对发展的要求,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快速发展,西部大开发实施十年来,国家不断大力发展西部地区的交通等基础设施,一条条铁路、公路、民航的建成,成功的将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区域连通,极大的促进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物质生活的提高。由于西部特殊的地理环境,公路在交通中是主要的运输方式,目前西部地区公路交通在公路、铁路、水路三种运输方式中里程占90%以上,十年来西部公路增长了88万公里。公路运输业作为西部地区最重要的交通方式,肩负着带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任,其严谨的内部控制对推动西部地区经济高效发展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由于西部地区属于不发达地区,很少甚至是没有内部控制的研究是立足于西部地区企业的,更没有内部控制研究是有关于西部地区公路运输企业的。多数学者认为,西部不具有较大的经济价值,也就不具有研究价值。但西部地区由于国家政策倾斜以及在十年的西部大开发政策指导的发展下却正有着极大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机遇以及更大的研究价值。在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指导下,西部地区各产业都将继续飞速发展,公路运输业的发展是这些产业发展的前提和保障,西部地区的公路运输企业根据西部特有的地理环境特色发展,并以此建立根据自己特殊特征及特殊业务流程的内部控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四)公路运输行业缺乏内部控制制度 我国现有的内部控制制度规范,范围太大并且过于笼统、并不具体,对于具体行业中的具体环节、具体内容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统一规范,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细化。我国的内部控制制度当前出台的也只是宽泛的规范性标准,没有系统、具体的规范性内容。对于具体行业以及行业中的关键环节,需要进行控制的内容等都没有明确的规定;或者是有制度的名称,但具体的内容却与实际相脱节,从而造成执行制度时产生混乱。不仅如此,规范制定主体的不同,面向的具体的对象也不一致,导致有的企业无规范可依,有的企业需要遵从两个甚至多个内部控制的相关规范,可能使企业在遵循时变得无所适从。结合特色行业系统研究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理论及实践就显得非常必要。国家出台的内部控制制度是现有内部控制制度理论成果的具体运用,但有些基本概念不够清晰,类似于风险点、风险内容、控制的关键环节等内控重要制度设计的理论支持非常单薄,显得很不严密,具体细节都需要进一步的斟酌。不同行业的业务内容及流程差异非常大特定行业内部控制制度的设计必须有特定的理论来支持。将通用企业的内控制度运用于公路运输领域需要深入理论探讨和细致实践探索的问题,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还不多见。
(五)公路运输企业内部控制环境差 内部环境是企业实施内部控制的基础,支配着企业全体员工的内控意识,影响着全体员工实施控制活动和履行控制责任的态度、认识和行为。目前,我国公路运输企业以中小型企业居多,随着公路建设的发展,很多公路运输企业近几年虽然尝试建立了一些内部控制制度,但大多不系统、不规范,缺乏可操作性,大部分公路运输企业的内部控制环境存在组织结构设置不科学、权责分配不明确、管理层对内部控制不重视、人力资源配置不合理、缺乏健康向上的企业文化、缺少社会责任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会导致企业机构重叠、职能交叉或缺失、运行效率低下,人才流失、关键技术和商业秘密泄露,企业缺乏凝聚力和竞争力,从而造成企业发展目标难以实现并影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甚至有可能因为运输行业的特殊性影响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因此,如何建立科学、精简、高效、透明、制衡的组织机构,如何建立科学的人力资源制度和机制,实现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布局,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的作用,如何建立严格的安全生产管理体系、操作规范、应急预案和安全生产责任追究制度,并确保规章制度的有效落实,切实做到安全生产,如何培育员工的内控意识和风险意识,加强对内部控制制度的认同感和执行力就成为改善公路运输企业内部控制环境,并以此为基础建立适应公路运输企业特殊经营业务的内部控制制度的重点研究方面。
(六)公路运输行业内部控制方法落后 我国内部控制以及风险管理方面的研究都是定性分析,从制度层面以控制点为中心的研究。这几年我国在内部控制制度建设上有显著的进展,如 《会计法》要求“各单位应当建立、健全本单位内部会计监督制度”,并作为单位负责人必须承担的会计法律责任之一。这些制度促进了内部控制制度的发展,但在企业的内部控制活动过程中存在着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受随机因素的影响有着一定的概率分布。这些随机因素的存在,单纯利用理论或者制度层面的定性分析研究并不能真正的寻找出其规律。运用统计学、经济理论和数学三者的有机结合,对内部控制中所存在的随机影响因素建立起随机模型,运用参数估计和假设检验的数理统计方法研究经验数据的模型,进行量化分析研究,制定出整个企业内部控制制度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对公路运输企业内部控制以及风险活动理论分析研究的同时应与量化研究并行,有助于企业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分析随机因素产生的原因,减少随机因素干扰的风险,提高企业管理效率,实现企业的经营目标。
三、公路运输企业强化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的对策
(一)制定公路运输行业规范性制度 针对我国现有的内部控制制度范围过大的情况,建议相关部委,对于具体行业中的具体内容提出明确的统一规范并要进一步细化。对于具体行业以及行业中的关键环节,需要进行控制的内容等进行明确的规定;完善已有的制度,使得具体的内容与实际情况相结合,从而避免在执行制度时产生的混乱。不仅如此,不同规范制定的主体与面向的具体对象相一致,使得企业有规可依,避免多头领导,多头规范。明晰基本概念,使得各个风险点、风险内容、控制的关键环节等内控重要制度设计理论具有丰厚的支撑。由于不同行业的业务内容及流程差异非常大,特定行业内部控制制度的设计必须有特定的理论来支持。将通用企业的内控制度运用于公路运输领域还需要深入的理论探讨和细致的实践探索。
(二)促进西部地区公路行业发展 由于西部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因素,以及国家不断大力发展的要求,建议内部控制研究多考虑西部地区的企业,结合西部地区的特殊性,研究西部地区公路运输企业。西部地区由于国家政策倾斜以及在十年的西部大开发政策指导的发展下有着极大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机遇以及更大的研究价值。在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指导下,西部地区各产业都将继续飞速发展,公路运输业的发展是这些产业发展的前提和保障,西部地区的公路运输企业根据西部特有的地理环境特色发展,并以此建立根据自己特殊特征及特殊业务流程的内部控制显得尤为重要。
(三)改善公路运输企业内部控制环境 建立科学、精简、高效、透明、制衡的组织机构,建立科学的人力资源制度和机制,实现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布局,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的作用,建立严格的安全生产管理体系、操作规范、应急预案和安全生产责任追究制度,并确保规章制度的有效落实,切实做到安全生产,培育员工的内控意识和风险意识,加强对内部控制制度的认同感和执行力就成为改善公路运输企业内部控制环境,并以此为基础建立适应公路运输企业特殊经营业务的内部控制制度的重点研究方面。通过以上途径来改善我国交通运输企业内部控制环境,为解决公路运输交通运输业内控存在的诸多问题建立良好平台。
(四)改进公路运输企业内部控制方法 改变我国内部控制以及风险管理方面定性管理方法。单纯利用理论或者制度层面的定性分析研究并不能真正的寻找出其规律。建议运用统计学、经济理论和数学三者的有机结合,对内部控制中所存在的随机影响因素建立起随机模型,运用参数估计和假设检验的数理统计方法研究经验数据的模型,进行量化分析研究,制定出整个企业内部控制制度体系。 对公路运输企业内部控制以及风险活动理论分析研究的同时与量化研究并行,有助于企业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分析随机因素产生的原因,减少随机因素干扰的风险,提高企业管理效率,实现企业的经营目标。
四、结语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内部控制的有效运行关系到企业经营目标能否快速有效的实现,风险能否有效的降低,在企业经营运行中,内部控制已在企业生存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结合国外内部控制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国内现状,出台适合我国具体行业的具体规范性内部控制相关法规,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内部控制体系。同时,针对国内存在的问题西部地区公路运输企业的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制度,也应给予重视,并在实践、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财务、计量经济学、数学、统计学等手段,对不确定随机因素进行量化分析研究。促使我国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更加准确和完善,推进我国内部控制制度更加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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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税务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理论为基础,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对 A 报业集团的税务风险内部控制进行了分析,并对完善集团的税务风险内部控制提出了建议,以指导集团在实际经营过程中有效的控制税务风险。
本文首先对报业集团的税务风险内部控制进行了概述,分别对报业集团的税务风险内部控制的目标及主要内容进行了介绍;然后在此基础上,基于 A 报业集团的实际生产经营情况,分别从税务风险控制环境、各主营业务活动中税务风险识别、税务风险评估、税务信息与沟通、以及税务风险监控与反馈五个方面,对A 报业集团的税务风险内部控制现状进行了分析,指出了 A 报业集团当前存在的税务风险;最后,对完善 A 报业集团的税务风险内部控制提出了建议:建立税务风险内部控制管理机构、将税务风险内部控制纳入绩效考评机制中、建立健全税务培训机制以完善 A 报业集团的税务风险控制环境,准确识别 A 报业集团在各主营业务活动中的主要税务风险点,健全 A 报业集团的税务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完善 A 报业集团税务风险内部控制的信息与沟通机制,以及建立 A 报业集团税务风险内部控制的汇报与监控机制。
关键词:报业集团;税务风险;内部控制
第 1 章 绪 论。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以及企业生产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及时、准确地识别和控制风险已成为企业管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纳税作为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之一,在我国税收体制不断完善的情况下,建立完善的税务风险内部控制对于企业的风险管理具有重要的意义。所谓税务风险,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指企业的纳税行为不符合相关税收法律法规,未按规定缴纳税款或少缴纳了税款,遭到税务机关补缴税款、加收滞纳金、甚至面临刑事处罚的惩处,不仅导致企业利益受损,而且对企业声誉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另一方面是指由于对与企业经营活动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不了解或理解不到位,导致企业没有充分享受相关的优惠政策,加重了企业的税收负担。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应该主动采取措施,进行税务风险管理,明确企业税务风险内部控制的组织架构和步骤,以及风险识别、评估和控制的方法与技术,这样才能实现企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
目前,报业集团由于受到“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管理模式影响,其内部控制存在许多不完善和不科学的地方,尤其是在税务风险控制方面,一方面,大部分报业集团均未设立独立的税务部门来专门处理涉税事项,集团员工的税务风险意识薄弱,对生产经营活动的处理侧重于事后核算,导致集团由于对涉税事项处理不当面临税务机关查处的风险;另一方面,国务院2009年颁布了《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将文化产业提升为国家的战略性产业,其重点推进的文化产业中的出版发行、印刷、广告等活动均属于报业集团的主要经营业务活动[1],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变动比较频繁,导致集团由于不了解相关优惠政策承受了较重的税收负担。本文以税务风险内部控制理论和A报业集团的实际经营情况为基础,尝试从税务风险控制环境、税务风险识别、税务风险评估、税务信息与沟通、以及税务风险监控与反馈这五方面对A报业集团税务风险内部控制进行分析,并提出完善A报业集团税务风险内部控制的建议,指导集团更科学合理的控制税务风险,亦为完善其他企业的税务风险内部控制提供参考。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1.2.1 国外文献综述。
在 2002 年连续发生“安然”、“世界通讯”等财务欺诈事件,出于对大公司及事务所信用的担忧,美国颁布了《2002 年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简称《萨班斯法案》或《SOX 法案》)。该草案首次强调了企业风险管理的全面要求,尤其是404 法案,要求企业加强企业内部控制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这对当时很多在美国上市的公司产生了巨大的挑战。尽管当时很多企业意识到税务风险这个问题,但是对其有清晰理解的并不多,而实施税务风险管理的企业就更少了。企业税务风险的研究真正兴起于 2003 年美国 COSO 颁布《企业风险管理》草案的之后。
澳大利亚学者Michael Carmody(2003)认为,税务风险是一种不确定性,它来自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其中外部因素主要包括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税收政策的不断变动,会计核算制度发生变化等,由于这些因素是企业无法掌握和控制的,因此,企业税务风险管理实际上是对内部原因的掌控,即企业通过对生产经营活动的合理安排,从而合法纳税,并规避税务执法机关的检查以实现缴纳最低的税收。他的这个观点与国内的税收筹划定义相类似[2].
Donald T. Nicolaisen(2003)认为,税务风险管理是指企业充分利用税收优惠政策,通过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尤其是内部财务活动的合理安排,使自身获得的税收利益最大化的一种管理活动[3].
Tom Neubig(2004)认为,企业在发生纳税义务之前,就应该对自身的生产经营活动或相关投资活动进行系统科学的审查,通过对涉税事项的事前筹划与安排,在不引起税务机关注意的情况下,达到少缴纳税款的目的,实现企业对税务风险的有效管理[4].
Lourens, Christine M(2007)认为,提高公司内部之间的沟通是税务风险管理的关键,同时,利用SOX框架,公司就可以制定一个可靠的计划[5].
关键词:内部控制 建设和执行 信息披露 内部控制评价 实施影响
一、国内内部控制实践研究
毛新述、杨有红(2009)指出内部控制实施的研究领域主要有内部控制的实施环境和实施机制、内部控制的实施成本以及内部控制的实施效果等。
(一)内部控制实施环境和实施机制研究
1.内部控制建设方面。朱荣恩、应唯、吴承刚、邓福贤等(2004)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对有关的内部会计控制方法在我国企业实务中的应用效果进行了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我国内部控制体系的建议。吴江龙和刘兴锋(2004)认为企业内部控制规范的建立与实施必须要借助一个“载体”,这个载体就是企业的财务工程体系,同时提出了企业优化财务工程体系的措施,从而达到全面推进内部控制的实施。
于增彪、王竞达、瞿卫菁(2007)从亚新科集团的内部控制得到启发,认为内部控制设计应从实务出发,指出COSO存在的缺陷,即只强调评价而忽略设计与执行,并对内部控制概念进行扩展,提出建立组织、流程、项目为一体的三维立体内部控制框架。赵大均(2007)指出内部控制在设计过程中的四大难点:如何把握授权度、提高被控对象的受控度、提升规范控制度、提高控制人员的熟练度等,以及我国企业构建适应SOX 法案要求的内部控制体系的基本思路及应该注意的问题。张尧洪(2008)针对电算化会计内部控制问题,以金华WD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图表阐述了采购付款、销售收款和产品生产成本管理的业务活动、控制内容、内部会计控制措施等内部控制设计内容,并运用软件进行内部控制设计功能的简单实现。刘杰、傅奇蕾(2010)的研究指出不同因素对内部控制设计有效性的不同程度的影响,及如何对这些因素进行合理设计才能更好地促进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发挥。
林光华(2005)详细阐述了我国在内部控制环境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以下改善措施:不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合理的权责分配、完善企业的公司治理机制、规范授权批准制度、加强预算管理、充分发挥内部审计的作用、强调风险意识,加强风险管理、加强人力资源控制、企业内部控制的外部化。
杜文齐(2011)针对当前企业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提出改善企业内部控制应做到:完善企业的内部控制环境,健全单位内部控制制度,充分发挥内部控制监督机构的作用,建立和加强会计电算化条件下的内部控制等。
2.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方面。缪艳娟(2007)对我国上市公司内控信息披露现行规定存在的不足进行分析,阐述英美两国关于上述问题各自不同做法的背景和原因,提出建立一套相互衔接的内控信息披露制度体系的建议,对前者进行强制要求,对后者则借鉴英国“遵循或解释”的做法进行引导。
杨有红(2009)分析了上市公司年度报告中内部控制自我评估报告的披露状况,并对披露自我评估报告的公司与未披露自我评估报告的公司进行对比,发现前者在内部控制方面更有效。
蔡丛光(2011)对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国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演变轨迹进行了梳理和比较,得出不同国家由于资本市场发展时间、发展理念、制度背景和文化理念不一样,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也存在差别,从而对我国内部控制信息的披露提出了政策建议。
3.内部控制评价方面。
在内部控制评价体系研究方面:王涛(2006)系统、完整地阐述了国内外内部控制的发展历程,并对美国、英国、加拿大、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及我国内部控制评价体系进行了比较分析,提出了内部控制评价应从战略管理和风险控制的角度出发,构建内部控制评价的基本理论,建立具有前瞻性的客观科学的内部控制评价体系。戴彦(2006)依据层次分析法等设计权重指标实施评价,重点提出在企业庞大的体系运作下,要找准切入点对内部控制进行评价。张先治、戴文涛(2011)从综合评价研究方法――建立评价系统入手,构建了我国企业内部控制评价系统。张谦(2012)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分析找出内部控制评价系统中存在的问题,并依据内部控制相关理论和规范构建以目标为导向的企业内部控制评价体系。戴文涛(2011)分析了美英两国内部控制评价模式,提出我国内部控制评价体系建立应当在考虑模式建立视角、内部控制评价主体、内部控制外部评价主体的评价内容等方面或内容的基础上确立。
在内部控制评价方法研究方面:陈汉文、张宜霞(2009)指出企业在对内部控制有效性进行评价时,主要采用详细评价法和风险基础法,且风险基础法相对来说具有更高的成本效益和效率。政府监管部门应当规范风险基础的评价方法,引导企业管理层和注册会计师实施风险基础的方法来评价和审计内部控制。王立勇(2004)采用定量评价法,根据企业业务流程图设计内部控制系统的可靠性框图,采用模型评述企业管理层在内部控制系统的设计和评价。姚靠华、蒋玲玲(2007)对如何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内部控制评价影响因素的权重进行了重点分析,并把案例推理运用其中,推理过程通常分为案例描述、案例检索、案例采用与方案生成三个主要步骤。戴春兰、 彭泉(2010)总结了美国内部控制评价使用方法的情况,并与我国的内部控制评价方法进行比较,得出启示:加强我国内部控制评价的措施、完善内部控制评价政策、将定性与定量评价方法相结合。
仲飞杰(2012)阐述了企业内部控制发展的不同阶段,探讨了内部控制的局限性和评价的必要性,在对内部控制评价存在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系统构建广义财务战略下企业内部控制评价基本框架。
(二)内部控制实施影响研究
林斌、李万福、王林坚、舒伟(2010)在文献评述的基础上,从企业内部因素和外部环境两大方面对内部控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以期能为我国理论界开展内部控制的实证研究提供帮助。
(三)内部控制实践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完善措施的研究
朱华建、张盛勇、高宏伟(2011)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为比较对象,概括性地指出我国在内部控制研究力量、研究范围、受重视程度、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六点改进建议。这对完善我国内部控制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
二、国外内部控制实践研究
(一)内部控制实施环境和实施机制研究
1.内部控制建设和执行方面。Philip J. Candreva(2006)于2006年对美国审计总署(GAO)发表的两个关于政府机关执行行政管理预算局A-123通知(该通知与SOX法案的内容高度一致)情况的报告进行了介绍,该报告显示,三个政府机关建立了很好的内部控制措施,但是都缺乏对这些内部控制措施的监督和评价。因此,美国审计总署提出加强对内部控制措施的控制与管理的建议。
刘永泽、金花妍(2012)从日本内部控制准则首次执行效果出发,结合日本的《内部控制报告披露案例》以及盛田良久等、住田清芽等研究团体统计的数据,从评价结论、审计意见、重大缺陷的披露状况等方面对日本内部控制准则首次执行效果进行分析,从运用自上而下的风险导向评价方法、加强控制活动和“IT 对应”、丰富内部控制报告的内容、正确认识内部控制审计的本质等方面得出了对我国内部控制的启示意义。
2.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方面。Ge Weili和Sarah E.McVay(2005)通过研究261家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上市公司,发现内部控制缺陷主要集中在期末会计程序、收入的确认、会计调整以及职责划分等方面,构成内部控制缺陷的绝大部分原因是由于不充分的会计资源,并且发现复杂的公司相较简单的公司存在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风险更大。
内部控制影响因素方面,Doyle J,Ge W,McVay S(2007)通过对内部控制披露的重大缺陷进行研究,指出公司规模、成立时间长短、财务状况、并购重组、财务报告、交易的复杂程度等是影响公司内部控制的重要因素。
陈武朝(2012)研究了美国 SOX 法案执行初期在美国上市的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认定及披露,指出披露的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涉及到COSO五要素的几乎所有内容,及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的几乎所有项目,仅有部分公司披露导致交易或账户层面重大缺陷的企业层面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另外仅有部分公司披露受账户或交易层面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影响的所有账户。
3.内部控制评价方面。EIPaso(2002)提出了基于COSO内部控制整合框架的5级93项内部控制评价指标体系,其中控制环境43个,信息与沟通14个,监督14个,控制活动10个。Goldin, Abraham S(2006)建立了内部控制评价的随机模型,以便能够定量地客观评价内部控制体系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同时能够帮助注册会计师准确地评价内部控制的薄弱环节。
Arel等(2006)运用实验法对管理层的内部控制评价对审计师判断的影响进行检验,发现管理层的内部控制评价对于审计师判断存在“光环效应”,即审计师可能基于对内部控制评价的认知而以偏概全,在降低审计成本的情况下也可能存在判断偏差。
王霞(2007)从美国 SOX 法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对内部控制评价的有关规定及会计师事务所关于内部控制评价的研究成果四个方面介绍了美国内部控制评价的发展现状,而由于美国的内部控制评价研究一直走在世界前列,因此其对其他国家的内部控制评价产生了深远影响。
张龙平、陈作习、宋浩(2009)在对美国内部控制审计进行研究时,讲述了美国内部控制评价在内部控制审计方面的发展历史,这些发展使得美国实现了从关注内部控制评价在财务报表审计中的作用,到正式将内部控制评价规定为财务报表审计的必要程序。
(二)内部控制实施影响研究
从已有研究文献来看,内部控制的实施影响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认为SOX法案302与404条款给企业带来积极的影响;二是认为SOX法案302与404条款给企业带来消极影响;三是认为SOX法案302与404条款对企业没有产生显著影响,研究方法的差异可能会造成结论有所不同。
Srinivasan和Piotroski(2008)研究得出SOX法案后仅仅是给小企业增加了过高成本,对大型企业并没有太大影响的结论。
Ogneva et al(2007),Piotroski和Srinivasan(2008)发现SOX法案前后,美国证券交易所的竞争力并未下降,相对于SOX法案带来的成本增加,一些发展中、新兴国家的大型盈利企业在美国上市的效益更大。
三、简要评述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随着基于风险管理的内部控制在全球范围的兴起,国内外对内部控制研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点。通过对国内外内部控制实践研究文献进行梳理、比较可以得出,我国内部控制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发展,但仍存在很多局限和不足:(1)研究涉及主题较多、范围较广、研究力量比较分散,存在浅尝辄止的现象,研究深度不够,可操作性较差;(2)研究方法以规范研究为主,实证分析的文献相对较少,反映我国内部控制实证研究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3)内部控制在管理学界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其研究和探讨还未能跳出会计、审计界的圈子;(4)理论和实践缺乏足够的相关性,理论研究多从管理学、经济学、审计学出发,很少有学者更深入地分析研究成果之间内在的更深层次的逻辑联系;(5)从我国实践的现实情况看,企业普遍存在对内部控制重视程度不足、管理松弛的现象。国外内部控制研究虽然可以为我国内部控制研究起到借鉴作用,但国内内部控制研究应结合我国的国情和具体情况,创新研究方法,不断探索建立和完善适合我国发展的内部控制体系。J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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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朱华建,张盛勇,高宏伟.21世纪以来我国内部控制研究主题及述评――基于2000年到2010年〈会计研究〉等国内主要七种期刊的分析[J].会计研究,20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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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关键词:内部控制 自评报告 披露 信号价值
一、引言
我国自2006年则开始对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估做出专门要求,鼓励企业在年报重要事项段说明之余,单独以内部控制自评报告的形式对企业的内控制度建立及执行状况加以说明。2000年上交所及深交所分别《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要求沪深两市上市公司分别自2006年及2007年开始在披露年报时披露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虽然该规定最终因实施现状而并未得到完全贯彻,但此后内部控制自评报告的披露开始常态化及普遍化。2010年及2012年颁布的《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及《关于2012年主板上市公司分类分批实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的通知》则正式明确了我国上市公司强制性全面披露(主板)内控报告的要求。自2000年以来,我国内控信息的披露主要采取了三种形式:年报中说明、自评报告、自评报告的鉴证报告。内部控制自评报告与其余二者有着本质的不同:首先,自评报告披露内容的范围及程度要远高于年报重要事项段对内控的介绍,除更好地满足投资者信息需求之外,单独的披露形式带来的更多的关注性也使其更具有一定的动机性。而且比之于年报中的简单介绍,其成本又相对较高。其次,自评报告与鉴证报告也具有根本性的差别。一方面是因为鉴证报告的准备成本更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其可靠性也更强。就已有研究的研究对象来看,多是集中于年报中内控信息的披露和内部控制缺陷及鉴证报告的披露两方面。年报中信息披露没有特定的研究基础,鉴证报告具有显著的信号传递或冲突动机,而内控自评报告则缺乏一致的理论假设,从而导致各研究的相关结论存在一定的不一致。三者间的研究现状可以用说明。有鉴于此,本文将以信号理论为基础,分析内部控制自评报告披露的价值传递动机。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 国外有关自愿披露的研究文献众多,但专门针对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影响因素的研究却较少。Bronson,Carcello和Raghunandan(2006)分析了公司自身特征与管理层内部控制报告的关系。他们以SOX404法案颁布之前的自愿披露内控报告行为为对象,基于信号传递,以及治理质量等角度分析了公司规模、审计委员会开会次数、机构持股或者收入增长等公司特征对披露的影响。Goyle,Ge和McVay(2007)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了财务报告内控缺陷的影响因素。其结论表明规模小、经营复杂、快速扩张等因素会导致内部控制出现重大问题,这同时可能意味着这种类型的公司不会主动披露内控信息。
(二)国内文献 国内对自评报告披露动机的研究中对年报中内控信息的披露质量进行了探讨,研究主要集中在2007年之前,并非针对内控自评报告。研究对年报中的信息进行分析,认为上市公司内控信息披露流于形式(杨有红、汪薇,2008;刘秋明,2001;李明辉等,2001)。也有实证研究,检验了影响内控信息披露的因素,包括财务信息质量(蔡吉甫 2005)、审计意见及盈利能力(方红星、孙,2007)等,这些研究都是以年报中的内控披露信息为基础,这与内控自评报告有着本质区别。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上市公司的自愿披露动机会受到如成本、诉讼成本、其他成本以及缓解信息不对称的影响。
(1)公司治理情况。内部控制体系是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Krishnan(2005)、Doyle et al(2007)以及Gul和Leung(2004)等人的研究都发现,审计委员会制度建设、股权结构及董事会构成等治理因素会直接影响公司的自愿披露行为,治理越好的公司越倾向于披露相关信息。现有研究都存在缺陷,只研究了某一或某几个治理变量的影响。由于少数变量难以准确全面地衡量公司的治理质量,因而不少研究都得出了矛盾的结论。本文采用公司治理综合指数 作为治理质量的替代以避免此种缺陷,并提出假设1:
假设1:上市公司是否自愿披露内控自评报告与治理指数正相关,亦即治理情况越好披露动机越高
(2)并购重组。在并购重组的过程中,由于规模的扩大或者业务结构的变化会导致原有的管理体系难以适应现有的组织结构,现有的内控制度对于组织的变革将显得滞后(Kinney和McDaniel,1989)。并购重组的过程中涉及大量的估计与人为判断,这都为公司及内控的良好运行提出挑战。此时,按照信号显示理论,此时上市公司将不愿意向资本市场传达有关其公司质量的信息,因而提出假设2:
假设2:上市公司是否自愿披露内部控制自评报告与是否并购重组负相关
(3)业绩增长能力。由于企业内部控制的建设需要经济资源的投入,因而内部控制的质量与财务业绩存在关联。如果收入的增长能够正面地影响净利润,则组织将会有更多的资源提升内部控制。但如果收入的增长并不对净利润造成影响,这反而可能意味着组织处于扩张阶段,按照Kinney(2005)等的理论,这反而会影响到内控实施的效果。为此,本文选用净利润增长率作为业绩增长能力的衡量,并提出以下假设3:
假设3:上市公司是否自愿披露内部控制自评报告与净利润的增长率正相关
(4)财务结构。如果企业的债务比率较高,也可能导致内控资源建设投入不足,从而影响内部控制的质量(McVay et al,2007)。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较高的负债率影响了公司及内控的质量,上市公司可能不倾向于披露内控报告。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4:
假设4:上市公司是否自愿披露内部控制自评报告与资产负债率负相关
(5)是否存在增发行为。我国上市公司的增发行为有其特殊的制度要求。只有满足在一系列苛刻的治理及盈利条件后,才能获得增发资格。能够增发的企业意味着其在过去3年中治理良好且持续盈利,而且其内部控制的质量也较高。按照信号显示理论,本年增发的企业就有动机向市场传递其有关自身质量的信息,以提升公司价值或降低融资成本。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5:
假设5:上市公司是否自愿披露内部控制自评报告与本年是否存在增发行为正相关
(6)公司规模。公司规模是良好内控质量的决定因素(Kinney和McDaniel,1989;Defond 和Jiambalvo,1991)。大公司有可能在发展及实施内部控制的过程中获得规模效益,而且大公司有能力在内部审计师或者咨询费用上投入更多的资源,而这些行为又可以进一步促使内控质量得到提升。因而,大公司由于可能伴随着较高的内部控制质量,其更有可能主动披露其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本文提出假设6:
假设6:上市公司是否自愿披露内部控制自评报告与公司规模正相关
(7)审计师及审计意见。信号理论认为,外部审计师的选择可以用来显示公司的价值,而且四大审计师出于保持独立性及声誉损失的考虑,会对公司的财务质量及披露行为施加更加严格的要求。考虑到四大审计师也可能出具不清洁意见而抑制披露,以及我国资本市场上清洁审计意见也可能源自于对中小事务所的意见购买(Opinion Shopping),本文提出假设7:
假设7:上市公司是否自愿披露内部控制自评报告与审计师及审计意见相关
(二)样本选择 本文以2007年至2011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选择以2007年为起点,是因为我国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披露内控自评报告的要求正式开始于该年,2006年及以前不少公司的披露都仅限在年报中加以说明。由于单独披露报告的形式更有利于传递信息,其信号意图也更明显,故而本文样本的选择,有助于更准确地分析上市公司内控自愿披露行为。样本的具体筛选过程如下:本文剔除了金融类以及IPO公司。按要求,该两类公司的披露行为属于强制性。样本剔除了2008年、2009年、2010年以及2011年的深市公司,以及这4年上交所的治理样本股公司。按照深交所及上交所的相关要求,已剔除的这些公司同样属于强制披露的范畴。按照财政部、证监会等五部委《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的规定,自2011年开始,境内外同时上市的公司需要披露内部控制自评报告,故而本文进一步剔除了2011年剩余样本中的19家境内外同时上市的公司。经过筛选后的样本为3763家,为避免异常值波动的影响,样本对连续变量在1%及99%分为做了Winsorized处理。筛选过程及披露统计回归模型及变量设定 本文采用Logit模型方程:
LnprobEvalu1-probEvalu=α+?茁1Index+?茁2Merge+?茁3Growth+?茁4Is-
sue+?茁5Lev+?茁6Audit+?茁7Size+?茁8Age+?茁9Central+year+ε
模型中各变量的定义及取值见表(2)所示。上表所列示的变量中,Evalu及Index数据来自于厦门大学内部控制课题组(2009-2011)的手工搜集结果,其余变量来自于锐思、CSMAR金融数据库以及CCER(色诺芬)数据库。
四、实证检验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将总样本分为自评组与未自评组进行描述比较结果如表是否自愿披露内部控制自评报告的两组变量存在显著的差异。从统计结果的均值与中位值差异来看,自愿披露的公司其治理指数均值与中位值显著的高于对照组(11.2705与8.2660),而且自愿披露的公司其增长率的均值也远高于不披露组,其杠杆比率更低,而且资产规模也更大。另外,增发的公司自愿披露的可能性更大,而且聘请了四大审计师且获得标准审计意见的公司也同样更可能出具自评报告。以上变量的相关性检验(二)多元回归分析 对总样本进行多元Logit回归的结果前半部分的结果可以看出:以2011年为基准组,年份变量与披露情况之间不存在明显的趋势性。自监管层明确要求进行内控自评报告披露以来,近5年的披露比例依次为20.53%,17.55%,20.5%,23.19%,21.45%,既没有明显上升,也没有显著的下降。回归结果中Index的系数显著为正(0.2065,p=0.000),这表明上市公司的披露行为受到自身治理状况的影响,治理质量高的公司其披露的可能性也越高。Growth的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披露行为与公司的净利润增长情况正相关。增长率较高的公司,将有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内控体系的建设中。Issue变量显著为正,因为能够增发的公司在过去三年中盈利能力、治理情况都较好。本文的研究并未剔除一般性的并购重组行为。Age系数为负,显著性水平为5%,表明上市公司的年龄越大其披露行为会受到抑制。表中第三列报告了各因素变量的边际影响,其表示该变量每变动1个单位,使得公司自评的可能性发生多大变动。按照前文的解释,Issue与Audit衡量的是公司整体状况,因而其边际效应也最大,其次则是Index、Lev和Growth。上表同时对鉴证报告的信号作用加以检验。本文的检验也同时表明,在内部控制自评报告的信号作用之外,鉴证报告同样具有信号显示的动机,而且这一动机更加强烈。
(三)稳健性测试 上述回归结论表明,Lev与上市公司的披露行为不相关。如前所述这可能是因为Lev并不能准确反映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也可能因为财务状况较差的公司会通过披露行为向市场传递积极的信息来防止价值低估(Lang和Lundholm,1993)。本文进一步以是否连续2年亏损(Loss)替代Lev来衡量财务状况,替代后,Loss在10%的水平上变得显著,列1。早期上市的国有企业年龄较长,包袱较重,而且国有企业在上市公司中又占有较大的比例。为避免这些公司对年龄的作用造成影响,干扰年轻公司中Age对Evalu的正向作用,本文增加变量年龄的平方(Age2),用来模拟Age的倒“U”型影响。列2所示,在加入该变量后回归结果并没有发生变化。虽然本文回归前对Growth进行了1%水平上的缩尾处理,但缩尾后Growth仍存在极端值情况(最大值14.71,最小值-24.23),为此本文进一步在5%水平上对Growth进行处理,回归结果并未变化(列3)。相关的稳健性测试结果
五、结论
本文研究得出如下结论:自2007年监管层要求披露内控报告以来,上市公司的自愿披露行为并未明显改善,个别年份甚至略有下降(2008年、2011年)。通过自评行为来促进提升上市公司内控治理质量的效果就会受到抑制,因而2012年开始的强制披露要求就显得必要。与内控报告鉴证行为类似,上市公司的自我评价行为同样也具有很强的价值显示动机。公司规模越大,内部治理情况越好,净利润增长率高,存在增发行为以及审计质量好的公司更有可能主动披露内控自评报告,而总体上披露行为与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及并购重组行为不存在预期的显著的负相关,但连续亏损行为确实可以抑制公司的披露动机,表明披露行为受到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文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评价与指数研究”(项目编号:10JJD630003)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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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审计是集团公司内部控制的关键环节之一,也是集团公司运营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内部审计不仅对集团公司经营管理全过程进行有效监管,还对各项管理活动作出有效评价,促使企业填补漏洞,完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力。通过对以往文献的梳理,对我国集团公司内部审计的特点、现状、问题及对策建议等方面研究进行了综述。
关键词:
集团公司;内部审计;内部控制
集团公司的内部审计工作是企业进行风险管理、内部控制等公司治理活动的重要手段。近年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我国集团公司内部审计工作也在不断完善和发展,已然显示出良好的发展势头。有效的内部审计工作已成为企业生存、经营和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集团公司的内部审计工作通过对企业集团内部的各项经营管理活动进行有效的监督与评价,帮助企业集团填补漏洞,完善经营管理,提升经济利益,提高市场竞争力,在完善企业集团经营管理制度、促进企业集团健康持续发展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例如创维集团自2000年以来,其集团公司的内部审计部门运用有效的运作模式,为公司追回了巨额经济损失,查出集团公司员工违反公司章程等行为多达200余起,并将这些案例信息反馈给了集团法律部,最终移交国家司法机关处理10余人。在“世通”案件中,内部审计也起到了积极作用。因此,加强集团公司内部审计工作显得尤为重要。
一、集团公司内部审计的重要性及特点
国内外众多学者都从不同角度对集团公司内部审计的重要性和特点进行了分析。CynthiaHarrington(2004)指出集团公司内部审计工作能够运用系统化、规范化的科学方法帮助企业实现增值、提高组织的运作效率,它能够对内部控制、风险管理等公司治理过程进行评价并敦促其加以完善和改进,集团公司的内部审计工作实质是一种客观、独立的保证和咨询活动。Sherer,Michael和DavidKent(2006)从公司治理角度对集团公司内部审计工作的发展过程进行了研究,概括了集团公司内部审计工作的本质和特点,分析了内部审计工作的受托管理责任的职能。并指出,企业内部审计工作本质上就是企业管理层对企业进行管理、控制的重要手段之一以及集团公司内部审计工作具有证实、评价与指引三项职能。陈艳利、刘英明(2004)认为集团公司因具有多层次并存、多纽带联结、多元化经营等特点,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分析完善内部审计工作的重要性,认为有效的内部审计工作不仅是集团公司内部控制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公司治理结构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之一。综上所述,多名学者一致认为集团公司内部审计具有重要性,并且由于集团公司具有由多个经营实体组成、多层次并存、多元化经营、地理分离等特点,导致其必然面对各个实体间的空间距离和多业经营等问题,同时集团公司的内部审计工作较一般企业方式更复杂、内容更繁杂、障碍更多。
二、我国集团公司内部审计的现状及问题
对于集团公司内部审计工作的现状分析,各位学者各抒己见。耿云江(2006)认为我国集团公司内部审计尚不完善,主要表现在对内部审计认识不足、内部审计缺乏独立性、内部审计职能定位不明确、内部审计方法落后、内部审计人员素质不高、内部审计尚未职业化等方面。吕欣航(2006)认为集团公司内部审计的独立性原则缺乏实质性的保障,查账式的内部审计还未完全向管理审计转型,传统的内部审计还未完全与现代的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相结合,内部审计制度不完善。对于集团公司内部审计所存在的问题,各位学者众说纷纭。郑海航、戚幸东(2003)指出我国集团公司内部审计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公司领导内部审计意识不强、审计机构不健全、独立性不强;;内部审计人员少、职业素质不高;内部审计过分外部化、审计效果局限性大等。张玉(2005)认为集团公司内部审计受到的重视程度不够,缺乏必要的独立性;审计目标单一、范围狭窄;审计的取证方式落后等。杨远(2009)认为目前我国集团公司内部审计存在的问题有:内部审计职能在实际操作中模糊不清;内部审计机构地位不明确,独立性受到限制;集团内部审计机构的人员配置单一;内部审计工作中存在若干误区等。由此可以,学者们分别从内部审计模式、内部审计机构设置、内部审计制度建立及内部审计人员配置等方面对我国集团公司的内部审计现状进行分析。目前我国集团公司内部审计机制尚不完善,仍存在内部审计模式不合理、内部审计机构不健全、内部审计人员职业素质不高等问题。
三、完善我国集团公司内部审计的对策建议
学术界提出很多完善集团公司内部审计的对策建议。Laughlin,R.(2005)认为集团公司内部审计应以风险导向审计为主,通过审计评估企业在经营管理中的各种风险,剔除影响企业发展的各种因素,帮助实现企业目标,促进企业健康发展,从而为企业集团创造更多的价值。郑海航、戚幸东(2003)认为可以从转变内部审计目标定位、完善内部审计程序、逐步健全内部审计职业规范、内部审计与外部审计相结合等方面来完善我国集团公司的内部审计工作。吕欣航(2006)认为,改进我国集团公司内部审计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适应现代企业制度发展需要,推进审计内容从财务收支审计向管理审计转化;从事后审计向事中及事前转移,防范风险;拓展内部审计范围,实现审计电算化;创新内部审计方法、手段;规范内部审计工作;提高内部审计人员素质等。由此可以看出,国内学者对于我国集团公司内部审计的改进是针对我国集团公司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而提出的,也是多方面的。但是国外学者的研究主要是以国际内部审计理论与实践为主,并没有系统的针对我国集团公司内部审计的研究,难以有效地发挥对我国集团公司内部审计实践的指导作用。
综上所述,国内外的部分文献已经明确了集团公司及集团公司内部审计的基础理论问题;一些重点的权威文献分析了我国集团公司内部审计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和对策建议,尤其是郑海航、戚幸东(2003)、吕欣航(2006)和杨远(2009)的论文在我国集团公司内部审计问题的治理对策方面阐述得较为详细,值得借鉴。但是,我国集团公司内部审计实践和理论研究起步较晚,至今尚未形成具有较强实践指导意义的完备的理论体系,内部审计理论发展严重滞后于实践。大多数国外学者的研究仅停留在国际内部审计理论与实践层面,并没有对我国集团公司内部审计开展系统研究,难以有效地发挥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
作者:李楠 单位: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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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IT内部审计;IT治理;商业银行
审计信息化(IT 审计)也可称信息系统审计或计算机辅助审计。IT内部审计作为IT治理的分支,本质是为了促进IT治理目标的实现,实现IT资源的价值增值。本文主要是选用商业银行IT治理的案例来丰富大数据时代IT内部审计概念。
现阶段商业银行IT治理雏形可从以下5个核心要素进行考察:(1)在IT战略部署上,以商业目标、IT风险及IT投资成本为重心;(2)IT价值交付是指在考虑时间价值的基础上,确保IT投资与价值回报效率;(3)在风险管理方面,信息系统风险的控制在COSO协议与Basel协议双重保障下相对其他行业已发展成熟,对操作风险的控制更为专业;(4)信息系统绩效评价可借助IT内部审计与IT平衡积分卡来完成;(5)IT资源包括相关的人力资源及软硬件资源。现阶段完善内部审计信息化工作如下表:
国外先进商业银行的数据化道路分为6个阶段:初始阶段(20世纪60年代)、扩展阶段(20世纪70年代)、控制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集成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及数据管理阶段(20世纪90年代),我国商业银行数据化起步较晚,发生在80年代中后期。利用大数据的优势,对业务数据风险控制的实时性要求较高的金融行业,可通过持续审计的方式建立实时审计工作底稿,规避审计抽样风险,还可通过数据关联找寻规律实现事前预警的效果,内部审计师也因此提升综合性专业素养。
从上述我国IT治理的开展及国内外银行对比经验了解到加快内部审计信息化的更迭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要结合IT治理进行IT审计。大数据背景下,企业应对IT治理与IT审计的关系梳理后再应用才有双管齐下的作用。
第二,对IS审计规范的修正要考虑到选择以目标与控制为原则导向的规范更能适应我国的文化特质。可考虑将COBIT作为整合器与ISA准则、GTAG、GAIT、COSO、ITIL等准则有机结合。
第三,完善IT内部审计组织架构首先需要建立独立的内部审计组织体系,增强相应的权威性与权限,落实巴塞尔委员会制定的内部审计报告原则。
第四,增强审计人员队伍建设,对于IT审计职员的素质进行考察,实行达标上岗,定时培训的制度。
最后,加强IT审计法规建设,这是保障IT审计正常执行的关键点。强化内部审计师对信息系统审计的职责,赋予审计师检查电子数据的权限,以此提高企业自身的IT风险管理水平和实现内部审计价值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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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商业银行;信用风险;风险管理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使得风险管理的问题日益凸现。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金融业在各国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但由于金融监管的放松,金融市场的波动性也在不断加剧,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在世界范围内发生了三次大的金融危机――欧洲货币危机、墨西哥金融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这三次大的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和损失,引起了国际金融界对金融风险管理的高度重视,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更成为国际、国内金融界关注的焦点。信用风险是商业银行主要的风险形式。信用风险的管理也成为当今风险管理领域中极具挑战性的课题。因此,如何防范与降低信用风险已是当前我国商业银行管理的迫切要求。
一、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经济学解释
商业银行在经营中会遇到很多中风险,其中信用风险是金融市场中最古老的也是最重要的金融风险形式之一,它是金融机构、投资者和消费者所面临的重大问题。社会的进步和历史的发展影响着人们对信用风险概念的理解。
传统观点认为,信用风险是指交易对手(受信方)拒绝或无力按时、全额支付所欠债务时,给授信方(信用提供方)带来的潜在损失。授信方可能是提供贷款的银行,或是以信用方式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的公司。授信方总是会更多地考虑信用风险问题,比如发放贷款的银行,其风险是显而易见的。在商业银行的早期业务中,常常将信贷风险等同于信用风险。随着商业银行业务的演变和发展,信用风险出现了广义和狭义两种概念:
从广义上说,信用风险还包括由于各种不确定因素对银行信用的影响,使银行经营实际结果与预期目标发生背离,从而导致银行造成潜在损失的可能性;
从狭义上说,信用风险一般是指借款人到期不能或不愿意履行借款协议、偿还本息而使银行遭受损失的可能性。
信用风险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借款人或债务人没有能力或者没有意愿履行还款义务而给债权人造成损失的可能性;另一个是指由于债务人信用等级或信贷资产评级的下调、信贷利差的扩大导致资产的经济价值或者市值下降的可能性。前者主要着眼于贷款是否违约,成为违约风险;后者则强调信贷资产质量价值的潜在变化,所以通常称为信贷利差风险。
另外,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主要特征有以下几点:(1)道德风险与信息不对称是形成信用风险的重要因素。(2)非系统性与系统性。(3)风险和收益的非对称性。信用风险的收益分布具有典型的非对称性。(4)信用风险的历史交易数据难以获取。
二、国内外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监管的现状分析
随着现代经济中信用活动的不断发展和创新,信用风险所涉及领域和规模迅速扩大,因此,各个国家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管理都是非常重视的。
(一)国外先进商业银行对信用风险管理的现状
1、风险管理上升到银行发展战略高度,董事会直接负责风险管理政策的制定。近些年来,一些大银行由于风险管理失败而遭受了巨额损失,甚至破产倒闭,使得银行股东、经理们以及金融监管当局领略和感受到银行风险的严重后果,深刻地认识到现代风险管理对于银行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目前,国际上一些大银行的最高决策层已把风险管理纳入其发展战略计划,将之作为银行内部管理的一个组成部分,风险管理在整个管理体系中的地位已经上升到银行发展战略的高度。
2、独立的风险管理部门开始出现,风险管理趋于日常化和制度化。与风险管理上升到银行发展战略高度相适应,现代银行风险管理在组织制度上形成了由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直接领导的,以独立风险管理部门为中心,与各个业务部紧密联系的风险内部管理体系。风险管理决策与业务决策的适度分离,改变了风险管理决策从属于以盈利为首要目标的业务决策的传统管理体制。同时,以独立风险管理部门为中心的风险管理体系的运行是建立在管理日常化和制度化的基础上的,这就进一步加强了商业银行在复杂的风险环境中及时、有效地管理风险的能力。
3、更加重视全面风险管理。与主要重视信用风险的传统风险管理不同,现代银行风险管理还非常重视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等更全面的风险因素。而且不仅将可能的资金损失视为风险,还将银行自身的声誉和人才的损失也视为风险,提出了声誉风险和人才风险的概念。
4、市场风险日益突出,市场风险管理技术得到迅速发展。二十世纪70年代以来,市场风险成为银行风险环境中的重要因素。同时,金融自由化和银行综合化经营的发展,使得商业银行传统的以信用风险为主的模式发生变化。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两者,无论是在管理技术手段上,还是在管理理论上,都构成了现代金融风险管理的两个基本内容。
5、风险管理技术趋于计量化和模型化,各种风险管理计量模型发展迅速,银行风险管理的科学性日益增强。与传统风险管理的特征不同,现代商业银行风险管理越来越重视定量分析,大量运用数理统计模型来识别、衡量和监测风险,使得风险管理越来越多地体现出客观性和科学性的特征。
(二)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现状
1、我国商业银行尚未形成正确的信用风险管理理念。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多数工作人员对信用风险管理的认识不够充分、信用风险管理理念比较陈旧。不能适应新时期业务高速发展及风险环境复杂的需要。
2、信用风险管理的组织机构不健全。在我国商业银行中,负责信用风险管理的主要是贷款部门的信贷员,这远远不能满足实际信用风险管理的需要。
3、不良贷款比例高,贷款资金趋向长期化、集中化。我国银行业的贷款人多集中在房地产或其它人型资产投资项目上,且数额巨大。而贷款资金长期化将导致银行资产的流动性降低,信贷资金周转速度减慢。一旦累积的信用风险暴露出来,势必会造成严重的信贷损失,对银行的长远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4、内部评级不完善,风险揭示不充分。与先进的国际性银行相比,我国大多数商业银行内部评级无论是在评级方法、评级结果的检验,还是在评级组织结构、基础数据库等方而都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从而极大地限制了内部评级在揭示和控制风险方而的作用。另外,由于会计信息不完备和真实性有待提高,以及缺乏衡量风险的技术方法,银行信息披露的质量和数量方而都远不能适应市场的要求。
三、针对我国现状提出完善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监管的建议
第一,提高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度量和管理技术水平。根据当前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的现状,要尽快提高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水平。首先,各商业银行应积极开发以计算机为平台的客户信息系统,广泛收集充分的客户信息,建立起完善的数据库。其次,我国商业银行应根据我国的国情,坚持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原则,积极开发出适合自身条件的信用风险度量模型。
第二,确立完善的商业银行内部控制体系。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可以保证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策略得以落实。商业银行要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应根据中国银监会的《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指引》在对各类业务的各环节风险进行识别的基础上,对现有的内部控制制度、程序、方法进行整合、梳理和优化。首先,通过授权管理、岗位制衡等手段防止操作风险在业务环节中的出现。其次,通过标准化的内部控制管理实现内部控制的连续性和系统化,从而严格控制银行内的各项业务和管理活动。最后,通过不间断的调整和改进,不断提高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确保其经营目标的实现。
第三,强化风险外部监管,完善宏观外部环境。强化风险外部监管是完善风险控制体系的必然要求。首先是市场约束的要求,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规定最低资本要求、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市场约束为金融监管的三大支柱,强调银行应及时、准确地向市场披露银行财务状况、经营业绩、风险管理战略和措施、风险敞口、会计政策以及业务、管理和公司治理6个方面的信息;其次,监管当局必须在强化合规性监管的同时重视安全性监管,逐步强化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约束。同时要对银行风险评估体系的合理性、准确性及信息披露的可信性进行监督,严格监管纪律,推动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科学化,实现从注重合规性监管向注重风险性监管的转变,健全非现场监督体系,并保持监督的持续性。再次,要进一步建立健全银行金融法律法规体系,形成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的金融法制环境。落实《物权法》,修订完善《破产法》和《担保法》等,在完善商业银行的立法基础上加大执法力度,维护金融秩序。
第四,规范社会信用关系,推动社会信用文化建设。要建立健全有关社会信用的法律体系,推进信用文化建设。据有关机构分析,社会信用指数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可以促进GDP增长0.9%,促进生产率提高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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