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市场的功能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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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劳动力市场的功能范文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失业；就业弹性
一、劳动力市场建设的必要性
事实证明，劳动力市场建设和发展滞后已经成为市场经济体制健全和完善的制约因素，直接影响到劳动就业这一重大经济社会问题的有效解决，因此，采取必要的有针对性的措施，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已经日益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
1.解决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充分发挥劳动力市场信息功能的需要。要解决摩擦性失业的难题，就必须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特别是强化劳动力市场的信息收集、整理和传递功能，尽可能使不同市场主体对信息的了解和掌握的差异性相对缩小，从而逐步消除信息不对称产生和存在的基础，为实现充分就业创造必要的信息条件。
2.提高劳动力的流动幅度，扩大异地就业的需要。劳动力市场建设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劳动力流动总量的增加和频率的加快，个人的职业流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的影响。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基本没有劳动力市场，国家通过高度统一的工资和社会保障制度以及户籍管理等行政手段，对劳动力在不同工作单位和经济部门之间的流动加以严格控制，劳动力的流动率是很低的。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劳动就业制度的改革和劳动力市场建设的加快，我国的劳动力流动率有所上升，但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据中国社科院“中国城镇劳动力流动”课题组的调查，在北京、无锡、珠海三城市，劳动者的职业生涯中，从未改变过工作单位的个人比例仍较高，达30%以上。这一比例与日本横滨1970年的比例（34.9%）大致相同，高于美国底特律1970年的比例（13.9%）。这种状况充分说明我国劳动力的流动程度是比较低的，已经严重阻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建设和发展，影响我国劳动力市场与国际接轨，也不利于我国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的有效解决。因此，进一步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提高劳动力的流动幅度（即劳动力流动的频率与跨度）已经具有明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3.缓解摩擦性失业的社会压力，实现充分就业的需要。摩擦性失业几乎在所有国家的劳动力市场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过在我国问题尤为严重，表现为一定时期内某地某种劳动力严重短缺，而另一地此种劳动力却大量过剩，处于失业状态。这种由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形成的摩擦性失业从根本上说是在劳动力总供求基本均衡状态下的失业，其解决路径主要是劳动力市场的健全和完善，特别是劳动力市场信息的完备和对称。而后一方面问题已越来越成为摩擦性失业问题得以缓解的制约因素，有必要作为我国政府当前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性问题加以解决。
4.进一步提高就业弹性，遏制我国劳动就业与经济增长的非对称性趋势的需要。所谓就业弹性是指就业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率。其计算公式是：就业弹性系数=就业增长率÷经济增长率。在正常情况下，就业弹性应在0—1之间。一般地说，就一国长期总量生产函数而言，就业增长与经济增长成正相关。但在我国，由于经济转型和就业体制改革的影响，就业和经济增长出现了明显的非一致性。一方面经济持续保持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就业增长率却逐步下降，失业人员逐年增多，2003年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达4.3%，1991—1997年间，我国就业弹性系数保持在0.08—0.17之间，明显偏低。2002年的就业弹性系数比1996年又下降了0.02个百分点。要遏制劳动就业方面这种非正常状况，除了政府采取有力的宏观调控措施加以调节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以市场化的调节机制协调就业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二、劳动力市场建设的路径
尽快改变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不健全、不完善、不统一的“三不”状况，使劳动力市场成为解决劳动就业问题的健康有效的平台，并做到与国际劳动力市场接轨，已经成为我国的一个十分紧迫的战略任务。为此，有必要深入探讨我国劳动力市场建设的有效路径。
1.进一步从理论上给劳动力以科学的市场定位。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劳动力作为商品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为社会各界所公认。现在的问题是必须真正确立劳动力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允许其在市场上自由流动，从而实现优化配置，实现劳动力的“充分就业”，这是市场经济客观规律所决定的理论观点。需要各级政府进一步解放思想，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劳动力的流动，为劳动力的流动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克服劳动就业问题上的地方保护主义等各种行政壁垒，正视并解决劳动力自由流动可能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从而为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创造宽松的社会环境。2.对劳动力市场的科学定位。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市场和其他要素市场一样，是完整的市场体系的一个局部，是市场体系链条上的一个重要环节，劳动力市场的健全和完善与否反映一个国家的市场体系是否健全，也是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同时，劳动力市场还不同于其他要素市场，因为劳动力市场的交易对象是劳动力，而劳动力的载体是人，所以，劳动力市场是特殊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要素市场。同时，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建设和发展的状况离WTO的要求还有较大距离，一些西方国家至今还不承认我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因此,我们必须特别重视劳动力市场的建设和发展，把培育和发展劳动力市场作为健全和完善市场体系的重中之重，抓紧抓实抓好，并尽快解决劳动力市场发展滞后所导致的一系列问题。
第2篇：劳动力市场的功能范文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分割;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F24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8-0120-02
《珠三角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09—2020年》明确指出，“统筹城乡发展”是广东省今后重大发展任务之一。要“按照城乡规划一体化、产业布局一体化、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公共服务一体化的总体要求，着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完善和提升城市功能，率先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其中“统筹城乡就业，加快建立城乡一体的人力资源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就业制度”是实现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的必要条件。
一、新古典经济学对劳动力市场的认识——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新古典学派在劳动经济学领域一直是公认的主流学派。该学派有许多代表人物，但都遵循着一个共同的理论框架:第一，强调市场机制以及市场要素在决定工资水平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而将其他影响因素如法律、制度、文化等作为事先给定的因素;第二，对人类行为模式的假设为:经济人、理性选择、偏好独立;第三，对劳动力市场本质的假设:劳动力市场具有高度的竞争性，存在大量的需求者和供给者，双方都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可以在市场自由进入和退出，通过劳动力市场的均衡可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研究方法有两个特点，一是大量运用边际决策原则，即在经济人假设前提下，只要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就是有利可图的。二是常常运用从一般到特殊的逻辑推理方法，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假设条件少，能够推断出精美复杂的经济模型，但是这种方法也存在致命缺陷:一旦假设条件稍有偏差，模型和预测结果便可能被全部推翻。
根据上述对新古典劳动经济学派的简短回顾，可以看出，在其理论框架中，劳动力市场被当做是富有竞争性的、统一的整体，不存在地区、城乡等的隔离现象，这是分析个人和企业行为的前提和出发点。
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对劳动力市场的认识——分割的劳动力市场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LMS)对劳动力市场的认识与新古典劳动经济学派的假设截然不同，认为新古典学派的竞争性假设无法解释劳动力市场的许多现实(如贫穷、歧视、与人力资本相悖的收入分配等)，忽略了劳动力市场职业结构的性质和制度因素的作用。
该理论的特点是:劳动力市场不再被看做为一个连续的统一体，而是被分割为几个不同的市场，各个市场有不同的特点，它们有不同的分配劳动和决定工资的方式;各个劳动力市场是相对封闭的，造成这种封闭的因素是集团因素的联合和制度因素的约束。该理论在研究方法上表现为:第一，侧重从需求的角度研究劳动力市场均衡和工资的决定，而新古典学派侧重从供给的角度研究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理论是其重要的理论基础。第二，强调制度、组织、习俗包括社会歧视对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影响。
最早全面阐述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是多林格和皮奥里，他们将劳动力市场划分为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主要劳动力市场是有高度组织的正式劳动力市场，有详细的雇佣决策原则，市场力量基本不发挥作用。其需求方生产的是资本密集型产品，工资分配遵循的并非新古典的边际原则，劳动者收入高，升迁机会较多。而次级劳动力市场的雇佣与工资分配则根据边际决策原则决定，市场力量工资和就业决定中发挥主要作用。其需求方为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小公司或行业，工资低、工作条件差、就业不稳定、缺乏培训与晋升的机会，一级市场与次级市场之间存在流动障碍。
关于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原因，有两种不同的观点。新古典学派从劳动力供给角度出发，认为人力资本是主要的决定因素。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则从劳动力需求角度出发，认为分割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产业结构的影响，如果企业面对的是产品需求稳定的市场，则企业创造的是一级市场，反之，则创造二级市场。另一方面是制度和工会的影响。二级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并非能力低，而是因为歧视等制度性障碍，难以进入一级劳动力市场。
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夹杂了许多体制性、制度性因素，而且这种制度性分割与西方国家的制度分割存在很大的差别，最明显的表现是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
三、发展经济学对劳动力市场的认识——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
发展经济学是以二元经济结构为理论基础的，该理论揭示了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原因以及一体化的趋势。最有代表性的是刘易斯模型和托达罗模型。
刘易斯模型的主要观点是:第一，经济体系中有两个部门，一个是只能维持最低生存水平的、以传统方法进行生产的农业部门，在该部门中，工资不是由农民的边际生产力决定，而是取决于劳动者平均分享农业的产量;另一个是以现代化方法进行生产的城市工业部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较高;第二，传统部门存在大量过剩的劳动力，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或负数;第三，由于两个部门在生产率和工资方面存在巨大差别，农村劳动力会向工业部门转移，由于农业部门人多地少，即使资本主义部门现行工资不变，农村劳动力供给也是无限的。第四，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农业生产率逐渐提高，农业劳动力生产将会出现拐点(刘易斯拐点)，即农业部门工资随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而上升;第五，当两个部门的生产率接近一致时，工业部门对农业剩余劳动力吸收完毕，此时，农村劳动力不再向工业转移，二元经济结构就转变为一元经济结构。
刘易斯的这一模型，后来得到了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费景汉和拉尼斯的补充，故称为“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人口流动模型”。但是却受到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托达罗的批评与否定。托达罗认为刘易斯人口转移模型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他提出了自己的模型。其主要观点是:第一，决定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因素并不仅仅是城乡的实际收入差别，而是转移的预期收入。而影响他们的预期收入有两个因素:城乡实际工资差异以及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概率。第二，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并不能自动实现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化。因为，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很可能造成城市大量的失业。第三，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有效转化途径是农村和农业的发展。在政策上， 应改变重工业轻农业的发展战略，将发展重点放在发展农村经济上。
从刘易斯模型和托达罗模型可以看出，两种模型隐含着一个共同的假设:城乡劳动力市场是处于分割状态的，各自具有不同的用工机制和劳动报酬决定机制。分割的原因在于工业和农业两个生产部门的生产方式和劳动效率存在巨大差别。两种模型重要的区别在于实现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条件不同。刘易斯认为，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的流动会促进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这种城乡一体化会伴随资本主义部门的不断扩大和自给农业部门的逐渐萎缩，是农村完全融入城市的模式。其政策含义是加速城市工业部门的发展，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但却不注重农业部门的发展。托达罗认为，实现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条件是农村和农业的发展。在政策上，倾向于发展农村经济，建议政府应当改变重工业、轻农业的发展战略，提高农业劳动者的实际收入水平，在农村劳动力转移上主张实行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
此外，虽然两种模型都隐含着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假设，但是，都将分割归因于劳动力需求因素，没有考虑到劳动力供给因素和制度因素的影响。
四、劳动力市场理论演进的启示
各学派对劳动力市场的认识从最初的整体观，演变为分割观，进而演变为城乡分割观，表现为对劳动力市场的理论假设越来越接近社会现实。目前，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是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最突出的问题，劳动力市场要从分割走向一体化，关键要加快城乡劳动力市场的融合，实现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
以上理论也蕴涵着实现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不同路径和条件。新古典学派将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原因归结为劳动力供给方的差异，其政策含义是通过发展教育培训，提高人力资本，减少劳动力的质量差异来增进劳动力市场的融合。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则将劳动力市场分割归因于产业结构等需求方面的因素和制度因素，其政策含义是通过提高产品市场的竞争程度和制度改进来促进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刘易斯模型和托达罗模型侧重研究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将分割的原因归结为工业和农业两个生产部门存在劳动效率的巨大差别。其中刘易斯模型主张通过发展城市工业部门来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推动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托达罗模型主张通过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缩小农业与非农业的收入差距，促进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
因此，中国要建立一体化的城乡劳动力市场，可从多个方面同时推进:第一，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不是以城带乡，也不是以乡带城，而是城乡的协调、同步发展，对于城市问题与农村问题、农业与工业的发展问题不能割裂处理，要有统一的规划和整体的布局。第二，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建立农村社区学院，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技能培训，通过缩小城乡劳动力的质量差别来增进城乡劳动力市场的融合。第三，提高各产业劳动生产率，在深化农业和工业改革的同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第三产业的发展将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发挥重要的吸纳作用。第四，加快相关制度改革促进劳动力在城乡之间、产业之间的自由流动，减少劳动力流动的障碍。比如，实行更灵活的土地政策，更宽松的人口流动政策以及建立统一、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
参考文献:
[1]蔡昉.中国劳动力市场转型与发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程贯平.劳动力市场分割文献述评[J].西华大学学报，2005，(6).
[3]郭丛斌.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在中国的验证[J].教育与经济，2004，(3).
[4]巨文辉.国外劳动力市场分割研究的方向及其特点[J].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05，(6).
第3篇：劳动力市场的功能范文
关键词：城市化；社会保障；劳动力比较优势
一、我们追求的是缺失社会保障的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吗?
(一)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再讨论
自林毅夫等1994年提出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理论以来，较长时间对如下观点取得了共识：目前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成本低廉，适宜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近年来这方面的讨论又热烈起来，有战略理论层面的争论，有产业结构角度的探讨，有从人口学视野的分析(左学金，2000)，有国际贸易利益-方面的阐述。大多认为，中国到2015年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劳动力低成本比较优势将逐渐消失；实施统一的社会保障将削弱我国国际竞争力。实际上，这些讨论较多的是基于劳动力供给数量的绝对比较优势，没有深入分析和重视合理社会保障基础上的基于劳动力就业状况及其质量的相对劳动力比较优势。
林毅夫、孙希芳(2003)对比较优势战略理论做了进一步阐释与发展，并特别突出地强调：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有利于要素禀赋结构的较快提升，资本(包括人力资本)相对丰裕度提高，也将促进产业与技术结构升级；比较优势的发挥需要内生于发展战略的制度结构相支撑，特别是一个竞争性的市场体系，经济发展中政府要维护市场的竞争性、规则性(林毅夫、孙希芳，2003)。他们认为，人力资本的积累是在比较优势战略的实施中自然而然逐步形成的，与物质资本相辅相成，对于政府在人力资本投资上的作为涉及不多，基本主张政府实施适应性的比较优势战略。在实践中，政府在落实比较优势战略中对人力资本的提升起着相当关键的作用，尤其体现在社会保障制度上，很多形式的社会保障本身即具有人力资本投资性质。
以杨小凯(2001)为代表的超边际经济学贸易理论，对政府实施比较优势战略也有深入的论述，向国成、韩绍凤(2005)将此理论总结为综合比较优势理论，认为一个经济主体的比较优势受技术效率、资源禀赋和交易效率等多因素的综合影响(向国成，韩绍风，2005)。比较而言，综合比较优势理论的基本主张是创造性比较优势战略，依据理论可知政府可以通过社会保障等市场制度内生出技术优势和交易效率优势，以此强化并与外生禀赋比较优势结合，形成有竞争力生命力的综合比较优势。经济主体的市场竞争力取决于察赋比较优势、技术比较优势、交易比较优势等多个因素的综合比较优势。在经济发展上，不仅只“听天命”(即利用外生比较优势)，更要“尽人事”(即致力于内生比较优势的形成和交易效率的提高)，这是综合比较优势理论“不可能定理”所揭示的真谛(杨小凯、张永生，2001)。一个国家虽然具有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的禀赋优势，但当劳动的技术比较劣势和交易效率比较劣势足以抵消其禀赋优势时，该国家就不一定生产和出口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就有可能为其他国家或地区所取代，被排斥在国际或地区分工之外。就我国而言，劳动力比较优势不仅取决于劳动力供给的绝对数量比较优势，更要取决于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工业化就业性转移(即市场交易效率比较优势)，和劳动力的质量提升，或者说就是劳动就业中相对于工资成本的劳动效率提高(即劳动的技术比较优势)，后二者直接与社会保障等市场制度密切相关。而我国的社会保障没有充分考虑到城乡劳动力市场的潜在优势的发展变化，正可能面临着上述窘境，因此可以说，当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挖掘与升华的关键所在。
(二)我们追求的是缺失社会保障的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吗?
企业对社会保障负有一定的责任，弱化社会保障的确对企业而言存在一定的吸引力，可以节约劳动力成本，但劳动的生产技术性效率受到制约，劳动力市场交易效率也会下降；而健全的社会保障将给劳动力提供教育、培训、医疗保健等，保证劳动的高效率和技术创新，并促进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我们是追求单纯劳动力低成本的比较优势还是高素质劳动力的综合比较优势呢?我们先来认真分析缺失社会保障的廉价劳动力优势的实际效果，再看社会保障促进劳动力比较优势发展的效应。
目前，中国劳动力每小时工资约是0.5美元，而在美国约是16美元，在墨西哥约是4美元。表面上看，劳动力“价廉”对吸引外国投资者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但“质优”没有持续性制度保障，实际上只能产生恶性循环的后果：劳动者得不到平均水平的工资，必然失去许多技术培训和再教育的机会，生活保障低，技术人力缺乏，进而导致产品技术落后，国际竞争力衰弱。劳动力的低价格最终会与技术等级的低层次接近，在发达国家通过高工资集中优势产业，成为高附加值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制造中心的时候，我国的低价格策略只能不断把淘汰工厂吸引进来。如果“垃圾产业”在中国越来越多，形成规模性集中，导致产业工人生活的长期贫困化。应该说，这是落后的劳动力绝对比较优势，不是我们要追求的理想的相对劳动力比较优势。
如果仅把劳动力看作商品，仅从供求关系上讲，中国的劳动力必然价格较低。但是我们知道，劳动力价格是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它既包括劳动力自身再生产的需要，也包括劳动力自身发展的需要；既取决于经济因素、市场供求，也取决于社会因素。随着社会的进步，劳动力需求必然也要求增加。我们发展要求以人为本，社会责任标准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发达国家劳动力价格较高并非完全是其劳动生产率高和再生产成本的表现，在更大程度上是社会发展水平的表现。正是社会的发展要求给予劳动者更好的社会福利、更多的闲暇时间等，而不仅仅限于劳动力自身的再生产(张劲文，2005)。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飞速，而一些外资企业中相当部分劳动者的收入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而相应地提高，其发展、工作和生存条件也没有随着社会责任标准的强化而提高，受教育的机会、发展的潜力在许多条件下也被无形中剥夺。
在国际贸易领域，中国贸易受到的负面影响也非常突出。根据公开的统计资料，2004年1月～10月，中国进出口加工贸易累积4371.5亿美元，占进出口贸易总额的47％，这意味着中国处于全球化产业价值链的低端。加工贸易有零关税的优势，但由于缺乏品牌价值和基于高素质劳动力的创新内涵，加工贸易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很低，加工贸易占据中国贸易半壁江山的境况影响了整体的收益水平，降低了中国贸易的竞争力。在国际贸易分工中，长期依靠简单加工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虽然依旧能获得部分利益，但是在长时期将会面临贸易结构的不稳定以及贸易条件的恶化，出现总是落后于人
的绝对“比较优势”陷阱。一些单纯依靠低劳动力工资成本的地区产业层次相对较低，产业升级也很不理想。
2004年开始出现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民工荒”，也为中国仰仗劳动力成本低廉优势的增长道路敲响警钟。“民工荒”是农民工对没有社会保障的低于市场工资水平企业的一种抛弃或反抗的现象，反映出他们对社会保障的强烈追求。因此，笔者认为，中国目前的重要问题在于劳动力廉价中的社会责任缺失，我们的主要任务在于促进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升华。
二、社会保障与劳动力市场的互动关系发展及我国存在的问题
社会保障促进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发挥与升华要通过对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而实现。对社会保障与劳动力市场关系的理论研究最早隐含于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理论。庇古福利经济学为社会保障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社会保障与劳动力市场互动在其中有间接论述。他认为最佳效率的生产要素(含劳动要素)配置，可以带来国民收入的最大化。同时，他主张以社会保障等均等化政策来增加社会公平，效率与公平的有机协调可以达到社会福利最优状态。凯恩斯主张采取转移支付形式，实行社会保障，增加社会福利设施，刺激有效需求，带动劳动力市场发展，实现充分就业，其理论为制定经济和社会保障政策提供了直接理论依据。新经济增长理论(舒尔茨、卢卡斯等人)也特别强调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一些人力资本投资项目属于社会保障的范畴。阿马蒂亚・森(A・Sen 1992)主张“能力”中心观，他认为，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来自个人能力的培养，在设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时，不仅要解决贫困阶层的基本生活，更重要的是“赋能”，即以教育、培训等形式赋予他们发展的机会。联合国也倡导“发展型社会福利”的新理念。由此我们可以判断，“赋能”政策的实施将改进和提升劳动力市场的配置效率与质量，实现社会保障与劳动力市场的良性互动。
从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层面来看，现在英美等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度过了为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期劳动力市场服务，即发挥扶助贫弱、互济难关、培养人力资本等功能的阶段(王诚，2004)，纷纷开始市场化或强调效率的改革，提倡“第三条道路”，主张“社会投资”型福利政策。我们必须注意到，社会保障市场化改革的前提条件是一定的社会公平，而“一定的社会公平”正是20世纪40～60年代实行的全面社会福利奠定了的，改革只是对政府失灵或者政府过度干预的一种纠正，“帕累托改进”也是建立在以一定的社会公平为基本假设的基础上。在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由政府福利性干预与支持，国家不仅可以保证社会公平，更有利于效率的发挥与社会经济发展，还可以逐步促进市场机制的发育与成熟。二战后各国社会保障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经济恢复与繁荣发展，也进一步完善了市场经济运行体制。特别是日本，它作为一个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其社会保障与城乡劳动力转移的发展经验值得我们借鉴。1947年日本农村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为54.2％，是典型的传统产业型国家。此时，日本强化了社会保障制度和农村劳动力“跳跃式”非农化转移政策，1950年社会保障水平就达到欧美国家平均水平，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7.3％，日本国民的人均GDP仅有905美元，与欧美国家差距悬殊；1975年，日本社会保障水平缓缓上升到17.7％，农村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迅速下降为13.9％，国民人均GDP更是快速上升到7385美元(国家之间比较，如表1所示)。日本的劳动力比较优势持续了70多年，应该说他们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方面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我国在转型改革与进一步的开放中，要坚持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的潜力挖掘与升华，这是由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要求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现状所决定的。社会保障与城乡劳动力市场建设的良性互动将有利于实现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的挖掘与升华，但是当前二者关系割裂，没有很好地实现互动，更远未达到良性的程度。
问题一方面直接取决于社会保障与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发展。我国改革与发展的实践中，长期以来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流动性差；同时社会保障改革严重滞后，城镇基本保障还没有解决，农村社会保障更是困难重重。不合理不完善的社会保障加剧了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城乡劳动力市场建设落后又进一步影响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我国改革后较长时期的社会保障制度探索，中心任务是为国有企业改革保驾护航，重视城市主要劳动力市场建设，而忽视了农村劳动力市场和城市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发育，致使城乡劳动力市场严重分割。进城农民工与在乡农民的社会保障丧失是导致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最大障碍。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劳动力流动性受到阻碍，造成劳动力资源严重的非优化不合理配置，市场交易效率低下，影响到国民产值的创造与经济增长的质量，进而也限制了经济福利的增进与社会保障的完善。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总量大约有5亿人，其中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为3.3亿人。根据现有的资源状况，农业部门仅能容纳1.4亿左右的劳动力，农村潜在的富余劳动力总量达到1.8亿人以上，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的压力很大，即使从事非农生产的1.7亿农民工因为大多没有社会保障，就业也极不稳定。可见在加快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城乡劳动力市场建设的任务仍然非常艰巨。
另一方面，在于社会保障与城乡劳动力市场二者之间的传导中介固化、互动机制失灵。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城镇化和农村工业化等传导中介没有能够有效结合中国比较优势，进而充分发挥应有的双向传导推动功能。比如，城镇化不是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而是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工业经济发展的一种基本手段，它是城乡劳动力市场和提高人民生活及保障水平的重要传导中介。但许多地方政府在城镇化问题上出现了误区，没有充分发挥城镇化作为传导中介的功能，致使互动机制无法有效形成。农村工业化作为城镇化发展的补充，也是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和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手段，合理适用的社会保障将有利于鼓励和保护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逐步促进城乡劳动力市场建设。而我国农村工业化还处于起步阶段，激励与补贴政策缺乏力度、缺乏针对性。对于农村人力资本投资这一传导中介更是长期忽视，没有充分发挥其应有作用，导致城乡市场分割、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农村青壮年或通过特定的社会流动渠道定居城市，或进城打工，大大促进了城市化的进程。农村为其城市化的青壮年提供了抚养、教育等相关人力资本费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城市化的过程就是农村资源凝结成人力资本的形式向城市转移的过程。而这些人城市化以后实际上给农村带来的是极不对称的回报，农村收益远远低于城市，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基本全部留于城市。因此，城市政府应该以各种方式大力补偿农村、支持农村发展。
如果对问题没有清醒的认识，继续忽视传导中介与城乡
劳动力市场和社会保障互动机制的建设，长此以往可能制约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发挥，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为国有企业改革保驾护航的任务已经基本结束，现在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全面为城乡劳动力市场服务的时候了。建立统一的城乡劳动力市场。发展或激活传导中介双向推动城乡劳动力市场建设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从而可以进一步增强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也有利于和谐社会建设。
三、社会保障与城乡劳动力市场互动机制及提升劳动力比较优势的路径
发达国家经验告诉我们，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市场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基本的教育、培训与卫生医疗等保障，一方面加速人力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另一方面也弥补劳动力市场失灵，提高城乡劳动力资源配置与市场交易效率。同时，成熟统一的城乡劳动力市场需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全面服务，也为社会保障的发展提供物质支持。城乡劳动力市场建设有利于城乡劳动力的合理流动与优化配置，提高市场交易效率，也有利于激励劳动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技术创新积极性。由此可见，社会保障与劳动力市场的良性互动将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以及技术创新，推动城乡劳动力合理流动，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与市场交易效率。这样，劳动力资源禀赋的外生比较优势，结合内生的人力资本与技术优势和市场交易效率优势，形成厚实强劲的综合比较优势，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将得到充分发挥与升华，进而持续增强中国的国际竞争力。
在工业化与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我国需要强化社会保障的供给，促进城乡劳动力市场建设，一方面提高人力资本质量增强内生比较优势，另一方面完善劳动力市场促进交易效率的提高。这样，在劳动力禀赋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我国就可以更好地实施比较优势战略，强化综合比较优势。中国劳动力丰富，劳动力素质结构也是多层次的，政府应当高度重视教育、培训、卫生医疗等社会保障的投入。这一方面有利于持续高质高效为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输送健康的一般劳动力；另一方面更有利于加速一般劳动力资源优势转化成为适合现代知识经济发展需要的具有较高知识与技能的知识型劳动力，以为经济结构的提升创造充分的人力资源优势。
中国比较优势的根本在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这不仅可以体现在劳动力资源丰富上，同时可以体现在劳动力质量上，二者相对应的产业层次不一样，前者主要是简单粗加工型的劳动密集产业，后者主要是强调一定技术、质量型的劳动密集产业。由此可以发现提升人力资本的水平，有利于中国比较优势的进一步挖掘与升华，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有利于可持续的健康的经济增长，是我国日后长远发展的前途所在。从这个视角可以理解通过社会保障“赋能”增加人力资本积累，不会削弱我国比较优势与国家竞争力，相反可以产生“质优”性正相关效应。以完善社会保障挖掘与升华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的路径实现的优越性，至少可以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有利于农村劳动力持续稳定高质高效的供给，挖掘劳动力比较优势。社会保障通过农村工业化、城镇化与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等传导中介，有利于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一方面促进农村劳动力持续稳定高质高效的非农化转移，抑制城市初级劳动力市场上工资成本的上升，保持中国工业制造品在世界贸易领域里的竞争力；另一方面还有利于发挥城市的聚集效应，保证消费总量的稳定增长和消费水平的持续升级，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2)有利于人力资本的提升，促进劳动力比较优势升华。加强与完善人力资本性质的社会保障，尤其是教育培训与医疗卫生方面的投入，提高劳动力文化、技术等综合素质，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只要效率的提高快于成本上升，劳动力比较优势就可以保持，人力资本性质的社会保障的积极效应远大于成本方面的负面影响。这样，不仅在简单加工型的传统产业上劳动力比较优势得到进一步体现，而且在新型的强调技术与创新的产业上劳动力比较优势得到深化与升华。
第4篇：劳动力市场的功能范文
一、德令哈市劳动力资源基本情况
截至2010年3月，德令哈市三镇一乡（尕海镇、柯鲁柯镇、怀头他拉镇和蓄集乡）总人口为25737人，其中，怀头他拉镇3031人，尕海镇4516人，柯鲁柯镇16270人，蓄集乡1820人。总人口中，男性14772人，女性10965人；总人口中，所有劳动力人数为16645人，其中，男性劳动力9966人，女性劳动力6679人。综合以上数据，德令哈市劳动力资源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男女劳动力人数基本持平：劳动力资源分布不均衡。
二、德令哈市劳动力资源现状对就業工作的影响
劳动力资源状况决定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劳动力资源问题关系到各项劳动保障工作，尤其对就業工作带来直接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劳动力资源丰富，带来就業的总量矛盾比较突出，就業总量矛盾不减，甚至有所上升。一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是一个人口出生的高峰期；二是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经济增长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高经济增长与低就業增长的模式，特别是正规部门创造的就業岗位明显减少。第二，劳动力素质偏低与择業要求过高的矛盾，带来就業的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产業结构升级，大都需要专门的人员，对劳动者素质特别是专業技术要求比较高，许多劳动者难以胜任。第三产業特别是服务業的发展，创造了大量的就業机会，但由于传统就業观念的影响，以及在这些领域存在的劳动与报酬不相称的实际问题，致使许多岗位难以招用到人员，由此造成了有岗位无人干、有人无活干的局面。从市职業介绍中心近几年来组织介绍就業的情况看，许多用人单位特别是一些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企業，往往出现招用不到人员的问题：有些国有集体企業的苦脏累险岗位，主要通过使用农村劳动力来补充，也出现招不到人、留不住人的现象。第三，劳动力资源丰富，直接影响了用人单位的用人观。劳动力总量过剩，造成了劳动力市场上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地位的不平等，用人单位在用人上选择余地、自主性要远远大于劳动者。这种主体地位的不平等，使不少用人单位产生了使用廉价劳动力的用人观念。一是用人单位在招用人员时，利用劳动者求职心切的情况，往往以签合同、高工资、缴保险等为条件，但在实际执行上却以种种理由不予兑现；在城镇招不到人员就招用农村劳动力。二是在使用过程中，往往以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作为降低成本的手段，许多企業，职工身份界限仍然存在，既有合同制职工，也使用大量的所谓“临时工”，同一岗位上，身份不同，各项待遇大相径庭。不少企業特别是非公有制企業中，不签合同、不缴保险、加班加点、压低工资甚至拖欠工资等侵权现象加重，而许多劳动者迫于工作、生活需要，只能忍于接受这一切。三是对弱势群体的保障措施不够健全，对老职工、伤残职工、就業困难人员等弱势群体往往一推了之，引发矛盾。第四，劳动力资源分布不均，劳动力市场不健全，影响了劳动力区域间流动就業。下岗失業人员、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分布都相对集中，本地难以解决其就業问题，需要实现劳动力的转移就業。而目前劳动力市场还不健全，以及受区县之间跨度比较大、恋乡情结等因素的影响，劳动力在市内区域间流动以及跨省市外出就業上还不顺畅。第五，农村劳动力比重较大，统筹城乡就業一体化的任务重。农村劳动力与城镇劳动力相比，在文化素质、技术水平、择業能力、权益保护等各方面都还存在不小差距，统筹城乡就業，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不论农村力实现就地消化，还是向非农产業转移就業，在技能培训、就業观念转变、就業引导和服务等方面，需要花费更大的人力、物力、财力。
三、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对策
优化富余劳动力资源配置促就業是就業再就業工作的核心。坚持政府调控、市场配置，特别要注重开展对困难群体的就業再就業支持，最大限度地实现富余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经济发展。
第5篇：劳动力市场的功能范文
如果说这个转折点的标志有些模糊，对于其是否已经到来还值得争论的话，我们再来看另一个可以十分确定的转折点，即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停止增长，人口抚养比相应不再下降的转折点。由于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长和抚养比下降创造了人口红利，因此这个转折点意味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也称作人口红利转折点。根据最新预测，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逐年下降，预计在2013年前后达到峰值，届时劳动年龄人口总量接近10亿。自那时以后，劳动力的绝对数量不再增加。而且，在达到峰值之前，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已经递减。因此，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说劳动力仍是无限供给的了。
中国招工难现象之所以一经发生就如此迅猛，是因上述两个转折点之间的间隔时间很短。根据研究和统计，日本于1960年前后到达刘易斯转折点，1990年之后到达人口红利转折点，其间有30余年调整期。虽然在1990年之后日本经济陷入停滞，但终究在这个调整期间日本成为高收入国家。韩国于1972年前后经过了刘易斯转折点，迄今为止尚未到达人口红利转折点，预期于2013年前后与中国一起进入人口红利消失的发展阶段。也就是说，韩国两个转折点的间隔高达40余年。
按照同样的标准判断，如果同意说中国于2004年经过了刘易斯转折点，那么随着2013年劳动年龄人口不再增加，人口抚养比停止下降，从而迎来人口红利转折点，则意味着两个转折点之间充其量只有9年调整时间。可见，两个转折点到来间隔时间短暂，使得劳动力短缺现象出现之后，短时间内就演变为严重的民工荒或招工难现象。中国的这一转折特点，也给劳动力市场性质打上了特殊的烙印。
中国劳动力市场正在从二元经济所对应的模式转向与新古典经济相对应的模式，劳动力市场的表现既存有二元经济特征又表现出一定的新古典模式特点。因此，在认识二元经济下劳动力市场性质的基础上，也需要把握新古典模式下的劳动力市场的相关特征，因为过去阶段的一些特征仍然存在，而后者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转型的目标所指。我们可以尝试借鉴这两种分析框架来认识当前问题。我们先把新古典模式的劳动力市场与刘易斯劳动力市场类型进行对比(见附表)。通过对比，我们可以了解，当前我们的劳动力市场特征既不是纯粹的二元经济结构，也不是典型的新古典模式。
我们首先来看工资决定的问题。在刘易斯模式描述的二元经济结构下，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农业中劳动边际生产力极端低下。务农收入远低于非农产业的工资水平，外出务工劳动力的工资，受劳动力供给数量的制约而长期得不到提高。由于户籍制度等体制因素，使得农民工工资并不由其劳动边际生产力决定。而在新古典模式下，理论上劳动者工资是基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通过市场机制和劳动力市场制度作用而决定。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和劳动力短缺普遍出现，各类产业和行业都出现资本替代劳动的趋势，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与此相伴随，农业和非农产业工人工资自2004年以来持续大幅提高。
接下来我们看劳动力市场出清的情况。在刘易斯模式下，既由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也由于存在劳动力部门转移和区域转移的制度障碍，劳动力供求关系不会通过工资水平的调节而得以出清，所以长期存在二元经济结构，劳动力供大于求是一种常态。而在新古典模式下，在理论上或趋势上，劳动力市场可以通过劳动力流动和工资调节结清供求差异。
直至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国有企业减员增效改革之前，这种劳动力供求关系表现为农村的劳动力剩余和城市的企业冗员，没有表现为失业率上升，经济波动也没有反映在失业率变化上。而在1997年通过改革打破铁饭碗的情况下，城市则出现大规模的失业和下岗现象。据估算，2000年调查失业率一度高达7.6％。随着政府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特别是劳动力市场发育水平的提高，就业形势逐渐转好，2002年以后登记失业率保持在高度稳定的状态。
从就业问题来看，二元经济结构最大的问题是存在大量劳动力但缺乏就业岗位，因此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我们所有就业政策都立足于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前提而制定，目标旨在创造尽可能多的就业岗位以扩大就业；而在新古典模式下，就业问题更主要的是集中于周期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的问题，这些问题更多地需要通过宏观经济政策政府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来解决。
最后，从政府责任来看，二元经济下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扩大就业，消除影响劳动力就业的障碍；但到了新古典时期，宏观经济政策直接应对的目标也就更加明确了，一即以宏观经济政策和劳动力市场政策应对周期性失业和自然失业。
应对招工难的政府对策
认识到中国劳动力市场转型的特殊性之后，关于政府应该如何应对的政策建议也就呼之欲出了。总体来说，我们应抓住招工难现象背后的劳动力市场新特征，改变传统政策思路，消除认识上的固化和偏颇，防止决策失误。
首先，在劳动力市场出现总量偏紧的情况下，不能对结构性和摩擦性就业困难掉以轻心。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加速，在新的就业机会不断被创造出来的同时，一部分传统岗位也不可避免地消失。如果需要转岗的劳动者技能不能适应新岗位要求，则会面临结构性失业风险。由于我国劳动力市场发育尚处于较低水平，人力资源配置机制尚不健全，在产业结构变化过程中，劳动者还不能做到无摩擦转岗。因此，摩擦性失业现象会经常存在。
包括各类毕业生在内的新成长劳动者群体，虽然受教育程度较高，但其人力资本与劳动力市场对技能的需求有一个匹配过程。至于那些缺乏新技能的城镇就业困难群体，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衔接则会遇到更多摩擦。因此，上述两个劳动者群体最易受到这两类失业的困扰。这是最适宜发挥政府促进就业职能的领域，对劳动力市场功能和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即要求政府有针对性地提供就业创业转岗和在岗培训，规范和完善人力资源市场功能，从劳动者能力和市场配置效率两个方面降低自然失业率。
第6篇：劳动力市场的功能范文
记录一生
服务一生
北京市劳动力市场信息系统，自1994年开始建设，经过十余年的发展，目前，已基本形成了统一的覆盖全市的市、区、街三级的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络，基本实现了全市劳动就业管理与服务的标准化、规范化和现代化。
根据“金保工程”统一标准，依托全市统一的业务规范和业务流程，目前北京市劳动力市场的业务主体由职业介绍、职业指导、劳动力管理、政策咨询、优惠政策管理、劳动事务、小额担保贷款、失业保险等十二项业务组成。并且，这些业务之间已形成了“一点登记、全市服务”的业务新模式，完成了“市-区-街三级纵向数据集中、全市范围横向信息共享、劳动力市场业务全方位互动”的建设目标，对北京市的就业工作起到重要支撑和明显的促进作用，满足了服务对象的多层次需求。
北京市劳动力市场信息系统开始在原有阶段建设的基础上，进行了信息网络系统的改造，为了适应新业务发展要求，北京市劳动力市场信息系统在劳动99软件平台的基础上开发结合自身工作特点的、基于B/S多层结构的劳动力市场管理系统。按照对劳动者“记录一生，管理一生，服务一生”的全过程管理与服务的要求，建立统一标准的劳动力市场业务管理系统，通过对劳动者一生的就业、失业、退休的状态变化过程的记录，全面掌握劳动者的就业、失业、求职、培训、合同、参保等信息和管理用人单位在各劳动保障业务环节信息，对于准确把握就业、失业状况，提高劳动力市场整体管理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
由于北京市劳动力市场管理系统是一个包含多个子系统的复杂系统，本文着重阐述劳动力市场核心业务之一的职业介绍子系统。
三层独立架构
根据北京市劳动力市场的业务特点，系统采用J2EE的体系架构，适应劳动力市场业务管理分布地理范围广、相关机构多、系统的联机用户数量大、涉及人群对象广且复杂业务规范性较低，管理政策变化快等特点，业务逻辑层采用原BEA的Weblogic，将业务逻辑处理集中到应用服务器，具有良好的可扩展性，持久层采用Oracle数据库。
本系统是使用Java技术开发的，并且基于B/S模式。因为使用B/S模式，所以它需要有Web服务器作为整个系统运行的平台。在客户端，用户只需要使用浏览器，输入相应的地址就可以通过网络请求Web服务器来提供相应的服务；在服务器端，Web服务器根据客户的请求进行相应的调度和相应的处理，然后将处理结果通过网络传输到客户端的浏览器，显示给客户。
附图中的每一层结构都是相对独立的，它们之间通过各层提供的公共接口来进行交互。本系统采用三层体系结构，整个系统的层次清晰，功能明确，只要每层提供的公共接口不变化，每层内部的改变不会影响到其他层，也就是说每层内部的具体设计对其他部分是透明的，这样就使得系统有很好的扩充性。
页面层页面层是本系统中用户唯一可见的部分，其他部分对于用户来说是透明的。用户通过页面层提供的交互页面进行相关的操作。用户操作的行为通过中间层提供的方法实现对数据库的操作。所以不但要保证用户界面的简明易懂，还要保证页面与底层的操作一致性，即所见即所用。用户的登录、数据录入、查询统计、结果显示等操作都是在页面层进行，如果出现异常将转到错误页面。
中间层中间层主要用来描述各种类，对于页面层中的逻辑要求，在中间层中还要提供页面中需要用到的各种方法，以实现用户通过页面对数据库的操作。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方面简化了页面层的逻辑复杂性和实现难度，另一方面是避免了用户通过页面层直接对数据库操作导致的代码漏洞问题。
数据层数据层是用来完成为上层模块提供对数据库的操作接口和与底层数据库进行交互功能的。数据层将从上层模块获得的数据进行处理后放入底层数据库。数据层作为上层各模块与底层数据库的连接桥梁，避免了上层各模块直接对数据库进行操作，从而提高了系统的安全性。本系统底层数据库使用的是Oracle数据库,它除了具有强大的存储功能外，最重要的是其具有强大的管理功能，这就为数据的存储及管理提供了强大的后台支持。
面向两种用户
为了将业务独立处理，具体操作又与用户基本一致，同时还要能通过不同的信息平台为公众提供信息服务，劳动力市场在系统结构设计时把用户界面层与业务逻辑层进行了相对独立的分离，同时又把所有的用户、角色、权限进行统一的管理（参见图）。
分布式应用软件结构复杂，涉及多种技术。在此情况下，运用设计模式――可复用的设计方案进行软件的设计开发十分必要。MVC（模型-视图-控制器）模式已被证明是一种成功的软件设计模式。职业介绍子系统是采用基于Struts框架进行软件设计的，Struts框架具有组件的模块化、灵活性和重用性的优点，同时简化了基于MVC的Web应用程序的开发。
根据对北京市劳动力市场业务现状的调研和分析，北京市劳动力市场信息系统的应用系统由8个模块构成，包括：职业介绍、职业指导、劳动力管理、政策咨询、优惠政策管理、劳动事务、小额担保贷款、失业保险。
劳动力市场管理系统的核心业务是职业介绍子系统，包括9个模块，分别为个人求职、单位招聘、推荐回执、洽谈会管理、招聘备案、事务提醒、公共服务、统计分析、信息。其中又以个人求职、单位招聘、推荐回执、洽谈会管理、招聘备案、事务提醒、公共服务七个模块作为职业介绍的核心业务，统计分析、信息两个模块为辅助业务。
本系统客户端访问包括两个方面的用户群体：
1.局内客户包括局内各科室以及职业介绍服务大厅。这部分用户通过局内的局域网直接通过浏览器访问局服务端部署的职业介绍系统，进行求职登记、单位招聘、推荐服务等业务操作。
2.局外客户局外客户包括各级劳动保障部门以及对外服务窗口单位。这部分用户首先通过该单位内部的局域网，然后利用市劳动保障专网再访问局服务端部署的职业介绍系统，进行求职登记、单位招聘、推荐服务等业务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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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劳动力市场的功能范文
自然失业率的概念是由美国经济学家、货币主义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提出，它是相对于市场失业率而言的。弗里德曼所说的市场失业率是指市场上实际存在的失业率，而自然失业率则是指在没有货币干扰的情况下，让商品市场和劳动市场的自发供求力量发挥作用时应有的处于均衡状态的失业率。正如弗里德曼所说：“在任何时候，都存在着与实际工资率结构相适应的某种均衡失业水平”，这种处于均衡状态的失业率，也就是自然失业率。
自然失业率模型可用下图表示。在下图中,横轴为劳动数量,纵轴为实际工资水平。Ld为劳动需求曲线,Ls0为劳动供给曲线。设市场不存在任何功能障碍和缺陷,市场机制充分作用可以出清劳动力市场,均衡点E0反映了这一机制。但由于市场存在某些功能障碍和缺陷,如信息不畅,部门之间的劳动力供求结构性较强,劳动力培训成本高等,实际的劳动供给曲线为Ls1,实际均衡点为E1,实际工资水平为W1。在W1工资水平下，劳动力的供给数量为L2，也就是说有意愿参加工作的人的数量为L2，而实际上劳动力市场上对劳动力的需求仅为L1，所以实际工资水平的提高使数量为L1L2的劳动人口相对于Ls0而言成为非自愿失业人口。这种非自愿失业按定义属于自然失业,不是由有效需求不足所引起的,不具有周期性的特点。当过高的实际工资具有刚性时,这种非自愿失业就成为一种持续的经济现象。这种工资刚性可能是由于制度性因素或者效率工资等原因造成的。
自然失业率理论解析了经济社会中长期存在的失业现象,为失业经济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市场的功能障碍多种多样,其引起实际工资高于均衡工资的机制也多种多样。近几十年来,经济学家们从不同的角度对这种机制进行研究,形成了诸多的解释模型如效率工资模型,隐含合同理论,职业搜寻理论,内部人———外部人模型等。
二、自然失业率是不能控制和消除的
弗里德曼认为，在资本主义竞争的条件下，实际工资是有伸缩性的，它随失业人数的多少而有所变化，“较低的失业水平是劳动力需求过量的迹象，它将迫使实际工资率上涨，失业水平较高则表示劳动力供求过量，它将迫使实际工资下跌。”但是，不管失业水平如何变动，实际工资率如何变动，一切与实际工资率结构不相适应的人员仍将被排斥在就业之外。这就是说，自然失业率是始终存在的。这种失业是不能借助宏观经济政策来控制和消除的。
因此，自然失业是一种持续存在的现象，但诸多可变因素都可以影响到自然失业的水平。例如，如果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化的幅度和速度较快，就可能比较经常和较大幅度地引发自然失业。但是，如果信息传递、职业培训、政府规制状况等反映劳动力市场发育水平和运行效率的条件良好，就可以通过劳动者对变化的更快适应而降低自然失业率。此外，社会保障覆盖率和水平等一系列因素可能会通过影响劳动者寻找岗位的激励，而影响自然失业水平和持续时间。可见，自然失业实际上并不是"自然的"和不可变的。因此，除了我们熟知的可以通过宏观经济政策抑制或刺激需求的作用影响周期性失业之外，也可以通过一系列作为改变自然失业的水平。而一个经济中总体失业由自然失业和周期性失业构成的相对比例，决定着政策的主要方向和效果。
但同时在肯定我国自然失业率存在的同时，人们通常有一种不正确的看法，即根据所登记的人数多少来判断一切，如果失业水平高，就证明社会没有充分有效的使用资源，反之，则证明资源已得到了充分有效的利用。其实，失业水平低也可能标明资源的利用是缺乏效率的。按照弗里德曼的看法，自然失业率的高低并不一定反映经济的增长状况和经济的活跃程度。比如说，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是僵化的、缺乏流动性的，社会可能给每一个社会成员安排一个固定的工作，这样一来，这种欠活跃的经济中的自然失业率将是低下的，反之，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是灵活的、不断变化着的，社会成员有较大的可能改变自己的工作，社会的自然失业率就会高一些。
三、我国自然失业率的计算
国外对于自然失业率的计算方法的研究已经很成熟，但是，发达国家的失业率的计算方法有个隐含前提，即劳动力市场的运作充分有效，所有的失业都是显性失业，企业内部没有大量的隐性失业，否则就会低估实际的自然失业率水平。市场经济比较成熟的国家中，企业雇用工人的数量为企业利润最大化的要求决定的。而我国劳动力市场还不成熟，存在严重的隐性失业、二元经济、劳动力市场分割等。而我国的国有企业还不能完全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所以我们针对中国劳动了市场的特殊状况，这里我们简要介绍2种：
1、通过菲利普斯曲线估算
自然失业率虽然无法直接在现实生活中观察，但可以通过观察失业与其他经济现象之间的联系进行估算。菲利普斯曲线描述的就是这种相互关系，即名义价格水平的变化和反映需求的实际指标（如失业率）之间的关系（Phillips，1958）。通过解释菲利普斯曲线，可以间接地估算自然失业率。
我们可以根据公式计算出不变的自然失业率。然而，社会经济条件是处于不断变化中的，所以，自然失业率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例如，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劳动力市场开始活跃，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开始发生变化，追求的不再是稳定的工作，而是有挑战性的可以实现自身最大价值的工作，这样劳动力流动频繁，摩擦性失业增加，同时由于劳动力流动壁垒的逐渐放开，跨地区的劳动力流动也造成了一部分结构性失业，这样，由于经济社会的变化，我们的自然失业率增加了。
就处于转轨过程中的中国经济来说，劳动力市场条件乃至整个经济体制都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特别是近年来产业结构变动速度加快，劳动力市场改革力度加大，都会导致自然失业率的提高。因此，我们应该按照变化的假设对自然失业率进行估计。用计算不变自然失业率类似的方法，我们可以计算出不同时段的自然失业率。
2、按照资源配置要求推算自然失业率
按照资源配置要求推算自然失业率，就是要将既定的劳动力总量减去根据既定资本和资源要求，推断所需的最大数量的劳动力，剩下的才是自然失业人口。所谓按既定自办和资源要求推断最大就业人口，就是要选择适当的国家为参照，这些国家的资源劳动力比例不是最先进的，也不是最落后的，但是，他们市场经济的成熟程度要明显高于我国，按照他们的资本和资源构成吸收劳动力的比例，推断我国目前资本和资源能够吸收的劳动力最大数量。譬如，按照我国目前的耕地面积，参照日本的土地和劳动力之比推断我国这些土地需要多少劳动力。如果推断出的我国的就业者超过对比国家的同等水平，则超出部分可被认为是我国劳动力市场不完善造成的，而此时的就业人口则是资本和资源充分有效使用所能吸收的最大劳动力。由此可以修正我国劳动力和资本之比不合比例的高估就业，进而可以看出发生在实际失业背后的真实失业，避免隐性失业对实际失业的低估。然后根据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人口因素和收入水平对资源和要素组合推断出劳送礼数量进行调整。在总需求不足的情况下，自然失业率要低于资源对劳动力的吸收水平；在总需求旺盛情况下，自然失业率则高于资源对劳动力的吸收水平。
四、治理对策
虽然自然失业是不可避免的，是一个客观存在，但我们仍然要全面把握自然失业率，在保持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前提下，降低失业率更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所以针对自然失业率，我们仍不能掉以轻心。
首先澄清一个问题，为什么宏观经济理论预期经济增长可以带来就业增长，是因为人们观察到存在着菲利普斯曲线，即通货膨胀与失业的短期交替关系。自然失业率与宏观经济周期无关，所以这部分失业率不依经济景气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充其量只是针对周期性失业部分。在我国目前自然失业率很高并且构成全部失业率的很大部分，因此，靠刺激GDP增长率不足以扩大就业。
二是针对自然失业，有些专家提出了“制度性失业”的概念。认为当前我国存在的表面上像是"自然失业"的失业现象，根本上是“制度性失业”。由于经济体制的配套改革和政治体制的改革滞后所造成的劳动力无法接受市场经济的观念，或者虽然在消费行为上接受市场观念但在就业行为上不接受市场观念，劳动力并非花时间寻找好的工作而是在耗时间等待政府给这些“国家主人”送来体面的工作，这样的失业恐怕也难称其为“自然的”。所以针对这一问题，除了加强现代经济教育外，还要通过失业保险的设置方法使其等待时间成本增大以至于放弃休闲寻找工作。
第8篇：劳动力市场的功能范文
关键词：国际贸易 工资 就业 劳动需求弹性
开放经济的发展进程中，国际贸易会成为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巨大动力，同时也就必然地影响着劳动力市场的日益发展。中外学者虽然在对外贸易的经济增长中探求了国际贸易与劳动力市场的互动关系，但在直接影响劳动力市场构成机制的基本因素方面，却在间接的对外贸易的经济增长与劳动力市场的路径之间长久地徘徊不前。于是，在间接关系背后所包涵的规定国际贸易与劳动力市场互动协调的直接因素就日益上升成为国际贸易与劳动力市场关系的中心内容，这就是国际贸易中劳动力市场中工资、就业与劳动需求弹性的影响效应。
国际贸易中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影响
（一）理论依据
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及其发展。国际贸易中劳动力市场的理论依据是建立在一般均衡理论模型基础上的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Stolpert和Samuelson指出：在两种商品、两种生产要素及非完全专业化标准下，由于国际贸易中自由贸易程度的不断提高，以稀缺生产要素作为衡量一种商品的价格标准将不断被降低。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为国际贸易中劳动力市场的工资确立奠定了基础。随之，Jones对工资确立的研究继续深入，并得出一种商品价格的上升是在一种密集型生产要素价格上升而另一种生产要素价格下降的情况下实现。而后，Jones和Scheinkman更将两种商品、两种生产要素推广到多种商品、多种生产要素的一般情形，并指出一种商品中至少有两种生产要素在价格上呈现出互为对立或互为统一的关系。
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的偏离及其修正。在国际贸易中，由于政策性关税的限制，使得完全自由竞争趋向为不完全竞争，于是国际贸易中劳动力市场对工资的影响就会产生着波动。Baldwin指出，由于对密集型产品要素在国际贸易中的短期保护使其价格上升而相应地工资下滑，但从长期来看，由于资本存量及结构变化对市场的反弹，这个影响将会被消除。因为，在一般均衡理论模型下产业密集度超高，其非熟练工人的工资就越下滑。于是，不完全竞争贸易中的进口竞争会导致非熟练劳动向外劳务输出。Davis指出，在由多个国家参与的国际贸易中，进行政策关税限制的国家在多种生产方式的要素禀赋基础上所出现的工资下滑后非熟练工人向外的劳务输出，正是与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不相符时一般均衡理论模型的必然作用。
（二）实证分析
伴随国际贸易的发展，世界范围内二十年来工人相对工资差距均呈现快速扩大化趋势。例如：美国制造业相对工资差距，从1967年到1982年，由1.6降至1.52；从1982年到1996年，由1.6升至1.72；从1996年到2012年，由1.72更升至1.93。同时Xu对28个国家2002年至2012年相对工资差距的统计研究也有类似情形。在9个高收入国家有8个相对工资差距上升，在11个中等收入国家有8个相对工资差距上升，在8个低收入国家有4个相对工资差距上升。
究其原因，Samuelson指出国际贸易加速了企业生产的专业化分工，提高了生产效率及资源利用效率，使得以人为本的劳动力市场在上述优势下使劳动力更趋向优势企业流动，从而降低了生产成本，工资水平不断提高。D.Greenawayetal在工资变化的研究中发现，国际贸易中的劳动力市场促使了技术人才向企业的涌进，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使得工资大幅上涨。进一步研究发现，由于国际贸易中劳动力市场的推动作用，贸易的扩大加速了技术劳动力与非技术劳动力之间工资的差距。这种情形的主要原因是发展中国家廉价劳动力涌入发达国家时促成为发达国家非技术劳动力工资的减少，同时发达国家先进技术涌入发展中国家时又对发展中国家的工资结构造成一定的冲击。
国际贸易中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影响
（一）理论依据
就业理论。一般均衡理论模型对国际间跨部门就业的贸易活动具有平衡性作用，此即国际贸易中由于进口竞争部门的技术不足、效益低下，从而使非技术性劳动力流向出口部门，最终为国际贸易中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就业结构配置指出了正确的发展方向，这就是国际贸易中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理论。
失业理论。失业情形下国际贸易的就业模型包括最低工资模型、效率工资模型、搜寻模型及工会模型等，它们与一般均衡理论模型一起，构成了国际贸易中劳动力市场对就业影响的比较全面的系统理论。Harris等所建立的最低工资模型，研究在城市最低工资高于农村的情形下，一旦城乡工资均衡时城市的劳动力市场将出现失业，并指出这是因为开放经济下城市资本密集度升高下的工资上涨，导致就业人数增多而造成的失业。于是将有城乡资本密集度逆转的趋向，最终使城市的就业人数下降。于是，Matusz等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效率工资模型。模型认为，高工资部门的出口补贴将使劳动力由低工资部门转向高工资部门，而总体就业水平下降；反之对低工资部门的贸易保护将使生产要素的实际工资提高，并使劳动力的总体就业水平提高。Davidson等的搜寻模型认为，在两种生产部门和生产要素下，其中具有某类型工人的搜寻部门必须在另类型工人生产的前提下才能保证生产，否则此搜寻部门将面临失业。Gaston等的工会模型，研究国际贸易中的劳动力市场与工会保护政策对工人工资和就业的影响。国际贸易与保护政策是工会工资的关键性变量，进口较之出口而言对工会工资影响更大，工会工资高于贸易竞争工资，工会工资与就业水平呈正比例关系。
（二）实证分析
国际贸易中劳动力市场对就业的影响主要有两大类：一是以要素含量法进行的实证分析，二是以回归分析法进行的实证分析。
要素含量法实证分析。这里的要素含量法就是通过对在具有一定数量的进出口商品上所投入劳动力数量的对比分析，从而估量贸易对就业的影响力。Kruegercf 对16个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及就业情况进行了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的出口部门的劳动就业优于进口部门的劳动就业。同时，由于市场机制的不完善，发展中国家的产品保护与生产发展呈反向关系。所以扭曲的市场要素及贸易限制的取消，将利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增长。Sghumacher对20世纪90年代欧共体六国（英、法、德、意、荷、比）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对就业影响进行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出口使各国就业率下降了3.1%-4.8%，而同期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进口使自身就业率下降了0.9%-1.8%，但综合效应为正。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出口使得欧共体六国的密集型部门的就业下降。Naisbitt通过英国与欧共体其它国家2011年贸易对就业的影响进行研究发现，贸易虽然使英国的就业减少，但只是局部地发生在服装鞋类、木材家具及纺织品行业，同时欧共体其它国家的就业减少则只是局部的钢铁、摩托及食品行业。
回归分析法实证分析。这里的回归分析法是指以计量模型的规律形式对贸易与就业关系中所隐蔽的主导因素进行分析研究，从而在此基础上选取正确就业方向的方法。Revenga对美国2000-2010年38个的季度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发现进口价格下降是导致就业下降的主要功能因素。夏良玉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中国进口每增长速度10%而就业就下降0.6%。但是，这些回归分析法中所涉及的隐蔽因素，都必须建立在劳动价值的基础上。这些隐蔽因素首先是遵循要素含量法的，其次又一定要建立健全在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的一般均衡理论模型的基础上，从而体现劳动价值的不变性与转移性。
国际贸易中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弹性影响
（一）理论依据
国际贸易劳动力市场对工资和就业的影响，就是贸易导致一国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曲线的移动，即劳动力需求弹性的变化。而国际贸易可在劳动价格不变的情况下使其劳动弹性发生变化。依据一般均衡理论模型，一国同要素禀赋不同的国家贸易时才有要素价格之变化，并且同任何类型国家的贸易都将导致这个要素需求弹性的变化。因此国际贸易可在劳动价格不变情况下劳动弹性的变化，说明工资和就业不能替代国际贸易中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弹性。
Hamermesh认为，劳动需求弹性决定于三个变量：一是劳动所占的收入份额，二是劳动与其它要素的替代弹性，三是产品的终端需求价格弹性，并且劳动需求弹性同替代弹性与价格弹性呈正比例关系。Rodrik认为，国际贸易程度的提高将使一国在进动中获取资源的种类增多而成本下降，从而使生产要素替代弹性的提升促使了劳动需求弹性的提高。接着，Rodrik还提出了劳动需求弹性三个变量的重要贡献：一是国际贸易中供求双方由于更直接交易的垂直移动，劳动需求弹性将带来更大的工资与就业变动；二是劳动需求弹性的提高将直接影响到非工资成分的增加（比如福利的增加）。此外，伴随国际贸易活动的积极发展，劳动需求弹性而非劳动价格的变动，可导致一国之内劳动需求弹性对其劳动力市场构成更为自由的需求压力，从而使国际贸易中劳动力市场对劳动力需求产生出更加积极的回应。
（二）实证分析
Slaughter在国际贸易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弹性方面做过系统研究。他对美国三十年来制造行业的数据进行分析，指出美国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的劳动力弹性变量，在行业内部隐蔽的技术、制度及国际贸易要素基础上进行了回归分析。他发现，在没时间变量条件下，生产性劳动力弹性在产业中变大，达到理论的预期目的；而加入时间变量后此预期则不复存在。因此，国际贸易劳动力市场需求弹性理论部分成立，即非熟练劳动力需求弹性加大而熟练劳动力需求弹性变化莫测微弱。2011年，Hasan等对印度制造业二十年以来的数据进行了考察，并在印度劳动法限制基础上研究，结果印证了国际贸易自由化促使劳动需求弹性升高的理论预测：贸易自由化不仅使印度制造业的劳动弹性得以增升，而且这个增升伴随自由化程度的提高而不断加强着，并且这个增升对要素生产率是全方位带动的，还使印度制造业的工资与就业产生了巨大波动。周申对2003-2012十年间中国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进行了统计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工业的贸易进口促使了工业劳动需求弹性的增升。并且在世界贸易自由化不断加强的过程中生产要素替代的效应更加速了中国工业劳动弹性提高的步伐，替代效应在中国贸易劳动弹性中的作用机制和作用渠道日益丰富多彩。同时指出，即使世界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工业的工资及就业的影响不明显，但仍可以通过提高劳动需求弹性的作法对中国工业部门的劳动力市场产生较大的压力。
结论
本文从国际贸易中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影响、就业影响及劳动需求弹性影响三个方面阐释了一种较为全面的国际贸易理论。理论从生产要素禀赋出发，以经济状况为基础，以科技发展为动力，详细阐述了工资、就业和劳动需求弹性在贸易发展机制上所应处的位置和应具的价值作用，并在实践上以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发展为背景验证了这一理论的完善性与可行性。因此倡导发达国家在此理论指导的路径上要继续深入继续拓展，从而使国际贸易中的劳动力市场转入全面、系统、健康的发展轨道上来。
参考文献：
1.Biscourp and Kramaz.Employment akill structure and international Trade：Firm-level evidence for France.Joua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11（26）
2.李礼，洪源.劳动力跨国流动与国际贸易之间关系的综述[J].改革与战略，2012（8）
3.刘莹.劳动力的跨国流动与中国经济发展[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3（7）
4.孙辉煌.跨国外包对承接国收入分配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中国的经验研究[J].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13（3）
第9篇：劳动力市场的功能范文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分割；教育过度；大学生就业
一、关于“教育过度”的理论解析
“教育过度”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劳动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教授R.B.弗里曼（Richard B. Freeman）在1976年提出的。他在《过度教育的美国人》（The Overeducated American）一书中，把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的教育收益率下降，归因为“教育过度”，即教育的供给超过了社会对教育的需求。这一概念反映了教育发展水平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1] 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曾满超教授、亨利・列文教授等对教育过度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总结。他们认为，教育发展出现下列三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都应称为“过度教育”：一是劳动者相对于其受教育程度经济地位下降，二是受过教育者不能实现其对于事业成就的期望，三是劳动者拥有比其工作要求较高的教育技能。教育过度最主要的表现就是知识失业和知识贬值。[2]
根据“教育过度”概念观察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确实有很多方面能说明我国也存在着一定的教育过度现象。但是透过现象看本质，从我国的教育规模来看，虽然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了大规模的高校扩张运动，大学生供给量迅速增加，但到2003年，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才接近15%，而美国等发达国家已超过80%；从人才结构来看，虽然部分人才培养过多，但许多高级技工人才短缺。我国不仅接受高等教育人口所占的比例小，而且受教育的质量也不高。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更需要培养大量方方面面的人才为经济发展服务。所以，我国存在的教育过度现象，并不是总量上的过度，而是由于高等教育结构失衡引起的结构性教育过度。
教育过度理论提醒人们，在扩大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规模时，必须处理好其与经济发展规模、速度、结构等的关系。所以，在评价过度教育理论时，需处理好以下三对关系：教育的短期效益与长期效益的关系，高等教育的相对过剩（结构过剩）与总量过剩的关系，高等教育是生存必须还是提升社会地位的需要的关系。
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对教育过度产生原因的解释
（一）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初，经历了三种不同的发展形式，即工作竞争理论，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阶级冲突理论，最终形成了以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为核心内容的系统理论流派，代表人物有皮奥里、多林格等。
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把劳动力市场划分为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或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一级市场具有工资高、待遇好、工作稳定、升迁机会多等特点；二级市场工资低、条件差、就业部稳定、没有升迁机会。因此，劳动者接受教育只是为进入一级市场并提供给雇主一个培训潜力大的信号，而那些接受教育机会少的人则被认为培训潜力低，只能留在二级劳动力市场。在一级劳动力市场就业的劳动者不愿进入二级劳动力市场，而在二级劳动力市场就业的人，即使想办法提高受教育程度，还是很难进入一级市场，最终在二元劳动力市场上形成双向流动障碍。
（二）劳动力市场分割与教育过度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与其他国家一样，也存在着劳动力市场分割。我国的劳动力市场有着典型的二元化特征，主要表现为：大中城市劳动力市场和农村劳动力市场；传统部门劳动力市场和现代部门劳动力市场。[3]由于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在大中城市，人们可以享受最新的信息资源，优质的公共服务设施，众多的发展机会，而这些都是在乡镇及农村不可能达到的。所以毕业生会选择留在大城市或沿海城市就业，但随着大量的受过教育的劳动力涌入市场，但对劳动力的需求并没有增加，一些热门行业对员工的需求甚至趋于饱和。在这种情形下，毕业生宁愿选择自愿性失业，也不愿去其他劳动力需求高的地区就业，这就出现了某些地区教育过度的现象。在现代部门，工作稳定且福利待遇好，是指国家机关、大型企事业单位、高校和著名的外企；传统部门则是指一些私营企业。同样的道理，大批毕业生宁愿暂时不就业，也要挤进现代部门，以至于那些传统部门招不到人。同时，由于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双向流动性差以及我国目前存在的制度性分割，毕业生一旦在农村就业就很难回到城市，这也导致了一部分毕业生宁可从事低水平的工作也不愿去西部地区和农村就业。再加上近些年，我国开始了大规模的扩招，致使原本就不景气的就业市场雪上加霜。这些都说明了我国高等教育存在着结构性的教育过度现象。
三、我国教育过度的表现
（一）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问题凸显
回顾我国高校扩招的历程，源于1999年教育部出台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文件提出到201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达到适龄青年的15%。此后高等教育的规模发生了历史性转变，在短短五六年中，大学招生迅速扩大，“大众化教育”取代了“精英教育”。
通过对历年高校毕业生人数及就业率统计（如表示）数据表明扩招10年来，大学毕业生人数逐年增加，呈大幅上升的趋势，就业率自2007年开始呈下降趋势，基本形成供大于需的局面。面对如此严竣的就业形势，人们往往简单地把它归因于扩招带来的后果。但是，扩招只是一个方面，就全国范围来看，仍然有很多岗位无人问津。究其原因，在于我国的高校设置的专业结构不合理。体现在高校的专业设置盲目追求热门专业，致使专业趋同现象十分严重，比如几乎每所高校都设有管理学科专业、计算机专业、法学专业等；有的学校仍旧保留一些社会需求很少或没有需求的专业；这就人为地缩小了毕业生的就业范围。我国教育、卫生、经济、会计四类专业技术人员，占了全国专业技术人员的70%，而对于国家工业发展继续的地矿类专业、能源类专业则跟不上发展，其技术人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
（二）就业大学生出现高才低就、高聘低就现象
在我国的大学生就业市场上，由于毕业生不合理的定位，竞相在一级劳动力市场中争夺一个岗位，从而出现了硕士生抢本科生的岗位，博士生抢硕士生的岗位，而本科生只能与大中专生抢饭碗的“挤占效应”，甚至出现了大学毕业生“零报酬”就业等现象。原本受过中级教育或上岗培训的雇员就能胜任的工作，一度要求雇用大学生，而这种岗位被具有大学文凭的雇员占据之后，用人单位则又要求雇用更高学历的人。严重的同质化竞争导致了高等教育的不同层次失去了劳动力市场的甄别功能，必然造成对人才的高消费倾向和严重浪费，同时教育过度的问题也会造成稀缺教育资源的不合理利用。我国目前正处在“精英化”向“大众化”过度的阶段，但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点没有放在专科教育和职业教育上，而是一味地发展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众多学校争相提升自己的办学层次，轻率地否定自己的专科教育特色，追求上本科专业，申请硕士点、博士点；学生本人也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努力上本科院校，而较少考虑专科院校。[4]在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育中，又没有分清研究型人才和应用型人才，把两种毕业生同时推向市场，这就造成了现在的劳动力市场出现“求研究生大学生易，求高级技师难”的局面，使得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需求脱节。
（三）大学毕业生的供给结构不均衡
由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地区不平衡以及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尚不完善，所以我国的教育过度现象还表现为人才供给不均衡。一是工资高、福利好的机关、大型企事业单位，高学历毕业生供大于求，而一些私营企业、传统经济部门以及竞争大的行业则很难招到高学历的人才。二是大量的毕业生选择留在大中城市或东南沿海城市，造成了这些发达地区的教育过度，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教育则相对不足。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不同市场之间的流动困难，再加上我国存在的户籍制度和工资制度的约束、城市的就业歧视政策，直接影响了大学生的就业观念，使我国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的就业市场范围受到很大限制。毕业生通常都倾向于留在大中城市，且更倾向于正规部门就业。根据张香敏先生关于“大学生最愿意去哪个城市工作”的调查可以知道，32.37%的学生将上海作为第一目标，北京为27.67%，深圳为12.13%，之后是广州、大连等沿海发达城市，而选择区农村、小城镇的学生不到总数的5%。
四、应对我国教育过度问题的对策
（一）发挥政府职能，打破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
由于我国目前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制度因素，以及东西部地区的生活条件、福利待遇都存在较大差距，所以导致了东南沿海地区人才过剩，而中西部地区人才不足。所以，规范和发展二级劳动力市场，缩小与一级劳动力市场的差距，逐步实现两级市场一体化。在此过程中，政府则要充分发挥其职能，统筹城乡和区域的发展，完善落后地区的就业服务体系和社会保障制度，淡化户口对劳动力市场供需双方的约束限制。制定有效地大学生就业激励政策，对于那些自愿去农村及中西部等基层就业的学生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对于那些在落后基层岗位有突出贡献的毕业生可以放宽去城市就业的限制，这样就提高了大学生去欠发达地区就业的积极性，从而减少了大学生的自愿性失业，为跨地域流动的人才提供便利，最终实现全国人才市场一体化。
（二）构建科学合理的高等教育结构体系
考虑到我国目前的产业结构特征，可以看出，对劳动力需求的最大缺口应该在职业教育和专科人才培养方面。[5]所以，我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应该具有更加多元化的结构和更加开放的办学体制与人才培养模式。[6]一方面，高等教育体系的发展应体现出层次性，在重视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的同时，不忽视职业教育和专科教育的发展。分清研究型人才和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模式，在学生的培养过程中，就使学生对自己的专业应用有合理的就业定位，使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中既有创新型的尖端科学人才，也有掌握精湛技术的高级技师。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的学科结构要体现教育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学科结构的合理性影响着市场中人力资源的利用效率。因此，高校在开设一个新专业之前，要考虑的不是这门专业眼前是否热门，而是要根据市场提供的信号，以及自己学校的特色，面向市场需求，灵活设定专业方向。
（三）转变大学生的就业观念，鼓励自主创业
在大学毕业生的头脑里往往都存在着一种固定思维，即一定要前往大中城市或发达的沿海城市就业，认为在那里才有更多的发展机会，能够体现自己的教育价值。我们认为，对于刚毕业的大学生，首先对自己要有科学合理的定位，对主客观条件认真分析，不能盲目跟风，一定要挤进一级劳动力市场。其实，在那些发达城市和经济条件优越的部门，人才济济，对于没有工作经验的大学生，即使有幸进入，也很难在那里崭露头角。相反，在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和中小企业，竞争压力相对较小，更有利于发挥大学生的聪明才智。高校应该加强大学生的就业指导和思想教育，使毕业生的工作重心由注重外在条件转变到注重内在能力修炼。是金子总会发光，只要毕业生找准自己的就业岗位，不管在哪都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同时，在就业岗位已经成为稀缺资源时，高校应积极开展创业教育，为大学生提供创业平台。政府也应出台创业的优惠政策，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
参考文献：
[1]柯佑祥.教育经济学[M].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
[2]亨利・列文，曾满超.高科技、效益、筹资与改革[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5：26.
[3]高海榕.我国大学生就业问题的教育经济学分析[J].学术探讨
[4]陈超.高等教育规模与城市化联动发展的国际经验[J].比较教育研究，2001，（9）.
